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六

译小人不值得承担重任，却倚仗权势，无所不为。戊午、己未年间，天下人都指斥他，人人都想除掉他。臣冒死先为陛下说了这些，陛下在这时仍有徘徊顾惜之意，没有立即加罪。不久，士大夫和学校师生交相上疏揭露他的罪恶，伏在宫阙前投递匦函，几乎没有一天间断。陛下这才豁然大悟，夺去他的权柄，把他屏退安置在京畿郡县，朝廷内外都欢欣鼓舞，歌颂陛下的威德。臣妄自认为，陛下的宽仁完全像孝宗，陛下的英明果断也完全像孝宗。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应当如此。《诗经》说：‘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德行，所以才像他。’然而陛下禀受天地冲和的完整元气，承接帝王忠厚的正统传承；宽仁和英断虽然并行而不相违背，但二者的分量中，宽仁更多，所以才会如此。于是这个人得以在天地覆载之内保全性命，寻医的奏疏上来后，没有多久朝请的任命又下达了。如今又让他居于内廷要地，每天得以觐见皇帝。只有至圣之人才能宽裕而有容，竟能如此。然而臣曾听说，只有仁人才能喜爱好人、憎恶恶人。因为仁就是没有私心，没有私心，所以才能该喜爱时喜爱、该憎恶时憎恶。圣人难道只是把博爱众人叫作仁吗？汉唐宦官之祸，后来发展到泛滥而不可挽救，追究其最初起因，不过是当时君主一念不忍。所以古人对于防止事变于微小、杜绝祸患于初始，从来不敢忽视。古语说：‘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劝止，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赶快挽回。’董宋臣此前误国的罪过，陛下既然赦免了他而不再追问，臣哪里敢追究往事、上扰圣聪呢？臣只是为将来打算，因而像寡妇忧虑经纬织作一样，不能忘怀。凭着陛下的圣明在上，即使一只孤单的腐鼠，又哪里敢白天舞动、夜里呼号？然而稍稍喘息之后，此人的性情残忍，又是群不肖之徒所宗仰的对象，臣私下担心他再次被任用后，势焰会肆意张扬，根基既然深厚，党羽传布就会更加广泛，末流的祸患将不知道发展到什么地步。近来陛下亲自制定《元良十四规》，圣谋何等宏大，替万世谋划得十分周详。既然有这样的祸患，难道可以只把它看作小事，认为与传给后世的谋略无关而加以忽略吗？董宋臣作为人臣，实际却疏远隔绝，又怎么能够完全知道他的底细？只是天下的恶名全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京师街巷，无论大小地方，动辄都称他为‘董阎罗’。陛下身边供使唤的人也很多，这个名号不归于别人，偏偏只归于此人，难道不是他自己招来的、名声自然形成的吗？陛下不要因为他表面退缩谨慎，就认为他未必会倚仗威势、制造事端；不要因为他说甘美的话、用卑下的言辞，就认为人们对他的议论是过分夸张。拥有千金家产的人家，强悍的奴仆在乡里恣意横行，但到了主人面前服役时，本来也未尝不表现得稍有廉耻、委曲谨慎而值得信任。这件事虽小，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陛下如果能够察看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还要偏爱这个人、闭藏珍惜自己的英断，而更加违背天下人的心愿呢？伏望陛下稍稍抑制圣情，俯从公众议论，即使不忍追究他平生的罪恶而把他置于刑罚，也应当收回已经下达的成命，另选纯正谨慎的人改授此职。失去一个士兵，却能得到一个士兵；对于国家事务又有什么损失呢？这样可以满足天下公心，可以向后世显示法则，可以在祸患尚未形成时防止天下之祸，使美好的声誉和名望流传无穷。这是臣子最大的愿望。臣究竟是什么人，竟敢上呈封章，仰望能够触及万乘之君所亲信的人？这好比蚍蜉撼动大树，只会自取粉身碎骨，可以说愚蠢至极。然而臣如今正在朝廷任职，如果让他凭借优厚俸禄养活自己，坐等升迁擢用，难道不是很好的计策吗？可是臣子侍奉君主所遵循的正义究竟是什么呢？世道升降的大关键、国家利害的大事情，怎么能够坐视不理，闭口不发一言，向上辜负天子，向下辜负所学，留下无穷的羞耻？这就是臣不敢厚着脸皮留下，也不敢用诡诈言辞离开的原因；臣忘却触犯龙颜、遭受不可测祸患的危险，希望陛下万一能够听信臣的话。