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三

译都是私下自行派遣，并不会造成费用损伤或频繁扰乱事务。古语说：‘中原失去礼制，就到民间去寻找。’臣朱浮有幸能够参与讲论图谶，所以冒昧越职进言。”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魏齐王正始年间，广陆亭侯刘馥上奏，陈述儒学训导的根本说：“学习，是治理混乱的轨范，也是圣人的大教。自黄初以来，崇尚建立太学，二十多年却很少取得成效，大概是因为博士的选任标准太轻，学生借机逃避徭役，高门子弟又以与他们身份相同为耻，所以没有真正求学的人。虽有太学的名义，却没有求学的人；虽设置了教化制度，却没有教化的功效。应当严格选拔博士，选取品行足以为人表率、经学足以担任人师的人，掌管教育国子，依照古法施行。应使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孙，年龄满十五岁，就都进入太学。明确规定升降制度，建立荣辱进退的道路。经学明达、品行修养的人，就晋升他们以崇尚德行；荒废教化、荒废学业的人，就降黜他们以惩罚恶行。举荐善人并教育不能成才者，那么崇尚浮华、结交请托的风气，不用禁止也会自行消失。阐明弘大的教化，以安抚尚未归附的人，天下四方承受教化，远方之人也会前来归服。这确实是圣人的教化，是达到治理的根本。” 东晋元帝刚即位时，战争不断，学校没有修复。散骑常侍王导上书说：“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人伦能够端正，在于设置庠序。庠序设立，五教明白，德行礼义普遍融洽，便能通达常伦、各得其序，人们也会知耻而归服。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顺畅，君臣之间的义理就牢固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端正家庭而天下安定。因此圣明的君王总是从小培养人的正道，从年幼时便教育他们，使教化浸润肌骨，习惯养成性情，向善、远罪而自己还不知道。等到品行成就、德性确立，然后才授予官位；即使是君王的世子，也仍然与国子一同按年龄序列受学。使人先懂得道理然后才尊贵；选取人才、任用士人，也都首先以学校教育为根本。所以《周礼》说，乡大夫把贤能之士的名册进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名册，这是为了尊重道术、以士人为贵。人们知道士人的尊贵源于道术保存，于是退居以后修养自身，由自身推广到家庭，端正家庭再推广到乡里，在乡里学习后登朝为官。返回根本、重新开始，各自从自己身上求取，敦厚朴实的事业由此显明，浮华虚伪的竞争由此止息，这都是教化造成的。因此用这样的人侍奉君主，他就忠诚；任用他治理下属，他就仁慈。孟轲所说的，正是没有仁德的人会遗弃亲人，没有义德的人会把君主放在后面的道理。”近来皇纲失去统摄，歌颂太平的声音不再兴起，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左传》说：‘三年不举行礼，礼就一定败坏；三年不举行乐，乐就一定崩坏。’何况已经这么久了呢？前代的人忘记了揖让的仪容，后来的年轻人只听得到军鼓金声。战争日日发生，俎豆礼器不再陈设，先王之道越来越遥远，华饰虚伪的风俗于是滋长，这不是端正根本、清理源流的办法。陛下凭借承受天命、出类拔萃的资质，正逢阳九之厄运，礼乐、征伐等大政都应辅佐成就中兴；实在应该经营谋划、考察古制，建立并彰明学校事业，教育后生，逐渐用教义熏陶他们，使文武之道失坠后重新兴起，使俎豆礼仪隐晦后重新彰显。如今戎虏势力炽盛，国耻尚未洗雪，正是忠臣义士捶胸顿足、忧愤痛心之时。假如礼仪牢固，淳厚的风俗逐渐形成，那么教化所感化的就会深，德行所覆盖的范围就会广。即使帝王典章有缺失而重新补足，皇纲松弛而重新整顿，野兽般的心肠改变面貌，贪婪凶暴的情性受到约束，使四夷因揖让而服从，使天下因宽衣缓带而归顺，只要得到正确的道路，难道还困难吗？所以有虞氏舞动盾牌和斧钺便使三苗受到感化，鲁僖公建造泮宫便使淮夷归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也都是先施行教化而后进行战争。如今如果有幸遵循前代典章，兴复道德教化，选取朝廷子弟一并入学，再选取明达博学、熟习礼仪的士人担任教师，那么教化成功、风俗安定，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皇帝深深

译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建武元年，博士、太常荀崧上奏说：“臣听说孔子曾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自从天下丧乱以来，经学尤其衰微。儒者中有学问如席上珍宝的人，才能弘扬、阐明圣道和训诫。如今处在学校中，就缺少朝廷中的优秀人才；一旦入仕朝廷，就荒废儒学的美业。从前咸宁、太康、元康、永嘉年间，那些深通广博、精通道术奥义、贯通古今、品行足为世人表率的侍中、常侍、黄门，担任国子博士。一方面在殿堂应对，奉命回答皇帝的询问；二方面参与训导国子弟，以弘扬儒学；三方面参与祠祀礼仪和二曹以及太常的职务，以便借用他们来质疑问难。如今皇朝中兴，美盛超过往昔，应该效法旧有法令，继承前代典章。世祖武皇帝圣明敬慎，顺应天命登上帝位，从魏接受禅让；他崇尚儒学、兴办教育，使治理达到升平。开始营建明堂，修建辟雍，举行告朔、颁布政令，举行乡饮礼和大射礼；西阁、东序收藏图书禁籍，台省保存宗庙、太府、金墉等旧事；太学有石经、古文以及先儒的典籍训诂。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等人，各家的章句、传注和学说都在其中。设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内师徒相传，学士多如树林。” 当时还选用张华、刘寔担任太常的官职，以此尊重儒学教化。相传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十弟子去世后，大义便发生了偏差。近来中原残破凋敝，讲习诵读受到阻碍，斯文之道将要坠落于地。陛下以圣明睿智兴起，阐扬祖先的功业，重新命令推行儒术，扩大崇奉道德教化，礼乐雅颂由此可以得到恢复。江州、扬州二州首先受到声教的浸润，学士遗留下来的文章，到今天最为兴盛。然而与从前相比，仍然只有千分之一。臣的学问不能精通章句，才能也不足以弘扬大道，只是凭借恩宠荣耀，竟然忝居不称职的职位。与张华相比，儒学风气相差遥远；臣愿竭尽驽马般的微薄才能，希望稍微增加万分之一的力量。愿这条道统在百代之上兴隆，使士大夫在千年之后仍能歌咏它。臣听说节省官员编制的制度，通常都是三分中裁去一分、保留两分。博士旧额共有十九人，如今五经合计设置九人，按照古今情况计算，仍不到旧额的一半。九人之外，还应增加四人。愿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时时垂意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学术根源确实值得深切珍惜，应设置郑氏《周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在礼学方面尤其明达，处处都有证据，应设置郑氏《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学，其书义理精微隐奥，且明于决断狱讼，应设置博士一人。” 《谷梁传》文字简约，隐微而重要的内容应当保存流传于世，因此设置博士一人。从前周朝衰微时，下位凌驾上位，上臣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善人由谁奖赏，恶人由谁惩罚，纲常法纪因此混乱。孔子忧惧，于是作《春秋》。诸侯忌讳嫉妒，害怕触犯当时的禁忌，所以用隐微的言辞巧妙地加以防范，使大义不直接显露。因此说：“真正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能够责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当时左丘明、子夏受到孔子亲自教诲，亲耳接受传授，没有不精心研究的。孔子去世以后，微妙的言论将要断绝，于是左丘明退居下来，编撰自己听到的内容，为《春秋》作传。他的书长于礼制，辞藻丰润优美，推明开端，承接结尾，以阐发经书的意义，确实多有奇特伟丽之处，学者很喜爱它。儒者称说公羊高曾亲受子夏传授，立于汉朝，文辞义理清新俊秀，考辨裁决明白审慎，有许多可以采用之处，也是董仲舒所赞许的。谷梁一派也由师徒相传，曾在汉代设立学官。刘向父子是汉代著名儒者，尚且各自执守一家之说，谁也不肯相互承认。谷梁传文字清简，其中许多阐明之处，有的是左氏、公羊传所没有记载的，也足以用来订正它们。因此，三传在前代并行，即使博通各家学说的人也不能废弃它们。如今距离圣人久远，这种文教将要坠落；与其错误地废弃，不如即使有过失也把它立起来。臣认为，三传虽然同出于一部《春秋》，但开篇立意各不相同。