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

译太平兴国五年，翰林学士李昉劝谏北征，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北方敌人自古就是边患，乘时侵犯边塞，往往有这种事。前些时候他们擅自率领军众来侵扰疆场，陛下栉风沐雨，冒着严寒，亲自穿上戎衣，来消除百姓的祸患。这些愚蠢的丑类畏惧威势而逃走，趁势剪除他们，容易得如同拉断朽木。何况幽州、蓟州的土地长久陷在坏人手中，仰慕教化之心，正急切得如同倒悬待救。如今如果率领百万横行的军队，慰问一方等待圣明君主到来的百姓，合势进攻，指日就可以平定。只是大军聚集之处，需要以转运粮饷作为资助；而且河朔地区连年飞挽运输，近来又遭受践踏，尤其萧条凋敝。即使接连偶然遇到丰收，恐怕也承受不起调发。又正值严寒，更加疲惫劳苦。况且如今敌军骑兵连夜奔逃，边境已经安宁肃静；如果亲自巡行塞下，震动显示威容，固然可以使敌人的残余妖党畏惧，也恐怕会因大举行动而劳民伤财。伏望陛下告诫羽卫，返回京都，善加养护骁勇之士，精心训练；严令边郡，广泛积蓄军储，讲习武经，修缮攻城器具，等府库充盈、乡里富足，过一周年再用兵也不晚。’雍熙三年，参知政事李至劝谏亲征，上奏说：‘臣认为幽州早已陷入敌人尘土，长久隔绝于皇帝教化之外，正逢天下趋于统一的时运，却独自成为叛乱离散的地方。国家的士卒战马精锐强健，兵器铠甲锐利，府库富余充足，粮仓中的粟米已经红腐。凭陛下文武兼备的雄才大略，以圣明的谋略施行上天的讨伐，即使泰山压卵、烈火燎毛，也不足以比喻其容易。然而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使用它的道理，必须务求万全。况且幽陵之地是敌人的右臂，王师一旦攻击，他们必然抵抗张势。攻城的军队不少于数万人，兵力越多费用越广，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估计一天攻克平定，也必定要准备十天的粮食。预先筹备的数目，不知道边地粮仓能够充足供给吗？又因敌城旁边地势平坦，没有丘陵，距离山又远，取得石料尤其困难。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防，没有石头就无法击破；不知道飞炮如何使用，又将从哪里得到石料呢？倘若有所欠缺，臣希望陛下暂且致力于修缮，加紧训练，积蓄威势以养精锐，观察敌人的破绽来挫败其谋划。即使经历几年，也不算耽误太晚。所希望的是，诛杀长鲸般的强敌，决断在于毫不疑惑；惩处封豕般的凶敌，合乎义理，也不必再次出兵。若圣心已经独断，睿智的筹算已经完成，那么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希望陛下不要离开京城，恭敬守护宗庙，向敌人显示有余暇，安慰亿万百姓，这是上策。大名是河朔的咽喉，可以暂时驻扎车驾，扬言亲自统帅来壮大兵势、振奋军威，这是中策。至于远道率领军队，亲自前往边疆，北面要担心戎狄的援军，南面又要忧虑中原，那么就会有像曳裾求见那样的恳切请求，也会有像割断马鞅那样的狂妄行动。臣虽然没有才能，也以落在这两位贤臣之后为羞耻。武胜军节度使赵普请求撤军回师，上奏说：‘臣从二月中旬暗中看到，忽然有使臣降临，差派运输粮草；等详细看到敕命，才知道是要攻取幽州。既然奉到指挥，随即办理征发分配。这样的非时举动，实在猜不透原因。后来虽然听到边境的消息，却没有听说事情成功；稍稍耽搁攻克收复，转眼就到了炎热时节。飞运粮草，仍然繁重；穿铠持戈，也没有停止。百姓疲惫、军队衰老，渐渐恐怕会发生祸患。臣从这个月以来，疑虑更加增加，暗中思量陛下把万机放在心上、以百姓为念，圣明谋略和神妙功业，无不计算周全。至于平定浙右、用力攻取河东，给后代留下英奇，洗雪前朝的愤恨，使四海都归于掌握，十年之间将要达到太平盛世；只有那些蕃戎，难道是我们的敌手吗？只是他们迁徙无常，自古以来就难以制服。前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把他们置于教化之外，任由他们随水草迁徙，都以天地覆载的胸怀容纳他们。如今这个时候，官家何必挂怀？必定是有人相互勾结、谄媚佞幸，欺骗迷惑圣明，因而兴起不急迫的战争，略涉无名的议论。先不论是非曲直，只觉得拖延日久，将要形成六月的征伐，屡屡产生千金的费用。臣由此推度，深深抱有忧虑。臣私下想到，臣虽然缺乏智慧，谋略粗浅，却亲近坟典，从古代典籍中知道千古兴亡的道理；历代帝王善恶的缘由，臣从经史中听闻。其中祸福善恶，没有不是如影随形，鲜明如丹青、明亮如日月，常常成为重大的训诫，历代都把它视为珍宝。臣读《史记》，看到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所上长篇奏疏，以及唐明皇时宰相姚元崇直陈十件事情，都可以坐镇消除祸患，立即使天下达到太平。只担心至尊不能留意，医治时弊、挽救祸患，没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又听说前事是后事的老师，古人是今人的准则。根据年代来看，虽然彼此不同，衡量其中的是非，必然没有不同。臣冒昧想到抄录下来，专门汇集上奏。伏望圣上慈爱，特别垂意披阅。臣又想到，臣错误地凭庸常才能，蒙受恩典居于显要职位，幸逢千年难遇的时运，深受两位圣上的知遇；从平民之家升到青云之上，并非由于才智谋略；从卑微属官升到极品之位，只是遇到皇上的恩私。哪里只是如豚鱼般报答恩荷，实在不知怎样才能像犬马一样效劳。臣粗略怀有一些性情见识，常常积存戒惧惶恐。所遗憾的是年老齿发衰残，精神减损，既不能在朝廷献谋，又不能在军前效命，只有把至诚的奏章上呈。如今朝廷大规模兴起禁军，远征山戎，驱使百万生灵都承担运输，致使数州土地一半失去耕种养蚕，这同为了鼷鼠而发动弩机、拿明珠去弹打麻雀，有什么不同呢？所得的少，所失的多。即使在所得很少的情况下，尚且难以着手；更何况在损失很多之外，另有值得关心的事情，完全没有看到有什么便利之处，实在应当重新详加审慎斟酌。我又听说，圣人不为外物所凝滞，见到可行的就进取，知道困难的就退守；道理贵在变通，情势不可拘泥。所以前书所说：“事情困苦就会考虑改变，战争长久就会发生变故。”臣愚昧而真诚，深深害怕的正是这种情况。秦始皇拒绝纳谏，最终连累子孙；汉武帝回心转意，反而延续了宗庙社稷。事情如果迟延，恐怕会失去时机。何况再过一旬一月，便到了七月，臣尤其担心内地先已困乏，边境早早转凉；北方敌人则弓弩坚硬、战马肥壮，逐渐难以擒制；中国方面则百姓疲惫、军队老弱，恐怕会误以为指日可平。臣如今独自发表这种沮丧众心的言论，实在深负弥天大罪；贸然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也确实有我的缘由。臣私下想到自己已是暮年残生，还能有几天寿命？酬报恩义，正在今日；恐怕劳烦陛下夙夜忧劳，宁可不避僭越之罪，希望得到圣上听察，早日商议撤军，姑且作为一次退让的谋略，另作万全的防备。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寝膳，惠养疲弱的身心，使外户长久不用关闭，永远让边境烽火停止警报；这样自然会使远方异域仰慕教化，天下都归于仁德。

译既然四方夷狄以来……[“既四夷以来”文意不完整，疑有脱误]，王者又将契丹怎样处置、又能到哪里去？又何必劳民动众，卖掉牛犊去购买刀兵？有道之事容易施行，无为之功最为广大。若能按期进行吊民伐罪，就是万全之策。臣又私下料想，陛下这次非常规地兴兵，恐怕是因为偏听偏信；无奈有很多人进献谄媚之言，事情失去防备。[“防防”疑为OCR或重文]大抵小人难以保全始终，只顾谋求自身，谁会考虑国家大计？有时承受宣问，所说全不是实话，完全是在欺骗君上，难道会忧虑败坏事情吗？成功了就是奸邪之徒获利，失败了就是社稷承受忧患。昨天所说直取幽州，还不知道是谁出的谋略；必定是没有成算，全是狂妄之言。虚实之间的情况，此时总应当显露出来。臣因为不知道主谋是谁，无法指斥姓名。伏望官家防范其中最严重的人，特别惩治奸人的罪行，不要损害圣主的英明。这样可贵之处，在于使欺诈虚伪者悔改，使忠良竭尽力量，共同畏惧三千条法令，同心巩固八百年的基业。臣此时想要吐露肺腑，先已毛发森寒；惊疑犹豫，沉思了好几天。古代贤哲临终尚且能够以尸体进谏，何况臣还没有死，怎么忍心当面阿谀？明知逆耳之言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只因恩德来自陛下的庇护，生命轻如鸿毛，正要报答国士知遇之恩，岂能和众人谋求报答相比？即使被流放荒远、弃市处死，臣也甘心承受今日的诛罚。我宁可窃取俸禄、偷求安逸，也不去造作来世的罪业。只祈望圣明的陛下特别赐予察看体谅；其中还有细微事项，另行写成札子逐条奏报。冒犯陛下的冠冕，臣实在无法承受内心倾尽、沥血陈恳的情怀；忧虑国事、保卫国家，涕泪纵横而惶惧不安，激切功业、屏息敬畏到了极点。一、臣因为滥守藩方，姑且知道一些农桑之事。臣所见本州境内，过去大多荒凉，户口少而百姓贫困，路程遥远、道路偏僻。估量本州土地，五县中有四县处在山地；考察当地人家，十家中有七家是外来户。近来差配百姓，实在觉得艰辛。臣所管之地从此直到莫州，往来四千多里，有的无男丁却有税赋，只得雇人搬运粮食。每次防备征召雇工的费用，低者也不下五百钱。[“元配”疑有OCR误]以二万石粮食计算，大约要耗费十万贯钱；如果由本户自行运送，费用相差不多。