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九

译不是天下所有的军队都能遇到这样的敌人，就无法检验其强弱。因此，王者的军队不需要通过交战来试验。商汤、周武王诛伐桀、纣时，只是拱手作揖、指挥调度，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奔走听命的。诛伐桀、纣，就像诛杀一个独夫。所以《泰誓》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整齐强大到极点，就能制服天下；规模稍小而仍然整齐，就能治理邻近的敌国。至于招募近处的人、选拔士卒、抬高权势、崇尚诈术和功利的军队，胜败没有定数，时而聚合、时而离散，时而生存、时而灭亡，只不过彼此争强弱罢了。这叫作盗贼式的军队，君子不采用这种办法。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人名缺字，原文不完整】，都是世俗所谓善于用兵的人；但他们在智巧拙劣、强弱高下方面，并没有真正相当。如果说他们所用的道路相同，那也还没有达到和谐齐整。用牵制、挟持、诈术、权谋去倾覆敌人，仍未免是盗贼式的用兵【“契”读作“挈”，是持、挟持之意；“掎挈”犹如牵制、摘取；“司”读作“同”，是欺诈、诳骗之意；都是说乘敌人危弱而困扰、掩袭他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都是使军队和谐齐整的用兵者，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用兵的门径【原文“▯”字有疑】。然而他们还没有根本的统纪，所以可以称霸，却不能成为王者；这属于强力压制的教化。孝成王面对武君临武君说：“好，请问如何做将帅。”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抛弃疑惑更大的，行动没有比不犯过错更重要，处理事务没有比使事务不发生更高明；做到最终不留悔恨就可以停止了，但这不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所以，制定号令和政令，要严厉而有威势；庆赏和刑罚，要坚决而守信；军队驻营和储藏财物，要周密而牢固【处舍是营垒，收藏是财物】；迁移、举动、进退，要安稳而慎重，行动要迅速而敏捷；窥察敌情、观察变化，要隐秘而深沉，要从多个方面参验；遇到敌人决战，必须按照我方明确掌握的情况行动，不要按照我方疑惑不明的情况行动。这叫作六种方法。不要一心想做将帅而厌恶被罢免，不要因胜利而懈怠以至于导致失败，不要在内部没有威望却轻视外部敌人，不要只看见利益而不顾及祸害。凡是谋划事情都要周详成熟，使用财物要宽裕充足。这叫作五项原则。将帅有三种情况，即使君主下令也不能让他接受命令：可以杀敌，却不能让他据守不坚固之地；可以杀敌，却不能让他进攻必败之敌；可以杀敌，却不能让他欺压百姓。这叫作三种最重要的原则。凡是接受君主命令而统率三军，三军已经安定，百官各得其序，众事各得其正，那么君主不能因个人喜怒左右他，敌人也不能因愤怒扰乱他。这就叫作最高境界。臣下谋划事情，一定先于事情发生，再以敬慎加以申明；慎终如始，始终如一。这叫作大吉。凡是各种事情能够成功，必定在于敬慎；失败，必定在于怠慢。所以敬慎胜过懈怠就吉祥，懈怠胜过敬慎就灭亡；谋略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谋略就凶险。作战要像防守一样谨慎，行军要像作战一样戒备，有了功劳要像得到意外之幸一样。谋划要敬慎而不可旷废【“圹”通“旷”】，办事要敬慎而不可旷废，任用史官要敬慎而不可旷废，对待众人要敬慎而不可旷废，对待敌人要敬慎而不可旷废。这叫作五种不可旷废。谨慎实行这六种方法、五项原则和三种最高原则，并以恭敬不懈的态度来处置一切，这就叫作天下的将帅，那就可以通达神明了。临武君说：“好。请问王者的军队制度是什么？”荀卿说：“将帅至死击鼓，驾车者至死握缰绳，百官至死守职，士大夫至死守行列。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金声就后退；服从命令是第一等，有功劳其次。命令不许前进却前进，和命令不许后退却后退，罪过相同。不杀老弱，不践踏庄稼。已经投降的，不俘虏；抵抗的，不赦免；逃奔来归命的，不擒获。凡是诛伐，并不是诛伐百姓，而是诛伐扰乱百姓的人。百姓如果保护那个贼人，那么也就是贼人。因此，顺着刀刃投降的可以活，迎向刀刃的就死，奔来归命的就进献贡物【“苏”读作“傃”，意为向着】。防子开封在宋国受到封立，曹触龙在军中使殷人归服【人名、地名及“军殷”句疑有讹误】。百姓用来养活自己、安生立命的方式，与周人没有不同，所以近处的百姓歌唱而乐于归附，远处的百姓竭尽力量奔走而来。没有哪个幽僻、偏远、狭小的国家不奔走听命而感到安乐。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交通所到之处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这叫作人民的导师。《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思念归服。”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王者只有诛伐，没有交战；敌人据城防守，就不攻城；敌军抵抗，也不追击；上下相互欢悦，就为之庆贺。不屠杀城中百姓，不暗中出兵，不长期滞留军队，军队出征不超过规定时限。所以，原本混乱的百姓会喜爱王者的政令，不再安于原来的君上，希望王者早日到来。临武君说：“好。” 赵王攻破原阳，把它设置为骑邑。牛赞进谏说：“国家有固定的法籍，军队有一贯的常法。改变法籍就会混乱，丧失常法就会削弱。如今大王攻破原阳，把它设置为骑邑，这是改变法籍、抛弃常法。况且，熟悉兵器的人，就会轻视敌人；使用器械便利的人，就容易应对困难。如今百姓已经习惯原有的器用，大王却改变它，这是损害君主、削弱国家。因此，利益不到原有习俗百倍，就不要改变习俗；功效不到原有器械十倍，就不要更换器械。如今大王解散步卒、改用骑兵和射手，我担心这样取得攻战俘获的利益，抵不上所损失的费用。”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普遍要求百官进献直言。建平王刘宏议论说：“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方法各有不同，振兴王业的政务也不相同。至于开通进谏之路以求安宁，还是堵塞言路以招致祸患，本来是前代君主共同遵循的轨道，也是后世君主共同的准则【“防口”疑有讹误】。秦、殷衰败时，进谏者被杀、讥刺之言灭绝【原文“语戮刺亡”疑有讹误】；周、汉兴盛时，诽谤可以上达，箴言得以显明。陛下以至高的德行、神明般的临御，专心思考治理国家；推行儒学礼制而崇尚宽厚教化，怜悯狱讼之法而废黜严刑，表彰忠诚的行为而举用贞节之士，征召隐逸之士而访求贤能奇异之才，修复废置的官职而起用久困未用的人，撤减天子的膳食而重视农民的粮食，禁止权贵游乐而放宽盐铁酒类专卖，开放山林川泽而简易关卡桥梁。这样已经使海内仰慕正道，使天下知道圣德。如今又开通不避忌讳的道路，鼓励直言进谏的途径，四海仰慕风教，普天之下都感到万幸。”他又说：“既然陛下举荐、访求并采纳意见，臣岂敢不尽心竭力？谨慎地分条陈述浅陋见解，列在下面。言辞和道理若有违谬，臣惶恐地承受震惧之罪。”又说：“用兵的道理，是自古以来都慎重对待的。近来战争还没有停止，战备应当整修；但士卒平时没有训练，兵器也没有早作准备。况且戎卫的职任，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才能：有的因为资历深厚而一向加官，有的因为俸禄微薄而勉强充任，有的宠幸来自权贵之家，有的恩遇出于私人假借。既没有真正的将领，却空占荣誉俸禄。至于边城，一旦烽火和羽檄交相奔驰，却希望他们披甲冲锋，在边境之外立下功劳，这就好比爬树去捕捉鱼，是不可能得到的。”

译‘我曾经说过，临到危难时才临时任命将帅，都是仓促决定；驱使乌合之众，隶属于仓促应事的君主，外貌疏远、感情乖离，彼此就像胡人与越人，怎么能使他们同心协力、排除危难呢？所以逃奔败退接连不断，覆灭失败接踵而来。’‘如今如果想重新选拔将校，使人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就应分设台署会见将领，各自配备供给；统领两军，作为总管，让他们抚养士卒，先施恩惠和信义；利用农闲进行校阅、打猎，以熟习军务；反复申明军令，使他们同心，使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进退都符合法度，然后蓄养锐气、观察敌人可乘之隙，因时而动，摧毁敌军、攻陷坚固据点，在外制敌取胜。’‘孙子说：视士卒如同婴儿，所以可以和他们同生共死。这就是张弮激发士卒争先的心志、吮吸毒疮以求得士卒必定尽死之命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恩德显著，士卒就轻视自己的生命；命令严明，士卒就竭尽自己的力量吗？考察心意、行迹和事情，似乎确有根据；臣只是妄自陈述浅薄见识，随后又害怕其中有违背错误。’ 唐太宗时，简点使出发，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想让他们征取中男，诏令三四次下达，魏征坚持上奏认为不可。封德彝再次上奏，说如今见到简点使，听说中男中有很多身材强壮的。太宗发怒，于是下诏说：中男即使年满十八岁，只要身形高大强壮也一并征取。魏征又不肯署名同意诏令。太宗召见魏征，变了脸色责备他说：‘男子如果确实年幼，就不应征入军；如果确实长大，却说自己年幼，那就是欺诈妄言。依照规定征取，这在道理上有什么妨碍呢？你这样固执不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魏征严肃地说：‘臣听说，抽干池水来捕鱼，不是捕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树林来打猎，不是捕不到野兽，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中男以上的人全部征入军队，租赋和杂徭将从哪里取得供给？