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三

译《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大平坦。” 说的就是祁奚。对外举荐人才不回避仇人，对内举荐人才不回避亲戚，可以说是极其公正了。正因为祁奚自身有善德，所以才能举荐同类贤善之人。《诗经》说：“因为他自身具有这种德行，所以他的后人也像他一样。”祁奚正是这样的人。汉武帝元光六年冬十一月，有司上奏议论说：“古代诸侯进贡士人，第一次合格称为好德，第二次合格称为贤贤，第三次合格称为有功，于是加赐九锡。不进贡士人一次，便贬黜爵位；两次，便贬黜封地；三次，爵位和封地全部被黜夺。依附下级而欺罔君上者处死，依附上级而欺罔下级者处刑；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没有益处的人斥退；处在高位而不能进用贤能的人退职。这是用来劝善黜恶的。如今诏书昭示先帝的圣明事业，命二千石官员举荐孝廉，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举荐孝廉而不奉诏令，应当按不敬论罪；察举不廉洁、不能胜任的人，应当免职。”奏议获准。元帝竟宁元年，御史大夫职位空缺，在位官员大多举荐冯昭仪的兄长、大鸿胪冯野王。皇上让尚书评定二千石官员的等第，冯野王的品行和才能排名第一。皇上拿这件事询问中书令石显，石显回答说：“九卿之中没有比得上冯野王的；可是他是昭仪的兄长，臣担心后世一定会认为陛下超越众多贤能之士，只是偏爱后宫的亲属，因而让他担任三公。”皇上说：“好。”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陈述政事的人多说，各郡国往往不按功劳和资历任用官员，所以守职的人容易懈怠，吏治也日渐疏怠，过错在州郡。皇帝下诏让公卿和朝臣议论此事，大鸿胪韦彪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的诏书忧念劳苦百姓，施恩于选举，务求得到合适的人才。国家把选拔贤能作为要务，贤能之人又把孝行放在首位。孔子说：‘侍奉父母能够孝顺，就可以把这种忠心转移来侍奉君主。’所以要从孝子之家求取忠臣。人的才干和品行很少能兼备，因此孟公绰的才能胜过赵、魏两国的卿大夫，却不能让他担任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忠孝之人用心接近淳厚，经过锻炼的官吏用心接近刻薄。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就在于它们有磨炼人才的方法。选士应当把才干和品行放在首位，不能只凭世代功勋和门第。但归根结底，关键在于选任二千石官。二千石贤能，贡举上来的人就都会合乎要求了。”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说：“汉朝设置博士，有十四家，设立甲、乙科来勉励求学者。如今太学考试博士弟子，都是凭个人意思解释经义，不遵守各家师法，不依照章句，任意穿凿附会，轻视侮慢儒学道术，渐渐形成风气，确实不是诏书所说实行选拔的本意。改变浅薄风气而归于忠厚，是三代一贯的原则；专心精研、致力于根本，是儒学首先重视的事情。臣认为，博士策试应当依从本家章句，设置五十道难题来考察；解释得多的列为上等，引用文献明白的列为高等说法。如果不依照先师的义理，彼此有抵牾的，都应予以纠正，不能列为上等。”皇帝听从了。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制度，规定被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儒生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章奏。尚书仆射胡广上书反驳说：“臣听说，君主以广泛了解、普遍照察为德，臣下以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为忠。《尚书》记载，遇到疑难要广泛征询，谋议要问及卿士；《诗经》赞美先王，连割草打柴的人也要询问。国家有重大政事，一定先在朝廷议论，又向故老请教。所以思虑不会有失策，举措不会有过错。臣私下看到尚书令左雄的建议，郡国举孝廉都限定在四十岁以上，诸生考试章句，文吏考试笺奏。陛下的诏书既已许可，又命令我们参与参考。臣恭敬地思量，王命的重大意义，记载在典籍之中，应当使它像日月一样昭著，像金石一样坚固，作为百王的遗则，施行于万世。《诗经》说：‘上天的意旨难以相信，事情并不容易，君王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选举应当根据才能，不能拘泥于固定制度。六奇之类的谋略，不一定出自经学；郑阿那样的政绩，也不一定表现在章奏上。甘英、奇章得到显用时，年龄还不符合壮年任仕的标准；终军、贾谊声名远播，也都在二十岁左右。汉朝承接周、秦，兼采殷、夏，祖述先王之德，师法经典，又参杂霸业的轨范。圣明君主和贤能臣子世代相继，使天下达到治理，贡举制度从没有任意改变。如今只凭一位臣子的意见，削改旧有章法，而便利之处尚未明白，众人的心也未必满意。” 矫正偏曲、改变常制，是政事中的重大事情，却不征询台司，也不广泛询问卿士。如果事情下达以后，议论者纷纷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妥，那么朝廷一开始就失去了改革的便利；如果同意执行，王命又已经施行。臣愚见，应当把此事公布给百官，参照他们意见的同异，然后审察选择哪一方面更好，详细采纳其中合理的意见。臣斗胆以盲者之言冒犯天子的禁令，惟愿陛下采纳。” 灵帝时，中常侍吕强上言：“按照旧典，选举之事委托给三府。三府进行选拔，参与议定属官，询问他们的品行事状，衡量他们的器量才能，接受考试后任用，并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如果没有可以考察的结果，然后才交给尚书处理。尚书举劾后，请求交给廷尉复核审查；如果查明是虚假而非真实，就实行诛罚。如今只任用尚书，甚至有时还下令直接任用。这样一来，三公可以免除选举失当的责任，尚书也不再获罪。责任和赏罚都没有归属，谁肯白白辛劳呢？立言的人如果害怕留下记录过错的罪责，就不应当学习写作；明镜如果不愿照见瑕疵，就不应当拿来照人。愿陛下详细思考臣的话，不要把记录过错、照见瑕疵当作罪责。”奏书上达后，皇帝没有理会。议郎蔡邕上疏说：“臣近来看到，幽州、冀州是铠甲和战马的产地，近年来又遭遇战争和饥荒，逐渐到了空虚耗损的地步。如今百姓流离，县邑空虚，万里之内一片萧条；官职空缺已久，吏员和属官也不足，而三府选举超过一个月仍未定下来。臣径直感到奇怪，但议论此事的人说，这是为了避开‘三互’禁令，十一州有禁，只能取其中二州的人而已。可是这二州的士人，有的又受到年限限制，犹疑拖延，因而耽误了政事。臣愚见，‘三互’禁令本来就是较轻的禁令，如今只须再申明威令，明确法令，在任的人难道不会戒惧吗？何必预先拘泥于三互，自行造成滞碍呢？从前韩安国出身徒役之中，朱买臣出身幽微卑贱，他们都因才能适宜而被任用，并且回到本郡任守。又如张敞虽曾逃亡，仍被提拔授予剧州，难道还要顾虑三互，受制于后来的末流制度吗？三公明知这二州的重要性，本应迅速决定，越过禁令选取有才能的人，以挽救当时的弊病，却不顾诤臣应有的道义，只苟且躲避轻微禁令带来的便利，致使选用拖延而失去人才。臣愿陛下上承先帝，解除这些近世的禁令；各州刺史中有才器、可以调换任用的人，不必拘泥于任期、日期和三互之禁，以求适当。”奏书上达后，皇帝没有理会。

译魏明帝时，曹植作《陈审举之义》疏说：“臣听说，天地之气调和，万物就生长；君臣的德行相合，各项政务就能成功。五帝时代，并不是人人都聪明；三代末世，也不是人人都愚蠢。关键在于是否任用，以及是否能够识别。既然当时有选举贤能的名义，却没有得到贤能的实际结果，就一定会各自援引同类而进用。俗话说：‘宰相门里有宰相，将门之家有将领。’所谓宰相，是文德显著的人；所谓将领，是武功卓著的人。文德显著，就可以匡正国家朝廷，使天下达到和乐太平，稷、契、皋陶、龙等人就是这样。武功卓著，就可以征伐不服从的国家，威震四方夷族，南仲、方叔就是这样。从前伊尹作为陪嫁之臣，地位极其卑贱；吕尚居于屠宰和垂钓之间，处境极其鄙陋。等到他们被商汤、周文王举用，确实是道合志同，深远的谋略和神妙的才智相互通达，难道还要借助近臣的推荐、通过左右之人的介绍吗？《尚书》说：‘有不同寻常的君主，必定能任用不同寻常的臣子；任用不同寻常的臣子，必定能建立不同寻常的功业。’商、周二王就是这样。至于那些拘谨鄙陋、只知因循守旧的人，哪里值得向陛下进言呢？所以阴阳不调和，日月星辰不明畅，官职空缺而无人，政务不能整饬，都是三司的责任。” 边境骚乱，四方内部受到侵扰，军队覆没、众人丧亡，战争不能停止，是边将应当忧虑的事情。难道可以徒然承受国家的恩宠，却不能胜任职责吗？所以，责任越隆重，所负的责任就越重；地位越高，责罚就越深。《尚书》称‘不要使众官空缺’，《诗经》有‘想到自己的职务和忧患’的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具备上天所赋予的纯真美德，登上神圣的机枢继承帝位，听到了歌颂康乐太平的异闻，实行偃武修文的美政。然而这些年来，水旱灾害不合时令，百姓困于衣食，军队频繁出动，征发年年增加。加上东边有覆败的军队，西边有战死覆没的将领，以至于淮水、泗水之间蚌蛤漂浮，林木间鼯鼠喧叫。臣每次想到这些，没有一次不是停止进食、挥落饭食，面对酒杯而握紧手腕。过去汉文帝从代地起兵，怀疑朝廷有变，宋昌说：‘朝廷内部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亲，外部有齐、楚、淮南、琅邪等地，这就是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宗族屏障，请大王不要疑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向上远见周文王有虢仲、虢叔相助，中间思考周成王有召公、毕公辅佐，向下保存宋昌所说磐石般的宗室根基。从前千里马在吴阪上，可以说是困顿了；等到伯乐观察它，孙邮驾驭它，形体并不劳苦，便能坐取千里之程。这是因为伯乐善于驾驭马，明君善于驾驭臣。” 伯乐驾驭千里马，明君使天下达到太平，确实是任用贤能、使用有才之人的明显成效。如果朝廷各部门都得到贤良，万般机务在内部得到治理；武将统率军队，边方的困难就能克服平息，陛下就可以从容安居都城，何必劳驾銮舆，暴露在边境呢？臣听说，羊身虎皮的动物，见到草就高兴，见到豺狼就害怕，忘记了自己披着虎皮；如今任用将领不当，就好像这种情况。因此俗语说：‘忧患在于做事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却不能去做。’从前乐毅逃奔赵国，心里没有忘记燕国；廉颇在楚国，仍想着做赵国的将领。臣生在乱世，长于军旅，又多次接受武皇帝的教诲。臣近来看到，统兵作战的要领，不必专门取法孙武、吴起，也能暗中与他们相合。臣在心中反复思量，常愿有一次能够入朝觐见，推开金门，登上玉阶，与列位在职大臣一起，得到陛下片刻询问，使臣能够一吐胸中所怀、舒展积蓄的情绪，死也没有遗憾。最近接到鸿胪寺下发的征发士卒、催促军息的文书，集合期限非常紧迫。又听说豹尾旗已经竖起，戎车即将奔驰出发，陛下又要劳损玉体，扰乱心神，臣实在惊惧忧息，不能安居。愿能够骑马执鞭，首先承受尘土和风露，汇集风后奇谋，接续孙武、吴起的要领，追慕卜商，启发陛下左右，献身效命，直到车轮毁坏为止。即使没有大的帮助，也希望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然而上天高远，听闻相隔遥远，臣的心情无法上达，只能独自仰望青云而抚心，仰望高天而叹息罢了。屈原说：‘国家有千里马却不知道驾驭它，惶惶不安地另行寻找。’过去管叔、蔡叔被放逐诛杀，周公、召公出来辅弼；叔鱼陷入刑罚，叔向匡正国家。三监的祸患，臣自然应当承担；二南诗篇所歌咏的辅弼之臣，并不难求。华贵宗族和贵族之中，藩王之内，一定有能够响应这次举荐的人。所以《左传》说：‘没有周公那样的亲近关系，就不能行周公所行的事情。’惟愿陛下稍加留意。近来汉朝广泛分封藩王，丰厚的封国有相连数十座城池，俭约的也不过祭祀祖先、享用祭食罢了，不如姬周建立诸侯国，实行五等爵位的品秩制度。像扶苏劝谏秦始皇、淳于越反对周青臣的主张，可以说是懂得时势变化了。能够使天下人侧耳注目的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因此谋略能够改变君主的决定，威势能够震慑臣下；豪强右族掌握政权，并不在于是否是皇帝亲戚。权力所在之处，即使关系疏远也必然尊重；权势离去之处，即使关系亲近也必然轻视。夺取齐国的是田氏，不是吕氏宗族；瓜分晋国的是赵、魏两家，不是姬姓宗族。惟愿陛下明察。假如吉祥之事由一姓专擅其位，凶祸来临时却离弃患难，那是异姓之臣。希望国家安定、家族显贵，共同享有荣华、共同承担祸患、死后也同受其祸的，才是公族之臣。” 如今反而疏远公族而亲近异姓，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臣听说孟子说：‘君子困穷时独善其身，通达时兼善天下。’如今臣和陛下一同踏冰踩炭，一同登山涉涧，共同承受寒冷、温暖、干燥、潮湿和高低险阻，难道能够离开陛下吗？臣无法抑制愤懑，拜上奏表陈述心情。如果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请暂且把它收藏在书府，不要轻易毁弃。臣死以后，其中的事情或许还可以思考。如果有哪怕丝毫能够触动圣意的地方，请把它拿到朝堂上，让博古之士纠正臣奏表中不合义理的地方；这样臣的愿望就满足了。