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

译臣私下认为，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是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再用来帮助百姓，所以天下各路的州县都有积蓄，用来应付非常时期的需要，不使任何地方偏枯不足。因此，右曹的钱物不得与其他部门混杂，违反条例擅自使用的，处徒刑二年。自元丰七年起，用常平等积存的剩余财物补助边费，每年取二百万缗作为定额，只以三年为期，大概是不愿过多耗费天下百姓的财物来资助边防。神宗爱护百姓的考虑，可以说深远了。如今应当继承这个本意，怎么能把三十年间积蓄的根本储藏之物一概取出，完全违背成法而偏用于一方呢？况且上面五项所取的钱物，按天下计算，数目非常不少。其中，河东、陕西、京西三路拨给提刑司的，数目究竟多少？河北路交拨给措置籴买司的，数目究竟多少？川陕西路登记封存管理的数目，关报邻近各路招人入便，又与茶马司按数交兑的，数目究竟多少？臣认为，凡八路调移、交兑、拨给的钱物，都是用于边费罢了。其余各路起运入京、再飞运到塞下的，又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看来，天下积蓄的财物都运到边地去了。如果这样做能够一次劳作而长久安逸，暂时耗费而永远安宁，那么三十年积存的财物在一天之内使用掉，尚且足以救济一时的权宜之急，完成不得已的计划。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是割取各路的财物来补一处的疮疡罢了。臣恐怕一处的疮疡还没有补好，天下财力匮乏的祸患却已经到了难以详说的地步。臣生长在南方，不能全面知道四境的事情；但东南一旦成为西边的财用来源，财力匮竭，供应、调度必然都要从东南取得。东南积存的剩余财物，如今在无事之时已经被巧取而偏用；如果东南发生意外的叛乱祸患，又将从哪里取得呢？臣考察唐武德以后，开拓边境，疆域连接西域，设置都督并排列州县。开元年间设置节度使统领，军城、戍所、巡逻之地相隔万里相望。然而当时军粮出自屯田，马牛出自监牧，戍卒所需的缯帛布匹只从山东取得，未曾耗尽天下积蓄来专门供给一方。如今五道敕令所取的，并不是每年一向都有的数额。正当主持议论的大臣尸位充数之时，暂且依靠这些财物缓解眼前的急难；但若要为朝廷作长远考虑，应当怎么办？掌管国家费用的人既不顾虑这一点，主张放弃土地的人又固守偏见，不询问众人的意见，也不完全采纳边臣的说法，各自按有利于自己的意思重复陈说，因循相沿，逐渐酿成大祸。即使把财物缺乏当作忧患，也不过是请求实行鬻爵之类的办法罢了。神宗创立的法令，比得上三代。那些中世的鄙陋办法，如鬻爵之类，正是熙宁初年议论时所不采纳的。当时条例司中参与议论的臣僚，如今已经成为辅相，难道忍心不替陛下说一句话吗？何况神宗从有所作为的初期直到法度形成，忧劳勤勉，从来没有懈怠，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他是为了建立子孙万世的事业，为天下百姓作无边无际的考虑，哪里想到今天所谓继承先业，竟然又仓促采用中世的鄙陋办法呢？如果财用有余，朝廷的议论自然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样说来，神宗十九年焦心劳思的谋划，难道只是为了今天眼前的费用吗？岂不可痛！又听说献议的大臣想裁减州郡供给，削减吏人的俸禄和请受，以帮助国家费用；枢密院削减、罢免陕西诸路的准备官员人数，以节省冗费。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一点帮助。然而如果神宗理财的政策不被朝廷破坏，臣僚的议论也不会到这种地步。这些不得已的事情一旦不得不逐渐实行，那么计算间架、取消钱陌、向富人借贷钱谷、出售御史告身之类的办法，又怎么能保证不会逐渐实行呢？” 主持议论的大臣离职以后，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聚敛恶名、承担毁谤，想让谁来承受呢？所以凡是户部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都不是神宗当初大有作为的本意。逐渐采用不得已的策略，突然改变大有作为的方针，名义上说是“建中”，实际上却是过分偏激的举动；名义上说是“继述”，实际上却大大违背神宗的事业，太令人痛惜了。陛下继位初年，大赦天下，大量放免拖欠，这正是宋真宗曾经实行过、神宗也想实行的事。绍圣役法中有一倍三料的规定，神宗原本就想等到年久积多之后，适时放宽；这是为了远远继承成周驾驭百姓的办法，同时俯取汉文帝减免租赋的政策，以使百姓喜悦，招来和气，并作为后代的法式。上面所放宽的数额既然很多，下面百姓获得的就不能算是侥幸。周官所谓“用来驾驭民众的侥幸”，虽然不是每日实行的常事，却是驾驭百姓的美意。陛下效法祖宗而实行，可以说懂得了继承先业的意义，也是臣下应当顺势辅助的事。然而正当国用匮乏之时，所放免的数额又太多，所以所谓“倾尽天下财物，使没有一个子孙遗留”，正是言官应当忧虑的事情。然而赦书、敕令所放免的，是陛下广施恩惠；五道敕令所取的，是大臣为了补备边地的匮乏。广施恩惠以收服人心，是有益的事情；因为边费而破坏成法，是无益的举动。况且赦书、敕令所放免的数目只有二千多万；五道敕令所取的数目，却不知道有多少万万。陛下做的是有益之事，效法祖宗，数目又少，即使在财力不足时也不能不说；大臣做的是无益之举，破坏先代法宪，数目又多，正当财力不足时，怎么可以不加以忧虑呢？臣私下认为，神宗承接祖宗长久安定的事业，熙宁初年国用匮乏，而理财政策尚未修明。王安石说：‘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会把财物不足当作忧患吗？’于是讲求理财法度，建立天下政令，十多年间不断修治、兴盛、增加和削减；到元丰年间，法度已经形成，于是州州县县都有积蓄，天下没有偏枯不足的地方，用来应付非常时期的需要。这样，所谓拥有天下的人不以财物不足为忧，确实不是虚言。如今却不是这样，耗损根本的财物，破坏已经形成的法度；即使西边目前的用度不缺，天下却正在匮乏，祸患将由此产生。

译神宗是为子孙万世考虑，所以政事建立以后，天下没有财物匮乏的忧患；如今破坏神宗的法令，天下的祸患必然会从财物匮乏中产生，这是必然的道理。况且自祖宗以来，天下各路转运司如果有非常时期的费用，必须向朝廷申告；既然属于额外费用，按理本来就应当供应。然而熙宁以前常常苦于没有可以供应的财物，是因为理财政策尚未修明。元丰以来，根本积蓄的财物在州州县县聚集，像江海一样，法度防禁坚固，内外仓库充盈；转运司如果在额外费用之外另有请求，就可以用这些财物供应，不担心不足。但是神宗爱惜百姓财物，谨慎遵守钱物不得混杂的法令，转运司即使有请求也不轻易给予，所以当时转运使刘攽之类妄自请求借贷，都受到贬谪惩罚。如今边地费用比过去多了百倍，转运司的匮乏窘迫不同于平时；即使有请求借贷，按理应当供应，但朝廷对于他们的请求一概严厉拒绝，难道是因为朝廷爱惜民财、谨慎遵守钱物不得混杂的法令吗？实在只是因为财物不足罢了。各路如果错误地因为财物不足而耽误事务，担任转运使的人怎么肯接受无缘无故的贬谪呢？州州县县积蓄的财物，一年之内都被五道敕令取走，却还以财物不足为忧，难道可以不忧虑吗？” 臣希望陛下诏令宰臣掌管国家费用，修明户部右曹的制度，明确提举官复奏的法令，委派官员选择吏人核算五道敕令所征取的总数：多少已经到达，多少尚未到达，多少是从其余八路调移、交兑、拨取来充作边费；陕西、河东的边费，除本路钱物以及朝廷以钱供应的部分外，已经使用五道敕令所取的多少，按规定还应由五道敕令供给的多少，各是多少；除已经使用、应当供应的之外，剩余数目还有多少。凡是过去的费用已经无法追究，未来的费用却应当预先防备。此前朝廷派使者核算边费已经使用的数目，所得账簿堆满车辆，无法复核考察，反而增加烦费，对事情没有补益。如今臣所论说的，只是右曹根本的财物罢了；不知道五道敕令所取的钱物能否作为西边若干年的费用？如果困竭天下财力、破坏神宗政事，几年之后仍不免断绝缺乏，那么朝廷也可以觉悟了。希望陛下仔细筹划，臣幸甚。崇宁年间，监察御史沈畸上奏论说当十夹锡钱，大意认为：‘小钱便利百姓，已经很久了。古代军务兴起、费用不足时，有时以一枚当一百枚，甚至当一千枚；这是权宜之计，不能在无事的时代实行。如今议论铸造当十钱，固然足以缓解眼前困难，但如果让游手之徒鼓铸钱币，可以无缘无故获得加倍的利润，他们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即使每天增加斩断刑罚，势头也无法制止，恐怕不到一年就会失控。东南小钱轻，钱轻则物价重，物价重则百姓更加困苦，这正是盗贼兴起的原因。陕西过去没有铜钱，所以以夹锡钱为贵；一概改铸以后，也不过又成为过去的铁钱罢了。如今东南正在私自铸钱，又将使西北仿效，这是引导百姓犯法。’ 大观四年，张商英任宰相，上奏说：‘当十钱造成危害已经很久了。过去小平钱有禁止携出境外的规定，所以四方客商进行货物交易，得到的钱大半要交入盐钞、购买告牒；剩余的钱又流通在市场上。这使上下、内外相互供养。自从当十钱流行以后，一个人可以背负八十千，小车可以装载四百千。钱既然成了轻便易携的物品，告牒就成了滞销货物；盐钞如果没有虚抬价格所获的利息，也无法流通。臣如今想借用内库、枢密院及各司封存的绢帛、金银和盐钞，下令按十枚当十钱折换，限百姓半年内将钱送到官府。