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

译子才又替赵汝腾辩护，针对叶大有的弹劾章奏说：“臣听说，君臣、父子之间，是天下真诚实在所在的地方。臣子向君父陈说，必须依据事实；不是事实却敢于诬蔑后报告，这就是用私意来窥测君父。唉！君父如此尊贵，却忍心欺骗他，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会用来欺骗呢？臣私下见近来赵汝腾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还没有到任，谏议大夫叶大有就急忙弹劾使他离去，士人议论惊怪骇异，都把这件事看作同一问题。赵汝腾的文学、操行、义理名声天下显著，在朝廷有耿直敢言的气节，任官有清廉公正的声誉。往年最初，他经过三十多次奏辩才离去；今年春天接受诏命，过了五个月才回来，他难进易退的风操，天下人都很推重。如今忽然被叶大有诬奏驱逐，这就是众议汹汹不平的原因。起初，叶大有曾被赵汝腾缴驳弹奏，臣还怀疑他深沟高垒，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许是采用郑寀旧日的计策，来消磨赵汝腾的锋芒。现在才暴露出他的偏狭之心，编造诬陷之辞欺骗陛下。陛下察知叶大有怀有私意，想到赵汝腾没有罪，搁置这份奏章不下发，正是爱惜人才、保全事体，可以说考虑得十分周全了。然而叶大有不体察陛下的美意，竟然抄录许多副本，散布朝廷内外，还想把它张贴在交通要道上；这同绍圣、元符年间把文书张贴在朝堂上的做法，真是时代不同而用心相同。臣偶然得到他的奏本，参详事情的始末，这才知道他谈论赵汝腾，完全是出于私意，于是连欺骗也忘了。过去谏议司江公望说：‘皇帝榻前的一席之地，是人臣向君父极力陈说天下大事的地方。只有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自己的内心，才能免于罪戾。’叶大有是欺骗上天吗？欺骗君主吗？还是欺骗自己的内心呢？臣子侍奉君父，官职没有尊卑之分，大义是相同的。叶大有身为谏省长官，职责在于劝谏君主；臣任说书，职责在于匡正君主。哪里有叶大有因为赵汝腾不实的罪名而欺骗君父，臣却不据实向陛下报告的道理？叶大有说赵汝腾贸然升入郎官之职，冒然担任翰林直职，严重违背典故，没有一篇文章值得观赏。臣听说，近世词臣没有谁能超过赵汝谈。赵汝腾以赵汝谈为师，受到他的推许；他掌管诏令文书，文采蔚然有赵汝谈的风格。叶大有却以没有文才来讥讽他。叶大有的文采并不显著，常常被江万里鄙薄嘲笑。徐霖在馆中时，曾认为他的文章气力疲弱，狠狠替他改削。叶大有文章如此，却反过来诋毁赵汝腾，说‘没有一篇文章值得观赏’，这是欺骗陛下。叶大有说赵汝腾因为赵善湘向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献媚而乞求恩典，正在史嵩之掌权之时。当时起初没有什么气节可记载。臣听说，赵汝腾任翰林学士时，史嵩之任督府，转官制中有‘精能履屐之间’等语。史嵩之认为这话轻慢自己，于是不接受升三级的任命，并且非常厌恶赵汝腾。赵汝腾因此获罪，叶大有却说他乞求恩典、讨好怜悯，说他没有值得记载的气节，这是欺骗陛下。叶大有又说赵汝腾兄弟曾依附陈韡，后来却像对待仇敌一样排斥他；又说他们自己长期在以夫那里领取馆谷，近来却像对待路人一样攻击他。陈韡凶暴，以夫诡谲，赵汝腾排斥他们，天下没有不感到痛快的。至于所谓依附、领取馆谷的事，臣不能详细知道；但叶大有曾经被赵汝腾荐举，他受到的依附和照顾已经很多了。如今一旦弯弓射羿，反过来诋毁赵汝腾所谓‘人面兽心’，究竟是在指自己，还是指赵汝腾呢？这又是在欺骗陛下。叶大有说，故相史清之察知他不能作文，不给他视草的职务，他便怏怏失望；等到赵汝腾来后，又极力诋毁史清之。臣听说，史清之一向敬重赵汝腾，多次用官职诱引他；中间常想任命他为直院，赵汝腾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两人的议论渐渐不同。最后因为日食发生在正阳之位，赵汝腾进言防止史清之专权乱政，史清之更加愤怒。陈垓暗中接受风旨，于是赵汝腾遭到诬陷弹劾；他本来不必等到赵汝腾再次来朝才诋毁史清之。叶大有说他怏怏失望，这是欺骗陛下。叶大有又说赵汝腾诈称：‘清贫，行李无法置办，不知道他在鄱阳、永嘉、婺女任职时有没有领取俸料？’臣听说赵汝腾所治理的三个郡都有善政，世人称他为循吏，而清廉这一节尤其光明。等他归去时，甚至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只能寄居在萧寺；没有田地可以耕种，只能领取祠禄供养。闽地士人多能谈论此事，不只是闽地士人个个知道。叶大有却说三个郡没有未领取的俸料；况且俸料是官府按规定封给的俸禄，朝廷正是借此来养廉，即使全部领取，也是理所当然。叶大有的诬蔑到这里已经穷尽了，这又是在欺骗陛下。叶大有又说，赵汝腾大则自称宗族盟长，不能容忍一个老臣遗留；次则图谋破格任宰相，将要接替二位大臣之后。臣听说赵汝腾弹劾以夫，确实采纳的是公论。以夫的盘根错节已经很深，攻击一次并不容易，叶大有却说这是为了自称宗族盟长，所谋未免太小了。赵汝腾的声望难道要除掉一个以夫之后才能称为宗族盟长吗？至于说他要破格任宰相，更是没有根据。赵汝腾常说宗室侄辈不应当做宰相，即使赵汝愚做了宰相，也仍然免不了祸患；他正是用这个道理来阻止史嵩之的奸谋。况且他一向把声誉和利益看得很淡，这次来不过是为国家停留几个月，制定国家大计、排斥大奸罢了，哪里有意图接替二位大臣之后呢？而且叶大有既然身为谏长，本来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入政府，却徘徊观望而不肯离去；推究他的本心，正是想接替二位大臣之后，反而拿这个来议论赵汝腾，这是欺骗陛下。叶大有又说，陛下清楚看见徐霖首鼠两端，把他斥逐到外地，京师万众都仰望天日，赞叹圣明清明；赵汝腾因为同谋败露，于是诬奏欺骗上天。臣听说叶大有曾向赵汝腾乞怜，言辞十分哀苦，赵汝腾也答应让他改过自新。徐霖听说后认为不对，颇为讥诮责备赵汝腾。于是赵汝腾奏疏中有‘乞求大贤援救，难道可以救他’之类的话。赵汝腾读到后惊惧不安。由此可知他们并非同谋；叶大有怀疑赵汝腾泄露了自己的话，使徐霖传播，便深深怨恨赵汝腾，于是说同谋败露、诬奏欺天，这又是在欺骗陛下。叶大有又说，赵汝腾滞留郊关，越发听从喧哗之徒，又要让私党代为请求挽留，购买上书以充作公议。孟子不被任用，住了三夜便离开昼地；屈原被放逐，徘徊着离开郢都，难道会像这样浅薄的丈夫，怀着怨愤，只用尽一天的力气就离去吗？”}],

译况且，同列的诸位贤者深深惋惜他离去，叩击宫门请求留住贤者，这是天理激发的行为，怎么能说是收买防禁呢？出身草野的士人深深惋惜他离去，作诗为他送别，按交谊本来就应当如此，怎么能说是喧哗之徒呢？叶大有根本不明白士人之间的情谊，竟把这些当作钳制人的手段，这同拿腐烂的老鼠吓唬鹓鶵有什么不同？难道他不知道那些请求留人的人可以被他钳制吗？这又是在欺骗陛下。叶大有说臣是在丙午年冬天被擢用的，并不是叶清之的力量；又说臣一向排斥叶嵩之的奸邪；又说臣没有一件事与【原文“▯”疑误】有关；又说臣从未结党攻击垓荥、攻讦任何正直之人。臣听说叶嵩之曾用牒试冒滥之事屈辱叶大有，叶大有困窘无所归依，因此怨恨他是有的；如果说他不是叶清【原文“▯”疑误】的党羽，那么这是要欺骗谁呢？叶清死后，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成为阻碍，正是因为叶大有是他的死党。即使每家都派一人来辩解，恐怕也难以自我洗脱。凡是垓荥所论列的事情，都是叶大有唆使的，如今却想避开这个名声来欺骗天下，这尤其是奸邪中最严重的。现在台谏之中没有垓荥可以唆使，于是便自行弹劾汝腾来发泄他的愤怒，他陷害忠良的用意，到这时更加无法掩饰。况且叶大有曾以不孝诬陷江万里，想要制造狱案陷害陈亿子等二十位士人，能说这没有伤害君子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正人〕 这也是在欺骗陛下。凡是叶大有所说的，臣反复考察核对，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他的欺骗实在太严重了。而且还有一件极其可怕的事，臣不能始终不加辨明。臣听说谏议大夫、给事中都隶属于后省，那里是掌持纲纪的地方。现在汝腾因社仓之事弹劾叶大有，这是他的职分；如果还没听说他所说的是非，那么在执掌纲纪的地方，叶大有本来就应当有所畏惧和思考。可是他竟把这看作没听见，洋洋得意地上殿，又冒犯众怒，公开弹劾汝腾，那么给事中、舍人之职就可以废弃，纲纪也可以紊乱了。况且汝腾再次被召用，已经过了七个月；如果他果真有过恶，为什么不在先前攻击他，偏偏只在这几天采取行动呢？汝腾封还他的奏章，他也反过来弹劾汝腾。臣不知道这究竟是同一个意图，是公心还是私心？自古以来台谏按察弹劾，即使是小人发泄胸臆，也总要有所托辞；从没听说过直接把私怨写成弹劾文书。臣看叶大有弹劾汝腾的文章，洋洋数百言，无非是在替自己作辩解。这样说来，汝腾既没有得罪君父，也没有得罪公论，只因触犯了一个叶大有，便被拿来作为罪状，传播到远近各处。连奸雄小人都不敢做的事，叶大有却做了，臣不知道他究竟凭恃什么，竟敢这样做。叶大有不过是想借陛下的威势来扩大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压制天下，使人不敢再议论他的奸邪。然而，他难道不知道祖宗三百年的台谏制度，难道专门是为叶大有设置的吗？难道专门作为叶大有报复的场所吗？形成这种祸根，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遏止，这是第一点。自古以来小人攻击君子，没有不反过来利用这种锋芒的。元符年间，他们指司马光为奸邪；庆元年间，则指朱熹为伪学。即使章、蔡、何、刘诸人有回山倒海的力量，也仍然不能改变万世公认的舆论。如今叶大有把汝腾说成顽固之人、奸邪之人、凶恶的舆台皂隶，议论纷纷；这些说法根本不值得实行，这一点不必等到后世就能看清，又怎么能影响是非有无呢？只是他竟敢颠倒黑白，迷惑圣明，这正是所谓小人而毫无顾忌。叶大有又提出结党的说法，在国内设置陷阱。小人想要亡人之国，必定先使君子一类的人空缺。君子本无过错，却只把他们定为朋党；而朋党又是君主最痛恨的。党锢之祸兴起，汉朝便衰落；清流之祸兴起，唐朝便灭亡。叶大有怎么忍心这样做？况且叶大有左边挟制【原文“以夫”疑误】，右边挟制与【原文“筹”疑误】；内里又支持垓荥，难道他自己就没有党羽吗？急于矫正偏差，反而酿成流祸，这是第二点。