皇帝总是用宽厚的文辞答复他。青龙年间，诸葛诞、邓飏等人驰骋名誉，受到‘四窓八逹’的讥刺。皇帝厌恶这种风气，当时正要选用中书郎，便下诏说：‘能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全在卢毓。选举不要取那些有名声的人，名声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拿来吃。’吏部尚书卢毓回答说：‘名声不足以招致非凡的人才，却可以得到普通士人。普通士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有名声，并不是应当厌恶的。愚臣既不能识别非凡人才，而主管选举的人本来就是以依循名声、考察常规为职责，只应当有办法考验他们日后的表现。所以古代先以言辞陈述，再以功绩进行明确考核。如今考核功绩的法令废弃了，却用毁誉来决定升黜，所以真假混杂，虚实相互遮蔽。’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晋武帝咸宁初年，司隶校尉刘毅认为魏国设立九品，是权宜应时的制度，既没有看见得到人才的成效，反而有八种损害，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建立政事制度以官员才能为根本。选用官员有三件难事，也是国家兴衰的由来：人物难以了解，这是第一；爱憎难以防止，这是第二；真情和虚伪难以辨明，这是第三。如今设置中正，评定九品，高低任凭个人意愿，荣辱操在手中，掌握了人主给予祸福的权力，夺取了朝廷的权势。爱憎由内心决定，真伪也由自己判断。公事上没有考核失职的责任，私下又没有被告发揭露的顾忌。用心各式各样，求取品第的办法千头万绪。廉洁谦让的风气消灭了，苟且求进的习俗形成了。天下人喧嚣不安，只争夺品位，听不到推让之声，臣私下替圣朝感到羞耻。名声和评状要与才能相当才算清正，品第等级要取得实际成效才算公平；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弄清。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美好结果；枉曲滥授，是混乱败亡的恶果，也不可不察。然而人的才干和能力各不相同，才能全面完备的人很少。器量有大小，显达有早晚。早年鄙陋而后来修明的，应当得到日益更新的评价；怀抱正道而不合时宜的，应当得到质朴正直的称誉；志向远大而小节有所欠缺的，应当得到非同寻常的评价；任性直率而不加修饰的，应当得到清正真实的名誉；品行不多但才干优异的，应当得到器重任用。” 所以三仁走的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四子行为不同而义理相同。陈平、韩信曾在乡里受到嘲笑侮辱，却在帝王那里建立功业；屈原、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却在史册上显扬名声。这是最确切的论断所阐明的。如今的中正不精心考察人才的实际才能，只依附朋党，不能公平衡量，评定尺度专门随着爱憎改变。想要抬举的人，就搜集虚假材料来成就他的声誉；想要压低的人，就吹毛求疵。品第高低随着势力强弱，是非取决于爱憎；随着世势兴衰而改变，不顾人才的实际。失势时就贬低，得势时就抬高。同一个人，十天之内评价就能不同。有的用财货行贿来打通关系，有的凭计谋勾结而得到升进。依附请托的人必然显达，守持正道的人反而困顿憔悴。对自己没有好处的，必定被削夺；对自己有私情的，必定满足其欲望。因此上品中没有寒门，下品中没有权势家族；即使有时出现例外，也都有曲折的缘故。轻慢君主、妨害时政，实际上是祸乱的根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一点。设置州都中正，是想采纳州里公正的舆论，使众人归附，以镇定不同意见。一个人的一番议论，不能代表全州人才；一个人考察不周全，却因此让全州人才都承担后果。自仲尼以上直到庖牺，没有谁不曾有过过失；如果因此都认为他们不堪任用，为什么偏偏只责求中等人才呢？如果中正特别不修治自己，自然可以另行选任。如今却加重中正的责任，反而轻视中正其人。所制定的品第标准，还要再去询问刁攸。刁攸既不是州里众人所归服的人，也不是按照职分应当设置的官员。如今向不服从的人询问裁定，又让没有相应职权的人决定事情，这会助长谗毁构陷的根源，产生乖离争斗的征兆，似乎不是设立州都中正的根本防范、治理风俗的深远防范。主管者既然偏爱刁攸，刁攸所贬低的人，又再选任为二千石，已经有好几人。刘良上奏刁攸所贬低的石公，指责刁攸所作的驳斥违背之论，使这种议论在州里横行，猜嫌仇怨的缝隙由此形成于大臣之间。桑妾的诉讼，祸及吴、楚；斗鸡引发的变乱，使鲁国遭难。何况人伦之间相互争斗，就会兴起朋党；刑狱案件不断滋生，祸根就会结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二点。原来制定品第的体制，是想使人伦有秩序，如同鱼贯而行、次序分明。制定九品，是取其高下作为标准，认为才德有优劣，同类之中有先后。如今的中正，专门压抑自己所疏远的人，便贬抑全州，使州中没有高于自己的人；对于品行污秽低劣的人反而相互结交，就越级提拔，同时包庇自身。以公事名义制定品格，实际上却成全自己的私心。君子无论大小都不能有怨恨，官政也没有约束奸邪的防范，于是使他们上可以欺蒙明主，下可以扰乱人伦。结果优劣处在颠倒的地位，先后次序错乱，把应当尊贵、异于常人的人才置于凡庸品第之下。” 让不肖之人负重戴高，反而越居于成人之首。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三点。陛下登上帝位，开启天地般的恩德，发布不避讳过失的诏书，接纳忠直之言，以了解天下的实情，这是太平的根基，是非同寻常的法制。然而从王公到百姓，赏罚无不依法施行。设置中正，把一国的重大权力委托给他，却没有赏罚的约束；人心多变，所以清正公平的人少，怨诉的人多。听任他们申诉，告发揭露就没有止境；禁止诉讼，又会使侵害冤枉无穷无尽。与其烦劳于审理诉讼，尚且胜过受侵害冤枉的祸害。如今禁止诉讼，就等于堵住一国人的嘴，助长一个人的势力，使他可以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所有受冤枉的人，怀抱怨恨、积累冤屈，却无法依靠天地无私的德行，只能让邪人掌握的铨选权继续造成壅塞蒙蔽，使上面的明察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四点。从前在圣王时代，为了敦厚风俗、使百姓安定，尊崇乡党的义行，推重亲属之间的德行，用礼教在学校中互相率勉，于是贤能和不肖就显现出来了。然而乡老记录他们的善行来进献天子，司马评议他们的才能来授予相应官职，有司考核功绩来明确升降，所以天下人退居乡里便修养根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之人无处容身。如今一国的士人，多的有数千人，有的流徙到别的国家，有的到不同地方谋生，彼此连面都不认识，更何况能够了解他们全部的才力呢？而中正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要给他们评定品状：对所认识的人，就从台府采集赞誉，从流言中接受诋毁；任凭自己判断，就有不了解实情的蒙蔽；听取别人意见，就有彼此偏袒。对所认识的人，爱憎会夺去公平；对所不认识的人，人情关系会扰乱尺度。这样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赞誉，也不是朝廷考核功绩的制度，终于使求取官位的人舍近求远、背弃根本而追逐末流，用职位来求取成就，不凭品行树立声誉，品第也不考察功绩，朋党赞誉虚妄。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五点。凡是设立品第、制定评状，都是为了寻求人才来治理事务，并不是用虚假的名誉互相粉饰、评判好坏。即使孝悌的行为未必施用于朝廷，也属于门外之事，应当以义来裁断亲情。既然已经任官，职位有大小，事务有繁简，各自都有相应的功绩回报，这才是人才实际成效所得到的功分。如今却反过来，在应当依据功绩叙用的时候，即使职位很高，也仍被附在卑下品第；在官职上没有功绩，却获得高等叙用，这就是压低实际功绩而抬高虚假名声。上面夺去了朝廷考核功绩的权力，下面助长浮华结党的士人。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六点。凡官职不同，所服务的事务也不同；用人若能与其才能相称，事情就能成功；失去其才，事情就会失败。

译如今品第不能说明才能适合做什么，却以九等作为固定格式；按照品第取人，有时并不是取其所长；按照评状取人，又会受本品等级限制。即使评状真实，品第和评状仍会互相妨碍，束缚选举，使人不能精确地按照才能适宜之处任用。何况如今九品制度，对所疏远的人就削减其长处，对所亲近的人就掩饰其短处，只是编造空洞的议论，把它当作虚假声誉。这样品第不能衡量才能，各项政务凭什么得到治理，万般机务凭什么得到整饬？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七点。以前九品诏书规定，善恶都必须记录，用来进行褒贬，当时天下人还稍有顾忌。如今的九品制度，贬低的人不揭示他的罪过，抬举的人不列出他的善行，废弃褒贬的意义，任凭爱憎裁断，使清浊混杂，以便培植私党。所以反而违背原来的品第制度，扩大自己的势力，驱使众人，使他们必定归附自己。升进的人没有功劳来作为劝勉的表率，退黜的人没有恶行来作为惩罚的依据；奖惩不明，风俗就会污浊，天下人怎么能不解除对德行的重视而专心经营人事关系呢？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八点。由此说来，选用中正而不是合适的人，授予权势却没有赏罚；或者中正缺乏而没有禁令约束，所以邪党得以肆行，冤曲滥用横行。名义上是中正，实际上是奸邪之府；名义上是九品，实际上却有八种损害。有的怨恨结于亲属之间，猜疑产生于骨肉之中；本人困于仇敌，子孙也受到祸患。这是历代的祸患，不只是当今的危害。所以当代君主应当观察时势来制定法令，防止奸邪、消除乱患，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周朝因袭殷朝，也有增损改变；至于中正九品制度，上古圣王和贤人都没有采用，难道他们会被这件事蒙蔽而考虑不周吗？这是因为它不适合政治教化，才没有采用。自魏国建立以来，没有看见它取得选得人才的功效，反而产生仇怨和轻薄的祸患，毁坏风气、败坏习俗，对教化没有益处；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愚臣认为，应当罢除中正，废除九品，抛弃魏氏有弊病的法令，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奏书上达后，皇帝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了他。太康年间，太子少傅卫瓘认为魏国设立九品只是权宜之制，不是贯通经常之道，应当恢复古代乡里举荐选拔的制度，于是与太尉王亮等上奏说：“从前圣王尊崇贤能、举荐善人，使朝廷中充满德行和谦让，民间没有邪僻行为，确实是因为闾伍之间的政教足以互相检点，询问事情、考察言论，必定能得到善人。知道名声不能凭空求取，所以返回自身修养；因此尊崇贤能，风俗更加和穆，黜退恶人，品行更加笃厚。这就是乡举里选，是先王的法典。自此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衰败。魏氏承受颠覆的时运，兴起于丧乱之后，士人流离迁徙，没有地方考察详核，所以设置九品制度，大致只是暂时具备选用人才的根本。制度刚创立时，乡邑的清议不拘泥于爵位，所加的褒贬足以勉励人们，还保留着乡论的遗风。后来逐渐受到浸染，终于计算资历来确定品第，使天下人观望等待，只把所居官位看作尊贵；人们抛弃德行而忽视道业，争夺微小利益，损伤风俗，这种弊病并不小。如今九州制度相同，伟大的教化正开始施行，臣等认为应当彻底清除末流法制，一律仿照古制，以土断确定户籍；从公卿以下，都以实际居住地为正籍，不再把寄居者远远挂在异地。” 这样一来，同乡邻里都成为邑里，郡县长官就由当地居长者担任，完全废除中正九品制度，使举荐善人、进用人才都由乡里的舆论决定。这样下级就会敬重上级，百姓安于教化，风俗和政事一起清明，教化和法令共同发挥作用；人们知道判断善恶的教化不在于交游关系，浮华争竞自然平息，各人都会从自身做起。如今既然要废除九品，就应当依照古制，让朝廷大臣共同举荐任用人才；这样既拓宽了出仕的道路，又可以激励进贤的公心，考察在位者的贤明与昏暗，确实是好的法典。”武帝认为他说得好，但最终不能实行改革。太熙年间，当时燕国的中正刘沈举荐霍原为寒素之士，司徒府不采纳。刘沈又坚持到中书省，奏举霍原，中书省再次下交司徒府共同议论。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所谓寒素，应当是指门第寒微、本人朴素，没有世代承袭爵禄的资质。霍原是列侯，显贵而佩金印紫绶；他早年从事世俗交际之事，晚年才致力于学习，少年和成年所做的事业不同，年过三十才开始立志，民间的声誉尚未普遍，德行礼法也没有名声，不应符合寒素的称号。”李重说：“按照癸酉诏书，应该尊崇廉洁谦让，黜退浮华竞逐。对于实行谦退、出身寒素、恭敬修身的人，应当优先举用。依诏书的规定，若以二品限制资历，可能会遗漏廉洁退让之士，所以特意放宽寒素条件，以表明崇尚德行、举用人才的原则。司徒总领人伦，实际掌管国家教化，应当务求标准严格，以统一风俗来评定。但古代勉励品行、志趣高尚的人，有的居身岩穴，有的隐迹丘园；有的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有的年老之后才受到称道。他们出仕或退隐、沉默或发言，都只以义理为依据，不能因为少年和成年时的操守不同，就怀疑其所守的美德，更不能因始终不同而远离对他的责任。这并不是所谓‘比拟人物一定要归于同类’的道理。确实应当在州党同类之中考察他，在负责举荐的长官那里审察他。刘沈身为中正，亲自掌管铨选，陈述霍原隐居求志、笃好古学，学习不是为了利益，行为不是为了求名；他断绝踪迹居于穷山，蕴藏深厚的道艺，对外没有迎合世俗的姿态，对内保全隐逸的节操；品行成就、声名确立之后，士大夫都仰慕他，带着身分来拜师受业的人从千里之外赶来，有孙卿、孟子那样的风范，有严君平、郑玄那样的操守。” 刘沈当初举荐霍原时，先向侍中兼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征询意见。过了三年，各州官员回到朝廷，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声上报，拿他与西河的贤人相比，请求加以征召聘用。像刘沈所列举的州党舆论那样，既然已经举荐，又有刺史按照诏令上表推荐，到了这种程度，仍说民间声誉未普遍、德行礼法没有名声，就是舍弃征召考验所得的事实，却没有明确的道理和正当言辞来否定刘沈的主张。况且霍原所应当的只是二品，并不是要求他样样完备；但他已经立志居于穷山，修习阐述儒家道术，这种志向是值得嘉许的。如果竟然压制废弃他，就会辜负幽州的期望，损伤敦厚德行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原则，他应当列为二品。”诏令同意了。

