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三

译国家的疆域一天比一天缩小，财力一天比一天耗损，费用无法供给，近些年来尤其严重。听掌管财政的臣子说，每年的收入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支出却达到二万五千余万；其中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凭空取办，之后也仅仅能够勉强供给一年用度。问他取办的办法，也不过是增印纸币罢了。唉，铸造货币以维持国家，却不考虑日后剥削、腐烂、糜烂消灭的祸害，只苟且用来救目前的急难，这就是饮鸩止渴。哪里有使天下处在危亡边缘达到这种地步，而上面的人却不惊惧的？陛下怜悯国计困窘，命大臣专门负责此事，大概是要让他查究财政的本末源流，谋划变通的办法。就应当防察出入的大致原则，明察盈亏的根本道理，破除苟且敷衍的积弊，制定长久的远大计划。如今不但治理财政没有办法，反而日益耗损，太农寺的经常费用已危急难继，额外创设的支给一天比一天增多。大军的券额不经有关部门询问，一天之间竟骤增三十余万。淮、蜀制置使请求按科目摊降，结果一次就各自捐出数千万。其他一切供给，也都比旧额全部增加。军队的费用，确实不应吝惜；然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考虑后果，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治理财政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过是去除那些侵蚀财物的人罢了。侵蚀财物最大的，没有比军队更严重的，宫廷内廷其次。如今江、淮、荆、蜀的符籍账册有一半是空虚的，主帅们专门把公物当作私人资财和囊中物，根基盘结，至今没有人能够彻底查清他们的奸利而一举清除。如今掌管财政的臣子，也曾经请求核实军队的实际情况吗？六宫横加耗费，浮滥淫靡的事情层出不穷；群宦官依仗势力，索取无度；受宠者求取恩赐，赏赐日益繁多。外朝不敢过问，有司也无法核算。如今掌管财政的臣子，也曾经请求节省宫廷内廷的费用吗？滥费不能节制，长期的蠹弊不能清除，却只是一味增设官署、任用官吏，每天忙于纷纷更改，粉饰外表，败坏扰乱体制，使有才名的人不能容身，而热衷进取钻营的人得以实现私欲。国家的费用一天比一天供应不足，正如贾谊所说的那样，国家的大命将要倾覆，却没有人振救。臣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收拾好啊！所以，国计有将要败坏的忧患，是掌管财政的大臣的责任。奸邪能够覆亡别人的国家，强敌能够灭亡别人的国家；财用空竭，就像气血凋耗一样，也足以使国家死亡。三者之中有一种已经很可怕，何况三种祸患一齐到来，却没有人承担责任，岂不令人寒心吗？况且这三件事，本来都是宰相应当总管的，执政大臣应当参与的，并不是可以分开承担的。既然谋划不善，只得分开任用，那么既在各自职分之内，难道还能推辞责任吗？虽然如此，臣私下还有疑问。为什么呢？二三位大臣所负的责任虽然不同，但心志却不可以不同。臣私下听说，朝廷之上意见分歧逐渐明显；道路间的传言，未必值得深信。然而国论尚未稳固，暗中窥伺的事情很多，细小的裂隙一旦打开，什么事情不会发生？眼前各种怪异的现象，甚至将要使蛇鳝起舞、狐狸号叫；祸乱接连而来，往往由众人容易忽视的地方发生。宗社的忧患，难道仅仅是除掉一个奸臣而已吗？所以从人才来说，执政大臣应当举荐可以进用的人，不必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助手；宰相应当任用可以任用的人，不必疑心他是在培植党羽。从政事来说，宰相应当同僚共同谋议，不要独断专行而招致刚愎自用的讥讽；执政大臣心中所想，应当告诉自己的长官，不要擅自越级上达而招致侵犯职权的责难。要像同舟一样共同期望渡河，像同车一样共同专心前行。这样一来，庆历、元祐年间的治理虽然还不能立即达到，绍圣、元符年间的祸患或许还可以稍稍缓解吧！不过臣对此还有话要说，请允许臣把它全部陈述完。对于没有尽心履行职分、心志不相同这件事，二三位大臣确实有罪。可是待遇不够诚恳、信任不够笃厚，臣这个愚臣妄自认为陛下也有过失。为什么呢？嘉祐年间确定国家根本，承担这一责任的是韩琦。如今陛下把它当作家事，却只同身边受宠的近侍谋议；元祐年间选择台谏官，参与这项议论的是司马光。如今陛下惩罚创伤过度，却专由受宠的近臣决断。伸张国法以约束横暴放肆，是朝廷的责任，最终却被皇帝的威命压下而中途停止；以内降诏令抑制侥幸求进，是宰相的职事，最终却屈从于宣谕而奉行。那些身居其位却不能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人，正惭愧地承受这种可耻，又怎么能够舒展手脚，施展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呢？臣希望陛下以诚心对待他们，以虚心任用他们，不要以小的谋略处理大的事务，不要以内廷的图谋干预外朝，使大臣能够大致伸展自己的志向。这样以后，如果他们仍不尽职、心志不合，因而辜负陛下的任用，那么天下的责备自然都会归到他们身上，绝不宽贷。臣越出职分进言，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罪责的，只愿陛下宽恕臣。斯得又上奏说：“臣前些时候承蒙恩典，兼任礼部侍郎。每当想到这个官职，它大概属于古代宗伯的属官，以辅佐掌管国家礼仪为职责；所关联的职分极其重大，所以臣常常日夜深思，想在簠簋、俎豆以及登降周旋这些礼仪之外，寻求对国家大政有所补益的办法，既然想到了这个道理，便斗胆为陛下陈述。礼是什么？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义理，是统治人民的重大权柄，是天下的大防，也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谨慎守护国家的东西。因此三代盛世，纲纪森严，法制完备，尊卑有分，贵贱有别，车服器物和色彩各有等级，天下人每天都处在规矩绳墨之中，不敢逾越。正因为如此，民心一定，祸乱不生，凭借这种制度维持国家，达数百年之久，靠的就是这个道理。周室衰落以后，礼制大为毁坏；秦、汉相继而起，把礼制扫荡殆尽。流弊发展下去，风俗日益浅薄邪恶，百姓触犯禁令，诸侯骄横，而汉法不能施行；外戚专横，而大臣不能制服；宦官放纵纷乱，而朝廷不能治理。汉朝的宗社于是逐渐衰微。这正是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所以发愤慨叹，勤勉述说古礼、阐明王制，以图挽救它的原因。

