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九

译至于忠诚正直的贤相以及谄媚奸诈的臣子，也都可以加以评论。所以朝廷中有直言极力规劝的臣子，就没有不昌盛的；任用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人，就没有不灭亡的。因此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都想寻求忠臣来辅佐自己，举用贤才来帮助自己；而亡国破家接连发生，都是因为任用错了人。所谓贤者不贤，忠者不忠。臣谨慎陈述从前任用贤人所以兴盛、任用不肖所以灭亡的原因：尧末年，四凶在朝而不罢黜，八元在民间而不举用，但天下仍达到平安，四方门户和睦肃穆，这固然是因为重华即舜担任宰相的功劳。夏桀被放逐于鸣条，商纣在牧野被杀，这两人都是万乘之主，却国灭身擒，是因为不能委任贤相，听信妇人的话，荒淫无道，放纵心志沉溺宴乐，制作靡靡之乐，通宵饮酒；于是筑糟丘、临酒池，观看牛饮，远望肉林。关龙逢忠诚却被害，比干进谏而被剖心，这就是天下人归罪他们的原因。太甲暴虐，颠覆商汤的典章制度，于是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他能够改过悔悟、返回善道，三年后回到亳。既然已经放逐又重新迎回，殷道便由衰败而复兴，诸侯全都服从，号称太宗，实在依赖阿衡伊尹竭尽忠诚。” 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互相争斗，天子的权势衰弱，政事于是日益败坏。齐桓公本是荒淫混乱的君主，但他所以能够取得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的功业，并有尊奉周王室的名声，确实是管夷吾的力量。等到他死后，尸虫爬出宫门，难道不是任用竖刁造成的祸患吗？同一个齐桓公，得到管仲便有那样的功业，任用竖刁便有如此的祸乱。荣辱存亡，实际上都在于任用什么人，怎么能不审慎呢？秦国本是伯翳的后代，最初只是小小的封邑，到秦仲时才开始拥有车马、礼乐和侍从御者的奢好。从秦穆公到秦始皇，都能留心礼待贤才，远道寻求奇士：在西戎招来由余，在宛市得到五羖，在晋地乡里取得丕豹，在宋国乡里迎来蹇叔。因此四方豪杰接踵而来，秦国所以能世代成为强国，吞并诸侯，占有天下，兼称皇帝，都是谋臣辅佐的结果。治道教化尚未醇厚，秦始皇死于沙丘；胡亥乘机施虐用诈，自己误事，不能广大地完成先业、成就祖业，反而残害仁义，使毒害流布百姓。因此陈胜、吴广振臂高呼，天下纷纷响应。于是赵高作乱，阎乐承受他的指使，秦二世陷入穷困逼迫，自杀于望夷宫。” 子婴虽然即位，却去掉帝号而称王，孤立危急、没有辅佐，四十天便灭亡。这是因为邪臣专擅命令，把鹿说成马，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祸患。秦朝失去了天下这只鹿，豪杰们争相追逐。项羽已经得到天下却又失去，过错在于烹杀韩生、不采用范增的谋略。假如项羽当时拒绝项伯的邪说，在鸿门宴杀掉刘邦，占据咸阳号令诸侯，那么天下便无人能敌了。然而项羽拒绝韩生的忠谏，背弃范增的深谋，自以为霸王事业已经确定，定都彭城，回到故乡，白天披着锦绣衣服炫耀，这不过是世俗儿女的情态罢了。项羽却把它当作荣耀，所以五年后被汉军擒获，直到死也不知道醒悟，只说：‘是上天要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错。’实在可悲啊！臣又听说，士人归附仁德，就像水流向低处、野兽奔向旷野。因此说：‘替河流把鱼赶走的是水獭，替丛林把鸟雀赶走的是鹯鸟，替商汤、周武王把天下人赶走的是夏桀、商纣。’汉高祖出身平民，手提三尺长剑取得天下，利用六国的资源，并没有经过唐尧虞舜那样的禅让，难道只是依靠张良、陈平的奇谋、用尽英雄的智力和力量而已吗？也是因为项氏把天下人赶走，才使他们归附汉高祖。汉高祖的子孙承继基业二百多年，到汉成帝把政权交给外戚，权势从此转移到朝廷之外。” 安昌侯张禹，是汉朝的三公，也是汉成帝的保傅。成帝亲自临幸他的家，向张禹拜礼，在树下详细询问天灾和人事。张禹应当恪守大臣的气节，为国家深谋远虑，陈述灾害祸患和忠言善策；这样王氏便不能专权，汉成帝也没有理由宠信王莽，使他乘势取得权位，凭借云龙之势登上天路，导致汉朝国祚中断。张禹谄媚不忠，心怀私计，只是在五侯之间俯仰逢迎，苟且求得容纳和宠媚罢了。因此朱云坚持气节，请求赐给尚方斩马剑，想用它斩杀张禹来警戒其他人，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汉成帝仍然没有醒悟，反而认为朱云以下犯上、在朝廷上侮辱保傅，判处死罪且不予赦免，下诏让御史押朱云下殿，准备立即烹杀他。朱云攀住殿前栏杆，把栏杆折断；幸亏左将军辛庆忌叩头叩得流血，拼死争辩，否则朱云已经粉身碎骨了。后来虽然没有修复栏杆，想以此彰明直臣，这确实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但对于汉室因何灭亡又有什么帮助呢？然而世上的评论者认为，乱臣贼子中无道最严重的，没有超过王莽；这也只是因为他不善，实际上还没有像商纣那样严重。史传称王莽最初以外戚身份起家，降低身份、努力行事以求取名誉；宗族称赞他孝顺，朋友归附他仁慈。等到他在成帝、哀帝时期辅政，勤劳于国家，行动常常受到称赞。” 当时到宫阙上书推荐王莽的人，多得无法计数，内外群臣无不把功德归于王莽，认为这是汉室中兴国家的希望。汉朝国统三次断绝，而太后长寿，成为宗主，所以王莽得以完成篡夺君位，让孺子婴而夺取他的帝位。从前商汤、周武王兴起，也不过是以逆取之、以顺守之罢了。假如当初王莽深思殷周夺取和守成的方法，崇尚道德、致力仁义，履行诚信、去除浮华虚伪，施恩于天下十八年，恩德足以感动百姓，道义足以团结英雄，使人人怀念他的德行、豪杰都得到任用，那么宗庙社稷本来不应当灭亡。光武帝即使重新聚集贤才、成就大业，难道还能有所希望吗？王莽即位后，自以为得到天人助力，认为功业超过三王、德行胜过唐虞，于是骄傲自矜，施展威势和诈术，颁布宣示符命，震骇残酷，穷凶极恶，使人怨神怒。冬天雷电震动人们的耳目，夏天地震警惕他的内心，而王莽仍不知道醒悟，反而再次推行不顺应时令的政令，最终接连施行五种酷刑。谄媚献宠的人得到亲近宠幸，忠诚进谏的人却被诛杀。由此天下愤怒，内外一同发难，四海分崩离析，城池不能守住，王莽死在平民手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难道不是奇异吗？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取得天下本身有错，而是守护天下的方法不合道义。”},{

译王莽既已屠戮天下，天下扰乱之时，刘圣公已经即位，却不能辨明形势；盆子继承其后，结果覆灭失败；公孙述又在蜀汉称帝。像这几个人，本来都不是所谓顺应天命、顺从人心的人，只不过成为光武帝驱除祸乱的对象罢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殷商的军队，在牧野会合时多得如同树林；在牧野发箭作战，只有我们诸侯才兴起。又说，诸侯服事周王，天命并不是永远不变的。由此说来，君主并不是普通人；有德，天下人就归附他；无德，天下人就背叛他。所以古代贤明的君王劳心深思，常常像来到没有渡口、没有边际的河川一样戒慎。于是他们效法天地，顺应四时；厚施恩德，敬重大臣；亲近忠诚正直的人，疏远奸佞小人；使仁爱孝道彰显于宫廷，使宏大的教化遍及百姓；行事公平正直，如磨刀石和箭杆一样平直；以诚信义气感动人神。即使有椒房中的外戚受到宠幸，也不接受他们曲意逢迎的话；即使有身边亲近、受到宠爱的宦官，也不听取他们姑息迁就的言辞。宫门四面都庄严肃穆，开辟而不关闭，接待进谏的人而不使其有所忌惮；始终战战兢兢，不忘戒备恐惧。这是因为想要长久享有上天赐予的福禄，又担心自己反而成为后世贤圣驱除的对象。况且我听说，害怕危险的人常能平安，忧虑灭亡的人往往能够长存。假使拥有国家的君主能够在安定时不忘危险，那么宗族本支百代都能长久保有荣华、福祚和名位，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又何必忧虑自己会成为后来者的驱除对象呢？【“防”字原文疑误】传记中有这样的话：“狂妄之人的话，明智的君主也应当加以察考。”又说：“士人树立功业、实行品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吴起贪恋官位，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杀死妻子以求得将位，这是极其不孝的行为。”但他在魏国时，使秦人不敢向东进犯；在楚国时，使三晋不敢向南图谋。曾参、闵骞，确实是孝子，却不能早晚离开父母，难道肯挺身而出、不惜一死，跋涉于危险之地吗？【“防今”原文疑误】如今大晋正承受天时运数所授予的命运，其齐圣之美可以与有虞氏相比，而吴人仍不臣服，反而称帝，私下归附于此，这也是国家的耻辱。陛下如果确实想招致像熊罴一样勇猛的将士和专心一意的臣子，使他们在淮水之滨奋扬威势，震慑降服蛮荆之地，就应当广泛咨询、博采众议，广开贡士的途径，推荐隐居山林的人，推举贤能才俊，征召任命并加以考试，不是俊杰就不要任用。如今台阁的选举堵塞了耳目，九品中正访察人才，只问中正官的评定；所以取得上品的人，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权者的兄弟。