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五

译所以《晋史》称赞谢安有经略长远、没有争竞的美德。然而臣私下认为，谢安对桓氏，也只是把他们任用在外地罢了，从来没有把他们引入朝廷、同他们共同执政。假如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各人怀有异心，都想自行实行自己的意志，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又何况保全朝廷呢？近来有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护小人，为自己谋求便利。既然小人在朝廷内部有所依托，所以蔡确、邢恕一类人敢于说出妄言，欺骗愚弄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司惩戒此前的过失，凡是在朝廷任职的臣僚，按例都受到摧抑阻挠。卢秉、何正臣都身为待制，但在明堂荐举儿子时只得到选人的资格；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明有典法可据，却被降官夺职，唯恐处罚不重，特意留下明显痕迹来表示区别，这都是替朝廷招来怨恨。这两种做法都错了。因此臣认为，小人绝不能委任为心腹；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则应各随其长处，不要偏废，宠禄恩赐也应常常使彼此一样，不留下可以指责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策略。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台谏官却纷纷进言，指他为邪党，认为小人必将由此成批进入朝廷。” 臣曾经议论邓温伯的为人：略有文才技艺，没有其他大恶，只是性情本来柔弱，委曲求全地顺从别人。当王珪、蔡确掌权时，他便任凭暗示，处处如意；等到司马光、吕公著执掌国政，他也在其中曲意迎合。若说他只是随着身边人的附丽而改变，自己没有什么损益，遇到便利便随势转变，不能在缓急之际取得信任，这样说并不过分。若说他怀有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那就太过分了。台谏官对邓温伯的指责，若只说他有过失，尚且可以；但若从朝廷长远考虑，则不算过分。因此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事，时间越久越坚定，慎重任用身边的近臣，不要使邪正混杂。至于在外地的臣子，应一概用恩意对待，使嫌隙无从产生，让他们感戴爱护而忘却死亡，那么朝廷就可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安然乐于行善，时间越久祸患越少。臣不胜区区之忠，广泛采集公议，把它献给左右，伏乞陛下宣谕大臣，共同敦行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就是不顾改革的政事，便轻率地产生异议之心。这样以后朝廷才能安定。请陛下裁决。” 再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说：臣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述君子和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又让我口头详细陈说，以至于冒渎天听。臣私下观察圣意，大概并不认为臣的话是错误的；然而天威近在咫尺，当时言词仓促，有些意思没有说尽。退下后臣又思考，假如让邪正之人一同进用，都得以参与国家政事，这正是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系。臣错误地蒙受圣恩，掌管国家法纪，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挽救陛下的过失呢？臣谨再次考察古今，研究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远离小人，就会使君主尊荣、国家安乐；任用君子、使他们在朝外进用，小人就会使君主忧辱、国家危殆。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言。所以孔子谈治理国家，说：‘放弃郑国的淫乐之声，疏远谄媚的人。’子夏论舜的德行，说：‘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会远离。’

译论说商汤的德行，子夏说：‘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会远离。’ 各类典籍所记载的这类话，多得无法尽数。至于《周易》的论述，尤其详细缜密，都把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看作天地的常理，把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看作阴阳运行的反常。因此一个阳爻在下，卦为复；两个阳爻在下，卦为临。阳气虽然还没有盛大，但处在中央并得到适宜的位置，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展的道路。一个阴爻在下，卦为姤；两个阴爻在下，卦为遯。阴气虽然还没有强盛，圣人却知道其中已经有可怕的渐变。至于处在天地正位、得到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泰卦的卦象，是三个阳爻在内、三个阴爻在外。君子既然得到职位，就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置在外面，安定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就是安，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当处在泰卦的时候，假如君子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在外安置小人，使他们不失去容身之处，那么天下的安定就没有尽头。只是担心君子取得职位后，凭借势力凌辱暴虐小人，使小人虽在外而不得安宁，那么形势必然会反复。所以泰卦的九三爻说：‘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倾斜的道路，没有一去而不返回的事物。’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而详尽，用来教诲人的道理已经达到极致了；唯独没有听说过因为担心小人在外面不高兴，就把他们引入朝廷，从而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前面所上的札子也说，小人虽然绝不能任作心腹，但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则应各随其长处，不偏废任何一方，宠禄恩赐彼此一样，不留下可以指责的痕迹，如此而已。如果竟然把他们引入朝廷，置于内廷，这就好比害怕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到寝室；知道虎豹想吃肉，却给它们打开围场。治理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如冰炭，同处一处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很难使他们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义理，知道正道行不通，必定先行退避。所以古语说：‘一枝香草和一枝臭草混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会有臭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先皇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俗，将要整顿天下纲纪，追踪三代的治道。如今看他的用意，本来不是汉唐君主所能比拟的。然而当时的大臣辅佐不能顺成圣德，制定的各种法令，大都不得民心。” 等到两位圣人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取来加以更改，上下都欣喜欢悦。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大臣都排列在朝廷之中，自己知道上面违逆天意，下面失去民心，徘徊不安、局促惶恐，好像无所措手足。朝廷虽然没有斥逐他们，他们的势力也自然不能再留在朝中。还依赖两位圣人慈仁，没有加以谴责，只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地，已经是很厚待了。如今政令已经取得信任，事情大体安定，而议论者被浮泛之说迷惑，竟想招引他们回来，使他们参与政事，想以此调和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哪里会只是白白回来而已？