译我朝承接五代衰乱之后，知道天下的祸败源于礼制没有确立，所以创业之初便树立常经、陈明纲纪，作为万世的法则。先儒程颐评论历代礼制，独认为本朝的大纲非常端正；司马光也认为大宋受天命而兴，太祖、太宗能够确立礼制的大节，因此百年之间教化兴盛推行，臣民遵循轨道，凡是汉代藩臣、宦官外戚败国丧家的事情，一概没有发生。制度纲纪如此，圣子神孙世世代代遵守而不丧失，是可以做到的。然而臣观察近来，祖宗旧有的典章法则渐渐毁废，破坏法令、扰乱纲纪的风气渐渐无法控制，臣私下为陛下忧虑。宫邸无故妄求提升官秩，却不加过问；受宠者倚仗恩宠强夺百姓田地，也不加过问；外戚安葬过分奢侈，以致扰乱有司，也不加过问；宦官倚仗势力，颐指气使，压倒并倾陷奉使官员，也不加过问；而宗室藩王的横暴，则更加严重。有的放纵舆台小人，成为盗取巨大财物的人，却请求内批来免除死罪；有的唆使徒卒砍伐百姓的棺木，践踏、借用官吏来求得胜诉。这些事情，在崇宁、观文、政和、宣和年间本来不以为怪，而在隆兴、乾道、淳熙年间，未必曾有。陛下难道可以安然看待这些事，而一点也不加以警惕吗？况且上面的人既已决开堤坝、毁坏防线，任凭它向哪里奔流，而谏官、侍从、给事中、舍人等臣僚，又没有一个人敢于违逆、阻遏这种横流。至于都司稍有抵触，就加给他们不忠于君主的罪名，不久便将其逐走。这对圣德难道没有损害吗？那些倚仗恩宠、触犯法律的人，难道不会踊跃起来、挽袖挥臂吗？政和年间，谏官董葆光上疏，请求裁抑省吏。朝廷正准备施行，忽然降下御笔手诏说：‘在丰亨豫大之时，却采取五代衰乱时期裁减损耗的办法。’诏令下达后，董葆光被调任符宝郎堂后官，募集钱财送入宝箓宫设千道斋，以报答皇帝恩典。从此以后，省吏的横暴便不可复加。臣认为今日的事情虽然不同，但纲纪衰败、豪强狡猾者得势，与那时没有大的差别。政事和刑法都失其常，远近相互仿效，百姓肆意抢夺，官吏放纵豪夺，毫无顾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臣希望陛下思考圣人以礼治国的训诫，切实施行其中的法则，吸取三代所以得治、秦汉所以失治的鉴戒；竭力守住祖宗的法度，严厉抑制亲近之人的私情，不要让国家赖以凭借扶持的根基每天被任意砍伐，最终走到衰乱而无法挽回的地步。宗社的忧患，难道还来得及挽救吗？臣以礼部职事为职责，言及这里，竟不知避讳，只愿陛下宽恕臣的狂妄僭越。黄应龙对策说：‘臣听说天下本来有将要得到治理的时候，君主应当坚定必定实现治理的志向。所谓时，是上天的运数已经到来、时势可以有所作为，而不能强求必然的条件；所谓志，是作为心之主宰的意志，是治理之道由此产生、应当首先确定的东西。志向已经确立而时机尚未响应，更应当树立这个志向来等待乘机而动；时机已经到来而志向不能相合，恐怕就会苟且偷安一生，天下再没有可以作为的事情了。因此圣人出现，就能更新一代天地，掌握万物变化的纲维。谋划治理必须有确定的计谋，实现治理必须有坚定的力量。应接处理各种事务，如果确实切中关键，就不要改变最初的心志，扩张整顿政治；既然抓住了要领，就要坚持最初的意图，不因议论纷纭而受牵制，不因成效遥远而动摇。即使处在世道艰难险阻的冲击之中，这个志向也常常清明；即使面临国势纷乱的关头，这个志向也始终锐利。何况如今正遇到时势将要趋于治理之时，更应当顺应事机，赶快谋求端正，确立务实的规模，建立务实的事业，振作士气，使其以自己的行为为耻；整饬吏治，责求成效。对外治理必须严明，国家财政必须充裕；经营地利的策略、苏救民生疾苦的办法，无不可以因时而为、随时建立。坚定自己的志向并努力实行，天下的事情便可以逐渐按照自己的条理取得成效。’ ‘如果谋划筹度不周密，或者开始锐意进取而最终毁坏；把持掌握得不牢固，每每暂时兴作而又停止，那么形势才刚刚转回，事业的成效却更加遥远，何况还想自行登上太平之境，进而使天下万方达到太平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英明的姿态出于天赋，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升。自即位以来已经十八年，经历多而熟悉世故，涵养深厚而心境清明。按时势考察，正好符合古人所谓再次登上太平阶段的时机；按道理推求，正是打开世道长期郁结局面的机会。更新政治教化，时机已经具备。陛下正在尊崇教化、尊重正道，考核才能、授予官职，感叹边境仍然空虚，考虑国家力量还在耗损，分条陈述战守的准备，明辨征收与散发财物的权力，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志向；又把臣等召进朝廷，以当今的事务来策问。只是臣极其愚钝，哪里配得上回答明问？臣切实认为，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志向应当树立而不可改变。从前汉武帝在大庭策问士人，想听到极其高明的议论，赞美古代的治理，希望招致各种福祥。有臣子董仲舒凭借高明的见识劝他加意于此。然而臣考察武功爵的设置，正是在汉武帝即位十八年。即使当时所持的做法还有错误，武帝的志向却没有因此衰退，最终仍成就了雄才大略。唐太宗夜里读《周礼》，想追复古制的盛隆；早起听理政事，想比肩虞舜朝的盛治。’ ‘有臣子李彦博劝诫他应当像贞观初年那样警醒。然而考察征讨辽东之事，正是唐太宗在位十八年。即使他当时还没有忘记喜好功业，太宗的志向也没有因此受挫，最终仍成就了达到太平的功业。现在的情况，本来不能拿汉、唐相比。时机虽然相似，志向却很不相同。危险的症状稍有缓解，但疾病的脉象仍然存在；否塞之道已经倾覆，但通泰的基础还很浅薄。应当奋发振作、洗涤磨炼，振迅激昂。使大势略有回转的地方日益进步、日益更新，使大体刚刚安定的地方越久越牢固。这样乘着天下将要得到治理的时机，就可以把它变成必定得到治理的时代。’

译《尚书》说：‘时机啊，不可失去！’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臣谨冒死呈上愚见。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这是上天和祖宗把国家完全交付给我。朕每天勤勉不懈地思考，不使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坠失，也不使祖宗宏大的功业和美德蒙羞。’臣由此看出，陛下并不只是认为时机已经到来，更是在思考上天的眷佑和历代圣主托付的深厚意旨。臣听说，在艰难险阻中消除厄运，如果不是依靠人力奋力作为，就不能成功；在因循拖延中振兴事势，靠的是君心首先确定。上天使时机产生，祖宗使陛下得到这个时机。时机尚未到来而志向果真确立，还可以转弱为强；时机已经到来而志向没有确立，便不免由强变弱。臣不敢远考古事，只请用艺祖皇帝的事来说明。五代纲纪败坏，天下陷于乱离和困苦，正要把九州四海都变成熔炉。艺祖出现而将其扫除，涣散屯聚，平定险阻，收拾破碎的天下，不过数年，六合便统一了。为什么成功这样迅速呢？看他在风雪之夜访求大臣，树立志向是这样勤勉；在酒杯之间收夺兵权，运用志向是这样果断；士卒如果胆敢触犯我的法令，只有剑来处置；藩侯如果不能抚养百姓，绝不容许。实行志向是这样坚决。因此能够为我大宋开创亿万年宏伟的基业，难道是偶然的吗？’ ‘为天地确立根本，为生民确立命运，为当世开创太平。只有我们的艺祖皇帝，才没有愧对这句话。’这一切，都是靠这种志向坚定作为根基的。陛下如果果真以艺祖为法，就应当想到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警醒地自我勉励说：‘现在时势正在帮助顺道而行，我如果不能爱惜自己的力量，来迎接并继续上天的美意，岂不是辜负皇天的眷佑吗？’想到宁王遗留下来的宝龟，就一定会凛然自愧地说：‘时势尚且可以有所作为，我却不能有所作为，将来事事如何面对宗庙？难道不是辜负祖宗的托付吗？’早晚朝夕都这样反复思考，念念不忘，卓然产生警醒和觉悟，精神奋发振作。这样，陛下用来策问臣下的事情，断然可以取得有用的实际成效；臣所进献的言论，也不会沦为空谈。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上古盛世，大抵三年有考核政绩的程序，三次考核有升降官职的制度。