臣的进言如果能够实行，是宗庙社稷的利益，也是臣的荣耀。如果臣积累的忠诚还不足以感动圣听，臣即使坐受斧钺之诛，九死也没有悔恨。臣谨闭门坐在藁席上，等待威严命令的降下。臣怀着无限仰望宫阙、瞻仰上天般的君恩之情，激切惶恐至极，谨此不尽。臣冒死叩拜。文天祥任平江府知府时，上疏请求斩杀吕师孟。奏疏说：臣先前已经把奔走效力的大概情形详细说过了，只是如今国势危急，仿佛连一天都难以支持下去。而朝廷内外的奏报中，奔赴前线、抵御敌寇的臣子，竟然没有一个抱定坚定的志向。内地则一听到警报就先行逃跑，外地则望风投降。像饮鸩止渴、借蛟自保一样，前后相继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三老董公阻拦并劝说汉王道：‘顺应德义的就昌盛，违背德义的就灭亡。必须明确称他们为贼寇和敌人，才可以使人心服。没有含糊混同、忠邪不辨、逆顺不分，却能够号召豪杰、使自己立于不可动摇之地的道理。’襄阳战役中，虎不进兵，焕出卖投降。假使元朝的奸人有一天能够慨然听从有关官员论定他的罪行，使天地神人积蓄的愤怒得以舒展，即使还有凶恶狡猾的人，谁还敢轻易产生报复怨恨之心？可是元朝的奸人却意气消沉，不能公开声讨罪行、发兵征讨，以天下大义和天地间不可改变的名分，与天下英雄共同谋划。因此使边疆的臣子献纳财币、授受诚意，甘心侍奉异类而不以为耻；相互吞噬、肆意施毒，反而对自己的君主鸣叫吠噪，习以为常，都是因为名分和正义没有确立，无法使他们内心服从的缘故。

译古书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 自从实行更张改革以来，必须有足以使民众意志大为畏惧的措施，然后才行。如今叛逆之家接连不断、到处可见，竟没有一个人伏法承担罪责；而吕师孟费力拘捕了原凶，却不把他献俘、衅鼓，向三军示众，以振作战士的气势，反而还想一并包容，表示不杀，意在羁縻，处处加以庇护。谁说这种人可以和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对国家来说大事可以任用，小事可以守家呢？这是万万没有的道理。臣认为，顺应德义的臣子，持节为义而死，如果不能全都得到褒奖优异，就一定无法激发忠臣孝子的志向；违背德义的贼人，触犯常理、作乱反叛，如果不能全都受到诛杀，就一定无法使乱臣贼子畏服。《春秋》写成以后，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孔子没有王者的职位，只把褒贬寄托在文字上，尚且足以遏止祸乱、端正人心。堂堂天朝，如果有一天赫然改正政治和刑法，升黜、赏罚不偏私，忠节之士必定旌表，叛逆罪孽必定诛戮，那么人的纲常才可以重新树立，正统才可以重新扶持。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希望陛下与二三位大臣赶快谋划此事，臣内心十分恳切。辽朝末主时，耶律实哷任伊勒希巴郎君时，枢密使耶律伊逊诬陷杀害皇后，谋划废黜太子，斥退忠贤，进用奸党。耶律实哷憎恶耶律伊逊的所作所为，被耶律伊逊察觉。太子被废后，耶律伊逊以耶律实哷依附太子的罪名，将他流放到镇州。天祚帝即位，召他任御史中丞，正准备治理耶律伊逊一党。有关官员却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耶律实哷上书说：臣从前被陷害斥逐，流窜到边郡，幸而蒙召任用，不敢沉默不言。恩赏明确，贤者就会受到鼓励；刑罚恰当，奸人就会消散。两者都实行，天下不用劳作就可以得到治理。臣看见耶律伊逊出身寒微，却位居枢要，窃取权力、结党作恶，罪状多得无法描述；他蒙蔽先帝的明察，诬陷顺圣皇后，构陷害死忠直之臣，败坏国家、欺骗君上，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幸赖宗庙社稷的福佑。陛下继承成就的基业，多年的冤屈一旦得以洗雪，正是陛下英明果断、能够成全孝道的时候。像萧德哷特实这样的官员，以及作为耶律伊逊党羽的耶律赫噜，也没有及早辨明，幸赖陛下圣明，才终于把事情纠正过来。臣看见陛下多疑，所以有关官员瞻前顾后，不能切实推究审问。耶律伊逊在先帝朝中，权势恩宠无人可比；先帝如果把顺考皇帝认定为真正的继承人，那么耶律伊逊就是功臣，陛下哪里能够即位？先帝斥逐宠妃，诏令陛下侍奉左右，这正是悔悟先前错误的表现。陛下怎么可以忘记父仇而不报，宽容叛逆党徒而不诛？如今顺考皇帝的遗骨还没有找到，寻找也不够急切。