他们一定会残害正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个人的怨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一提；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掌权柄二十年，建立党羽，遍布内外。一旦失去势力，窥伺机会的人很多，所以制造言论，动摇皇帝身边的近臣，以祸患威胁他们，以利益诱惑他们，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具体说了什么，大概也可以料想得到。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仓促地认为确实如此，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伯氏吃粗粮，直到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把廖立、李严废为平民，迁徙到边远之地，长久不召回。” 等到诸葛亮去世，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严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贵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诛戮或贬黜贵臣而使他们没有怨恨，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一定公正，举措一定恰当，国人都知道他们所亲近的不是出于私情，所夺取的也不是出于怨恨，所以即使原本是仇敌，也无不归心。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在任用、舍弃、施行、设置等方面，仍有不少不合人心之处。他们既然内心不悦，不服从本来就是应当的。如今却只想把他们招引回来，以弥合嫌隙，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诗经》说：‘没有人能够与之争胜，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陛下如果确实把异议反复当作忧患，只应当长久任用才性忠良、见识谋虑明达审慎的人，只要有四五个人常在重要职位，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也会知道自行远离。所以臣希望陛下从圣心作出决断，不被流言迷惑，不要使小人一旦进入朝廷，日后产生后悔莫及的遗憾，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天下的大幸！臣既然负责执掌法纪，如果见到任用人才有失道理，没有不进言的；进言而不被采纳，事情也不会就此停止。这样一来，异同的迹象也会更加明显，不如陛下早早作出英明决断，使彼此都泯灭而看不出痕迹。臣受恩深重，竟敢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行进言，罪过应当万死，请陛下裁决。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论辨邪正的札子说：臣听说邪恶必然损害正直，正直必然排斥邪恶。自古以来，从来没有邪正并立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即使尧舜在上，也并非从来没有小人，只是能够使小人不能胜过君子，所以国家得以治理。即使桀纣在上，也并非从来没有君子，只是使君子不能胜过小人，所以国家陷入混乱。《易经》中，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卦为泰，泰就是通达而安治；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卦为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天下的治乱，没有不是由君子和小人造成的。君子在位，必定不会有恶政；小人在位，必定不会有善政。圣人为治理天下，只能做到使小人在外而不在内、在野而不居位，并不能使天下完全没有小人。陛下自从开始亲理政事，就把辨别君子小人作为首要事务，擢进忠良，斥退邪恶，以达到今天的治理成效；所进用和所斥退的人，天下人都认为恰当。即使舜举用十六位贤相、除去四凶，也不过如此。然而近年以来，大臣把兼容小人当作宽厚，好恶不明，邪正不分，所引进的人不能全都合适。今天的省寺官员，就是将来的侍从；”

译今天的侍从，就是将来的辅弼大臣。宰相难道能使他们终身不被进用吗？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从准人、缀衣、虎贲、趣马、小尹、左右携仆、艺人、表臣到百司，都不要任用奸险小人，只任用吉善之士。奸险小人在高位，就会危害政事；在低位，就会败坏风俗。大则倾覆国家，小则残害败坏善类。朝廷之内，哪一个官职可以不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呢？邪人得志，正人就不得安宁；正人不得安宁，国家就没有善政。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责，却邪正不分，难道不是辜负国家吗？《尚书》说：‘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承行职责，广泛招致贤俊，使他们列于各个官位，这是宰相的事情。’臣伏望陛下告诫约束大臣，各自秉持公心求取贤才，多多引进刚正不阿的人，以提高朝廷的威重，不要让小人处在低位而成为日后的祸患，以符合陛下至诚求治的心意。请陛下裁决。” 元祐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读范百禄列举分别邪正的条目上奏说：臣愚昧地认为，分别邪正，是自古以来都很困难的事。只有考察言论、观察行为、核验实际情形，才能判断。所谓正直之人，有的天性明亮正直，有的家世忠义，有的有志于报效国家，有的能够自立名节。所谓奸邪之人，有的迎合君主心意，有的希求投合权贵，有的性情见识偏僻，有的希望获得宠爱和利益。这两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一列举。现谨将条目列于后面：引导君主质朴正直，使君主虚心听取、接纳意见，就是公正；引导君主谄媚奉承，使君主忌讳过错、拒绝进谏，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德义为重，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以功名利禄为重，就是奸邪；引导君主尊崇宗庙、敬重祭祀，就是公正；引导君主怠慢宗庙、轻视神祇，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亲睦九族、惠养年老者，就是公正；引导君主疏远骨肉、遗弃老人，就是奸邪；引导君主恭敬节俭、清静自守、奉行遵循典法，就是公正；引导君主骄奢放纵、不顾旧有章法，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了解农业劳作的艰难、恩惠施及鳏夫寡妇，就是公正；引导君主轻视鄙薄农业、不体恤孤苦无依的人，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柔和安抚远方、停止战争，就是公正；引导君主动用军队进行攻战，就是奸邪；引导君主推究实情、谨慎用刑，就是公正；引导君主施行严刑峻法以树立威势，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使百姓安定、使众人获利，就是公正；引导君主劳扰百姓、发动众人，就是奸邪；引导君主进用君子、任用善良之人，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亲近小人、任用品德恶劣的人，就是奸邪。以上谨慎具列进呈，伏望陛下特别留意，推究这些事情的同类情形来观察人的实情，那么邪正就可以分辨，圣明也不会受到迷惑。臣不胜拳拳如犬马般的忠诚。” 元祐六年，翰林学士梁焘论述治理政事的要领在于辨明邪正的实际，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德行，没有比了解人更重要的；朝廷的政事，没有比急于任用贤人更优先的。德行以聪明为高，政事以忠厚为根本。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察而有决断；皇帝陛下仁厚孝顺、庄重恭敬，沉静深远而通达。陛下阅览天下事务一天比一天多，进用天下人才一天比一天广，讲求祖宗治国体制一天比一天熟悉，察见内外人情一天比一天详尽。然而聪明有时仍有所遗漏，忠厚也还没有达到完备，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是圣心还没有对掌握要领之处加以留意吗？今天治理政事的要领，在于辨明邪正的实际。唐代李德裕有话说：‘邪正相互攻击，就会使上面迷惑君主的听闻。