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三

译浙西六州的地势，大体以平江最低。六州的水都汇入太湖，太湖水流入松江，经青龙江向东入海。平地的地势从南向北一直延伸到常熟县中部，从东面止于昆山县西南部；当地水面约有一半属于太湖、松江，都是各州汇聚的水，泛滥在这一带。平江虽然比各州低，但濒海地带却特别高，称为“堽身”。堽身西面又与常州地势相平，东西和北面三方的地势像盘子和盂一样，积水从南面流入并汇聚其中。因此，自古以来防护海岸、环绕江流，开凿港浦，都是借此疏导积聚在其中的水。由此看来，开凿治理港浦不可不放在首要位置。港浦已经疏浚后，还要研究使它长久不淤塞的方法。如今濒海的田地害怕咸潮侵害，都修筑堰坝隔绝海潮，使内地的水不能流到外面，泥沙日益积聚，这就是昆山各浦淤塞的原因。堽身百姓每逢缺雨，就担心内地水量减少、不够灌溉，于是全都筑堰坝截住流水。临江百姓每逢潮水到来，就在浦道上凿开小沟供自己使用，又筑堰截住水流以留住余潮，这就是常熟各浦淤塞的原因。按理应当设置水闸，这样才能控制内外水流，并可随着潮汐开闭。港浦开通、水闸设置以后，如果太湖、松江的水与积水汇成一股，淹没民田，一遇风起，便会形成漫无边际的巨浪；水越排泄，来水反而越多。即使各浦加以拦截，排出的水仍细小缓慢，流来的水却浩大迅猛。在这种时候，筑堤阻挡不行，疏导也不行；要想办法，不如顺应水性而收窄水流，这是上策。所谓上策，就是大规模修筑圩岸，把民田围得高一些。这样一来，积水会日渐减少，各条港浦也会逐渐疏通。总的说有三种办法：一是开凿港浦，二是设置水闸，随时开闭，三是修筑圩岸围护田地。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各有先后缓急的次序。开浦一篇说：把高田引水灌溉、把低田的水导出排泄的，就是浦。古人纵横设置大小港浦，就像经纬交织一样。按照旧图考察，共找到九十处，有的称港浦，有的称泾浜，有的称塘，有的称漕。考察古迹后，确认其中效用较大的有三十六浦。分为三等：上等工程浩大而利益广，应首先兴办；中等工程费用可减为上等的三分之二；下等的工程量和费用介于上等、中等之间。有的港浦从大浦分出、流向其他支派，所需工程和材料又可以减少一些。设置水闸一篇说：濒海临江之地地势高，古来的港浦都在地势较高处淤积。如果一下子议定开通，由于距离遥远，不容易施工，也难以抵挡咸潮。如今在三十六浦中考察，发现古代曾设置水闸的只有四浦，只有庆安、福山两闸还存在，其余都已废弃。旧闸基还在，古人设置水闸本来是为了长久使用，只是位置离内地太近，难免容易淤塞。治理水患没有比开港浦更急迫的，开港浦没有比设置水闸更急迫的，设置水闸又没有比靠近外海更有利的。若设置水闸而且靠近外海，就有五项好处：江海潮水每天涨落两次，涨潮时灌入港浦，浦水便倒流；退潮时浦道水深，浦水便急速流出。远处积水要等早潮退去后才会随着水流流到浦口，晚潮又涨上来，末端的水又流入江海，并且随潮返回，积水和潮水这样往来，怎么能减少退去呢？如今开港浦、设置水闸，涨潮时关闭，退潮时开启，外水无从进入，内水每天都能排出，这是第一项好处。外水不进入，泥沙就不会淤积在闸内，使港浦经常保持通畅，免于淤塞，这是第二项好处。濒海地区依靠浦水灌溉高田，却常苦于咸潮频繁上涨；筑堰截断水流，若开堰使水通行就会伤害庄稼，若筑堰使水堵塞又会阻碍积水排泄。如今设置水闸，按时开闭，水只能排出而不能流入，闸内的土地都能获得耕种的好处，这是第三项好处。