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四

译张浚论述东西两面牵制敌人，上奏说：‘臣仰承陛下极其重大的委任，不敢吝惜性命，希望能够报答万分之一。只是臣虽然愚昧，并非不知道坐守江淮、谋求眼前安定，可以避免罪过。但臣每每思考在东方牵制敌人，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敌人在关陕集中精锐部队，东方空虚，如果不趁这个时机设法扰乱他们，观察人心的变化，却坐等敌人调回军队、合力进攻两淮，臣私下恐怕国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近日上奏山东海船利害，也不是敢于冒昧行事，而是想先张大声势，在海州一带屯泊，招收壮勇，窥察战机；这样或许可以使敌人有后顾之忧，使人心容易离散，不能深入。这同束手不做、等待敌势壮大相比，是有差别的。臣年老多病，难道还会侥幸求取万分之一的功名吗？只是因为承受国家深厚恩德，早晚思考，不忍只为眼前计策而行，以致酿成后来的祸患。伏惟陛下圣明度量高远，洞察战机；如果认为臣的忧虑有可采纳之处，就请求特别赐下亲笔处分，命臣坚持办理；否则，也请求明确告谕臣，使臣遵守。伏乞圣上慈悲特别赐予明察，臣不胜幸甚。’ 张浚又上奏敌情以及从海道进取等事，奏说：‘臣详细查考，敌人向南进军的部队，最近在灵璧、虹县一带出动；返回宿州、南京的约有数千骑兵。虽然他们奸诈手段层出不穷，真实意图难以估量，但总的说来，精锐部队大多在陕西，宿州、亳州、南京一带不过四万多人，颍昌、襄城也不过两万多人。近来听说他们又发布文榜，想在三月和八月趁草木茂盛时来窥伺淮南。臣推测，敌人如果没有西北方向牵制的忧患，那么今年秋收以后，集合大军图谋进攻淮甸，是合乎情理、毫无疑问的。臣日夜思考对付他们的办法，私下认为敌人的兵力和实力一向强大，如果不是出奇制胜、攻击空虚，乘他们没有防备，使各处都产生顾虑巢穴的心思，那么排斥击退敌人的功业就不容易实现。臣从去年冬天就已经具奏请求采取东西相互策应的行动，并同原镇江都统张子盖反复筹划。当时负责的将佐、派遣的船只、招募的忠义之人，计划已经基本确定。只是张子盖卧病数月，福建的海船又超过期限没有到来，致使川陕军队独自承担一面，错失这次战机，实在令人叹息。如今敌军疲弱，已经不同于往日，而百姓思念宋朝一天比一天深，山东敌情的虚实可以坐等观察而推知。’ 三月以后，南风顺畅，正是海船出发的时节；趁着山东人的奋发之心来办这件事，就可以有所图谋了。’臣恭敬地奉到二十三日的处分，命臣以逸待劳、观察敌人的破绽再行动，臣敢不遵奉吗？臣愚昧地认为，淮河一带的大军应当务必稳重持守，唯独海道进取的行动不能不赶快办理；否则敌人将无所顾忌，到了秋高马肥时，便可以驱使胁迫蕃人、汉人，任意施展他们的作为了。请陛下加以谋划，天下幸甚。’张浚又论述牵制敌人的事宜，上奏说：‘臣等错误地承受重大委任，早晚都感到恐惧，思考如何报答万分之一，何况事情关系到利害，一旦错失战机，后悔就来不及了。臣等不敢隐瞒沉默、观望等待，以致辜负陛下的知遇。伏惟圣上慈悲，特别加以鉴察。臣等私下认为，用兵的事情必须依靠谋略取胜。古人用兵，敌人出动我们就防守，敌人退归我们就进攻。所以晋悼公三次出兵，楚国便不能同他争衡；汉高祖采用辕生的计策，出兵宛、叶来分散楚军力量，最终在垓下取胜；诸葛亮在祁山用兵，连续多年多次出兵，最终使魏国困顿。王朴的安边策略也说：‘防备东方，西方就会受到扰乱；防备西方，东方就会受到扰乱。’在往来奔走之间，就可以知道敌人的虚实。敌人的兵力和实力即使强大，也必须从左面制约、从右面牵制，乘其弊病，然后才可以图谋取胜。’ 如果想拱手袖手旁观，任凭敌人制定命令，即使侥幸得到眼前的安宁，最终也一定会留下祸患。何况如今敌势凌厉、事情受阻，难道还有能够暂时安宁而不采取行动的道理吗？臣等奉命以来，私下想到正值财用匮乏、兵力疲弱、百姓困苦、民力衰弱之时，本应审慎选择险要之地，以防守为主；但办事贵在顺应时势，按理也不能固执拘泥。考察今日形势，有些事情不能只以“不做了”了之。臣等私下听说，陕西吴璘的军队，不到几个月，已经同敌人大战了两次。臣等认为，这一点不可不深思。假如敌人在西面得志，那么气焰必然更加炽盛，便会胁迫控制蕃汉诸部，聚集军队于边境，逼迫我方臣属，事情本来就难以处理。假如敌人万一遭到失败，那么其形势必然分崩离析，上下离心，防备敌人便不可错失时机。假如敌人留下军队屯驻防守，企图用这种办法困住我们，那么拖延到经年累月，变故就会层出不穷。这样看来，敌人的胜负以及长期相持不决，其中都关系着重大的利害。倘若坐视不管，把忧患留给将来，恐怕不是正确的计策。臣等愚见，想先派遣水军，突然从海道出击，以动摇山东；再命张子盖驻兵于盱眙、楚州、泗州之间，李显忠驻兵于寿春、花靥之间，积蓄锐气、休养士卒，以观察形势变化，先立于不败之地，使敌人疲于奔命，连首尾都无暇顾及。见到有利时机就进取，知道困难就防守，同时暗中派遣忠义之士，与中原方面结盟约定，其中的机宜和防备，还是有可以筹划的。敌人听说我军重兵逼近边境，那么它派往关陕的精锐，又不敢立即召回，人心忧虑顾忌，必然产生疑惑。而我军驻扎在德顺的将士，知道我们有牵制敌人的行动，将士们的情绪，谁会不振作起来，更加坚定战斗的意志呢？假如皇天悔过而不再降祸，敌人的衰弱形势完全暴露，那么豪杰纷纷响应，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陛下从容乘坐六龙驾车，亲临建业，竭力谋求恢复故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议论此事的人有人说，敌人如果再次倾尽全国之力而来，我们将怎样应对？但请看完颜亮谋划了十年，一旦率领十万大军深入我国境内，自己身死，军队逃散，士卒、战马和物资损失极多。即使完颜亮复生，也一定不能在今日再次率领全军出动。何况葛王北面有契丹的骚扰，西面有陕右的敌人，军队分驻各州郡，处处屯守，他不能立即率全军再次前来，已经很明显了。如今我方诸军长期驻扎淮河上游，耳目所及，斥候侦察本来就清楚。[疑字]万一敌人冒昧前来，小则率众抵抗防御，足以遏制其锋芒；大则收拢军队、清空野外，以等待有利时机。这些权宜措施本来都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且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损失。

译臣仰想到太上皇帝夙兴夜寐、日理万机，为了百姓委屈自己，而敌人的计谋却多种多样，始终不肯自行改变。太上皇帝恭敬地承受天命，率大驾顺势出动，凶恶的首领随即陨命；上天保佑有德之人，已经可以看见，而太上皇帝又亲自把国家重器交给圣子。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太上皇帝托付的重任，感慨祖宗王业的艰难，忧恤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念及金人带来的仇恨和耻辱之大，没有一天不放在心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实在不可忽视。臣等心中有所见解，倘若隐瞒不说，那么欺骗上天、辜负君主的罪过，即使死了又怎么来得及补救呢？只是臣等才智见识浅陋短少，哪里敢自以为正确？伏望陛下默运深谋，特赐裁决处置，臣等将不胜荣幸。孝宗时，起居郎胡铨进献前代故事说：隋文帝接受北周禅让，命贺若弼平定江南，擒获陈叔宝。此前，贺若弼请求防守长江，每当防守部队交接换防，必定集中到历阳，大张旗帜；陈人以为大军到来，等知道只是防守部队换防后，陈军便又散去，后来不再防备。到了这时，贺若弼率大军渡江，陈人没有察觉，于是平定了陈国。臣听说兵法说：“出兵要采用诡诈的方式；又说，军队要靠奇谋取胜。”什么叫诡？变化欺诈层出不穷，用计谋夺取敌人，就叫诡。贺若弼请求防江，防守部队交接时必定集中到历阳，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奇？出其不意，使人无法测度，就叫奇。贺若弼率大军渡江，陈人没有察觉，就是这种情况。中原采取正道，外域采取诡道；中原凭正道取胜，外域凭奇谋取胜。采用正道的常常不能得志，采用诡道的常常能够得志；凭正道取胜的常常很少，凭奇谋取胜的常常很多。这就是从古到今中原屡屡被外国欺凌的原因。建炎戊申年，敌人请求讲和，声称要率领百万军队在河北用兵，起初没有窥伺维扬的意图。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竟真以为敌人不会袭击我们。后来敌人率精兵一万人直扑扬州，而汪、黄二人安坐中书省，根本不知道敌兵已经到来。一天之内，皇帝乘六龙车驾仓皇奔逃，几乎没有逃出虎口。自靖康以来直到现在，共四十年，敌人没有一次不是采用诡道、没有一次不是凭奇谋取胜，而我们始终没有醒悟。