正人称邪人为邪人，当然可以理解；邪人也称正人为邪人，君主凭什么辨别呢？’因此臣说：‘在于辨明实际。’所谓正人的实际，就是能够推行公心，把爱君忧国作为谋划，不依附下属，不欺蒙君上，乐于进用善类，爱惜百姓生命，面对重大节义关头能够奋不顾身，侍奉两宫而志向一致，为陛下经常谋求长久安宁的计策。从近处考虑到左右宫廷之间，从远处忧虑到夷夏和海边的地方，都想得到他们的欢心，使上下安康无事、同心一意。” 能够如此安静而真切地行事的，就是正人。这类人得到进用，陛下的聪明就会更加开阔，内外都会大为安定，难道不是国家忠厚之福吗？所谓邪人的实际，就是把公事放缓、把私事看急，报复仇怨，表面上阳奉阴为忠直，内心却暗藏奸曲。他的话听起来像忠诚，实际却是在欺骗蒙蔽；他的气势看起来像敢作敢为，实际却凶狠险恶；自称独立特行，实际却结党营私；自称始终如一，实际却三心二意、品德反复。他们贪恋俸禄，争相求进，猜忌残忍，倾轧夺取，专门谋划伤害善良之人；又依附权要，拼死为他们充当鹰犬，不避讳、不羞耻，肆意施放毒害；不顾国家的忧患危急，只求伸张自己的意志；不怕给君上造成后悔祸患，只求实行自己的主张。能够如此多方倾覆动摇的，就是邪人。这类人得到进用，陛下的聪明就会受到迷惑，内外都会大为恐惧，难道不是国家忠厚之患吗？如今听他们的言论而探求其隐微用心，观察他们的行为而考察其处身行事的端正与否，看他们的趋向和背离、相同和不同，虽然不能全部防察，也可以大致看出。愿陛下相信自己一向了解人的心意，并坚定地守住它，深刻辨析奸诈之说，果断而不疑，斥退邪人以安定正人。正人知道依归所在，依靠它而无所畏惧，就能够奋勇尽忠、竭尽节操，终身谋求报答，那么朝廷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 臣不胜拳拳进纳忠言的至诚。贴黄：臣从前在言路任职，得以侍奉圣上，伏见陛下观察事物，总能穷尽其真伪，同时又具有包容的度量；议论政事，能够深刻通达其中的义理，语言又有条理。即使古代的英明君主也不能超过陛下。臣等多次奏闻，认为邪正不可同时任用。陛下深以为然，知道邪正必然相互攻击。如今却并用他们了。臣等又说，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就可以治理。陛下也认为是这样，知道邪人在内就会危害政事。如今邪人已经在内了。臣等又说，使邪人少、正人多就可以治理。陛下也认为是这样，知道邪人多了就会互相结党依附，损害正人之道。如今邪人已经很多了。让众多在内的邪人与少数正人一同任用，力量自然不相敌，哪里能够长久安定而始终没有忧患悔恨呢？为什么竟与前日的圣意不同了呢？一定是有奸人转移、迷惑了圣意。如果不醒悟，奸邪之人就会乘隙而入，屡屡进献计策，最终造成祸患。这是圣明之主应当及早辨明的，不要给清明的内心留下日后的忧患悔恨。”

译贴黄：陛下自从亲理政事以来，选用可以信任、以忠孝报答陛下恩德的臣子，如今在朝廷中不过几个人。群小心怀怨恨，暗中结成朋党，竭力谋划排斥陷害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的心愿是把这几个人全部除去，这样奸谋就可以实行，大奸之人就有重新回来的希望。这几个人，正因为时局难以守持而忧虑，因孤立难以安身而恐惧。如果不是陛下知道他们一贯的情况，知道他们忘身忘家、愿意在怨恨中除去奸邪、怀有爱君忧国之心，并赐予主持扶持，他们哪里能够安全到今天？至于今日，他们处在今天的形势下尤其难以自立，更要仰赖陛下的圣明创造，始终加以主持扶持。这几个人本身也不值得过分惋惜，只是担心小人重新兴起攻击，事态转而增多到难以预料；这样就会成为太皇太后当日的悔恨，成为皇帝陛下日后的忧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愿圣明凝神深思，防止祸患逐渐形成；等事情发生后再处理，形势必然已经强横而难以控制，即使最终能够制止，忧劳也已经很深了。伏望圣上慈爱，每当拟议进用人才时，都仔细审问，谨慎重视并作出许可，使私邪逐渐减少，朋党自然衰退，朝廷每天都有趋于安静的希望，圣明政事每天都有更加清明的益处。” 这个办法一旦实行，就可以稍稍缓解忧患了。小人的奸邪言论最难辨别，因为他们巧言善辩，貌似忠诚；伤害善人，貌似正直；凶狠固执，貌似勇敢；诬陷欺骗，貌似公正。君主听信一次而判断错误，德行和功业都会受到损害。如果不及早辨明，最终一定会造成忧患。所以圣人说：‘厌恶那些用利口颠覆国家的人。’自古以来君主都把这作为警戒。圣明之主不可不察。” 哲宗时，殿中侍御史吕陶请求罢去自己的言职，上奏说：臣曾经观察古代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共同谋求治理天下，能够开辟众多正人的道路，堵塞群邪的门户，功业隆盛、声名显著，他们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断绝朋党而已。朋党的祸患不只是忘记国家大事、以私利来经营自己，凭借似是而非的说法来培植交游、巩固宠爱；它的祸患更在于中伤忠直之人。忠诚的人先受到伤害，那么凡是怀有忠心的人都不得容身；正直的人先被斥退，那么凡是任性直言的人都不能幸免。这样以后，就会率领天下人成为不忠不直的人，彼此共同欺骗君主，这就是朋党。所以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不担心不能了解治道，而担心不能认识朋党；不担心不能认识朋党，而担心不能除去朋党。从前刘向论述朋党，写了几千字；李德裕又推广他的说法，然而这两个人最终都被朋党所害。假如君主能够知道朋党的弊害，难道这两个人会有不能自我申明的道理吗？所以说，祸患在于不能认识它。唐文宗聪明俊伟，有志于治理国家，曾经叹息说：‘除去河北的贼寇容易，除去二李的党羽困难。’起初失去控制，最终酿成祸乱，即使想严厉治理，形势也已经不允许了。” 所以说，祸患在于不能除去它。大凡君主凭借来治理天下、使万民服从的，是公议。朋党一兴起，公议就会消亡；人心无所依凭，上下相互徇私，毁誉混淆真假。君主即使独自在上面保持公心，天下又有谁同他共同判断是非、分担忧乐呢？臣考察往事的变化，感叹思虑此事已经很久了。臣出身疏远，没有左右近臣的帮助，是陛下从众人之中擢拔臣出来，交给臣谏诤言责的职任。臣感激奋发，发誓报效，只恨没有舍身效死的机会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然而臣曾认为，谏官、御史应当尊重朝廷，整肃臣下，谨守名分，端正纲纪，远离朋比，然后才算称职。因此遇到事情必定进言，无暇顾及自身；与同列相抵牾的事已经很多，违逆权贵也已经太过了。近来因程颐不严守君臣名分，想要到别殿为皇帝讲书，臣认为礼制贵在防微杜渐，事情应当警戒其渐进；名分一旦有所僭越，实际就会产生祸患的根源，于是进呈密封奏章论说此事不可行。奏章尚未呈上，而陛下已经觉察到其中过失，颁下防禁加以改正；这就是说，程颐的妄请不等臣进言，陛下已经辨明了。臣向来与程颐没有嫌怨，所论奏的只是职分所在，并不是想阻挠程颐来抬高自己。同舍因此反目相视，不只是像仇敌一样；他们暗中怀恨，伺机寻隙报复。不久，张舜民被罢免职务，台谏官纷纷共同商议营救，也想率领臣一同上文字。臣既然考虑短浅昏昧，起初想救他，便答应了台谏长贰，说可以这样做；说过之后再次思考，觉得道理上不可行。后来全台共同具奏，竭力来强迫臣，臣于是详细论述张舜民的话不可施行，张舜民被罢免也不应营救，当面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不敢盲目附和。等到奉召赴三省听取宣谕时，那些人都以此为耻，对臣的怨恨更加深重，想使臣不能独自免罪，于是写成恶意奏章上奏，污蔑圣上的耳目。幸赖陛下天纵睿明，洞察邪恶隐情；若不是社稷神灵保佑，使这些人党与不攻自破，孤臣也不能保全自身。如今韩维作为上客，程颐的死党，仍然拿张舜民的事情来攻击臣，这是朋党的势力重新兴起，而朝廷可以欺骗，实在是天下的大忧患。臣怎么能忍心不加辨明便离去呢？臣所以辨明此事，小处是想说明自身的冤屈，大处是想挽救天下的祸害。愿陛下垂听而明察。大凡台谏官开始供职时，应当有章程防范；所进言的事情，必须以长远而重大的为先，以眼前而细小的为后，这才是台谏的体制。如今政令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必定有比张舜民之事更重大的，却不先行陈说，反而急忙议论臣，原因并没有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贾易替程颐报怨；另一个原因，是杜纯借此讨好韩维。韩缜误坏神宗的政事，韩宗师辱居秘阁的除授，韩宗儒有丑秽行迹，郭茂恂有贪赃之罪，臣曾多次弹劾他们，所以韩维对臣的怨恨也很深。杜纯这个人，与韩氏结为婚姻；韩维出任北京判官后，请求调杜纯为本路转运判官。朝廷把杜纯从停职废黜之中起用，派往河北；不到几个月，又召回任大理少卿。杜纯承受韩氏的恩德，怎么肯不报答呢？此人天性刻薄深险，执法苛严，每次审断疑难案件，都主张从重议处，以求符合韩维的心意；韩维多采纳他的说法。于是两人在内外相互配合，又与范百禄持不同意见，韩维因此更加喜欢他。忽然侍御史的除授命令下来，起初并不合乎公议。臣当时很想论奏，恰逢傅尧俞等人的事情还没有辨明，担心不了解臣的人会说臣又挑起争端，于是隐忍不发。这样看来，杜纯议论臣是为了讨好韩维，其事实和情状也很清楚了。至于贾易是程颐的党羽，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这两个人不知道要用什么说辞来给臣定罪。难道是说臣曾经发言想营救张舜民，后来又没有营救，因此犯了反复无常的罪吗？