大约九年使功业进一层叫作登，再过九年再次进一层叫作平。由此三次登进而达到太平，于是王者的德泽流布融洽，礼乐得以成就。朕自即位以来，如今已经十八年，大概正是再次登进而达到太平的时候；可是观察时势、抚循运数，谋划事务、揣度策略，还没有找到达到太平的阶梯。如今策问杰出的人才，希望听到安定天下、救济百姓的大略，辅佐我实现治理，所以我放下身段听取意见并加以询问。’ 臣由此看出，陛下正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并且慨然有志于古人登进而达到太平的治理。臣听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治理难以成功，只担心时势尚未顺利；不担心时机尚未到来，只担心志向没有树立。虞舜朝只是不懈怠、不荒废，又有实现光明和谐治理的志向，所以三年考核、升降官员，终于实现了雍熙和谐。成周只是不贪逸乐、不放纵，又有崇尚功业的志向，所以王德流布融洽，最终达到盈盛成功的境界。后世君主，卧薪尝胆的志向先已确定，所以经过二十年生聚、教训，能够洗雪仇人国家的耻辱。如果复仇的志向没有树立，即使有四十九年之久，西周的盛美最终也不能恢复。陛下的心志本来早在十八年前就已显露，只是过去的事情不能追补，今后应当赶快谋划。如今虽然还没有再次登进的实际成就，但也不能说达到太平没有阶梯。在天象方面，虽然还没有五风十雨的和顺，却有祝融收敛威势、星象运行循轨，不至于像前些日子那样灾异接连而来。在地利方面，虽然还没有六府三事都治理妥当，却有海若各尽职守、巨浪恢复常态，不至于像前些日子那样洪水四处决口。在民生方面，虽然还没有烟火遍及万里的安乐，却有边境尘患稍稍平息、道路上因饥饿而死的人稍稍减少，不至于像前些日子那样尸体枕藉、令人怜悯。这正是上天为陛下打开自我治理的岁月，也是祖宗留给陛下大有作为的机会。过去一个国家有三位公卿，事权分散；如今宰相独自主持政务，搜求并整顿法令典章，对意外的侥幸请求时有裁抑，这已经是有志于守护法度了。既然说要守法，就应当把这种政策坚持到底，坚定如金石。过去威权恩宠暗中转移，赏罚没有章法；如今则拔除邪曲之人，提升崇用年高德劭者，有的任用、有的舍弃，逐渐加以甄别，这是有志于使赏罚公正。既然说要公正，就应当依据这种公正，像天地一样毫无私心。过去的政令多带私意，早晨实行晚上就更改；如今则上下彼此检察、稽核违失，所颁诏令期望得到遵守，这是有志于使号令诚信。既然说要诚信，就应当实行这种政令，像四时运行那样守信。由此使士风纯美，使吏习得到磨炼；警戒边患而充裕国计，讲求屯田而准备荒年。政务一件件修治，事情一桩桩更新，不在苟且的计谋上试探；即使各种反复变化一齐出现在面前，也坚苦刻励，时间越久越自信，勇往直前，没有疑虑阻碍。要像射箭的人期望一定命中，像下棋的人期望一定获胜，心中想做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做到？从前艺祖皇帝曾大开宫门，圣训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 陛下如果果真充实扩展艺祖的这番心意，使自己明白通达、公平广大，并努力实行，那么安定天下、救济百姓的大略，自然有陛下自己的家法在；礼乐成就的治理，也可以渐渐赶上并继续向上了。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汉武帝尊崇经学而贬黜百家，汉明帝亲临辟雍而拜见三老。’这正是说应当尊崇正学，朕亲自教导、建立正道，希望士人知道归向。可是聪俊慧黠的人剽窃言说来装饰智慧，善于辩论的人浮泛地谈道以哗众取宠，将用什么办法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为耻？臣由此看出，陛下正处在士人知道归向的时候，又有志于更新士人的习气。然而臣切实认为，士习不美，不是教诏所能移易的，特别在于居上位者表率激励还没有做到。若三位俊杰能够真正任职，那么看重德行的人就会不待约定而自行效法；若三位后妃能够交替任用，那么好利口舌的习气即使已经蔓延，也仍然可以改变。建武年间罢黜百家，虽有统一圣学、端正真道的功劳，但平时却以放纵不羁来取士，那么自我推销的人多达数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永平年间端坐讲学，虽有众人环桥观听的盛况，但后来崇尚名节，实在是受到桐江严光垂钓一丝的激励。世人向来是跟随行为而不只是跟随言语。如今士人的习气怎么样呢？师道没有确立，所以乡里没有良善的风俗；

译教养不端正，所以世间缺少良才。有人终身沉溺于科场技艺，只会剽窃辞章而不探究根本；有人在追逐功名的道路上急于奔跑，只会专门夸夸其谈而不顾道理和义理。平日议论时，把富贵看得像浮云；退居独自反省私行，却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夺取金钱，道义在哪里？廉耻已经荡然无存。过去我们艺祖皇帝正当皇业开始奠基之时，每天忙得无暇应付各种事务，但在即位当月便谒见先圣，绘制先贤先儒的画像，儒道重新振兴，实在是从此开始。陛下尊师重道，遵循先祖遗法，近来在恭敬谒见原庙之后，举行重大典礼，颁布九圣四贤的赞文，以彰明道统，表彰先儒从祀的礼制，并黜退异端；群士受到风教感召，四方的风气也随之改变。臣希望陛下在任用人才之时，尤其崇尚正大而切实的学问；同时清心寡欲，在上面作出表率，那么对于那些装饰聪明、哗众取宠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汉宣帝综合考核官吏才能，唐朝中兴，实才是用。’这正是说吏治应当受到责成。朕考量才能授予官职，希望各项事务都能知道勤勉办事。可是刻薄严峻的人深文巧诋，贪得无厌的人急于求成，将用什么办法使他们把政事办得平正？臣由此看出，陛下正处在吏道多端的时刻，又有志于整饬吏治。臣私下认为，吏治没有整饬好，不是单靠督促责罚所能改变的，关键在于居上位者的赏罚还不够公正。假如三年考核政绩的法令明确，那么后世称说循吏功效时，尧舜时代最先显现的治绩，世人称说循吏的实际功业时，就会归于汉孝文帝。正因为名实一定要核实，所以汉宣帝神爵年间才有百姓安居乐业的风气；正因为任用真正有才干的人，所以唐玄宗开元年间才有治理达到中兴的美名。上面有实际的政治措施，下面才有办实事的官吏，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如今吏治怎么样呢？宣扬德泽的人不过一两个，贪污昏乱的人却总是接踵而来；遵守奉行诏令条文的人不多见，欺骗敷衍、只做表面文章的人却几乎没有悔改。那些勇于办事的人，既然可以借机满足自己便利的私欲；那些只求少犯过错的人，又懦弱无能，任凭奸猾小吏满足欲望。苍鹰般的酷毒肆虐，硕鼠般的搜刮增多；钱袋虽然丰厚，国家的根本却十分枯竭。过去我们艺祖皇帝在宏大基业刚刚创立、百事草创之时，把爱护百姓的念头首先放在圣心之中。县令因坐赃被除名，这是为了百姓惩处贪官的第一道指挥。从此廉洁的风气传遍天下。陛下施行政令，动辄遵守成法，过去也曾加重对贪赃官吏的处罚。然而有人说，监司的查办揭发、台臣的弹劾上奏，固然间或得到施行，但通过请托牵连而复职的人，却没有听说一定受到惩罚；那些搜刮百姓、聚敛余利的人，也没有听说全部斥退。臣希望陛下在考核才能、升降官员时，大力彰明黜陟之法，不只寻求他们办事敏捷，而且一定要求他们不要侵蚀百姓。治绩显著的，就增加官秩、赏赐金帛，使他们长期任职；罪状明确的，就剥夺爵位、削除名籍，以警戒其他人。