叶大有甚至说，近来的水灾之所以严重，全都是汝腾鼓动流俗、倡导浮泛议论造成的。对上，他以妾妇般的顺从媚惑圣听；对下，他用鬼蜮般的智谋暗中残害善类。承袭【原文“传□”疑缺】坦的衣钵，接受垓荥的指使。议论者把垓荥比作梁成大，说他表面上是君子、实际上是小人，是显露出来的小人；把叶大有比作李知孝，说他表面上是小人、实际上阴险，是隐藏起来的小人。推究实情而定罪，叶大有的罪过超过垓荥；可是一个被去职，一个被留用，这叫作放纵惩罚不当。鹰变成鸠，识者尚且憎恶它的眼睛，却希望把它诱导为善，不是太疏忽了吗？如今外间议论纷纷，都说叶大有上殿那天，当面接受了秘密指示，退下来便起草弹劾文书，于是肆意诋毁诬陷。又有人说，陛下长期积怒于汝腾，厌弃君子，所以故意留下叶大有来排斥根除君子。依臣所见，绝没有这种可能。全都是叶大有一味顺从自己的私欲，痛快地谋求报复，结果使过错归到君父身上，使诽谤传遍四海。这对叶大有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叶大有常说自己已经决定归乡日期，并不敢欺骗；又说如果驱逐汝腾，他便拜辞君门，退居田野，那么即使驱逐一百个叶大有，也抵不上一个汝腾。可是他抹杀邪正、混淆是非，却还推托说这是两人一并罢免。如今汝腾被除职、授予郡守之职，而叶大有仍顽然自得，仿佛搬石拔山一样毫无阻碍，有识之士都为之痛恨。既然把叶大有当作台谏，那么汝腾难道不是给事中、舍人吗？对上，他用妾妇般的顺从来媚惑圣上的听闻；对下，他又凭借鬼蜮般的智谋，暗中残害善▯。承传□坦的衣钵，作为垓荥指使行事的踪迹。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垓荥就是梁成大；说梁成大公开显露出来，是小人中得以显达的。又认为，大有就是李知孝；说李知孝暗中行事，是小人中隐蔽不露的。若推究实情、判定罪责，李知孝的罪过超过垓荥；可是一个被罢去，一个仍留任，这就叫作放纵罪罚。鹰变成斑鸠，识见之士尚且憎恶它的眼睛，却还希望诱导它变成善类，不是太疏忽了吗？如今外间议论纷纷，都说大有上殿那天，当面承受了秘密指示，退下来便起草奏防，于是任意诋毁诬陷。又有人说，陛下长期对汝腾积怒，厌弃轻视君子，所以特意留下大有来排斥、根除汝腾。依臣所见，这万万不可能。全都是大有一味徇求自己的私欲，图谋报复而感到痛快，最终使过错归到君父身上，使诽谤流布天下。大有这样做，又有什么情理可言？大有常常说自己已经决定归乡的日期，并非敢于欺骗；又说，如果驱逐汝腾，他就要到君门前拜辞，退居田野，离开大有；即使除去一百个大有，也抵不上一个汝腾。然而他抹杀邪正，混淆是非，还推托说这是两人一同罢免。如今汝腾被罢去职务、给予郡守之职，而大有却顽然自若，仍旧如常，转石拔山，有见识的人无不痛恨。既然以大有为台谏官，那么汝腾难道不是给事中、舍人吗？

译既然把汝腾视为朋党，那么叶大有难道不是出于私心吗？既然认为汝腾没有录黄、不应封还驳正，那么叶大有难道不是本应论奏政事，却反而肆意抨击弹劾吗？陛下看见他一味唯唯诺诺，便认为这是恭谨，可以把心腹托付给他；看见他喜欢进献谗言，便认为这是竭尽忠诚，可以把耳目之任交给他。如今还要用他来抗拒公论，用他来主持并彰显圣意，而忠臣贤者的离去却被视同土偶草木、弁冕髦饰。天子的地位和天子的职权，难道陛下可以独自同一个叶大有共同掌握吗？世道变化的趋势，如同江河日益下流，即使天地鬼神也无法改变；想赤手捧起土块来阻挡它，臣当然知道不可能。如今小人的势力已经形成，君子的祸患将要发生。然而，与其沉默不言而陷入一同覆亡的祸害，宁可把一切说尽而承受党锢之诛。因此臣敢于直陈此事，没有任何回避隐瞒。所谓立身朝廷的大节，侍奉君主的大义，臣所知道的只有这些，其他事情无暇考虑。只希望陛下明察臣并没有欺骗您。子才又上奏论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说道：臣听说，国家处在天地之间，必定有与之共同建立、共同支撑的，那就是君子吧？君子进用，国家赖以建立的力量就存在；君子退去，国家赖以建立的力量就消失。这一道理明明白白，如同烛火照见龟卜，不能加以欺骗。臣恭敬地看陛下更新大政，收召当时贤才，正如欧阳脩所说，从千官百辟之中选取而得到这几个人，他们无不列在朝班之中，朝廷气象和洽，四海都已传闻，足以成为盛事。近来因为叶大有出于私意攻击赵汝腾，导致一时争论大起，彼此交相攻击，向上冒犯了圣聪。幸赖陛下审察是非，叶大有终于得以离去，处置也恰当，众议没有喧哗。近几日以来，事情大体稍稍安定。凡是任职在朝的官员，难道没有自己的肺腑之情吗？也希望各自努力安静恭敬，安守职业，以彰显陛下宽容优待的德行，成就圣朝肃穆和睦的风气。然而高斯得、徐霖等人忽然被御史弹劾。御史的意见虽然与他人不同，但这两个人都被称为君子，他们的大节显著可观。如今却罗织罪名，把他们牵连在一起全部排斥，因此有人议论纷纷，说这看似合理而实际并非如此，是借污名来寄托治理之名。大概是知道陛下近来对徐霖积怒未消，御史便迎合风向，肆意排挤，又趁此机会一并中伤高斯得。不仅可以发泄平日积累的愤怒，而且会导致诸人必然争辩。万一言语不合常理、举动过分，便又指为结党，视为好名；或者说他们讥讽皇上、要挟君主，或者说他们侵犯官权、逾越职守，把这些作为罪状，以激怒圣心。这些人愚直，一开始没有觉察，手挽手、接连不断地落入了他的陷阱。依臣看来，岂只是这些人没有觉察，即使陛下圣明，也没有察觉。昔日陈执中的婢女奴仆死亡，言官抓住此事穷追不舍，范镇却认为这样做不对，并且认为专门办理这件私事，失去了论事之人的体统。范镇对小人尚且如此宽恕，如今为什么偏偏没有范镇这样的心呢？况且高斯得一向以刚正著称，不畏惧强暴权势；看他平日的论奏，差不多有陈瓘、邹浩那样的特殊操守，似乎不可以因为这件事而轻视他。又如王益柔作傲歌，王拱辰想把有关人员一网打尽，韩琦也认为不对，并且说，攻击王益柔难道只是因为一首傲歌吗？其中大概另有原因。韩琦对待小人，极力阻止他们尚且如此；如今为什么偏偏甘愿同意王拱辰呢？况且徐霖虽然狂放，详细考察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得到了曾晳、琴张遗留下来的意趣，也不可以因此轻视他。所幸陛下洞察群情，大为包容庇护：高斯得已经除职、授予郡守之职，徐霖也给予了宽缓的处分。这说明陛下虽然勉强实行台臣的意见，最终却仍有保全君子的用意，一时间同气类的人无不欢欣，认为世道回转仍然可以希望。然而李伯玉又因罪离去，不能不令人忧虑疑惧。以内批驱逐臣僚，这难道是盛世的美事吗？韩维离去时，吕公著为他争辩；朱熹离去时，赵汝愚挽留他，都是以内批施行的，但又被宰相执奏反对。他们难道不知道顺从君意的好处吗？难道不知道结党偏私的嫌疑吗？却仍然冒犯天威，竭力申辩营救。因为他们认为，君主的一举一动实际上关系到天下人的观瞻，稍微失去平和，就会损害政事体统，而且对君主的德行影响很大，所以宁愿冒犯不可预测的诛罚，也不愿把君主置于有过错的境地。陛下一向宽大，优礼群臣，只因对徐霖积怒，便有乘一时快意而作出的指挥。快意不止，顺着它成为常态，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几乎像顺手而为；宰相又害怕违背圣旨，只得低头奉行。与吕公著、赵汝愚相比，实在相差太远而深感惭愧。况且李伯玉本来没有过错，只因论奏的章疏关系到风宪的体统。李伯玉出身草野而性情质朴直率，没有来得及周详考虑，只见都司弹劾纠察的条文，认为那是祖宗可以实行的制度，于是轻率行动，触犯圣颜，像追逐鹿而看不见泰山。当时大概有所蒙蔽；否则，前车之鉴尚未远去，李伯玉何苦再蹈其覆辙？况且李伯玉心地真纯，操守平实，怎么肯结党营私？大概也是忠愤驱使；在圣明之时，似乎可以加以怜悯体谅。昨天所下的御笔词意严厉峻切，听到的人都惊愕，认为陛下有傲视天下的意图，有轻视臣下的心思，想用威势震慑一切。臣愚昧地认为，这是过分了。圣人推诚而任用天理，虚心来竭尽众人的才力，以天地日月为心，何曾有好恶的私心？把风雨霜露当作教化，何曾显露喜怒的痕迹？从前仁祖皇帝抚养臣民四十一年，大体都遵循这一道理，所以驱逐唐介后又召回唐介，斥退范仲淹后又重新任用范仲淹；其他逆耳之言，也都能使犯错者受到感化。而且他谦恭敬畏，始终不改变，因此能够牢固凝聚人心，扶植国家元气，为后世子孙打下基础，这就是所谓历数世相传的仁德。臣恭敬地想，陛下天德清明，与仁祖相合；只是对于好恶、喜怒之际，还希望返回圣心，深加警戒，在雷电交作、威严震怒之时平息严威，在衡量公平、明鉴如空之时保持坚定。希望陛下体察高斯得、徐霖的孤忠，明察李伯玉只是愚直而无罪。即使不能像仁祖任用已被斥退的唐介、任用已被贬黜的范仲淹那样，也应察觉谗言，赐予包容荒秽之恩，特别恢复反悔改过的仁德，以实行“迷途不远便能复归”的道理。从今天以后，更加扩大至公之心：不要因好恶扰乱是非的真实，不要因喜怒淹没性情的正道，不要因朋党之说加罪于忠贤，不要因独断专行来抬高一己之威，不要因诘问辩难而穷尽进言者的言辞，不要因怀疑离心而招致谗邪之口，不要把奸佞小人任用为掌持纲纪之责，不要任凭御笔发泄私人快意而斥逐臣下。这样或许圣德日益更新，异端悄然消灭；上面没有改变容色、震动神情的事情，下面也没有疾声大呼的过失。公道光明融洽，难道不是非常伟大吗？臣的职责在经筵，遇到事情应当匡正挽救，不敢随声附和、拱手沉默来苟且保全自身；冒犯天威，臣没有地方逃避罪责。