每十千发给银、绢各一匹两。期限结束后不得再使用当十钱。等钱进入官府，挑选其中恶劣的铸成小平钱，保存其中优良的，按一枚折三枚流通使用。这样钱法、钞法就不会互相高低失衡，可以恢复旧制。’ 侍御史毛注说：崇宁以来，盐法突然改变了元丰旧制，不许各路用官船回运盐货作为转运司的利益；允许人们任意使用钞券，在指定州县装运、交易并出售。盐的多少成为州县政绩考核的依据；一旦有人恪守职责、养护百姓，不忍侵夺克剥，就被指为阻挠盐法，必定被重重弹劾、贬黜。州县谁不望风畏惧，争相实行刻薄暴虐的做法？因此东南各州，每县二等以上的人户，都按照物产高下，被勒令认定盐数的多少。上等户每年限额有达到一千缗的，三等末户也不少于三五十贯，登记为固定数额，必须按数贩卖来完成年度定额。稍微延误期限，鞭打责罚便随之而来。一县一年的定额有三五万缗，如今竟成为常额，实在是危害最大的一项。又说：朝廷过去谨慎筹备三路，粮食储备丰盈，办法没有别的，只是钞法流通，上下互相信任。东南末盐钱作为河北的储备，东北盐作为河东的储备，解池盐作为陕西的储备。这些钱都积存在京师，按照积存多少向三路发给钞券。比如河北的粮草钞券送到京城，就全部支取现钱，这叫飞钱法；河东三路的钞券送到京城，则一半支取现钱，一半支取银、绢。’ 陕西解盐钞券可以支取解盐；有时泛发钞券，也用京师的钱支付。只是钱积存在京师，钞券在三路流通，钞券一到便发给钱，不再滞留。当时商旅都很高兴，争相把粮草运到边郡。商贾既然畅通，物价也平稳，官府上下没有两种价格。一斗米只要一百多钱，一束草不过三十钱，边境各处仓廪都充盈。自崇宁以来，钞法屡次更改，人们不敢相信。京师没有现钱积存，发出的钞券却比过去多了数倍。钞券到了京师，没有钱可以兑付，于是钞券价值十不抵一。边郡没有人入中籴买，供应不足，只好以银、绢、现钱以及搭配的文钞作为买粮价格。民间入中籴买时不再计算钞券价值，只计算银、绢和现钱，于是必须把粮草价格抬得很高，以凑足虚数，导致官定价格几乎比民间高一倍。一斗米有的达到四百钱，一束草不少于一百三十多钱。军粮储备不能不缺，财用不能不匮乏。比如解盐钞，每纸面额六千钱，如今只能值三千。商旅凡是缴纳东南末盐钞，便用现钱四成、盐引六成；榷货务实际只得到七十千的收入，而东南支取盐货的官定价格是百千，盐本已经暗中有所损失了。

译臣认为，钞法如果不恢复熙宁、元丰旧制，物价就没有办法平稳，边储也没有办法积累。如今国家的大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薛向过去在嘉祐年间讲求此法，实行不久，粮价就立即降低，边防储备也有余。到了熙宁、元丰年间，这套办法才完备。近年来榷货务不顾钞法屡次变更、已经贻误边防大计，只希望贴纳现钱，专门购买东南盐钞，企图增加钱数，侥幸骗取荣誉赏赐。前一种钞券刚刚流行，后一种钞券又再次变更，特意命令先行支取盐货，于是前一种钞券便成了废纸，欺骗别人、攫取利益，商旅怨恨叹息。臣希望明诏执政大臣，精心选择熟悉钱法的官吏，推明钞法；不要以现行制度有所妨碍为理由，也不要以已经过去为理由而认为不可恢复。像薛向的办法，过去已经见效，可以推行。如今熟悉政事、通晓钞法的人，不怕没有。在京城三库的积存，都是四方郡县缴入的，不怕没有储备。如果把三四百万缗封存留在京师，按数目发给钞引，使钞券一到就能兑钱，不再阻碍，令上下相互信任，那么人们就会把钞引看作轻便的费用，彼此转相交易；或者支取请求较多，只转运到廊下供应东南末盐钞。又如度牒之类，像东南末盐钞、度牒、敕牒，只允许用钞引到指定处领取，其他都命令在京城用现钱兑换，封存留作钞引的本钱，这也是经过计算可行的办法。至于过去发行的文钞，也应当考察情况、制定法令，酌量按一定比例支取盐货偿还。’ 自古以来，制定法令很难，不只是创始和修复困难，已经废止的制度也不容易恢复。想要兴起长久的利益，眼前的一点小害也应当略加容忍，只需详细斟酌是否可行，然后施行。徽宗时期，李纲论述理财应当以义为防范原则，说：“臣下私下看到，朝廷正在讲求理财的方法，以充足国家的财政，议论的人纷纷争相献上自己的主张。天下这样广大，又长期太平，正值万物繁盛丰富之时，筹划财用，难道还怕不足吗？关键只在于理财是否合乎义。《易经》说：‘用什么来聚集人民？答道：财。’治理财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非分之事，叫作义。财，是人民赖以相互生养的东西。所以人没有财就无法聚集，义是利益的根本。因此财不合乎义就无法治理。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用法度的威势来统治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可是先王一定把减轻赋税、少收征敛看作可贵，是因为懂得给予其实就是取得，这是治政的法宝。如今国家用度广泛，官吏的廪禄又多，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数倍，所以讲求理财之术，确实是当前最优先的事务。献议的人也不能说全无可取之处，但臣希望陛下必须让朝廷大臣共同参议后上报，由陛下亲自裁断，以义来衡量并实行；做到合乎义然后才取财，使人民不厌恶这种征取，对上可以使国家富足，对下可以使百姓富足，实在是国家社稷无穷的利益。” 李复请求设置榷场，说：“臣私下看到，回纥、于阗、卢甘等国的人，曾经携带蕃货来中国交易以求获利，前来时名义上称为入贡，从熙河路出入。朝廷察知了他们的真实情形，所以按年份加以限制，依照到达本路的先后次序，遣送他们赴京阙。然而来的人不止，守候等待遣送，有的滞留在本路十多年。他们携带的蕃货散入各路，其中多是禁物，民间私下相互交易；远方商人的货物，丰厚的利益全都归了牙侩。臣多次详细询问，他们所携带的货物，价值高的有达到十余万缗的，低的也不少于五七万缗。况且远方之人怀有长期客居的情状，平民陷入触犯禁令的刑法，利润无穷，全都归于牙侩，往来没有停止。每逢遣送，只是徒然扰乱州县。如今湟州刚刚收复，正需要加以安排，使商人聚集而来；这不但能够流通有无，实际上也能增强根本的形势。臣现在想请求在湟州依照雄州、火山军等处榷场的成例，在湟州设置榷场，另设蕃市来安置来者，不再遣送他们赴京，使利益归于公家，货物在民间流通，也可以稍微补助经费。”李复又论述钱钞法，说：“臣私下看到，近来谈论陕西利害的人，都说钱币价值轻而物价沉重，以及解盐钞法的弊端。臣曾经探究其中的根源：陕西从康定、宝元年间起，西部边境用兵，军费支出不足，于是鼓铸铁钱。边事刚刚平息，便立即停止铸造。到了熙宁九年，皮公弼主管漕运财政，又上奏请求铸造铁钱。到如今二十七八年，所铸铁钱不知有几千万了。铁钱不能流通到其他路，聚积在陕西民间；既然这种钱太多而币值轻，这是第一个原因。陕西的各种货物，都看粮价的高低；近年西边拓展土地，增筑州、军、城、寨，增加屯驻的军队和马匹，急于完成年度计算，因而提高价格收买粮食；兼并土地的大商人又囤积粮食，等待高价而不出售，于是物价更加昂贵、钱币更加贬值，这是第二个原因。如果边事稍稍平息，铸钱数量减少，时间长了与今天相比，就必须严厉裁抑那些储藏粮食的豪强，粮价稍微平稳，各种货物自然会随着东南商货而来。商人知道陕西物价高重，便聚集进入关中；没有别的货物可以运回，就都换购钞票向东运输。这样钞票的价格日益上涨，过去盐钞常常担心无法流通，如今价格高，反而成为公家的利益。将来货物价格下降，钞价自然也会下降。臣现在想请求下令陕西转运司：凡是物料供应困难，以及难以搬运、端闲无事的工匠等方面，可以先行裁减停止；铸钱监设在出产斛斗的地方，实行结籴一两次；并召募人运粮入边塞，使储蓄粮食的人家不敢擅自抬高价格，希望粮价大略平稳。” 御史中丞王安中论述不可妄自兴办矿冶，说：“臣私下认为，从前神考在位时，凡是山林川泽的利益，开始由常平机构掌管，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用意，都具体载入既成的法令。陛下亲自执政初期，各路矿冶中，只有原来由转运司出钱作为本钱的，才归漕司管理；其余从告发、勘察、开采、冶炼到各项费用，一概依照常平条令办理，官府没有冗余人员，职守也各有固定。后来因为扩大鼓铸，才在河北、河东、京东西、陕西临时差遣设置管理矿冶的官员。考察最初的法令，本来就说是临时差遣，又说等到矿冶事务安排妥当，便应裁减罢废。事情积累到如今，既然已经没有鼓铸，只有陕西、河东是出自御笔，已经一并归入常平司。如果河北、京东西曾经还没有来得及省罢，而九路设置矿冶处置使又将重新派出，那么河北方面凭空开采、扰害下民，横加涉及无辜之人的事情，既然已经查验，陛下又慨然亲自挥写诏令，命令他们把所费与所得具报上来，那么官府拖延观望、损耗财力的情状，臣预先知道终究逃不过圣明的裁断。至于京东西和九路的弊端，难道唯独可以不加考虑吗？京东西距离近，它与河北、陕西、河东没有不同，本来不必等臣说了以后陛下才知道。