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前面的教训，就是后来的借鉴。臣私下听说道路上的传言：敌人用讲和来麻痹我们，暗中派军窥伺；有人说敌人制造了许多战船，要从海道进兵；有人说敌人把粮食储存在边塞，准备从偏僻道路而来。虽然未必可信，但是贺若弼防守长江时，防守部队必定集中到历阳，正是前事可以验证的教训。敌人的计谋，怎么知道不会就是这样呢？陛下前些日子果断下诏，说和议决不可能实现，有见识的人都受到鼓舞，认为陛下圣明神武、深谋远虑，洞察敌情，如同蓍草和蔡草占卜一样准确。近来边臣派遣兵官孙造往返于边境，疲于奔命，最终也不能探得敌人的真实意图；敌人屡次误期、违背约定，也可以从中看出来。臣希望陛下坚守前日“和议不可实现”的诏令，努力修明政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像越国谋划灭吴那样行事，那么社稷幸甚，百姓幸甚。虞允文上奏说：“臣奉到元降指挥，受命考察访问有关事宜。臣根据吴璘以及各处的侦察报告，多说敌人派使者督责陕西监军哈希，又增派军队，必定要争夺熙河、秦凤、泾原三路新近收复的州县。这也是事理上必然如此。蜀地士大夫多认为，今年防秋的官军分兵戍守，都在新边数百里以外，地方广大而兵力稀少，敌人入寇的道路不止一条，与去年守卫蜀地关口险隘的情形大不相同。万一敌骑奔驰冲击，或有敌人渗透漏入，那么官军远在他处，来不及救援，而内部又没有防御的准备。有人想退守蜀地旧疆，臣私下认为不对。敌国内部正在混乱，驻在中原的敌兵不多，哈希不过是签发各州百姓充作军队罢了。人人都有不得已的心情，却没有长期训练、必定取胜的战斗能力，又有什么值得深深畏惧的呢？三路土地取得很难，放弃却可能很容易，那么新近归附的百姓必然大失所望。将来进兵深入时，还凭什么责成西部百姓怀抱希望并响应我们呢？”臣见已同吴璘商量处置办法，拘收姚仲的军队和马匹，另行编立阵队，并训练兴元的义士以备任用；又在成都府等路搜集勇猛强健的士兵，以等待紧急时调发。臣的愚见，却担忧巩州这一座城还没有攻下。因为腹心之患尚未除去，到了深秋敌寇到来，就必然妨碍战守两方面的安排。臣再三写信给吴璘，而吴璘的意见也同臣相合。近日他分出中军士卒二千人，派他的儿子吴挺前往，刚抵达城下，敌人认出这是官军，全城都震动骚扰。就在当天，有四名甲士在白天用绳索从城上缒下，详细说城中粮食空虚，众人都有哀求投降的意思，约定早晚就可以收复此州。这样，官军便可以全力据守险要，确实可以解除西顾之忧。等到巩州的守军到达，臣当另行具陈具体事宜，上奏告知，伏乞陛下明察。虞允文又论述今日形势有可以作战的条件，上奏说：“臣愚昧无能，不足以担当当世之用，误承陛下召用。对于今日的形势，有许多不能完全了解，谨慎地广泛询问、博采众议，希望多少有一点补益。如今我国同敌人的关系，也不只是古人所说的中原与四夷之间有内外、首足之分而已。女真与我国，是真正不共戴天的仇敌，对此必须报仇，是天地间的大常理，也是《春秋》的大义。自建炎以来四十年间，天下有口的人大都能谈论此事，不需要臣再逐条分析说明。最为切要的是，群臣士大夫说：‘陛下英武沉毅，判断敌情、制胜取胜，仿佛出于天授；而敌国君主昏庸无能，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这是第一条可以作战的理由。徽宗、钦宗二圣禅位授受的德行上达天听，而金人的篡夺弑杀之祸接连发生；天命不会有两个，第二条可以作战的理由。敌国内部众叛亲离，有骨肉相互攻伐的祸患，而我国四境之内没有盗贼聚众作乱的忧患，第三条可以作战的理由。中原百姓都思念祖宗的恩德，身在敌境，心向本朝，第四条可以作战的理由。自前年金人用兵以来，中原豪杰没有追逐天下、争夺功名的心思，却率领众人归附内地；如今他们都住在我国边境，聚集成村落市镇，舍不得抛弃祖坟和田产离去，第五条可以作战的理由。’

译朝廷自从收复陕西三路，获得了军队、战马、粮食以及有利地势，第六条可以作战的理由。敌国中统领军队的首领完全不懂兵法，所到之处只会轻率交战，而我国仍有老将可以任用，第七条可以作战的理由。敌国去年长期干旱，蝗虫飞舞遮蔽原野，而梁洋、秦凤之间蝗虫没有进入境内，年成大熟，可以由此推知上天的意旨，第八条可以作战的理由。敌人长期强盛，现在应当走向衰败；我国长期衰弱，现在应当振兴，这是天道自然的规律，如今正好符合时机，第九条可以作战的理由。’臣观察天时、人事和形势，确实有可以作战的机会；但朝廷的谋划尚未确定，议论尚未统一，处置也不恰当，还没有真正具备可以作战的条件罢了。如果徒手空拳般贸然作战，那么将来的祸患就会多得说不尽。伏愿陛下同几位大臣反复商议、深思熟虑，把力量全部用在战备上，不要采取因循苟且的办法，这样以后才可以万无一失，天下幸甚。虞允文又奉诏论述进兵讨伐的有利形势、军粮和将帅，上奏说：“臣接到金字牌，转赐臣和王彦御札一封，伏承圣恩，谕示臣说敌势已经衰弱，将来必有可以乘用的机会，命张浚写信给臣等，预先商定筹划。上天开启圣明之才，上天启发深邃的圣心，这是宗社和百姓无边无际的福祉。臣既没有这样的才干，也不担任这样的职务，不能窥见长远谋划；如今奉到明诏，陛下又屈尊垂询，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臣哪里敢没有一点意见来献给陛下？臣私下观察今日天下的形势，难道没有可以乘用的机会吗？敌兵虽然多，但他们的内心已经离散；官军虽然少，但其兵力经常分散。敌心离散固然可以谋取，但兵力分散也还不能因此取胜。这正是几年来楚汉双方的胜负之势所以没有决定的原因。自古帝王谋求统一天下，用兵必有先后、轻重的次序。汉高祖起兵于崤山以东，却未曾同群雄争夺山东；光武起兵于南阳，却未曾让自己有一天停留在南阳；唐太宗起兵于太原，却未曾分出自己的精锐部队去守太原。他们各自根据时机，顺应形势，取得关中，取得河北；这些地方就是天下胜势所在。取得胜势，天下就安定了。其中不过是派一名偏将、一名副将，分出余兵去略取土地，而精锐部队最终合成一个整体，主力稳固，余兵便可以依靠主力而取得成功。这些谋略清清楚楚，都可以考察验证。臣不知道士大夫的议论，认为今日的形势应当先取哪里？今日的军队应当把什么看得最重要？况且从陕州以西到崤山以东，绵延数千里的土地，如果说各路军队一齐进发，击鼓前进，仓促进行一战，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也许还可能做到。然而各军相距遥远，首尾不能呼应；如果稍有差错而遭到一次失败，那么进退都会仓皇，危险和疑惧的议论纷纷出现，一个人的意志也可能无法自保。因为非同寻常的谋略，知道的人少；非同寻常的功业，忌妒的人多。倘若朝廷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将帅之间有人主张进兵、有人主张退兵，那么误国的大计所造成的祸患，将多得无法说尽。近年来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有见识的人认为，谋求恢复故土，应当先确定规模，不能早晨这样、晚上又那样，不能早晨认为对、晚上又认为错。一次胜利不因此欣喜，一次失败不因此恐惧，浮泛的言论不能动摇，群臣的谗毁不能破坏，那么万全之功或许可以建立。如今敌兵在边境上，虽然有时聚集、有时散去，来去无常，却徘徊数月，委曲求和，那么他们虚弱的形势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西路军收复三路后所得的粮食，估计有五六十万；吴璘的军队在德顺，蜀地没有一粒粮食，经过河池；王彦的军队在商州、虢州，蜀地没有一粒粮食，经过上津；如今河南汝州、蔡州、襄州、郏县之间，敌人积存的粮食，不下十几万，又何必担心没有可以凭借的粮食呢？[原文句末疑有缺失或串句]如果官军全力进兵，那么可以攻取汝州、蔡州，或者从商州、虢州出兵直捣河东，或者从嵩州、邓州进兵窥伺河洛。要在敌骑兵力量充实的地方，张扬我军的虚声；在敌军营垒空虚的地方，实施我方的实际行动。这样还有什么攻不克、什么地方夺取不到呢？如果兵力不能集中，臣认为即使攻克了，也一定不能守住；即使夺取了，也一定不能占有。至于诸将的才能，彼此各有长处和短处，应当根据功劳和过失任用，根据廉洁和贪婪加以考察，并多方储备人才以待任用。那些怯懦而只谋求保全自身的人，即使官位显达，也一定要弃置不用；那些勇敢而以国事为重的人，即使地位卑微，也一定要任用。如果只依靠一两个人办事，责令他们进取，那么他们气势必然骄纵，傲慢放肆。我们的行动就会不统一，功业必然不能成功。臣愚昧，希望陛下先同亲信大臣仔细谋划，再对臣的意见审慎研究。议论统一，规模就能确定；规模确定，功业就能建立。这是宗庙和百姓无边无际的福祉。臣冒犯天威，伏在下深感震恐。秘书省正字赵汝愚请求竭力实行自我治理的方针，上奏说：“臣私下想到，祖宗创业是多么艰难，传承二百年，却遭逢兵革之乱，神州沦陷，有见识的人说起此事无不咬牙切齿。