译古书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 从前唐德宗因为战乱失去母亲，思念悲伤，孝道更加彰显；周公诛杀飞廉、恶来，天下人都非常喜悦。如今叛逆党徒还没有铲除，大冤还没有昭雪，对上无法慰藉顺考皇帝的在天之灵，对下无法消解天下人的愤怒，怨气积结于上，水旱灾害就会成为灾异。臣希望陛下下达明确诏令，寻找顺考皇帝遗骨所在之处，全部收捕叛逆党徒，以端正国家法典，使四方忠义之士畅快；彰明国家赏罚的作用，这样以后，治理天下的道路才可以实行。谨另行抄录顺圣皇后升遐以及耶律伊逊等人的事情，冒死上报。奏书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金宣宗贞祐四年十月，下诏任命完颜伯嘉为兵部尚书、签枢密院事；任命富察阿里巴斯为右副元帅，负责防守潼关、陕州一带、沔池和土濠村。军队未经交战便溃败，阿里巴斯逃走，丢失所佩虎符，改换姓名，藏匿在柘城县，与他的妻妹、前韩州刺史喀齐喀的妻子赫舍哩氏及三个仆婢租赁民房居住。喀齐喀的母亲图克坦氏听说后，捕获赫舍哩氏，剃断她的头发，把她拘禁在佛寺中。阿里巴斯又逃走。监察御史完颜药师弹劾上奏，请求就地审问赫舍哩氏及仆婢，应当能够查得阿里巴斯的所在；他的妻子儿女现在还在京师，也不可能不知道，请求彻底追究有关官员，刚要拘系他的家人时，特命释放他们。诏令说：‘阿里巴斯如果能够自行出来自首，可以免除极刑。’阿里巴斯于是让他的儿子上书，请求以后图谋效力赎罪。尚书省上奏说：‘阿里巴斯幸而特别获得免死，应当到宫阙自陈罪状，却让儿子上书，仍然怀有观望顾虑。’完颜伯嘉弹劾他说：‘古代担任将领的人，接受命令的当天就忘记自己的家，临阵的当天就忘记自身；穿上丧服，凿开凶门出行，以表示必死的决心；进军不求名声，退却不逃避罪责，只求保全百姓。阿里巴斯承受国家的重大委托，掌握数万军队，却未交战便溃败，抛弃虎符；既不能击鼓进战、战死于敌，又不能背负斧锧前来请罪，反而逃命潜藏，卑鄙地住在里巷，挟持并藏匿妇人，做出这种丑行。圣恩宽大，曲加赦免他的死罪，他本应奔赴朝廷，惶恐等待命令，却安坐家中要挟君主，完全没有畏惧。考察他的情节和罪行，实在不容诛免。这样的罪行如果还不惩罚，朝廷纲纪就废弛了。请求把他陈尸市曹，以警戒那些作为人臣却不忠的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任命陈天祥为监察御史。右丞卢世荣凭借搜刮聚敛钱财而骤然升任执政，权势一时倾动朝廷。御史中丞崔彧进言揭发他，皇帝发怒，想依法治罪。卢世荣的势焰更加嚣张。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时略有赞成和反对，就被卢世荣诬陷为阻挠法令，上奏请求杖打一百后处斩。于是群臣震恐，再没有人敢进言。至元二十二年四月，陈天祥上疏，极力陈说卢世荣的奸邪罪恶，大意说：卢世荣平素没有文才，也没有武功，只是凭借经商贩卖所得的财产，趋附权臣，谋求入仕，车载贿赂、输送权门，所献财物还不够，又另立欠少文券，折合白银一千锭。他从白身被提升为江西榷茶转运使，在任上专门从事贪婪吞取，所犯贪赃舞弊的财物动辄以万计，其中隐藏的当然难以全部列举，只有已经暴露的才可以明白说出。凡是他从人那里搜刮的以及盗取的官物，约略折合钞币计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黄金二十五锭，白银一百六十八锭，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马十五匹，玉器七件，其余各种繁杂物件也大致相当。已经追缴交纳以及尚未交纳、现在正在追缴的事情，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如今他竟然不悔改以前的过错，狂妄悖逆更加严重，把苛刻作为自我安稳的办法，把极力搜求作为求取进用的门路。他既然怀有永不满足的心思，广泛蓄积侵夺搜刮的计谋，又身处重要道路，手握重大权力；虽然官位在丞相之下，朝廷省部的大政实际上都由他专擅。这就如同让盗跖掌管阿衡之职，不仅会把祸害流传到当代，也恐怕会成为后世的笑柄。朝廷相信他的虚妄欺诳之说，让他居于相位，名义上说是试验才能，实际上却授予了正当权力。考察他能够造成的败坏和缺失竟如此之多，考核他的作为，却没有丝毫可以称道的地方。