译至于九路的事情，地域跨越辽阔遥远，事体和影响都十分重大，臣怎敢不为陛下详细说明？前些时候朝廷派徐禋到东南办理铜事，后来又增加了宝货事务。徐禋回朝复命时，图绘和统计的数目比原来增加了十倍，于是上奏请求把事务分派给所属各地。徐禋大概没有料到朝廷会让他亲自行事。徐禋办理这件事的数月间，发布严厉的文书，拘禁官吏，逼迫监司、守令承认，在江西洪州开掘严阳山；矿苗很久没有兴盛出产，徐禋一定要有所收获，便不再顾惜人力，向深处开掘，甚至命令官员何摭在那里露宿，结果得病而死。后来徐禋派属官监守冶炼锻造，只得到极少的金属，州县迫不得已，只好承认数十两的数额。所谓极少的金属，人们本来就怀疑它是从哪里来的；而数十两的数额，人们又本来就怀疑州县想从别处取得这些东西。仅从这一件事来看，九路所报的数目难道都确实可信吗？徐禋既然免不了亲自行事，计策用尽、实情暴露之后，便在办理使职之外另立说法来谋求自我解脱，说：‘如果有幸得到世所罕见的珍异之物、古代的宝器，请求送入书艺局。’如今正值陛下以圣德治理时运，各国各地的万民都只应进献合乎正道的贡物；至于珍异古器的入藏，自有主管机构负责。徐禋作为外任臣僚，哪里是他职分之内的事呢？这大概只是想借此来实现欺骗、妄诞和骚扰的计谋罢了。远方的奇异事务，起初或许还可以办理；如果不堵塞它的源头，危害将会更大。如今诉讼文书中已经有提出愿意以田地充作没官之物的了，何况官属和吏员的员额、所需费用，比照发运司船夫的从人劵给和公使费用，又不只是河北、京东西那样而已。至于东南历来所藏的宝物，禁令严密；鼓铸钱币，又有近来颁下的御笔，命令两司通融办理。而青碌一类矿物，考核于明堂，只在奖赏文书中作为各路监司的功效。假如有额外的索取，何必还要让徐禋一类的人侵夺官府职权？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施加仁慈恩惠于天下，将这次查究河北铜矿的御笔指挥，下发给京东西以及徐禋所管辖的九路；今后兴修矿冶之事，由监司依照办理查究。仍请求检视陕西、河东已经颁下的御笔，斟酌裁分，希望不失政事的体制，稍稍除去冗官损耗的弊端，远近之人都将十分庆幸。” 陈次升论述中都费用，上奏说：臣私下观察，《易经》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用什么守住君位？回答说是仁；用什么聚集人民？回答说是财。’古代圣人并不是立志追求利益、以货财为乐，而是认为如果不讲求理财的方法，国家用度就会不足；即使想聚集人民、守住君位，也不可能做到。臣听说元丰库从前积存的财帛很多，近几年因为关边支用，几乎已经耗尽；榷货务也完全依靠借卖钞引来周转。听说卖钞所得的钱已经十分窘乏，都商务近来商旅稀少，年度课额不能完成。况且国家对外有边防费用，对内有河防忧患，还有百官俸给、军队衣粮，凡各种用度不可计数；可是财利来源缺乏，府库空虚，到了这种地步，不能不加以忧虑。伏望朝廷早日讲求其中的利害，以使货财流通、充实仓库，不要使国家在仓促之间无从使用而留下祸患。陈次升又论述收复湟州，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今天的忧患，在于财用不足、府库空虚、仓廪匮乏，各路都是如此，而陕西、河北尤其严重。去年秋天虽然丰收，粮价却没有降低；戎兵虽然已经裁减，粮食储备却接不上。正当休兵无事之时，尚且如此，万一敌人侵犯边境，费用增加百倍，将拿什么来支撑？听说陕西路新筑城寨，每年所费不可计数，而湟州一年自己所费二百八十多万，不知有什么粮食储备可以供给？有什么钱物可以应付？臣曾请求筹划可守可弃的策略，却没有听说如何施行。河北路黄河决口泛滥以后，百姓多有流亡迁徙，地方十分残破。敌方君主刚刚即位，听说喜欢用兵、嗜好杀戮，盟誓未必能够保证，边境不能断定没有忧患。这两件事是当前的忧患，应当深思熟议，不能忽视。古人有话说：‘处在安存时不要忘记灭亡，处在太平时不要忘记危险，这样国家才可以保全。’伏望圣上慈爱地记取古人的话，思考今天的忧患，命令大臣治理财赋，严格要求边吏谨慎守御，不要让邻近敌人乘我方空虚，猖狂冲突，给朝廷留下忧患。臣不胜庆幸。陈次升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内外府库的财物，自祖宗以来产生有道，所以财物常常有余；使用有节制，所以财物不至于空虚匮乏。因此内外财赋充足，没有供给不足的忧患。近年以来，朝廷只知道使用财物，却不知道怎样节制；只知道支出财物，却不知道怎样储藏。户部不只是左曹财用空匮，右曹也没有余财；各路不只是漕司空匮，常平司也不足。天下不可能永远没有事情，忽然发生水旱、盗贼，常赋哪里足以支撑？常平的积储，实在是天下根本的财物。神宗皇帝经画筹划的用意是深远的。如今天下无事，却这样使用，三五年以后必定更加缺乏。一旦发生水旱盗贼，将怎么办？伏望圣上慈爱地严令宰臣讲求理财的义理，而常平司的钱物不得轻易支用，希望府库充实，良法得以保存，这是天下的福气。” 左正言任伯雨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国家所患，最大的不是没有财物，而是不懂得理财，是使用财物没有节制。贡物有固定的供纳，赋税有固定的征取，山林水泽的利益，没有不兼收的；舟车的税算，没有不全部收入的。青苗钱有利息，免役钱有剩余，理财的政令，可以说是有法了。可是边患日益扩大，驻军日益增多，年成歉收、物价昂贵，买粮价格达到平时五倍；以开辟名目为名的费用和侵吞财物的弊端，若考察其数目，已经超过通常的费用。再加上朝廷非例的支出赏赐、平常的赏赐之类，不仅没有正当名目，而且过于丰厚；使用财物的时候，可以说是无法可守了。取得财物已经十分彻底，使用却没有节制，各路上供之外，年度预算往往不足。愚鲁的官吏必然向朝廷请求，奸猾的官吏则想方设法摊派折征。眼前收支不足的忧患，应当用正确的方法来救治。臣伏愿陛下命令三省下达有关机构，核算国家一年收入和一年支出，凡有多少项支出？有余就储藏起来，不足就予以补助。凡是内外府库的积储，先统计总数，然后分成三部分：多少作为经常费用，多少作为浮费，多少作为陕西五路边防费用。”

译近处以元丰时期为标准，远处以庆历时期为标准，比较哪个多、哪个少，哪个有余、哪个不足，绘成一图，用来显示盈余和耗损，使人一眼看见、心中计算，早晚都牢记在心。然后从内部节省浮费；像非例支赐、平常赏赐之类，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减少的，应让有关机构逐条陈列名目，各自削减一半。过去仁宗皇帝曾经忧虑支出冗滥，于是下诏，从皇后、宗室到辅臣以下，南郊赏赐各减一半。又曾因为斋醮所需物品索取没有限度，下诏命中丞刘筠裁减冗费。浮费减少，经常费用就充足了。今年议论的人说边境已经安宁，正可以停止战事，裁省若干戍兵，罢免若干将佐，减少若干支用。仁宗皇帝曾说：‘近来招纳夏国，本来是为了使百姓得到休息，如今边防费用仍然很大。’于是下诏陕西转运、提刑与经略安抚使减少边防费用，裁并冗官，将全部事项列成条目交给监司。又曾命令两川每年织造锦绮，改织绢帛来供给边费。边费节省，国用就充足了。国家太平已经很久，事业庞大、事务丛集，赋税收入没有增加多少，费用却日益扩大；百姓既不能再增加赋税，下面又不能再削减，那么爱护百姓、充足用度的关键，实在没有比节省浮费、削减边费更重要的了。这些办法切合时势而又容易实行，臣伏愿陛下命三省、枢密院共同议论制定法律，留意此事并务必实行，天下幸甚。贴黄：臣所奏是说天下财用不足，请依照仁宗时期的办法减少浮费、削减边费，请下三省、枢密院共同议论制定法律。臣又听说，近来文思院从内藏库领取白银一千四百两，移作本院使用；本库没有白银可以拨付，财用缺乏竟到了这种地步。慕容彦逢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神考制定常平法，是为了施惠于百姓，意旨深远。法令已经明确完备，但官吏有时不肯依法办事，反而利用文书空隙谋求私利，逐渐导致损耗，支出多而收入少。近来因臣僚有人提出建议，朝廷重申并严加约束，务必杜绝奸弊，使恩惠施及平民。臣愚昧地认为，只要把征收欠额的多少作为考核，能够看出榷法实行的实际情况，使任职者尽心奉法，及时筹划置办，官府不压迫、不勒索、不拖延为难，下面没有欺诈冒领、违法乱纪的人，那么良民缴纳就自然不会拖欠，哪里会有支出多、收入少的弊端？臣想请求，凡征收常平钱粮的地方，每年在县令、佐官的任职考核文书中批注所收欠额的分数；等到任满三考时，另行制定殿最考核法，希望他们知道什么应当奖励、什么应当惩罚，不敢偷懒懈怠。如果圣上批准，便请求下诏有关机构施行。” 安焘以学士身份出知河南，临行时上奏说：“自绍圣、元符以来，掌权的大臣借‘绍述’之名，欺骗迷惑君父。对上，他们固守宠位、发泄恩怨；对下，他们希求升迁、放纵朋党依附。他们为自己谋划当然很好，却从未有丝毫替国家考虑。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观察他说的事情和实际结果。臣不敢高谈阔论、远引他事，只以神考时的事情作为切合当前的证据。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府库没有不充盈的，即使小县所积的钱粮也不少于二十万。绍圣以后，财物倾尽来供给边费，以致军队没有现成粮食，官吏没有按月俸禄，公私都空虚耗损，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反而还说这是‘绍述’，难道不是极其深重的诬陷吗？愿陛下以此为鉴，不要让那些粉饰偏颇言辞、替自己谋求利益的人再次得以推行他们的说法。” 钦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吕好问请求废罢青苗法，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民心仰戴，朝廷内外都欢悦。即使敌军深入，人们也没有异心，为什么呢？天下人知道将有休养生息的日子；凡是朝廷所做的事情，都顺应民意，所下的诏令，也都以遵从祖宗法度为依据。如今已经过了很久，陛下谋求治平的心意虽然没有比从前稍有改变，但德泽不能下达，究察民心，欢悦渐渐不如当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军队尚未平息，祖宗法度没有实行；议论的大臣借此作为说辞，奉行法令的官吏又倚仗它来作奸。