这其实是二万户贫困人家拿出十万贯现钱，因此典当桑田、卖掉耕牛的，十家中有六七家；其中还有卖儿卖女的，也有弃掉性命的。仍然按照善意劝诱，偶然赶赴严格期限；自从启程往返，已经二十多天了。近来得知，内中有些人家私下其实已经到了乡村，但都说是把军粮装运起来，却没有送纳的去处。因为没有口粮，又要取用盘缠；既难以辨明真假，又难以实行考查覆核。臣询问街坊，私下议论前后，说法很多，都说契丹围困了军都，又劫去了粮草；及至命令查勘，却都隐匿不说。这是因为臣无法知道军前的实际情况，只能听到外面的消息；何况宫禁深严，事情本应不会泄露到朝廷，奈何百姓的流言已经在道路上传播。详细观察他们停滞不前的情况，其中必有艰难。伏望圣上慈悲，早日下令停止此事；如果再拖延日久，就会转而耗费粮储。臣私下考虑，今日的人情实在不可再行差配；如果再次征发徭役，必定会有大量逃亡迁移。即使收复幽州，又担心战事尚未平息，忽然发生变故；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长远益处，必定是由于奸猾滥行之徒、奸邪朋党，只说契丹遇到昏暗的君主、土地上有灾星，便以此为借口曲解圣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在幽州都已置办产业、建立生计；土星照临，外地不可征讨；即便对方能够顺应众意，纵然幼主难以轻易顺服，群情即使没有灾星也会失败。实在应当守持正道，办事贵在无私。若以他人遭祸为乐而贪求功劳，只考虑取得它而不考虑武力是否适宜，这大概是因为两省缺少敢于直言的人，御史台没有有势力的人；何况补阙、拾遗本应专心思考规谏，天文历算也应预先判断吉凶。造成这样的错误和过失，各自都负有疏漏遗失的罪责。如果没有惩罚告诫，拿什么来警戒后来的人？一、臣因为长期居于近侍职任，完全看到了人情世态。至于后殿的三班，前朝的百官，文武虽然不同，是非大略相同。刚接受委任差遣，便想着侥幸取利；难以询问利害，人人都回避嫌疑。何况毁誉容易动心，贪求任意放纵，情状如同欺诳妄言，竟渐渐成为常态。其中长期历练、熟悉事务的人，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刚刚做官的人，不加防范却仍兼有欺诈防备之心。多数不合实际，少有纯正良善的。又凡是涉及宣敕、委差之事，便是帝王的心腹事务，作为耳目所依凭，极为重要，必须精细详审。其中用兵与闲常事务不同，必定要考察曾经出使、熟悉边防，能够亲自到那里观察并详细研究的人；不知道如今有几个人真正能当时说出合宜的话，拿今天的情况相互比较，也能看出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妄。乞请诛罚欺罔君上的人，把流放作为办理撤军事项的题目。这样一来，谄媚佞幸便会暗中消退，也可避免误害朝廷。希望以此区别对待，作为激励和劝戒。一、唯独勾取抽调与举发不同：一方面是我军没有斗志，另一方面是敌人怀有仇心。何况契丹怀着猛兽一般的心情，凭借健马的力量；乘着这次宽赦放弃的机会，只怕会追赶奔袭，必须作好过度的防备，以免把便利送给奸敌。伏乞皇帝陛下秘密授予既定的谋略，远远宣布圣上的谋划。只要让硬弩长枪周密布置，实行防御守护；前后相互呼应，缓慢地走一段路。即使遇到交锋，又何必忧虑力量不足？只需住上一两夜，找到远处的城池，便可让战士解下马鞍，暂作防边之行；耕田的人回到家舍，重新成为安居乐业之人。多难而兴起王业，过去已经留下美名；听从谏言才是圣明，今日应当歌颂其美。此事若能施行，天下幸甚。一、臣如今将事情的始末详细陈述出来，常常思考自己发迹的缘由，实在有非同寻常的幸运。臣所受到的际遇，在近代无人可比。臣恭敬地回想，宣祖皇帝在滁州不安的时候，曾防备征召臣进入寝内。[“防召”疑为“召”或相关词语的OCR误文]昭宪太后在宅中卧病之日，陛下把臣召到床前，想到臣一片诚心，都曾握着臣的手，温和地抚慰训谕，不把臣当作外人。臣只想着竭尽气节、输尽忠诚，甚至变家为国；惭愧于德望有所亏损，却因此得以在先皇开创基业之初受到知遇，不久便居于机密之地。陛下继承皇位之日，将要进入中书；凭借两位圣人的深切知遇，担当两朝的重要任用。不只是今生似乎承接了前世的缘分，礼制虽限制君臣名分，恩德实际上如同骨肉。因此凡是有关启发君心、防止危亡的事情，都是因为臣常常想到陛下本是天人暂时来到尘世，所以生来便知道福善之业，天性禀有仁慈；又暗中听说宫内读经时，盘中戒食肉类。如今愿陛下忍住一时的愤怒，常常增厚万劫长久的善因。如果战事仍不停止，臣一定担心杀害会逐渐增多。眼下百姓的忧愁尚未平定，战局正在动摇，却仍在梦幻之中大肆制造烦劳之事，这究竟是谁在误导至尊？乞请明察验证奸人，首恶在情理上不容宽赦。说到这里，臣不禁涕泪交流。又想到臣虽然缺少智谋，实在与国家同荣辱；全是因为心意迫切，不觉言辞繁多。冒犯宸严，臣战栗惶恐至极。

译淳化初年，皇帝派使者到定州，秘密告诉观察使李继隆：“如果契丹再次入寇，朕当亲自征讨。”李继隆上奏说：“自从北方边患肆虐，边邑多有忧患。陛下不知道，臣才干不足，却承受疆场之事；臣岂敢不讲求军队实力，振耀军威，宣扬天子的声威，以遏制外来侵犯？然而臣奉命辞行之日，曾经倾吐愚昧的忠心，确实认为蜂蚁般的小妖寇，必将遭到鲸鲵般的大军诛戮；臣子的职分，是以死生相从，希望陛下不要再议亲自巡行，以免劳烦天子的脚步。如今听到圣上教诲，将要决定亲征；况且一人出行，百官都会仰从，住宿、行驰，郡县供应粮饷，劳费实在太大。消灭这种微小的妖寇，应当责成将帅。臣虽驽钝弱劣，愿以死相誓。”这一年，契丹没有入侵边境，亲征的议论于是停止。淳化年间，吕端入朝为相，因对答时谈及征伐，皇帝说：“朕近来征讨，大概是为了替百姓除去暴虐；如果只是喜好功名、滥用武力，那么天下的人就会全都灭亡。”吕端回答说：“隋、唐几十年间，四次征讨辽碣，百姓不能承受，隋炀帝全军陷没，唐太宗亲自运送土木攻城，像这样最终也没有取得成效。而且治理国家的要领，在于对内修治政事；这样远方的人自然会来归附，自然获得安宁。”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真宗咸平四年，张齐贤请求进兵解除灵州的危难，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李继迁贼人包藏凶逆，招纳叛逃者，建立州城，创置军队名额，又有归明、归顺的名号，努力建立边地农耕的基础。又听说他暗中设置中官，完全不同于羌夷的体制；曲意延揽儒士，逐渐推行中国的风俗。观察这些作为，其志向实在不小。况且自从李继迁作逆以来，灵州危困特别严重，五镇相继陷落，奸威更加张扬，道路阻塞艰难，音信几乎断绝。正当城镇坚固完整、沙碛道路尚未阻塞之时，朝廷内外的普通人，主张放弃灵州的已经很多。何况清远军最近遭到攻陷，青岗寨擅自焚毁，军势和人心受到的伤害沮丧增加了数倍。如今所议论要放弃灵州的人更多了。灵州孤立地处一隅，旁边没有援助；南距镇戎约五百多里，东距环州只有六七天路程。这样的险恶道路，不经过攻取，城中的百姓凭什么出来，城中的军队又凭什么返回？如果想保全军民，按道理必须援救。出兵少了，又担心遭到拦截劫掠；出兵多了，又要大量耗费资粮。与其出兵援救，何不使用奇谋取胜？小胜则军民可以出来，大胜则形势和险要之地都能恢复。这样不只是擒获讨伐有方，而且进退也能获利。与其白白劳苦甲士、枉杀齐民、向敌人显示软弱并助长奸恶，差别实在太远了。果真能够再增加精兵，会合西部边境现有的屯田兵，夹杂轮换的兵众，使兵力充足；估量情况分配军队，与原州、渭州、镇戎军相配合。敌军内部以及山西的熟户，从东面进入，也选择稳妥方便的地方入境。如果严格约定出兵日期，两路同时进军。假如李继迁敢来援助，他就必须分兵应敌；我军便可乘势容易攻取。况且敌军奔走于道路，首尾难以护卫；千里赶来争利而不逃避，就可以擒获。臣认为两军尚未交锋，灵州的危难自然就能解除。于是把灵州的军民迁取出来，安置在萧关、武延一带，凭据险要、靠近水源，建立一座寨堡，暂时设置灵州，牵系蕃汉土人的心；等待天下太平，再返回故地。然后让蕃汉军队伺机奋击，我军则按兵重守、观察有利时机，估量贼势来制定谋略。臣认为攻破贼军取得成功，有十分之八九的把握。” 五年，侍御史知杂事田况评论不应轻率用兵，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判处徒刑以上的罪，都必须详细勘验审讯，案牍完备，由判官记录审问，然后施行刑罚。大辟罪将要判决时，还要供给酒食，命其他官员监临处决，以防有人称冤；处决完毕，还要记录案情上奏。奏章下达大理寺后，寺中官司检点审查，再送到审刑院。审刑院官吏披阅详核，案情若不完备、道理若未穷尽，便治有关官司的罪。这就是所谓王者之心：慎重使用刑罚而爱惜人的生命。可是到了北方部族骚扰边境、西方戎人侵犯疆土时，却不先谋划再出兵，不先筹谋再决战。失利以后，陷没的士卒已经很多，被俘的百姓也不少。不知道判处徒刑以上罪，直到使用大辟之刑，为什么用心能如此精密？而不先谋划再出兵、不先筹谋再决战，导致陷没的士卒众多、被俘的百姓很多，为什么用心又如此粗疏？前者用心精密，是帝王重视人命；后者用心粗疏，是将帅轻视人命。州郡杀一个死罪犯人，若判决不当，便治州郡之罪。大理寺、审刑院检点披阅，遗漏了各项罪责的官吏，到了士卒陷没、百姓被俘的时候，宰相不过罢免还职为尚书，将帅不过贬黜降职为庶人。这就是朝廷在使用刑罚的轻重方面相差如此悬殊。” 景德元年，契丹大举入侵，一夜之间紧急文书总共送达五次。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寇准不发出文书，仍然饮酒谈笑、神态自若。第二天，同僚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大为惊骇，询问寇准。寇准说：“陛下要了结这件事，不过五天罢了。”于是请求皇帝驾临澶州。同僚害怕，想退下，寇准制止他们，叫他们等候车驾出发。皇帝对此为难，想回内宫。寇准说：“陛下一进去，臣就不能见到您，大事就要错过了，请不要回去，直接出行。”皇帝于是商议亲征，召集群臣询问方略。不久契丹包围瀛州，直接侵犯贝州、魏州，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求皇帝驾临金陵；陈尧叟是蜀人，请求驾临成都。皇帝询问寇准，寇准心知二人的谋划，便故意装作不知道，说：“是谁替陛下策划了这种办法？罪行可诛。如今陛下神武，将帅协和；如果皇帝亲征，贼人自然会逃走。否则就出奇兵扰乱他的谋划，坚守城池使他的军队疲惫，利用劳逸的形势，我们就有取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想驾临楚、蜀遥远之地？所在之处人心崩溃，贼人乘势深入，天下还能够保全吗？”于是请求皇帝驾临澶州。到了澶州南城，契丹兵势正盛，众人请求停留车驾以观察敌军形势。