译武帝时，李重任始平王文学。他上奏陈述九品制度说：“先王议定制度，随着时势而因革。因革的道理，只在于适应变化。九品制度起源于丧乱和军中的政务，确实不是治理国家、不可更改的经常之法。况且它的检察防范越来越琐碎，征召和刑罚失去实际依据，所以朝野的议论都认为它驱使改变风俗，弊病已经非常严重。但到了讨论改革时，又认为有所疑虑。臣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首先应当彻底弄清开放与闭塞、利与害的道理，全面施行，使制度体例完全贯通，不再有阻滞，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古代诸侯治理国家，分封土地有固定界限，国家有确定的君主，人民没有别的期望；卿大夫世代享有禄位，士人做官没有越出本分的念头，臣下没有越境交往，上下关系稳固，人的德行归于厚重。秦朝反其道而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变得浅薄，从此开始。汉朝改变秦的弊病，斟酌采用周、秦制度，同时设置诸侯和郡守，使封土有定，又让州牧、司察之官各自举荐贤能、贡纳士人，任用取决于乡里议论，事情合乎圣典，可以与三代相提并论。如今圣德隆盛，光辉遍及四方，百姓专心仰望，欣然看见太平。然而承接魏氏凋敝的余势，人物四处流散，士人没有固定朝廷，人民没有固定居处；有的官吏聚集在军府，有的豪强聚集在都邑，政事体制复杂，与古代不同。” 臣认为，九品既然要废除，就应当先放开迁徙限制，允许人们互相合并迁就居住；同时明确贡举制度，不要把人才滥取到境外。这样，士大夫阶层就会不再分散而自然均平，这才是实行土断。又要建立官署制度，成效在于简约长久；等级少，人的心志就安定；使制度长久实行，政教就能形成，而一个人的才能和无能能够显现出来，这正是三代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臣认为，选举分为九等，是当今的重要制度，正应当施行。圣王知道治理天下困难，常从容易处着手，所以把纠察之权寄托于闾伍之间，使每个邑落屋舍都有主管官吏。如果任用不是由适当的人负责，事情又没有得到核实，那么即使竭尽圣人的智慧，也仍不足以应付政务。由此看来，只要这两件事都能施行，人心就会返回根本，在乡里修养自己，浮华竞争自然平息，礼让之风也会日益兴盛。” 惠帝时，李重任尚书吏部郎。他上奏说：“凡是避居山林、躲避宠禄的人，虽然违背世俗、背离时尚，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不同，但先王仍然认可他们，是嘉许他们心中遵循高尚的道义。从前先帝忧虑清流风气的弊病，想要返回淳朴，于是询问朝廷众臣，搜求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开始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征召安定人皇甫谧；咸宁四年，又以博士的身份征召安南人朱冲；太康元年，再以太子庶子的身份征召朱冲。他们虽然都因疾病没有到朝廷，但朝野都心悦诚服。陛下远远超过先帝礼敬贤人的制度，臣从朱冲所在的州邑访察得知，他虽然年近七十，志气却仍然强盛；沉溺于道术，深入山林，年老而志趣更加新进；操守高尚而纯正，所居之处都能形成教化。他确实是山林中有德望的老人，足以作为世人的表率、敦厚风俗。臣认为应当施加圣恩，趁他尚未去世，显著地加以优厚征命。”当时朝廷政事混乱，最终没有听从。怀帝永嘉初年，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的山简上奏说：“臣认为，自古以来国家的兴衰，确实在于任用官员。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尚书》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但这件事唯有帝王最为困难。唐尧、虞舜盛世，元恺等贤臣得到任用；周王室兴盛时，贤才众多。秦汉以来，文雅风气渐渐丧失。到了后汉，女主临朝，尊贵官职和重要职位出自阿保之手，这是祸乱的开始。因此郭泰、许劭一类人在民间彰明清议，陈蕃、李固一类人在朝廷守持忠节。由此以后，君臣之间的名节，以及古今相传的典范，才可以加以论说。自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三十年间，百姓流离，几乎死伤殆尽，这是祸乱的极点。世祖武皇帝顺应天意人心，从魏接受禅让；泰始初年，亲自处理各项机务，辅佐受命的臣子都各自尽职。当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开始在太极东堂听政，评议尚书奏事，多谈刑狱，不谈选举。臣认为，他们没有先处理困难的事情，却先办理容易的事情。陛下初临天下，人人都想尽心效忠；陛下每逢听政之日，应命公卿大臣先议论选举，各自陈述所见，把后来出现的俊才、乡邑中特别优异、才干足以任用的人，都列名上奏。” 主管选任的人应当按照官职空缺，优先为他们叙定等级；这就是在朝廷授予爵位，并与众人共同决定的道理。”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东晋元帝太兴初年，尚书陈頵上陈时务，认为从前江外刚刚平定，中原又处于荒乱之中，所以贡举人才不加考试；现在应当逐渐恢复旧制，搜寻、荐举隐逸之士，用经学来考试。又说马隆、孟观虽然出身贫贱，功勋却很大；如果让人凭借自己没有学习过的东西统率军务，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所以应当开放举荐武略人才的途径；对可以任将领、统率军队的人，询问考核、进行考试，充分了解其才能，然后按照才干授予任职。举荐十人能得到一人，尚且胜过不举荐，何况有时能得到二三人呢？每日都有投降的敌人，七代以来都有在内廷侍奉的人；由余本是戎人，后来入秦成为相国，难道一定要借助华夏宗族的出身，才能在急于奔竞的人中获得资格吗？应当引进幽隐而被埋没的俊才，抑制华贵门第而考核实际才能，这样天地清明，人与神都会感应。” 元帝时，因为战乱之后，务求保存安慰和取悦人心，远方来的秀才、孝廉不加考试，普遍都授予官职。到这时，重新申明旧制度，全部命令考试经学；有不能通过科试的，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才、孝廉大多不敢前来，已经到达的也都托称有病。皇帝想要直接授予孝廉官职，而秀才仍按原制度办理。尚书郎孔坦奏议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建立邦国，应当以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崇尚教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古人一边耕作一边学习，三年才能通晓一经；在太平安康的时代，尚且要依靠逐渐浸润，积累岁月。自从丧乱以来，已经十多年，战争不断，祭祀礼乐停止，家家废弃讲诵，国家缺少学校；如今仓促地责令考试，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然而诏令下达以来，已经历经三年，又多次遇到庆典聚会，终于一次也没有考试。扬州各郡接近京都，害怕连累君主和父亲，大多不敢前来；远州边郡的人则欺瞒朝廷，希望不经考试，冒昧前来赴试。既然到了，正式考察时又不敢参加。臣愚见，不参加和不前来，造成的缺失是相同的。如果偏偏给予直接授官，就会使恭谨守法、奉行宪令的人失去应得的待遇，使侥幸投机的人得到官职；颓败的风气、受损的教化，恐怕就从这里开始。君王的话如丝线，发出之后就如同丝带一样成为成命；临事改变制度，是向天下显示自己的短处，使人听闻后产生疑惑。”

译臣私下对此感到痛惜。臣愚见，王命不能有两种，法制应当使人信守。去年察举人才，全部进行策试；如果不能考试，可以不拘泥于到达期限，遣送回去，不授官。又秀才虽然以时事策问，也要考察其记诵经义；如果是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实在难以暗中通晓，不足以再曲意烦琐、违背常例，另造说法。应当趁着这次未能实行的机会，逐步更改浮华的制度；可以申明先前下达的诏令，崇尚修建学校，普遍延长五年，以便展开讲习，统一法令、整齐教诲，向人们显示规范。信义和法令，是治理政事的纲领；施行于家庭之中，尚且不可有两种说法，何况治理国家的典章，怎么可以轻慢亵渎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魏孝文帝时，秘书令高佑上奏说：“如今的选举，不考察治理事务能力的优劣，专门比较年资和考核次数的多少，这不能算是充分发挥人才。应当停止这种浅薄的技艺，抛弃那种陈旧的劳绩标准，只要有才能就举荐，这样官员的选任才会和美。又勋旧之臣，虽然年资久、劳绩多而可以记录，但如果才能不足以安抚百姓，就可以给他爵位和赏赐，不应当把地方职任交给他。这就是所谓君王可以把财物私下赏给人，却不能把官职私下授给人的道理。”高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皇帝一向重视门第宗族，认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是士大夫所推重的，于是都纳取他们的女儿充入后宫。又为六个弟弟另行聘娶妻室，把先前纳入的女子改作妾媵。又下诏说，代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功勋显著于当世、地位都达到王公的，不得充任卑微官职，与四姓同等对待。原来是部落大人，且三代以来官职达到给事中以上的；如果本来不是大人，但三代以来官职达到尚书以上的，也都列为姓。大人之后但官位不显赫的，以及本来不是大人但官位显赫的，都列为族。皇帝与群臣讨论选官调任，李冲说：‘不知道设置官署、排列官位，是为了膏粱子弟，还是为了达到治理呢？’皇帝说：‘是为了治理。’李冲说：‘既然如此，今天为什么专门取用门第品级，而不拔擢有才能的人呢？’皇帝说：‘君子之家，即使没有适合当世使用的才干，毕竟德行纯厚笃实，所以朕才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吕望，难道可以凭门第得到吗？’皇帝说：‘非同寻常的人，隔世才有一两个。’李彪说：‘鲁国的三卿，和四科人才相比，哪一边更好？’韩显宗说：‘陛下难道可以让尊贵承袭尊贵，让卑贱承袭卑贱吗？’ 皇帝说：“一定会有高明卓越、超出同类的人，朕也不拘泥于这个制度。” 孝明帝时，崔亮奏请制定按停年资格任用的标准，不考察人才，只专门询问任职年限和旧劳。吏部尚书薛琡上书说：“百姓的命运，系于地方长官。如果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就能得到苏息；任用不适合其器量的人，祸患会更加深重。假如选曹只取年资和劳绩，不考察贤能与否，那就等同于让人像雁行一样按次序前进。如果只是像鱼贯登记簿册那样办事，叫一个小吏就够了。要任用数人，还谈什么铨衡呢？”请求不要依照这种办法，奏书上达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因被引见，又劝谏说：“共同治理天下，本来属于百官，所以汉朝常常命令三公大臣举荐贤良方正、有道德、敢于直言的人，来担任地方长官，监察安抚百姓。自晋朝末年以来，这种风气就衰落了。如今四方刚刚平定，首要任务在于养育百姓。臣请求依照汉朝重新设置四科，命三公贵臣各自推荐当时的贤人，补任郡县官，明确制定条格，防止他们结党营私。”诏令下达给公卿议论，这件事也最终搁置。” 当时任城王元澄认为，北部边境镇将的选任越来越轻率，担心敌虏窥伺边境，山陵受到逼迫，于是上奏请求慎重选任镇将，严格修明警备，诏令公卿讨论此事。廷尉少卿袁翻议论说：“近来边州边郡任用官员不选择合适的人，只看资历等级。有的遇到贪污之人，广泛设置巡逻，多置帅领；有的任用自己的亲信姻亲，或接受别人财货。所请托任用的人都没有防备寇敌的心思，只有聚敛财物的念头。