这样，刻薄严峻和贪得无厌的人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苻秦轻侮晋国，投鞭足以断流；司马氏吞并吴国，建造舟船使水上交通畅通。’这正是说边防应当整饬。朕巩固边疆、设置候望之所，正要防备意外；然而沟壕边界还没有修缮，敌人已有觊觎之心；军伍车乘还没有整备，士卒缺乏战斗的志气。凭什么来巩固我们的边疆？陛下说到这些，难道不是因为边境尘患稍稍平息，而有意再次警诫国人吗？臣听说今日的边备，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情况来谈。过去敌人害怕暑热，只防备秋冬；近年敌人驻扎在河南、关陇之间，来往倏忽不定，所以没有一天不应当防备。过去敌人的侦骑窥伺觊觎只在淮甸；近年蜀地败坏，敌人前来，多从开达、施、黔一带道路而来，路径错杂，所以没有一处不应当防备。幸而从去年冬天以来，边境急报很少发出，有人说他们受到旱灾蝗灾困厄，有人说他们内部发生变乱。按道理确实可能有这些事，难道就一定是真的吗？上天有护佑华夏之心，又给我们留下自我治理的空闲，有一个月的空闲，就应当做一个月的工夫；有一年的空闲，就应当办一年的防备。可是臣不知道边境烽火撤去、侦候停止已经多久了？边头的部署、险要和关塞的冲要，能始终像面对敌垒时那样吗？督府停止设置已经两年了，朝廷中的安排、搜罗士卒、谋划车乘，能始终像开府时那样吗？藩篱门户的要地，难道不知道有防守道路的冲要吗？却没有听说控制扼守有什么策略。水路舟船、陆路步行，难道不知道有哪些缺少守把的地方吗？却没有听说从何处筹办。朝廷把责任交给各边阃帅，阃帅又交给偏裨；这边说要紧急施行，那边说按时遵照禀报。究竟是朝廷的谋算难以测度，还是兵家计策还神妙莫测？只怕一旦风尘惊起，免不了仓皇四顾。至于内在的隐患，没有比将领懈怠、士兵骄纵更严重的了。恭敬听说建隆初年，将士中有不听命的，全都置于极刑，这是开始严惩骄兵的法令。臣希望陛下遵循艺祖的志向施行，想到金瓯屡次残缺，不能再犯错误；忧虑玉帐缺乏人才，就应当预先谋划。谨慎周密地采取周人缝补门户的防备，牢记光武帝桑根未固的警戒。纪律必须严明，不能因为怕噎就废止吃饭；侦察警戒必须谨慎，不能把防备视作多余而苟且偷安。改变敌人离去后便起舞轻敌的心态，做好敌人冰封之后又返回的准备。臣私下听说近来朝廷士大夫抗疏进言，说敌人的奸谋难以测度，聚集民众于河洛之间，最终是为了抢夺麦粮；在边境附近储备粮食，是为了诱骗流民。若如他们所说，实在值得深深忧虑。然而想要巩固边备，如果不坚定自我治理的志向，就不可能做到。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汉朝增加钱币来供给军费，唐朝专卖茶盐来帮助中兴，这正是说国家财政应当充裕。’朕治理财政、端正财利名分，将用来辅助经常费用。然而专卖禁令一天比一天严密，对国家税收没有帮助；纸币制度每年变更，使百姓听闻后更加疑惑。凭什么使我们的财用丰厚？陛下说到这里，难道不是因为事势大致安定，而有意使九府财货流通丰足吗？臣听说今天的财用，也不能用平常时期的情况来谈。过去有人说江淮财用能够帮助中兴，近年以来，肥沃富饶之地有一半成为沦弃之地，能够取办的仅仅是东南一隅。过去在东南立国，靠的是开山取矿、煮海制盐的利益来充足供给。近年以来，经济事务缺乏人才，法令多次变更，侵蚀弊病层出不穷。既没有一年供养五六十万军队而财力不困竭的，也没有一年购买五百万斛米而民力能够供给的，更没有一年发行一亿四五千万纸币而国力能够承受的。今天讨论财计，确实是到了追究根本的时候；但治理财政、端正财利，也必定自有其方法。如果只是依靠威势胁迫、强力控制来求得充足，这叫作拔刀逞强的政治，哪里能说是懂得根本源流呢？

译却不曾想到，粮仓是怨恨聚集之处，府库是横暴行为汇集的场所。蜀地处在兵荒之后，有强行收购粮食、截夺粮食等苦难；吴地处在旱涝灾害之后，又有摊派粮食、劝令出售粮食、奏请出售粮食的忧患。茶盐的旧钞、新钞、贴换没有定规；纸币的新界、旧界更改没有定准。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端正财利名分、禁止百姓做坏事而称之为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做法？痛心地筹划经营而没有办法，尚且还有节省费用这一条路。恭敬地想，建隆初年用度最为简约，宫中即使一件东西也不随意使用。圣训甚至说：‘一匹缣帛，想用来换取一个敌人的首级。’当时养兵不过三十万，而南征北伐没有不如意的；所要抵挡的敌人都被击破，所要攻击的敌人都被打败。臣希望陛下充实扩展艺祖的志向并推行下去，节省之后再节省，即使实行艰苦节俭又有什么妨害？只做应当做的事，不要泛泛兴作而没有益处。遵循孔子‘有病则缓用’的训诫，怀抱卫文公穿布衣、戴布冠的规划。臣私下听说近来朝廷士大夫进言，仍说根本已经被动摇，却用太平盛世的粉饰来装点；财用已经匮乏，却沿袭丰亨豫大的调度；力量已经微弱，却兴起不急迫的土木工程；蠹弊十分严重，却滥施应当停止的私恩。若如他们所陈述，不知道长远的谋划在哪里。然而想要使国家财政充足，如果不坚定严格自我节制的志向，就更不可能做到。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晋国开发汝水、颍水之间，齐国开垦芍陂，耕田屯田的成效可以复现。’朕划定土地授予田地，将用来作为战守的准备；然而在远处耕种会给盗贼提供粮食，在近处开垦又会侵夺百姓的产业，这应当采用什么经营筹划的办法？臣由此看出，陛下考虑到边戍不容易撤除，正在谋划长久的制度。土地如果不按井田之制授予，国家就要承担军费；粮食依靠漕运，士卒便不能长期吃饱。如今淮河边的肥沃土地，芦苇茂盛、茅草枯黄；荆襄的肥田，狐狸嗥叫、野兽游走。赶快讲求屯田制度，确实是足以实用的办法。然而众人当面议论、互相牵制，想要写成法令又受到掣肘；立论不坚定，或许会因浮泛的议论而受挫；用心不宽广，或许会因为害怕少量费用而骤然停止。有人说‘官兵不能耕田’，有人说‘百姓不敢恢复产业’。臣认为要兴办屯田的利益，首先要防备屯田的弊害。屯田地逼近战乱边境，就必须预先准备收割防护。首先应在远处屯田，种植早稻和黍，过了夏天就已经成熟；枣虽在秋天成熟，也不必害怕太多。侦候防守要依靠游兵，既已有主谋，更应当长期任用。像艺祖任用郭进一样，在山西连续十多年。陛下于是颁布明确命令，使防江各阃相互联系、筹划办理，必然会有头绪和成效，不要因为时日短浅而停止谋划，也不要分散效仿孔明。用渭水上游的军队任用充国，以金城的谋略决定期限；后来的成效不要废弃前人的功劳，那么晋国的汝水、颍水，齐国的芍陂，又怎么能只在前代专美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汉朝建立常平仓，隋朝设置义仓，救荒的制度可以实行。’朕分道设置使者，用于粮食的收购和散发；然而有人假借仓廪之名肆意欺骗，又不寻求牧草粮秣，只是站在那里旁观，这应当用什么办法诏令救济？臣由此看出，陛下想到百姓生活不容易，想要保护百姓并为凶荒作准备。舜帝分任官员询问百姓，使百姓有粮食；商汤使百姓没有瘦弱者，都把预先准备放在首位。如今所谓常平仓、义仓，只是徒有其名；招募收购粮食、劝导富户分粮，实际上掌管其命令。各郡大多禁止粮食外运，官吏没有使富民安定的心意；以安抚为名的使者，拥持符节连夜出行；以常平为名的官员，发文揭示晓谕，却自己吃饱喝足、安然自若，百姓饿得像鸟雀一样又哪里知道？有的施行囤积留存的命令，把贩卖粮食当作谋利手段；有的严禁粮食越界，却坐视邻国成为深渊。