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六

译舜对于皋陶，商汤对于伊尹，周武王对于太公，齐威王对于管仲，蜀先主对于诸葛亮，似乎不是这样。大概陛下知道替天下寻找宰相，却不知道替天下接受宰相。所以相传，祖宗朝曾经缺少宰相，天下的希望寄托在韩琦、富弼身上。洛阳人便说：‘我的丞相三次下诏都请不来。’相州人便说：‘我的侍中屡次下诏也不肯前往。’这就是天下人自己选择宰相来留给朝廷。如今天下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天下人的希望难道没有寄托之处吗？陛下顺从天下希望所在的人而任用他，选择权在天下，接受权在圣主。任用之后观察他的成效，有成效就长期任用他，这才是真正天下人的宰相。为什么还要这样纷纷扰扰呢？” 论述宰相下篇说：臣听说，天子任命的宰相，必须是自身有所凭恃，然后这个人才值得依靠。天下是一个大器物，有的是拥有这个器物的人，有的是背负这个器物的人。天子是拥有这个大器物的人，宰相是背负这个大器物的人。普通人有价值百金的器物，就一定会选择能背负它的人；因为选择了背负它的人，所以看重这个人。只有看重这个人，背负它的人才会觉得器物轻。因为人可以胜过器物，器物却不能胜过人。人胜过器物，事情就能保全；器物胜过人，事情就会倾覆。把天下这样重大的器物交给一个人背负，他背不起，提不动，事情到来便混乱，变故发生便惊慌失措，而且自身没有可以凭恃的力量，那么天子还能凭恃什么呢？古代的大臣，处在天下最安定的局面中而不骄傲，处在天下最危险的局面中而不恐惧，不必费力谈笑，不必显露声色，天下自然安定。这种境界，并不是故意装作深不可测，也不是虚张不屈的气势来镇服人心，而是因为他自身必定有所凭恃。所凭恃的在于应变，在于力量充裕。敌国图谋相互攻伐，奸雄彼此窥伺，本来会轻易从我方困窘之处发动，却会慎重从我方力量充裕之处发动。只有在事情发生前就破坏他们的谋略，在事情发生时出其不意；一有动静就能应对，一应对就不至于困窘，天下怎么会不安定呢？” 天子得到这样的人来任为宰相，天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呢？因为有足以凭恃的人。后世的君子，懦弱的既不足以与他共同作为，勇敢的又往往只有类似于有所凭恃的外表，却没有实际能力。他们也有看似不费力谈笑、不动声色的人，但可以同他处在安定时，却不能同他处在危急时；可以同他守常，却不能同他应变。这是因为他们内在没有应变的机括，外表却显示镇服众人的气度，所以没有事情时好像深不可测，一有事情便失败。因此，古代能够辅佐君主而应对天下变故的宰相，有的是能够镇定事物、击破敌人的，有的是与镇定事物相似却不能击破敌人的；有的是能够以诚意化解纷争的，有的是与推诚相似却不能化解纷争的；有的是能够显示强势来止息乱事的，有的是与示强相似却不能止息乱事的。谢安游玩饮酒下棋来对付苻坚，房琯弹琴清谈来对付安禄山、史思明，这都是镇定事物的相似做法。然而淝水之战大胜，陈涛之战却大败，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才能不同。谢安有谢玄，房琯却有刘秩，这就是他们在击破敌人方面不同的原因吗？郭子仪单骑进入回纥，张延赏也派浑瑊撤去防备，与吐蕃结盟，这都是以诚相待的相似做法。” 然而回纥向郭子仪行拜礼，唐朝因此安定；吐蕃却几乎擒获浑瑊，唐德宗想出城躲避，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实际情况不同。回纥入侵，郭子仪知道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把入侵变成结盟；吐蕃结盟，张延赏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想图谋唐朝，所以把结盟变成入侵。这就是他们在化解纷争方面不同的原因。裴度对朱克融说兵器、工匠很快就会到来，景延广对契丹说有横磨的大剑，这都是显示强势的相似做法。然而朱克融最终不敢行动，契丹却灭亡后晋，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形势不同。朱克融如果侵犯唐朝，就是臣下背叛君主；后晋如果激怒契丹，就是背弃恩惠而结下怨仇。这就是他们在止息乱事方面不同的原因吗？面对天下的变故、决断天下的关键，不能用一种方法应对一切。得到一种方法，却不知道不同情况下应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不把事情办坏的。当晋朝还没有灭亡时，谢安与王衍有什么不同？而在陈涛之战尚未失败、平凉尚未发生变化、契丹尚未行动时，所谓房琯、张延赏、景延广这些人，谁不认为是谢安、郭子仪、裴度再世呢？可见应变的困难竟然如此！如今强大的邻国盗据中原一半，已经四十年了。自海陵王死后，他们的君臣日夜窥伺我国的空隙，寻求对我国有利的机会，又有五六年了。” 这是什么样的时刻啊？然而无事时却玩忽而不忧虑，有事时便惊慌而不知所措，臣不知道朝廷凭借什么人来应对变故。难道天下这样广大，竟然没有一个足以依靠的人吗？上面的人难道就能独自安心而不忧虑吗？既然如此，将来要寻求谢安、郭子仪、裴度那样的人才，又从哪里得到呢？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要有所试用。’人的才能与不能，即使圣人也不能预先完全知道；能够知道，是因为对他进行过试用。然而才能可以试用，变故却不能拿来试验。等到变故发生才试验人才，就像将死时才试验医生一样。古代圣人只是能够选择天下最困难的事情来考验天下人才，所以一旦有急难而不混乱，是因为试用他们的人早已熟悉他们，储备人才的工作平时就已完成。我曾听说，寇准以小臣身份上书议论政事，因而被太宗认识；太宗多次把机密事务拿来询问寇准，已经知道他具有宰相的才能。当时天下太平，哪里有什么其他变故？太宗为什么要在寇准身上费心呢？后来真宗在澶渊之战中，只有寇准决断亲征的主张，面对敌军高卧不动，天子依靠他而不感到恐惧，诸将依靠他而成就大功；这个人，正是从前太宗秘密询问过的人。如今有宰相才能的人，平时无事时既不寻求，甚至也不加以试用。”

译有皮衣却不准备细葛布衣，明年穿什么？有稻米却不准备麦子，明年吃什么？臣实在为此忧虑。万里《千虑策》论述冗官，上篇说：臣听说，圣人为天下办事，必定与天下共同承担困难。事情开始时困难，开始时的困难尚且会妨碍后来的结果，何况把开始做得容易呢？把开始做得容易，天下谁不会说：‘圣人对我很容易，那么我有所求又有什么困难？’于是贫穷的人请求富裕，卑贱的人请求尊贵，没有得到的人请求给予，圣人也说：‘来吧，我使你富裕，我使你尊贵，我给予你。’天下人都高兴地说：‘圣人对我果然很容易。’于是请求的人纷纷而来，来的人多得无法胜数，应答他们所需的费用也无法承担。假使花费而确实有值得花费的地方，那么为天下人尽力花费又有什么可吝惜的？然而请求没有穷尽，给予却有一定限度；给予已经耗尽，请求的人才刚刚到来。用有限的东西堵塞无穷的请求，上面的人就承受不了烦扰；用已经耗尽的资源去应付不断到来的请求，下面的人就不会满足自己的期望。下面的人不满足，上面的人又承受不了，于是上面的人关起门来拒绝下面的人。事情开始时，只担心天下人不来，却没有考虑他们来了之后无法接纳；只担心天下人不高兴，却没有考虑他们高兴之后无法继续满足。开始时不考虑结局，等到来不及考虑了，又怎么能不关起门来呢？”}], 与其等到打开后再关闭，哪里比得上起初就不打开呢？既然打开是为了招纳他们，难道能只得到关闭而拒绝他们的结果吗？船夫驾船，有能载万斛的船，也有只能载一苇的小船。用一苇之力承载一苇之物，小船虽小也能显出大用；用能载万斛的力量承载万斛之物，万斛的重量也能化重为轻。不善于驾船的人，不考虑船的承载能力，只顾满足人的愿望。百人登上一叶小舟，却不知道船会拒载；百万斛粮食堆放到能载万斛的船上，也不知道推辞。幸好船行到江中没有遇到风；如果在江中遇到风，又会怎样呢？那时人就会漂浮在船上了。天下不就是一条船吗？尧、舜时代，百姓中善良到可以封爵的，几乎家家都有；士人中可任用而愿意做臣子的，各国贤士也很多。像尧、舜那样的君主，难道要把他们全部封爵、授官吗？官职不过百个，封国不过一万个，那么天下所有土地都不够用来封爵，朝廷所有官职也不够让人做官了。把人招纳进来，是通过言论来考察他的内在；任用之后，又通过功绩来考验他的外在表现。可用的就选取，不可用的就罢黜。天下人高兴不高兴，尧、舜都不去忧虑。这样人就不会漂浮在船上，官职又怎么会冗滥呢？朝廷自天子即位之初，本来就是天下的大庆典；当然也不能没有给天下人的大赏赐。然而，潜邸旧属之州、出任节度使的藩镇，以及因泛滥的恩典而授官的士人；还有进士中因年资获得官职却尚未符合铨选资格的人，都是靠横加的恩典授官，人数以千计，为什么这么多呢？关于任子法，议论此事的大臣请求趁着事务繁多而大力削减它，却可以削减而没有削减。因郊祀而获得任子的，又以数千计，为什么反而更加多呢？对此如果还不吝惜，以至于吏部把墨水洒尽也登记不完，官员名册多到搬运书册的牛都要出汗，而且人数没有减少、官职也没有增加，那么即使在内削减馆职、罢免寺簿，在外裁省监司属官，官职冗滥仍旧如此。起初不觉得困难，却把困难留给后来，这样还能来得及吗？现在的办法是，天子即位之恩无可指责了，但任子制度难道仍不可议论吗？任子法即使还不能限制入仕的门路，为什么不严格限制他们试任吏职的途径呢？不要限制他们入仕的名额，却要严格考核他们的实际能力。