水闸必须靠近外海，距离江海只可三五里，使闸外的浦道每天都有澄清的泥沙淤积；即使每年疏浚治理，距离也不远，容易施工，这是第四项好处。港浦已经深而宽，积水已经能够畅流，那么航行于海上江中、运载货物的船和木筏，遇到起风时可以进港停泊，或者想停泊交易时，可以进入市镇卸货；官府也就可以以水闸为界征收税课，以补助年度开支，这是第五项好处。另有两点：昆山各浦通向东海，泥沙厚、潮水咸，应当先设置水闸再开港浦，这是第一点。水闸旁各开一条月河，以堰为界；遇到水闸关闭时，小船仍不妨碍往来，这是第二点。筑圩一篇说：天下土地的肥沃，没有比水田更好的；论获利丰厚，也没有比平江更盛的。因为平江水田以地势低为优点，过去赋税收入大多出自低乡；如今低乡的田地被积水淹没，十成中已有八九成。那时田圩没有毁坏，水流有所隔限，风也不能形成巨浪。如今田圩几乎全毁，水流贯通为一体，遇到东南风，太湖、松江和昆山的积水全都奔向常熟；遇到西风，常熟向东流去的水也一样，正像盛满水的盂随风来回晃动，从未停息。我曾登上昆山和常熟的山顶，四面望去，只见水天相接。父老都说：“水底下十五年前全是良田。”如今如果不修筑圩岸围住民田、车畎，以取得水底下的土地，就是把良田抛弃而变成水面。况且平江地势低于各州，只有修筑高大的圩岸，才能与各州地势相适应。古人修筑圩岸围护田地，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播种耕作，而是要依靠它来缩小积水所占的地方。昆山距城七十里，往来通道是至和塘；常熟距城一百零五里，往来通道是常熟塘。这两条塘都受到风浪冲击，塘岸被冲毁，往来者动不动就要停船避风，往来有翻船的危险，这些都是积水造成的祸害。如今若在开港浦、设置水闸以后，先从南乡大规模修筑圩岸，围护低田，使各圩相互连接，用来抵御风涛、缩小水源，这是治理的上策。修筑至和塘、常熟塘两岸，限制并截断东西往来的水流，这是次策。凡是被积水淹没的田地，都命令修筑圩岸，使积水无处容纳，这是最后的办法。去年听说熙宁四年发生大水，众多田地都被淹没，唯独长洲尤其严重；昆山陈新、顾晏、陶湛几家的圩岸高大，完全没有水患，稻麦两季都成熟，这也是修筑圩岸有效的证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里〕

译眼下积水之中，有力量的人家有时还能修筑小圩岸围住自己的田地，庄稼便没有忧患。因为积水本来不深，圩岸都可以修筑；只是百姓连年困苦，无力兴修，必须由官府借给钱粮，集中人力兴建，利益涉及众多百姓，就要共同出力，并督促务必完成。有的十亩地，有的二十亩地，拿出其中一亩取土筑岸，所占的田地由各户按均价补偿。所借的钱粮由官府登记造册，限三年分六期，随赋税一并偿还。这是治理积水、从开始到结束都能落实的办法。至于应当开凿的港浦，昆山、常熟共有三十六浦，除常熟的许浦以及白茆、福山两浦目前已经深宽、水势通畅，不必开治外，其余虽应开凿三十三浦：昆山十一浦，即堀浦、下张浦、七了浦、茜泾浦、杨林浦、六鹤浦、顾迳浦、川砂浦、五岳浦、蔡浦、浪港浦；常熟二十二浦，即黄泗浦、奚浦、西陈浦、东陈浦、水门浦、崔浦、耿泾浦、鱼潭浦、邬沟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泾浦、石撞浦、六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泾、司马泾、金泾、钱泾、黄莺漕，都因长期没有疏浚，应分为三等开修。