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八

译有观望，制造传播横议，必定想要阻挠毁坏，于是竟使一两个小臣敢于固执偏见，妄进邪说，想要罢除差役、恢复旧日募雇。掌职官吏不能替朝廷坚守法度，反而模棱两可、迁就迎合，屡次有所更改，天下人心无不疑惑；这是当今最严重的祸患。” “臣听说，自古取用于民的办法，不过粮食、布帛和民力三种而已。这三种东西都能不断产生，取用也不会枯竭，所以从尧舜到三代，都不能废除。议论的人认为，不役使百姓的身体，只命令他们交钱，公私两方面都方便，而且可以长久实行。臣请加以驳斥：国家的货币和经费所需，设置官署铸造，每年都有定额。百姓有人私自盗铸，罪至判死。如今舍弃容易取得的民力，却责令百姓缴纳难以得到的钱，本来就不合道理。又使上户只缴纳数千钱，便优然安坐终年，土地日益被兼并；下户本来不服役，却按例增加赋税，日削月减，逐渐陷于穷困。损害九成贫民，增益一成上户，轻重倒置，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臣私下认为，按一家一年的情况看，交钱似乎省事而容易供给；按终身和世代计算，所缴出的钱就不可计量而难以供给。如今聚敛之臣只想搜刮百姓，不替天下作长远考虑，这种话可信吗？”“议论的人又说，按户轮流差役，不到三次的地方，恐怕役次太重。对此臣也可以反驳：治平以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多万，而旧法役人有五十三万六千多人；元丰以后，户口有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多，比治平时增加了五百六十多万，而新定役人只有四十二万九千多人。”拿它同旧法相比，反而减少了十万七千人的数额；即便说是轮流差役，也已经远远不够了。不过天下州县有的连续遭逢灾年，百姓流离，轮次不足的数目，就应由有关部门灵活调剂补助，绝不能因为小节而废除大法。臣恭敬观察，国家受天命以来一百多年，差役制度已经更改过六位圣君，随着时势增损调整，都合乎事理；考察已经实行过的效果，本来可以放心施行而不必怀疑，却多年到现在仍容许有人转移更改。臣私下认为，知道法律不好，改它不可不快；知道法律已经好，守它不可不坚固。如今差役法已经完善，陛下正应当信任并守持它，执政大臣尤其应当同心体国，拒绝阻止邪说；却竟放纵奸邪之人倡导异论，动摇人心，迷惑扰乱天下。所以议论的人说，今天纷纭混乱的祸患，不在于无知的庶民，而特别在于挟持邪说的士大夫。臣听说，抱着狐疑之心的人，会给盗贼留下可乘之隙；怀着犹豫不决的想法，会打开众多枉曲之门。愿陛下特别振作乾纲，竭力主持差役之法，郑重告诫执政大臣，坚守最初的议定，不要轻易听从浮泛言论而妄自改变；这样或许祖宗的成法不至于被奸人夺去，天下就幸甚了。哲宗时，同判司农寺曾布分条上奏役法的奏疏说：京畿上等户全部罢除过去的衙前役，所以如今缴纳的钱与旧日服役时相比，费用十成减少了四五成。中等人户过去充任弓手、力承、符户、长等役，如今让上等户以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都出钱来帮助承担，所以费用十成减少了六七成。下等人户全部除去从前的冗杂差役，只专门充任壮丁，而且一文钱也不缴，所以费用十成减少了八九成。大体说来，上等户减省的费用少，下等户减省的费用多。议论的人说这是优待上户而虐待下户，招来了聚敛的毁谤，臣实在不明白。提举司因为各县户等评定不真实，所以首先制定了品量升降的办法。开封府和司农寺正在奏议时，大概不知道自己已经增减了旧有数额。然而旧敕令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簿书和等级，过去本来就有升降，那么如今品量后增减也不能说不对。何况正在晓谕民户，如果有不便之处，都可以加以厘正，那么所有增减实际上还不曾实行。

译议论的人却认为，按品量划定等级，是想多征雇钱，把人户升补为上等，以满足摊派钱数。至于祥符等县，把上等人户多数降为下等，反而独独掩盖不说，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凡州县的差役，没有不可以招募人的道理；如今投名充任衙前，天下有一半地方从来没有不典卖的。主管仓库、场务、纲运以及承符、手力之类，旧法都允许雇人办理，已经很久了。只有耆长、壮丁，按如今的安排是最轻的差役，所以只轮流差派乡户，不再招募人。议论的人却说：衙前雇人，就会遗失陷没官物；耆长雇人，盗贼就难以制止。又说边境附近的奸细之人应募后会焚烧仓库，或者守把城门，恐怕暗中与外境相通。这些都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免役钱有的缴纳现钱，有的缴纳斛斗，都听从百姓方便；法令做到这一步，也已经周全了。议论的人却说：如果只让百姓交钱，那么丝帛、粟麦必定贱卖；如果用其他物品折价充钱，又会发生挑拣退回、索取财物的弊害，也会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样说来，到底应当怎样才可以呢？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过去的徭役都是百姓亲自承担，即使遇到灾荒饥馑，也从未停止差役。如今役钱必须稍有余剩，正是为了准备凶年减免；剩余的钱又专门用来兴修田利、增加吏禄。议论的人却说：役钱不像税赋那样有缓征、减免的期限。臣不知道过去衙门中的弓手、承符、手力之类，是否也曾有缓征减免？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两浙一路有一百四十多万户，所缴钱不过七十万缗；而京畿以内有十六万户，按户平均计算缴钱也有十六万缗。这就是说，两浙所缴的才是京畿的一半；然而京畿用这些钱来募役，剩下的也自然没有多少。议论的人又说：吏员借助法令本意，广泛收取大额钱款；像两浙想凭借余钱侥幸取利，司农寺想把有余收入作为功劳。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贾蕃任县令时，不接受百姓申诉，反而让他们奔赴京师喧哗，其中一定有他的理由。即使说他用心没有别的，也可以说是不称职了。贾蕃不称职、不守法的情状很多，都是赵子防不得不查问的。御史的意见却想舍弃贾蕃而治罪赵子防，这是不顾陛下的法令和陛下的百姓；应当说，没有谁比贾蕃和御史更不顾法令和百姓了。毕仲游论述役钱的奏疏说：古代治理政事，虽然随着时势适当改变，间或有所增损；但至于推抑强者、安抚弱者、压制富者、救济贫者、憎恶兼并，却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自从商鞅变更田制以后，就有了兼并之家；富人田地相连，贫民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从古到今，人们都对此痛心疾首，一致认为这是祸患。限制田产的法令既然不能在天下实行，富家大姓终究没有廉耻满足之心。只有祖宗的差徭法能够裁制兼并；虽然它立法本来不是专为抑制兼并而设，但推究其数目、遵循其道理来看，其中确实包含可以裁制兼并的办法。旧法虽然分有等级差别，实际上却是按照田产的贫富确定上下：有千金产业的人，承担千金相应的徭役；有五百金产业的人，承担五百金相应的徭役。如今千金产业者和五百金产业者争论差役先后轻重，那么千金产业者排在前面，五百金产业者排在后面；或者千金产业者承担重役，五百金产业者承担轻役。既然已有千金产业，又想兼并五百金产业，就害怕差役加重，想取得而合并到自己名下的人便多了。其内心不是不想兼并，而是害怕加重差役，所以不敢继续扩张。甚至有人把田产隐寄在他人名下来逃避差役，朝廷也有禁止隐寄田产的规定。这样看来，祖宗的差役法虽不是专为抑制兼并而设，裁制兼并的办法却寄寓其中。自从把差役改为募役，富家大姓不知道承担徭役，只缴纳缗钱，兼并的祸患已经比实行差役法时严重得多。