祖宗的法度如今虽然还不能全部实行，其中有些能够实行、又顺应民心的，为什么不去实行？臣请求举出其中最重要的：青苗钱收放的法令，对百姓危害极大，对官府却完全没有利益。如今州县常平钱等大多没有现钱，每年发放时，往往用空头文券摊派给各都的保正、长等；实际上请求钱的人多是州县官户和公人，违法冒名，无所不为。到了缴纳时，只缴送利息钱，逐年累加；县道吏人又趁着收放之际肆意索取，这实在是无穷的祸患。民间受此困苦已经几十年了。今年春天陛下既然已经下诏说要遵从祖宗法度，那么掌权的大臣遇到这类事情，本应立即废止；如今却拖延回避，按惯例不敢进言，他们的心意不过是害怕将来天下平定后重新推行‘绍述’之说，自己已经受到贬黜责罚罢了。于是使朝廷徒有虚假的数字，实际聚敛真实的怨恨，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臣愿陛下出于圣意，先行改废青苗钱收放之法，明白告知天下以巩固民心；其他不合祖宗法度的事情，也逐步改正施行，以平息不同意见，成就无穷的事业，臣不胜庆幸。”}], 谏议大夫杨时请求废罢茶盐榷法，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屡次颁下降下德音，希望完全恢复祖宗的旧制。崇宁年间纷纷更改制度，只有茶、盐两项法令，始终成为百姓的祸害。榷茶从唐朝末年开始有，祖宗也曾经实行过。时间积累久了，流弊越来越严重。仁宗下诏命令有关部门，扣除榷茶的净利，均摊作为茶租，由各户缴纳；放宽榷禁，让百姓自行兴贩。这样县官可以坐收榷茶之利，而百姓也能自行方便，不再有触犯禁令、抵罪受刑的忧患，可以说公私双方都有利。当时诏书说：‘私藏、盗贩而犯法的人实在太多，即使施以严刑重罚，内心也不忍。这等于在方圆数千里的江湖之间设置陷阱来坑害我们的百姓。’又说：‘历代积累的弊病，一旦予以革除，就应确定为常行制度，不再另行改变；还要防备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以及借机作奸的党徒，妄自陈奏议论来迷惑官府，必须施以明确的刑罚，以警戒狂妄荒谬之人。’这样的训诫告诫已经十分周详，当然是后世子孙所应当遵守的。如今茶租钱照旧缴纳，而榷法却更加严密，这就是在榷法之上又加榷法。两浙穷困偏远的百姓，有的一年到头吃不上盐；茶却一天也不能没有，一天没有就会生病。过去在晚春采摘制造，称为黄茶，每斤不过二三十钱，所以贫苦百姓能够吃得满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钱〕

译如今购买茶引的价格已经超过原来的数倍，尚且没有茶叶可得，民间按惯例只能饮食昂贵的茶，贫苦百姓尤其受到这种危害。实行这一法令之初，搜刮刻剥的官吏把配卖茶引数量多当作功劳，苟且冒领恩赏。后来又以每年课额的高低作为定额，上等人家有摊派到十几引的，连同附加费用，动辄要承担十五六贯、五十六十贯，于是人们就很难供纳了。各类触犯榷货法的案件，不能追究货物的来源，从祖宗时期直到熙宁、元丰年间，一直没有改变过。如今唯独茶法允许追究来源，盗贩茶叶的都是无赖小民，一旦被捕，就胡乱指称货物来源，以此报复私怨；官府不敢压下不理，追捕呼问不断牵连蔓延，监狱里挤满了人，长时间不能判决，实在令人怜悯。榷盐从汉代就有，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周世宗征伐河东时，河朔百姓拦路诉说盐法不便，世宗把所得的盐利均分给各户，顺从百姓的愿望。熙宁年间有人议论再次实行榷盐，朝廷没有施行。当神宗大力有所作为的时候，凡是能够使国家受益、使百姓得利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既然认为这件事不可实行，那么最终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实行了。如今盐利摊派在各户身上的部分，仍然照旧缴纳，却又设置官署、建立机构，与其他路一样办理，这造成的危害就更深了。江浙在春初有蚕盐，均摊给百姓用于养蚕缫丝；蚕成熟后用绢偿还，这还不算苛刻伤民。如今蚕盐不能发给百姓，但偿还绢帛却不能免除，于是盐利收入官府的已经很多了。山谷地区的百姓，家中能够吃盐的，十家中不过两三家；而州县却均摊盐钞，民间的附加费用与茶引相同。官吏迫于考核惩罚严厉，都按人口发给盐钞，以此充足每年的定额，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今朝廷虽然不设立年度定额，也不考核比较每年的课额，难道掌持符节、主管一路的使者肯坐视不管，安然不加察看吗？此前在确定赋税以后，曾经一度不设定额、不考核比较，但每年定额大为亏欠，主管盐务的监司严厉责备州县，说它们没有察觉盗贩，才导致亏欠；州县为了苟且逃避谴责，不免摊派收取来完成任务。虽然名义上说不考核比较，实际上考核比较仍和过去一样。臣私下认为，应当完全遵循祖宗的法令，罢去提举茶盐司，使百姓能够自行交易，消除摊派配给的弊端，这样人民才开始得到恩惠。从前盐利，各路所得动辄数十万缗，用来充作经费；所以漕运财政不匮乏，漕运财政不匮乏，横征暴敛就不会加到百姓身上，上下都能宽裕。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废罢茶盐两项法令，京城必定会缺乏用度；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过去榷货务所积存的财物，全都充作御前使用，户部所得已经没有多少了。如今陛下恭谨节俭、节约用度，一丝一毫也不妄自耗费，哪里还用得着这些财物呢？况且祖宗时期，榷货务的盐钞本来有固定数额，用以准备经费；把这些制度全部实行，也不会妨碍双方。陛下应早日降下圣旨，废罢这两项法令，使天下得到恩惠。李光论述制定国家用度的办法，说：“臣伏见祖宗的制度，天下的财物和粮食都总归三司掌管；如果不是条例所规定的数额，不敢擅自支用。朝廷知道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的大数，所以仓廪充足，用度有余。近年以来，政令由多个部门发出，法度逐渐松弛；户部既不能总管天下财赋，朝廷也无法完全知道钱粮的大数，侵占支用、相互挪用，难以察考。名义上说是供应御前，实际上却搬入私人家中。东南财赋被朱勔耗尽，西北财赋因李彦而困乏，天下根本的财物又被蔡京、王黼耗竭。自徐铸、蒋彝任常平司官，何渐任茶马司官，张琬、徐惕、燕瑛任市舶官，应安道、朱彦、美玉、子献、王复任转运司官，胡直孺、卢宗原任发运使，王仲闳、胡邃任提点刑狱，宋晦任香盐官，刘寄、吕岯、毛孝立任盐司属官，天下财赋全都归入权贵宠幸之家。小人乘机而动，再无顾忌。如今各处都已经穷竭，公家没有半年的储备，百姓没有十天的积蓄。加上战争兴起，府库中的金帛也将散用殆尽，这正是国家用度危急的时候；所谓长期治理财用的方法，不能不加以考虑。伏望遵照祖宗旧例，使三省、枢密院共同掌握军队、百姓和财利的大计，与户部估量一年收支来制定国家用度。仍请求精心选择精通财政、健干能办事的官吏，设置专门机构稽核各项事务；各路凡有关钱物的往来、转移、挪用以及现存数额，都加以核查；对这些官吏分别酌量增加俸给，并按功绩和期限实行赏罚。或者专门派遣使者到各地，召集、核查各司的人员和吏员，希望使财利来源归于统一，从而可以治理天下财用。”高宗建炎元年，知开封府宗泽上奏说：“臣私下看到，京东路的青州、相州、密州、登州、莱州都产盐。自太府卿郑仅建议实行东北盐法后，产盐的州县一律实行税盐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掌权，才开始废罢河北、京东的税盐法；他的用意只是想让京城榷货务收入、缴纳的数额增多，以应付眼前用度，于是给东北造成祸害，延续了十年。臣也曾计算每年的数额，实行钞盐比税盐大为亏少；这是因为税盐不限制钱数多少都可以买卖，所以百姓容易得到盐。若是钞盐，除非富商大贾以千万计的资本，否则不能经营。平时无事时，商贾尚且乘机牟利，使百姓吃贵盐，何况如今道路阻塞，商贾不能通行？从今年春夏的情况看，官盐没有商人贩卖，于是让盗贩者独占其利；他们偷窃官盐…… 官盐又不知道被偷走了多少。臣想请求特地下达圣旨，把宣和三年以前实行税盐法的地区，一律恢复旧法。不仅可以使官府收取盐利，资助州县的不足，也可以杜绝私盐贩卖；并且对盐法没有其他妨碍，确实是长久可以实行的办法，实在有助于各州县筹措买粮本钱，也可以安定京东、河北两路的人心。