考察三家异同的说法，在义理上如同战争的战场，在文辞上也如同刀剑的锋刃，按道理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博士应当各设置一人，传授各自的学术。后军将军应詹上疏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却使彼此相距遥远；教诲引导的风气，应当慎重选择所崇尚的方向。魏正始年间，文教盛盛，成为文士荟萃之地。元康以来，轻视经学而崇尚玄道，把玄虚旷达看作通达，把儒术清正节俭看作鄙俗。永嘉年间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虽然有儒官，但教养制度还不完备，这不是用来长久培养人才、使他们归入规范法度的办法。应当修建辟雍，崇尚并彰明教化义理，先让国子接受训导，然后让皇太子亲自前往释奠，那么天下都会崇尚德行，四境之内都会知晓正道了。”元帝一向看重他的才干，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散骑常侍戴邈上疏说：“臣听说，天道运行，没有什么比阴阳更重要；帝王最紧要的事务，没有什么比礼学更重要。因此古代建立国家，首先重视教学；国家有明堂、辟雍的制度，乡里有庠、序、黉、校的礼仪，都是为了引导和启发闭塞不通的人，开拓广大才智思虑。大概正如《易》所说六四爻有困厄之吝，君子有培养正道的大功。从前仲尼不过是列国中的一名大夫，在洙水、泗水之间兴起礼教、修明学业，四方才俊纷纷受到感召，前来学习，亲自受业而通达学问的有七十多人。” 从此以后，千年之间寂寥无闻，难道天下比鲁国小，贤哲比从前少，只是因为勉励与不勉励的缘故吗？近来遭逢无妄之祸，国家有如旌旗系在将断之木上的危急，寇羯骑兵在长江边饮马，凶恶狡猾之徒在万里之地肆意行走，于是使神州萧条，遍地都长满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相往来，霸主有废寝忘食的忧虑，百姓有遭受荼毒的痛苦，戎族首领彼此交战。中原处在这样的情势下，哪里能立即顾及笾豆礼器之类的礼仪呢？然而三年不举行礼仪，礼就一定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乐就一定会崩坏。何况荒废了许多年代，竟然这样长久呢？如今后辈年轻人，眼睛看不见作揖、谦让以及登堂降阶的礼仪，耳朵听不到钟鼓管弦的声音。文章散失灭亡，胡马的蹄迹践踏其上，世间已经没有什么遗存了。这实在是圣明通达之人深深悲痛的事，也是有识之士叹息的事。治理太平之世崇尚文教，遭逢乱世崇尚武力，文武交替使用，这是长久之道。譬如天地有昏暗和光明的变化，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如今因为天下尚未统一，就说不是兴办礼学的时候，这话似乎正确其实不正确。儒道深奥，不可能仓促之间学成。古代俊杰，一定要用三年时间通晓一部经书。等到寇贼平定、天下太平以后再修习礼学，那么功业已经完成、事务已经安定，还有谁来制定礼乐呢？”

译况且贵游子弟未必有斩将夺旗的才能，也未必有从军戍守、出征作战的经历。如果不趁年轻时讲习道义，使明珠增加琢磨的功夫，使荆山、随地的玉石显发雕琢后的光彩，岂不是很好吗？臣愚见，世间败坏道义已经很久，民情安于习惯，淳厚的风气日渐远去，浮华争竞之风日益显著，就像油脂被火消耗而没有人察觉一样。如今正值天地开创之初，万物开始萌发。圣朝凭借神武的德行，适逢改朝换代的时运，荡除近世流弊，接续千年以来断绝的传统，专心弘扬道义、崇尚儒学，创立宏大的事业。明主在上面倡导，宰辅在下面坚定推行。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有人更加过分地去做。因此，佩双剑的仪节受到推崇，飞白书的风俗便形成；身佩琴囊的仪容成为装饰，赴曲应和的声音便兴起。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关键只在于上位者用什么去感化他们。臣见识浅陋，不能远识高明的格言，认为应当利用一年三季农闲的空隙，逐渐开始经学教育。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瓌上疏说：“臣听说，先王的教化，推崇经典训诫，彰明礼学，以此教示后生，说明万物的本性，畅通为善之道。宗周兴盛以后，文史焕然一新，周公穿着端正的礼服在南方蛮地治理，颂扬之声远播四海。因此，延州来聘，听到雅乐而感叹；韩起出使鲁国，看到《易》的卦象而叹息。为什么呢？因为立身处世的道理，在这里是首要的。孔子勤勉不倦，在洙泗之间施行道德教化；孟轲奔走不息，教诲诱导从不厌倦。因此仁义的声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礼让的风气千年不曾消灭。往昔政治衰败，祸乱屡次发生，儒林的教育暂时衰颓，庠序的礼制有所缺失，国学冷落，典籍无人开启。有志之士怀抱志向却没有施展的途径。从前魏武帝亲自穿戴铠甲，致力于武功，尚且停止骑马披阅书籍，放下武器吟咏诗篇，认为世间最需要的，是应当尊崇治理的根本。何况如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恭敬之心处理政事，朝廷内外没有忧患，江南以外也安静平和。怎么能使盛大宏美的风气默默无闻，使洋洋大观的美德坠落在圣明时代呢？古人说：‘《诗》《书》是义理的府库，礼乐是德行的准则。’实在应当留心经典，阐明学术义理，使诵读歌咏的声音充满京城，使体味道义的贤者以此为准则、以此歌咏，这岂不是盛事吗？” 这篇奏疏上奏后，皇帝有所感动。孝武帝太元元年，尚书谢石上奏说：“立身处世的道理，在于仁和义；辅助善性、成就德行，只有依靠礼和学。虽然道理出于自然，但必须加以诱导。因此洙泗之间阐明弘大道义的风气，《诗》《书》垂留下规范教化的典章。讲习《诗》、谈论礼学，王道教化因此兴盛；陶冶九流百家，众生也因此和睦。世道不可能永远安定，道义也会因时而消亡。光武帝投戈而学习诵读，魏武帝停马而修习学业，害怕这种文教坠失，到了如此程度。大晋承受天命，正值世道多艰，虽然圣化日益融洽，但王道还不完备，庠序事业时兴时废，于是使陶铸人才缺少日积月累的功夫，使民性没有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深远的玄妙道理也被遮蔽，无法发扬。这正是臣远加寻思、日夜长叹的原因。如今皇威远播，战事将要平息，正要把玄妙教化施行于四方，引导百姓达到最高的德行，难道可以不大力推行礼乐，使其光明灿烂、足以观瞻吗？请恢复国学，用来训导贵胄子弟，并颁行到州郡，普遍修建乡校。这样雕琢美玉、和合宝物的事业必定能够完成，广泛启发群生，兴盛这种既成的德业；对这件事不懈怠，必定由此通达，那么人人都会竞相从事学业，道义兴盛，学校完备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孝武帝时，选取公卿和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作为学生，增建庙屋一百五十五间，但考核品第没有章法，士人君子以和他们同列为耻。国子祭酒殷茂上奏说：“臣听说，弘扬教化、端正风俗，取决于礼教；辅助本性、成就德行，必须依靠学习。这是先王陶冶铸造天下、引导万物、禁绝邪恶、接纳善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日常生活的办法。因此才能贯通深奥的道理，穷尽综合幽深细微的事物，贯穿古今，包罗治理教化。况且孔子称赞颜回，把好学作为根本；七十弟子仰慕孔子，以善于诱导作为归依。雅乐颂歌的声音流传歌咏千年，圣贤深厚的典范，是贤哲君王共同遵循的风尚。自大晋中兴、开始在江左建立根基以来，崇尚彰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一并进入国学。不久遭逢多种变故，训导学业没有完成。陛下凭借圣德精纯专一，思考发扬前代的美政，顺应通达之理而居于正位，引导人性通达，恢复儒学讲堂，让众多后生一同入学。学校建立已经多年，却没有可以称道的功效；有人害怕学习、借此逃避徭役，留下的人没有几个；有人假托亲属有病，真假难以分辨，名声和实际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听说旧制度，国子生都是显贵宗族的子弟，地位可以和皇太子相提并论；如今却把兰草和艾草混杂在一起，于是使人情以入学为耻。子贡想去掉告朔时供奉的活羊，孔子尚且珍惜其中的礼制，何况那些名实都已败坏、终身如同面对墙壁而无所见闻的人呢？” 如果是因为眼下有紧急事务，无暇顾及这项制度，权宜暂时停废，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是这样，就应当依照旧制施行。臣私下认为，内外群臣中任清要官职者的子弟，都应当入学，并制定课程考核加以约束。如今在学学生中，有的年纪已经不合适，有的志趣方圆不同，应当听任他们自行选择去留，各自安于适合自己的安排。”他所上奏的这些议论，请求交付外朝参议。皇帝下诏褒奖并采纳了他，却没有施行。朝廷内外以及民间有志于学的人，无不因此发愤叹息。清河人李辽上奏说：“臣听说，教育是治理教化的根本，是人伦关系的起点，用来诱导、通达各方，使人增进德行、兴起仁爱。譬如土石经过陶冶便制成器物，虽然历代帝王的礼制各不相同，质朴和文饰也有参差，但说到这个道理，它的作用却没有差错。自从中原沉沦，孔子故里荒芜毁坏，先王的恩泽渐渐衰微，圣贤的风范断绝。自那时直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如今造化有灵，否极终将泰来，黄河、济水改道趋于平缓，海岱之间清明通达，百姓逐渐复苏，如凫鸟浮水、藻草滋长般奋发变化；但经典训诫没有广泛施行，雅乐颂歌寂寞湮灭，长期衰败的风俗、极大的弊病仍未改变。如果不演绎弘扬这种文教，继续光大宏大的谋略，又凭什么光明地辅助时代和谐，真正使盛大教化兴隆呢？有些事情看起来遥远，实际上很紧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亡父先臣回绥，集合邦邑归诚于本朝，太元十年派臣奉表，途中经过孔子故里，前往拜见孔庙，看到庭院屋宇倾颓，礼制法式废弛，万世尊奉的宗师忽然沦落废弃，臣仰望俯视，悲慨不已，不觉流下眼泪。到达京城后，臣上表请求恢复圣人祭祀，修建讲学之所。太元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臣奉到明诏，采纳臣的浅陋意见，敕令兖州鲁郡依照旧制修缮。故尚书令谢石命臣把所需物资列出上报，又拿出家中布帛薄俸资助兴建。