译这不过是不了解臣经过深思熟虑，反而想迫使臣苟且附和罢了。从前季文子思考三次以后才行动，孔子听说后说：“思考两次也就可以了。”大概普通人的性情和见识，不能把道理完全看清，何况事情变化复杂。一定经过再三思虑，才差不多可以没有后悔，即使圣人也认可这样做。以孔子的圣明，尚且允许季文子再思考，而台谏却不能容许臣深思，已经太过分了。说臣看见同官被罢职，却不出力营救，是薄待风义吗？事情本来就有轻重，道理本来就有取舍，不能执着于一端来议论。臣即使不营救同官，显得薄于风义，这个过错还小；明知不应营救，却苟且编造说辞，附助党与来营救他，那就是欺骗朝廷，罪过很大。臣宁可犯小过，也不敢犯大罪；宁可招致同列深深怨恨，也不愿误坏国家大事，臣有什么可惭愧的？臣的罪过不过如此，但进言的人接连不断，非要把臣废黜驱逐才肯罢休。臣深深痛惜朋党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朋党之人，把谄媚寄托在忠诚上，把奸邪假托为正直，以智巧帮助它，以胆量成就它，不可不加以明察。从前刘崇鲁哭吊李磎、替他宣读白麻诏书，是为了谄媚崔昭纬；刘栖楚构陷李绅的冤案，是为了依附李逢吉。圣明之世难道适宜重新开启这种风气吗？小则分裂曹属同类，大则形成党禁，渐长起来就不可收拾。臣恭敬地听说，神宗皇帝曾告诫谏官说：“不得暗中结党营私，阴险地互相中伤。”祖宗的训诫明载史册，怎么可以不加防范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具有尧的仁德、舜的孝行，取法天地，发扬祖考的光明训诫，承当上帝的盛大使命。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圣明睿智、仁慈宽厚，超越千古；四海的治理、万机的得失，无不神会心悟，对于邪正完全明察而无所遗漏。臣虽以蝼蚁一般的性命，站立在虎豹成群之中，凭借天地的力量，尚未遭受斧钺诛戮，得以安度余生，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然而臣仍然喋喋不休，不能停止，是因为众人的议论可以熔化金属，累积的毁谤可以销蚀人的骨头。曾参杀人的谣言传到市场，三次有人说看见老虎，人们也不免产生怀疑；臣只要在细微处稍有差错，就会落入朋党的陷阱。这正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臣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至死也没有二心；死得合乎义，又有什么遗憾呢？臣的微小心愿，只怕不能死在陛下的斧钺之下，反而死在朋党的陷阱里，那臣仍有遗憾。伏望陛下哀怜鉴察，罢免臣的言职，不要让纷纭的议论烦扰迷惑圣听，臣将不胜庆幸。陶氏又请求罢免京西路转运副使，授予他一个小郡，向上奏说：“臣近来承蒙拜读诏疏，陈述事情的始末，请求罢免言职，不要让纷纭的议论烦扰圣听；臣孤危而恳切的忠诚，必定蒙受圣明的察知。接着听说朝廷授臣为外路转运副使，虽然陛下知道臣没有别的用心，哀怜臣并全力庇护，没有施加诛戮，仍想把臣交付一道，以厚禄供养，这如同天地父母，恩深德厚，臣的幸运已经达到极点。然而臣还敢冒犯斧钺之威，倾吐内心，请求免去寄任，是因为陛下认为臣是公心，党人却认为臣是私心。受恩于陛下，臣还可以保全性命；得罪于党人，臣连性命也无法保全。在这个时候，臣若想不再进言而离去，便辜负陛下特别擢拔、生成养育的恩德；即使没有鬼神诛罚，也必有人祸。臣若进言后离去，议论者又必定说臣因罢职补任外地而愤怒狂躁，竟敢肆意讥讽喧嚷；这样臣进言和不进言都可以获罪。虽然如此，臣今日还在谏列，尚且可以进言；明日罢职离去，就不能再进言，只能抱恨而死，死也不能瞑目。臣宁可承受愤怒狂躁的责罚，也不忍辜负陛下特别擢拔、生成养育的恩德。”又说：“这是因为皇帝陛下承受祖宗将宗庙社稷托付的重任，恭谨沉默而未能发言；太皇太后保佑继承皇位的圣主，致力于以德治理，帘外的事情有些不能知悉。每当与陛下讲论谋划天下政令的人，只有几位执政大臣而已；每当想要询问朝廷的缺失，只有几位台谏官而已；每当让人讲解演说经术，启发圣明的性情，以充实扩大道德仁义的实际内容，只有几位讲读官而已。那么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怎么忍心用邪曲来欺骗陛下呢？”又说：“如今台官因为阿附而弹劾进奏，执政大臣在内应和；讲官因为怨仇而想要报复，谏臣在外帮助。对臣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本来不值得忧虑；但是一旦开启这种风气，就不是朝廷的福分了。为什么呢？今天厌恶一个小官，便攻击他使之离职；明天怨恨一个大臣，便中伤他；照这样推上去，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即使陛下日后察觉，恐怕根株已经深固，铲除也不容易。况且臣从今以后已经不能再面见圣颜，也没有机会再上奏疏，所以趁这个时候，敢仿效古人的尸谏，详细分条陈述当今的事情，以补充前面奏疏的概要；希望陛下知道六件事，然后臣退去接受斧钺诛戮，也还不算晚。伏望陛下宽宥臣愤怒狂躁的罪过，赐臣审阅一次，臣将不胜幸甚，不胜幸甚。”又说：“臣听说本朝旧例，御史的两府官员都是举主，御史必须回避。因为设置台谏是为了监察两府的过失；如果任用两府的门生故吏，恐怕会导致徇私。这是祖宗驾驭臣下的机要权术，极其深远而严密。” 近年以来，这项制度败坏紊乱，只回避亲戚，不回避举主。昨天授杜纯为侍御史，明知他是韩维的亲家，却完全不回避，毅然任用，再没有任何顾忌。朝廷内外听闻此事，没有不惊骇叹息的。杜纮的儿子是韩维的女婿，杜纯与韩维感情亲厚，怎么会不深厚？一举一动怎么会不互相通报？韩维有过错，杜纯必定不会进言；韩维有怨恨，杜纯必定替他报复，危害政事的根源，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杜纯虽然已经罢职离去，臣深恐日后两府又任用自己的亲戚以及门生故吏担任台谏，内外配合做事，误害朝廷。臣今日不能不把这件事说出后离去，这是希望陛下知道的第一件事。杜纯的始末就是如此，但人们不敢说，是畏惧韩氏的势力。韩氏的势力确实可怕。韩宗道任左司，韩宗直任司封，韩宗师任卫尉，刘攽任中书舍人，这些还没有太大的过失。陛下正以安静作为治道，进退大臣务求保全恩礼，臣也不敢拿这些事情来诋毁韩维。至于近来，他却颇为专横恣意：任韩宗文为光禄丞；又有一人尚在待次，却权摄军器丞；又有人夺取吏部的缺额而任北京通判，都是他的儿子和侄子。孔宗翰任刑部侍郎，杜纮任大理卿，张元方任府界提点，辛雍任太常博士，马玿任清河辇运，宋彭年任司农少卿，杨景谟任开封县知县，谢景温免任成都而得到扬州，郭茂恂有贪赃罪却免罪而得到晋州，徐耘待缺时被差遣考校染院物帛，这些都是他的亲属。

译臣正想竭力对此进言，却自己遭到诬枉的奏劾，形势上来不及涉及此事。如今韩维虽然已经罢免，臣恐怕日后宰执中有像韩维这样强横的人，臣今日也不敢不把这件事说出后离去，这是希望陛下知道的第二件事。朝廷因为天下太平、没有大事，尊重贤人、推崇道术，把程颐从山林之中起用，任以劝讲之职，每日侍奉在天子身旁，以道义相询问，那么他非礼不动、非义不言，本来是可以的。如今讲读结束后，他却常常同内侍秘密交谈，这不合讲读官的体制。从前皇帝陛下偶然因咳嗽没有驾临讲筵，程颐竟申请请求今后必须得到关报，这也使朝廷内外听闻后惊骇，不知其中的义理。朝廷详定学制，内容疏谬、没有可取之处，礼部逐一驳正，三省至今依违不决，程颐却非难礼部。臣又听到传闻，程颐在汝州侵占数家的民田，引发诉讼，邢恕在那里把事情两面调停了；但臣还没有查明实际有无此事。如果确实没有，那就是别人用恶毒言语诬加于他；如果确实有，那就完全不符合朝廷对待程颐的本意。臣知道这件事已经很久，只因没有深信而未进言；到了今天却不能不说出后离去，这是希望陛下知道的第三件事。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在年终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周公制定礼制，太宰用九式调节财用。如此看来，国家的经费正是执政大臣应当留意的事情。如今聚敛的弊端已经全部革除，而浮泛冗余的费用却很少裁减。虽然已经下诏委派官员裁减冗费，所减的只有将官公使这一项，每年可以节省十万贯；其他则都是细小琐碎的末节。臣恐怕将来收入不足以备办支出，不免过度向百姓征取。应当诏令三省和户部裁定国家费用，革除侥幸，慎防姑息，上可以使国家富足，下可以使百姓宽裕，这是希望陛下知道的第四件事。国家宗庙社稷之所以能够延续万世，德泽施及人民、浸润到骨髓，是因为惩戒秦汉以来直到五代的弊病，不实行族诛而有宽贷之法。天圣年间诏令天下，对于刑名案件中情理可怜悯、案情疑虑的，都允许上奏请示，按照条例予以宽赦；州郡即使有不应奏请的罪，也给予免于驳勘。自古以来直到现在，由死罪获得生路的不知有几万人。近年删去了这条法令，于是天下的狱案，凡处在可疑与不可疑、可怜悯与不可怜悯之间的，官吏都害怕被驳勘，再也不奏请，往往罗织文饰罪状，把人置于死地。臣恐怕刑狱更加严密而枉死的人增多，因此免于驳勘的条款不可不恢复，这是希望陛下知道的第五件事。君子和小人的势力，各有消长；观察大势如何，就可以知道天下是治还是乱。君子一同进用，天下就太平；小人一同进用，天下就混乱。世上的君主之所以防微杜渐，谨慎决定任用或罢黜，正是这个缘故。如今朝廷选拔人才，澄清流品，勤勉已经达到极点，但其中间或有小人混杂，不可不加以忧虑。