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七

译淳熙十二年发生地震，尚书吏部员外郎杨万里应诏上奏说：“臣听说，在没有事情的时候谈论有事情，并不妨碍其成为忠言；在有事情的时候却说没有事情，那就是大大的奸邪。从前贾谊陈述治理安定的策略，用积薪之下藏火的比喻，那正是汉文帝最盛明的时候；苏洵献上审察敌情的策略，用破船驶入深渊的比喻，那正是宋仁宗最盛明的时候。西汉的汉文帝、本朝的宋仁宗，是什么样的君主？是后世所谓尧、舜一样的君主。既然是后世尧、舜一样的君主，为什么贾谊、苏洵还要用积薪、破船作比喻呢？所以臣说，在无事时谈有事，并不妨碍其成为忠言。如今却不是这样，南北和好已经超过二十年，一旦使节断绝，敌情不可测，有人却说：‘他们有五单于争立的祸乱。’又说：‘他们有匈奴受困于邻近国家、后来又受困于柔然的祸患。’后来这些说法都没有应验。有人又说：‘他们将会畏惧我们。’有人又说：‘他们不敢谋害使者。’他们果真是畏惧我们而不敢谋害使者吗？道路上传闻，他们正在修缮汴京的城池，开通海州的漕运渠，又在河南、河北签发民兵，增加驿站骑兵，制作马厩，登记水井泉源；又把他们的海船收入内地，修葺一新。他们的意图十分隐秘，禁令也十分严密，而我们的间谍无法进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如今，千金之家有大盗，日夜磨刀砺器，图谋行动，夺取他家的财货；而作为千金之子的，正让外门敞开不闭，尽情享乐饮酒，安然处之。有了防备却能安然享乐，是可以的；没有防备却安然处之，行吗？可是那些议论者却认为，敌人害怕我们，不敢图谋我们。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一点。有人认为敌军首领北归，可以作为中国的可贺之事；我认为中国的忧患，正在这里。为什么呢？从前金人南侵时，倾全国之力，把精锐全部用于一次行动，却不知道别人会乘其空虚来夺取它的国家。如今推测他们北归，大概正是由于过去倾全国南侵而受到创伤。因此，他们将要向南进攻，必先巩固北方。所谓巩固北方，是不是有人亲自镇守、安抚他们的巢穴，而让他们的子弟和女婿经营南方呢？可是议论者却认为这可以作为中国的贺事。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二点。我私下听说，议论者有人说：‘如果形势紧急，淮河不能守，就放弃淮河而守长江。’这不对，正因为有淮河，才有长江；淮河如果没有了，怎么还能有长江呢？我们果真要放弃淮河吗？敌人用军队占据淮河，驻在那里不走，近则通州、泰州的盐利被他们占有，我们将没有财用来源；远则吴、蜀的形势被他们割裂，我们将无法贯通自己的脉络。过去吴国与魏国竭力争夺，取得合肥，此后吴国才安定。李煜失去滁州、扬州二州，从此南唐开始窘迫。如今说放弃淮河而保卫长江，既然没有淮河，长江还能保得住吗？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三点。陛下近来的举措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说选拔边帅，比如说选拔都统，这些说法是对的，但用意还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如今淮河东西共有十五郡，所谓守帅陛下并不知道，您将要让宰相选择吗？还是将要让枢密院选择呢？让宰相选择，宰相未必替枢密院考虑；让枢密院选择，那么任命授职就不是出自陛下自己。一方面不替此事考虑，另一方面任命又不亲自作出，形势紧急而事情失败时，都会说不是我的责任。陛下将要责问谁呢？至于都统，却命令侍从官不得从现任人员中选取，而一定要说选拔未显达的人，这是寻求日后的将才，而不是寻求今日的将才。举荐者得以塞住今日的责任，被举荐者得以逃避今日的责任，这不过是上下相互偷安罢了。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四点。况且南北各有擅长的技艺，骑马、射箭，是北方擅长的；驾船、步战，是南方擅长的。如今替北方谋划的人，还在收集北方的海船，加以修整；至于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修整它们。有人说我们的船一向完备，有人说我们的船虽然没有完备，却怕扰民。自绍兴辛巳年南北交战以来，到现在有几年了？当时山东之战的功劳、采石之战的功劳，不凭借骑兵，不凭借射箭，也不凭借步兵，只凭借船而已。当时的船取胜就是取胜了，但到现在有几年了？那些一向完备的船还能再次使用吗？况且百姓一日受到的扰动，与国家百世的安危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易》说：‘整治兵器，戒备意外。’圣人难道不知道这会扰民吗？只是本来就有比扰民更大的事情。而有人说船一向完备，又说怕扰民；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五点。天下的事情，大体都有缓急。当周公辅佐成王时，紧急之事在于惩治荆、舒；当宣王中兴时，紧急之事在于讨伐玁狁。处在今天这个时候，陛下认为这是怎样的时势呢？金人日益逼近，边疆日益令人忧虑，却没有听说防御金人的策略是什么、保卫边疆的方法是什么。只听说某日修习某种礼文，某日进呈某部书史，这就像用乡饮酒礼来治理军队，用舞干羽来解除围困。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六点。我听说，古代君主如果不能醒悟，天地就会使他醒悟。如今国家的事情，敌情像这样不可测，而君臣上下却把它当作太平无事之时来处置，这是人不能醒悟。因此上天显现异象，历来相传，过去有荧惑星侵犯南斗，近来有镇星侵犯端门，荧惑星停留在羽林。我是书生，不懂天文，不敢认为这些一定如此。至于王春正月，太阳发青而没有光，好像有两个太阳相互摩擦，这难道不算大异象吗？可是上天还担心陛下不相信。到了春日阳气盛发、和气播布万物之时，又有雨雪冻杀万物，这难道不算大异象吗？可是上天还担心陛下仍然不相信。于是五月庚寅日，又在戊夜发生地震，这难道还不算大异象吗？况且天变发生在远方，臣子不敢上奏，不相信也可以；地震发生在外州外郡，臣子不敢让陛下听闻，不相信也可以。如今却天变接连不断，地震发生在京城，陛下难道还能不相信吗？既然相信了，难道还能不恐惧吗？我听说匡衡说过：‘阴气发生变化，静止的就会变动；阳气被遮蔽，光明的就会昏暗。’什么叫阳？回答说：君主、德行、中国、君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译什么叫阴？回答说：臣下、兵刑、四方边裔、女谒和近习。如今太阳出现却没有光，春天却下寒雪，大地摇动，这些作为阴气的灾祸征兆，已经十分明显了。然而君臣听不到警戒恐惧之意，朝廷听不到咨访讨论；人不能醒悟，就由天地来使人醒悟。我不知道陛下对此是醒悟了，还是没有醒悟。我谨按国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师发生地震，不久便有尼雅满侵犯汴京的战事；绍兴三年八月，行在所发生地震，不久便有金人侵犯淮甸的战事。宣和年间遇到灾异却安然不知恐惧，所以我们有靖康之祸；光尧皇帝知道灾变而下诏征求直言，所以我们有韩世忠、刘光世的胜利。这是近事的验证，不必再远考上古。如今有人说天变不足以畏惧、地震不足以畏惧，陛下为什么不引宣和、绍兴的事情来看看呢？