两种情况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出身贫寒门户的才俊，怎么能不被埋没呢？【“防其三曰”原文疑误】从前田子方赡养老马，于是困穷的士人知道自己应当归附谁；何况身处天下广阔的土地，站在天下最正的位置，施行天下宏大的教化呢？从前贤明的君王和圣主，没有不赡养老人的。老人很多，未必人人贤能，不可能全部赡养，所以把三老当作父亲来侍奉，是为了彰明孝道；把五更当作宗族长辈来尊敬，是为了彰明敬意。孟子说：“敬爱自家的老人，并把这种敬爱推及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幼儿，并把这种爱护推及别人的幼儿。”如今天下虽然已经平定，但华山南面还没有放牧马匹的群体，桃林之下也还没有停息的牛群，这是因为吴人尚未臣服的缘故。因此，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天下百姓都在期待新的政令，【“▯”字原文疑误，应作“愿”】希望陛下思念子方的仁爱，念及犬马效劳，思考以帷盖之礼报答功劳，发布仁慈惠爱的诏令，广泛实行赡养老人的制度。第四条说：法令、赏赐和惩罚，没有比诚信更重要的。古人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何况以恩惠养育人民，以义理役使人民，怎么可以不以信用来施行呢？我从前担任西郡太守，接受州府下达的己未年诏书：“羌人、胡人道路遥远，只应招募那些乐意出行的人；不愿意的，不要强迫。”我接到诏书后，立即宣扬恩德，广泛招募，向他们表明赏赐一定兑现；得到应募者的姓名后，就逐条上报征讨西方之事。至于晋人，自然可以差遣挑选壮丁，依法征调；至于羌人、胡人，如果不把恩意告知晓谕他们，他们就不会愿意渡过金城河前往河西。过去每次兴兵渡河，从来没有发生变故。刺史郭绥劝导统帅有方，又深加奖励激励，并许诺给予厚重的报酬；因此所招募的人感念恩德、贪求赏赐，终于建立功绩，功劳列为第一。如今州郡的督将都已经接受封赏，羌人、胡人的健儿有的封王，有的封侯，却没有得到评定功劳、叙录功勋的待遇。晋文公尚且不肯贪取原地而失信，齐桓公尚且不惜割让土地而背弃盟约，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第五条说：从前周、汉兴起时，树立亲亲之恩，建立德业；周朝凭借五等爵位，汉朝有分封山河、共同守誓的盟约。等到它们衰败时，神器被重臣夺取，国祚转移到他人手中。所以灭亡周朝的是秦国，并不是姬姓；取代汉朝的是魏国，并不是刘氏。如今国家的大计，是使异姓不得拥有割土专封的封邑，同姓也一并据有连接数城的土地。即使再让诸王后世的子孙彼此兼并，大概也只是楚人把繁弱弓遗失在云梦泽中，却还不能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弓。至于神器不转移给其他族姓，也就像始祖之庙永不迁移一样，万年亿兆之后仍不会改变它的名号。大晋的诸王有二十多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国有五百多个。难道要说这些封国都很小吗？那么汉高祖起兵时，尚且没有一尺土地，何况如今拥有封国的人呢？我恐怕有人会说，大晋的皇室世世代代都是贤明圣德之人，而诸侯的后代总是不肖吗？可是放勋尧帝明智恭敬，却有丹朱这样的儿子；瞽叟顽固凶恶，却有虞舜这样的儿子。天下一旦有事，没有不是由战争造成的；无缘无故地大量设置军队，本来就是广泛开启祸乱根源。因此我说，五等爵制并不便利。臣认为可以像前一篇表章所说的那样：诸王应扩大封国，增加兵力，全都派去镇守藩国，使各封国的形势足以彼此接应，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安睡了。臣认为诸侯、伯、子、男的名号都应改易，使封爵制度、俸禄、礼仪等级一概与天下诸侯的成例相同。臣听说，和翻车走同一轨道的车从来没有安全的，和死人患同一种病的人从来不能活下来，和亡国采用同样法制的国家从来不能长存。何况巍巍大晋正要登太山、行禅梁父之礼，刻石书写功勋，流传示范于无穷，更应远远鉴戒前代兴亡，严加防备，使著录政事、奋笔书写时，必定有所记载。过去伊尹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这就是臣私下心怀慷慨激愤、忘却自己轻微卑贱而进言的原因。奏章上呈后，皇帝看了很是惊异，提拔他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最终死于任上。

译武帝将要灭吴，任命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初，羊祜认为讨伐吴国必定要借助上游的形势，恰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为大司农，羊祜于是上表请求留下王濬，让他监管益州事务，加授龙骧将军，并秘密命令他修造船舰，为顺流而下作准备。羊祜整治铠甲，训练士卒，广泛进行军事准备。到这时，他上疏说：“先帝顺应天意、适合时势，向西平定巴蜀，向南使吴会和睦，使天下得以休养生息，百姓都有安乐的愿望。但吴国又背弃信约，使边境战事重新兴起。时运虽然是上天所授予的，但功业必须由人来完成。如果不发动一次大举进攻而彻底消灭吴国，众多徭役就永远不能使人安宁，这也是为了光大先帝的功勋，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因此，尧有征伐丹水之举，舜有征讨三苗之事，都是为了使天下安宁，停止兵戈，使众人和睦。蜀地平定时，天下人都说吴国应当随后被兼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这称得上一个周期，平定吴国的时机又正在今天。议论者常说，吴楚有道义便后服，无礼便先强，这只是诸侯割据时代的情形；如今天下一统，不能和古代同样看待。那些只讲顺应旧道的论说，都没有适合当前权宜之计，所以谋划虽多，决断却应由一人作出。凡是凭借险阻而得以存立的国家，都是因为敌我力量相当，自己足以固守；如果轻重不等、强弱形势不同，那么即使有智士也无法谋划，险阻也不能保全国家。” 蜀国并不是不险要：高山直入云霓，深谷幽深而不见日光，必须束缚马匹、悬起车辆之后才能通过，都说一人据守险要，千人也不能抵挡。等到进兵之日，却根本没有藩篱般的阻隔，斩杀将领，夺取军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直抵成都、汉中各城；各城都像鸟雀栖息一样闭门不出，并不是全都没有战心，实在是力量不足以抗衡。等到刘禅投降，各处营堡也全都寥落解散。如今江淮的险难不过如剑阁，山川的险阻不过如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兵众多于前代，军需储备和器械也盛于往时。如今不趁此时平定吴国，反而再…… 让军队彼此据守，征发的士卒长期困于劳役，天天寻求战事，经历盛衰变化，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应当及时决定统一四海。如今如果调动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并进；荆州、楚地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将军和豫州军直指夏口；徐、扬、青、兖诸州一并进攻秣陵。击鼓张旗来迷惑吴军，采取多种办法来误导他们。以吴国一隅之地，面对天下大军，兵力分散、形势离析，各处防备都很紧急。巴地、汉中的奇兵从吴军空虚之处出击，一处崩溃，上下便会震动。吴国沿长江建国，内外没有可分之处，东西绵延数千里，靠藩篱自守；所面对的敌人如此强大，就不会有片刻安宁。孙皓任性妄为，对臣下多所猜忌，名臣重将不再自信，所以孙秀一类的人都因畏惧逼迫而来投奔。将领在朝廷中相互猜疑，士卒在野外困顿，没有保全国家、长久维持的计策，也没有全心一定的意志。平常日子里尚且心怀离去或留下的打算，兵临城下时，必定有人响应晋军；他们最终不能同心竭力、拼死作战，这是可以预知的。吴地风俗急躁，不能持久，弓弩、盾牌不如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擅长的。一旦进入吴境，长江便不再是他们可以凭借固守的屏障；退守城池，就会舍弃长处而陷入短处，而官军长驱深入，人人都有建立节义、奋勇效死的志向。吴人在自己的境内作战，有凭借城池固守的心理。这样看来，大军不用超过一个时节，攻克吴国就一定可以实现了。皇帝深深采纳了这番意见。咸宁年间，淮南相刘颂在郡中上疏说：“臣过去任河内太守，临行辞别时接受诏命：‘你所说的都是重要事务，无论大小都要多次上报。我常苦于事务繁多，有时不能全部答复，不要因此疑虑。’臣接受诏命之日，喜悦和恐惧交集，更加想着竭尽自己，以此忘却自己的鄙陋，像萤火、烛光一样增益日月的光辉。到郡后，草拟所要陈述的事项如下，只是还来不及上奏，恰逢臣遭受上天降下的惩罚，卧病困顿多年。现在谨封缄上呈前面所说的事项。臣虽然才干不足以治理国家，言论浅陋且多有违失，仍希望陛下垂察，使臣的忠诚经过圣明鉴察，不要和普通案牍一样一概弃置。如果其中有足以采纳的，希望能对国事略有补益。”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开启疆土来支撑百世，封建皇亲外戚，全部使他们出镇藩国。