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

译元和年间，左拾遗元稹上奏说：“臣听说先王制定俸禄制度时，居于官位却不履行职务的人要处死，因此上面没有虚授的官职，下面也没有隐瞒的实情。臣私下观察如今占着职位、白吃俸禄而不履行职责的人，没有谁比我们这些人更严重。臣听说太宗文皇帝时期，王珪、魏征担任谏官。文皇帝即使在宴饮、休息、睡眠和饮食之间，王珪、魏征实际上也都参与其中。文皇帝每说一句话，王珪、魏征总要认为妥当后才发出；每举一件事，王珪、魏征总要考虑后才实行。凭借文皇帝的明察，结合王珪、魏征的智慧，所以举措没有遗漏，言论都有法度常规。文皇帝还认为自己的见闻不够广，于是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议论军国大政时，必须派一名谏官随同进入，以便参照验证。当时担任宰辅和耳目职责的人，君臣之间有君臣之义，有父子之恩，也有朋友相处的欢悦，因此不正确的事情无不更改，可以实行的事情无不实行。不到三四年，天下就大治，蛮夷君长带刀入朝侍奉的，多得无法计算，难道是靠发动战争和征伐造成的吗？大概是蒙蔽阻塞的弊病消除了，偏远地方的情况得以上达的缘故。做到这样，才可以称为天子的诤臣。”近来主管谏诤的人却不是这样，最差的连备受召见都做不到，其次也不能参与时政，只是排着队站在班列中，接连不断地列在那里罢了。况且臣听说，谏官的职务，是在君主左右前后拾遗补阙；大事参加朝廷议论，小事上封章奏报。近年以来，正衙不再奏事，众官也停止轮流应对。这样一来，既看不见需要拾取补正的过失，又有什么途径能够陈述朝廷议论？所谓履行谏官职责，又安置在哪里呢？只有诏令有不便之处、任命授官有不恰当之处时，才上呈一封奏章、坚持一次意见罢了。臣想来，君臣之间本应论列是非，在事情尚未形成时加以讽谕，在极其隐密处筹划，即使这样尚且不能改变至尊的强烈意志，防备谗邪之人的巧言，更何况诏令已经施行、授官已经下达之后，才上呈一封奏章、坚持一次意见，想收回皇帝的诏令、挽回已经发出的圣旨，确实连万分之一的补益也没有。以至于如今人人把上封章进计看作妄动，把拾遗补阙看作冗员；拿这种供奉官同王珪、魏征相提并论，臣即使极其愚钝，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况且陛下如果认为我们没有任何补益，不足以参与侍从，本来就不应当赐给我们名位器用、让我们立于朝廷；如果认为我们能够扩大见闻、对治理之道略有关系，也不应当屏弃疏远卑贱的使职。到了这个地步，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允许臣在延英殿等候应对，召见臣一次，赐给臣温和的容色，使臣能够尽情表达愚拙恳切的诚意，详细陈述谏官的职责。假如臣所说的话有可采纳之处，能够对陛下有所补益，即使只有万分之一，也是臣千载难逢的机会。假如臣所说的话不合道理，冒犯了圣听，那么臣自当把自己置于刑法之中，以谢任职不当之罪，这也是臣甘心情愿的事。元稹恳切发愤、效忠职守而忘却自身，至于此极。元稹又因为自己以谏诤为职，却不能多次得到召见，于是上奏说：“臣听说，治乱的开端各有萌芽征象，治与乱本来没有固定的门户，只在于君主开启哪一条而已。所谓萌芽征象，难道还有别的吗？容纳直言，扩大见闻，亲自勤勉处理各种政务，委任信赖大臣，使身边近臣不敢蒙蔽疏远的臣民，这就是治的征象。具备这些而仍不能得到治理，万中不可能有一个。大臣不被亲信，直言不能进呈，触犯忌讳的人被杀，冒犯左右近臣的人受刑，君主同一两个近习在深宫之中决定政事，群臣没有机会参与筹划，这就是乱的萌芽。具备这些而仍不发生混乱，也万中不可能有一个。”“所以古代君主刚即位、治乱的萌芽还没有显现时，一定有狂直而敢于进言的人，触犯忌讳，献上危险而尖锐的意见。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够宽宥容纳他们，并激励他们继续进言，那么天下君子听到风声便欣喜地说：‘那个人如此狂直，尚且能够得到上面的容纳，上面的人大概是想招来天下贤士吧？’” “我们的道理可以实行了。”小人则因利而动地说：“那个人因为直言能够得到君主宠幸，我也可以用直言来谋求利益。”于是天下贤能与不肖之人，各自按照自己的志向向上贡献言论，上下的意愿畅通无阻，偏远幽隐之处的得失情况也一定能够上达；汇合天下人的智慧，治理万事万物，使人人都乐于各得其所，拥戴君主就像赤子亲爱慈母一样。即使有人想诱导他们作乱，又怎么能做到呢？”“所以臣说，容纳直言、扩大见闻却仍不能实现治理的，万中不可能有一个。等到进献计策的人进去后不能出来，直言的人被杀而不被容纳，天下君子便在心中盘算说：‘与其进言又不被采用，反而自身遭到杀戮，我宁可行为谨慎、言语谦逊，以保全自己的结局吗？’小人则选择有利的话来说：‘君主所厌恶的，是违逆心意、刺耳难听的话。我只要苟且顺从，不论是非地侍奉他就可以了。’于是进见的人改变了态度而不再被接纳，议论政事的人所说的话被搁置而无人听取。这样，连十步以内的事情都无法被看见，朝廷内部的情况都无法听闻，更何况天下广大、四方遥远之地呢？所以说，耳聋眼瞎的君主并不是没有耳目，而是左右前后的人把他蒙蔽起来，不让他看见听见罢了。这样还能不发生混乱吗？” “从前太宗文皇帝刚即位时，天下人没有敢进谏的，只有孙伏伽曾经因为小事特意向皇帝进谏。文皇帝非常高兴，厚赐他田地住宅来勉励他。从此以后，进言的人只担心自己的话不够直、不够极力，不能起到激励作用。”文皇帝的盛大心意，已经不把触犯龙颜、冒犯忌讳视为不可行之事了。于是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的可否，天下四方的人在外面陈说政事得失。不到三四年，天下便大治，难道只是文皇帝一人独自在上面运用聪明才智吗？大概也是由于群臣各自尽情进言，使这些意见在天下宣扬、发达、畅通的缘故。况且喜欢保全平安而厌恶被杀受辱，是古今共同的人情。难道只有贞观年间的人轻易触犯忌讳而喜欢受杀辱吗？这是文皇帝激励他们进言的功劳。喜欢顺从而恼怒耿直犯颜，也是古今共同的人情。难道只有文皇帝甘愿听逆耳之言、却对顺从自己心意的话发怒吗？这是因为顺从带来的利益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患大；子孙无穷的事业重要，而奉承满足自己的事情轻微。文皇帝是考虑为子孙建立永垂不朽、永远安定的谋划。作为后代继承人，难道可以只顺从一时的心意，而轻易使用文皇帝留下的天下吗？历代圣君相继传承这一事业直到今天，已经将近二百年了，无不遵循这条道路，因此使风俗和平。”

译何况陛下具有上等圣明的资质，继承并恢复先代的统绪，即位之日，天下焕然一新。治罪于叔文一党，使凶恶邪僻的党羽散去；悬挂惠琳的首级，使悖逆混乱的气焰消除；揭发承光的欺诈，使借助威势为恶的祸根铲除；归还焦陂的田地，使百姓的心情受到感动。其余如洗涤瑕疵、宽缓死刑、减轻赋税、抚恤百姓、赐帛给老人、表彰孝子悌弟、修复废弃的学校、建立义仓等，无不分别受到特别恩典，并广泛施及四海。这些都是陛下向上效法尧舜、近处效法太宗，致治的萌芽已经显现的数十件事，难道是臣这样的庸劣之人一两句话所能说明的吗？然而臣在下仍然勤勉不已、忧急不已，唯有一件事尚未感到满意：自陛下即位以来，已经满一年了，从百官卿士直到天下四方的人，竟没有一个献上一条计策、进上一句话而获得陛下像赏赐孙伏伽那样的奖赏。左右前后的拾遗补阙，也没有人上奏一封、坚持一条谏言而受到陛下激励进用的劝勉。设置谏鼓、安置匦函，却从未听说有人洗雪一件冤屈、决断一件事务，来显示陛下没有任何幽隐之事不加察知的心意。像臣等这样充任谏官名列、名义上属于供奉官的人，长年累月不得召见，每次只是走到班列位置，屏住气、弯腰行礼，不敢抬头仰视，又哪里有空闲议论政事得失、献上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呢？” 供奉官尚且如此，更何况疏远的臣民？即使他们有卓异不群的才智，想要自我效力，又有什么途径呢？于是如今人人把谏鼓、匦函看成徒具形式的器物，把拾遗补阙说成冗员。臣私下想，凭陛下睿智博大、深谋远虑，又励精图治、寻求治理，难道会有意见进去却出不来、言论提出却不采用的情况吗？大概是群臣因循苟且、不能有所发明的罪过。况且臣又想，现在能够备受召见、承受顾问的，只有一两个执政大臣罢了；每次应对进言不过片刻，便要询问天下的事情。臣私下推测，他们恭敬承接圣上询问、仰面谢受宠光还来不及，又哪里有空闲陈述治乱、议论教化呢？其余琐碎的有司官员，有时得到一次召见，也只是谈论文书簿册的出入、钱粮数目的增减，连这些都来不及说，又哪里值得放在口头上呢？臣私下认为，陛下在景命更新之初，与贞观达到大治之后相比，情形如何？贞观达到大治之后，凭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辅佐匡正的才智，尚且不断有人上封章进献计策，提出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每天都能听到。如今陛下正处在致治之初，又在四方多有忧患的日子里，可是一年到头竟没有一个进言献策的人，难道不是群臣因循苟且、窃居职位的罪过吗？像臣元稹这样，禀性驽钝、昏昧无知，但因为在陛下临朝统治之初，首先参加陛下选拔贤能的科目，便被提拔授予谏官，所受恩典远超寻常品秩。如果臣又默默无言地同在位者相处，那么臣的最大罪过就远远超过寻常品秩所应负的罪责了。因此臣冒昧地不顾死罪，把十件事分条奏列如下：第一，教导太子，以尊崇国家根本；第二，任用诸王，以巩固磐石般的宗室；第三，遣出宫人，以消除水旱灾害；第四，嫁出诸公主，以完成人间伦理；第五，不拘时日召见宰相，以讲论各种政务；第六，依次安排百官应对，以扩大见闻；第七，恢复正衙奏事，以显示亲自处理政务；第八，允许方幅纠弹，以震慑奸佞；第九，禁止非时进献，以断绝无理征求；第十，减少出入游猎，以防止车马倾覆。以上十件事，假使臣所说是对的，对的又得到采用，那不是臣个人的福分，而是天下的福分。假如所说不对，不对而获罪，这是臣的本分，也是臣的愿望。宪宗时期，学士李绛在浴堂议论政事完毕，皇帝说：‘近来听说谏官所谏之事很有些不实，议论政事的人结成朋党，多是诽谤，应当远远贬斥两三个人，严重的还要借此来警励其余的人。’李绛于是回答说：‘陛下这番话似乎不合圣意，恐怕有邪佞之人误导了圣上的心意。况且自古圣王没有不接纳谏言而昌盛的，也没有拒绝谏言而不灭亡的。所以夏禹拜受正直的言论，汉武帝延请直言进谏的人，正因此在史册上显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史书和传记详尽记载历代帝王设置敢谏之鼓、任命司过之官，又让木铎沿路巡行以采集民间歌谣，使商旅在市集议论，以详细了解政事的得失。因此成汤圣德感通皇天，且称改过不吝；颜回是希望成为圣人的人中四科之首，并以不重犯过错而受到赞美。由此可知，即使最圣明贤德的人也难免有过错，可贵的是能够改正，不至于顺着错误走下去。如果没有谏诤，凭什么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尚书》说：‘你不要当面顺从。’又说：‘接受谏言要像水流一样顺畅。’从前太宗凭圣明威武削平天下，拥有万国，却担心臣下不进谏，便诱导他们发言。至于李大亮、孙伏伽这类人，都因上封章进谏而受到褒奖。魏征、王珪无论事情大小都献上直言，谏诤切实正直，有助于成就圣德，所以太宗在万古之后仍振扬英名，王珪、魏征的芳名也流传千载。从未听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以及我太宗，堵塞进谏的道路来使自己闭塞，不让自己听闻过失；只有失道的君主才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夏桀、殷纣、周幽王、秦始皇因为拒绝谏诤、掩饰错误、反背正道，把直言说成诽谤，把正直进谏说成妖邪，使忠臣闭口、正直之士隐退，所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最终导致亡国。