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七点。近年来，两个浙江最近先旱，江淮又旱，湖广又旱。一方发生旱灾，百姓流离迁徙的队伍就接连不断，路旁饿死者的尸体相互枕藉。常平仓的积储，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空虚；征收粮食的法令，上面推行而下面不响应。在安静无事时，尚且不知道用什么来赈济、救助他们；一旦发生动乱和事变，将凭什么取得资粮呢？过去汉朝讨伐匈奴，必定充实边塞的粮食；讨伐先零，必定买进湟中的粮食。如今仓廪府库，不仅没有余粮，而且还不够用。可是有人却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八点。古代使国力充足、百姓富裕，只有粮食和财货。所谓财货，就是今天的钱币。如今所谓的钱，富商巨贾、近习阉宦、权贵将相，都满屋储藏，排列许多房屋来存放，积聚而不放出，滞塞而不流通。至于百姓和三军的使用，却只有破旧的楮券而已。一旦形势紧急，破旧的楮券能使用吗？到那时，万一像唐朝泾原军那样，因为愤怒于粗劣的饭食，踢翻饭食，口出不逊之言，最终引发朱泚之乱，能不令人寒心吗？我的大忧患，实在就在这里。可是有人说：‘楮券可以使国家富裕。’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九点。我听说善于备战的人，准备兵器不如准备粮食，准备粮食不如准备人才。古代建立国家，必定有令人畏惧的地方，不是畏惧那个国家，而是畏惧它的人。所以苻坚想要谋取晋国，王猛却认为不可，说谢安、桓冲是江左的声望所在，保存晋国的只有这两个人而已。从前的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都是金人所畏惧的人。近来刘珙可以任用却早早去世，张栻可以任用却受到阻挠而死。万一有紧急事变，不知道可以督率各军的人是谁，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是谁，而金人一向所畏惧的人又是谁呢？可是有人说，如今文武人才都有，人有才能，任用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我听说《记》说：‘如果有车，一定能看见它的轼；如果有言语，一定能听见它的声音。’如今说人才存在，却没有听说某人如古代名将、某人如古代名相，这就是有车却没有轼，有言语却没有声音。况且任用以后才看得出来，如果不把他置于国家大安危的境地，不用大胜负来考验他，就无法看出他的才用。平常无事时无法知道一个人的能否，必定要等到大安危、大胜负之后才能看出来。看见他把事情办成，算是幸运；万一看见他把事情办坏，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从前谢玄向北抵御苻坚，郗超知道他必胜；桓温向西讨伐李势，刘惔知道他必定取胜。大概谢玄即使在穿鞋着屐之间，也没有不胜任的事情；桓温在赌博时，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会下注。两人在平常无事的日子里，大概一定已经能够从小事上考察他们，然后才相信他们能担当大事。难道一定要等到任用以后才看得出来吗？可是如今的议论者说：‘文武人才都有，人有才能，任用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我所说的在有事之时却谈论无事，这是第十点。愿陛下超然远望，明白地从长远处醒悟，不要自夸圣德崇高而增加自己尚未具备的能力；不要依仗中国百姓繁衍聚集而忽视尚未完备的防备；不要把天地的变异当作偶然。应当效法宣王畏惧灾异，不要把臣下苦口的劝谏当作逆耳之言，而应体察太宗引导臣下进谏的做法；不要把女谒、近习危害政事看作小事，而应鉴察汉、唐末世导致祸乱的原因；不要把今日仇敌暗中包藏的祸心当作没有别的企图，而应惩戒宣和、政和晚年遭受祸患的惨烈后果。应当要求大臣通晓边疆事务和军务，像富弼所请求的那样；不要因为东西二府各怀异心，就委托大臣荐举进用谋臣良将，像萧何所赏识的人才那样；不要因为文武分成两途就采取不同的标准；不要让行贿宦官的人得到旄节，重蹈唐代大历年间的弊病；不要让贿赂近幸的人得到招讨之职，重蹈梁朝段凝失败的覆辙。要以重视蜀地的心情重视荆襄，使东西两面的形势相互连接；要以保卫长江的心情保卫两淮，使表里唇齿相依。不要认为海道没有忧患，不要认为长江可以凭恃；增加屯兵，聚积粮食，修治战舰，把守险要。君臣共同咨访，早晚讲求，暂且搁置不急的事务，专心致力于防备敌人的策略。平时无事，也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这样或许上可以消弭天变，下可以不使敌人的野心得逞。《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取下桑根的皮，把门窗缝隙缠结牢固。’如果说等到阴雨已经来了才取桑根的皮，那么即使伊尹、周公、孙武、穰苴也无法挽救了。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有根本，也有枝叶，像我前面所陈述的，都是枝叶罢了。所谓根本，请允许我诵说出来。我曾读《三国志》，看到杜恕向魏明帝上疏，我认为其中深深切合人心。比如他说：‘陛下忧劳于万机，有时亲自面对灯火处理政务，却使各种事情不能安定。’又说：‘如今朝臣不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却认为陛下不肯任用；也不认为自己不知道，却认为陛下不肯询问。’又说：‘每逢有军事，诏书常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呢？我应当亲自忧虑罢了。”’又说：‘知道臣下没有尽力，却代替他忧虑他的职事；知道臣下不能胜任，却教他办理自己的事务。’杜恕的意思大概是说，君主不可以事事自作主张，而不忠的臣子却以君主自作主张为幸；臣下不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无能的臣子却担心自己承担责任。琐碎小事由君主亲自处理、臣下不承担责任，似乎还没有造成危害；至于军事却还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