宽与严并用，名与实相符，就会出现不直接削减却实际削减、不明令减少却确实减少的效果。孔子射箭时，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着，他并不拒绝；直到让子路出来发令，观看者才离开一半，这叫作“不拒绝中的拒绝”。不限制入仕门路，就像人墙一样拥挤；严格考核途径，就会使一半人离去。我并不是要赶走他们，而是我的制度一实行，他们自然就会离开。仕进道路中最兴盛的，不过进士和任子而已。士人被太学推荐、被州郡推荐，以及每三年一次到太常应荐的，不下数千人；而在南宫因名声被闻知而得官的，不到三百人。屡次应举而蒙特恩得官的，不到二百人。这样，大比举行两次，进士得官的也仅仅达到一千人左右。至于任子，公卿、侍从每逢郊祀都可以任子，庶官则每两次郊祀任子一次。与进士相比，郊祀两次，任子得官的却达到五六千人。进士修身积学，有人到老死也不能考中一次，取得功名如此困难，录取人数还少得可怜；任子甚至还没有成年、尚不能胜任衣冠之劳，就可以授官，取得如此容易，录取人数却多得无法胜数。那么，官职冗滥的根源是在进士，还是在任子呢？所以臣认为，即使不能限制他们入仕，为什么不严格考核他们呢？考核为什么要严格？任子的铨选，每年仿照进士大比举行，非大比之年则不铨选。录取人的办法，人数按照进士录取的多少来定，并以初次铨选的名额为定额。考试场次，过去定为五场，现在定为三场，这是把繁复的简化了；合格的文章，过去一篇，现在三篇，这是把容易的变难了。这样考中者，才可以补任州县属吏；其中五次不中的，然后才特别授予补吏资格。从宰相子弟以下直到庶官子弟，都一视同仁，那么一次举措就能得到三项好处：第一，使贵家子弟防止养成穿着华美短襦、安逸享乐的习气，勉励他们从事寒素之家的学业，以成就自己的才干；第二，取得官职不再轻易，他们就会更加珍惜，谁还不自己奋发求取功名，使国家和百姓不受其祸害呢？第三，进士和任子仕进公平，两方面都没有怨言；后来者来得慢，已有资格应试的人也不会迫切争抢。开始虽然困难，后来就很容易了，不过十年，官府的任职秩序就清明了。这样，官职冗滥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论冗官》下篇说：臣听说，设置官职，宁可让事务多到超过人的承受能力，不要让人多到超过事务的需要；宁可因为恩典而舍弃人才，不要因为迁就人而废弃恩典。先王时代，一件事务设一个官职；不只是“一事一官”，有时还由一个官职承担几件事务。一个官职承担几件事务，这就叫“事务胜过人”。事务胜过人，所以任官者没有多余时间，身体没有多余精力，心里没有多余思虑。没有多余思虑就能明察，没有多余精力就能专精，没有多余时间就不会懈怠。专精、明察而不懈怠，那么一个人就没有余力可浪费，却足以治理百事，更何况几件事务呢？现在却不是这样，一个官职由几个人占据，一件事务由几个人办理。几个人占据一个官职，就不争着奉公，而争着谋私；几个人办理一件事务，就只想承揽功劳，却不肯承担责任。甲说：“我的官职是正职，他的是增设的。”乙说：“官职没有正、增的区别，事务也没有不同；我凭什么是增职，你凭什么是正职呢？”等到事务缺失而无人治理，百姓不满而发出怨言，上级追究责任时，他们都说：“不是我的事。”那么责任究竟由谁承担呢？这就是让人超过事务的弊病。先王时代，任官不是在考察才干以前就决定的，授禄也一定是在确定职位以后进行的。按照才干授予官职，就不会让没有才干的人做官了；

译按照职位授予俸禄，俸禄就不会发给没有职位的人。没有才干不能做官，天下想做官的人就不会侥幸求官，而会转向求取才干；俸禄不及于无职位者，天下谋求俸禄的人就不会冒领俸禄，而会努力建立功业以取得职位。这样，可能有有才干却未做官的人，也可能有建立功业却尚未居位的人；但从没有无才干而做官、没有功业而居位的人。如此，俸禄作为俸禄，谁还能偷偷领取而白吃饭呢？这就是“宁可因恩典舍弃人”。现在却不是这样，人多而官职少，于是没有官职也增设官职；官职多而职位少，于是没有职位也制定俸禄。原本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官、有这样的职位，才给他俸禄，大概还可以说：“你大夫辛勤劳作，不能不让你享用俸禄。”如今面对没有百姓可以治理、没有事务可以处理的空缺，却凭空创造虚名，设置职位并给予俸禄，难道不叫作因授禄而废弃恩典吗？这就是因迁就人而废弃恩典的弊病。从前尧、舜在上，禹、皋陶、夔、龙在下，事务何其多而官员何其少啊！一天有万般政务，事务难道不多吗？可是皋陶一人，明察刑罚由他负责，辅佐教化由他负责，制服蛮夷由他负责，治理寇盗也由他负责。刑罚、教化、蛮夷、寇贼，这些难道能算小事吗？举出几件大事而由一个士师官兼任，那么几件事务就像一件事务，大事也像小事一样处理；这样，天下的官职中还有比士师更低的，天下的事务中还有比这几件更小的。这样难道还会有人胜过事务吗？三代的士人，大概有因贫穷而领取俸禄任职的，也有因残疾而由上级供养的。守关击柝、管理苑囿和担任仓库小吏，这就是因贫穷而领取俸禄任职的人。然而士人虽是领取俸禄任职，如果不守关击柝、不管理苑囿、不担任仓库小吏，那么俸禄还会给他吗？不会；那就一定要有职务并且有功劳。盲人靠掌管乐事获得供养，跛者靠守门获得供养，这就是因残疾而由上级供养的人。然而人虽得到供养，如果不能掌乐、不能守门，那么俸禄还会给他吗？不会；那就一定要有事务并且付出劳苦。这样看来，当时的俸禄有因迁就人而废弃恩典的吗？古今的官职，大概没有比今天更冗滥的了。祖宗制度规定，每一路只有监司中的提点刑狱、转运等职而已。现在在提转之外，又有提举盐茶、常平等官。郡中有固定赋税，职司有固定收入，一个官吏负责运筹管理，就足够了；但不能没有主管官。用一个转运使来统领，也足够了。现在却有使、副，又有判官。小郡掌管兵马的官员竟多至五六人，却共同担任同一职务；小县征税的官员竟多至两三人，却共同办理一件事务。让人超过事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老氏的宫观、山岳神灵的祠庙，大多都设置官员来管理。从宰执、侍从中被斥退的、归乡的、年老的，以及庶官中授一命以上官职的人，有贫穷的、懒惰的、寄居的，尊贵的便为他们设置使、提领，卑下的便设置主管、监当。这算什么职务？这些职务又办理什么事务？国家安危、百姓忧乐、政务利弊，他们都不知道；但一天不给他们俸禄便怨恨。问他们，就说：“我负责奉祀。”这样的人有成百上千。国家怎么能不贫困，百姓怎么能不受害呢？因迁就人而废弃恩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楚国有个不善耕作的人，担心自己踩到所种的庄稼而使它不能生长，于是让几个人抬着轿子，自己坐在上面播种，以为得到了好办法。后来邻田的稻子长出来了，而自己的稻子却没有长出来。这个楚人并非不知道爱护稻子，只是爱护的方法不对。他只想到自己没有踩踏，却忘了那几个人踩踏的总量更大。设置官职本来是为了百姓，恐怕一个官员、一个人治理不好，于是让几个人共同治理一个官职，岂不是踩踏百姓的人更多吗？如果有人靠毁坏瓦片、涂抹墙壁来取得饭吃，那么吃别人和被别人供养的人都会一起受到嘲笑。制定俸禄是为了供养有功劳的人；如今士大夫没有职位，却凭空设置奉祠这种空虚职位来给他俸禄，难道不与毁瓦画墙的人相类似吗？臣希望朝廷痛下决心革除这些弊病：每一路的监司，只设置提点刑狱和转运两职；转运司只设一员；把提举盐茶分隶刑司，把常平事务归入漕司，这样监司的冗员就可以裁省了。大郡的兵官不超过两人，小郡则只设一人。大县征税，只设一名官员；小县则由县令、县丞兼理。至于幕职，如果有签书又有判官，簿、尉可以合并裁省的，就保留一个、废除一个，这样郡县的冗员就能裁省了，希望可以使人不再超过事务。先严格执行任子试吏法，每三年考一次，补授吏职的不超过五百人，那么后来者进入得慢，官府的编制也会逐渐清明。然后趁着官府清明，除去那些浮滥供养，所谓祠禄也一概罢除，希望可以不再因迁就人而废弃恩典。唉！不控制人员进入，就不要嫌人多；不遣散多余人员，就不要嫌官职冗滥。前面的主张得以实行，就是为了控制人员进入并遣散多余人员。先控制、遣散，然后再去除冗官，那么天下的冗官就能全部清除，而天下人甚至不会察觉。即使察觉或没有察觉，又怎么会因此怨恨呢？《万里千虑防论人才》上篇说：臣听说，天下的人才，搜求他们的方法越严密，反而越疏漏；取用人才的途径越广泛，反而越狭窄。既然如此，天下的人才果真无法搜求吗？古代每当一代圣人兴起，一代的人才也就随之兴起。难道是没有搜求，他们自己来到的吗？这是因为圣人能够超越世俗的束缚，撤去藩篱，除去城府，心神倾开放达，以招来天下意料之外的奇异杰出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全部赶来，没有才能的人自然退伏。后世的君主认为天下人几乎都要欺骗自己，不能相信，于是制定规矩、创设绳墨，用来筛选、淘汰天下士人。选取标准精细得过分，实际所得却很粗疏；被选中的人全都整齐地进入规矩绳墨之中，而奇异杰出之士反而都漏在规矩绳墨之外。因此想求得治理天下的人才，却没有人共同治理；遇到祸乱，也没有人共同消除，纷乱胶结而不能成功。既然如此，搜求天下人才何必一定要严密，取用人才何必一定要广泛呢？因为过于严密必有所隔绝，所谓广泛如果没有脱离严密，也仍然会有所遗漏。国家自祖宗以来，已知道规矩绳墨不足以网罗意料之外的奇杰之士，所以设置进士、任子以等待群才，设置制科以等待异才，得到人才大概也不少。