为什么呢？差役法对大姓不利，却对下等贫户有利；募役法对下等贫户不利，却对大姓有利。如今一个县里，上等户缴纳十万缗，中等户缴纳七万缗，下等户缴纳五万缗。既然按照等级缴纳缗钱，就免除他们的徭役，于是他们便扩张田产、兼并贫户，唯恐自己的力量不能达到目的。中户扩张田产，兼并几十家贫户，升为上户，不过增加二三万缗钱罢了；而富家大姓一旦已经列为上户，即使扩张半个县的田产，仍然不用增加缗钱。因此治平以前，大姓有破产的忧患，而天下百姓不至于穷困；熙宁以来，大姓没有破产的忧患，而天下百姓往往穷困得不能自立。治平以前，大姓破产虽然是不幸，但破掉一个大姓，就会转化为十个中等百姓或一百个下等百姓的利益，对于损上益下的道理并无妨害。熙宁以来，虽有不幸破产的人，但大姓除缴纳缗钱以外不再承担徭役，于是扩张田产、任意兼并贫户，毫无顾忌；所以大姓兼并中户，中户兼并下户，百姓流离逃亡，迁徙到四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扩张田产、任意兼并，对大姓之家来说很难遇到；而每年损失一万、二万或三五万缗钱，对大姓之家来说却很容易做到。毕仲游又论述役局的奏疏说：“役法文书之所以没有确定，不是没有可以确定的法，而是没有确定的主意。熙宁初年，把差役改为募役，天下说法令不便的人多到几千万。元丰初年，想要恢复耆长、户长的差役，士大夫听到后喜形于色。等到最终不能恢复，没有不叹息感慨的。就像有所求而不能得到一样，希望恢复差役法，难道只有一天吗？如今朝廷鉴察成败、分辨是非，为万世考虑，修复差役法，士大夫反而有人认为差役法还不完善。法令是同一个法令，难道没有恢复时是好的，恢复以后反而不好吗？嘉祐年间，本来就曾认为它的制度有可以更改的地方：输送负担繁重，却得不到相应的劳费；贿赂公开流行，贫富没有区别。熙宁初年，采纳其中可以更改的意见，连同那些不可以更改的也一并更改了，只是又让人缴纳缗钱，使官府可以私自享有其余利，所以说不便的人多到几千万。如今差役法虽然恢复了，但所谓可以更改的地方仍然存在，那么只要以嘉祐旧法为主加以增损，差役法就可以确定了。然而十个人有十种议论，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议论，本来十来天可以完成的工作，却争论到超过一年；既不知道以嘉祐旧法为依据，又不敢讨论熙宁新法，泛泛然如同人在江湖上漂泊，没有归宿，不知道以后将会怎样呢？所以说：役法文书之所以没有确定，不是没有可以确定的法，而是没有确定的主意。”

译左正言孙谔上书说：“役法的施行，关键在于官府所需役人的数量。元丰时多，元祐时少；虽然减少，却从未耽误事务，因此役人多不如少雇役的费用。元丰时给役人的待遇重，元祐时轻；虽然轻，却从来没有不能招募到人，因此待遇重不如轻。如今役法优待下户，使他们不缴钱，而把钱全部取自上户，意图虽好，但法令还不完善。先帝建立免役法，熙宁、元丰时有不同意见，元祐时又有更改，正是因为不能没有弊病。希望不要把元丰、元祐相互对立，目标只在达到均平便利百姓就停止；这样才好。” 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今年各路蚕麦一同成熟的地方很多，价格随之过于低贱。听说各地监司将多年的拖欠一并催促征缴，这不但白白耗费鞭打的刑罚，也只是助长公人贪暴索取的弊病。百姓一定不可能凭一次丰收的力量缴清多年欠负，以致民间愁苦叹息，说丰收还不如灾年。因为刚有水旱灾害，旧欠就全部缓征；如果稍微获得丰收，却又让他们把多年旧欠一并缴纳。请朝廷指示各路监司，暂且只令百姓带纳一料，等秋收以后再令他们带纳，希望疲惫困苦的百姓能够稍稍得到安定救济。” 监察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枢密院奏请训练保甲，其中下等人户土地既少，不免要靠出力谋生，而且家中只有两个男丁；其中如果有人患病，虽然依照条文还不符合破丁免役的条件，但如果不能从事劳作，确实很难应付保甲的各种差役。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京畿和三路的保甲，除去已经在训练的人外，本家只有两个男丁、其中一人患病而尚未达到破丁条件、确实不能劳作的，以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满二十亩的人家，一概免除推行。此后人们认为这样便利，何况当时奏请已经得到圣旨施行；如今修订先帝法度的，正是今日的一两个大臣，并不是故意增减而破坏法令的人。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却有指挥冲改土地不满二十亩之家免除冬教的整条规定，今后不再施行；又规定老弱、疾病、羸弱者选用次一等人来承替。因为贫困下户的田地不满二十亩，靠出力来求得每日生活所需；如果让他们参加训练，就会废弃他们谋生的道路。官府虽然供给口粮，也不足以抵偿所费；他们的家中没有办法养活同时年老、患病、羸弱的人。既然病弱者难以凭体力做事，他们的生活供养必定依靠壮丁。若是只有两个男丁的人家，其中一人年老患病，却又令壮丁代替参加训练，那么年老患病的人必定会失去生活依靠。” 我私下听说，这项法令实行以后，有人为了逃避保丁，卖尽土地；有人分割产业；有人声称父母年老；有人分房另居；有人让女婿外出请求免除丁役。人情既然如此，按理应当加以安置保存。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百姓既已卖掉土地，便不是长久之计，穷困之后就会行为失常，必然流离而成为盗贼，恐怕给朝廷留下忧患。臣恭请陛下裁察，下令保甲中土地不满二十亩、两丁患病的人户，也依照元丰八年的指挥施行，以安置保存贫困、年老、弱小的百姓，臣不胜庆幸。右正言王觌上奏请求增派详定役法官的奏疏说：“臣恭闻朝廷认为役事极其重要，所以差遣官员设置机构来详定法令。如今负责详定的官员有吏部尚书孙永、吏部侍郎傅尧俞、户部侍郎赵瞻，都是素有声望德行、属于士大夫中杰出人物的人。然而户部、吏部都是事务繁剧的部门，专门办理本职尚且害怕事务繁多，却让他们兼管役事，怎么能在其中充分用心呢？如今役事拖延很久仍未确定，天下奸猾的胥吏、贪污的官吏得以煽动人心，而各路郡县按等第编户以及应募差役的人，都想求得安定却未能实现。各路通行的法令，应当由朝廷讲求制定，怎么可以不完备呢？” 各地疑难的事务，都在每天盼望朝廷下达指示让它们施行，怎么可以不迅速呢？况且各路的役书已经有送到的，传递期限按月按日也都将陆续届满，役书必定会接连汇集而来。仅靠事务繁剧部门日常公务余下的力量，不能够审阅完毕。臣愚以为，臣僚中应当还有熟悉民政而本职较为简略的人，如果增派一两人，使他们能够专门留在本局办理此事，或许可以避免滞留的弊端。徽宗即位初年，工部侍郎王觌上奏请求重新确定差役人户等第，奏疏说：臣私下听说，各路州县很有一些役人数目多、乡村等第人户数目少，因而差役不足的地方。如今虽然依次以次等人户相互补充来充足差役，将来役人任期届满，就很难找到人户接替。即使有些地方可以让人户轮换两三番、休息后再充役，轮换间隔也不长。其中等人户应役既然频繁，他们的力量必然困乏，议论此事的人对此感到忧虑。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这种弊端由来已久，议论者或许还不知道。差役法在本朝施行了一百多年，从未担心人户少而不足以充役。到了今天才有这种忧虑，是因为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都先估算一年雇役费用和宽剩钱的数额，然后才把它赋加给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既然向百姓征收赋税，就不能没有法度；而且还要使负担均平，就必须根据百姓各家产业的多少折算成缗钱来征收。其法大致是：一州差役和宽剩钱一年需要若干钱，全州百姓的家业钱合计若干钱，于是每一贯家业钱每年出免役钱若干，年度所需费用也就足够了。法令虽然如此，但最终不可能真正查得百姓的财产。若确实想取得实数，就必然会扰动百姓，而百姓最为不悦的，像手实法就是这样。所以州县官吏无不认为，即使完全查得家业数目，向百姓征收的也不过是足够年度开支罢了，只会徒然使百姓不满；即使少查得一些家业数目，向百姓征收的也同样只要足够年度开支，于是便可以保有一个虚名来取悦百姓。因此天下所谓家业钱，有的十份只查得一两份，有的十份查得三四份；在这方面宽松的地方多得数不清，严密的地方却从未有过。不仅如此，州县又先把等第人户集合起来，让他们各自承认每户应缴的免役钱数，等年度所需数额已经足够，然后才让他们申报全部家业，并告诉他们说：每一贯家业钱应缴免役钱若干，如今某人每年缴免役钱若干，就相当于家业钱若干贯。