王安礼有治理官府的才干，熟悉民间事务，把他委任到藩郡，是他的长处；然而这个人操行污浊，心地胆量粗豪，神宗也曾称他为恶人。他既然被差遣为成都知府，必定要经过京城阙下，不应留在朝廷；何况许将今年冬天资历已满，应当命令他迅速赴任新职。卢秉从前在两浙任提刑，创行盐法，虐害东南百姓，直到现在创伤还没有恢复；他在渭州处置边疆事务，只求迎合李宪的心意，对李宪曲意奉承如同尊敬父母；李宪曾经推荐他。卢秉接连服丧期满后，决不可再用，应当安置在闲散之地。苗时中、李公、南路、昌衡等人，都具有刻薄的资质，已经在实际任用中显露出来，却又任命他们担任经略、发运、转运使等职，必定不能符合朝廷的德意，来惠养百姓。这是希望陛下知道的第六件事。以上六件事，陛下既然已经知道，愿以圣明的谋略和英断收揽威权，运筹于掌上，使大臣小吏不敢做欺天罔上的事情，那么宗庙社稷幸甚，百姓幸甚。臣即使早晨离开朝廷，晚上死在沟渠之中，也没有遗憾了。臣既然与当权之人多有仇怨，如今转漕的职务必定难以安处，免不了再有烦琐的言论，重又污扰圣听。伏乞授臣一个偏远的小郡，使臣安守自己的本分。元祐元年，左司谏朱光庭请求用善与利二者区别邪正之臣。上奏说：“臣听说，自古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只在于辨别臣下的邪正。正臣进用，天下就进入安泰；邪臣进用，天下就陷入闭塞。那么用什么方法来辨别呢？就在善与利之间。正臣一心只在于善，致力于引导君主走正道，所以尽忠尽公，没有不恭敬的；邪臣一心只在于利，苟且忧虑失去私利，所以做谄媚欺骗的事，无所不至。恭敬地想，陛下天性至圣，明察如目、听达如耳，清楚看见正臣在于善，日日把他们置于朝廷；明白知道邪臣在于利，便把他们疏远到外地。臣愿陛下坚持这一志向，每当用人之时，都在善与利之间加以明察，使正臣日益进用，邪臣永远退却，那么天下还忧虑什么不能安泰呢？” 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上奏论述不宜辨别党人、以免损伤仁德教化的奏状说：“臣昨日在帘前，吕大防奏称蔡确一党的党人势力很盛，想请陛下留意加以区别。臣奏称，朋党很难辨别，只是恐怕会误伤善人。吕大防认为臣的话不对，说正直之人必然应当除去奸邪，朝廷哪里能含糊其事而不加追问？臣于是说，这件事正应当详细审察，不可轻率处理。吕大防也采纳了臣的话，便说必须审慎周详。臣于是引用王安石偏好同党、憎恶异己的祸患，再三上奏陈说。然而臣仍怀着一点诚意，未能稍稍开启圣上的听闻。退下以后忧虑警惕，不能安宁。但此事必须再次反复陈奏，以竭尽臣的愚见，希望能够有助于圣政，稍稍报答陛下的大恩。臣私下认为，朋党的兴起，大概是由于志趣趋向有同有异。与我相同的，就称为正人；与我不同的，就怀疑是邪党。既然憎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那么逆耳之言就难以传到；既然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那么迎合逢承的佞人就日益亲近。以至于真假无法辨明，贤能与愚昧颠倒，国家的祸患，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至于王安石自负学术，即使不能说他全无知识，也只是因为喜欢同党、憎恶异己，终于到了黑白不分的地步，把吕惠卿引荐为大儒，却贬斥司马光为异党。直到今天，风俗仍然把观望等待当作能耐。”

译后来掌权的大臣，本来应当永远把这件事作为借鉴。恭敬地想，仁宗皇帝施行的政治教化和制度措施，实在可以作为帝王的老师；他听取谏言、慎重断刑、任用贤能、容纳众人，正与陛下今日的政治相同。庆历年间，先臣范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时受到重用，欧阳修、石介认为夏竦奸邪，因而憎恶他的党羽；类似他们的党人于是大肆造谣，诬陷先臣与韩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欧阳修不久也因此获罪，石介甚至几乎遭到开棺戮尸。当时朋党之论大兴，有识之士都为之寒心。幸赖仁宗容忍包涵两党的嫌隙，事态安然自行消除。这件事直到今天仍被视为美谈。陛下听说后一定很熟悉，那么仁宗所实行的，陛下可以取作成法。如今蔡确的罪过，自有国家的典章刑法处理，不必牵连推治党人。臣听说孔子说过：‘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置于邪曲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就是说，提拔任用正直之人，就可以感化邪曲之人为善人。孔子又说：‘舜拥有天下时，举用皋陶，不仁之人便远去。’这就是说，任用仁德之人，不仁之人自然会退避。何必烦劳去分别辨治党人？只恐怕会损伤仁德教化。何况陛下圣度包容，与上天同德，至公无私，克制自我，这是古今无人能比的。先前陛下特意降下诏书，全部赦免臣僚过去的过失，不再追究治罪，恐怕会损伤太平和气。从此内外反复不安的人都得到安定，上下人情融洽，这是盛大的德政，确实应当长久实行。臣内心拳拳，实在深切希望如此。仰望皇帝的慈爱，深加采纳，天下幸甚。纯仁又缴还并进呈《欧阳修朋党论》的奏疏说：“欧阳修的《朋党论》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凡君子与君子因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但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为什么呢？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财货。他们在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拉拢结交、假装成为朋友，那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只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身，就因志同道合而互相补益；用这些来事奉国家，就同心协力共同济事，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所以作为君主，只应当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舜辅佐尧，斥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于是大治。等到舜自己成为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美，互相推让；总共二十二人结成一个朋党，而舜把他们全都任用，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下亿万人，却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下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在位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下结成一个大朋党，而周朝凭借他们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所有名士都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末年，朋党之论逐渐兴起；到昭宗时，把朝廷名士全部杀掉，有的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前代君主中，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没有谁比纣更甚；能禁绝善人结党，没有谁比汉献帝更甚；能诛杀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唐昭宗更甚。然而他们都使国家陷入混乱而灭亡。互相赞美、互相推让而不自疑，没有谁比舜的二十二位大臣更甚；舜也不怀疑他们而全部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说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圣君，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与小人。周武王时代，举全国臣下三千人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比周朝更甚的了。周朝凭借这些人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然众多，君主并不嫌弃。兴亡治乱的种种迹象，君主可以拿来作为鉴戒。又论说：唉！最初提出朋党之论的是谁呢？真是比最初制作木偶来殉葬的人还要恶劣，实在可以说是不仁之人。我曾到繁城，读魏受禅碑，看见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把文字大书深刻在碑上，还排列自己的姓名来向世人夸耀；又读《梁实录》，看见文蔚等人做出这样的事，没有一次不为之流泪。拿国家和他人来夸耀自己，最终还因此得到宰相之位，这种事除了小人谁能做呢？