从前这四位君主招来谏臣使他们进言，听到过错就立即改正，改变覆车的旧辙，开启忠臣进言的心志，那么政教一定会更加光明，宗庙社稷也会永远稳固。殷汤、周武王怎么会有鸣条、牧野的战争？戎人、汉高祖怎么会有骊山、轵道的军队？况且如今补阙、拾遗是武后所设置的官职，让他们在君主左右，掌管察看政事得失。从前可以施用于女主，今天却在圣明时代废弃，写在国史之中，拿什么向后代显示？臣私下替陛下为此感到惋惜。臣下向至尊贡献言论，如同天一样高；臣身份卑微，如同地一样低，再加上日月般的照察和雷霆般的威势。小臣白天揣度、夜里思考，准备上谏，原本想陈奏十件事，到临奏时已经删去五六件；等到封缄上呈，又删掉一半，最终能够上达的，十件中不过两三件。为什么呢？因为开启违逆圣意的言论，可能招来不可测的灾祸；考虑到自身没有好处，便要观察时势、躲避灾祸。若不是圣明君主知道直言有益于自己、正谏有益于时局，以温和的言语容纳它、以奖赏鼓励并引导它，忠臣抱持义理便不会顾惜自身，怀有忠诚便不会躲避祸患；只要有使君主得到辅益、使时局得到挽救的好处，谁还会顾忌触犯忌讳而遭受诛戮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尽节的臣子、竭忠的士人，只想到享用君主的俸禄，便推行侍奉君主的道义，所以才会如此。君主接纳忠言竟如此急切，臣下上奏进谏却如此艰难。因此明主必须宽宥进谏者的过错，诚恳地接纳谏言；对言辞切直的人加以奖赏，使他们一定敢于进言；对极力进谏的人加以褒扬，使他们的意见一定能够实行。这样以后，圣德才会光明，大化才能宣扬畅达。如今贬黜责罚谏臣，使直士闭口不言，这不是社稷之利，而是朝廷的祸患。陛下询问臣，臣不敢不陈述自己的愚诚。皇帝说：‘没有你这番话，我怎么知道谏诤的好处呢！’

译李绛又在浴堂北廊应对奏事，切中时弊，其中有些话违逆了皇上的心意。谈到宦官专横、藩镇进献等事时，皇上非常愤怒，头脸都红了，厉声说：“你所议论的事情，为什么过分到这个地步？”李绛仍不停地奏论，说：“臣所奏陈的是事理，哪里是为了臣自身的利益？这是为了陛下的利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处在心腹近臣的位置，难道臣能够眼看事情损害圣德、导致清明时代受损，却爱惜自身不发言，只能仰面对屋宇暗自叹息吗？那样就是臣辜负陛下。如果臣不顾祸患，竭尽诚意奏论，旁边触犯幸臣，上面冒犯圣意，因此获罪，那就是陛下辜负臣了。况且臣同承璀素来不相识，也没有嫌隙，只是因为他的威势恩宠过盛，损害圣明，所以臣不敢不说。假使臣闭口不言，也不是社稷之福。”皇上见李绛诚恳激切、毫不退让，怒色便消散了，于是安慰他说：“你尽节竭诚，把国人不敢说的话全都说了；朕听到了过去听不到的事情，知道了过去不知道的情况，真是忠正守节的臣子。疾风之中才知道劲草，说的就是你。”宪宗曾在三殿召学士应对奏事，论及政务时，拾遗白居易直言抗争，说：“陛下错了。”皇帝神色严肃地结束了会见，随后对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臣太不恭顺，必须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于是进谏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正直；宽宥过错是最重要的。自从陛下开诚接纳谏诤、容受直言以来，小臣才敢极力议论得失；如果因此反而发怒，那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若只是一味顺从陛下，又怎么敢发表言论？况且白居易的言论，志向在于补益政事，虽然说得过于直率，但所议之事涉及公义，并无私心。臣担心众人会认为陛下厌恶听取直谏、斥逐正直之人，这不是发扬圣德、接纳谏诤的做法。”皇帝高兴地说：“依照你的奏请办理。”于是仍像原来一样对待白居易。穆宗时期，柳公权任司封员外郎，皇帝问他使用笔法的道理，他回答说：“心正，笔才正；笔正了，才可以作为法则。”皇帝改变了脸色，明白他是在借谈笔法来进谏。文宗太和七年，皇帝从容地对宰相说：“殷侑的经学很像郑覃。”李宗闵回答说：“郑覃、殷侑的经学很值得推重，但他们的议论不值得听。”李德裕说：“郑覃、殷侑的议论，别人不愿意听，只有陛下愿意听，这是非常可庆幸的事。” 武宗曾对宰相说：“文宗喜欢听外面的议论，谏官议论政事大多不署名，简直像匿名信一样。”李德裕说：“臣近来在中书省时，文宗还不是这样。这是李训、郑注教文宗用权术驾驭臣下，于是形成了这种风气。君主只应当推诚待人、信任任用；有人欺骗蒙蔽，就用明确的刑法威慑他，这样谁还敢欺骗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后汉隐帝乾祐年间，命令常参官轮流应对。给事中陶谷上言说：“五天上一次奏章，并不是旧有制度。百官依次应对，也不同于进献正直言论，只是徒然烦扰天听，对时政没有益处。请求停止轮流应对。”在朝群臣凡有所听闻见到的事情，都允许不拘时日到宫阙奏报，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宋真宗景德三年，直集贤院任随请求通过赏罚督责谏臣履行职责。他说：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贤士；得到贤士的关键，在于了解实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治理之道由此产生。由此可见，时代的治乱、事情的得失，都是各种变化所系。必须依靠人情来治理；人没有比圣人更聪明的，而辅助圣人德业的，实际上依靠的是贤良辅弼。所以《汉书》说：明主不厌恶切直的进谏，以便广泛观察；忠臣不躲避重刑，以便直言进谏。所谓谏诤，是用来通达下情、谋求治理，使君主之道达到无穷的。因此臣下进谏有五种名称，前代又有七类谏官。陛下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手持金鉴，封建教化的风俗已经兴盛，无边的教化也逐渐形成。还听说陛下为各种政务焦劳，天未亮就准备上朝，广泛阅览群书，直到深夜仍忘记入睡；又下诏求贤，广泛寻求贤能正直之臣。这些都体现了考察古道的圣心，超越前代的美好典章。虽然求谏的道路已经完全敞开，但掌管进谏的臣子却没有听说履行职责。如今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几名官员，只是充数占位、领取俸禄罢了。这就使尧时设置的谏鼓寂静无声；即使杜觯纵然陈述耿直的意见，也没有效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箱笼匣箧只是徒然收藏着陈旧纸张，士大夫们争相把正直的言辞搁置不说。很少有人遵循及霤进谏的风气，也没有人看见牵引衣襟进谏的正直行为。希望陛下选拔贤士，斥退徒具臣位的官员，颁布赏罚的条文，显示惩戒和劝勉的道理。两省谏官，都请依照唐代旧例，确定员额，优厚俸禄，限定升迁官职的年限，并根据是否尽职、表现好坏加以考核。有人如果诚心提出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弥补政事缺失、砥砺节操，所言有益于时政，上奏章时不躲避天威，时时想着尽忠，有所冒犯也不隐瞒，就请施行甄别提拔，以激励众人。有人如果只图私利而无所惭愧，辅弼君主却有过失，专门招致腹诽非议的罪责，多半只是当面顺从的谄媚，不启发内心、不能以诚意浇灌内心，不说危险的直言、也不实行危险而正直的行为，就贬黜他，以激励众人。这样，贤能的人受到劝勉，懒惰的人受到激发，平庸的人振作起来，怯懦的人也能站立，使朝廷之士都愿意竭尽忠诚来报效国家。景德四年，皇帝对王旦等人说：“朕看到臣僚上殿所递的札子不列姓名，进言的人又请求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下发，这些都是攻击他人的短处、揭发他人的隐私，却不愿意公开实行弹劾纠察。如果偏听一方，事情就无法查明；如果公布施行，又违背进言者的意愿。”于是命令杜镐、陈彭年考察前代臣僚上封章言事的旧例，并下诏说：“朕主管牧养百姓，讲求治理政事的典章，想到代替朕处理政务的道理，实在要依靠身居官位的臣子。你们都任职于各部门，早晚勤勉，务必以诚节尽情输诚，以廉洁自守相互砥砺，谨慎奉行教令，共同安定治理之道。然而仍有因循不改、习以为常，彼此奔竞钻营，逃避责任而不知羞耻的现象；有的是主管部门荒废职责，有的是议论政事时欺诈蒙蔽。应当颁布申诫警告的文书，以符合至公的教化。文武臣僚等各自承受恩宠待遇，更应当竭尽诚心。凡是上奏章，都应当毫无隐瞒。假如想要尽心尽力奉事国家，又何必顾虑旁人的议论？难道一定要留在宫中而不署名，使国家公礼受到损害吗？有些人因为爱憎而徇私，颠倒诬陷善恶，只想暗中迷惑君主的听闻，却不顾公开接受按察复核，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欺罔，严重亵渎了政事纲纪。今后所上奏章，都必须写明姓名，不得再请求留中。”

译“如果事情涉及枢密院，朕就临时审度处理；其余事情都交付有关部门，依照事理施行。”通判李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乙丑诏书，规定文武官员凡上奏章，都不得再请求留中，并且都应当交付外朝有关部门施行。假如帝王审阅裁决奏章，竟然不能把奏章留在禁中，四方听说后，便会认为天子连在禁中留下一纸书，也要受到敕文约束，那么帝王一定不能完全知道天下的事情。若允许升殿论奏，不论官职大小，广泛访察得失，就可以尽情表达忠诚恳切之意。假如是机密之事，不能向外公布，难道还会颁令施行吗？臣听说唐宪宗时期，李绛当面请求奖赏并接纳规谏，皇上说：‘你所陈述的完全出于公心，对朕很有补益。’如今韦处厚、路隋的谏章很有价值，言论极其忠诚有益；如果陛下不知道，那么当时的谏书也有留中的制度。况且忠臣凭诚意结交明主，陛下也想完全考察群臣的才干器识；如果全都交付外朝，那么还有谁敢进言？这道诏书若施行，恐怕不合适，希望下令追回废止，以便打开进言的道路。”仁宗天圣元年，右正言刘随上奏说：“臣听说谏臣的设置或废止，可以验证国家的兴盛或衰败；言路的开放或闭塞，关系到国家的安定或危亡。为什么呢？君主是国家的首脑，大臣是辅助肢体，谏臣是君主的耳目。从来没有废去耳目却能获得聪明的人。所以《尚书》说‘使耳目明达，以防止蒙蔽堵塞’。因此古代天子一定设置七名谏臣。成汤极其圣明，有‘喜欢询问就能充裕’的话；汉高祖极其明智，有‘接受谏言像流水一样’的美誉。臣听说以古代为镜，可以知道兴亡；不敢远考前代典籍，姑且说近代的事情：唐太宗是怎样的君主呢？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即皇帝位。他明察真伪的道理，圣明地了解治乱的根由，文治武功都高于三代。然而他还常常同大臣商议政事，每次议论，都一定让谏官、御史、史官预先听闻。如果诏令不便，大臣不正直，刑赏不恰当，邪正没有分清，那么谏官可以进谏，御史可以弹劾，史官可以记录。因此上下之间没有阻塞，君臣同心同德，太平的气象可以说达到极点。等到高宗登上皇位，永徽以后，忠良获罪，奸邪恣意行事，谏诤的风气在当时荡然无存。中宗、睿宗时期的事情，本来不值得说了，甚至发展到在宫禁之内发动兵戈，使社稷危如系在旒旗上的玉串。明皇继承帝位后，全部革除以前的弊病，虚心接纳谏言，早晨听到，晚上就实行。开元年间，可以说达到了极治。太平日子久了，渐渐疏远逆耳之言，奸臣掌权，再也没有苦口良药。听信李林甫的谄媚，最终任命牛仙客为宰相；没有察觉子谅的忠诚，导致安禄山之乱；等到逃到草野之中，才想起张九龄的话。所以说：‘谏臣的废置，可以验证国家的兴衰；言路的开放或闭塞，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此后五代相继，战乱离散更加严重。太祖皇帝顺应时势开创国运，拯救百姓；太宗皇帝以文德怀柔四方，统一华夏；真宗皇帝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伟大基业，得到万国的欢心。夷夏各族共同归化，草木都呈现顺遂景象。即使如此，仍然广开言路，亲自采纳意见，即便有人触犯忤逆，也无不宽容优待。可惜先帝驾崩升仙之后，把皇位传给继承圣统之君，而奸臣丁谓包藏私心，辜负国家恩德。他以为天高便可以欺骗，以为地厚便可以蒙蔽；看他的用心，难道能逃过鬼神的窥察吗？当先朝皇帝开始患病时，他使谏官不能列班于宰相之前；在他擅权之时，又导致无人能够论奏。幸赖皇天眷顾、圣人之道仍在，陛下特别出于内心的决断，驱逐了他的首恶，任用正直之人，天下都安宁了。这就是所谓‘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要犹豫’。于是陛下询问治理远方的谋略，特别建立起不可动摇的根基。虽然凭借辅弼大臣竭力办事，使天下四海成为一家，但耳目尚未遍布，仍担心有一件事物失去其所。于是考察前代的事情，又重新设置谏官。臣最为平庸愚钝，却有幸参与选拔。凡是关系到治理大体的事情，臣怎敢不尽心竭力？唐代制度记载说：‘左右拾遗，掌管供奉、讽谏和议论。’如今的正言，就是拾遗。品秩虽然低，责任却十分重大。《礼记》说：‘有所冒犯也不能隐瞒。’