译那些人户于是具状申报、分解自己的家业，以求与应缴免役钱的数额相合；这样一来，原本十份家业只查得一两份的，又会更加减少。既然用家业钱来确定免役钱的多少，所谓等第便没有实际用途，但等第这个名称又不能废除。因此郡县官吏都在家业账内任意编造说法：“家业若干贯以上为第一等户，若干贯以下为第二等户，直到第五等、第十等，都是如此。”等第既然公私都认为只是虚名，然而小民始终厌恶被列入较高等第，州县官吏又何必吝惜再用一个虚名来取悦百姓呢？所以天下州县的等第，除了上等户财产实力显著、难以降等之外，从中等降入下等的，哪里数得清呢？这是臣亲眼所见的。如今州郡只依据从前不真实的等第来差役，那么能够应役的人户很少，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臣愚以为，若要使天下乡村能够应役的人户稍微多一些，得以轮换休息而不至困乏，就必须诏告天下郡县，重新确定等第，使其大体符合实际；这样役力就会均平，议论者所忧虑的事也就不足以成为忧患了。惟愿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施行。附黄：免役法要查究人户家业，再按缗钱折算征收。况且官司又有故意宽借的意图，所以很难取得实际数目。如今乡村人户只分为五等，推排家业的大概数目，容易取得实情。并且等第也不必专门另行排定，因为法令规定乡村每三年编造一次簿册，只须告诫州县，遇到依法编造簿册的年份，仔细推排等第，不得遗漏适合充役的人，不能让他们隐没在下等中，以致中等以上人户数目减少、差役不均。这样或许可以使等第逐渐符合实际，不再成为差役的祸害。徽宗时，左司谏江公望上言说：“百姓既然必须服役，这是奉事君上的普遍义理。免除差役就必须缴纳布帛，这是从百姓力量中取用的适中办法。估计一年用度作为征收数额，宽剩钱不过超过十分之一二，用来补备灾荒时的不足。这是神宗考定法令的本意，但奉行的官吏却在规定数额之外另立封桩钱，有时甚至超过原额，元祐的政令因此得到借口。先帝追述神宗的志向，把这些一概罢去，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业。然而随着时势增减损益的美政，还要等待陛下今日来完成。臣访闻府界提举常平祝朋上札子，请求恢复封桩钱以备不足，这和进献羡余有什么不同？他职掌农政，本应讲求神宗立法的本意，使德泽下达百姓，却反而开启了厚敛的道路。天下一定会认为府界首先探知圣意，迎合风向，纷纷各自私下推销自己的说法，扰乱旧有常制，这是对政事危害最大的一种行为。陛下亲政已经一年多，恩泽和利惠还没有听说施及天下，而天下人擦亮眼睛、侧耳倾听，每天盼望尧舜之治，简直像饥渴一样。祝朋用厚敛的说法打开新政的缝隙，是想使陛下毁弃神宗的良法，承受天下的怨议；那些曾诋毁成法的人又会接踵出现，私下议论不休，准备乘机发作。” 他背弃陛下继承先志的意图，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若祝朋另有皇帝的使命，臣不知道究竟如何，但他决不可以主管常平政务。因为常平所主管的，都是神宗所制定的法度；其中一件如此，其余也都可以推知。陛下正要根据时势增减损益，斟酌其中正道，竭力挽救元祐、绍圣时期过与不及的弊端，使天下后世喜欢发表异论的人无从非议，所以开端不可不谨慎。”高宗建炎三年，司谏赵元镇论役法的奏疏说：“臣私下考虑，免役法起于熙宁初年，当时朝廷内外臣僚论述利弊，数不胜数，大体是优待上户而向下户征收，优待富民而向贫民征收，即使单丁、女户，直到僧人道士也不能免除；把所征钱财供养官吏以后的剩余称为宽剩钱，这就是在一项赋税之外又增加一项赋税，严重违背祖宗宽待百姓的本意。施行了六十多年，如今人们沿袭而不知其害。陛下明察到纷更改制的弊端，既不能恢复旧制，如今又在原定额之外增加三成，官户更不减半，这就更加远离祖宗的本意了。又如钞旁等钱，是从前残害百姓的办法，靖康初年已经将其罢除；近来下达的指挥虽然不卖钞，却仍随钞缴钱，借卖钞取得钱财，盘算苛细。” 这本来已经不是朝廷的美政了，如今又命令随钞缴钱，究竟是什么名目？凡是向百姓取钱，也必须有名目；无名目地征取，就不能没有说辞。如今国势衰弱，强敌尚未和解，高城深池不足以凭恃，坚甲利兵也不足以凭恃。臣知道可以凭恃的，只有百姓而已，怎么可以横加征敛、增加赋税，再次失去民心呢？近来州县用度不足，虽然知道这项法令的弊端，却不肯据此进言，是因为庆幸所征之物能够用来补充缺乏。只有京畿运判上官恪能够指出此事，并且请求各路照此施行。他的用意非常好；虽然朝廷奉圣旨暂时免除京畿之地，但各路还没有罢除。臣愿陛下依照上官恪的请求，在各路普遍施行，并且让百姓知道这两件事。昨天因为臣僚建言而施行，今天又因为臣僚申请而罢除，这都不是朝廷本来的意愿；如此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地归附朝廷，这正是尧舜取得民心的方法，也是祖宗取得天下的策略。希望陛下不要忽视。” 高宗时，夔州通判虞允文上奏论述四川差科、科约的弊端说：“臣私下想到，陛下亲自怀有爱惜生命的盛德，体察百姓疾苦，使天下得到幸福。近年来多次下诏大幅减免蜀地苛重赋税，恩惠隆厚，与天一样无穷。陛下还广泛询问、遍访民情，始终勤勉不懈；凡是领取一命之禄的人，拿什么来报答称颂呢？然而州县之间，差科数额不实，科约之外又随意另行征取，成为百姓隐伏的祸害，始终不能除去。百姓愚昧无知，官吏奸猾而无所不为，百姓哪里能与官吏抗衡？比如一郡应当征买和买绢一万匹，全郡管税钱一千贯，也就是每户管税钱一百文，才合计征绢一匹。若州县按八十文征一匹，就多征了二千匹。由和买类推，差科数额不实的情况，多得不可胜数。又如大礼助赏所需的钱，应由转运司在科约内筹办并拨用；如果州县擅自把这笔钱另作他用，却以大礼助赏为名另行征取，那么所征银绢数额不少于数千万缗。由助赏类推，在科约之外另行征取的，也多得不可胜数。官吏利用百姓不了解情况，所以征取没有限度，使用也毫不顾惜；有的用来支付土木工程等不急之费，有的用来供奉安抚府无名目的取用，有的用来满足亲朋索取的要求，更严重的竟掠为自己的财产，毫无顾忌。”