这难道不是出于公正之理吗？建立完整的封国制度，从此诏开始形成，超越秦、汉、魏氏的局限，接续五帝、三代中断的遗迹，功德遍及四方，光辉流传后裔。如此巍巍盛美，三皇五帝般的君主大概也会感到惭愧。为什么呢？他们是顺着自然条件而成就此事，与在制度断绝之后重新创立它不同。即便如此，把年幼的皇子封在吴、蜀，臣愚昧的考虑认为仍未尽善。吴越之地轻捷剽悍，庸、蜀之地险峻绝远，这些地方正是变乱祸患容易发生、风尘之事容易兴起的地区。况且自从吴国平定以来，东南六州的将士轮番戍守江表，这是当前最大的祸患。又有内地军队出外守边，使吴人产生不自信的心理，应当得到一位强健有能的诸王前往镇抚，使内外各自安定于原有状态。孙氏建立吴国时，文武各级官职多仿照朝廷；一旦吴国灭亡，这些人便和普通编户百姓一样，不知道自己承受了怎样的再生之恩，又因灾难困苦逼迫自身，认为失去了土地，因而心怀不安。如今若让年长的诸王临治其国，按照才能授予职任，文武官员一并叙用，士卒和各项徭役不出本乡；求取富贵的人可以在国内实现愿望，内地军队得以分散，新建立的国家安定，双方都各得其所，这是对事情有利的。应当选取同姓诸王中年满二十岁、才干较高的人，分别封王于吴、蜀；因为要让他们离开近地而就任远地，所以应分割土地，规模加倍于旧制。至于迁封原有封地、任用年幼诸王，须等皇子长大后再派遣君王前往，也不算晚。当前急需的土地和交替任职的年长君主都能得到，这是合宜的。臣所陈述的封建之事，如今大义已经提出；但其余各项事务倘若有足以采纳、可以参入而共同完成制度的内容，所以也一并列举本来事项。臣听说，不畏惧危难和悔恨的祸患而愿意献上自己的见解，是尽忠之臣；愿意听取逆耳之言、甘心接受苦口劝谏，是济世之君。臣有幸遇上一个不避讳言论的时代，虽然曾经抗疏陈说、泛论政体，却还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见解和对得失的看法说尽，只是徒然承受恩宠，与普通人没有不同。

译臣私下惭愧自己没有尽到忠诚规劝的责任，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答陛下，谨把所见列陈如下。臣实在不敢自信自己的话一定正确，只求不隐瞒心中所想，把这作为报答陛下的节义。万一其中有足以采纳的，便是使臣在余生中获得新生；如果全都荒谬妄诞，那也是国家的福气。希望陛下抽出半日空闲，垂察臣所说的话。臣恭敬地想，陛下虽然应天顺人，飞龙腾起而登上帝位，是开创基业的君主，但所处的时代实在是衰乱之世。为什么呢？汉朝末年逐渐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政事荒废、众人离散，终于导致动乱灭亡。魏武帝凭借经略才能，拨除烦乱、治理乱世，同时整肃文教，积累数十年，到延康初年，才达到官吏清正、下属顺服、法令开始大行的局面。到了魏明帝、魏少帝时，奢侈淫逸、骄纵放任，已经是将要倾覆危亡的君主。然而他们在内大肆修建台榭、沉溺声色享乐，在外面对三方英豪和强敌，事情却能办成，过失也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依靠前代积累的基础来成就功业。不过法令、礼制、政事和刑法确实已经逐渐衰败了。自嘉平初年起，晋朝基业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其间经过多年，虽然刑戮屡次施行，剪除凶恶之徒，但留下的人都承受了时势给予的恩惠，并没有违犯法令。泰始初年，陛下登上帝位，所服用的车马，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若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有句话说：‘膏粱子弟的性情很难匡正。’所以说：‘正当衰乱之世，处在这样的时节，天地间的秩序刚刚确定，四海人心洗涤更新，正是整顿纲纪的时候。’然而陛下仍认为任用人才要因时制宜，法令宽缓自有原因；这种做法积累已久，与汉、魏初年不同。三祖兴起，改变了朝代的格局，不能一开始就用严格法令约束臣下，这确实是合乎时宜的。但在施行政务、革除世俗弊端的过程中，本来就应当逐渐走向公正之途，法令严正、威权果断，一天天趋于整肃。这就像行船，虽然不能横渡急流，却会逐渐朝着所要去的方向前进，最终能够渡过。逐渐建立防范，发展到今天，就可以说开始有了政绩。然而自泰始以来将近三十年，政治功效和美好政绩仍没有达到圣明的期望。各种事业没有比过去更加兴盛，以陛下的明圣，尚且没有扭转衰世的弊病，成就初建基业时的盛隆，传给后世，难道不会令人忧虑吗？想来臣的话，难道不会稍稍触动圣心？至于顾念万载之…… 事理有两端：天下是重器，一旦安定便难以倾覆，一旦倾覆便难以恢复。所以考虑后世的人，必定要把眼前的政务治理精当。政局安定，遗留下来的事业便能使数代人蒙受其利。如果当世的政务和遗留下来的风范功烈不能惠及后代，即使树立亲属、建立封国制度，也等于没有建立，后世只能独自依靠智力来安定大业。若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即使经过不同的时代，忧虑和责任仍会追究到陛下。将怎么办呢？希望陛下把当今政务治理好，树立不可拔除的形势，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的忧患了。圣明之人不是世世都会出现，后嗣也不一定贤能，这是天理的常态。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凭借形势而不单凭个人；凭借形势，就是诸侯封国，凭借个人，就是郡县制度。郡县制度能考察小的政务、治理具体事务，却使大的形势危险；诸侯建立国家，近处或许多有违失，但长远的谋虑却稳固。圣王只考虑始终的弊病，权衡轻重的道理，包容局部的小违失来取得大的安定，这样才足以巩固内外藩屏，维系镇守九服。周武王是圣主，周成王是贤明继承人；但武王并不依赖成王的贤能才广泛封建诸侯，是考虑到要使制度流传无穷。况且善于谈论当今的人，必定要在古代找到验证。唐尧、虞舜以前，典籍残缺，事情难以详考。到了夏、商、周三代，便一同建立明德之国，并随着兴王而显扬亲属，排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开国承家，作为屏藩来保护帝室，使国祚延续长久。近的有五六百年，远的将近一千年。到了秦氏，废除侯国而设置郡守，皇族子弟没有分得一尺土地，孤立无援，秦二世便灭亡了。汉朝承接周、秦之后，混合采用两者制度，前后两个时期各有二百多年。考察其封建制度没有被废除，虽然有强弱不相称、制度错乱、不能完全适合实际的地方，但追究其衰亡原因，往往在于同姓诸侯失去职分，并不是诸侯防备得太强。过去吕氏作乱，幸亏依靠齐王、代王的援助，才使社稷安宁。七国叛乱时，梁王抵抗他们，最终平息了祸难。从此以后，中央削弱、夺取诸侯的威权，诸侯只能收取租税俸禄，严重的甚至只能乘牛车。因此王莽得以专擅朝政，施行奸谋，倾覆天下，使毒害流及百姓。光武帝重新兴起，虽然分封、树立子弟，却没有建立成套的封国制度，国祚也未能延长。魏氏承接汉朝，禁闭亲属，幽囚子弟，因此神器很快倾覆，天命转移到陛下这里。国祚长短的应验、祸福的征兆，都可以从这些事情中看见。况且魏氏虽然正位居体，面南称帝，但三方还没有归服，正朔不能施加到那里，实际上仍有战国彼此相持的形势。大晋兴起，宣帝平定燕国，太祖平定蜀地，陛下消灭吴国，可以说功业上达天地，土地广过三王；车船所能到达、人迹所能达到的地方，都成为臣妾。四海大一统，从今天开始。应当承接这些大功勋汇聚的局面，趁陛下盛明之时，开拓疆土，使同姓亲王都得到封王，建立万载长久的安定，使后世永远延续。臣又听说，国家有任用贤能之臣便安定，有重权大臣便动乱。按照王制，君主立太子以嫡出而不以年长，立嫡子以年长而不以贤能，这是事理中不可改变的原则。可是贤明之人极少，不肖之人极多，这本来就是天理常态。事物同类相互求取，感应而来，也是自然规律。因此昏暗的君主在位，重权大臣就充满朝廷；贤明的君主临朝执政，任用贤能之臣便各居其职。任臣和重臣，都是掌握国政、作出决断的人，但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原因是什么呢？重臣凭借君主所给予的资助来树立私党，任臣则凭借所受的权力来尽心为公。尽心为公，是政事的根本；树立私党，是动乱的源头。由此推论，太平的日子便少，动乱的日子便多，政教逐渐衰败，想要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又不只是如此，即使命运不佳的后嗣承受先哲留下的基业，得到中等贤能的辅佐，如果国家的根基树立得不深，没有坚固的辅助力量，那么所谓任臣也会转化为重臣。

