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一

译三年，中书舍人曾肇论述任用人才只看才能、不受一偏之见拘束，上奏说：“臣私下观察，唐太宗刚即位时急于求得治理，搜求选拔贤能俊杰，不拘泥于一条途径；因此从仇敌中取得魏征，从平民中取得马周，从流放之人中取得王珪、杜淹、韦挺，其余获罪、逃亡、俘虏的臣子，也都引荐到朝廷任职，只要有才能便加以任用，最终依靠他们的帮助成就了贞观之治。等到我太祖皇帝登上帝位之初，也把人才放在首位。当时正处于五代衰乱之后，太祖皇帝征伐四方，天下大体安定，但国家的制度、典章仍有许多空疏简略之处；又由于郭周以来藩镇幕府不得奏请征辟士人，士大夫很少有凭借资荫入官的门路，只有进士、经学两条途径而已。然而每年录取进士只有三十人，经学只有五十人，选举入仕既然困难，人才不免有被滞留的。太宗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位二十多年间，所擢用的士人以万人计算，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不要求样样完备，一时之间草野中遗逸的人才几乎搜罗殆尽。本朝的名臣多从这里出身，后世称颂说，太宗明白治国的根本，把天下作为衡量尺度，不是众人所能及；所以能够超越拘束和局限，把豪杰收罗来为国家所用。这确实是一位世间少有的英主，是后世子孙应当师法的。臣近来看到，近年来内则台省清要之职，外则藩府守将之职，大多有员额空缺。有人说这是因为缺乏人才造成的，臣认为古代不必向异代借取人才，没有哪个时代会完全没有人才，问题只在于任用得不够广泛。任用不广，取人就有限；取人有限，有才者未必能被任用，被任用者未必有才。因此，上面的政事有荒废不举的忧虑，下面怀有才能、抱有才器的士人有郁结不伸的叹息。这正是今日应当留意的事。陛下即位以来，锐意实行改革，所引荐拔擢的人固然已经不拘泥于一条途径；但臣愚昧地进一步推想，仍然觉得身边的臣子有的或许没有完全用皇极大中之道来启发引导陛下。陛下在用人之际也不能没有某些偏向，因而使陛下在励精求治之初，便有担忧人才不足的顾虑。伏望陛下远则考察唐代贞观之所以实现治理的原因，近则以太宗皇帝振兴、提拔滞留人才的做法为准则，不受浮言迷惑，不受一偏之见拘束，独自从圣心裁断，只要有才能便加以任用：才能大的，收取来作为栋梁柱石；才能小的，也足以承担椽、桷、扂、楔等职务。这样或许对于治理朝廷、整顿政务，没有什么安排是不合宜的，从而成就治功、疏通众人的意愿。这岂只是天下的幸运，实在也是国家无穷无尽的福分。《易经》中《泰卦》说：‘包容荒秽，徒步涉河，不遗弃远方之人，舍弃朋党，得到崇尚中道的地位。’ 大概在上下交通、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的时候，荒秽的人也加以包容，能力不足的人也加以任用，远方的人不遗忘，近处的人不结党营私；这样才可以得到中正之道，所以能够形成盛治。《尚书·洪范》的《皇极》说：‘不偏不党，王道广大；不党不偏，王道平正；不反不侧，王道正直。’这样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君王。希望陛下留心听取，不要忽视。曾肇任翰林学士时，论述减少监司、守臣上殿人数，上状说：‘臣听说，朝廷政事以百姓为根本，而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谁比得上各路监司和州的长官。自祖宗以来，常常重视对他们的选择，所以监司辞行觐见时，都能上殿；州长官人数很多，不可能人人都召见，便选择那些任职于本州重要、重大、事务繁剧之地以及沿边守御之地的长官，准许其上殿。放眼天下之大，大约有三百多个州，而州长官能够面对圣颜、亲自接受训敕的，不到一百人，并不算多。近来臣恭敬地看到诏书，知道知州、知军辞行觐见而应当上殿的人数，裁减了一半；在这一半之中，又削减了二十二个州的朝辞上殿资格，能够辞行觐见而上殿的，只有十三个州而已。绍圣四年，文臣一路的兵钤以及监司职任，都必须上殿接受指挥，后来也废止不行。臣愚昧，私下实在不能明白。祖宗一定命令监司、知州、知军上殿，难道是随意而为吗？察看他们的容貌，疲弱衰老和疾病就无法掩饰；同他们交谈，才能高下、邪正是非也无法欺瞒。由此来考察执政大臣所任用的人，那么精粗得失没有看不出来的。担任监司、州长官的人，奉命出行，亲自听到皇上的教诲，人人都能明白上面的谋略而有所遵守；’ 政务办成后返回，亲自面见天子，那么人人都能各自陈述所知，口头说明并指点谋划，使上下之间的情况没有不相通的。还不只是这样，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收揽威权，是人主的重要权柄；延请接见臣下，咨询询问而不知疲倦，是人主的盛大德行。自祖宗以来之所以不怕每天日已西斜的劳苦，不厌烦应对接见的繁忙，大概是有其道理的。如今陛下刚登宝位，正应当振作精神治理天下，每天接见群臣，以扩大见闻、通达众意的时候，却突然有这样的变更，臣愚昧地私下担心，四方听到这件事，或许会认为陛下厌倦了咨询，或许会认为陛下轻慢了士人；而担任监司、长吏的人，也将苟且因循，没有自我奋勉的志向，这不是用来崇尚美德、振兴治功的办法。自古以来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帝王，没有不广泛延请群臣、博采众议而兼听的；对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更是特别注意。汉宣帝时期，每当任命刺史、郡守、国相，总要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所依据的情况，退朝后再考察他们的政绩，用来核实他们所说的话；如果名声与实际不相称，一定要弄清其中原因。他曾说：“百姓能够安居在自己的田地乡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就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吗？” 所以西汉二百多年中，唯独汉宣帝一朝循吏最为兴盛。汉代的刺史，就是如今监司所担任的职务；汉代的郡守、国相，就是如今知州、知军所担任的职务。汉宣帝之所以能够综合考核名声与实际，成为汉代的贤明君主，根本就在这里。以陛下的明圣，正要兴建德业，比肩三王，像汉宣帝那样做是非常容易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近守本朝既成的法令，远考汉宣帝的旧例，出自圣意，重申命令给辅臣：从今以后，监司、知州、知军辞见时，都要上殿，一律依照旧制。内监司以及带领一路兵权的官员，仍依绍圣四年的指挥办理；其余则依今年六月十六日的诏书施行。这样贵在上承祖宗的典章，下为子孙留下法则。对于政体来说，大概不是小小的补益。希望陛下留心，不要忽略，天下十分幸运。

译右正言陈瓘论述绍述之事的奏疏说：“臣深切地认为，天下万般事情，人主应当询问的其实只有一件，就是用人。尧舜的法则，是先试用而后任用，所以经过九年才看出伯鲧的罪过，历经考验后才知道大舜的圣德。不经试用就任用，过失就多了。陛下想要开通言路，首先召还邹浩，是取用他过去已经表现出的善行，可以说是得到经过考验的人才，也确实符合人心，没有什么需要纠正挽救的了。然而听说御史中丞安厚卿还根据过去的事情议论邹浩的罪恶，想要搁置已经形成的诏命，以证明先前举措是正确的。他的说法认为，先朝的事情应当遵守承继，国是所关，不能轻易改变。臣请用祖宗的旧例说明并非如此。从前唐介触犯仁宗时，内指责贵妃，外面诋毁宰相，被流放到岭南，向天下公开显示。这样看来，邹浩竭尽忠诚的言论，与唐介有什么不同？先帝一时的愤怒，与仁宗有什么不同？仁宗有不断更新的意愿，后来能够变通，所以在一年之内召还唐介。先帝也有不断更新的意愿，只是还没来得及改命，就在几个月后弃天下而去。爱护君主的人想到这些，怎能不悲痛？光大并延续先前的事业，正在今天。哪里有事事都不改变，却可以称为善于继承的呢？” 天下人都认为不对的事情，难道可以坚持把它定为国是吗？国家一方面继承，一方面述行，根本都在于孝。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承述前人的事业；若要使太平长久，即使从尧舜、三代直到汉唐，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一个人有福庆，万民都依赖他，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至于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事，那只是孟庄子所说的孝罢了。战战兢兢、谨慎守成，哪里足以拿来向天子说道呢？陛下处在周武王继承并承述的地位，而执掌法令的臣子却宣扬孟庄子不改旧制的说法，曲意顺从他的请求，那么臣下就能享受因循守旧的利益；如果顺从公共议论，圣明的君主又会蒙受忘记过失、不能坚持的讥讽。不是上面误导朝廷，而是全凭私意，掌管风纪宪法的官职难道应当这样吗？既然如此，邹浩已经召回，安厚卿就可以罢免了。即使圣度宽容，姑且包容赦免，也不能不明白表示好恶；贬黜幽昧之人的典章，应当从安厚卿开始。恭敬地希望陛下立即下达指挥，以警戒各位官员，天下幸甚。” 陈瓘又请求罢免王师约的枢密院都承旨之职，上疏说：“臣听说周成王亲政之初，群臣进献规诫的诗说：‘升降任用人才，每天都要监察于此。’大概是说升迁或贬黜人才，必须上合天意，这样才可以安慰天下人的心。亲政初期最应谨慎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恭敬地看到，驸马都尉王师约近来被授任枢密院都承旨，这不合祖宗用人的法则，也违背神宗设立官职的本意，臣不能不加以论列。我国朝纠正晚唐衰弊，驸马都尉没有担任掌握权要的官职的，只有王贻永尚了太宗的女儿郑国公主；一年后公主去世，王贻永立即交还所赐宅第，三十年后才历任边地官职，仁宗知道他贤能，才提拔任用为枢密使。在这个时候，王贻永名义上是皇帝的女婿，实际上已经被疏远外任了。如今王师约所赐宅第还在，又没有历任边地官职，怎么可以援引王贻永的旧例，突然把他提拔到枢密院这样的要地呢？神宗下诏在枢密院设置都承旨，以文臣担任；设置副承旨，以武臣担任，有时也参酌选取外戚中可以任用的人来充任。但一文一武，不能混淆。如今让王师约占据文臣的职位，难道是神宗设官的本意吗？陛下远师法尧舜，近取法祖宗，四方万里之内，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观看。” 初政之初还没有选拔寒门俊才，却突然先提拔姻亲外戚，隐居山林的士人将有什么希望呢？