译贴黄：臣很久以前就准备了这篇奏章，都是平心静气地议论，并非故意激烈，只是希望陛下顾全大体，平息威严罢了。奏章既然被阻隔，不能上达圣听，臣徒然怀抱忧虑和爱戴；如今有幸得以面见圣颜，如果把想说的话吐出又重新咽回去，那就是违背本心、欺骗陛下了。谨再次把原奏呈上，以求彻底传达于圣聪，只希望陛下幸加察看。子才请求挽留徐霖的奏状说：臣只是一个疏懒的人，在博士任上待罪。近来因为愚直刚戆，屡次请求退居闲散职位。本来希望能够实现平素的心愿，却终于封还、誊录了两道奏章。随后又申述先前的请求，始终没有得到允准的答复，以致孤独无依的臣子仍然玷污着朝班的末席。这次因为参告之事，恰好遇到对班。幸而再次瞻仰天颜，哪里敢吝惜自己的愚见？臣听说，辨别是非，是天下共同的言论；包容贤者和不肖者，是当今的邪说。自古以来进言的人，常常在国论危疑的时刻，想把邪正混同为一种说法，公然向天下宣称“皇极”“大中”，把它作为包容一切、据以立论的依据。却不知道经典所谓“皇极”，并不是这个意思。“皇”是君主，“极”是至极。意思是君主身处至极的地位，作为天下的标准。周公所说“作为百姓的标准”，就是这个意思。自汉代儒者误以“大中”二字解释它以后，后世便把它当作宽宏广大之辞，又把“大中”当作含混姑息、善恶不分的名目。元祐的调停、元符的建中、庆元的建极，都是如此。然而我曾经论述过，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十年〕 如今臣霖飘然径自离去，不因富贵利达而动摇心志，这就是所谓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看他在申省文书中的言辞，既有因人所言而离去后又复留任的，也有辞谢职任却再次接受的；如今他甘愿伏受简书所载的处分，看来这是经过深切反省、截断退路，已经没有再回来的道理了。何况他所论及的谏议大夫有将本应出狱的人错误释放、受奸臣蒙蔽包庇的罪行，京兆尹又有李昴英所说的森然罗列、令人畏惧之事；这样一来，他就是与这两位大臣为敌了。与人作对，却自己先说软弱的话，主动走上狭路，使敌人拥有可以进攻的空隙，这样凭什么能够胜过天下的公议呢？这就是臣敢断言臣霖决定不会再回来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挽留他，只有赶快罢免谏议大夫、京兆尹的职务，才可以使他一定回来；否则，臣霖这一去，即使万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如果臣霖离去果真无法挽回，那么在升迁授官之间，或许可以改授合入官，或授予他邻近郡的添倅之职，以此荣耀他的归去；这样一来，臣今日的离去，难道不足以激励、砥砺群臣吗？况且臣霖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将来难道不能再次被进用，以此加重王国的力量吗？只有请陛下在这两种办法中选择。至于谏议大夫和京兆尹的所作所为，不必先追问他们究竟有罪还是无罪，也不必先考虑是否符合公议，只须拿廉耻这一点来激励他们；他们难道不会内心自行惭愧反省，勇于离去，以保全国家的大体吗？臣切实听说，京兆尹被宣召押回府署以后，便不再办理政事，上表请求奉祠；这说明他还知道廉耻。唯独谏议大夫在请求留住徐霖的奏疏中，反而自以为是，完全没有一句请求退职的话；他大概料定陛下未必会施行，这就说明他全无廉耻。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维持人心靠它，维持世道也靠它。谏议大夫本来是用自己的行为规范他人的人，却先自我毁坏了维持人心、维持世道的工具，还想凭此纠正官场邪恶，谁能服从他呢？况且他的资质柔弱谄佞，心术迂回邪曲，道路上的人都能说出这一点。如果国家养着这只不捕鼠的猫，留下这只不鸣叫的雁，也只够玷污台省罢了。希望陛下出于圣意，另选刚直敢言之士，以振兴谏议大夫的职任；这对天下的补益非常重大，难道只是培养廉耻、敦厚风俗而已吗？至于京兆尹，陛下既然认为百姓的诉讼不能滞留，又命令他立即办理政事，那么请求陛下严行宣谕，使他洗心涤虑、改过自新，免得再次招致人言；这样，京师这个众多事务汇集的大区域和两浙这个遭受旱荒的地方，都会有所依赖而得到好处。臣本是蜀人，职务又与三馆相联，同臣霖向来并不相识，对谏议大夫、京兆尹也没有仇怨。希望陛下体察臣的心意，赦免臣的罪过，特意准许按照公议施行，臣就万分荣幸了。子才在延和殿面对时进呈第一札子说：“臣只是一个疏懒之人，在博士任上待罪。近来因为愚直刚戆，屡次请求退居闲散职位。本来将要实现平素的心愿，却终于封还、誊录了两道奏章。随后重新申述先前的请求，始终没有得到允准的答复，以致孤独无依的臣子仍然玷污着朝班末席。这次因为参告之事，恰好遇到对班。幸而再次瞻仰天颜，哪里敢吝惜自己的愚见？”臣听说，辨别是非，是天下共同的言论；把贤者和不肖者一概包容，是当今的邪说。自古以来进言的人，常在国论危疑之时，想把邪正混同成一种说法，明白地向天下宣称“皇极”“大中”，把它当作包容一切、据以立论的根据。却不知道经典所谓“皇极”，并不是这个意思。“皇”是君主，“极”是至极。意思是君主身居至极的位置，作为天下的标准。周公所说“作为百姓的标准”，就是这个意思。自从汉代儒者误用“大中”二字解释它以后，后世便把它当作宽宏广大的说法，又把“大中”当作含混姑息、善恶不分的名目。元祐的调停、元符的建中、庆元的建极，都是这样。然而我曾经论述过，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任用。”

译君子和小人的道理不清，是非就会颠倒，贤者和不肖者就会混乱；其余毒和遗留的祸患，往往因此砍伐国家元气、残害国家、腐蚀败坏善类，而人们自己还不知道。元祐更化以来，奸邪之人失去职任，居于外地，日夜窥伺机会，谋求重新入朝。吕大防等人竟想合并两党而任用他们，意图大概是消除平息旧日怨恨。苏辙却说邪正不能兼用，兼用必然导致交相争斗，这就是元祐调停之说。此说一实行，不久李清臣便以吏部尚书入朝；又不久，蒲宗孟以兵部尚书进用；再不久，邓温伯一党又从外藩被起用。虽然经过琐细的封还驳正、谏官的论列，事情暂时停止了，但这条路一旦打开，终究不能阻止小人进用，最终激成绍圣年间反复的祸乱；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砍伐国家元气的斧斤吗？元符末年，陈瓘、邹浩虽已上章，蔡京却没有离去，邪正混杂，朋党互相攻击。元祐党人嫉视熙丰时期的人，绍圣时期的人又怨怒元祐党人。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的道理改元并实行建中，其意图大概是想把元祐、绍圣两方面合并实行。曾肇却说，应当先分别君子和小人，然后才可以实行“大中至正”，这就是元符建中之说。此说一实行，邓洵武便进献“爱莫助”之图。不久，温益、钱遹一类人便占据了要津；又不久，蔡京担任左丞，并且拜为右仆射。虽然有诏令表彰善良、区别邪恶，也有诫令禁止纷乱宪章，但这个关口一旦被撬开，终究不足以阻止小人前来，最终激成宣和、靖康年间的危乱之祸；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残害国家的鸩毒吗？庆元年间，韩侂胄掌握权柄，专擅国政，排斥驱逐善类，甚至标举“道学”之名，把它作为攻击诋毁的工具。羽翼既已壮大，忠臣直谏便遭受祸患。权臣稍稍厌倦此前的做法，有人便附和迎合，又提出建极之说，以表示宽广大度、包容一切的公心。一时君子虽然庆幸学禁稍稍宽松，但见识深远的人却深深忧虑邪正相互混杂。这就是庆元建极之说。此说一实行，小人害怕局势发生变化，又唆使言官请求辨治。不久，埋葬所谓伪学老师便严格实行约束；又不久，禁止学习伪学、攻击伪学的禁令再次加重。虽然被废退的士人先后恢复官职，但复仇之说一旦提出，终究不能阻止小人激烈进言，最终酿成开禧年间用兵的祸乱；这种说法难道不是腐蚀败坏善类的害虫吗？这三种说法，虽然各自的用意有所不同，但大体都是用含糊混沌来立说。因此忠臣和奸邪同时并存，彼此熏染变化，荃草蕙草变成萧草茅草，良田嘉谷变成稊稗，人类精英灭绝，世道衰败。所谓砍丧国家元气、残害国家、腐蚀败坏善类的祸患，没有一样不是由此产生的。这难道不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吗？实在是因为人才的辨别不清，祸患才必定发展到这种地步。陛下凭聪明的才智，处在艰难的局势中，对于人才的进退，曾经十分谨慎。然而天下人才有君子，也有小人；名称不同，类别也不同。考察他们的情状，大致不过几种。言语刚正不屈，不向任何人阿谀逢迎的，是君子；言辞语气卑下谄佞，窥伺脸色，窥探意向，急切地贪求进用、务求入仕的，是小人。光明正大，疏朗通达，品格魁伟杰出，没有一点可疑之处的，是君子；依附阿谀、污浊卑下，周旋隐伏、闪烁狡猾，斜眼窥视、鄙陋低贱，歪曲道义以苟且求合的，是小人。君子和小人的情态清楚明白，本来就像黑白一样分明。但那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言语与行为相违、行迹与内心不同的人，尤其容易使人迷惑。如今不问贤能与否，不察看真伪疑似，一概用大度来包容，说“我这是调停，我这是建中，我这是建极”，难道不是误害国家吗？所以皇极大中的说法，开始是把君子和小人混为一体，最终却使君子受祸、小人受福；开始是让天下国家安于无事，最终却使天下遭受危难、国家遭受灾祸。因此一个小人进用时，似乎还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等到时间久了，他便呼朋引类，占据朝廷根基，勾结宫闱，劫持控制君主。既然如此，在邪正交相攻击、形势尚未确定之前，提出皇极大中的说法，陛下难道可以不察考它的真实用意吗？如今君子少而小人多了。自甲辰改纪以来，臣汉弼死了，臣范死了，臣元杰死了，现在臣大宗、臣应起又死了。臣性传离去，臣泌离去，臣斯得离去，臣琰离去，臣昴英离去，臣万里离去，臣公许离去，臣韶离去，臣佀离去，臣瀹离去，臣霖离去，臣潜离去。现在臣汝腾、臣伯玉、臣钺也将要离去了。君子的势力零落，像清晨星辰、拂晓月亮那样孤独；如果又借皇极大中的说法作为邪党游说的场所，那么君子将全部离去，陛下的国家就空虚了。国家空虚而无人，陛下就会孤立地处在上面。陛下难道也应当对此反省察看吗？反省察看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任用人才时格外谨慎罢了。从今以后制定政令、任用人才，对于像李清臣、邓温伯、吕大防、蒲宗孟等人，不要徇从偏见，不要被人言迷惑，不要受他们恐吓，那么天下大势决不会像元祐之变为绍圣。有像邓洵武、钱遹、温益、蔡京一类的人，不要被异说动摇，不要顾惜自身祸患而受他们迷惑，那么天下大势决不会像元符之变为宣和、靖康。又有像何澹、京镗、刘德秀、胡纮等人，不要听信怪异的议论，不要受私情恐吓而被他们欺骗，那么天下大势决不会像庆元之变为开禧。在尚未选择谨慎之前，在祸患尚未到来之时加以遏止，皇极大中的说法就会日渐消磨，而国家的是非原则也会统一确定。只希望陛下留意。子才任起居郎时，因灾异进呈对答札子说：“臣曾经恭肃容色叩首，伏读国史，读到景祐年间京师发生地震时，直史馆叶清臣上疏说：‘近来范仲淹、余靖因为议论政事被贬黜，天下人都噤声不敢议论朝政，将近两年了。希望陛下深切自我责备，广泛延请正直敢言之士，或许可以使上天明察降临，而善良的回应也会聚集到来。’”