译然而，自从制科停办后又恢复，到现在四十年，竟没有一个士人出来满足皇帝侧席求贤的愿望，这是什么缘故呢？莫非今天的制科不是古代的制科？莫非表面上不用规矩绳墨，实际上规矩绳墨反而更加严苛？所以臣曾说，如今想求得制科中的奇杰之士，只有有所不求，才可以真正求得。过去西汉制科兴盛，没有谁比汉武帝更盛。考察他防范制科的问策内容，只是说：“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夏桀、商纣罢了。”又说：“禹、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其过失究竟由何而来罢了。”为什么如此平易而不设难题呢？并不是没有难题，而是无暇顾及艰难琐碎的问题。汉武帝正早早醒来、天一亮就起身，忙于希望听到治国之道的要旨，哪里有空搜寻残缺简册、摘取冷僻文辞，拿来与书生争一日的记诵问答呢？现在却不是这样，先命有司出题，考一些不知从何处考据的题目；随后又亲自在廷上策问，还夹杂着深奥冷僻、怪异奇特的旧事，不过是何晏、赵岐、孔安国、郑康成的传注，以及孔颖达的疏义罢了。这难道与圣贤的精微学问、英雄豪杰济世救民的谋略有关吗？用训诂上的琐碎苛细去求取胸襟磊落的人才，用虫鱼之类散碎特殊的知识去钓取文武将相之才，不近似于用捕鳝鱼的笱去网罗横江巨鲸，挂上黄口小鸟的饵食而希望凤凰来吃吗？这样的人不来，本来就是必然的。不仅不会来，也根本做不到。不仅今天的士人做不到，即使古代的圣贤如孟轲复生，也同样做不到。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周朝盛世，与今天相比哪个更远呢？孟子与孟献子相隔的时代还很近。诸侯因为厌恶周王室典籍对自己的约束而把它们抛弃，孟子已经不能记得其中详情；孟献子的五位朋友，孟子也已忘了其中三人，那么孟子又怎么能符合今天所谓的制科要求呢？孟子本来就不需要具备这种能力。孟子也有他做不到的事。孟子说：“如果想使天下太平，除了我还有谁呢？”韩愈说：“孔子把这种道理传给了孟子。”这才是孟子所能做到的。如今不求天下士人具备孟子所能做到的能力，却要求他们具备孟子所不能做到的能力，这就说明所求的并不是应当求取的东西。所以说：如今想求得制科中的奇杰之士，只有有所不求，才可以求得。况且朝廷用这种方式求士而得不到，即使求到了，又何必让他们去做这些喋喋不休的考据呢？张华能够回答千门万户的问题，却不能挽救贾后、司马伦之乱。前者机敏，后者愚钝；小事上明察，大事上昏暗。臣愚昧，希望朝廷参照祖宗以及汉、唐制科的本意，确立大的原则而删去琐细项目，使士人所学习的，上则是六经的正经，下则是十七代史和诸子百家的书，删去传注中深奥冷僻的考问。他们的学问应以实用为主，文辞应以去除谄媚为主；即使上及皇帝也不加诛责，即使历数朝廷群臣的过失也不发怒，使天子能够听到民间狂直的议论，使士人能够专心于兴亡、治乱和经世济民的事业，这样或许怀有奇才、胸有谋略的人会逐渐出现。议论者说：寻找马不是寻找劣马，而是寻找骏马。如今去掉难题而纯粹采用容易的题目，恐怕劣马会来，怎么办？这不对。寻找马，是要寻找它一天能跑千里吗？还是要寻找它的其他技能？如今寻找马不问它能不能日行千里，却说：“我想要它能捉跳蚤、摸虱子、搏击老鼠、擒取兔子”，可以吗？士人能够写冷僻文辞、考索隐书，难道就叫奇杰吗？那么奇杰之士在哪里呢？就在于他能不能写冷僻文辞、考索隐书。即便如此，臣还想说：士人本来有怀抱谋略却不擅长文辞的，也有擅长文辞却不肯接受有司尺度限制的。如果在军旅事务中，交给诸将推荐谋臣才士，不论文臣武将，也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并且在各郡大比推荐的人名中，停止进士推荐，另定名额的十分之一。拿其中一半来考察士人写作古文的能力，大体仿照宏辞科的体制；拿另一半来考察士人知兵和献策的能力，大体仿照武举的制度。把人选上报宗伯，由宗伯取用，其科名地位可以比照进士科。人数不超过奏名的通常名额，这样不受拘束的人才就不至于被横加抛弃。与那些凭声病之文取得科第相比，难道不是好得多吗？如果这样仍有遗漏人才的情况，臣不相信。《论人才》中篇说：“臣听说天下人的心理，有一种很难理解的情况：常常背离君主所趋向的方向，却趋向君主所背离的方向。君主临朝叹息，惆怅不能尽得天下人才而任用他们，希望这样就能使危难转为安定、祸乱得到治理、灭亡转为保存。这难道不是君主所趋向的吗？然而君主求忠臣却得到奸臣，求人才却来了无才之人；奸邪和无才之人，正是君主最不想要的。君主向天下显示自己所趋向的，天下却一定背离它；向天下显示自己所不想要的，却常常得到自己所不想要的。天下人的心理竟然这样难懂，难道真的不可理解吗？天下人的心理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因为君主公开发布的旨意之外，还有隐藏的防范和真实意图在所趋向的方向之外。天下人伏在表面意旨之外窥测内心，从公开泄露的意旨中猜得隐藏的意图，所以背离君主表面所趋向的，暗中迎合君主真正所趋向的。天下人的心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儿子奉养父亲，用肉脯和炙肉作为佳肴，这是礼；用蛙、蛤作为进献之物，就不合礼。儿子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一定说肉脯、炙肉，而不会说蛙、蛤。然而儿子退下后观察父亲，发现父亲其实喜欢蛙、蛤，做儿子的为什么还要顾忌，不给父亲进献蛙、蛤呢？父亲说的是肉脯、炙肉，儿子却要进献蛙、蛤，为什么不听从父亲明说的命令，反而听从他没有说出的意思呢？”

译因为父亲明说的只是表面礼节，没有明说的才是真实嗜好。所以不听从他明说的，而顺从他没有明说的，才是善于听从命令。君主向天下宣称：“我喜爱忠臣而厌恶奸臣，喜爱人才而厌恶无才之人。”这难道不好吗？然而天下人一齐来试探，忠臣和奸臣都来了，有才和无才的人各自都来求取任用，于是君主的好恶完全收到了相反的结果。在这种时候，天下人应当听从什么呢？从前田子与隰子登台向南望，田子没有说话，隰子便知道他的意思是要砍伐树木。曹公下达“鸡肋”的命令，三军都不明白，杨脩却知道他的意思是要退兵。上面的人抬眼、动脚，天下人已经知道他的隐藏意图了。圣明的天子即位至今五年，下诏求言，开放狂直进言的道路，但忠言仍然没有听到；严密荐举人才的法令，谨慎对待聘召人才的礼制，但真正的人才仍然没有出现。天下难道真的没有人才吗？大概是因为天子的命令中，有些地方使天下人必定不敢相信。天子这样圣明，求治这样急切，求才这样勤勉，可天下人却有必定不敢相信之处，这是为什么？天下人只看见平民击鼓诉说百姓疾苦，下面的官吏就把他斥退并放逐到远方；后进小臣越职议论政事，触犯忌讳，便以沽名躁进的罪名弹劾他。谏官又暗中搜查他的过失，以毁坏这个人的名誉。旧日有德望、朴实忠诚而敢于进谏的人，往往受到上下左右群臣的共同憎恨和朋党嫉妒；不罢免、贬黜、废弃、流放他们就不肯罢休。元勋将相中敢于担当大事、能够决断大计的人，也被排斥压制，几乎死的死、流徙的流徙。原本应当用欢欣来招致人才，用鼓舞来激发怯懦者，用爱憎分明的态度培育人才、防止人才消散，还担心天下人才不来；如今却日夜深深沮丧、严厉打击他们，使天下士人说一句话就被称为猖狂，勉励自己守持一项节操就被称为矫激，做成一件事情就被称为惹事，却还说天下真的没有人才。即使君主一顿饭叹息九次、一天发布百道诏令，天下忠贤奇杰之士中，勇于进言、敢于作为的人，谁还敢相信朝廷而来呢？为什么？因为朝廷所求的言论，与实际所喜欢的意旨之间，确实存在不可欺骗的矛盾。对此如果玩忽而不觉得奇怪，最终就会形成风气。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国家治乱存亡的关键就会走到那一步。风气这种东西，无形而不能捉摸，无根而无法防备；倡导它的人不知道它从哪里兴起，响应它的人也不知道自己随从何处而来；它聚散迅速，忽合忽分，如同儿童歌谣，既非天意也非鬼神，却神秘怪异得不可胜言；既没有人刻意制造，也没有人专门传播，却流传扩散得不可遏止。禁止它，反而更加滋长；追究它，也找不到源头。”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关乎国家的精粹：唐虞三代时风气纯厚，所以国祚长久；秦代时风气鄙陋，所以国祚短促；东汉时风气衰败，所以国家难以振兴；魏晋时风气废弛，所以国家迅速灭亡。风气流行在哪里，国家就会随着它变成什么样，这非常可怕。古代圣人一定能够默默观察天下风气，见到它萌发便知道它将如何形成，在它细微时就整治，不等到它定型。因此，他们堵住风气可能转变的开端，引导它走向应当归宿的道路，使天下受这种风气陶冶的人，除非是极端愚昧，都能成就才干并发挥作用。什么叫引导？引导在于君主所喜好什么。君主的喜好在于专一。君主所喜好的一项事业专一而不分散，天下谁不反过来探察他的喜好，争着朝那个方向努力？专门迎合君主的这一独特喜好，不再做其他事情，使天下都朝此趋进，那么即使前面的人捐出肝脑、赴汤蹈火尚未结束，后面的人也会接踵而来。东汉风气衰败，本来也是有人引导造成的。仁祖在位时，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砺，以通晓经学、学习古人为高尚，以救济时弊、推行正道为贤能，以冒犯皇帝威严而敢于进谏为忠诚。这种风气一经振兴、长期培育，到嘉祐末年，号称人才众多；其中将相、侍从、台谏之才，仍足以供子孙数代任用，而且没有显出将要耗尽的迹象。为什么？因为仁祖所专一喜好的正是这些。” 圣天子即位之初，不能说没有仁祖所喜好的这些方面；然而喜好分散而不专一，时间并不长，到了现在，天下的风气已经改变了。