译为什么呢？国家如果有可以倾覆的形势，掌握权力的人就会受到猜疑，众人相互猜疑，便难以自我信任；甘心接受死亡，并不符合人的常情。如果根基已经深厚，藩屏强固，即使安置年幼的君主、赤子般的幼主，天下也不害怕；过去所谓的重臣，如今全都会反过来成为忠诚的任臣。为什么呢？形势没有危险，内心便不会互相猜疑，忠诚能够彰显，不会被邪念惊动。圣王知道贤哲不能世代相传，所以建立彼此牵制的形势来驾驭臣下。因此五等爵位既已排列，臣下无论忠诚还是怠慢，都共同竭尽节操来奉事君上；群臣和诸侯既已建立，后代君主无论贤能还是鄙劣，也都能得到同等保障，国事便如同有了契约一样可以无忧。况且国家根基如果稳固，所任用的大臣即使贤能，政事也能得到治理；其次委任中等才智的人，也足以使国家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形势稳固，容易维持。既然如此，建立封国如果完全合乎道理，就没有什么方向不可行。因此周王室从成王、康王以后直到宣王，宣王以后直到赧王，其间历经多年，朝廷没有著名贤臣，而宗庙没有倾覆，是诸侯在维持它。所以说：为社稷考虑，没有比建立封国更好的办法。邪正、逆顺，是人心所依附服从的。如今的封置，应当审慎衡量事势，使诸侯遵循义理行动，同仇同愤、共同奋发，让他们的力量足以维系京邑；即使有人包藏祸心、受邪念驱使而起事，也会因孤立无党，所得到的凭借不足以独自有所作为。不过，要使这些方面齐备确实很难。陛下应当同通达古今、善于认识事势的人深入共同筹划建立诸侯的道理，使诸侯君主以自己的国家为乐，国中的臣下以君主为荣，朝廷和各处都能流布恩泽，福祚传延无穷；上下同心，爱护国家如同自己的家庭，视百姓如同子女，然后才能保有、承受上天的禄命，同时辅翼王室。如今诸王所分的土地，都比古代诸侯的封地大，但君主轻视自己的爵位，臣下以自己的职位为耻，没有安定下来的志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法制与郡县相同，没有建立封国的制度。如今的封置，应当使诸王一概遵循旧章，完全依照古代典制。然而人心总是依恋常规，不到十年，喜好和厌恶不会改变，愿望和情感也不会转移。臣愚昧地考虑，认为应当及早创立大制度，暂缓满足众人的期望，把改变安排在十年以后，这样才能使君臣各安其位，荣耀自己所承受的封赐，上下相互扶持，成就藩辅。如今这样做，恰好只会损耗天府的库存，白白抛弃粮食、丝帛等资财，对于镇守国家、保卫皇上的形势没有补益。古代封建制度确定以后，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后来即使是诸侯王的子孙，也不再有一尺土地；这一点是如今的事情不能实行的。如果按照亲疏关系推移，有的废弃、有的树立，那么这就是郡县的职分，而不是建立封国的制度。如今应当预先开辟、安排这些土地，在十代以内，使亲近者逐渐迁居近处；十代以后，近郊土地用尽，然后使亲疏相互维系，不能再像十代以内那样安排。然而分封亲属的事情仍然拖延，天下土地都已充满，时间已经过去数百上千年。如今才开始封建，却把亲疏关系颠倒施行，实在很不合宜。应当重新大规模丈量天下田土，按照方圆里数全部重新分割土地、分配给人，以同姓为王，使亲疏远近各得其宜，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古代封国，大的不过方圆百里；这样之后人口繁盛，境内必然充实，力量足以完备国制。如今即使一个封国周围将近千里，实际力量却很少，不足以奉行国典，所处情况不同，所以应当因时制宜，使事情都适合实际。如今应当让诸王国的国制规模小些，而军队规模多些；但古典中应当具备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只是并非急需的，就逐渐筹备，不能一下子全部设置。要等车辆、铠甲、器械都齐备，群臣才服从；仓库、章程、粮廪已经充实，才营建宫室；百姓已经富足，才设置官司；境内已经充实，才制作礼乐。只有宗庙、社稷应当先行建立。至于境内政务，官员任用人才，除了内史、国相须由天子任命外，其余各职以及生杀决断、粮帛资财、赏庆刑威，凡不涉及封爵者，都可由诸王专断。如今臣所提出的两点，只是事情的大概；没有列出的内容，凡属于这两点范围的，都以此为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如今各封国不过实行一个郡的政务罢了。如果完备古代旧典，就会因为设置官司而办理许多并不需要的事务，用空虚的制度损耗实际力量。至于庆赏、刑罚和决断，如果掌握驾驭臣下的权力不重，就无法威服众人、保卫皇上。因此臣愚昧地考虑，希望让诸侯具备国制的形式但规模小些，具备较多的军队；不过最终也一定要逐步完备。按照如今的实际情形，周朝建立诸侯，使诸侯长久享有自己的国家，与天子并存；远的将近千年，近的也有几百年。汉朝诸王传承国祚直到曾孙、玄孙，人的本性古今相差不远，古今道理本来一致，但国祚长短却相差悬殊，原因是什么呢？是立意根本不同，制度也不同。周朝的封建制度，使国家重于国君个人，公侯自身轻于社稷，所以无道的君主不能免于诛杀、放逐；他们重视兴灭继绝的道义，所以国祚不会灭亡。国君不能免于诛放，群臣便有所畏惧和思虑，后代必定承继，这样国家就不会灭亡。诸侯心怀畏惧，便遵循正道；下面没有亡国，天子便能凭借它，形势自然安定，这就是周王室长久存在的原因。汉朝树立封国、安排君主，国家轻重没有区别，所以诸王失去法度，便陷于罪戮，封国随之灭亡；又不尊崇兴灭继绝的次序，所以下面没有稳固的国家。下面没有稳固的国家，天子高居其上，势单力孤而无所辅弼，所以奸臣得以专擅朝政，容易倾覆大业。如今应当纠正汉朝的弊病，修复周朝的旧制：封国君主即使有时失道，陷于诛杀或绝嗣，如果有最初受封者的旁支后裔，不论远近，都一定承继他的国祚。如果没有遗留下来的同类后裔，就暂时虚设封国，等到皇子中无人可以继承其统绪，然后再建立国家，使封国永不灭亡。班固又说，诸侯失去封国，也像网眼太密一样；如今还应当大大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况且建立诸侯的道理，本来是贯穿盛衰的重大制度；应当确定诸侯的等级，向群臣申明，写入誓书和图籍，刻写在玉版上，收藏在金匮中，放置于宗庙，并由有关官署另行保存。这样即使寡弱的小国也不可能受到危害，何况万乘之主承接难以倾覆的国家并居于其上，自然可以永久处在尊重、稳固和安宁之中，真可说根基深如华山，并成为四方的维系。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把天下安置在自然安定的地方，把大业寄托在稳固成就的形势上，这样就可以没有遗留的忧患了。如今民间缺少有名望的士人，官署没有高才干的人，原因是什么呢？清议不严肃，人们不树立德行，只求行为能够取悦容纳自己，所以没有名士。下属不能专理其职，又没有考核功绩，官吏不能竭尽节操，所以没有高才。没有高才就会有弊病，世间少有名士，后来的士人便没有准则。因此臣考虑建立官吏考核制度并整肃清议。想要富贵而厌恶贫贱，是人的常情。

译圣王非常明白人的情性，知道这种欲望不可能去除，所以把公利和私利统一起来，改变人们追求的途径，使想富的人必须先经历贫困，想尊贵的人必须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便不会自矜，不自矜然后廉耻之心才能振作。守住贫困的人必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操守才能完整；以此处理事务，才能尽心为公。尽心为公的人，最终会得到富贵。因为没有私心的人最后也能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公私之利是相同的。如今想富的人，不必经过贫困便自行求富；想贵的人，也不安于卑贱便自行求贵。公私的道路既已分离，而人情又不可能没有私欲，私利不能通过公道取得，便常常背离公道而横行钻营。因此风俗节操日益衰败，公理逐渐废弛。士人取得富贵，不是通过正当途径。以这种情形治理国家，小有成效尚且难以期待。不过教化衰败已经很久，很难在一朝一夕恢复；加上世人放纵奢靡，经营欲望和其他士人相差无几，混然一体，庸常行为彼此相似，也不能一下子就严厉整肃、区别升降太过。况且教化也不必要求人人尽善，善行就在压制那些尤其奢侈的行为之中，仍然要区别其中过分者：让那些不明白适合自身情性的享乐之人，减少其显赫荣耀，使其很快处在不光彩的地位；让那些约束自己、保持清白朴素的人，得到节俭德行的报偿，位列清要官职之上。把这两种道路分开，使各自都有所得。不过如今风俗放纵、普遍奢侈，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整肃。所以臣私下考虑，希望先从渐进做起。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而君主极少一人，和天上的太阳一样。因此不是通过垂听政事就能全部阅览的。所以圣王施行教化，只掌握要领罢了，把具体事务委托给臣下，不让事务牵累自身。职分已经确定，便不再亲自干预。并不是害怕太阳西斜仍然勤劳，也不是被贪图安逸的忧虑牵制，实在是政体本来应该如此，也是形势造成的。为什么呢？筹划创始之初，要预先辨明是非、区别能否，非常难以考察；既然已经施行，依据成败来区分功过，就很容易识别。容易识别的在于考察最终结果，难以察知的在于创始之初。因此君主常处在容易考察的阶段就会安定，臣下不处理困难的创始事务就会导致混乱。如今陛下每每精心处理事情的开端，却忽略最终考核，所以群吏考虑事务时，心怀成败的恐惧，轻视实际而粉饰文辞，以躲避眼前的责罚；这正是政绩没有达到完善的原因。如今君主若能经常处在容易考察的阶段，掌握要领来驾驭臣下，那么臣下的功罪就会在成败的征验中显现，无人能逃避应得的赏罚。这样罪过不能遮蔽，功劳不能诬罔。功劳不能被诬罔，有能力的人就会受到鼓励；罪过不能遮蔽，违抗怠慢的行为就会日益肃清。这是治理国家的大略。臣私下思量，陛下的圣心本意在于追求尽善，害怕政务有违失，所以精心处理事情的开端，以求不出差错。又因为各级官员中能够胜任职务的人少，所以不把事务委托下去，宁愿自己忙到日昃。