然而近年来国家的卫士不能胜任攻战，难道是因为人数少吗？只是因为礼遇失当，于是使人没有战斗的志气。若多征人来充任杂役，人数虽然多，最终还是没有用处。若精心选取强壮健全的人，以礼相待，就能使一人具备百人的勇气，何必在于人数多呢？陛下常常说：我作为君主，以诚信对待万物，想使官员和百姓都没有虚假伪诈之心。可是自从登基以来，几件大事三番两次都不守信用，又凭什么取得别人对您的信任呢？’太宗惊愕地说：‘你所说的不守信用，究竟指哪些事？’ 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诏书说拖欠租税、旧债以及欠负官府财物的，一概原谅免除；随即又命有关部门列为具体条款。秦王府的国司也不属于官府财物，那么其余官府财物又还剩什么呢？又免除关中两年的租赋，关外给予一年免役，百姓感受到恩德，没有不欣喜的。不久又有诏令说：今年的白丁大多已经服役完毕，如果还因此免除，就是徒然承受国家的恩典；如果已经折纳、已经输送，也都命令一并缴纳。所说的免除都从来年开始，百姓分散返还以后又重新征收，百姓心中不能没有怨恨。已经征收的财物又拿去征入军队，说从来年开始，这哪里能取得信任？而且共同治理天下所托付的，只有县令、刺史，往年常常考核检阅，全都委托给他们；至于简点，却怀疑他们欺诈虚伪，希望下面的人建立诚信，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太宗说：‘我先前见你固执，怀疑你被这件事蒙蔽了；如今你谈到国家不守信用，原来是人情不能相通，朕没有认真思考，过错确实很深。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想达到教化，于是停止征取中男，赐给魏征金瓮一口。’ 太宗《帝范》说：‘兵甲，是国家用来防卫的器具。土地虽然广大，喜好战争就会使人民凋敝；国家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就会使人民陷入危险。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危险，不是防备寇敌的方法。兵甲不能完全废除，也不能经常使用。因此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是为了熟习威仪；三年整治军队，是为了辨明等级行列。因此越王勾践抚剑蛙而示意勇敢，最终成就霸业；徐国徐偃王舍弃武备，最终使国家受到防害。为什么呢？越国熟习威武，徐国忘记防备。’孔子说：‘不教导人民作战，就是抛弃他们。’所以知道弓箭可以树立威势、用来使天下受益，这就是用兵的关键。唐高宗麟德元年，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说：‘戍守士兵中疲弱瘦病的很多，衣服贫寒破旧，只想着回到西边，没有心思建功效力。臣询问他们过去百姓应募时，有的人还请求自己置办衣粮，为什么如今士卒却这样？他们都说如今官府和过去不同。过去死于王事的人，敕使前往吊祭，追赠官爵，并把官爵回授给子弟；凡是渡过辽水的，都赐予勋级一转。自显庆五年以后，渡海的人，官府不加记录；死者无人抚恤，也不知道是哪个州县征发的兵。身强而富有的人花钱便可以免役，体弱而贫穷的人被征发后立即出行。海东苦战之时，许诺以勋赏；等到抵达西岸，只听说要追究禁令、夺去赏赐，已经取得的勋级还被州县追呼索取，使人无法自存。因此在被征发的当天，就已经有人逃亡、自残。即使有了勋级，也免不了挽引运输的劳苦，和白丁没有不同。起初出发时，只命令准备一年的资装，如今已经两年，还没有返回的期限。如果不有所改变，厚加慰劳，明确赏赐、重用刑罚，以振起士卒之心，恐怕军队疲劳不堪，永远没有建立功效的日子。’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唐高宗驾临武成殿，问道：‘兵家有三种阵法，是什么意思？’众人没有回答。武陟县尉员半千进言说：‘臣听说古代以星宿孤虚为天阵，以山川向背为地阵，以偏伍弥缝为人阵。臣认为不对。军队以义而出，盛大如及时雨，得到天时，这是天阵；粮食充足、约省费用，且耕且战，得到地利，这是地阵；把三军士卒当作子弟，像子弟跟随父兄一样，得到人和，这是人阵。舍弃这些，还凭什么作战呢？’皇帝说：‘好。’ 武后时，准备在季冬讲习武事，有关部门没有按时办妥，于是改在第二年孟春举行。检校左庶子王方庆说：‘按《月令》，孟冬时天子命令将帅讲习武事，练习射箭、驾车和角力；这就是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是安不忘危的道理。孟春不可以兴兵，兵属金，金胜木，正当春天木气旺盛时，却举用属金的兵器来损害盛德，这是违背生长之气。孟春实行冬季政令，就会造成水涝灾害，雪霜大为侵害，首批播种也不能入土。如今在孟春讲武，以阴气之政侵犯阳气，损害万物发生的德性，臣担心水涝毁坏物产，霜雪损伤庄稼，夏麦不能成熟。愿陛下不要违背时令，提前到孟冬举行，以顺应天道。’皇帝亲自下制褒奖并准许了。

译唐代宗时，左拾遗独孤及上奏说：‘减少江淮、山南诸道的军队来供给国家用度，陛下起初并不认为臣的意见愚昧，反而答应立即施行。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下达充分有力的诏令，臣私下对此等待已久。如今天下只有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的忧患，邠州、泾州、凤翔的军队已经足以抵挡他们。从这里往东直到海南、番禺，向西直到巴蜀，没有像老鼠偷窃一样的盗贼，军队却不能解除。耗尽天下的财货，竭尽天下的粮食，用来供给没有用途的军队，形成无端的费用，臣不知道其中缘故。假使是居安思危、预防意外，也只需在险要有害之地设置屯兵防守，其余军队全部休息，把粮储、鞋履等军需费用用来充作疲敝百姓的贡赋，一年就可以减去国家租税的一半。陛下难道要对改革犹豫，对旧有惯例徘徊，使重大议论受到阻塞，而天下百姓的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吗？这只会增加弊病、加重祸患。医治痈疽，必定要切开使它溃破；如今军队造成的祸患就像痈疽，如果不逐渐收敛它，危害会越来越大。等到祸患大了才谋划，必定用力加倍而功效减少，难道还来得及不等到一天结束吗？德宗贞元二年，皇帝和常侍李泌商议恢复府兵制。李泌说：‘府兵平日都安居在田亩之间，每府由折冲都尉统领，农闲时教习作战；有事需要征发，就用符契下达州府，互相查验后征发。’ 到了规定的期限和地点，将帅按月考核，若有不精通军务的，就治折冲都尉的罪；严重的，罪及刺史。军队返回后就赐勋加赏，出行时近处不超过时限，远处也不经过一年。唐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谋抵御吐蕃，于是开始有了长期戍守的战役。后来牛仙客凭借积聚财物得到宰相之位，边将效法他，诱使戍卒把所携带的缯帛寄存在府库，却让他们服苦役，以他们死亡为利，把他们的财物没收入官，所以戍卒能够返回的十人中没有两三人；然而从未有对外叛变、对内欺侮的事情，实在是因为他们顾恋田园，害怕连累宗族。自开元末年，张说开始招募长期征戍的士兵，士兵不是本土居民，不会自我珍重爱惜，忘记自身而追逐利益，于是祸乱产生。假使府兵的制度没有废除，怎么会有这样下级欺陵上级、上位废弛的祸患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奏论说：‘军队贵在精锐，不在人数众多。河北、陕西的军粮储备屡屡匮乏，招募却没有停止。而且供养一个驻营兵的费用，可以供给屯驻的三个士兵。过去供养一万士兵，如今已经变成三万士兵。河北每年耗费刍粮一千零二十万，其赋税收入中有十分之二用于支出；陕西每年耗费一千五百万，其赋税收入中有十分之五用于支出；其余费用全都依靠京师供给。自咸平以来到现在，两边增加的马军、步军指挥共有一百六十个；计算下来，骑兵一个指挥每年约需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每年约需缗钱三万二千，其他供给赏赐还没有计算。新旧军队合计耗费不下千万缗。天地所生的财物有限，而支用没有止境，这就是国家用度日益困乏的原因。如今同州、华州沿河的州军积存粮食，以至于霉烂变红，却不知道使用；沿边运输入中的粮价常常暴涨，却始终供应不足。诚愿河北、陕西招募的驻营兵不再增置，遇到缺额就迁调厢军中的精锐来补充，并且逐渐把营兵迁到内地，以便利粮饷供应。无事时轮流戍守边疆，遇到缓急就近调发。严格告诫镇守边疆的大臣，不得侵扰越界、制造事端以希求恩赏；违背命令的，要从重依法处置。这样一来边疆就没有事情，而国家用度也会有余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康定元年，知制诰富弼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是一个大器物，不依靠法制纲纪来维系，就不能守护；百姓是贵重的牲畜，不依靠智慧和力量控制驾驭，就不能保全。因此先王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失去这个大器、损害这些贵重的百姓。臣恭敬地看到，西戎僭越叛乱，多次侵犯边境，本道的力量不足以支撑，朝廷于是把京东、京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南、两浙、福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共十一道的军队全都调往关中屯驻。十一道军队本来就少而弱，又遭受这样的调发，所以关中得到他们仍不足以取胜，而十一道的军队却已经全部被抽空。朝廷只是想到京东邻近河朔，京西接近关陕，这两道不可以没有防备，于是派使者检阅乡民，让他们习武来代替军兵。东南九道却不加考虑，臣不能理解。臣考虑朝廷的用度，如军粮、币帛、茶盐、钱币、金铜、铅银，直到羽毛、胶漆，全都出自这九道。朝廷之所以能够安然治理天下而不致匮乏，正是靠这九道供给才做到的。这九道是朝廷所依赖的，本来应当保守。如今却把它们的军队全部调走，既不加强防守；一旦乘虚而入的盗贼兴起，阻塞其交通要害，那么京师没有发生事故却会坐困了。’ 凡是奸贼喜好窥伺觊觎的，任何时代都存在。如今西部边境用兵，天下的军队和将领都集中在西方，力量必然不能顾及其他各道，那么盗贼就会趁着没有防备而起事。以臣观察这九道的州军，防备一个豪杰，他率领几十个人，等候州官在朔望日行香完毕、众人聚集时，拿着锄头、耰和白挺，成群呼喊奋力攻击，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死，还有谁能抵御？然后打开府库，再劫取豪强家的财物，分散财物进行招募，响应者必定如云，一天之内就能得到上千人，击鼓向前推进。沿途没有军队，城垒又不修缮，所到之处各郡县、镇都会陷落。等到奏报送达朝廷，即使立即发兵，也不会少于两三个月才能到达；到那时他们的人数必定达到万余，怎么能够击破呢？臣又担心陛下认为大盗不能突然到来，所以不敢远引上古，只略举隋唐以来东南成为寇盗的事例来说明。隋大业年间，刘元进在余杭起兵，朱燮、管崇在吴地起兵，各自拥有数十万人，侵扰江浙诸州。朱粲在谯郡起兵，拥有数十万军队；寇宏在鄱阳起兵，萧铣在罗县起兵，各自拥有数万人，攻陷各郡。唐咸通年间，桂林戍卒五百人杀死主将，以判官庞勋为都头而叛乱，抢掠湘潭，后来攻陷徐州、宿州等州。