译奏书上达几天后，范仲淹等人便得到近处调任。臣由此看出，仁宗皇帝只是敬畏天威，优容正直敢言的人，从未把坚持错误当作自己的心意。又读到范仲淹调任润州以后，进谗的人害怕他重新被任用，立即捏造事情诬陷他；话传入皇上耳中，皇上发怒，急忙命令把他安置到岭南。参知政事程琳独自替皇上说明其中的诬枉，皇上的怒意于是消解，范仲淹得以免罪。臣又由此看出，仁宗皇帝能够识破奸邪谗言，消除平息诬陷冤枉，从未把始终发怒作为自己的心意。人才是天下的元气，公论是国家的精神，国家赖以成为天下国家，靠的就是这两样。如今叶清臣一句话，范仲淹便得到近处调任的命令；程琳一句话，范仲淹便消除了被谗诬的疑虑；即使王随、陈尧佐等执政大臣，也不能阻抑、刁难他们。这就是仁宗四十二年治理之所以独为本朝之冠的原因。多么盛美啊！陛下登上帝位，已经将近三十多年了。容纳谏言、尊重贤者，始终把仁祖作为准则。近来更新政事、推崇任用俊良，山林涧谷中的诸位臣子都承受征聘召用，朝廷气象欣然和洽，似乎又要走向庆历年间了。可是正直之臣却有接连不能容身、远远退避的：如臣汝腾，是因为被夺去琐闼之职而离去；臣霖，是因为论奏政事不合而离去；臣斯得、臣愿质，是因为受到泰来的弹劾而离去；臣伯玉，是因为都司论奏弹劾臣下而离去；臣栋，是因为被夺去中书职务而离去；臣钺，是因为告假而离去；第二年，臣梦炎，是因为请求出任郡守而离去；臣遇顺，是因为议论贵戚之卿而离去。从此以后，上面的人把平庸之人、所谓吉士当作治国人才，下面的人则把喧哗争竞、结党偏私当作目标，明目张胆地树立赤色旗帜，用来钳制天下人的嘴，违拗天下的公论。然而即使风雨昏暗、鸡鸣不止，忠贞有志之士也从未因为害怕被说成喧哗争竞、结党偏私，就不再议论国事的是非。即使愚昧如臣，也曾提出救解直臣、消平喜怒、独相初任不可不谨慎重视、避殿之后不可再庆贺降雪、君相的体统不可由君主独断、盛德逐渐衰落不可不修身反省、奸邪不可与忠臣并肩、君子小人消长、蜀地上游应当建立三大屯、贵戚之卿不可统率兵权、喜欢安静而厌恶激烈、喜欢顺从而厌恶违拗、御笔不可不收回、蜀地将亡不可不急救、大奸不可再次任用等说法。臣多次进言，已使自己获罪太甚；按时势和义理考察，也应当被裁汰归退。臣连上奏章陈述言辞，有志向却未能实现；臣这篇奏疏的用意，也是在未离去之前，深深替君子谋划。所以臣冒着万死在陛下面前吐露实情，正是因为臣汝腾等人排斥奸邪、议论政事，虽然有时过于激烈，有时流于狂放，有时失于不合节度，但追究他们的本心，都是忠于爱戴君主，忠于保卫社稷，忠于扶持世道。如今时间连续跨过两年，疑忌和诽谤仍没有完全消除，几乎像是要同他们在江湖之外彼此忘却了，难道诸位臣子另有过错，不足以供当时任用吗？臣考察诸臣，他们以清白为本质，以正直平和为准则，以修洁美好为才能，以芳洁之德为服饰，以【原文“媚以博謇”疑误】为好尚，以中正为规矩，从未有什么过错。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弃置他们呢？回答说：谣言诽谤和好妒之人，既荒谬地说美貌女子善于淫乱，而神明的君主又宽大放纵，不察觉民心的委屈压抑；这正是结党喧竞的谗言侵入人的肌肤、蛊惑人的心灵，直到今天仍未解除的原因。上面的人不过说：“我正以安静为主，他们却把喧哗争竞当作议论。”却不想每逢任命官员，众人的言论便纷纷而来，当时反而认为这是关心国事，似乎不能因为此事就诬蔑他们喧哗争竞。又说：“我正以独断运行政务，他们却怀有结党偏私之心。”却不想皇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诸位大夫没有人敢纠正其错误，有见识的人便认为顺从圣旨、随声附和，实在辜负了做臣子的义务，似乎不能因为此事就怀疑他们结党。能够动摇山岳的权力之地，既用喧哗争竞、结党偏私的说法，在他们先前的进退上进行媒介煽动；百官入朝，又用崇尚安静、喜欢顺从的说法，在后来暗中加以控制。这就是诸臣屈抑内心、压制志气，宁愿忧郁不得伸展，忍受正直带来的责罚，宁愿闭口不言而不能实现志向的原因。而且不只是这些臣子，后世凡是以正直之道触犯时势的人，大多也都是这样。臣每次想到这里，都为之变色而哀悯，心中郁结，长声叹息。臣既不能跟随诸臣离去，已经成为留在后面的祸患；如果贪恋荣宠、侥幸再次留下，却不能替诸臣说一句话来解除长久郁积而未解的愤怒，那么同东汉时代那些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熬成膏油、投入烹煮党人的鼎镬的人相比，岂止相差三十里呢？臣已经写信给宰相，又正逢天变接连发生、盛夏却常常寒冷的时候，便再次仿效叶清臣、程琳等人，说明仁祖皇帝开解的用意，把陛下内心的实情全部说出。希望圣听能够开明觉悟，圣意果断，想到人才没有永远弃置的道理，察觉世道有应当回转的机会，特意援引仁祖皇帝把范仲淹等人近处调任的旧例，抚恤擦拭已经离去的诸臣，依次提拔任用：对于现任监司、郡守的，给予召回；等待远次任用的，给予见次郡；正在领取祠禄的，给予近次郡；列在贬谪名籍中的，给予祠禄；受贬谪降职的，恢复原官并给予俸禄；正在选调中的，特许改秩并授予外任。完全按照仁祖皇帝分等逐级近处调任的制度办理。这样不只是上可以挽回天心、平息天变，下可以符合公议、使人心信服；即使诸臣重新得到出路，也将永远用心尽力，充分施展所学，以扶助宗社、造福百姓，其补益难道是浅薄的吗？臣没有任何才能，每每想到报效国家，唯一能做的只是荐举贤能。因此臣敢于把诸臣长期受压抑、困顿的情状，向陛下请求怜悯。如果陛下仍不认为臣的话正确，那么永远禁锢诸臣，终究不是盛世的美事。臣愚昧至此，已经无计可施，只有痛切地责备自己，宁愿委屈、获罪于臣下自身，以赎诸臣的过错罢了。这一片诚心，天地鬼神实实在在都在监察。只希望陛下赦免臣的罪过。诏令免除各州守臣入殿奏事的规定。右丞相叶梦鼎说：“祖宗慎重安排州郡长官的办法，官员赴任前一定要令其入朝奏事，大概是想察看其人品，并当面告诫他廉洁自律、爱护养育百姓。到达郡治后，还要接见吏民，详细宣布皇上的旨意，这样或许可以使他们不辜负皇上临遣的用意。如今他们不远数千里前来，近在咫尺却不能见到天颜，这难道是立法的本意吗？”又请求容纳接受直言，进为少保。

译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尚书本是秦朝的官职，汉朝承袭秦制设置尚书，起初都任用士人担任。汉武帝晚年在后庭游宴，才开始任用宦官。到成帝时增置尚书五人，又恢复任用士人；但他们不过掌管图书和章奏之事，职任仍然较轻。到了光武帝时，政事归入尚书台阁，尚书的职任才开始优厚重大，负责承接、传达君王命令，陈奏万机政务；政令由此发布，选举由此决定，赏罚由此发出。这里正是文昌天府，是各种政务汇集的深渊，是内外事务裁决取中的地方，是远近上下所禀承仰赖的地方。所以李固说：‘尚书如同上天有北斗，是上天的喉舌，斟酌国家元气，运转四时。’这确实说明尚书是天下的枢要。尚书的长官有尚书令、尚书仆射；汉代有时让大将军总领尚书事务，有时让师傅录领尚书事务。其下有左右丞和六曹尚书，大概是因为政务万端繁多，所以广设官属来综合办理。章帝时，韦彪上疏说：‘天下的枢要在尚书。’近来常有郎官越级升任这一职位，韦彪特意指的是六曹尚书。至于录公以及尚书令、仆射，乃是百官之长，并不是韦彪所指的对象。” 当时各位尚书大多把苛刻当作能干，所以韦彪说：“天下的枢要在尚书。”如今越级升任这一职位的人，只是熟悉文书法令，精于琐碎小智，却没有大的才能。臣认为，处在天下枢要之地的人，必须忠厚纯朴、诚实可靠，懂得国家大政方针，然后才可以总理各种事务，弥补弊病、纠正偏差，为国家辑睦安定、和平宁静造福，消除苛烦刻薄、深文周纳的风气。如今综理中书省事务的人，固然也算得到了合适的人才，然而韦彪所说的情况或许仍然存在；又有些人犹豫观望，不敢果断决策，使枢要之地壅塞不通，这正是今日的大患。圣上所问及此事，臣岂敢不吐露自己的狂妄愚见，恭请圣上明察。” 到了九年，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他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凭着微小的一身，面对四海九州这样广大的天下，却想使一切有气息的生灵和有视听能力的众类都乐于生存，这难道是一手一足所能办到的吗？所以要建立万国，亲近诸侯，使他们协和亲近自己的百姓，抚慰安辑，使百姓不困苦、不受伤害；这样，治理百姓的职责才算尽到，也才没有辜负上天的托付。唐尧、虞舜时代的四岳、州牧，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都是遵循这个道理。那种和乐兴盛、安泰和平的治理，唉，真是盛美啊！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英明的君主、贤能的统治者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的，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任务的。汉文帝、汉孝宣帝，唐太宗、唐明皇就是如此。臣请暂举三位君主，只就圣上问到的事情来谈。开元初年，唐明皇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承接武则天残酷统治之后的局面，慨叹百姓的生计，想到百姓刚刚免除毒害，便希望抚慰安定他们，所以勤勉不懈地把慎重选拔州牧郡守作为急务。开元十三年，皇帝亲自从各司长官中选取有声望的人，吏部侍郎许景先、兵部侍郎寇泚、尚书左丞杨承令、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任命为刺史。诏令宰相、诸王以及御史大夫以上的官员到洛水之滨为他们设宴饯行，并盛备礼仪，奏太常寺的乐曲。” 皇帝亲自挥笔，以十韵诗赐给他们，恩德心意表达得完备，恩宠光彩显赫，治理百姓的官员都感动、羡慕而叹息。君主的意向如此，四海之内自然应当向往其风气，听从其教化。开元三十年的治理，可以与汉文帝、汉景帝相提并论，差不多可以赶上周成王、周康王的盛治，这难道是偶然侥幸造成的吗？可惜他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一旦迷惑于女色，最初的心愿很快就改变了。天宝以后，州牧郡守不再由皇帝亲自选择，贪婪残暴之人横行，百姓深受其苦，唐朝的事业也衰败了。臣曾说，君主想治理天下，应当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君心一旦端正，众多欲望就会全部消除。即使让聋人负责观察、盲人负责听闻，只要一心系念百姓，难道还会有进取过猛、退缩过快的忧患吗？能够完全实行这一道理的，难道只有我孝宗皇帝吗？他在位二十八年，不亲近声色，不经营货利；对富贵崇高的供奉，一丝一毫也不放在心上。所以他早早醒来、天明即起，竭尽心思、耗尽精神，只忧虑百姓而已。他曾说：“朕每天必须巡视天下一两遍，而对于精心选择郡守，更是极其留意。”他在选德殿设置金漆大屏风，把天下郡守的姓名列在上面，早晚都查看阅览。辅臣提出拟任人选时，他一定询问那人的品行政绩和才能方术，追究到底，深查根柢，唯恐大臣徇私。