臣愚昧地考虑，如今若想达到尽善，就更应当考察最终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心处理开端很难核验。况且群官多不能胜任，也应当把事务委托给他们，使有能力的人能够取得成功，没有能力的人能够显露失败。失败显露出来，便可以罢免；功劳成就，便可以继续任用。这样以后，贤能之人常居职位来把事情办好，昏庸低劣之人不能凭尸位素餐来危害政务。如此坚持不止，胜任职务的人就会逐渐增多，经过数年稍久，各官署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这是考察才干、核验实际政绩的最重要事务。如今君主不把事务交给臣下、等待结果，反而和臣下共同筹办事务，开始时功罪难以分清；臣下不能专心办事，任官时间又不长，所以能否无法区别。拿什么来验证呢？当今士人，当然不全是贤能，也当然不全是疲弱无能；然而如今要举荐一个忠臣贤者，不知道应当奖赏谁，要追究一个失败负罪者，也不知道应当惩罚谁。等到有人被免退，只说他犯了法，却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被升擢进用的人，则只说他资历累积和社会声誉达到要求，却不是因为实际功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当今政事就没有达到圣明期望，这就是明证。陛下驾驭法令、治理政事将近三十年，而功效没有日益更新，过失究竟在哪里？古人有句话：琴瑟如果不协调，严重时就必须更换琴弦。臣所说的这些，确实是政体的常理；但古今时宜不同，所处情势也不同。陛下即使还不能完全实行等待臣下办成事务的道理，也可以把事务大都委托给下属；至于如今必须奏报御前的事务，应删去不急迫的，使重要事务能够得到精审，大概可以减少三分之二。古代六卿分掌职务，冢宰作为长官。秦、汉以来，九卿各自执掌事务，由丞相总领。如今尚书裁决制度，各卿只承办既成事务，按照古制而言，这是对重大事务并不需要的。可是如今还不能削减合并，可以把许多事务交给外寺，使他们能够专门办理；尚书负责总领，像丞相一样，只对立法创制、生死裁断、除名流徙、罢免退职等重大事项，以及涉及度支的事务，由台阁奏请处置。其余外官事务，都由各自专断。年终，台阁只考核功劳、核对簿籍而已。这是让九卿负责创办事务的开端，作出裁断后交尚书施行。尚书主管赏罚，按照这种形势，必定会更加考核成事与非成事，而不只是掌权者亲自办理。如今亲自掌管事务的人，动辄承受上下各方造成的过失，便不能再把罪责归给下属；年终没有建立功绩，也不知道应当责罚谁。监察官司依照法令举劾罪过，狱官审理弹劾务求事实，执法官吏依据供辞、谨守条文，大体虽相同，但到了实际施用时，监察官和司法、法狱官的职责应略有不同：狱官只求事实，法吏只守条文，监察官则希望举发重大问题而略去细小过失。为什么呢？细小过失是为了防止疏漏、错误和荒谬妄诞，而这些本来是人情必然会有的；如果全都用法律追究，朝廷内外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立足，这就是所谓想治理反而造成混乱。因此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举大纲而使纲目疏简；举起大纲，所收罗的范围就广，网眼疏一些，小的过失必然有所遗漏。所收罗的范围广，施政就不会苛细，这是治理政事的要领。可是自近世以来，担任监察官的人往往大纲不能振举，却对防范小过失一一举发。防范小过失本来不足以危害政事，反复举发反而使防范更乱。大纲不能振举，豪强便横行；豪强横行，百姓便失去安居本业。这就是把紧急事务放错、把施政重点颠倒的原因。如今应当命令有关官署改变一贯的政务，使天下得到良好教化，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君主不应当沉溺于琐碎细密的案件，而应当责成臣下举发强横、揭露特别严重的罪恶；只要一心尽公，危害政事的奸恶自然会被擒获。那些犯下大奸、危害政事、扰乱百姓的人，往往出自富强豪富之家；他们势力足以使人畏惧，财货足以诱惑人，所以长官顾忌其势力而停笔不举，下级官吏放纵奸恶；又害怕主管官司不肯举发，便织成细密的罗网，专门搜罗、纠防小罪，使奏劾接连不断，表面上好像完全出于公心，实际上扰乱法令、使是非不明，其中的弊病已经很明显了。这不仅对政体没有益处，还会因此更加损伤清议。

译古人说过：‘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又说：‘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又说：‘不重复同样的过错。’这些话，都是说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只要没有达到危害政事的程度，就都属于天网有所遗漏的范围；所犯过错严重到极点，然后才是王法必然加以诛罚的情形，这是举发罪过时衡量轻重深浅的大原则。所以君子可以保全美德来把事情办好；不善之人则必须杀戮，以此警戒众人，这就是施政中诛罚和赦免的准则。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既然不能完全没有过错，如果因为小的瑕疵就废弃其人，动辄用法律绳治，便有愧于清明时代。为什么呢？虽然犯过有轻有重、差别很大，但在士人君子心中所受的责罚不同，而名称却没有区别，于是不守法度的人便能借用这个名称来自我比附，迷惑众人的听闻，借助名声扰乱是非，凭借势力取得所谓正理，所以清议更加受损。凡举发过错、弹劾违失，本来是为了整肃风俗、整顿世教；如今反而举发小过，清议更加衰败。因此圣王深知人情、通达政体，所以说：‘不要因为一个小过失遮蔽大的德行。’又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又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所以古代帝王戴冕而垂前旒，塞耳以充纩，意思在于对善恶的报应只追究最严重的部分；这样法令简明而不遗漏，大罪必然诛罚，法禁才容易维持。为什么呢？说法律只应针对特别严重的罪犯，却谨慎搜罗、纠察细小过失，这和把犀牛、豹放在大道上，却禁止在角落里捕鼠盗窃有什么不同？古人说过：‘大斧刑戮不用，刀锯却天天损坏，这不能算作治理政事。’这说的是重大事情缓慢处理而小罪急于追究。时政中的过失，少有不属于这一类的，陛下应当反过来寻找这些问题，才会得到真正应当办理的事务。权宜制度不能永远不变，政事违背时宜也不能固守以求安定；这说明进攻和守成的方术不同。百姓虽然愚昧，但愿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是因时势而发；既然有缘由而产生愿望，就不能夺去它；事情的变化不同于从前，时势便不可违背。明圣而通达政体的人，响应时势非常迅速，来不及等到下车，就能行动而符合事机，大大得到人心。过去魏武帝把天下分隔开来，使服役的人和户籍各在一方；既是形势所需要，也有意委曲采取权宜之计，以应付一时的事务，并非正典。然而这种做法拖延到今天，积年累月仍未改变。百姓虽然亲身承受其困苦，私下却没有产生怨恨，实在是因为三方还没有完全荡平，大家也知道当时还不能谋求安息。因此甘愿服役如同归家，把险阻看得像平地一样。等到吴国平定之日，天下都希望安静，而东南二方六郡的士兵、将士和武吏仍戍守江表，有的还要为京城运送漕粮；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庭分离，全都更加不得安宁，又不习惯当地水土，运输和劳役辛苦困顿，还都有死亡的危险，这种形势不可能长久，应当对此大加处理，以符合天下人的愿望。魏氏造成的错置徭役，也应当改正旧制。这两件事各自都合乎事理，然而百姓感恩怀德、歌咏生活安乐的情形，一定会比现在多十倍。自董卓作乱到现在将近一百年，四海百姓辛劳困苦，遭逢祸难已经到了极点。天下六合混同统一，始于今日，百姓盼望安宁，并不是虚妄的愿望。不过古今时宜不同，所处情势也不同，确实不能希望完全遵循过去，放下武备，让马牛休息。但如果能使承受各种徭役的人不出本国，军备只为应付战事而准备，那么他们的乡土实在可以治理。即使不能完全这样做，只要把道理贯彻到底，也可以使三分之二的事务安静下来，官吏和劳役不出千里以内；仅仅如此，天下所受到的恩惠已经不可估量。政务有许多方面，世事中没有完全合乎道理的地方，很难全都用一篇奏疏列举；提纲挈领，关键在三条：政务想要安静，安静在于停止徭役；停止徭役在于无为。仓廪想要充实，充实在于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业在于平籴。施政想要显明可信，显明可信在于选拔贤能；选拔贤能在于官员任职长久。使官员长期任职并不困难：依照资序任用，除非才干确实适合其他职位，不得任意调转，以完成其考核期限，政事就会办好。平籴已有成法，尚未完备的地方可以继续补足，那么粮食就会积聚。无为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减少兴作劳役的辛勤，抑制那些表面有益、实际上有损的事情；如果做到这样，天下就会安静。这三件事一旦实行，虽然还不足以使教化深厚，但足以获得有余的安定。王者的利益，在于使天地自然产生的财富得到增长，农业就是这种财富。所确立的原则如果用于这件事，确实有功效和益处。倘若有妨害农业的事情，都应当停止；这就是那些看似有益、实际上有损的事情。不过如今天下自有不得不办的事务，有的所费功力很少而救济作用极大，眼下虽会造成少许废弃，但从长远计算终究大有益处。