译我应当亲自忧虑’，那么今天的事情恐怕就会与此相同。我听说，《易》说：‘乾代表君主。乾道是什么道呢？代替万物完成终结的是坤，运行水、火、山、泽、雷、风功用的是六子。’乾究竟做什么呢？君主之道也是这样。所以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从尧舜直到文王、武王，没有不实行这个道理的；从六经直到《论语》《孟子》，没有不讲述这个道理的。只有汉代晁错认为不是这样。他的说法是：君主不可以不知道权术计数。孝景帝凭借恭敬节俭的资质，与成王、康王相比并不差一分一寸，然而德行却比孝文帝减损，七国之乱由此发生。晁错实在误导了他。陛下圣明，能够像舜一样舍弃自己而听从他人，像商汤一样听从劝谏，像孔子一样没有自我成见，像汉高帝一样对事情没有一定要这样或一定不要这样；但太平尚未达到，中兴尚未开启，敌国仇雠似乎还没有得到防备，难道没有像晁错那样迷惑圣听、误导圣心的人吗？传记说：树木和水都有根本源头。陛下圣学高明，只请思考事物的根本源头在哪里。我冒死进献愚昧之言，只愿陛下裁量取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五月、两月〕 今年为什么发生旱灾呢？这一定是有隔绝而不能流通的地方。《易》说：‘天道向下施济而光明，地道处于卑下而向上运行。’《礼记》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都是说天地之气彼此升降，然后相互贯通。如今阳气在上面亢盛而不能向下施济，阴气潜伏在下面而不能向上运行，这一定是有乖戾之气隔在其中。那么什么是乖戾之气呢？百姓叹息的声音，这虽然极其细微，却足以传到皇天；百姓忧愁怨恨的念头，这虽然极其隐微，却足以通达上帝。这就是乖戾之气产生的根源，也是天地之气隔绝的原因。像陛下这样爱民、忧民，怎么会有使百姓忧愁怨恨、叹息不已的事情呢？大概只是上面的恩泽没有向下流布，下面的民情没有向上传达罢了。什么叫上面的恩泽没有向下流布？上面有减轻赋税的君主，百姓却没有受到他深厚的仁恩，这就是我所说的上泽没有下流。什么叫下面的民情没有向上传达？陛下的耳目，内则托付给台谏，可台谏的实情有不能完全上达的；外则托付给监司，可监司的实情有不能完全上闻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下情没有上通。请先说百姓没有受到实际恩惠的情况。陛下对于百姓，田租中免除的不知有多少，酒税中免除的不知有多少，茶盐税中免除的不知有多少，可以说上面有减轻赋税的君主了。然而百姓不能受到实际恩惠，为什么呢？下面的人把它隔绝了。陛下下令免除，版曹督促征收，监司督促征收，州县督促征收。这就成了下令免除只是言语，督促征收才是意图；免除只是名义，督促征收才是实际。言语不能遮掩意图，实际不能掩盖名义，这是欺罔百姓。有人说：这是经常性的费用，不能免除。如果说经常性的费用不能免除，那么真宗时期，曾经因为免除百姓赋税，拿出内藏库的钱赐给三司，用来补偿所免的赋税。大臣为什么不援引这个旧例，报告给陛下呢？有人说：君主爱护百姓，臣下爱护官位，所以免除没有多久，督促征收就更加严厉。况且陛下爱民，下令就一定施行，禁止就一定停止。臣下怎么能因为爱护官位的缘故，阻隔陛下施恩于百姓呢？有人说：沈复任秀州知州时，曾经因为进献羡余而升迁，从此得以任枢密职；钱良臣任总领时，曾经凭借巧妙搜刮聚敛而升迁，从此做到参政。上面的人设置高官来诱导他们，所以下面那些聚敛财物的人便奔走趋附。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陛下任用这两位臣子，或许是因为他们各有一点长处，或许是因为各有一种才能，难道是因为他们进献羡余、巧于聚敛才任用他们吗？虽然如此，《诗经》不是说过吗？‘人们的许多议论，也是可怕的。’愿陛下谨慎对待任用人的开端，不要开启臣下爱护官位的根源，这样或许百姓就能防止陛下的实际恩惠被截断。所以我说：上面有减轻赋税的君主，下面却有百姓不能受到实际恩惠的情况，原因就在这里。请接着说百姓没有受到深厚仁恩的情况。陛下近来临御殿堂审理囚犯，多数从轻减免，并非不敬慎体恤；又把这种做法推行到京畿和辅郡，没有不从轻减免的，并非不敬慎体恤；又推行到天下郡县，没有不敬慎体恤的，可以说上面有减少刑罚的君主了。然而百姓不能受到深厚仁恩，为什么呢？有人说：京畿县令的案件，并不是有人控诉，而是巡逻者挑起的；左帑监官的案件，也不是有人控诉，而是巡逻者挑起的；淮商郑▯的案件，也不是有人控诉，而是宦官挑起的。况且京畿县令确实有罪，宽赦他是不可以的；左帑监临官确实有罪，宽赦他也是不可以的。

译然而下面没有吏民控诉，上面没有长官弹劾，却由巡逻者挑起案件，这就不可以。天下的事情，只有公正才能使人服从，只有正直才能治理人。所谓巡逻者，难道全都公正正直吗？周朝监视诽谤，秦朝禁止私下交谈，开端都很微小，祸患却很大，都是这类人造成的。人们当然不服。至于郑▯的案件，他有罪还是无罪，我无法知道，只听说案件由宦官发动，又有邓▯请求，人们已经不服了。幸亏陛下把案件交给淮西监司处理，正有方有开审讯他，果然认定无罪，报告陛下后，陛下显然震怒，贬降邓▯的官秩；这正是齐威王烹杀左右近臣那样的举措。人们已经大为信服了。如今又有贵戚近习郑兴裔担任淮西统帅，再次想坐实郑▯的罪名，以快宦官的愤怒，以结交宦官的援助。诏令下去再次审讯，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近日又听说郑▯到登闻鼓院，请求交付廷尉审理。这大概是倚仗陛下的明察而主动归向君父；然而如今所谓廷尉，能像张释之、徐有功那样吗？能不谄媚依附宦官，替无罪者洗清冤屈吗？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汉代党锢之狱、唐代甘露之祸，都是这类人造成的，难道不应防止祸患渐渐滋长吗？所以我说：上面有减少刑罚的君主，下面却有百姓不能受到深厚仁恩的情况，原因就在这里。请再说台谏的实情有不能完全上达的情况。我私下见到台臣蒋继周说到军中鞭打致死两名妇人的事情，其中一人是军妇，另一人是民妇。不久又听说蒋继周因言事失实，请求免去自己的职务。假如他果真把军妇说成民妇，这就是失实；然而台谏官议论政事，准许依据传闻，这是祖宗的法令，用来防备奸雄潜伏而不可预测的变故。既然说是依据传闻，怎么能件件都完全属实呢？如今因为一件言事失实就突然罢免台谏职务，万一日后有意外而不可预测的奸恶之事，想说却没有事实迹象，不说又会养成祸患，而台谏臣又因失实之罪受到惩罚，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况且说错一名军妇，罪过很轻，还没有达到罢职的程度。罪不至于罢职却突然罢免，朝廷内外相互顾望，有人说蒋继周是触犯天威而被罢免，有人说是因为议论近习而被罢免，有人说是因为攻击权贵而被罢免。这三种说法，原本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天下不能挨家挨户地说明。没有这样的事情却产生这样的说法，都不是彰显陛下圣德的做法，反而正好损害圣德；都不是维护天朝国体的做法，反而正好损伤国体。陛下承受了罢免蒋继周的名声，蒋继周承受了被罢免的荣耀；蒋继周承受了这份荣耀，也承受了这份屈辱。陛下难道能知道这些吗？所以我说：台臣是陛下的耳目，但台臣的实情有不能完全上达的情况，原因就在这里。我请再说监司的实情有不能完全被听闻的情况。我私下见到，浙东监司朱熹因为弹劾台州守臣唐仲友而被授予祠禄官，直到现在已经六年，朝廷冷漠不问，也废弃不用，天下人为他感到冤屈。有人说，朱熹的经学，上承孔子、孟子，下以程颢、程颐为老师，举荐任用他，必定会有可观之处。我暂且不谈。有人说，朱熹的才器，大用他可以应对变化，小用他可以处理烦杂事务，把他置于闲散之地，实在很可惜。我也暂且不谈。我只是奇怪，朱熹以监司身份弹劾郡守，郡守被废弃不用，监司也被废弃不用。如果认为郡守是对的，仍应为监司伸张，以培养其正直，不应废弃监司；如果认为监司是对的，就应废弃郡守。如今朱熹和唐仲友两人都被废弃、都不任用，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赏，还是罚？假如唐仲友无罪，唐仲友为什么不请求到廷尉那里申辩呢？假如朱熹举证、按劾不实，朝廷为什么不公开说明朱熹的罪过来惩罚他？为什么只这样糊里糊涂地处理呢？更何况是百姓的小民有冤屈而请求昭雪呢？所以我说：监司是陛下的耳目，但监司的实情有不能完全被听闻的情况，原因就在这里。