译又在唐干符年间，海盗王郢、江盗柳彦章各自聚集徒众数万余人；光化年间，鲁景仁在连州起兵，黄岫在桂阳起兵，沈行收在邵阳起兵，各自拥有一万多军队，攻打本郡城邑，杀戮守令。势力最为盛大的，有江西的钟传、广南的刘隐、湖南的马殷、福建的王潮，他们都割据一方。臣认为东南九道背靠山岭、阻隔水道，作为寇盗足以顽强抗拒，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寇盗聚集的渊薮。只有王者能够镇抚它们，寇盗才不能在其中滋生；否则必然发生动乱。如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多个郡，如果每郡都驻兵，确实无法做到。臣想请求在九道中选择要害之地，约十多个郡，如泗州、扬州、升州、吉州、潭州、荆州、桂州、广州、福州、杭州、越州之类；按照各地距离相等的地理条件，在当地招募士兵，大郡五千人，小郡两三千人，以多补少，不过四五万人。凭东南一百三十郡的富足，难道不能供养吗？把他们训练成精兵，不再让他们承担差役。每郡设置两名都督护，专门统领；每道另外设置一名都护，经营谋划；九道再设置一名总管，居中节制。这样一来，想要成为寇盗的人知道朝廷已有防备，难道不会顾忌害怕吗？假如有盗贼起事，发兵就有所帮助，军队可以凭借地利，在他们势力还没有盛大炽烈时将其扑灭，不会困难。这就是臣前面所说的，应当把天下百姓网罗起来并加以控制的方法。臣又想到，京东、京西虽然设置了乡兵，但正规军极少，也没有长久安定的道理。乡兵没有营垒，分散居住在村堡，又各自持有兵器，他们的部伍上下终究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严肃整齐。有时因饥荒而被奸雄倡导，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不成为盗贼？又应当有正规军与乡兵相互制约防御。何况山东自古尤其多寇盗，隋大业年间，韩进、甄宝在济北起兵，张金称在清河起兵，窦建德、格谦、孙宣雅在渤海起兵，孟襄、杜伏威在齐、逐诸郡起兵，各自拥众十余万人，劫掠各郡。唐干符年间，王仙芝在濮州起兵，聚众也有十余万，转而攻打河南十五郡，直到黄巢在宛朐起兵，拥有百万之众，攻陷覆灭两京，横行天下。即使如此，观察王仙芝最初从草莽起兵时，势力也还很弱；只是当时制御失当，最终才逐渐蔓延。如今也请求选择几个要害郡，招募士兵、建立统帅，按照东南的制度办理，就可以没有忧患了。议论者有的说财用不足，恐怕难以办成这件事。如果以天下安全的大业为重，却还忧虑财用困窘，不能建立长久的防备；一旦不幸有小股寇盗聚集，又将怎么办呢？伏愿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为念，节制个人欲望，减省横征的费用，那么几万人的军队很快就可以招募起来，这就是没有疆界的根基。知连州林概上封事说：‘古代是百姓充当士兵，如今却是军队消耗百姓；古代把马寄养在百姓家中，如今百姓又不训练骑马。这是军队和马匹的大患。请依附唐代府兵的办法：每四户征取一人，编入军队；平时在田野耕作，披上铠甲就成为士兵。再根据命令，让这些人家都可以饲养马匹，平时私自骑乘休息，官府负责调教训练。这样人就熟悉干戈，马也熟悉行列。如今行军布阵没有法度，都是临时出动；将领没有平时的准备，都是仓促取得；军队不能掌握权力，却由宦官侍从监视。像这样，即使得到古代的人才，让他们遵循今日的办法，也必定屡战屡败。’ 二年，河东转运使文彦博上奏说：“臣在去年二月初曾上言，请求在河东路每三丁抽取一丁充任强壮，以备缓急时守御。此后朝廷派呉遵路等人到河东路点差强壮，共点差到十四万三千多人，其中十三万三千多人是主户，九千多人是客户，都是每两丁抽取一丁充任强壮。臣如今遍历各州军，私下看到所点差的强壮太多而不精，又很妨害农事。臣查考咸平年间曾下敕点差强壮，本路除晋、绛、慈、隰、麟、府六州不点差外，共点差到强壮四万四千多人。如今即使增加晋、绛、慈、隰四州点差强壮，也比咸平旧数将近多出三倍。何况本路主户、客户合计三十一万，考察起来才及陕西户数的一半。近来陕西所点的弓手只有十万人，以此比较，河东所点集的确实太多而妨害农业。臣想请求依照陕西的办法，每三丁点取一丁充任强壮，这样仍可得到八万多人；这样可使务农的人不致受到妨害废弃，习武的人也能较为精专。如果准许臣所奏，就不必再抄录、点验丁口数目来决定去留，也不要骚扰百姓、惊动众人。” 庆历元年，知谏院张方平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宣命派朝臣分路前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在此前点差的强壮弓手中招募愿意充任军人的人，分别编入宣毅、保防指挥。臣私下思量，这件事关系国家安危，谨敢竭尽内心，帮助国家议论。现谨将不便之处以及臣愚昧的见解列在下面。一、自从去年年初下达敕命点差强壮弓手时，民间喧哗，都说这次点差虽然名义上称为强壮弓手，实际上是要刺字补充军籍。敕令屡次下达，反复丁宁，再三说明朝廷点差的意思，只是要他们各自保护县乡，必定不会起用他们随军征戍郡县；朝廷又用各种办法安抚整治，百姓仍然猜疑喧闹。到了经过去年冬天的教习后，不久放他们回归乡里从事原业，私下的议论才稍稍平定。然而，名列弓手簿籍的人，平时仍担心不能自安；每当听说有使者出行州县，往往就互相煽动，说是要来调发。如今这个命令忽然下达，果然如百姓一向料想的那样，此后朝廷的命令再也没有人相信了。这是第一个不便之处。一、宣命虽然命令使者招募情愿的人，但由于先前点差的弓手大多是资财较多的人家，通常都衣食不缺，哪里会有情愿充军的人？臣听说所派朝臣已经彼此商议，说这次奉朝廷之命，意在把事情办成。如果到了郡县没有人应募，就必须同各处官吏一起强迫他们应募。臣私下认为，所派使臣大概都以办成事情为期限；至于那些见识平常浅陋的人，又会认为郡县官吏中没有多少才干本领足以任事的。如今既然设置了赏赐利益，他们只知道尽力办事；如果他们的谋划不善，导致不可预料的变故，奸猾之徒乘机相互激怒，喧哗聚集，万一造成惊扰，反而会成为祸乱的开端。这是第二个不便之处。

译一、所派使臣既然同郡县官吏压迫百姓，强令他们俯伏充军，就必须编队训练、结甲成军，赴往京师。充军的人既不是出于自愿，如果上路时因同亲戚诀别而更加生出悔意，中途逃散，怎么能够防止阻遏？他们既不敢各自回到本土，就会聚集依附在蒲泽之间，远近相互响应，辗转结连。倘或有奸雄豪强进行谋划，乘郡县没有防备，其势一旦骚动，必然要劳烦安抚整治。这是第三个不便之处。一、如今京东西路颇为饥荒歉收，百姓既然缺少食物，平时尚且成为盗寇；一人首先发难，奔走响应的人一定很多。这是第四个不便之处。一、强壮弓手各自在郡县，还没有离开农业。如果朝廷采用汉代更番的办法，依据唐代防秋的制度，入则耕作，出则作战，轮流担任防戍，那么农民不离本业，军队也不缺防备，不依靠国库积存的财物，常常可以得到丁壮之人。如今既把他们登记为正规士兵，编在连营中，他们的衣食财用终身都要仰给于县官。这是第五个不便之处。一、御札已经下达，冬至将要举行郊礼，远近郡县尤其应当肃静。愚昧却不可欺骗、柔弱却不可战胜的，是百姓。安抚他们，国家就和谐；惊动他们，局势就危险。武事有七种德性，以安定百姓为根本。事情的祸端尚未显现，弊害还来得及挽救；如果又去逼迫他们，就是开启祸乱。这样一来，朝廷的忧患就不只在四方边境了。祸患往往起于被忽视之处，邪恶常常沿着台阶滋长。秦代的胜、广，汉代的黄巾，唐代的巢勋，都是从乌合之众开始的。这是第六个不便之处。以上这六种祸患，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不可不深思，也不可不加以防备。臣不过是一个卑贱之人，见识浅近，实在不足以参与国家大政、赞助圣明谋略；但臣的职务在谏官之列，按道义应当犯颜进谏而不隐瞒，所以陈述愚见，敬请圣上裁择。臣认为陕西、河东靠近内地的州郡，请将此前点差的强壮弓手等人抽出一半戍守边疆，每年九月防秋开始时出发，至次年二月放回，每年更换一次。留下另一半防守本州，按时训练。到出戍的时候，依照出军人的惯例由官府给装束费用，冬天发给衣物，按日供给口粮。百姓之所以害怕被登记为士兵，不只是害怕冒着锋刃箭石的危险，而且更看重离开故土，终身同亲爱的人和姻亲族人永远隔绝，这是他们最大的悲痛。如今如果轮番休息、交替戍守，终究不离开本乡；希望边境事务渐渐安宁，就可以休息肩负，安居从业。过去太宗皇帝把两河百姓登记为乡兵，当时有见识的人也为他们失去产业而悲悼；这终究不如利用两河强壮使他们捍卫边境：壮年者登记入籍，衰弱者退出服役；不穿用国库绢帛，不食用官仓粮米，边境不缺戍守之兵，百姓也不离开农业。关键在于把他们蓄养在营堡中，然后才成为官军。又听说当时登记乡兵时，借助大军正盛的威势，仍担心发生变乱，于是秘密告诫各州郡，限定在同一天办完此事，所以百姓即使有奸谋相互煽动，也来不及行动。” 