任命官员的名单，前面一定列出其乡贯。” 他曾对王淮等人说：“郡守的任命，你们应当精心选择。如果到了朕面前还有被挑退的人，那怨恨就会归到朕身上了。”至于考核官员善恶优劣的办法，更是极其精细。他命令监司在年终详细列出所辖地区的郡守，评定他们的治理情况，分为三等，称为“臧”“否”“平”。臧等予以升迁，否等予以罢黜，平等留任而不追究。帅守如果不按时上报，即使曾经做过宰相，也不能免于处罚。乾道、淳熙年间的治理，官吏称职，百姓安宁，始终如一，难道是区区唐明皇所能相提并论的吗！如今把养育百姓的重任寄托给各地，选用官员也按表章所列办理，臣确实已经尽心了。然而田野乡里之间，仍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与乾道、淳熙的盛世相比，不能不感到惭愧。因此臣略举陛下家法的大概作为献言，只希望陛下留意。” 金世宗时，萧贯任翰林修撰，上书议论近年来的弊病：选取人才不看重器量见识、操守品行，却把善于处理案牍、没有受到吏议牵涉的人当作能干；任用人才不致力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只拘泥于资历次序；对于名位器用不务求谨慎，反而多给人侥幸取得的机会；对于郡守县令不务求任用有才有实绩的人，百姓因此受害。恭请擢用真正的人才，以振兴浇薄的风俗；核验实际功绩，以治理各项职务；慎重对待名位器用，以抑制侥幸；重视郡守县令，以厚实国家的根本。这样以后，政令教化就可以推行，各项事务也可以兴办了。” 同知青州防御事常德晖上书说：“吏部的资格法，只叙用军功，即使有人有才能，也被拘束滞留在低位。刺史、县令大多没有任用合适的人，请求秘密加以访察，然后进行防问。如今酒税使尚且选择能干的官吏，县令难道可以不选择合适的人吗？请把担任酒税使的能干官吏，改任治理百姓的职务。”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对宰相说：“朕想来，各种职务多有任非其人的情况，朕半夜睡觉时，有时直到天亮都不能入睡。你们要用心选择，朕也会秘密加以体察。”赫舍哩良弼回答说：“女真人、契丹人，必须曾经学习汉人的文字，然后才可以任用。如今大体上多是结党营私，有人在这里称誉他，有人在那里诋毁他，所以难办。”皇帝说：“这正是朕要秘密命人加以体察的原因。”

译熙宗天眷二年，皇帝从容地对侍臣说：“朕每次阅读《贞观政要》，看到其中君臣的议论，很值得作为规诫和效法。”翰林学士韩昉回答说：“这都是由于唐太宗态度温和地询问，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竭尽忠诚。这部书虽然简略，却足以作为法则。”皇帝说：“唐太宗固然是一代贤君，唐明皇怎么样？”韩昉说：“唐朝自太宗以来，只有明皇、宪宗可以称道。明皇就是所谓有始无终的人，起初在艰难危急中取得帝位，任用姚崇、宋璟，只实行正道，所以能够成就开元之治；晚年对万机政务懈怠，把政事交给李林甫，任用奸邪之人，以至于发生天宝之乱。如果能慎终如始，那么追及贞观的风气并不难。”皇帝称赞说好。又问：“周成王是怎样的君主？”韩昉回答说：“是古代的贤君。”皇帝说：“成王虽然贤明，也有周公辅佐的力量。后世怀疑周公杀了他的兄长，依朕看来，这是为了社稷的大计，也不应当非难。”章宗时，有人上封事说提刑司可以废除。礼部侍郎张暐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顺应百姓有利的事情，改革法令、建立制度，不下数十上百条。设置提刑司，是政务中的大事；如果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可以取得信任的依据了。” 唐朝开元年间，有人主张选择州牧郡守，停止设置采访使。姚崇上奏说：“十道采访使尚且不能完全选得合适的人，天下三百多个州县，数量是十道的几倍，怎么能使所有州县长官都称职呢？既然如此，提刑的任职确实不能废除；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它，对百姓是大大的利益，对国家是长久的防备。”于是援引汉代刺史六条考察法上奏。皇帝说：“你的话合乎朕的心意。” 宣宗贞祐三年，权监察御史完颜苏呼上奏说：“臣听说，国家兴衰、政治治乱，是各国常有的情况，关键只在于所任用的人怎么样。用对了人，即使国家衰乱，也还可以扶持；一旦任用非才之人，即使政治安定也会变乱。从前乣军发生变乱，中都帅府本来完全可以将其剿灭，朝廷却命令伊喇托卜嘉等人去招抚诱导他们，使帅府不敢尽力。既然不能招抚，后来就更加无法控制了。至于伯特文格叛乱时，帅府正商议削弱他的权力，朝廷却传旨让他统领义军，文格因此更加肆意妄为。改任他的命令，他动辄拒绝接受，不臣服的情状也已经明显了。帅府正要逮捕他，朝廷却又赦免他，而且不让他隶属于帅府。国家把一方军政托付给重臣，却又不信任他们，反而养纵叛贼的奸谋，不知是谁替陛下策划了这个计策？臣从外面听到的传闻，都说这是高琪的主意。请陛下裁察。”皇帝说：“你说的都对，文格的事情，朕以前并不知道。如果真像你说的，朕难道会赦免他吗？而且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出自高琪？”苏哷说：“臣日前见到文格给永清副提控刘温所发的文牒，刘温所差遣的张希韩从南亰回来，说副枢、平章已经作出处分并上奏，命令文格隶属大名行省，不再听从中都帅府的约束。” 刘温随即把这件事详细告诉帅府，那么罪犯与高琪谋划勾结的事情就明白了。”皇帝点头表示认可。苏哷继续上奏说：“高琪本来没有功勋，也没有公众声望，从前因为怕死，所以擅自杀死呼沙呼，大概只是出于无聊和无奈。一旦得志，便嫉妒贤能，培植奸党，窃取玩弄国家权力，自己制造威势和恩福。去年京城有个书生樊知一，到高琪那里说乣军不可信，恐怕最终会作乱，高琪便用刀杖将他杀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军国利害。皇帝的耳目之所以闭塞，下情之所以不能上达，都是这个人的罪过。等到乣军作乱时，朝廷又任用党人托卜嘉为武宁军节度使，前往招抚；事情没有成功后，又任命他为武卫军使。托卜嘉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功劳？为什么这样重用他？臣看来，这个贼子扰乱法纪，残害忠良，实在有不愿国家太平治理的用心。从前东海时期，呼沙呼跋扈无上，天下人都知道却不敢说，只有台官乌库哩德升、张行信弹劾他的罪恶，东海没有察觉，最终遭受了他的祸害。如今高琪的奸邪，远远超过呼沙呼。台谏官的职责本应进言担责，却迫于凶威，闭口不敢违逆；然而内外臣民看见他的专横，没有不扼腕咬牙，想要杀掉他的。” 陛下为什么还要顾惜而不除掉他呢？臣并非不知道进言之后灾祸会临到自己，只是顾念臣的父亲和儿子。臣父子世代在圣朝任职，长久享受优厚俸禄，不敢苟且偷安。只希望陛下果断实行这件事，这就是社稷的福分。” 贞祐四年，完颜苏哷再次任监察御史，上奏说：“臣近来奉命考察外路廉洁能干的官员，打算不再调遣他们；对于懦弱不公正的人，则罢免他们，具文申报朝廷，另行议定任用。臣私下想到，那些懦弱不公正的人，即使命令他们离职，也不过是让等待补缺的人来替代他们，而替代者的才能如何又未可知，有的反而不如前任。这样只是徒有选拔人才的虚名，却没有得到人才的实际效果。古语说：‘县令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要遭受他的灾殃。’如今如果后任官员更加低劣，那么祸患就会更加严重，难道符合朝廷体恤百姓的心意吗？郡守、县令，是治理的根本。请命令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能够充任司、县长官的人，并且明确写出举荐官员的姓名。以后考察被举荐者的才能与否，与举荐者一同确定赏罚，这样或许可以实行。”议论此事的人有的以妨碍选官法、扰乱资品为理由，这些人是不知道如今的情况与往昔不同，难道可以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法令，坐视百姓受苦，却不根据实际情况权宜改定吗？” 宣宗时，泾州观察使张行信上奏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意增加他们的俸禄，这是朝廷为百姓着想的善意。然而自关中以西，仍然没有人到任，远方百姓不能没有期待。难道是举荐的人还少，因而有所不足吗？请下诏命内外职事官扩大选举，以补足空缺，使天下百姓都同样受到恩惠。况且丞、簿、尉也都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却只有他们不增加俸禄；他们既然不足以养活自己，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夺贪取呢？有人说国家用度正有缺乏，不应当白白耗费，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增加官吏俸禄，本来就是为了使他们不扰害百姓。百姓安定，国家就稳固，这怎么能叫白费？如果确实能够裁减冗余的俸禄，不养无用的人，又何必担心不足？如今一个军士服役，全家都由国家供给；军士死后，仍供给他的子弟，这是为了感悦士卒之心，使他们为国家尽力罢了。至于没有男丁而妻女仍然得到供给，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自从皇帝南巡以来，领取赡养的人已经有好几年了，张着嘴等待哺养，使农民困苦；国家粮储常常担心供应不上，却反而长期养活这些老幼数千万口，冗余供养、徒然耗费，正是在这里。如果立即停止供给，恐怕他们会失去依靠；应当限定年限，让他们自行谋生，期限一到就停止供给，这样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皇帝大多采纳了这些意见。