农业事务有十百倍的利益，有些妨害在开始时看似并不紧急，最终却会成为大患，应当预先加力堵塞其渐进之势；如黄河、汴水将要合流，沈莱如果能够妥善治理，那么徭役也不能停止。诸如此类，确实是不得已而必须办理的事情。事情有缓急，权衡计策有轻重；除非接近上述情形、可以按照这类事情作为准则，否则不可轻易兴办，其余事务都应以安静、停止为务。然而能够妥善计算轻重、审慎权衡是否合宜，知道什么可以兴办、什么可以废止，实在很难做到。不是具有上等智慧和远大才略的人，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开创基业的美好功勋，在于为后世垂示统绪，使后代蒙受遗泽，能够安于已有的安定；即使后代昏昧，也仿佛明智，即使愚笨，也仿佛有智慧。拯救世道的功业，实际在于以良好教化为要务，在于使国家安静。至于修饰官署以及各种兴作劳役，只要一味追求常规、造成过度损伤，不担心不能兴办，这些都是将来不必等待陛下便会自行发生的事情。至于仰仗前代留下的基础、依靠日月般长久的国运，实在在于用遗风维系人心，用余下的功烈扶助危弱；如今却辛劳于不必要的事务，来损伤所凭借的基础。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哪一件应当优先办理呢？希望陛下稍稍施恩，转变思虑，详细选择安定国家的办法，那么大义就完全了。世人的私下议论，暗中把陛下比作汉孝文帝。臣认为圣德的高低盛衰，将来要看后世，不在当今。为什么呢？陛下飞龙腾起、凤凰翱翔，应合时运登上帝位，已经有开创基业的功勋了；扫灭强大的吴国，征服南海，又有这一功勋；以天子的尊贵身份，亲自实行平民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孝顺节俭的德行冠绝百王，又有这一功勋；履行义理没有细小疏失，举动都合乎法度，又有这一功勋。如果能把当代政务治理好，建立坚固的藩屏，使晋朝长久存在，后世仰望、瞻察遗迹，把功劳和事实同商汤、周武王相比而同样隆盛，那么汉孝文帝又哪里值得称道呢？臣说这些，并不是臣下惯常用来夸奖君上的虚浮套话，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用来资助安定的道理还没有尽善，恐怕良史记载功勋时，不能长远充分彰显您的宏大美德，那就太可惜了。不过不能让那些懂得政事的人参与圣上的思虑；经过几年稍久，最终一定会有所成就。愿陛下稍加察看臣所说的话。

译东晋元帝当时是琅琊王，居于江南。并州刺史刘琨、冀州刺史段匹防上书说：“臣听说，上天生育万民，给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让君主承奉天地、治理百姓。圣帝明王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天地不可以缺少祭享，所以委屈自身来奉祀天地；知道百姓不可以没有主人，所以不得已而登临君位。国家遭遇时艰，藩屏之臣就忧惧而安定它的倾危；郊庙祭祀有所废缺，宗室贤哲就继承并延续祭祀。因此能够弘扬久远的风教，巩固万世基业。自三皇五帝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臣刘琨、臣段匹防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恭敬地思量，高祖宣皇帝开创宏大的天命基业，世祖武皇帝于是创建统一的华夏，三代相继光大，四位圣君承继先轨，恩惠可与有虞氏相比，国祚比周朝还长。自元康以来，艰难祸患接连兴起；永嘉年间，灾祸和凶气更加昏暗，帝位失去控制，皇帝远行而死于丑陋的异族之手。国家的危急，就像系在帽带上的旒饰，幸赖先帝先后的德行和宗庙的神灵，皇帝继承并重建旧有基业，能够明辨而承受上天所授的重任，敬慎聪明，身体力行，天资聪慧如玉，幼年便显露出金声般的美誉。很早就振作起来，丞相主持纲纪，百官辅佐治理。四海都盼望中兴的美盛，众生都怀有获得休养生息的希望。谁知上天还没有悔改所降的灾祸，大灾接连而来，国家尚未忘却危难，寇害又随即兴起。逆胡刘曜放纵军队侵扰西都，竟敢肆意驱使犬羊般的部众，凌辱侵害天子之城。臣等奉表出使归来，又接到消息说，西朝在去年十一月失守，主上被幽禁劫持后又沉没不知所终，虏廷所据的神器流离失散，再次遭受荒逆之辱。臣每次阅览史籍，观察前代记载，像这样厄运到了极点的情形，古今从未有过。只要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凡是有气息的生灵，没有不叩心捶胸、屏息哀痛，走在街巷中号哭的，何况臣等三世承受恩宠，位列三公九卿之司！接到这个消息，惊惶失措，精神飞越，既悲伤又痛惜，五情失去主宰，在北方边境举哀，远近上下都泣血。臣刘琨、臣段匹防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听说，昏暗与光明交替运用，否塞与泰通相互转化；天命尚未改变，历数自有归属。有时多难可以巩固邦国，有时深重忧患可以启发圣明。齐国曾有公孙无知之祸，而小白后来成为五霸之首；晋国曾有骊姬之难，而重耳后来成为诸侯的盟主。社稷不得安宁，必定会有人扶助它的危难；百姓将要断绝，必定会有人继承它的事业。恭敬地思量，陛下玄妙的德行通于神明，圣明的仪容合于天地两仪，正当承受改朝换代的时机，继承千载以来的运数。符瑞的出现，是天人相应的征兆；中兴的预兆，也见于图谶和典籍。自从京畿陷落，九州崩溃离散，天下喧扰不安，无所归附，即使是夏代遭逢夷羿、周王室遭逢犬戎，也没有超过这种灾难。陛下抚定江左，完全拥有旧日吴地，以德使人柔顺归服，以刑讨伐叛逆，树立光明威势来震慑不法之徒，凭借大顺之道来整肃天下。纯厚的教化已经施行，天下土地上的人便都归心；仁义的风气已经畅达，远方之人也踮足企望。百官在上各得其序，四门之内在下和穆肃敬。过去少康中兴，夏人的训诫把它当作美谈；宣王兴起，周诗把它作为美好的歌咏。何况陛下盛大的功勋上达皇天，清明的光辉照耀四海。百姓仰首企望，没有不欣喜拥戴的。陛下声名教化所到之处，谁不愿意成为臣民呢？况且宣皇帝的后代，只有陛下一个；亿万百姓的归属，实在没有第二个人。上天赐福大晋，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室祭祀的人，除了陛下还能是谁？所以近处没有不同的言论，远方没有不同的希望。歌唱的人无不吟咏陛下美善的谋略，打官司的人无不思念圣明的德行。天地之间已经交感，华夏与边裔的情意确实融洽。独角兽出现、连理树生长之类被视为吉祥征兆的事，大约有上百件。衣冠之民和边远荒服之众，不约而同地说出相同的话，动辄以万计。因此臣等敢于揣度天地的心意，顺应华夏的共同愿望，冒死奉上尊号。愿陛下存有舜、禹至公无私的情怀，收敛巢父、许由那种过分矫饰的高节，以社稷为要，不把个人小节置于首位；以百姓的忧患为忧，不把过分谦让当作要务。这样，对上可以慰藉宗庙顾念晋室的心意，对下可以解除天下人俯首盼望的愿望，那么就像使枯萎的嫩芽重新开出繁花，使朽骨重新长出丰满的肌肉，使神人都获得安宁，没有比这更大的幸事了。臣刘琨、臣段匹防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又听说，尊贵的君位不可以长久空缺，国家万机不可以长久荒废。空缺一天，尊位就会因此危险；荒废数日，万机就会因此混乱。如今正处于百王末世，又逢阳九之厄，狡猾的寇贼窥伺缝隙，等待国家的弱点。齐地百姓动荡不安，无所系心，怎么可以废置君位而不加以忧虑呢？陛下即使想要迟疑徘徊，又将如何面对宗庙？又将如何面对百姓？过去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上下震惊恐惧。吕甥、郤芮谋划拥立子圉，对外用来断绝敌人的企图，对内用来安定国内人心。所以说：有了君主就有君主，群臣和睦，爱戴我们的人受到鼓励，憎恨我们的人感到畏惧。前事不忘，是后代的借鉴。陛下的明察胜过日月，没有幽暗之处不能照见，深谋远虑都出自胸中。臣不胜犬马般忧国的感情，等待看见人神共同开辟太平之路，所以陈述自己的诚心，交给执掌事务的官员。臣等各自忝居一方守臣，任职在遥远的边外，不能陪列宫阙，与众人共同观看盛大礼仪，踊跃期待的心情，向南遥望也没有穷尽。元帝起初担任丞相时，任用熊远为主簿。当时传闻北陵被盗掘，元帝准备举哀，熊远上疏说：“园陵既然没有亲自前往巡视，仅凭传闻而来的消息，不能作为定论。况且园陵不止一处，至于所说的侵犯之事，远近吊问和答复的礼宜，应当有主管之人。应该另派使者代理处理。”应当先派河南尹巡视查验，得到确切审问结果以后，才可以发哀。还应立即命将领前往洛阳，修复园陵，讨伐铲除叛逆之类。过去宋国杀死无畏，楚庄王奋袖而起，士大夫们穿戴衣冠相继追赶在路上，军队很快集结到宋国城下。何况这是极其酷烈的巨大耻辱，正是臣子奔走效命的时候。修缮园陵，是最大的孝；讨伐逆叛，是最大的顺；挽救社稷，是最大的义；抚恤遗民，是最大的仁。如果实行这四条正道，天下必然响应，没有人不会归服。过去项羽杀死义帝，世人把这看作罪行；汉高祖为他哭泣，世人把这看作义举。刘邦、项羽的存亡，就在这一次行动。群贼像豺狼一样，却比从前弱小；他们的罪恶叛逆，比山丘还重。大晋受命于天，至今没有改变；百姓在下歌咏叹息，思念圣德。如今顺应天下人心，命令勇猛的将士，先以檄文开路，大军随后到达。威势显赫，声威震动北方荒野，那么对上可以符合西土义士的心愿，对下可以满足海内百姓伸长脖子盼望的心情了。”