译绍兴七年，试中书舍人李弥逊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钱币的作用，对于天下来说就像水在地下流行一样。它产生有源头，流通就不会断绝；一旦堵塞源头，就会枯竭。臣伏见朝廷多事以来，各种费用纷纷兴起。钱财的产生还没有找到办法，使用却没有穷尽；即使有丘山一样的积蓄，也会一天天减少。仅以一个州一个月计算，支出就不下数万；总计天下一年的费用，哪里能计算得尽？不能不加以考虑。何况钱货的积存，必定有所在：不在公家，就在私人家中。如今国用不足，百姓也不足；公卿之家被盗贼耗尽，兼并之家又被诛求搜刮。虽然近来各郡县所缴纳的钱财全部送入各军，但军中不是积存钱财的地方，往往把钱币兑换成轻便的物品，以便携带，却不知道这些钱最后流向了哪里。访察得知，许多从淮南转入伪境，用来资助敌国的费用。加上川陕铁钱地区，近来公然使用铜钱，民间还违法销熔铸造铜钱来制作器物。这样泄漏钱财，祸患更加严重。这正是想填补漏水的容器，却反而扩大裂缝。臣愿陛下深入追究这一弊端，再次命令计臣详细讲议，扩大钱财产生的来源，思考积聚钱财的方法，严格禁止钱财外泄。这确实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李弥逊又请求设置专使积储粮食，说：“臣听说陆贽有话，晁错论安定边境的策略，关键在于积粮充国；提出破羌的建议，首先应当实行屯田。因此他在兴元平定叛贼以后，仍竭力请求停止每年的水脚运输费，选择人员充任使者，委托他们实行平价买卖。军队行动时，粮食供应是第一要务，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国家用兵十多年，军饷一天天增加，全年收入仅仅能够供给眼前依靠国家供养的军队，水旱盗贼的储备还没有预先准备。一旦发生非常的战事，不取用民间财物就不足以成事，取用则百姓无法承受。那些深谋远虑、反复考虑的人对此都感到寒心。”臣每次在陈奏之间，亲自听到圣上训示，知道陛下把国家用度不足看作最大的忧患，把民力已经耗尽看作深重的忧虑。臣仰体陛下日夜勤劳、体恤百姓的心意，早晚思考，祖宗法度中有利于国家、便利于百姓、可以在今天实行的，发运司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制度开始于太宗淳化年间，在仁宗皇祐以后完备，大体不过是根据六路丰歉情况实行平籴法。受灾的州郡就降低价格收购，正值丰收的州军则提高价格买入，以补足本应缴纳的数额。每年转运粮食来充实京城，也可以说是有利于国家、便利于百姓。然而今天的情况与过去略有不同，不必完全沿用旧制，应当学习它的宗旨，酌情增损后实行。臣愚昧地认为，应在经常费用之外，另拨数百万缗作为籴本，重新设置一个机构，广泛实行储积，分毫不得拿来供应眼前使用，只用来等待陛下谋求长远、恢复疆土的需要。积储一年，必定可以见到成效；三年之内，应当能有一年的储备。再加上几年，仓廪就会逐渐丰实，田地也会有休养生息的时期，公私双方的利益不可胜言。然而正值裁省官员之时，却想增设吏员；正值财用匮乏之时，却想筹办买粮本钱；正值眼前依靠供给之时，成效却要在数年以后才出现，议论的人一定会拿这些来说反对。大凡兴办事业，难在谋划开端；考虑长远的人，不追求眼前的功劳。如今捐出数百万缗钱，增加十几名官吏，却可以为朝廷造成长久无穷的利益，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做呢？孟子说：‘有七年的疾病，才寻求三年生的艾草；如果平时不储蓄，终身也得不到。’这句话正可以用来说明今天的事情。臣谨慎地把发运司设置、废罢以及今天可以仿照设置专使的事项分条列明，随奏章一并呈上。伏望陛下特别加以审阅，斟酌利弊，毫不犹豫地决定并努力实行，臣不胜庆幸。” 绍兴年间，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李纲论述财用，说：“臣私下看到，从宰臣以下裁减俸禄，可以看出朝廷财用的缺乏。自陛下即位以来，恭谨节俭、忧劳勤政，没有宴游玩好的享乐；六宫也简约节省，没有额外的恩赏和滥赐。执政官常有空缺，侍从官也多不满员，尚书省、御史台、寺监等官署从来没有配齐官员。可是财用缺乏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因为养兵费用不可计数吗？臣仔细观察，近年行在的禁卫军，以及各将领驻扎在大江南北的军队，不下几十万人；每天有粮食和钱，按月有俸料，时常还有激励赏赐和犒劳宴设，各项支出是太平无事时的数倍。可是户部每年的常赋收入，还不到太平时期的三分之一；朝廷所依靠的榷货收入，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如平时的数额。这样日积月累，府库于是空虚，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户部调度不足，就向朝廷请求供给；朝廷拨付接不上，就责令州县筹办。虽然陛下屡次下达宽恤诏令，不许向百姓征取，但形势有不得已之处。不从百姓身上取得，又从哪里得到？颁发官告、发给度牒、处理积欠、出售户帖，名目虽然不同，向百姓取财却是同一回事。如今民力已经凋敝，征取却没有停止，物力耗尽，人心惊疑，这不是长远考虑、反复审察的策略。《易经》说：‘用什么来聚集人民？回答说是财。’治理财用、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非正当的事，就叫作义。财不合乎义就无法治理；兴师动众、奉正当名义讨伐有罪者，没有财力就不能进行。如今陛下整顿六军，恢复疆土，以建立中兴事业，但财用不足，将凭什么完成大功？从前姜太公辅佐周朝，建立九府之法；管仲辅佐齐国，明确取予的权力；范蠡使越国称霸，采用计然的策略；萧何辅佐汉朝，专门主管转运粮饷的事务。近世的唐朝，自天宝以后，战乱不断；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有刘晏、韩滉之类的人，都通晓财政，掌握各种货物价格的涨落，收拢天下利益来辅助军费，不向百姓横征而国家用度充足，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史册中，其方法可以考察。臣愚昧地伏望圣上降旨，朝廷委派官员考察刘晏、韩滉的事迹，把今天可以实行的逐条列出进呈；试着采纳他们的主张，选择有心计、通晓公事、廉洁的臣僚来推行，希望在户部常赋和朝廷榷货收入之外，另设一项封桩钱，专门用来养兵、辅助中兴。伏请陛下裁断。”

译高宗时，李光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用什么守住君位？回答说是仁。用什么聚集人民？回答说是财。’治理财用、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非正当的事，就叫作义。既然如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怎么能不致力于治理财用、使国家用度充足呢？所以周朝兴起，厚养百姓的根本，有像公刘这样的人；齐威王称霸，富国强兵的方法，有像管仲这样的人；李悝的平籴、耿寿昌的常平、刘晏的平准，都能做到征敛不加于百姓而用度充足，可见治理财用必定有方法。到了后世，聚敛之臣并没有创造财富的办法，不过是侵害百姓、剥削民众，用来欺骗迷惑君主，贪图一时的宠禄罢了，哪里真能替君主兴利除害，使上下供给充足呢？如今正值军队兴起，固然应当讲求财利来源来辅助国家用度；可是从冬天、春天直到现在，朝廷采用议论者的说法，巧立名目来征取钱财，户帖、鬻爵、交引、给换等法，使朝廷内外骚动不安，远近疑惑，上下忧愁怨恨。臣恐怕国家根本一旦动摇，祸患将不可胜言。伏望圣上慈爱地严令大臣，访求通晓财用的人，另行议定生财的方法，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以制定国家用度。” “如果前代这几个人遗留下来的方法还有可以施行的，就应当采用。古人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自古以来国家离乱、社稷忧危，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皇天后土眷顾陛下，所以十年之间，强敌和伪朝廷逐渐被击退；东南粮食连年丰收，军力逐渐振作；中原百姓抬头盼望恩幸，希望能够重新看见汉人的衣冠。这是因为仰仗陛下的德泽能够取得人心。过去范祖禹论述奉天的艰难，大略说：‘德宗凭饥弱的士卒守住一个县的地方，却面对朱泚十万大军，防备抵御的力量都已竭尽，危险得连喘息都不容许；所依仗的只是人心还没有离去。最终尚且能够收复失地，宗社没有失掉旧有基业，何况凭天下这样广大、亿万这样众多的人民，以道德守护天下，以仁义使用人民，谁还能抵挡他呢？’所以君主如果能够得到民心，就不在于土地广狭、军队多少；称王天下，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兴起，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兴起，难道不是真的吗？臣屡次告诫陛下不可实行苛刻的政令、没有名目的赋税，务必保存大体，正是深深担心这种声名一旦传出，远近传播，就会使人心动摇。惟愿陛下明察。”}], 司马光又请求废除常平主管官，罢免发运司，并说：“臣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治理财赋更紧要的了。但治理财赋的政策，有的避开了名义却因此丧失了实效，有的没有实效却徒然保留名义，本来就难以一概列举。现在姑且谈其中较大的，事情有两件。常平法起源于汉代耿寿昌。如今州县钱粮中有归常平司管理的，名目不止一种，全都归户部右曹管理。现在却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废掉它，既让香盐司兼管，又另行差遣一名主管官，有关部门无所适从，钱粮因而散失陷没，这难道不是避开名义而丧失实效吗？发运使本来是总管六路财赋，以漕运转输京城粮饷为职责。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既然没有转运，现今却把籴买之事交给他办理。它所用本钱全由朝廷拨给，估计有五六百万缗，又有淮南总制司以及诸路失陷回易、市易、赡军等钱，每年也不少于数十万缗，这就是国用日益困窘的原因。