译元光元年九月，皇帝对宰臣说：“有功劳的人即使有过失，也应当宽免；没有功劳的人，难道也可以宽免吗？然而有功劳的人，往往容易遭到诽谤议论。凡是有人把功过之事告诉朕，朕一定深入追究事实；即使是近侍进言，朕也不敢轻信，从来也不曾徇私于个人的爱憎。”尚书右丞相高汝砺于是回答说：“公正就能产生明察，偏私就会造成昏暗。普通人多徇从自己的爱憎，不能符合公议。陛下圣明，所以能够这样做。”二年正月，高汝砺又请求退休，皇帝当面告诉他说：“如今如果答应卿，那么善始善终的道理在卿身上就都完成了，岂不是很好吗？朕也认为这是美事。但现在时局多变，而朕又没有德能，正依赖旧臣辅佐，所以不能成全卿的高尚志向。”高汝砺坚决辞职，皇帝最终没有答应。皇帝又对他说：“朕每次听到有人受到毁誉，一定要追究事实。”高汝砺回答说：“从前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以及身边曾经毁誉他的人，因此群臣恐惧，不敢掩饰过错，齐国于是大治。陛下谈到这件事，国家安定就可以期待了。” 元太宗时，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因贪赃而获罪。皇帝责问中书令耶律楚材：“你说孔子的教化可以实行，儒者都是好人，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人？”耶律楚材回答：“君主和父亲教导臣下、子女，也都不希望他们陷入不义。三纲五常是圣人所确立的名教，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遵循它的，就像天空有日月一样。难道能因为一个人的过失，就使万世常行的正道唯独在我朝被废弃吗？”皇帝的心意这才释然。” 世祖至元十四年，召见相威，任命他为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相威于是上奏说：“陛下把臣当作耳目，臣又把监察御史、按察司当作耳目；如果这些职位任用了不合适的人，就是臣的耳目先自行闭塞，下情又怎么能够上达呢？”皇帝赞许了他。” 世祖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呈《太平金镜策》说：“臣听说，龙这种东西，千变万化，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大的时候可以乘驾风云，使雷电震响，奋力伸展头角，张合爪牙，降下大雨洒遍八方，滋润禾苗以救济众民；小的时候可以成为陶侃的梭、张华的剑、释闻的蛇、壶公的杖，有时跃在深渊，有时盘踞在泥中。这是既能变大又能变小的东西。鹏这种东西，在北海变化成形，在南海运行，脊背大到超过千里，翅膀像悬挂在天空的云，拍击水面三千里，乘着扶摇直上九万里。拿它去啄食榆树、枋树，就比不上斥鷃；拿它去捕捉狐兔，就比不上雕、鹯。这是能变大而不能变小的东西。鸡这种东西，早晨在庭院台阶间游走，晚上栖息在窝里；一身兼备文采，凭武力争夺片刻生死。到了凌晨三次啼叫，风雨也不能使它改变，时间丝毫不差。如果拿鹏和希有鸟来比较，那真是云霄与泥土的悬殊。这是能变小而不能变大的东西。事物既然如此，人的情况为什么不这样呢？所以，做管理仓库的小吏而能计算精确，做乘田吏而使牛羊肥壮的，是孔宣父；能够包容天地、建立教化，成为万世帝王的老师，拯救天下生灵于沉溺之中的，也还是孔宣父。” 这不是龙又是什么呢？孟公绰可以担任赵、魏两家的家臣，却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黄霸长于治理郡国，但他的功名却因担任丞相而受损，这就是才能有大小之别。龙啊龙啊，哪里能够常常得到呢？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柳下惠是圣人中最和顺的，但仍然失于一偏。孟子说伯夷偏狭、柳下惠不恭敬。这样看来，人的行为能够周全合乎道义、办事能够完备无缺的，千年也只有一两个人。他们能够具备全部才德，恐怕更是少之又少。偶尔有这样的人，也已经非常稀少了。由此看来，天下的英俊贤能之士，大多各有一方面的长处。居于人上者，取用他们的一方面长处也是可以的。董仲舒说‘量材而授官’，说的就是这个吧？如今国家的选官法规定，腹外三年考核一次，腹内二年半考核一次。只要不是负罪的官员，都是有升迁而没有降退。臣谨按《虞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这是说舜考核官员就是这样。臣又考察汉史说：‘汉文帝时，任官的吏员，有的任职长达儿子、长孙的年龄；那些二千石官员也安于职守、乐于任职。’这是说文帝任用人才就是这样。臣认为，如今的选官法应当把贤能放在首位，不应当把任职年月放在首位。如果不革除这个弊病，那么公卿的职位都可以靠多次考核来累积资历，只能侥幸越级升迁，且十分稀少。” 况且人才有大有小，如果一概按照初次任职者职位低微来安排，就会使杰出人才长期困滞；如果一概按照做官已久者来升迁，就会使其施展作为，怎么能让他们全都称职呢？”臣深怕郡县官员抱着敷衍苟且的心态，遇到需要改革变更的事情，就盘算说：“三年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何必劳费我的心力呢？”于是只是一味因循。见到贿赂之物，就想：“一旦交接任期没有完成，拿什么作为我治家的费用呢？”于是只顾经营资财。何况郡县百姓迎接新官、送别旧官，劳民伤财非常严重，这种弊病将发展到无可奈何的地步。有人认为，郡县官任职时间长，就会擅权生事；钱谷官任职时间长，私弊就难以控制。臣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如果遵循三德八才来任用，那么他们都是才德与官职相称的人。人情是很容易看明白的，没有人不羡慕荣华富贵；只要国家给予他们特殊恩宠，使任用与才能相当，同时也有不立即升迁的办法就行。就是说，应当加授爵位，却不立即调动他的职位。恭请陛下衡量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考察是否适宜：细小的木材总是让它做椽，大木材总是让它做梁。凡内外官员任职三年进行第一次考核，称为初考；上等加官阶二级，中等加一级，下等仍保持原有官阶，而上、中、下三等都继续担任原职。

译任职六年进行第二次考核，办法同初考，并且仍担任原职；任职九年进行最终考核，办法同第二考，然后才根据考核结果升降其职位。凡考核法令，由廉访司官员共同承担责任、具结保证，考察官员的实际品行和政绩，发文申报行省、路，以便上级铨定官阶次序，并登记存档。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时，对于事业循常、表现平常的人，依照历次积累的官阶，按次序授予适宜的职位；对于才德超群的人，即使官阶次序很低，也应当破格给以职位。这样，任官守禄的人既想到官阶可以超常升迁，便会尽力行公道；又害怕被宪职官发现，从而消除私心，如此选官法或许就能确定下来了。天麟又论述礼遇大贤说：“臣听说，见到形势不利便奋然离去，离去后只求独善其身；飞翔之后才停留下来，停留后便把恩泽施加天下的，是圣贤之士。知道辅佐天下最重要的是尊崇德行，而不把一介之士的德行看轻；致力于喜爱善人而忘掉权势，能够屈尊于万乘之尊的，是圣明的君主。所以，丹山的彩凤不能用普通的网捕捉，沧海的长鲸不能用普通的鱼竿钓取，天下四海不能只用寻常之士治理，闻名当世的大贤不能用寻常礼仪招致。如今圣明的陛下广泛颁布明诏，遍访贤能硕士，这大概只是求取人才的一项办法，还没有完全做到举用隐逸贤才的根本道理。” 有些贤人放纵情怀于江海之间，寄托志趣于山林之中；有的隐居在朝廷内外的卑贱劳役者中，混杂在市井平民之内，表面随俗而内心守道，遗弃世俗而保全自身，这难道是贤人的本心吗？大概都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那些人志向深厚于道义，心中轻视功名，以德行和言论作为衣服，却不以官服冠冕为荣耀；以道义的丰厚作为滋味，却不贪恋膏粱美食。他们所感到羞耻的，只是德行还没有达到古人而已；他们所实行的，只是尽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等到听到皇帝的诏书，心中仰慕清明的朝廷，像贡禹那样弹去尘土、整饰冠帽，像彦伦那样使蕙帐空置，奔赴宫阙，启发滋润尧帝般的圣心。陛下用谦卑的言辞得到他们，屈己来尊崇他们，请他们进言并予以施行，以至于那些还没有来到的人都欣喜地说：“我王的道啊，和我的道相同；我王的心啊，和我的心相契。”鸾不过是一种鸟，尚且能够进献祥瑞；芝不过是一种草，尚且能够显示吉祥。何况这些贤人，难道能不有所感动吗？于是商山四皓的白发，承接先贤的步武而显现光辉；稷下的鸿儒，也接连而来，呈现盛景。从前尧尊崇一个舜，便得到十六个像舜一样的人；舜尊崇一个禹，便得到九个像禹一样的人，原因就在这个道理。若有人凭借爵位而骄傲轻视贤者；有的用天威震慑他们，有的把他们搁置起来不加理会，使已经入仕的人因事而请求退职，使尚未入仕的人因同类受到惩罚而甘愿吃藜羹。即使再三下达征召贤才的诏书，使币帛往来不绝，又有谁肯推荐英才、倡导俊杰，率先承担效忠王室的劳苦呢？这就是燕昭王不怕恭敬地筑黄金台，蜀主不惜亲自三顾茅庐的原因。轻视贤人，贤人便不会到来，并不是贤人徒然抬高自己、以贫贱为乐，而是担心自己的道不能真正施行。在上位者以特殊礼节对待贤人，也不是在上位者白白自我贬抑、尊敬贫寒之士，而是因为道存在于贤人那里。所以，道是君主的老师。道所在之处，唯恐不能赶上；既然已经见到，既然已经相遇，哪里还有时间计较贵贱轻重呢？即使贤人不能全部到来，也足以激励风俗。如果贤人欣然一同到来，就可以共同兴盛帝王的事业。得到贤人的方法，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呢？如今国家安定，疆域尽行包举，边疆由百姓来保卫，百姓由贤人来保障，按理说，仰慕贤才的人应当云集金门，众多人才应当一同产生于王国。然而朝廷内有御史，地方外有宪司，大臣获罪的仍然很多，官吏因贪赃获罪的也还不少。设置了严明的刑罚却不能止息，颁布了严厉的法令却仍然照旧，凡此都是因为任用的官员不合适。” 古代即使十户人家也还有忠诚信实之人，如今万国之中难道会没有贤才吗？恭请陛下谦虚自守，礼貌周到而不遗漏任何人；收敛英明威严，使自己不断更新；顺应天理，推行过去尚未推行的事情；接近下臣而思考恭敬待人，以培养人才为乐。重视尚未成材的幼苗，便能得到独角麒麟；接受一根马骨，便能招来日行千里的骏马。把他们明确载入国家法典，安置在朝廷的显要官位。这样，帝王的基业就会永远牢固，各种职务没有弊病，神灵安宁喜悦，福禄更加到来；乡里和谐安宁，家家户户相互庆贺。” 天麟又论述清理门第资历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以得到贤人为首要；齐治家庭的根本，以教育子女为先；立身处世的原则，以致力于学习为贵。这三件事，是天理的极致，也是人事中的大事。