译元帝派人携带印板，进授张骏为大将军，从此以后每年使者往来不断。后来张骏派参军麴防上疏说：“东西道路阻隔，已经超过多年。臣早年承受圣德，心中系念本朝，但江东、吴地与朝廷隔绝，朝廷的余泽无法到达。虽然臣竭力修治道路，同盟之国却不加救恤。接到诏书的那天，悲喜交集。天恩光照四方，褒奖尊崇之意深厚，立即任命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雍州、秦州、凉州诸军事。这样的宠遇显赫，万里之外的人都怀德拥戴。嘉美的任命显赫而至，臣衔恩感激，惶恐不安。恭敬地思量，陛下天资聪慧奇异，构建晋室基业，却遭逢国家不幸，播迁到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毁灭荒废之痛，天下都在叹息，凡有气息的生灵都感到悲伤。臣独当一方，职责在于掌握斧钺；边远地区偏僻鄙陋，势力所及远至秦、陇。苻雄既死以后，人们都怀念恢复正统，以为季龙、李期的命运，顷刻之间便会结束，然而他们都相继承袭凶逆，至今已经多年。东西相距辽远，声援不能相接，于是使小虫也敢振翅，四方夷族喧哗。向慕义理的人，反而更想背叛妄行；铅刀般的微薄力量却有斩将建功的志向，萤火般的光亮妄想与日月争辉。所以臣前次奏章恳切陈说，希望合并力量及时讨伐，但陛下安然处在江表，坐视祸败，贪图眼前的安宁，废弃四祖的基业。派遣檄文传布告示，也只是徒然设置空文。这正是臣在荒漠中夜不能寐、在漫长道路上痛心的原因。况且百姓离开君主，渐渐已经历两代；先前的老人逐渐消亡，后来出生的人已经不知道本朝。忠良遭受枭首示众的刑罚，群凶贪图纵横作乱的利益；百姓怀念君主、眷恋故国，日月不断流逝。虽然不时有崇尚义理的人，却畏惧受首领逼迫，只能在穷困的屋舍中哀叹。臣听说，少康中兴，凭借的不过一旅之众；光武帝继承汉统，部众也不满百人；夏朝的祭祀仍得以配享上天，没有失去旧有基业。何况凭借荆州、扬州勇悍的士卒，以及臣本州的精锐骑兵，要吞灭残余的羯人，不过是在掌握之中罢了！愿陛下采纳并推广臣的谋虑，永远念及先祖功业，派司空鉴、征西亮等人乘船沿江、沔水而行，使军队首尾相接、同时到达。” 哀帝隆和初年，寇贼逼近河南，太守戴施弃城出奔。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桓温派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援助陈祐，并且想要收复洛阳。桓温上疏说：“巴蜀已经平定，逆胡已经消灭，时机到来的会合已经出现，中兴安泰的庆兆已经明显。然而人事乖违，多次妨碍王业的谋略，又使两个贼寇同时兴起，海内崩溃离散，黄河、洛水一带萧条，帝王陵寝受到危逼，这就是远近之人悲伤惊惶、为过去的灾难痛心的原因。恭敬地思量，陛下禀有天地自然生成的资质，承继伏羲、神农那种玄妙明朗的德行，如凤凰栖息于外藩，终于龙飞登临皇极。时政衰败之事，都已彻底传达到天听；人情真伪，陛下也全都知道了。因此九州百姓归心，幽远之地的人踮足企望，都思念等待以云罗混网般的力量混一天下。四方边裔确实应当远谋庙堂筹算，大力保存经略，光复旧都，治理华夏，使恩惠之风和阳和之泽遍及八方，使严霜般的威势、凛冽的风威震服四境之外，难道不正是上应神灵的嘉祥、天人共同契合吗？如今江河遥远宽阔，风马牛各不相及，所以归向义理的人接连覆亡，而奉持节信的志士仍然接踵而来，毫不后悔。况且北极星已经回归正位，众星自然仰望；根本既已运行，枝流支派自然迁移，那么晋朝遗民也会欣喜于有所凭依的皇帝德行。群凶妖逆知道灭亡之日不远，便放纵归顺的心愿，形成雷霆般的声势，那么两个小丑的命运，不待诛杀也会自行断绝。” 所以，谋略贵在通达无滞，明智之人崇尚随机应变，坚定如磐石，正是用来成就事业的。若海运已经改变，而大鹏仍不振翅高飞，永远把根基留在南方边陲，使中原神州荒废在龙沙大漠之中，只会让五尺高的儿童都掩口叹息。先王开始经营天下，玄圣把安定天下放在心中，划分为九州，制定九服制度，以中原为贵，把华夏列于内服，实在是因为日影测度以中原为中心，霜露分布均匀，万国戴冠束带，四海来朝归附，所以如此。自从强悍的胡人凌辱暴虐，中华动荡覆亡，仓皇失据，权且寄身于扬州、越地，像虫子弯曲身体等待龙伸展的时机，潜伏盘踞等待风云际会，大概是时运困厄所造成的，并不是道理胜负的结果。然而战乱相隔已经遥远，五十多年过去了，先代旧人相继去世，后来的都是年幼之人，旧日交游停息，声音断绝，积久成习终于成为风俗，于是对本国的希望断绝，安于所寄托之地。每想到此事便为之哀伤，不觉悲叹。臣虽然庸劣，才能不足以周济事务，但如今代理官职、承受空缺，恰好担任重任，愿意竭尽筋骨，为先锋效力，剪除荆棘，驱逐豺狼。自永嘉之乱以来流徙到江表的人，请一律迁回北方，以充实河南，使他们恢复旧业、返回故土，勤勉经营农桑，尽得春夏秋三时的利益；用义理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使文治武功同时施行，诚信与顺服彼此畅通，井邑修治，纲纪大略建立，然后陛下穿戴日月星辰的礼服，振举旌旗，乘坐饰有冕旒和玉銮的车驾。” 陛下穿着朝服渡过长江，那么宇宙之内，谁会不感到万分幸运呢？人情往往只知安逸，很难同他们谋划开创非同寻常的事业；众人对此有所疑虑，恭请陛下发挥深远明察，作出超越常规的决断，拿兴复大业的成效来要求臣，把最终完成大功的责任交给臣。如果这件事办成了，大功建成了，陛下的盛大功勋就可以与前代相并比，周宣王中兴的歌咏也会在当今重新兴起。如果不能成功，那就是臣的罪过；臣将撩起衣裳奔赴镬汤，心甘情愿，毫不怨悔。” 穆帝升平四年，慕容暐僭越称帝。当时对外有王师和苻坚互相侵伐，战事没有停息；对内有慕容暐的母亲扰乱政事，慕容评等人贪婪冒进，政事靠贿赂才能办成，任官不按才干选用，群臣都咬牙切齿。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说：“臣听说汉宣帝曾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吧！’因此特别重视太守这一选任，必定尽力选拔英才；这些人无不从贡士中拔擢，历任内外官职，所以能够以仁德感动猛兽，以恩惠招致各种祥瑞。如今郡守县令有的从平民中擢用，军队将领中有的凭借宠臣亲戚的关系，借助偶然时机取得官位；不仅在州里没有声望，也没有经过朝廷选任，又没有考核功绩、决定升降的制度。昏暗贤明、贪婪懒惰、作恶的人没有惧怕刑罚，清廉勤勉、奉公守法的人也没有爵禄赏赐来鼓励。百姓困穷疲敝，侵夺贿赂没有止境；士兵逃亡，甚至互相招引成为盗贼。盗风败坏、教化衰落，没有人互相纠正约束。况且官吏太多，政务就烦杂，这是历来常有的弊病。如今登记在册的户口还不及汉代一个大郡，却设置齐全百官，又新立各种军号，兼并的官职比过去更重，徒有虚名虚位，废弃农业，使公私都受到驱扰，百姓无法安生。应当合并官署，裁省职务，劝勉农桑。秦、吴两个敌国地处偏僻而占据形胜之地，尚且一时还能任用贤能、舍弃私情，整肃调和伪部；何况大燕历代圣君相继光大，君临四海，怎么可以使美好的政事有所亏损，招致敌寇凌辱呢？”

译邻国有善政，是众人所希望的；我们的政事不修，是他们所盼望的。秦、吴两国狡猾，地处险要，不只是想守住边境，还有吞并我们的野心。中州富足充实，户口相当于两个敌国；弓马强劲，是秦、晋所畏惧的。骑兵如云、奔驰如风，本是国家的常态。可是近来军队赴敌总是错过时机，兵力不能迅速到达，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赋税法令没有常规，徭役征发不合道理。郡县守令每到差发调集之时，无不舍弃越地而选择富足强盛者，首先征用贫弱之家，使留下和出行的人都困窘，没有资财供给，人们心怀叹怨，于是导致逃亡。向上不能供给国家的财富，向下又离开养蚕务农的根本。军队不在于多，贵在能够听命。应当严格制定军队的征发条例，务必先使百姓富足、恢复生业；训练军队，教习作战，使编伍有固定制度；士兵除从军之外，还能经营自己的产业。父兄有登高思亲之情，子弟怀有亲近父母的顾念，即使赴汤蹈火，又有什么不肯跟从的呢？节俭、约省费用，是先王的根本训诫；去除浮华、崇尚朴实，是贤明后王一贯遵守的法则。所以周公告诫成王把节省财用作为根本，汉文帝用黑色帷帐改变风俗；孝景帝宫人不过一千多人，魏武帝宠爱赏赐不超过十万钱；墓葬不起坟，以俭朴率领臣下。这些都是为了节省宫廷享用，以保全百姓的力量。然而后宫妃嫔四千多人，童仆侍从杂役合计又超过十倍，每日耗费的重价达到万金，绫罗纨绔等织物每年还不断增加常规供给。军器不加经营，却专心于奢侈玩乐，使国库空虚枯竭，军士也没有衣被供给。宰相、侯王相继以奢侈华丽互相攀比，风气流行，积久成俗。即使再发布卧薪尝胆的谕令，也不足以改变这种恶习。应当停止浮华而非必要的劳役，严明婚姻和丧葬的条例，禁止断绝奢靡烦费的事情。放出宫中倾国美色的女子，使商人和农民平均承担赋税。公卿以下，都应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赏赐必信、惩罚必行，纲纪肃然建立；做到这一点的人，即使是温猛这样的首领，也可以把他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秦、吴两国的君主，也可以以礼仪接受他们归命。难道仅仅是不再侵扰寇掠而已吗？陛下如果远的不去追慕汉高祖穿粗绨衣的榜样，近的不崇尚先帝缝补衣服的美德，臣恐怕衰败的风气和弊俗也会改入更加糜烂的道路，中兴之歌将没有可以奏响歌咏的内容。况且开拓疆土、兼并土地，不在于只争一座城。要控制戎夷，应当用德行怀柔他们。如今鲁阳、上郡，在重山之外、云阴以北，四百多里之地还没有能够羁縻使其归服。