译寇准坚决请求说：“陛下不过黄河，人心就会更加危险，敌人的气势也没有受到震慑；这不是取得威势、决定胜负的办法。况且王超率领精锐部队屯驻中山，扼住敌人的要害；李继隆、石保吉分别布置大阵，遏制敌人的左右两翼。四方征镇前来援助的军队每天都有到达，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前进呢？”众人的议论都充满恐惧，寇准竭力争辩仍未决定；出来后在屏风间遇到高琼，对他说：“太尉承受国家恩典，今天有办法报答吗？”高琼回答：“我是武人，愿意效死。”寇准又入内奏对，高琼跟随站在庭下。寇准厉声说：“陛下不认为臣的话对，为什么不试问高琼等人？”高琼立即仰头奏道：“寇准说得对。”寇准说：“时机不可失，应当催促车驾。”高琼立即指挥卫士推进车辇，皇帝于是渡过黄河。皇帝登临北城门楼，远近的人看见御盖，都欢跃欢呼，声音传到数十里外。契丹人相互对看，惊愕不能列成阵势。当时寇准议定澶渊事务的奏状说：“臣恭敬地奉承圣上旨意，筹划河北边事，以及将来车驾出发或不出发；如果出发，应当到什么地方。” 一、臣恭敬地看到边境奏报，敌人的游骑已经到达深州一带。臣私下考虑，三路大军现在驻扎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东路深州、赵州、贝州、冀州、沧州、德州等州没有大军驻泊，必定担心敌骑逼近后向东南设寨，派轻骑前来打劫。不仅老弱会受到惊扰，也会便利盗贼聚集，直到天雄军一带，百姓都会惊慌迁移。如果不早日张扬军势，恐怕反而会激发敌人的野心。臣请求先调天雄军兵马一万人，前往贝州驻泊，命周莹、杜彦钧、孙全照统领。若敌骑逼近，就命令靠近城池的军队寻找有利时机袭击；同时命人从小路送文书给石普、阎承翰，照应并袭击蕃戎。又招募强壮之人进入敌境，焚烧乡村，劫掠杀戮人口。仍请注意南北道路，多派人侦察报告蕃戎的动向，及时奏闻，并报告天雄军：一是为了安定人心；二是为了张扬军势，使敌人疑惑其谋划；三是石普、阎承翰等听到王师北来，可以壮大军威；四是这里与邢州、洺州相距不远，可以形成犄角之势。一、随驾的兵士负责护卫宫禁，固然不可以在野外与敌人交锋、争夺胜负。天雄军到达贝州时，在兵马和车驾尚未出发以前，不过三万人。万一敌人到了贝州以南设寨，游骑逐渐向更南方来，就必须调定州兵马三万人和骑兵，命呼延赞等结阵向南推进。镇州以及命令河东雷有终部下的兵士从土门路出兵，与定州兵马防守配合；再根据形势，斟酌快慢，调到洺州一带，才可以使圣驾顺利行动，借助万乘天子的声威，汇合数路兵势。还要命王超等在近城布置军队接应；魏能、张凝、杨延昭、田敏等处的兵马，也命令他们依次前来配合，并不断下达指挥牵制敌军。等到调动定州、河东兵马到附近，才可以驾临大名。一、又担心万一定州兵马被敌人在镇州、定州之间设寨，抽调而不能出动；邢州、洺州以北的游骑侵掠天雄军东北各县，老弱百姓大为惊慌迁移。因此必须分出定州三路精兵，派在那里驻守的将帅等相互配合；又命魏能、张凝、杨延昭、田敏等处的兵马逐渐向东调动，依傍城池设寨以牵制敌军。这样敌人必有后顾之忧，也不敢轻易议论带兵深入。如果车驾不出发，又恐怕蕃戎残害百姓；如果皇帝亲征，也必须渡过黄河，暂且驾临澶渊，以便就近使兵马相互配合，并控制渡口桥梁。臣忝列宰司，平素没有什么奇谋，既然承蒙陛下垂询，理应竭尽鄙诚。臣伏见皇帝陛下睿智深远，圣明谋略宏大，本来已经能够坐筹决胜，却还虚心询问谋略。况且敌人很缺粮食，只是依仗屯聚的军队，必然心怀首尾受忧的顾虑，难道敢不顾大军，只想着深入进攻吗？然而也要考虑到他们凶狠狡诈，必须过分地加以防备，以免有失，烦扰圣听，臣因此更加感到战事可惧。真宗时，朝廷商议亲征契丹。枢密使王显说：“严冬正当时节，敌人尚未侵犯边塞，銮舆轻率出动，直抵遥远的边疆。敌人如果没有遇到我军，反而会先自行疲惫。何况李继迁如今还没有灭亡，西部边境不得安宁，倘若北方边境的部落与他结为援助，那么中原的祸患就不可估量了。”议论此事的人竟在这时请求收复幽州、蓟州，这不是正确的计策。凡是建议大事，上下同心协力，行动才一定能够成功。如今从公卿士大夫直到庶人，尚且还有意见不同，不能说这是万全之举。如果能够选择将帅，训练士卒，巩固城垒并修治铠甲兵器，也足以等待敌人。一定要收复燕、蓟旧地，就必须修明文德，养成勇锐之气，等待有利时机，以奉行上天的讨伐，然后才可以行动。王显调任知天雄军府，又说：“自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队。今后宣徽使，应当在文武群臣中选择通晓边防事务的人担任。因为地位高才能使威名显著，见识远才能建立功勋，所以如此。武臣因罪被贬黜的，应当加以宽容赦免，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彻底抛弃。只要使用时有所防范，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所以说‘使用有功之人不如使用有过之人’。至于面对敌人任命将领，贵在专一任用；出兵应敌时，要约束将校，使他们彼此接应援助。以上几项全都做到，军队的威势就会倍增，人的心志也会更加勇敢。”不久，王显上表请求前往行在，皇帝同意了。既已派他回镇，契丹便入侵。皇帝商议亲征，王显又陈述三项防备之策：“大将军正驻守镇定，契丹一定不会向南进犯。车驾只驻在澶渊，下诏命镇定出兵，防守河南，与大军会合夹击契丹，可以这样办。若契丹母子虚张声势来抵抗我军，暗中派精兵向南进攻车驾前的各路军队，就命镇定的军队直冲敌人的军帐，攻打他们的营寨，那么防守黄河的军队和防兵不用交战就会自行屈服。否则就派骑兵一千人、步兵三千人，在濮州渡河，横向袭掠澶州，再用大军追击败退的敌人乘机攻击，也可以出其不意。”后来契丹请求结盟，赵德明派使者修好进贡，称藩归附。朝廷加以赏赐，并且允许互通青盐来救济边民，这是采纳了王显请求的结果。

译仁宗庆历元年，陕西路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奏说：“臣伏见去年夏竦等人，因为屡次奉诏得知军队疲惫、财用耗费，担心发生其他变故，命令他们及早筹划，期望平定局势。所以韩琦等人入朝上奏，拟定攻守两项方案，来听候圣上裁决。其中守备方案最为完备，可以施行。不料朝廷立即采用了进攻方案，如今一旦奉行诏命，臣等不敢再持两端。既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也没有必胜的形势，仓促牵强拼合，完全没有纪律。从前李继迁屡次骚扰边疆，太宗亲自部署各将，分五路进讨，有的遇到贼兵却不进攻，有的交战失利而退回。又曾命白守荣、马惟忠护送粮饷到灵州，各将多违背诏令自行奋战，浦洛之败，死者达数万人。如今将帅和士卒一向已经怯懦，尚未得到充分训练，又知道韩琦、尹洙所提出的是守备方案，恐怕来不及禀报回复，临事时进退失当，贻误大举进攻。请以事实来验证，而且出兵已有日期，就必须协力而行。如今鄜延路总管司葛怀敏等人索要各种物资，料想一定不能供应满足，正好可以作为推辞的理由。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敌人曾经集中兵力前来，我军却总是分兵抵御，众寡不敌，因此多次遭到失败。如今如果全军大举出动，一定会成功，这只是考虑得还不成熟罢了。三军的命运，系于将帅的才干；才干有大小，智谋有远近。汉高祖善于用将，尚且不如淮阴侯韩信更加能办事，何况庸人呢？如果只知道军队人数多就可以威慑敌人，却不考虑将帅才干的优劣，这是最大的祸患。两路军队出动，共有十多万人，让庸将驱使他们，就像任意舒卷一样。敌人如果凭险设伏，拦截冲击，使军队首尾前后彼此不能救援，那么军队奔逃溃败就值得忧虑了。如今边臣共同称赞的，只是朱观、葛怀敏罢了。近来在镇戎军界内，刘璠、定川等两川西贼境内，生聚的牛羊都已经迁移到远处，只剩下空帐落，守卫的二三百人却常常前来抗敌。各将奔逃惊乱，几乎不能自保，部队前后再也无法整齐，兵器铠甲等器械物资被大量抢夺。如今两路军队一齐深入，合力攻击强敌，如果有所不利，边防就无从守卫，还会另生后患。安危的计策，决定于这一次行动。