由前面两种情况推究，上面的恩泽不能向下流布，不止一个方面；由后面两种情况推究，下面的民情不能向上传达，也不止一件事情。这也只是举出我所知道的罢了。还有一件可以说的。我听说，能够节省用度，然后才能爱护百姓；能够不损耗财物，然后才能不伤害百姓。所以韩昭侯珍爱一条破旧裤子来等待有功之人，并不是吝惜破裤子，而是因为一丝一缕都是贫寒女子织成的。小民拖欠十钱、百钱，官府就逮捕、鞭打他们，把他们拘禁起来，鞭打得鲜血流满地，这些陛下看不见；他们号哭震天，陛下也听不见。既然这样，官府中的财物，怎么可以妄自使用呢？像去年寒冷降雪，像近日发生火灾，陛下都打开内库和粮仓赈济军民，谁不欢喜服从呢？至于赐给史浩的金钱，竟以千计；赐给夏侯恪的钱，买住宅就达到万数。路上的人都说：这是百姓的膏血。这两个人有什么功劳，竟得到这样的赏赐呢？弱者因此嫉妒，强者因此愤怒，这也是招致乖戾之气的一个原因。我听说圣人连狂妄之人的话也会选择采用。况且狂妄之人，是丧失心智、没有知识的人，他的话果真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呢？圣人仍然选择它，是为了借此取得天下人的好话。我从旁听说讲筵上读《贞观政要》，读到太宗引导臣下进谏并欣然听从，陛下对此仰慕；读陆贽的奏议，读到德宗以屈服于正论为耻，陛下对此讥评。人们谁不依仗陛下喜好进谏，而争着说些狂直之言呢？然而近年以来，贾伟因妄言军将而被贬，从此外朝的小臣相互告诫，不敢议论政事；许知新因妄自引用诏令而被贬黜，从此内廷群臣相互告诫，不敢议论政事。这两件事一定不是出于陛下的本意，却使朝廷内外极为疑惑。这也是招致乖戾之气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我前面所说的都还不是最大的事情。我听说《洪范》的五事中，第一项是容貌，要求恭敬；又说恭敬就产生肃敬，肃敬就会使应时的雨水顺利降下。恭肃，就是谦逊而不自满、处于卑下而不自高的意思。这就是《易》所说天道向下施济、《礼记》所说天气下降的道理。因此可以成为应时雨水的征验。

译所以尧的圣德，不过在于诚实恭敬；舜的圣德，不过在于温和恭敬；商代中宗享有国家五十九年，仍然以严肃恭敬自我约束；卫国武公享寿百年，仍然作《抑》诗来自我警戒，这都是肃敬而使应时雨水顺利降下的道理。陛下有世所罕见的睿智圣明资质，没有沉溺声色、游乐田猎的过错，而且年岁渐高，在位日久，所阅览的天下义理越来越多，威德向外普遍施及而没有边疆忧患，政教在内修明而屡有丰收的应验。因此大臣仰望您的清明威光而不敢企及，只敢顺从迎合，不敢正言匡救；台谏知道陛下没有可指摘的过失，只在委婉启发上下功夫，而不敢直言触犯。这样，陛下有尧舜舍己从人的圣德，群臣却没有禹、皋陶、伯益那样以违逆之言辅弼的忠诚。我恐怕陛下忽视之心容易产生，骄傲之心容易到来，又怎么能希望肃敬而使应时雨水迅速降下呢？今天的旱灾，上天的意思或许正是用它来警戒陛下的心，使陛下增进德行吧？成汤遇旱而祈祷，关键不在于用自身充作祭牲，而在于以六件事情自我责备的一句话；宣王遇旱而恐惧，关键不在于遍祭各神而没有遗漏，而在于侧身修养德行这一件事。我的这些话，听到的人会认为十分迂阔，懂得的人却会认为意义十分重大。只愿陛下不要忽视，千万不要忽视。至于防备旱灾的紧急事务，我还有四点意见：一是宽缓州县，二是核查积藏，三是落实劝富民分财的赏赐，四是奖赏救荒的官员。所谓宽缓州县，并不是宽缓州县本身，而是用来宽缓我们的百姓。朝廷近来设置催征官，这是代替版曹执行督责之政，已经有损朝廷体统。古代钱粮之事不上达朝廷，陈平也说：‘陛下如果询问钱粮，应当责问治粟内史。’古代的治粟内史，就是今天的版曹。版曹是有司，有司催逼严急，朝廷还可以加以缓解宽免；朝廷正是用来统领有司的，有司已经急迫，朝廷反而亲自加急，又凭什么缓解有司的急迫呢？这就是上下都实行急迫的政令，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何况正值旱年，催讨欠款更加急迫，州县将从哪里拿出钱粮呢？只能从遭受旱灾荒歉的百姓那里拿出。臣认为，版曹所积欠款很多的地方，如湖州、秀州一类，能否因这次大旱而予以蠲免，施行非常之恩？催征官所催讨的欠款，都是有名无实，实际上没有可以催理的财物，也能否因这次大旱而予以蠲免，施行非常之恩？所谓核查积藏，指的是常平仓的粮食。如今天下常平仓的粮食不许挪作他用，这项法令十分严重。然而有这样严厉的法令，却没有不被挪用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呢？州县贫困空虚，军人等待粮食供给，如果不幸省仓没有粮食，就不得不支取常平仓的粮食。因此常平仓的粮食往往只是账面上有这个数目罢了。如今进行核查，就是核查它的盈亏、多少，朝廷预先为来年救荒作好安排，不至于临时措手不及。所谓落实劝分的赏赐，朝廷并不是没有赏格，只是常常不能兑现罢了。如淳熙十一年吉州发生旱灾，守臣赵师▯设置赏格招募富民，有一位姓钟的人拿出一万石粮食交给官府，吉州报告上去，朝廷至今没有授予他一级爵位。如今江西又报告旱灾，来年富民的粮食还肯听从官府劝说拿出来分给灾民吗？这是值得忧虑的。所谓奖赏救荒官员，如乾道年间江西发生旱灾，奖赏四名小官；又如淳熙年间浙西发生旱灾，同时奖赏常平使者，将他们提升入朝任职之类。这四条意见，陛下都曾实行过；我再次提起，是希望陛下大力推行。虽然如此，防备旱灾的四条意见，或许还只是枝末。请整治根本。臣只是一个小臣，请陛下不要鄙弃我的愚陋，并垂询清问。臣敞开胸臆，尽情进言，不知避忌，坐在私室的草垫上，等待上天降下诛罚。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罗▯因天旱应诏上言说：‘如今奸邪之风日益严重，议论十分庸陋，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就说这是得体、随世浮沉，就说这是有分寸；众人都沉默，唯独发言，就说是在沽名；众人都污浊，唯独清白，就说是在标新立异。这种风气不改变，陛下即使想要在天下大有作为，也看不出能够实现。自从旱灾肆虐以来，陛下向群祠祈祷，赦免有罪之人，都不足以感动上天。等到早晨征求直言，晚上就得到及时甘雨，上天的心意所显示的，明白而没有虚妄。只是还不知道陛下征求言论，究竟想不想采用。如果想采用，那么希望把所上密封奏事反复详细审阅，合宜的审慎后施行，有疑问的咨询后决定。这样，治国的景象就会日益显著，祸乱的萌芽自然消除。’ 孝宗时，虞允文上奏西蜀草木出现妖异以及安排水旱、盗贼防备的事情，奏疏说：‘臣私下想到，陛下四方耳目的听闻，没有遥远而不能到达之处；四方的忧患，即使细微也不置之不问。盛大的德行昭然上升，至诚之心暗中感通，固然足以把妖异变成祥瑞，把灾咎革除而招来福庆。这岂只是全蜀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臣查得今年二月间，成都府附近一带，有李树结出像菜瓜一样的果实，桃树结出像豆荚一样的果实，杏树发出的叶子像紫苋，枣树开裂的花朵像牡丹形状，这些都是树木的妖孽。有的认为它们应验在盗贼和大水上。果然不久卭州、蜀地发生盗乱，蔓延到附近郡县。近来嘉州、眉州、泸州、叙州、果州发生水灾。事情既已有小的应验而很快平定，但春季中彭州、汉州、怀安三郡的雨雹异常，庄稼受到损伤，虽然已经依照条例核查减免赋税，但今天最应急迫处理的是，各郡仓库大多空虚，没有防备灾害的储备。臣前些日子已经具奏，请求制置司的度牒已经分发给彭州、汉州、石泉等州。近来又上奏请求成都府路经总制司拿出年度定额以外的剩余钱，想在卭州、蜀地等州一并安排和籴。又下令各郡用常平司的钱，按照多少不等的数额买进义仓米，以备一旦发生水旱灾害时不能仓促办理之用。’