译《左传》说：‘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 因此君王有过错，就要冒犯圣颜上前进谏；大臣有罪，就要直指其事而不忌讳。有时赏赐不依据功劳，刑罚不依据罪行；诏令不便，兴建劳作没有合适时机；有的在授官任职时，不凭才能而进用；有的公正忠诚之士，反而无端受到诋毁；有的流放之人，天下还不知道他的罪状；有的被进用的人，天下还没有看见他的才能。凡是关系到政事得失的，都应当具文奏陈。用厚利诱惑而不动心，面对白刃也不恐惧，这就是谏臣的职责。然而谏臣未必个个贤能，所议论的事情也未必全都妥善；任用还是舍弃，最终只在于圣明君主裁决。臣又听说，天下的治乱，由时政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决定。极其公正，天下就会合一而得到治理；极其私曲，天下就会离散而发生混乱。极其公正就会正直，正直则纲纪条目都能建立；纲纪条目建立，公卿大夫各自适合自己的职任，州郡也会承受这股风气，夷狄也会向往教化。假如天下的形势像身体和手臂听从手指驱使一样，想要它不治理好，怎么可能呢？极其私曲就会滥乱，滥乱则纲纪条目不能建立；纲纪条目不能建立，公卿大夫不能胜任职务，郡县失去守备，夷狄也不会信服。假如天下的形势像整理丝线反而把它弄乱一样，想要它不混乱，怎么可能呢？极其公正时，为什么还要任用正直之人呢？” 因为正直之人的同类通常少，容易受到动摇。极其私曲时，为什么还要任用奸人呢？因为奸人的同类通常多，而且一动就彼此勾结。自古奸佞之人看起来像忠臣，也未必喜欢混乱；但他们的道路同正道完全不同，所以才会招致混乱。任用和舍弃之间，难道是容易决定的吗？臣又听说，国家最大的祸患，在于不能听到谏言。况且君王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雷霆般的威势，即使虚心延请、接纳谏言，还担心有所遗漏；如果拒绝谏言，谁敢触犯获罪？于是大臣顾惜职位而不肯发言，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发言，上下都苟且偷安，勉强容身、窃居职位。自古国家危亡，常常就是由此造成的。况且君王有特别喜爱的事情，有特别喜爱的人，准备推行或任用，而众人的议论又认为不妥，就一定要委屈自己把它搁置，这正是达到治理的根本。如果因为特别喜爱，就不顾众议而推行，大臣只会连声称是而不说话，小臣默默无言而不议论，那么众议就会喧腾，天下就会疑惧，纲纪逐渐败坏，这就是走向危亡的道路。所以说，国家最大的祸患，在于不能听到谏言。因此国家要办一件事、发布一道命令，必须先由辅弼大臣共同谋议、协调一致，然后才能施行；万一有不可行之处，谏臣在前面争辩，御史在后面纠察，想让事情失败，怎么可能呢？如今皇太后陛下圣明睿智、高远深厚，以极其公正的原则治理天下；皇帝陛下聪明睿哲，以极高的德行统治天下。左右前后无不是正直之人，蛮夷戎狄无不遵循教化，纲纪条目整齐严肃，天下安定，可以说已经得到治理了。然而治理时不能忘记混乱，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因为混乱必然生于治理，危险必然生于安定。既然已经治理且安定，又用公正原则加以制约，危险和混乱的趋势就不能产生了。唐宪宗曾问侍臣当时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侍臣回答说最迫切的是接纳谏言。宪宗实行了这一点，大大收复了疆土。臣也认为陛下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在于接纳谏言，其余不过是守常安静罢了。臣受命以来，想着有所补益；虽然名列侍从，实际上却是疏远之官。以疏远之官担任谏诤职务，进献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又有触犯龙颜的忧虑。孔子说：‘如果还没有取得信任，进言就会被认为是在诽谤自己。’如今谏臣已经设置，进言的道路也已经打开。恭请陛下思考安危的大计，体念疏远之人进言的困难，使臣下能够尽其忠义之心，使深宫之中的陛下能够听到大小事情，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八年，刘随又上奏说：“臣听说喜欢询问就能充裕，成汤因此成为聪明的君主；接受谏言像流水一样，汉高祖因此成就帝业。历代圣明君主，必定都有谏臣。然而考虑到进言十分困难，听取也并不容易。以疏远的身份指责尊贵近臣，以极低的身份冒犯至尊，进言难道不困难吗？在难以进言的时候仍然进言，自身常常处于危险之中；以极其卑贱疏远的身份，献上揭发问题、直率逆耳的言论，听取它难道能说容易吗？在难以听取的时候仍然听取，心意必然疲倦；况且正直的人本来就是邪佞者所憎恶的，这是自然之理。打击一个邪恶之人，群邪都会愤怒，他自身不能不危险；治罪一个正直之人，群邪就会纷纷进用，所以君王不能不谨慎。因此先帝日夜焦劳，想得到正直之人，反复思考而未能获得正直的意见，于是下达这道诏书，增加谏官员额，每月责令进谏，以使耳目明达。此后才得到四人：谏官二人【鲁宗道、刘防】，御史二人【刘平、章颍】；其中勤勉地提出可行与不可行意见的，只听说鲁宗道一人。皇帝即位后，追继先帝的志向，重新设置谏官，又得到四名官员充任其职：谏官二人【臣和孔道辅】，御史二人【曹修古、王硕】。其中孔道辅才华出众，已经进入清要仕途；曹修古称职，却也被派任外官；王硕则因其他事情被贬黜免职。臣最近回到谏省，补报皇恩却没有成效；出入任职已经八年，又想到先帝诏书中说：‘何况朕亲自阅览封章奏疏，向来没有遗漏言论。’这正是先帝极为忧虑的地方，担心臣僚怀疑奏言会泄露，因而不敢把话说尽。《周易》说：‘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损害事情的成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天圣五年，臣曾议论某些人的事情，满朝官员都传诵臣的话，群邪侧目，加深憎恶、结下仇怨，实在令人畏惧。若不是两宫圣明，深明辨别忠直，臣已经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了。自古奸臣都用厚重财物结交左右近臣以及宫禁之内的人，因此君主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能预先知道，并迎合皇上的心意。李林甫专权二十年，明皇竟不怀疑他；上官昭容的权势倾动天下，最终使唐朝国运倾覆。前代类似的事情，大概也很多。国家倾覆败亡，常常就是由此造成的。自两宫临朝以来，喜欢听取正直的言论；然而在垂帘听政之日，人们怀疑可能有暗中窃听，封章进言的人又担忧泄露，因此人人都害怕祸患而不敢把话说尽。如今文武官员的班列中，也有人议论其得失，谏官、御史在朝廷内外讥笑他们因循沉默。恭请圣上慈悲，顾念先帝关于言论泄露的告诫，思考《周易》所说君主不密会失去臣下的道理；凡有奏章，都请秘密收藏，垂帘听政时让左右近臣退避，使公正忠诚之士能够尽情进言，扩大圣上的聪明见闻，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景祐二年，监察御史里行孙沔请求免除上封事者的罪责。奏疏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忠诚，朝廷有敢于直言的人，下面的实情就能上达，外面也会悬挂进善之旌。前代君王想要扩大自己的听闻和见识，使各项政务不至于壅塞，但还担心谏臣顾惜俸禄、窃居官位、贪图安逸，所以在宫门前专门设置了匦函制度。进言者不因言获罪，确实不应因身份卑微而受到阻隔；后来的人也可以以前事为戒，从而希望听到正直的议论。时常加以激励赏赐，尚且担心仍有人因讥讽而避言；有时施加严厉的科罚，实在是阻止善言。如今臣私下见到上封事的人李安世，竟因狂妄悖逆，胡乱进献昏昧之言，不懂朝廷的礼仪，只知道拾取市井间的事情，诋毁欺罔日月，冒犯雷霆之威，死有余辜，连自身也不值得责惜。又听说下属官吏审问他时，凭借支吾之辞反复追诘，声势凌厉地穷究，败▯然地极力搜求奸情，这或许伤害了招纳谏言的仁政。即使说他狂妄愚昧，也仍胜过谄媚奸佞的人。况且自从道辅、仲淹被贬以后，到庞籍、范镇入朝面对此事以来，凡是身在搢绅之列的人，都想着闭口不言。又担心千里之外、四方的人不知道安世是讥讪皇上、冒犯圣颜，反而会以为安世进献忠言却获罪；这样一来，岂不是让人以为至圣之君仍忌惮危言，使这种议论远远流传？这并不是美事。覆巢之下的鸟卵，连同类也会受到伤害；用珍珠弹射鸟雀，所可惜的是损失太大。” 臣恭伏希望皇帝陛下俯施造化之恩，以宽大恩典赦免他，特意免除流窜投荒之刑，用来激励守全节操的人，使那些苟且偷安的士人永远怀有内心惭愧。何况臣与此人一向并非亲友，从未见过他的面；即使他触犯国家大典，也绝不是因为臣而发生关联。臣只是担心史官如实记载此事为违拗刚愎、令人叹惜，言路重新设置却变得艰难危险。伏乞陛下稍息天威，以保存国家体统。” 康定元年，孙沔任右正言，又请求实行谏臣所进的言论。奏疏说：“臣私下认为，担任谏诤之职的臣子，以畏惧回避为可耻；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这才算称职。大事则在朝廷上议论，小事则上封事，不顾忌讳，以扩大君主的听闻见识。唐代因此有明确制度，谏官列于中省的班次，跟随宰臣，希望在处理万机之时，偶尔能够申述自己一点有益的考虑。如今给事中不专门负责封驳，舍人只负责发布诏诰；至于遗补之官，又沦为虚设的职位，政事听不到，乘舆出行也不能随从。即使命令发布施行，也没有办法加以防范和论列；秘密访察求问，很像奸细窥伺；即便得到传闻，十件中也未必能查实两三件。再去穷究事情的根由和事实，已经又错过时机；事前议论，便被说成轻率妄发，事情已经办成，又被说成这是已经颁行的命令。徒然把意见写进封章，实际上只增加了省览的烦劳。那些宽泛疏略的事务，有时还能获准颁行；至关重要而切合实际的意见，却很少听到答复批准。这就使臣僚之中只能挑出毛病，政教之中却得不到补益。臣自从蒙受恩命而勉强任职，已经将近五十天；虽稍稍陈述浅陋的见识，终究不能符合陛下虚心求言的胸怀，稍微显露诋毁讥刺之意，便又被拖延留滞。至于奏疏尚且还有难处，假如要在朝廷内外议论朋党，在陛下左右攻击奸邪，议论公卿的过失，依据事实指斥官寺专横作威，那将怎么办呢？” 臣如果因循沉默来保全自己，就是辜负君主的恩赐；臣如果冒犯触怒而遭受罪责，又会给双亲带来忧虑。内心交战，坐卧不安，只能低头怀惭，奔走于朝廷末班。