秦地饥荒非常急迫，晋国却封闭粮道而自以为安，这种曲意设置的防禁，不能不除。至于还没有放宽购粮户的忧虑，却先加重对富家的扰乱，借着上级命令，未免有强迫认纳的行为；转移权威来显示重权，又强迫他们承担难以供给的数目。不计算赋税实际是否存在，只计算田地多少；不询问家室究竟空虚还是充实，只看户等高低。有的人借贷来增加财产，有的人甚至卖掉产业来跟从这种征取。杞国还没有肥盛起来，鲁国人却先已瘦弱；这种核实实情的政策，不能不审慎。像这样侵害欺骗的行为，应当首先禁止。像艺祖刚建立法令时，规定商税不得割取、苛留，这是为减轻赋税而下达的第一道指挥。从此宽缓体恤的政策传达天下。陛下勤于体恤百姓的隐忧，甚至玉食也不觉甘美；安排流离百姓，屡次颁布诏令和方略，救荒的旧制尤其切实地加以推行。可是竟有人假借仓廪之名肆意欺骗，又不寻求牧草粮秣而坐视不理；对此不加整治，却还羡慕汉代的常平仓、隋代的义仓，怎么能够一下子革除官吏的奸弊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这六件事，在今天确实都是紧要事务。’朕不够聪明，不能完全弄清；如今天下的事势已经到了极点，规划和施设，必须像艺祖开创基业、像高宗中兴那样，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建隆创业，不过几年便安定下来；炎兴再造基业，却必须持久经营以后才能成功。既想远远效法艺祖，但积累的深弊和因循苟安，并不是能够一下子革除的；若近取法高宗，扶持倾危、维系危局，又不能缓慢谋划。施行在今天，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臣又因此看出，陛下既已重视当今政务的要点，又想借再次登临太平之时，追赶并配得上开创业基、振兴国家的盛业。艺祖皇帝的事迹，臣先前已经略陈大概了。至于高宗皇帝炎兴年间恢复中原的志向，臣岂敢有所忽略？艺祖皇帝凭借金戈铁马取得天下，高宗皇帝则凭借粗粝的麦饭豆粥收复天下；二者的规模虽然似乎大不相同，但志向从来没有不同。如今设身处地考量，当时凭借一线系住将要崩溃的人心，与近日坐拥东南半壁江山的根基相比，哪一个更难，哪一个更容易？敌人当年具有回山倒海般深远的谋略，与近来北方专事杀戮的惨酷相比，哪一个更有智慧，哪一个更为拙劣？陛下处在这样的形势下，难道不应当栉风沐雨、收取天下吗？我高宗皇帝能够奋身而起，整治政务，竭力支撑，在如冰将要消融般危险的局面上建立国家，综合采纳群臣的谋略，延揽接纳英豪，多次挫败强敌的锋芒，重新建立中兴大业，实在是有原因的。圣训曾说：“应当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建立规模。”又因敌人退去而告诫诸将，不可松懈防备，应当做好敌人再次来犯的防御。恢复中原的念头，既表现在挥毫运思之间；警醒反省的至诚之心，也不要在宫闱静坐之时有所改变。由此看来，他自立自强的志向是多么宏大啊！

译后来兼取开创业基和兴复国家的规划，并亲自承担这一责任的，又有孝宗皇帝。圣训说：“谋求恢复国土的远大方略，防备之事不在最初阶段，繁琐的文书和末节事务，可以暂且不问。”又说：“朕对于天下的这番心意，一天之中一定要实行一两次。”如今考察淳熙六年，那是孝宗即位的第十八年。他曾说：“赏罚本来就要做到恰当，朕坚持这一点已经很久了。”所以谈到士大夫的风气，他说浮华奢靡的人不是宏伟厚重的器材，诡诈偏激的人没有平正公允的用处；取舍既然恰当，士风哪有不更新的？谈到吏治，他下令贪赃的官员处决并发配，荐举官不自行弹劾所荐罪人的降职；法典既然严明，吏治哪有不整饬的？因淮西奏报诸将分配驻守关隘，便认为军队不可分得过于零散，必须把大军屯驻在险要之地；边防哪有不修治的？封桩库的钱一丝一毫都不妄用，宫中的浮费必须痛下决心节省；财力哪有不充裕的？他诏令建康都统说，屯田对内有减少耗费的好处，对外有守御的准备，你应当详细筹划估量后上报；这样看来，屯田没有不可实行的。如今浙江丰收地区买进米粮，平均调拨给歉收的军州，以备赈济和平价出售；荒年政务哪有不兴办的？陛下如果希望这六项事务都得到振兴修治，就一定应当以孝宗皇帝为法。臣区区一片愚见，全都在这里了。只希望陛下坚定地守持这些原则，果断地实行它们，那么还担心什么积久的偷安和深重的弊病难以革除，扶持颠危、挽救危局难以轻易实现，而只能缓慢谋划吗？陛下又始终防范并告诫说：“你们诸位大夫要援引经义，通达正直的言论，不要枉自拘执于职事，我将亲自阅览。”臣又由此看出陛下喜好询问求教的心意，确实在不断增加。我曾听张载说：“明白善道是根本，坚定执守它才能立定，扩充它就能广大。”又曾听程颢说：“如今要挽救千古以来深重难治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的计划，如果没有极力听取和阅览的明察，穷尽辨别邪正的能力，专一而不三心二意，难道能够胜任吗？”这大概也是说，君主立定心志应当如此。臣只是田野间的一介孤忠之臣，有幸来到宫阙，心中感慨不能自已，斗胆把全部内心见解陈献给陛下。第一，端正朝纲，以消除天下人的疑虑。自古国家兴盛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国家兴盛，必定是因为政权有所主宰。自古国家混乱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国家混乱，没有比政权有所分散更严重的。君主应当把天下看作一家，又以治家的道理治理天下。先贤都说，三代以后，只有本朝的家法最为端正。过去以显贵近臣扰乱权纲，没有比汉朝更严重的；以宦官浊乱天下，没有比唐朝更严重的。本朝历代圣主相继，对前代弊病深加鉴察。君臣问答时，内宦不许参与听闻外间的文书，侍省不得进呈和接受这类文书；外戚之家干预政事有禁令，皇后的外家与宾客交往也有禁令。陛下天资聪明，独自运用皇权，谨慎遵守家法，决不会有汉唐那样的过失。然而臣来自山林，听道路间传说，许氏、史氏所受的私恩颇为喧腾物议，南阳的近亲大多玷污清显之位，幸进之门渐渐打开，像老鼠洞一样难以堵塞，天下人怀疑已经出现外戚干政的迹象。穿羽衣的道士之流很狡黠，暗中与宫阙相通，使禁止私自进入的制度稍有松弛；宦官之徒很狡猾，抚恤给予过于优厚，给事中、舍人虽然应当驳正缴还诏令，但他们的同党实在太多，天下人怀疑已经出现宦官和女谒干政的迹象。凭陛下的英明果断，这些人哪里值得容许他们施展奸计？人们这样议论，也很可怕啊。臣希望陛下勇于自我约束，以刚强意志节制欲望，完全遵行公平正大的道路，彻底洗涤暧昧可疑的私情，使政权统一而朝廷尊崇，纲纪端正而天下安定。臣所说的消除天下疑虑，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回应上天的心意，以安慰天下人的希望。我朝承受祖宗三百年无边无际的美好天命，根基如泰山，源流如大河，预卜的世代和年数还没有尽头。上天把祖宗的天下全部交付给陛下，天意对陛下的期待十分深厚。试拿多年以来的天灾来参验：明堂遭雷电而在皇帝诞辰之夕发生，雷震皇帝自身所引起的恐惧，正应当反省；火灾蔓延而王畿受灾，焦土上的火炬，实在令人怜悯；夏季日光反常而秋雨过多，祭祀用谷物受害，实在值得哀悼；郑国的火灾再次发生，鲁国又传来冰雹，齐国正设法禳除彗星，汉地又出现彩虹，灾异接连不断，远近人心寒栗。太白星运行失常，甚至形成李寻那样的忧虑；大地承载万物而不得安宁，又使谷永勤勉上奏。这是上天想要扶持并保全国家，意图是多么深厚；陛下因此所应当敬畏承受、奉行顺应的心意，又应当如何呢？