三省、枢密院这样拟定进用人选，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愿陛下遵守祖宗用人的法则，考察神宗设官的本意，罢免王师约新授的官职，以符合公共议论。” 陈瓘又上奏说：“臣在本月十二日曾经具呈奏状，说驸马都尉王师约被授任枢密院都承旨，不合祖宗用人的法则，违背神宗设官的本意，请求实行搁置罢免。事情没有得到施行，臣所应当论列的事还不能停止。王师约在元丰年间，曾经受到神宗考察任用；此人谨慎少过，士人舆论也颇为认可他。然而臣所说的并不是议论王师约是否贤能，只是因为初政用人不遵循旧章，还没有选拔寒门士人，就先提拔姻亲，担心失去隐居士人的人心，成为朝廷的负担。这一点微薄的忠心，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倘若陛下能够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搁置已经执行的命令，那么任用众人、听从善言，实在是两全其美。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睿明的指挥，罢免王师约新授的官职，以保全初政的美好。” 陈瓘任校书郎时，论述任用贤能不应有所限制，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万国的贤能之士，都是共同辅佐帝王的臣子。’《诗经》说：‘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所以东西南北的人，都可以任用。成汤大有作为的时候，专门任用的只有伊尹一人。然而孟子说：‘商汤执守中道，立贤不拘一方。’所谓不拘一方，就是朝廷中所任用的，不应只有一个人。臣认为神宗用人，正与成汤相似。熙宁初年，专门任用王安石；熙宁末年，朝廷所立用的人就不再只有一个王安石。因此天下洗心革面的士人，不分彼此，都愿意被神宗任用，朝廷之上也基本没有偏私党派。成汤用人，怎么能超过这样呢？绍圣年间的大臣以纂述王安石为主，假托继承述行的文章，借用朋党的说法，排斥清除异己之人。因为司马光，就说洛地人都不可任用；因为吕大防，就说陕西人都不可任用；因为刘挚，就说东方人都不可任用。所以绍圣以来，西北士大夫都对朝廷没有希望，这实在很违背神宗立贤不拘一方的本意。臣认为善于挽救弊政的人，应先挽救偏颇，这是陛下今天的急务。” 大概“不拘一方”的说法，可以挽救一时的弊病，也可以成为初政的法则。” 陈瓘又论述用人应当出于君主自己，上奏说：“臣听说用人出于君主自己，也是成汤的做法。臣曾经说过，立贤不拘一方，朝廷就不会偏颇；用人出于君主自己，臣下就不会结党。做君主的困难，就在这两点。成汤之所以能够遵循这条道路而成为后世君王的师法，开始只在于执守中道。合乎中道就不偏颇，合乎中道就没有党私。没有偏颇、没有党私，王道就宽广平坦。神宗熙宁初年，立贤有所限制，用人只用王安石；熙宁末年，立贤不拘一方，用人出于君主自己。一张一弛，得到了文武之道；有始有终，显现出圣人的心意。这是陛下今天应当取法的。”

译陈瓘又与任伯雨请求罢免温益的给事中职务，上奏说：“臣听说汉高祖即位之初，首先分封的都是旧日故交和亲爱之人；后来采纳张良的意见，赶紧封雍齿为侯，于是群臣人人都有自我安定的打算。唐太宗即位之初，秦王府旧人中尚未升官的，都有抱怨，房玄龄替他们请求，太宗回答说：‘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如今不论他贤能还是不肖，只管说怨言叹息，难道是治理政事的体统吗？’臣愚昧地认为，张良的劝谏对汉高祖有益，房玄龄的请求对唐太宗没有补益。这两位君主，一个有听取劝谏的明察，一个有辨察言论的公正，所以在亲政初期都没有失去用人的道理。这是汉、唐已经发生过的善政，是初政应当考察的先例。臣听说太常少卿温益被授任给事中兼侍读。据查，温益任潭州知州时，有新州羁管人邹浩路过潭州，晚上投宿僧寺并寄食；温益却派本州兵马都监把邹浩赶出寺门，随后又命令几名步卒逼迫邹浩登船，使他冒着风浪连夜离去。邹浩因议论政事获罪，既然已经经过处分发遣，不知他所经过的州军又因为什么事情加以摧辱驱逐，以至于此？” 此外，分司安置的范纯仁、刘奉世、韩川、吕希纯、吕陶都在这一路，也都受到温益的侵扰困辱。当时掌权的大臣认为温益是对的，而天下的公论认为温益是错的。如今陛下召还邹浩，以厚礼优待范纯仁，刘奉世等人也都已经叙复官职，这正是合乎天下公认的是非。温益所做的事情又已经传到圣上耳中，本应在亲自掌握政务的初期，正其罪过；可是却提拔他置于侍从之列，安排他进入经筵，交给他封驳诏令的职责，若不是因为他是端王府的旧属，怎么会得到这种待遇？臣希望陛下采用尧舜大公无私的法则，考察汉唐过去的事情，罢免温益新授的官职，把他贬出京城，使天下都知道陛下不因对故旧的私恩而废弃天下的公议。这样一来，一次任命的过失哪里足以拖累圣明的政事？而不吝惜改正的明断，反而足以使盛大德行焕然一新。臣对爱护君主的忠心十分恳切，只希望陛下加以听察，幸甚。” 陈瓘又进献旧事说：“韩琦、范仲淹一同担任枢密副使。” 臣陈瓘说：韩琦、范仲淹二人先前都因被视为朋党而遭疏远，如今又一同得到任用。臣愚昧地曾经认为，如果想要辨明朋党，首先必须消除禁忌。仁宗初年，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人当时被指为朋党，朝廷对他们施行处分。范仲淹把他们的罪恶写出来，两次张榜公布在朝堂。景祐年间的敕榜说，范仲淹以奸邪之言欺罔皇上，结党营私，急躁轻率，诋毁欺骗；宝元年间的敕榜说，范仲淹依仗朋党相互援助，营求私利，结交暗中关系来报仇，托言强硬来买卖正直。当时谏官乘势排挤他，附和这些说法的人像出自同一张嘴。根据这两次敕榜，范仲淹似乎是奸邪罪行已经暴露，永远可以抛弃断绝。等到仁宗彻底悔悟，原先所谓的奸邪之人，忽然又取其正直；原先所谓的诋毁欺骗，忽然又认为是忠信。这就像上天寒暑、阴晴的变化，不是臣下通常的情理所能测度的。后来韩琦、范仲淹一同得到任用，完全符合公议，天下称他们为‘韩范’。神宗为韩琦撰写神道碑，确实记载了他的美德。当景祐、宝元年间，欧阳修议论朋党，引用商纣王、桓帝、灵帝的事情，触犯禁忌，无所顾忌。仁宗采纳他的议论，不因他的话获罪，所以天下公议最终没有被掩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臣所说的“如果想要辨明朋党，首先必须消除禁忌”，正是仁宗已经试行而获得的成效。神宗熙宁初年，专门任用王安石。自从王安石与吕惠卿发生争执以后，天下便有王党、吕党。神宗对王党中可以任用的人也任用，对吕党中可以任用的人也任用，所以两党的祸患没有波及朝廷。对于过去的事情，神宗也因此悔悟，进而改正旧做法的事情很多，从不因已经有过失就吝惜承认并固执不改。正因为不吝惜改过，后来才能用人出于君主自己，这就是神宗与成汤相合的地方。改过而不吝惜，禁忌自然消除；用人出于君主自己，朋党自然消散。所以臣说：‘如果想要辨明朋党，首先必须消除禁忌。’ 任命殿中侍御史唐介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起初，唐介任台官时，弹劾宰相文彦博，违忤圣意，被贬到岭南。不久，又恢复为殿中侍御史里行，任复州知州。随后派遣中使召他担任殿中侍御史。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天子优容议论政事的臣子，是近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到了这时，唐介回避谏诤的责任，朝廷又想保全他，所以有了这项任命。臣陈瓘说：“臣曾经说过，天道的运行，好比车轮转动，高处又会转到低处，低处又会转到高处，变化没有常规，不能固执看待。固执的人必然失去它，这是老子最重要的告诫。仁宗对唐介的责罚，在一年之间就又召回任用；不只是唐介如此，凡是被斥逐的言官，没有不是这样。言官的奏章涉及大臣，大臣就一定罢免；大臣重新被任用，言官也同样召回，正如车轮来往流转，不能有所执着。皇上的心意不偏，臣下也没有党私，其中的奥妙幽深昏暗，不是众人的眼睛所能看见；其中的道理深沉难明，也不是众人的心思所能推究。这是仁宗从内心独自领会的道理，难道是外来的善言吗？”庄子说：‘天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万物生长；帝王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四海臣服。’仁宗用人的方法，可以说像天道运行而不积滞一样，这就是天下归附、四海臣服的原因。臣曾经考察：唐代牛党、李党之间的争斗，从牛僧孺对策以后，到李德裕死在崖州，一报一复，共经历四十二年，之后朋党之祸才平息。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所任用的人类别不同，却没有发展到结党互相攻击，是因为上面没有偏执，变化运转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机变圆融、方法精妙，足以转动天下，而不被天下反过来转动。” 臣谨慎考察说：古代“朋”字，就是“凤”字。一只鸟在上面，众鸟跟随它。人主用人出于自己，天下的人就都会来与我结朋；如果威权和福赏掌握在臣下手中，臣下就各自结党，这是自然的道理。” 老子说：“尊贵要以卑贱为根本，崇高要以下位为基础。”