风气改变而变得凛然振作，那还算幸运；但臣没有看到它变得凛然振作。它改变而不回转，变得低声下气、沉默不语、顺从软弱。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天下有紧急危难时，不知道还有谁愿意为国而死呢？臣对此极为恐惧。” 《论人才》下篇说：臣听说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说如今天下缺乏人才。天下真的缺乏人才吗？人才是上天所生的。古代人才多而今天人才少，难道是上天厚待古代而薄待今天吗？如果没有后稷，庄稼就不能每年都有粮食；如果土地不是渭川那样的地方，就不会到处有竹子。上天生育万物，今天仍和古代一样，难道唯独不生人才吗？臣曾听说：天下人才的产生在于天，人才的成就在于天子；天生人才，君主可以成就他，也可以毁坏他。人才生于天而毁于君主，却说天下缺乏人才，可以吗？天下人才，没有比成就他们更难的，也没有比毁坏他们更容易的。士人从年轻到壮年，再到老年，父兄的教诲、君主和老师的培养，不知经过了多少日子；博览古今以充实智慧，考察世务以发挥能力，不知经历了多少事情；有的人过去犯错，今天用功绩来弥补，有的人在某方面短处明显，另一个方面的长处却能补救；经历险易，跋涉风霜，不知经过了多少变化。经过长久岁月，经历许多事务，应对变化日益娴熟，却仍有人才不能成就。幸而成才之后，上面的人应当怎样爱护珍惜呢？所以说，人才没有比成就更难的。人的真实情感，若不是前面没有千年可借鉴的先例、后面没有万人可畏惧的压力，又有谁不愿避开灾祸而趋向福祉，像比干、伯夷那样独立自信呢？” 天下人这样成就为人才之后，上面的人还要日夜磨砺他，仍担心他昏昧；日夜鞭策他，仍担心他停息；可是上面的人却不使他免于灾祸，那么人才就会成为国家所获得、本人所遭害的东西。谁还不会心寒解体呢？所以说，人才没有比毁坏更容易的。善于用人的人，不仅能成就天下人才，也能把已经被毁坏的人转变为有用之才；不善于用人的人，不仅不能促成他们成才，也不能扶助已经受损的人才。今天毁掉一个，明天毁掉两个，天下人才逐渐消散、委顿、腐败，等到缓急之时，竟没有一个人可供任用。没有一个人可供任用，难道果真是没有人才吗？假使善于用人的人出来承接这些人才，加以洗涤、磨砺、修整并任用，那么旧的可以变新，怯懦的可以奋发，散失的也可以重新聚集。天下的大功，不用一天就可以成就。后世看见汉高帝、唐太宗招揽天下英雄而把他们全部用起来，便以为后世再没有这样的人才了，却不知道汉高帝所用的，正是秦朝所抛弃的；唐太宗所得的，正是隋朝所遗弃的。为什么前代没有而后来有了呢？因为毁坏已成之才还是成就已坏之才，只在于上面的人如何作为罢了。今天天下没有人才，难道真的没有吗？还是上面成就人才的太少，而毁坏人才的太多呢？”

译本朝的人才，第一次在庆历年间成就，第二次在元祐年间成就，开始在绍圣年间遭到毁坏，到崇宁、观年间受到大破坏。当人才成就时，后世数代都享受到他们的作用；等到人才遭毁坏，直到今天还承受着它的祸患。光尧兴起后，褒扬表彰元祐的名臣，又依次起用、晋升他们的子孙；把崇宁、观年间的奸党全部斥退，又进一步废黜他们的后裔，使天下明白知道，忠义、有才有德的人即使暂时受到压抑，最终也会更加光显；奸佞、误国的人最终逃不过惩罚。经过振兴和培育十多年，人才的盛况，几乎又有庆历、元祐年间的风气。虽然中途又遇到权臣，排斥异己，长期兴起告讦，用罗织罪名的办法严厉打击天下忠臣义士，但士大夫的器识资质已经形成，最终没有被改变。譬如玉已经雕琢完成，就不再是璞玉；金已经冶炼完成，就不再是矿石。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把各位老臣全部起用安置在朝廷，天下相互庆贺，仿佛看见汉代官员的威仪。陛下也知道这种局面从哪里来吗？是光尧成就了他们，陛下任用了他们。当时，山林中枯槁失意的士人，哪怕只有丝毫才能的人，也纷纷前来、接连而起，人人都有自我奋发、自得其志的意愿。如今时间还不久，却突然分散，一下子空了。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从前所进用的人，今天却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君王已经没有亲近的臣子了。”李固说：“一天早朝，发现没有一个年高有学识的儒者可以顾问，实在令人叹息。”今天的事情，莫非也类似这样吗？陛下也曾经察看过吗？察看过了，也曾经忧虑过吗？况且陛下对于天下人才，既可能亲自任用，也可能亲自毁坏，天下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想来是不是左右近臣中有进谗言的人呢？进谗的人难道会说“我是谗人”吗？他们只会说“我是忠臣”。他们驱逐君子，难道会一下子把人赶走吗？往往是逐渐进行的。自以为忠诚，逐渐排斥他人，君主若不察觉，进谗者就会昌盛。如今小人与君子相处时，表面上并不显得不同；他们要以与君主相同来迎合君主，也一定以与同僚相同来欺骗同僚。退下时便与同僚相同，进见君主时却不与同僚相同，而与君主相同。小人退下时若不与君子相同，他的谄媚就不隐密；进见君主时若不与君子有所区别，他的谄媚就不显著。因此起初是出卖君子，最终是陷害君子。公孙弘背弃汲黯，就是这种情况。小人陷害君子，不会说“这个人可以驱逐”，一定先暗中为驱逐铺路，表面上还装作与他关系深厚；这样既可以使君主放下疑虑，也可以使被害者放松警惕。君主放下疑虑便不会怀疑，被害者放松警惕便不会戒备。” 正因为君主不怀疑、被害者不戒备，所以一旦把他驱逐，就没有人察觉。武后向高宗进言，请求赏赐来济，就是这种情况。谗言一定要有名目；谗言如果得不到召用，说谗言的人就会惭愧，听谗言的君主也不会坚定相信。古代进谗的人，一定有办法使自己的话说得不惭愧、使君主更加相信，大概会说：“这件事对我并没有好处，却对国家不利。”君主怎么能不惊惧震动、果断听从呢？姚崇假称脚疾来诬陷张说，就是这样。唉！进谗者的千般机巧、百种陷阱竟如此之多，君子一举动就会触及，一行动就会落入其中。做君主的，为什么能够安然不察，察觉了又为什么不忧虑呢？这就是臣流泪而深切陈说的原因，希望陛下幸而察知。臣听说任用人才有道：什么都舍不得放弃，人才就会由此日益丰富；有些人才不值得珍惜，人才就会由此毁坏。如今把天下老成之才看作不值得珍惜，毁坏并抛弃他们，臣担心人才中不被毁坏的将很少了。等到有事发生而无人可用时，又说天下没有人才。屈原说：“舍弃麒麟而不乘，却惶惶然另行寻找。”这就是臣叹息的原因。” 万里又上奏说：“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正因为他有非常疑虑的地方，所以也有不疑虑的地方。天下有几路，一路有几个州，一个州有几个县，而圣人以一人之身居其上，让百官分治其下。天下所谓的守令，难道都能像郡守黄霸、龚遂和县令卓茂、鲁恭那样吗？圣人难道可以就此认为所有官吏都能爱护自己的百姓，所有百姓都没有疾苦愁叹吗？想要不怀疑也做不到。圣人也有他不疑虑的地方。因为人不能全部相信，也不能全部不相信。全部相信，就会使天下奸邪有所掩蔽；全部不信，就会使天下人都没有可以托付的对象。圣人选择天下中可以托付的人，借此察知天下有所掩蔽之处。因此深居九重之内，却能看见四海之外百姓的富足或困苦；优游于岩廊之间，却能听到大山深谷之中百姓的歌唱欢笑。唐虞时代的州牧、西汉的部刺史、唐代的十道使，以及今天提点、转运、刺举等监司，都是天子托付而不疑的人。然而如今的监司如果一概不加疑察，岂不是太不疑察了吗？”臣听先儒苏轼说：“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奸，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一只不吠叫的狗。” 不捕鼠、不吠叫的猫狗，不过是没有功劳罢了，还没有造成大害，但已经在不应当豢养之列。现在却不是这样，猫和老鼠同窝吃奶，狗甚至向盗贼摇尾巴。希望它们仅仅做到不捕鼠、不吠叫，也是不可得的。”朝廷也曾经对此留意吗？监司对于州县，有些事不敢过问，有些事没有时间过问，有些事则不再过问。某郡的守曾任侍从，监司就希望他再次做侍从而有所求取；某郡的守曾任台谏，监司就害怕他再次任台谏而加以弹劾。至于县令与朝中某官有姻亲或旧交关系的，也都不敢过问。百姓控诉某郡守，监司就把被控告的人拘来，把诉状封好送给某郡守；百姓控诉某县令，就把诉状下发给某县令。这等于替守令报仇。守令于是乘机发泄私愤，后来有冤屈的人，谁还敢亲自申诉呢？这叫作不敢过问。朝廷过去曾免除和籴，而江西各州却有借秋租之名，每斛征收十分之二作为和籴的；朝廷已经停止用兵两年，而江西各县在此前仍有催征马匹、车辆急如星火的。大旱时颗粒无收却不稍微减免，饥民流离迁徙却不知抚恤，监司看待这些事也像秦、越两地相隔一样漠然。这叫作无暇过问。郡县的胥吏依仗守令的宠信来暴虐百姓，百姓控诉他们，仿佛要拔山一样艰难。”