因此可知守道很难，而奉行义理也不容易。伏望陛下明白无私地作出决定，断然实行而不要疑惑；凡是有利于国家、有补于时政的事情，都希望陛下思考后一定施行。何况如今政纲还没有大为振举，边疆还没有大为安宁，灾异还没有大为止息，百姓还没有大为康宁，却仍沿袭旧习，一切都表现得从容有暇，这不是臣所能理解的。若陛下选择善言、持守中道，行动如雷、推行如风，那么即使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也可以借此争取一两天的先机。臣本来并不博通古今，却冒然进献狂妄之言，冒犯圣颜，甘愿等待流放驱逐。” 景祐三年，集贤校理余靖论说不应因范仲淹进言而治他的罪。奏疏说：“臣听说，地位疏远而言论深刻，是罪过；见识浅薄却谋划深远，是妄言。臣因此获罪，仍冒昧有所陈说，是因为怀抱忠心侍奉君主，不敢顾惜自身；万一能够有益于国家，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臣听说本月十九日，因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被罢去职任，仍守本官，差遣知饶州。臣私下认为仲淹秉持朴实忠贞之心，怀有直言劝谏的节操，不知避忌讳，实在值得怜悯。看他遇到事情从不苟且，所说的话必然触犯皇上，竭尽忠诚奉献国家，他哪里是只顾自己的性命呢？去年他从贬所被起用，召入担任顾问之职，当时正直端方的士人举杯相贺，大概是为陛下采纳善言、思求治道、招致忠诚正直的臣子而高兴，这确实是圣帝哲王的圣明政治。如今突然听说他因进言获罪，被降职贬往偏远之地，事情出乎意料，震惊了众人的耳目，为什么任用他这样急促，驱逐他又这样迅速呢？然而，如果仲淹是因为官政上的过失而自取罪责，国家自有常法，谁敢议论呢？如今却因为讥刺大臣、指斥时政，不表示宽容，反而加重谴责贬谪，臣深深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过去尧、舜这样的帝王，商、周的君王，曾说直言争论可以使国家昌盛，却没有听说把诽谤当作罪过。” 何况仲淹以前所陈述的事情，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言辞触犯圣颜、逆耳难听，却是其中最重大的事项；因为他的言论符合典礼，陛下尚且加以优厚奖励，正直端方的士人之所以相互庆贺，正是因为陛下能够委屈私情而遵循正道，超越前代，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他在进见答对之时谈论大臣的是非，即使谋议疏浅，褒贬失当，未必完全符合圣意，这也只决定于陛下听取还是不听取，怎么可以把他与谗邪之人同罪呢？至于汲黯在朝廷上，曾毁谤平津侯公孙弘多诈；张昭议论将领时，曾认为鲁肃粗疏。汉帝、吴王都熟知这些议论，却都分别任用二人而不加猜疑，难道损害了他们的美德吗？臣如今越过职分进言，并非不知道内外百官各有职掌，只是因为谏官、御史畏惧获罪而没有进言，因而担心庶民的议论不能上达，所以斗胆直陈，不回避诛杀流放。臣所说的也不是为了营救仲淹，为什么呢？仲淹从大理寺丞到吏部员外郎，经过四五年，和普通官员相比，这已经是超越常格的恩宠。如今即使罢去职任，对仲淹本人也没有什么损失；臣所论说的只是国家的大体。古代斥退直臣，都会玷污盛大美德，所以往往含垢忍怒，以表示能够容纳直言；这并不是不能任意行事，而是顾惜千古的名声。” 陛下亲自处理政事以来，已经三次驱逐进言论事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太重视爱惜他们，恐怕会被写入史册，亏损、玷污太平之政，钳制天下人的嘴，堵塞陛下的听闻，就在这一举措了。不可不谨慎，所以臣披露肝胆，希望陛下明察。伏望陛下以舜帝明察近臣浅近之言为念，以汉代招纳直谏为谋略，常常把言路壅塞当作忧患，不要因为诽谤而加罪。追回并改正先前的命令，不再加重错误的举措，则天下幸甚。”

译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修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近来因军贼王伦的事情，江淮各州军频繁上报。朝廷不想让人知道，召进奏官等到枢密院责问，命令不得泄露，指挥十分严厉。不知道这件事是出于圣上的谋划，还是只是两府大臣想这样做？臣推测，是因为近来议论贼寇事情的人很多，朝廷想不让人知道，以此堵塞言路。臣认为现在正是多事之时，即使有独到明察，也还必须广泛采纳善谋，以求得众人的帮助，怎么可以使群臣都聋盲、堵塞众人的口呢？何况朝廷处理事情，未必都能合宜；臣下进献忠言，也未必全无可取之处。至于王伦驱赶杀害士民，攻打劫掠州县，江淮之上千里之地惊扰骚动，事情已经如此，怎么能够掩盖呢？如今列位有识之士中，极有忧虑国家的人，想向君主进献意见，常常只担心听到的事情不确实。何况台谏之官，尤其是以此为本职，凡有论奏，贵在事情刚开始时：好的事情就从此开端，坏的事情就及时防止其渐渐发展；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进言，或许容易回转更改。如今事情无论大小，常常担心错过时机，有的号令已经施行，有的事迹已经传播，即使想论奏挽救，也多半来不及。如果更加秘密，不让人听闻，那么论事的臣子凭什么进献意见呢？” 臣如今请求下达指挥：进奏院凡是涉及事情而不是实封奏章的，不必保密。嘉祐元年，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仁厚圣明，聪敏明察，优容谏诤；即使有狂直之士冒犯圣颜、触犯忌讳，也从未不始终保全他们，往往还很快加以提拔任用。这是自古明君圣主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采纳言论已经困难，进献言论的人也认为并不容易。议论小事，既可能被鄙视而不值得做；陈述重大谋略，又似乎迂阔而没有迅速成效。想要防止流言，却不能感动人心；想要直截陈说，又先触犯权贵；旁边还有众多言论，足以被群体力量压倒。所陈之言大多没有实行，而进言的人很快已经改任迁调，以致陛下虽然勤于听取言论，却看不到采用言论的效果，反而顿时怀疑论事之职只是求取快速升迁的阶梯。大概由于台谏之官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稍加提拔便可进入清贵显要的职位；而厌恶听人进言的人也因此得以进说，直说这些人只是务求官职，所以多言。这样就使后来的进言更加被轻视，君主也无从取得信任，辜负陛下接纳谏言的心意，违背陛下奖赏谏臣的本意。臣认为，要挽救这种弊病，只有选择沉默端正、守节而难以求进的臣子，安置在谏省；这样既没有求取进身的嫌疑，或许他们的话也可以使人相信。臣恭敬地看到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人所推重，守道安贫，刚强而不屈；” 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器量见识深远，沉静少言，富贵不能污染他的内心，利害不能改变他的操守。王安石长期经历吏事，又有优异才干，曾被召试馆职，却坚决辞谢不就任；吕公著天性喜欢闲退，对世俗事务淡泊。然而，他们正是所谓平时不说话，一开口就能说到要害的人。往年陛下上遵先帝的制度，增置谏官四员，不久却中途废止，又只剩两员；现在谏官仍有空缺，伏乞任用这两人，补足四员的数目，一定能够规正朝廷的得失，帮助陛下广开耳目。臣蒙受荣宠恩典，不知如何报效，只要有所见解，就不敢不说。” 六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又上奏说：“臣才识庸常暗昧，混同在众人之中，陛下却破格提拔，置于枢密府；对于报效陛下，臣本应当怎样做呢？然而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一年，凡是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必须依靠众议协同；其余每日进呈的，不过都是有司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政务、启发辅佐圣明，却一点声名也没有，上辜负圣恩，下愧对清议。别人虽然还没有责备我，臣难道能够安心吗？所以日夜思考，愿意竭尽愚陋的考虑，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希望对政务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升的事情而获罪，有的被授予小郡，有的被流放到远方。陛下自即位以来，提拔任用诤臣，扩大言路；即使进言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圣上的慈爱总是加以优容。如今台谏之官突然接连被驱逐，命令从四面八方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惊疑不安。臣虽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到唐介、范师道都长期担任言职，他们立身朝廷各有始末，前后补益政事很多，难道会在此时突然改变节操吗？因此臣认为，说他们欺骗陛下、蒙蔽圣聪，从人情上看是不应有的。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只是各随当时的情势而已。” 如果遇到刚暴猜忌的君主，他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却喜欢听臣下的过失；君主在上面喜好察究、多疑，大臣在下面侧身而行、畏惧获罪，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却困难。如果遇到宽仁恭俭的君主，举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便顺从谏言如同水流，听到臣下的过失便努力优容保全他们；而担任大臣的人对外掌握国权，对内又有左右之人的帮助，进言者还没有来得及被听取，怨仇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困难，议论大臣容易，这是不可不察的。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方法。忠臣和奸邪之臣一同进到面前，公正的议论与私人的言辞交相进入耳中，这就是听取困难的原因。如果能了解人的忠与邪，辨别言论的公与私，听取就容易了。凡是言辞笨拙却直截，逆耳违意，初听似乎令人厌恶的，这是忠臣的言论。言辞婉转顺从，迎合心意，初听似乎令人喜悦的，这是邪臣的言论。至于负责论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责，有的在朝廷上正色直言，公开陈说；有的连续上章列举事实，共同议论；言论一经发出，便有万人争相传播，众目共同看见，即使想徇私，其情势也不允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所以凡是在外面公开说明、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如果不是他的言职，又不敢公开陈说，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在宫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上独自裁断，不想让别人知道，并且言论署有主名，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言论涉及偏邪，害怕遭到弹劾。