译臣陈瓘说：汉文帝采纳贾谊尖锐批评的言论，用节制来培养臣下，不使大臣受辱。于是朝廷的威严更加崇高，而根基也更加稳固。《易经》说：“以尊贵的身份谦下对待卑贱的人，大大获得民心。”这和汉文帝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臣曾认为，自三代以来，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汉孝文帝，他的方法出自老子。所以仁宗对于老氏之学，取其简约；而神宗对于汉文帝，则认为无可非议。这是因为老子与孔子虽然不同，但根本相同；汉代虽不如周代，但其中的善处也可以取法。这正是两位圣君留下训诫的原因。仁宗皇祐四年，对辅臣说：“朕即位以来，任命参知政事已经很多了。其中忠诚纯正、值得记载的，只有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张知白，都行为忠谨，虽然有时有小过失，但始终没有大过错。李迪也朴实忠诚、守持自身，只是言语多有轻率发出罢了。”庞籍回答说：“人才难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仁宗又说：“朕记住他们的大节，不记他们的小过。”臣反复诵读圣训，于是考察王曾、张知白之所以受到仁宗重视，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用清静的办法辅助无为而治的教化。所谓重大而值得记载的地方，难道就在这里吗？” 谏议大夫龚夬论述封驳差除的奏状说：“臣听说，新近任命程伯孙、王畿、蒋长生、黎珣、鲍朝宾等人充任郎官，给事中认为伯孙等都是大臣的姻亲，已经行文封驳上奏，但还没有得到允准的答复，朝廷又命令其他官员书写宣读。臣私下听到清正的舆论，认为这很不妥当。大概执政大臣推荐士人，本来应当广泛招纳贤俊；即使其中有姻亲，只要确实贤能，也自会有人知道。如今朝廷内外资历、任职条件与人才像伯孙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何况贤能俊秀之士多如树林，还没有来得及识别提拔，却首先议论任用这几个人，因此士人舆论纷纷，都认为不合适。如果大臣专门援引亲旧，而多数并非其才，那么朝廷不能不产生疑虑。这样一来，日后即使想要进用贤能，也做不到了，于是天下真正的人才，朝廷就无法任用。门下省本来以审查为职责，如果给事中封驳修改的任命改交其他官员书写，那么是非就不能不作出决定。后来的官员所写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前任官员就不能说没有罪；如果前任官员所驳是对的，那么后来的官员怎么可以错误地书写？如果一概不问，只求命令迅速施行，那么给事中的职责几乎就要废弃了。这恐怕不是设置官府、安排属官，使他们相互维系、补救政事的本意。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特赐详加斟酌施行。” 大观初年，蔡京再次任宰相，先前所制定而已经废止的法令制度又重新施行。祠部郎官叶梦得说：“《周官》说太宰用八种权柄告知君王，以驾驭群臣；所谓废置、赏罚，是君王的事情。太宰可以把这些道理告知君王，却不能自作主张。事情不过是可以或不可以两种情况罢了；如果认为可以而且出自陛下，那么前一天就不应废止；如果认为不可以而且不是出自陛下，那么今天也不应恢复。如今只凭大臣的进退来决定可否，岂不是陛下心中还有没有完全明白的地方吗？”皇上高兴地说：“近来士人多结党钻营求进，只有你的话没有观望。”于是授任叶梦得为起居郎。当时掌权者喜欢有小聪明小才干的人，叶梦得说：“自古用人，必先辨别贤能。贤，是有德行的称谓；能，是有才干的称谓。所以先王总是使德行胜过才干，不使才干胜过德行。崇宁以来，对内只选取议论与朝廷相同的人作为纯正之士，对外只选取推行政令迅速见效的人作为能干敏捷之士，却没有听说器量事业足以担任重任、见识气度能够谋划长远的人得到特别表彰。恐怕用才过于看重才干了，希望从今以后用人以有德为先。大观年间，吏部侍郎慕容彦逢论述考察守令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振作精神处理政事，近来多次颁下明确诏令，施恩安抚百姓，教导培养士人，训诫告诫十分详尽周密，实在是极为盛大的举措。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明谋略高远，本来不是臣子所能仰望其光辉的。至于推行陛下的德意和心志，体现在事实之中并且与士民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在于守令都能任用得人。以乐于任事来劝勉功绩，不因只求文书好看而自我满足，那么太平的根基，哪里还需要到别处去寻求呢？’朝廷制定考核官员的法令，评定优劣、赏罚的制度既详细又完备。臣愚昧地请求，守令任期届满、考核列入优等的，除按照应得的赏格给予奖励外，对于其中尚未得到选拔任用的人，由三省审察；如果确实是可以任使的人才，就按照其资历品秩特别加以奖励提拔，或者把他们安排到三省、府、寺、监中重要而繁剧的职位，或者委任为各路监司，承担巡按察访的职责。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听到风声，没有不受到激励的，各自以治理政事奋发努力。哪里只是彻底宣扬恩惠、上以副合陛下恻隐体民的诚意，又足以搜罗褒扬疏远之士，充分发挥为官府选择人才的方法；它的功效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别详加斟酌施行。” 徽宗时，御史中丞王安中论述知县缺员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天性仁慈圣明，爱护百姓、重视根本，多次颁下诏书，德意充分显明。然而奉行这些德意的，在朝廷；推行这些德意的，在郡县。诏令从朝廷下达到省部，省部下达到监司，监司下达到郡，都只是行文书而已。到了郡下辖的县，才真正涉及普通百姓。这样看来，距离百姓最近、实际施行陛下德意最为切近的，没有比县令更重要的了。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各路奏请，例如虔州、吉州管下的永静、将陵、德州、平原，以及成都、利州等路，都因为县里没有正任官而上达圣听。河南、明州、陕西、广东也都奏请派人。吏部因为现有的空缺很多，从春季到现在却不再刷选空缺；现任官员每天都有申明任期已满、请求省罢以及催促派任替代者的，而替代任期尚未到的，也有很多请求任宫观或愿意就任监当。大体上，各路县邑不是没有官缺，就是多半没有替代的人。太平、多士的时代，人们乐于做官，而任职一百里的县令却唯独畏惧前往，其原因有四：可以苟且逃避的途径多，难以办成的事情多，督察官员不公正，赏罚施行不均衡，所以如此。”

译先帝既成的法令规定，初次改官的人必须任县令，关升为通判的人必须实际历任知县。仁宗熙宁、元丰年间，因恩赏改官而免去知县任职的人很少。如今因恩赏改官的人很多，而按考核等第改官的人，凭自身力量就足以取得堂除；请求宫观官职的，便不再到吏部报到。通判职位空缺，从监当人以上稍有门路关系的，都可以直接获得，大概不必再用赏格和实际任职经历来逐级升迁。何况创设的官员空缺有的可以抵作应当实际历任的资历，各部门辟用官员又有请求把其他经历折算为实际任职经历的；这样看来，谁肯屑于担任县令呢？臣所说可以苟且逃避的途径很多，就是这个意思。治理县政的人才，世人本来就认为难得；而在法度之内要求办成事情、在法度之外要求取得成效，又不能没有。凡是购买物资、称为置场之类的事务，如果不平均摊派，就无法完成上级摊降的数额；凡是出售物资、称为铺户之类的事务，如果不强行摊配，就无法达到桩立的定额。运输纲运竹木，贴补帮助夫役，遇到水旱灾害的诉求，减免租税就会违背漕运计划的要求。公使所需之物若守法办理，就会招致州郡的恼怒。臣所说难以办成的事情很多，就是这个意思。州守、通判的贤能未必能使人服从，而巡行各县的季防又是他们的下属官。监司的才能未必能约束下属，而来往督责的又是其属官。公文表面上用不得违背诏令来告诫，暗中却以严厉的暗示催促他们抵触、冒犯法禁。” 身之利，臣所说督察官员不公正，就是这个意思。尚书右丞陆佃参与执政，与曾布相近，但他的立论多倾向于宽恕。每当想要参用元祐年间的人才，尤其厌恶奔走竞争。他曾说：“天下事务很多，必须不拘资次地任用人才。如果是安宁时期，人的才能大体没有太大差别，应当按照资历经历依次升进；稍微放缓一些，士人就知道自我珍重了。”他又说：“如今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大病将愈的人，应当用药物饮食辅助调养，等它恢复安稳。如果因为小事就轻率地改变作为，那就是让病人去骑马射箭了。”左司谏江公望请求任用元祐人才，上言说：“臣前些日子得以接近清光，亲自承受圣训，知道按照今天的治国体制，应当把继述作为首要之事。后来又蒙赐闲暇，侧耳听到圣上的旨意，得知今天朝廷所忧患的，多半是元祐年间的人。臣退下后思考，既然坚持继述的论说，就必然会受元祐旧说牵制，这是情势必然的结果。孝子的心情，没有不以继承述行父志为美的。哲宗本来就是对神宗尽孝的，坚持继述的论说牢不可破。辅政大臣不是合适的人，把迎合自己当作同道，把忠于君主当作异端。有一句话不符合当时的学说，就一定指为流俗；有一种议论不与当时政事相同，就一定指为横议。借助威权来发泄私怨，必定用扰乱君臣、父子名分的说法来打动人主。” 所以元祐年间的臣子被投置荒远、屏弃边裔，几乎因此一空。所引进的阴险奸佞、轻浮刻薄的小人，在内勾结宦官来窥伺君主的意图，在外制造边境事端来长期保持自己的禄位，导致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天下因此骚动不安。泰陵不能完全继承述行神宗事业的美意，是大臣立论不公正的过错。从前成周之时，兴起人才，教化如春风雨露，浸润吹拂，人才茂盛，得到山陵培育，可以充作薪柴使用。一次遭遇周幽王、周厉王的祸乱，人才凋零；到宣王中兴时，却有“德行轻如鸿毛，百姓很少有人能举荐”的叹息。宣王知道人才可以培植生长，可以保护培养而成材，就像新开垦的田地和耕治的田亩一样，培植保护都用力，所以南征时采集微薄物产也足以供用。元祐人才都是熙宁、元丰培养之后留下的，遭到绍圣年间的窜逐后，凋残疏落，所剩无几；上天假借给他们残存的生机，好像还另有等待。陛下有所作为，万物都兴盛显现，雨露充沛，人人都得到洗濯清除，不久就召回安置在禁近之地，有的分布在台省、重要藩镇和便利郡县，这样的人到处都有，没有一个人不是得以重新生存的。既然已经获得保全，过去的一百多种非难也一概赦免，哪里只是没有失去从前的仕宦地位，还将逐渐有升迁提拔的希望。” 人不是木石，难道不会感怀恩德吗？陛下不用他们也就罢了，一旦任用他们，就像使唤手臂和手指一样，就像用手足保护头和眼睛一样，难道还会有不响应陛下的吗？陛下坚持继述的论说，认为元祐年间的人很多，不过是担心他们不肯为陛下效力，这正不是所应忧虑的。陛下掌握权势，掌持名位器物，体现刚健的德行，运用皇极之道来统治天下、役使群臣。臣子成年后辞别双亲，献身出仕；既然改变了所侍奉的对象而侍奉陛下，哪里会傲然不肯效力呢？陛下不逼迫他们做困难的事，不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只希望他们同心协力，遵奉神宗已经制定的法度，慢慢讲求继述的美好本意，与天下共同享受其利益罢了。从前齐桓公放下射钩之仇，管仲因此得以成就功业；晋文公不长期记恨斩断衣袖之怨，勃鞮因此得以成就名声。王珪、魏征改换所侍奉的君主，并不忌讳自己曾经使用阴谋；唐太宗任用他们的直率，最终成就仁义之治。神宗对于元祐年间的臣子，本来并没有射钩、斩袪那样的仇恨，也没有阴谋之类的嫌隙。先帝相信仇人而贬斥他们，陛下贬斥仇人却又任用他们；即使利用他们之间的嫌隙也足以促成治理，何况不是利用嫌隙而任用他们呢？他们肯定愿意为陛下竭尽全力，这是必然的。”