自从改换年号以来，麦收略有丰成，雨水阳光都合乎时令，天下人无不欣喜地说：“这是陛下改革政治、重新整顿之后，君德有所增加所导致的。”大家抬头翘首，盼望看见太平。臣希望陛下正当大力行善的时候，一天比一天勤勉，即使已经安乐也不要自满。敬天图不应只在内殿观览，更应当经常在心中省察其中的道理；克己铭不应只在笔墨上警戒自己，更应当经常把它铭刻在心中。把即使独处暗室也无愧于心作为没有辱没自己，把存养心性作为不懈怠；这样不但能够敬顺上天的意旨，也能够恭敬顺从历代圣主在天之灵；不但能够慰藉百姓深切的期望，也能够推衍国家社稷亿万年无穷的福庆。这就是臣所说的安慰天下人的希望。臣从草野间奋身而出，不懂得避讳，只知道侍奉君主应当直言无隐的大义，不计较自己的话是否狂妄浅陋。只希望陛下裁夺、宽赦并实行它，天下幸甚。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说：“臣学识空疏，只是末等学问，混列于官员之中，错误地兼任经筵讲说的职务，对圣学光明发展的助益毫无补益。承受上天覆盖般的恩泽，滥受卿月之职的升迁。臣只有时时战战兢兢，坚苦自励，凡是能够勉力竭尽愚诚、仰助圣德的事情，都是臣的职分。臣私下认为，天下有最困难的事情，知道它而能够有所作为，那么困难的就会变容易；天下有最容易的事情，忽视它而不努力去做，那么容易的就会变困难。陛下的心与天地阴阳相契合，道包容万有，谋划事情周密而见识亲切，应对事务周全而施用审慎。天下人无不佩服陛下的知人：陛下进退大臣合乎礼法，待遇群臣施以恩德。天下人无不佩服陛下的仁德；陛下除去奸邪能够抓住时机果断清除，进用贤能能够防止有所遗漏而广泛征召。天下人无不佩服陛下的勇气。阴气凝聚、云雾遮蔽之时，天日重新明亮；阳和之气一旦舒展，万物便吐露生机。

译积累已久的弊病得到革新，长期被玩忽的事务得到振作。皇帝明亮的诏翰昭然回荡，传布于朝廷，内外都听到如雷霆般的声威，运筹衡量合乎乾坤造化。这说明陛下身居能够成就事业的地位，又拥有能够成就事业的资质。古今所谓难以做到的事情，都是陛下认为容易做到的。不但人心顺服喜悦，天意也和谐响应。不但京畿地区歌舞欢庆，四方万里也彼此庆贺。不但三衙禁军欢乐，边疆各地的将帅士卒也无不举手加额，表示庆幸。臣日夜感叹，认为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这样的君主，怎忍心辜负他呢？”但是臣所喜悦的，是今天；臣所忧虑的，也正是今天。人的心灵虚明，谁没有具备各种道理并应对各种事务的能力？可是所具备的道理容易被淹没扰乱，所应对的事务容易发生差错。为什么呢？因为事理都有其当然的最高准则，合乎当然并依理而行，就没有一件事不符合天下人的心意；不合乎当然却强行如此，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关系到家庭、国家和天下的事情，其中的弊病哪里能够救治得完？所以《大学》的道理，根本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作用在于使百姓更新，最终在于使各方面都止于至善，这一点不可不认真考察。过去十年以前，陛下并不是没有锐意进取、英明果决、振作精神听政决断；也不是没有奋发图新、与百姓重新开始。然而彰明自身德性、更新百姓的事情，都还没有分别知道应当止于什么境界，因此安定、宁静、心安、思虑的功夫没有多久就中断了。所谓思虑而能够有所收获的效果，最终流于儒者的空言。这难道是《大学》的教导对人的家庭、国家和天下没有益处吗？还是因为起初清明的见解，对根本末节、先后次序和始终过程没有审察清楚，而所知达到、仁德守持、勇气实行还不够切实罢了。过去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一定还要最后说：“大王如果专心致志，就没有困难。”君主所担心的只是不能专心罢了。不能专心，就会趋向便利安逸、舒适放纵，原本善的念头必然中途间断。外来的邪气都能够乘隙而入，那些失去职位、伺机观望的人，正要暗中寻找空隙、钻营投机，庆幸君主谋略少而成效不足，希望敌人不来而自己可以跳舞取乐。只要这种专心能够长久保持，防范、安定、宁静、思虑都只在陛下方寸之心，这正是最重要、最切近、最容易做到的地方，正如替年长者折取树枝一样，并不像在纲纪紊乱松弛之后挽回世道那样困难。正因为把容易的事忽略掉，不勉力去做困难的事，又被困难吓倒，不回头寻求容易做到的根本，这是中等才质的人和庸主的通病，也是英明君主和贤德圣主所以愤然经常自我警醒的原因。陛下抚弄治理国家的琴弦，正处于应当调音的时候，却没有显露出解开张弦的迹象；这就是《大学》中所说先使心志安定宁静、思虑周详而后有所收获的道理。然而天下的事情，在疑似未决的时候，举世都以为忧患；等到果断决定之后，有见识的人却独自认为圣明的思虑正在为此劳苦。如今议论者大多说：“国家以火德统治天下，丙午年阳九之灾已经临近眼前。”敌人剽悍强横，眼看就要衰弱，怎么能保证没有其他敌寇突然兴起？盐和楮币的流通堵塞，尤其难以疏通。有人正在估量儒生大多腐朽，这些事情不用等全天下忧虑，愚臣也已经忧虑了。然而事情关系国家命脉，应当追究病根；用药有方，察看症状也有诀窍，所以明主要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筹划尚未显现的局面。在欢乐愉悦的时候也要悲悯感慨，在安闲休息的片刻也要忧劳勤勉。认为荒怠放纵容易发生，就在没有忧患时也警戒自己，不敢忽略；认为沉溺享乐容易顺从，就时时敬畏、自我度量，不敢安逸。把行善得吉、违逆招凶看得凛然如世运变化，把见微知远看得急切如处理可依赖的人事。自古君臣都把修养德行作为福祉到来的根基，而君臣相互唱和的诗歌，必定说“敬奉上天的命令，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何况如今起用德高望重的老臣，安排在左右辅弼丞相的位置上，以周公、召公辅政的标准期待他们，以丙吉、魏相同心协力的事例勉励他们，以房玄龄、杜如晦善于谋划而能够决断的方式要求他们，早晚进献教诲以辅佐陛下的德业，纠正过错、改正差误，使陛下纠正不正当的心念。从此圣上的身心如金玉般珍贵，清明纯一，常常如同面对上天、侍奉上天的时候；从此早晚敬畏天威，进退升降都在左右辅佐之中，常常保持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敬意。因此朝廷是否端正，实在取决于内心细微的意念；风俗教化的根基，实在在于深宫内廷。如果没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夫妇和睦、家族仁厚之意，那么即使有《周官》的法度，也都只是旧事和具文。表里切实用功，如果在自我欺骗的念头上稍有堕落，最终就会沉沦于私心和小节的间断之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的事变无穷，君主的志向思虑容易受到迷惑；谋求治理不可过于急切，要求成效不可过早；视听不可不专一，取舍不可不明辨；受到情面牵制时不可不勇于决断，处于嫌疑隔阂之间不可不彻底消除；国家大政出于公共原则，不可不竭力维护；体统在应当端正之处，不可不反复辨明。把任用贤能作为中兴的根基，就不可不兼顾才干和德行，广泛搜求并荐举人才；把赏功罚罪作为权力细节的体现，就不可不守信而坚决实行，以显示劝善惩恶。知道君子和小人的消长并不恒常，在安泰之道包容荒秽、朋党消亡的日子里，也不可不考虑城墙已经修复却仍要防备重新坍塌的忧虑。