三代兴盛时，人到了八岁，从王公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了十五岁，天子的嫡长子、其他儿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进入大学，教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用来使他们具备承担任用的条件。如今国家按恩荫和资历叙用官门子弟，从上至朝臣，下至外任官，都各有相应的资格规定。任用他们时却不考虑贤愚，尊崇他们时又超过其才能德行所应得的程度。如果其中有天资特别出众、学问优长的人，才足以承受恩宠光荣，提升官阶。假如有人从小养成骄纵之气，家中助长豪奢之风，借助权势吹嘘声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炫耀鲜丽华美的衣服，竞相夸耀仆从车马的繁华，放犬逐猎、飞鹰捕猎，弯弓挟弹，哪里懂得圣贤之道呢！而且父兄既不能用正道教导他们，又让他们学习吹奏、弹唱、歌舞的技艺，并因此夸耀他们的疏丽和精妙绝伦。” 以后他们办理文书、经营事务，凭借恩荫进入职司，国家的事情岂不就难办了吗？等到他们陷入罪行，究竟是要依法置罪吗？那么子文治理楚国的事迹还在，不能忘记它，以免使臣下离心；究竟是要赦免他们的罪吗？那么栾黡的恶行已经彰明，不能宽宥他，以免后人任意妄为。既然不能忘记过去的臣子，又要借鉴将来的警戒，最终还是要把这种人依法处置，那么还不如当初不实行恩荫更好。耕牛的牛犊如果毛色纯赤，本来应当任用；灵犀的幼犀如果角已秃，还可以任用吗？娄敬丢下车子、解脱挽具，却建立了汉朝京畿的安定；叔孙通从击鼓作战的人群中起身，却建立了汉廷的礼仪；宁戚在车下喂牛，却在齐国显达；孙叔敖从海边被举荐，却使楚国称霸。这四个人虽然没有门第资历，却都有实际的才能和用途。所以君主用人，就像工匠使用木材：山岩深处有可用的木材，不会因为产地卑下就抛弃它；险峻山岭有不可用的木材，也不会因为产地高处就使用它。君子教育子女，就像豪富人家拥有美玉：不会因为玉是自己的、价值昂贵，就不让玉工雕琢；不会因为子女是自己的、根基尊贵，就不让严师教训。志士喜爱学习，就像贪财的人明白利益：真正知道利益值得追求，便去追求它，即使已经获得很多利益也不会满足。”

译想让官门子弟勤奋学习，关键在于君主；君主下达命令，命令就已经实行，关键在于父兄；父兄把子弟交给明达的老师，关键便在于子弟自身。恭请陛下广泛宣示天命，命有司考核阀阅家族的子孙弟侄，不限人数，询问五件时务，并用汉楷书写简略答卷，如同考试古代进士一样，确定其高下等第以及应当享受恩荫的资格。之后再根据三德八才，按照等第、资格和官阶累进任用。凡阀阅子弟免除乡试、府试、省试三场考试，直接参加御试。凡学术荒疏以及不能赴试的人，暂且命令他们学习，等到考中后再任用。凡阀阅子弟三次参加考试而不中者，赐予出身，酌量任用。凡已经入仕者，则实行考核其贤能与否的办法。臣又认为，居官之人，都是教化下民的人。有子弟却不能教化他们，凭什么教化百姓呢？还请陛下广泛宣示天命：凡现任官员家的子孙弟侄，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不通经书而父兄不让他们学习经书，不懂文法而父兄不让他们学习文法的，交由宪职官纠察现任官并加以处罚，使任官者害怕宪职官纠察，尊敬老师来教导子弟。作为官门子弟，应当知道富贵不能侥幸求得，必须先学习而后获得，这样就会甘心并喜爱学问。” 国家能够得到天下的英才，并且乐于培养他们，以备将来任用，就可以没有遗憾了。” 天麟论述约束理财官说：“臣听说，诚信所感动的力量可以穿透金石；节操所坚持的力量可以抵御霜雪。这些都是天资卓异刚烈，人力难以增加的。假如是中等以下的人，也已经有品行参差不齐的区别。所以见到利益而想到义，是上等；舍弃身体而追逐利益，是下等。臣私下认为，天下处于中等资质的人很多，没有不是可以受到教化的，只在于怎样率领他们罢了。如今国家屡次诛杀贪利的臣僚，用来满足士民的愿望。至于官阶内外，于是区分清浊不同的班次；人物才能高下，于是有贤愚之别。处在掌管货利的部门的人，必定只选用粗豪之人；而内心清廉严肃的人，都隐藏自身来躲避它。承担商税事务的人，只选用市井出身的人；而品德廉洁能干的人，都借口声名而放弃他们。这样的人还没有担任职务，就已经担心受到污滥的耻辱；一旦任用他们，他们便先约定索取资财作为报偿；他们一旦失陷，就使在职者任意征取。上面的问题在于任用不当，空置其职位；下面的问题在于经营私室，因而枉曲其心。越是治理，奸诈越是滋生；越是防范，弊端计谋反而越多。然而财货收入关系到各项课税，是国家的大根本，不可一天废止。矫正弯曲的东西，不能不稍微用力过直。恭请陛下广泛宣示天命，命有司制定制度：凡仓场、库务的各类官员，过去由省部发给身分凭证任命的，如今都应改用敕牒按品级区分；品级高低，视城郭是否适宜而设置。” 凡钱谷官过去由各路发给身分凭证任命的，一律由行省用札付提升其职级。凡过去没有俸禄的钱谷官，如今都应按照品级，酌量多少发给俸禄。凡内外官员，不拘泥于门第资格，无论宪职官还是民官，都根据才能选充钱谷官，考核期满后由铨选部门根据功过予以黜陟。凡理财官既有较高爵位，又有丰厚俸禄，又能与治理百姓的官员同列，并且想到日后升迁的利益，自然会相互率领而廉洁能干。若有人故意触犯宪法纲纪，不能尽心于正职，那只是他自作孽罢了，哪里值得怜悯？十年内不许与清贵官员同列，然后降等，量其才能任用，也就可以了。若有人误犯宪法纲纪，是能力所不能及的过失，那只是灾祸造成的过错罢了；只征收他应当赔偿的数额，赔足以后随即降等，按才能任用。这样，理财官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财利来源就会通畅；对上有助于国家用度，对下也不损害百姓的财产。臣又认为，如今仓场、库务官一年一交代，想来是因为担心亏空太多、积弊在内部，时间一久便难以挽救。若沿用旧制，即使一个月更换一次，弊病也只会更加滋生。为什么呢？因为只是建立制度来互相约束，却没有厚重的礼遇来使人相互厌恶贪利，也没有真正的利益来相互吸引。而且一年一交代，主管发给身分凭证任命的人，将连发文查验都来不及，又哪里有时间辨别他们廉洁不廉洁、能干不 能干呢？” 还请陛下广泛宣示天命，命有司制定制度：凡钱谷官三年考核一次，考核后更换；凡钱谷官从未有亏欠的，交由各地廉访司每年四季分别四次查案复核。凡有亏欠的，就命当地廉访司另行拟定廉洁能干的人，接替犯事者的职位，申报上级任用。拘捕犯事者，追征应当赔偿的数额，赔足后申报上级裁定。这样自然不会有亏欠课税的人，即使偶尔有，也不会多到难以追征。” 至元十四年，中书左丞许衡议论百姓的利害，上书说：“至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史中丞传达奉行圣旨：‘把当今危害百姓的事情、利于百姓的事情，交给姚丞相，与朕的旨意一同写在一份文书里呈上，钦此。’臣等所见，谨分条上奏：百姓的休戚，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任用合适的人，百姓就能享受其利益；任用不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其祸害。自古以来议论治国之道的，必定把用人作为首要任务。用人得当以后，那些善政才可以实行。让善人施行善政，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呢？皇帝陛下想到百姓，实在是天下的幸运。但朝廷用人失之过宽，在任命之初不知道审慎选择，使善恶、邪正混杂而没有区别。既然把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就已经处在百姓之上了。其中本来就有暴虐扰民、侵夺百姓财物的祸害，这是势必发生的。如今不寻求根本原因，只想改动其中一两件事情，作为便利百姓的举措，必将看到一个弊病刚刚除去，另一个弊病又产生。日后改行的事情，其危害百姓之处未必不超过以前。徒然频繁变更，恐怕最终没有益处。臣等恭愿皇帝陛下顺着考察古代治道，选用有实际才能的人，重视御史、按察的权力，严格履行纠察弹劾、考核核验的职责，使贤能之人日益进用，不肖之人日益退黜，那么天下百姓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臣等这些浅陋拙劣的意见就是这样，只请圣明的君主裁断。” 仁宗经常和李孟讨论任用人才的方法，李孟说：“人才的来源本来不止一条路，但汉、唐、宋、金通过科举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如今想要振兴天下的贤能之士，如果通过科举来选取，仍然胜过通过多种门路进用。不过一定要先考察德行、经术，然后才考察文辞，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决意实行。”

译文宗在集庆的潜邸时，想要创建天灵寺，命有司征发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伊奇尔台进言说：“太子要做善事，应当出钱募人服役。如果想要役使百姓，那么朝廷听说后，会认为不妥。”到了这时，文宗把江南行台的监察御史全部召来，让他们都入朝担任监察御史，并想贬黜伊奇尔台。策丹劝谏说：“陛下在潜邸时，御史们都尽心为陛下进言，这才是忠臣。如今他没有罪过却贬黜他，不是向天下显示正确做法的方式。”于是任命伊奇尔台为湖南佥宪。” 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臣曾说，纠察弹劾贪婪邪恶之人，在于把天下人的好恶置于公正之中；辨明诬陷冤枉，在于彰显一个人的是非。好恶既然公正，恶党就会消散，奸弊就会止息；是非既然彰明，善类就会伸张，政治教化就会兴盛。恭敬地想到，世祖皇帝开始建立台宪，明确选拔公正之人，是希望四海人才汇集，表彰清正、激励贪浊，务求使一时的公论保持公平。近来掌管风纪的部门，议论列举官员时流于轻率，或者是由于考察识别不够审慎，所以导致辩论纷繁复杂。自古以来国家都有国是，国是既已确定，邪正就能判明，公道就能实行；国是如果不明，是非就会混杂，人心就会迷惑。宋朝宰相王曾对谏官韩琦说：‘近来看到章疏所陈述的意见很好，高若讷多半是在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范希文也未免有近于求名；必须专心办理国家的事情，这才是进谏议论的好方法吧。’上天生育人才，足以供一代使用；任用、成就他们，人才常常有余；阻挠、抛弃他们，人才就总是不足。