他们驱使勇力之兵进行抄掠，把抢来的东西夺为己有；对于羸弱、老人和小孩，则强迫他们从事劳作，施加各种苦役，伐木除草，往来贩卖，耗尽他们的力气，使他们衣着单薄，使用他们的劳力，节省他们的食物，整个冬天到夏天都如此，加上疾病困苦，死在沟渠中的人十之常有七八。因此邻近敌人窥伺机会、侵扰我国边境，都是因为担任边境职务的人不得其人。臣愚以为今后边镇郡县的府佐、统军直到戍主，都应令王公以下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务必选择有才干者，不拘泥于阶级；任职称职或败坏官事的，连同推荐他的人一并按事情赏罚。”当时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用。到了正光末年，北部边境盗贼群起，终于逼近旧都，侵犯山陵，正如元澄所担忧的那样。唐太宗贞观初年，皇帝对右仆射封德彝说：“使天下达到安定的根本，只在于得到人才。近来我命令你推荐贤能，你却从未推荐过一个人。天下事务重大，你应当分担我的忧劳。你既然不说，我将把政事托付给谁呢？”封德彝回答说：“臣愚昧，哪里敢不尽心尽意？只是如今我所见到的人中，没有奇才异能之士。”皇帝说：“前代的贤明君主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向后代借人才，都是从当时选取士人。难道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以后才治理政事吗？况且哪个时代没有贤才，只是担心把他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封德彝惭愧羞赧地退下。皇帝又对侍臣说：“我如今勤勉不懈地寻求人才，是想专心治理政道。听说有好人，就提拔任用。可是议论的人往往说那些被推荐的人都是宰相的亲属故旧。你们只管极其公正地办事，不要因为害怕这种议论而故意避嫌、留下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因为推荐的人确实是贤才。只要能够推荐并任用有才干的人，即使是子弟，或者与推荐者有仇有嫌，也不能不推荐。” 贞观二年，皇帝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我看到吏部选人，只取其言辞和书写文案的能力，却不了解他们高尚的品行。谈话几次以后，恶行才显露出来；即使加以刑罚，百姓也已经受到了他们的祸害。怎样才能得到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两汉选取人才，都要在乡里有显著的品行，由州郡推荐，然后才任用，所以当时号称人才众多。如今每年参加选集的人将近几千，外表厚重、言辞修饰，无法全部了解。选官部门只不过按他们的阶品来配授官职罢了，铨选人才的道理实在还不精密，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会有大乱，大乱之后必然有太平。承接大乱之后，正是太平的运数。能够安定天下，关键只在于任用贤才。你们既不能识别贤才，我又不可能遍识天下人，这样日复一日，就没有得到人才的道理。现在我想让人们自己推荐自己，你们看怎么样？”魏征说：“能够识别人是智慧，能够认识自己是明达。识别人既然已经很难，认识自己也确实不容易。况且愚昧昏暗的人都夸耀自己的才能、夸大自己的优点，恐怕会助长浮薄竞逐的风气，不能让他们自己推荐自己。”

译太宗时期，冀州进士张昌龄和王公治都有文名，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贡举，却把他们黜退。皇帝问其中的原因，王师旦说：“这两人的文章风格轻薄，终究不是成就大器的人。如果把他们置于高等，恐怕后来的学子会仿效他们，从而损害陛下所崇尚的正道。”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高宗即位后，多次责备侍臣不能进荐贤才，众人都不敢回答。中书舍人李安期进言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尚且有忠诚信实的人，天下这样广大，难道会没有贤才吗？近来我看见公卿有所推荐进用的人，都被弹劾为朋党；受到压抑的人还没有得到申雪，主持推荐的人已经受到诋毁，所以人人只好闭口不言，以避开喧嚣的诽谤。如果陛下忘掉亲疏和仇怨，开阔胸怀予以接受，只看才干而任用，堵塞谗毁的道路，那么谁敢不竭尽忠诚，把人才报告给皇上呢？”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显庆年间，吏部黄门侍郎刘祥道主持选官事务，于是整顿、补救其中的弊病，上疏陈述六件事以作防备：第一，如今取士人数多而且泛滥，入流者每年有一千四百多人；各种杂色出身的人进入流内，始终没有经过铨选淘汰，这是泛滥。因此，合力办事的善人少，恶人多。臣认为，凡由杂色出身进用的人，应严厉责成有关官司考试判试，分为四等：第一等交给吏部，第二等交给兵部，第三等交给主爵，第四等交给司勋。若因失职获罪而应当追责，即使遇到赦免，仍应配隶三司；否则退还原籍，这样官员的来源就不会混杂。第二，内外官从一品到九品，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大体上三十岁做官，六十岁退休，取其中间年数计算，任官不到三十年的人大略就会全部退出。假如每年入流五百人，三十年就能自行补足官员名额，何况三十年以上仍在任的官员还很多，不必担心官员不足。如今每年入流一千四百人，是所需人数的两倍，又停选了六七千人，而且每年还另外增加新的类别，使范围更加扩大，恐怕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古代是为官职选择人才，没有听说过取士很多而官职很少。第三，永徽以来，在职官员有的因为善于施政而升迁，议论政事的人有的因为一句话而进用，但学校中的学生却没有听说受到甄别选拔，这是奖赏劝勉还不周全。第四，唐朝拥有天下四十年，还没有举荐秀才的事。请从六品以下官员直到民间，认真广泛地搜访，不要让显赫的科举之路因此断绝。” 第五，唐尧、虞舜三年考核政绩，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两汉任用人才，也使他们长期担任职务。如今任官大都四次考核便罢官，官员知道任期将满，便心怀去留；百姓知道官员将要迁徙，便心存苟且。让心怀去留的官员治理心存苟且的百姓，想要移风易俗，怎么可能做到？请四次考核后只升阶，八次考核后才允许退休，以消除迎新送故的弊病。第六，三省的都事、主事、主书，近来选补时都取用流外出身中善于文案的人；即使想参用士人，他们通常也以与这类人为伍为耻，前后沿袭，终于成为惯例。况且中书、门下两省地位崇高，皇帝的诏令机密；尚书省是政务的根本，是人才汇集之处，如果只把责任交给曹司文吏，事情的道理就有未尽之处，应当稍加改革，以清慎其选。干封年间，时逢太平已经很久，参加选官的人更加多，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置长名、姓历、榜牒，创立引见铨注之法，又确定州县的升降和官员资品的高下，此后遂成为永久制度，没有人能够改革。刘晓上疏评论说：如今选官部门把检验考核当作公道，把书写判词当作得到人才，却不知道考察他们的德行才能。况且借用别人书判的人很多，礼部取士又专门以文章分列甲乙，所以天下士人都舍弃德行而趋向文艺。有的人早晨登上甲科，晚上就陷入刑罚；即使每天诵读万言，又哪里与治国的道理有关呢？” 文章能够在七步之内写成，也不足以教化人。假如取士把德行作为首要条件，把文艺放在末位，那么众多士人就会像雷声一样奔来，四方也会像风吹草动一样响应。永淳元年，中书门下同平章事魏玄同说：“选举法有弊病。上疏说：如今百姓并没有更加富足，盗贼也没有减少，礼义日益薄弱；下级官吏不能称职，众多官员也不是合适的人才，这是取用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尽善尽美。武德、贞观年间，百事草创，人才本来就少。上天造就大圣之君，使其享有国祚长久，奇异人才接连出现，各种出身进入流内，每年以千计；官员有固定名额，而人才没有定数，参加选集的人拥挤而来，十人中取不到一人，取舍混乱。夏商以前，制度多有缺失；到了周代，制度才焕然可观。诸侯的臣属并不都由天子任命，王朝的众多官员也不专任一职。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对他说：‘慎重选择你的僚属。’这就是让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的话。太仆正不过是中大夫，尚且把僚属委托给他选择，那么三公九卿当然也应如此。所以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的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举荐贤能和发布政令，这是把事务分给各部门办理，而由数个职官统领；君王任命大官，大官自行选择小官。汉代制度规定，诸侯可以自行设置属吏，四百石以下的官员由诸侯任用；至于傅相等大臣，则由汉朝替他们设置。州郡的掾史、督邮、从事，也都由他们任用。州牧郡守自魏晋以后才开始归吏部选任，一直到今天，都是用书写文案来衡量才干，用簿书来考察品行。这种制度与世俗的弊病相应，沿袭已经很久了。” 尺和丈这样的度量工具，钟、庾这样的容量器具，不达到它们的范围就不能测量，不具备它们的容积就无法容纳。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士人如此众多，怎么能把他们全交给几个人来选取呢？况且那些尸位素餐、占据职位的人，有时并不是合适的人选，甚至到了替别人选择官职、替自己选择利益的地步：下笔时顾及亲属，安排事情时察看情势和权要，世俗尘事纷纷扰扰，竞相奔走钻营，使百种品行都被一面文字所折断，使九种才能都被几句话裁定，这不是很困难吗？臣又听说，任官不能没有学问，《传》说‘学习是为了从政’，没有听说以从政来代替学习。如今贵戚子弟一律很早做官，像弘文馆、崇贤馆、千牛、辇脚之类，考核程度既浅，技能也薄弱，但由于门阀向来显贵，资历声望自然很高。所谓胄子，必须先在学校裁成教育，年少时接受学业，长大后进入仕途，然后把家事转为国事，这叫作以德行进用。年少就做官便不专心求学，轻率地参加考选便没有才干。又如勋官、三卫、流外等人，不必经过州县推荐，直接取决于书写和判试，这不符合先考德行、后考言辞的道理。臣听说，国家任用人才，就像人使用财物：贫穷时只能使用糟糠，富裕时才有余粮美肉；所以国家衰败困乏时，就磨砺、使用迟钝的人来驾驭局势，太平而人才众多时，就选择杰出俊秀的人任用。如今参加选举的人过多，按道理应当把精简考核作为急务。” 臣私下看到，制书规定三品至九品官员都可以推荐士人，这确实有虚席以待、广泛访求人才的意思。但是奖惩不明确，所以在上位者不忧虑，下面受到黜退责罚的人也没有被充分搜求表扬；推荐者不慎重选择，只是苟且应付诏命。况且只有贤人才能了解贤人，这是圣人的笃论。皋陶因为推荐不仁之人而使自己远离职位；如果随便滥进庸才，后来又发现识人不当，就应当责罚推荐者的贤与否以及所荐者的泛滥，这样才能制止弊端。凭陛下的圣明和国家的德业，却不制定长久的策略，只是顾望魏晋遗留下来的风气，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希望稍稍遵循周、汉的规制，把一部分吏部选官之权分出去，这样任用就会更加审慎，失误也会更少。”

译武后天授年间，选举多有泛滥。左补阙薛登上疏说：“臣听说，国家把得到贤才当作宝物，臣下把推荐士人当作忠诚。因此子皮让出国政，子产、鲍叔牙推举管仲，燕昭王把军队托付给乐毅，苻坚把政事托付给王猛。子产承受国人的诽谤，夷吾贪取共地商人的财物。燕昭王赐给骏马以制止谗言，苻坚最终杀死樊世以除去诬谗。处在猜疑之中却更加信任，面对离间诋毁却毫不疑惑，这是因为默默观察而识别，托付任用而深入考察。至于宰我被孔子厌恶，逢萌得到汉光武帝刘秀的知遇，韩信不为项羽所知，毛遂不被平原君看重，这都是失误的缘故。因此君主得到不肖之士，政事就会乖乱；得到贤良之士，时局就会安泰。所以尧任用八元，众多政绩因此得到治理；周任用十位贤臣，天下因此和平。由此可知，士人不可不审察，官职不可轻率授予。为什么呢？近来取士大多不凭才干，而是传播声名、借取虚誉，彼此推奖，希图修饰自身的小利益，却忘了臣子的大道，不是报效国家、寻求贤才和满足陛下殷切期望的办法。臣仔细观察古代取士，确实与今天不同。先考察名声品行的根源，考核乡邑的称誉，崇尚礼让以自我勉励，彰明节义以树立信用，以敦厚朴实为先，最把雕琢辞藻放在后面。” 科举因此崇尚并劝勉礼让的风气，士人也去除轻浮的行为。希望做官的人必须修养坚贞确实、坚定不移的操守，遵守难进易退的规范；众人的议论据此决定他们的高下，郡守也难以歪曲是非。因此，贡士的贤能或愚劣，就是州将的荣耀或耻辱；污秽的行为显露出来，也是乡人的羞惭。所以李陵受辱，陇西人感到惭愧；段干木隐居，西河因此显得美好。名声胜过利益，小人的道路就会消失；利益胜过名声，贪婪暴虐的风气就会盛行。由此可知，教化风俗的根本，必须排斥轻浮。过去冀缺凭礼让升入朝廷，晋国人便懂得礼义；文翁用儒学才能教化并奖励风俗，蜀地士人便多有儒者。燕昭王喜爱良马，骏马便来到朝廷；叶公喜爱龙，真龙便进入室内。由此可知，上位者所喜好的，没有下面的人不跟随其教化的。自从亡国之世末期，虽夹杂纵横家的风气，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考察各种品行。因此有礼节的士人勤勉修德，自我修养，在乡里受到推重，然后才由府寺征召。魏氏取人，尤其喜爱旷达之士；晋、宋以后，只看重门第资历。这助长了人们谋求官职的风气，违背了授职只看才干的道理。