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自从西部敌人违抗命令以来，虽然多次乘机防守，但不敢深入侵扰郡县，以满足其欲望，并不是因为谋略不足。大概是因为中原广大，贤能俊杰众多，铠甲兵器和军队人数众多，敌人难以估量。如今我军深入敌境，如果不能成功，大国的威势和声灵就会更加被他们轻视，何况还可能另中奸计，以至于发生其他祸患。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议论此事的人又说，将帅之中虽然没有足以依靠的人，但下层将士勇敢，进攻时或许有这样的人。然而自从刘平、石元孙陷没以后，士气受到挫折而怯懦，很难再勇猛奋发。如今军队人数虽然多，但疲惫怯懦的人很多，用庸将驱使怯兵，进入不可测知的地方。只有几批下层使臣，谋求赏赐、图取利益，想侥幸邀得奇功，却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议论此事的人又说，并不是想深入沙漠穷追敌人的巢穴，只是浅入山界以挫伤敌人的气势，如同袭击白豹城那样。臣认为，乘虚袭掠，既不能攻破敌酋、擒获凶党，反而只残杀弱小妇孺，增加怨恨和毒害，实在不是王师吊民伐罪、招徕归附的体统。然而既然事情没有防备，出动就要迅如雷震电驰，往来轻快迅速，以掩袭敌人的不备。如今兴兵十万，击鼓向西进发，敌人已经巧妙谋划，广泛设置堤防，清空田野、凭据险要来等待我军，哪里还谈得上袭击和挫败敌人？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自从他们侵犯边境以来，人人都知道他们赏罚分明，谋略狡黠。如今没有可以窥探利用的间隙，却突然采取这一行动，谋划此事的人只想在一战中决胜，侥幸希望有所成功；否则就愿意自比王恢，等待治罪。勇敢固然勇敢，但国家大事又将怎么办？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昨天延州范仲淹上奏，请求朝廷扩大包容荒远地区的度量，保全这一路，让各将领约束军队、严密防备，敌人到来就攻击，但暂不实行讨伐，姑且向他们显示恩意，按时慰问，也许可以招抚收纳。现在尹洙到延州商议，范仲淹坚持先前的奏议，不肯出兵。如果让泾原一路单独深入，那么孤军进退，忧患不会小。如今各处采集到的情报，大多说李元昊等待我军各路进入其境，就集中兵力于一处来抵抗，这和招徕归附者杜文广所说的相同。这正是落入敌人的计谋之中，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依臣所见，夏竦、韩琦、尹洙共同提出了这个守备方案。如今如果上奏请求中途停止，就是前后自相矛盾，完全没有确定的谋划。若要果断进讨，又同范仲淹所坚持的意见不同，或许会错失时机。请召两府大臣共同定议，只命令严密设置边防；如果敌人再有侵掠，就必须出兵拦截攻击，以挫败敌人的势力。如果仍然怯懦，容许敌人杀掠，就应当按照军法处理。或者探知敌境情况后，谨慎自行防守，不必先轻率出动，恐怕反而落入敌人的奸计。这样就能保全威势、制服敌人而取胜，有功而没有祸患。然而自从商议进攻讨伐以来，敌人内部召集各类丑类，广泛进行防守，迁徙转移，疲劳扰乱，未曾稍得安宁。到现在他们反而有了通好款附的意图，也不能说没有益处。至于驴畜以及军需物资，白白烦劳调发，如今却想停止用兵，这也是事情中的小问题，临时分配、筹划处理，也并不困难。臣所希望的只是安危大计罢了，请秘密降下诏敕，下达给总管司。”}], 陕西转运使庞籍认为出境进攻讨伐不妥，上奏说：“臣以为，李元昊父子接受国家的厚恩和大防，一旦反叛，如今朝廷决定讨伐，以辨明逆顺，确实合乎大义。然而此时兴兵，必须制定万全的防备。臣认为用兵的道理，必须先估量我方将领已经贤良、士卒已经精锐，然后再判断敌人的虚实，乘其发生裂隙的机会一举消灭他们。去年秋天镇戎军之战，我军依托城壁、据守根本，以主场等待客军，但各将有的受伤退却，有的闭城不出，士卒既没有拼命赴敌的心志，任由敌人残害人命、抢掠财物，从容进退，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将领不良、士卒不精锐了。李元昊君臣之间尚未出现裂隙，又因间谍往来阻绝，无法知道敌人的虚实，却要立即出境进攻讨伐，这是不能不让朝廷忧虑的。去年春天刘平等人陷没以后，边城人心长久以来惶恐不安，幸而及时整顿军政，近来士卒的士气渐渐振作，倘若再次出兵失利，那么众人的心志会更加恐惧，必定难以再次奋起。何况出境以后，山川道路都是我军平素未曾经过的，必须让蕃部充当向导，那么对他们的奸诈就不能不防备。如果到了险要狭窄的地方，部队和辎重首尾相距遥远，突然有伏兵来抢掠，就必然溃散。

译况且黄德和败退时，部下溃兵不少，直到现在招集仍未成功；如果数万军队再次溃散而逃，不敢归来，就会更加造成严重的边患。臣仔细揣度朝廷的谋划：大军屯聚已经很久，对上耗费国力，对下困扰百姓，如今想以攻取来决胜，但其余将佐和士卒又不能完全符合要求，不如暂且准备按年长期守备，淘汰冗兵，只留精锐驻守边境。人数少了，费用就会日益宽裕；军队精锐，就足以抵御敌人。对敌境所产的物品，应当严加法禁，使他们不能同边民交易；既然抢掠没有所得，又没有货利可以流通，他们的处境势必日益窘迫。如果再加强训练将士，等待敌方出现可以利用的裂隙，然后大举进攻，也许才有万全的防备。”庆历年间，赵元昊僭越称号，朝廷商议出兵讨伐他，群臣说：“赵元昊不过是个小丑，很快就会被诛灭。”供谏职吴育独自提出意见：“赵元昊虽然名义上称藩臣，但一尺赋、一斗租都不缴纳县官，而且归附和反叛反复无常，请暂且搁置他，表示不值得责问；况且他已经僭用天子的车舆服饰，势必不能自行削去这些僭越，应当援引国初平定江南的旧例，稍微改变他的名号，就可以顺势抚慰并收服他。”朝廷没有答复。吴育又说：“汉朝同西域各国往来，等于斩断匈奴的右臂，使各个戎族归附，即使其中有桀骜狡黠者，也不敢独自反叛。唐太宗曾经亲笔赐书给回鹘可汗及其宰相，接受他们的贡奉。”又厚赐他们金帛。真宗命潘罗支攻杀李继迁，赵德明于是投降。赵元昊只是看见朝廷近年来同西域各戎族不相通、不朝贡，才得以用利益诱惑邻近境部，巩固自己的巢穴，没有肘腋之患。他因此得以跳梁猖獗，任意妄为，而不再顾忌。请招募士卒，晓谕嘉勒斯赉及其他蕃部，离散赵元昊的党羽，使他们合力进攻，并平均分配防赏。这是攻心伐谋的关键。蔡襄请求诛杀保州叛卒，上奏说：“臣伏见保州士兵近来因为被裁撤沿边巡检一职而发怒，驱逐并杀害官吏，关闭城门反叛，以此要挟朝廷。议论此事的人抛开其他谋略，立即采用招安的办法。如今天下各处的军队都骄横，如果健儿杀害官吏而反叛，朝廷当天就招安，那么今后主将的性命生死，全由健儿决定，国家的威令和兵戈就无法在境内施行了。朝廷如果还想依靠将吏来守城卫边，那么叛卒更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如果只想苟且保全保州眼前无事，臣恐怕从此有军队的地方都会不断发生叛乱，这是只顾一个州的苟安，却不考虑天下都陷入混乱。如今招安榜文既已发布，已经无法追回；然而叛卒仍有可以诛杀的理由。臣现在请求迅速降下敕令，命王果率领数千精兵埋伏在保州附近，等招安榜文进入城中，随即突入城内；除百姓之外，遇到士兵就杀。那二三千名叛卒，刚刚得到朝廷姑息，正处在疑惑松懈之时，我军突然到达，出其不意地攻击，就可以全部诛杀。还应先晓谕军中：每斩获一个首级赏钱十千。凭借我军的器甲、被具，利用贪图赏赐的士卒，攻击仓皇失措、徒手而又松懈的叛卒，乘此机会行动，没有不胜的道理。如果担心他们焚烧劫掠仓库、杀戮百姓，这只是他们关闭城门时所能做的事罢了。如今既然已经开门，我军突然到达，他们将忙于救死，哪里还能再实行劫杀的谋划？朝廷如果一定要过分忧虑，就应当另行派遣救兵随后防备接应。即使他们拼死拒战，伤害百姓，也不过是一座城的祸患；同天下叛乱的祸害相比，又不值得顾虑了。朝廷应深思安危的根本，竭力断绝祸乱的萌芽；这件事的成败，应当由圣明裁断。” 翰林学士胡宿论述征讨蛮夷，上奏说：“臣私下见到，前代征讨蛮夷寇贼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们据守巢穴，侵略边境；出兵深入，就会遇到山林阻隔；长期屯驻，又会遭受瘴雾的毒害，军队无法交战，人员多因疫病死亡，这就是事情困难的原因。如今邕州土地上的蛮贼，全部率领党羽，远远抛弃巢穴，停驻在广州坚城之下的平地上，已经六十多天了。退却则归路极远，进攻则大军已经集结，依臣推测，敌人的士气一定已经沮丧。又听说广州虽有山林，却不至于深险，敌人久留不去，正是上天要亡他们的时机。如今凉风刚刚到来，瘴气已经消退，敌人处在平坦之地，官军据守坚城，士卒彼此依托，弓弩能够发挥作用；天气肃杀，正宜进行诛讨。江西等路虽然受到水旱灾害之苦，但估计庄稼略有收成，加上此时秋收，仍足以调发粮物、供养军队，帮助国家讨贼。臣据此观察天时、地利、人事的形势，王师诛伐叛逆，应当赶在秋冬，不可迟延，更没有其他机会。杨畋谦逊沉默，不夸耀自己，深沉而有谋略，加上他的忠孝出于天性，确实可以托付他主持南方征伐、总理军法。陛下应当再次敕令各将领，接受他的节制，这样军队就有所统一，号令也能够施行。应当趁敌人即将灭亡的时机，利用天时的有利条件，共同制定消灭敌人的策略，不要贪图一时的功劳；要以和缓告诫他们，以持重训导他们，多方设置奇巧之策，焚烧他们的战船，使敌人不能下海。敌人如果下海，攻陷琼管，把那里作为巢穴，就处在海外，王师便无法前往讨伐了。他们还可能乘机暗中发动，进入我方腹心地区侵扰，那么岭南各州遭受祸害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若再拖延到春夏，或者诱使盐贼聚合，或者煽动各蛮族，那么江西各路将疲于转运漕粮的劳役，失去耕种庄稼的事业，大军会有疫病死亡的忧惧，怀有思归之心，时间一久就会发生变故，这一切都值得忧虑。在这种情势发生的时候才使用诛伐的威势，就是违背天时、损害地利、失去人和；这三点都是举兵的大忌。臣愚昧狂妄，冒昧认为当今的计策，应先估量敌人的多少，计算我军人数的众寡。如果敌人有一万人，王师必须有三倍的兵力；选取精锐士卒，训练他们使用长兵器等特长兵器，按等级配合兵力，轮番休息和作战。敌少我多，敌疲我逸；有利就督促士卒苦战，不利就收拢军队暂且停止。这样反复三四次，等敌人衰弱困顿、各自心怀去留取舍，再施行招募和收买的法令，赦免被胁从者的罪，使人们都想归顺效力，队伍必然离散，然后集中兵力大举进攻，以图彻底消灭他们。”}], 如果错失时机而不加强防备，恐怕叛逆党徒会越来越猖獗，日后的祸患也会更加严重。从前，即使是吃藜藿的贫民，也还忧虑边疆；背柴人的话，有时也能补益朝廷，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