因此，凡是暗中上奏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杂私心的说法。自古君主如果能用这种方法了解臣下的实情，听取言论就容易了。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圣宽慈，容纳直言，对臣尤其优礼，常常想始终保全臣，与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对任用和罢黜尤其慎重。因此臣认为，当今劝谏君主容易，想要议论大臣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凭耳目所记得的事情有：景祐年间范仲淹进言宰相吕夷简，因而被贬为知饶州；皇祐年间唐介进言宰相文彦博，因而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进言宰相梁适，三人都被罢职出外。后来赵抃、范师道进言宰相刘沆，也都被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进言富弼，富弼被罢为知蔡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陈升之事获罪。自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以来，至今二十年间，驱逐台谏官的事情很多，却没有听说有因规谏君主而获罪的人。” 所以臣说，如今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据此来考察唐介等人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心意了。前些日子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只有从诲入台任职不久，其他四人的出仕、退处和前后行迹都十分清楚，完全可以一一列举。唐介先前因为进言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依赖陛下仁慈宽恕、怜悯他，才改置湖南，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为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任外郡，经过多年才重新得到任用。如今这三个人又因为进言枢密大臣而被罢黜；那么唐介不因以前走过几乎必死之地而畏惧，范师道和赵抃也不因中途停滞、数年不能升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这就是所谓出处进退守一节、始终不改变的士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荐举，才得以成为台官。等到韩绛任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是依据义理与他争论。韩绛最终获罪，若说他受到私恩牵连，这是人之常情；但能够断绝私恩而依据公义，若不是懂得义理的人就做不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称为徇公灭私的臣子。这四个人出仕退处的前后行迹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所说的话有不正确之处，他们的情状也必定没有其他私心。” 有人说，论事的臣子喜欢互相结为朋党，动摇大臣以制造威势。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至于去年韩绛进言富弼之事，唐介、范师道因为与韩绛是朋党，后来又和各位台谏共同议论韩绛的过失；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互相结党，也不是想要动摇大臣，这一点是明白的。臣本来就认为，不可以因此怀疑论事的臣子。何况唐介等近来虽然成为贬官，幸亏依靠陛下宽大的恩典，各自仍得以任郡，并没有失去安身之处。可惜的是，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人竭尽忠诚、守持节操，还没有得到怜悯察识。伏望圣上慈爱，特意下诏召回唐介等人，置于朝廷，用来劝勉守节敢言的士人，则天下幸甚。”}], 庆历三年，馆阁校正蔡襄说增置谏官。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选用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增补谏官。这三个人都是卓然特立的士人，过去因为直言触犯权臣，被排斥已经很久；如今一天之内同时任命，人人无论贤愚，众口都相互庆贺，都说陛下特别作出圣明决断，提拔任用而毫不疑虑。大概陛下深深忧虑政教还没有振举，赏罚还没有分明，群臣的邪正还没有辨别，四方的利害还没有查究，所以增置掌管耳目的官员，以扩大言路；这是陛下为社稷和百姓所作的长远大计。臣私下思考，任用谏官并不难，难的是听取谏言；听取谏言并不难，难的是采用谏言。像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忠诚而有刚正之气，已在人们心中树立信誉，何况又得到陛下奖掖、知遇之恩，一定能够规正有缺失的政务，献上明智的谋略，揭发排斥奸邪，打击权贵宠幸之人，想着如何报效陛下。然而邪人憎恶他们，一定会找出抵御他们的说法，不过是说某人好名、好进、彰显君主过失。有人若进献这种说法，正是邪人想要蒙蔽天听，不可不察。臣请为陛下陈说：第一是说他们好名。忠臣务必竭尽心力，事情如果必须恳切直言，就极力论说，难道还顾惜名声吗？如果因为躲避好名的毁谤而什么也不陈说施行，那么木头石头一样的人都可以充数，何必劳烦陛下这样精心选择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何况名声，是圣人用来激励世俗、区别善恶的东西，怎么可以废弃呢？假使行善接近求名，陛下试想，如今远离权力利益、敦厚洁白地操行以接近美名的人，难道还有很多吗？第二是说他们好进。前代谏臣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身逢昏暗的时代，在上触犯皇帝的威严，在旁又触犯权势要人，鼎镬就在身旁，斧钺就在面前，即使死也不推辞，怎么会是好进的人呢？大概近来谏官升迁任用太快，所以世人一定说他们喜欢求进。如今谏官如果有尽忠补过的功效，陛下只要让他们长期任职而不要迁调；假如这些人果真忠诚而且有义，即使死在这个官职上也没有遗憾。第三是说他们彰显君主的过失。凡是谏诤之臣，本来就是负责指出过失的；事情缓和时秘密进谏，事情紧急时公开直言，目的在于一定纠正过失。如果君主听从并实行，恰好彰显的是听取谏言的美德，怎么能说是彰显君主过失呢？然而谏官也有好名、好进、彰显君主过失的人，他们与此不同。机巧之人做谏臣，对于难以进言的事情就闭口不说，只选择不会触犯君主的事情来讲；即使不被施行，也再次议论，退下后便说：‘某件事我曾经说过了。’这可以叫作好名。对什么都随声附和、默默无言，没有羞耻惭愧，按照资历次序一步步升到显贵官位，这可以叫作好进。” 凡是君主有过失，谏官最接近、最容易秘密进言；如果他们不把话说尽，君主又从哪里知道并加以更改呢？若让这些事情流传于当世、流传于后世，最终仍被认为是君主的过失，这才可以说是谏臣彰显君主过失。前面所说的，是忠臣与机巧之人的区别，希望陛下赐览。如今陛下出于圣明思虑，亲自提拔谏官，必定是由陛下主持；如果有人陈述的事情合乎道理、恰当可行，就请赐予施行，不要让天下人说朝廷只有喜好谏言的名声，却没有喜好谏言的实际。即使他们的言论有指斥切责之处，也希望陛下优厚宽容，不要被奸邪之人构陷离间，以致谏官遭到斥逐，使天下人指责朝廷有拒绝谏言的过失。臣身处远方而所言切近，不胜战兢惶恐，实在是因为情意激切至极。”

译四年，右正言钱明逸请求上殿，并请求三班之外也听许谏臣求见对答。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閤门的仪制规定，每日上殿不得超过三班。由于三司、开封府每天都有公务，上殿者除审刑院或大两省班次外，其余都被隔在殿下。而且谏臣的职务在于谏诤，大抵所说的是朝政得失、诏令赏罚；稍微耽搁片刻，事情就已经涉及施行，随后再改动，对国家体统不便。请求今后谏臣如有本职所掌的事情求见，即使已经有三班上殿，也应允许其上殿陈述奏报。” 八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文彦博请求继而上奏，封缄详细陈述事情的道理。奏疏说：“臣读《唐史》，看到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时，因事进谏，言语十分恳切直率。宪宗不高兴，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是小臣，是朕破格提拔才使他获得名位，却对朕无礼，朕实在难以忍受。’李绛回答说：‘白居易之所以不顾死亡的刑罚，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进言，大概正是为了报答陛下的破格提拔。陛下想要开通谏诤的道路，不应阻塞白居易的言论。’宪宗说：‘你说得对。’从此白居易的言论大多被听取采纳。臣认为白居易受到宪宗破格提拔，才任学士，就能够竭尽忠诚、极力进谏，以报答知遇之恩。何况臣才薄而出身寒微，没有党援，唯独受到陛下误听之恩，特意加以破格提拔，官位达到宰相；臣报主的犬马之诚，坚定在报效君主。然而臣自从任职两府以来，已经超过两年，几乎没有提出谋略来帮助圣明。虽然每天侍奉天颜，常常亲近御座，所奏报、覆奏的，大多是繁琐细小的事务和常规文书，只是徒然烦劳圣上的听闻，对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益处。把这当作宰相的职责，真所谓吃闲饭、尸位享禄，只是拘谨于小节罢了；难道是陈平所说的宰相职责——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使四时顺行，对外镇抚四夷，使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职务——的意义吗？” 房乔、杜如晦是唐代贤相，太宗还常常责备他们说：‘你们担任宰相，应当开通耳目，访求贤能明哲之士；有武艺谋略、才干足以安抚众人的，任用他处理边疆事务；有经学明通、德行修养高、立身明达通悟的，任用他担任侍臣；有精明能干、清廉谨慎、处理事情公平的，任用他办理繁剧事务；有学识通晓古今、见识通达政术的，任用他治理百姓。’这就是宰相所能给予的帮助。近来听说你们接受词讼，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怎么还能帮助朕求取贤才呢？这番责备实在非常恰当。臣每次侍奉在丹扆之前，多次听到陛下的教诲，陛下总把求贤致治作为急务，把推诚纳谏作为最高的德行。臣愚昧，不能向上符合圣意；陛下极其仁厚，不忍用宰相的大义来责备臣，难道臣独自对内心不感到惭愧吗？臣又想到，自己本性朴实忠诚，言语多有艰涩拙劣之处，幸而能够近距离进见、面对天威；凡是所陈述的，有时未能详尽。臣曾看到唐代宰臣赵憬的奏章，他想要上书论事，大略说：‘在丹陛前叩首，仰面对宸严，言语迟钝，容易穷尽，仓促之间难以逐条分辨。道理说得详细，就颇多烦渎；言语说得简略，又不能分清利害。’臣切实听说贞观、开元年间，宰辅议论政事，有时多次上言，只希望能够把事情的情理说尽，当时唐德宗曾嘉奖并采纳这种做法。” 如今臣愚昧的想法，也就是赵憬的志向。