梁代推荐士人，特别喜爱文章辞藻；陈代选取贤才，尤其珍重赋咏。因此当时的风俗把诗酒看得重要，而不以修身为要务。”},{ 到了隋朝，前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仍然存在。开皇年间，李谔向隋文帝论说道：“魏朝的三位祖先都更加喜好文辞，忽视了统治人民的大道；喜好雕琢文字这种小技艺，篇篇累积、卷轴相连，却不超出描写月露的形状；堆满案几、装满箱笼的，全都是写风云的辞藻。世俗把这种做法当作相互夸耀的资本，朝廷也因此选拔士人，所以文章日益繁琐，政治日益混乱。”隋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于是下制禁止断绝浮华虚饰的文辞。那一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上表不符合事实而获罪，于是风俗改变而振作，政治教化大为推行。隋炀帝继位后，又改变先前的法令，设置进士等科目。于是后来的年轻人又纷纷仿效，因循鄙陋、安于浅薄，追求迅速、邀取时誉，拼凑小篇文章，称为“防学”，不把指陈事实作为根本，反而把浮虚作为贵重之物。唐朝编纂历法以来，虽然逐渐革除了前代的弊病，但若不是陛下君临天下，思考并察访能够共同治理国家的人才，树立根本、崇尚教化，就只能依靠表彰贤能。如今应试举人，有违背事实的地方：乡里的评议取决于小人的文笔，品行修养则听从无长者见识之人的议论；防第在州府之间喧闹争竞，祈求恩宠时又拜伏不止。有时明白的制度刚刚颁布，朝廷派人访求人才，他们便奔走于府寺门前，出入王公宅第；上书陈诗，只希望得到权贵的一点恩泽，甚至从头顶到脚都极尽卑躬屈膝，只求得到提携的恩惠。因此，民间俗称举人为“觅举”；“觅”是自行求取的称呼，并不是别人知道并认可的称呼。考察他们的行为，衡量他们的才干，人的品格由此便可以看出来了。迎合私欲的心越迫切，就越违背至公的道理；贪求做官的本性越明显，廉洁的风气就越衰薄。由此可知，府命虽然尊贵，却不同于叔度勤恳谦让的品德；黄门官已经显贵，也没有秦嘉那样耿直不阿的言辞。即使不能谦抑自己、推举贤人，也不肯等到三次征命才出仕。哪里能同那洁白明亮、不沾染风尘的白驹相比，同那少量而珍贵、荣耀超出万物的束帛相比呢？比较其中的宽狭差别，正因为这样，耿介之士以自我推荐并求取职位为羞，不肯进言求进；循常习故之人却舍弃疏远正直者的道路，选择依附权势。因此，选司补授官职，喧闹争逐于礼部；州郡贡士、朝廷宾王，也在宫阶门庭之间纷争。毁谤和议论混杂在一起，渐渐形成风气。争逐荣宠的人必然有争逐利益的心，谦逊的人也不会有贪污受贿的牵累。若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怎么能够不受风气改变？对于中等资质的人来说，原因就在于习俗。若重视谨慎敦厚的士人，那么怀抱求禄之心的人也必定会崇尚德行以清洁自身；若开放趋逐竞争的门路，那么求取仕进的人都会作出戚施之态而依附权势。依附权势，百姓就会遭受它的弊害；洁身自守，百姓就会享受它的福泽。所以教化风气的逐渐形成，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如今访察乡里的议论，却只归结到里正身上。即使有人名声有亏、触犯礼法，罪行载入刑法，有的冒用户籍以窃取资历，有的邀求功勋以偷取等级，假如把这种不义的贿赂也算作没有触犯乡里，难道能够把他同郭有道的品评衡量、茅容受到裴逸民看重并加以赏拔、夏少的名望很高相比吗？说到人才的优劣，譬如那些才干足以治理国家的人，却只让他们参加防武能制敌一类的考试，只检验他们能否弯弓；如果文章写得清新奇特，便列入甲等。文思稍有减退，马上就告假回乡。用这种办法收取人才，恐怕会违背事实。为什么呢？乐广曾借助潘岳的文笔，谢灵运的文辞高过谢穆之，平津侯公孙弘的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植的文笔华美胜过荀彧。如果把射箭考试看作最重要的标准，那么潘岳、谢灵运、曹植、司马相如一定会排在孙武、乐毅之上；如果让他们共同谋划政务，安仁、谢灵运也不会有辅助谋略的功效。由此说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一概取用人才。至于武艺，赵云虽然勇猛，也要依靠诸葛亮的指挥；周勃虽然雄强，却缺少陈平的谋略。假如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务，必定没有指挥谋划的才能；假如让萧何进入军队统领部众，也不会有使君主免遭危难的功效。冲锋陷阵的将领长于摧毁敌军前锋，谋略型将领则善于审察、推料事势。因此，马援聚米成山，便知道隗嚣可以谋取；陈汤屈指计算，便看出乌孙将自行解体。若不是八难的谋略，高祖还会因郦生而追悔；若不是九拒的计策，公输般也不会被逼得无计可施、打消攻伐宋国的念头。谋略型将领不一定擅长弓马，优秀的宰相难道一定要凭借射箭考试来衡量吗？难道能拿元长自我表扬、妄自修饰文辞锋芒，曹植题写文章、徒然炫耀华丽辞藻，来比较他们是否适任吗？

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降下明确的制度，颁布严格的科条。即使千里之内只有一个贤才，也不算少。对于侥幸冒进的人，必须建立防范措施；断绝浮华虚妄的饰辞，收取有实际用处的良策；不取没有根据的言论，必定寻求忠诚正直的意见。文才方面，就考验他能否办成官事；武才方面，就让他守卫防御。开始时考察言论、观察行为，中间又根据名声核验实际，自然会使侥幸滥竽充数之辈无处隐藏其虚妄庸劣。因此晏婴说：‘根据言语推荐他，根据事情考验他；使他说得少而做得多，文章笨拙而办事能干。’这就是取人而得到贤才的方法。至于武艺超绝、文锋挺秀，只能在某一方面发挥作用，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但可以作为军队冲锋的爪牙，成为辞赋写作的典范，那么当然可以试用他们凌云的文策，训练他们穿扎的技艺。承受皇上的命令来写甘泉宫的赋，接受中军的指挥命令奔赴敌阵。既然根据才能安排职务，就一定不会有尸位素餐、才非所任的忧患。臣谨按：吴起临战时，左右有人进献宝剑。吴起说：‘提鼓挥槌，在危难面前决断疑难，这是将帅的事务；一把剑所能承担的任务，不是将帅的事务。’臣谨按：诸葛亮临阵时不亲自穿戎服，却在渭南驻扎蜀兵。宣王手持精锐部队，也不敢抵挡他，难道只是弓箭的作用吗？臣谨按：杨得意诵读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说：‘遗憾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 等到司马相如来到朝廷，最终只做到文园令，并没有让他处在公卿的职位上，大概是因为那不是他所能胜任的职务。臣谨按：汉代法律规定，推荐人的人要终身为所荐者担保。扬雄因为田议之事获罪，正是责备他冒失推荐；成子居于魏国相位，也是以贤才得到酬报。推荐贤才而受到奖赏、赏罚法令得以施行，请托的私情就会断绝；退让的道义得到彰明，贪求竞争的道路就会消失。这样自然会使朝廷没有争夺俸禄的人，选官部门有防止谦让过度的士人。还应放宽所立年限，容许有时间进行访察和甄别淘汰。能够任用的人，令其试任守职，自然会使贤才不被隐没，领取俸禄的人不再专擅。这样，荀彧进荐钟繇，郭嘉、刘隐推荐李邕、朱穆，事情并非遥不可及。有称职的人，推荐贤才者受到奖赏；滥行推荐的人，承担欺罔的罪责。这样自然会使推荐得到贤德之人，君子的道路就会日益兴盛。”},{ 长安年间，太后曾同宰相议论刺史、县令的人选，李峤、唐休璟等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朝廷上的舆论和远近人情，无不重视内官而轻视外职。授任州牧刺史，大多是被贬谪或有罪累的人，风俗不能澄清，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希望从台阁、寺、监等机构中精心选取贤良之人，分任大州长官，共同使各项政务得到治理。”臣等请求停用近侍，让他们率先充任各级属官，太后听从了这一建议。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子祭酒杨玚上奏说：“流外出身的人，每年有两千多人，而明经、进士出身的人还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这就说明勤苦学习儒家道业的士人，还不如胥吏文书之人容易得到仕进。臣担心儒学风气逐渐衰落，廉耻之心日益丧失。如果出身授官的人实在太多，就应当对各类名额加以裁减。”他又上奏说：“主司考问明经，只考帖经，不求经义的大旨，专门选择难以知道的内容，拿孤立的经文断句，或者年月日来发问。请从今以后都帖试平易的经文。”皇上非常赞同。肃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分条上奏贡举之法说：“国家选拔士人，必须依靠贤良之才，所取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品行纯备，言语行为敦厚诚实，平时培养德行，行动从不违背仁义，具备忠信的资质，履行谦恭的操守；隐藏才器时从不自我夸耀，虚心待人而对于所承担的事情必定真诚。像这样的人，才能约束自己而从事政务，教化百姓、安定风俗。自从末世浇薄诈伪以来，这条道路逐渐衰微，人人争相崇尚文辞，彼此夸耀炫示。司马相如浮薄，最终不被任用；赵壹虚妄诞妄，最后被乡里摈弃。自那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不考虑实际品行，全都追逐空虚的名声，败坏风俗、伤害教化，前史已经详细记载。古人把文章比作郑声、卫乐，确实是有原因的。近来隋炀帝才开始设置进士科，当时还只是考试策问而已。到唐高祖朝，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又奏请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加试帖经，从此积累的弊病逐渐成为习俗。考生一能入学，就都诵读当代诗文；年长以后广泛作文，也不超出各家文集，彼此结党相助，以造成虚假的声誉。六经从未打开书卷阅读，三史也都像挂在墙上一样不看，更何况还要用孔门之道考察他们，要求他们成为君子之儒呢？祖祖相习已经很深，奔走竞争成为要务；夸耀才艺的人竟然毫无惭愧之色，勇于进取的人只想压倒别人；把毁谤讥议当作平常谈资，把依附或背离当作自己的责任；投递名刺、求见权贵，奔走于显要的渡口；显露才华、炫耀自己，在当代喧闹传扬。古代的贤良方正之士，难道有像这样的吗？朝廷的公卿用这种方式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老也用这种方式垂示训诫，却想让他们返回淳朴、心怀礼让、守持忠信、懂得廉耻，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好比水，水流已经浑浊，如果不从根本上澄清，怎么能够重新清澈？如今圣德统御天下，天下再次得到安宁，四海之内都恭敬仰望、趋向教化，人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圣朝的治理。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治理这些问题，太平政治就又会违背正道。凡是国家的大权，没有不首先选择下属臣僚的；古代圣王和后世明君，都侧身空席以等待贤才。如今选取人才，却让人带着牒文自行荐举，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制度。希望依照古制，由县令察访孝廉，详细了解乡里是否有孝悌、信义、廉耻的品行，再加上经学业绩，若才干足以参加策试，就以“孝廉”为名推荐给州刺史；州刺史应当以礼相待，考试他所通晓的学问，对其中通达者，把姓名送到尚书省。从县到省，不得让举人动辄自行陈递牒文。近来所用的到状、保辨、识牒等，一概停止。他们所学习的经书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意通晓其中一经，但务必取得深奥的义理，并通晓诸家的解释。考试之日，选派各司中有儒学修养的官员进行对问；每一经发问十条，问完后再回答策问三道。策问都询问古今治国的道理和当时的要务，选取能够实行和应用的答案。经义和策问全部通晓的列为上第，希望交付吏部，立即授予官职；经义通晓八条、策问通晓两道的列为中第，授予出身；列为下第的罢试回乡。明经考试近来比照帖经，按例并非古代经义，只是背诵帖括，希望侥幸取中；近来又有道举，也不是治理国家的制度。希望请与明经、进士一并停止。国子监的举人，也请依照此法办理。如果有品行事业不显著，却由主管者胡乱相互推荐的，请酌情加以贬黜。所希望的是，几年之间，社会人伦为之一变。既然归于实学，就应当懂得大道。居家的人自行修养德业，从政的人都知道廉耻，浮华争竞自然停止，敦厚朴实自然受到勉励。教化人民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事情如果施行，就另行制定条例。诏令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共同议论，议定后上奏。