译嘉祐元年，知制诰刘敞请求停止征讨五溪，上奏说：“臣听说舜做天子，禹任司空，伯益辅佐他们，君臣关系的盛美，自古以来没有超过他们的。舜征伐三苗，竟然连咫尺土地也没有取得，便整顿军队、收兵而回。晋国的郤缺率领诸侯军队八百多辆战车，带着公子防菑攻打邾娄，既没有设置侦察哨，也没有关闭城门，只用丝帛传达言语，诸侯便都撤兵了。所以说：‘不是我的力量不能攻打，实在是义理上不能这样做。’这两件事都不能说是善于作战。然而，舜、禹没有因此而损害圣人的名声，伯益、郤缺也没有因此而损害贤人的名望，这是因为事情有逆有顺，义理有曲有直。如今武溪的诸彭父子结下怨仇，边臣却轻率发兵，替儿子讨伐父亲，这难道合乎《春秋》所说的王道、霸道的谋略吗？臣认为这是错误的。聪明人想施展技巧，勇敢的人想使用武力，弯弓累弦，磨利宝剑，背负盾牌，把深入敌境作为事业，这非常不合乎治理天下的大原则。臣听说古代三王征伐，不是因为诸侯不进贡便讨伐，也不是因为不来朝见便讨伐。如今彭氏父子之所以争夺一时的性命，正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失职，不能朝贡。臣认为可以听从他们的请求，以使边民得到休息；这正是舜、禹的防范和伯益、郤缺的义理，在典谟和《春秋》中都说得明白。” 往年岁星运行到鹑尾，按理应当加厚仁义来应合天象，朝廷却开始诛讨五溪中违逆父亲的父子，这很难说是能够获得上天的。如今正值盛夏而调动军队，下有积水，上有浓雾，又多有毒蛇恶草的危害，很难说是能够获得地利。天地运行的规律，自古以来正是五帝三王致力于使它通达顺遂的道理。即使有圣人的辩说，也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道理，何况放纵欲望、贪求功劳，只图一时胜利的人呢？恐怕这只是臣下谋求私利，而不是国家的福祉。臣希望朝廷对此谨慎。” 熙宁元年，知杂御史刘述上书论述不可趁丧伐夏，说：“臣恭敬地看到夏国谅祚去世，派遣使者来报丧。朝廷商议减少对他的恩礼，因为他归附之后，曾侵犯大顺城，又擅自杀伤杨定等人，所以降低礼数。如今听到传闻，说将要派使者责问夏国没有办理祝贺皇帝即位和正旦等事；又听说边臣建议趁其丧亡、灾祸和饥困之际，以重兵深入讨伐敌人，不知是否果真如此？臣以愚见考虑，恐怕这不是哀悼丧事、体恤灾难、安抚远人的道理。对于远方之人，难道可以用礼义去责备他们吗？弱小时便畏惧服从，强大时便侵犯反叛，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如今谅祚已经死了，将要责问谁呢？不如因势抚慰他们，这才是恰当的。真宗景德初年，李继迁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还年幼，边臣奏报后，朝廷立即下诏慰问晓谕，因此李德明派使者奉上誓书归顺。此后边境安宁，近三十年间，关右百姓没有征发转运粮饷的劳苦，安稳地从事耕织和生养，公私都富足充实，朝廷内外都欢欣。当时真宗皇帝并非不知道可以趁其丧亡、弱小时用兵穷追彻底讨伐，只是考虑到战争胜败无常，不仅会耗损财货，也会杀伤士卒。” 于是推行天地父母般的心意，务求用德行怀柔，而不用武力征服，所以李德明终身都不敢背负朝廷。这就是前事留下的明证。把当时的国力与今日的虚实相比较，差距非常遥远。当时尤其不愿意这样做，如今却又想这样做，难道不是悖谬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鉴察前代用兵、和戎的利害，深入了解今日兵威和财力的强弱，爱惜百姓的性命，保全巩固祖宗的基业，郑重嘱咐二府详细检讨景德年间赵德明的旧事；仍先派一名使者慰问抚恤夏国人，问候他的继承人，并晓谕他们说：‘如果朝廷推恩封给爵位，就必须另外接受誓约条款，然后才可以请求颁行制命。’他们既然孤立弱小，又贪图赏赐，听到命令必然欣然接受。这样便可以挽救前日种谔擅自兴兵的过失，使人知道那不是朝廷的意旨，那么理亏的一方就不在我们这里了。如果采用边臣的意见，以重兵压迫边境，只把它作为权宜谋略，想使他们畏惧而迅速结盟，这还可以；如果制定深入敌境的计划，就是没有考虑了。如今谅祚之死，不论早晚，却恰好发生在今天，这是上天的神灵拥护圣德，使边患在此时得以除去，实在显然可见。陛下难道不可以顺承天意，抚慰柔服远方之人，以安定中原吗？” 事情的时机和关键正在此时，一旦错失适宜的处理办法，局势将荡然不可挽救。唯愿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三年，武宁军节度使富弼劝谏西征，上奏说：“臣私下得知，陕西各路出兵进讨，至今已经数月，征调、运输和搜括，不能没有劳苦和耗费。陛下亲自处理万机，勤于访察，臣所遗憾的是未能贡献一死之力，稍稍宽解陛下西顾的忧虑。况且想到灵、夏数州，自太宗割让赐给西夏以后，几百年间所保存的，只有空城堡罢了。如今所攻取的城壁，臣实在担心还抵偿不了所耗费用；既然攻下，又必须守御，从此劳费终究没有尽头。因为西夏与北方敌国常常形成相互支援的形势。北敌山前、山后有十八州，每每担心朝廷有重新夺取的意图。庆历初年，因为元昊反叛，仁宗不得不讨伐，北敌于是送来傲慢的书信，造成割地争端。那封信的大意，是自称我与西夏是甥舅之国，南朝不应当加兵于它；臣不能完全记得信中的话，只记得一句：‘实在没有忌惮器量方面的嫌疑。’这很能看出他们的意图。臣当时两次出使敌国朝廷，每次都看见元昊派人在那里，暗中让人询问说：‘是来借兵的。’这些都是臣亲自经历、从头到尾亲眼看见的，不是道听途说。用过去的情况来比较今天，臣不敢说一定没有这种事情。如今北敌也必然怀疑朝廷平定西夏后就会调兵北伐，必定会有借助西夏的谋划，对此不能不加以考虑。” 假如两个敌国彼此呼应，两边同时发生战事，那么国家的财力和人力将怎样在其间支撑呢？军情和民心，都必须经常加以防范察看，不能使事情发展到这种极端。何况现在天威已经振作，王师已经取得优势，或许还可以命令军队退回修整边备，讲求守御的办法，等到内外安定、百姓安集以后，再另图后举，作为万全之策，也还不算晚。伏乞陛下特别赐予详审选择，慎重处理。”

译四年，司马光上书劝谏不要西征，说：“臣因为没有才能，错误地承受朝廷任用，待罪于长安，同时掌管一路十州军民的大权。臣临朝辞行那天，恭敬地记得陛下面谕：凡边防事务的机密和朝廷的得失，只要有所听闻见到，都要一一奏报。臣接受命令以来，又惭愧又恐惧。惭愧的是圣恩深厚，责任极重；恐惧的是才智见识浅薄，无法胜任。臣早晚忧惧，不敢安居。臣自进入辖境以来，看见流离迁徙的百姓，道路上到处都是。询问乡里，都说今年夏天大旱，禾苗枯萎，黄河、渭水以北完全没有收成，只有南山之下稍有收存。进入秋季后又连日阴雨，下了一个月没有放晴，禾苗虽然有穗，往往没有果实；虽然有果实，往往没有米；即使有米，大多又细又黑。一斗粟米舂簸以后，不过只能得到三四升米。谷价飞涨，民间多年来困于科调，本来没有积蓄，不能互相救济，因此不得不分散家庭、减少人口，前往西京、襄邓、商虢等州求食；有的受雇做工，有的烧炭、砍柴，有的乞讨、偷盗，来度过朝夕。在这种时候，国家最应该用安静来镇定民心，减少停息各种事务，节省费用，那么租税自然会减轻，徭役自然会减少，拖欠的负担自然会宽免，科率自然会停止。” 四种祸患一旦除去，民力自然充足，民间财富自然丰饶，乡里自然安定，流亡者自然归来，根本不必等到陛下在内忧劳、宰相在外辛苦，然后人人才能得到安居之所。假如不是这样，国家即使想减轻租税、宽免拖欠，所需支出的财物从哪里得到？即使想减少徭役、停止科率，所要办理的事务从哪里完成？四种祸患不除，即使天天颁下施恩的诏书，百姓仍然免不了流离转死。要想停止沸水，没有比断绝柴薪更好的办法；要想安定百姓，没有比减少事务更好的办法。这是眼前已经验证的事实，并不难明白。”臣到任以来，恭敬地看到朝廷以及宣抚等司的指挥，把义勇分成四番，想依次派到边缘戍守；选取各军骁勇精锐以及招募乡里的恶少作为奇兵；制造干粮、皱饭、布囊、力车，以备运输粮饷；把每年赐给秉常的物品全部取来，分发给沿边各路，又竭尽内地府库的甲兵、财物来帮助。只拿永兴一路来说，所发人马甲八千副，钱九万贯，银二万三千两，银碗六千枚，其余琐碎物品更是数不胜数。