译故镇北将军谯王恬发布文书，任命臣代理北鲁县令，并赐予供给和遣发所需。两位大臣相继去世，既定的规划没有完成。陛下具备唐尧文德、思虑深远的美德，访求孔宣父善于诱导的勤勉，怜悯荒乱余波造成的衰败愚昧，忧虑声教尚未普遍施及。臣愚昧地认为，可以重新给兖州刺史下符，完成旧日的孔庙，免除并恢复数户人家为其供给洒扫之役；同时赐给六经，建立讲学和庠序，延请老成的学者，广泛招集后进，使他们欣然入道，开始琢磨钻研的功夫，运用仁义来进行征伐，以道德教化使远方归服。这样还有什么人招来而不怀归，还有什么人安抚而不顺从呢？所做的事情虽然微小，所弘扬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臣作为大臣，来到京城至今已有八年，离开亲人日久，早晚都不得安宁。振武将军何澹之如今正在震慑扞御三齐，臣应当随军返回，却在京城徘徊；对京城的感恋没有尽头，请求将臣这篇表章交付外朝参议。” 宋武帝受命的第二年，朝廷商议建立国学，任命范泰兼领国子祭酒。范泰上表说：“臣听说，风俗教化由贤哲君王兴起，教诲训导由圣明时代加以表彰。要说最重要的事，没有什么先于讲习；要说最快乐的事，必定有朋友来相互切磋。古人到了成童年龄便入学，交换子女互相教育；远方的老师背着粮食前来，不畏艰难而使亲人安宁，光大国家没有不是由此开始的。如果出门不经过门户，这条道路又从哪里能够通达呢？因此明诏已经发布，事情已经像汗水流出一样不能收回；学校制度既已颁下，远近都应遵奉。臣愚昧的心中，还有少数地方未能通达。如今正是革新开端，盛大事业刚刚奠基，天下面貌改变，有志之士仰慕向往。然而设置学生的制度，录取少数而停止多数，开出了使人不愿前来的端绪，而且不止一种。臣以一家推及国家，就知道能够聚集的人不会多，恐怕不足以宣扬大宋的风尚，弘扬人才济济的盛美。臣认为，被选中家庭的子弟，即使制度尚未明文规定，只要父兄希望他们入学，按理也应当放开通融；即使稍微违反早晚侍奉父母的规定，却可以大大弘扬孝道。不懂得《春秋》，所陷入的罪责可能很大，所以赵盾忠而史书却记他弑君，许止孝而仍然获罪；应当以此为戒，难道可以不恐惧吗？十五岁立志于学，确有经典文字为据。如果年龄稍微小些而深有志向，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在一个标准内，不允许他们进学呢？杨乌预先通晓玄理，确实年纪很小；五十岁学习《易》，便能够没有大的过错。” 从前中朝的助教，也可以由二品官员担任；颍川人陈载已经被征召为太保掾，国子学却选他担任助教，他就是太尉淮的弟弟。可贵之处在于得到人才，不应拘泥于固定品级。如今如果有职务清闲而学业优秀的人，可以让他以本官兼领助教。二品官员的门第，宜以朝请的身份兼领助教；这样既可以辨别他的名望品级，也是一种敦促学习的办法。至于二品官员中才干足以任职的，仍可依旧例办事；恐怕现在学生入学已有期限，而学校尚未建立，刚刚像堆起一筐土那样已经盼望它迅速转入正轨，却又因为迟延而耽搁了。这就是看似遥远而实际上应当急办的事情。古人重视一寸光阴而轻视尺璧，正是这个道理。当时学校最终没有建立起来。齐武帝永明三年春，下诏建立学校，开始营造堂舍，召集公卿子弟和员外郎的子弟，共设置学生二百人。这年秋天，学生全部集中到齐，有司上奏说：“按照宋元嘉年间的旧例，学生到校后，先举行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另有释菜礼；现在不清楚应当举行哪一种礼仪，使用什么音乐和礼器。”尚书令王俭上议说：“《周礼》说春季入学，举行释菜礼并合舞；《礼记》说：‘开始教学生时戴皮弁，祭祀菜羹，以表示敬重道术。’又说：‘开始入学时，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已经废弃，如今实行的只有释奠。钟磬、俎豆等礼器都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把它比作七庙祭祀，它显得轻；比作五礼，它又显得重。陆纳、车胤认为宣尼庙应依照亭侯的爵位；范宁想依照周公庙的规格，使用王者仪制；范宣认为，孔子既然作为老师，就不应把他当作臣下。释奠之日完备地使用帝王礼乐，这样看来，车胤、陆纳失之过轻，二范又失之过重。喻希云说：‘如果到了王者亲自制定礼乐的程度，就应当在最恭敬的地方举行盛大赏赐；如果只是想赞美先师，礼制就不应完备到帝王的程度。’考察他的说法，是守持礼制而又合乎情理。皇朝屈尊弘扬教化，以老师的资格来礼待孔子，把他比同上公，这样处理最为恰当。” 元嘉年间建立学校时，裴松之议论应当使用六佾之舞，因为郊祀的音乐尚未齐备，所以暂且奏用登歌。如今钟磬等乐器已经齐备，应当设置轩县之乐，使用六佾之舞，祭祀用的牲牢和礼器也全部依照上公的规格。这年冬天，皇太子讲习《孝经》，亲自到场举行释奠，皇帝也驾临听讲。明帝建武四年春，下诏建立学校。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当时依照永明年间的旧例，废止学校。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奏说：“古代建立国家、治理百姓的君主，一定把教育放在首位，是要节制人的邪曲情欲，禁止欲望放纵，所以能够教化百姓、裁正风俗，使习惯与本性逐渐相成。因此忠孝得以笃厚，信义得以形成，礼让得以实行；尊崇教育、以学校为根本，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此成均在古典中光明显著，虎门在前代经书中清楚可见。陛下承受睿智淳厚的神明，继承宏大的事业，如今制书已经颁下，却先听到废止学校的消息，恐怕观国之光的人会有所议论。若因国讳而应当废止，那么从前汉代建立学校直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中从未暂时废止，其间也有国讳。况且晋武帝去世后，学校仍然存在，这些都是前代不因国讳废止学校的明文事例。永明年间因没有皇太子而废学，并不合古典。考察国家设置学校，本来就是为了兴起教化、达到治理；天子可以在那里咨询谋议，也可以在那里举行礼仪。《礼记》说：‘天子出征，在祖庙接受命令，在学校接受完成战事的报告；擒获有罪者归来，在学校举行释奠。’又说：‘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天子袒露左臂割牲，手持酒爵以酒漱口而祭，为了教导诸侯懂得敬兄长。’” 由此可见，这所学校正是天子拥有国家的根本教化。有的人认为这里所说的都是太学的事务，如今引用太学并不是恰当的证据。依臣所见，如今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晋朝初年太学生有二千人，既然人数很多而且混杂，惠帝时想分辨清浊，所以元康三年开始设立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进入国学。天子离开太学进入国学，是在那里行礼；太子离开太学进入国学，是在那里按年龄次序行礼让。太学和国学，不过是晋代把士人和庶民区别开来，把贵贱区别开来罢了。然而无论贵贱、士庶，都必须通过教育成才，所以国学、太学两者都保存，并不是因为有太子才设立国学。把学校的兴废系于太子，是永明年间的重大错误。汉代崇尚儒雅，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但仍然有人说它比不上三代，是因为它施行教化的方法还不够笃实。古代施教，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通过诵读互相切磋。如今学校不但不应废止，反而应当更加崇重；应当趋向正道，以古代为规范，使郡县都有学校，乡里都设立教化。请交给尚书和国学、太学二学详细议定，有司据此施行。”