这样一来，所谓治理内部、抵御外部、使国家富足、使百姓宽裕的政务，必定会日新月异，与彰明的德性一同融洽发展。陛下与大臣谋划这些事情，已经能够做到安静、坚定、安定、深思，默默体会到鼓舞人心、因时变通的道理，必定不会轻率更改而重蹈过去的覆辙。《易经》说：“神妙地运用变化，使百姓适应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先朝范镇说：“想要防备契丹，没有比宽待天下百姓更好的办法。”谈到节省浮费时，他说：“请从宫廷内开始。”今天君臣上下如果能够依此推行，将会看到国家元气在内部充实，精神力量在外部充沛，本朝尊贵强盛，远方的冲犯坐可折服，何况财赋的渊薮重在鱼盐之利呢？今天的江淮，仍然是古代的江淮。随着材质和器用加以任使经营，依靠人的作为使它兴盛起来，只在于意气奋发罢了。《大学》说：“生财有正道，仁德之人用财富来成就自身，不仁之人却用自身来聚敛财富。”又引用《楚书》的话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宝物，只有善才可以作为宝物。”身为君上的人，如果确实喜好仁德、厌恶不仁，把善人善事看作不能及之事，从而劝勉不能做到的人，那么天下国家的事情，自然会逐渐归于我们所安排的条理。臣早晚思考这些，常常在讲读之余反复恳切地陈述，始终把安定、宁静、心安、思虑作为奏议的主旨。臣深信圣贤之书，就像桑麻、谷粟一样不可废弃。只希望陛下与大臣深思此事并赶快谋划实行，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王爚上疏说：“希望诏令大臣彼此共同忧虑祸乱而思考治理，害怕危险而谋求安定，悲悯哀痛、警醒反省，修养德行、施行政务，压制群阴的气焰，保护微弱阳气的根本。使批札完全杜绝私下的路径，使官职和赏赐大大开辟正当的道路。使内政如天日般光明，外政如风雷般强劲，那么精神就会运行振作，阳气汇聚而复苏，世道昌明，万物人情和乐融洽。上可以在上天谴责告诫之后迎接并延续天命，下可以在人心开始解散之际重新巩固凝聚人心，还有谁能够抵挡呢？”徐侨升任太常少卿，催促他入朝觐见，他亲自上疏数千言，内容都感慨激愤、恳切直截，向皇帝当面指斥朝廷的过失。等到群臣分别黑白、毫不回避隐瞒时，皇帝多次对他慰问和晓谕。皇帝回头看见他的衣服鞋履污垢破旧，忧伤地说：“卿可以说是清贫了。”徐侨回答：“臣并不贫穷，陛下才是真正贫穷。”皇帝说：“朕为什么贫穷？”徐侨说：“陛下的国本尚未建立，疆域日益缩小，受宠幸的人掌握政权，将帅没有才干，旱灾蝗灾接连不断，盗贼同时兴起，国家经费没有定数，府库空虚，百姓困于横征暴敛，军队怨恨于官吏搜刮克扣，群臣互相结交而天子孤立，国势危急而陛下还没有醒悟；臣不贫穷，陛下才是真正贫穷。” 刘克庄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穷困就要变通。’所谓变通，就像医家使用发汗、攻下的药剂，是不得已才使用的，不能反复试用。宝祐年间的坏病已经到了极点，陛下慨然改年号为端平，这一变革的功劳可以与元祐相比。不幸边境烽火报警，恰好在这时发生，外患来临势如风雨，本应当坚定最初的志向，修治内部政务来等待它。执政者却责怪任用贤能没有效果，怀疑改革导致寇患，于是第二次改为嘉熙，第三次改为淳祐，都是希望比端平有所好转。然而最终并没有得到什么好转。于是第四次改为乙巳，第五次改为丁未；在这期间难道没有贤能的宰相吗？只是都不能长久，政治局面也随之改变。这就像久病沉疴的人，反复发汗、攻下之后，实在难以再开药方了。频繁更换宰相却谋求任用不能始终如一，多次改革却不能建立规模，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变革反而更加低下吗？只有丁未年转变局势与此不同：如果恢复端平时的旧宰相，修复端平时的政事，收用端平时的人才，使天下达到太平、兴起歌颂之声，本来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时势不同、事情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诸位老臣大多凋零，素有声望的人几乎全都不在了，著名大臣将要尽绝，后来的人由谁来继承？经费繁多浩大，大司农无法供给，不免要讲求增加财源的办法。” 人才日益衰少，士大夫中没有可供任用的人，只好不得已而兼用喜欢生事的人。诸位公卿贵人志满意得，既取得美好的官职，又保全美好的名声而离去；一两个自守自好的人，正在那里闲居俯仰，弓旌招聘虽然已经派出，却高飞而没有聚集来，使主管膳食的人发出缺乏人才的叹息，使翘馆没有可以延请的贤人。有人看到这种情形，于是说：“陛下和大臣已经改变端平的政事了。”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连改变端平初衷的心意也有了。自古政事不能没有弊端，端平的过失只在于施行过于急切，防范周密不足，任免提升过于仓促罢了。既然如此，用今天的审慎来纠正过去的急切，用今天的缜密来纠正过去的疏漏，用今天的长久坚持来纠正过去的仓促，根据时势斟酌适宜，扶正偏差、挽救过失，这是不得不如此的；端平的政事或许可以改变。至于召回旧臣，起用诸贤，抑制世代相袭的卿大夫，杜绝近习幸臣，取消副封制度，开放言路，贬黜贪赃官吏，减少斛面，以上这些重大事项，都是陛下和大臣在端平之初的本心，天命眷顾、国祚长久、民心亲附也都系于此。自开始到现在，谁敢议论它们不对？这些原则确实绝对不可改变。臣身在田野，看到元旦所下的除授诏书，站起来说：“说陛下和大臣要改变端平之心，是诬陷。” 臣听说仁宗皇帝以恭敬、节俭、安静作为治理的根本原则，终身没有改变；孝宗皇帝以刚强、明察、果断作为治理的根本原则，也终身没有改变。中间虽然有小的因革变化，但总的来说都没有失去最初的心愿，所以嘉祐、淳熙年间的盛治，成为本朝各时期之冠。臣斗胆称述仁宗、孝宗二祖的治理来献给陛下。过去富弼第二次任宰相时，皇帝对欧阳修说：“富弼近来曾被人诬陷，如今一定会有所顾虑，不如勉励他坚定地守住最初的志向。”臣斗胆称述富弼的事来勉励大臣。《诗经》说：“想帮助他，却没有办法。”臣对此情意深切，不能自已。知安庆府黄干拟写应诏封事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不是那些有形、容易看见的最值得忧虑，而是那些无形、难以知晓的尤其值得忧虑。自从奸臣擅权，暗中玩弄兵权，扰乱南北百姓，使他们血流遍地、肝胆涂地，不知有几千万之多。于是怨恨毒害的气息上冲阴阳，旱灾蝗灾接连发生，流离饿死者遍布原野；这确实是异常的变化，是有形而可以看见的灾祸。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应当深切忧虑。自从上天的诛罚明显施行，奸臣被杀，众多贤能之士一同进用，公道重新上升，天下内外都伸长脖子等待观看太平。然而遍察州县的事情，竟有凛然不安、仿佛一天也不能居处的情形，难道这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论来惊扰世俗吗？”臣曾私下认为，如今天下没有一件事不败坏，没有一个百姓得到安居之所。以一个郡的广大事务来说，谈到军队就不强，谈到财力就不富足，谈到城堡就没有修缮，谈到器械就没有准备，谈到风俗就喜欢生事而好争讼，谈到官吏就虚妄欺骗而只做表面文章。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一件事不败坏。