译陛下如果把元祐年间的人树为题目，必然会有元丰、绍圣年间的人与之相对。有了对立，争辩就兴起；争辩兴起，党派就会重新建立。士大夫的祸患，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陛下曾经在朝堂张榜，并向天下发布告示，说治理政事、任用人才，不以当时或往时为标准而有所增损，只选择合宜的时候，取舍只看合乎义的所在。后来改元诏书也说“思考建立皇极，使众邦美善安宁”，大概已经端正好恶来给人看，依据中和之道来建立政事。皇天后土确实听到了这些话。陛下想要改变这些话，怎么面对皇天后土呢？论述承述前事，就是一概没有另作新制，只是承述而已。这就是《诗经》所谓“完全遵循旧章”，也是闵子骞所说的“仍旧贯，何必改作”。论述继承志向，虽然治理方式不同，但同样归于正道；时代虽不同，也同样归于治理。就像夏启恭敬承继禹的治道、周武王最终完成文王武功一样。只要道相同，难道要拘泥于已经陈旧的具体事迹吗？《尧典》《舜典》所说的是常道，可以效法就效法，不可以效法就考察借鉴，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常道呢？正因为不拘泥于一成不变，这才是常道。恭敬地希望陛下把继述作为大计，把因时制宜、增损变通做到尽善尽美。即使步伐、速度和驰骋有所不同，只要不超出神宗法度的范围，都足以用来治理天下。” 这就像王良、造父驾驭车马，快慢的节度掌握在我手中；即使马想要昂首伸颈自行奔驰，凭借驾驭的势力也不能做到。何况并不是逼迫他们做困难的事、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扬雄说：“驾驭得当，那么天下即使是狡猾欺诈之人也都成为自己的使者；驾驭不得当，那么天下的狡猾欺诈之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治理天下的人，只在于审慎选择驾驭的方法罢了。能够审慎选择驾驭的方法，即使是狡猾欺诈之人，尚且能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何况不是狡猾欺诈的人呢？所以拥有国家的人，只担心人才不多，不担心人才多而不能任用，只担心自己不能任用人才罢了。陛下应当明确告诉群臣，朕所说的继述是这样，朕对待元祐臣子的方式是这样；他们都低头接受圣训，各自致力于同心协力，以成就继述的美意，保全富贵安乐。朕对于爵禄有什么吝惜的呢？倘若表面上装作公心，暗中结成死党，专门树立异论，务求阻挠既成法度，或者怏怏不满自己的君主，傲然不肯效力，那么就公开施行诛罚斥退，以警戒在位之人。朕对你们无愧，你们辜负朕的地方却很多，这是自己招来的祸患，后悔也来不及了。先用训诰的情意告诫你们，再用反复丁宁的道理申明，最后用恻隐痛切的心意结束。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我不厌烦像这样多次发布诰命”，大概也有人不能因此免罪了。” 如果这样，元祐年间的人只担心不够多，继述的美意也不担心不能完全实现，天下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呢？只在于陛下如何驾驭他们罢了。仁厚的人善于使人相合，不仁厚的人善于使人离散，只有圣人能够把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就像水火彼此不能相容，放入鼎中调和，所以能够完成烹饪的功效，调成五味的和谐。如今宰相、执政、侍从、台省官员，陛下如果善于安排任用他们，即使他们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也一定有足以辅助治理的人。这一点尤其不可不察。普通人的智慧，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樵夫的言语，即使圣人也知道选择采纳。臣的话偶然类似普通人的智慧，臣的职分也不过如同樵夫。陛下如果加以采择，那么圣人有所不知道，却能因此成为无所不知，正是最高的智慧。” 左正言任伯雨上言论章惇的奏状说：“臣听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理；言语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想要成就天下大事，必须以端正名分为根本。臣前些时候所论章惇请求离职而不能不批准，这本是名分端正、言语顺理的事情，只在于陛下裁断罢了。章惇是先朝宰相，先帝的山陵工程尚未完毕，不可以离任。若现在让章惇出任外职太过仓促，名分就不正了。如今情况不同，陵墓封土尚未复原，而章惇自己请求离去，去留在章惇，不在朝廷。这也像王珪已经去世，另行任命旧相一样，死生在王珪，不在朝廷。章惇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位置，行迹上自己也不能安处，果断请求离去，按道理一定应当准许。陛下之所以挽留章惇，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旧相可以代替章惇罢了。臣先前冒昧陈述愚见，认为范纯仁的贤能可以代替章惇；推举他为宰相，那么天下人心都会归向朝廷。何况他是先朝旧相，把山陵之事交给他，本来就是适宜的。赶快任用范纯仁并果断让章惇离去，就可以安慰四海思念贤人的心，也可以显示二圣任用公平的心意。任用公平，人们就没有反侧不安；得到贤能之人，政事就可以向他咨询。假使范纯仁因疾病推辞不来，而朝廷任用贤人的美名实际已经兼备，考察天下公议，谁会说不对呢？” 唐顺宗即位初年，依次起用被贬斥驱逐的人，陆贽、阳城都是当时的贤者；却没有听说诏命已经下达，而贤人却死在贬所。时机不等待人，实在令人追悔遗憾。如今范纯仁年过七十，又患有重病，万一等不到诏令任命就突然死去，不仅无法安慰天下人的心，恐怕那些愿意把老成谋议报告给朝廷的人，也不能剖白陈述；这岂只是二圣的不足，也将成为范纯仁临死前的遗憾。汉宣帝想封赏丙吉，却担心丙吉病重不起，甚至想让人加上绳索抬着去封赏，直到确认他还活着才作罢。古代明君留心任用贤能，急切到了这种程度。如今范纯仁年老，双目失明，不能看见东西，按班次升降任用，势必不能胜任。然而凭他的旧日德望，若不是宰相的职位，就不足以安置他。如果他一定坚决辞谢，然后再改授官命，便安排闲散职务，以优厚礼遇对待；有疑难政事就向他询问。” 贴黄：仁宗时，从侍从以上的官员，常常用方寸大小的纸条写下问题向他们询问，遇到事情就及时咨询，先安慰天下思念贤人的心，最终也获得了年高德劭之人的嘉言帮助。如果不早点准许章惇离去，怎么足以成就这件事呢？臣希望陛下先将臣前一章奏疏下交三省，然后接受章惇的请求，改任范纯仁所承担的永泰陵使事务，先令先朝执政暂时掌管，等范纯仁到达朝廷后再交接。如果范纯仁辞免，就可以把这项事务权且交给适当的人充任陵使。这样，进退辅臣不算失礼，改任陵使也没有人能提出异议，名分端正、言语顺理，没有可疑之处。臣希望陛下上禀慈闱，裁断后施行，天下幸甚。”}],

译尚书右丞范纯礼从容地进谏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把元丰说成正确、把元祐说成错误的。依臣看来，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固然是好的，只是官吏推行时有的地方失当，以至于使百姓受害。宣仁太后听取政事、裁决事务时，一时稍加修饰，大概是由于大臣们的见识各有不同，并不一定全都怀有邪心、出于私意。如今那些讥刺议论的大臣中，有些是不得志的人，所以借此开口：说元丰正确，是想抬高赞美元丰的人；说元祐错误，是想排斥元祐的士人。他们心里哪里是忧虑国事，不过是想发泄个人的怨恨，以达到他们的奸谋罢了，对此不可不深入察看。”他又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用人。祖宗在这件事上最能掌握要领：太祖任用吕余庆，太宗任用王禹偁，真宗任用张知白，都是从地位较低的官员中选拔出来，安置到重要的仕途上。君主想要取得英杰之士的忠心，就应当不拘资序地选拔任用；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人推荐以后才任用，那么守持正道、卓然自立的士人就会终身埋没了。” 宣和年间，殿中侍御史许景衡上奏，请求罢免宫定、宋中孚参加吏部铨选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久了，官吏人数日益增多，而大小使臣尤其冗杂泛滥。吏部等待补缺的人动辄要经过数年，俸禄又不能接续，实在值得怜悯。陛下的仁德广施万物，独具明察、洞察细微，清楚看见注授差遣之所以不能实行，多半是因为吏职混杂不清。大概有人偶然得到一个任命，便直接回到吏部参加铨选，这正是注授冗杂卑滥的根源。政和七年十一月六日，朝廷特地下达御笔手诏，其中规定：‘凡因人吏身份补授官职的人，不停止原有吏职，就不得参加吏部铨选。如果日后又下达相关处分，也允许据理执奏，使其不得实行；务必让百官恪尽心意遵守，把它作为永久的法令，不得有任何冲犯或更改。’皇帝的亲笔诏书公布于朝廷内外，使孤寒之士受到鼓舞，武臣才有了取得俸禄职位的希望。臣伏见近来下达的指挥，开封府厅司使臣宫定、宋中孚被允许参加吏部铨选，但仍照旧在本府供职。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先前下达的御笔诏令，光明显著如同日月星辰，哪里容得胥吏小人擅自请求冲改？即使这是出于特别恩典，也妨碍此前所立的永久法令。况且此前平江府上奏征辟吴彦璋担任司户曹事，既然已有成命，吏部却据理执奏，认为吴彦璋曾因围田水利之事失实而获罪，已经奉御笔勒令停职。” 臣伏望陛下特别垂听，查究事情的始末，于是罢除平江府征辟的指挥，确实遵守禁约，杜绝欺罔冒求，所有有识之士都会心悦诚服。如果像这样加以大赐恩典，那么如今宫定等人只因一时侥幸，便首先破坏了御笔规定的永不得冲改之法。与吴彦璋被征辟任命的事情相比，这件事体更加重大。如果不特别赐予改正并施行，臣深恐后来纷纷援引此事作为先例，岂只是吏部右选冗杂泛滥的弊病不容易澄清革除？而且会使那些以皇帝诏书和御笔明确规定为永久法令的文字，几乎成为空文；这尤其是不可不加以论说的。臣私下观察，近来朝廷的大政，都由御笔处分，按理百官应当遵奉，天下各项政务也应当兴盛。然而这么多年来，过去积累的弊病仍未完全除去，大概是因为有像开封府胥吏这类扰乱法令、损害政事的人，一直没有加以铲除惩治。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奋发乾刚之威，守住已经实行的法令，凡有侥幸求请的事情，一律用明确的刑法裁断。