然而公族贵胄必定出生于有门第资历的家族，而谋士奇才有时出自山林民间。所以伊尹被有莘氏聘用，傅说从筑墙的劳役中崛起，谁能说出身卑贱，就一定不能任用，难道要只论家世的高下？古代通过多种途径任用人才，从来没有拘泥于一条道路。” 法令，是朝廷制定的；廷尉，是天下司法的准绳。无论判笞刑还是杖刑，凡奉宣令执行的，都必须向中防申报请示；无论降职还是贬黜，凡没有先例的，都必须由刑部拟定。可见这是慎重守法，不敢轻率用刑。如今动不动就说“省、院、台的官员不要任用”，那么应当任用的人，难道只能从宣政、资政等官职中选择吗？这就等于降为杂职了。又说“有选任资格的衙门也不要任用，没有选任资格的谁敢任用呢？”这样就再也不能叙用升迁了。况且官员犯赃，还有从一贯到三百贯的区别；至于论定罪责，又有罚殿、降职和是否叙用的差别。哪里有一经论列，不论罪行发生在革职以前，还是事情牵涉疑似，便动辄按杂职任用处理，判处终身不得叙用的罪名？这难道是公平允当的法吗？况且犯罪者被流放到远方，家属还留在京师；被弹劾者尚未达到应当判刑起遣的程度，就被遣归乡里。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事情可查，硬从零碎材料中强行搜求出来的。原本清白而素有声望的人，反而因此受到玷污，使清高的人听说后退隐，胸有志向的人也因此收敛躲避。执政者发出“人才难得”的叹息，后世留下“国家无人”的讥讽，这对世道关系十分重大。至于谁贤谁不贤，君子自当心中有数而不疑；去除过分和极端的做法，负责进言的人应当核实情况，详细审慎地处理。如今起初有一人弹劾并指斥他的罪行，接着又有一人辨明他的过失，三个人共同在朝堂上陈列这些事情，拿什么来酬答他们呢？即使对各种政务不加报复，难道就能消除仇怨和嫌隙吗？史官裁定千古的褒贬，谏官判定一时的是非。褒贬公正，后世的人才会信服；是非分明，天下的人才会受到劝勉。如今有时好恶偏于一方，邪正也因此失实。轻则揭发别人的隐私，严重的甚至诬陷别人的父祖，因此清浊混杂，善恶错乱。早晨说是，晚上又说非；春天弹劾，夏天又替其辨解。奏请使圣上烦劳听闻，辨论实际上扰乱了谏官的职守。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应当追究其中的道理。大体说来，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选择人才更重要，而选择人才贵在于守法。众人上呈言论，并不是要责罚有罪的人，而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意；谏官论说事务，务求获得实情，是为了重视耳目之臣的寄托。如果不明确实行赏罚，凭什么端正事情的根本呢？举荐人才不当，如今有连坐的条款；论说事情不实，古代有抵罪的禁令。今后凡论说他人者，必须在赦免之后再行定罪；如果确实犯有赃罪，一律由台宪追问。其余罪名，仍须由法司审定拟议。这样，事情就不会反复不定，法律也一定能够达到公允平正。奏请不再烦扰圣上的听闻，毁誉也不扰乱朝廷的法章。刑政严肃，国体便尊；是非分明，人心便服。公正的舆论幸甚，天下也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三。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求取贤才。晋平公泛舟游于西河，在河中间叹息说：“唉！怎样才能得到贤士，和我共同享受这种快乐呢？”船夫固桑回答说：“您的话错了。宝剑产于越地，珍珠产于江汉，玉产于昆山，这三种宝物都没有脚，却能来到这里。您如果真喜欢士人，贤士自然就来了。”平公说：“固桑，你来看看，我门下的食客有三千多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就在晚上收取市租；晚上的食物不够，就在早晨收取市租。我还可以说是不喜欢士人吗？”固桑回答说：“现在鸿鹄高高飞翔，直冲云天，它所凭借的只是六根翎羽。腹下的细毛、背上的绒毛，即使增减一把，飞行也不会因此更高。我不知道您那些食客，是鸿鹄的翎羽呢，还是腹背上的绒毛呢？”平公默然无言，没有回答。齐宣王坐在那里，淳于髡陪侍。宣王说：“先生认为我喜欢什么？”淳于髡说：“古人所喜欢的有四种，大王所喜欢的有其中三种。”宣王说：“古人喜欢什么？我又喜欢什么？”淳于髡说：“古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古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古人喜欢美色，大王也喜欢美色；古人喜欢贤士，唯独大王不喜欢贤士。”宣王说：“国家没有贤士罢了；如果有，我也会喜欢他们。”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这样的良马，如今虽然没有，大王仍从众人中选取马匹，这就是大王喜欢马；古代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如今虽然没有，大王仍从众人中选取美味，这就是大王喜欢美味；古代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如今虽然没有，大王仍从众人中选取美色，这就是大王喜欢美色。大王如果一定要等到有尧、舜、禹、汤那样的贤士之后才肯喜欢他们，那么禹、汤时代的贤士也不会喜欢大王了。”宣王默然无言，无法回答。赵烈侯喜欢音乐，对相国仲连说：“我有一个喜爱的人，可以把他提升为显贵吗？”仲连说：“使他富有可以，使他显贵却不行。”烈侯说：“好吧。郑国歌者枪、石二人，我赏给他们田地各一万亩。”仲连答应了，却没有替他办理。烈侯多次询问，仲连于是称病不上朝。番吾君对仲连说：“大王确实喜欢善人，只是不知道应当把持什么。公仲也有可以进荐的士人吗？”仲连说：“还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仲连便把他们进荐给烈侯。牛畜以仁义侍奉讲论，烈侯很高兴。第二天，荀欣以举荐贤才、任用能人侍奉讲论；又过一天，徐越以节省财物、俭约用度、考察功劳德行来侍奉讲论，所给予的无不充足。烈侯高兴了，于是对仲连说：“歌者的田地暂且停止赏赐；让牛畜做太傅，荀欣做中尉，徐越做内史。”又赐给仲连两套衣服。楚威王问莫敖子华说：“从先君文王直到我本人，是否也有不因爵位而受鼓励、不因俸禄而受勉励，却为忧虑社稷的人呢？”莫敖子华回答说：“像这些事，我子华实在不够了解。”威王说：“如果不是问大夫，我就无从听说这些事了。”莫敖子华回答说：“大王将要问的是哪一类人呢？有降低自己的爵位、使自身贫困来忧虑社稷的人；有提高自己的爵位、增加自己的俸禄来忧虑社稷的人；有割断颈项、剖开腹部，一闭眼便永远不再看见世间，至死也不知道自己能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却用这种方式忧虑社稷的人；有劳苦自身、忧愁心志来忧虑社稷的人；也有不因爵位而受鼓励、不因俸禄而受勉励，却忧虑社稷的人。”威王说：“大夫这话是指什么呢？”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令尹子文，穿黑色丝帛衣服上朝，平日在家穿鹿皮衣服；天还没亮就站立等候，直到朝会日已偏西才回去吃饭，早上还不知道晚上有没有饭吃，家中没有一个月的积蓄。因此，那种降低爵位、使自身贫困来忧虑社稷的人，就是令尹子文。从前叶公子高，亲身在边境受困，而掌握着柱国的财力；他平定白公之乱，使楚国安定，恢复先君的事业，并扩展到方城以外，四方疆界没有不服，声名也没有在诸侯间受损。在这个时候，天下没有谁敢出兵向南侵犯楚国。叶公子高享有六百畛的食邑，因此，那种提高爵位、增加俸禄来忧虑社稷的人，就是叶公子高。” 从前吴国和楚国在柏举交战，两军之间士卒刚刚交锋，莫敖大心抚摸着御者的手，回头长叹说：“唉，孩子啊！楚国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要深入吴军，哪怕扑杀一人，哪怕擒住一人，也要同大心我一起作战，这样社稷或许还有救吧？”因此，那种割断颈项、剖开腹部，一闭眼便永远不再看见世间，以死忧虑社稷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益处的人，就是莫敖大心。从前吴国和楚国在柏举交战，三战之后吴军进入郢都，寡君亲自出逃，大夫全都跟随，百姓离散。棼冒勃苏说：“我披坚甲、执锐兵，赶赴强敌而死，这样仍不过是一个士卒，不如逃到诸侯那里去。”于是他带着干粮秘密赶路，登上浈山，越过深谷，脚底磨穿、膝盖暴露，七天后抵达秦王朝廷。他像鸟一样直立而不转动，白天呻吟，夜晚哭泣，七天都没有得到通报，水和浆都没有进过口，病重而极度困闷，昏迷得不省人事。秦王听说后跑去见他，连冠带都来不及整理，左手捧着他的头，右手沾水润他的嘴，勃苏才苏醒过来。秦王亲自问他：“您是什么人？”棼冒勃苏回答说：“臣不是普通的楚国使者，是新造县的棼冒勃苏。吴国与楚国在柏举交战，三战之后进入郢都，寡君亲自出逃，大夫全都跟随，百姓离散，特派下臣前来报告国亡之事并请求救援。” 秦王回头命人扶起他，说：“我听说，万辆兵车的大国之君如果得罪一个士人，社稷就会危险；现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于是秦王出动革车千乘、士卒万人，交给子满和子虎，向东越过要塞，与吴人交战于浊水，大败吴军。这件事也传到了遂浦。因此，那种劳苦自身、忧愁心志来忧虑社稷的人，就是棼冒勃苏。吴国与楚国在柏举交战，三战之后进入郢都。楚王亲自出逃，大夫全都跟随，百姓离散。防谷在宫唐之上结阵作战，放弃战斗逃奔郢都，说：“如果我能保全楚国的社稷，大概还有希望吧？”于是他进入大宫，背着鸡次的典籍【一本作“离”】，漂浮渡过长江，逃到云梦之中。昭王返回郢都时，五官失去法度，百姓昏乱。防谷献上典籍，五官恢复法度，百姓也大为安定。防谷的功劳，多到几乎可以同保存国家相比，于是封他为执圭，赐田六百畛。防谷发怒说：“我防谷不是普通的人臣，而是社稷之臣。只要社稷能够享受祭祀血食，我难道还会完全没有君主吗？”于是自行隐弃在磨山之中，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因此，不因爵位而受鼓励、不因俸禄而受勉励，却忧虑社稷的人，就是防谷。威王于是长叹说：“这才是古代的人啊！如今的人哪里能有这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