译后魏献文帝时，中书令高允上奏说：“臣听说，经营治理宏大事业，必定把教育培养放在首位。使九畴各得其序，也要靠文德来成就事务。因此辟雍在《周诗》中光明显著，泮宫在鲁国的颂歌中声名显赫。自永嘉以来，旧日章法全部毁灭，乡里荒废，雅颂之声在京城断绝，释奠之礼和学术事业逐渐衰落，已经一百五十年了。仰念先朝，每每想依照古代典章，阐明朴素的教化风气；只是当时事务繁重，来不及恢复。陛下恭敬明察、文思深远，继承并成就宏大功业，万国都安宁，百官各得其序。如今申明祖宗遗志，振兴周礼中断绝的事业。于是发布德音，使文教焕然一新，士大夫欣喜庆贺，没有不感到幸运的。臣奉承诏旨，会同二省官员，查阅史籍，完备考察典章纪法，没有一处不是敦促儒学以勉励学业、尊崇学校以笃实道义。臣恭敬思考明诏，认为其精神完全合乎古义，应当依照圣旨崇建学校，以激励风俗，使先王之道在圣明时代发扬光大，使盛美的雅乐流传到四海。请规定：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博士应当选取博通经典、世代奉行忠清之道、能够做众人老师的人，年龄限定在四十岁以上；助教也与博士一样，以三十岁以上为限。如果道业早成、才干足以任教，就不拘泥于年龄。学生应当选取郡中有清誉和声望、品行修洁谨慎、能够遵循名教的人，先选高门子弟，其次选中等门第的人。”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各郡国从此开始设立学校。当时相州刺史李防上疏请求建立学校，说：“臣听说，达到极盛的治理，如果没有文德，就无法经营王道；太平盛世的美好，如果没有良才，就无法光大辅助皇帝的教化。因此从前的明主在京畿建立庠序，在郡邑设置学官，教育国子弟，使他们学习道术技艺，然后选拔其中才俊异能者，作为造就的人才。如今圣明的治理清明谨慎，道德隆盛可比三代，九州之内的百姓都仰慕德化，但各地州土都还没有建立学校。臣虽然不敏锐，确实愿意补足这一缺失，使后生听到雅颂之声，使儿童看到经典教化的根本。臣过去蒙受恩宠，长期掌管中秘，按时考核、修习学业，曾有成才之人，杰出俊士，已经得到推荐任用。臣如今再次承受荣宠，显任方岳之职，思考阐明皇帝的谋略，使其光明显扬于外。自到任以来，访问各地文学之士和有旧德的人，发现老者将老、后生尚未进用；年终所贡之士，虽然依照制度遣送，但到考问之日，恐怕不能胜任。臣愚昧地想仰依先代典章，在州郡治所各自设立学官，使士人中的有声望者、冠族显贵的子弟前来受业，希望一定能够成才。他们中经学通明的，便贡送到王府，那么盛美的文教就不会坠失。”奏书上呈，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孝文帝时，国子祭酒郑道昭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要崇尚治理，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人才的要务，没有什么比学习更优先。如今国子学的讲堂和房舍，不过粗略设置而已。” 琴瑟弦歌和诵读之声都缺失了，城南大学以及汉魏石经，已经成为残毁的废墟，蒿草蔓生污秽不堪，游玩儿童和牧童都为此叹息。有感情的人也确实为之痛心。何况臣亲自掌管此事，却不能不说；伏地请求天子的慈爱回转心意，屈尊垂顾，赐予明察。如果臣微小的意见有万分之一能够得到允许，请求再次敕令尚书、门下，考察议定营建制度的规模，那么五雍就可以很快建立起来，毁坏的铭刻也可以不日完成。把旧日经书树立在帝都，把盛美的典范传播到不朽，这正是拥有天下者的美盛事业。”皇帝没有采纳。郑道昭任州都后，又上奏说：“臣听说，唐尧、虞舜开创国运，以文德为根本；殷、周达到治理，以道术和技艺为先。这样看来，礼乐是国家的根基，一刻也不能废弃。因此周朝广施文教，四海归心；鲁国秉承周礼，强大的齐国也归于仁义。到了战国纷乱之时，干戈交替使用，五经被焚毁，群儒被坑杀，损害仁义的经典，崇尚战争的权术，于是使天下分崩离析，百姓遭受涂炭；几十年间，人民不得安生，原因就在这里。到了汉高祖时，尚且在行军之中优待延请叔孙通等人；光武帝中兴，在平定祸乱之际，仍然让郑众、范升在东观校订书籍。下至魏晋，何曾不殷切重视典籍，即使在军队中也笃志学习？伏惟大魏兴起之时，虽然群凶尚未消灭，战马仍在郊外，但仍然招集杰出儒者，广泛开设学校，因此能够在八方荒远之地阐明道义，把盛大德化施布到万国，使教化没有不令人归心，使风俗没有不随之改变。如今乘着太平的基础，开创无疆的福祚，在伊水、瀍水之间定都，使国运焕然一新。九州百姓感受最高德化的和谐，四方都怀有击壤歌颂太平的喜庆；只有愚昧的闽、吴之地阻隔在江水之外而不接受教化。先帝于是震怒，战车不断出动，但仍停下车驾，留心典籍，命御史中尉李彪、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精心选拔杰出儒者，以崇尚文教。” 任城王澄等依照诏旨，设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国子博士、太学博士以及国子助教，早已选定设置。臣恭敬地认为，先前的诏旨本意在于迅速办成，但由于军国事务繁多，没有来得及营建。此后直到现在，快要十二年了，学官凋零，四门学术逐渐废弃，于是使硕儒老德之人卷起经书而不再讲说，使庸俗求学的后生丢弃根本、追逐末流；追求仕进、争相竞逐的风气，实在由此而来。伏惟陛下恭敬明察、文思深远，玄妙的鉴识洞察久远，超越常情，不计较细节，致力于修明道义，以招来远方和后来的归附者，施行文教使他们归心，专心于经书，优游从容地研习典籍，将使教化超过轩辕、唐尧，德行高隆达到虞舜、夏禹。正因此陛下屡次发布内旨，敦促营建学馆；房舍已经修好，学生却还没有设置。臣学识浅陋，不能通晓全部经书，见识又被篆书、隶书等文字所局限，但往年删定律令时，错误地参与了议论，谨慎依照前代修订的制度，寻访旧日事例，参酌制定学校法令，事情办完后封存呈上。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批答，但学校废止多年，经学因此长期停滞。请把学校法令连同制度一并尽早敕令施行，使选拔授官有依据，学生也有可以遵循的标准。”皇帝下诏说：“完全了解卿崇尚儒学、敦促学习的心意，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新的法令不久就颁布施行。没有远大的目标，也可以说是能够忧虑职守、没有荒废官职了。” 郑道昭又上奏说：“臣私下考虑，自从迁都中原腹地以来，年数将近十二年，士大夫废弃学业，俎豆礼仪无人听闻，于是使人才济济的朝廷没有观察风俗的美誉，这不是光大国家、宣扬风教、使百姓归入礼义规范的办法。臣自从往年以来，多次请求颁行学校法令、设置学生，前后屡次上奏，却没有得到一次答复。因此应当是臣见识浅薄而滥居官位，不能有所感悟。如今馆舍已经修好，学生宿舍也粗略建成，现有博士人数足以讲习。即使新的法令尚未颁布，也请依照旧制暂时设置国子学生，逐渐开始训导学业，使传播教化有章法，使儒学风气不至坠落。后生看见迁善向义的机会，学生懂得求知更新的益处。至于孔庙建成、释奠礼开始举行以后，作揖谦让的仪容，请等待法令颁出。”皇帝没有答复。

译宣武帝时，侍中、祭酒刘芳上奏说：“凡是治理国家的，没有不崇尚儒学、尊重道义，把学校教育放在首位的。即使政事有质朴和文饰的不同，这项规范也不会改变，大概是因为万事都以它为开端，众多事务都依据它而取得法则。唐、虞以前，典籍没有可靠依据；周朝兴盛以后，学校设在虎门。《周礼》大司徒说：‘师氏掌管用美善的教诏教导君王，居住在虎门的左边；司王朝掌管国家中有过失的事情，用来教育国子弟。’蔡氏《劝学篇》说：‘周代的师氏，居住在虎门左侧，讲授六艺，教育国子。’如今的祭酒，就是周代的师氏。《洛阳记》说，国子学的官员与天子相对而居，太学在开阳门外。考察《学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亲近百姓，先以教学为务。’郑氏注说：‘内面设置师保来教育，使国子学习；外面设置太学、庠序等官。’由此来说，国学在宫城内，太学在宫城外，是很清楚的。考察《洛阳记》，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大致形制。臣愚昧地认为，如今既然迁都中原的崧山、瀍水一带，皇宫居于伊水、洛水之间，宫殿、官署都恢复旧址，至于国学，怎么可以错乱更改呢？考量旧事，国学应当在宫门左侧。” 至于太学的基址，应当明显地按照旧址营建。又在太和二十年，发布敕令在四门设置四门博士并建立学校。臣考察，周代以前学校只有两类，有的崇尚西方，有的崇尚东方；有的贵在国都，有的贵在郊外。到了周王室，学校大概有六处：师氏学校在宫城内，太学在国都中，四所小学在郊外。《礼记》说：‘周人在虞庠奉养老人，虞庠在国都西郊。’《礼记》又说：‘天子设置学校，太子入学时要按年龄次序对待。’注说：‘四学就是周代四郊的虞庠。’按照《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帝进入东学，崇尚亲亲而重视仁；帝进入南学，崇尚长幼次序而重视信；帝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重视德；帝进入北学，崇尚贵重而尊重爵位；帝进入太学，接受老师教诲并询问道理。’周代的五学，在这里更加清楚。考察郑玄注《学记》说：‘周代有六学，之所以如此……’注说：‘内面设置师保教育，使国子学习；外面有太学、庠序之官。’这就是证据。汉魏以后，不再有四郊之学。臣谨慎寻考先前旨意，认为应当设置在四门。考察王肃的注说：‘天子四郊都有学校，距离王都五十里。’ 考察郑玄的注，并没有说明远近。如今太学旧坊的基址宽广空旷，如果在四郊另行设置，彼此相距辽阔，检查督察难以周遍。即使连同太学坊一并设置四门学校，仍然太过宽广。按臣愚见，与先前的意见并不冲突。