译尚书左丞贾至议论杨绾分条上奏贡举之法说：谨按，夏朝的政治崇尚忠，殷朝的政治崇尚敬，周朝的政治崇尚文。然而，文、忠、敬都总括在人的行为之中。况且叙述人的行为、赞美人的极致，就是人文；人文兴盛，忠敬也就保存下来了。因此，前代以文章取士，根本目的在于考察文行；从文辞观察人的行为，也就会涉及文辞本身。宣父孔子称赞颜回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称他为好学。至于修订《春秋》，即使子游、子夏一类的弟子也不能增添一个字，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近来礼部取士违背了这个道理。《易经》说：“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关雎》的义理说：“先王凭借它治理夫妇关系，成就孝敬，厚待人伦，美善教化，改变风俗。”这大概就是王政兴废的根由。所以延陵季子听乐，就能知道诸侯国的存亡。如今考试学者，把帖字能否精熟当作通晓经书，却不穷究策问和经义，哪里能够知道不迁怒、不重犯过错的道理呢？考察文章的人把声律毛病当作是非标准，却一味选择浮华艳丽的文字，哪里能够知道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事情呢？因此上面丧失了根源，下面承袭了末流，随着流波动荡，不知道停止，先王之道就无法施行了。先王之道消亡，小人之道便增长；小人之道增长，乱臣贼子便由此产生。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变的来由是逐渐发展的。所谓渐进，是什么呢？就是忠信衰败，廉耻所崇尚的对象失当，末流学问肆意驰骋，儒家之道不能得到推行；这四件事，都是由于选取士人的失误造成的。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个人的根本，称为风俗；赞助、宣扬这种风俗，责任在卿大夫。卿大夫难道有哪个不是从士人中产生的吗？如今选取士人，只考试他们小道末技，却不考察长远重大之事，使求取俸禄的人奔走追逐末流技艺，这是诱导道路错了。拿蜗牛、蚯蚓一类的小饵混杂着垂入沧海，却希望吞舟的大鱼到来，不是很困难吗？所以吞食垂饵的都是小鱼，投身科举的都是小技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士人对风俗教化的关系最为密切。近代以来，趋求仕进的人纷纷随风而动，以致安禄山一声号令便使四海震荡，史思明再次作乱而天下十年不能恢复。假如当时礼让之道得到弘扬，仁义之风显著，那么忠臣孝子遍布各家，各家都可以受封，叛逆之节就不能萌发，人心也不能被动摇。况且夏朝拥有天下四百年，禹的治道丧失后，殷朝才兴起；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汤的法度被弃置后，周朝才兴起；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的政治废弛后，秦朝才开始兼并天下。考察夏、商、周三代选士任贤的办法，都是考察实际行为，所以能够使风俗淳厚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士，传了两代就灭亡了。汉朝兴起，兼采三代的政治而加以弘扬。四科察举，使西汉开始振兴经学，东汉最终守持名节之行。即使后来有外戚窃取职位、强臣专擅权力、弱主孤立、太后专政，而国家社稷仍未倾覆，最终延续了四百年，难道不是经学和德行在乡里发挥教化作用吗？此后文章之道衰弊，崇尚浮华奢侈，取士的办法也发生变化，只求苟且救济一时。从魏朝到隋朝，仅仅四百年，日月的光辉分裂，九州被阻隔分割，盗窃名号、僭越帝位，德义不能修养，因此子孙很快覆亡，各自享有国祚的时间都很短。国家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病，承继夏、殷、周、汉的事业，四方边隅都已安定，九州归于统一，覆盖养育万物，德行与天地相合。怎么可以舍弃皇王选拔士人的道路，反而沿用乱世取人的办法呢？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杨绾所奏，确实是正当的议论。然而自从司马氏覆败，中原动荡，刘渊、石勒等侵凌，士大夫迁徙，南北分裂，很多人寄居异乡。圣朝刚刚统一天下，仍然沿袭旧的版图编制，于是乡闾、里井的设置尚未建立，士人居住在本乡本土的百中没有一二；他们凭借官宦家族的关系，在各地耕种营建，地望名籍却被系连到数百年以前，而本人实际上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如今想要依照古制实行乡里推举、里中选拔，尚且担心不能把士人选尽。请同时扩大兴办学校，以弘扬教导诱导之道。如今两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一旦兵乱发生，学生流离失所，儒臣和教师没有俸禄供给，贡士又不以实际品行为依据，贵族子弟哪里还会经常讲习？唯独礼部每年选拔甲乙等第，称作宏大地奖拔人才，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这只足以助长浮薄风气，开启侥幸求进的道路。国子博士等官，希望增加员额，厚待其俸禄品秩，选取通晓儒学的硕学之士，间或任居这些职位。十道的大郡，酌量设置太学馆，令博士出任地方，兼领郡中官职，召集安置学生，依照旧日成例办理。保守桑梓、居住本乡的，由乡里举荐；寄居外地的，由学校推举。早晨实行，晚上就能看到成效；这样一来，青青之歌不再兴起讥刺，纷扰的人心也将由于归本而安定。人伦的开始、王化的先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唐德宗时，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因肃宗、代宗时期兵乱兴起、天下多事，官员日益泛滥，而选官法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到了这时极力陈述其中的弊病说：“近世爵禄制度失当已经很久了，它的弊病没有别的，不过是四个‘太’：入仕的门路太多，世袭贵族之家太受优待，俸禄利益的资助太优厚，督察责罚的法令太宽薄。臣认为应当减轻俸禄利益，加重督察责罚。古今选用人才的办法，九流官员通常依次升迁，其依据只有三种，即德、才、劳。然而如今吏部选官全都没有做到这些。况且吏部的甲令虽然说要根据德行授予职位，衡量才能安排职务，计算功劳升迁叙用，但考核的方法全在书判、簿历和言辞举止之间。若非侍郎具有通神般的明察，就无法真正知晓：安静行事、缓慢说话不等于有德，空写文章、善于书写不等于有才，资历累积、考核次数增多不等于有劳。即使坚持这些标准而不失误，仍然会违背得到真正人才的目的，何况各类候选人茫茫无际，人的耳目又有不足呢？这并不是鉴察不明，也不是选择不精，而是法令本身造成的。君王应当观察变化来制定法令，审察时势来建立政令。考察前代选用人才的办法，都是由州府察举；到了齐、隋，官员叙用多由请托，因此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与其由州府徇私，不如由本人自荐；

译与其让外部推荐泛滥，不如由朝廷内部收取人才。因此废除州府的权力，把选任之事归还吏部；这是矫正时弊、惩治弊端的权宜之法，并不是治理国家永远不变的常典。如今吏部的选官法已经困窘，不能坐守着残破的弊法不变。臣请求，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各司长官、宰臣的升迁叙用，吏部、兵部可以参与议论。六品以下官员或属官一类，听任州府辟用；这样，铨选人才的责任交给四方，结奏定案则归于吏部、兵部。必须先选定州牧、太守，然后授予他们这种权力；职位高的，先行署任而后上报，职位低的，听任州府版授而不由朝廷正式任命。州牧、太守和将帅如果选用不公，吏部、兵部便可以察访并检举。圣明的君主明察四方、通达远近，远听远视；对于徇私冒进的人加以治罪，对于举荐不慎的人，轻则加以谴责贬黜，重则依法严惩，以责任促成授任，谁敢不尽力？如果这样，那么窃取名望、伪造任命的人，才薄行劣的人，贪求财货、收受贿赂的人，懦弱奸邪的人，在诏令下达之日，便会随着声势而被废除，十人中将去掉八九人。这样，人员减少而官员编制宽裕，事情得到核实而官员受到审慎考察；贤能者不必奖赏也会自行进用，不肖者不必压制也会自行退去。有人说：“开元、天宝年间，并没有改变吏部的选官法，而天下太平，为什么一定要由地方辟召人才之后才能达到治理呢？” 臣认为不是这样。选举人才，是治理国家的一项事务；制度本身虽有好坏，但施行成败取决于法令。因此，州郡察举在两汉时期使政治得到治理，在魏、齐时期却使政治混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年间紊乱，在开元、天宝年间却得到治理。当时长期承受太平局面，依靠法术驾驭，赏赐没有失当，威刑也必定整齐严明，所以能够得到治理。并不是因为使用吏部选官才达到这种局面。何况在如今这个时代施行辟召之法，难道政治不会更加长久地得到治理吗？”天子虽然赞许他的话，却因慎重于变更制度，最终不能采用。贞元年间，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上奏说：“本月十七日，顾少连在延英殿奏对回来，臣奉传宣密诏：‘你先前上奏，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官。近来听说外间议论，认为各司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因缘，并且接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种办法很不稳妥。今后任免卿等官员，应当一概自行选择，不可再信任各司。’臣愚昧低劣，却错误地担任大任，果然招致官场的毁谤，又使圣上忧虑。陛下过分担忧臣受私恩，曲意降下慈爱教诲，臣感激戴德，反复省察自己，寝食起居都不得安宁。因为这是特意传达的密诏，臣不敢当众陈谢，只能恭敬接受成命，凡是应当实行的必定实行。恭敬地思量圣上的规诫，也应当毫无隐瞒；如果有尚未通达之处，臣怎敢不说？虽然知道会烦扰圣听，实在也不能停止。治理国家最紧要的是得到人才，而识别人之难，是圣哲之人都感到困难的事情。只听一个人的言论，不能保证他的行为；只求察看他的行为，又可能遗漏他的才干；考核功劳、查看资历，会使巧诈虚伪之事大量兴起，而正直方正的人很少得到进用；追逐声名文华，则趋竞之风更加增长，而沉静退让的士人没有机会胜出。若不是平素与其交往亲近，详知他的始末，探察他的志向品行，考阅他的器度才能，就不能知道那些守道而隐藏才用的人，也不能使沽名钓誉、修饰外貌的人隐藏其虚伪。所以孔子说：“观察他所凭借的，考察他所经过的，察看他所安处的地方，这个人还能隐藏到哪里去呢？”要进行这样的观察考察，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因此前代有乡里推举选拔的办法，有长吏辟召署任的制度，用来明察实际历练，广泛访求人才，敦促有品行有才能的人进用，止息奔走钻营。过去周朝任用伯冏为太仆，命令他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阿谀逢迎、邪僻侧媚的人，只选择吉善之士。”这说明古代王朝只任命大官，而大官能够自行选择僚属，正是明白的验证。汉朝致力于求取众多人才，选用不只是依靠公府辟召，又有父任、兄任，都可以担任郎官；起初被选入时，混杂居于三署，台省有职位空缺，便立即任用补充。这说明古代的郎官，都是通过任用和举荐充任选拔出来的，这也是明白的验证。魏、晋以后直到唐朝初年，选取各类官员，大多由选部负责；只有高位重职，才由宰相考察那些治理有成效的官员，请求朝廷任命。因此晋代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时，朝廷内外各品级官员，有许多都是由他启奏授任的。宋朝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郎，先派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够让我履行吏部的职务，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 羡之回答说：“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以下的官职，全都交给蔡廓处理。”他仍然愤怒，认为这是失职，于是没有赴任。这说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都由吏部选授，并不一定朝廷所列的官员都要由柬在台司任命；这是明确的证据。国朝的制度是：五品以上的庶官，由制敕任命；六品以下，则都实行[防授]。制敕任命的官员，大概是宰相商议后，奏请皇帝批准，再授予官职；[防授]则是吏部衡量人才、安排职务以后上奏，诏书只批示“知道了”而依从办理，不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元年间，吏部拟定候选人的授官等第，奏请设置按资历循序任用的限制；起居郎、遗补以及御史等官，仍然都列入选曹铨选的范围，写在法令中，至今没有废止。没有听说常参官都交给宰臣选择，这也是近来事情的明确证明。后来旧有典章失去秩序，幸臣专擅朝政，舍弃众人共同议论而看重自己的权力，废除公正推举而施行私人的恩惠，结果使各级官员，如果不合当时宰相的心意，就没有人能够得到任用。任用众人的办法越来越受到限制，进用贤能的途径逐渐狭窄。近来每当需要任用官员，常常苦于缺少人才；临到事情发生才选求人选，动辄拖延十天一月，只求暂时应付使用，很难完全选得称职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荐举制度日渐衰败，人才越来越少吗？平时任用时求全责备，要求过高；一旦遇到紧急事务，现有的官员又不够充任。想让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当然就很困难了。臣实在愚钝无能，没有一样长处，却蒙受任用，勉强在宰相职位上待罪；虽然心中有占据职位的恐惧，又缺乏识别人材的明见。自己衡量才庸德薄，终究难以报答皇恩。只是希望扩大求才的途径，使贤能之士都能按类被征召，开启最公正的门路，让各主管官员都能自行举荐人才。臣将谨守法度，考核百官，奉行陛下的圣明，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希望人才不再被埋没，朝廷不至于缺少人才。把这些作为报答皇恩的资本，把这些作为实现治理的工具。臣刚接受任命，就把这些意见上奏，求贤审官，粗略建立选用的制度。凡各部门的长官、副长官以及两省供奉官等职务，凡因考察举荐而有功劳、应当加以奖任的，都由宰臣拟定次序后上奏。其余台省属官，请交给长官选择，说明其才能和实际表现，再以文状上报。凡一经荐举，终身由举荐者担保；并且在任命文书中详细标明举荐授官的缘由，以公正明确示众，彰明功过。举得贤才，就提升考核等第、增加品秩；举荐失实，就削夺俸禄并罚金。很快得到成效的，就褒奖升迁；屡次失误的，就贬黜免职。不仅可以搜求、举荐低级官员，也可以借此考察、试用高级官员。前代记载所说“考察一个人，要看他所举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