译偶尔有事情败露而被百姓申诉，州县便相互串通，改换赤历，才把案件收附办理；有的只定为从公罪，反过来仇视百姓，使祸害更加惨酷。如今约束官吏的诏令十分明确，而官吏的行为竟敢与诏令相违，是因为惩治违法的罪法还没有确立。臣曾考察唐宪宗元和初年，制定条制：凡两税中应当留存的钱之外，再加征一钱一物，州县长吏都按枉法赃罪论处。诏令派御史出使访察，此后又派详覆使审查治理十六郡，梓遂郡守严砺等都受到谴责，案籍至今完整保存。宪宗中兴、威令重新振作，确实根本在于此。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断，将州县在赋税之外大肆征取、另行征取的钱，按枉法赃罪定罪；明诏各州长吏，限一年之内改正，另造科约，详细列明各县差科则例，公平分摊给五等人户，并把减免数额申报转运司。仍请求各路转运司选派清廉强干、熟悉政务的人，专门负责施行和稽考；事情办完后详细列数上报，以等待陛下日后派使者详查复核。这样或许可以使州县知道畏惧收敛，百年来的隐患一旦得以除去，仰望以此符合仁慈上天爱护百姓的意旨。”[末句“子宵旰斯民之意”疑有串句或缺误]右正言陈渊论述薄敛的奏疏说：“鲁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税取二成，我尚且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和谁在一起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谁在一起会富足？’夏后氏按五十亩征贡，商人按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人按一百亩实行彻法，其实都是征收十分之一。向百姓征收十分之二，费用还不够，却告诉他们实行十分之一的法，不是很迂阔吗？这就是儒者的议论常常不被当时君主听取，而那些谋划财利、专营财货的臣子却常常能实行其计策的原因。然而世上忧虑费用不足的人，开始时就多向百姓征取；百姓已经不足，又进一步暴虐搜刮，于是盘剥苛刻屡屡兴起，百姓有的迁徙流散，有的离去成为盗贼，最终仍然不足，即使加以刑罚杀戮，财物又从哪里得到呢？不只是如此，由此导致大乱，正是不能返回根本的过错。由此说来，这种道理虽然看似十分迂阔，恰恰应当包含在其中。”中书舍人洪遵论被水灾人户折科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平江府、湖州、秀州在去年积水之后，农民流离失所；今年春天蚕麦收成颇好，才得以接续粮食，在南亩耕作，每天盼望秋收。” 可是近来大雨连绵，和去年没有不同，田地没有被淹的也没有几处，百姓惶恐哀号，不知道如何善后。州县却不能把安抚凋敝病困的百姓放在心上，只知道按照旧例预先把秋苗折科征收：大麦按每米一石，令百姓加倍缴纳麦子。如今麦价不低于米价，困顿已久的百姓早晨接受赈济、晚上借贷，尚且担心无法维持，怎么能把夏季的赋税指作秋季，把一份增加为两份，使他们受到剥皮抽髓般的搜刮，最终挤入沟壑呢？臣听说养马所需的费用本来不至于这样，奸吏借机而为，无所不至。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圣断，下令户部核实马料现有的实际数额，应该使用什么办法？只令应当科征、借支的地方按数额折征，必须用苗米一石折麦一石五斗，或许百姓才可以缴纳。仍请求先行下令给三个受水灾州的百姓，全部免除折科，免得使我们的百姓更加困苦，臣不胜庆幸。” 章谊请求委派通判使税役均平，上奏说：“臣承蒙陛下器重任用，职责在于治理百姓，日夜思考能够宣布陛下恩惠、为百姓除患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观察平江今日百姓的祸患，对公家而言没有比催科无章更严重的；对百姓自身而言，没有比赋役不均更严重的。逃亡户留下的荒田，土地不耕不种，但二税仍然存在；监司、守令拘泥于省额，不敢减除，奸猾胥吏又从追征中获利，不肯据实申报。每年拘催赋税，责任落在都保身上，若不能补足，鞭打羞辱随即而来，这就是臣所说的催科无章。至于富家大户，田地纵横相连，却有许多不纳税的田；贫民下户则倾家荡产，来偿付没有割除的税额。这就是臣所说的赋役不均。如今想要救治这两种弊端，若责成监司，他们不过给郡守发文；责成郡守，他们不过给县令发文。这三类人官务繁多，需要酌情应付各方面事务，即使有敏捷强干的官吏，也不能专心致力而有余暇，何况官吏并非都具备才能，那就不只是没有益处了。伏望圣上慈悲，明确降下诏令，专门委任一名通判，负责均平税役，详细实行告陈之令，先开自首免罪的途径，限定期限，赏罚一定要守信而严明。” 这样一来，两种弊端都可以除去，贫富百姓都能安定，公私双方也都能共同得到好处。臣不胜庆幸。试中书舍人李弥逊上奏说：“臣恭见朝廷近来因为两浙、江东、江西等路遭受盗贼焚烧劫掠、百姓逃亡迁移，秋夏二税全都暂缓征收。几年之间，百姓逐渐恢复产业，足见陛下仁厚的政治和惠养百姓的心意，天下十分幸运。近来因朝廷内外臣僚请求，已经下达指挥：两浙路夏税一律恢复原额，其余以绍兴四年欠数为准；江东暂缓三分，江西暂缓五分，其余数额依期限起发送纳。秋税已经免除以及五年十料的数额，也都命令缴纳全税。臣查核曾经遭受焚烧劫掠、逃亡迁移的人户，如果已经恢复产业、完成开垦，自然应当依照这次指挥缴纳。因为各路受害州县的轻重不等，其中有受害特别严重、完全没有恢复产业的地方，也有虽然归业却尚未开垦的地方；如果一概确定分数、完全恢复旧额，实在无从缴纳。臣深切担心百姓无端受到追逼骚扰，以致逃避赋税、流亡而成为盗贼，而官司徒有虚数，不能满足实际使用。若因此一律延长年限，又恐怕其中有侥幸逃避者。臣愚昧地请求依照现行检放灾伤的条法，令各州委派官员会同各县知县，遍访原来遭劫的人户，检视田亩已经开垦和尚未开垦的数目，据实由本州保明后申报转运司，再由转运司差官复核属实、保明后申报朝廷。” 对于已经开垦的数目，就依照旧额缴纳税赋；对于尚未开垦的地方，一律暂时搁置征收。委任县令、县丞、主簿等官员多方招抚诱导百姓恢复产业、开垦土地，每年把开垦达到的数目申报朝廷，考核其政绩优劣而实行赏罚。这样或许几年之内百姓能够安定从业，而公家也确实能够得到税赋的利益。”

译殿中侍御史张守上奏说：“臣自从陛下登基以来，看到陛下询问寻求百姓疾苦，屡次下达仁德诏令，恳切而悲悯；凡是扰害百姓的事情，一概免除废止，用来牢固凝聚人心，建立中兴大业。近来又有臣僚上言，州县向百姓户下征收金银、钱、米，已经蒙受圣上慈恩，命令监司查办弹劾，重重置以典刑。臣私下听说，淮西提刑司因为寿春府霍邱县驻扎高武略的人马，公开向寿春府以及庐州、光州、濠州发文：每户家业钱一千贯，每人每月缴钱一贯、米一石，送到霍邱县缴纳。附发的小帖子说：‘如果本县不立即均摊征收，就一定把高统制的人马分拨到本县驻扎。’即使最小的县，也命令每月认定一千缗、一千石。臣查核如今家业达到一千缗的人户，仅仅拥有一百亩田地，除去税役之外，一家十口未必能填饱肚子。如今又让他们每年另出钱一万二千、米十二石，至于送纳时的脚力余费以及借机索取的弊端，又在这些数额之外，按道理实在难以供应。供应不上，必然逃亡而成为盗贼。何况淮西数州都遭遇丁进及群盗经过，民力已经困乏，却还要使他们更加困苦，体恤国家、爱护百姓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 原本没有朝廷诏令，却擅自征收，仁德诏令接连下达，仍然安然不当一回事。奉行法令、恪守职责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况且州县擅自征收，作为监司本应上奏弹劾，提刑司却亲自这样做，又凭什么监察一路呢？既然自己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又担心州县不服从，于是想调动驻扎人马来恐吓控制他们；这难道又是部使者对待所属州县的道理吗？请求圣上慈悲，特赐查究治罪施行。臣私下担心各路还有类似的地方，也请求再次严格加以戒约。至于霍邱县高武略的人马，听说也是招安的贼徒，也请求早日赐令处置，分散驻屯，或许可以使奸吏不至借机侵扰良民，也使陛下的德意真正惠及百姓，而不是成为空文。” 孝宗时，太学博士虞俦在轮对时上札子说：“臣恭敬地认为，国家历代圣君相承，法令明白完备，无非以惠民为根本。若州县官吏都能奉行，哪里会有什么弊端？如今州县的弊端很多，只有赋役不均最为严重。并不是法令有所不完备，而是官吏奉行不严密造成的过错。各县税租，夏秋编造簿册以及已经收纳后在凭证上朱笔注销，所有防范的法令，不是不严密。近来各县推割、编造簿册时，豪强人家计嘱乡书，只用白状，不写明保分人丁和居住处所；把一户的税力分立为诡名，降低其等第，却暗中给下户增加税色额。当职官员完全不加留意，点验后便把簿册当作定案，送到州里审印，再下县起理开数，发给文帖交户长催科。这些冒名、挟户既没有人丁保分，也没有居住处所，虽然偶尔有人暗中送纳，严重的甚至伪造逃亡、挂欠，官司多半压迫户长代为缴纳，以致户长受害，更难充任。百姓缴纳二税，除了发给户钞外，官司本来还有县监留存的钞据可以核对。