译‘到了夏季中期，连日积雨，成都路往往冲毁堤坝。臣内心忧虑，日夜不能不惶恐不安。如今仰仗陛下感通上天的德行，雨水晴气调顺，秋田应当大获丰收，储积粮食的计划可以实现，蜀地的忧患就能缓解。其次应当略微整修军备。前些日子，臣与晁公武共同商议，擅自差遣一名提举官邓安国前往成都府，收集本路编制内但尚未隶属军队的人员，再次拣选裁汰，编组队伍，依照大军的格法训练武艺。臣也已经供应衣甲等物，使军威声势稍稍壮大，那么盗贼自然平息，人心也会安定。自古以来天灾流行，太平之世也有不能避免的；但盗贼的祸患不会在有防备的国家发生。臣的愚见之所以对此急切处理，原因就在这里。至于积欠和虚报额数的危害，明知不能征取却仍把它保存在案籍中，正好是助长官吏奸弊，臣也已经命总领所逐一开具，现另行札付缴进，请求由陛下圣明裁断施行。所有应当削减的苛细项目、应当革除的积弊，凡是成为百姓祸害的，目前不敢妄自议论，必须先经营处理剩余财物，使其产生实际效果，才敢谈及宽减，以符合陛下挂念远方的心意。如果守令不加防范，抛弃法令、残害百姓，像卭州这个首倡叛乱的地方，臣已经立即按劾，也已经听候圣断施行。’ ‘今后如有贪婪凶恶而不悔改的官吏，臣岂敢不仰遵陛下的圣训，依次办理。’现将这些情况上报，伏请陛下圣明鉴察。知长沙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天与人的关系，本来没有两样。仔细观察人事，就可以推测天意。辛巳年的冬天，金人背弃盟约，大举入侵，自以为谈笑之间就可以渡过长江。不久天怒人怨，变故从身边发生，金人最终自取灭亡。第二年陛下承受上天降下的重大使命，继承伟大的基业，由此可知在卒已之役中，上天所以眷顾陛下、光明显助中兴，使我大宋延续万世无疆的福祚，大概已经十分明显了。然而臣私下有疑惑：自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发生，没有一年没有。起初是飞蝗遮蔽天空，灾祸显现在昆虫之中，可以说还微小；其次是敌人再次在淮上背弃盟约，流血的灾祸发生在夷狄方面，也可以说还遥远；后来接连多年，京畿辅郡发生大水、大火、旱灾、瘟疫，死亡迁徙的人不知有多少，灾异渐渐变得重大而且逼近。更严重的是，在郊祀的早晨发生雷震，祸患波及骨肉亲属，更加令人恐惧。臣私下想到，陛下修养自身、任用德行，从未稍有懈怠，为什么上天先前眷顾陛下，后来灾异却接连到来？有人认为，真正以行动感应上天，恐怕还有没有完全做好的地方；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前商代高宗因为鼎上出现野鸡，周宣王遭受旱魃灾害，都能侧身修省，成为商、周中兴的贤君。’ ‘由此可知，灾异正是上天深切仁爱君主之心的表现，也是君主因恐惧警戒而招致福祉的根本。陛下天生聪明，远远超过商高宗、周宣王，如果确实能够鉴察他们消弭灾害的原因，尽力实行真实的应天之道，那么商、周中兴的功业，就不必担心难以达到。’ 卫泾上奏说：“臣下我观察董仲舒告诫汉武帝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是非常可畏的。’又说：‘国家将要发生背离正道的败亡时，上天便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接着又出现怪异现象来使人警醒、恐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灾祸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以看出，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君主，希望制止君主的祸乱。因此可知，天人之间的感应如同回声应声一样迅速，灾异的变化确实不会无故发生。自古以来，帝王未曾没有遇到灾异；只是看到变异便思考并感到恐惧，那么灾害变异自然会消除，转祸为福；从未听说有安然接受时运变化，却不思考用什么来回应上天的。臣仰念陛下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恭谨地遵守上天的警戒；二十六年之间，始终战战兢兢、勤勉戒惧的诚心，和第一天完全一样。君主所担忧的是不能勤劳节俭，陛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吃粗淡的饮食，穿简朴的衣服，勤俭出于天性；君主所担忧的是不能慈爱宽恕，陛下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谦逊恭敬地接纳臣下，慈爱宽恕本于至诚。宫室苑囿，没有增建崇饰；狗马珍奇，没有拿来玩赏；留心于典籍，探究精微深奥的道理根源。凡是君主之德所应当具备的，陛下都兼备而且完全做到了。每当遇到灾异，便侧身自省、修养德行，唯恐做得还不够；陛下敬畏上天的诚心，确实领会了圣人的用心。” 臣私下看到，自五月以来，持续的晴热已经成为灾害，田里的禾苗逐渐枯槁，河流湖泽大多干涸；旱灾所波及的地方日益扩大，已经超过秋季的时序，雨露恩泽仍然滞留不降。宽缓的恩惠多次施行，祈祷祭祀几乎遍及各处，但旱气盘结不散，始终没有消除。云层浓厚地聚集起来，似乎又要降雨，却总是刚要下便停止。陛下在上面焦虑劳苦，百姓在下面嗷嗷哀告，群臣左右彼此相顾，惊骇惶惑，不知道该怎么办。道路上的传闻说，有的州郡之间也已经得到雨水，只有京畿之内独独延误不降，这尤其足以看出上天爱护君主的仁心，正是陛下应当恐惧警醒、修身省察的时候。即使说君主的德行已经全部完备，没有任何缺失，陛下又怎么可以因此自我欣喜呢？成汤是最圣明的君主，按理说政事失于节制、使人民患病、贿赂盛行、进谗之人得势、女宠干政、营建宫室这些事本来都不应存在，但他在桑林祈雨时，却一定列举这六件事来责备自己。这是因为圣人深深敬畏上天、切实为百姓忧虑，亲自贬损自己，宁可把责任承担得过重；这种做法出自内心的真诚，并非有所勉强、不得已才这样做。何况各种政务之间，或许还有没有处理端正的地方；上面的恩泽受到阻塞，不能深入下达，下面的民情受到压抑，不能向上通达。上天的意旨和人的心情相距并不很远，以人的情况来推求上天，上下不能交相通达，就形成了《否》卦所说的闭塞局面。灾变异象的出现，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译“近来都城喧传，说陛下从宫内发出诏书，征求言论来辅助自己，人人都踊跃振奋，无不想着奋发进言；侧耳等待了十多天，才命令都省下达征求言事的诏令，而责躬的诏书却还迟疑未下。陛下难道认为这些只是虚文，认为回应上天不在于此吗？至于近来避居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以及向天地、宗庙、社稷奏告，臣知道陛下将要按次序举行这些事情了。臣私下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他伟大的功业和美好的典范难以全部叙述；要探求他达到盛治的原因，没有比竭尽敬畏上天的诚信更重要的了。史书昭然垂示，灿烂得可以看见。庆历四年发生旱灾，仁宗对辅臣说：‘正值年岁干旱，飞蝗又非常滋盛，百姓有什么罪过？朕默默向上帝祈祷，愿意把灾害转移到朕自身。’庆历七年，因为长久不下雨，仁宗避居正殿、减少膳食，下诏自责，征求直言，告诫激励百官，罢免辅臣，以此回应上天的警戒。