陛下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激愤发志，劳苦身心，志在恢复故土，实在是社稷和百姓的幸运。然而臣私下观察天下形势，认为国家同敌人相比，不幸强弱不同，大概可以凭德行攻取，却不容易凭武力夺取。如今兴师动众，击鼓向北进发，从攻取一座县邑到攻取一个州，从攻取一个州到攻取一路，转战向前，这是要用武力同天下争战。敌人没有灭亡，必然会驱使精锐部队同我们争夺；这种形势不夺取到手便不会满足。往年唐州、邓州、海州、泗州的战事就是这样。万一双方智谋相当、力量相敌，长久相持，外部智力耗尽，内部资财粮储空虚，再加上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乘机兴起，那就有极其值得忧虑的地方。陛下不能认为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兵法说：‘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含忍愤怒和耻辱，竭力实行自我治理的方针。应当虚心纳谏，以此辅成德行；任用贤能，以此治理政事；广泛施行大信，以此维系中原百姓团结归附的心；致力于农业生产，训练军队，以此增强根本牢不可拔的形势。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才可以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没有能力，能够使用却向敌人显示不会使用。严格告诫边境将领，使他们不要因为小利而屡屡惊扰边境，让敌人既不猜疑也不恐惧，日益形成骄傲懒惰、苟且偷安的政治。然后观察时机、等待敌人出现裂隙，顺应形势行动，凭借破竹般的攻势夺取敌国，这样用力就容易了。臣所担心的是，将来会有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的人，不衡量事情和形势，暗中窥测陛下的意图，迎合取宠，争相说迅速作战有利。臣愚昧，实在不足以说明胜败的规律；如果敌人反而因此更加恐惧而修明德政，那么陛下所希望迅速实现的事情，反而会越来越迟缓了。臣不胜恳切。”

译参知政事史浩分条陈述弊端，上奏说：“臣于本月十六日午时恭敬领受圣旨，陛下询问臣说：‘前些日子集体议政，宰执中唯独没有上奏章；侍从、台谏所说的意见，哪一种最为恰当？’命令臣分条陈述。臣只是奉行威严的命令，心中震恐，仓促之间不知如何措置。臣私下观察圣上的询问，仰见陛下深远的心意，既已确定宏大的规划，又来咨询群臣的意见，这正是帝王的气度，岂是浅陋之见所能窥测的？臣先前因陛下即位之初，曾陈述今日抵御戎敌的方针，说藩篱不可不坚固，门户锁钥不可不严密。藩篱坚固，内部政事就可以修治；门户锁钥严密，外来的奸细就难以进入。先做好防守准备，这才是良好的方针。至于议论作战还是议和，那也取决于敌人而不取决于我们：敌人作战，我们就作战；敌人议和，我们就议和。议和时不忘记作战，是暂且筹划洗雪耻辱之后的长远办法；作战时不忘记议和，是想暂缓用兵而治理自身。这是估量今年的力量，所以制定一时的权宜办法，并不是已经谋划成熟，也还没有成为定论。只是应当坚守营垒，竭力抵御敌人的攻击冲击，谨慎等待机会来谋求恢复故土。倘若听从浅陋谋士的意见，时常兴起未经训练的军队，敌寇离去便论功行赏以求邀功，敌寇到来便收拢军队、逃避责任，使那些无辜的百姓都成为横死的游魂，图一时痛快，却让万世含怨，把这叫作恢复故土，难道不可悲痛吗？” 然而想到祖宗的疆域长久被异族风俗玷污，祖宗陵寝全都变成荆棘丛生的荒地，作为祖宗的子孙，怎么能忘记这件事而安然度日呢？正应当在名义和实际方面激励志向，使将相公卿都以赏罚来责成其完成任务，假以时日恢复祖宗疆土；进兵要像破竹一样乘势而下，形势顺利如建瓴倒水，这才是吊民伐罪之师，而不是鼠窃狗偷的姿态。这是陛下一向的志向，也是愚臣过去所听闻的。那些侍从、台谏一类人，实在是议论和文章中的精粹，正如兰菊各有盛开的时节，药物和砭石都是良好的治疗手段。他们并不是只会说而不会做，实在值得敬重而不可轻慢。虽然卫国有许多君子，知道国势正在日益强盛；然而楚国有得臣，仍顾虑敌情尚未安定。因此应当训练军队、选拔将领，时时像救溺水、救火一样急迫。臣希望陛下采纳他们所陈述的意见，赶快为此做好准备。臣正值短暂的日光，平素又缺乏长远谋略，姑且以狂妄之辞仰答陛下的清问，希望其中偶有一得，稍微补益万分之一。史浩论用兵的札子说：‘臣昨晚恭敬领受御笔，谈论伪境元帅答复张浚书信的事情，确实如同圣训所说。然而依臣愚见，陛下在政事废弛之后，如今兵力少而且弱，财赋单薄匮乏。如果年年设置防备，敌人声称向东进攻却转而向西袭击，长达千里的淮河、大江绵延的区域，都是敌境，处处需要防备，人人都不能休息。’ 譬如两只老虎共同搏斗，形势不可能两者都活下来；两件器物相互撞击，薄弱的那件先被穿破。如果不趁敌人来犯而稍加思考，臣恐怕从此便没有安宁的时候了。臣观察敌情，敌人也厌恶战争，只是因为本朝时期纵然没有谋略的将领前去侵伐，敌人也不得不来应战我们。若能利用敌人厌战的情绪，乘胜追击败退的敌军，扫清中原，这是一个机会。即使还不能这样，也应当估量我军的兵甲如何、财用如何，攻取应当从哪里开始，防守应当任用什么人，使我们的防备不松弛，力量日益壮大。将来观察敌人的裂隙而行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敌国不可能长久强盛，终有破灭的时候，只应当暂且稍加忍耐来等待罢了。凭陛下英明神武，难道还担心不能得到天下吗？只是考虑到今日兵力尚未强盛，民力尚未复苏，财力尚未充足，却突然舍弃内部治理而经营外部战事，即使取得天下，也还没有看见这样做的好处。应当借此机会缓缓召张浚回来商议此事。臣的见识浅薄，不过如此，不足以仰助陛下的谋划，惟愿陛下宽恕臣。史浩又上奏说：‘臣恭敬看到陛下特意作出英明决断，进兵讨伐山东，以求恢复祖宗故土，并牵制川陕敌人的谋划，臣得以侍奉圣颜，亲自接受圣明的旨意，不胜欣喜。然而臣还有恳切的愚见，不敢隐瞒不说。臣私下认为，听来的传言多说敌兵困顿于西北，不再顾及山东；加上苛刻暴虐的政策相继施行，百姓不堪忍受。王师如果到达，难道不可以不费力就取得山东吗？如果详细考察确实如这些说法，那么吊民伐罪的军队本来就不在于人数众多，偏师一出境，百座城池自然投降，千古罕见的功业，何愁不能成功？万一事实并不完全如听闻那样，敌人仍敢列阵抵抗，遗民还不能自行解脱，那么我军即使人数众多，成功也难以保证。而大军驻扎在外，内部防守先已空虚。我们知道出兵山东是为了牵制川陕，难道敌人就不知道警动两淮、荆襄来解除山东的危急吗？今日的计策，不如告诫敕令宣抚司，凭借大军和水军坚守江淮，控制险要之地，采取不可动摇的方针。等有余力之后，才可以选拔勇猛而守纪律的将领，使他们用奇谋取胜。如果徐州、郓州、宋州、亳州等地依次安抚平定，两淮没有招致敌人进攻的忧虑，然后再逐步调动大军前进。这样进兵有开拓疆土的功劳，退兵又没有劳师失备的祸患，实在是天下最好的计策。’ 山东距离敌人的巢穴有万里之遥，即使敌人不能守住山东，也不会损害其本土疆域。两淮靠近京畿，一座城被敌寇攻陷，全部土地随之沦陷，那么朝廷的忧患就会再次像去年一样。正因为如此，臣日夜忧虑恐惧，睡觉也不能安寝，[疑字]所以为陛下竭力陈述愚见。况且富商巨室没有不想获利的，但商人到远方经商时，大多不肯把大量财物交付给别人。他们认为翻山渡海、寄宿途中，实在无法保证安全；如果把全部财物都交出去，一旦有所损失，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愿陛下留意体察。臣近来误承圣上的慈爱，使臣代理枢密院事务，攻守的大计实在由臣承担责任。伏望陛下明察臣的愚忠，迅速降下裁处。’

