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八

译第六件事说：今年正好是举行大礼之年，如今大行皇帝停柩在殡，于是已经降下九月举行明堂礼的指挥。陛下既已登上帝位，就与太上皇帝的身份和事体不同了。参照《礼经》，尊奉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礼，这就是说尊父而使其配享上天。陛下如果举行明堂礼，在尊奉父亲的礼制上实际上会有所妨碍。况且陛下临朝统治之初，正想修明号令，震动天下人的视听。臣愿陛下既然认为明堂尊父之礼有所妨碍，就赶快与大臣商议，仍旧筹办举行郊祀之礼。如果冬至以前还没有发引，就照乾道元年正月郊祀的先例，另行降下恩德诏令。大赦、支给犒赏以及恩典数额等，也照隆兴二年十一月冬至日的指挥施行。这样或许陛下登极之初，就能在上天面前举行祭祀，使天地显明感应、收聚福泽于百姓，实在是对初政的帮助。臣身居从班，职责在于献纳意见，既然未能立即侍奉天威、当面陈述愚见，而这六件事又确实不可迟缓，所以冒昧赶快写成奏札，上渎圣明。只愿陛下谅察臣的忠诚，早日施行。至于亲自奉行节俭的德行以率先天下，爱惜内帑财物以培养国力，两宫定省问安的日子无论风雨都不改变，对太上皇帝和太皇太后的安奉礼数极其优厚，倚重大臣、视为心腹，召集任用人物必先选择忠良，早朝晚退、每天以勤于政事为要务，臣下章奏可否立即施行，内侍的任用以忠直老成者为先，现有宫嫔略加斟酌裁减，随龙恩数一定符合旧制后才施行，左右近臣的请求一定只依照成法然后给予答复，告诫各屯驻军的主帅，务必整顿振作军政，重申严密边防，守臣专门以巩固边境为职责。以上这些事项，希望陛下仔细留意圣心，依次施行，那么尧舜和三代的治理，就可以在日月之间实现了。臣激切陈述至此，实在难以抑制。卫泾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无不根源于这颗心。治理安定通常由忧劳勤勉获得，祸患败亡往往以安逸享乐为基础。当事情多的时候，畏惧之心必然产生，所以忧劳勤勉而谋求治理；处在安定状态已经很久，骄纵之心容易兴起，所以安逸享乐而自己却不知道。倘若不是聪明超过常人，很少能够自我克制。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资深厚明智，才智谋略高明远大，绝不会有这种事情。但臣区区的愚见，不能停止进言。况且声色容易使人受到诱惑，陛下不是不知道声色不可接近，只是耳目很难防范；宴饮安逸和鸩毒相同，陛下不是不知道安逸不可贪恋，只是意志容易懈怠；财物是百姓的膏血，陛下不是不知道财用应当节省，只是受姑息迁就牵累，便有所顾不上节省；爵位和名号是君主所掌握的权柄，陛下不是不知道名器应当珍惜，只是沉溺于尊贵宠幸，便有所顾不上爱惜。自陛下即位以来，臣下进言的不是一个人，陛下听取言论也不是一天。虽然陛下改过不吝惜，见到善行一定听从，但弊端和漏洞仍然很多，冗员滥授尚未革除。陛下或许认为时局没有事情，不必过分忧虑；事情极其细微，不足以妨害治理。但臣恐怕陛下这种想法生于自我满意，于是骄纵之心便有机可乘。骄纵之心一萌发，那么用来体察天意的心也几乎要懈怠了。何况朝廷的各项事务还不能说全都妥当，四方隐微的情况还不能说全都通达。年成虽丰收，百姓却困于重税；夷狄虽顺服，内心实在难以测度。国家大计尚未确立，重大仇恨尚未报复。上天对陛下寄予如此厚望，正应当战栗屏息、修身反省，怎么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骄纵之心呢？臣愿陛下在祸患尚未显现时谋划防患，在治理尚未形成问题时加以保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切施为措置，都战战兢兢、勤勤恳恳，常常如同上帝正在上面临视、在身旁质问。声色陈列在面前，一定要想到身体应当爱护；安逸享乐在心中发动，一定要想到德业应当勉力；施行爵禄赏赐，一定要想到名器不可以随便授予他人；颁赐财物，一定要想到民力不可以困乏耗尽。若这种心意没有一天不与天意相似，那么陛下体察天意就达到极致，上天爱护陛下的心也将无穷无尽。凡是陛下应当办理的事情，都可以依次兴举了。从前仁祖说，祥瑞降临，应当担心自己的反省是否相合；灾异出现，应当警戒畏惧其原因。于是考察《箕畴》的传文，研究汉代儒生的学说，汇集归类五行、六沴所对应的祸福，编成十二卷书，名为《洪范政鉴》，用来显示天人感应召致的道理。寿皇曾经把《无逸》一书告诫近臣，说享有国祚长久，都根本在于敬畏。于是辑录《尚书》所记载的天事，列为两图，名为《敬》。仁祖、寿皇早晚观览，用来约束自身、修养德行、谨慎对待天戒，见于这三部书中的道理不外乎这些事情，成效至今清楚可见。否则，治理、教化、刑法、政事大体还很粗略，而上天的报偿却同于已经安定、已经治理的时期，臣实在担心上天的恩幸不可以视为常态，祸患的机关多隐藏在细微之处，却从人们忽略的地方爆发。只愿陛下留神省察，岂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 卫泾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是上天纵予的资质，继承大统，像舜禹相授受一样，光耀千古。陛下遵循寿皇的成规，在黼座前接见廷臣，是要讲求治理之道，难道只是应付旧例而已吗？臣私下听说群臣进言，大多劝陛下说，登基之初应当大有施设，以震动四方的视听。陛下圣意在于循序渐进地治理，臣由此看出陛下的思虑高明，超越千古，确实不是常情所能测度的。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并不是不喜欢宏大功业、志向高远；当他们锐意谋求治理时，凡是创始立业，都足以震动众人、振奋人心，谈论治理的人也都喜欢称道。等到年岁和时日过去，意志消退、气势沮丧，竟然没有一点实际成效，反而相继败亡。往往开始锐意进取的必然最后懈怠，只追求虚名而本来没有诚心，所以祸害达到这种地步。哪里比得上顺应人情所希望的，审察事势所适宜的，谋求实际成效而不抬高虚名，致力于长远谋划而不追逐眼前利益？起初虽然像是循序渐进，不能使人立刻满意，但竭力亲自实行，长期下功夫，日积月累，渐渐昌明兴盛，谋划计算显出成效，反而超过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得失大概可以看清了。

译从前尧以战战兢兢的态度每天奉行正道，舜以勤勤恳恳的态度每天致力于孝行，禹能够勤劳，汤检点自身唯恐有所不及，文王小心谨慎，武王继承先王的志向、完成先王的事业。凡是《诗经》《尚书》所称道的，这六七位圣人，不过是敬畏天命、保全人心、约束自身而修养德行、恭敬自己而任用贤能，以安逸游乐为警戒，以忧劳勤勉和恭敬节俭为训诫和追求，起初从未有过惊世骇俗、轻率发动、轻易变更的举动。可是后世称颂圣人的盛大、治理的极致，必定说是唐虞三代，难道不是循序渐进的成效吗？陛下凭借世所罕有的资质，享有寿皇已经成就的事业，自登基以来，海内外大小臣民都侧耳注目，等待革新政治。陛下圣意早已确定，周密详慎，发布政令谨慎，不做眼前虽令人高兴的事情，确实得到了圣贤循序渐进的要旨。臣愚昧，仍有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担心，试为陛下陈说：陛下仁慈，本来出于天性，从来不是不恭敬节俭，只是恭敬节俭的德行还没有使人心信服。陛下每天过了日中还临朝听政，询问政事而不知疲倦，从来不是不忧劳勤勉，只是忧劳勤勉的志向还没有向天下昭然显示。爵禄赏赐本来是用来激励臣工的，人们却认为授予太多、太滥。纲纪本来是用来尊重朝廷的，人们却认为还没有振作。陛下有广纳谏诤的盛德，却还没有听说有实行谏言的英明决断；有体恤百姓的仁心，却还没有听说有宽减百姓的实际恩惠。下诏百官修治各自的职业，但苟且因循的习气还没有革除；命令将帅整顿军政，但贪婪刻薄之徒实在很多。半年之间，考核成效还没有显现，补救过失已经来不及。众人暗中议论，有识之士忧虑疑惑：莫非陛下虽然知道循序渐进值得崇尚，却还不能实行它的实质吗？圣贤的循序渐进与世俗的因循表面相近，实际却相差很远。圣贤的循序渐进，也是顺应至理的当然之道，竭力实行而不停止罢了。倘若没有诚心和实际德行，悠悠然消磨时日，时局无事便苟且求安，却不考虑事变到来，那么仓促之间便没有谋划；追求一时的享乐，忘记千年的忧患，这就是世俗因循的祸害，不是唐虞三代用来治理天下的意思。何况如今风俗衰败，百事松弛，人材削弱，国势尚未振作，即使急切有所作为，还恐怕不能成功。如果仍然因循，弊端将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臣担心臣下有人听说陛下有循序渐进的志向，便迎合圣意，粉饰因循的说法，误导圣听，这并不是忠心替陛下谋划。