仁宗敬畏上天、为民忧虑，迫切到了这样的程度，还有什么灾害不能消除，还有什么福泽不能降临？太平盛世的盛况，古来没有能够超过它的，确实是有原因的。臣愿陛下远则以成汤为鉴，近则效法仁宗，谨慎思考天变，迅速发布有德的诏令，公布宣示自责的言辞，进一步扩大直言进谏的道路。陛下用来回应上天的措施，已经达到极致、完备无遗了；作为陛下的臣子，却不能辅助宣扬君主的德行，使百姓得到实际恩惠，那么对于伤害和气、招致灾异的人，应当怎样自处呢？” 然后严肃告诫大臣、执政、侍从以下直到州县官吏，使他们互相警戒畏惧，思考造成旱灾的原因，筹划救济灾害的准备；让封章奏疏不断上呈，虚心听取采纳，希望下面的实情都能上达，精诚感动而上下相通，上天降下安康，灾害消散，天下幸甚。臣充任赋馆职，蒙恩允许议论政事，既然得以当面进见，拳拳爱君忧国的诚心不能自已，岂敢不先说一番话来开阔陛下的心胸？至于政事中的缺失和当前的紧急事务，臣将继续逐条上奏。臣冒犯天威，罪当万死。当时集英殿修撰、福建帅臣赵汝愚因地震请求下诏征求意见，上疏说：臣不自量才疏浅陋，贸然怀有一点蝼蚁般的诚心，冒犯圣听。臣所治理的福州，在五月初九日丑时发生地震。臣从梦中惊醒，惊悸恐惧，不知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所睡的床榻像船在波浪中一样摇荡，窗户、栋梁、椽子相互摩擦，杂乱地发出声响，过了很久才停止。臣询问当地父老，他们都说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臣实在忧惧，于是又询问往来的士大夫，私下听说江、浙、闽、广数路都发生了这种情况，而本路漳州最为严重；震动时作时止，经历五天才平定，民居官舍有很多倒塌，居民一时之间也有被压死的。臣已经下令本州，除委派知通等多方赈济救援外，臣私下想到，大地厚重承载万物，本来以安静为原则。如今耳目所及，绵延数千里，同时都发生震动，这种变异并不小。臣不敢远引诸儒的说法，烦扰圣上，只姑且就眼前各种事务来议论。如今强敌在外，民力困穷，盗贼日益增多，士卒贫困憔悴，有志之士无不深深忧虑。即使陛下盛德在身，确实能够感动上天，然而在政事处理和任用人员方面，难道就没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吗？臣曾读《国朝会要》，恭敬地看到景祐、熙宁年间以及太上皇帝绍兴年间，都曾因地震下诏，允许群臣议论政事。这难道不是认为一己独见的明智，不如汇集众人的智慧吗？如今正当消除灾害、平息变异之时，尤其应当引咎自责，谦抑自己听从劝谏。如果圣意不想大张旗鼓地明说其中原因，那么请遵循祖宗旧例，只用手诏询问政事缺失；或者打开天章阁，命辅臣逐条谋划；或者到迎阳门召见侍从、台谏，逐条回答；或者令中书、门下告示在朝群臣，允许他们直言过失；或者秘密札付赐给有旧德的名臣，询问机要事务。所希望的是使诚意明白传达，群臣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只要舍弃短处而采用长处，就能转祸为福。汝愚又因客星出现在传舍而上疏说：臣听说，懂得观星的人说：‘从今年夏季六月起，有客星出现在传舍，守在那里已经三个月了。’臣谨按《晋书·天文志》说：‘传舍有九星，在华盖之上，靠近银河，是接待宾客的馆舍，主管边地之人进入中国。’客星守在这里，是防备奸诈使者，也说是敌兵将要兴起。臣私下认为，华盖之上有传舍，又称宾客之馆；如果参照人事来看，就是如今掖门外的閤门客省，正是这个地方。臣听说閤门中有掌事的人，陛下把招待接引北方来人的事务委托给他，行迹非常隐秘，其中真假混杂，本来不可能全部知道。但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有人说其中也有奸细，反而被任用来充当间谍，而那些人却没有察觉。臣起初对此有所怀疑，不认为可信，后来逐渐以事情加以考察，却也有可以相信的地方。西北豪杰之士的资质性情与南方人不同，其中忠诚纯厚的极其忠诚纯厚，狡猾诈伪的也极其狡猾诈伪，恐怕不是通常浅薄的见识和思虑所能窥测的，所以即使陷入他们的计谋，也未必能醒悟。臣又听说，陛下把将帅的权力、帷幄谋划的职责交给此人，奇谋秘密计划，世人无法听闻；但既然看不见他的形迹，就应当观察他的影响。假如陛下任用他，他能够替陛下选择将帅、训练整饬士卒，使中国隐然具有不可防御的声势，即使还不能在燕然山刻铭记功、扫清塞北，有识之士自然知道他是可以任用的。如今数年以来，将帅屡次更换，把所任官职看得如同暂寄之处，只顾经营搜刮，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因此军职的迁调补授大多不按公正选拔，真正有才干能力的人全都沉沦在下位，无法自我显露；士卒的叹息怨恨充满道路。这并不是陛下抚恤他们不勤勉，大概是担任他们主帅的人没有平素使他们心悦诚服的缘故。这样一来，在紧急关头，难道不会严重耽误陛下委任他们的托付吗？如今不幸灾异屡次出现，人心动摇，实在担心一旦外面有狂妄狡猾的人兴兵，内部有奸邪之人响应，宫墙之内的祸乱便会成为深重忧患。臣又伏地思考，上天显现的征象，确实不会无故发生。如今明白显示警戒，偏偏出现在传舍、宾馆之间，仿佛明白告诉陛下事情所在，大概是上天仁爱，诚心希望陛下圣明之心觉醒，或许还可以改变作为，灾祸仍能在发生之前消解。否则楚庄王当年没有灾害，为什么还会感到恐惧呢？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典，义与国家同安危，只希望朝廷所施行的都是善政，所任用的都是忠臣；臣决不敢任意进谗毁谤来陷害忠良，也不敢借直言来求取名声、争夺权力、取得宠幸，实在是因为事情关系宗庙社稷，事理切关国家安危，所以才敢采集众议，竭尽陈述自己的愚见。只望陛下明察。”

译袁说友应诏上言说：臣本月九日恭敬接受明诏，诏书说雷电不合时令、淫雨成为灾害。陛下责备自己而征求意见，命令台谏、侍从各自把朕身的过失和朝政的缺失逐条奏报，不许有所隐瞒。臣仰望看到陛下敬畏奉行天意，恐惧而修身反省，想要培厚圣德，讲求施行仁政，在上消除天变，在下安慰人心。即使成汤以六件事自责、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也大概不过如此；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祉、四海百姓的幸运。臣忝列侍从，身逢允许直言不讳的朝廷，所愿披露肺腑，竭尽言论而无所隐瞒，只望陛下裁量宽赦。臣听说，《尚书》说：‘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又说：‘上天降下灾祥，都取决于德行。’又说：‘人人具有同一德行，就能享有上天的心意。’所以修养德行，是圣王回应上天的实际行动；从未有德行不修而能够感通上天的。又说：‘上天的明察和畏惧，是从我们百姓显出的威严。’又说：‘上天所看，来自百姓所看；上天所听，来自百姓所听。’又说：‘上天保佑下民，替他们立君主，立师长。’所以安定百姓，是圣王奉事上天的根本；从未有百姓不安而能够奉事上天的。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时间还不久，推行初期政务，每每牵动圣心。” 比如每五日上朝一次以弘扬孝治，恭谨专心讲学以奠定长远谋略，召集任用人才，爱惜内帑财物，临朝不倦，救荒政务修明。陛下在修养德行、安定百姓方面依次施行，似乎天意与人事相互帮助、顺利推进。