而且如今的制度设置多沿袭中代旧制，尚未审定四学是否应当依从古制。请召集著名儒者和礼官，议定学校的具体位置。”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常山侯拓跋英上奏说：“臣谨按学校法令，各州郡学生三年考核一次，按照所通晓的经书数目，根据正使列出名次，然后派使者到郡中进行考核。臣恭敬地思量，圣明崇尚道义，彰显成均的风气，积蓄并发扬胶序的美德，因此太学馆舍已经在下国设置很久，四门的教育也正在京城兴建。计算那些学习训导已经多年、听受教诲已历数代的人，其中才俊卓异者应当被朝廷听闻，不可造就之辈应当返回平民身份；应当让他们到郡中接受考核，核实成绩优劣。近来因为迁建皇都于江扬之间，原有乡校的教育尚未统一，也无暇进行正式考试，以致使薰草和莸草一样在学校受教，兰草和萧草同样在学馆中学习。如今外任长官和京官的铨选考核将近结束，所派四门博士中通晓五经的人，应当分别进行考核训练，依照法令升降黜陟。” 孝明帝时，明堂、辟雍都还没有建成。起部郎源恭上书说：“臣听说，登上灵台观察天象，体现规范万物的德行就很高；在明堂处理政务，示范天下的道路就能传得久远。因此，书契文字的重要性，道理在创造万物之事中居首；推尊先祖的美德，其意义在人类中无可比拟。至于在郊外祭天、享祀上帝，是为了面对并敬奉上天神灵；宗庙祭祀以先祖配享上天，是用来报答大地承载万物的恩德。大孝没有比这更大的，尊严地事奉父亲也以此为最大；这正是皇王的美盛事业、拥有国家的重大典礼。臣私下思量，大魏居于东方而统御天下，总揽宇宙、驾驭四方，改变制度于天下中央，垂示法式而无远弗届。从这里迁往南方，同样占卜洛邑作为都城，定鼎迁民，使四时寒暑的气候均衡。高祖因此开始奠基，世宗由此扩建。按照功业完成后制作乐章、治理安定后制定礼制的道理，于是访求遗留下来的文献，修复废弃的典章，建立明堂，设置学校，兴起一代盛大的法式，树立千年的美好规范。永平年间，开始创建雉形屋顶的建筑，基址尚且草创，直到现在仍未成功。因此故尚书令任城王澄，依据故司空冲所制作的明堂样式，以及连续上表、诏答中所说两京的形制，奏请营建。因期限已定而发布诏令，立即加以修葺。侍中领军乂，任事积极，作为官员公开宣示，赞助并授予法令。此后，所配给的兵夫有时一千人，有时数百人，增减进退，从来没有固定标准。” 希望迅速完成，按道理实在难以做到。如果专门役使人力来完成这项工程，长期获得营造所需的人力，责成有关方面完成，或许可以按期竣工。但所供给的役夫本来就少，各处又争相借用，动辄就是上千人。虽然有修缮营造的名义，最终却没有完成工程的实际。高爽空旷的地方荒芜迷茫，年年拖延累积。架起高大的屋宇，眼看仍没有完工的迹象。于是使教育贵胄的礼仪被压抑而不能推进，使养老的礼仪寂寞冷落而不能恢复。建造大厦只差一尺土地，堆山却停在最后一筐土，实在可惜。臣愚见，召集百姓开始营建，一定会有百姓踊跃而来的歌声；兴造之事不要急于求成，反而可以成就不日完成的美名。何况本来兵力就不多，又兼有其他徭役牵制，停废此事、兴办彼事，循环无穷，便是停止创立礼制所需的重要财力，耗费在不急迫的事情上；废弃治理国家的功业，拿去供给寺院馆舍的劳役。着眼于长远谋划看，不也是缺失吗？如今府寺大规模营建，已经渐渐粗具规模，可以一并裁撤减省，专门办理经营修建之事，严格督责工匠，务必使其完成，使祖宗能够有举行配享祭祀的日期，使百姓看见礼乐的丰富。”奏书上呈，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冀州刺史李崇上表说：“臣听说，世室、明堂在周、夏两代显著存在；两处黉舍、两处学校，从虞、殷时代就很兴盛。这样做是为了在宗庙配享上帝，彰明无比尊严；向下土宣布政令，彰显效法上天的规范；奉养老人以询问高明言论，教育年轻士人以施行经典制度。因而能够使国家享有长久的国运，使风教声誉流传万代。所以孔子称赞说：‘多么巍峨啊，它成就了功业；多么盛美啊，它具有文采。’这就是盛大了。到了灭亡的秦朝，政治失去正道，坑杀儒者、毁灭学校，以蒙蔽百姓；国家没有黉序的教化，田野间却有不合时宜的徭役。因此九州分崩离析，国祚只到二世便终结。炎汉兴起后，重新修明儒术。文帝、景帝以后，礼乐又重新彰显；教化达到升平，治理接近刑罚搁置不用。因此西京有六学的盛美，东都有三学的兴盛，没有不是文教繁盛、声名流传不绝的。到了魏晋，平定祸乱相继发生，兵革之中学校仍未断绝；遗留下来的文章灿然可观，足以与前代并驾齐驱。仰念高祖孝文皇帝，承受上天赋予的圣明，以道照鉴古今，迁都嵩山、黄河之间，光大安居于函谷关、洛水一带；取法唐虞而革新礼仪规范，规划周汉而更新制度；在乡党排列教化秩序，在郡国敦促学习《诗》《书》，使揖让之礼遍及崎岖偏远之地；歌咏之声充满偏僻鄙陋之地。但是开始营建的事务繁重，战车屡次出动，没有时间多作成就。孝文帝之后，世宗承继帝位，继续遵循先代事业。永平年间，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后来又遇到水旱灾害，战马出现在郊外，工程虽然已经堆筑到只差最后一筐土，却又停了下来。臣私下思量，皇帝迁都中原将近二十年，而明堂礼乐的根基竟然仍埋没在荆棘丛中；胶序培育德义的基础，徒然充满牧童留下的踪迹。城池坚固这样的重大工程，缺少琢磨石材的工事；城墙、堡垒显要可观的地方，也缺少楼台廊榭的装饰。再加上风雨逐渐侵蚀，渐渐造成亏损坍塌。又有府寺刚刚营建，颇为壮丽美观，但建成至今，再没有修缮。厅堂屋宇凋敝腐朽，墙垣坍塌毁坏，都不是所谓追求堂构崇隆、仪表形制足以示范万国的样子。臣听说朝廷议论认为，高祖大规模经营天下，功德可与周文王相等，准备在明堂祭祀，配享上帝。如今如果基址屋宇不加修治，仍然和丘陵沟壑一样荒废，即使高祖的神灵在国都南郊的祭祀有所缺失，宗庙祭祀的典礼也会只有声名而没有实际，这是臣子不能安宁、亿万百姓也会失望的原因。臣又听说，官府授予才能，正是为了任用其办事；既然已经任命职事，就应当以俸禄酬答。这样上面没有官员空缺失职的讥议，下面也断绝尸位素餐的诽谤。如今国子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的实际，这和兔丝、燕麦徒有其名，南箕、北斗有名无实，有什么不同呢！” 从前刘向说过：“君王应当兴建辟雍，陈设礼乐，以教化天下。”礼乐是用来养育人的，刑法是用来杀人的。可是有关官吏勤恳请求制定刑法，甚至到了极点；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办理。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人。臣认为，如今天下四海清平，九服安宁，经国治世的要务十分重大，理应先营建（原文“脱复”，疑有讹误）。如果拖延，刘向的话就会得到验证。但事情不能同时兴办，必须有所取舍。以臣愚见，应当停止尚方署雕饰奢靡的工程，适当节省永宁宫的土木工程，同时减少瑶光殿所需的木材瓦料，也分减石窟雕刻琢磨的劳役，以及其他不急迫的事务和徭役。利用春、夏、秋三时农事间隙，修建上述各项，使辟雍的礼制得以复兴，使诵读经典的声音焕然重新响起。建造华美的楼榭和高大的城墙，使外部庄严壮丽；营造槐宫棘宇，使内部显得华美（原文至此截断）。灵太后下令说：“省览奏表，全部明白了。体恤国事的诚意，是配享大礼、作为国家根本的事情。近来因为战事在郊外，没有空闲修缮。如今四方安宁，年成和顺、五谷丰登，应当命令有关官员另行议定开工事宜。” 废帝时期，学校废弛，名教衰落。侍中羊深上疏说：“臣听说，崇尚礼制、建立学校，是历代都修治的事情；尊重经典、重视道义，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原则。因此，均塾开通，昭明之颂得以传扬；胶序大规模开设，都穆之歌也因此显著。臣恭敬地想，伟大的魏朝承受天命、统治万物，敬奉天时，效法唐尧虞舜，完全遵循前代训典。又加上高祖继承圣统，垂衣而治，儒学风气日益兴盛，获得人才之多，如同堆积柴薪；本来已经能够追及盛周，与之并驾齐驱，超过炎汉而独自高迈。宣皇承继先业，遵行旧章，因此能够宣扬盛大功业，继续修明美德。自此以后，世道日趋极端，道术消亡，风教声誉逐渐远去，浇薄之俗竞相盛行，退让之风寂寥，奔走竞争毫无节制，任用官员只看吏能，升迁者不凭学艺。于是刀笔小吏的作用反而受到重视，计算日子便可等待任用；精通经学的大才，却甘心困处陋巷。然而治理国家的根本，贵在得到贤才；如果遇到真正的人才，哪里能拘泥于通常的规矩？夏、商、周三代和两汉，贤才异代而出，有人从山林中脱去布衣，郁然登上卿尹之位；有人放下钓竿离开水滨，径直升任公卿宰相。他们的事迹光耀史册，其道义见于往代的典范。这类人物遥远而众多，不可胜数。臣私下认为，如今任用人才，没有修复前代的制度。至于当代通晓儒学、德行冠绝一时的人，被征召不过进入四门学，任用也不超过九品官。” 用这样的办法选取士人，却希望用来救济治理国家，就好比倒退着走却想先到燕国、面向楚国一样。积久形成的弊病，并非一日造成。过去鲁国兴建泮宫，赞美的歌声便由此传出；郑国废弃学校，国风便借此讥刺。要使百姓遵守轨范、万物各有秩序，没有比经典和礼制更先的；以菁莪之义培育人才，其道理在《诗经》篇章中光明可见。自从战乱以来，将近十年，战争日益发生，祭祀礼器之事废缺，四海荒凉，百姓和物产凋敝，名教大受损害，风流文雅几乎消失。世道衰落，实在令人叹息。陛下中兴，继承历代帝业，治道焕然一新，四方稍得安康，实在全靠文德。然而礼贤下士、崇尚谦让的科条，防范世俗的措施还不完备；使人返朴还淳的教化，才刚提出便发生偏差。过去先崇尚黄老而退置六经，司马迁最终说这是造成蛀虫；尊贵玄虚之学而轻视儒术，正是应氏慷慨直言的原因。臣虽不敏，岂敢忘记前代的教训？况且魏武帝在戎马之中尚且修建学校，孔子确切的论断是，仓促紧急之时也必须以儒道为本。臣愚见，应当重新修建国学，广泛招纳国子弟，使师长的教诲每日都能听到，使释奠礼不致废缺；并下诏天下郡国兴办儒学，考核课试的程序一律依照旧典。如果经学明白、品行修洁，应当破格提拔；抑制那些才器狭小、喋喋不休的人，进用德行广大高雅的人；广泛收纳鸿儒大生，以充实顾问之职；留住奇异人才，共同精审政治得失。这样一来，天下之内竞相致力于仁义之风，战乱荒散之后，渐渐懂得礼乐的作用，岂不是美事吗？”