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真实事迹，可以说是经过试验的明确证据。如果说必须再试，也只能把他叙用为其他官职，宰相的权力怎么可以轻易授予呢？治理天下，譬如织造锦缎，最初想检验一个人的能力，应当先拿布帛试他。如果没有成效，损失或许还轻。如今拿宰相之位来试验贤愚，就像舍弃美丽的锦缎来检验工匠的粗劣精巧。一旦导致毁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国家和百姓，上下就如同一个身体；百姓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百姓的肌体。血气充实，肌体就健康强壮；血气损伤，肌体就瘦弱多病。没有耗损百姓的血气，却能使国家肌体丰盛荣盛的道理。所以百姓富裕，国家就富裕；百姓贫穷，国家就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困苦，国家就困苦，道理就是这样。从前鲁哀公想向百姓加重赋税，问有若。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够富足？’由此推论，百姓必须赋税轻才能富足，国家必须等到百姓富足以后才能丰盛。《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历来考察前代，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富裕安定而导致动乱、因为百姓困穷而导致太平的事情；自有天地以来，也从未听说过。财物，是土地所生长的，是民力所聚集的；天地之间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额，只有取用有节制，所以使用起来才不会匮乏。如今卢世荣想在一年的期限内取得十年积蓄，危害万民的性命，换取一时的荣宠，广泛邀取增加盈余的功劳，却不顾百姓颠沛困顿的祸患；对极细微的钱财也进行诛求，诱使上下相互征取，把百姓视如仇敌，为国家聚集怨恨。如果果真不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只求眼前迅速见效，任意搜刮，又有什么得不到的？然而生财的根本既然已经不存在，聚敛财物的方法又凭借什么呢？将会看到民间因此凋敝耗损，天下因此空虚；国家安危、利害转变的关键，恐怕有许多无法说尽的后果。

译计算他任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天，考察他的事迹，证据都十分明显。如今只取他的行为和言论来比较，看出言行不相符合的地方，略举几端：起初他说能使钞法恢复旧样，如今钞币反而更加空虚贬值；起初他说能使百物自行降价，如今物价反而更加昂贵；起初他说能使课程增加三百万锭、不向百姓征取便能办成，如今却逼迫各路官司增加数额、包认承担；起初他说能使百姓快乐，如今所做的一切无非败坏法令、扰乱百姓的事。如果不早作更张，非要等到他自己败坏不可，就正像虽然除去了蛀虫，木材的病害却已经很深。起初嫌弃别人说要先改道、迁灶，最终却眼见头发烧焦、额头烂伤，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挽救还来得及吗？臣也知道，阿附权贵就可以期待荣宠，违逆重臣就会有难以预测的祸患，缄默自保，难道做不到吗？正因为事情关系国家，关系十分重大，忧虑深切，所以不能不说。世祖听到这些话，派使者召陈天祥和卢世荣一同到上都，当面质问他们。到达以后，当天就有内官传达诏旨，把卢世荣捆绑在宫门之外。第二天入朝对答，陈天祥在皇帝面前再次举出他所说的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说尽的内容，皇帝都称赞说好。卢世荣于是伏法被诛。至元二十四年，中书省分出一部分设立尚书省。僧格任宰相，援引党羽，钩考天下钱粮。凡是过去权臣阿哈玛特多年拖欠的赋税，都说成是中书省没有征收，便上奏请求诛杀两名参政。行省趁机督责尤其严厉，户主无力偿还，便追责到亲戚，有时还逮捕拘系邻里党与，加刑械禁闭，张榜鞭打。百姓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自杀以及死在狱中的人有数百之多，朝廷内外骚动不安。朝廷大臣有所顾忌，都不敢进言。