乡书不立即加盖朱印注销，主簿又不签押，或者官钞遗失，反而追索百姓的户钞；甚至不予核用，勒令再次缴纳，使下户更加困苦。” 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官吏奉行不严密造成的过错吗？常平、免役事务本来各有专门法令，并不是不详细完备。近来各县所差的保正、保长，虽然以税力高低为标准，然而奸民从规避役次中获利，在点差以前就先行计嘱乡书，把所管税力虚构成典卖文契以及诡名寄居。官司不查究真伪，往往强迫无力的下户承认；有时经过一季，有时经过半年，仍不依期限决定取舍。因为官司没有设置簿籍，详细记载姓名，明确注明入役年月，预先确定差役，导致役期已满的人不能及时替换；偶尔保分之内发生意外火灾、盗贼等事，还要无辜受到牵连，家业遭到破坏。弊端竟如此严重，难道不是官吏奉行不严密造成的过错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检核现行条法，重申命令州县，务必切实施行，不要只作形式文书；仍委任知州、通判严格觉察，命监司巡历点检，如有违背之处，重重处置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既成法令所在之处，官吏奉行无不严密，赋役得以均平，百姓受到实际恩惠，天下幸甚。” 长沙守王师愈上奏说：“臣恭见州县之间，百姓所苦在于充役，官员所难在于差役。陛下高居九重之上，明察四方万里以外，百姓的利弊没有不知道的。近来颁布诏令、告诫大臣，想要使役法均平，这是极大的恩惠。臣曾任职长沙，承蒙托付治理百姓，哪里敢不仰体圣意，贡献自己的愚见？臣看见长沙前任知州刘椿创设集议账。臣到任后有所增损而施行，役人不用强差而百姓乐意充任，三年之间完全没有争讼，百姓认为便利，官吏也认为便利。邻近的善化、安化、浏阳等县仿效施行，也认为便利。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大致情形：一乡各有都，一都必有富豪可以充任保正，多的十余户，少的也不少于五户。他们产业的高下、人口的多少、歇役时间的长短，全都记在账中。现任保正将要替换时，提前两个月拿着这本账准备酒食，邀请应当充役的人，大家共同商议，公开选出一人充任、承当替代。其间即使有官府无法知道的真情和曲折，这些人都知道，细微隐情没有能够隐藏的。”

译这样，案吏和乡司不能任意曲意分轻重，所以善良百姓乐意服从而没有诉讼。若有富强顽猾、不守道理的人，巧妙修饰言辞，图谋逃避差役，就让现任保正押着账内相关人等到县衙，由长官当众驳斥他们的议论，依据道理晓谕，他们很少有不听从的。偶尔有顽固不服的，也不得不以威势临之，一定要使他依从众人的议论才罢休。若众议中夹带私心，就彻底追究事实，必定按挟私的罪行惩罚。这样一来，富强豪猾之徒也愿意服从而不敢争讼，因为这是众人公开选出的，官吏也没有可以任意用心的地方。这就是集议的大概情形。臣又曾探究争执产生的根源，只是因为科敷重、费用多罢了。因此都内凡有科敷，一律罢除；有利可兴办的就兴办，有害可除去的就除去。几个月之后，远近都信服，所以集议尤其容易发挥作用。所有集议账的格式，臣已经一并进呈。然而这本账在湖广容易施行，在江浙却难以施行。江浙官户多，诡户多，百姓奸猾；湖广官户少，诡户少，百姓淳朴。希望圣上慈悲，把臣这本账颁给湖广州县，与现行常年役法并行，听任百姓选择便利的办法；这样百姓没有充役之苦，官员也没有差役之难。” 惟愿陛下留意，臣不胜幸甚。唐仲友上奏说：“臣仰体陛下忧念百姓、以役法为患的心意。几年来，陛下多次采纳议臣的请求，斟酌增损，希望归于最为适当，恩德心意实在深厚。臣错误地承受临时差遣，愚陋的见解不忍默不作声，以免辜负陛下。臣起初任县中属官时，曾经考察役法的始末；长期生活在田野之间，又熟悉观察百姓的利弊，于是知道法令虽然只能划一，而人情却有万般不同。法令可以通达一部分人情，却不能自行周全所有人情，关键只在执行法令的人如何。得到合适的人，法令就能施行而民情安定；不是合适的人，法令就会废弛而民情扰乱。近年以来，百姓之所以厌恶苦于差役，是有原因的。县令懒惰松弛，把政事委托给胥吏；胥吏借机作奸，种种侵害接连出现。开始差役时，本来应当由甲户充役，却有时先差遣丁户引导，让他们论及丙户，再转而牵连到甲户，所以百姓因争讼而破产。已经差定以后，又以严刑追呼，用巧法征敛，索取诛求没有止境，所以百姓因骚扰而破产。这两种弊端不除，陛下即使有良法美意，百姓的困苦仍然会照旧。臣愚昧地认为，县中有贤能的县令，即使实行简要的法令，百姓仍能安定；县中没有贤能的县令，即使实行周密的法令，百姓仍会受到扰乱。县令固然不可能人人贤能，那么考察、劝勉和黜退，确实不可迟缓。臣希望陛下重申敕令给监司、守臣，谨慎考察县令贤能与否，核查其辖区差役诉讼的多少、骚扰有无，以此评定政绩优劣；选取其中最严重的，分条上奏一两件，施行赏罚。这样或许官员知道奉行法令，胥吏不敢任意欺骗，百姓受到实际恩惠，便会较容易服役，这实在是郡县的紧急要务。” 陆游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有确定不移的道理，绝不可改变：饥饿一定要吃饭，口渴一定要饮水，生病一定要用药，暑热一定要用扇子，怎么能用其他东西替代呢？臣观察今天的祸患，没有比百姓贫困更大的。救济百姓的贫困，没有比减轻赋税更优先的。若不减轻赋税，另寻其他办法，那么用力再多，最终也必然没有益处；立法再完备，最终也必然不能施行。按照臣的愚见，朝廷如果没有深入远征、扫荡敌境的打算，能够在用度方面事事裁减，陛下又亲自节俭以激励风俗，那么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必定有可以减轻的道理。紧急储备固然不能没有，姑且用几年的时间慢慢办理也可以。这样一来，和气融洽，必定没有水旱灾害；欢声洋溢，必定没有盗贼警报。何必忧虑国用不足呢？假使边远夷族不来宾服，侵犯王朝疆域，所谓率领他们的子弟来攻打他们的父母，简直只须舞动干羽之舞就可以使他们归服了。”建炎、绍兴年间平定变乱之时，凡是一切不同于承平时期旧制的赋敛，高宗皇帝日夜忧劳，总想等局势稍稍安定后全部革除，所以诏令布告天下说：“只因为八代祖宗的恩泽，难道你们能够忘记？只是面对一时国家社稷的忧患，我实在不得已。” “只等防御事务稍有空隙，首先谋划适宜的蠲免减省。”臣年轻时亲眼见到百姓诵读这道诏令，甚至感动哭泣，即使倾尽财产来帮助军务，也不敢有所吝惜。后来国家多难，敌国背弃盟约，虽然已经蠲免很多，最终还是没有完全符合圣上的本意。寿皇圣帝即位以来，凡是节省用度、宽裕百姓的措施，都是继承高宗蠲免减省的旨意。那么陛下今日难道不应把这当作首要事务吗？臣冒死希望圣上扩大气度、阐明长远谋略，诏令辅臣和计司广泛充分地讨论，量入为出，量用取财；可以蠲免的就蠲免，可以节省的就节省，把财富藏在百姓那里，和藏在府库中有什么不同？果真有非常之事，谁不乐意缴纳财物来报答君父深入肌肤、浸润骨髓的恩德呢？如果有事时已经耗尽百姓的财力，幸而无事，又说要储积起来作为日后防备；即使恢复中原，又将说边境一天天扩大、屯戍一天天增多，那么百姓的困弊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臣冒犯天威，罪当万死，惟愿陛下裁量赦免。” 袁说友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州县小民有产业已经卖掉而税赋仍然保留的祸害，官吏并非完全不知道，朝廷也多次告诫晓谕，但始终没有形成可以革除弊端的成规。这是因为取得产业的富民想逃避官府赋物，只希望延缓过割，隐瞒漏报税赋。官司既没有把税赋割除，追呼催督却只到卖产业的人那里；卖主既然正在把产业卖给别人，本来就是万不得已。如今又没有这份产业却要缴纳这份税，就像让牛踩坏田地后再夺走牛一样，毒害更加严重。即使卖主到官府陈诉，追捕押解、出入官府的费用，也已经不少于代为缴纳税额的数目了，这难道不是使百姓更加困苦吗？这是残害百姓最严重的事情。”按法律每三年推排一次，这正是祖宗想用来革除产业卖掉而税赋保留弊端的办法。因为一经推排，凡是某项产业已经离开某家、某项产业已经归入某户，都会一一查明。产业明确了，税赋自然确定，哪里还会成为小民的祸害？如今县道按惯例前后推托，有的以灾伤为借口，有的竟十年、二十年不推排一次。这个不加治理，却喋喋不休地说：‘我正是苦于产业卖掉而税赋保留！’难道不是糊涂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慈悲，从今确定为制度，天下各县都必须三年推排一次。”