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旨，废除常平主管官，仍旧命香盐官兼管；罢免发运司，其籴买、总制等事务，命户部侍郎专门掌管。这样或许能使名分端正、事情办成，官员减少而职事得到举措，臣将不胜荣幸。” 户部尚书章谊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财用的转输，必须有善于筹划的臣子，在内外周旋，使山海所藏、天地所产能够流通而不枯竭，这样用度才不会匮乏。祖宗设置官职治理财赋，对内由户部掌握天下贡赋盈亏的数目，对外诸路各有转运使、副使，负责经营一路的财计。至于东南地区委输最为繁盛，于是又设置发运使，督促六路供输的收入，大概都有调剂挪用、互相补助的办法，户部正是依靠这些才不至于缺乏。如今战事频繁，财用紧急，诸路贡赋有的被剽掠盗贼侵夺，有的被贪赃官吏侵吞；州县官员中疲弱懦怯的，不能及时催征，强暴的又敢于擅自挪用，户部困窘不堪，偶尔派郎官分道催督，单车所到之处，不过发文移檄，最终还是空手而回，实在没有益处。何况悍将骄兵各自占据要害，从川东、川西、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土贡和每年输送的财物不能进入王府，已经多年了。王以宁、孔彦舟在湖南截留，李允文、张用在鄂州、岳州盗取，李山、李惇仁在防州、吉州抢夺，造成这些诸路财计散亡的根源，都是发运使失职的罪过。” 发运使的职责是总管财计，本应竭尽全力奔走于江湖上下之间，把司署设置在形势险要的地方，共同经营朝廷内外经常性的费用。如今却只是坐守一方，几乎和管理仓库钱库的小吏相同，难道是陛下设置官职治理财赋的本意吗？近来朝廷驻在汴京，所以发运使把司署设在真州、泗州两地。如今朝廷暂驻吴越，发运使就应当在荆湖南北之间往来督促运输，这才称职。过去唐代韩滉在东南时，正值德宗西行避难奉天之日，江淮震动骚乱，韩滉调发粮食布帛来救济朝廷；陆运便派遣精兵一万人安定东南，使漕运道路畅通；水运则每船设置十张弩相互防卫警戒，盗贼不敢劫掠。当时朝廷依赖他而成就中兴。如今发运使的权力比前人更重，管辖地区也兼及数路，如果任用非其人，设置司署又不在适当地方，国家财计不富足就很自然了。伏望圣上明断，把发运使司署所在的州交给外廷讨论，广泛选拔有才干的大臣，使其能够胜任职责。”

译章谊又论述发运、常平官制的沿革说：臣恭敬地看见，户部掌管天下财赋的出入，祖宗时期是三司使的职责。三司使在君主左右，总管金钱粮谷、图籍簿册的数目，而诸路分别设置转运使，分担一路的责任。三司使在内，诸路转运使在外，财赋开支、征敛、散发的权力彼此并非不相通。于是三路设置都转运使，六路设置发运使，用来巡视天下，全面了解财赋盈亏的数目，以调控制定国家用度。自从改为户部以来，户部内部设置左曹、右曹，诸路则有转运司、提举司之别。转运司属于左曹，提举司属于右曹。左曹所收的钱财散发出去，用以供给经常费用；右曹所收的钱财积存起来，用以等待非常时的需要。这些都是内外相互维系、臂膀手指彼此呼应，所以治理财赋的政策才严密。如今发运司废除，诸路财赋的有无不能相互调剂；提举司废除，常平财物陷没散失竟达到大半。议论者却想让户部的长官和副长官周行郡县，只设置主管官来革除常平的旧弊，臣实在担心这对治理之道没有帮助，只会徒然纷扰。臣私下认为，如今诸路监司及干官总计不下数十人，如果罢去冗员，收回他们的吏禄，用来恢复发运司，那么诸路财用就能流通而不枯竭了。” 如今诸路转运使、副使通常各有两员，如果专门委派其中一员检察常平事务，以符合右曹的职任，那么户部财用就不会散失。两司的名分和实际职责既然分明，职事所涉及的事情，他们就不敢不尽力。如果陛下明察沿革的根由，乞请交给外廷安排施行。章谊又请求设置使职名号来纠察诸路财计，说：臣私下认为，今天国家财用的匮乏，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仓廪府库的储备，连水旱灾荒的准备都没有。每月只谋求维持一个月，每年只谋求维持一年。臣推究其原因，大概有三条：一是军队调发所需的草料粮食费用极其广大；二是平民迁徙、赋役的负担不均；三是官吏侵蚀损耗，费用支出没有节制。现在对外抵御边境警报，对内平定盗贼，军队草粮费用即使想削减节省，也实在不能。至于从事末业的游手之徒，充满城邑，既没有谷粟布帛方面的赋税，又没有劳役供应之事。县官所征取的，独在耕田纺织之家。陛下胸怀如海、覆庇如天，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即使一尺绢、一斗粮，有司也不敢擅自征赋。收入既不均，生财的途径又狭窄；支出难以削减，用财的地方却很多。如果确实能够使监司、州县抚养凋敝困病的百姓，劝导督促农桑，裁减抑制浮费冗员，谨慎管理收支，使强宗大姓愿意帮助公家解决急难，使奸胥贪吏不再有侵吞隐没的弊端，那么国家每年的赋税收入自然足以支应。如今却不是这样，监司、州县习惯于玩忽苟且，财计散失，支出费用没有限度。朝廷明察弊端，曾派郎官出使福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假借检察、措置的名义，这是非常幸运的事。” 至于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四路尚未派遣使者，臣请让他们负责考核。我听说近来四路颇多派遣催督造船的官员，如果因此派他们出行，委托他们办理财用事务，却不赋予检察、措置的名义，臣恐怕监司、州郡不知道陛下治理财赋、谋求恢复足食足兵的意图，可能藏匿簿书，或转移隐瞒财物。监司便说是在巡视途中而远远躲避，州郡便说簿册丢失而难以查考。更严重的，还暗中和行司人员、吏员相互约定勾结，盗换文书，篡改名目，终于使乘轻车、持符节的使者空手而回，实在可惜。何况如今的郡守、监司，往往曾经担任过宰执、侍从、卿监等职务，现今单车出使的使者呼唤吏员、索取文书，恐怕不容易只凭一纸简札办到。伏望圣上慈悲，正式建立使职名号，先赐诏书告示诸路，说明足食足兵的意图，授予使者廉察纠察的权力，等他们具奏陈报后，明确施行赏罚。这样或许能使经常性的收入免遭侵耗，使正赋之外的征敛不涉及百姓，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就由此实现。臣主管国家财计，不敢隐默不言。如果意见可以采纳，乞请交给外廷施行。章谊又论财赋说：臣查考朝廷近年来自从用兵以来，因为财用缺乏，创设了许多科目来扩大生财之路。” 这些科目的名册虽然十分繁多，大多只是由户部发文行移，但所收财用却不进入户部的府库。名目繁多，就会导致议论者纷纷争论；府库空虚，就无法供应军国事务的调度。这就是掌管国家财计的人难以完全称职的原因。现在臣有条理地列出情况禀告朝廷，请求从根本上整顿，否则只在末流上救治，恐怕也没有补益。臣切实看到，行在与诸路的回易库，本来是用都督府的本钱设立的，议论者却说户部和百姓争利；赡军酒库，本来是都督府取江东安抚司酒库设立的，议论者却说户部和建康府争利；户帖钱下及贫民，官告钱遍取于豪强；诸路煮酒都提高价格，广西一路又创设榷酤，这样的科目如此之多，可是户部从未收到其中一文钱。至于经常性的赋税，又被侵削了一半以上。比如上供的钱帛金银，茶盐现钱、关引，市舶所得的乳香药物，大多都被截留挪用，计算其中看得见的，已经输送了一千五百万缗。已经用掉的固然难以追收，尚未用掉的还可以拘集回来。如今幸好边境没有事情，只是供应屯田和军马，估计一年费用已经相当于三千万缗，只能依靠榷货务的收入，积日累月地相互补助。” 万一朝廷有所索取，以应付仓促发生的用度，必定无法办成。伏望朝廷整顿纠正各项科目，使各司各负其责，拘集现有财物，拨还被侵用的数额。这两件事实行以后，再量入为出，以节俭替代奢侈，上可充裕国家用度，下可宽减百姓力量，也使更新政治的措施不再受到非议，臣将不胜幸甚。如果意见可以采录，乞请赐予施行。

译户部侍郎叶梦得上奏说：“臣认为如今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军队和粮食更急迫的，而粮食尤其应当优先。如今地官掌管国家财赋，这是臣的职责。古代有生财、节财、理财三件事，三者都具备，国家用度就能充足。生财的办法，近年来已经讲得很详细，臣没有时间论述。近日裁减浮费，用来节财的措施也大略实施了。只有兴废相因、财赋收散相互制约、用来调剂有无、考核出纳的理财政策，还应当加以讲求。臣私下看见，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诸路转运司以及州县，往往趁时局纷乱，因袭旧日弊病，凡是府库应当治理的、法令应当施行的，全都毁坏废弛而不顾。甚至有的妄自支费，有的轻率地蠲免赋税，丢弃本来所有的财物；遇到缓急，反而侵取其他司的钱财，向百姓摊派，上下欺凌暴虐，彼此紊乱争夺，再没有纲纪，不能不趁早纠正。臣姑且举一两个例子：如和籴本应在收成、价格平稳时安排，却直到粮价飞涨数倍后才开始摊派；酒务的课额不留给本钱，竟使其向百姓借贷并与百姓分利；公私输送起初不加核查，到了发生侵盗、事情败露时，虽加以刑罚，却没有财物可以偿还。” 财物在百姓之间征收、散发，起初并不加以察看，等到欠负拖延多年，侥幸等到赦免，便照例蠲免。类似这样造成的亏折无法计算。更有怯懦者为谋求私利，私自编立军队名额，滥行犒赏增补；公吏的俸禄供给，为姑息迁就以求取民间声誉，便擅自放免两税钱额，除去和买等公家收入，又一并侵损废弃。一旦官吏按照簿籍上报说财赋不足，便擅用权宜办法扰乱法令：侵占常平仓储，专取盐香收入；假称百姓情愿来欺骗百姓，便放宽借贷的命令，重申劝诱的办法。