臣愿陛下刚健笃实，振作精神谋求政事，亲自奉行朴素以杜绝奢侈的渐变，防止安逸享乐以戒除宴安的毒害，那么恭敬节俭的德行就彰明了。停止燕居闲暇，把心力用来处理机要政务；断绝左右近臣的私情，以亲近正直之人，那么忧劳勤勉之心就显著了。公正地决定官员的任用和罢黜，以表示惩罚和劝勉；爱惜名器，留待有功劳的人；停止内降的命令，遵守历代的法令，那么爵禄赏赐就知道谨慎了。不要因为朋党而轻易怀疑外廷，不要因为道学而一概抛弃贤士；慎重选择担任耳目之职的人，大大开辟公正的道路，那么纲纪或许就能振作。有奖励表彰，却没有听说破格提拔；有开诚纳谏，却没有实际施行，这不是尊崇谏诤的做法。务必排斥谄媚阿谀的言论，防止忠直之气受到损害，这才掌握了听取言论的要旨。贵近之人的滥施恩典还没有革除，无益的费用还没有裁省，这不是宽待百姓的做法。清理没有名目的横征暴敛，商议减免并且一定实行，这才有施惠于下民的实际。提拔廉洁勤勉的官吏以激励懒惰者，严格督察按察机构以治理贪赃污秽，那么官员的职守就修治好了。从前靠贿赂进身的人，果断抛弃而不任用；如今因贪污而败坏的人，置于法律之下而不宽贷，那么军政就整肃了。以上八件事，陛下如果一件一件都更加谨慎，事事都更加明察，不要因为小善无益就不去做，不要因为小恶无伤就不去除。仁心善政与日俱新，像火焰燃烧，像泉水通达，使圣德一天比一天光大，功业一天比一天美盛显著，这才足以完全实现循序渐进的实质。倘若心怀安逸而懈怠疏忽，没有任何施为，臣恐怕终究免不了陷入因循的说法。只愿陛下留意，臣就万幸了。卫泾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虽然广大，治理却在于人心。自古以来君臣共同讲明治理之道，从来没有不把端正这颗心作为首要事务的。禹告诫舜说：‘安定你的心志。’伊尹告诫太甲说：‘敬慎地守住他的心志。’傅说告诫高宗说：‘只要安居于应当安居之处，政事就会纯正。’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能够存养他的心，才可以建立这些常法。’心是万事的纲领，是达到治理的根本。从来没有不先安定自己的心，而能够成就治道的。”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凭借聪明英睿的资质，承受慈皇托付重任，忧劳勤勉地临御至今三年，虚心任用人才，屈己听从谏诤，帝王的盛德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如此本应使已成的功业更加光辉，太平的时期可以预期。只是陛下求治虽然勤勉，考核成效却还没有显现，上下都悠悠度日，偷安于岁月，莫非陛下圣心所向还有没有确定之处，因此不知道应当在哪里用力吗？圣心没有确定，所以大小臣僚的议论不明，趋向不一，各家坚持一说，各人树立一见；有的习于颓废，有的献纳谄佞，有的专门迎合，有的从事谗邪，都不过是窃取陛下的爵禄，满足自身的打算罢了。陛下临政治国，还能指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呢？” 《易经》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又说：“变化。”事物困穷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世上的事情，倘若到了困穷的极点，必然以变化通达为贵，这才是可以长久的道路。臣观察当今的事势，往往弊端很多，而且这些弊端将要走到穷极。百姓困穷到了极点，却没有人研究救济抚恤的适宜办法，平时尚且想着作乱；军队供养到了极点，却没有人止息饥寒的怨恨，临到战事谁肯效命？官员冗滥到了极点，却没有办法澄清裁汰，反而徒然困于官缺不足；财赋搜刮到了极点，却没有宽减节省的办法，常常担心财用不能支撑。天下的大事，大多不出这五六项，而弊端已经到了这种极点。还仰赖朝廷清明、圣德深厚，祖宗仁泽仍在人间；自中兴以来，培植更加深厚，维持更加牢固，幸而能够相安无事。然而平日闲暇之时，已经怀有战栗不安的恐惧。倘若有谗谄之人在身边，群邪一同进用，得以扰乱陛下的纲纪法度，使公道不能伸张，国体渐渐削弱，奸雄窥伺，或许会产生轻视侮慢之心。一旦事变从细微处兴起，祸患的机关在被忽略之处萌发，先前维系巩固的一切就有时不能再依靠，岂不令人寒心！”

译陛下试在清闲燕居之时，不让事务扰乱思虑，不让嫔妃近侍出现在面前，平心定气，静静思考，臣微薄的言论一定有与陛下深心默然相合之处。既然如此，变化通达的道路，正在今日，确实是圣心应当首先确定的。臣愿陛下体察乾健的德性，扩大离明的照察，审慎观察事势所关联的关键，思考弊端为什么已经穷极，察看弊端由何处发生，阅览《大易》的言论，寻求变通之道。圣心先行确定，然后明白诏告大臣，直到朝廷内外百官，早晚共同讲习研磨，同心协力，趁现在赶快谋划，不要坐等弊端达到极点而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每办理一件事，都要说：它是否真正有益于变通？不能只因试行而侥幸求成。每发布一条命令，都要说：它是否符合变通的道理？不能轻率发布而又突然更改。每进用一个人才，都要说：他果真能够承担变通政事的责任吗？不能只为顺应眼前而任用。每听取一条言论，都要说：它果真能够帮助变通的政务吗？不能只因迎合自己的看法便接受。既然已经知道用力的地方，就循序渐进地实行，勤勉不懈地办理，虽然没有立即可见的成效，却会有逐渐达到的功效，前面五六项弊端或许能够痊愈，天下的治理也可以依次兴举了。” 否则，在各项事务弊端极重的时候，就好比一个人的四肢已经危险得像是药物伤害、补救败坏还来不及，然而希图迎合、苟且容忍的人却结交朋党、保持俸禄，竟还说风调雨顺，歌咏太平，以求取荣华利禄；等到他们心愿满足、志得意满，便全身而退，把忧劳独自留给陛下，难道不是误国吗？那将是多么可悔恨啊！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事情也不难实行，关键只在陛下是否加以留意。臣愚钝浅陋，不自量力，又身处疏远之外，却冒昧议论国家大体。我私下想到，本朝储养馆职之意非常深厚，仁宗皇帝盛治之时曾下诏特许馆职官员议论政事。臣待罪于册府，前后五年，三次有幸瞻望圣颜，每次竭尽愚诚，往往蒙受宽赦；如今不敢因为离开国都，就忘记葵藿向日般的忠诚。从前魏征陈述“十渐”来告诫唐太宗，最后说：‘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时机难以再次得到，明主可以做而不做，这就是臣内心郁结而长叹的原因。’臣敢以魏征的话献给陛下，只愿陛下裁察。” 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上奏说：“臣迂腐愚昧、衰老卑微，没有什么超过别人，却仰承圣明，蒙召从远方来到京城，置身近侍之列，任为劝讲诵读的官员，这难道是偏爱小臣吗？想来一定是因为臣粗略讲习过学问，略有思考，不肯随众人默默无言，或许能够对圣明的治理有万分之一的补益。然而臣自到宫阙以来，三次得到进见答对的机会，狂妄的言论有时得到采纳，例如增加讲读日期、详审封事、不接受贺表等，都得以施行。臣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或许可以倾吐肝胆，尽力表达忠义，而不辜负陛下收录任用臣的用意。臣又私下想到，臣身在内朝，实际上以从容讽谏议论为职责，所以虽然蒙有求言的诏令，也不敢随便同外臣一样撰写文字，以免泄露，只曾当面陈奏一两件，希望陛下自行以圣意施行。然而这些日子以来，臣私下观察天象，雷霆之后接着阴雨，阴沉郁结不能消解，夜晚明亮而白昼昏暗，这一定是政事施行还有很不符合人望的地方，以致阴邪竟敢侵犯阳德。况且臣前些日子曾经陈说的重大事项，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省察。如果只是碌碌无为地随群臣解释经义，时时陈说一两件细微事情，来应付旧例，那么不仅不是陛下召用愚臣的本意，也难道是愚臣侍奉陛下的志向吗？” 如今臣有一点微薄的诚意，必须倾尽陈述。臣所说的事情中，最大的一件，是劝陛下凡是日常供奉自己，都务必深加抑制减损；从宫闱内的私事、居住、服饰器用，暂且都依照潜邸旧日的样子，直到外庭礼数、仆从侍御和恩泽，也不可以马上完全享受万乘之尊，希望这样能够感动太上皇帝的心，早日实现晨昏定省的愿望，臣以为陛下一定会加以采纳。然而这几天却听说有旨意修葺旧日东宫，建造三四百间房屋，外间议论都说陛下想要迅速完工，早日移驾，以求安便，这不但没有抑制减损，反而是过分增加。