徽宗时，赵鼎臣缴进《河议奏状》说：“臣以为，事情尚未发生之前进言，往往有言论难以取信的忧虑；事情已经发生之后进谏，又有来不及补救的忧虑。即便如此，忠臣忧虑国家而不谋求自身，孝子显扬父母而想要继承他们的志向，进言早晚本质相同，只在于是否恰当罢了。臣追念先父某人，在元祐末年确任河北路转运副使。当时水官建议使黄河改道回流，认为多年工程已经完成十分之八九，只有先父处在其中，不敢阿谀顺从，请求顺应水性，引导黄河北流。他向朝廷进言，再三陈说，奋发孤忠，触犯群党，以一人之言抗拒众议，遭到谗言和诽谤，几乎不能免祸；幸赖陛下哀怜明察，特别加以保全护佑，派使者按察视察，事情终于得到施行。不幸后来水官迷惑于原先的议论，最终兴起劳役，堵塞北流，奏称工程成功，朝廷内外都庆贺。不久先父因病获赐归乡，退居田里；即使到了病危之时，也没有忘记朝廷，常慷慨地对我说：‘黄河本来没有事情，只是被妄人扰乱罢了。如今到了这个地步，恐怕不出三几年，黄河就不可能安定，谁应当再替皇上进言呢？’臣含泪泣血，退下后写下这些话，刻在肌骨，铭记于肺腑。” 当时哪里有余暇去谋划后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呢？只是先父从来以不欺骗的诚心著称，虽然有时被任用、有时被弃置，但他的志向不能无故改变。臣近来看到，去年黄河已经向东决口，齐地以西大片地方洪水泛滥千里，有司竭力才勉强堵住；但长期积淤，河床终究高涨，水流仍不顺畅。到了今年夏天，洪水浩大地向北流，在阚村决口，像从高处倾倒水一样。陛下怜悯百姓，哀痛他们被水淹没，亲自派谏议大夫赈济灾民、救恤贫困，并让台郎共同察看河务；仁恩德意远近都受到，流离的百姓和饥饿的人拍首流泪，虽然还没有恢复故土、看见旧日丘墓，但人人都欢喜欣慰，都认为自己获得了新生。臣私下悲痛先父怀抱孤忠而事业未能实现，建立忠贞的策略而意见未及采用，便突然死去，带着遗憾沉没于地下。今天在阚村决开的河口，正是先父希望开通的地方；今天已经淤塞的东流河道，正是先父竭力争辩要改变的地方。当年如果万一听从先父的话，那么河患虽广泛严重，不能立即平息，但水流能够归入适当的地方，功效一定会逐步显现，决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败坏、泛滥、改道，给朝廷留下忧患。回河工程进行多久了？所耗费的柴草，所使用的劳役，臣不敢替朝廷吝惜。” 所耗费的金钱粮食、所颁发的爵位赏赐，臣也不敢替朝廷吝惜。臣真正替朝廷看重并感到可惜的是：两河数千里之间，有田地不能耕种，有房屋不能回去居住；死者的尸体被抛在沟壑，活着的人只能寄身道路。去年已经这样，今年又再次如此，却说这是天灾。臣私下认为，这不是年成的过错。恭惟朝廷清明，议论公正，正派遣使者前往河防察看敌情，应当已有谋划和决策，回来向朝廷报告。然而微臣区区之心，仍然怀抱先父遗说，陈述父亲的奏书，冒着不可预测的诛罚，献上浅陋的意见，并不是想凭过去的事情求取荣宠，也不是想借此向当今求取恩泽。实在是因为黄河泛滥于高地低地，已经将近二十年，过去错失的机会无法挽回；要想今后治理好，就必须在事先谨慎筹划。先父过去的意见确实误中事实，奏稿还在，仍可考察。如果朝廷能够俯赐阅览，鉴察已经发生的得失，考察过去的成败，比较长处短处，核验是否恰当，用来辅助大计、共同完成前功，使长河河床平稳，臣即使只能取得如尘露般微小的功效，也没有什么报答能超过此事。