译知乌程县余端礼上奏说：‘谋划对敌并决定胜负的方法，有声势，也有实际行动。敌人弱小，就先造声势、后采取实际行动，以震慑其气势；敌人强大，就先采取实际行动、后造声势，以等待时机。汉武帝乘匈奴困顿，亲自巡视边疆，威震朔方，使漠南没有匈奴王庭，这是先造声势而后采取实际行动。越国谋划吴国却不是这样：对外讲求结盟友好，对内修治武备，表面上同文种、范蠡实行和好，暗中在齐、晋结交援助；训练的士卒更加精锐，馈赠的礼物更加周密，因此能够一战称霸。这是窥伺时机而谋取成功，所谓先有实际行动而后造声势。今日的事情不同于汉武帝，却同越国相似，希望暗中设置防备，秘密筹划，观察变化、审察时机，那么机会就可以利用了。’古代利用时机有四种：有利用内部裂隙的机会，有攻击空虚的机会，有乘敌混乱的机会，有承接敌人衰败的机会。趁敌人内部发生祸乱而攻击它，例如匈奴困于三国进攻，汉宣帝出兵，就是利用裂隙的机会。趁敌人有外患而讨伐它，例如夫差被黄池之战牵制，越兵进入吴国，就是攻击空虚的机会。敌国无道，趁它内部离散而兴兵，例如晋国灭亡孙皓，就是乘敌混乱的机会。敌人势力穷困，就跟踪追击其后而逼迫它，例如汉高祖追击项羽，就是承接敌人衰败的机会。时机尚未到来，不能抢先行动；时机已经到来，也不能落后。用这个道理来防备边境，就会安稳如泰山；用这个道理来应对敌人，行动就会像破竹一样迅猛，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不能如愿的。知信州王师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平定天下，虽然不能害怕用兵；保有天下，也不能轻率用兵。二者只有审察形势才可以决定。过去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都在草创艰难中崛起，所以奋不顾身地争取一时的胜负；形势使他们不得不日夜磨砺、搏击进取，以成就大业。天下百姓也厌倦了动乱流离，不惜肝脑涂地，出力辅助上位者，大概是希望一旦功业成功，便能在太平治理下休息。因此留侯劝汉高祖一定要听从那些思归之士的意见，回军平定三秦，并且说：‘百姓的心志已经安定，这是难以轻易用兵的原因。’等到形势已经稳定，人民乐于生存，就不是有万全把握，不能轻率举兵了。’过去宋文帝元嘉年间，宋朝自恃富强，又说：‘河南是我国旧地。’于是蛮横挑衅强大的北魏。当时群臣虽然知道此举不可行，却不敢进言，只有沈庆之进谏而没有被采纳。至于王玄谟等人，都荒诞欺骗，甚至有人听到他的话，便产生封狼居胥山的打算。最终三次大规模出兵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到彦之，第二次是王玄谟，第三次是萧思话。结果使元嘉二十多年富庶强盛的局面化为乌有，淮南千里土地成为赤地，百姓几乎没有留下来繁衍生息，祸患多得无法说尽，这不可不引以为鉴。妄自菲薄，引用譬喻而失当，诸葛亮曾在蜀国深切地谈论过；蛮横挑衅强邻，经营疆域以外的事情，蔡谟也曾在晋国郑重地留下戒训。这两点都是当今应当牢记的。谋划今日恢复故土，不能有一刻忘记恢复的军队，却也不能在一天之内贸然举兵。臣恐怕群臣献计有误，使陛下认为今日可以用兵，所以希望陛下审慎判断形势。祖宗经营二百年的疆土沦入异域，两朝皇帝北行被掳而不能返回，天下人咬牙切齿已经五十年了。有志之士，谁不愿意在死前洗雪这一耻辱？然而时势已经不同，事态已经变化，南北形势已经确定，百姓都眷恋安生；敌人没有必然可以攻取的形势，我国也没有必然取胜的条件。如果一旦开启衅隙，战争接连、灾祸不断，内部力量耗尽，百姓不能安生，变故本来就会很多。过去宝元、庆历年间，正当天下全盛的时候，以中原全部力量对付一个小小的西部夷狄元昊，数年不能解除战事；声威刚刚震动，民力已经困竭，京东、京西的盗贼纷纷兴起。幸亏元昊接受降服和议，没有来得及同他严格争论名分，朝廷便立即委曲求全地依从他，务求使百姓休息、挽救内部。当时朝廷英才贤士满堂，战士多如树林，难道不能趁时乘利来伸张中原的威灵吗？实在是因为形势有不能这样做的地方。如今敌情虽然反复变化、难以相信，但我国既然已经同它订立誓约，犬豕背弃信义尚且会遭受上天降下的灾祸，何况中原是礼义所从出的地方，难道可以自行抛弃信义而开始祸端吗？即使一次出兵就能彻底灭亡敌人，圣明之人尚且会认为这是重大之举，何况以今日的兵力未必能够决定敌人的死命呢？如果敌人自己想来送死，那么我们用来对待它，本来就有正当的说辞。因此臣希望陛下审慎判断形势，不要轻易开启战端，那么社稷和百姓就大幸了。翰林学士承旨洪遵论述制敌定计的札子说：臣曾经认为，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和他的谋臣，在规划和行动方面必定有确定的方略，大都不是抱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态去试行，所以大功告成时，就像符节相合一样，丝毫没有差错。臣冒昧举一两个例子：汉高帝任用韩信，他的志向在登坛拜将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后来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进攻齐国，向南断绝楚军的粮道，向西在荥阳防守，没有一件不符合他的志向。光武帝任用耿弇，他的志向在随驾到舂陵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后来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收复富平、东平和齐地，也没有一件不符合他的志向。汉高祖、光武帝能够采用忠臣的谋略，韩信、耿弇也能相信并坚持自己的主张。大概正是这样，天下后世的人只看见他们功成志遂，却不知道他们早已预先确定了规划，并不是一时偶然成功的。臣私下认为，国家攻守的方针，应当有确定的结论。姑且以两淮来说，在这以前，朝廷督运军粮、运输草料、调集器械，急切地把恢复故土放在心上；等得到金人的谍报，却又仓皇奔逃，焚烧房屋，驱赶士女，采取清空野外的办法。可见今日的议论还没有统一。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地同帷幄中的大臣深谋远虑，凡是用来巩固边防、制御敌人的事情，都预先做好准备，不要依仗敌人不会到来，而要依仗我们已有办法等待敌人。规划确定了，防备巩固了，在紧急关头确实足以取胜。惟愿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译司农卿李椿上奏说：‘臣私下观察《易经》的六十四卦，只有“既济”一卦六爻彼此相应，刚柔相济而位置适当，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状态。因此卦名叫“既济”，但圣人又告诫说“要想到祸患并预先防备”，这是处在安定中考虑危险的意思。《左传》说：“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木梆，来等待暴徒。”这大概取义于《豫》卦。所谓“豫”，就是有准备便没有祸患。臣私下认为，两敌相对，强弱大小，就像下棋有高低之分。棋力高的一方落子，棋力低的一方应对便显得不足；棋力低的一方落子，棋力高的一方应对便绰绰有余。这就可以预料胜负了。然而棋力低的一方如果知道自己的处境，就先下几步；棋力高的一方随后落子，形势便恰好相当了。如果先下的棋步很多，即使棋力高的一方，也会无法取胜。又或者双方棋力相当，而一方能够先下，取胜就一定属于先下者。下棋的人看见对方先下的棋步很多，自料不能抵敌，也就不敢再落子了。两国相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圣人告诫人们为什么重视预先准备。臣私下听说今年春天敌人对我国使者更加无礼，不知道朝廷将怎样防备。伏惟朝廷的谋划和神妙的筹算，必定已有处置，只是不应向外泄露。既然如此，敌人这是在试探我们；朝廷一定已有确定的方略，正在考虑如何应对。’ 侍御史王十朋上奏说：‘臣听说宿州的军队全军退守，观察时势、认识变化，深深掌握了进退的时机。然而那些持异议的小人，平素就同圣意不合，往往幸灾乐祸，倡导浮泛的议论，来动摇大计，离间陛下一向信任任用的大臣。假使他们的说法果真实行，恐怕不是宗社的福气。过去唐宪宗讨伐蔡州，战事多次失利，群臣争相请求罢兵，钱徽、萧俛之流说得尤其明确而痛切。裴度上奏说高霞寓战败退却，宰相猜测皇帝厌恶战争，想赦免叛贼来试探皇帝的意见。皇帝说：‘一胜一负，是用兵的常势；如果军队总是获胜，那么古人为什么还害怕用兵呢？如今只应当讨论将帅是勇敢还是怯懦、军队是强是弱、处置安排如何，怎么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沮丧而破坏既定谋划呢？’于是左右大臣不能从中阻挠，皇帝果断任用裴度一人，最终成就了平定蔡州的功业。臣希望陛下以刚健宏大的心志为主，不要因为小小挫折而自我沮丧，察看小人的用意，不要被浮泛议论所动摇；应当郑重派遣中使慰劳将士，并且命令他们解甲休息，养精蓄锐以等待时机。对于像裴度这样的重臣，要更加委任，以坚定他的心志，不要让持异议的人像钱徽、萧俛之流那样有机会肆意进谗离间。何况陛下今日出兵，是为了祖宗陵寝而举，是为了替徽宗、钦宗报仇而举，是为了二百年的疆土而举，同古代帝王为喜好大功、贪图功名而开边生事，完全不同。’ 陛下把这些事情藏在心中，无论俯仰都问心无愧，小人的异议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遇到机会就进取，知道困难就退守，谨慎修养自身，任用贤能，政事更加修明，军队更加整治，财用更加积蓄，以等待天时和人事的到来，这样就可以了。只是看陛下如何决断罢了。’ 王质上书说：‘臣观察陛下即位以来，起初想要擒获单于献于宗庙社稷，如今却坐困于两个伪帅而不能抵抗；起初想要焚烧敌人的王庭、铲平敌人的营幕，恢复秦汉全盛时期的疆域，如今却连淮南也失去了；起初想要迅速振奋、张扬威势，站到汉武帝、唐太宗之上，如今国家形势却有如南唐那样局促。