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自陛下的心意、大臣的议论，还是军民的愿望？抑或是左右近习倡导这种说法来误导陛下，想借此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臣恐怕这不但会使上帝震怒、灾异屡次出现；正应当恐惧修省的时候，也不应兴起这样的大工程，违背上天谴责告诫、警动人心的意思；还恐怕京畿百姓正处在饥饿流离、濒临死亡之际，忽然看见朝廷正在此时大兴土木、修造宫室，只把满足自己的供奉享受当作事情，却没有怜悯同情之心，或许会怨恨愤怒到极点而引发其他变故，不但不能感动太上皇帝的心。” 也会使皇帝父亲的心因此更加难以安定，从而没有进见的日期；还恐怕寿皇停柩在殡，葬山尚未择定，几筵的奉祀不能稍有松懈。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年高尊老，孤独地处在忧苦之中，晨昏奉养更不可缺少。可是四方之人只看见陛下急于大规模修治宫室，迅速使其完工，一旦轻快地把它弃置而离开，去求安适便利，六军和万民心中必然又会有握腕不平之感。前面的鉴戒还不远，实在可怕。至于一旦离开尊亲身边，轻易离开倚庐之处，深宫长巷、园林池台以及耳目的娱乐纷纷而来，臣又私下担心陛下的心未必容易抵挡这些繁华盛丽的诱惑和感移；即使想要每天亲近儒士、讲求经训以端正政事，进德修业也将有所顾不上。这又是臣极其恐惧的事情。至于寿康宫定省问安的礼制，臣曾经说过，但意思还没有完全说尽。如今听说近来一两次经过宫门，却仍未能见面；如果不赶快筹划，像臣所说的下诏自责、连续多日前往，反而拖延舒缓，与平常时候没有不同，泛泛地前往，泛泛地回来。太上皇帝听说后，一定认为陛下只是备办礼节前来，实际上并没有一定要见我的意思；他深闭宫门、坚决拒绝而不肯相见，也确实是适宜的。”

译又听说太上皇后担心违背太上皇帝的心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的称呼，也不想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这又是考虑过度了。却不知道如果只是一味这样，而不设法委婉周全、提供方便，使太上皇帝明白知道陛下之所以不得已即位，只是想上安宗社、下慰军民，暂且代替自己承担劳苦，并不是敢于立刻享受至尊的奉养，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有怨怒，下面有忧惧，将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父子是天然的伦理关系，是三纲所系，不只是陛下心中深感不安，四方人的观听也很不美。长久不设法解决，还会有人借这个名义制造谤言、滋生事端，这又是臣极其恐惧的事情。至于朝廷纲纪，尤其应当严明。上自君主，下至百官，各有自己的职分，不可以相互侵越。君主虽然以制定命令为职责，但一定要与大臣谋议，交给给事中、舍人参议，使其充分讨论，以求得公议所在，然后在朝廷公开宣布，明确发布命令而共同施行。这样朝廷才尊严，命令才详慎，即使有不恰当之处，天下也都能明白知道错误出自某人，君主不至于独自承担责任；臣下想要议论的，也能够尽意进言而无所畏惧。这是古今常理，也是祖宗的家法。” 如今陛下即位还不到一个月，进退宰执、调换台谏官，严重的甚至有人刚刚突然进用，随即又忽然退罢，全都出自陛下的独断，而大臣没有参与谋议，给事中、舍人也来不及议论。即使确实出自陛下独断，而事情又全部合乎道理，也不是治理国家应有的体制，还会开启将来的弊端。何况朝廷内外传闻，无不疑惑，都说左右近臣或许暗中窃取了权柄，而他们所行之事又不能完全得到公议的认可。这个弊端不革除，臣恐怕名义上虽说是独断，实际上君主的威权却免不了向下转移。想要求得治理，反而不免导致混乱。自隆兴以来，已有这种过失，臣曾多次深切地向寿皇论说，这并不是今日才有的忧虑。还好寿皇圣性聪明，又熟悉世事，对于这类人，虽然因驱使之故稍有借用宽容，实际上也暗中设法控制他们，未让他们完全实现阴谋。然而积习成风，给后世留下祸患，其害处已经多得无法说尽。像陈源、袁佐这一类人，都是陛下亲眼见过的。为什么又要重走他们的旧路、重蹈覆辙呢？况且陛下自己看，聪明刚断比得上寿皇吗？熟悉世故、通达事理比得上寿皇吗？寿皇尚且不能在先前制服他们，陛下却想在后面制服他们，臣恐怕他们造成的祸患会更加深重，不只是前些日子的程度而已。” 这又是臣极其恐惧的事情。至于择卜山陵，陛下偏听台史固执荒谬的言论，落入他们相互结交、蒙蔽诱惑的计谋，不再广泛询问术士以寻求吉地，只想在祐陵、思陵各陵附近迁就安排，苟且了结。既不为寿皇遗体安宁考虑，也不为宗社长久享受祭祀谋划，那么从宰执、侍从直到军民，都知道这样不对却不敢竭力争辩。寿皇有如此丰功盛烈，百世不忘，而安葬他却这样草率，这难道不是又大大违背天人之心，以致灾变频频发生，给后世留下无穷祸患吗？这又是臣极其恐惧的事情。以上四种恐惧，都不是小事。臣愿陛下深切察看臣的愚见，反躬在心中思考，明白诏告大臣，首先停止修葺东宫的工程，把工料转用于慈福宫、重华宫之间，草草创建一两百间寝殿，使其大致可以居住；又在宫门外草创供奉、宿卫人员的房舍几十间，不要让他们有狭窄逼仄、暴露在外的困苦。这样，上可以感动太上皇帝的心，促成南内进见的日期，又可以供奉寿皇的几筵，尽到两宫晨昏定省的礼数；下可以堵塞群臣窥视、观望和受蒙蔽 奸邪的途径，慰藉百姓饥饿流离的叹息，这是第一件事。至于过宫的办法，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车舆仪卫；进宫以后，暂时改变服色，像唐肃宗改穿紫袍那样；对于牵马在前的人，预先诏令近属中尊长而贤能的人，使他们先入宫，首先向太上皇后说明臣先前所陈委婉周全、提供方便的主张，然后陛下跟随他们进去。望见太上皇帝时，就应当流泪伏地，抱膝吮乳，以表达负罪引咎的诚意；太上皇后、宗室亲戚、贵臣和左右近侍环绕拥护，再进一步进说譬喻、解释其中缘由，那么太上皇帝即使有愤怒之情，也将立刻如云消雾散，父子欢意交融了，这是第二件事。至于朝廷的纲纪，臣又愿陛下严诫左右近侍，不要干预朝政，只要使朝廷尊严、纲纪振肃，国家有泰山一样的安定，那么这些人自然不会失去长久享有富贵的打算。确有功勋而所得褒赏未能符合众议的，也应诏令大臣公议其事，考查法令典章，厚重报答其功劳；至于号令的宽严、人才的进退，则全都交给二三位大臣，让他们反复比较权衡，不要顺从个人意见，斟酌采纳公论，奏请后施行。批下圣旨宣布施行，不必再次奏请复核，但在命令尚未交尚书省施行前，先送后省审查复核；有不恰当的，限在当天立即封还驳正；如果还有疑问，就诏令大臣和封还驳正的官员，当晚入朝在陛下面前讨论，互相辩论诘难，选择妥善的意见，由陛下称制裁决。这样不但近习不能干预朝廷权力，大臣不能专门任凭个人私意，陛下也可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事务，对得失的筹算不再疑惑，这是第三件事。”

译至于山陵的择卜，臣前些日子曾经把议状进呈，近日又和同僚联名具奏，如今不敢再频繁烦扰圣听，也希望陛下特意宣召大臣，使他们详细研究臣等前后所论，在片刻交谈之间决定可行与否；先宽延七月的期限，再黜退台史的主张，另行寻访民间术士营建新的陵寝，使寿皇的遗体能够在陵内得到安宁，那么宗社和百姓也都会在外面分享福泽，这是第四件事。以上四件事，都是今日最急迫的事务，恳切请求陛下留神反复思虑，决断后施行，以回应天变，慰藉人心；上可以彰明圣主任用人才、寻求谏言的实际，下可以伸张小臣爱君忧国的忠诚，臣将万分幸运。臣又私下想到，臣年老多病，独自在寒斋住宿，整夜不能入睡，忧虑万端，而进见答对之时往往多有遗忘，言语精神又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因此前些日子一两次当面奏对，所陈数事有未能深切察知的地方，如今因入宫侍奉，敢再冒昧地写在纸上。伏望圣明独自赐予详阅，选择其中可取的。至于臣孤立危疑的处境，不敢自保，私下恐怕从今以后不能长久侍奉陛下清闲燕居了。臣怀着无限的瞻望眷恋、恳切惶恐之情，等候治罪。” 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说：“臣听说，有帝王的规模，就应当有帝王的事业。规模宏大，事业又与之相符合，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唐代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改变百姓来施行教化；实行帝道就成为帝，实行王道就成为王，关键只在所实行的究竟怎样。’