行动都被军期逼迫，上下相互催逼，急如星火，官吏狼狈不堪，下民惊恐疑惑，都说国家将在今年春天大举发六军，长驱深入，讨伐秉常的罪过。” 臣身份疏远卑贱，不能参与听闻朝廷的议论，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虚是实。昨天亲自承受陛下的圣谕，认为如今的边防谋划只应当谨慎严密地守备，等敌人入侵时，就坚壁清野，使他们来而无所得，等军队疲惫、粮食耗尽，便可以坐收其弊。臣退下后思考，圣上的谋略高远，深得王者驾驭远方之人的道理，实在是天下的福气。等到了关中，才看见各种处置全都是为出征作调度。臣不知道是有关部门在外没有传达圣意，以致如此张皇，还是陛下默默运筹神妙计策，不让愚昧卑贱的臣下知道实情。臣惶恐疑惑至极，白天忘记进食，夜里废寝，心中寒冷，双腿发抖，私下替陛下忧虑。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领良善、士卒精锐，却因为君主喜欢不停用兵而导致危乱的，多得数不清。何况如今公私财力都已困竭，将领愚弱、士卒怯懦，却想驱赶他们到塞外去捕捉凶悍的敌人，必定不会成功。岂止没有功劳，后患也很多，无法尽述。如果朝廷本来没有出征的意图，那么为什么坐视府库财物散尽，疲敝百姓的力量，最终却没有办成一丝一毫的事情？万一将来敌骑入侵，府库已经耗尽，民力已经困乏，将用什么来抵御呢？” 臣先任御史中丞时，朝廷将要发动绥州战役，臣曾上言说，国家应当先整顿百官，修明各种政务，安定百姓，充实仓库，选拔将帅，建立军法，训练士卒，精良器械；八件事都准备好以后，才可以征伐四夷。如今这八件事没有一件胜过从前，何况关中正遭饥荒，十室九空，成为盗贼的人已经纷纷增多，县官仓库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却想轻率调动大军，横向挑衅强悍的敌人，这是臣最为恐惧的。有人又说，国家在讨伐秉常之前，想先试探军力，诛灭一个小族。如果真是这样，就更加不可。为什么呢？如今竭尽关中的财力，大举兴兵，却舍弃有罪的强敌，诛灭无辜的小族，胜了也不是武勇，败了更会成为笑柄，将无法再向远方发布号令。这两种打算都不可行。伏望陛下深刻鉴察安危的关键，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尚未形成时挽救它，赶快下达明诏，抚慰晓谕关中的百姓，说明朝廷不打算出征；义勇也不再分番到沿边戍守，也不再选募奇兵；凡是各种征调以准备运输粮饷的事情，一律命令停止，爱惜内地仓库的储备，以备春深时赈济救助饥饿贫困的人。” 这样做，岂只是百姓的幸运，也是国家社稷的福分。臣忧虑迫切至极，只是直抒赤诚之心，唯愿陛下裁察。” 十年，苏轼代张方平上书劝谏用兵，说：“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色的人必定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必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能够享有安全的福分；即使没有胜利，也一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做却不停地做，所以胜利了，祸变来得迟而且大；没有胜利，祸变来得快而且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深警戒用兵的祸害。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道路运输而疲惫的有七十万家。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穷困，饥寒逼迫，后来必然有盗贼的忧患；死伤者悲愁怨恨，最终必然招来水旱灾害的报应。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反叛的意图。各种变故层出不穷，全都由用兵造成。至于首先倡议兴兵的人，所受贬谪尤其严重，这是因为平民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要有人承担罪责。所以圣人畏惧并重视这种事情，不是万不得已，绝不敢用兵。”自古以来，君主喜好动用兵戈，因失败而灭亡的，多得数不清。”

译臣如今不敢再作泛泛议论，请为陛下说明那些取得胜利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又继续征讨胡人和越人，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然而坟土尚未干，天下便怨恨反叛，秦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自古未曾有过。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充盈的余业，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连年用兵不止，于是使侵扰波及诸国，年年征调，所向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与天一样高，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用兵三十多年，死亡者无数；等到巫蛊之事发生，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始终相伴；汉武帝虽然后来悔悟、自我克制，但临终时的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攻下江南后，继续征讨远方；隋炀帝继位后，这种心意没有衰减，虽然都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国家转眼便灭亡。唐太宗神勇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灭亡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为了建立功业，而不是出于不得已才用兵。” 后来发生武氏之乱，唐王室逐渐衰微，国势危急得像一根丝线将断不断，这大概就是用兵的祸害，万物的规律难以逃避。否则，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待人，克制自己而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境地，为什么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是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即使取胜也仅仅能够保存；秦、隋是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即使取胜也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痛惜他们谋划的错误。假使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便立即失败，警惕恐惧，知道用兵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达到这种程度。不幸的是，他们每次出兵都取得胜利，所以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够深远。臣因此说：取胜则祸变来得迟而大，不能取胜则祸变来得快而小，这一点不可不察。过去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没有用兵的意图，将士懒惰怠慢，兵器铠甲破旧钝劣。元昊乘机发动侵扰，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战败了三四次，死伤和被俘的人动辄以万计，但天下仍然安定，战争停止、边事结束后，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遗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他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谅解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 如今陛下上天赐予勇略和智慧，志在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邻国。群臣百官看出这一意图，大多谈论用兵。开始时，执掌国命的辅臣没有深谋远虑之心；主持国家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权衡利害、坚持疑难的见识；担任台谏职务的人没有提出规谏纳忠的意见。事情从隐约到明显，终于造成祸患的根源。