以天下最公正的原则显示圣人最大的诚信，那么建立政令、办理事务，难道不能远远超过唐虞、成周的盛治吗？这只在于陛下诚心笃实行之罢了。臣不胜殷切愿望，关于开封府使臣宫定、宋中孚，伏乞陛下圣明裁断，严加赐令施行。” 钦宗靖康元年，监察御史余应求上疏论述将相应当同心协力、共同谋划，说：“臣曾经认为，自古以来承应帝王之运而成为君主的人，必定有同心同德的大臣，以最公正、最正直的原则相互合作，去除私情，遵循正道谋划议论。即使意见不同，也不妨碍彼此在根本上相同；志趣操守虽然有差异，也不违背共同的施政目标。这样才能辅佐君主、弥补缺失，筹划治理国家，平定祸乱，使国家安宁，建立法度，施行政教，成就最大的功业，奠定长久的基业。请允许臣举古代的事情来说明。过去唐代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时，玄龄每逢议事，必定说：‘不是如晦，谁也不能谋划这件事。’等如晦到来，最终采用的又是玄龄的谋划。大概如晦长于决断，玄龄善于谋划，两人彼此深相了解，所以能够同心协力、共同成谋，辅佐帝室。姚崇、宋璟辅佐明皇时，姚崇善于应变，以完成天下的事务；宋璟善于遵守成法，以持守天下的正道。两人的道路虽然不同，却共同归于治理，所以能够辅佐开元，成就隆盛的中兴。三百年间，辅弼大臣并不少，称得上良相的却只有四人，这不只是因为君臣际遇、相互契合很难，更因为辅佐之臣能够协同心志、共同谋划尤其困难。其次还有武夫勋臣，也能够以国家为重、尽忠效命，舍弃私情、忘却怨恨，如廉颇、蔺相如对于赵国，寇恂、贾复对于汉朝，郭子仪、李光弼对于唐朝，就是这样。” 平时天下太平、没有事情的时候，执政大臣尚且应当这样同心协力，何况在艰难局势尚未平定的时候呢？武夫勋臣尚且能够这样舍弃私情、忘却怨恨，以国家为重、尽忠效命，何况那些研习儒学的士人，以道义相互认可，以公忠相互期许，以古人的功业相互勉励，本来没有怨隙和嫌疑，难道会一旦各自据有权势地位，便违背平素的愿望，只顾徇私，执意制造意见上的异同吗？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极其盛大的德行，主持中兴的时运；时运正坏却盼望转为安泰，法令已坏却盼望改革，百姓困苦却盼望休息，国家危急却盼望安定，夷狄从四面侵犯而战争尚未停止，财赋长期匮乏而用度更加紧迫，贤人和不肖之人混杂而尚未辨明，名器冗滥而尚未清理，纲纪已经松弛而尚未振作，号令屡次变更而尚未取得信任。陛下焦心劳思，废寝忘食，为天下忧劳到如此地步，正应当是执政大臣仰体陛下的至意，像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姚崇、宋璟那样同心协力、相互成就，以谋求治国功业的时候；一定不要怀有旧日的怨恨和私下的遗憾，要像廉颇、蔺相如、贾复、寇恂、郭子仪、李光弼那样行事。然而议论和志趣操守不可能没有差异，关键应当以公心正念，按照最公正、最正直的原则相互合作，不要把私情放在心中，这就好了。何况人的才性本来各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完全相同。”

译陛下如今所特别关注并任用的，不过一两个大臣。依臣看来，他们各自也有所短处：吴敏失于胆怯，李纲失于果决过度，徐处仁失于苛细。失于胆怯，是才力不足；其弊病就是优柔懦弱，从而错失事机。失于果决，是器度不足；其弊病就是办事过于勇猛锐进，有时会采取过分的举动。失于苛细，是见识不足；其弊病就是琐碎烦杂、过分察访，从而失去大体。如果能够各自去除短处，不被私情左右，不亲近偏爱、不顾私下的厌恶，协同心志、共同谋划：才力不足的人，去掉胆怯而能够决断；器度不足的人，去掉轻率果断而谨慎畏惧；见识不足的人，进行长远谋划而致力于把握大体。这样或许可以安定边境，成为中兴的助力。不仅如此，种师道、姚古都是边疆的老将，有谋略和威望，可以倚重任用。当初召见种师道时，京城百姓对他的到来，正如盼望丰年一样。陛下既然给予种师道信任，又授予姚平仲节制军队的权力。姚平仲作战失利，并不是种师道的罪过。等姚古到来后，却把他和种师道一并罢免。有人说，两家世代是仇敌，不可以同时任用。臣认为，廉颇、蔺相如以及寇恂、贾复，都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把个人的仇怨放在后面。郭子仪、李光弼握手流泪，正是今天应当效法的情形。陛下为什么不把这个道理晓谕他们，而同时任用二人呢？”},{ 战争正兴起，老将们士气低落，谋略受到阻格而不能采用，这不是充分发挥众人谋略的办法。希望陛下以圣明的慈爱，将臣的这篇奏章下发给将帅和大臣们看，假如都能按照臣所说的去做，陛下即使不能深居宫中安坐，也可以稍稍安宁了。陛下如果再能留意讨论宰相人选，以此尊崇朝廷，使中原安定并抵御远方夷狄，那就不只是诸位大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的幸运。应求又论述任用人才过于轻率，上奏说：“臣听说，重视爵位，众多士人就会受到劝勉；谨慎任用人才，朝廷就会受到尊重。因为授予爵位不够慎重，下面的人就会轻视上面的人；授予爵位和任用人才过于轻易，罢免他们也必然很快。这是必然的道理。近来朝廷这种弊病尤其严重，流弊延续到今天还没有能够革除。陛下即位才三个月，已经任用了四名宰相、九名执政，以及十多名列于侍从之职的人，起初并不谨慎选取，所以罢免他们也往往很快。近来除授任用尤其越级，有的人催促征召还没有到任，就已经多次升迁；有的人还没有取得功效，就授予显要官职；有的人从低级官僚直接升为侍从；有的人只因一句话就脱去平民服色而成为师儒；有时一天之内任命官员竟达到二十多人。他们贤能还是愚劣、有才还是无能，固然还来不及讨论，然而这样看来，爵位也确实太轻了，任用人才也确实太容易了。贤才之士中，确实有可以破格任用的，例如商汤对伊尹、商高宗对傅说，不过各有一人罢了，没有听说当时百官众人都能如此。如今名位器用冗杂泛滥而没有清理，做官晋升的侥幸风气也没有压制，实在应该大加革除，以更新即位初年的政务。如今却又这样轻率，臣私下实在为此惋惜。希望陛下诏令执掌政务的大臣特别加以详慎，不要草率具备官员，不要越级除授，不要徇私偏爱，不要任用不称职的人，使诏令颁下后能够符合人心而没有烦琐的非议；这样，朝廷就会受到尊重，众多士人就会受到劝勉，政事得到整治，夷狄也会服从了。” 翰林学士许翰论述宰相人选，上奏说：“臣曾经学习《易经》，观察否、泰二卦的象，就知道君子和小人从来不会在天下完全消失。即使尧、舜处在上古，也一定有小人；即使桀、纣处在上古，也一定有君子。他们所造成的治乱之势竟然如此相反，是因为尧、舜安置他们得当，而桀、纣安排他们失当。所以安置得当，君子和小人都能受到福泽，因此都称为‘泰’；安置失当，君子和小人各自陷于祸患，因此同称为‘否’。所谓得当与不得当，关键只在内外的安排罢了。泰卦是内有君子、外有小人，所以卦象表现为内刚健而外柔顺；否卦是内有小人、外有君子，所以卦象表现为内柔弱而外刚强。刚强是君子的德性，柔弱是小人的德性。假使让君子在内任事，那么内部刚健就可以制御天下；假使让小人在外听命，那么外部柔顺，天下也会顺从。什么叫作内外？”

译《易传》说：‘睽卦表示外，家人卦表示内。’ 否、泰二卦正好是类别相反的。因此，君主亲自应当同小人相背离，而把君子当作家人，这两类本来就是相反的。虽然如此，君主凭一个人的聪明，想要完全知道天下的君子，亲近他们并使他们成为家人；又想要完全察知天下的小人，同他们背离并疏远他们，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也难以做到。然而，如果谋求较容易做到的办法，就一定有关键所在。舜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皋陶，于是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商汤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所以《易经》说：‘君子得到解脱，小人退去了。’前些时候，君子和小人的上下位置颠倒，内外安排违反常理，奸邪之人充斥朝廷，臣还不容易立即论列；唯独私下奇怪的是，陛下即位以来，朝廷中还没有见到泰卦所象征的局面。因此臣请求先论述这件事。比如近来王孝廸的昏庸已经玷污了翰苑，却又提拔为中书侍郎；蔡懋的顽固已经败坏了枢府，却还升任右丞。当时四方听到这些消息，无不惆怅失望。这些任命后来陛下已经醒悟而罢免了。如今又要在朝廷任用宰相张邦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外、现在所说的内，按这类人一同进用所造成的祸患，哪里还说得尽？臣私下认为，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不知道前些日子的祸乱都是由于大臣中的奸邪谄谀之人没有除去，凭这些人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吗？” 至于任用张邦昌，也许只是权宜之计，用来使敌人的骑兵离去，未必最终真的任用他，所以臣不敢直接攻击此事，只在这里先揭出端绪。以后如果果真任用他，臣请求允许自己以死力争。臣认为陛下即位之初，设置宰相不可不谨慎。这好比栽种树木，开始得到的是嘉木的种子，后来木材将会多得用不完；开始得到的是恶木而把它栽下，恶木就会一天天滋长，最终将达到再也不能取材的地步。况且君臣一体，彼此相互依赖才能成就事业，自古以来从没有听说君主没有宰相而能成就大业的。因此陛下想成为汉文帝那样的君主，宰相就必须有陈平、周勃；想成为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宰相就必须有房玄龄、杜如晦；想成为尧、舜以及三代那样的君主，就必须有尧、舜和三代那样的辅佐之臣，这样以后，纷乱没有不能解开的，事业没有不能成就的。今后天下的安危，将在最初从任用宰相的得失上看出。所以希望陛下考察并慎重决定。先王认识人才的办法，关键在于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并相互参照：把左右近臣的话拿去同诸大夫核验，把诸大夫的话拿去同国人核验，再把国人的话拿去同这个人的实际可见事迹核验，明确知道他贤能以后才任用。这就是孟子任用人才的方法，也是《易经》所说的达到泰的原因。所以臣冒昧先陈述自己的思考，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 许翰任御史中丞时，上奏说：“臣听说，否、泰二卦因类别相反：处于否的局面，小人就成群而来；处于泰的局面，小人就成群而去。先王的智慧不能遍知四方万里之外的一切人，使君子和小人不至于混杂在面前，关键在于寻求某一类人由谁推引而来，再由此推而广之。