这是先父的遗志，也是臣不敢忘记的事情。这样以后臣退下伏于刑具之下，到地下去见先父，使九泉之下的魂魄得以瞑目，难道不是臣平素的心愿和长久的愿望吗？”},{ 臣下愚昧，不能够了解河道事务，只是私下耳闻目睹此事已经很久了。臣曾听先臣们说：“河流的情势若用一句话概括，不过是趋向低处罢了。”从横垅、六塔、商胡、小吴、宗城、内黄这一百年间，河水都向西决口，那么地势的高下，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如今争论的大问题，不过是向东流还是向北流罢了。假使黄河确实向东流并且可以顺利通行，那么即使竭尽天下的力量把它引回去，也还应当向朝廷请示，不敢把这看作费用。无奈地势有高有低，水流有顺有逆；今年即使堵住了，明年还会决口；今年假如能够顺利通过，后年必定淤塞。即使让神禹来治理，也将对此无可奈何。如果能够顺应水势加以治理，那么或许几十年内可以没有河患吧？这正是今日明白的成效和确凿的验证。然而议论的人每每拿塘泊作为理由，却不根据近来的事实观察：黄河既然向东迁徙，塘泊本来就已经淤塞了。虽然有关部门曾经想疏浚治理，大概也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未能实行。况且它所侵害的地方，仅仅是沧州与乾宁之间罢了。假使从前根本没有塘泊，那么难道就没有抵御敌人的办法了吗？臣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请允许臣用事情来作比喻：占据灵武城，西戎就会叩头请降；决开古北口，北方敌人就会请求保全性命。

译过去曾经依靠这些地方来作为坚固的屏障。如今虽然不能恢复它们，但西北两边，难道曾有一天缺少守备吗？这些还只是人力所能做到、仍然可以凭力量取胜的事情罢了。水这种东西并没有情感，为什么要同它争斗而不肯放弃呢？先臣中因河道事务进言的很多，臣不敢一一列举。谨取最后所作的《乞治北流开阚村河门》及《申相度黄河利害所》两篇奏状，缮写后进呈。伏望圣上慈悲，特赐圣明阅览，下交有关部门详细审察，裁定取舍后施行。冒昧惊扰圣听，臣惶恐至极，愿以死请罪，恭谨记录上奏。李复请求开通黄河中滩的奏札说：臣某承蒙恩命，调任郑州知州，于本月初四日到任。刚到任便看见征发民夫，急迫得如同星火传递；得知大河水势上涨，原武等处的堤埽危急紧要，正在修筑加固、严密防护。臣很早就知道，原武一带的堤埽与其他地方不同，因为郑州以北全是相连的积水陂湖，直接对着国都，又因地势高于京师，一旦决口泛滥，水势将迅速向东奔流。于是臣亲自到河上，实地测量水势的次第。如今看见大河在原武以东二里处开始，河道中央有一道沙滩，长三里多，宽一百多步。这道沙滩已经坚老，据询问得知已有十多年；沙土坚实牢固，河水上涨时被沙滩激挡，冲射南岸，水势非常急紧，抵御支撑十分费力。臣看见已经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两天来稍微有了条理。然而今年虽然修补加固后稍稍安定，明年遇到涨水，仍将使上面增加皇帝的忧虑，下面劳累百姓。臣现在请求下令都水监，把河中央的沙滩从东到西开通，使河水引入河槽中央通流；即使有暴涨之水，也不会偏向冲击河岸，更不会造成危急。况且东西方向不过长三里多，用工不多，可以断绝后患。现已一并绘制图样，随奏状进呈，伏候敕旨。王同一同上奏说：“古代治理五行，必定设置掌管五行的官员。