这些都是偷求安逸、敷衍塞责，只顾解决眼前，不替别人谋划，也不替后日打算，所以一天比一天匮乏，下一天比下一天困窘。若再这样过几年，公私如何承受得了？臣刚开始任职，不敢不根据所听所见，冒昧献上愚见。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明诏，申令告诫诸路漕臣、州县长官，使各自依法令办事，振作举理自己的职务；不得越过法令而妄自支费，不得假传诏令而随意蠲免，不得征敛百姓来成就私谋，不得侵夺其他司来办理自己的事情。凡是能够凭本职使经费在年终没有亏失拖欠的，命户部考察漕臣，漕臣考察州县，酌量设置名额，选取其中最优者，把实际情况指明上报。” 对于那些废弛职守的人，依照上述办法特别加以升降黜陟，明确显示奖赏和惩罚。旧有条文中应当重新申明的，以及应当制定为规范、加以考核检察的，交给本部讨论安排。”（叶梦得）于是把这些意见列明上报，希望在多事之时人人各自奋发，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患，使国家用度和百姓力量两方面都得到兼济，不至于给后世留下祸患。”},{ 权户部侍郎廖刚上奏，请求宰相兼管国家用度，说：“臣私下认为，今天国事没有比财用更急迫的了。每年收入不到太平时期的三分之一，而支出却是过去的两倍。所幸连年没有大的水旱灾害，通州、泰州等地盐额增加了一倍，榷货务收入也没有缺额。朝廷如果只求暂时缓解，往往就认为这样可以一天天、一年年地过下去，不再深思远虑，臣愚昧而对此忧虑。水旱饥荒，在太平时期也常有发生。运盐请钞，权力掌握在商人手中，官司如果有所阻隔而导致商人不来，马上就会出现亏损。那么怎么能保证它长久保持不变呢？古人曾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这话确实不过分。现在的办法，比如节省用度这件事，一举一动都不可忘记；营田、屯田两件事，一天也不可忘记。这才是充实财用的根本。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多了，便把它当作老生常谈而不加以重视，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又听说，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代制度是宰相兼领盐铁、度支、户部。国初也曾由宰相总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财用是国家的根本，宰相岂能不知道呢？使用财物的方法，必须量入为出。” 如今却是甲方主管、乙方使用，主管者即使竭尽所有，使用者却好像没有听见，正如秦国人看越国人的肥瘦一样。臣希望陛下赶快降下圣旨，交给有关部门讨论，让宰相兼管国家用度，使他能够观察财用的盈亏而调剂节制，这确实是今天的急务。” 给事中孙觌请求恢复常平制度，说：“臣恭敬地看见，神宗皇帝重新讲求常平政策，设置提举官，在天下施行这项法令。当时钱粮充满府县，大县达到一百万贯，小县还有六七十万贯，钱币朽坏、粮食陈积，多得无法计数。臣又听说，役法刚实行时，所取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到元丰八年，计算所积已有三千多万贯石。元祐二年，京东转运使范纯粹想用这些钱粮购买田地，实行熙宁年间给田募役、如边郡招募弓箭手的办法。当时宽剩钱粮尚且有这么多，那么常平钱粮在天下的积存数目更是无法计数，由此可见。崇宁年间才开始把它取出，用于学校养士、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等费用。政和以来，又取来供应花石应奉的资费。横加耗费三十年，所剩只有十分之八。近来议论大臣追究熙宁、元丰变法的过失，仓促罢免提举官，而常平财物所存的十分之二，仍以亿万计。一旦斥退罢免，便任由其他司争相取用妄用，终于荡然无存，实在可惜。然而转运使负责漕运和军储，在上供之外，还要急于完成眼前事务，已经被称为称职，手中却没有一文钱的储藏。将来朝廷遇到大的水旱灾害，要招集流亡百姓；”},{ 遇到大的举措，要修缮宫阙，筹划治理残破之处，招募军队和马匹，以备不时的缓急需要，这些都不是转运使所能办理的。现在正值多事之时，财用最为紧急。近来看到朝廷派遣使者到诸路抚慰晓谕，增置发运副使，安排递送马匹，催促发运纲运，不免要差遣官员，这难道是得已而为吗？所谓常平提举官，尤其不能废除。伏望圣上慈悲，明诏三省，选用老成之士，恢复常平提举官，重新讲求补助的政策，扩大储积的准备，使其他司不得侵夺，日后有所依恃，作为万世无穷的根基。”},{

译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臣听说商旅不流通，物资的有无就不能相互资助。物资有余的，常常苦于无处使用；物资不足的，常常忧虑难以得到。百姓开始受到这种弊害了。所以舜帝鼓励有无相通，周代使货物丰足流通，不困厄商旅，正是为了便利百姓、救济这种弊害。自从鄙贱之人谋求私利，才有了征收商税的法令，大概是厌恶那些贪得无厌、只图苟且获利的人，想使人人不要抛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所以用征商来抑制他们。到了后世，连船车也要计算征税，这是什么道理？可是自汉代以来，一直没有改变，难道不是国家用度依靠它才富裕吗？由此说来，古代征商，是抑制商人的贪欲，所以有利于百姓；如今征商，是获取商人的盈利，所以有利于国家。只利于国家而不顾及百姓，已经不是先王的本意，何况现在征收的比过去还重吗？臣看国家现行条法，凡是征收课利的场务，按照原定额数多少，不能达到数额的便处罚；如果增加超过一倍，便有减免年限的奖赏。应当奖赏而又有余数的，拿十分之一供给官吏。凡是用来笼络和督责商人的办法，也可以说把手段用尽了。但办理这些事务的人往往还认为不够，商旅怎么能不困苦呢？” 所以近年来物价上涨，一天比一天严重，贫民和下户尤其难以生活，都是征收商税过重造成的。臣不敢把所听到的全部说出，姑且说说近处可以看到的情况。比如从衢州到临安，水陆所经过的地方，应当纳税的共有七处。假定每处只按三十取一征税，并不算多。等到临安，对商人贩运的货物已经增加了二分之一的费用；而承担粮食运输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这样如果不能取得三分的利润，就无法经营。假使商人善于经营，十天之内在数百里范围内，能获得三分利润吗？一定不能。既然如此，聚集到这里的货物就确实不能低价出售；这里的货物既然昂贵，运出去的货物也更加不可能廉价得到。这就是商旅不能流通、百货价格长久不能平抑的原因。不过，这还只是日常使用的物品，危害已经如此；至于急需使用的物资，一旦不能流通，危害就更加严重。如今正逢旱灾，苏州、湖州虽然不至于大歉收，但衢州、信州的收成十成中只有五六成。如果苏州、湖州的米不转运过去，衢州、信州上下明年必定会缺粮，这又是人们最急迫的事情。如果不早作考虑，等到百姓流离失所后才来赈济，恐怕也来不及了。所以臣希望暂时免除米麦之税，使商旅转运贩卖，能够彼此私下接济。时间久了价格平稳，人人都可以有所储备，不至于预先没有准备而再次给陛下增添日夜忧劳。这是圣明君主应当留意、不可拖延的事情。至于其他可以征税的物品，即使不能全部像祖宗旧制那样免税，也应当明确谕告有司，根据商人贩运货物的价格，只求减免，不要追求过分增加，以救济当前物价昂贵的弊病。万一臣的愚见恰好符合圣心，乞请先下诏两浙，遍及诸路遭受灾伤的地方，一并依此施行。臣忧虑过度，惟愿陛下加以裁察。诏令百官各自陈述节省费用、富裕国家、增强军力、安定百姓的办法。祠部郎韩肖胄说：“天下财赋的科目名目，过去全都隶属于三司，如今户部只有上供这一项。向户部询问诸路的科目名目，户部不能全部知道；向漕司询问诸州的科目名目，漕司也不能全部掌握，结果一个科目名目丢失，这一项收入便随之消失。希望诏令诸路漕司总括州县财赋出纳，能够罢除的就罢除，能够合并的就合并，编立为固定账籍。漕司总管诸州，户部总管诸路，这样就不会有散失陷没。经费之大，没有超过养兵的。如今士兵死亡而冒名领取军饷的人很多，希望制定各军核实兵员的办法，加重将帅冒领军饷的罪责，这样兵数才能真实，军饷供给不会虚耗，节省费用、富裕国家，这是其中最重要的。百姓在通常赋税之外，又因军期紧迫而被催逼，官吏借机作奸，采取各种办法征敛；又被盗贼逼迫驱逐，田地桑树错过农时，盗贼离去后重新回乡，还没有来得及喘息，催科的官吏已经叫到家门。希望诏令郡县招集流散百姓，由官府借给他们种子，等到第三年才征收赋税，设立簿籍记录，并以此考核官员的功过。增强军力、安息百姓，这是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 王元渤论述生财的方法说：“我听说君王治理财赋，与私人家庭治理财赋不同。私人家庭的财物必须收藏在箱笼中，君王的财物本来可以寄托在百姓那里。因此，利用天下的力量产生天下的财富，用天下的财富养活天下的民众，从来不曾把不足当作忧患。近年以来，朝廷的用度与过去没有战事的日子相比，供奉宗庙祭祀的费用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妃嫔宫禁的费用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百官俸禄的费用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然而仍然忧心忡忡地以不足为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军队日益增加，仓库没有现成储备，各将领使用财物都向三省、户部索取，而三省、户部现有的财赋数目又无法供给，这是最值得忧虑的事。臣私下观察，古代兵民合为一体，后世兵民分为两种。如今想完全恢复古制，使军队中的士卒成为从事耕作的战士，有些事情却不能这样做。如果稍微让各军逐渐讲求屯田的好处，或许便利而容易实行。淮南诸州、浙西数郡，有的因连续发生战争、杀戮掳掠，以致田野空闲。如果选派强干明敏的官吏主管屯田，选择适当办法实行，五年应当可以得到数万精兵，既不会缺少军队编制，又可以鼓励农耕，用这种办法来生财。如果对最急迫的事情拖延太久，最后竟想靠损害民间财产来挽救国家财计，财物取去之后又三番五次地输送，百姓难道不会怨恨吗？” 远近百姓结下怨恨，国家根本动摇，那就不是臣所能预知的了。”