世上从来没有实行了正道而不显现成效的。君主是尧舜，风俗却不能达到唐虞；君主是禹汤文武，治理却不能达到三代，这一定有其中的原因。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专心致力于日益更新的学问。继承帝位之初，首先增加讲读官员；听政之余，专心研究经典。读《中庸》至圣之章，每天加以省察；阅览《大学章句》的疑义，特意垂问。大庭举行讲论，彰明此书；琼林赐诗，显示这一用意。治理天下国家的纲领有九条，陛下已经取来作为施政治理的规范；在天下彰明明德的次序有八条，陛下也把它看作努力实行的要领。这种规模，难道是汉唐诸君所敢于企望的吗？即使说比得上六位五帝、四位三王也是可以的。然而自陛下登上大宝至今已经七年，天下翘首等待太平，倾心观察至高的教化。雍熙、咸和的风气没有出现，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多。” 规划仿效古代，事业却不像古代，究竟为什么呢？臣曾读《孟子》，看到其中说：“把不忍心伤害人的心，用来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容易。”又说：“尧舜的治道，如果不施行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得到太平。”大概有这样的心，又能施行这样的政，就会觉得治理天下绰绰有余；有这样的治道，却不施行相应的政，就会求其治理天下而力量不足。如今陛下的心，是尧舜的心。却不知道陛下施行于政事的措施，果真足以发扬这种心意吗？恐怕未必。陛下的治道，是尧舜的治道。却不知道陛下体现于政事的措施，果真足以实行这种治道吗？恐怕未必。民政坏在守令贪婪残暴，军政坏在将帅搜刮克扣，朝廷政事又坏在士大夫苟且偷安。这三方面的弊病还没有除去，却想同古代帝王并驾齐驱，臣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三代取得天下，是因为得到了百姓；得到百姓，就是得到了百姓的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如今治理州县的人，把抚恤教养百姓当作迂阔之谈，把催征赋税当作当务之急。即使说征税是用于公家，官吏个人囊橐中的私财却超过了公用，百姓已经无法生活。行贿送礼的办法盛行，百姓也就没有地方申诉了。使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前人把这种情形作为虐待百姓的警戒。如今不仅敢怒，甚至发展到敢于反叛。设置官吏本来是为了养护百姓，可百姓反叛的端绪却从官吏开始，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面的车应当引以为戒。京城附近的地方，距离君门不过咫尺；那些受命执掌一方的官员，离开朝列而任职地方，其中像召公、杜母那样的赞歌很少听到，像虎狼一样苛刻的官吏却接连不断。使百姓穿暖裤的歌谣很少听到，剥削深入肌肤的官吏却接踵而来。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也没有固定的心志；如果不幸有人牵牛佩犊，相互煽动而起事，又凭什么防备呢？民政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也曾经思考过吗？古代把兵员寓于农民之中，起初没有养兵的费用；后世让百姓养兵，于是产生了侵蚀百姓的祸患。然而，如果军队能像雷霆一样威猛，足以挫败外来侮辱；严整而有威仪，足以增强国势，这还可以说是用来巩固我国边防。军队贵在精锐，如今却老弱各半；军队以士气为勇，如今却饥寒交迫。与士卒同甘共苦，前人把这作为统率军队的方法；如今将帅与士卒上下隔绝，又剥削士卒以谋私利。耗尽天下力量来养兵，反而耗尽士兵力量来供奉主帅，国家得到什么好处呢？不碰到盘根错节的树根，怎么知道刀刃是否锋利？像池塘边的百姓那样的小民，盗取兵器、玩弄戈矛，不过是鼠窃狗偷，难道值得一提吗？然而长江沿岸分散了防备敌人的屯驻军队，盗贼的凶焰仍未收敛；京都停止调发禁卫军，盗贼仍然猖獗自如。小股盗寇尚且如此，大敌来临又会怎样？如果不幸有奸雄和强敌窥伺时机而行动，又拿什么办法应对呢？军政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也曾经思考过吗？治乱的迹象虽然表现于天下，改变局势的关键，实际上系于朝廷。四郊多有敌垒，这是什么时候了？朝廷却排列武官班行，因循敷衍，混日子，认为只有安静才能制服变动，这话本来也对；但安静如果流于偷懒怠惰，恐怕一旦发生变动就不容易平息。认为只有保持常态才能抵御变化，这话本来也对；但保持常态如果失之松弛玩忽，恐怕变化就不容易消除。认为从容和缓可以安定人心，这话本来也对；但内部没有可以依靠的实际力量，外部又有值得忧虑的形势，这就像驾着破船处在惊涛骇浪中，睡在堆积的柴薪上而火已经燃起，恐怕人心也不容易安定。陛下并非不忧虑勤勉，大臣并非不焦急劳苦，各部门官员也未尝没有惴惴不安的心情。然而积久的习气已经形成，防范[原文疑误]逐渐成为[原文疑误]，专门做表面文章，掩盖实际情况。所陈述的，大多不是军国的急务。

译所办理的，不过是文书簿册上的日常程序。一天比一天严重，怪异的征兆便产生；一年又一年过去，国家的元气逐渐削弱。朝政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又曾经思考过吗？陛下身处今日而实行古道，规划确实很高明；但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事业却仍然赶不上古代，这也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心而没有这样的政罢了。政，是把我的心意推行出去、向下传达到天下的东西。如果没有政，心意凭什么传达？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政又凭什么施行？《立政》一书，是周公训诫成王的话，谆谆切切，十分完备。上自禹、汤，下至文王、武王，陈述过去实际施行的经验，用来作为将来的准则。进一步说到“整顿你的戎兵”，登上禹的功业之迹，是为了彰显功业的盛大；以此承接文王的光辉，发扬武王的伟烈，是为了彰显继承先业的美德。然而追究其所以达到这一切，也不过是说：不要让奸邪小人得到任用，任用平常而正直的人罢了。由此可知，人才贤能与否，是国政成败所关，不能不谨慎。昔日仁宗皇帝在位最久，遭遇变故最多，但众多贤臣聚集朝廷，朝廷因此尊严；按察使分布各地，郡国因此得到治理。统帅得到一个范仲淹，西方贼寇便丧胆；使者得到一个富弼，北方敌人便降服；将帅得到一个狄青，南方凶贼便授首。四十二年的治理，被称为太平，都是从得到贤能之人开始的。臣愿陛下考察仁祖达到善治的方法，体会姬旦告诫君主的话，不只是放在心里研究，而且一定要落实到政事上；不只是寻求空洞的言论，而且一定要见于实际行动。一定要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使民政没有一项不治理好；一定要使车马修整、器械完备，使军政没有一项不严整；一定要使九德之士都任职、百官按时尽责，使朝政没有一项不振兴。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人才，不要让一个小人有机会容纳他的奸邪；施政在于养育百姓，不要让一个普通百姓不能受到恩泽。内政修明，外部变故平息，按道理必然会达到，按形势也没有多难，只在于陛下是否加意罢了。否则，学习和政事是一条道，勤于学习却不能落实到政事；认识和实行是一条理，达到认识却不努力实行。譬如五谷不入腹，却想用来解除饥饿；良药不入口，却想用来治愈疾病，臣不知道这怎么可能。臣生长在万里之外，屡次承受错误而得到的恩遇，得以充任郎曹；按照旧典有固定职责，应当入对时有话却不吐露，不仅辜负陛下，也辜负所学。臣拳拳不已的忠心，唯愿陛下明察。鸣复又任侍御史，再次上奏说：“臣听说九官相互谦让，所以形成了虞舜朝廷的盛况；众多士人济济一堂，所以成就了周王室的兴盛。大概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相处，天下万物才会在民间和谐。没有在内部任由乖张争斗、凌犯侵扰的习气肆行，却能在外部成就安静和平的治理。 《中庸》说：‘使天地各安其位，使万物得到养育，必须以达到中和为根本。’