就像提起皮袍的衣领，顺着衣领提起，其他部分就数不清地随之而来。如今天下奸恶之人如织，荒芜污秽遍及郡县，残害百姓。凡是才能没有达到‘烂羊’那样的人，却冒受恩宠，使人发出续貂的叹息。吏部人满为患，连一个空缺也没有用来拟定注授；版曹空虚困乏，连官员的俸禄供给都不足。如果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铲除革新，恐怕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如今因为战争兴起、事务繁多，郡县用赏赐和鞭笞对待善良百姓，想买粮却没有钱，上下都弊病丛生，公私都十分困苦；而奸邪以及无用之人，却坐享仓廪中的储蓄。这正是所谓使花朵繁盛反而伤害果实，披散枝叶反而伤害根本。希望陛下诏令吏部考核各级官员：凡是因杨戬、李彦所经营的公田，王黼、朱勔在各道办理的应奉，童贯、谭稹等人的西北军务，孟昌龄父子的河防工程，以及防守蜀地、湖南的开疆之事，关陕、河东的改币之事，吴越、山东茶盐陂田的利益，宫观、池苑营缮的功劳，后苑书艺局、文字库所给予的赏赐，以及结交淫朋、以同类相互标榜的，都分别按照其类别加以办理。又如近臣所引荐的，进献颂文而被认为可取的，效力办事而有功的，应奉事务而有劳绩的，以及特别参加殿试的这一类人，这些都是祸害百姓、蛀蚀国家、败坏风俗、妨碍贤能之人，奸邪之徒借此取得官位，靠贿赂买得官职；无论所叨受的恩典品级高低，一律剥夺，恢复他们原来的官秩。若不是这一类人，却横行窃取名位器用，例如以横行节度使而取得显贵官职，取得秘阁、延殿的华美资序；或者凭童稚、奴仆的身份而滥受官职，或者凭商贾、胥徒的身份用钱买取官位，那么人人都在逐条论列，文书只会徒然繁多。希望命令吏部各自备具这些人的阀阅资历，由各台谏分别派人详细考察，报送朝廷，再逐一裁减抑制。那些因公田之事获罪、如鲜于可一样的人，以及无理遭到谴责驱逐的人，应当从原先判决的月份日期起，恢复他们的资秩和所受恩典，并加以升擢，以此勉励忠诚正直之人。这样以后，官位名次就可以清理，贤能之人就可以进用，百姓就可以安定，国家费用就可以节省。从前唐朝把斜封墨敕所授的官职一天之内停止了几千个，也没有认为有什么可疑，今天又有什么困难呢？用粪土筑成的墙，巧匠也无法在上面施加涂饰；郑、卫的淫靡乐调，即使后来防备，也难以演奏出箫韶那样的雅乐。《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要更新。’希望陛下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使一切焕然更新。”右谏议大夫杨时论述任用人才过于轻率，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上天把命令授予有德之人，五服用来彰显五等爵位；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用来分别施行五种刑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上天授命给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都是上天的意志，君主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只是奉行上天的意志罢了。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还不到三个月，变更宰辅总共有八九人。大臣是百姓的表率，是古代天子以礼相待、用来砥砺其节操的人。提拔他们这样容易，所以罢免他们也就轻率。想让他们自我尊重而不苟且行事，就困难了。孟子说：‘身边左右的人都说他贤能，还不能决定；诸位大夫都说他贤能，还不能决定；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之后才任用他。’从上至左右近臣和卿大夫的意见，向下直到庶人的议论，如果都说某人贤能，就可以任用而无须疑虑。然而还要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这种考核审察难道还不周密吗？商汤任用人才，只听从自己，正是遵循这个道理。过去季布任河东太守时，有人称赞他贤能，汉文帝召见他，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后来又有人说他酗酒任性、难以亲近，文帝便罢免了这一任命。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召见臣，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罢免臣，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件事，会因此看出陛下的失当之处。’像季布这样的为人，固然没有什么值得向陛下称道的地方，但他说的这句话却很有可取之处。”}],

译臣恐怕陛下这样用人，天下人听说后，也会因此窥见陛下的用意。近来臣看见各部门的众多属吏中，有些已经按资序等候任用一两年了，却又另行任用他人来代替他们；这是近来受宠幸的人接受贿赂、私下请托所造成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情况。陛下如果想完全遵循祖宗的法度，就不应再采用这种先例。开始时谨慎行事，尚且担心不能坚持到底；开始都不谨慎，今后又将怎么办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更加珍惜官爵名位，不要轻易授予他人。只要有一个任非其人的情况，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这正是祸乱产生的根由，不可忽视。还希望陛下听取意见并加以审察，发现贤能之人后再任用，发现不贤之人后再罢免，不给徇私的机会。只求奉行上天的意旨而已，天下就大幸了。太学生陈东请求恢复李纲原来的职务，上疏说：“臣等听说，任用贤能之人而不三心二意，罢黜邪恶之人而不犹豫，这是社稷之主应有的作为；奋不顾身，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社稷之臣；嫉妒贤能、妨碍功业、损害有才之人的，是社稷之贼。陛下聪明英睿，独具智慧而洞察四方，贤与邪分明，天下人拥戴陛下，认为陛下是社稷之主；而在朝廷任职的臣子中，奋勇而不顾自身安危，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重任的，李纲就是这样的人，正是所谓社稷之臣。那些庸劣谬误、没有才干，嫉妒贤能，动辄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大计的人，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廸、蔡懋、李棁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人，正是所谓社稷之贼。陛下果断而不疑虑，从九卿之中拔擢李纲，不过一两天，就任命他为执政；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知道陛下能够任用贤能。陛下斥退白时中而不再任用，大家知道陛下能够罢黜邪恶。然而李纲任职却没有得到专任，白时中被斥退却没有离去，陛下又任命李邦彦为宰相，又任命张邦昌为宰相，其余那些人也都再次得到提拔任用，为什么陛下任用贤能仍然不能做到不三心二意，罢黜邪恶仍然不能做到不犹疑呢？如今又听说李纲的职事再次被罢免，臣等惊疑不解，不知其中原因。李纲从普通官员起步，独自承担国家大事，李邦彦等人把他视同仇敌，害怕他建立功业，便因李纲用兵稍有不利，乘机寻找空隙，把罪责归给李纲。然而一胜一负，是用兵作战中的常态；小胜固然不值得过分欢喜，小挫也不值得视为耻辱，何况示弱还是示强、奇谋还是秘计，哪里能够仅仅因为这件事就仓促动摇负责国事的大臣呢？臣等私下听说，李邦彦、白时中等人极力劝说陛下到别处避难，一见形势危急，就分别请求让自己的亲党出任外任，把家属随同迁往远方；他们身为大臣，难道不能让全家为社稷承担危难吗？他们的意图只是想在仓促危急之际各自保全妻子儿女罢了。诸位大臣一人首先倡议，百官各司纷纷起而附和，于是使京城的人喧闹骚动，不能安居。如果不是李纲替陛下提出建议，那么皇帝车驾一旦流离播迁，在外的宗庙社稷早已成为废墟，百姓早已遭受鱼肉之苦，陛下将有抛弃宗庙社稷的罪名。幸赖陛下聪明而不受迷惑，特意听从李纲的请求，朝廷内外听到后，即使愚夫愚妇也无不举手加额，仰头赞叹圣德的盛大。李纲的功劳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所以李邦彦等人的谗毁和嫉妒，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臣等恭敬地看见，李邦彦等人享受高爵厚禄，时间已经最长，坐视天下的弊病，却从未肯发出一句话来谋求补救报效。至于王黼、童贯、蔡攸共同发动北伐，只有郑居中极力争辩，认为不可轻率出兵，而王安中却极力赞成这次战事；李邦彦等人对此竟略不置可否，实际上暗中帮助王黼，从而酿成今天的祸患？陛下刚刚登上皇位，立即就有发生变乱的忧患。李邦彦等人不引咎自责、请求贬斥放逐，反而傲慢地固守职位，嫉妒贤能。陛下如果听信他们的话，斥退李纲而不再任用，那么国家社稷的存亡就难以预知了。况且金人既已讲和，仍然敢于纵兵劫掠，屠杀我京畿以内的百姓，来回行动没有定规，紧急时就远远逃走，稍缓时就逼近侵犯。听说陛下任用李纲，金人自知灭亡的日子不远，请求和议的意愿一定会更加迫切；而李邦彦等人却得以借此为口实，阻挠已经制定的谋略。李纲被罢免的命令一传出，士大夫都惊惶失色，军民骚动，甚至流泪相互慰问，都说不出几天就要被敌人擒获了。这样看来，陛下罢免李纲，不只是落入李邦彦等人的计谋，也落入敌人的计谋了。听说李邦彦等人还坚持先前的主张，一定要割让土地给金人。他们竟不知道祖宗的土地取得极其艰难，更何况河北确实是朝廷的根本，而三关四镇又是河北的根本。如果放弃三关四镇，就是放弃河北；如果放弃河北，朝廷还能够把都城迁回大梁吗？自真宗、仁宗两朝以来，北朝一直有割让土地的请求。朝廷宁可屈己增添币帛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至于土地则连一寸也不肯给他们。如今陛下刚开始亲政，李邦彦等人便想抛弃祖宗的疆土；他们难道不知道，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以北十多个郡之后，李邦彦等人能使敌人不再背弃盟约吗？