利用监彻尔于是当着皇帝的面详细陈说僧格奸诈贪婪、误国害民的情状，言辞激烈。皇帝发怒，说他毁谤大臣、失去礼仪体统，命左右掌掴他的脸。彻尔辩解得更加有力，并且说：‘臣和僧格没有仇怨，之所以竭力数说他的罪行而不顾自身，正是替国家考虑。如果害怕圣上发怒而不再进言，那么奸臣凭什么能够除掉，百姓的祸害凭什么能够停止？况且还会使陛下背上拒绝劝谏的名声，臣私下对此感到恐惧。’于是皇帝完全醒悟，立即命令率领三百名羽林军前往抄没僧格的家，所得珍宝相当于内藏的一半。僧格被诛后，那些被冤枉拘系的人才得到释放。又奉诏前往江南抄没僧格的姻亲党羽，江浙省臣乌玛喇默哷实都、王济，湖广省臣约苏穆尔等人，都被弃尸于市。天下人对此大为称快。至元二十六年，当时的宰相僧格专擅政权，法令苛刻急迫，四方骚动。御史中丞程钜夫上疏说：臣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进用贤能更重要。如果不把进用贤能当作急务，只把增殖财货作为心愿，那就不是替君上树立德行、替下民谋福利的意思了。从前汉文帝拿判决狱讼和钱粮之事询问丞相，周勃不能回答。陈平进言说：‘陛下问判决狱讼，应当责问廷尉；问钱粮，应当责问治粟内史。’宰相对上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夷，对内亲近安抚百姓；观察这些话，就可以知道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奸掌权，设立尚书省钩考钱粮，把剥削百姓作为要务，所委任的官员大都是贪婪逐利的人，江南盗贼之所以暗中兴起，确实就是因为这个。臣私下认为，应当整顿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除专门谈论财利的官员，实行抚恤百姓的措施，这对国家有利。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疏说：臣听说，凌云的直木，在正午时没有弯曲的阴影；盛水的圆盘，边际周围呈现圆满的形状。因此阴阳把万物当作炭，万物把阴阳当作铜；茫茫的风箱鼓动起来，吹嘘出浩浩荡荡的炉火和锤炼，攻治铸造，使天与人归于一体，愚者和智者同出一源。于是想引导他们或许迁转、守持公正而自我端正，无奈清浊交相混杂，动荡不止。说他们愚蠢惊乱，却又能把聪明曲折发挥到极尽；说他们聪明，却又不遵循应有的轨道。白衣苍狗，身世变化多端；翻云覆雨，内心和主意没有定准。这大概就是沉溺于浇薄风气、有才而无德的人。用这种人平定天下，天下难以平定；用这种人治理国家，国家无法治理；用这种人整齐家庭，家庭也不能整齐。他们把这种话说出口，就叫谗言；从内心发出，就叫谄媚。于是有的人外表丑陋而不鲜明，首先采取邪曲逃遁的手段，用曲折的说法改变君主的意旨，用反间计制造国家的间隙。有的人说贤臣可以镇守地方，为什么要把他疏远到外地；有的人说纠察弹劾恐怕会更加助长互相攻讦的风气，应当把它堵在朝中。有的人诬陷忠诚进谏是诽谤君主，请求加以诛杀；有的人赞美玩弄兵力是振扬威势，请求对远方勤动兵戈。顺从自己心意的人就荣耀他，违逆自己心意的人就构陷他。他们使人显贵时，即使周公听到那人的话，也说应当加以厚赏；他们构陷别人时，即使皋陶审查那人的罪状，也说他死有余辜。他们以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为宗旨，以公孙弘、石显的诡诈诡辩为效法。把苍蝇说成黑白分明，把南箕星说成张口贪食，这些都是谗臣中最严重的情形。他们恭敬过度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容貌举止故作便利，迎合君主的过错，借机邀功而促成它；嫉妒君主的善政，就压制它使其无法施行。发生水灾，就说是不合农时；出现盗贼，就说只是鼠窃狗偷，不值得畏惧；出现螟虫、蝗虫、螽虫、飞蝗，就说它们不吃嘉禾；夜间出现彗星，就说这是用来除旧布新的；秋后反而开春，花朵凋落而霜不杀草，就说是阳德旺盛、得到上天祥瑞；日食、地震、山崩、水涌，就说是气数运行本来如此。把鹿说成马，把野鸟说成鸾鸟。他们又常常劝谏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以显示自己的忠诚；向黄宦的道路尘土下拜，以求得到他的帮助；像裴廷龄那样诡诈，像苏味道那样模棱两可，尸位素餐、偷安窃取职位，这些都是谄臣中最严重的情形。谗臣得志，就拍掌庆贺，以造成天下的灾祸；谄臣处在朝廷内部，就安身自保，以养成天下的祸患。不除掉这两种人，却想治理好国家，臣从未听说过。如今国家屡次下达求贤良的诏令，明确实行对谗谄之人的诛罚，又加以圣人教化广泛流行，污浊的风俗逐渐改变。