以后如果当面陈说、口头奏报，在片刻之间因为言语迟钝而有所未尽，事情的道理有所不完备，臣就想接着上封奏章，详细陈述其中的道理：上可以稍微帮助陛下圣明地访求采纳意见，下可以竭尽臣下区区的内心。臣固然不敢妄自陈说偏见，也不请求把奏章留中不发，只希望圣上慈爱，特别赐予详细选择裁断。” 皇祐元年，知谏院钱彦远论说台谏官依据传闻进言的事情。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天禧元年二月增置谏官、御史的敕令条文说：‘有诏令不合宜，官署处理涉及私情，措施安排不恰当，刑罚赏赐超过制度，征求没有节制，冤屈滥刑尚未得到申理，都应由谏官论奏、宪臣弹劾检举。每月必须有一名谏官奏事；如果另有紧急事务，允许不按次序入对。即使言论有过失，也一定要曲加保全。如果事情难以公开施行，就命令留在宫中处理，但不得暗中结党依附，故意中伤他人。’恭敬地说，真宗皇帝在位时，五谷丰收，三边安宁肃静，祥瑞纷纷而来，刑罚措施也已完备，尚且还询问政务缺失，虚心等待直言，勤勉不懈的心意，长久以来更加严厉。三十年间，这项制度没有改变。陛下继承先帝的大业，虚心听取采纳，宽容地对待臣下，完全打开言路，从未有一天稍有懈怠，远远超过前代。这时天下正歌舞颂扬，并不是依靠臣下一两条陈述；可是昨天颁下敕命，规定谏官、御史不许根据传闻议论人的过失，即使进言，也命令中书、枢密院不得施行。这确实意在敦厚风俗、约束苛细之事，却似乎与先帝敕令的本意相距甚远。先帝敕令允许论奏官署涉及私情、冤屈滥刑未获申理的事情，这两类都是有关官司和臣下的过失。” 如今都不许根据传闻进言，那么官署涉及私情、冤屈滥刑的弊病就没有办法上达显露了。如今敕令的意思是说，过失自然有人申诉，官司也会察觉；但那些依仗威权、结成朋党的人，别人尚且畏惧他们，哪里敢去申诉呢？从事情的始末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况且谏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譬如人的一身，耳目聪明，听到、看到的事情就日益广博，大事小事都能明察；至于行动和处置，仍然要在内心自行裁断，难道会因为耳目看见了什么就一定照办吗？如果反而自行堵塞耳目，那么宫门之内或许有事情无法听闻；比较到国家大体，这一点尤其重大。新敕令颁下以后，久久没有人上言，是担心人情觉得这样方便；如今听说正直之士激愤，认为这是开启蒙蔽之端，小人踊跃高兴，自以为获得保全之计，朝廷内外、远近各处的公议颇为一致。伏望圣上慈爱，体察先帝最初设置谏官、御史的本意，依照天禧敕文中的事项，也允许按照旧例，根据传闻上奏、论列和弹劾检举。这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使天听通达，使卑微百姓的实情上达。”

译二年，知太常礼院司马光论张尧佐。奏状说：“臣听说，明主劳心费力来求取谏言，和缓脸色来接受它，士人尚且畏惧怯懦而不敢进言；何况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压压制他们，却希望忠臣到来、直言进入，那就困难了。臣下如果不忠，言论不直，而天下却能安定、万事却能治理，从来没有这种事。臣私下看到台谏官屡次因为张尧佐的事情向陛下进言，陛下却越发坚持，拒绝得越发牢固。前些日子台谏官等守候宫门请求入对，陛下拒绝而不接纳，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惊骇愕然，认为这是异常之事。从前汉元帝想任用冯昭仪的哥哥冯野王为御史大夫，后来又疑虑说：‘我担心后世说我是偏私于后宫。’于是没有任用。如今张尧佐有冯野王那样的嫌疑，却没有冯野王的才干；陛下破格任用他，几年之间从散郎升到宣徽使，即使他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天下人怎么能家家户户都明白这些，而不说陛下偏私后宫呢？又听说有人种瓜而且非常爱惜它，在盛夏太阳正当中时给它浇水，瓜不久便枯萎败坏；他爱护瓜并非不勤勉，然而浇水不合时宜，恰恰因此败坏了它。如今陛下尊贵地任用张尧佐，远远超过他的身份，天下人已经侧目握腕而憎恨他；又摧折忠直的谏言，使他的罪过更加加重，这正是在太阳当中时给瓜浇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臣私下替张尧佐感到寒心，陛下难道独独不为此深思远虑吗？不只是这样，前些日子台谏官不得入对的那一天，阴雾昏暗，走几步便彼此看不见；寒冰附着在树木上，整日都没有融解。臣谨考察《洪范五行传》说：‘听取意见而不聪明，这叫作不能谋划，其过咎是急迫，其惩罚常常是严寒。’又考察京房的书，把这种现象称为阴气；这些都是阴气过盛、壅塞遮蔽阳明、上下闭塞、凝滞疑惑而不能决断的征象。上天的意思清楚明白，好像在教诲人一样，行路的人都知道这是异常。陛下天性纯厚孝顺，严肃恭敬地奉行天命，容纳直言，深明得失；这不是臣的谄媚，而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情。只是为什么因张尧佐的缘故，忽视上天的警戒而不顾，抛弃人的言论而不听，轻视祖宗的爵禄，违背古今明鉴，把这些写在简册上，使天下人得以议论圣德万分之一的过失，或许损害陛下光明融和、高大美善的声誉？这就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睡不能安、吃不能饱、深深替陛下珍重爱惜的原因。臣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哪里有父亲在外面受到很大的诽谤，儿子却不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加以劝谏呢？惟愿陛下赶快召见谏臣，使他们竭尽所听闻的事情，采纳他们的意见，安慰他们的心意，用来满足上天的意愿并解除其警示。” 这样就能解除外廷的疑惑，开辟忠诚正直的道路，堵塞宠幸之人的门路，那么天下都会欢欣地歌颂陛下盛大的德行，哪里会有穷尽呢？从前汉明帝修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明帝立即停止修建，后来才又重新修建。宫殿落成后，明帝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里，这座殿就建不成了。’那么明帝并不是不想建殿，他之所以委屈自己的意愿而停止，是想保全谏臣的节操，开通直言的开端。如今台谏官前后进言张尧佐的事情已经多次，陛下却从未留心省察，稍稍减轻处置来安慰他们的心意。君主所想做的事情，做臣子的哪里能够强行改变呢？只是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比张尧佐更重大的事情，列位臣子都闭口不言，拱手看着而已，这不是朝廷的福气。否则，群臣仍如朽木，陛下仍如雷霆，难道可以用力量相互较量吗？只希望陛下明察罢了。” 三年，翰林学士、知制诰胡宿上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喜悦最正确的言论，喜好尊重谏言，用来扩大治国之道，防止一切事情在尚未发生时出现。臣像蝼蚁一样卑微，私下观察到陛下特别禀有上天的睿德，能够听取宽宏的言论，多次奖赏谏臣，提拔为台职；推诚相待，包容臣下的过失，把君主的器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尧舜的用心。近日听说台官进言，事情涉及后宫亲属，而且出于传闻，有防诘责。臣愚昧地认为，谏官、御史是朝廷纲纪所寄托的官员，即使有过错，也可以暂且优容。过去汉文帝是贤明的君主，袁盎是直臣；皇帝宠爱的慎夫人，袁盎掌管谏诤，言语涉及不恭顺，汉文帝起初虽然发怒，最终没有加罪。后来慎夫人听说此事，又赏赐袁盎黄金五百斤。慎夫人之所以能够保全荣宠，是因为她能够奖赏袁盎的直言。汉元帝时的冯野王，是昭仪的哥哥，德行高尚美好，被推举为第一。当时御史大夫空缺，公卿多推荐冯野王担任。汉元帝说：‘我如果任用冯野王，天下一定认为我是偏私后宫亲属。’从前唐德宗对李绛说：‘近来谏官论奏不实，想要贬黜其中最严重的。’李绛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迷惑误导圣心。’” 自古以来，接纳谏言国家就昌盛，拒绝谏言国家就灭亡。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如果因此触犯，就会招来不可预测的灾祸。即使已经开通接纳并加以奖掖鼓励，尚且担心直臣不能到来；如果正直之士闭口不言，也不是社稷之福。臣愿陛下鉴察前代史书，开通并接纳最正确的言论。臣不能抑制自己区区的情意。” 直集贤院刘敞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陛下认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进言狂妄偏狭，责授为春州别驾。不久又听说陛下因为春州是险远、瘴疠之地，怜悯他孤苦危困、恐怕不能生还，于是改授英州。这确实是陛下圣德深厚、恩典广大，容忍臣子的表现，真是无穷无尽。臣私下考察《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帝王之德，没有比知过更盛大的；仁爱没有比喜好生养更大的；声名没有比听取谏言更荣耀的。陛下全都实行了。况且唐介身为下臣讥讪君上，甚至陷于悖逆，而陛下察知他的本心，认为他是出于忠信，所以叫作知过。既然责罚唐介，把他投置到远方，又担心他不能保全性命，所以叫作好生。唐介起初获罪时，朝廷内外震动，都把进言当作戒惧；等听说他改迁到英州，人人欢欣，知道陛下并无意杀他，忠义之士更加想竭尽心力，所以叫作听谏。臣不胜庆幸。臣听说伊尹告诫商王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正道上求取其中的道理；有顺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合正道处考察它。’商朝因此保有并治理四海，达到皇天之意。臣所说唐介的言论虽然逆耳，但从正道考察，也应当有合乎道理的地方。陛下幸而宽宥保全他，没有杀戮。”