译等到知县任期届满时，由州府在本官的印纸上记载任内曾经推排或未曾推排，结罪保明后批报。如果任职三年而未曾推排，等到到吏部报到时予以查问。若现今还有任期两年的知县，也一概以三年推排一次为标准，各自在任期内计算可以查见的年份。即使是灾伤年份，也必须达到八成以上才可以免除；这样或许一经施行此法，产业和税赋自然明确，卖产业的小民不至于更加困苦。” 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上奏论义役利弊说：臣巡历到处州，私下看见本州昨天奉行圣旨，依照布衣杨权的请求，结立义役。这足见陛下爱护百姓恳切，即使是平民的意见，只要有利于百姓，没有不采纳施行的，天下十分幸运。然而本州如今奉行此事，还有没有完全妥善的地方。比如命令上户、官户、寺观出田充作义田，这确实很好；但本州却命令下户，即使只有一两亩田，也都出田，有的还命令出钱买田交入官府。而上户中田多的人，却有的设法减缩所出的田，数目很少。下户如今既被科派出田，将来却不充役，也没有理由再收取这些田的租；这就是困苦贫民来资助上户，这是第一处不够妥善。又如各都分别设置役首，负责收取田租，排定差役次序，在收支先后之间，也难免有不公平的弊端；将来难以施行刑罚，反而增加诉讼，这是第二处不够妥善。再如各都所排定的役次，如今已经有许多不公平，何况三五年以后，贫者可能变富，富者可能变贫，临到办事时难免又引起争讼，这是第三处不够妥善。” 所排定的役次，让上户轮流充任都副保正，让中下户轮流充任夏秋户长，结果上户安逸，而下户还要承担陪费，这是第四处不够妥善。以上四件事，就是其中的大概。眼下诉讼已经纷纷而来，何况其中还有更多隐微曲折的情形，不是仓促之间能够看见的。若不兼采众议，仔细加以考察研究，臣私下恐怕将来弊病层出不穷，诉讼越来越多。修改它就会白费之前的功夫，不修改又会反而留下后患，将使义役的名声再次被异议者嘲笑，永远失去施行的机会，实在有不便之处。臣昨天看到绍兴府山阴县正在施行的义役，只是由本县劝谕人户各自出义田，平均分给保正、户长，各有亩数，详细载入砧基簿。保正、户长仍然依照本县确定的差役任用，不另设役首，也不预先排定役次。应当充役的人户既然有义田可以收租，自然乐意充役，不至于彼此过分攻击告发。但在分割田地尚不广泛的地方，仍然难免保留旧有弊端；如果再加以整治、增置义田，就没有这个忧患了。臣认为，这种办法虽然看似疏略，却简便直接、容易明白，没有其他弊病，而且不必冲改现行条法，实在便利。因此臣曾取来它的印本砧基簿发给州县，但因为未经上奏请求、正式颁降指挥，州县往往不肯奉行。” 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下令处州，只令应当充役的人户以及官户、寺观平均出义田；罢除役首，不再排定役次，只采用山阴县的办法，由官府差遣保正、副保长轮流收取义田租；仍令上户兼任户长。等处州施行有了头绪后，再令各州仿照施行，或许可以一改义役风气，永远平息争竞。以上事项必须奏报朝廷。” 朱熹又上奏说：“臣前日承蒙圣恩，任职于南康小小军垒，自念才能短浅，无从报答圣恩的万分之一。到任之初，臣就把本军星子县税钱过重、百姓无法生活的情况逐条奏闻，请求恩准蠲免减征。总计不过是绢一千五十多匹、钱二千九百多贯。蒙受圣慈采纳，立即下令施行。但是有关官司不能体察圣上的德意，擅自引用议臣所谓‘对补’的说法，拒绝臣的请求。臣在今年任期届满以前，曾多次具奏，希望最终蒙恩；可是至今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仍未奉到批示。臣私下以为有关官司还在坚持原先的说法，但臣愚昧，仍有不能自已之处。谨将前奏中最明白的两条，再为陛下陈述。按本县所管辖的庐山一带，多是高岩峭壁、穹石茂林，其中虽有些小块田地，大都土质瘠薄、气候寒冷，收入不多。但经界官吏却加征细碎税钱，数额极大，难以缴纳。因此绍兴年间，郡守徐端辅因寺院请求，减免了一百四十多贯。减免确实是对的，但他起初并没有向朝廷请示，便擅自私下减免。后来他又担心经界税额有所亏损，便妄自引用经界以前不明晰的文书账册，把人户的下等田升作中等田，把中等田升作上等田，也有直接把下等田升为上等田的。” “他按户籍丈量田亩，横加税额，计钱一百四十多贯，用来暗中补偿庐山所免的税钱。其间常有漕臣前来巡察，人户陈诉后，漕司为此张榜约束，命令改正，但本军却不再奉行。后来又有人户曾向户部陈诉，也同样不能得到纠正。臣私下认为，国家把百姓视如子女，忧劳恳切，除常赋之外，一丝一毫也不忍多取。然而下面的小臣却任凭私情妄自作为，竟敢无缘无故把一百四十多贯税钱妄加于百姓。把山上的税减掉，勉强还算适宜；但把税加到田地上，就极其悖谬。所以臣前次奏请，希望把端辅减去的山税，由朝廷明令特别蠲免；至于他增加的田税，则改正，仍按原来的等第均平征收。这样的处理，事理明白，无可疑惑；而且所蠲免的数额也不算多。没想到有关官司不顾大体，反而吝惜小小费用，竟想用‘对补’的说法来限制，这就等于要臣也仿效端辅的做法才肯罢休。还没有兴办一项利益，先造成一项祸害；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不忍心这样做。如今臣虽已离任，但对于本县疲惫困苦的百姓，还有不能忘怀的地方，所以冒着受斧钺诛戮的危险，再次上奏。”

译“希望圣慈怜悯，明令有关官司，先将这两条减免并改正；其余项目，臣也不敢立即请求施行，只请一并蠲免。并请求专门委派本路监司一员，详细考察斟酌，等他奏报后，另行赐予指挥。至于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议臣所说的‘对补’，其言论吝啬、琐细、鄙陋、狭隘，不通达大体，无法顺成陛下克制自己、爱护百姓、听取意见、革除弊病的美意；而且把这种说法明白写入奏议，颁布天下，也不是宣扬德意、扩大仁声于天下的做法。希望圣明一并下令追回废止。今后四方内外如果有人请求蠲除赋税，应当查究虚实，一律按照法义裁处。这样，他们固然不能放纵自己的侥幸、苟且免税之计，朝廷又何必预先设限，伤害远近百姓祈求恩典、盼望皇恩的心呢？古人还说过：‘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同谁会富足？’这是天地广大仁厚的心意，是圣贤亲切的教诲。臣希望陛下对此深加留意，那么那些妄庸浅俗的言论，自然会深藏远避，不敢在陛下面前陈说。臣进献越分妄言，触犯了不应触犯的禁忌，内心恐惧战栗至极。” 司农卿李椿上奏说：“臣于乾道四年春，蒙恩提拔为鄂州知州，在辞别陛下之日，奉命负责招募百姓开垦荒田，设置三个期限，合计九年以后才全部征收税赋。臣到任以后，筹措办理招募事宜，请求佃种的人户递交状纸的有几千户，相关数目臣已详细申报省部。自臣离任以后，各次申请不一，事情多有冲改：有的限定一年，有的限定半年，有的不再检核，只缴纳原有税额；有的允许多年前逃亡的人户回来恢复产业，因而争夺诉讼不断，州县无所适从。臣巡历各郡，亲眼所见，只有常德府已耕垦九成以上，澧州已耕垦七成以上，其余州郡也在五成上下。按请求佃种的人户数目计算，却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如果实行逐一根括，佃户一定又会逃亡弃田，不再耕种，反而导致荒废，不仅没有益处；况且半年、一年的期限太过逼迫百姓，更使人疑惧。