译朝廷之上庄严肃穆，礼乐铿锵；台阁之中威严显赫。军民各得其所，动植物都安享仁德。即使有进谗献媚的人，也都会改弦更张，想着仰慕公道、顺从正道而树立正直之风。然而臣还想到，原野上的一点星火能够烧掉万顷荒地，窗缝中的微风能够酿成一个人的疾病。群臣近侍每天侍奉天颜，掌管机要的官员也都承受皇上的宠信；务必不要有进谗献媚之人，人人都秉持坚贞。假如有这样的人，恐怕将来难以挽救。所以，有就应当彻底除掉，没有就应当预先防范。伏望陛下精心裁察，每件事都再三思考，不要把先听到的话作为主张，而只核查事实，那么进谗者自然会绝迹；不要把侧身献媚的姿态看作贤良，而只举用能够顾全大体的人，那么献媚者自然会绝迹。谗佞献媚既然绝迹，君子之道就会增长，小人之道就会消退，上下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太平的教化就会蓬勃兴起。圣人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这种人很少有仁德。’解释的人认为，巧言就是进谗，令色就是献媚。所谓‘很少有’，是圣人说话不急迫严厉，而是说明实际上并没有仁德。仁，就是天理所具有的公正。意思是说，进谗献媚的人没有天理所具有的公正。既然没有天理之公，怎么可以同他治理天下呢？这就是臣说有就除掉、没有就防范，谨慎到了极点的原因。当时尚书省的阿哈玛特专擅朝政，平民秦长卿上书说：‘臣愚昧，但看得出阿哈玛特执政后擅自掌握生杀大权，人人都畏惧他，当然没有人敢说话，但民众对他的怨恨也已经非常深了。看他禁止、断绝不同意见，堵塞忠言，情形像赵高；私下积蓄的财产超过国家财产，又觊觎非分的权力，事情像汉代的董卓。《春秋》说人臣不可图谋篡夺，请趁他还没有发动之前把他诛杀，这是最有利的。’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任命陈祖仁为治书侍御史。当时宦官资正使保布哈和宣政使托欢，内有皇太子的倚仗，外又勾结丞相吹斯，防备他们骄横放纵、违法乱纪。监察御史傅公让上奏揭露他们的罪过，触犯了皇太子的心意，被降为吐蕃宣慰司经历。其他御史接连上章论谏，也都被调到外地。陈祖仁上书劝谏皇太子说：‘御史弹劾托欢、布哈奸邪等事，不是御史个人的私下言论，而是天下共同的公论。台臣审问得尤其详细，所以才上报。如今殿下没有赐予详察，便贸然加以压制，排斥御史，责问台臣，使奸臣侵蚀政务的实情不能上达君父，这也是过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台谏制度是祖宗建立的。凭两个宦官的微小势力，却影响天下的大事，使台谏之言一概不能上达，难道就不思念祖宗吗？况且殿下的职责只在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除此之外，授予、剥夺、赏赐、惩罚的权力都在君父。如今正当殿下在东宫培养德行，却使谏臣闭口，凶人任意行事，难道不只是君父徒然拥有神器，天下百姓又将能有什么希望吗？’皇太子看到这篇劝谏后大怒，命御史大夫娄达实向陈祖仁传谕，说台臣所说虽然有道理，但托欢等人都没有这些事情，御史弹劾不实，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优厚的任职。从前裕宗任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是军国重事需要奏报的，以及获准上报的，并不只是今天我这样做。陈祖仁于是再次上书劝谏说：‘御史弹劾所得的情况来自民间，殿下询问的情况却没有超出宫墙之内；之所以要保全这两个人，只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的奸邪。昔日唐德宗说：“人人都说卢杞奸邪，朕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假使德宗早些察觉卢杞，怎么会任用他为相？卢杞的奸邪，当时人都知道，只有德宗不知道罢了。如今这两个人也都是奸邪，满朝知道，民间知道，天下都知道，只有殿下不知道罢了。况且裕宗既然统领军国重事，按理应先阅览大纲。