译臣确实愚昧短浅，却敢于仰慕前代训诫，考察古代义理而上奏。冒昧地请您听览，恭愿陛下施行如同向日而行的明察，使天下受到齐一如非烟般祥和教化的影响。如果认为臣的话有可取之处，乞请特别施行。皇帝认为他说得好。隋文帝时期，潞州刺史柳昴见天下无事，可以劝学行礼，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帝王接受天命，建立学校、制定礼制，所以能够改变过去的风气，形成全新的习俗。自魏道将要衰亡以来，天下分裂为九个区域，关右、山东长期成为战国，各自施展权诈，共同投身战争，赋税徭役繁重，刑法政令严酷急迫。这大概是为了救火救溺，来不及从容办理，并非朝野本来的愿望，却导致了这种局面。后世因循不改，终于形成只知希求仰慕的风气；民俗浇薄败坏，放纵流荡而不知返。若不是天生的圣哲、挺然生于当时，儒雅之道、经典礼制，以及衣冠士庶，都没有人肯用心学习；世事之所以不能清平，制度礼法也由此败坏。恭惟陛下禀受上帝灵命，承受昊天之命，正值三阳会合之期，承当千年国运。过去周室衰毁，天下沸腾；圣明的谋略像风一样推行，神妙的谋划像雷电般迅疾；端坐廊庙之中，荡涤四方，俯顺幽明，君临四海，选择万古典章，无善不做；改变百王弊政，无恶不除。” 至于根据人情、缘于义理制定礼制的节文，所以有三百礼、三千威仪，超过前代。然而天下百姓，仍未能完全实行。臣错误地受蒙蔽和奖掖，任职藩部，亲眼见到百姓遵守规范仪式的地方实在多有缺失，儒学风气因此衰落，礼教仍然微弱。由此可知，百姓的心志不能一下子改变；臣仰望陛下深思远虑，体念下民，逐渐用俭朴来教化他们，使他们达到正道。臣恐怕事业被耽搁、政事被延缓，动辄拖延若干年。若推行礼制、劝勉学习，使道德教化相互促进，必然会纷纷向往这种风气，不久便能实现；家家知道礼节，人人懂得义理，家家都可受旌表，我认为这并不遥远。”皇帝览奏后认为说得好，于是下诏说：“建立国家而重视道义，没有比学校更先的；尊奉君主、庇护百姓，没有比礼制更先的。自魏氏国力衰弱，周、齐相互抗衡，分割四海百姓，调动两国力量，彼此轮流强弱，经历了很多年；专务权诈而轻薄儒雅，重视战争而轻视俎豆礼仪。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争斗；朝野把机巧当作老师，文吏把深刻苛细作为法则。风气浇薄、习俗败坏，是教化造成这样的结果。即使重新建立庠序，同时开设黉塾，学业也不是当时所重视的，道义也不能推行。其中专心学习儒术的人，大概还是有的；只是他们人数少而众人多，不能改变风俗。然而他们维持名教、奖饰常伦，多少起到了一些弘益作用，国家能够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人。” 君王承受天命，吉凶随着教化而来；有礼则祥瑞必定降临，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受五常之性，但性情灵性各不相同；有礼则阴阳合其德，无礼则心同禽兽。治理国家、立身处世，不能没有礼。朕受命于天，裁成万物，消除华夷之间的混乱。朕寻求适宜的教化，戒除奢侈、崇尚节俭，以身率领百官，减轻徭役、减免赋税，希望通过宽厚弘大的政策使积习形成常态；但至今仍未能惩治革除。民间士庶办理吉凶之礼，动辄全都违背规范，不依制度。掌管法宪的官职，似乎堵住耳朵而毫无所闻；治理百姓的官员，犹如蒙住眼睛而不加察看。宣扬朝廷教化，难道能这样吗？古人的学习，是一边耕作、一边修养。如今百姓在不服徭役的日子里、农田农时之余，如果敦促他们学习学业，劝勉他们学习经典礼制，自然可以使每家仰慕大道、每个人向往至德，岂止是知道礼节、懂得廉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呢？应当从京师开始，推广到州郡，恭敬遵行朕的意旨，劝人学习、推行礼制。从此天下州县都设置博士，学习礼制。” 唐武后时期，麟台正字陈子昂上言说：“陛下正兴大教化，但太学已经废弃很久，堂宇荒芜积尘，听不到诗书之声，明诏还没有涉及此事，臣私下对此感到遗憾。太学是施行政教的地方，是君臣上下取法的地方，是俎豆揖让之礼兴起的地方。天子可以在这里得到贤臣。如今却任其废弃而不论，即使想要亲睦人伦、振兴治纲，也是舍弃根本而求取枝末，不能实现。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就一定毁坏；三年不奏乐，乐就一定崩坏。为什么要治理天下却轻视礼乐呢？愿陛下召集国子弟，使他们回到太学。这是国家的大事，不可废弃。”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先王设置学官，是为了掌管教育国子，用六德、六行、六艺、三教完备教化，人的道理也就完备了。《礼记》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必定要通过学校。’学习对于人的作用非常广泛，所以在国都设立大学，在乡邑设置小学以施行教化。君王的诸子、卿大夫士的子弟以及国家中俊秀的选士，都到学校学习。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春秋学习礼乐，冬夏学习诗书。因此教育完备，教化流行，学业有成而不违背正道。” 所以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因学习而成才的。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多年，国学废散，国子弟衰少，时人轻视儒学官职，不再保留精通章句的选士；贵族门第的后进子弟竞相凭侥幸升入官班，寒门常流又因家势衰落而放弃学业。考试之时，优秀人才很少登第；驱使这样的人去治理百姓，凭什么从政？又自垂拱以后，适逢文明之运，盛大典礼和鸿大恩泽日书月至，因借机入仕的人尤其多。加上张网罗织邪恶凶党，来俊臣一类人妄自掌握威权，任意施行枉曲酷刑，陷害正直之士；人人忧惧死亡，道路上以目示意，人们没有坚定的志向，很少有人能坚持不屈、遵循至公之节，只求苟且偷安、免于祸患，勉强度过一年，终于使纲纪不振，请托公行。负责选举的官署越来越放纵滥用，随班任职者少有经术之士，代理职务者多是庸劣琐碎之才，只以凶猛暴虐互相夸耀，很少能以清廉仁惠自我勉励，使天下百姓骚扰不安。幸赖陛下忧劳国事，屡次有所处分；然而革除弊病只进行到近处，这种风气仍有余存，州县官吏贪鄙的习气尚未停止，却希望政事都遵循道理、使民俗安宁，按如今的情形实在无法实现。陛下如果确实能颁下明确制度，发布有德的诏令，广泛开设庠序，大力敦促学校，把三馆学生立即召回集合；王公以下的子弟不许另求仕进，都进入国学，专心遵守经典训典；修饰馆舍和孔庙，尊重师儒；隆重陈设奠菜的礼仪，广泛讲授经义。”

译发表经说，使士庶在观听之中有所启发和发扬，弘扬、奖掖道德，就在于此。这样，四海之内便会纷纷向往这种风气，伸长脖子、抬起脚跟，都知道应当归向何处。然后审慎地掌握衡器和镜鉴，精心选拔贤能之人，让他们治理百姓，委托他们调理风俗，那么官员就不会有侵扰暴虐的政事，百姓便会有安乐之心；居处的民众彼此共同乐于从事本业，百姓都眷恋桑梓，哪里还会忧虑他们逃散而贫困呢？如今天下户口逃亡超过一半，租调减少耗损，国用不足，治理百姓的急务尤其比过去迫切。因此可知，致力于学习的根本，难道只是修养自身、增进德行而已吗？它还将用来安定百姓、使国家获利，怎么可以不致力于此呢？” 玄宗时期，国子祭酒杨玚上言说：“古代，卿大夫的子弟以及诸侯每年贡举的士人中，小学成绩优异者进入太学，逐渐浸润于礼乐，懂得朝廷君臣的秩序，按照品类分班，依据师长区别等级；学习三德、四教，学成之后才授予爵位。唐朝兴起后，两监荐举的有数百上千人，常选者占十分之二；考功郎中复核校定等级，认为经学明白、品行修洁，所以人数没有多少的限制。如今考功限定天下明经、进士每年一百人，两监所取没有多少；这样看来，学生耗费官府廪禄，而博士却滥受天禄。况且流外及各种途径入仕者每年有二千人，超过明经、进士十倍；胥史等浮薄虚妄之徒，轻蔑先王礼义，不能拿他们同勤勉于道业的人比较长短、分辨轻重。国家开设庠序，广泛施行教化，将要有所任用来劝勉进取，有关官司却设立限额加以黜退，想要俊杰充满朝廷，实在困难。”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代宗时期，皇太子想亲临国学举行齿胄礼，国子司业兼集贤殿学士归崇敬认为学校和官职名称都不合古义，于是上议说：“古代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从形制说，是壅水环绕，形状如璧；从意义说，是以礼乐彰明和谐天下。” 按礼制又称泽宫，所以前代有时称璧池，有时称璧沼，也称学省。