陛下试着迁想反思，那么平日的施政和举措，是对是错、应当不应当，到这里就可以看清了。使国家富裕有快捷的方法，使军队强大有重要的办法。管仲、吴起、商鞅、诸葛亮、王猛，大略掌握了一点诀窍，都能在数年之内取得成效。现在没有时间赶紧细说，也还不能立即实行。只说虎狼一般的敌人不能守住门户，应当赶快驱逐敌军统帅。敌军北面击败鄂斡的数十万军队，南面击退宿州的七八万军队，不到一个月就取得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庐州、寿州、濠州、楚州数千里土地，这大概不是平庸之人能够估量的。刘宝、郭振之流，都不是他的对手。陛下不要轻信别人说他没有能力，臣往返淮南，早就听说邳州、汴京治理得很好；敌人的舟船知道他们谋划水陆并进的行动，而东面受海阻隔，北面受泗水、清口、颍河的水利条件阻隔，不能完全利用长淮的形势，水陆交通不通，便不敢轻易出兵。’ 敌人几次写信、六七次发布文书，使者往来两三次，轻则削减对我国的礼数，重则丢失海州、泗州，敌人一定要先得到这些地方然后才肯议和。他们的用意就在这里，朝廷如果不深入探究敌情，便认为敌人确实只是这样，仓促之间就放弃这些地方。敌人一旦得到它们，水路交通就便利了：从清口以下顺水可进入满浦，从颍河以下顺水可进入洪泽；我们没有力量守住淮阴、遮蔽山阳，只能退守真州、扬州之间。敌人的舟船得到淮河和运河的便利，骑兵又占据天长、清流的优势，我方真州、扬州的军队凭什么能够立足？敌人来回徘徊，排列军队据守要害而不肯深入，是因为冬季已深、久不下雨，淮水水位低，运河干涸，舟船不能逼近江面；即使取得真州、扬州，也只能在旁窥伺，不能直接渡江，距离巢穴更远，运送粮食更加艰难，又有什么好处？敌人又派人来议和，使使者往返不停，这只是拖延日月，等待春水上涨、运河变深、江潮与闸口相通；那时骑兵便可直驱而来，逼迫真州、扬州的守军，舟船随之进发，逼近真州、扬州的闸口，同我们争夺长江的水运优势。淮西的敌人不能久留，淮东的敌人依靠水利便利，没有粮道断绝的忧患，可以长期坚持。敌人的弊端在这里，我们应当赶快谋求驱逐敌人的策略。完颜亮率领百万军队，长江就在面前，却没有准备好舟船，所以受阻于采石，停顿在扬州。’

译考虑到应当惩戒前日的过失，所以才有今天的行动。如今朝廷有两件可庆幸的事：庆幸敌人没有进来，庆幸敌人自行退去。况且敌人占据地势险要之地，有图谋东南的打算，为什么害怕而不进来？军队已经整装出动，连一道防线都没有受到挫折，就可以坐在那里控制我们的命运，怎么会担心而自行退去？朝廷如果认为敌人本来没有用兵的意图，只是想用威胁来迫成和议，恐怕会拖延观望、疑惑误事，正如臣所料。如今制服敌人的奇策，确实在于荆襄：一路从唐州、[疑字：▯]颍昌进趋汴京，一路从邓州、[疑字：▯]汝州进趋洛阳。过去完颜亮把部众全都集中在江边，吴拱、李道、成闵合计十万军队，端坐在那里防守汉水，却始终不能稍稍牵制敌军后方，反而使成闵仓皇奔回救援，白白耗损了大半士卒的性命。宿州长驱直入、德顺深入敌境时，荆襄空自屯驻数万军队，整日饱食，最终不能出兵进取汴京、洛阳，以分散宿州、德顺的敌军势力，所以哈希得得以专心逼迫德顺，赫舍哩得得以合力击退宿州。如今敌军专门进攻淮南，窥视江面以窥伺国都，又使荆襄的力量虚耗而不予响应，反而强行驱使百姓充丁，逼迫他们守卫江岸，在楼台上举起烽火，在旗杆上架设炮具，修筑营垒并设置女墙，挖掘壕沟并铺设钓板，挖坑陷马，栽桩阻碍船只。这种形势实在可耻。堂堂大国，不制定丈夫应有的谋略，却常常做小孩子的游戏，使敌人见了更加足以轻侮我们，怎么能够显示威严？哈希得的将士部曲，其巢穴大多在河中、富森；赫舍哩得的将士部曲，其巢穴大多在汴州、宋州。汴京、洛阳一有动静，关河就会震动，淮南的敌军回头顾虑后方，势必退兵；如果不退，那么他们内心遥疑、形迹孤立，攻击他们就可以取得胜利。臣不再引用兵法、陈述史传，因为攻击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夺取敌人必定要争夺的地方，这是用兵的上策。自从完颜亮南侵以来，淮东军队在瓜洲战败，淮西军队在杨林受挫，去年又在宿州狼狈失败，只有荆襄军队正好遇到庸劣的刘蕚，屡屡取得对敌作战的利益，士气和全军装备都已齐备。王宣勇猛，赵撙审慎，彼此取长补短，都可以成为良将。宿州战役时，荆襄方面已有牵制夹击的命令，两军受到鼓舞，三军踊跃奋进，后来却制止了他们，众人都面面相觑、惊恐失色。如今敌军以重兵来牵制荆襄，大概也是担心荆襄腹心之地会有[疑字：▯]击；精锐部队多跟随伪帅进攻淮南，唐州、邓州、陈州、蔡州的敌军未必都精锐，他们声称有十多万人，也未必足数。过去汝州、蔡州的创伤使他们有所惩戒，也有忌惮荆襄的意思；我们应当利用自身完整的士气，乘敌人有所忌惮之时行动。如今我荆襄的军队不少于一万人，留下三分之一防守各处要害，其余直接[疑字：▯]击、长驱直进，不仅可以击退淮南的敌军，恐怕还可以乘机成就河南的事业。即使没有取得大功，牵制敌军使其退去，然后再谈和议，言辞也会有气势，礼节也会有骨力，不至于送上丰厚财物派遣使者，却被敌人吐弃而不接受。陛下有这样的奇策而不施行，并不是陛下不知道，也不是陛下不能做到。臣私下料想，只是还没有主持事务的人肯承接陛下的意旨。敌情不加防备，那么灾祸已经发生了。自从张浚没有成事以来，朝廷废弛罢废，一概把谈论军事的人当作扰乱之人；撤去藩篱，关闭关隘，空荡荡地向敌人显示我们什么也没有，又坦然与敌交往而毫不怀疑，所以才导致敌人如此肆意凌辱。如今刀刃已经逼近胸口，火焰已经逼近皮肤，正是在死中求生，按道理应当设法找出奇计，何况此事有必然的道理，有必胜的形势，并不是像前日那样胡乱举动、轻率下注。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就应当从内心果断决定，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既然施行了，又何必吝惜？应当施展牵制敌人的奇策，把它投向敌人无用之地。臣并非不能缘饰巧言、铺陈繁文，然而陛下哪里需要这些？况且臣内心危惧、情势急迫，实在无暇顾及这些，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忠心，宽恕臣文辞简陋，臣就万分幸甚了。户部侍郎王之望上奏说：“臣听说，人主谈论军事，与将帅、宰相所考虑的不同。审察虚实，衡量敌我，运用奇兵与正兵的谋略，制定进攻和防守的计划，使法令修明，威势和信用一并树立，使士卒听命，常常使敌人畏惧我们而轻视敌人，这是将帅的职责。观察时势变化的适宜之处，讲求治理自身的方法，选拔授予将帅，明确信赏罚，采纳众人的策略，采用良好的谋略，而不在是非、同异之间受到迷惑，这是宰相的职责。人主却不是这样，只需奉承天意而已。《乾》卦九五说：‘圣人先于天时行动，天也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行动，便顺奉天时。’连天都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这就是人主之道。《春秋》记载周王，有时称天王，有时称天子，必定在王之前系以‘天’字，是说王者行事必须禀承天意。因此《左传》称帝尧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诗经》称周文王说：‘不必明知，也不必深思，只顺从上帝的法则。’天下的事情，没有违背天意而能够成功的，何况用兵呢？皋陶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都可以施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从用兵以来，有时交战，有时议和，有时进攻，有时防守，议论已经很多了；也有人曾以天意替陛下进言吗？” 国家无论大小，违背天意就会危险；军队无论强弱，顺应天意就能防守得住。因此帝王用兵，必须观察天意。《汤誓》说：‘夏王有罪，上天命令我诛杀他。’我敬畏上帝，不敢不端正地讨伐他。《汤诰》说：‘天道使善者得福，使淫乱者受祸，把灾害降给夏朝。’所以我这个小子要彰明上天的命令和威严，不敢赦免罪人。周武王讨伐商朝，作《泰誓》说：‘商朝的罪恶已经满贯，上天命令诛灭它。’我如果不顺从上天，罪过就与商纣相同。又说：‘上天有明显的法则，它的类别都清楚彰显。’如今商王受自己断绝了同上天的关系，我奉行天意，代替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以商汤、周武王进攻夏桀、商纣，胜负还有什么可疑的？可是他们仍然一定要察看天意，等天意顺遂之后才敢出兵。人们知道汤、武的军队不可抵挡，却不知道其中原因，实际上是上天帮助了他们。上天所帮助的人，谁能抵抗？所以《易经》说：‘汤、武实行革命，是顺应上天而响应人民。’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亲自消灭秦朝和项羽，本来应当以威武自任，但他常说：‘我凭三尺剑取得天下，难道不是天意吗？’他征讨冒顿时，上天显现异象，月亮周围有七重晕圈，汉高祖没有醒悟，结果被困在平城七天。汉高帝知道天意所在，终身不再议论征伐匈奴，汉朝的基业于是安定下来。