至于台谏的封章，自然应由御前拆阅；假使一概必须经过东宫，君父或有过失，谏臣有话要说，太子究竟应当让他们上报，还是不让他们上报？让他们上报，就会伤害父亲的心；不让他们上报，就会使父亲陷于过恶，殿下将置身何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今天弹劾的奏章不应阻拦，御史不应斥退。斥退本人却给他优厚的职位，难道不知道御史所说的是天下国家的大事，还是只为个人的官爵吗？斥退一个人，后来的人还会进言；进言的人没有穷尽，而优厚的职位却是有限的。’ 殿下又将置身何处？陈祖仁第二次上书劝谏后，便辞去职务。御史直到吏卒，也都请求退职闲居。于是皇太子把这件事上报。保布哈、托欢于是都辞职退下。顺帝又命娄达实向劝谏的陈祖仁等传谕。陈祖仁再次上奏说：‘祖宗把天下传给陛下，如今却败坏混乱到不可救药。即使说这是天运所致，也同样是陛下刑罚和赏赐不明造成的。区区两个宦官尚且不能除掉，更何况更大的祸患呢？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斥退这两个人，不要让他们借辞职退下之名来实现奸计，使海内都知道陛下赏罚分明、信赏必罚，从这两个人开始，那么将士谁不尽力？天下就可以保全，并把它交还祖宗。如果仍然优柔寡断，那么臣宁愿饿死在家中，发誓不与他们同朝为官而牵连遭祸，以等待后世正直之人与他们一同治罪。’奏书呈上后，顺帝大怒。当时侍御史李国凤也上书劝谏，说这两个人必定应当斥退。于是台臣从娄达实以下都被贬官，而陈祖仁出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赏罚 晋悼公在位时，郑国人把师悝、师触、师蠲，编钟两套以及镈、磬，还有女乐二八，贿赂给晋国。悼公把乐器的一半赐给魏绛，说：‘您教我同各戎狄和睦相处，以此端正华夏诸国。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像音乐和谐一样，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请您同我共同享受这种快乐。’魏绛辞谢说：‘同戎狄和睦，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诸侯没有邪念，这是君王的威灵，也是诸位大夫的功劳。臣有什么力量呢？不过臣希望君王安享这种快乐，并想到它的结局。《诗经》说：“快乐的君子，安定天子之邦。快乐的君子，福禄与他相同，左右近臣也都众多，并且都率领众人服从。”音乐用来使德行安定，用义来安排它，用礼来推行它，用信用来守护它，用仁德来激励它，然后才可以安定邦国，共享福禄，招来远方之人，这才是所谓的快乐。’《尚书》说：‘处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想到危险就会有所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臣冒昧以此规劝您。悼公说：‘您教导我的话，岂敢不接受？不过没有您，我就无法对待戎狄，连黄河也不能渡过。赏赐是国家的典章，收藏在盟府之中，不可以废弃。您还是接受吧。’魏绛从此开始拥有钟磬之乐，这是合乎礼的。宋国司城子罕任相时，对宋君说：‘国家是安定还是危亡，百姓是安治还是混乱，都在于君王施行的赏罚。赏赐恰当，贤人就会受到鼓励；惩罚得当，奸人就会止息。赏罚不当，贤人不会受到鼓励，奸人也不会止息。奸邪之人结党相互勾连，欺骗上级、蒙蔽君主，争夺爵位俸禄，不可不谨慎。赏赐、赠予，是人所喜爱的，请君王亲自施行；刑罚、杀戮，是人所厌恶的，请允许臣来负责。’宋君说：‘好。您负责施行令人厌恶的刑罚，我施行令人喜爱的赏赐，这样我就知道不会被诸侯取笑了。’于是宋君施行赏赐，把刑罚交给子罕，国人知道刑罚杀戮的威势全在子罕手中。大臣亲近他，百姓归附他。过了一年，子罕驱逐宋君，独揽了政权。魏文侯问李克：‘治理国家应当怎样做？’李克回答：‘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有功劳的人获得俸禄，有功绩的人得到禄位；任用有才能的人，赏赐一定实行，惩罚一定得当。’文侯说：‘我的赏罚都很恰当，但百姓却不亲附我，这是为什么？’李克回答：‘国家中大概有放纵享乐的民户吧？臣听说：“夺去淫民的俸禄，以招来四方贤士。”