汉光武帝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号称三雍宫。晋武帝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另设国子学，以区别士人与庶人。永嘉年间南迁后，只剩国子学。隋大业年间改名为国子监。如今声教盛大，唯独缺少辟雍，请把国子监改为辟雍省；祭酒、司业这样的名称，不适合作为学官名称。‘业’是栒簴上的大版，如今学校不教乐，在义理上不相称，请把祭酒改为太师氏，官阶三品；把司业改为左师、右师，官阶四品。近世明经不考经义，只先考帖经，专守一门，废弃学业传授，义理也断绝了。请把《礼记》《左氏春秋》列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列为中经，《尚书》《周易》列为小经，各设置博士一人。《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合计按一部中经办理，共设置博士一人。博士还须兼通《孝经》《论语》，依照章句训诂讲解；德行纯洁，文辞雅正，仪容庄重，可以作为师表的人，由四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在外地任职者，发给传符；七十岁者用安车蒲轮，诚敬地征召。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设置五经博士，品秩和学生人数分别有等级。” 旧有的博士、助教、直讲、经直，以及律馆、算馆助教，请一概罢除。教授法律学生时，拜见老师，应当用一束腶脩、一壶酒和一匹裁制的布，颜色同老师所穿的衣服。老师从中门出来，迎接学生入内并与之同坐；割取腶脩、饮酒三爵，礼毕才打开书箱取出经书。学生提起衣裳上前，请老师讲说经书的大意，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早晚都来请教。老师每天两次在堂上训授道义，教导他们文行、忠信、孝悌、睦友；十日检查、每月考试，按时考核、每年贡举，并根据学生及第人数多少考核博士。学生中有不遵从教诲的，用杖责罚。国子监把学生移送礼部，成为太学生；太学中仍不改过的，迁入四门学；四门学中仍不改过的，迁回本州学校；仍不改过的，恢复原来的徭役，终身不得参与士人行列。即使遵从教诲九年而学业不成，也送回本州。礼部考试制度，请停止在所习经书上考帖经；每经考大义二十题，答对十八题才算通；《论语》《孝经》各十题，答对八题算通；策问三道，以本经义理作答，答通两道为及第。孝行在乡里有声誉的，乡里举荐解送时应详细说明；考试当天即使经义缺答一两题，也允许兼收。天下乡贡也依此办理；学习和考试都以明经为名，及第后授官与进士相同。” 皇帝下诏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议论，但当时害怕改变旧制，所以没有施行。德宗时期，太子校书郎李观请求修缮太学，上疏说：“臣恭敬地思考，太学所承担的道义，实在广大啊！它确实是使国家充满德化、使天下获得教化根源、辨明整齐人伦、亲爱亲属而尊敬尊长的地方。实在应当每年命令崇尚严整，每日达到齐肃。应当及时督工测量、制作木材，不要等到椽梁崩塌；颁布朝廷命令、任用官员，也要选取足以称为师氏的人。这样以后，才可以陈述四代礼制，兴起无穷风教，开启素王之堂，删定青衿之篇。人人勉励修养品德、谨守分际，风俗抛弃争端，天下人都互相以此为准则。这样德化由此施泽，教化由此流行，如同水向下润泽、洪水涌动而滋养植物，利益难道不广大吗？”如今我曾看见太学毁坏的情形，实在不是这样。唉！从前学校有六馆，各自按类别教授学业，学生有三千人，盛况与古代相当。中途遭遇祸乱艰难，逐渐耗损衰败。等到陛下君临天下，旧有弊病仍然存在；掌事大臣却不把它作为急务，入学求学的人也不敢上达。积累的弊端已经形成祸患，超越年岁、历经纪年。臣身份卑贱，仍极力直言，希望合于治国要道。况且六馆的名称，包括国子、太学、四门、书、律、算等馆；如今保存的有三，亡失的有三。亡失的，是由于有关官司失职；保存的，也恐怕来不及修治。百姓有抛弃根本的议论，群生有将被压抑的忧虑。”

译至于博士、助教，竟然在学校中耕锄土地，三个农时播种五谷；把辟雍看成农郊，堂宇颓败，乱石相连。整天降雨，积水低洼停滞；到了晚上，天空群星罗列。学生们寂寥无所事事，居处迁徙不定。然而陛下既不拿这件事询问主管官员，也不使执政大臣知道，更不加以思考。所谓国家德化将要崩摧，教化根源将要枯竭，先圣之道将不能承受，犹如火焰向上燃烧，火势越来越大直到焚毁；它的烈害，难道不令人畏惧吗？近来圣朝以武事顺应时势、平定屯戍，有风后、牧野、建功、帝尧般的功业；如今圣朝以文德象征天经，有皋陶、伊尹、衡父宣扬皇帝的政教。实在是历代贤君之间，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然而政事没有因此更加治理，百姓没有因此更加安定。每年贡举的士人不能应对诏问，请求也无从提出；参加宴饮后退场的士人没有办法悟解玄妙的道理。天下有倒悬般的悲苦，诸侯有不忍安居的忧怀。执事大臣深思之后也无从下手，只是把心力耗费在无益之事上，因循守旧以保全自身。这难道真是不知道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在于养士，养士的方法在于隆重兴学吗？学校废弃，士人就会消亡；士人消亡，国家就会空虚；国家空虚，上下就会危险；上下危险，礼义就会销亡；礼义销亡，狂徒便可奸侮圣人，盗贼便可凌辱德行。圣德逐渐衰微，不知最终会到什么地步。如今看来，执事大臣的心意一定认为修学校会妨害时务，而其他妨害有千倍之多；认为养士会耗费财物，而其他耗费有万倍之多。却完全不知道，这项费用实际上不是费用，其他费用才是真正的费用；这项危害实际上不是危害，其他危害才是真正的危害。谚语说：‘细小的水流也能穿透石头，细弱的绳索也能折断树干。’这句话说明损益是逐渐形成的，若不是聪明睿智的人，便难以察觉。如今既然在儒家经典中明白征验，敬奉于事物的开始，承继《易经》的统绪，从纯厚的风教中恢弘事业，却希望海内俊杰纷纷跟随，来到云龙之庭，不知是否可以实现。礼书称虞、夏、商、周为天下盛王，是因为他们有庇护百姓的德行、使国家长久的仁政，值得仰望而巍然高大。况且太学的兴起始于有虞，通达于三王，到了汉、魏以后尤其盛于太宗文皇帝。应当重视圣贤、遵循这一制度，使它不仅在先皇时再三兴盛，也延续到当今圣朝。这正是古代帝王怜悯淳厚风俗开始变薄、祸乱开始萌发，所以共同以教化施于百姓；百代都奉行它，以弘大、长久地维持国家，广泛推行它以使生生不息。陛下不应忽视它。如今四位君王以德行相互争高，八位圣人幽隐而不显，风声教化也随之凋落。那四位君王的百姓，古代尚且容易治理；陛下的百姓，狡猾而且更加难治。容易治理的百姓，尚且有时会被遗弃；难以治理的百姓，难道能不更加慎重吗？鲁国《春秋》记载太庙屋顶毁坏，传文说：‘这是记载不敬。’臣如今害怕圣朝的史书会记载太学废弃，使万代后继者没有法则可遵。如今圣朝聚集全国兵力，守卫边塞堡垒，使织妇空置织机，耗尽农夫的粮食，难道是憎恶百姓、轻视财物吗？实在是为了社稷的计划。假如有一天农夫死亡、织妇生病，边塞军垒仍在，而粮食布帛不能运来，陛下这时还有闲暇劝人学习吗？那时礼义之心没有预先蓄积在人们心中，也很难使天下达到和谐。况且四方学校，是太学的枝叶；天子的教化，是诸侯的根本。从来没有根本倾覆而枝叶能够保存、天子废弃而诸侯还能兴盛的道理。治理国家，也如同调治一个人的身体：京师是人的心，四方是身体，诸侯是身体的四肢。心平和，身体的疾病容易治理；身体平和，四肢的病患即使不专门治疗也会痊愈。如今不肯在心和身体上节省精神，却把资财耗费在四肢上；外部时势发生变化，内部元气耗尽，就会有病势不起的忧患。恭请陛下察看张弛的规律，观察损益的谋划，消灭无用的府库开支，崇尚有余裕的根源；修复废缺，使各种制度彰明；使庠序昌盛、教化流行；为长久治理国家操劳，使帝王事业宏大兴盛。况且周朝营建灵台、鲁国修缮泮宫，与陛下今日所应做的事情相比，不过万分之一。恭请尽快命令主管官司办理，不要等到无法扶持天下，那就非常幸运了。宪宗时期，学士李绛上疏说：“自三代圣明君王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帝王，没有不崇建太学、尊重名儒，学习干戚羽籥的仪容，隆盛樽俎揖让的礼节，以兴起教化、达到太平。天子亲自进入学校视察，皇太子举行齿胄礼，这正是用教化成就天下的办法。所以《礼记》说：‘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必定要从学校开始。’遇到征讨紧急时，就先重视武事；到了天下大治的时期，就崇尚文德。武、文二柄相互配合，是百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原则。所以汉光武帝在兵革之中，放下武器讲习经艺；魏太祖也在扰攘之际，崇尚建立学校。历代对于儒道，重视到了这种程度。后汉儒学大师兴盛时，太学学生甚至达到三万人，诵读先圣言论，斟酌当代事务；声名显赫、德行宏大的儒者，安定国家、救济时局，没有不是从太学起步而登上显位的。国家自高祖初平定关中，便修建太学，并为功臣、宗室子弟另立小学，修建黉舍，大力推广儒家训典，增加学生人数；各自设置博学宏儒和经学硕学，使他们列于朝廷，回答疑问，考察古今，全部征引经典作为依据，并且能够传授老师的学法。因此朝廷没有无根的议论，蕃夷有仰慕仁义的声名，风教大为流行，礼乐全都完备，贞观的治理可以称为太平。” 到了开元年间，也沿用国学制度，再次见到儒道兴盛。所以太学在衰乱时代废弃，并不是因为要使风俗趋向末流、忘记根本，而是由于国学废止了讲论之礼，儒者失去了老师资助的教诲。从此以后，不以经典义理为根本，不懂君臣父子的道理，不知道礼乐制度的原则，和气不能流行，悖乱于是发生。师氏废弃，危害就是这样。如今天下遇到圣明的君主，荡涤污秽，前代不能举办的，陛下举办了；百王不能实行的，陛下实行了。天下万方侧耳倾听，亿万百姓踮足企望，都想接受圣明教化、希望承受德风；然而德盛道隆，却缺少弦歌的雅正吟咏；政令流布、教化融洽，却少有儒学的高尚风气。近来胡人盗寇扰乱中原，皇帝车驾逃避北狄，中原凋敝，百姓流离，儒学硕士离散，国学毁坏废弃；学生没有击鼓开箧求学的志向，博士有靠着坐席而不讲学的讥讽，学校竟被当作马厩和菜园，恐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恭惟陛下具有超越时代的资质，发布振兴风俗的命令，重新崇尚太学，重新延请儒学硕士，精选学生，奖赏宠信博士，广泛征召天下有名望有德行、专治一门学术的士人；增加修饰学校中的屋舍和饮食供应制度，考核讲习成绩的优劣，彰明义理训诫的得失，明确建立科品，使人有所惩戒和劝勉；对拔萃出群者用俸禄留住，对废弃学业、怠慢教诲者施以刑罚，自然就会形成儒雅风气。”