近来上天降下灾异，民心忧虑疑惧；正当十月交替之时，雷本已归于地下，却雷电交作，大雨随即降临，连续下了三昼夜。这大概是阳气没有闭藏，阴气出来掌权。考察古代占验，刘向《五行传》说：‘冬天下大雨而有雷电，是阳气不能闭藏、阴气出来涉险。’至于李寻的占验则说：‘冬天有雷电，大概是喜怒赏罚不顾时令禁忌。’二人的占验，上面关系君主临御天下，下面关系百姓治理，切近得如此。由此看来，今天的灾异一定有导致它的原因。以至于荧惑侵犯心宿，不遵循运行轨道；天目峰断裂，山体又移动迁徙；半夜发生地震，城邑遭受水灾；这些也都逼近帝城，全不是小的异常。陛下难道不能把这些藏在心中、在政事上加以考察，想想是否有上面触犯和气、下面违逆众情的地方？难道没有施行处置不当、德意尚未使人信服的地方吗？臣不敢从旁罗列、远引事例来充实空泛言辞，只敢把陛下应当修德安民的事项，摘列出当前可以施行的八条。伏望圣上慈悲垂听。臣所说修德有四条：第一，恭敬地看到太上皇帝安居寿康宫，已经超过三个月，陛下按时前往问安的礼节，无论风雨都不改变，孝顺的诚心专一，内外都感叹仰慕；但陛下还没有违背礼制地亲近膝下，未能充分享受亲情欢乐，父子之间的心意尚未完全相通，军民的情绪仍然郁结。虽然陛下自己知道父亲的心意，不是外廷能够全部听闻的；然而相见的日期如果一再拖延，不仅会逐渐使舆论疑惑，也恐怕另生猜疑。应当竭力谋求调和安排的办法，委婉曲折地加以周旋。陛下内有慈母，可以每天传达诚意；外有伯祖、元舅，可以随时转达圣上的心意，希望委曲周全、情意深厚，或许能够有一天使太上皇帝感悟。近来又传闻寿康宫圣体稍有不适，节制调养的情况虽不敢当作确实，但陛下既然还没有见过一面，那么慈父的各种心意便都无从知道。至于寿康宫左右侍奉人员，以及各种供御物品，究竟能否每天满足所需？如今本宫每月所得俸料，加上内帑每月供奉的物品，总数不少于数万缗，不知掌管此事的是谁，是否支用供应得当，果真符合太上皇帝的圣意吗？如果有一处不合适，那么慈父心中的郁闷就会更加深重，也就无法自我排遣。司马光曾对英宗皇帝说：‘从前皇太后听政时，左右侍卫人员不敢不恭谨，需要的物品没有敢不准备齐全的。’ 既然已经交出政权，我私下担心有无知小人会随势转移，侍奉懈怠怠慢，供给有所缺失，那么天下的责备都会归到陛下身上；这是不能不在早晚留心省察的。臣希望陛下在还没有亲自见到太上皇帝之前，尤其应当每天告诫宫中官属等人，让他们更加用心供奉侍候。凡是圣上的意旨，都要委曲顺承，只求让太上皇帝喜悦，进一步保养康乐；稍有懈怠堕落，一定严惩不赦，那么两宫就会安宁喜悦，亲自侍奉的日期也会到来，孝道就没有缺失了。臣私下听说，已经下达指挥，责令限期修整南内。陛下急于回到正朝，秘密侍奉太上皇帝，大概是孝心迫切，所以作此安排。只是大行皇帝的丧事如今已经停柩，陛下长久留在重华宫侍奉丧礼。现在如果在灵柩出发之前急忙回到大内，那么三个月侍丧便在一日之间突然离开，追念皇祖，心中恐怕不安。况且寿康宫如今已经安居，太上皇帝因年老倦于政事，而陛下又多次行问安之礼；如果暂且留在丧侧等候发引，然后再回宫，情理既能安妥，事情也顺当。第二，臣私下观察陛下开始施政时，倚重大臣，闭塞自己的耳目，不以个人意志专断，深得帝王任用人才的首要事务和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事的要道。仁宗皇帝曾经告谕谏官韩绛说：‘朕本来不喜欢亲自作出处理，只是担心所考虑的事情不合于理，而有关部门奉行以后，危害已经加在百姓身上，所以每每想先充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然后再施行。’圣人的谋略训诫真伟大啊！君主身处深宫，人才高下、事情是否恰当，怎么能全都知道？所以抑制自己的聪明，把事务交给臣下，以朝廷为根本，以大臣为腹心；人才的进退、机务的废置，宁可委屈自己的独断，也只求遵循公议。因此官员的升降、政事的兴废，往往都符合众望。有的人担心权柄向下转移，想使威权恩福归于自己；如果听取意见有所偏颇昏暗，考虑有所不周，即使小有不妥，也一定会使人心迷惑，严重时左右近臣便会乘机暗中玩弄国权，君主的权势逐渐削弱，危乱立即到来。考察史册，可以证明这一点毫无疑问。臣希望陛下想到君主权势的轻重，实际系于朝廷，而权柄向下转移，实在是由于君主自用；向上效法仁宗皇帝的训诫，深思独断的困难。凡是从宫中发出的命令，都稍作圣虑，那么陛下就完全尽到君主的职责，朝廷也没有失职的忧虑了。第三，台谏是天子的耳目。凡是议论思考、进献意见、规劝切谏，关系到君主本身的，台谏尤其重要。

译所以台谏官的升迁和退黜，实在取决于君主取舍是否公正，绝不能因为个人意愿或亲近之人的话而任免他们。唐介任殿中侍御史时，因议论政事而被罢去，仁宗皇帝思念他，又授予原来的官职。当时议论的人说，天子优容敢于议论政事的臣子，近世没有这样的事。这难道不是因为台谏向上可以显示君主的好恶，向下关系内外的观瞻吗？一旦稍有差错，就关系国家治乱，纲纪会纷乱，邪正会混淆，实在不能忽视。臣希望陛下想到朝廷纲纪根本在于言官的责任，而台谏是否任用，切实关系治政功效；对取舍进退要慎重、困难地作决定，不要轻率，不要轻易改变，那么纲纪就能建立，邪正就能分明，朝廷得到治理，君主的权势也会加重。第四，今年水旱成为灾害，百姓因而遭受饥荒，淮浙各郡没有不报告歉收的，饥民流离失所，渐渐到处可见。陛下每天议论赈济抚恤，拿出金钱、发放粮食，丝毫不吝惜；只是朝廷桩管积存的数目已经很少，户部掌管的经常性财用已经匮乏，没有什么可以再行蠲免，常平仓、义仓的支拨也几乎用尽，楮币、度牒的印发出售已经很多。如今距离来年麦子成熟还要超过半年，继续赈济已经没有长久的办法。臣私下看到，仁宗皇帝景祐元年，淮南年成饥荒，拿出内藏绢二十万匹，代替上供之物；庆历四年，拿出内库银三万两，送到陕西买粮食和麦子救济饥民；皇祐二年，因为河朔发生水灾，拿出内库银四十万两、防绢六十万匹来帮助军队储备。这三件事都是因年成歉收而拿出内帑，仁宗的用意难道只是因为朝廷和州县的积存已经不足以使用吗？大概是想赶紧使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再三给予而不吝惜。陛下即位以来，以节俭使财用充足，浮费全部蠲除。臣私下听说内帑的储备如今已经是从前的百倍，内外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感叹的。只是眼下赈济的日子还很长，幸好江西、湖南都获得大丰收，可以把米运到东边来救济淮浙。臣希望陛下想到淮浙饥民人数极多，知道公家的财力已经穷尽，特别效法仁宗旧例，多拿出内库的金帛，交给朝廷筹办，买粮一百万斛，接续充作赈济之用。陛下的仁心仁德声誉，遍及亿万生灵，能够感通上天的德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臣所说安民有四条：第一，百姓每年缴纳夏税，其中折合钱缴纳的，总称为折帛。当初制定价格已经很高，州县后来又逐渐增加数额，年久之后，百姓困于重复缴纳。如今中等财产之家已经很少，何况兼并土地的富户呢？近来台臣曾提到减免折帛价格，臣私下听说朝廷正在商议施行，这确实是损上益下的好事，臣不敢再作重复陈述。只是丁钱这一项，对农民尤其紧迫。游手之民和从事末业的人不列入按丁征收的数目，只有百姓不能幸免。前些年各地因守臣请求，有的蠲免，有的减免；如今所保留的第五等身丁，丁、盐、绵、绢四项，都有上供和州用的数额。折合钱应当有四十一万多缗，而上供的只计算一十一万缗，其余都是州郡自行支用的。臣认为，这笔钱对农民已经十分紧要，如今水旱成灾，百姓正艰难地寻找食物，农家饿着肚子，连早晚都难以保全。