译监司既然包庇守令，也就连胥吏一起包庇，这叫作不再过问。朝廷把监司当作可以信任的人，哪里知道他们未必可信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使百姓有愤怒却无处发泄；否则他们的愤怒就会找到承受者。愤怒无法发泄，是因为没有爆发的机会；一旦爆发，就必定发展成大乱而不可遏止。君相对于监司，为什么不也像唐代开元年间那样精心选择采访使，又专门责成台谏加以督责呢？每年选取其中功罪最突出的人，明确公布以示天下，并且破格升降一两个人，用来警醒怯懦者。台谏督责急切，监司就会警惕；监司警惕，州县就会整肃。这样或许能使百姓的愤怒得到一些疏泄，不至于有一天像洪河决口、蚁穴溃堤那样酿成大祸。万里请求留用张栻、贬黜韩玉，上书说：“臣听说君主没有别的职事，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就是君主的职事。从前舜的功劳也很多，但《尚书》单独把举用十六位贤臣、除去四凶，作为舜的最大功劳。鲁平公并非不贤，但后世却把他听信臧仓、怀疑孟子看作平公的遗憾。君主的职事，难道还有比进退贤能与否更重要的吗？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把治理功业不能振兴视为最大的忧患，把国势不能强盛视为最大的耻辱。近年来，陛下选择设置宰相，更换百官，凡是肩负天下声望、被称为士林俊秀的人，陛下早晨取用一个，晚上取用一个，把他们罗致到朝廷之上；山林中的士人，几乎没有遗漏。庆历、元祐年间的盛况，大概也不过如此。《诗经》说：‘没有谁不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臣仔细观察近来的一两件事，私下担忧陛下会改变当初的做法。臣私下看到左司郎中张栻，具有文武才干，具备经世济民的学问；他的父亲张浚教导培养他三十年，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供陛下任用。陛下了解他也有十年了，陛下考验任用他也已经多次，派他担任繁重的使职；把他置于都司，又让他进入讲筵，陛下也已经逐渐重用他了。” 天下人正拭目以待，他们所要看的并不只是朝廷，而是看张栻。天下人担心他积累一生的学问会辜负所学，也辜负圣主的知遇；又担心他辜负圣主的知遇，而张栻自从入朝以来，却一直奋发自强。他在都司任职时，有所不知的，知道后没有不去做的；他在讲筵任职时，有所不说的，说出来没有不竭尽的。天下人并不把这看作张栻的贤能，而认为这是陛下的圣明。自身贤能并不算最重要，能够任用贤能才是明智；能够进言并不难，能够听取进言才是圣明。比如前些日子枢密院大臣张说被任命时，朝廷群臣没有一个敢于进言，只有张栻进言。人人都认为已经决定的命令很难挽回，但陛下立即为此改了任命。当时陛下脸上的喜色和圣旨中对他的褒奖，连路人都能谈论，认为尧、舜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成汤能够知错就改而毫不吝惜，陛下兼有这两种美德。然而一夜之间忽然下令把他驱逐到远郡，民间议论纷纷，都以为朝廷驱逐张栻，是为了替张说报仇。臣认为并不是这样。陛下如果厌恶这个人，就一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既然听取了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厌恶这个人。然而天下人很难家喻户晓地明白陛下的本意，这件事未必出于陛下，而这项诽谤却独独归到陛下身上。这就是臣不能抑制愤懑、替陛下进一言的原因。至于韩玉这样的小人，士人议论纷纷，都说他有狼子野心，善于虚妄欺骗，阴险狠毒；陛下正以严厉的意志图谋恢复，却推崇豁达的气度，任用人时看他的功劳和过失，毫不怀疑，也不三心二意，所以像韩玉这样的人也偶然得以在陛下面前供使令。然而韩玉是小人，不知道圣恩深厚，暗中怀有两面三刀的心思。他大奸大恶的情状，台臣已经说过了。臣只是在士大夫之间听说，韩玉曾写信给熟人说：“不能抑制对秋风中鲈鱼的思念。”有见识的人听到这话，没有不寒心的。从前陈平背离楚国归顺汉朝，最终被汉朝任用；侯景背离魏国归顺梁朝，最终却没有给梁朝带来福祉。如今对待韩玉，只希望他有陈平那样的才用，却不察觉他有侯景那样的奸诈，难道不危险吗？况且台谏官是古代的法官，是天子的耳目、朝廷的纲纪。宰臣听说台谏官有话要说，就狼狈地出走；府中大将听说台谏官有话要说，就奔走着放下兵器。他们并不是害怕台谏官，而是害怕国法。如今台臣弹劾韩玉的奏言，已经有七八次了，而韩玉仍然顽固地坐在官署中，毫不在意，这是没有国法。法律存在，国家就安定；法律废弃，国家就危险。将来万一有奸雄出现，还有谁肯替陛下进言呢？即使有人进言，又有谁会害怕呢？议论者都说：“陛下驱逐一个君子竟然如此容易，而罢免一个小人却如此困难。陛下怎么会得到这样的声誉呢？”这就是臣不能抑制愤懑、替陛下进一言的原因。大体说来，小人的话不可听信。救助君子，小人一定说是在结党；排斥小人，小人一定说是在揭短攻击。臣听说从前孔戣要离职时，韩愈上书挽留他，唐帝并没有认为韩愈是在结党。张汤奸邪，李息因为害怕祸患而不敢进言，汲黯却对此深加责备。臣虽然没有汲黯那样的见识和责备之辞，也不敢不揭发韩玉的奸邪。臣知道陛下不会像唐帝那样怪罪进谏之臣，也不敢不挽留张栻离去。刘向说：“任用贤能，应当像转动石头一样容易；除去奸佞，应当像拔山一样迅速。”这正是汉成帝所做的事。陛下圣明，一定不会这样做，只是担心进言的人所说利害不明，进谏的人忠诚不够恳切，不能感动圣心罢了。臣愿陛下痛快地改变命令，挽留应当挽留的人，驱逐应当驱逐的人。朝廷权势的轻重，就在这一举之间。臣谨献微薄的忠心，实在承受不起万死之罪。

译万里又上奏请求挽留刘光祖，说：“臣昨天奉命复核殿试进士的试卷，闭门住宿半个月，不知道近来的事情。到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唱名时，蒙受恩典，获准回到私室稍作休息。忽然听说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被任命为太府少卿，又听说光祖将要出国门，上章请求任祠禄官。奉到圣旨，不准所请。由此可以看出光祖没有辜负陛下的知遇，也可以看出陛下眷顾挽留光祖的殷切。臣先前任筠州知州时，恭逢陛下登上九五之位的初期，日夜翘首踮足，仰望陛下革新的政治，责己爱民，尊重贤能，采纳谏言，勤于学习，远离声色，斥退亲近的奸佞，远远超过汉宣帝、唐太宗了。只是有一两个掌执法权、负责进谏的臣子，辜负陛下器重任用他们的本意，往往借弹劾攻击的权力来满足报私怨的心意，粉饰奸邪之说，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正直士人，见识明白的人都为之叹息，四方将会怎样看待朝廷？臣当时蒙陛下征召，按臣子的大义，难道应当等候车驾而后离开吗？仕途险恶，又想从悬崖边回头，辞职却没有得到许可，进退两难，忧虑积聚在心中，头发胡须全都白了。后来蒙赐召对，又被置于朝廷行列，只能勉强就职，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补报。近来陛下赫然震怒，斥退一两个台谏官，亲自提拔光祖为副端，而光祖忠气奋发，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竭尽的。” 陛下虚心嘉纳，进言无不听取，听取后无不施行，朝廷群臣互相庆贺，认为公道已经昭然彰明，太平事业正在成就。可是如今，关于光祖调任的外间议论纷纷，有人说光祖因进言触犯天威，有人说他弹劾权幸的任命却没有得到施行。臣认为圣明在上，必定没有这些事。等到看见陛下不准光祖请求任祠禄官，更加知道圣主值得依靠，而外间的议论并非事实。从前何武离职，鲍宣上书挽留，何武又被召回；孔戣离职，韩愈上书挽留，唐帝却没有听从。臣与光祖原本一天也没有交往，如今偶然同在朝廷，私下仰慕这两位臣子为国家挽留贤能的道义。愿陛下不要留下像唐帝那样失去贤能的悔恨。倘若圣意突然改变，立即采纳光祖的进言，恢复他的言职，固然足以大大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如果还不能这样，也应当大体施行他的主张，使近幸之臣不至于轻视陛下的耳目之官，使朝廷更加尊严，而光祖也可以借此得以留任，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谨冒死将这些意见奏闻。” 著作郎兼国史编修官员兴宗议论冗员，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圣人知道百姓不可能由自己独自治理，所以根据百姓的需要设置官职；知道官吏不能任意泛滥任命，所以按照官职的数量设置官吏。这样使天下官吏都称职，百姓安于官吏的治理，任用一个人就能使百人受到劝勉，提拔一个官吏就能使百事得到治理。事务职责非常简明，冗员就不可能多；选择官吏极其精审，士人就不可能滥进。一个官吏离任，就补一个官吏，以才能事业相互比较，以职位大小相互勉励。外郡官职有空缺，就从士民中选取；省部官职有空缺，就从外郡中选取。至于禁从以上的官职，则按次第选任安置，才能越高，任用就越远大。职业一经确定，就没有泛滥的忧患。三代、汉朝以及唐朝初年之所以历世享有治理成效，官吏安守本分，就是这个缘故。到了隋、唐末年，风俗逐渐流变，防止无耻和败坏的制度毁坏，天下官吏纷纷杂沓，上面设置官职不停，下面求取仕进也不停。凡是有司选部所聚集的人，像聚集鹅雁一样，拥挤满前；按照资序授官，有司不敢在其中插手，即使想考察他们贤能与否，恐怕贤否也不容易考察。臣看唐朝末年这种弊病尤其严重，百官泛滥，有试衔，有设官，有兼任，有守任，有判事，有知事，彼此连接而轻重不一，仕进制度竟然如此不整齐。” 入仕的途径有进士科、制科、辟召，又有杂科、流外以及自荐、鬻爵等名目，纵横交错，入仕资格竟然如此不清。