译每日兴盛经典，每日加重先王之道，每日使太学的教诲更加兴盛，每日使它更加受到尊崇。陛下垂衣拱手坐于明堂，接受福祥于清禁之中，使师氏教导德行，不仅在周代可称美；桥门之下观行礼仪，难道还会逊色于汉代吗？恳请仰赖上天的造化，特别览察臣的愚见，使这个废弛之处重新兴起，引入教化，希望有助于圣明政治，稍稍补益皇朝风化。皇帝于是把奏议交付中书、门下，命令修建、振兴国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撰 学校 宋太宗端拱初年，史馆修撰杨徽之因任次对官入对时上言说：“自陛下继承皇统、登临大位，阐明发扬文治，修复废坠的制度，儒学日益兴盛。甚至周岩野之士也被聘用，盛大的科举选士制度建立以来，任用才俊的道路也已经达到极点。然而擅长文章的人大多超越常格升迁，通晓经学的人却很少得到特别任用。如果不振兴举用经学人才，怎么能劝勉专心勤学的人呢？师法不能传授，继承先祖之道又在哪里？况且京师是四方的表率，太学是首善之地。如今五经博士全都缺员，这不是尊崇教化、奖掖人才、由内及外的办法。恭请陛下发布明诏，广泛寻求通晓经学的人，在朝廷中选拔，从民间拔擢；增加博士员额，教导国子弟，按照他们所学的专业授予相应本官，俸禄也应优厚，表彰区别人才就在于此。博学贯通的人既然获得厚重赏赐，那么天下善类便知道应当受到劝勉。不要让唐、汉专门以得到人才著称。”太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仁宗至和三年，侍御史赵抃请求把太学的田土、房缗归还太学，上状说：“臣认为，商、周之所以被称为治世，没有不是把兴建学校、教育俊良、敦厚风俗作为急务的。后世苟且简略、只看浅近末节，有人以庠序来议论治道，便都讥笑其迂腐空疏。既然如此，舍弃学校而想宣扬风化，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向前一样。臣私下看见京师太学几乎要废弛了。庆历初年，朝廷拨给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收入用来供给学校。那时供养学生二百人；后来陈旭判监，供养人数也不少于一百人。近来胡瑗管勾太学，已经超过三年，却只供养到掌事、谕义以及孤寒学生二三十人而已。又从今年春夏以来，一概停止供给，命令学生自行供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前赐给的田土、房缗，全都被国子监拘收并占据吝惜。近来听说吴中复上奏论列，请求照旧归还太学，至今过了许多天还没有施行。臣愚见，如今如果不把田土、房缗归还太学，就没有办法供养学生；不能供养，就将看见学生纷纷离去而奔向四方。这样一来，太学就会废弃。恭惟陛下聪明仁圣，凡是辅弼大臣和近臣，每天都希望使陛下达到尧舜的境界；如今却让太学废弃，将赶不上商、周的治世，怎么能够接近唐尧虞舜的盛治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人〕 恭请陛下特别颁赐圣旨和指挥，把先前赐给的田土、房缗归还太学，依旧允许修缮完备斋舍，供养学生，逐渐教育磨砺，使天下一变而达到至治；这样或许可以使本朝尊儒重道、兴学育才的盛况不愧于古代治世。嘉祐元年，欧阳修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来议论政事的臣子，已经有人向陛下谈论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办法了。有人想建立三舍来供养学生，有人想恢复五经博士，有人想只举用旧制、修复废坠，有人想专门创立新学、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不同，意图却是一致的。陛下慎重对待此事，把议论交给群臣；议论者于是想创立新学、建立三舍，并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和品德，授予他们官职。开始时教他们经艺文辞，最后则根据才识德行取用。听起来十分完备，考察实际却难以实行。建立学校来养育贤才，考察才德来选取士人，这都是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政治的最高境界。但臣等说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古今制度体制不同，施行办法也完全不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并不像如今的办法。古代所谓施行政事与设置教化，所适宜的快慢本来就不同。” 规定时日以督促办事，考察功过并用赏罚督责，这是施行政事的法则，所以政事可以迅速完成。至于设置教化，则以劝人向善、兴起教化、崇尚贤能、砥砺风俗为任务。它影响人的过程逐渐缓慢，因此深入人心也深；收到成效的时间迟，所以推及其功效也长远。因此通常缓慢而不急迫。古代，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从天子、诸侯的子弟，下至国家选出的俊秀，没有不入学的。从成童开始学习，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训诫，敦厚孝悌的行为，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上、诚信对待朋友，面对财物时廉洁，处于众人之中时谦让。他们在自身上修养，在家庭中实行，推广到邻里，在乡党中闻名。然后向众人询问，又由可信的长老确定并推荐，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再取其中最优秀的为选士；又过了很久，再取其中最优秀的为俊士；又过了很久，再取其中最优秀的为进士。然后辨析他们的议论，按照才能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去世，是通常的寿命；古代却到四十岁才出仕，大概用半生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由邻里乡党观察，然后才可以真正了解这个人。” 这样积累德行、累积善事，既勤勉又长久；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也谨慎而有次序。然后虚伪求利的人便不能混入其中，风俗也不会陷入偷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施行办法就是这样。如今的制度，是用贡举选取人才。过去每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议论者担心太迟，又改为隔年催促举行。应举的士人来到京师求学，大多离开乡里，远离父母妻子，作朝夕求取俸禄的打算。他们不像古人从成童到四十岁，就在本地庠序学习，邻里乡党能够共同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品行和实情。古代养育士人，根本在于宽缓从容；如今选取士人，忧患在于急迫。这就是施行办法不同的大概。臣请求详细说明当今的弊病：既然以文学取士，又想根据德行任官。如果迅速选取，那么真假实情还没有辨明；朝廷本来想用学习劝人修养德行，反而用利益诱使人作伪，这是第一项不可行。若缓慢选取，等到众人观察、从容考察而逐渐进用，那么文辞之士已经先在甲科中取第，德行之人却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第二项不可行。况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的士人，携带一身来到京师，临时杂乱地聚居在一起，不像古人在家中、在学校里，从小到大都有亲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