五行之中，与民生日用关系最密切的，若违背其规律，造成败坏祸害，没有比水更严重的。因此，官员任用得当，就不用担心水造成败坏祸害，这确实是由水势所决定的。所以舜任命益担任虞官，掌管山泽；周代设有川泽禁令，后世加以修订，从未废除。自秦汉以来，假使任用专门处理这类事务的人担任水官，那么没有比都水这一职务更合适的了。都水官主管灌溉陂池、保守河渠，从太常到三辅都设置了这样的官员。到了汉武帝时期，尤其加以重视，于是又设置左右使者，让他们总领这项事务；担任此职的人，没有不通晓《禹贡》之学、熟悉水性规律的。因此，刘向凭借治《尚书》的学问担任三辅都水都尉，平当因为通晓《禹贡》而统领护卫河堤。大概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从来没有不整治水务的；此外又有水工一类的人，辅佐官员了解水利的利害。因此秦汉之际，关于水事的记载尤其显著。魏晋以来，直到隋唐，这类官职也从未废除。魏代有都尉、水衡等称号，晋、宋、齐都称为都水台，有时又改作水衡令。到了梁代天监年间，才开始改称太舟卿，主管治理舟航和河堤。隋唐时期，又都设置都水使者，有时改称都水监，并把舟楫、河渠两个官署隶属于它；不过对于水务，有时兼管，有时又不管。因此，天下人不懂得水的规律，失去了对水性的认识，因而使忧患中原的事情发生了。近些年之间，水灾造成的危害也很严重；从京城之内开始，百姓都受到水患的苦楚，水势暴涨泛滥延续数月，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排泄。如今国家吸取前些日子的灾患教训，考察秦汉旧制，设置都水之职，专门交给有关官署办理，想要由此掌握水性的规律，这正是从根本上考虑消除灾患。既然是因为灾患而设置官职，就应当求取实际功效，使这个职位不成为虚设；这样，天下就应当会有通晓水性的人才出现，正如秦汉之间所说的水工一样。如果得到这样的水工，又让懂得水性的人担任其职，使他们专门负责本职并在天下推行，亲自察看水利和水害，就能够根据水势的实际情况预先防备并加以治理；不要频繁调动他们的任职，按照考课优劣来责成他们，以升降任免为信用依据，那么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职分确定之后，事务就会更加得到修治。所以，今天考虑治理水患，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 钦宗时，李光请求废除东南湖田的札子说：“臣详细考察，东南地区濒临江海，水容易排泄而且多旱。历代以来，都设置陂湖蓄水，以防备旱年。因为湖面高于田地，田地又高于江海；水少时，就把田中的水排入海中，所以没有水旱灾害的年份，也不会有荒芜的田地。祥符、庆历年间，百姓开始有人偷偷侵占陂湖改作田地，三司转运使下文严厉责令州县恢复田地为湖。当时条约十分严密，湖水蓄积和泄放有关闭、开放的办法，禁止百姓侵耕也有赏罚规定。近年以来，各地的湖泊全都废弃改作田地，涝时水势不断增加，旱时又没有灌溉的好处，连湖田也遭旱灾。百姓既然已经承租，就不能再解除租期；所收租税全都充入御前，而漕司暗中亏损常赋，数额达到百万，百姓失业的更不计其数，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受损失。恭请圣上慈悲，迅速下令，把东南废湖改田的全部停止，恢复为湖泊，或许能使困顿衰病的百姓稍稍恢复旧业，臣不胜庆幸。” 