译李石上奏说：“国家没有比百姓更重要的，也没有比财用更紧急的。既不能因为财用紧急就使重要的百姓受苦，也不能因为重视百姓就废弃紧急的财用。为什么呢？重视百姓是天子的职责，急于筹措财用是有司的事务。二者各有分工，那么即使今天财用紧急，也不用担心没有财物。除每年赋税收入之外，至于山泽、盐铁、榷酤等利益，有司大略都已讲求。自从陛下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以来，过去过度取用、厚重征敛的做法全部废除，又下达富裕百姓的诏令，命有司搜取宽剩财物来使百姓富足。陛下已经尽到了重视百姓的职责。然而有司吝惜财物出纳，有人把收取宽剩财物看作忧患。陛下富裕百姓的意图日新而没有穷尽，有司的宽剩财物勉强拿出却是有限的。用有限的财物供应无穷的需要，有司将会困窘而发出怨言。如果真是这样，谈论财利的人就能窥探主上的意图，推行自己的办法。但臣推算，过去多事之时向百姓征取的财物，与今日无事时向百姓征取的相比，哪一个更多？有司的费用与过去多事时相比，与今天的费用相比，哪一个更大？这样看来，所谓财富，何必要藏在有司的府库中才算富足？应当用十年时间使国家人口繁殖、财物积聚，再用十年时间教化训练百姓；养蚕的人多了，穿衣的人就轻松；耕种的人多了，吃粮的人就少。” 这才是产生财富的源头，是从民心中产生的。臣希望陛下把使百姓富裕作为财富，不要把从百姓那里取来作为财富。坚持这一点不改变，聚敛之臣就会无话可说，不敢再以财用不足为忧了。” 赵元镇论述福建、两川盐法，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经历这些厄运，连年艰难忧患，民众惶惶不安，即使流离困苦到了极点，却没有一天忘记宋朝，是因为祖宗创业之初，把结聚民心作为根本。对于川广、福建的百姓，尤其加以优厚抚恤，因为那里距朝廷很远，百姓的疾苦上诉不易到达，变乱一旦暗中发生，也很难立即救止，所以盐、酒之利都与民共享而不实行专卖。近来因为国家用度困急，才开始商议专卖福建的盐，不久又想专卖福建的酒。台谏臣僚已经多次陈述其中弊害，意见还没有实行，近来又看见张浚申明要安排四川盐酒，以求长久的利益。这是为什么朝廷内外不约而同，连远方百姓也不容许稍稍安定吗？张浚是蜀人，蜀地的利弊应当自己知道。希望陛下亲自下诏晓谕张浚，让他斟酌裁定，并命三省详细讨论福建盐法所得与所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哪一方面小，不要导致严重失去民心，这才是最完善的做法。祖宗创业艰难，本想把法令传给万世，但一时建立的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唯独民心还没有离散；如果连这一点也失去，大事就完了。希望陛下留意。”},{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孝宗末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上奏说：“臣听说，想要救治大的祸患，不能吝惜小的费用；想要除去实际的弊病，不能拘泥于虚假的名声。臣等蒙受圣恩，充任东浙官员，私下看见绍兴和买的弊害，百姓无法承受，奸诈之徒又制造出各种奸弊。此前议论的人并非不想救治、革除它，只是往往过分替国家顾惜小费，迎合世俗，苟且追求虚名，所以因循至今，始终不能改革。臣等不肖，实在不足以仰窥圣德的万分之一，然而臣等知道陛下爱护百姓的心意、洞察事理的明智，在这件事上必定有不屑于虚名的地方，因此才敢冒死进一言。伏望陛下留心裁择。臣等查考浙东七州，除温州没有和买外，其余六州共同承担和买二十八万一千六百四十匹二丈二尺，绍兴一州独自承担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竟占诸州一半以上。由于负担过重，百姓困苦不堪，所以有的人把子户冒充他户，改换名目，巧设奸弊，即使有重法，最终也不能禁止。比如会稽一县，在经界之初，旧例虽是物力钱三十八贯五百以上才开始征纳和买，但按总数计算，实际要达到四十七贯才满一匹；如今仍从三十八贯五百起征，按总数计算，却从十八贯六百零一文就征一匹。这就是说，过去征纳一匹的，如今增加到二匹半了。” 官府所得并没有增加，百姓田产也没有减少，只是因为百姓苦于负担太重，逃避的人多了，因此奸诈虚伪日益滋长，到了这种地步。过去官吏中有意为百姓着想的，没有不知道这种弊病的，也没有不为此伤心动容、评议筹划的，办法已经很多，但利害彼此相较，始终没有定论。想先合并诡户，又怕告发揭露成为风气，白白败坏风俗，而且暂时合并后又重新分开，终究不能禁止；想按每亩土地平均摊派，纵然放过浮末，却会严重困苦农民，轻重之间也未必允当；想向有产业而无丁口的户征收，能够设立诡户的人本来不怕再虚立丁口，而寡妻弱子确实没有丁籍的，反而会受害；想降低物力等级，又有人采用“鼠尾推排”逐步拆分，既然他们过去能把财产拆分成三十八贯五百以下的户，如今难道不能再拆成若干钱以下的户吗？所以臣曾参考前后众人的意见而折中，只有把各户实际财产、物力钱贯的总数合并计算、按贯头平均摊派的办法，弊病稍少。即使第五等户由过去没有和买变成如今有和买，仍不免有人议论，但其中真贫假贫也是各半。若是真正贫困的百姓，缴纳一户和买不过一丈一尺，他们自己也不会计较。” 只是子户、诡名的奸民，一次缴纳数户的和买，累计起来数额很多，所以尤其认为这种办法不便，必定要争辩。他们的力量又足以胁迫下户，散布浮泛的言论来动摇众听，因此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便自行疑惑，再也无法安排这个办法。这就是关于和买的争议多年喧嚣不止，而和买的危害却始终没有丝毫减轻的原因。可是臣曾深入追究其受害的根源，并没有别的，只是原定数额太重罢了。所以现在臣等共同仔细商议，冒昧陈述这个办法，希望圣上先发布恩德之言，大幅削减每年定额，然后采用按贯头平均摊派的办法确定制度。只是担心摊派到第五等户中，真正的下户或许会受害，因此请求兼用按高下等级平均摊派、减免下户丁钱的办法来优恤他们。只要真正的下户明白这项法律施行后并不是要加害自己，就没有别的话可说，那么奸民的浮泛议论也可以置之不问了。谨将办法逐条列出如下。” 一、之所以要先削减每年定额，是因为臣听说祖宗最初制定和预买法时，先支付现钱，后来交纳绢帛，民间确实从中得到利益，甚至有人把它编入歌谣。当时本路漕臣偏爱越州，他的属吏又偏爱会稽，所以这个郡县被摊派的数额特别多。后来请求本钱的数额遂成为每年定额，而钱不再预先支付，绢帛日益昂贵，直到今天，白着科目反而成为一州无穷的祸害。因此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即位赦书说：‘和预买法本来应当支付实价，访闻官司所定价格很低，或抬高其他物品价格折抵，或用没有实际价值的空券充数，甚至有的直到接收绢帛仍未支付本钱，不遵守条限，提前催征，急迫如星火。今后上供之类，想要依照祖宗法令办理；和预买若有上述违犯，守令和转运司都按违制论罪，加二等；仍委托提刑司察觉检举，每年在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具报是否有违犯上奏；不如实上报的，与违犯者同罪。’仔细体会这番伟大的话，可以知道太上皇帝重新开创基业之初，圣虑深远，早已考虑到这里了。” 两位圣主相继在位，到如今已经五十多年，迫于军国需要，所需财物极为广大，最终仍不能仰承圣上的谋划，预先支付实价来恢复祖宗旧制。臣等私下考虑其次的办法，只有选择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如绍兴府，设法稍稍解除它倒悬般的急难，这才差不多可行。然而如今想消除绍兴和买的危害，使奸弊消失、稍得均平，如果不先减少当年请求本钱的定额，就好比背负千钧重物的人，肩背力量已经不能承受，却不知道减少所负的东西，只想把它移放到怀袖中，也必定对事情没有益处。所以臣等现在首先陈述减额的主张，而议论者却认为这会亏损经费，无从补足，白白上奏，必定不会获准。但臣等虽愚昧，也知道事情一定不是这样。臣等仰观陛下爱护养育百姓，如同亲生父母；百姓有病来报告，就像陛下自身受到伤害。近年四川虚额、饶州金、徽州绢、汀州银、青阳和星子税赋，放免蠲除的不可胜数；连年水旱灾害，施舍、借贷、赈给的财物，何止数十万巨额。为什么偏偏对这里明知危害极大，却不肯拿出几万匹绢来解除困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