如果不再检核，只缴纳原有税额，又有许多田地根本没有原有税额，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果命令多年逃户回来恢复产业，那么那些已经经过官府发给佃田、并投入劳力的人家，岂能没有诉词告状？又凭什么取信于百姓？臣希望检照臣原先奏请所获的指挥及申报省部的统一条目，以及后来臣僚陈请后续下达的指挥，分类汇集审阅，择其长处，归并为一项统一办法施行。” “还请求预先放宽所定年限，听任百姓自行陈报，不必逐户根括；确定苗税，按照田地肥瘠分为三等：上等田每亩不得超过六升，中等田四升，下等田三升。役钱的计算征收不得超过数项科敷，并重新确定罪罚。夏税方面，命令各州取每亩兵火以前的租额，不得超过这个数额；由转运司汇集申报朝廷，从轻确定数额，等候得到指挥后才准下达晓谕。这样可以使耕种佃作的人家预先知道税赋不重，安心定居务农，耕种播殖荒地，逐渐开垦。伏请圣明鉴察。” 李椿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养兵是为了保卫社稷，讲求和好是为了止息争斗，都是为了保全国家、安定百姓。然而应当把理财作为要务，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件急务。所谓理财，应当懂得生财之道；生财之道，不过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百姓力量有余，取之就不会穷尽；百姓返本务农而懂得节约使用，力量才会有余。如今荒田还很多，百姓大多没有生计，用度又不节制，贫困的人很多，严重的甚至转而成为盗贼，这样怎么能帮助国家解决急务呢？既然如此，百姓的心情，谁不愿安定自己的产业而缴纳常赋呢？只应查明他们追逐末业而不返本业的根源，并设法救治。人活着赖以生存的，是谷物和布帛；谷物和布帛都出自百姓。百姓能够勤于农桑而不误农时，那么谷物布帛就用不完。钱是用来调节各种货物，使贵贱轻重相称的；钱由官府铸造，并不是从百姓那里生产出来的。官府如果精于铸钱，不使钱币流失毁坏，商税榷货没有弊病，使用又有节制，那么钱也会用不完。如今赋税多折算为现钱，这是索取百姓无法出产的东西，怎么能不使百姓舍弃本业而追逐末业呢？如果说朝廷用度极其广泛，不向百姓征钱就无法供办，那是没有认真思考。” “如今榷货、商税的利益并不是不广，应该革除其中的弊病；原来所免除的冗余食禄，本来就数额浩大。又何况既然已经征收布帛，对于应当征钱的项目，为什么不能酌量改收布帛呢？再说百姓争相奢侈僭越，不知节俭，因此首先导致贫困。比如里巷中的妇女，有人为一顶帽子、一件衣领花费数千钱；奴仆皂隶之类，争相穿着罗绮，都应当用教化加以引导，使男子努力耕作，女子勤于养蚕织布。奢侈僭越的风气既然止息，贫困的人自然就有谋生的办法。”

译古书说：“从来没有百姓富足而国家贫穷的。” 这难道是空话吗？臣愚见，应当慎重选任漕臣，使赋税均平；常赋不折变，全部缴纳实物本色；随税不征钱，禁止奢侈僭越；革除冗余食禄；根据收入确定支出；勤力督课农桑，使田野全部开垦，盗贼消除，百姓富足，那么用来帮助国家解决急务的办法，就可以不费大力而办成了。伏请圣上裁察。” 李椿任吏部侍郎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把钱拨给各军回易货物，以供养请给粮食较少的军属。各军将士仰见陛下存恤战士，德意十分深厚，军人无不感戴恩惠。天下凡事有利就必有害，回易货物以惠及军队，这是利处，难道会有什么害处吗？臣请求预先说明。如今江上诸州，从归峡、荆、岳、鄂、黄、蕲、江、池、太平十州，都依靠商税充作财利来源。现在军中回易的货物，会使原本可以收取的税款流失，州郡都感到困窘，这是第一害。商人害怕重税，就一定会把货物夹带到军中场务，连客税也会损失，纷争必然增多，这是第二害。此前军中不准回易，尚且常以收买军需为名役使战士；如今公开开了这个头，将来占用、破坏回易事务的情况必定更多，这是第三害。回易本来是为了图利，但物价涨跌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有时会折本、侵欺、亏失，将来必然会有追征、驱迫、审讯、勘问的骚扰，这是第四害。既然如此，只谋求它成功而不谋求它失败，姑且把惠及军士作为当务之急；何况黄榜已经颁出，军中也都盼望这项恩惠，不能半途停止。臣希望采取中道处理，使它不至于造成危害。” “不如对军中回易的货物一律减半收税，这样州郡损失不多，军中也可以获利。并命令总领所发给历头，详细载明回易的货物种类和所差人数；税务按惯例减收，并且核查人数，凡超出历头的货物，都按规定收税。回易军人如果有犯法行为，听任税务具文申报，由总领所下令本军查究；同时严禁税务中有关人员索取一文钱。如果这样做，前三种危害就无需忧虑；只有折本亏失一事，取决于幸运与否，应当置之度外。臣愚昧浅陋的意见如果有可采纳之处，乞请另行制定圣旨施行。”员兴宗议论征税，上奏说：“臣听说上古的法令简约，后世的法令繁琐；前世的官吏质朴，后世的官吏奸诈。上古并不是有意使法令简约，而是百姓淳朴、官吏质朴，有命令就听从，有义理就服从，所以法令不得不简约。后世并不是有意使法令繁琐，而是百姓奸诈、官吏奸猾，命令下达未必听从，听到义理未必服从，所以法令不得不繁琐。让质朴的官吏奉行极简的法令，即使有一项不能实行，实行起来也必然容易；让奸诈的官吏奉行极繁的法令，终年想要推行，推行起来也难以见功。从前周朝建立之初，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山林川泽没有禁令，天下日常使用的物品不征税也不禁止，所以货物容易流通，国家也容易满足用度。” “这是周文王创建周朝之初的制度，他的国家不只是减轻征税，而且根本没有征税。到了成周时期，官吏和百姓都比以前增多，因此制度也不得不繁琐。当时太宰的职掌有九种赋税用来聚敛财物，其中有‘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币余之赋’，这就是近世州县商税以及各种应税物品登记物额之类。当时周公辅佐周朝，知道百姓和官吏已经不同于前世，所以法令不得不繁琐，官吏也不得不慎重选任。因此周公制定《周官》时，即使文王、武王关于关市只稽查不征税的制度有不能实行的地方，也是根据时势的适宜，经营处理世务罢了。况且周公之时，已经不能完全实行文王的法令，却想让后世完全实行周公的法令，难道可以吗？只是汉唐时代大多不能遵用适中的制度，来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本意，科目繁多，逐渐成为横征暴敛，所以前代记载中有算缗税、杂物税、间架税、六畜税之类，作为后世的警戒，臣也不敢一一列举。惟有我朝创业之初，彻底洗除前代弊病，因此太祖皇帝一向遵守常经，凡属国家的苛赋横税，立即停罢；圣子神孙也守为定制。到了天圣年间，有关官司因为用度不足，请求征收缗钱税，仁宗皇帝说：‘泉货的利益应当流通天下，如今怎么能擅自征税呢？’” “由此可见，祖宗对于向百姓征税，不仅经常忧虑，还经常想要减轻。如今陛下志向勤勉、道德宏大，节省用度、简约取用，没有一天不下达防范扰民的诏令，没有一时停止这样做，这正是祖宗的用心，也是文王的用心。然而今天郡县税务大多与州府相互勾结，仍然都不遵守法度，只顾自己牟利，不替朝廷爱惜财物。臣冒昧以荆湖三峡的情况来说明。荆襄三峡都靠近长江，本应百货流通；可是近年以来，蜀地货物少有流出，南方货物少有运往，四方商利不能充分流通，日用品也渐渐缺乏，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税务的六种弊病还没有革除。三峡荆湖所遇到的税务，不问商客货物多少，总想提高等级、加重税收，并把拖欠的数额摊派给人，这是第一种弊病。沿途千里，武夫小吏充任监官，强行掠夺、暴力取财，张弓列箭，像对待盗寇一样，这是第二种弊病。商客本来没有应税货物，监栏却面对他们虚声恫吓，称为‘花喝’；商客争辩就不允许，想离开又不能，拘留十天一月，自然只好听命，这是第三种弊病。