如今朝廷既然顾惜强行登记的名声，又一定要办登记的事情，于是命两名朝臣分别出使一路，周行三二十个郡，地域方圆数千里；有的人或许不能亲自到达，只能向州县官吏发下文书。这样，各地将各自按照所见所闻办理，异同纷纷出现；只怕使者一出动，民心就会动摇，后来即使后悔，也可能来不及挽回。希望朝廷审慎地加以谋划议论，事情不怕改动；追回已经下达给各路转运司的宣命，停止所差官员，不要派遣，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国家的福分。臣怀着诚挚忠心，切切希望圣上明察采纳。方平又上奏说：“臣近日看到宣命派官员前往陕西等四路，招募强壮弓手充军，这件事非常不便。臣已经在十九日写具奏状论说此事，只是还不知道朝廷另有怎样的处置。臣忧虑疑惧不能自胜，谨敢再次奏论此事。至于各种招募的情形，臣已经逐条陈述；现在只说它必不可行的道理有两个：如果招募自愿充军的人，然后再登记入籍，臣料想一定办不成。如今派遣使者，只会使朝廷失去在天下人面前的大信用，使州县惶惑、民心惊扰罢了。若一定要办成，就非强迫招致不可。果真强迫招致，百姓喧哗相互煽动，祸变就不可预料。所以这次招募，放宽了事情办不成，逼急了就促成祸乱。臣前面所说的必不可行的两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臣虽然愚昧浅陋，幸居谏官之列，并非不知道边疆形势紧急、军备事务重大，禁卫军和禁军调发不足。今天的举措，大概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臣愚昧地深思，招募人是为了防止祸难，但今天这样做招来的人未必能为国家所用，反而正是导致祸难的原因。臣只担心朝廷的忧患不在边疆，而在四郊之外。先前群盗偷偷发难，潜藏山谷，朝廷调发数十倍的士卒去捕捉，仍不能立即擒获，过了很久才侥幸自行溃散。” 近来州郡奏报，往往有奸盗相互聚集；又加上京东西旱灾水灾接连不断，百姓正艰难求食，正月将尽，麦种还没有下地，朝廷尚且应当留意安抚整治，赈济他们的不足，却又下达这样的命令，民心会怎么想？凡是被登记的百姓，四路不下三十万人，如今各自都不能安稳地面对去留问题；他们相互煽动、彼此唱和，难道可以不加防虑吗？万一不逞之徒乘机煽动，臣担心郡县官吏不是弃城逃走，就是拱手束手就擒。即使有墨翟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守城。凭借陛下神圣的威德以及宗庙神灵的庇佑、上天神明的帮助，臣不敢妄自预料；如果只按人事来推测，只能看见危险的形势，看不见安全的道理。过去唐朝从高祖到懿宗，已经传了十九位君主。其中戎狄侵扰，多次到达京畿，大盗势盛，皇帝车驾出外巡狩，也有多次，但最终能够保全大业，所依靠的是民心没有离散，根本没有动摇，诚信的号令还在施行。到了懿宗时，南蛮攻陷交州，大规模征发天下军队，转运财货粮食供给军队，徐方戍卒相继掉转兵戈，接连陷落江淮，于是酿成了庞勋、黄巢的祸患，百姓因此涂炭，社稷也由此陷入危亡。今天的举措，唐朝的鉴戒并不遥远。” 贤能智者的谋略，往往要等事情具备万全的形势之后，才会担心出现一个缺失；即使如此，也不会凭侥幸去行事。如今天下同古代一样，陛下为什么要这样处置？成败的谋划难道竟如此容易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再同大臣们从容讲求。至于京东西路州郡现有的厢军、禁军，也并不少；近来州郡常常苦于缺人，每逢使命选取人员，总免不了留下占用。如果斟酌各地防民兵的数量，让他们按照人数多少分番在本州防守，全部代替现有军队赴边，这也是合乎人情的办法。朝廷的机密事务，臣不曾详细揣摩便加以论说，精当切实之处还没有说尽，却屡次伸出螳螂之臂，冒犯雷霆之威。只是因为大义所在，所以对于微小的身躯毫不吝惜；臣不能承受宗庙的忧患，因而情绪激切至此。”

译方平又上《论兵》说：“臣听说，三代以后，谈论治理国家的，只有汉、唐直到我朝。天下难道还和从前一样吗？若说到弊病，那就更多了。汉代因兼并土地，唐代因崇尚佛、道，我朝又加上兵马，弊病由此有三处。百姓有不足，弊病便出现第二处，国家也将空虚匮乏。三种弊病一同产生，怎么能希望上下都丰足供给呢？上天产生金木水火土五种资源，世间一并使用，国家必定要有武备，这是国家的大纲。军队是国家的卫护，怎么能说是弊病呢？因为设置军队的方法同古代已经不同，所以才说它是弊病。三代以后直到唐代，兵农本来是一体的：周代依据州里组织军队，齐国修治内政以寄寓军令，汉代按照法令调发百姓轮番充任边戍，唐代按户籍登记征发以充府兵。因此那些人耕作时是农民，作战时是士兵，从来没有平时安坐而仰仗国库供给衣食的。按照用兵的法则，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披甲十万人，计算财物费用，每天要耗费千金。所以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把持久作战当作巧妙，是怕军力被耗尽、财物被用竭，从而损害国家、骚扰百姓。因此善于用兵的人，不反复征发兵员，粮食不运送三次；取用粮食于本国，也从敌方取得粮食。” 如今从禁卫军到州郡的冗余士卒，不下百万人，他们张口就吃，伸臂就穿，限定几天为期来领取赏赐；这样每天都有万金的供奉，却没有休息的时候，天下供养供应，怎么能不困乏？说到用兵的方术，考察前代，只有唐朝最为没有章法。凡是发动劳役、征集藩镇军队，军队一出本境，就由度支供给粮食；因此骄横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暗中相互勾结，拖延军期、养大寇患，以邀取恩宠、图谋利益。国家力量不能供给时，往往只好罢兵释放，却更加厚待姑息他们。不过那时军队解散，费用还有停止的时候。起初天宝年间，废除折冲府，设立武士帐，兵农从此开始分离。代宗、德宗以后，内外多有艰难，进一步设置禁卫，开始建立名号，才有天威军、神策军等军队。遇到大规模征讨，发动大批军队，必定要征发诸侯的军队。因此宝应、建中年间，国家虽多有变故，从江淮漕运粮食供给关中、供应军粮，也才四十万斛，尚且不能登数。如今从东南转运、输送到太仓的粮食，是唐朝的十倍，却仍常常像供给不足。京师百姓以亿万计，大半仰食于军饷的余粮；所以即使在稻粟产地，耕田的百姓寒天耕作、暑天除草，常常没有剩余的一粒粮食；中等人家以下，大多没有储藏，富裕人家的积蓄也很少能保留到新谷收成，土地的力量、农民的劳作，全都被搜刮到西都作为军粮。所以臣屡次说这是一种弊病，因为设置军队的方法同古代已经不同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如果上面不损害武备，下面又不耗费国家财力，臣曾经提出过民兵的主张；如果既使粮食充足、军队充足，又不废止训练，臣曾经提出过屯田的主张。倘若这些主张能在朝廷上被采纳，加以润饰并试行，不到十年，精锐军队就都会在南方田野之中。然后减轻徭役、减薄赋税，鼓励农业、专务根本，减少上面的负担而增益下面的百姓，百姓的喜悦必定无穷。裁撤禁军、去除防务负担，国家费用自然会周备充足，家家供给充分、人人生活富足，礼义兴盛施行，洋溢着歌颂盛德的声音，超过三代了。” 方平又上《兵器论》说：“臣听说熔炼金属制成刀刃，弯曲木材制成弓，这是古代圣人用来威服天下的。因此国家最重要的器物，只有五种兵器，历代都把它们视为宝物和神物。周官六种职掌工事的官职中，工官居其一而位列卿；治理兵器制造的工匠，有桃氏制造刀刃，函人制造铠甲，冶氏制造戈，庐人为制造殳和矛，弓人制造弓，矢人制造箭。掌管兵器的官职，则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负责辨别各种器物，接受后收藏起来，以备军事使用。天有时令，地有气候，材料优良，工艺精巧，四者相合，然后才能制成良器。寒暖各有适宜，阴阳各有调和，这是天时的规律；刚柔性质不同，坚脆纹理不同，这是地气的区别。燕地的角，荆地的干，妢胡的箭杆，吴越的金锡，是材料中的优良者；粤地的锻造，燕地的铠甲，秦地的盾牌，胡地的弓车，是工艺中的精巧者。古代各种工匠的技艺，必定世代守业；监督工长每天号令，告诫他们不得制造不良器物；器物上刻记工匠姓名，标识精良和粗劣，主管官员据此考察器物，并按照结果提高或降低其俸禄，施行惩罚和赏赐。因此，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的善政；不忘武备，是国家的大纲。” 臣私下看到如今各州郡上缴的兵器，只有名目和数量，实际上都粗劣不堪，不能使用。这是因为天下长期太平，军队从未经过实战；上级官吏把它看作多余事务，监督工长哪里能尽心挑选良工、为国家制造器具？而且州郡通常缺少军匠，只好借用民间工匠，依次发生侵扰，只求迅速完工。等到输送到上级府库，王府的吏员又借机交易，只问货物好坏，实际上只是查阅数量罢了。制造弓时，角和筋没有经过适当熬炼处理，所以拉弓必定弯曲；即使制造箭，箭杆和箭羽也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厚标准，所以射出后必定上下飘荡。制造刀刃时，金属没有按照适当比例煎炼调和，怎么能锋利耐用而不粗劣？制造铠甲时，皮革没有厚薄适宜的制度，怎么能周长合度而又便利？铠甲头盔不完备，士兵就如同袒露身体作战；器械不精良，士卒就只能徒手搏斗。因此古代军队有三种编制，根据人的形体大小配置铠甲，以两旅为一军，并衡量服兵役者的等级上下；所以井田赋役的制度中，战车和铠甲各由丘、甸提供。如果军队会合交战，击鼓驱军前进，以性命争夺性命，以首级争夺首级，而弓折了、刀卷刃了、铠甲裂了、兵器毁坏了，这就是把人置于死地，又夺去他们自救的器具。不教百姓作战，尚且说是抛弃他们；把人投入死地，难道称得上仁慈吗？”