高宗绍兴年间，大理寺丞周公环说：临安、平江、湖州、秀州四州地势低洼的田地，多被清水浸泡灌注。这是因为溪山各处的水都汇入太湖，分成两派：东南一派经松江入海，东北一派经各浦汇入江中。江水又从各浦泄出，其中只有白茅浦最大，如今却被沙泥淤塞。每年暑雨稍多，东北一派的水必定壅塞泛滥，于是浸泡损伤农田。希望命有司在农闲时察看，疏通决开白茅浦旧道，使水势分流畅通，这实在是四州无穷的利益。近年以来，浙西常有水患，公私双方都受到困扰。崇宁、绍兴年间疏导的旧迹还可以寻访，却一直没有人提出明确的治理方案。四十二湾，古人说九里为一湾，每一湾地势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面宽九里，地势比震泽低三丈。潮水到来时，水位高三丈，直到与震泽湖底相平。震泽就是太湖，所以称为平江。三江口是吴江水与湖水汇合交会的地方，因此称为“汇”。

译绍兴二十八年，两浙转运副使赵子防任平江府知府，蒋璨上言说：“太湖是数州的大水泽，却只由松江一条河泄水，水势当然有所不及。因此古人在常熟以北开凿二十四浦，疏导入江；又在昆山东面开凿十二浦，分流纳入海中。三十六浦后来都因潮汐带来的泥沙淤积而堵塞，江道也终于废弃，于是民田有被淹没的祸患。天圣年间，漕臣张纶曾在常熟、昆山开凿众多港浦；景祐年间，郡守范仲淹也亲自到海浦疏浚，开通五条河。政和年间，提举官赵霖又曾开凿疏浚。如今各浦淤塞，情况又远非从前可比。估计需要三百三十多万工，钱三十三万多缗，米十万多斛。于是诏令监察御史任古再次察看。任古到达平江后说，常熟五浦通江确实便利；如果依照请求，五千工一个多月就可以完成。诏令从激赏库拨钱、从平江府拨上供米，按数供给。”绍兴二十九年，赵子防又说：“父老称福山塘与丁泾地势相平，如果不疏浚福山塘，水一定会倒流注入丁泾。”于是命令两处一并疏浚。孝宗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张孝祥上言说：“秦淮河水流入府城，分成两派。正河从镇淮新桥直流入大江；另一条青溪从天津桥流出栅砦门，也流入江中。因为栅砦门距离近，被有势力的人占有，于是筑堤截断青溪水口，创建花圃。每当暴涨的水流到来，就泛滥冲入城内，居民尤其受害。如果访求古迹，使青溪沿直道流入大江，那么建康永远不会有水患。”后来汪彻在西园上奏，请依照从前的河道开凿疏浚，使水流经栅门通行，朝廷采纳了。此前张孝祥又上奏说：“淮水有三个源头：一支从华山经句容而来，一支从庐山经溧水而来，一支从溧水经赤山湖到府城东南；三支汇合为一，曲折绵延三百多里，溪、港、沟、浍的水全都汇入其中。河水从上水门流入府城，再进入大江；旧有的上下水门原来很宽，自从兵变以后砌筑加高，稍微变窄了，虽然一时有利于防守，实际上阻遏水源，使水流不畅。加上两岸居民填筑河岸、增造房屋，如果禁止百姓侵占，秦淮河恢复旧道，水就不会泛滥。又府城东门有一处名叫陈二渡，那里有顺圣河，正好分流秦淮水；每逢春夏阴雨连绵，上游水流奔涌，就分出一派水，从南门外直流入江，因此秦淮没有泛滥的忧患。” 如今其中一半已经淤塞成田，水流不通；如果不惜舍弃几亩田地加以疏导，恢复古代遗迹，那么所获利益将增加一倍。乾道七年，臣僚说：“丹阳练湖，周长四十里，汇纳长山一带的水，漕运渠依靠它供水。所以古语说：‘湖水涨一寸，渠水涨一尺。’唐代对此禁令十分严格，私自决堤的人，罪罚等同于杀人。本朝逐渐放宽禁令，以惠及百姓。