译自从陛下允许此事以后，臣就把它宣布施行。南宫举荐人才达到十多人，其中有的不是台省旧吏，而是使府的属官，经过多次荐举延请，历任过许多职务。议论他们的资历声望，并不愧居于同列；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也没有听说有缺点败行。然而议论者竟然随意散布流言，因而惊动圣听。由此可知，事情要实行是多么困难。陛下勤勉求治，务求顺应众情，因此认为荐举不合适，又把选择人才的事交给宰臣；这可以说是尊重辅弼、广泛采纳舆论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圣德盛大的表现。然而在委任官员、责成其事的原则上，在听取言论、考核实际的办法上，以及防止邪曲、保持诚实方面，仍恐怕有所欠缺。所谓委任责成，就是将要建立一项事业，先选择合适的人；既得到合适的人，又谨慎谋划事情的开端；既谋划开端，又周密考虑结局。这样从始至终，事情都必须预先确定。有疑虑就不要贸然任用，既然任用了，就不应再存疑。等他完成谋划以后，再考察他所办的事情。事情与原先计划不合，就革除弊端并罢黜其人；事情与最初计划相合，就赏赐其人，并完成他的美业，使受赏的人无从推辞，被罢黜的人也不能再找借口。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才能，谁敢承担任职？既然承担了任职，就一定会竭尽才能。这就是古代圣王委任官员、责成办事，以无为而达到治理的道理。所谓听取言论、考核实际，就是虚心接受、广泛采纳，弘扬接纳下情的规矩，开阔视听、广泛救济人才。想知道事情办得对不对，不能不从言论中听取；想辨别言论是真是假，不能不根据事实考核。有人说事情办得好，不要立即认为他说得对，必须追究他取得这种结论的原因；有人说事情办坏了，也不要立即认为他说得不对，必须彻底查明事情失败的道理。称赞一个人的善行，必须详细查证他行善的事迹；议论一个人的恶行，必须明确辨别他作恶的起因。凡是听取他的话，都要考核实际；既查得实际情况，又要根据情理审察；既查清情理，还要再参考众人的意见。众人的议论、事情的情理和实际情况，必须相互参验、彼此吻合，然后才能相信他的话，奖赏他的诚实。如果有人故意捏造诬陷，也要施以明确的刑罚。这样，进言的人就不会被堵塞，听取意见也不会劳神；不会有浮夸妄诞、扰乱教化的言论，不会有阴险邪曲、伤害善人的说法，不会有轻信而受欺骗的过失，也不会有受到浸润蒙蔽却无法辨明的冤屈。这就是古代圣王听取言论、考核实际，不出门户便能知道天下情势的办法。陛下既采纳臣的意见而施行，随即又听到横议便停止实行。对臣的谋划不责成考验，对横议又不考核事实。这就使谋划失败的人能够推卸罪责，使议论不当的人能够放肆诬陷。照这样做下去，类似的事情还会不断增加。这样既没有一定不变的谋略，也没有一句必然真实的话。谋略不能确定，治理之道就难以成功；言论不真实，小人就会得志。国家的弊病，常常一定由此而来。从前齐桓公将要开创霸业，问管仲什么事情会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人却不能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贤人却不能使他安定，会损害霸业；开头坚持得好却不能坚持到底，会损害霸业；与贤人谋划事情，却又同小人商议，会损害霸业。”所谓小人，不一定都心怀险恶奸邪、因此覆亡国家；大概是因为他们心术偏邪，志趣狭窄短浅，把阻挠议论当作胜过他人，把标新立异当作不与众同，追逐眼前小利而不明白长远谋略，拘泥于小的信用而损害大道。所以《论语》说：“说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坚决，只是拘守小节的小人啊。”能够在言语上守信、在行动上果断，只是因为拘泥于浅近小节，不能宏通远大，孔子尚且称他为小人，管仲还忧虑这会损害霸业，何况还有言行难以保证，却任意施行邪恶意图的人呢？这些都是任用官员而不责成其办事、听取言论而不考核事实造成的弊病。圣旨认为：“外间议论说，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和缘故，并且收受贿赂，所以得不到真正的人才。”臣请求陛下应当让被指称的人详细陈述所犯的情状：“某人收受贿赂，某次举荐有私情。”然后陛下再根据事情向臣质问，臣再根据事情向举荐者质问。如果立即认罪服法，就依据罪行抵偿刑罚；如果有所申辩，就交给法司审查。对错误举荐者一定施行惩罚，对诬陷善人的人也要让他反受相应的罪责。这样自然会使法典严明，邪恶不再发生；惩罚一个人而使百人受到警戒，这是治理的好办法，何必宽赦奸邪呢？[缺字]不加以辩诘，却把众人的公议视为私事，不说出被指名的人，使无罪者受到怀疑，有罪者得以逃脱，冤枉和正直混在一起，人们还能依靠什么呢？圣旨又认为，由官长举荐人才的办法不稳妥，命令臣也自行选择，不可相信各部门的官员。臣以为，宰辅按照常制不过几个人，他们所了解的人本来就有限，不可能遍知众多士人、详尽考察群才。如果让他们全都任命群官，就势必要辗转询访，这样便把公正的举荐变成私人的推荐，把公开选拔变成暗中投靠。假如像议论者所说，所举荐的人多有私情，那么向君上举荐尚且不能完全杜绝私荐，向宰臣举荐又怎么肯定没有欺诈和错失人才的弊病？这种弊病必定更加严重。因此从前任命官员，很少有不涉及私下毁谤的。即使执掌政权的人有时亲自徇私，也往往是通过私下访求亲近之人，转而被人拿来作交易，这种弊病并不遥远。圣明的陛下本来清楚知道，如今却将要听从浮泛的言论，专门让宰臣任命官吏。宰臣不能遍知人才，势必要沿袭旧例向人访求。如果向亲朋访求，就是重蹈覆车、不改旧辙的过失；如果向朝廷群臣访求，就是寻求他们的私下举荐，必定不如公开举荐更好。这两种做法的利弊，还请陛下进一步详加选择。臣恐怕不如委任长官，让他们谨慎选择属官。所选择的人既少，所求就会更加精当；选得贤能，可以获得善于识人的名声，选得不实，就应承担昏暗错误的责任。人的常情，没有谁不爱惜自身，何况台省长官都是长期经过朝廷选任的人，谁肯徇私妄举，以损害自己的名声、招致责罚呢？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侍御史、大夫、中丞。陛下近来选择辅相，多数也不出这些人之中。如今的宰相，过去就是台省长官；如今的台省长官，将来就是宰臣。只是职名暂时不同，本来并不是才能品行突然完全不同，难道做长官时就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官，处在宰臣职位上却可以选择成百上千的人吗？这样的议论流传不止，实在糊涂得厉害。圣人办事，必定衡量实际情况，不要求一个人什么都具备，也不责备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地位尊贵的人掌握要领，地位卑下的人负责细务。因此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各部门长官，各部门长官选择属官。所任职位越尊贵，所以所选择的人越少；所考察的职位越低，所以所举荐的人也越轻微。

译这样进用人才不会失去伦次，选拔人才也不会混淆类别。按照类别选择，就能详细了解实际表现；依照伦次进用，就能杜绝侥幸求进。要务必得到人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所以从低微偏远之地选取人才，刚刚升入朝廷的人，都交给地方长吏负责举荐，这样下层就不会遗漏贤才。已经列于百官之中、并且已经任事的人，再由宰臣按次序进用，这样朝廷就不会有职位空缺。才能和品德都很优良、经过多次试用而始终不变的人，然后由君主任用，这样天下就不会遗漏士人。求取人才贵在广泛，考核任职贵在精细。求才广泛，在于让各级官员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这就是长吏荐举选择的作用；考核精细，在于按照姓名核实实际，这就是宰臣按次进用的作用。求才不广，下位官员就很少得到进用；下位官员很少进用，日常任用就常常缺人；日常任用常常缺人，就担心许多职位空缺；担心职位空缺，就只好苟且选取足数的人员。因此考核官员的办法也来不及精细。考核不精，才干高低就无法区别；才干高低不能区别，磨炼自励之心就逐渐衰退；自励之心衰退，职事就不能办好；职事不能办好，品格就逐渐败坏。因此贤能之人的功绩就不能彰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失去了广泛求人的办法，却只追求精细选士；没有想到实行精细考核，却希望得到人才的好处。因此越希望得到人才，反而失去得越多；越追求精细，反而越变得粗疏。堵塞源头、疏浚下游，不能同时做到，未见得可行。臣想详细征引旧说，又恐怕陛下听览过于烦劳，所以只粗略举出一端来说明道理。从前则天太后登上帝位、临朝听政，为了收服人心，尤其致力于破格提拔，弘扬委任人才的意思，打开引荐人才的门路。进用人才毫不疑虑，访求人才也从不厌倦。不仅别人可以荐举士人，士人也可以自行荐举自己的才能。凡是被荐举的人一定施行任用，凡是自荐的人也立即加以试用。至于进士之路，难道不是显得过于容易了吗？然而考核责成十分严格，升降进退都很迅速。不才的人很快被罢黜，有才能的人迅速升迁。因此当时称赞她有识人之明，历朝也依赖众多人才发挥作用。这就是接近“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所产生的成效。陛下承受天命登上帝位，思考实现太平治理，爱惜贤才的心超过前代圣哲，但得到人才的盛况却没有赶上过去。大概是因为辨识赏鉴都由陛下独自承担，公开荐举又颇为困难。只是加快进用延揽人才的道路，却很少施行考验核实的办法，于是使先前进用的人才逐渐凋零败坏，后来的人才又不能接续。施行一条命令，就有互相诋毁阻挠的议论纷纷而起；任用一个人，弊病和创伤立刻显现。这是选才过于精细、制度不能统一造成的祸患。则天太后的举用办法，弊在容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谨慎选择的规矩，弊在过于精细而使士人被遗漏。由此可知，举用人才即使可以宽易，也不能因此苟且容纳。那么，所宽易的地方，正好足以扩大得到人才的资本，并不会造成危害；如果不在法制上求精，却一味在选才上求精，那么所谓精细，正好足以阻塞进贤的道路，并不能带来好处。人的才干品行，自古以来很少有完全无缺的。只要有一项长处，必然也有一项短处。如果记录他的长处来弥补短处，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任用的人；如果只责备短处而舍弃长处，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被抛弃的士人。何况还会有个人感情上的憎爱，以及志趣上的异同。假使贤圣如伊尹、周公，贤能如杨朱、墨子，拿他们去接受众人的议论，谁能避免讥刺嫌疑？从前子贡问孔子：“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确定。”子贡又问：“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确定。”不如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乡里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大概君子和小人的心意必然相反，小人厌恶君子，也正如君子厌恶小人一样。要考察他们的真实情形，关键在于审慎听取意见。听从君子，小人的道路就会废止；听从小人，君子的道路就会消亡。如今陛下慎重选择宰臣，必定认为这比任用一般官员更重要；精心选择长吏，必定认为这胜过任用末流之士。可是等到宰臣提出规谏、长吏荐举士人时，陛下却只接受横议，不考查原先的谋划。这就是对以为重要的人所说的话反而轻视，对以为次要的人所办的事情反而重视。而且又不辨别被诋毁的事情是真是假，也不核验所议论的长短得失。人的议论纷纷，什么话都可能说得出来。这样将使人无所措手足，难道只是选任人才的原则失去了开端而已吗？臣这些切直的话，本来不是为了顾惜自己。实现治理的道路，使臣感受到的是陛下察见过失的恩德，所以立即借此陈述感谢，把心中的话公布上奏。希望陛下明察。韩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日的敕令，说今年各种选举暂且停止。道路上传闻，都说是因为年成干旱，陛下怜悯京城百姓，担心他们缺少粮食，所以暂时停止科举选举，以断绝应试者前来，借此节省费用、使粮食充足。臣私下思考，认为十口之家增加一两个人，对粮食并没有什么额外耗费。如今京城人口不下百万，计算参加举选的人不过五七千人，即使加上他们的僮仆和马匹，也不到京城百姓百万分之一；按十口之家来计算，实在没有什么损益。而且今年虽有旱灾，去年却大丰收，商贾之家必定有储蓄；应试举选的人都带着资财，以有余交换不足，还没有看出会有什么弊害。如今如果暂停举选，恐怕造成的危害反而很深：一方面远近惊惶，另一方面士人失去职业。臣听说古代祈雨的文辞中有这样的话：‘是有人失去职事了吗？’既然如此，人的失职足以导致旱灾，如今因为旱灾而停止举选，就是使人失职而招来灾害。臣又听说，君主属阳，臣下属阴；只有阳偏盛就造成旱灾，只有阴偏盛就造成水灾。如今陛下圣明在上，即使尧、舜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您；可是群臣的贤能不如古人，又不能尽心报国，和陛下同心协力帮助陛下治理天下，这是只有君主而没有贤臣，所以旱灾持续已久。按臣愚见，应当寻求纯正忠信之士、刚直敢谏之臣，能够忧国如家、忘却自身而奉事君上的，就破格提升他们的爵位，安排在陛下左右；如殷高宗任用傅说、周文王举用太公、齐桓公拔擢宁戚、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一样。陛下在清闲之余，时时召见询问，他们一定能够辅佐、宣扬王化，消除旱灾。臣虽不是朝廷官员，每月领取俸钱，每年领取禄粟，只要有所知道，就不敢不说。谨到光顺门奉上奏状，报告此事。”