即使让左稷、右契这样的贤能之人来掌管铨选、主持考课，想在一旦之间除去官职冗滥的弊病，臣私下看也觉得难以做到，更何况拘泥而不改变的隋、唐呢？臣恭敬地想，国家世代承载德业，太祖、太宗整顿天下，真宗、仁宗依法效法，历朝都只把贤能俊杰当作急务，不把授官当作私事。太平兴国初年，朝官班簿才二百人；到咸平初年也只有四百人；天圣元年逐渐增加到一千人。以四海之大，设置一千名官员，当时还认为冗滥，所以先儒李淑说：‘明道以前，选取士人，一年进入京官行列的不过几人。’祖宗想革除冗滥，细致周密到了这种程度，确实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明察群臣，严格约束百官，一有驾驭迟缓、任职不称的官吏，就把他们投置闲散之地；这是圣意要除去千年来的迷惑，大力驱除官吏中的弊害。然而铨司和各路，每有一个官职空缺，仍有不少于几个人争夺；大体上说，仕进流品仍然冗滥。人人都看见任子制度泛滥，人人都以进士科取人过多为忧患，人人都担心特恩太广；心里都知道这些，却不能说出口，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一开口，怨恨自己的人就会很多。然而臣子的道义在于能够有利于国家，就不顾怨言。先儒范仲淹曾向仁宗皇帝上疏说：‘车马冠盖堵塞道路，簪绂充满门庭，说这是恩荫延及子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愿与大臣特别重新议定这件事。’范仲淹认为任子制度如果不稍加裁减节制，官吏的来源最终就不能清理。臣愿朝廷大略依照范仲淹节制任子的主张，稍微削减任子制度，可以吗？这项主张施行，第一种冗滥就除去了。先儒李淑曾向仁宗皇帝上疏说：‘取士既然太广，求学就更加疏懒。愿打开封存的名册查阅姓名，同时采纳声誉与实际，按照今年吏部空缺官职的数目，作为明年进士达到等第的标准。’这就是说进士取用如果达到泛滥，真正有才干的人就不容易得到。臣愿朝廷大略采用李淑考察声实的主张，可以吗？这项主张施行，第二种冗滥就除去了。先儒苏轼曾对哲宗皇帝说：‘吏部以有限的官职，难以容纳无穷的官吏。将来的特奏名，只请求酌量收取，其余不计入选限。’这样，特恩积累的弊病不除，侥幸求进的人就可能没有受到惩治。臣愿朝廷大略实行苏轼酌量收取的主张。苏轼的主张施行，第三种冗滥就除去了。以上三种冗滥，都是吏治道路上的大冗滥。

译如今朝廷既然已经逐渐革除这些弊病，官吏也会逐渐减少。官吏减少，就可以进一步减少俸禄；俸禄减少，又可以进一步减少费用。这样，四海之内的郡县，凡列入仕籍的官员，就会逐渐不再纷杂，也不会逃出陛下随意指挥任用的范围。从前唐太宗确定天下官员为七百人，说：‘我用这些官员来对待天下贤士，足够了。’唐太宗是聪明明察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陛下天赋圣明智慧，超过唐太宗万万倍呢？愿陛下再加以选择，这是天下最大的幸事。陛下近来已经诏令有司加意办理铨选，向外约束官吏奸弊，例如铨曹门下隐匿空缺次序、援引条例而制造异同、搜罗小节以为依据等弊病，已经逐渐削减。如果再稍微清理入仕的门径，达到这样的至治，确实指日可待。兴宗又议论守令，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天下的权势分寄于列侯；如今天下的权势分寄于各郡。古代由一位诸侯守一国，如今由一名官吏守一郡。他们所施行的赏罚、政事、教化以及各项措施，都足以关系一方的利害。外邑就是古代的附庸，县令就是古代的子男。大小相互贯通，职责任重而不浅，守令怎么可以忽视呢？两汉的治理，只把这件事当作最急迫的事务。’ 有能干的官吏，近处的就在近处选取，远处的就在远处选取。才能和事业都具备，名声与实际相称。当时百官中有能干的，才任刺史；刺史中有能干的，才任郡守；公卿，又从有才能的郡守中选拔。因此郡守的任用并不轻率，达到如此程度。至于县令的升进，其制度是：孝顺、廉洁的人，由各郡举荐；有才、有贤能的人，由五府辟召。任职长久以后才升进，经过考验以后才任用。起初任用就让他做长官，逐渐任用就让他做县令。所以当地士民已经信服他，也受到他的教化。这就是说，两汉县令职位的重要性，也如同太守职位的重要性。臣曾反复查看两汉的典册，没有看见他们轻易看待这一职位。唉！自唐朝中叶以后，太守的职位逐渐被轻视，普通百姓也逐渐受到其害。进士大多凭不切实的文章考中科举，十几年之后就得到官职；任子大多凭着骑肥马、穿轻裘的余裕游走求官，十几年之后也得到官职；将吏大多凭泛泛奔走的劳苦，十几年后请求试任边郡，又得到官职。取得他们的实际条件既不同于古代，进用他们的途径又多于古代，所以才会像这样没有区别。” 即使如此，几百年之后，一旦遇到圣明的制度，这种弊病也可以洗除。恭敬地想，陛下思虑深远，听取阅览明察而周备，天下的官吏都没有不在您的关注之中，更何况守令是最接近百姓的人呢？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近来凡是守臣经过朝廷，陛下一定观察他的辩才智慧来验证他的才能，询问政事来核实他的实际，退朝后又访问考察来了解他的操行。陛下如此郑重地关注州牧郡守，正是三代任命诸侯的本意，两汉也不足以在陛下面前相提并论。然而臣私下观察如今州县的守令，还没有完全仰体陛下的德意来激励自己、修饰政绩，这正是各路铨选资格制度的弊病。铨司和各路大都拘泥于固定制度，凡知县任满两任，按例升为通判；通判任满两任，按例升为知州。官吏只凭资序授予官职，就像接受雇佣的人按日计酬一样；一旦不按此办理，就担心他们怨恨议论。因此昏庸懦弱、不称职的人积累资历苟且度日，最终就可以因循升任州郡。像这样的情况，前后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凭着没有才能而仓促取得州郡，治理郡务也必然仓促；凭着苟且而取得县道，治理县务也必然苟且。臣看近年来治理郡务的官吏，间或不得其人，有的把辖境百姓当作奴仆役使，有的贪图迎送来抬高自己，有的放纵宴饮游玩来使自己舒适，有的把发布文书当作徒具形式，有的把苛刻征敛当作善政。县令的弊病与此相同。年轻的只想苟且免事、赶快离任，年老的则想收受贿赂、拖延行事。一县之中，文书有不精审的，吏胥有不畏惧的，徭役有不均平的，鳏寡有不受恤的，这本来就是先儒所忧虑的事。仰仗陛下深入察看这些弊病。近来圣旨规定各路守臣体察访问辖区内的知县，如果有衰病、年老或患疾的人，就上报朝廷请求指挥，改任岳庙官；如果有贪赃暴虐的人，也奏报朝廷请示，应当议论罢免黜退。圣明的谋划如此广大，县令祸害百姓的政事，从此大概可以稍有革除吧？然而臣仍然担心州郡的大吏中，还有傲慢而不遵守法令的人。希望朝廷更加精审地考核：开始时严格选择，中间督促考课，最后奖励实际功绩，那么郡县大概就可以完全治理了。各郡通判一旦没有才能，不敢自行专断，郡守还可以制约他；郡守没有才能，又加以自行专断，通判就无可奈何了。臣愚昧地伏望各州通判升任知州，除非有卓然显著的功绩，例如曾经辅佐某州明确办理某事，曾经辅佐某官革除某项弊病；即使资序合乎进入郡守之列，如果没有这些功劳，又没有平日的操行义行，也不应轻易把郡国的符印交给他。这就是臣所说的开始时严格选择。监司既然把举荐和弹劾守令作为职责，如果守令有非同寻常的功绩或无法掩盖的罪过，监司能够举荐或弹劾，就应当与守令同享奖赏；不举荐、不弹劾，就应当与守令同受罪责。请求朝廷常令监司考核守令，又令御史考核监司，所费力气小而见效很多，总体核实名声与实际，就在陛下举手投足之间，绝无困难。这就是臣所说的中间督促考课。从前张九龄常说，郡守中有才能的应当提拔为列卿，县令中有才能的应当提拔为台郎。陛下近来已经召用提拔能干的官吏，圣意广大深远，远远超过古人。臣愿进一步充实并施行这一做法。臣又看见四川等地，其中有繁忙难治的县道最难治理的，不下几十处，多年空缺官员，并不是故意空缺，而是官吏不敢去任。伏望朝廷令四川列明繁难县道共有多少县，空缺了几年；凡有能干官吏愿意调任者，任满一任没有过失，请特许提升一资。这样，繁忙难治的县邑，有才能的人一定不会推辞，没有才能的人一定不会前往，终年空缺官员、荒废政事的弊病就会消除。这就是臣所说的最后奖励实际功绩。守令不称职，扩大陛下日月般的明察，使它赫然照临其上，又通过这三方面在下属中实行奖惩，臣将看见郡县都得到治理。” 臣所说的虽然好像是寻常之论，但仔细考虑治理的根本，确实不过如此。陛下也一定乐于听取这些意见。圣人常有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心，一天也没有不把百姓放在心上的时候。