边塞是平定寇贼的根基，如今却孤立、危险、零落，使善于归附内地的人也感到惊骇。应当把这些地方收并于并州、豫州的管辖之下，以临制黄河两岸，沟通漕运，储备粮运，使积蓄高如丘山。加强晋阳的戍守，增加南方藩镇的兵力；战守准备完备，再以千金作为诱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便可以一举消灭敌人。如果敌人派刘送来送死，就在边境等候并截断他，可以使他一匹马也不能返回。这不只是断绝两个敌人的窥伺，也是彻底消灭他们的关键。请陛下明察。慕容暐没有采纳。宋少帝在位时多有过失，范泰上密封奏事极力劝谏说：“臣听说陛下有时在后园，颇为练习武备，宫中擂鼓击鞞，声音传到外面；在后宫之内滥用武事，在宫禁之间喧哗，却没有听说有将帅之臣统领军队、主持驾驭。这不但不足以威服四方夷族，反而只会使远近之人感到奇怪。近来东方寇贼纷纷扰乱，都想窥伺国家的空隙。如今吴会之地，难道还会超过汉代的吴会吗？关河是国家根本，如今根本已经动摇，还能依靠什么？如果不是水旱造成灾害，就是役夫不停服役；没有寇贼却戒备森严，费用逐渐增多。河南已经不再属于国家，羯人也很难预期能够治理。正因为如此，臣才忘寝废食，冒昧越位进谏。陛下登上帝位以后，把政务交给宰臣，实在同高宗服丧期间不亲政的美德相同；但又亲近狎昵小人，不能避免亲信近习之臣，臣恐怕这不是保全社稷的根本谋略，也不是治理天下的长远之道。君王的话像丝线，发出以后就像纶诏一样贵重；臣下观察君上的言行而受到教化，快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恭请陛下思考弘扬古道，遵循先王遗训，按照事理施政而不滞碍，任用贤能而不要疑惑。这样，天下便会归附于德，宗庙社稷就可以长久。《诗经》说：‘一人有善庆，万民都依赖他。’上天高远却能听见卑下之声，没有幽隐之处不能察知；国家兴衰在人，成败很容易看清。从来没有君上政治清明而臣下百姓却混乱的道理。” 臣蒙受先朝过分的恩遇，又承蒙陛下格外的恩宠，实在想竭尽心力和忠诚，略微报答万分之一；可是如今昏昧衰老已经临身，各种疾病交相发作，眼看就要永远违背圣颜，再没有机会亲自尽忠了。臣只因贪恋这口气尚存，才陈述这些狂妄【▯】之言。陛下如果能够哀怜臣的请求，留心阅览察看，那么臣即使今晚死于地下，到了九泉之下也没有遗憾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 明代杨士奇等撰 治理国家 后魏道武帝时期，刘显土地广阔、兵力强盛，占有朔方以北的地区。适逢他的兄弟之间发生离心，五官掾张衮上奏说：“刘显志向远大而意气高傲，希求非分的愿望，竟然有着与天相参、与地相并、笼罩宇宙的谋划。吴国没有兼并越国，后来就成为祸患。如今正可趁着他内部发生嫌隙，迅速进攻他。如果只率轻装部队独自进军，恐怕会让他逃脱，可以派遣使者告诉慕容垂，请他共同声援；东西两面同时进攻，势必能够擒获他。然后总括天下英雄，安抚远近各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不可错过。” 明元帝永兴二年，张衮又上疏说：“臣本是庸常之人，志向没有特别的操守。适逢太祖承受天命时运，天地刚刚开辟，臣参与在战争烟雾初起之时，奔走于改朝换代的机会，像鸟托身于邓林、鱼寄身于大海，于是承受恩宠，荣耀兼及内外。陛下龙飞登临九五之位，仍让我参与顾问，臣不曾有所隐瞒，真诚之言多如尘山露海。如今旧病长期不愈，气力虚弱衰顿，上天将因罪责惩罚臣，使臣填没沟壑。然而臣如犬马眷恋主人，怎敢不把话说尽？如今中原虽然平定，九州还没有统一；西面有不肯宾服的羌人，南面有违抗命令的敌虏，岷山、蜀地风俗不同，辽海之地信仰各异。虽然上天生就明圣的君主，使其乘时拨乱，但要因势利导、安抚各方，实在还需要经营筹划。机会稍纵即逝，功业在于人的谋划。愿陛下扩大崇高明睿之道，充分推广仁德之心，使揖让与干戈同时施行，文德与武功一并运用，那么太平的教化、康乐的美盛，就会在今天重新兴隆，不只是前代才有。过去子囊将死时，还寄言要筑成郢都；荀偃临死前辞别，遗恨仍在齐国。臣虽才能低劣，怎敢忘记从前的志愿？即使死后魂魄有知，也要在黄泉土地下结草报恩。泰常元年，晋朝刘裕讨伐姚泓，水军从淮水进入黄河，想要逆流向西进军，向魏国借道。魏国群臣都认为不能放任敌军通过，应先发兵截断黄河上游，不让刘裕向西通过。” 明元帝准备听从他们的意见，博士祭酒崔浩说：“这不是上策。司马休之等人在荆州扰乱，刘裕早已对他们咬牙切齿。如今姚兴已死，姚泓又软弱，刘裕乘他们危亡之际进攻。臣观察他的意图，必定想进入关中；他是刚强急躁的人，不顾后患。如今如果堵塞他的西行道路，刘裕一定会登陆向北侵犯。这样一来，姚氏没有事情，而我们反倒遭受敌军。现在蠕蠕正在内部入侵，百姓粮食又缺乏，不能发兵。如果发兵南下，北方寇贼就会进攻；如果回兵救北方，东州又会危险。不如借给刘裕水路，放他向西进入，然后出兵堵塞他东归的道路，这就是所谓卞庄刺虎、一举两得的形势。即使刘裕获胜，也必定感激我们借道的恩惠；即使姚氏获胜，我们也没有失去救援邻国的名义。即便刘裕取得关中，那里距我们遥远而难以守住；他守不住，最终仍会成为我们的土地。如今不劳烦兵马，只坐看成败，让两虎相斗而收取长久利益，才是上策。为国家筹划，应当选择有利的事情去做，难道要顾念婚姻关系，报答一个女子的恩惠吗？即使国家放弃恒山以南，刘裕也必不能调动吴越兵力来同官军争夺河北，这一点是明摆着的。” 第二年，晋朝齐郡太守王懿投降魏国，上书陈述计策，说：“刘裕正在洛阳，劝魏国派军队截断他的后路，那么刘裕的军队可以不战而胜。”奏书送上后，明元帝认为很好，问博士祭酒崔浩：“刘裕西征，前军已经到达潼关，事情将会怎样？依你看，能成功吗？”崔浩回答说：“过去姚兴喜欢培养虚名而没有实际作用，姚泓又患病，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亡，兵精将勇，依臣看来，必定能攻克。”明元帝说：“刘裕的武略比慕容垂怎样？”崔浩说：“刘裕胜过他。”明元帝说：“试着说说其中情形。”崔浩说：“慕容垂凭借父祖世代为君的资本，生来尊贵，同族人归附他，就像夜蛾扑火一样；稍微借助依凭，便足以建立功业。刘裕却从寒微之家挺身而出，没有凭借一尺土地的资本，也没有依靠一个士卒的力量，奋臂高呼，消灭桓玄，向北擒获慕容超，向南摧毁卢循等人；晋室衰微之际，他终于掌握国家政权。刘裕如果平定姚氏后返回，必定会篡夺他的君主，这种形势是必然的。秦地是戎夷杂居兼并之地，是虎狼之国，刘裕也不能守住。风俗不同，人情难以改变；想把荆州、扬州的教化施行于三秦之地，就像没有翅膀却想飞、没有脚却想跑一样，不可能做到。” 如果留下部众守卫那里，必定会给寇贼提供资助。孔子说：‘贤能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除去杀戮。’如今秦地这样难以治理，短短一两年间，难道是刘裕所能做到的吗？况且我们只需整治戎装、束紧铠甲，休养百姓、守备边境，等待他返回。秦地最终也应当归国家所有，可以坐在那里守住。”明元帝说：“刘裕已经进入关中，进退不得；我派精锐骑兵南下袭击彭城、寿春，刘裕又怎么能够自立？”崔浩说：“如今西北有一个寇贼尚未消灭，陛下不能亲自统率六军。兵众虽然强盛，但将领中没有韩信、白起、长孙嵩那样的人；他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却没有进取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臣认为等待他，并不算晚。”明元帝笑着说：“你估量得很审慎。”崔浩说：“臣曾私下评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奏说明：王猛治理国家，是苻坚的管仲；慕容玄恭辅佐少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刘裕平定叛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 世祖神䴥二年，朝廷商议攻打蠕蠕，内外朝臣全都不想出兵，保太后坚决劝止皇帝，皇帝都不听。只有太常卿崔浩赞成这个谋略。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人便让黄门侍郎仇齐推举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来劝说世祖：“今年是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年；岁星侵犯月亮，太白星位于西方，不可以出兵北伐，必定失败。即使取胜，也对皇上不利。”群臣又一起赞同张渊等人说：“张渊年轻时曾劝苻坚不可南征，苻坚不听而失败；如今天时、人事都不协调，怎么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皇帝心意不能决定，于是召见崔浩，让他同张渊等人辩论。崔浩诘难张渊说：“阳代表德，阴代表刑，所以日食时修德，月食时修刑。君王施用刑罚，大的就在原野陈兵，小的就在市朝执行。战争征伐，是施刑中最大的一种。这样说来，三阴之年用兵，正合于以战争修刑的道理。岁星侵犯月亮，是别国发生饥荒、百姓流亡的征兆，应验在其他国家，远期是十二年。太白星运行在苍龙七宿，在天文方位上属于东方，并不妨碍北伐。”张渊等人见识鄙俗，志意浅近，被小术数所牵制，不能通达大体，很难同他们谋划长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