汉、唐末年，整个朝廷都是小人，那么他们的君子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以朋党之名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在朝廷任职的全是小人，然后汉朝随之灭亡。唐朝灭亡时，又先以朋党之名把朝廷士人全部杀掉，剩下的人都是庸弱不肖、倾险之徒，然后唐朝随之灭亡。想要使一个国家没有人才、驱逐其中的君子，必定会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定会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必定会提出朋党之说。作为君子，本来常常少有过失；小人想要给他加罪，有些事情可以诬陷，有些事情不能诬陷，不能把罪名遍加于所有人。等到想把天下所有善人都找出来，按其类别全部除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指称他们为朋党。因此，善人的亲戚故旧可以说是朋党，交往深厚的朋友可以说是朋党，宦游或求学相同的人可以说是朋党，门生故吏可以说是朋党。这几类人都是同类，也都是善人。所以说，想使一个国家空虚、驱逐其中的君子，只要以朋党之罪加给他们，就没有人能逃脱。善人与善人相互欣赏喜爱，是因为他们志趣相同，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听到善行的人必定互相称誉，称誉就被说成朋党；见到善人的人必定互相推荐引进，推荐引进就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行却不敢称赞，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天下有善人；看见善人却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善人日益远离，小人日益进用，那么君主便茫然无措，还有谁同他谋划治国安民的计策呢？所以说，想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就必定要采用朋党之说。只要还有一个君子存在，群小人即使众多，也必定有所顾忌，有所不敢做；

译只有使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然后小人才得以肆意妄为、无所不做，这就是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所以说，能够夺取国家而交给别人，是因为国家没有君子；使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之罪把君子驱除出去。唉！朋党之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加察辨吗？古书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得到防护，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难道不可以把这些作为鉴戒吗？难道不可以加以警惕吗？臣听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因此陛下即位之初，提拔任用了几位正直之人，天下便喜悦归服。大概已有否卦中“拔茅连茹”、同类并进的卦象。所谓上下交相感通、志趣相同，那么陛下就能裁成天地化育万物的功业，太平也可以达到。近来很有一些匪人编造诽谤之言，诋毁污辱善良之人。起初凭借似是而非的事情，玷污一两个忠臣，逐渐兴起朋党的名目，想把善类全部驱逐。如果陛下不早加辨别，必定会导致邪正难以分清；陛下识人的明察也会受损，陛下求治的心意也会逐渐形成遯卦、否卦所象征的局面。这样就是小人的势力增长，也恐怕圣功难以成就。臣恭敬地想，陛下深居九重，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只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所以进退百官，全部采用台官、谏官的意见。然而台谏官所听闻的事情，未必都正确；即使是善人的是非好恶，凡有所弹劾奏报，也应当深加详察。臣又听说孔子说：‘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又说：‘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能确定。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能确定。不如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乡里不善良的人厌恶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三正人〕 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因此君子难免被小人憎恶，所以即使众人都憎恶他，也必须加以考察。如果只取信于善人的好恶，那么不善之人编造的言论就容易辨明。如果不追究、鉴察前面的言论，就没有办法防止事情由细微逐渐发展。臣私下看见本朝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在《六臣传》之后论及朋党之事，便斗胆完整抄录进呈。伏望陛下在万机之暇，稍微赐予阅览，或许可以仰助陛下耳聪的一点。臣不胜微薄而激切至极的诚意。皇帝曾问朋党的弊害，御史中丞胡宗愈回答说：‘君子指斥小人为奸邪，小人便指斥君子结党。君子大概是与义相亲近的人；陛下如果能够选择中立之士来任用，朋党的祸患就会止息。’第二天，他便写成《君子无党论》进呈。陈次升奏对说：“臣恭敬地看见周绅、李彦伦、巴宜、张康国、蔡蹈、吴伯举、李植、朱甽，近来因蒙赐对，授朱甽为泗州知州，授吴伯举为太常博士，其余都任提举常平司的官。臣私下认为，爵位是用来表彰有德之人的，俸禄是用来待遇有功之人的；没有德行却授爵，没有功劳却给禄，凭什么作为天下人的劝勉呢？所以君主以爵禄掌握权柄，用来磨砺天下人才；官职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任职的人一定要称职。恭敬地想，神宗皇帝振奋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确实整顿百官。大臣每次推荐人才，必定召来对答；有才能的便按照他的才干进用，否则就命令他回到原任，这正是为了彰明升黜的公正。臣听说，前任官员登殿对答时，朱甽的奏对不称旨，所以给他知州的差遣；而且他从通判升为郡守，已经是升职。如果只得到按常规调任一个郡，也算侥幸；如今竟然授予他泗州知州。何况泗州的地位和声望并非其他郡可比，任满此职后，对外可以担任监司，对内可以担任省、寺、监官。如此看来，这与称旨者几乎没有区别。朱甽任泗州知州，虽然本身不足深论；然而召对本来是为了甄别人才，如今却形成只要召对便授予职位的惯例，这就是有召对之名而没有升黜之实。朝廷这样用人，实在令人惋惜。这样的除授恐怕会损害国体。伏望陛下考察先朝政事，召集臣僚对答时，必定选择有才能的人提拔任用；那些奏对不称旨的，命令他们回到原任，使贤能与不肖有所区别，让众多士人知道劝勉。如果朱甽先前已有指挥授予知州差遣，就改授他按常规调任一个郡，稍微显示升黜之意，希望符合公议。请陛下裁断。” 校书郎李昭玘进呈奏疏说：能够识别人，是因为自己有主见；被别人认识，是因为相信别人。一个人的道术足以治理天下，就同他谋划天下；道术足以治理一国，就同他谋划一国。器量大的人，不以苛细事务拘束他；器量小的人，不以宏阔长远之事责求他。有能力的人任用其能力，有技艺的人凭其技艺取得俸禄。使善于辩说的人不能凭言辞取胜，才华之士不能凭文章扰乱是非，勇士不能凭意气激动人心，智士不能凭机巧迎合，贪婪之士不能凭利益钻营。有德的人居于上位，无德的人居于下位；有功的人进用，无功的人退处。衡量才能授予官职，按照法律定罪。要像师旷不能被声音欺骗，离娄不能被颜色欺骗一样。听到一个人的言论，就已经取得他的意旨；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已经察知他的实情。奸邪、善良、谗佞、正直以及毁誉是非，都无法逃脱我的辨察；升降、阻止、废置、给予和夺取，也没有一件不是由我决定的。这就是自己有主见而能够识人的君主。内心没有主见，外部没有学问，好恶没有区别，取舍没有选择，所以人们观察他的依赖和偏向，暗中投合他。君主倚重名声高的人，谄媚之徒就来了；倚重厚利，聚敛之徒就来了；倚重法术，苛刻之徒就来了；倚重计谋数术，诡诈多变之徒就来了。他们在前面献上美言，在后面馈赠厚禄，使那些喜欢功名、容易进取的人，挟持纵横捭阖的谋略，试探揣摩的手段，在必争的道路上排斥攻击，在众人争相趋赴的地方喧闹竞逐。前面的人既然已经进入，后面的人就排斥他；从前已经得到的，如今就侵夺。名器可以拿来诱骗获取，威福可以凭意志改变。这就是被别人认识却相信别人的君主。能够识人的君主，使人畏惧君主的识察，不敢胡作非为，所以权势重而威权专一；被别人认识的君主，使人唯恐不竭力妄为来夸耀自己，所以权势轻而威权被夺。这两种情形，都是国家治乱所系，也是君主应当察知的。孔子说：不懂得辨析言论，就无法识别人。那么识人的根本，从来就没有不先从知言开始的。天下无事时，想进言的人就少；天下有事时，不能进言的人也会出来。因此根据言论选择人才，根据人才责成事情，即使尧舜也不能废弃这一原则。谈论经办重大事务、兴办重大利益、举偏补弊、革除旧制而创立新制，这必定有推动变革的功劳。谈论彰明法度、谨慎禁令，使犯义者黜退、犯刑者诛杀，这必定有制定法制的功劳。谈论节省财用、使货物财货流通，使公私都没有不足的忧患，这必定有富国的功劳。谈论修整车马、准备器械、选拔将领、磨砺士卒，使敌人不敢发兵，这必定有强国的功劳。谈论农业生产有政令，农事有时节，竭尽人力，充分利用土地，这必定有养民的功劳。