《洪范》说：‘聚敛五福、赐给百姓，关键在于建立皇极。’《中庸》和《洪范》虽是不同的书，旨趣却相同；中和与皇极虽名称不同，意义却相同。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把一代人置于中和之中，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其道无不以此为根本。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质，承受上天赋予的帝位重任，知道出政治国的道理在于问学，所以专心经典；知道增进学业的益处在于讲读，所以留意经筵。端正内心、意念真诚的实践，始终担心不够严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研究它唯恐不够熟悉。有这样的君主，臣怎忍心辜负？然而十年之间，掌权的大臣专擅国政，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夺去天下人的气势。正直的人引身退避，耿直的人消沉沮丧；迎合取容之辈被提拔列入朝廷，少有防范、缺乏廉耻的人散布在郡国。所以朝廷内外附和，像出自同一张口，而天下的风俗却败坏在防坚[原文疑误]之中，坚冰顿时消融，太阳正在照耀。天下人擦亮眼睛等待维新教化，受压制的人想要奋发，被屈抑的人要求伸张，长期得不到公平而沉默的人想要发声，长期得不到上级理解的人满怀愤懑而想要倾吐。因此谈论辩说风生水起，纠正偏差却又超过了适度，而天下的风俗又受到激烈偏执的伤害，这当然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激烈偏执如果不停，又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光禹[原文疑误]贪图俸禄、保全职位，无法挽救西汉的衰败；南北部[原文疑误]互相讥讽猜忌，反而招来了东汉的祸患，都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本朝的治理，没有比庆历年间更盛的，又没有比元祐年间更盛的。祠醉之举、网傲歌之摘瑕[原文疑误]，多亏熟悉国事的老臣竭力匡救纠正；但绍述之论一兴起，群凶得志，善类只能忍气吞声。它起初是邪正双方互相攻击，最后竟发展到夷夏关系不得安宁，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如今权力归于君主，政事掌握在中书，似乎已经有了治理国家的机会；但外敌仍强，内部势力仍弱，还没有出现实现太平的实际成效。我们生在王国，身处朝廷班列，本应不争强、不急躁，同心同德，各自发扬职守，不要荒废职官。可是近来都司之间的争执几乎到了挥臂相斗的程度，台臣之间的辩论甚至到了互相递交奏章的地步；含沙射影有时藏在奏对之间，落井下石有时借托于议论之口，这是什么样的气象，竟在今天出现？不知道这几种纷纷扰扰的做法施加于国家，究竟有什么益处？能补救什么弊病？陛下圣明高远，能够根据情况分别处理，有的采用，有的舍弃，有的罢免，有的留用。既有如天地般广大的包容，也能像刀切毫厘一样明辨是非。百官都知道应当戒惧了。然而臣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往往形成于已经显露之后，圣人的忧虑却常常谨慎于最细微之处。与其在争斗之后再辨别是非，不如在偏党尚未成形的开端就断绝它。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受到外物感应之后，本性才开始迁变；人的心本来专一于正，被利欲扰乱之后，才开始混杂。能克制念头与不能克制念头，是圣人与狂人的分界，也是人趋于善还是趋于利的分界；舜与盗跖的区别，也是由此而定。它如同水，澄清昏浊污秽，清澈自然存在；又如同镜子，洗去尘埃，明亮自然如旧。臣愿陛下暗中运用中和的教化，大开皇极之门，不要任意偏爱，也不要任意憎恶。在上位者既然专一遵循这条道，就不会有淫朋，也不会有结党营私的德行；在下位者也都只遵循皇极的规范。喜怒哀乐发出时都合乎节度，偏斜反常的情形都归于中正。上下共同走大公至正的道路，共同处在和谐亲睦的境地。这样就会看到有所不做时，所做之事无不成功；有所不动时，一旦行动就无不成功。如果不是这样，上面有所作为而下面不响应，君主倡导而臣下不和。这时朝廷本应以宽厚有容的度量对待他们，他们却甘愿成为截截小人[原文疑误]。那么国家自有常刑，公理自有公断。臣也不敢畏惧、躲避怨仇，以此辜负陛下委托责任的心意。臣承蒙陛下特加简拔和抚拊，已经战战兢兢地想到自己只有愚忠，仰望报答称职，所以在请求召见的开始，审察事势，衡量时宜，首先把达到中和、建立皇极的主张献给陛下。只愿陛下听取并努力实行，天下幸甚。”

译鸣复又上奏说：“臣听说善于谋划治理的人，应当勉力去做尚未达到的事情；善于考虑祸患的人，应当察看尚未形成的迹象。事情尚未达到而能努力，实际政务就会日益兴举，天下的治理也因此形成；祸患尚未形成而能察觉，公理就会常存，天下的祸患也因此平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能不极其谨慎。陛下自从更化以来，堵塞群邪的门路，打开众多正人的道路，正如《易》所说的‘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又如《书》所说的‘任用贤人不要怀疑，除去邪人不要迟疑’。陛下已经做到了这些，这正是天下将要得到治理的时候，四海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太平的日子。可是臣私下还有话要说：天下的事情，关键只在实际效果。名声，是实际的宾客。如果只追求名声，就不足以达到治理。天下的道理，关键只在公正。私心，是公正的对立面。如果沉溺于私心，恰好足以损害治理。臣看今天朝廷之上，佩玉、穿黼黻服饰的人，都是声名卓著者；受到征召、如拔茅草般被选用的人，都是善类。如今还可以议论的缺憾，实际上只是成效尚未显著罢了。况且恢复失地是大事，果断实行，名声自然美好；但倾尽全国兵力出征，百般费用随之兴起，军队损失而返回，连一个计策也没有制定，恢复的实际成效在哪里？防计是急务，提出并实行它，名义当然正当；但费用日益扩大，如今还没有节制，征收日益繁多，如今仍没有限度，防计的实际成效在哪里？兑换提举楮币，名义上说是便利百姓，但便利百姓的实际效果没有显现；免除苛刻征取，名义上说是惠及百姓，但惠民的实际效果没有听闻。宰属、枢属的更替没有常规，考察他们的政绩，如今仍和过去一样；各部门、各府的任命不一，考核其成效，如今仍和过去一样。天下的事情难道真是盘根错节、不可办理吗？只是专门追求名声而不核实实际罢了。如果果真按实际效果考核，就能使九德之士都任职，足以汇聚各种功绩；六卿各司其职，足以使万民富足安定。即使古代隆盛的治理，也没有什么难以赶上的；否则只是外表好看有余，实际功用不足，臣恐怕会成为画龙而不能求雨，流于西晋的浮华虚空，这就难说了。臣所以说应当勉力去做尚未达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道理。臣看今天接近圣明的人，都恳切悲悯而爱戴君主；列于各级官位的人，也多忠诚而以国家为重。暗中仍值得忧虑的，只是他们尚未克服私心罢了。君王的言语是用来寄托训诫的，有人竭力要求删去其中内容，这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台谏是用来表示劝善惩恶的，有人委曲掩盖台谏的意见，这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甲认为是对的，乙却认为不对；这个认为正确，那个却认为不正确。过去都司发生争执，给朝廷造成讥讽，这种风气怎么可以长久？过去台臣发生辩论，甚至劳烦圣上裁断，这种举动不应再有。天下的事情，难道真是混乱不清、不可裁决吗？只是被私心牵累，不顾公义罢了。如果果真以公心处理，就会无偏无党，王道广大平坦；无党无偏，王道平正宽广。即使盛世的气象，也没有什么难以恢复；否则好恶各不相同，朋党依附逐渐产生。臣恐怕蚂蚁蛀蚀的洞穴也足以冲垮堤坝，激化后成为东汉党锢之祸，这就难说了。臣所以说应当察看尚未形成的迹象，就是这个道理。有小人存在，偶尔荒废职守，攻击并罢黜他，还不足以忧虑；如果全是君子，而实际政务仍不能兴举，那就非常可忧。有小人存在，偶尔违背公理，排斥并驱逐他，还不足以顾虑；如果全是君子，而私情不能收敛，那就非常可虑。那么应当怎么办？可以说：这并不难，确定意向在于陛下，掌握枢机在于宰相。把事情交给他们，就一定要按实际成效责成他们。