即使如今的百姓承受阴阳之气，君主把他们视为国家根本，他们却任凭自己或善或恶、或贫或富、或安或危，而朝廷漠然置之，不以为意。如今贪婪的官吏伤害他们，残酷的官吏伤害他们，受黥刑的胥吏又伤害他们，负责追捕的弓手、土兵又伤害他们，兼并土地的豪强大户也伤害他们。百姓如此恐惧，还凭什么自立？中等人家的十户有九户破败，小民则今天败坏，明天就会死亡。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一个百姓得到应有的安居之所。臣曾经深究其中的原因，私下认为今天的天下已经到了弊病极端严重的局面，如果不赶快返正，那么就会腐烂衰败到无法收拾。前辈说过，有的人看他的容貌与常人没有不同，但仓公、扁鹊一望见他就会逃走。既然如此，今天的天下应当怎么办呢？《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礼义廉耻实行在士大夫之间，为什么就足以维持国祚长久呢？因为士大夫懂得礼义、懂得廉耻，就一定知道君主应当尊敬，百姓应当爱护，俸禄不可苟且领取，职守不可苟且废弃。如今却不是这样，士大夫存心处事，不再知道有君主，不再知道有百姓，只知道写细密重叠的文章、说华丽漂亮的话来求取知遇；只知道举止卑屈、低声下气来取悦求容；只知道馈送财物、行贿请托、奔走竞争来求取进用。’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理宗时期，丁大全擅自掌握国政，朝廷把直言进谏视为禁忌。尚左郎官兼右司谏陈宗礼在殿上应对皇帝，说：“希望陛下为宗庙社稷考虑大计，不要只考虑仓廪府库的小计；希望得到天下四海的民心，不要只得到左右近侍、宠幸和外戚的心；希望把腹心托付给忠良之臣，不要只把耳目托付给卑微亲近之人；希望使正直之士从四面八方通达进来，不要只从旁门曲径招引贪婪污浊之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右司郎中赵必愿上疏说：“陛下英明，秘密运筹，决断出于独自裁定，本来是想把一切都转变过来。然而大权如果掌握在我这里，有人或许仍然怀疑权力会向下转移；众多正直之士如果已经进用，有人或许仍然怀疑另有旁门。应当防止两种相互抵消天变的情形。已经离去的人固然难以重新挽留，留下的人又恐怕最终会被引去。空置宰相之位等待旧臣，怀疑的人或许会认为他未必肯来，更何况人在数千里之外？依次补任来承担大政，怀疑的人或许会认为他不敢专断，更何况他对自己的职位还不安心？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如今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还可以含糊其辞地表达意向，来引起天下人的疑虑吗？亲自擢用台谏，是为了开放言路。任用还不久的人，为什么轻率地将他改换？罢去还没有多久的人，为什么又让他回来？从外服召来的人，不知道是否真能任用而坚决授予官职；出身周行的官员，不知道是否真能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加忌讳？朝廷的除授、军国的赏罚，本来是最公正的。如今有些人的姓名还没有上达朝廷，升迁却忽然由宫中发出；斥逐三衙官员，竟然不指明罪状，于是人们开始怀疑陛下了。一份除授文书颁布，一项号令发出，即使未必出自宦官，人们也可能怀疑是宦官所为；即使未必出自私下请托，人们也可能怀疑是私下请托；即使未必出自外戚、皇亲宗室，人们也可能怀疑是外戚、皇亲宗室所为。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陛下可以私自占有的天下。陛下虽然有除去弊病的心意，但一举一动却涉及可疑的迹象，陛下又何必乐于这样做呢？” 监察御史洪咨夔上疏说：“臣反复考察古代治乱的根源，权力归于君主，政令出自中书省，天下没有不治理好的；权力不归于君主，等级防线一旦削弱，纲常尚且无法建立，还谈什么政务？政令不出自中书省，君主的腹心没有寄托，必然转而寄托于其他势力，还谈什么掌握权力？这就是八项政务驾驭群臣，所以独独归于君王；发布诏令的，必定是天官冢宰。陛下亲自执政以来，威权和恩赏的柄权收回掌握，朝廷公开发出命令，震动四海，天下才知道有自己的君主。君主既然明察，辅佐大臣就不能自我懈怠；撤除副封，停止先行传达，坐在政事堂处理政务，天下才知道有朝廷。这些大权大政，也已经略略举其大要了。然而中书省的弊端，重大的有四项：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独断专行，三是徇私自利，四是固守己位。希望陛下在从容讨论治道的时候，宣示臣所说的话，使大臣充实最初的志向并增加定力，惩戒过去的错误而谋划未来，以此仰承陛下振作精神、革新开始的心意。”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对皇帝说：“臣治理政务，却有三件事会损害政务。”皇帝说：“你说的三件损害政务的事是什么？”董槐回答：“外戚之家不奉行法令，这是第一件；执掌法令的重要官吏长期任职而擅自掌握威权和恩赏，这是第二件；皇城司不约束士卒，这是第三件。将领不能约束部下，所以士卒横暴；士卒横暴，祸乱就会随时发生。执法官吏擅自掌握威权和恩赏，所以贤能与不肖混杂；贤能与不肖混杂，奸邪就会肆行，贤人也会隐伏而不出。亲戚不奉行法令，所以法令被轻视；法令被轻视，所以朝廷尊严低落。这三件事不除，政务将要废弛。希望从陛下自身开始除去它们。” 太学博士汤汉在转对时说：“太祖的天下败坏了一半，是蔡京、王黼造成的；高宗的天下败坏了一半，是郑清之造成的。”又说：“如果确实有志于治理国家，那么纲纪必须首先端正，根本必须首先强固，屏障必须首先坚实。这样以后，内心宽广，身体舒泰，从容安闲地生活，快乐就没有尽头了。舍弃这些正事不做，却只把深居九重宫殿、享受一时欢笑当作快乐，快乐到了极点便会想到：我拥有朝廷却不能治理，我拥有百姓却不能与他们共同保全国家。起身看看四境，外来的侮辱又到来了。即使有郑、卫的音乐，燕、赵的美女，建章宫的壮丽，琼林库的积藏，独自一人又有什么快乐呢？” 文天祥在殿试策问中回答说：“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长久处于正常治理之中，正当安泰运势交会之际，把二帝三王的道理存于心中，至今将近三十年了。我们这些臣子在如鸢鸟高飞、鱼儿跳跃般自由生动的天地间受到鼓舞，都是道体流行中的一个事物；没有想到能够一同进身于陛下的朝廷，而陛下又欣然同我们讨论治道。大道不能实行已经很久了，陛下的言语涉及到这里，是天地神人共同的福气。然而臣还不能理解的是，如今本来已经到了道行日久、教化成功的时期，政治和道理已经融洽的时候，陛下却反而感到不足；难道是有志于勤勉行道却怀疑道路遥远，还是仰望大道却没有真正看见它呢？臣请从太极动静的根源追溯，推究圣人的神明功化所呈现的效验，并就圣问中‘不息’二字为陛下勉励，希望陛下试着垂听。臣听说，天地与道同样永不停息，圣人的心也与天地同样永不停息。上下四方的空间、往古来今的时间，其中百千万种变化的消长盈虚，百千万件事情的转移开合，哪一样不是道？所谓道，不过是永不停息罢了。道隐藏在混沌未分之中，藏在未经雕琢的自然状态中；在这个时候，就是无极、太极的本体。自从太极分化为阴阳，阴阳不停息，道也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