译管子说：‘招致天下的精良材料，五份的价钱提高到六份，九份的价钱提高到十份，工匠就会增加三倍，即使相隔千里也会前来。’又说：‘聚集天下的精良材料，评定百工的锐利器具，不考核合格的就不使用，不试验合格的就不收藏。’《礼记》说：‘每天省察，每月试验。’供给粮食俸禄同工匠的劳绩相称，是用来鼓励百工的。臣认为应当严格制定新的条文，务必整治这个弊病。对外，应由州郡守、倅共同总领工事，再交给提点刑狱司总检查。增加匠人的俸禄粮食，放宽每日考课的劳力期限。材料只求精良，不求数量多；工匠务求做到尽善，不务求迅速；器物只求良好，不求数量多。吴地的殳、越地的兵器锋利，燕地的弓、代地的皮革强韧，就利用各地的物产，依照百姓所擅长的工艺，设置监司，以厚价招募收取。这样，即使是田野乡里之中，也会有锻造技艺高超的工匠；每个人凭一种技艺，都能归入官府。内廷再选重臣掌管收藏，主管分发和收入。凡各州郡上缴的兵器，都必须检验；工匠有不合标准的，必定治罪。这样一来，府库中全是良好兵器，国家拥有重要的武备，可以等待军事需要，不会在其他时候误事。祸害往往起于严重之处，防患则产生于容易忽略的地方。这件事虽然小，关系却极大。因此献上浅陋的意见，希望能补助冬官主管部门政务上的缺失。”}], 盛平安定、教化治理的局面，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因此士大夫和搢绅不谈军旅之事，勇猛的士卒也不知道战阵的形势。天下安享太平，郡国却很有些因为没有防备而空虚。上天产生金木水火土五种资源，百姓一并使用，废弃其中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去兵事？所以军队可以不用，却不可以没有防备。善于用兵而不交战，说的就是防备。因此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政治的根本纲纪，只在文治和武功。礼乐制度，是文治的施行；禁止暴乱、平息祸乱，是武功的作用。如今朝廷所说的大事，必定称为军国之事，可见兵事是时势下的大务，是国家的重要权柄。臣是浅陋愚昧的儒生，不通晓军务；如今所论述的，都是参照考校前史旧迹所得，列举其中的得失和可以施行于今日的内容，希望能为朝廷补充一些余论。八年，右司谏钱彦远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如今天下军卒最为冗多，同祖宗三朝相比，数量增加了十倍。可是老弱羸怯之人混杂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精锐，百人中才有三四人。国家却竭尽民力供养他们，日益困乏，靠什么来解决？已经列入军籍的人，确实不能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如果寻求折中的办法，就不如堵塞兵源。臣请求天下除禁军已有指挥、正在招募补充的之外，其余各路本城中不属于披带军的诸军，暂且不得招募补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万人、十一月〕 其中有名额空存而人数不足一百人的，一律调拨并入本州诸军。遇到防选半粮剩员的时候，一律交由各州当职官吏审验；六十五岁以上而还能够执役的，暂且保留防守，七十岁以上的一律放免停役，不得暗中冒领君主恩典而把它当作自己的恩惠，以收取小人的虚假声誉。所有在京城中除现任干当职事的文武官吏应依敕令破格作为兵士当值之外，不得擅自制造名目占留兵士、上奏请求；在其他事务中已有占用的，命各处立即抽调下来。本城诸军，等到满三年时，由各州详细计算减少了多少人数，并申报如今约定应保留多少人。奏议交给大臣议定长期处置办法，希望军政更加修整，国家财用稍稍充足。禁军如果长期不招募补充，又恐怕不可行。臣请求以现在实际在军中的人数作为名额，逐渐拣选去除老弱，招募少壮补充。” 到了约定的期限，便按照名册召集起来考核试射，并把奖赏和惩罚的规定告诉他们。不到三年，便人人都擅长射箭。抱真说：“军队已经可以使用了。”于是征召全境各乡的乡兵，得到训练有素的士卒二万人。此前既没有耗费官府的廪给，府库反而更加充实，于是修缮铠甲兵器，制作作战器具，终于在山东一带显示出强盛，时人称昭义步兵天下第一。当时朱防驻守蓟地，李纳在郓地反叛，武俊在赵地作乱，田悦侵扰魏地；他们凭借历代盘踞的巢穴，成为藏匿奸人的渊薮，彼此声援，合并势力，互相统率。然而上党一支孤军，却独自以忠义著称，奋力进击河朔，使强悍的贼寇畏惧逃走。由此看来，供养募来的士卒，关键在于姑息迁就；民兵却可以训练。姑息养成的士卒难以使用，训练出来的兵容易驱使。我太宗北征时，也曾制定乡军的制度，只征取三晋的百姓，便得到十万之众。当时北部边境骚乱不止，国家军队两次遭受败绩，义军奋力抵抗，号称强悍锐利。边境各郡，百姓大多熟悉战斗；他们编结队伍、分设伍列，拉开强弓、拔除距来，携带粮食、磨利刀刃，只求与敌交战；熟悉当地的山川原野，了解地形态势，用来作战就力量强大，用来防守就坚固。他们不食用官府的廪粟，不穿用公家府库收藏的丝帛，不向上级邀求赏赐，不以博取宠幸和名声为利益。郡县彼此维系，聚落相互保护，邻里彼此担保，一家获罪，刑罚牵连邻里。所以，民兵同营卒相比，利弊常常相差百倍。臣谨愿远则采行周、唐的办法，近则考察太宗的制度，认真修治民政，把行军的法令寓于其中。假如有十个乡的县，每乡有一千户，共有一万户；把老年人、疾病者、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困苦贫穷、无所申诉的人除去一半，剩下五千户。再把贵人、贤人、有才干的人以及服公事的人除去一半，其余编为一师。五县所属的州组成一军；各郡县无论大小，都按照百姓人数多少设置团队，管理办法一概依照军法。每年年终农事空闲时，县大夫亲自向众人宣誓，发给他们官府的鼓、铎、旗帜、军器，教习他们坐下、起立、奔驰、快步行进以及击刺的法术。州长巡行所属各县，考察他们精锐还是懈怠，并据此赏赐或诛罚。农事开始以后，命令他们把鼓、铎、旗帜、军器归还官府，各自到田间从事农作。这样，兵农的力量就能再次合为一体，可以裁省营聚军队，节约国家用度；必能积蓄民力，必能宽解臣下的负担。[“必寛臣”原文疑有脱文或串句]臣私下看见，如今的郡县，除非是边境戍守之地，郡里的士卒才勉强够应付徭役，县里的士卒甚至不足以供应追捕之用；聚集起来的队伍没有完整的装备，士兵没有修缮好的器械。只要几个人挽袖挥臂，势必就要奔走骚扰；一百人喧嚣突进，立即就能溃散混乱。而且，秦朝的覆亡，是由于陈胜、项梁；汉朝的危乱，是由于黄巾军；

译唐朝的覆亡，是由于巢寇。这些人都是在仓促之间乌合而成，计谋并非平时预先制定，没有能够保全全局的策略，也不是经过训练的精锐，只是拿木棒作防身武器，竖起竹竿当作旗帜，却能践踏郡县、夷平都城，势如摧枯拉朽、破竹一般，队伍像瓦片崩解、泥土离散，蔓延开来而无法遏止。即使这是乘朝廷出现裂隙而起，也还是由于郡县没有防备。如今如果确实设置民兵，按时搜选训练；战士平时服役于田野之间，编制队伍保存在军籍之中，兵器储藏在官府，粮食和丝帛充实于府库；减轻苛细的征敛，恢复其他徭役调发制度，[“复其他徭调发”原文句意有疑]一旦有事便能立即集合，事情平定后随即解散。对外，郡国的武备能够经常训练整治；对内，禁卫中的骄兵可以逐渐削弱裁减。即使戎虏有冒顿那样的防备，叛将有蚩尤那样的强悍，民众中有陈胜、吴广那样的奸谋，也不能从外部自行发动变乱了。各位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怎么样？方平又上奏论说道：“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必动用军队，善于用兵的人不必交战，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败。若文德修明于朝廷两阶之间，声教遍及八方疆域，百姓心怀仁德，爱戴君主如同父母，夷狄仰慕义理，亲近君主如同亲近君父和师长。和乐平易的教化得以推行，暴乱的苗头得以止息，这就叫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必动用军队。帷幄之中、几筵之上，在指挥顾盼之间，胜败得失便已产生。折断叛乱的萌芽，铲平危险的阶梯；治理它，就有不可扰乱的形势；防备它，就有不可侵犯的态势。这就叫善于用兵的人不必交战。如果军队已经会合、众人已经聚集，双方交战后能够安营休息；将领确实勇敢，智谋确实众多，士卒确实精锐熟练，天地时势确实有利，法令确实严明而且我方的庙堂筹算一定取胜，这就叫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败。然而，战争是死地上的搏斗，是危险的事情。所以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先造成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使自己不可战胜，取决于我方；使敌人可以战胜，取决于敌方。所以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做到使自己不可战胜，却不能使敌人必然可以战胜。不可战胜，是防备；可以战胜，是交战。因此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智谋之名，没有勇武之功，在敌人尚未察觉时便已经完成防备，在敌人尚未听闻时便已经做好防御；在敌我尚未合战之前便攻破敌人的心志，在敌人的谋略尚未形成之前便挫败它，所以不等到两军交锋，敌人已经屈服。既然这样，又哪里有什么智谋之名、勇武之功呢？”《易经》说：“设置重重门户，敲击巡夜梆子，以等待暴徒来犯。”这大概就是取法于《豫》卦。何况身居天下这样广大的宅宇，难道可以忘记武备吗？所以，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教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过去周氏凭借全国土地，建立乘马出兵的制度；天子有六军，兵车有万辆。每年按期检阅车辆，三年检阅徒卒，五年大规模检阅车辆和徒卒；春天整顿军队举行搜狩，夏天在野外驻扎举行苗祭，秋天整治军队举行狝祭，冬天大规模阅兵举行狩猎，都是利用农事空闲来讲习军事。汉代的制度是：京师有两军、七校，郡国有材官、楼船，各自都按时学习武事，从未废止。后来晋武帝平定吴国，准备在宣武场讲习武事；当时山涛与卢钦讨论用兵的根本，认为不应废去州县的武备，晋武帝虽然称善，却不能采用。永嘉以后，盗寇祸乱蜂拥而起，各地郡守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服，天下于是变成了战国般的局面。到隋文帝平定陈国，才重新贯通帝王的统治；内设十二卫，把功臣安置在闲散之地；外设折冲府，准备兵籍，以便征发。唐朝沿用了这一制度。