译谈论彰明道德、通达礼乐。无论人是贤能还是不肖，才智是聪明还是愚钝，只要学习就能成就，不学习就会被废弃，这必定有教化人民的功劳。然而如果预先断定某人可以任用，就无法知道那些不能任用之处；如果预先断定某人不能胜任，就无法显现他的才能。因此应当根据情况任用他，使他亲自承担事务；根据情况授予他机会，使他自行表现。功劳与所任事务相称、所办事务与所说的话相称，就奖赏；功劳与所任事务不相称、所办事务与所说的话不相称，就诛责。大臣不能成为朋党的援助，左右近臣不能成为预先请托的援助，士大夫不能成为虚浮言谈的援助。贤与不肖、是与非的踪迹，只要顺着结果追究下去，便能穷尽情状。因此喜欢诬陷的人不能随意说诡诈之言，因为一开口就会随之承担言语不实的罪；喜欢隐瞒的人不能隐讳不言，因为一开口就会随之承担不忠的罪；喜欢夸大的人不能夸张其言，因为一开口就会随之承担惑众的罪；喜欢毁谤的人不能进谗言，因为一开口就会随之承担蔽塞贤人的罪。估量事情确实可以说，就进言；确实不可以说，就停止；知道言语不能欺罔，名实不能掩盖。过去齐威王命令大夫治理即墨，却天天听到诋毁即墨的言论；派人察看即墨，田野已经开辟，人民富足。又命令大夫治理阿地，却天天听到赞誉阿地的言论；派人察看阿地，田野没有开辟，人民贫困。所以齐威王召来即墨大夫，封给他万户的封地；召来阿大夫，在殿堂下烹杀。于是齐国震动恐惧，人人不敢掩饰过错，而努力竭尽真实情况。这只是能够辨知言论。用这一点来考察人的功劳，还不足以穷尽人的才能。要穷尽人的才能，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人的才能，在这里或在那里，各有所长。不要妨害他的所长，却让他去做他所不能做的事；这样，他所能做的会因被知遇而喜悦，而他所不能做的也终究不敢把不合自己才能的事情强加于己。唐太宗曾说，高士能够临难而不改变节操，但所欠缺的是骨鲠之气。唐俭出言令人喜悦，却没有一句涉及国家大事；杨师道本来能够不犯过错，却懦弱而不能担当事务；长孙无忌应对机敏，却不擅长攻战；岑文本敦厚，长于谋划长远之事；刘洎坚正，他的言论有益；马周敏锐；褚遂良竭尽忠诚而依附于人。太宗了解这几个人的才能而任用他们，这几个人也无不尽心来响应皇上的任使。圣人尚且不能使所有人的才能都贯通，智慧也不能周知万物，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识人，开始于考验人的言论，最终在于充分发挥人的才能。以上这些，都出于圣王独到的见识，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论述朋党弊端的奏状说：“臣曾在史册中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大概有真正的朋党不能铲除，也有并非朋党却不能辨明的情况。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盛衰消长的关键，不可不察。东汉衰败时，奸人先借朋党之事诛杀、禁锢天下贤者，朝廷中全是小人，所以汉朝因此灭亡；这就是所谓并非朋党却不能辨明。唐朝的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一党，轮流得势，互相毁谤、巧相倾覆，善人君子被废黜排斥殆尽，所任用的都是庸鄙不肖之人，所以唐朝因此陷入动乱；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朋党却不能铲除。君子进用时，总是出于至公，援引同类来报效国家；小人进用时，则徇私结党以巩固宠幸。世上的君主虽然深恨臣下背弃公义、结成朋党，小人却窥伺空隙，迎合君主意旨，隐藏自己的私心，表面上似乎值得信任，反而指责君子援引同类的公心是结党。朋党与同类相似却不同，是非虚实之间极其细微，若不及早辨明，最终便会成为祸乱的开端。这正是正直之人常被诬陷、小人常能得志的原因。祖宗远鉴历代的弊端，慎重选择耳目之官，是为了开通众正之人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之人的门户。如今听说士大夫之间渐渐有朋党的迹象，臣深恐奸人趁皇上年幼、陛下委任大臣之时，暗中援引邪恶之人，逐渐排斥正直之士，使朝廷的势力孤立，蒙蔽君主的聪明，窃取刑罚与赏赐的权柄，以满足群小的私意。这种弊端逐渐滋长，并非国家之福。” 臣希望陛下深切阅览前代史书的警戒，慎终如始，勉励、扶助台谏之官，以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这样或许能够破除奸邪的谋划，消除尚未形成的变乱，天下就大为幸甚了。” 绍圣二年，监察御史常安民论述大臣倡导绍述之说，上奏道：“臣私下认为，如今大臣中倡导绍述之说的人，其实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复个人恩怨，一时之间朋党依附之徒也随之应和，于是发展到了极点。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曾向吕公着献诗求取进用，言辞谄媚奸佞，毫无廉耻，士大夫都传为笑谈。等到后来任谏官，便上奏请求毁掉司马光、吕公着的神道碑。周秩在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亲自确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等到后来任正言，便上奏论说司马光、吕公着，请求剖棺鞭尸。陛下察看这些人的言论，果真出于公论吗？朝廷凡事都不采用元祐旧例，到了王珪家请求恩典时，孙辈五人都是王珪死后所生，却又援引元祐旧例，准许上奏荐举。近来讲议恢复官制，职事官不再兼带职名，寄禄官不再兼带左右阶，至于权任尚书、侍郎，却唯独因为林希、李琮的缘故，不再改易。像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出于公心吗？所以凡是劝陛下绍述先帝的人，都是想借先帝之名来施行奸谋。他们认为其他事情难以迷惑陛下，一听到先帝便容易使陛下感动，因此凡想快意于恩怨、陷害良善的人，都必须借此改变陛下的意旨，这不可不察。” 宣仁圣烈皇后很得人心。前些日子陛下驾临秦楚国夫人府第，举行浇奠并停止朝会，又命令按勅令办理葬礼的各项费用，由从官供给役人，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任侍郎，士人舆论都认为合宜。听说吴厚过去获罪，出于宣仁圣烈皇后的意思；近来又听说待制、舍人再次激烈论奏，而大臣还想再次将他贬黜。希望陛下主持这件事，以顺应人心。如今权臣恣意横行，朋党充满朝廷，却从未说过一句，唯独知道议论元祐旧事，竭力攻击已经离职的臣僚。臣承蒙陛下的勉励和褒奖，不敢辜负恩德；摧毁枯木、拉倒朽木这种事情，臣实在以做它为耻。满朝都嫉恨臣，诬陷臣的事情不止一件；臣生性愚直，恐怕最终不能抵挡朋党的议论，希望请求出任外官以避开这些事。”

译毕仲游上言说：学问没有成就，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善行尚未显现，可以通过积累来形成。但明察、知人的能力，难道可以勉强取得吗？天子能替诸侯取得吗？诸侯能替大夫取得吗？普通百姓如果反过来成为天子，那么百姓就不能不安定。想使百姓安定却没有合适的人，准备让谁来使他们安定呢？所以这两件事，是帝尧所难以做到的，也是天下事务中最应优先考虑的。孔子说：‘看他所凭借的动机，观察他所遵循的道路，考察他所安于的事情，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又说：‘我对于人，赞誉谁、毁谤谁呢？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考察试验过他。’孔子尚且不敢自称能够知人，必定要看他的动机，观察他的道路，考察他的操守，又根据别人对他的赞誉加以试用，然后才有所判定。可是近世那些自认为知人很详细的人，只在簿书、刀笔、绳墨之间寻求依据；那些自认为勇敢的人，凭表面眼光观察天下士人，便说自己已经能够知人，这恐怕不是圣人知人的方法。如今从公卿到士人，从正员到下级吏员，等级之间相距本来就很繁多，而数千万人若一定要逐人考察、逐事衡量，等到完全合适后才任用，那么即使帝尧、孔子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更何况后世的人呢？《传》说：‘治理众人如同治理少数人，靠的是掌握法度数量；统制众人如同统制少数人，靠的是明确刑名。’ 如今选取人才，粗略的方面已经有学校、科举以及公卿大夫保举任用的制度；精细的方面，则有孔子所谓‘看他的动机，观察他的道路，考察他的操守’，以及根据别人对他的赞誉加以试用的道理。天子依此可以了解宰相，宰相依此可以了解各部刺史、监司；部刺史、监司依此可以了解郡守、县令；郡守、县令依此可以了解属下。这样，从公卿到士人，从正员到下级吏员，虽然不容易完全了解，但也有可以了解的道理。