译汉武帝采用王恢的计谋，在马邑埋伏三十万军队，以引诱单于入塞。单于进入边塞一百里，几乎被汉军擒获，恰好雁门尉巡边的士卒与敌军相遇，躲藏在亭舍之下。单于攻下亭舍并抓到他，知道汉军有谋略，急忙逃走而得以脱身，说：‘我得到这个尉官[疑字：原文“矢也”]，把他当作上天赐予我的。’唐庄宗做晋王时，在镇州讨伐张文礼，契丹前来救援，晋军在新晋击败契丹军队。这一年，沙河的冰层很薄，敌军都陷入水中溺死；天降大雪，许多人马死亡。阿保机指着天说：‘上天没有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于是带兵撤退。由此看来，敌我此消彼长，或胜或负，事情成功或失败，没有不是由于天意的。周世宗南征北伐，威震天下，军队未曾大肆杀戮便夺取了三关，正乘着破竹般的胜势，认为幽州、燕州不久就可以取得。人的谋划已经很好了，但事情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宋太祖登上帝位后，深深通达天意，虽然平定了各个国家，却始终把北方敌人置于考虑之外，并不是智谋勇力不足。到宋太宗因攻克太原而进军讨伐幽州、蓟州，失利而归，敌人才开始有了轻视中原的心思。到了宋真宗时，敌军终于倾尽全国入侵，发生了澶渊之战。当时太平已经很久，武备没有修治，敌势强盛，朝廷内外震恐；可是上天发出一箭，射死了敌军首领，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 臣请从天意来论说今天的事情：自靖康以后，中原沦陷，皇帝南巡已经三十多年了。谁不想报父兄之仇，收复祖宗的土地，以彰显尧皇帝的圣明武功？当天下乐意推戴之初，皇帝在淮水、泗水之间徘徊，久久不忍南渡，后来逐渐导致维扬之败，于是才临幸江表，建立中兴的根基，难道曾有一天忘记过中原吗？只是时势还不允许。敌人凭借百战百胜的强大力量，竭尽兵力，想要把南方诸夏全部吞并；然而屯聚的军队屡次被我军挫败，最终不得已接受盟约。这并不是因为爱惜我们、想保全我们，而也是因为形势使它有所不能罢了。臣私下观察天意，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不容易相互兼并。我们不能越过淮水向北进取，就像敌人不能越过长江向南进取一样。在东昏侯时，已经渐渐出现违背盟约的端倪，不久东昏侯自取灭亡。敌帅凶暴悖逆，决意兼并天下，气势凌驾风云，兵众如山海；比较双方强弱，实在令人寒心。然而敌人想夺取蜀地，就被困在散关；想渡过汉水，就在襄阳失败；想渡江，就在采石受挫。祸乱从内部发生，一夜之间便化为灰烬；敌人南侵，祸患就是这样。我军数十万人从东西两路并进，难道不能制服敌人吗？守卫疆界，就可以大致安定；谋求进攻夺取，就必然遭受挫败。川陕的军队在德顺被消灭，江淮的军队在符离溃败；我军北伐，祸患又是这样。敌人能够战胜我们，固然没有预先谋划取胜的策略；我们能够击破敌人，也不是平素预定的谋略，都是对方自行败亡，事情出于偶然，好像有鬼神在暗中控制变化。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皇天的意思，不让双方互相侵凌攻伐。况且文臣如张浚，是一世所敬仰的人；武臣如吴璘等将领，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谋划，这些谋划未必都不对，最终却几乎成功而又毁坏，也可以说是天意了。天意既然如此，陛下难道不应当顺承它吗？然而臣所说的顺承天意，并不是一定要说与敌人讲和。和与不和，权力不在我方，怎么能强求呢？如今的计策，是不议和，也不交战，只实行自守罢了。把用于进攻作战的力量转来守卫自己，还忧虑什么不能坚固？先自守而坚固，然后根据时机控制变化，选择有利时机应对。可以作战就作战，作战就没有不能取胜的；可以讲和就讲和，讲和就没有不能长久的。这样做，哪里还会有不妥善的地方？难道要急急忙忙地求着同敌人和好，只为苟且偷取几年安宁吗？有人问：这样一来，中原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呢？臣回答说：孟子说过，成功在于天，努力行善罢了。圣人说祈求上天延长国命，这说明天命本来就有可以挽回的道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修养德行来感动上天，使上天的心意悔恨而停止降祸，还担心什么时候不能恢复中原吗？如果时机没有到，就不能强行作为。唐太宗刚接受禅让即位时，颉利率领近百万人马，最终抵达渭水之滨。太宗只带六名骑兵迎击，挫败其锋芒，并同他订立盟约。太宗对萧瑀说：“突厥人虽多却不整齐，可汗在水的西面，而各部酋帅都来拜见我。如果我假装醉酒把他捆起来，在前面设下伏兵，再以大军从后面追击，取得他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只是我刚刚即位，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安定宁静。如果一旦同敌人交战，双方伤亡一定很多；他们即使战败，也还没有灭亡，便会因恐惧而修养德行，同我结下怨仇，那能抵挡得了吗？”后来听说突厥盛夏降霜，红色的气象弥漫原野，五个太阳同时出现，连续三个月白昼不息，太宗认为这是上天要灭亡突厥的征兆，于是命令李靖等人讨伐。捷报接连传来，太宗对群臣说：“过去国家刚刚安定时，太上皇还下跪向突厥称臣，我常常痛心疾首，想着要向天下洗刷耻辱。今天上天诱导各位将领，军队所向往往取胜，我大概终于要取得成功了吗？”不久，李靖俘获颉利献上，疆界拓展到大漠。当初敌人抵达渭水之滨时，已有可以进攻的形势，太宗致力于安定宁静，放任他们回去，等待他们遭受天怒、罪恶积累到极点，然后一举消灭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当时已经是贞观四年，太宗即位大约五年了。陛下英明睿智、决断明察，不愧为唐太宗；而在仁爱、孝顺、恭敬、节俭方面又超过了他，实在是皇天所眷顾保佑的。如果振作精神，卧薪尝胆，以持久不懈的诚意坚持下去，贞观时期的功业并不难达到。为什么要迟延几年，却急于进取，以至失去万全的利益呢？即使如此，唐太宗仍然不足以作为陛下的榜样。臣请说说舜、禹的事情：有苗不服从，舜便询问禹，命他前往征讨。禹于是宣誓整军出发，但有苗人违抗命令，益便向禹进言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到达；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舜帝在历山耕作，恭敬地侍奉并拜见瞽瞍，战战兢兢、斋戒谨慎，瞽瞍也确实渐渐顺从。至诚能够感动神明，何况有苗呢？禹拜谢这番正确的进言，说：“好。”于是收兵整顿军队；舜便大力施行文德，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之舞。七十天后，有苗便来归服。当有苗违抗命令时，伯益向禹进言，并没有说“应当出兵救援”，也没有说“应当讲习武事”，而是远远引用天道，又称说舜侍奉瞽瞍的事情，认为应当以至和之德感动神明。他的说法似乎颇为迂远空泛。然而禹拜谢正确的进言而收兵整军，舜施行文德而停止远征。七十天之间，有苗自行来归服。天道是可信的，其效验就是这样。