其制度共有三百七十四府，分散设置在各州，名义上隶属于各卫。后来太平日子渐久，中原安宁，于是逃亡者不再追捕，死亡者不再补充，卫士没有真实的名籍，卫将只剩空名。到天宝年间，终于停止折冲府制度，而幽陵的军队竟堂堂存在，已经逼近咸阳、镐京的郊外。此后，章武年间削平郡中盗贼，恢复两河，但植颖没有成就政务的才能，[“植頴”人名及语意存疑]很快导致局势分裂；昌俛提出销兵的办法，反而使国家更加孤立危急。[“昌俛”疑为人名，原字形有疑]本来根基弱而末端强大，逐渐形成颠覆拔除之势；强藩在内部侵侮，王室也就衰败了。如今我朝治理天下，大力推行皇道，四海一统，神旗没有指向征伐的行动，边境称说和平，斋钺也停止了接受成命出征的使命。教化太平、政治安定，到现在已经三纪了。因此士大夫和搢绅不谈军旅之事，貔貅般勇猛的士卒也不知道战阵的形态。天下安享隆盛太平，郡国却很有些因为没有防备。上天产生五种资源，百姓一并使用，废去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弃军队？所以军队可以不用，却不能没有防备。善于用兵而不交战，说的就是防备。因此国家的大事，在祭祀和战争；政治的根本纲纪，只在文治和武功。礼乐制度，是文治的施行；禁止暴乱、平息祸乱，是武功的作用。如今朝廷所说的大事，必定称为军国之事，可见兵事是时势下的大务、国家的重要权柄。臣是浅陋愚昧的儒生，不通晓军务；如今所论述的，都是参照考校前史旧迹所得，说明其中得失以及可施行于今日的内容，希望能为朝廷补充一些余论。八年，右司谏钱彦远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如今天下军卒最为冗多，同祖宗三朝相比，数量增加了十倍。然而老弱羸怯混杂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精锐，百人中只有三四人。国家却竭尽民力来供养他们，日益困乏，靠什么取得补救？已经在军籍中的人，确实不能立即采取措施处理；若求折中的办法，就不如堵塞兵源。臣请求天下除禁军已有指挥、正在招募补充的之外，其余各路本城中不属于披带军的诸军，暂且不得招募补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其中有名额空存而人数不足一百人的，一律调拨并入本州诸军。遇到防选半粮剩员时，一律由各州当职官吏审验；六十五岁以上而还能够执役的，暂且保留防守，七十岁以上的一律放免停役，不得暗中冒领君主恩典而当作自己的恩惠，以博取小人的虚假声誉。所有在京城中，除现任干当职事的文武官吏应依敕令破格作为兵士当值之外，不得擅自制造名目占留兵士、上奏请求；在其他事务中已有占用的，命各处立即抽调下来。本城诸军，等到满三年时，由各州详细计算减少了多少人数，并申报如今约定应保留多少人。奏议交由大臣议定长期处置办法，希望军政更加修整，国家财用稍稍充足。禁军如果长期不招募补充，又恐怕不可行。臣请求以现在实际在军中的人数作为名额，逐渐拣选去除老弱，招募少壮补充。”

译皇祐四年，河北都转运使包拯请求调动河北兵马防守，说：“臣听说屯兵备边，是古今常行的制度。所担心的是百姓赋税有限，军粮供给不足，因此必须广泛筹划经营，来供应费用。有时一年发生灾荒歉收，有时敌寇到来需要增加军队，于是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百姓已经困苦了，还能拿什么抵御敌人？这也是必然的事情。河北自从失去山后六州的险要，就没有办法固守，因此蓄养军队、积存粮食，常常担心不足。就如近几年敌人忽然发生变故，虽然又请求和议，终究不是长久的办法。加上沿边肥沃的土地全都变成陂塘，租税既然无从收入，军队全靠县官供给。即使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养一个地区，在无事之时也天天困窘。没有几年的储备，如果稍微有军队屯集，怎么寻求救济？难道可以坐看它日益衰败而不设法挽救吗？希望圣上慈悲，特意提出宸断，宣谕执政大臣：沿边以及靠近内地的州军兵马，除应当留下防守的以外，其余屯驻、驻泊的诸军，可以命令他们返回营地就粮；诸军分别屯驻在河南、兖、郓、齐、濮、曹、济等州。这些地方地利富实，粮食储备容易取得，大概三年轮换一次；遇到警急，立即起发，不到十天就能到达，哪里会有延误而赶不上的呢？” 况且前代防边的军队，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公家和私人都能自给，从没有像如今这样既冗多又人数众多，白白消耗官仓粮食，使疲惫的百姓徒然困苦。然而拿起干戈抵御戎狄，本来不可缺少；只要养兵、教兵合宜，上下就没有困乏的忧患，遇到缓急使用他们，也会有充足的力量。议论的人如果认为戎兵不能全部裁减，那么前些年已有义勇、强壮十八万多人，可以用来充数。河朔百姓天性强劲勇悍，从小熟悉边境的利害，平素熟知敌人的虚实，同南方军队相比，绝对精锐。一是不耗费供给运输，二是众人乐意从事；训练的方法也有旧制可以遵循。如果认为军粮勉强足够，邻国关系正牢固，只求度过眼前而当作长久计划，害怕改变和安排，臣恐怕国家的财力日削月减，内外更加耗尽；一旦使用武力，就突然加重征敛，民心怨恨叛离，那么肘腋之下全都成为仇敌，哪里还有空闲抵御外寇？这是国家根本的忧患；如果不内外同心，锐意迅速筹划，等到事情发生就来不及了。惟愿圣上思虑裁择，臣实在任重而恳切至极。”仁宗时，包拯又上奏说：“臣听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 王畿之内排列营寨、屯驻众多军队，这是加强根本的军队。可是国家近年以来，边疆一有警报，就一概调发京畿军队，于是卫兵日益削弱。恐怕这不是巩固宗社、制服戎狄的长久防备。臣认为京畿军队即使遇到重大变故，也不可大量调发。前面所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加强根本的，就是京畿军队。根本既牢固又强盛，由中央控制外部，天下还有什么忧患？如果不断调发，就会耗损财力而削弱根本。不仅毁坏祖宗制度，难道不想想李唐天宝、建中的事情吗？良马精兵全都调到外面，宫廷扈卫的骁勇精锐因此一空，终于加重了后来的祸害。这也是朝廷尤其应当深思的。如今河北、河东沿边军队少、财力匮乏，一旦有急难，只有民兵可以使用。前些年曾经登记过民兵，登记并不是长久的好办法，后来又随即释放他们。河朔百姓都禀赋强劲勇悍，养成勇气、奋发有为，何况又生长在边境，熟悉边地利害，平素通晓敌人的虚实，其他各路远远比不上他们。况且从前点阅时，舍弃客户而选取主户，又按照户等上下加以取用，因此登记所得很少。臣私下见到唐代李抱真的民兵制度，事情很相近；所以当时招募义军一支，雄视山东。若要适合今日，可以依照抱真的制度，简约实行，不论户等之下田地足不足，都按照丁力多寡增减其数来登记。” 不足数额的就舍弃，选取其中稍微富实的人家，命令他们拿出谷物、绢帛和钱财，供给被登记的贫困人家。这样得到的兵可以比往年增加一倍，也可以稍稍抑制土地兼并，使贫困疲弱的户有所依靠。一是不耗费供给，二是众人乐意从事。其处置、训练的方法，本来就有祖宗的旧制可以遵循。河朔民兵强盛，而禁军充实地留在京师，内外就安定了。如今北方敌人极其诡诈，声称要向西征讨，修筑城栅，点集军马；在这种时候，沿边也应秘密命令他们修缮完备。然而议论的人只依赖盟约，完全不作防备。万一敌人的要求没有止境，稍不如意，就窥伺间隙发动进攻，拿什么抵御？这也是必然出现的征兆，难道不应仔细思考吗？何况边上的武将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将领掌握着人的性命，关系国家安危，选择时不可不审慎。审察将领的方法，不应受名位限制，只须辨别他的才能是否可用。如果得到真正的人才，就应当提拔任用，专门委托给他，必定能够成功。如果平时不先作准备，到了缓急之际才仓促谋划，就什么也来不及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意，特赐省察。” 包拯又请求增加河北地区入中粮草的数量。臣恭敬地读《前汉书·赵充国传》，赵充国曾对大司农耿寿昌说：“在金城、湟中买进三百万斛粮食，羌人就不敢妄动了。”耿寿昌请求买进一百万斛，最后只得到四十万斛。一旦失去这道防备，羌人就会故意作乱；相差虽只有毫厘，结果却会谬以千里，事情已经如此了。倘若四夷突然发生动摇，彼此相因而起事，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妥善收拾后果。由此可知，粮食储备有所准备，边境祸患就不值得忧虑了。臣私下看见，河北沿边州郡的军粮没有储备，驻屯兵力也很少，估计只能供应到两年左右。像定州，驻兵稍多，也只能供应一年多。何况中山是控制要冲的地方，如果不临时增加屯驻的军队和马匹，连几个月也支撑不了，遇到缓急又怎么能够应付？即使朝廷财用窘迫，力量达不到，然而河朔是国家的根本之地。自从黠敌与我讲和以来，它们一直窥伺时机而行动，诡诈多端，本来就不能相信它们的虚假声势而怠慢实际防备。孙子说：“不要寄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方已经准备好应付它；不要寄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我方使自己不可攻破。”如今若筹划粮草、布置边防事务，仍只沿袭旧制，不努力采取措施，臣恐怕形势会一天比一天严重，最终酿成无法挽救的祸患。所以说：“即使有坚固如金城、深险如汤池的城防，拥有披甲士卒百万，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难道能不慎重考虑吗？”希望圣上特别下达指挥，命三司所属河北沿边各州军暂且仍依照旧例实行入中。如果这样要多耗费官钱，就请拨给现钱一百万贯，趁今年夏季两种麦子丰收之时，在附近便利的地方及时收购，再从御河用车船运往沿边州军，使仓廪充实。与按高价入中相比，这样获利很丰厚。仍请迅速下达指挥施行。