他的父亲有功而获得禄位，他的儿子没有功劳却享用这些俸禄；出门就乘车马、穿华美皮衣，把这些当作荣耀；回家就演奏竽、瑟、钟、石之乐，安享妻子儿女的快乐，以此扰乱乡里的教化。像这样的人，应当夺去他的俸禄，用来招来四方贤士，这就叫夺淫民之禄。’ 公叔痤任魏国将领时，同韩、赵两国在浍水以北交战，擒获了乐祚。魏王很高兴，到郊外迎接他，赏赐田地百万亩，并给他俸禄。公叔痤退走，拜了两拜，辞谢说：‘能使士卒不溃败，挺直而不倚倒，栋梁弯曲而不躲避，这些是吴起遗留下来的教导，臣做不到。此前察看地形险阻，决定有利不利的战备，使三军将士不迷惑，这是巴宁、防襄的力量。把赏罚悬示在战前，使百姓后来明白并相信，这是大王的明法。发现敌人可以进攻，击鼓进军而不敢懈怠，这是臣的功劳。大王只是为臣的右手不知疲倦而赏赐臣，这还可以。如果认为臣有很大功劳，臣有什么力量呢？’魏王说：‘好。’于是寻找吴起的后人，赐给他们田地二十万亩，赐给巴宁、防襄各十万亩。魏王说：‘公叔难道不是长者吗？既替寡人战胜强敌，又不遗漏贤者的后代，不掩盖士人的功劳。公叔怎么能没有额外的赏赐呢？’所以又赐给他田地四十万亩，加在原来的一百万亩之上。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人把它收藏起来。侍者说：‘君王也有不仁的时候，不赏赐给身边的人，反而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英明的君主珍惜一颦一笑，皱眉有皱眉的缘故，微笑有微笑的缘故。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这样的小事吗？我一定要等有功劳的人才赏赐。’ 汉高帝六年，开始剖分符节、分封功臣，鄼侯萧何的食邑独多。功臣们都说：‘我们亲身披坚甲、执锐兵，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交战几十回。如今萧何从没有冲锋陷阵、建立战功，只是凭借文书和议论，反而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高帝说：‘诸位懂得打猎吗？追逐、杀死野兽兔子的，是狗；发出指令、指示方向的，是人。如今诸位只能捕获奔跑的野兽，是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发出指令、指示方向，是有功的猎人。’群臣都不敢再说。张良也没有战斗功劳，高帝让他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张良说：‘臣当初从下邳起兵，与皇上在留地会合，这是上天把臣交给陛下。陛下采用臣的计策，幸而时常应验，臣只愿受封留地就满足了，不敢接受三万户。’于是封张良为留侯。又封陈平为户牖侯，陈平辞谢说：‘这不是臣的功劳。’高帝说：‘我采用先生的谋略，战胜敌人、击破强敌，不是功劳又是什么？’陈平说：‘如果没有魏无知，臣怎么能够得到进用？’高帝说：‘您可以说是不忘本。’于是也赏赐魏无知。高帝已经封赏了二十多名大功臣，其余人争论功劳大小不能决定，所以还没有实行分封。高帝从复道上望见诸将，常常彼此坐在沙地中交谈。高帝问：‘他们在说什么？’留侯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在谋反。’高帝问：‘为什么？’留侯说：‘陛下从平民起兵，靠这些人夺取天下；如今要封的都是过去亲近、喜爱的人，要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的人。这些人害怕陛下不能把他们全部封赏，又担心陛下追究他们平生的过失而诛杀他们，所以聚集起来谋反。’高帝于是忧虑地说：‘这可怎么办？’留侯说：‘陛下平生最憎恨的人，群臣都知道，谁最突出？’高帝说：‘雍齿同我有旧怨，曾多次使我困窘受辱。’留侯说：‘如今赶快先封雍齿，那么群臣人人都会安心自固。’于是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赶快评定功劳、实行分封。群臣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能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忧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