译仰望想到陛下，父亲如尧、儿子如舜，孝慈之德相互融洽，光耀于有虞氏。近来这许多日子，陛下因愤恨强邻肆意骚扰，声势赫然地兴师出兵，这就是有苗不服、舜询问禹而命其出征的情形。文武大臣施展忠诚和力量，奋勇出兵讨伐，这就是伯禹宣誓整军出征的举动。时局不利，敌人更加猖獗，这就像有苗人违抗命令。在这个时候，朝廷中的臣子如果有能够像伯益劝说禹那样进言的人，那么大臣就应当效法伯禹的道义，接受这种正确的进言；陛下应当效法虞舜的仁德，修明文德，把灾祸转为福祉，把失败转为功业。将相同心，内外和睦，导引并迎来祥善之气，以达到至和而感动神明的境界。那小小的敌人，哪有不来归服的呢？至于究竟归服还是不归服，尚且不能预知。但我们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机会，那么属于我方的形势，本来已经有泰山一样的安稳了。陛下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臣自以为圣明，能够蒙受知遇，再次叨扰法从，亲自遇到这位世所罕见的君主。皋陶、益、稷用来侍奉舜的道理，臣不敢不陈述在黼座之前。只希望陛下采纳臣千虑一得的愚见，审慎处理，天下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万日〕 光宗时，周南上奏论说道：“臣听说，把军队的胜负看作国家的强弱，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把军队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根据军队有时不能使用这一点，看出国家强弱的真实情况。自从中原失守以来，我国凭偏居一隅的力量，面对敌人大量军队，在兵力上不如敌人多，土地不如敌人广，财力不如敌人雄厚，已经六七十年了。中间休养军队、安息百姓，近三十年没有出现振兴的迹象，而敌人也不能完全了解我们的虚实，常常过度估计，准备对付我们。所以近来军队刚出动时，敌境也为之震动。等到一败涂地，形势显露、力量屈服，甚至诛杀首先倡议出兵的人，把首犯的首级传送万里，并派使者前去议和。这样看来，积累三十年的休养生息，一出兵便加以破坏，于是造成今天孤单衰弱、不能振作的局面，难道不是因为举动轻率吗？从今以后，世世代代只要有人谈论用兵，必定会遭到唾弃和辱骂；甚至一定会被认为是妖妄荒诞、不祥的人。唉！已经发生的事情，谋划失误确实如此；但谁知道一次出兵考虑不周，也未必就会使我国最终一直衰弱下去呢？假如治理国家的人一出兵便导致终身处在人下，那也太没有办法了。绍兴末年，敌人使我们衰弱得很厉害；后来驻军再次出战而失败，我们又丧失了士气，于是敌人以重兵压迫我们，我们不得不撤除防备而求和，衰弱的形势又比从前更加严重了。” “然而最终还是使尊贵的名分得到端正，最终还是减少了每年输送的币帛，最终还是成为兄弟之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敌人使我国衰弱的地方，只在于出兵而没有功效这一件事；而我国君臣的举措，以及孝宗皇帝的政绩和德行，却像太阳正在升起一样，明白显著而不可欺骗，敌人本来就无法揣测其轻重。臣曾经奇怪宋元帝误听别人之言，北伐不能取胜，便弄得不可收拾。到彦之轻率妄动的过失，固然如此；但假如元帝因此深入考察天下强弱的实情，那么军队损耗也不过是一件事情罢了。自从江左与元魏对立而形成南北朝以来，在百姓生活是否安定、法令是否一定施行等方面，南方远远不如北方的地方还很多。一次失败之后，慢慢考察南北两方从百姓那里征收的赋税徭役，哪一方轻、哪一方重？施加于臣民的刑罚和赏赐，哪一方恰当、哪一方不当？朝廷所收纳蓄养的人才，哪一方少、哪一方多？教化礼乐在民间风俗中的废坠，哪一方得当、哪一方失当？如果能够考察这些，那么即使碻磝、滑台相继失守，急切地处理这些政事，也并非没有再次振兴的基础。怎么能借口军队，一次战败、一次不能取胜，君臣上下便士气折损、意志消沉，甘心成为衰弱的国家，于是再也没有自强的意图，最终达到无法再振作的地步呢？” “即使诛杀王玄谟、到彦之之流，又有什么益处呢？遇到跌倒便更加畏惧，是忧虑；凭借失败而建立功业，是智慧。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往往就在失策之后有所作为。如今的大势，使人只把已经发生的失败推论为最终胜负，那么即使是有智慧的人，又能施展什么巧策呢？只有根据军队有时不能使用这一点，进而认识国家强弱的真实情况，才开始有可以讨论和谋划的基础。” 蔡戡论述议和与作战，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不过是议和与作战罢了。喜欢苟且偷安的人一定说：“议和可以安定。”却不知道和议不能长久依赖；喜欢冒进的人一定说：“作战可以取胜。”却不知道战争不能轻率发动。因此人没有一定的谋略，国家没有最恰当的方策。采取议和，只是苟且安定；采取作战，只是侥幸求胜。这两件国家大事，却如此草率，难怪陛下要夜晚早早穿衣、天晚才吃饭，群臣早晚思考而不能放下。且拿以前的事情来说：议和果真可以长久安定吗？结盟以后，本来应当停止战争、放下兵器，讲求信用、修好关系，为夷夏双方造就无边的福祉，即使卑下言辞、厚重财物也不应吝惜。然而金主前来侵扰淮甸，窥伺长江，人心忧惧，国势危急，幸而上天降下保佑，敌军统帅授首；否则安危的关键还不可知。作战果真一定能够取胜吗？王师所到之处，本来应当长驱进入中原，收复疆土，以舒解祖宗在天之灵的愤恨，即使劳师费财也在所不顾。然而符离之战，大臣没有审察时机，诸将多违背节度，军队整装出发，却丢弃铠甲而回来；幸而敌军势力自行衰弱，凶恶之徒也溃败，否则成败的形势同样不可知。无论作战还是议和，大都草率行事，如果不是祖宗宗庙的威灵、两宫的神圣，德行感动天地、恩惠凝聚人心，哪里会有今天？’

译臣私下认为，今天的谋划应当把作战作为实际任务，把议和作为权宜之计。议和并不是真心议和，必须暗中准备可以作战的力量；作战也不能只是空自作战，应当先准备必胜的条件。作战固然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从中原人心来看，过慢恐怕会失去可以利用的时机；从今天的形势来看，想要过快又没有必胜的办法。臣的浅陋见解就是如此，不得不向陛下全部陈说。臣在同辈官员中，最受陛下亲自选拔，臣感慨激愤，想着以此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臣自从分掌山南军政以来，号称承担重任，但事务权力归宣抚司，兵马隶属于各位将领，虽有管理二千里方面地区的责任，实际上却不能在其中有所作为。臣在听理民事的空闲时间，也不敢辜负陛下差遣我的本意。只是多次花费金帛，秘密询问敌情；凡是能够谈论敌人虚实、中原人心向背以及过去出师得失的人，臣无不委婉诱导他们开口，广泛采集并审慎听取，颇能得到其中要领。臣所谓从中原人心来看作战不能拖延，是因为女真本来只是一个小国，后来兼并了契丹和中原的土地，所拥有的人大多是契丹、中原人的遗民，实际已经没有多少纯粹女真人；后来出生在中原的人，父亲虽是敌族，母亲却实为汉人，他们对母亲一方的感情尤其亲近，违背父亲的教训，骄纵而懦弱，习惯日久便成了本性，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女真人了。’ 女真人从前依仗强盛，欺凌大国，灭尽契丹并登记占有其土地，虐待那里的百姓。契丹人对他们恨之入骨，那么契丹人就不是我们的敌人了；何况中原百姓苦于苛刻的政治，上下离心，每天都怀念圣朝的教化。有人甚至说：‘朝廷难道不念及我们这些人吗？我们是国家二百年来的百姓，却让我们长期陷在敌境，到了这种地步！’凡是有这种情况的地方，探子往往彼此隐瞒身份、互通消息并把情况告诉我们，每每怨恨王师不出。即使先前出兵违反军纪、触犯法度、无所不至，他们也从未怨恨朝廷，只等待王师再次出动，人人自行作战，发誓消灭这个敌人。其中通晓事变的人还说：‘如果按照人数多少来判断，哪里是中原陷于敌人，分明是敌人陷入了中原。’话说到这里，人心如何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趁中原百姓真诚拥戴之心，乘机取胜，万一草野间豪杰兴起，恐怕他们就不再做我们的臣民了。所谓作战不能拖延，原因就在这里。臣前面所说根据当前形势，作战不能过快，是因为战争所依靠的是将领，将领所依靠的是士兵。将领能否胜任，关系到三军的存亡；士兵强弱，关系到一国的利害。因此将帅不能不慎重选择，军士不能不精练。’ 如今所谓的将领，有的从士兵队伍中提拔后突然任用，有的因家世而承袭任职，有的按任职日久逐级升迁，有的因为一句话或一项长处偶然得到任用，却从未听说他们有一尺一寸的功效，或有长期积累的威望足以使人心服、符合众人议论。更严重的，有人懵懂不知军事机要，完全不治理军政，只知道刻薄剥削军人，聚敛钱财，内用来供给厨房和传舍的费用，外用来充作馈赠行贿的资本。凡是能够长期掌握兵权、便利个人谋划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军籍和名册中，虚报和实有各占一半；老弱占一部分，工匠占一部分，俳优占一部分，轿夫、隶卒、胥吏占一部分，冒用假名、虚报户籍的人无所不有。这样朝廷供养一万士兵，真正能够使用的也只有几千人罢了。至于军籍残缺，往往抓来市民刺字充军，他们并非出于本心，只把逃走作为打算。其中有些不安分的无赖之徒，贪图所得，早晨应募，晚上便逃跑；做主将的无法追究，只好任凭他们来去罢了。这样治理军队，将来有什么用处？日后难道不会耽误陛下的大事吗？臣所谓作战不能过快，原因就在这里。臣希望陛下用好言语、厚礼物，在外表上表示和亲；在内部选择将领、整顿军队，修治武备。凡是治理自身的办法，都要急切实行，只怕不能迅速见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出师的日期可以从容安排，但筹划军务不能嫌少；应当缓慢分派二三位大臣，全部统辖诸将，选择长期担任事务、通晓军事机要的人，把统领军队、镇守边境的重任交给他们。