这样谁敢怠慢？公正的意见就传播并实行，私人的请托就拒绝并断绝，这样谁敢放肆？如今朝廷中多有吉士，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抬头看前方，有唐虞三代值得企及；回头看后方，有汉室、晋氏可以鉴戒。治理与动乱、安定与危亡的分界，实际上就系于此。臣愿陛下和几位大臣，在这两件事中选择其一，赶快谋划实行，天下幸甚。宗学博士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有一个良好开端的意向，本来就是天下人深为喜悦的，也是天下人深切期望的。飞龙升上天空，万物都能看见；君主的意旨通过神情传达，六服为之震动；言语传下、号令发布，万里之内都奔走响应。如果意向稍有偏颇，举动稍不审慎，那么治乱兴衰的关键，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如今讲学以增进德行，求贤以辅佐治理，开放言路以通达下情，这些都是帝王盛德之事，而且都在临政治国的开端实行了。这个开端的善意，本来足以震动天下人的视听，天下怎么会不感到喜悦？然而这种意向容易增长，也容易消退；容易勤勉，也容易懈怠。一定要坚定地守住它，用力实行它，才能日积月累，达到持续光明的功业。使言论能够被听取，劝谏能够被采纳，以充分实现施行的实际效果。求取贤才就一定任用，任用之后就一定信任，使贤能之人不再有不能竭尽才力的叹息，这难道不是天下人深切的期望吗？如果能做到天下所喜悦的事情，又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那么唐虞三代的盛治，也没有什么难以达到的。共同想到陛下凭借神圣的资质，继承绵延宏大的基业，体察天道、居守正位，振作精神谋求治理。认为广泛听闻才可以建立事业，于是专心研究经术，增加设置讲官；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比采纳劝谏更大的，于是下明诏征求直言，命群臣进呈封事；认为国家根基的建立只在于得到贤才，于是向朝廷内外发布告示，各自荐举有才识的人。凡此种种设施，无不是治道的大端，那么善始的意向，本来已经不必再说了。然而臣拳拳的忠心，尤其希望陛下坚定守持而不要改变。自古以来，君主固然有留意治理政事的，但有人以黄老养性之说想要削弱君主的勤勉；又有人不愿君主读书，想借机推行自己的学术。稍不加以察辨，亲近便幸之人的时候就多，亲近儒生的时候就少，好学的勤勉便不能像最初那样。也有君主热切求取直言的，但逆耳的劝谏难以接受，顺从旨意的话容易听从；一旦偏听，切直恳切的人就被说成沽名钓誉，直率揭露的人就被怀疑为讥讽君上，于是喜爱劝谏的心必然不能像最初那样。也有君主急切求贤的，但君子耿直而容易被疏远，小人柔顺而容易被亲近；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的过错，疏远君子就看不见他的长处。因此年年信任任用的人，可能一朝之间就被怀疑抛弃，好贤的心又会有开头而没有结尾。

译凡是这种情况，都是后世君主共同的忧患。如果不是天德清明、纯粹专一而不停止努力，就没有不重蹈覆辙的。陛下退朝之后仍勤于阅读，切直的劝谏优厚地加以褒奖擢用，召集年高有德的大臣，表彰清廉有操守的人，这些都是真心实德的表现，本来不是勉强而行的。臣却仍然以坚定守持来进言，难道是考虑过度吗？自强不息，才能符合《乾卦》天德始终如一的精神；专一守持，才能达到日新月异的盛治。否则稍受浮言动摇，就会迁就改变于邪佞之人，这颗心的转移只在一息之间，而治道的安危却系于此。大臣们不再援引古代事例，臣就近陈述本朝事例来说明。元祐初年，选择名儒，劝讲于经筵，广开言路，增加讲官，从闲散之地擢用旧德之臣，设置十科荐举贤才，一时的治理焕然更新，似乎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当时的大臣仍有隐忧。刘挚说：‘已经施行的法令，应当持守遵循，不要改变，这样治道才能成就。’王岩叟说：‘只应当日日笃守这颗心，不能稍微改变最初的意向，以至于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程颐在结尾说，不能不勉励自己记住开始；傅尧俞也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坚定守持、不改变，以成就初政的美好。哲宗信任并采用了他们的话，所以元祐时期的盛治，超过了古今。后来这种主张一旦动摇，有人以绍述之说进言，有人以调停之说进言，事情的情势便不再像从前了。既然如此，今天进言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戒吗？然而君主的一颗心，攻击它的人很多，稍一懈怠而接受其中一种，便会陷入其中而自己还察觉不到。太宗皇帝曾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使嗜好不显露在外，那么邪佞之人就无从进入。’这就是先端正内心的意思。内心一旦端正，私意不足以扰乱真实的本心，外物也不足以改变所守。用这样的心讲学，就能专一而精深；用这样的心听取言论，就能公正而明察；用这样的心任用贤能，就没有处置不恰当的地方。《书》说：‘以先王成法为鉴戒，就能长久没有过失。’只愿陛下留意。应龙又上奏说：‘国家多事之时，要兴起治功，大要有两点：议论不能不统一，命令不能不谨慎。统一，就能公认是非，不会甲认为对而乙认为错；谨慎，就能使命令发出后只管执行，不会骤然更改、屡次变换。古代圣人凡遇到重大疑难，一定同卿士谋议，同庶人谋议，等到众人完全赞同后才实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异议者就会迷惑我们的听闻，巧言者就会任意施展欺骗，国事的是非便无法确定。凡有政令，一定要考察人情，参考舆论，没有不完善的才实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上面有所作为而下面不响应，早晨施行晚上又改掉，国事凭什么办成？为什么当时的君主没有独断的明见，好的谋划不采用，不好的谋划反而重复采用？于是奸佞迎合以求取容悦，虚伪者荒诞欺骗以求推行，善辩者纷纷更改以制造事端，鲁莽者故作高亢以卖弄正直。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互相矛盾，难道不知道议论不统一，人们将无所适从吗？没有确定的规则，羡慕美名而忘记实际祸患，急于追求眼前效果而不顾长远谋划，事情不问是非就径直施行，法令不权衡轻重就仓促改革，难道不知道命令不谨慎，怎么能够长久而不改变吗？’ 这样，虽然有听取言论的名声，反而会被过多的言论拖累；虽然有善于治理的意愿，最终却没有达到治理成效的时期。明智的君主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一定会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臣私下观察自从更化以来，言路广泛开放，下情没有阻塞，议论政事切直的人无不受到嘉奖采纳，即使上书狂妄悖逆的人也表示优容。建立政令、办理事务、兴利除害、告诫官吏，御札屡次颁发；勤于体恤百姓隐情，诏书接连下达。百姓都说：‘王言多么伟大，王心多么专一！’本来应当百政和顺、万邦安宁。然而岁月悠悠过去，成效却微乎其微，难道是大道太远、不能骤然达到，事情太大、不能快速完成吗？推究其原因，恐怕无不在议论和命令之间仍有应当审慎之处。况且如今的议论怎样呢？认为疆土可以收复，就献上拓展恢复的谋划；一旦稍有沮丧，就说应当讲求和议。担心老弱士兵没有用处，就再三请求拣选淘汰；到了发生激变时，又责怪处置不当。御教的议论，有人说可以实行，有人担心费用太重；履亩的议论，有人说可以施行，有人说应立即免除。像这一类，都是议论不统一。度牒本不应当摊派，为什么已经摊派后又随即免除？官券本不必截留，为什么已经截留后又重新制作？国库空虚，竟仓促建立督府，恐怕费用难以支撑；贬谪名籍尚未消除，又重新颁发授官命令，恐怕众人的议论还没有平息。像这一类，都是命令不谨慎。果真能够依据独立的见解作出决定，不被众议迷惑，是对的就听从，是错的就违背，何至于前后相互抵牾？做事先谋划开端，随着时势采取适宜措施，可以实行就沿用，否则就改革，何必担心施行不当？如今的弊病，是谋划虽然广泛却不能采纳众议，听闻虽然很多却不能选择善言，所以议论不统一，最终难以成事。追求名声而不追求实际，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害，所以命令不谨慎，容易发展到反悔收回。可是议论与命令实际上相互关联：议论不以公正为主，命令发出就一定不合乎公论；议论不合乎道理，命令施行就一定违背道理。这样看来，议论是命令的枢纽吗？然而掌握这个枢纽的，实际上在于大臣。留屯的主张，公卿和议臣认为不可，赵充国却认为可以；魏相能够支持赵充国，于是先零部落强大却不战而降服。珠崖反叛，陈万年认为应当进攻，贾捐之认为不应进攻；于定国支持贾捐之，于是直到汉朝结束始终没有边患。这又是大臣应当认真考察的。