译皇祐元年，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陕西路前些年边境用兵时，朝廷下令把各州新弓手刺面，充作保防指挥，用来备战守卫全路的军队，总共只增加了十万人。由于当时仓促，来不及精心选拔，其中很有一些疲弱而不能服役的人，把他们驱赶到战阵中，本来就很难发挥作用。自从停战到现在，时间已经很久，却还没有听说进行一次选汰，所耗费的廪食多得无法计算。何况这些人都是郡县中有等级的民户，编在军籍中，实在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希望下令陕西本道各州，告谕所有新设置的保防兵士，除人员、节级以外，其余年满五十岁以上以及身材短小、不够标准的人，如果愿意不再服军役，允许他们自行陈述，由监司和长吏共同审察，减免军役，放回务农。这些人长期学习武艺，如今即使放回，也应当登记在籍并加以拘管；仍请按照他们居住的乡社附近设置防区，仿照河北义勇团的办法，设置指挥，置人员和节级加以管辖。边郡每次用这支军队轮番防守，也应比过去减少人数。这样做不只是边境有紧急警报时，被裁放的人还可以召集起来守城，也可以替代精锐部队出战，在事务上又不会有废缺。如今财力极度困窘，所忧虑的正在于冗兵，耗尽天下所出的一切物资，也只能勉强供应。陛下如果幸而听从臣的意见，在全路特别实行这种防置办法，就可以减少三数万人，也算是节省费用的一种办法。近日包拯奉命前往陕西主管解盐事务，恳请把臣的这项建议下达给他，使他就近复核查验，希望审慎权衡利弊，然后施行。” 五年，御史中丞孙抃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兵家关于出征和守御的办法，所使用的士卒，以了解人情的为先，熟悉地理的次之，通晓当地风俗的又次之。为什么呢？了解人情，就能先辨明强弱；熟悉地理，就能先知道险易；通晓当地风俗，就能预先准备应对寒暖。因此临事时便利，取得成效也快。所以，习惯于平原的人，把他调到险阻之地，就会害怕；习惯于大陵高阜的人，把他调到溪涧之间，就会感到危险。古代圣贤的确切论断都是如此。本朝拥有天下以后，所设置的州郡，必定招募本地人充任军队，有的编为三指挥、两指挥，名额各不相同。近年来，每逢各防区有缓急，这些人都被称为得力，并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了解人情、熟悉地理、通晓当地风俗。然而军队人数太少，按月供给的防守费用又薄，到了防守时，事情很难办成。臣希望沿边州郡中，凡是靠近蕃夷部落、溪涧等防区，原来已有本地军队编制的，请朝廷审度情形，逐渐增加人数，酌量增加他们的请受，并按时训练。一方面可以团结队伍，逐渐形成秩序，使邻近的蕃夷盗贼不敢作乱；另一方面衣粮稍微充足，就可以收获他们竭尽全力效命的回报。” 至和二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近来奉使河北，恭敬地看见河北连年招兵不止，招来的都是坊市中的无赖和田野里耕作的劳力，却冒充军营子弟。假如真是军营子弟，今天诏令下达，明天就应当来投牒报名，哪里会到现在一年了还没有全部到达？由此可知，他们显然是坊市无赖和田间劳作的人。何况如今田地十分荒芜，百姓十分稀少，赋役十分沉重，国家费用十分不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军队太多。先朝用兵时，军队才四十多万，如今并未用兵，军队却已经增加了一倍。臣不知道大臣根据什么见解提出这样的议论。一定是认为这样可以防备契丹。如今东西绵延三百多里的塘水，比先朝更多；每年给予的金帛五十万，礼聘又十多万，也比先朝多。凭借比先朝更多的塘水和金帛来防备契丹，并与它讲和。既然应当减少军队以使百姓得到休息，却反而增加军队来困扰百姓，这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契丹因为顾忌塘水的限制，贪图金帛的利益而不敢妄动，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正当契丹贪图利益而不敢妄动的时候，它的百姓理应富足，我们的百姓却反而日益困苦；国家费用理应充裕，却反而日益窘迫。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军队太多、百姓太少，田地荒芜而赋役沉重。假使契丹有一天发生警变，将靠什么来继续支撑呢？大臣始终不知道考虑这些，只把军队多当作有备，这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如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下入侵，是因为贪图金帛的利益丰厚。即使它放弃利益而来作乱，那么黄河以北的妇女儿童也都可以登城守御；那些坊市无赖和田间劳作的人，又将到哪里去呢？何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妄动，却还预先蓄养军队来困苦百姓吗？从百姓中征取士兵，百姓就会减少；百姓减少，田地就会荒芜；田地荒芜，赋役就会沉重；赋役沉重，民心就会离散。把军队寓于百姓之中，百姓就会增多；百姓增多，田地就会得到开垦；田地开垦，赋役就会减轻；赋役减轻，民心就会稳固。与其使民心离散来防备契丹，契丹还没有到，民力已经先困乏，国家费用已经先匮乏；哪里比得上巩固民心来防备契丹，契丹即使到来，民力仍有余，国家费用也有储备？其中的利害，就像看黑白、数一二那样清楚。大臣却认为难办，这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从前汉武帝使天下因军务困乏，是因为用兵征讨匈奴，想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如今陛下使天下因军队而困乏，却不是因为用兵，而是无故造成这种局面，并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欲望。为什么要苦苦这样做呢？五口之家尚且知道量入为出，何况天下这么大？计算收支，难道可以不加核校；治理天下，难道可以没有经常性的制度吗？臣恭敬地看见，如今世上有判决失误，把人错误判为徒刑、流刑或死罪的，陛下必定加罪于有关官司；如果是选人，还必定加以停殿，后来即使重新任用，也不得升迁改任，这说明陛下防范损害百姓的心意极其深切。如今大臣使天下百姓都陷于困苦，哪里只是误判徒、流、死罪可以相比的，而陛下却完全不加追问，这是舍弃重大的事情，却急于处理细小的事情。臣难道能默不作声吗？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停止当前招兵的诏令，命大臣详细列出太祖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太宗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真宗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以及陛下天圣年间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按照如今赋税收入、军队和官员的数额，斟酌取其中适当的标准，制定为经常遵守的制度。以赋税收入总数的十分为比例，七分供给郊庙、宫省等各项费用，三分留下来储备水旱灾害以及缓急非常之事。这样实行十年，才可以说得上治理有成。古人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作紧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

译如今从京师到天下各州郡，大体都没有两年的储蓄，边城严重的，有的只有三几个月的储备。如果不幸连续两年发生水旱灾害，将靠什么来养活这些军队呢？如果这些军队都无法供养，那么国家的忧患就不在契丹了。这就是臣所说的言官责任，也是陛下应当留心、大臣应当竭尽心力的时候。恳请把臣这篇奏章交给中书、枢密大臣，并把臣以前的奏章一并核查。如果陛下不因为臣没有才能而不采纳这些话，先停止招兵，然后根据今天天下的赋税收入来安排国家费用，使上下都宽裕，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孙镇又论述增加军队，上奏说：“臣去年八月说过，如今官员冗滥、军队众多，民力不能承受，请把此事交给中书、枢密大臣，条理清楚，彻底实行。到现在经过数月还没有答复，臣退下后私下思考，当今事务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而大臣却安然自若，不认为这是怪事。这就是臣不能隐忍沉默，再次冒昧上闻的原因。凡事事先有考虑，预先有准备，事情来到时再应对，就会安定而详实；事先没有考虑，没有预先准备，事情来到时才应对，就会仓促而失当。大致说来，近来的事情多因仓促而不能安定，是因为没有事先考虑，也没有预先准备。前些日子契丹使者到来，虚假的言辞纷纷传出，朝廷自己也知道国家费用不足、民力凋敝，无从应付。大臣不知道计策从哪里着手，于是招募军队来堵塞自己的责任，这与想救火却再添柴薪、河流已经浑浊却又去搅动水源，有什么不同？景德年间契丹入侵，灵夏不臣服，那时军队不到五十万，西边防备、北边抵御，力量充沛有余。如今军队增加了一倍，却还苦于不足，臣实在不明白所谓的道理。敌人只派一个使者到来，朝廷却又增加军队数万人；等使者离去，朝廷内外互相庆贺，以为平安无事，却完全不知道新兵的费用每年已经增加一百万贯了。” 这一百万贯的费用，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地下出，也不是由提出建议的大臣家中拿出，而是全部出自百姓。如今正值百姓愁苦的时候，又加重赋税来作为防备，臣认为这种预先筹划并不可行。这就是所谓仓促而失当。军队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训练如何、将领如何。去年侬智高侵犯岭南，前后派遣的将领不知有多少，派出的士兵也不知有多少，死亡、逃跑、败退的人数多得无法记载。陛下亲自派遣狄青，最后能够取胜的，也不过是蕃落数百骑罢了。这正是军队不在数量多，近来事实已经证明的效果。陛下为什么不拿这个道理去诘问那些想增加军队的大臣呢？臣愚见认为，防备契丹不如宽待河北、河东的百姓；防备灵夏不如宽待关陕的百姓；防备云南不如宽待两川、湖岭的百姓；防备天下不如宽待天下的百姓。