核实军队的实际情况，不要让老弱无用之人混入名册。将帅已经选定，军士已经精锐，纪律已经明确，训练检阅已经熟悉，估量确实可以使用后再使用。还应当秘密派遣间谍，告诉中原百姓朝廷从未有一天忘记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心怀二心，分散敌军众人，使华夏彼此猜疑，上下互相责怪。答应把城邑给他们，以坚定他们的志向；考察他们的好恶，以顺应他们的心意。敌我之间既然离心离德，我方军队就可以使用。王师一旦出动，本来就应当所向无敌；譬如破竹的形势，劈开几节之后，便会顺着刀口自行裂开。如果又像前日那样轻率地把统领军队的重任交给人，不经过谋划便任用他们，不了解事机，任用那些草率从事的人，臣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兵法说：‘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如今敌人有可以战胜的机会，而我方还没有必胜的条件。时日难得，机会容易失去，希望陛下赶快谋划。《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五。明代杨士奇等撰。征伐。宋宁宗嘉定九年，礼部侍郎兼侍读袁燮上奏说：‘臣听说，用兵的方法有难有易；知道事情困难，却寻求所谓较易的办法，这样才可以无敌。因此兵法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是在容易取胜的情况下取胜。’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向东征讨，东方人便埋怨；向西征讨，西方人便埋怨；向南征讨，南方人便埋怨。自古用兵没有像这样容易的，这就是所谓王者之兵，只有征伐而没有真正交战。如今边境战事正兴起，当时士大夫不是说坚守，就是说进取，都自以为容易而去做，实际上却从未懂得所谓容易。因此主张坚守的人说：‘兵器凶险，战争危急，差之毫厘便决定胜负，不如防守容易。’宋真宗咸平年间，确实曾专门采用这种策略，下令各将坚壁清野，不要同敌人交战；万不得已出兵，也只许在城下布阵，同样不许交战，本来以为这是万全安稳的办法。然而敌军来到坚壁之下，经过而不顾，长驱直入直到澶渊。后来富弼向宋仁宗进言，深深把此事作为戒鉴。这样看来，坚守的主张难道真的容易吗？主张进取的人说：‘北方敌人失去巢穴，只是游魂苟且喘息，又弃信背盟；我们以大义压倒他们，形势如同拉朽摧枯，可以说是容易了。’ 然而，如果王师所到之处，天下同声响应，乘着这个机会，击鼓前进，那也是可以的。若天时、人事有一方面还没有成熟，却竭尽全力发动战争，指望一定取胜，即使得到一个州、一个县，也不能牢固守住，最终必然还会丢弃它，而我军已经疲惫不堪，无法承受了，将来怎样收拾残局呢？这样看来，进取的主张，难道真是容易实行的吗？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计策，即使不能像商汤、周武王的军队那样，盛大而及时，如同时雨降临，也应当选择较为容易的办法来做。臣所谓较为容易的办法，并没有别的计策，只是看见有可乘之机就进兵，知道困难就退兵，逐步谋求成功罢了。如今捕捉大鱼，并不是在它刚吞下鱼饵时就能一下子捕获它，必定要稍稍缓一缓，随着它游去的方向行动，等到它气力衰竭以后，才把它捕来。从前伍员教吴王阖庐采用削弱楚国的策略，请求分成三支军队轮番袭扰楚国来训练它们：一支军队到达，楚军一定全部出动；楚军出动，我军就退回；楚军退回，我军又出动；频繁地这样训练，使楚军疲惫，并用多种办法迷惑他们；等楚军疲惫以后，再用三军接续进攻，一定能大败楚军。这个策略实行以后，楚国才开始困顿。唐朝安禄山叛乱时，发兵进犯京城，所向无敌，声势已经壮大。李泌陈述使叛军困疲的谋略，也想让军队交替出击：叛军救援首部，就攻击它的尾部；救援尾部，就攻击它的首部，使叛军奔波数千里而疲于奔命。我军始终以逸待劳，叛军到来就避开其锋芒，叛军离去就乘机袭击其疲弱之处，然后大军从四面合围进攻，一定能够擒获他们。周世宗兴起时，王朴献上开拓边疆的策略，说唐朝与我国接壤，边境将近二千里，形势上容易对它进行骚扰。骚扰应当从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敌人防备东面，就骚扰西面，防备西面，就骚扰东面，他们必定奔走救援。在他们奔走之间，就可以了解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开坚实之处攻击空虚之处，避开强处攻击弱处。不必立即大举进攻，只须用轻装部队骚扰他们。唐人听到警报，必定出兵；军队多次调动，士兵就会疲惫，财力也会耗尽，我们便可以乘虚进取。伍员、李泌、王朴三人，都是一时的英杰，深谙谋划国事之道。而三人的主张，都想先使敌人困顿，然后再夺取它；这样做功效虽然似乎稍慢一些，却万无一失，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才是最迅速的办法。如今谈论军事的人，不是面对敌人时怯懦，就是轻视敌人而逞勇；这两种过失是相同的。间或有稍微懂得用兵的人，便想依靠土豪来成就事情。土豪确实可以任用，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完全归服，他们难道会立即替我们效力吗？应当用恩惠和信义来团结他们，用忠义来激励他们，使彼此像一家人、父子一样亲近，没有隔阂；平时适时出动并任用他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上，这样或许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臣所说的较为容易的办法的弊病，惟愿陛下赶快谋划此事。宁宗时，燮又上奏《便民策》说：“臣听说，天下的利害，有些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及，实际上却彼此相关。兵乱、灾荒之后，强悍狡猾之徒乘机盗贼突发；即使这不是臣所直接管辖的地方，但古语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臣难道能不替它忧虑吗？战争凶险，作战危急，胜败往往在片刻之间决定，稍有不合心意，失败便随之而来。所以曹公败于周瑜，刘先主败于陆逊，关侯败于吕蒙，杜曾败于周访。他们都是一时豪杰，也不能免于失败，难道能说用兵不难吗？既然如此困难，就应当精心思考、反复讲求，寻求所谓容易取胜的方法，这才可以。书中说：‘思考事情的艰难，以谋求处理它的容易。’这句话虽然不是专门讲兵法，却可以用于用兵。孙武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总是选择在容易取胜的地方作战。’这就是兵家的格言。察明敌人的虚实，计算双方的强弱，必定能够取胜，然后才与敌交锋；必定能够攻取，然后才进攻。安闲从容地指挥调度，没有人能够抵御，这就叫容易取胜。树根还没有动摇就拔除它，果实还没有成熟就摘取它；没有必胜的计策，却侥幸求得成功，岂不是太艰难了吗？从前七国叛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凭借大义讨伐他们，本来可以确定取胜。” “于是坚守营垒而不出战，把梁地让给他们，断绝他们的粮道，等待他们饥饿困乏到极点、士卒没有斗志，军心涣散而逃散。然后才用精锐部队跟踪追击。赵充国瓦解了羌虏的谋划，等到极为疲困时才攻击先零，最终将其击破并使其投降。防开不费兵力便使敌人归服。王国包围陈仓，董卓想去救援，皇甫嵩没有同意。等到叛军攻城不能攻下，疲惫衰弱而解围离去，皇甫嵩才进兵攻击他们。这些都是明白容易取胜的道理，坚忍等待时机的例子。那些不懂得用兵要领的人，烦闷地认为行动迟缓，却不知道稍微迟延正是为了迅速取胜，而行动迅速也未必不会反而更加迟缓。如今潢池中的盗贼起兵作乱，我用大军压迫他们，不同他们交锋，等待他们自行覆亡，哪里还担心不能取胜？捣毁他们的巢穴，却把希望寄托在侥幸一胜上，难道是万全之策吗？《军志》说：‘先发制人，可以夺取敌人的斗志；后发制人，则等待敌人衰弱。’所谓先发制人，是趁敌人没有防备，在出其不意之处发动攻击。前史所载，敌人尚未列阵便进攻，敌人渡河到一半便攻击，都是这种情形。至于敌众已经集结，营垒已经坚固，气势旺盛而防御周密，就应当从容缓行，等待它衰弱，怎么可以轻举妄动呢？有人问臣说：‘捣毁敌人的巢穴，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做法，为什么说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