后来薛向提出横山的谋略，韩绛提出深入敌境的计划，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合作，军队接连失败，财用耗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动，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仇恨敌人的心意，反而不直责陛下。幸亏祖宗积累的根基深厚，皇天保佑得深，所以使军队出动没有功劳，反而促使陛下醒悟。然而见识浅薄的人却把失败看作耻辱，竭力想求取胜利，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构成祸乱，章惇在横山制造衅端，熊本在渝、泸发动事变。但这些人都残害已经投降的俘虏，使老弱困顿、腹心受伤，却夺取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得到这种虚名，而忽视实际的祸患，勉强磨砺自己，奋力追逐功名。”}], 所以沈起、刘彝再次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之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也因运输资财、粮食和器械而死亡。这样一来，不见敌人便把一切都耗尽，认为这就是用兵的结果，这种意向必定会稍稍减弱；可是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发了。如今军队能够防守，锐气正盛，陛下因为取得一次胜利，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陵辱敌国的意图。天意难以预测，臣实在对此感到畏惧。况且战胜以后，陛下能够亲自知道的，只是凯旋、防守、奏报以及上表称贺等显赫而悦目的场面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屠杀，筋骨因供给军饷而断绝，流离失所、家产破尽，卖掉儿女，烧伤眼睛、折断手臂以及上吊自杀的情状，陛下一定无法亲眼看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一定无法亲耳听见。这就好比宰杀牛羊、剖割鱼鳖来做美食，食用的人觉得很美味，死去的牲畜却十分痛苦。假如陛下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号哭，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扔下筷子而不忍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来换取这种悦目之观呢？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锐强健，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那样，已经取胜以后，祸乱才刚刚兴起，尚且不能挽救，更何况如今各地的将领官吏疲弱庸劣，与古人相比远远不及呢？而且多年以来，公私两方面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存的财物已经荡然无余，州郡征税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发放，南郊祭祀的赏赐拖延已久仍未办妥。以这样的状况发动军事行动，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难以言说。假如军事一兴，横征暴敛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按这种形势，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趋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陈胜、吴广起兵的形势就会在这里出现。这就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临食叹息，甚至悲痛哭泣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要举大事，必须顺应天心。天意所向，便据此举事，必定成功；天意所背，仍据此举事，必定失败。天心是向是背的迹象，表现在灾祥、丰歉之中。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瘟疫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兴兵之事仍不停止。这就好比子女得罪了父母，只应当恭敬顺从、静心反省、承认过错并自我责备，也许还可以得到谅解。如今却反而纷纷责问，任由奴婢放肆地施加鞭打；用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够得到父母赦免的。

译所以臣希望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兴亡的踪迹，深入明察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发动战争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以此作为巩固社稷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早晚得到安养，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即使臣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在地下闭目了。过去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拥有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祭祀汉室并配享上天。然而到了白登山被围时，便商议和亲；西域请求设置官吏时，便说出辞谢拒绝的话。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用兵，只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便更加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却轻率地议论征讨，老臣庸劣怯懦，私下实在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加以劝止，比较容易奏效；迎着君主正盛的锐气去折损它，却难以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意念。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是平民和卑贱之士，也有不可动摇之处。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卓越、度量超过常人，便没有人能够在奋发激昂之中勇于收敛自己、听从别人，只以义理为准绳。如今陛下用兵的气势正盛，形势已经难以挽回。臣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断进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厚，能够听取采纳而不疑惑，所以不敢把常人争强好胜的平常心来要求陛下。臣又想到，陛下将来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后，一定会悲痛悔恨，并追究身边的大臣为什么从未说过一句劝谏的话。臣也将要老去并死去，届时在地下见到先帝，也就有话可以交代了。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苦心并加以审察。苏轼在元丰五年又代替滕甫写《论西夏书》说：“臣向来没有什么学问，年老以后也不读书，每当想竭尽愚忠，向上补益圣明时，往往肝肺都快要枯竭，最终却没有什么可说的。近来因患病求医，偶然悟出一件事，推及政事，似乎也可以施行，只有希望陛下裁察。臣近来患有积聚，医生说，按照病情，如果用药攻下，一天就能痊愈；如果不攻下，半个月也能痊愈。然而人到中年以后，每攻下一次，身体就衰弱一次，衰弱日积月累，便成为终身的忧患。臣私下盘算，终究不能为了痛快一天而换取终身的忧患，于是采用医生的话，以良药慢慢调治，半个月后病愈，起初并没有损伤元气，体力反而更加完整。由此臣悟到，近来臣僚进言想要向西方用兵，全都像医生想让病人在一天内痊愈一样。这样做未必不能成功，但终究不是臣子深爱君父、谋求万全的办法。凭陛下的圣明、将领的贤能和士卒的勇敢，哪里不能去？然而臣仍认为这不是万全之策。俗话说彭祖观看井水，先把自己系在大木上，再用车轮盖住井口，然后才敢观看。这话虽然鄙俗，却切合实际。