民力宽裕，百姓就知道爱惜自己；知道爱惜自己，即使有外患，人人都可以用作士兵。用人人都爱惜自己的士兵来抵御外患，到哪里不能取胜，出征何处不能使其降服呢？古人所说的如同手臂保护头目、子弟保卫父兄，就是使用这样的军队。臣所说的事先考虑、预先准备，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官员本来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军队本来是用来保卫百姓的，然而养民、卫民的力量反而残害百姓，大臣却不知道设法挽救。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冗兵和贫困的百姓。近年以来，大地多次震动，黄河不按河道运行，日月星辰出现异常，这些都是百姓怨恨感应所致。恳请陛下明令大臣，寻求如今用来使百姓休息的办法，以应合天地的变异，并为宗庙社稷筹划。臣不胜恳切愿望和直言获罪之惶恐，恭请陛下裁断宽赦。孙镇又论述河北、河东军队，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契丹新君刚刚即位，他的叔父率兵在山后徘徊，召他却不肯前往，臣深恐边臣因此夸大其词，更加请求增加军队。如今河东供养军队三十多万，已经五十年了，又增加义勇三十万，常有六十万军队积聚在两路，正是为了应付缓急非常之事。然而塞下每有一次小小的警报，奏报防务的文书就纷纷而来，以此动摇朝廷，这种情况也有五十年了。朝廷议论边境事务、谋划将领，内外都习惯于把安然无事当作常规，所以军队越来越多，粮食越来越匮乏，民力越来越困顿，国家费用越来越不足，却不知道怎样设法救济，这正是臣恳切陈说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如今义勇三十万，数量还稍微接近古制；禁军三十多万，全都依靠县官供养。就是这三十多万中，也有一半是年老、体弱、怯懦的人。老弱怯懦的人遇到敌人就会先自行败亡，不仅会先自行败亡，反而正好成为骁勇强壮者的拖累。因此，骁勇强壮者不能不选拔训练，老弱怯懦者不能不压减遣去。老弱怯懦者不压减遣去，费用就会扩大；费用扩大，百姓就会疲困；百姓疲困，却还不爱惜民力、整治军队来保卫这些不被爱惜的百姓，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塞外，而在塞内。臣私下估计，契丹新君继位后如果局势就此确定，那么他与先君没有不同，盟约和友好关系也必定长久。” 即使他的叔父争夺君位，国内发生变乱，等到蕃汉人心归服，形势没有五七年也不能平定。朝廷趁这五七年时间，惩戒过去的错误，谋划选拔训练骁勇强壮者，压减遣去老弱怯懦者，使民力得以舒缓，国家费用得以充裕，以此等待敌寇到来，这是必胜的办法。古人请求三万军队，就能横行匈奴境内；如今凭六十万大军，再加上高城深池，却总是惴惴不安，常担心力量不足，大概是将相不能承担责任。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专门责成将相，把经略边事的责任交给他们，不只是边境可以无事，还将看到天下重新恢复太平。臣以前上奏的兵民事务，恭请陛下命大臣共同审议。如果不因为臣愚昧而废弃这些意见，或许可以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兵制 宋仁宗时，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论述军政说：“臣听说屯驻军队、制服敌人的事务，有四件最为紧要：选精士卒，统一号令，积聚草料粮食，使器械锋利。士卒不精简，战阵就不能排列整齐；号令不统一，作战就不能合乎节度；草料粮食不积聚，就不能长久坚持；器械不锋利，就不能与敌争胜。战阵不能排列整齐，就会左边遭击、右边解散；作战不能合乎节度，就会前进的前进、后退的后退；不能长久坚持，众人的心就容易离散；不能与敌争胜，军队的士气就不能振作。不懂得筹划草料粮食和器械的人，是拿士卒去同敌人作战；不懂得士卒和号令要领的人，是拿将领去同敌人作战。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大事就完了。善于做将领的人，会精简自己的部伍，考察将校，不以腰腹皮肤等外貌作为选拔标准，而崇尚才能；不以服役年限和资次作为功勋，而根据功劳计算赏赐。强壮的人有时困于风餐露宿，瘦弱的人有时反而便于奔驰，旧人有时畏缩逃避而没有勇气，新人有时奋勇向前而不顾一切。崇尚才能而任用，按功劳而赏赐，然后设置金鼓来节制进退，设置旌旗来整肃队列。金鼓节奏分明，听到的人就能专心；旌旗位置端正，看到的人就能看清。号令没有差错，耳目不受迷惑，勇敢的人不能独自冒进，怯弱的人不能独自退却。” 反复发布命令、再三申诫，事情就会办得越来越好。于是治理仓廪来坚定他们的心志，整治武备来振扬他们的士气。心志坚定，战斗意志就会受到激励；士气振扬，勇战之心就会奋发。用众多军队如同使用少数军队，用弱兵如同使用强兵。由此看来，军政就建立起来了。”},{ 蔡襄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前后已经六年。自刘平、任福、葛怀敏三位将领覆没后，死亡的人超过十万，损害了国威，使公私财用都空虚匮乏，国家赋税收入和财计受到损失，祸患日益严重。如今边境各郡，铠甲兵器并不是不多，经历多年，训练也不是不久，然而却屡战屡败，这是为什么呢？臣反复思考，大概是军法没有确立，将领的谋划不能专一。所谓军法没有确立，是说如今都部署和统帅虽然有这些名号，他们的钤辖、路分、都监、都同巡检等，都只是辅佐的属官和偏将，各自以宾客礼相待，主帅的等级威势既没有受到特别尊重，向下属官又没有按节级逐层统辖的道理。等到出军时，首尾不能互相救援，号令不能互相传达，所以常常失败。所谓将领的谋划不能专一，是说朝廷每次有指挥，往往把事情下达给各路，并命钤辖、都监、都同巡检等共同参与、共同商量。大凡军务，只有大将才能专断，秘密计策和深谋远虑，怎么能容许众人议论？却让僚佐共同讨论长短，以至各自提出意见、互相诋毁，使谋划没有主宰，事情没有不泄露的，所以常常失败。臣私下认为，军法不确立、将领谋划不专一，却能战胜敌人的，从来没有。” 唐朝郭子仪、李光弼等率九个节度使的军队攻打安庆绪，却总是失败，为什么呢？郭子仪、李光弼是名将，九军合计数十万人，凭安庆绪的困窘处境，哪里能够抵御他们？然而总是失败，大概是因为军队没有统一的主帅，彼此不能统辖，谋划意见不一致，所以导致失败。太宗朝曹彬、潘美兴兵北伐，却没有取得成功，为什么呢？曹彬、潘美是名将，三路军队同时进发，是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然而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临军的刘文裕、王诜贪图功劳、标新立异，主将不能压制他们，所以没有功效。参照古今的事理，从来没有大将不能专断而能建立大功的。有人说：“如今各路帅臣都可以临机处置，各自取得便宜劄子，遇到事情自然可以处理，何必改变军法呢？”臣认为，如果法律没有预先确立，威势没有预先施行，即使取得便宜劄子，怎么能使上下都必然信服呢？臣请求把各路都部署现今统领的兵马人数列出，作为偏将、部曲的等级差别，分为前后左右各属；统领军队的臣僚官员，也请改换军职和使名，按所统兵马多少确定等级，大小相互统属，按节级逐层管辖；如果有人违犯，一律依照等级处理。这样就能建立一支完整的军队，自然会精心选拔、审慎整治，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这是最紧急的事务。” 襄又上奏说：“有人问：训练士兵、挑选战马，同时减少边郡粮食的运输供给，这样难道足以长久维持吗？回答说：如果想要制定长久维持的办法，不如增设乡兵。唐朝的制度是，天下各州郡招募百姓充任府兵，每个府不过一千二百人，此外还有五百七十四个折冲府、果毅府；把姓名登记在官府，不让他们离开自己的乡里，农闲时教习武艺，其余时间便居家生活，遇到紧急警报就集合起来守卫防备。现在如果设置乡兵，不耗费国家的财用，足以成为天下的根本。臣私下认为，关中现在如果招募乡兵，一年之内可以得到五十万人；训练一年，便足以守卫防备，那么关中的形势就已经强盛了。有人问：现在招募乡兵，会使关中骚动，怎么办？回答说：府兵不在脸上刺字，又设置不同的名号；像折冲、果毅这一类人，与普通士兵有所区别。选取本乡勇武豪强的人担任总领，趁农闲时训练，遇到紧急情况就守卫城池；既不离开居所，也不妨碍自己的职业，那么百姓为什么会以此为苦呢？如果这样确实有必须设置乡兵的办法，前些年灵武用兵时，陕西转运粮草最为劳苦疲敝，直到现在，老人们耳闻目睹，往往都还能讲述此事。如果先向陕西下达命令，筹划转运粮草到边郡；随后再颁下招募乡兵的制度，规定每家都有人充任乡兵，并特别免除转运粮草的差役，这样应募的人就会很多了。” 有人问：兵士分散在田野乡间，那怎么办？回答说：开元以前，从未听说府兵作乱，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分散，彼此犬牙交错、相互牵制，即使时间长了也不会成为祸患。臣现在只略略陈述大意，国家如果要实行，请把此事交给大臣详细议定具体条目。”蔡襄又上奏请求削减费用说：“臣私下看见，从正月以来，调发兵马前往沿边州郡，都是整军出发，从未精心选拔。整军出发，必然有年老和武艺不精的人，这些兵卒都不能使用。又因边郡多是山险之地，军中的马匹有年老、生病、瘦弱而不堪奔驰追逐的，也跟随军队前往；如果发生战斗，同样不能使用。何况沿边如鄜延等地山路险阻，粮食运输即使现在可以在当地买进粮草，也只是当地居民积存的余粮；如果过了一年，就必须由外州用车船运输，若不是靠人力挑担就无法送到。因此，不能使用的军马白白耗费了难以运到的草料粮食。臣请求命令边郡帅臣，在已经到达的兵马中选留武艺精湛者和强健的马匹；兵卒中年老体弱、武艺不精的，以及马匹中年老、生病、瘦弱而不堪奔驰追逐的，都送往近里的州军或可以裁放归还的地方，以便供给。军队精锐、马匹强健，用来作战力量就加倍，边境州郡的粮食储备自然也可以节省。”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