李纲孤立无援，天下人都知道他可以担当大任。臣等请为陛下列举一两件事：前些年京师发生大水，从宰相大臣以下到百官，都争着占用船只，有的还结扎木筏来谋求避水，只有李纲慷慨激昂地替皇上提出这件事。后来他竟被奸臣诬陷驱逐，多年不得任用。前些日子边境军情刚传来，宰相的亲属全都出京，只有李纲的妻子儿女没有迁徙。陛下正深切忧虑北方之患，身边却没有一个人替陛下请求出征，只有李纲奋然挺身而出，以自身承担此事。李纲的用心，由此可见。陛下怎么忍心听信朋党邪人的计谋，而斥退正直之士呢？如果李纲因为用兵稍有挫折就应当罢免，那么童贯开创边衅、造成今日祸患，后来又率领几十万军队进行云中战役，几乎到了匹马只轮都没有返回的地步，朝廷却从未议论童贯的罪责，为什么李纲稍有挫折就要加罪？对李纲的一进一退，对他个人来说是轻事，对朝廷来说却极其重大。今天宗庙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希望陛下立即收回先前的命令，恢复李纲原职，以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把边境以外的军事事务交给种师道。陛下如果认为臣等的话还不足以取信，不妨登上城楼，召来老人问一问；召来军民问一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召来路上的商旅问一问。再试着询问有官职的君子，让他们说说看，他们一定都会说：李纲可以任用，而李邦彦等人应当斥退。任用或舍弃人才之际，陛下不可不审慎。

译太学生雷观上奏请求慎重选择宰相，说：“臣还是诸生时，权臣竭力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臣的父兄、师友听到有人引述古事评论政事，稍微激昂一些，便一定严加告诫、竭力制止，认为不要多说话以招来灾祸。后来臣进入太学九年，完全知道权臣果然能够亲自堵塞言路，放纵他们的奸恶；而台谏官只是充数求进，听不到一句话，使祖宗的纲纪、法度几乎被扫荡殆尽。天下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敌人猖獗，战争连绵、祸患相继，以至造成今天的祸端，都是言路不通、上下相互蒙蔽的过失。臣的朋友、高防说得好：‘天下的利害，应当让天下人议论。天下人能够把利害方面的意见全部让上面听到，那么负责进言的人即使想闭口不言、求得容身，也做不到；言官能够完全尽到职责，那么执政大臣即使想专权作奸，也做不到。’陛下即位之初，便下诏求言；诏令下达一个多月，上封事的人不少于一千人。然而没有听说因为某人说某件事有利便采纳施行，因为某人说某件事有害便停止罢除，难道求言的诏令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吗？还是献言的人都鄙陋庸俗、不值得采纳吗？” 莫非是把这些奏言交给有关部门，而执事者仍然沿袭过去的弊病，阻挠压制而不予施行吗？这是献言的人不能不产生疑问的。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一件：讨论宰相人选就是这件事。国家自崇宁以来，宰相任非其人，官员按同类相互擢升；亲近偏爱的人被授官，品德恶劣的人被封爵，贤能之士反而遭到斥逐、不予任用，被指为奸党。国家治乱的形势，不必等到今天才看出来，在崇宁初年已经分明了。即使现在想端正刑法、明确罪名，严惩误国之罪，也固然已经来不及了；但如果不追究祸乱形成的阶梯，就没有人知道拨乱反正的方法。臣为陛下略说前日宰相奸邪手段中最重要的几项：借‘绍述’二字推行自己的作为，借‘国是’二字主导自己的好恶，借‘享上’二字满足自己的私欲。把直言进谏的人斥为狂妄，把确立正当论说的人禁作邪说，把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当作纯正之士来任用。奸术一经施行，便无所顾忌，败坏法度，紊乱纲纪，没有什么不做的，数也数不尽，以致狡黠之徒几乎危及社稷，使陛下蒙受极大屈辱；这些全都是过去宰相任非其人的缘故。陛下即位以来，从施政作为上看，慨然有求治之心；但讨论宰相的职责却还没有与此相称，所以臣认为这是当今最急迫的政务。” 白时中年老昏庸、没有用处，在罢相之日，公众舆论都称快，人人以为陛下一定会选择贤能者任宰相，没想到只是依次升迁李邦彦、张邦昌罢了。士大夫都说，这两人也是过去担任辅相时表现无状的人；考察他们的操守和手段，不过是保持模棱两可来稳固地享受恩宠罢了。过去他们担任辅相时的无状，姑且放在一边不论；只说陛下即位以来的一两件大事，他们可曾慷慨地说过一句话？敌人提出的要求就听从，敌人想要的东西就给出去，却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一句忠义之言，奋然挫折敌人的气焰；凭什么威慑、安抚四方夷狄，使他们畏服呢？十多个大奸臣蛀蚀国家、危害百姓，发动战争、招来盗患，天下人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还不解恨，而这两人起初却不敢问罪；后来只是因他人议论才稍稍施行罢黜，他们难道能够不畏惧强横权势、退斥不肖之人吗？陛下知道求言、听从谏诤，却不知道讨论宰相有先后缓急的次序吗？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李邦彦、张邦昌过去在政府任职时，也曾说燕云不可图取、童贯不可再次派遣；如今果然如他们所说，按道义就应当任用他们为相。’臣认为不是这样。二人在政府任职时，如果果真知道这些事情不可行，就应当竭力陈述不可行的情形；如果意见最终不被听从，就应当以死相继争谏；即使不能死谏，也应当引退离职。然而他们最终只是贪恋俸禄而不争辩，不过是害怕童贯带来的祸患罢了。” 今天的祸患，都是过去身居高位、享受俸禄者的过错，难道可以不加选择地任用他们吗？东汉陈龟说：‘日月星辰运行失常，就选拔士人任命为宰相；四方夷狄不恭顺，就从士卒中提拔人任命为将领。’如今是什么时候，竟还在依次升迁显贵大臣呢？自祖宗以来，宰相大多因言官论列而决定，直截了当地指出某人可以任相、某人不可以任相，这无非是天下的公议，是我朝最盛大的典制。自崇宁以来，台谏官只要稍稍迎合时任宰相、帮助其擢拔人才，便多半怀有私恩，再没有直言的人了；这一点也不可不察。如今选择宰相，不如陛下诚心广泛访求，虚心任用，不要认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才。” 钦宗时，起居郎胡安国封还叶梦得被罢职、任宫观官的词头，上奏说：“刑房送来一份词头，臣僚上言：龙图阁直学士、应天府尹叶梦得，起初被蔡京赏识，很快升入禁中要职；后来被吴敏任用，授为应天府尹。至于他的妹夫许亢宗，从郎官越级授为起居舍人等事，奉圣旨，叶梦得被罢职、任宫观官，许亢宗罢去起居舍人，出任郡守。臣谨按，叶梦得从年轻时起就不知自我谨慎，被蔡京赏识，越级居于要职，确实有罪。然而他近来从贬籍中起复，任蔡州郡守，治理很有条理；调任颍昌后，政绩声名尤其显著，颍昌一带的士人百姓至今还思念他。近来南都治理不好，自叶梦得、叶著、陈迪、宋昭年等相继留守以来，军粮储备缺乏，无法镇压控制，各自发生变故，几乎到了危乱的地步。等叶梦得到任，才几个月，府中政务便严明整肃，粮饷充足，他的治理成绩无法掩盖。如今敌患日益加深，各地州郡人心震惊，如果突然发生变故，而有才能且物资充裕的人，必定能够抵御外来盗寇，保守一州，拥护卫护王室；像叶梦得这样的人太少了。这正是应该抛开瑕疵、考察功效的时候，却因为他曾被蔡氏引荐，便把他弃置于闲散职位，实在可惜。”

译如今的河北宣抚副使，先前在越州时，方腊侵犯境内，他设计谋划，最终保全越州城，方腊因此被击败逃走；后来在真定，也显露出声望功绩，却不幸被童贯引荐。难道可以因为他是童贯一党，就废弃他的才能而不任用吗？湖南安抚使郭三益，先前在洪州府时，正赶上转运司调发戍卒却不给足钱粮，几乎发生叛乱；郭三益发言裁处，戍卒于是安定下来，但郭三益又是王黼所引荐的。难道可以因为郭三益是王黼一党，就废弃他的才能而不任用吗？所以，追赠谏议大夫陈瓘在元符末年论列蔡京时说：‘蔡京所引荐安置的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共有几百人；蔡京在朝廷时，这几百人都是蔡京一党；把蔡京贬黜到外地后，这几百人便都是朝廷任用的人，这句话应当作为有名的论断。’如今陛下已经依法处置，治蔡京、蔡攸的罪，蔡京死于流放道路，蔡攸逃窜到岭表，儿子孙子全都被编管安置，家财没收入官府，土地全归县官，不再有蔡氏一党；那么二十年间过去被蔡京引荐任用的人，如今都已经是朝廷的人。如果再把他们指为蔡京党羽，那么在艰难困苦、人才缺乏任用之时，被废弃的人才就太多了，而且党争之论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呢？” 依臣愚见，抛开瑕疵、舍弃过失，消除潜伏的党羽之争，正是今天。希望陛下察看臣所论述的内容，或许有可取之处，特赐圣明裁决。像叶梦得这类人如果能够通达下情、宣布上意，使人们的正气流通、营卫调畅，就可以免除死亡的祸患。所以能够考察众人意见的是尧，喜欢询问的是舜，尊重善言的是禹，有过错而毫不吝惜改正的是汤，不必等听闻进谏也能有所取法、不必等人劝谏也能采纳意见的是周文王。然而人情厌恶逆耳之言，喜欢别人顺从自己；言路难以开辟，却容易堵塞。元符末年，下诏求言，擢用有名望的士人，丰稷、王觌相继长居宪台，陈瓘、邹浩一同升任谏省，尽情进言而毫不隐瞒，俨然有至和、嘉祐年间的风气。还不到一年，台谏中的正直之臣便被刻名列入党籍，平民中的俊秀人才被排斥出太学；于是刚刚开通的道路又变成茅草堵塞，最初开辟的道路重新长满荆棘，天下人无不闭口缄舌，把进言视为禁忌。直到战尘侵犯宫阙、戎马逼近郊外，仍然不敢把实情上报。靖康初年，太学生不顾刑禁，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诛杀六贼；这是积累了二十年的压抑不平之气，在一天之内舒眉吐舌、完全发泄出来。” 有重大的升降任免不合公众舆论，几十万民众却不约而同地说出同样的话，片刻之间便聚集起来，天下人的人心也由此可见。言路不可堵塞，也已经十分明白了。还不到几个月，余应求、李光因为在宪台获罪，陈公辅、程瑀因为在谏省被罢官，赵令衿因为献书论事被贬送吏部，潘良贵因为奏对时言语有所触犯而被责罚、派往司征市；于是言路的茅草和荆棘又重新滋生，群臣忌讳进言，最终以至于丧失国家。臣恭敬地回顾南渡以来，追赏东澈，优厚抚恤他的家属，催促召回马伸，使他回到行在。至于复位正统的赦令刚下，其中的条文说：‘从今以后，朕自身的过失以及宰执、臣僚行事失当，都允许论列；进言正确的，不按常格加以褒奖擢升；即使有所抵触，也不加罪。’