译右谏议大夫黄洽说：“宰相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关键在于为国家得到人才。君主任命宰相，既然任用他就不要怀疑。宰相地位尊重，朝廷就尊严；朝廷尊严，国家社稷就安定。宰相选拔人才、任用官职，应当完全出于公心。君子得到进用，各项职务就能举措得当；各项职务举措得当，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皇上多次点头称许，于是说：“卿如同优良的金玉，浑厚而没有瑕疵，上天大概是要让卿做我的辅弼吧？” 陈傅良因上书议论政事而离职，彭龟年、黄度、杨方也相继离去。工部郎李大性上抗疏说：“朝廷政治清明，却让进言的人无缘无故离去，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这几个人的内心，都本来是出于爱戴君主；既然知道他们爱戴君主，却任凭他们离去而不加顾念，恐怕正直端方之士离去的还不止这些。孟子说：‘不信任仁德贤能之人，国家就会空虚。’这正是我为此寒心的原因。” 【“▯县”疑为地名，原文有字形疑误】县尉谢深甫说：如今才德内空而外表浮夸的人很多，荒诞妄为、矫饰攻讦、沽名激进的人很多；【“▯鬻”原文疑误】那些以激昂自居、急于揭露事情的人，有时又近于好自夸耀；刚强耿介的人果断自立，但有时又近于过分尖锐；清静退让、简约沉默的人，很少有与人相合之处，有时又近于故意标新立异。因此，他们的意见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回应，就已经发生龃龉；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办成，就已经受到挫折压制。于是，追逐时势、趋附利益的人专门经营自身利益，习惯于圆滑柔顺，畏缩躲避而束手无策，因循苟且，年年考核、岁岁升迁，竟也达到通显的地位。一旦遇到缓急事务，却没有人能够依靠。臣希望在任用使令之时，一定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德。既然了解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就应当加以涵养，以蓄积他们的才干；振作激励他们，以磨砺他们的气节；栽培扶植、封护滋养，不要使他们受到沮丧损伤。皇上嘉许并采纳了这番意见。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吕祖谦修撰《徽宗实录》，书成后升进官秩。面对皇帝进言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和体制，是上下内外各守本分、互不侵夺职权，然后才能安定。从前，陛下因为大臣不能胜任，就兼行他们所负责的事务；大臣也都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代行有司的职责。对外直到监司、守令的职任，大都被他们的上级侵夺，因而不能号令下属。所以豪强狡猾之徒轻慢官府，郡县忽视省部，属官凌辱长官，卑贱之人轻视执掌大权的大臣。平时还看不出其中的祸患，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谁能为陛下指挥调度，使事情得到伸缩处理呢？如果说臣下的权力和职任太重，担心他们不能不徇私，那么有给事中、舍人负责出纳诏令，有台谏官负责纠正补救，有侍从官负责询问访察。倘若能得到端正方直而不偏倚的人分别任用，自然没有专擅放纵的忧虑。何必使至尊之人屈身代替他们操劳呢？人的关节、脉络，稍有堵塞，时间一久就会生病。陛下对于左右近臣，虽然不必费力控制，但如果因轻忽而不加思虑，那么他们的声势就会逐渐增长，趋附的人会逐渐增多，过失罪咎会逐渐积累。对内，他们害怕被陛下责罚，就更加想方设法堵塞蒙蔽；对外，他们害怕受到公众舆论的憎恶，就更加肆意诋毁非难。希望陛下虚心寻求天下贤士，掌握要领来总揽万事的关键；不要因为任用人才偶有失误，就认为人多有可疑之处；不要因为自以为聪明过人，就认为自己的智慧足以遍察一切；不要过于详察小事而忘记长远大计；不要忽略眼前而忘记堵塞蒙蔽的苗头。” 秘书丞陈居仁入朝应对，论述文臣、武臣并用以求长治久安的办法。陛下奖拔武臣，深得保持公平、纠正偏差的道理；然而未必能得到有智谋、勇略的人，或者【原文至此未完】【承上文】多是善于逢迎、轻浮急躁之徒，这样就会再次出现偏重一方的祸患。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番意见。太常博士黄黼轮流应对时说：“周代让辅佐襄助的大臣出任方伯；汉代从牧守中选拔最优秀者，提升任用为公卿；唐代没有历任边疆职务的，不授予宰相之职。本朝没有担任过三司等属官的，不授予清望官职。仁宗时，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曾经略西部事务，长期任职边疆，才开始授任执政。边疆奏报再次告急，范仲淹甚至两次请求前往。贝州发生变乱时，文彦博亲自讨伐贼寇。应当请求从当时有声望的近臣中选拔才干谋略、思虑深远、能够担当重任并成就远大事业的人，有的授任上流地区，有的委任一方，使他们熟悉边防的利弊和地形的险要，内外军民也都信服他们的恩德和信用，熟悉他们的威望声名。天下太平无事，就选取政绩声誉显著的人，不拘常格地授予官职，以尊崇朝廷；边疆发生警报，就把重大任务交给他们，使其统制一方，出则为将、入则为相，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皇上嘉奖他说：“像你所说的，可以说完全掌握了任用人才的道理。” 严州教授袁枢曾经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曾经阅读《资治通鉴》，并多次作训词。陛下看到诸葛亮论述两汉兴衰的原因，其中有不可不除去小人的告诫。皇上的话意义多么伟大，足以垂示万世、作为法则。于是臣逐一陈述往事：从汉武帝以后直到唐文宗，都因偏听奸邪谄佞之人而导致祸乱。并且说：‘本来就有奸诈虚伪却像诚实的人，也有奸邪谄佞却像忠诚耿直的人。’如果陛下每天都在帷幄之中与这些人谋划政事，并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臣恐怕他们一定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皇上回头对他说：“朕不至于同这类人在帷幄之中谋划政事。”中枢谢答说：“陛下能说到这个地步，是天下的福气。” 陆游论述选拔任用西北士大夫的劄子说：“臣恭敬地听说，天圣以前，选拔任用人才多取自北方，寇准尤其竭力坚持这一点，所以南方士大夫受到压抑的很多。仁宗皇帝明察地知道其中的弊端，公开听取、全面观察，兼收并蓄、广泛采纳，不分南北。于是范仲淹从吴地出身，欧阳修从楚地出身，蔡襄从闽地出身，杜衍从会稽出身，余靖从岭南出身，都成为一时名臣，被称为圣宋得人最盛。到了绍圣、崇宁年间，任用南方人更多，北方士大夫又有沉沦受压抑的感叹。陈瓘独自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直言在朝廷上说：‘重视南方而轻视北方，分裂的祸根就开始萌生了。’唉！陈瓘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话。臣恭敬地看到，如今天下虽然中原尚未收复，但是过去衣冠之族南渡的，也已经很多了。其中难道没有怀有才术、蕴藏器识的人吗？然而在官员班列之间，北方人却很少，这实在不是向天下显示广泛任用人才之道的做法。希望圣上慈悲，下令大臣、近臣分别举荐赵、魏、齐、鲁、秦、晋等地遗留下来的才俊，逐步加以试用；防备其中尤其突出者并任用他们。这样，上可以遵循仁祖任用人才的法则，下可以慰藉遗民思念旧朝的心，这对于国家一定会有所依赖。”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审察。

译陆游又论述振作士气的劄子说：“臣恭敬地读到御制《苏轼赞》，其中说：‘手能拔取云汉，能够触及造化的机要；气概高过天下，才足以做到这些。’唉！陛下的话，足以与《典谟》相媲美。苏轼去世将近九十年，学士大夫只知道尊敬诵读他的文章，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文章妙处在于气概高过天下。如今陛下独自表彰并揭示这一点，哪里只是使苏轼虽死近九十年而仍不朽呢？这留给后学者的教益，难道不是十分深厚吗？然而臣私下认为，天下万事都应当以气概为主，苏轼只是把它用在文章上罢了。赵普的气概压倒各国，所以能够成就统一天下的功业；寇准的气概吞并仇敌，所以能够成就击退敌人的功业；范仲淹的气概压服灵夏，所以向西征讨时元昊便归顺；狄青的气概震慑岭海，所以南征时智高被消灭。至于韩琦、富弼、文彦博的功勋，唐玠、包拯、孔道辅的风节，大体上也都是以气概为根本罢了。气概胜过事情，事情就能办成；气概胜过敌人，敌人就会降服。勇士之间的争斗，富人之间的较量，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凭气概胜过对方罢了。今天下有才能的人很多，但臣仍有所忧虑，正是因为担当重任、行远道的气概还不能完全赶上古人。天下平安无事时，又哪里能依靠这一点呢？” 一旦发生非常事件，陛下选择群臣，让他们假节持钺、统领三军，拥持符节、向万里之外发布命令；即使得到贤厚笃实之士，如果平日没有培养气概，临事时仓皇惊惧、心意动摇、脸色改变，那么他们的举措难道不会误了陛下的大事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留心于此，振作他们、使他们奋起，不要让他们委靡；培养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不要让他们沮丧受挫。等到人才争相奋发，士气一天天加倍，那么无论缓急，唯听凭陛下任用他们罢了。况且吴、蜀、闽、楚的风俗，其浑厚刚劲质朴，本来已经比不上中原。如果再一天天走向拘束窘迫、怯弱浅薄的境地，臣实在担心国势会逐渐衰弱。”臣不胜私下忧虑，冒犯身份而献上这些话，恭敬地希望陛下裁断并宽赦。中书舍人张孝祥论述扩大任用人才途径的劄子说：臣听说，国家的强弱，不在于铠甲兵器，不在于钱粮财赋，唯独在于人才多少。