译然而，天下的事情有常道、有权宜，还有时机。所谓时机，就是在天下尚未混乱时制止动乱，在祸患尚未显形时消除祸患。一旦不够缜密，祸害就会形成，它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何况敌情难以测度，防御应当严密；叛逆之徒尚未斩杀，事变正在激烈发展。谋划精细审慎，就能转危为安；处置失当，就会招来祸端、酿成灾祸。凡是出一个奇计、谋划一件事情，本来就不能不周密。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中还没有取得一分，但迹象散布天下，已经像泥中的野兽互相争斗；更何况兵力多少、钱财有无、战舰尚未具备、城墙有的残缺、将帅不和等，远近传播，细节没有遗漏。暗中窥伺、等待时机的人，倘若乘隙投机，他们岂能不处于危险之中？况且用兵的法则是：不可使人知道的事，不要让人知道；没有的事，也不可使人怀疑如今朝廷虽然致力于安静，但道听途说的人很多，常常夸大事实以迷惑众人；倘若把没有说成有，把虚假说成真实，难道不会开启猜疑、助长反叛吗？苏轼说过：‘有智慧的人谋划事情，贵在不露痕迹，所以功业已经完成，而人们还不知道。’这是切合时势的论断。只愿陛下和大臣赶快谋划。应龙任太学博士，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已有趋向安定的形势，君主却没有侥幸求安的心，那么治功就会日益隆盛而不会衰替。事情到了才准备，祸患发生了才防备，这只是苟且应付眼前的人所持的见解。至于在无事时准备有事，在无患时谋划防患，如果不是忧虑深、思虑远的人，哪里能考虑到这些？君主如果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成效又哪里难以达到呢？《易》的《否》卦说：‘没有平地不变成陡坡，没有前进不转为退回；艰难守正就没有灾咎。’处在否塞的时代，圣人不认为值得快乐，反而认为值得警惧，为什么呢？天下的道理没有永恒不变的，平坦而不变陡斜是没有常理的，前进而不倒退也没有常理；只有使自己的思虑处于艰危之中、使施政坚定守正，才可以无咎。否，就是闭塞不通，是天下极不安定的时候。圣人尚且以此为戒，何况如今还没有达到极其安定的时候呢？况且今天的事情，本不是臣应当越职妄言的，但臣也曾私下观察天下的大势。河北、山东虽然已经入贡称臣，但版图还没有全部恢复；残余敌人将要灭亡，苟延残喘，但残余部众还没有全部消灭；豪杰归附，人心响应，但伟大的功勋还没有立即完成。这虽然是趋向安定的形势，却不能不谋划长久安定的办法。必须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随着时机应对变化，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必须振奋精神、树立志向，果断锐意谋求功业，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臣不敢远引古代，只近述高宗的事情来说明。敌人退避，似乎可以稍稍安定了，但高宗仍想大力建立恢复的规划；强敌突然死亡，似乎可以自行庆贺了，但高宗仍想整顿自己来等待敌人的变化。至于谈论中兴何时可以实现，就说必须有所施为后才能如愿；谈论自古以来的君主，就认为没有安坐不动而能不勤于经营四方的。由此看来，高宗本来没有因为已经安定的日子而产生侥幸求安的心，所以向上能够建立中兴大业，向下能够为亿万年奠定根基。其成效巨大而明显，确实可以看见。遵循旧有章法，难道不是今天应当勉力做到的吗？如今朝廷之上，也未尝不对此加意。把宣扬威势的机构设置在全蜀，把统辖边防的制阃部署在边疆；新近收复的郡县，整顿治理并加以安抚；流离迁徙的边民，加以慰劳招集，使其安居。城池壕沟就替他们修筑，关隘就替他们修葺治理。像这一类事情，本来不是因循苟安的人所能做到的。然而，整顿自身的防务，不容易全部办好。将帅虽然经过选择，果真都比得上李勣镇守并州那样的长城吗？士卒虽然经过训练，果真都像德裕统率的边地子弟那样技艺精熟、精锐强健吗？边境粮食虽然有所储备，果真能有十年的积蓄，像羊祜镇守襄阳那样吗？如果还没有达到，就应当激励振作以鼓舞士气，委以重任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使防守抵御的准备没有一项不完备。这样君主的威势更加振作，国势更加尊盛，中兴大业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诗经》说：‘这样研究，这样谋划，确实是这样吗？’臣不胜拳拳之心。应龙又上奏说：‘臣听说韩琦说过：‘天下的事情，只有审察它是否正确，确定之后不再改变，才能办成事务。’苏轼也说过：‘先确定规划，然后再做事。’治理天下的方法很多，但唯独把确定作为首要，是因为能够先确定，之后才能应对天下的大事和纷繁的时机，用有限的力量应对无穷的变化。如果所守不坚定，那么议论互相争立，贤能与否的人混杂进用，政事有的可以沿用、有的可以改革，将用什么来处理呢？只有我们心中有确定的见解，用它来听取言论，就不考核查证的话不要听，不经过询问的话不要任用；用它来用人，就任用贤者不要怀疑，除去邪人不要迟疑；用它来发布命令，就坚如金石，守信如四时运行。三件事既然确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共同想到陛下振作精神、革新开端，总揽权纲。急于听取言论，就全部褒奖崇尚议论事情切直的人，对上书狂妄悖逆的人也表示宽容；公正地用人，就召集年高有德之士，招来俊秀贤才，没有一种才能不加以任用，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也不抛弃；谨慎地发布命令，就亲自书写宸翰，屡次颁发德音，有时告诫官员以警戒百官，有时褒奖晓谕以激励将士。圣明教化日益更新，四方受到感召，太平盛盛的景象，抬脚就可以等待了。然而臣这点浅陋的见识，仍想坚定守持而不改变，难道是只顾虑过度吗？臣曾恭敬考察元祐年间的事情，再同今天的治理相参照，才知道‘确定’这一主张，确实是当前应当致力的事情。如今考察当时，进呈拟议可行的意见，审阅奏对的条目，从闲散之地起用旧德之臣，从贬谪名籍中起用忠诚正直的人，停止水利方面的事务而厚植农桑事业，废除青苗法而恢复常平旧制，免除保甲而去掉民兵的扰累。当时的治理，光耀后世、超过前代，似乎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当时的大臣仍有隐忧：刘挚说：‘已经施行的法令，应当持守遵循，不要改变，这样治道才能成就。’王岩叟说：‘只应当每天笃守这颗心，不能稍微改变。’最初的意图无非是希望确定不变，作为长久治理、永久安定的谋划。可是为什么仍有人日夜动摇它？不久国论发生变化，有人以调停之说进言，有人以绍述之说进言；新学废止后又兴起，新法废除后又施行，边境的嫌隙平息后又重新开启，招来祸端、酿成灾祸，最终留下忧患。既然如此，今天谈论治理的人，难道能不以此为鉴吗？况且如今朝廷之上，凡是已经施行的事情，本来不容轻易议论；只希望不要因异议而动摇，不要因小小的不如意而沮丧。