译宪宗元和年间，舒元舆上奏说：“圣德修明三代的教化，已经尽善尽美。唯独贡士这一方面还缺失、没有修治，臣私下认为这是有关部门的过错。臣小时候学习读书，看到《礼经》记载乡举里选，必定选得合适的人才进贡给上级；上级然后用弓车、旌旗和束帛征召他们。臣十五岁时，已经通晓经书，不久心中像文思的窍门打开了，于是又努力学习，遍览群书。看到古人有一项善行值得称道，便希望能使天子听闻；有关部门和天子也会修明礼制、以礼相待，绝不苟且。臣既然向古人学习文章，对圣人的话都信奉，认为自己凭本质资质等待上国询问，一定能见到上国的礼仪，不会少。前年臣二十三岁，文章学业已经成就，被州县察举，得以列入下土贡士的名额。到了京城一个多月，等待有关部门发命，才看见贡院悬挂榜样、设置栅栏加以防检约束；自己磨勘状书，受到严厉责备，与吏胥等同。臣幸而状书齐备，没有被驳回黜落，得以被引到尚书省。考试那天，看到八百人，全都亲手携带油脂、蜡烛、水、木炭以及早晚饭食器具，有的扛在肩上，有的提在手里；吏胥放纵怠慢，大声呼喊他们的姓名。应试者匆忙进入层层棘围，随后分坐在廊庑之下；寒冷未退，雪花飞舞，地上只铺着一张席子。”},{ 唉！唐尧、虞舜时开门纳谏，夏、商、周三代以贡士取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慢士人的。臣看见如今天下贡士已经受到这样的待遇，有司又这样对待他们，于是更加不相信古代圣人的话了。等到看到如今考试甲赋、律诗，全都是偷拆经书诰命，侮慢圣人言论的人，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圣人的门徒。臣又私下看到，本朝开设进士这一科，假如有人能够登第升进，将来都凭此成为宰相、公侯、卿、大夫，那么这一科本来就不应当被轻视。凡是将来要成为公侯、卿相的人，非贤人君子不可；有司却让举子坐在寒冷的廊屋、偏僻冷落的地方，把他们看得还不如仆役以下之人，这不是用来表示征求贤才的意思。设置棘围来拦截遮蔽他们，是把他们当作可疑的奸贼党徒，这不是用来显示忠直节操的做法。考试甲赋、律诗，是把他们当作雕虫小技之士来对待，这不是用来考察人才以文教成治之道的做法。有司竟然不知道这种弊端到了如此地步，臣担心贤人君子会远远离去，而不肖之徒却受到污辱，不能为陛下所用。况且只就眼前的事情来说，如今四方进贡珠玉金银，有司就用箱笼、竹篚和皮币来承接；进贡贤才俊杰，有司却用一张席子、一个冷地来承接，这是明明彰显陛下轻视贤才而看重金玉。贤才以此为耻，臣也以此为耻。臣又看见，每年礼部颁下的格令，对天下士人没有不说要察访其实际品行，确认没有邪曲偏私，然后才上报贡举；如果不符合格令，举主就要获罪。臣起初看到这些，私下独自庆贺，认为三代的风气一定会在今天兴起。等到格令已经颁下，法令却没有随之颁行，因此每年都有不合规矩的事情。朋党之人喧哗纷争，煽动突发的事端无法断绝。这又只是徒然使用格令，反而造成混乱罢了。并且格令中规定取中的人数，每年多的固然不超过三十人，少的有时还不到二十人。这又是天子招纳士人的心意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日月所照之地，都是陛下的内地，从渐海到流沙，从北到南周遍环绕，绵延亿万千里。其中由不同地气所孕育而生的英豪俊彦，本来就不少。假如陛下明发诏令，一定按照礼法举荐他们，忽然一年之内有一百多个像元凯、扬马那样才德的人前来，有司一定会说：‘我们的格令只取二十人，却黜退八十人，这究竟是求贤，还是遗弃贤才？’假如有司仍把他们当仆役来对待，忽然一年之内前来应选、具有才德的人还不到十几批，有司一定会说：‘我们规定取二十人，这样就错误地收取了一半，只是为了凑足人数；这究竟是选取人才，还是只取符合格令的人？’可见，不能预先限定人数，是十分明白的。前面所说的几件事，臣长久以来都替陛下痛惜有司不能履行职务，以致圣朝取士的首要科目已经委弃在地了。臣这样寒微而浅陋，即使出言，也不足以决定贡士的取舍。然而在百般思虑之中，或许也有一两点能够说中。臣私下希望陛下诏令有司按照三代的旧例，明确修订贡士格令，使天下入贡的人都具有优良的实际品行，不拘泥于人数。对于实际品行不优良的人，法令也随之施行。这就是澄清源头；源头澄清以后，来应选的人都会趋向正道。请让有司更加严格而有礼地接待他们，按照六义考问试验他们。考试时，免得他们亲自背负行李，坐在廊庑之下，特意设置褥席床榻，陈设炉火、油脂和蜡烛，并设置早晚饭食。这样，前一天的弊病或许就可以有所痊愈了。人人都知道天子重视贤才、奖掖士人的道理，奋发向上的气势便会如此充满弥漫。士人立身，没有不是由正道成就的；士人正直，公卿就正直；公卿正直，从来没有天下不能得到治理的。天下得到治理，而陛下想不垂衣拱手、从容高揖羲农轩辕，却是做不到的。假如不这样，那么士人求取名声没有不是由邪道成就的；士人邪曲，就没有公卿不邪曲的；公卿邪曲，就没有天下能够治理的；天下不能治理，而陛下想不劳心忧虑百姓，也是做不到的。臣虽然极其愚昧，从这些事情看，知道贡士之道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所以愿意倾吐血诚，以端正这一科门。陛下不要因为臣的履历在贡士之中，就怀疑臣是在自我标榜；臣虽然不敏，私下观察，太常寺一第并不是难以取得的。凭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假如让臣按照今天贡士的样子行事，做事走旁门、趋巧佞，奔走钻营权要关节，这些本来并不是臣做不到，而是臣以为可耻，不愿去做。因此臣凭着自己的顽钝才能来求取功名。有司如果取中臣，固然不算辱没；如果不取，臣就穿上鞋离去。臣将追随巢父、许由的踪迹，以享受陛下熙熙之治，到哪里不能得到泉石之间的快意呢！伏望陛下留心，单独听取臣的意见，这是天下的幸事。对于臣来说，又有什么幸处呢？《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六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六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撰 选举 宋太宗时，梁颢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留在京城上书陈述意见说：‘臣遍观史籍，唐氏治理天下时，历代圣主相继出现，文教光明昌盛，尚且渴望与贤才共同治理，广泛寻求众多俊彦。设置科目的选拔，超过四十等。当时执掌文笔的士人，文质彬彬，纷纷聚集；那些能够在君主前后左右，具有忠心和良善，导引教化根源、树立治国根本的人，正是唐朝享国三百年、能够得到人才的原因。五代时国势衰弱，这种制度日益沦废。本朝兴起儒学，追慕三代遗风。如今设置科举名目，俊秀人才全部到来；执笔作文的人如树林，趋赴选举的人如云。先由诸侯贡举，再由礼部考核。陛下亲自临试，慎重选择，一定尽行大公。可是为什么所取人才不出于诗、赋、策、论呢？合于心意的就援引提拔，不合心意的就排斥黜退，难道没有滥加升进、冤枉黜退的过失吗？其中卑劣庸鄙而妄自求进、滥列科场的人，间或也有。若说陛下是要嘉惠孤寒、沉滞之士，不论贤能与否，全部拔擢登用，一视同仁，臣私下认为这不是确切的说法。圣人在上，便应当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假如把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个器物中，这实在不是端正人伦、敦厚风俗的办法。何况山林民间之中，难道没有才宏德茂的人吗？’ 梁颢又陈述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设置科目，擢用才德超群的人，使他们陈述古今治乱、君臣得失、百姓安危、贤愚取舍，那么或许会对治理天下有所帮助，不只是用诗赋、论策这些小技艺来应付有司的要求罢了。’这篇陈述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谏孙何上奏说：‘臣听说，王者的教化以儒学为根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文章。所以历代取用人才，一定先选文学之士；贤能的辅臣、著名的将领、良好的二千石官员，都从这条道路中产生。所谓学问，并不是训诂句读之学，而一定要能够裁成制度，辅佐治理，帮助教化。所谓文章，也不是讲究声病、对偶的文章，而一定要能够辅佐治理大政，使我们的百姓长寿，使我们的君主成就功业。唐尧、虞舜、夏、商的制度简略，难以完全继承，但光明显著，足以取法；当时只有周朝开始实行乡里推举、乡里选拔，最后以考察言论、观察品行来取士，众多士人的命脉由此兴盛，流传给历代帝王，理应没有惭愧之色。汉朝鉴于战国亡秦的弊病，追随采用周制，表彰孝悌，选拔品行优异者；有时不按常格任用，有时归入常规调选。假如不把纳粟拜爵、入赀为郎这些做法混杂进来，古代风气或许可以恢复。自魏以下直到陈、隋，制度规模狭小鄙陋，没有什么值得相比的。’ 唐及五代末年，斟酌损益，参酌古今，整顿四方纲纪，网罗俊杰。其失误在礼部，其收获在制举。礼部的弊病，就是进士、明经等科；制举的收获，就是贤良、方正等科。凡进士、明经等科，正是前面所说的训诂、句读、声病、对偶之学，怎么能不算过失？凡贤良、方正等科，正是前面所说的裁成制度、辅佐治理、经纶政务之才，怎么能不算收获？然而当时士人的品流等级划分得很清楚，授官也有区别。礼部所取的人，不过担任典校、辟置郡掾、县佐，长久等待也不能得到平级升迁；制举所取的人，一定都任职于遗补、馆殿、台郎、御史等清要职位，不出早晚便奋进成为公卿宰辅。所以礼部所失并没有造成大害，制举所得却一定带来大利。事情都记载在前代史书中，可以复核验证。李唐将要灭亡时，战争日益增多，无用的文辞泛滥，能够化育成治的文章废弃，于是开始废罢制举，专门取用礼部科举。五代承袭此法，奉为旧例。即使朝廷内外多有变故，战事接连发生，以至文物制度寂寥，治国之道荒芜杂乱，士大夫成千上万，却没有一个声名显赫，这未必不是由于此事。本朝拥有天下已经四十年了，拓展疆土、开辟基业，铲除叛逆、平定祸乱，凌驾百代，高居太平之世。’ 皇帝日夜思念俊秀贤能之士，励精图治，重视贡举，喜爱人才、嗜好善行，远远没有谁能与之相比。然而仍然没有恢复贤良、方正等科，清要仕途和显贵官职，只有凭进士、明经逐级积累资历而升迁。难道没有想到山林之间非同寻常的人才，或许有被遗弃的吗？难道没有想到台阁所进用的人，或许有僭越滥竽的吗？难道没有想到群官百尹之中，或许有人有才略却无法自我显露的吗？难道没有想到皇帝一天之内要处理万端政务，或许有遗漏的事情无法上达的吗？难道没有想到取士制度因循近来的惯例，不能成为子孙后代的法则吗？是众有司、百执事没有想到这些吗？还是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卑贱的臣子所能知道的呢？不然，为什么应当设置却长期没有设置，应当恢复却长期没有恢复，竟然这样久呢？这样一来，士人相互传言，平民私下议论，也就不算僭越了。’ 何又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记载教导胄子，有虞氏庠序、辟雍的制度；《易经》记载宾礼、王礼，有乡里推举、乡里选拔的制度，这些都是用来导引王化、培育为官人才、网罗英雄、陶冶风俗的。一定要先被太学推举，才获得朝廷的声誉。自古至今，这一道理没有改变。东汉时学生有三万人，李唐时学生有八千人，皇上所简选求取的人才，一定从这里产生。也有规定每年贡举，选取当时的英才；有的由州举荐，称为茂才；有的由公车征召，宣称为有道；县里按次供给粮食，使他们能够与计吏一同赴京。下诏虽然频繁，真正中选的却很少。到了设置孝廉格令、开设进士科时，仍然都从年长者中聘用，由太守征召；上、中、下各郡，人数各有差等，其余人都依附学校读书，才得以上名礼部。后来士风浇薄，世态衰败，在儒学宫中轻视古道，在京城另寻歧途，卑劣庸鄙之士开始进入太学，英豪之流却一概奔赴京兆。又加上战争接连兴起，经常制度荡然无存，弦歌诵读的教化全都消亡，郡县学校全部废弃。推究其中的原因，或许也有其缘由。大概是因为制定法令之初，纲纪条文疏略；六馆升降，纵然限制门荫资格的高低，两京荐举评论，却从来没有科禁加以整顿改革，于是使浅薄的风俗煽动扩散而成为风气，外地完全没有学生，中原全都称为乡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