译如果陛下再宽略他的罪过，优厚保护他的自身，使他能够省察过失、追悔罪责，重新列于朝廷官员之中，用来扩大言路、劝勉后来的人，那么盛大的德行就没有边际。臣不胜犬马般的忠心。至和元年，刘敞又论说不应排斥进言的人。奏疏说：“臣昨天听说吴充被贬官，冯京被罢职，原以为他们的行为确实有过当之处，所说的话确实有不可取之处，因此触犯圣意，不应怜恕。等到在延和殿奏事，当面承受宣谕，才知道吴充只是振职，冯京的心意也没有其他问题，是中书厌恶他们过于直率，不肯加以包容。臣私下惊骇，不觉愤懑哽咽。自古以来，只有君主不能容受直言，才有时导致臣下流放贬谪。如今陛下慈仁好谏，宽大到这种地步，不知中书为什么不努力顺承圣意的美德，偏要排斥驱逐进言的人？如今四方之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反而说陛下不能听取谏言，口头诽谤、内心腹诽，损害实在不小。况且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陛下心中一定会宽恕的，中书却偏要一定执行，这是蒙蔽君主的明察，阻止君主的善行，侵犯君主的权力，增加君主的过失，只是想要作威作福，震动朝廷声望。陛下不可不深加察知。臣考察六经和旧史，大臣蒙蔽君主的明察、阻止君主的善行、侵犯君主的权力、增加君主的过失，都被视为不忠，最终陷于刑罚诛戮。” 何况如今的人情远不如古代，如果听说陛下想行善却受大臣牵制，大臣想作威作福却不顾忌陛下，那么众人必然相继背公向私，奔走于权贵之门。这种风气一旦形成，这种势力一旦失控，就是君臣共同治理国家，正是圣人最为警戒的事情。鲁僖公在位时多次发生天旱，《春秋》认为这是公子遂专权所导致的征兆。《洪范》所说的五行中，僭越便有常▯，防便有常风，下位侵凌上位便会山崩地震，日月发生薄蚀。如今这件事违背伦理，恐怕一定会感动阴阳，甚至导致灾旱、风雾、山崩地震以及日月灾变。希望陛下留心，深入察看这些话。臣以浅陋的见识蒙受陛下厚恩，不敢不报答。然而私下遗憾的是，这件事近世从未有过，臣虽已口头陈说，仍不能详尽说明，谨亲手写成奏章上奏给陛下知道。御史马遵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天子有七位诤臣，承担在左右前后辅佐规谏的职责。所以《左传》说：“公卿相继进谏。”汉代制度规定，国家有过失，三公可以共同议论上奏。因此平津侯不肯当面折辱皇帝、在朝廷上争辩，汲黯便多次责数他，并且说：“天子设置公卿作为辅弼之臣，难道是要让他们只知顺从谄谀、迎合圣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王珪等人议事，往往十多次反复讨论，直到意见妥当才停止，所以能够成就太平。李绛想议论采择宫女一事，同列李吉甫说：“这是嗜欲方面的事，很难让其他谏官来进谏。”李绛说：“这是一件难事，怎么可以推给谏官？况且君主是元首，臣下是股肱，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议论呢？”管仲说：“大臣贪恋俸禄而不敢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这是损害霸业的。”既然如此，自古以来进谏诤谏本来就是大臣的职责，实在不得已，才轮到负责言谏的人来进言。因为事情有本末，形势有先后；如果大臣不能在事前纠正它，却让小臣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补救，难易程度就不相同了。何况君主的话像丝线一样，发出后会逐渐扩大；国家的命令像汗水一样，流出以后就不能收回吗？由此可见，负责言谏是很难做的。况且做忠臣不如做良臣，采用直截了当的进谏不如采用委婉的讽谏。如果对事实没有益处，只是博取空名，难道是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人吗？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包容覆盖如天地，照临天下如日月，言论没有不听取的，事情没有不察究的。然而仍然并列设置台谏，以广泛收集耳目，这正是尧、舜、禹、汤的用心。只是有些事情关系到近臣所掌的机构，禁令防范十分严密，事前进言，或被认为是轻率妄发；事后议论，又被说成事情已经实行。这样便形成空谈虽多、成效很少，有台谏之名而无台谏之实的局面，实在可惜。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清闲宴饮之时，召见执政大臣，以尧舜君臣彼此告诫训诫的道理，恳切地宣谕他们：今后凡是事情有不便之处，道理有不安妥之处，或者超越祖宗的制度，或者失去先王的典礼，都必须再三坚持上奏，不得一概奉行，要以处理妥当为限。这样，诸种妖异便不能获胜，大德与大和可以招致祥瑞，万事不会败坏，太平也可以实现。臣以议论政事得名任官，并不是要把全部责任归于自己；臣回去以后还敢牵连援引大臣，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打算吗？这是因为古代的义理如此，也是时势所当然。臣的话虽然分量轻，对事情却十分切要，只希望陛下裁量取舍。臣惶恐至极，等候治罪。仁宗嘉祐二年，御史中丞孙抃论奏章多被留在宫中、不发下的事，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臣僚所上的章奏，有很多留在宫中而没有发下。臣愚昧地认为，这件事对于朝廷体制至关重要，陛下应当深思远虑。帝王尊居九重，统览万事，防范谨慎的首要之处，在于不能使信息壅塞。即使精心竭力，全面打通信息来源，尚且偶尔会有欺瞒隐匿；如果故意放松防范，弊端将会怎样？臣不知道，这是否已经经过圣上阅览，另有特别诏令使它如此？还是权势与侥幸之人暗中妄求迎合而导致如此？” 万一奸人因此暗中结党，巧饰虚伪，公开地把事情拖延隐瞒，果真有紧急警报，陛下听不到，大臣也不能知道，那将会怎样？真是令人惊骇！况且《尚书》说要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这是尧舜成就大圣的原因。如今自温成皇后去世以来，忽然出现了这种弊端。臣恐怕四方听说此事，会认为陛下不喜欢正直的言论，于是使正直敢言的臣子和端方之士闭口结舌，默默不敢吐露心声。这既不是宗庙社稷和朝廷的福分，也不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希望陛下命令中书申明一向的条约，指示通进银台司以及宫中经历处所，凡应当处理的文书，都必须立即批阅、投进，或者发下，不得稍微违误时刻；仍须一一与大臣商议可行可止的情形，以安慰朝廷内外的舆论。这样，陛下的圣德不会比过去有所损减，陛下的朝政反而会比今日更加清明更新。臣诚恳至极。

译仁宗时，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进呈《魏郑公三谏札子》，说：“臣听说唐太宗是英明而喜欢纳谏的君主，魏元成是忠诚正直而毫不隐瞒的臣子，所以君臣之道相合，成为千载难逢的时机。事情没有不说的，言论没有不采纳的。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我刚即位时，有人说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威权，不能把政事委任给臣下；有人想炫耀武力、振奋军威，以震服四方夷狄。只有魏元成劝我停止兵革、兴修文教，广布德惠。中原已经安定，远方之人自然会服从。’我听从了他的话，天下大为安宁，极远地方的君长都来朝贡。这全是魏元成的力量。因此能够形成贞观的风气，与三代相比也同样盛大，流传将近三百年，实在是有原因的。他所上奏的谏诤和谋略，都记载在史册中。臣私下认为，魏元成虽然是在当时进言，也同样可以用于今天。谨将其中三条谏言分条列出，详录如下，都文辞义理切实正直，可以作为龟鉴。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意赐予阅览。傅说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是难事。’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心，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包拯又论奏台官进言的情况，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台官因朝政有缺失而上章论列，有的被命令说明情况，有的受到告诫勉励；这些事在朝廷内外传闻，对体制很不便利。国家设置御史府，是为了防察臣僚违法、时政失当；朝廷把它作为纲纪，君主把它托付为耳目。所以先帝特地下诏，增置侍御史以下六员，并且不兼领其他职务。当时诏令规定，官府有徇私，措施失当，刑罚赏赐超过制度，都允许弹劾奏报。即使言论有过失，也一定要表示曲意保全；如果事情难以公开施行，就命令留在宫中。先帝急切求治，到了这样的程度。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将近三十年，遵守先帝训诫，广开言路，虚心接纳，臣下冒犯圣颜也一定容纳。这都是陛下深切忧劳各项政务的表现，也是群臣仰望圣明而来不及感激的地方。臣希望今后御史等凡有弹劾奏报，即使有过当之处，也不要再命令他们说明或加以告诫勉励。若是阿谀迎合圣意、徇私舞弊，便请求重重责罚降职。这样，上可彰显陛下喜好纳谏的德行，下可免除朝廷处理失当的过失。”英宗治平三年，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上奏说：“臣近来曾上殿，蒙受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一事，陛下说，这个‘亲’字，官家本来也是不想称的。假如只称濮王和仙游县君，有什么不可以？臣这才知道陛下极其公正，本来没有过分厚待私人亲属的意思，只是被政府误导，以致外间议论纷纷，必然会认为陛下早晚要下诏废除称亲之名。已经出任台官的，应当另行改授；现在任职的台官，也应当优厚地加以抚慰和晓谕，使他们继续任职。昨天忽然听说，侍御史知杂事传尧俞改任知和州，侍御史赵鼎改任淄州通判，赵瞻改任汾州通判，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惊愕。这大概是政府想堵塞后来进言的人，使他们都不敢说话，好专擅掌握大权，发泄自己的意志。臣深切想到，陛下年纪正盛，圣德钦明，如今却独自取得拒绝劝谏的名声，承受辜负圣恩的诽谤，违背天下人的期望，丧失君主的权柄，正是由于政府那几个人心肠狠毒罢了。不知这样做对陛下有什么好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臣区区之心不能自已，深深替陛下痛惜。希望陛下不要再询问政府，特意作出圣断，召回传尧俞等人，下诏不再称亲。这样就可以立即使天下愤懑的气氛化为欢欣，使诽谤之语重新变成歌颂之声。”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忧患在于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臣子的忧患在于不能竭尽忠诚。因此，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臣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凭君主的尊贵地位，面对群臣，和颜悦色地寻求谏言，用厚重的爵位赏赐来鼓励他们，群臣尚且畏惧怯懦而不敢进言，更何况用威势使他们害怕、用刑罚惩治他们，那么嘉言从哪里来呢？”臣私下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因为议论濮王典礼一事，全都被责罚降职。朝廷内外听说后，无不惊骇。臣看这三个人，忠诚明亮、刚正不阿，忧虑公事而忘却家庭，在群臣中寻求，很少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如今一旦因为进言过于切直，便全都遭到放逐，臣私下替朝廷惋惜。臣听说君主能够安享尊荣，没有比得到人心更重要的。如今陛下顺从政府一两个人的私情，违背整个朝廷的公议，把濮王尊崇得超过礼制，天下人已经知道陛下因为是仁宗的后嗣，心志并不专一，因而惆怅失望。现在又把成群的言事之臣驱逐出去，臣恐怕对圣德造成的损害不小。民间腹中非议、暗自叹息的人已经很多了。况且范纯仁、吕大防都是陛下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的，任命为自己的耳目之臣，本来就是取其忠直，不是取其阿谀。” 范纯仁、吕大防也想竭尽诚心、尽守臣节，以报答陛下的知遇，所以才敢不依附政府，侃然发表正直的议论。如今反而因此获罪，那么陛下在群臣之中还亲近谁呢？如果忠直之臣日益退却，阿谀之臣日益进用，那么陛下凭什么再了解臣下的善恶和政事的得失？这样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希望圣慈立即命令吕诲等人回到台官职位供职，那么天下人便会一致歌颂陛下的圣明；即使是禹乐于听取善言、汤改过而毫不吝惜，也不能超过陛下。否则，姑且为他们另行改授一个近地官职，也可以稍稍安慰外间人心。” 知制诰韩维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御史知杂吕诲等人因为议论濮安懿王一事获罪，一并受到谴责放逐。群议喧嚣，都认为吕诲等能够审慎议论、恪守职守，是国家的忠臣，并且痛惜朝廷的典刑竟到了这种地步。臣想到，陛下入继大统以来，士大夫无不首先议论为人后这一大义，认为陛下一向喜好经术，一定能依循礼典，以符合先帝顾托的意旨。自两制的议论上达圣听以来，臣下更是交相进谏，务求扩大陛下的聪明，以纠正这件事。而如今竟到了斥逐宪官、失去天下人期望的地步，实在令人痛心。台官的话，臣虽没有全部听到，但料想他们的用心，不过是希望陛下完全依照先王之法罢了。既然如此，正是爱护君主到了极点，怎么能因此获罪而放逐他们呢？近年以来，风俗衰败，士大夫大多贪恋固守宠爱和利益，顾惜人情，姑息苟且，只为自我容身打算，没有人肯为国家尽心任职。陛下用厚赏鼓励他们，用严罚督促他们，尚且担心这种风气不能改变，如今又受到邪说牵制，贬斥正直之人，屡次防止过分放纵、远逐贤士。臣恐怕从此奸佞得志，忠良闭口，陛下的耳目更加受到蒙蔽。”