译况且‘有机会可以利用’的说法，固然使人听来痛快，但衡量时机、估计力量，就不能轻率行动。上奏自治的主张，似乎萎靡不振，实际上却可以谋划；全盘揣摩迎合，似乎值得听取，但相信并采用它，必然会误事；忠诚耿直、鲁莽直率，似乎逆耳，但推行它，实际上切合当前政事。这颗心一旦确定，是非就不会迷惑，还担心什么在道路旁筑舍、意见反复的忧虑呢？所以臣说：听取言论不能不确定。按例本来不该得到却得到官职，那么攀援关系、妄求进用的人就会钻头探脑、争先恐后；才能不足以任用却被任用，那么经营钻营以求进身的人就会肩挨肩、衣袖相接。道德功绩卓著而破格越级升迁，谁敢议论？名声和实际功劳尚未在上下之间得到认可，却仓促承受非常规选任，人们就会产生侥幸得到的心态，必然把沉沦失意视为遗憾。执掌军政、持有符节，政绩优异而为上级所知，增加俸禄、晋升职位，任职者自然知道受到劝勉。如果反复更改、屡次变动，人就没有坚定的志向，不仅迎送调动耗费很大，更恐怕政绩功用不能完成。以上四种弊病如果一概杜绝，各人安守本分，不再侥幸觊觎，还担心什么贤能与否混杂呢？所以臣说：用人不能不确定。禁止擅自杀人、谨慎处理徒刑，是为了显示敬慎恤刑的仁德；告诫搜刮克扣、惩治贪污，是为了洗除旧日污秽的污染。像这样的事情，决定了就必须坚决实行，犯者不得宽免，谁不会震惊而知道警戒？至于免除赋税租税，本来是想宽减民力，但州郡却以用度不足为由，希望朝廷补助；用输纳官券，本来是想救济折耗，但常赋收入却损失过半。既缺少现钱来供应军衣支出，又使财用困窘来供给日常费用。像这样的情况，更应当调剂有无，斟酌减免；否则受制于文书往来，急于逃避责任，必然创立新的名目，任意施行科罚，倚仗法令削剥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样即使有体恤下民的美名，也未必有真正施及百姓的实惠。必须详细考察、熟悉研究，使公家和私人都便利，才可以制定为固定制度。否则早晨实行、晚上改变，只会成为墙壁上徒有其表的空文。所以臣说：发布命令不能不确定。虽然如此，这并不是最难的事情，只在于转移改变的一刹那罢了。然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关系到治乱根源，臣斗胆陈述。昔日吕陶在哲宗朝说过：君子与小人，分别清楚，治道就能成就；邪正混杂在朝廷，政治体制就不能纯一。如今的君子固然都汇聚朝廷，难道没有投闲置散而尚未完全任用的吗？如今的小人固然已经斥逐殆尽，难道没有暗中窥伺、等待时机，希望重新得到进用的吗？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君子怀抱治理天下的志向，而小人得以参与其中、使君子不能施展更大的。君子不能施展，君子有什么可忧虑的？君子一旦离去，小人就能鼓舞而窃取权力，任意妄为，不达到极度弊坏、大为崩坏就不会停止。既然如此，君主从中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如今大明当空，魑魅都已潜伏，本来没有地方容纳它们的踪迹。然而在国家强盛之时预先使用药石，正是臣子拳拳忧国的忠心。《易》说：‘踏到初降的霜，就知道坚冰将要形成，阴气开始凝聚了。’所以必须防范细微之处，堵塞渐渐形成的趋势，天下才可以常处于否卦将通之前的警戒，而不陷入闭塞。臣地位低微而言辞高远，罪过本来不可赦免，只愿陛下宽恕臣的愚昧。《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宋宁宗时，澧州知州曹彦约上奏说：“臣恭读正月二十三日的诏书，向搢绅中的贤士以及地位卑微的草野之人征求意见，认为如今百般政务尚未整治，三边尚未安定，人才缺乏而搜罗荐举人才的方法还没有穷尽，民力困顿而抚恤养息百姓的办法还没有明确；要挽救这些弊端，难道没有良策吗？至于规谏君主的过失、指摘官吏的邪曲，都是人们难以说出口的，朕却都乐于听取。臣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之震动叹息，知道陛下求治之心是多么迫切。臣私下以为，陛下继承大宝已经十五年，内无宫室苑囿的华美，外无射猎犬马的嗜好；用这样的态度治理天下，本应上承五帝，下及三王。然而奸臣之所以能够凭恃权势，公论之所以不能容纳，蒙蔽圣明，排斥忠直，以致变更政治已经超过两次月律，而求言之举却很少见于奏封。如果像诏书所说的这样，那么治理天下的道路，难道果真有什么阻碍而不能达到吗？祖宗设置求言的制度，对于君主一身的约束和监督，已经十分周密了。台谏的职务，是议论是非；给事中、中书舍人的官职，是纠正驳斥章奏；侍从官有自己的见解，就可以使论思之职不致废弃；史官有直前奏事的职责，就可以使记注之事不隐瞒实情。至于讲读官在燕闲之时侍奉，翰林两制官备任顾问，朝殿上安排轮流奏对，闲暇日子进呈前代故事，没有不启发滋养皇帝心志、帮助成就圣学的。下至掌兵官拥有倚仗，枢密属官有承防之职，任公事而出任外官者有入朝拜见和朝辞，草野平民有封章，也都彼此启发说明，没有堵塞蒙蔽。早晚思考，哪些事情可以因循，哪些事情应当革除，并同几位大臣谋划而努力实行。上面制定命令，叫作万机；下面具体显现，叫作百度。顺着这个道理实行，哪一种治理不能达到呢？陛下在潜邸时，尊崇儒学、重视道义，讲论经义政理，从不厌倦；登基初年，常想召见旧日儒学之士，询问治国之道，收召名儒，虚心听取采纳。当时天下仰望，都说高宗、孝宗那样的治绩指日可待。自庆元改元以后，陛下临朝恭谨沉默，大臣奏事听不到有什么裁决，小臣奏事也听不到有什么训诫，士大夫绝了希望，说陛下无意于政事。如今陛下大力彰明公道，下诏征求直言，在自身疾病之后医治，在悔过之时改正，正应当以明哲之德临御天下，使奸邪蠹虫很快消灭。然而外郡的章奏积压数月不能下达，军机急务超过一个月仍不能施行，省部事务也不免耽搁，朝廷政务则失于繁杂琐碎。内至京城各局，外至州县，奉行命令没有防备，完全断绝了求取治理功效的念头。”设置驿站传达命令，稽查违误、遵守程式，虽然没有从前专权的祸患，却有上下都不肯担责的忧虑。这就是勉强振作的办法没有实行，而[疑字“瞑▯”]之药还没有服下。树木的根本本来没有虫害，但根部不茂盛，虫害就会有时发生；人的身体本来没有疾病，但元气不旺盛，疾病也会有时发作。君主在刚健有为的时候，明白统御臣民的道理，审察为政的原则，奸邪就无从掌握权柄，近习也无从干预政事。只是如果玩弄时日，不把农事的艰难当作忧虑；身处安定而忘记危险，不把祖宗积累的基业放在心上，那么贤人君子一定都会遂行其难以出仕的心愿，奸佞小人也会因此更加坚定其患得患失的想法。利害没有途径上达，福威便得以向下转移。百般政务没有整治，通常一定会这样。如今不打开公正之门，不鉴戒偏听偏信的弊端，却只是拘泥浅陋，墨守常规，以文书簿册充当实际政绩，把岁月视为无用。这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还固守这种不切实际的政务呢？陛下忧虑百般政务没有整治，就一定要把持守原则视为困难，以安逸享乐为戒。大臣到近前密奏，陛下一定同他们反复详尽地讨论；群臣进见，陛下一定谦虚地接纳他们。至于军国各项政务，也应当委任专责，使其完成任务。计算谋划要见到成效，实在不在于[疑字“惩沸而吹▯”]。臣听说，军队既可以平定祸乱，也可以制造祸乱。因祸乱而出兵平定的，出兵就是正当的；没有祸乱却兴兵制造祸乱的，出兵就是不正当的。古人用兵，全都是为了百姓而已。百姓困苦于刀兵的惨害，疲敝于转运粮饷的劳苦，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不能相互保全，听到平定祸乱的消息，就一定欢喜地相互告知；这就是百姓用箪食壶浆迎接军队的礼节所以出现，也是“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的话所以产生的原因。若是百姓以耕田凿井为乐，以奉养父母、抚育子女为安，自己不进入军阵，老来也不见兵革，听到制造祸乱的消息，就一定会头痛皱眉地相互告知。这难道是语言所能宣告、刑罚所能驱迫防止的吗？所以圣王重视用兵，百姓厌恶用兵，老成博学的儒者不敢谈兵，武夫悍将不敢以好战为能，不过是顺应上天、符合人心罢了。那些首先提出用兵的人，他们看到了什么才这样做呢？说是国策已经定了吗？那么早晨实行、晚上就改变了。说是国势已经振作了吗？那么军队冗滥而将领骄横。说是国用已经充足了吗？那么府库没有十年之财，粮仓没有一年之蓄。说敌人已经衰弱了吗？那么出动百万军队却没有使敌人空虚的证据，开边三年而中原豪杰还没有归来。战争已经接连不断而不能解脱，和议已经商议却难以成功，于是终于遗留下忧患给君父，把毒害流给百姓；三边尚未安定，将用什么办法来挽救呢？病痛还不深，可以用导引调养；祸患还没有形成，可以用言语感化。如今挑起战争却失去地利，求取和议却耗尽国力。诛杀最初谋划的人不足以平息人心，频繁派遣使者也不足以满足敌人的意图。事势危急，不能再用通常的说法来解释了。主持国策的人，贵在持重；决定重大议论的人，崇尚谋略。假如敌人依仗强盛就想交战，害怕弱小就请求结盟，那么寒气到来便整治铠甲兵器，暖气发生便防守边境，这样一来，庸人妄夫也都足以有所作为，又何必看重豪杰之士来应付万般变化而不困窘呢？敌人虽然顽固强横，但用兵的机变诈术本来就是他们平日所讲习的，不像中国人习惯礼义，遇到缓急，拿军事事务慢慢商议而已。他们在丙寅年大举进攻，用声势威胁我们；在丁卯年疲惫困敝，用和议欺骗安抚我们。考察他们的真实情形，难道不是把岁币当作利益吗？只是我们对他们所问的总是应答，对他们所求的总是满足，使他们以为我们容易对付，于是径直用无道的方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