商客一到，专栏就预先索取资财；给得多，税就轻，给得少，税就重；应缴给官府的货物还未到，私下送给官吏的财物却先已送达，这是第四种弊病。” “监专私下收取的数额，与赤历上登记的数额不同；偏僻镇县和外县最终难以考核稽查，所得归于私门，亏损归于官府，这是第五种弊病。在州府，知州把税务当作鹰犬；在县里，县令把税务当作臂膀和腹心，各种名目呼喝索取，暗中让商人陪补填纳，因此税务苛刻，州县却不追问，商旅也无处申诉，这是第六种弊病。这六种弊病不除，税额不能充足，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臣愚见，希望朝廷明诏荆湖、三峡诸路，重申并严厉执行法禁，大力革除以前六种弊病；仍命各州轮流差遣清廉强干的官员兼行侦察。对于离军的武官、从未亲近百姓且未经诸司保举的人，希望不要补任要冲地区的监税官；凡专栏暗中索取财物以及动辄用弓箭恐吓商旅的人，请求定罪不予宽贷。行人所携税物，都准许按照国家原定法令办理；税务如果敢把少报作多报、把轻税作重税，被客人告发的，也请求治罪。这样货物就容易流通转运，郡县也会普遍得到利益。陛下的德行高于天下，这些话虽然细小，但在陛下圣明治理的时代，一件事情也值得察看；凭陛下如天一般的度量，必定会兼收并蓄、广泛采纳。”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 赋役 宋光宗绍熙元年，臣僚进言：“古代的赋税租税取自百姓所拥有的东西，不强迫百姓缴纳他们没有的东西。如今征收绢时，先加一倍折算成钱，再加两倍折算成银。银价越贵，钱越难得，粮食就越发无法卖出。如果让百姓以低价卖粮，却以高价折纳赋税，那么大丰收的年份反而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诏令州郡，凡是多取赋物、又多作折算的，重重加以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命令常平仓收购。以后遇到年成歉收时，再按平价卖出，这样对百姓或许没有伤害，对国家也有所补益。”诏令同意施行。秘书监杨万里上奏说：“百姓把粮食缴给官府，称为苗税。过去缴纳一斛粮就是一斛，现在却要缴纳二斛才抵一斛。百姓把帛缴给官府，称为税。过去以正绢作为税绢，现在正绢之外又有和买。过去实行和买时，官府给付相应价钱，有时给钱，有时给盐，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又按照绢的估价折算钱数，加倍征收。过去每亩税钱一钱，输纳免役钱一钱，如今每年增加数额，不知什么时候才停止。既把粮食加倍征收，把帛加数倍征收，又把钱加数倍征收，此外还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道比祖宗旧制多了几倍，又比汉、唐制度多了几倍呢？这还只是东南的赋税，由此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蜀地赋税中额外增加的无名税目，更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陛下想要减轻赋税，就应当节省用度。用度节省之后，财物才能积累；财物积累之后，国家才能富足；国家富足之后，赋税才能减轻；赋税减轻之后，百姓才能富裕；百姓富裕之后，国家才能安宁。不这样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吏部员外郎陈傅良上奏说：“臣听说熙宁以来，掌权者开始取用太祖皇帝的约束，一概加以变更，逐渐发展到今天，百姓的力量已经困竭到了极点。大概自祥符年间奏请制定诸路上供岁额起，熙宁新法把数额增加了一倍；崇宁年间重新修订上供格，颁布天下，通常一路增加到十几倍，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这还只是上供而已。其他杂项征敛都兴起于熙宁，如常平宽剩钱、禁军缺额钱之类，另立项目封存，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到了元丰，又把坊场、盐酒、香矾、铜锡、防枰、披剃之类十几种收入合并为无额上供，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到了宣和，又把赡军籴本以及应奉司各种无名征敛合并为经制钱，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到了绍兴，又把税契七分、得产勘合、添酒五分、茶盐袋息之类二十多种收入合并为总制钱，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最后又把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的上供钱以及赡军钱，均拨作月桩大军钱，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征取如此详尽，而茶引全归都茶场，不归州县。” “盐钞全归榷货务，不归州县；秋苗斛斗中十之八九归于纲运，不归州县。州县无从供给，就只好向百姓豪夺。于是从斛面加取，从折变的科敷中加取，从抑配中加取，从赃罚中加取，无所不至，百姓因此困苦到了极点。太祖皇帝因为得到民心而承受天命，如今却使百姓困穷到这种地步，这正是上天所以再次把使命交给孝宗皇帝，并延及陛下，要用来拯救百姓穷困的原因。《尚书》说：‘上天明察可畏，来自我们百姓所显明的威势。’如今的祸患，难道只是夷狄吗？大概天命能否长久，就在于民力能否宽裕，难道不十分可怕吗！陛下知道畏惧，就应当把拯救百姓穷困作为自己的责任；陛下把拯救百姓穷困作为责任，大臣就不敢只求眼前安逸；大臣不敢只求眼前安逸，群臣各尽其力，哪里还会办不成。这是太祖皇帝的本意，也是上天的本意。希望陛下留意，臣就万分庆幸了。” 光宗时，彭龟年请求蠲免积欠，担任安县令时上奏说：“臣私下观察今日县令的困难，不只是士大夫知道，朝廷也一定知道。朝廷把新近改官的人一定派去任县令，这是明知此事难以办理却强迫他们去做；唯独知县可以任职两年，这是担心他们难以任事而给予优待。然而既然不去探究这种困难的实际情况并加以消除，为什么呢？大概还没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陛下吧？臣出入州县，大略知道其中的缘故。今日县令所以困难，大概是因为财物粮谷的收入和支出不能相抵。不只是不能相抵，简直有极少的收入却有极大的支出，差距非常悬殊。臣没有时间逐项列举，只深深感到奇怪的是：一味责成县里交纳支出，却不替县里解决收入。天下的财赋，县本来应当接收，百姓也本来应当交给州；如今县里百姓输纳的财物都已经归州了。县里应当输送给州的项目，原本却没有定额可以征取。正因为没有定额可取，所以拖欠积压，有的达到十几万缗。州既然已经把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财物输送给上级，而县里被责令征取却没有取得的，都被算作拖欠。县令刚到任时，新政还没有修立，旧欠已经逼迫他挪移、借贷、兑换，这是无法避免的。奸猾的吏员借机作奸，大姓从中挑拨制造诉讼，县令也就不能长久任职了。” “更严重的，有的县令严厉发布号令，动用杖责，诬陷良民为欠户，借公事罚钱；而监司不得不追问并发往勘验，县令也就不能安稳任官。这不只是县令个人的罪过，大概是有原因促使他这样做。臣愚见，希望陛下把诸路所属县拖欠监司或州的乾道九年以前未解送的钱，全部一并蠲免放除。这样或许可以使县令不再被积欠压迫，能够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如此，即使不强迫他，也可以使他安心就任；即使不特别优待他，也可以使他安稳任职；这样或许还能使他为陛下尽到抚慰安定百姓的职责，实在是天下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