陛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并不只是像彭祖爱护自身那样；兵器是防备之物，一动便关系到生死存亡，它使人陷入危险的程度，比井还可怕。” 所以臣希望陛下用兵时，也像彭祖观看井水那样谨慎，然后才算做得恰当。”臣私下观察，自古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曹操；他消灭袁氏，最有巧妙的谋略。请允许臣为陛下分析这件事：袁绍凭借十倍于曹操的兵力，在官渡大败，仅仅自己逃脱；曹操却收拢军队，不去追击，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暂缓逼迫袁绍，使他的国家内部发生混乱。袁绍回国后更加骄横，忠臣贤士相继被杀，嫡子庶子一起争夺；不到几年，袁氏便没有留下后代了。假使曹操当时急于追击，袁绍既不能一次彻底消灭；如果袁绍因害怕而修明政事，任用田丰并扶立袁谭，那么成败就还未可知。后来曹操北征乌桓，讨伐袁尚、袁熙，袁尚、袁熙逃往辽东。有人劝曹操趁势平定辽东，曹操说：‘他们一向畏惧袁尚等人，我现在逼迫他们，他们就会联合；放缓逼迫，他们便会自相残害，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于是曹操率兵返回，并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巧妙地消灭国家了。消灭国家这样的重大事情，也不可以急于求成。这就好比小孩换牙，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时孩子自己并不知道；如果不逐渐摇动而一下子拔掉牙齿，甚至可能因拔牙而杀死孩子。所以臣希望陛下取得西夏，也要像曹操取得袁氏那样。当元昊势力强盛时，谋臣猛将都竭尽智力，十年之间也不敢接近。如今西夏君主软弱、臣下强盛，国内发生混乱；陛下派一支偏师出兵，斩杀名王，俘获伪公主，修筑兰州防线等。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上天把贼人交给陛下处置的时候。兵法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也会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一样。如今秉常虽被母族篡夺，臣推测，他们国内的世家大族也未必肯低头伸臂，为这个母族效力。现在却合在一起，坚壁清野来抵抗王师，彼此如同左右手，这正是同船遇风的形势。按道理应当缓图此事。如今皇威已经震动西夏，臣希望陛下选用一向为贼人所畏服的大臣、宿将，让他们兼任五路军帅，在边境聚集重兵，号称百万，搜集战马、补充士卒，牛酒每天不断送来，金鼓之声传到数百里之外。表面上造成必定讨伐的声势，实际上不出境作战；多拿出金帛，派遣间谍和善辩之士，离间破坏他们的党羽。并且下令说：‘一尺土地我也不吝惜，一个百姓我也不占有。凡是能够带着土地和部众投降的，立即封赏他。若有人敢夺取土地、掠夺百姓，全都斩首。’不到一年，西夏内部必定会出现势力相当、彼此相敌的局面。按照人情，各方都想求得保全；等到王师尚未出动之时，便会争着首先投降，以求获得重赏。陛下于是乘机分裂他们，任用其中的酋长豪强，授予爵位官秩，使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彼此交错对峙，务必让他们互相仇视。像汉朝册封呼韩邪、沟通西域的旧例那样，只需在要害之处修筑一座城，驻扎几千人，设置一名将领来保护各部，就可以使他们数百年面向中原、守护边境，不必烦劳修筑城池、守备和运输军饷，难道不是最为万全的计策吗？臣希望陛下在内廷作出决断，深思熟虑而从长远谋划。臣下替人主谋划，与替臣下自己谋划不同；臣下如果不夺取土地、献上首级和俘虏，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功劳的，而替陛下谋划，只希望天下安定、社稷稳固罢了。陛下神圣英明，超过古人，一举一动、一念一意都可以成为功德；只要能使国家安稳如泰山，与天地同享长寿，那么史册就无法全部记载，尧、舜、禹、汤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陛下的。议论此事的人不懂得采取这种办法，争着急于求取功名，履行危险、冒犯艰难，使圣上为之劳心，臣私下不赞同。古人说：‘减少功劳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刘洎劝谏唐太宗说：‘上天以不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行。’老子称道：‘最善于辩说的人好像口才迟钝。’庄子说：‘最高的道没有文饰。’况且记忆过多会损伤心神，言语过多会损伤元气；心神和元气从内部受到损伤，形体和精神从外部受到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必定成为负担。

译陛下必须为了社稷而自我珍重，臣下爱护君主，没有谁像刘洎那样深切了。臣私下仰慕他，虽然被贬谪在外任职，不应当妄自进言；然而想到自己是旧臣，譬如老马，虽然筋力已经衰弱，不能奔赴远方，但经历过艰险曲折，大致还认识道路。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体恤臣的一片心意，臣就感到无比幸运了。元丰三年，当时讨伐西夏没有取得成功，李宪又想再次出兵。神宗把这件事拿来询问辅臣。王珪说：‘先前所担忧的是军需不足，朝廷如今拿出五百万缗钱钞供给军粮，已经有余了。’尚书左丞王安礼说：‘钱钞不能直接食用，必须兑换成钱，钱又要换成饲草和粮食。如今距离出征之期只有两个月，怎么能够办成呢？’神宗说：‘李宪认为已经有了准备。他一个宦官尚且能够这样做，卿等难道就没有一点主意吗？唐朝平定淮西、蔡州，只有裴度的谋划与王相同；如今这件事却不是由公卿提出，而是由宦官提出，朕对此深感羞耻。’王安礼说：‘淮西只有三个州，有裴度的谋划，又有李光颜、李愬那样的将领，然而仍然调动天下兵力，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西夏的强盛，不是淮西、蔡州能够相比的；李宪的才能比不上裴度，各位将领也没有李光颜、李愬一类的人臣担心无法符合圣上的意图。’神宗醒悟，于是停止了出兵。《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征伐 宋神宗元丰四年，判河南府太尉文彦博论述西部战事，上奏说：‘近来听说西路军队已经回来，朝廷内外只知道军队暂时停驻，却还没有分兵屯驻、解除铠甲的安排。人们都忧虑疑惧，担心王师一定有再次出兵的打算。老臣蒙受国家恩典深厚，按道义与国家同休戚；如今年老到这种地步，再没有什么希求，只有一点想要报效国家的心意，不能保持沉默，所以冒昧为陛下陈说。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选拔将校，训练整饬军队，修治武器，储备干粮，都是众人的智慧所不能达到、近世从未有过的。近来夏人昏乱，自取上天的讨伐，陛下威严地下令派将出师，讨伐他们的罪行。军队出发以来，捷报屡次上报；虽然未能倾覆他们的巢穴、擒获他们的君长，但军队行进有纪律，所遇之敌往往都能战胜。羌人逃遁，没有人敢抵抗堂堂王师的锋芒；天子的威严神武震慑四夷。战功之多，近世从未有过。然而几路军队同时进兵，调动大军，持续了许多个月，运输军饷耗费无法计算。各路百姓疲于供给，将士竭尽忠诚和力量，为朝廷奋不顾身，辗转于险阻之间，冒着死亡和寒苦，辛劳已经达到极点。臣认为，国威已经振作，将士的力量也已经耗尽，百姓供给军饷的能力也已经竭尽。’ 作为陛下今天的计策，正应当慰劳招抚将士，安抚百姓，抚慰他们的疾苦，修补完好他们的创伤，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按兵养威，以保全先前取得的胜利。这样，对外足以惩戒远方之人，对内足以爱护养育军民，这才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泽。如今如果军队暂时返回后又再次出动，士气已经衰弱却要再次击鼓进军，民力已经困乏却又征调，重新从各路深入敌境，转运粮饷的路程更加遥远；这样一来，军队的胜败恐怕就难以预料，而此前的功劳也可能丧失，这是天下的大忧患。何况臣在洛中，负责转运陕西军需不少，也听说陕西的情况比较详细；人们都说百姓已经流离失所，粮食价格飞涨，今年冬天许多地方的二麦都来不及播种，等到春天农事刚刚开始，又不断征调，必定恐怕无法及时供应，耽误国家大计。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来说呢？伏望陛下以天下为尺度，以苍生为念，不要把彻底消灭敌人之后才算功劳，赶快下诏班师，并将军队分屯各路，使朝廷的恩惠和威严同时施行，军民和睦归附。像这样一个昏乱的小羌，完全可以坐等他自行灭亡。臣不胜殷切希望；老臣愚拙而忠诚，忧国之心不能自已，冒昧越职上闻，惶恐不安。’ 元丰五年，陕西转运使范纯粹论述西路军队不可再次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