所谓‘看他的动机’，就是看他用心的地方；‘观察他的道路’，就是看他所遵循的途径；‘考察他的操守’，就是看他能否有所坚持而不动摇。既知道他用心的地方，又看见他所遵循的道路，在利害得失之间还能够安定而不动摇，那么一个人的贤能或愚劣就已经可以看出大半了。然后再根据他所受到的赞誉来试用他，那么即使聪明、智慧、谋略比不上圣人，知人的方法却是圣人的方法。假使实际施行时不能完全做到，只能得到其中大略，也仍然比只在簿书、刀笔、绳墨之间寻求依据、凭表面眼光选取天下士人高明得多。所以古代进用贤能的人给予上等赏赐，蒙蔽贤能的人则加以重罚、诛戮；诸侯进贡士人时，第一次被认为德行良好，第二次被认为贤能，第三次被认为有功。既有学校、科举、公卿大夫保举任用的制度来处理选人的粗略方面，又有孔子知人的方法来处理精细方面，并且为此设置赏赐，加以劝勉激励，那么即使有人外貌厚重、内情深藏，也不能逃脱我们的法令。既不思考孔子知人的方法，举荐贤能却没有惩罚，举荐不肖却没有赏赐，只采用学校、科举、保举任用这些粗略的方法，便感叹人难以知晓，这实在还不值得感叹。元符三年，陆佃由蔡州召回，入殿进呈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圣明的君主登上帝位，关键在于端正开始。端正开始的方法，应当从朝廷做起。朝廷一旦端正，四方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礼记》说：“朝廷说退，就退下；燕游说归，就返回；出兵征伐说停止，就停止。”大概出动军队服役，没有不停止的。燕游只知道出行而不知道回来，就是放纵；朝廷只知道进用而没有退黜，就是争竞。又说：“朝廷的美好，在于群臣济济，进退有序。”所谓济济，就是舜任命九官；所谓翔翔，就是群臣飞翔而后聚集。朝廷之上，公卿大夫能够如此，就可以说是美好了。臣私下看见近来学士大夫往往争相进取，务求互相倾轧夺取，把善于求取职事当作精神，把能够攻讦他人当作风采，把忠厚看作迟钝，把安静退处看作卑弱。彼此仿效，形成风气，没有人能够制止。如今端正风气、挽救弊病，实在正在今日。恭敬地想，陛下秉承上天的聪明，深切洞察百姓的隐忧，修治整饬各项法度，把人才作为首要急务。臣曾在神考朝侍奉，元祐年间被调任外地，到现在已经十二年。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加以识拔。臣日夜都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论报陛下，区区愚忠实在不能自已。伏望陛下慎重对待开端，谨慎地开始，从朝廷端正；眷顾忠厚之臣，擢用安静退让之士，使浮躁轻薄的人改变心志，使浅薄的人改变思虑，建立并实行皇极，宣扬中和之道，以振兴百官的志业，以凝聚众多的功绩，以追及唐尧、虞舜以及三代的治道。’ 臣愚昧，不能抑制自己的愿望和庆幸。”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知人。宋徽宗即位，左司谏陈祐上奏说：‘臣当面奉受圣旨，计议并与左正言任伯雨共同商量论列此事。宰臣韩忠彦援引元祐年间臣僚的事例，查核元祐臣僚：刑部的岑象求、贾易；工部的丰稷、赵叡；太常的张耒、杨康国；吏部的黄庭坚、晁补之；考功的刘唐老；司勋的陈察。这些人的才能都可以任用，只是事迹有些接近嫌疑罢了。如今如果加以论列，交付三省处理，不免要改动任用；既然与利害无关，只会留下区别党类的名声。天下人还会妄自猜想朝廷在驱逐元祐党人、重新推行绍圣政治，于是议论必然蜂起，彼此以爱恶相攻，必定再次成为后来的祸患。如今绍圣年间的人才成批在朝廷任职，朝廷却一概不追问；元祐臣僚只有十几人，便动辄攻击，这就是朝廷之上公然形成的朋党。’ 中书舍人曾肇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在于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在于辨明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能分辨，却想在天下有所作为，那就困难了。正直的是君子，邪曲的是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那么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朝廷尊严，天下就能治理。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内、君子在外，那么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朝廷不能保持尊严，天下也无法治理。君子与小人不能并立，就像冰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皿中，榫头和卯眼不能相互接合。为什么呢？君子趋向公正，小人趋向私邪；君子所知远大，小人所知近小；君子所趋向的是义，小人所趋向的是利；君子所守持的一定不变，小人却观望迎合，随时势上下变化，从来没有一定的立场。因此君子的道路总是正直而难以合群，小人的言辞总是谦逊而容易被接受。若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的君主，没有不压抑君子而伸张小人的。因而即使尧那样圣明，也说‘畏惧花言巧语、虚伪脸色和极其奸邪的人’；即使舜那样圣明，也说‘憎恶谗毁之说’；即使孔子那样圣明，也说‘远离佞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而不能相互混杂；这样君子才有办法抵御小人，小人也不能伤害君子。如果朝廷之上忠臣与佞臣一同进用，贤能与不肖杂处，那么在谋划事务、筹定策略、任用贤能方面，取舍必定会不同。取舍不同，君主听信就会迷惑；君主听信迷惑，君子就有时受压抑，小人就有时得伸展。君子被贬抑，君子一类的人就不能立足；小人得到伸展，小人一类的人就会互相援引，充塞重要职位，把是说成非，把白说成黑，蒙蔽、欺骗、欺罔，无所不为，成为祸乱的根源，实在可怕。自古以来做君主的，难道有谁乐意压抑君子、伸张小人，从而开启祸乱的根源吗？只是小人听他讲话似乎明辨，任他办事似乎有才能，又能揣摩君主意图、顺承君主心意，以迎合君主的喜好；用奸邪的言论和歪曲的学说，来躲避君主所厌恶的事情。日积月累，逐渐滋长，所以能够使君主甘心接受而不醒悟。既然如此，怎样辨别呢？也不过是虚心端正意志来考察他们罢了。从前共兜与舜、禹一同处在尧的朝廷，尧能够尊贤舜禹而斥退共兜，所以天下大治；孔子与季氏、孟氏都在鲁国任职，鲁国国君却认为季氏、孟氏贤能而斥退孔子，所以国家大乱。由此看来，君子和小人的消长，难道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吗？关键在于君主如何取舍罢了。从前刘向曾认为汉元帝喜好儒术却优柔寡断，所以说：‘心怀狐疑的人，会招来谗贼之口；抱持不断的意志，会打开群邪的门户。’谗邪进用，众贤就退却；群邪兴盛，正直之士就消亡。元帝不能采用刘向的话，却把政权交给石显，汉室由此衰败。诸葛亮曾与蜀先主议论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君臣互相勉励，最终成就了三国鼎立的功业。至于齐威王任用管仲、隰朋，便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正道；任用寺貂、易牙，便自身遭受祸患，成为后世的大耻辱。唐明皇任用姚崇、宋璟，便有开元之治；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便有天宝之乱。同一个人，前后成败的结果竟然如此不同。既然如此，邪正难道果真可以不辨吗？臣因此认为，治理天下在于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在于辨明邪正。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右正言崔德符上书请求辨明忠邪，说：臣听说进谏的道理，如果不激切，就不足以使君主警醒；但言意过于激切，又接近于讥谤。臣子一旦有了讥谤的名声，谗邪之论就容易乘隙而入，世上的君主也因此不能觉悟，天下人便闭口不言，把进言视为戒惧。臣曾读史书，看见汉桓帝因灾异多次出现而广泛征求直言，等到刘儒上书时，却不能容纳。又看到曹鸾为党人申诉而被诛杀，李少良论说元载而被杀戮，未尝不掩卷叹息，产生毅然归隐山林、不再出仕的想法。近来听说国家因为日食这一异象，下诏征求直言，臣这个卑微之人想略尽微力，以报答万分之一；诏书中说，有进言的过失，是触犯朕也不加罪，又说‘还要尽心进言，不要忧虑后来的祸害’，臣感动到了极点，继而流泪。陛下披露至诚之情，扩大圣明的度量，以招来天下人的言论，竟然如此；如果臣下私下听到的事情还不肯全部吐露，那就是天下臣子辜负陛下。臣恭敬地读诏书说：‘凡是朕自身的过失、左右近臣的忠邪、政令的好坏、风俗的美恶、朝廷的德泽没有下达到基层、民间百姓的疾苦没有上达朝廷的，都听凭直言。’臣认为，如今政令繁琐苛细，百姓不堪其扰；风俗险恶浅薄，法令也无法完全制止；德泽并非不厚，只是施行安排不当；百姓的疾苦虽想让朝廷听到，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询问求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