译一旦朝廷有紧急事务，陛下在上面没有途径知道，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法度毁坏废弛，各项官职都不能治理，国家财用匮乏，民力衰困，对外没有良将，士卒骄纵懒惰，强国窥伺机会，并且有轻视中原的念头；而天灾屡次出现，地变再次发生，疫病流行，饥荒接连而来。由此看来，臣恐怕陛下的忧患，不在于濮王名号没有尊崇，也不在于台官不畏惧威势、依照诏命行事。希望圣慈思考社稷安危的大计，把人心的向背作为忧虑，立即收回昨日的诏书，让吕诲等人恢复职事，以挽救先前的过失，安定人心。” 知谏院胡宿请求考察言责之官，及时实行惩罚和奖劝，说：“臣先前已经上奏，因能力所不能及，希望辞去谏职。不料朝廷命令又授臣为御史知杂。臣长期尸位于言职，已经证明没有成效，只等待幽禁贬黜，哪里敢有什么希求？上天慈悲覆护，难道不知道臣怀有图谋报效的心，应当怎样做吗？臣私下思考，历代设置耳目之官，是为了辅助君主弥补其不足，不使九重之外再没有听闻见闻，使万机之事全都被壅塞蒙蔽。因此说来，献纳和补正的言论一天也不能没有。凡事只应当辨论是非，稍微涉及欺骗妄言，就应当重重责罚；不应搁置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纳，使他们受到沮丧和羞辱。这样一来，贤者反而转念考虑自身，做什么都为自己谋划，悠悠然得过且过的人就会到处都是。比如朝廷的事情，台官不能预先听闻，等到政令发布以后才开始知道。等他们纠正所施行的事情，便说：‘已经施行的命令，很难追改。’这就使执政大臣常常自行取胜，耳目之官本来就难以与他们争辩了。又听说近日臣僚建议，认为先帝临政时信任台谏，台谏所陈奏的已经施行之事，往往还会追夺改正；如今想让陛下改变先帝的做法，凡事坚持不移。若施行一项错误命令，进用一个坏人，便在外面宣扬说：‘这是出自圣上的心意，别人一定不敢动摇。’ 如果果真有这种事，就是想堵塞圣上的听闻，使陛下拒绝进谏、任由事情照办，这难道是公正忠诚、爱护君主的人吗？恐怕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况且进谏诤谏的人，并不是专门挑剔君主职务上的缺失、时政的过错，便不应当有所激发。他们对上可能触犯圣意，对下可能违逆辅臣，以至于遭到纠劾的人都把他们视为仇敌，难道不知道这会危害自身、殃及家庭吗？他们所谋求的是国家利益，所守的是职责罢了。近年以来，朝廷没有惩罚和奖劝的意向，阿谀奸佞之人倾心依附权势，畏惧回避的人则沉默不语以求自容，白白拖延岁月，照例都能升迁。进言与不进言，哪一种对自己有利呢？臣曾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陛下指出缄默不言的人很多，但最终却没有听说有所告诫勉励，这是无益中的大弊病。臣私下认为，陛下好学好问的心意超过虞舜，只是从未考察他们的言论；求治的功业有如汉宣帝，只是从未责求实际成效。臣既然还没有获准离任，怎敢不把言责作为自己的责任？希望陛下既然询问了，就应当考察他们的言论；既然任用了他们，就应当责求实际成效。不要让左右近臣蒙蔽迷惑圣明，言事之官也应当时时受到惩罚和奖劝。这样人们就不会苟且，职事都能举起，对朝政有所裨益，太平的根基不难建立。想要改变先帝的做法，更应当深思。已经施行的事情果真有不便之处，重新更改又有什么疑虑呢？” 否则，臣就不知道自己职事所应守的是什么，始终不能安守本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听取言论 宋神宗即位初年，御史中丞司马光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大舜选拔贤能，广泛采纳言论，再以政绩明确考核；汉武帝广泛招揽特异而崛起的人才，给予他们不按常格的职位，最终都能发挥作用，威势远加于胡越。真宗皇帝总览群臣章奏，采用他们的言论而显扬他们本人，从而成就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理。考察言论，是为了了解人才；了解人才，是为了建立政治。自古至今，这个道理是一致的。如今陛下刚开始亲政，首先开放言路，命令朝廷内外的臣民都可以上封事。海内欣喜振奋，都竭尽精力思虑，以承受陛下的美德。如果在此时能够采纳其中的嘉谋，选拔其中的贤才加以任用，那么太平的根基指日可待。如果只是徒然作为外在装饰，废弃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用，舍弃他们本人而不取用，那么天下衰败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振兴呢？臣与张方平先前奉诏审定朝廷内外所上的封事，虽然已经尽心甄别，将合乎义理、可以施行的逐一上奏闻知。还希望陛下选择其中精要的，亲自以圣意决断，务必使其施行。其中若有人见识谋虑稍稍出众，希望陛下特意召见对答，亲自加以询问考察，核实其虚实；果真有可采之处，便秘密记下姓名，遇到差遣时，按照才能授予职任。等到他们确实取得显著成效以后，然后可以不按常格提拔。这样，嘉言就没有隐藏的地方，民间也不会遗漏贤才。”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政府和言职官员交相攻击诋毁，分成两派，彼此如同仇敌。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臣下各自只图逞显私意，互相争强斗胜，不顾自己的是非。人主不忍违逆人情，两方面都加以保全，不肯判定谁是谁非，所以群臣纷纷扰扰，天天在朝廷面前争斗，而朝廷也因此多事。臣又伏见陛下天性聪明仁孝、恭谨节俭，登基之初勤勉求治，这实在是具有尧舜的资质，也是天下众生的福分。群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却不致力于顺承圣德，整顿纲纪和治国体制，革除政事长期积弊，救济百姓疾苦，反而各自进行私斗，不知止境，实在应当获罪。臣听说，人君的尊严与天地同体，以刚健为德，以厚重为威；洞察细微应当如日月般明察，发言应当如雷霆般有威势。从前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用官吏都办完了吗？我也想任用官吏。’又对卫青说：‘郭解不过是平民，权势却达到能够使唤将军的地步。’说这话时，郭解家并不贫穷。人主说话如果都像这样切实恰当，群臣怎么能不畏惧服从？最可怕的是，心里明知不对，表面却顺从人情，口头迎合其说，含糊两可；这正是人君最大的祸患。”},{ 国家的政事，没有不先经过两府相互商议然后施行的；其中的关防和秘密，外人无法知道。等到诏令已经下达，台谏官才得以听闻。如果事情有不便之处，台谏便据此论列，陛下又把它交还两府。按人之常情，若不是极其贤明的人，谁肯认为自己的谋划错误，而认为别人的意见正确？于是他们必然排斥、压制、阻挠，把事情说成难以施行；这样一来，人主便独自得到拒绝谏诤的名声，而大臣却私下获得专擅权力的便利。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凡有臣僚上言朝廷过失，陛下都应清静心志、审慎思虑，亲自用大公至正的原则裁决。若大臣的谋划果真正确，就不必顾虑言官所陈述的意见；若言官的意见果真正确，也不必委曲顺从大臣的意旨。无论官位高低、进言先后，只依从正确的意见，又有什么纷乱值得忧虑？如果那些人确实固执争辩，陛下也应当进一步审察，再用道理与他们反复辩论、互相诘难，以穷尽事情的真相。若意见确有可取之处，不要害怕改正，就像汉宣帝对赵充国那样，那么万事就没有不妥当的了。如果道理和是非已经显明在眼前，而那人仍执迷不悟、强词掩饰过错，顽固强横而不肯停止，即使加以治罪罢黜，天下难道会认为不可以吗？” 这样做，难道不只是使事情得到公正处理，也能使赏罚威权完全归于帝室吗？天下一切事情，是非尚未明白时，就不能轻率处理；是非既已明白，就在于陛下裁决并实行。臣前些日子所说的‘只要道理所在，决断时不要迟疑，奸邪不能迷惑，佞臣不能动摇’，正是指这个道理。唯愿圣明裁察。司马光又请求由皇帝亲自选择台谏奏札，说：臣私下看到，近日台谏上言，指出制置三司条例司残害百姓以及吕惠卿奸邪，往往都被责罚贬降，有的还被加上恶名。例如吕公著辞去官职的文书中说，他竟被诬陷为在方镇中有谋划除掉恶人的意图，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无不惊骇错愕。臣私下思量，朝廷的用意没有别的，正是想借此惩戒后来进言的人，使他们不敢再说话。国家设置台谏，是把他们作为天子的耳目；正因为担心政事有过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横恣肆、左右近臣奸邪，而天子深居九重宫禁，无法听闻这些情况。如今台谏官稍微有些怀抱刚直之志，畏惧天下公论，忧念朝廷，怜悯百姓，触犯大臣，讥刺左右，陛下就立即治罪驱逐他们，又让大臣自行选择亲近的人来代替其职任。万一代替者又被公论指责，便再驱逐；这样一定要等到任用那些庸碌懦弱、阿谀奉承、不知廉耻、依附下级欺瞒上级、背弃公义而死守党羽的人才肯罢休。如果言路上全是这样的人，那么宫禁之外、陛下耳目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即使发生极大的事情和紧迫的祸患，陛下又从哪里知道呢？这样难道是宗庙社稷之福吗？晏子说：‘君主说可以，臣下也说可以；’ ‘君主说不可以，臣下也说不可以。’如果只是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如今陛下让大臣自行选择台谏官，大臣又只留下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排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样一来，陛下只和大臣两方就足以治理天下了，又何必再设置台谏官呢？况且条例司残害百姓，吕惠卿奸邪，天下人谁不知道，只有陛下和王安石还没有觉察罢了。怎么可以反而因此贬黜驱逐台谏，使他们扩大威福，壮大声势呢？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寒心。如今台谏官已经被驱逐的，臣不敢再加以干预；只希望陛下亲自选择公正刚直的人，布置在言路上，以使四方的眼睛都明、四方的耳朵都通，不要让群臣欺骗蒙蔽陛下，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承受陛下近臣的监察职责，不敢闭口沉默；即使死在仇敌手中，也仍胜过窃取俸禄、苟且偷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