这表明朝廷多么有意于开辟言路。然而观察邸报，袁植因为请求诛杀朱琳等人而出守偏远州郡，吕祉因为与谏长意见不同而出任外郡通判，台谏官的班列更加冷落稀疏了。进言者请求诛杀并弃置郡守，是为了警戒和震动各州守土之臣；朝廷宽容他们，允许其日后以功效赎过，用来表明让人改过的道理，这本来并不相妨。至于同列官员各自陈述看法，彼此不结党附和，正足以说明他们公正，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调到外地，以显示言路逐渐堵塞的趋势呢？” 所以臣希望陛下坚定地遵守赦文，长久不改变，召回袁植、吕祉，以彰明开辟言路的开端；这样下情就不会堵塞，治国之道就能成就了。李光上奏请求召见臣僚应先经过三省审查的劄子说：“臣恭敬地看见，陛下登基之初，下诏求言，虚心听取采纳；即使疏远卑微的小臣，也间或召来应对，亲自赐予询问考察，意在开阔扩大言路，选拔俊秀人才。这是盛大的德政。臣愚昧地私下担心，陛下突然处于事机隐微的关键时刻，臣下的忠诚与奸邪不容易彻底洞察，其中很有些能说会道、善于辩论的人，乘时侥幸，以求取宠禄；奸人窥伺觊觎，名器渐渐轻贱，而真正有才能、忠厚朴实的士人，往往以自我推销为耻。这实在有违陛下恻隐忧劳、访求人才的本意。希望今后臣僚中不是本职按规定应当上殿的人，交由三省大臣广泛采集公议，先行审察；如果确实有品行事迹和谋略见识，议论又超过常人，就命令召来应对。这样或许可以抑制断绝奔走竞争之风，招来俊异之士。” 司马光又请求对台谏官适当宽容、对大臣委以重任，所上劄子说：“臣下恭敬地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惩戒前日奸邪当国、堵塞言路的弊病，于是增加设置谏员。即使御史台六察，也都可以议论政事；又允许臣僚用实封投匦的方式进言；即使按职事不应上殿的人，也可以奏对。陛下开辟公正之路，闭塞私邪之门，海内听闻此事，没有不称庆的。如今才过数月，却没有听说任用一位正直敢言的人、得到一位贤士，而言路渐渐又有堵塞的忧患。近来降下指挥，奏事完毕后，不得从容留身；不合资格上殿的人，即使有指挥，也要重新奏报。臣知道陛下已经有厌恶听取言论的意思了。谏官、御史稍有一句话违背圣意，随即就被斥退驱逐，臣知道陛下实际上已经拒绝进谏了。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像天地没有什么不覆盖承载，日月没有什么不照临，却心怀疑虑而偏听偏任，惴惴不安，唯恐群臣欺骗自己；这只是得到了驾驭奸邪的办法，却还没有得到任用忠贤的道理。陛下所说的亲自除授之人，一举便能得到；其余本应通过求取再举而得到的人，如陈公辅等，如今却因为迎合大臣或替人游说，按例被斥退驱逐。假如确有这些情况，那么陛下亲自除授的人难道值得信任吗？”

译天下如此广大，四海九州如此辽阔，陛下却想凭自己的耳目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只擢用一两个士大夫；所任用的人未必合适，却已经先失去了众人的心。众心一旦失去，人人心怀疑虑和二心，不知道还有谁能与陛下一同守护天下了。这不是所得甚小、所失甚大吗？耿南仲担任东宫官，辅导陛下十多年，是陛下的腹心之臣；即使是极其愚陋的人，也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李纲却敢与他抗论，揭斥他的短处，由此可知李纲疏率而没有谋略，但说他怀有奸心来事奉陛下，却是不对的。那些怀奸心来事奉陛下的人，知道南仲不可动摇，便暗中与他交结并牢固依附他；这样对上可以保全宠荣，对下可以实行私意，至于天下的安危、社稷的存亡，则有时无暇顾及。南仲与陛下同休戚、共利害，他的存心难道还会有别的吗？只不过他的见解有时有所偏执、拘系而不通达，不能豁然开朗，使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照临百官、抚御天下。臣恐怕奸邪之徒窥见陛下的好恶，便互相谗毁、交相构陷；这样一来，忠信仁厚的风气就会消失，猜忌刻薄的政治就会形成，人人惴惴恐惧，没有人肯把真实情况坦白地告诉陛下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稍稍改变深思，宽容台谏官，使他们能够完全听取采纳意见，容纳狂直之言；礼遇大臣，使他们能够专心接受委任并负责完成政事。”功臣实在狂妄愚昧，不懂得避忌，有所听闻和见解，心中不能自已。恭敬地希望陛下留意听取采纳，这真是天下的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二。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用人。宋高宗建炎年间，编修胡铨议论臣僚请求给子弟安排差遣的防子说：“臣查考得知，铨司近年铨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而空缺职位常常很少。等待候补的人多是孤寒贫困之人，他们任职期满后留住京城，往往经过一年半载，遇到合乎次序可以补入的空缺，常常被权贵之家为子弟亲戚陈请，立即冲改次序；有的已经注授职位，却又让其等待空缺；有的才到任，便被调任，只顾替权贵办理私家事务，根本不问孤寒之人是否方便。兼且据臣所见，臣僚的陈请多数并非紧急事故，有的说是为了接近乡里，有的说是为了看守照料坟墓，侥幸希求，妄托名目，使孤寒之人受到阻滞，徒然增加怨叹。臣想请求今后臣僚必须确有紧急事故，例如受任办理边防事务；不许以搬家、致仕、分司、丁忧、患病等事为由，才可以请求给子弟安排差遣。其余虽无事故，却自行凭恩泽陈请的人，允许铨司查核：已经注授他人的，不得再注授；已经到任的，不得再冲移；并令另行具状陈请，仍不许把两任差遣合并陈请。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下达铨司遵守施行。” 御史中丞许景衡请求任命尚书省长贰官并同时任命枢密院二臣，所上劄子说：“臣听说，谋划贵在广泛听取众议，决断贵在独自裁断。如今天下的大政，全都归于陛下的圣裁。至于赞助辅弼、综理政务、同心协谋的人，却不嫌其人数众多。臣私下看到，尚书省近来缺少长贰官，同知枢密院事也长期空缺而未任命。虽然依据近来的制度，三公共同治理三省，但尚书省是政事的根本，枢密院是总领兵权的所在，各自都有应当承担的职任，怎么可以长久空缺职位呢？况且近年以来财用匮乏，民力困弊，赏罚失当泛滥，官吏过多，奸贪污吏危害百姓，请托成风，军政没有建立，边防尚未完备。陕西沿边各州连续多月发生地震，压伤军民；京东、淮南、浙西积水遍野，损害秋季庄稼。这正是陛下广泛求取辅佐、振作整顿纲纪的时候。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以圣明广泛考察天下公议，慎重选择当世忠贤，以补足政府的空缺，使他们上辅圣治、辅成天工，从而兴盛各项功业，海内幸甚。” 景衡又议论宗泽，所上劄子说：“臣私下听说，议论者多指出开封尹宗泽的过失，但事情尚不知道是真是假。宗泽的为人以及他的施政，本来不能逃过陛下的明察，只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指什么事情而言。假如只是因为拘留金国使人，这确实是宗泽的过失。然而推究他的本心，只是被忠义激发，出于轻率行动，没有完全懂得国家处理事情的体统罢了。又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其他什么罪犯之事。但臣从浙江渡过淮河直到行在，从那些由京师来的人那里听到的，都是说宗泽担任开封尹时，威名和治政才能卓然超过常人；他诛除强横顽梗之徒，抚恤安抚善良百姓，使都城安定，没有人敢于犯法；同时正在修治守御的准备，件件都很可观。臣虽不认识这个人，私下仍对此感叹仰慕，认为去年冬天京城不能固守，实在是由于大臣没有谋略、开封尹不称职。假使当时有几位像宗泽这样的人，一片赤心报国，彼此共同维持局势，那么祸变也不至于惨酷到这种地步。过去的事情不能追究，今后的事情还可以挽回。如今只考察他最后的一点小瑕疵，便把它当作罪过，而不顾他尽忠报国的大节，那么臣虽极其愚昧，私下也认为这是错误的。况且宗泽过去在河朔，曾遇到陛下将他留下，参与拱卫，后来又参与幕府，出力很多。” 如今他担任开封尹，政绩又这样显著，那么他从始至终的作为也可以考察了。议论者却不能稍加宽容，难道不是太不宽恕了吗？况且开封是宗庙社稷所在之地，选择人来居守，更不是其他州、别路可比的。如今如果罢免驱逐宗泽，那么应当另选留守；不知道当今的缙绅中，有谁的威名政绩能够超过宗泽呢？假如有这样的人，任命和交接尚且要耗费时日，军民也未必信服，而防秋正当此时，打算怎么办？假如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宗泽不宜仓促更换。人才难以十全十美，已经很久如此；只有圣人以天地为尺度，包容并培养人才，兼收并用，才有希望取得成效。对于宗泽，恭敬地希望陛下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京师亿万生灵，特意赐予支持，厚加委任，使他成就御敌治民的功业，天下幸甚。臣怀着极其恳切的心情。” 景衡又议论任命黄潜厚为户部尚书，所上劄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降下指挥，任命黄潜厚为户部尚书。任命文书刚刚下达，外间议论纷纷，都说黄潜厚是宰相黄潜善的亲兄长，升迁任用已经超越常格，职务又同属一省，这件事即使可以略过，按情理说实在不妥。臣正值担任言责官，防止错误恩赏，虽然想保持沉默，却不能这样做。臣私下认为，官职之间有亲属嫌疑，按道理应当回避；这不只是祖宗既定的法令，也是前代不可改变的制度。如今州县小官，凡是与内外亲属有关系，稍有服属关系，就应当援引嫌疑请求回避，何况尚书省六部，实际隶属于宰相，兄弟怎么可以同时任职其中？此前黄潜善在中书门下省任职，而黄潜厚担任户部侍郎，按理本来没有嫌疑。后来黄潜善被任命为宰相，黄潜厚仍然担任原职，议论者感到疑惑，却没有及时论列，难道不是因为他的任命在前吗？如今忽然从列侍升任长官地官，横加恩典，骤然升迁，实在令人惊骇。臣听说黄潜善、黄潜厚各自上章奏请回避。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圣慈特准他们的请求：一方面显示朝廷至公，不因贵近之人而屈犯法令；另一方面使天下知道宰相不偏私自己的亲属，从而成全黄潜善兄弟的美名。” 这就是所谓一次举措而得到两方面的好处。愿陛下加以采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