项羽未尝不强，未尝不常常取胜，但汉高祖最终取得了天下。这是因为项氏部下所谓杰出的人才，往往不能被他容纳，反而被刘氏任用。项羽灭亡而刘氏兴起，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臣恭敬地想，陛下以世间少有的英武资质，处在艰难时局之中，独自运用神明般的决断，思图成就宏大的功业，勤勉不懈，至今已经两年了，但功业的成就仍然茫然没有端绪。这是因为所谓人才还太少，不足以供陛下任使。如今入仕做官的门路虽然广泛，但实际任用人才的途径却很狭窄。古代从盗贼中选取人才，从夷狄中选取人才，从仇敌中选取人才，从姻亲中选取人才，只要有才干，起初并不追问他的出身和来历。如今却不是这样，不是进士科出身，朝廷就不敢轻易授官任用。幸而任用了一个人，议论者必定说：‘这不是清流人物，这是某人的亲戚党羽，这是某人的儿子或孙子，这是过去曾经负罪犯法的人，这是行为放纵而不受约束的人。’任用武臣也是这样，吹毛求疵，极力排斥压制。像这样，却想尽力招致天下豪杰来成就非同寻常的事业，太难了。希望圣上慈悲，郑重诏告大臣，各自体察这一番意思，舍弃拘泥束缚，收罗意料之外的人才，广泛选取并详细考察，以备缓急之时任用。人才一多，让他们治理财赋，让他们治理军队，让他们向四方竭尽力量，陛下将无论到哪里都不会没有收获，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不成功了。臣不胜恳切之至。知宜黄州刘清之入朝应对，论述任用人才的四件事：第一，辨别贤能与否。他说，讲求道义的臣子，大的可以担当经国理政之任，小的可以作为仪表法式；追求功名的士人，大的可以让他处理政务，小的可以让他办成具体事务；至于专门谋求富贵利达的人，只能算下等。第二，端正名分与实际。如今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不明确，不是使官职空置，就是让其他部门侵夺逼迫其职权。希望下诏让史官考察设官的本来用意，分别指出各官应当主管什么事务，并由皇帝亲自制定防范规定，载入任命文书；依照开宝年间派遣各州通判的旧例，使人人都明白职责并据此实行赏罚。第三，使各类人才各尽其能。他说，军旅事务一定要用武臣，钱粮事务一定要用能干的吏员，并且一定要用忠诚守信、不欺罔的人统领他们，使这两类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第四，听任改换授官。他说，文武官员不可任用在违背其才能的职位上；但不应允许他们自行陈述请求改任，应当命令文武臣四品以上者，每年根据品行、才略以及文才武艺，互相举荐一人，足以充任左右选官的，除合乎应入资格外，再稍微给予优厚待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任用人才 宋光宗绍熙元年，湖南转运判官陈傅良推荐宋文仲等人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明诏，搜求罗致湖广地区遗留下来的才俊。臣私下见到通直郎、知潭州长沙县宋文仲，具有通晓事务的才干，并且出自谦逊平和的品性；怀有造福他人的志向，却安于清静退处。宋文仲虽然生长在南方，但他的家学却属于中原的文献传统。他先前任萍乡县丞，深受百姓称誉。当时臣代理知桂阳军，了解到他的为人，便前去访问他。宋文仲曾任柱阳录事参军，授给臣本军《防计录》一卷。臣依照此书施行，之所以能够免除积欠，停止宽斜科名【原文“斜科”疑为术语】，而没有得罪当地百姓，都是宋文仲的帮助。不久他主管使职，臣向他询问九郡的利弊疾苦，他没有不知道的。前些时候仓司籴买补充各郡的粮米，只有十万斛；如今漕司蠲免钱款也有数万缗，都是宋文仲首先提出的。臣认为，宋文仲虽然是衡阳人，实际上却是国家的人才。”奉议郎、知常州无锡县吴猎，学问建立在纯正笃实之上，器度见识以远大为期望。他所居之地，全郡人都尊奉他为师友；凡是同他交游的人，大多能够自我珍爱，而吴猎对于朋友，有善处便不住口地称赞，有过错便不遗余力地规劝挽救；朋友有急难，即使对自身不利，他也奔赴相助而毫不顾惜。” 先前在桂林幕府任职时，他参与平定李接之乱，却从未谈论自己的功劳。后来帅臣刘焞在舆论上受到不公正对待，吴猎出于义气不躲避获罪的风险，多次为他申诉冤屈。臣下能够这样做，必定不会辜负国家。臣镇守桂阳时，吴猎恰好任赡军酒官，辅助讲求救济荒年的政事，比救饥解渴还要急迫。桂阳旧例，遇到皇帝登极，要奉表进银三千两；正值救荒之际，力量实在办不到，臣担心无法塞责，吴猎实际教臣上奏请求减额，最终得到圣旨减去三分之一，使一方受到恩惠，吴猎也出了很大力。臣认为吴猎虽然是长沙人，也同样是国家的人才。文林郎、知潭州攸县蒋砺，平素秉持端正明亮的品德，以苟且简略为可耻。往年任江陵、如今任攸县，都有廉洁仁惠的声誉，两个县的说法相同。看他做官，如果对百姓不方便，即使是上官命令也不听；如果对百姓有利，即使普通百姓不能伸张，他也亲自承担责任。臣曾见他到朝廷所上的书，论述广右利害，提出四项救弊主张；以及他与提点刑狱司讨论经总制钱时，言辞恳切悲悯而可以施行。近臣所说的，远方因革之事可以准备供咨询访问，在静江，蒋砺就是这样的人。奉议郎、知全州清湘县杨炤，天资深沉审慎，又凭借通晓练达来成事；也曾辅佐桂林幕府，参与平定李接之乱，能够根据情况随机应变，被认为善于谋划，而他的操守品行又不可动摇。到如今任县令，更加显著地表现出吏治才能，郡中确实依赖他。臣得到他所写的《岭外盐法本末》一书，从开宝年间到淳熙年间，上下二百多年，事情写得灿然明白。他认为政和年间蔡京变法，实际上是祸根，由此逐渐导致两广连年盗贼增多，官船和客商贩运交相成为扰民之事。使东路获利，西路人就受到损害；使西路获利，东路人就受到损害；应当有所损益调整，使两路都得到好处，这样才可以使公私便利，停止纷更。以臣所见，关于广盐的主张有十几家，没有像杨炤这样公平的。这就是近臣所说的，远方因革之事可以准备供咨询访问，在临贺，杨炤就是这样的人。像臣这样不肖，并没有识人的明察，之所以能在众人尚未认识之前得到这几位人才，正因为臣长期居住在这里，有的是听闻公众舆论已经很熟，有的是亲见他们与自己共事而了解得很详细。宋文仲、吴猎在湖南，蒋砺、杨炤在广右，朋友乡党都推重他们，牧守宾僚没有不器重他们的。臣如果隐瞒不说，不只是要承担埋没贤能的罪责，也是没有奉行明诏。臣已于今年某月某日具状奏闻。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别予以甄别记录，以彰显朝廷不遗漏远方人才的美德。谨此记录奏闻，伏候敕旨。” 绍熙四年，傅良任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缴还并上奏反对给事中黄裳改任兵部侍郎的奏状说：“臣当时因楼钥差遣充任御试官，暂时兼摄吏部左选房，负责书写黄敕。近来新任郑汝谐权吏部侍郎，关于这一任命的录黄一份，臣已经书写并发出。给事中黄裳不肯签书读行，便上奏论列。臣对郑汝谐有同乡之好，对黄裳有同僚之情，对这两个人原本没有厚薄之分。郑汝谐的任命是否合适，黄裳封还驳正是否应当，臣不再讨论。想到奉到圣旨，改任黄裳为兵部侍郎，这件事是臣不敢默默不言的。为什么呢？给事中、中书舍人封还诏书，是他们的官职职责；他们的言论得到施行，就叫作振举职守；他们的言论不被施行，就叫作失职。振举职守称为功劳，失职称为罪责。这是历代君王以及国家历代圣主都致力于使之彰明的道理。如今黄裳的言论，臣不知道陛下认为正确还是错误。如果认为正确，就应当听从；如果认为错误，就应当罢免黜退。现在却暗中废弃他的言论，表面上升迁他的官职，是非不明，赏罚颠倒。臣私下认为，当今不应当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暗中废弃言论，表面上升迁官职，古来的传记中曾有这种事。” 如果不是多疑猜忌、喜欢频繁任用权力，以此作为掩盖抹除手段的君主，那就是奸邪悖逆之臣嫉妒贤能、丑诋正直，以此作为中伤他人的计策。如今陛下宽容平易，并不是多疑猜忌的君主；两三个大臣恭敬正直，也不是奸邪悖逆的辅佐之臣。不能说清明的朝廷会有这样的过失举动。臣先前常常奏事，多次说君主的德行应当与上天相同，每次都蒙受圣听，曲加奖纳。如今上天施生就降下雨露，肃杀就降下霜雪，从来没有明明显示雨露的恩惠，却暗中施加霜雪的惨烈。如果由此看来，黄裳所说的是违背道理、伤害正道，迷惑陛下的聪明，怀藏奸心、挟带私意，改变扰乱事实，那么陛下就应当公布他的奏章，传播给公众，公开震怒并公开罢黜他。这样施行，难道不正大吗？如果黄裳所说只是为国家过分忧虑，并没有违背道理、伤害正道的过失，或者只是求全责备，并没有怀藏奸心、挟带私意的邪念，那么凭陛下的明察宽恕，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难道因为违背忤逆就突然改任吗？如今名义上是升官，实际上却夺去了他应当进言的职务；对外表示优待宽假，内心却不免有恼怒断绝的意思，于是使凡有官职职责的人人人自我怀疑。黄裳即使离去，谁来接替他呢？勉强厚着脸皮闭口不言，谁能没有惭愧羞耻？随着事情发展而加以纠正补救，不知最终将会怎样。” 那么从今以后，将会看到给事舍人一职竟成了虚设；即使有忠臣贤士，也无法自我申明。这正是臣下极其忧虑、所以不敢默默不言的原因。希望陛下稍稍收敛天威，收回已经下达的成命，令黄裳仍旧供职，以解除朝廷内外的疑惑，并作为后来者的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