如果再按官赋征收，岂止像泰山压顶一样沉重！如今如果还不能全部蠲免，臣希望陛下深切想到农民受饥荒逼迫，将来年份第五等身丁以及丁盐两项钱，共四十一万一千余贯，全部予以除免；今年不足的款项，暂且命令停止催缴。上供部分由户部另行议定抵补办法，州用部分则由州郡酌情处理，希望农家人人都能受到实际恩惠，足以感召和气。第二，近年朝廷两次下令蠲减房金，大概是想取有余来帮助不足。贫民受到恩赐，确实不是小事。再次减免以后，如今已经八年；而有财力的人家新建房屋走廊，全都把租价定得很高，以备将来裁减。都城的新建房屋，租价尤其比其他州高一倍。臣希望陛下特别下诏规定：内外房租在已经两次减免之后，新建而从未减免过的租屋，也一律按照以前的指挥，减去三分之一。这样街巷中的贫民就会欢声四起，很快可以招来和气，也没有谁不能共同受到厚恩。第三，天下州县的税场虽然各有定额，但州郡以多收余利为好，每年增加数额；有的租额向来很重，实际办理十分困难，税场又横征暴敛，商旅受到危害，贸易既然艰难，公家和私人都困乏。两浙各郡所受的危害尤其严重，绝不是小事。嘉祐六年，仁宗皇帝诏令三司取天下税场旧额加以裁减，另立新额；征税既宽，商人也受到恩惠。如今两浙税额最重，而议论的人把它当作常规，多数不认为值得进言。臣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两浙转运司，规定本路各州一切税务的数额，取历来所收最少年份的数目，另立新额，明白告示商人，使他们容易收缴；上面没有厚重征收的定额，下面没有横取骚扰。这样或许商人因税宽而得利，即使居住当地的人也能受到恩惠。第四，国家刑罚的制度完整地保存在法令之中，但近年监司、郡守中有许多人逞强用威、抛弃法律，完全凭自己的意愿办事；刺配之罪临时决定，称为特配，把统一的法律看成空文。于是有不少被黥面刺配的人接连出现在道路上，而采用特配的竟有十五六起，实在毫无道理，难道不会严重伤害和气吗？臣希望陛下重申并严格执行现行条法，监司、郡守不得擅自使用特配的例子；必须使情节和法律相称，依照条文结案记录以后，才可以施行。内外台应当经常认真察看，这也足以保全百姓生命、招来和气。臣仰想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承担先帝托付的重任，温厚恭敬、诚信充实，总是把诚意放在首位，敬畏严肃，不敢以居帝位为快乐；内外爱戴陛下，众口一词。至于敬畏上天的威严、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陛下一定已经亲自实行、亲身履行了。然而自古天灾流行，本来未曾因此断绝人的生命，更何况人君代替上天成为百姓的父母，牧养这些百姓；上天默默显示警戒和爱护的心意，人君尤其不能忽视。汉代董仲舒告诫武帝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败亡的祸患，上天便先降下灾异来谴责告诫；如果不知道自我反省，又降下怪异来警醒恐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灾祸败亡就会到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这说明上天的心意仁爱人君，希望制止他的祸乱；只要不是严重失道的时代，上天总想扶持君主，使他保全安定。陛下试着观察仲舒的话，就会知道上天眷顾惦念人君，竟然这样委曲周详、深切缜密。陛下继承统绪登临帝位，才过一段时间，天变却十分盛大，是过去少见的；虽然招致它的原因不容易知道，但皇天谴责告诫、警醒恐惧，希望陛下自我反省、知道改变的意思，已经如此明显。这应当使陛下内心产生畏惧，外在表现为仁政：有缺失一定补正，有善行一定改进，忠直的话一定听取，不因话语切直而厌恶听闻；长远的策略一定谋划，不因难以实行而立即停止。自己修养德行，天变自然消除；在下面安定百姓，天意自然喜悦。这样，仲舒所说的‘上天总想扶持并保全安定他’，就真正会像鼓槌击鼓一样得到回应。臣希望陛下始终如一，不改变最初的志向。凡臣所说的修德之事，每天推进而不停止；臣所说的安民之事，每天实行而不懈怠。这样就会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护佑，宗庙社稷绵延长久，上天所授的国命也会长存，几乎可以与上天一样没有尽头。又有什么灾异值得谈论呢？《诗经》说：‘就是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明明地侍奉上帝，于是得到众多福祉。’ ‘他的德行不偏不倚，因此承受四方诸侯的归附。’只望陛下深思并竭力实行，天下幸甚。《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七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八卷 明代杨士奇等撰 灾祥 宋光宗绍熙二年春天，雷电交作，有关部门访求当时政治的缺失。殿中侍御史林大中认为事情多由宫中发出，便上疏说：‘仲春时节发生雷电，接着又下大雪，按同类事物推求，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明显验证。男子属于阳，女子属于阴；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应当辨明邪正，不要让小人得以离间君子；应当思考端正开端的道理，不要让女宠干预政事。’ 太学博士彭龟年论述雷雪异常的奏疏说：‘臣伏地看到尚书省札子，完整奉行圣旨，大意如此。臣的官职是博士，本不应越职思议。但自二月庚辰忽然出现这种异常，臣曾广泛考察经史，推求验证天人关系，只是徒然积聚忧惧，不敢上奏。等到看见朝廷访求正直言论，已经到了馆职人员进言启发君主的意见，应该也不少了。把这些意见提出施行，天意自然会转变。但到现在十多天，灾气还没有消散。辛卯夜晚，狂风大作，已经又下起雪来。到了壬辰，日光已经出现，暖气也已显现，但雪仍不停。阴气强盛而侵凌阳气，竟到了这种地步。圣心的忧伤，必定比以前加倍。臣身在陛下的朝廷，享用陛下的俸禄，怎么能不忧虑陛下的忧虑？忧虑却不告诉陛下，这叫欺骗君主；越过职分进言，又是冒犯上级。不欺骗而又不冒犯，前人的训诫已经说明；臣岂敢借口文字方便，辜负侍奉君主的义理？何况秦朝设置博士，掌管通晓古今；到了汉朝，也承受君主的疑问。这样看来，采集古今事例来补助国家缺失，本来就是臣职分所当然的事。臣谨先把经史记载的雷雪异常取出，开列如下。’ 一、考察《春秋》：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下大雨并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雨雪。《公羊传》说：‘下大雨并有雷电，为什么记载？因为是异常。什么异常？因为不合时令。庚辰日下大雨雪，为什么记载？因为是异常。什么异常？因为灾变突然严重。’何休注说：‘这是桓公将要发怒并杀害隐公的征象。’胡安国传说：‘雷电，是阳精的发作；雨雪，是阴气的放纵。周历三月，就是夏历正月。雷还不应当出现，电还不应当显现，却发生大雷电，这是阳气失去节度。雷已经出现，电已经显现，就不应当再次下雪，却下了大雨雪，这是阴气放纵。阴阳运行有常而不差错，凡是失去常度，都是人为之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