然而堤岸修筑得过于严密，春夏多雨时，蓄水充满，即使秋天没有雨，漕渠也可能水浅。但只要泄去湖水一寸，河渠水就能增加一尺。兵变以后，许多地方废弃而不治理，堤岸坍塌残缺，不能蓄水。有势力的人家于是独占利益，把湖地耕作成田，终于导致淤积。年代一久，危害越来越大。希望责成长吏疏浚治理淤塞，制定私自决堤、侵占耕种的法律，载入法令，或许能使练湖逐渐恢复旧貌，使民田得到灌溉之利，漕渠没有浅涸的忧患。”诏令两浙漕臣沈度专门负责修筑安排。淳熙九年，常州知州章冲上奏说：“常州东北有申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斗港，西面有灶子港、孟渎、泰伯渎、烈塘，江阴东面有赵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港、蔡港、私港、令节港，都是古人开凿疏导、用来灌溉田地、获得长久利益的水道。如今各处都淤塞，不能灌溉。臣曾研究治理办法，想做到不劳民、不耗财，又使漕渠旱时不干、水多时不溢，所用力量少而见效快，可以成为长久利益的办法；在本州西南有白鹤溪，从金坛县洮湖流下，如今水道浅窄，只有七十多里。如果用工疏浚，漕渠一带就没有干涸的忧患。它南面有西蠡河，从宜兴太湖流下，只须开凿疏浚二十多里；如果再使它加深延长，太湖水流到漕渠的一百七十多里都可以畅通，便可免去反复疏浚的劳扰。至于望亭堰闸，设置于隋代至德年间，到本朝嘉祐年间拆除；元祐七年又恢复设置，不久又毁掉。臣认为设置这种堰闸有三项好处：阳羡各渎的水奔流而下，有堰闸加以节制，那么在水涝年份，平江三县一定没有下游泛滥的祸患，这是第一项；常州到望亭的一百三十五里运河，只要有所节制，防河两岸的田地在旱年就可以依靠它灌溉，这是第二项；每年冬春交替时，运送重货的船只和使者往来，大多苦于水浅干涸；如今按时开闭水闸，足以使船只通行，又可以免除用车从田亩引水灌注的劳苦，这是第三项。”诏令派人勘察，开凿疏浚。乾道十一年冬，臣僚说：“运河疏浚，从北关到秀州杉青，各处都有闸堰，自然可以蓄水。只有防河上塘有几处小堰，因长期低陷，无法防止水势，应当及时加以修治。再者，防河下岸的泾港很多，水流入长水塘、海盐塘、华亭塘，经六里堰下面的私港散漫流出，全都进入江湖，这是因为私港较深而运河较浅。如果修固运河下岸一带的泾港，自然不会发生水流走泄。又从秀州杉青到平江府盘门，处在太湖附近，与湖水相连；平江阊门到常州之间有枫桥、许墅、乌角溪、新安溪、将军堰，也都与太湖相通。如遇西风，湖水会从港道流入，都不必疏浚。只有无锡五泻闸多年损坏，常常要打开堰坝放水通舟；再加上江阴军河港地势低，水容易泄走，如果按照旧制修筑，不仅蓄水可以通舟，无锡、晋陵之间所有的漾湖也应当能够蓄水，四周田地都不会有旱灾。”

译唯独常州到丹阳县之间地势高，虽然有奔牛、吕城两闸，却没有别的湖港可以蓄水。丹阳到镇江之间地势更高，虽然有练湖，但由于湖水日益变浅，不能供给远处。雨停后不到几天，就感觉干涸，运河浅窄，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因此应当首先疏浚，皇上认为有理。孝宗时，蔡戡请求疏浚木渠，上奏说：“臣听说江汉之间、荆襄一带，自古以来名卿才大夫建立功业，使当代获利并惠及后世，遗迹都可以考察。其中功勋显著、至今不磨灭的，只有羊祜、杜预的事迹最为突出。考察过去的记载，羊祜减少戍守巡逻的士卒，开垦田地八百多顷，大获其利。羊祜刚到任时，军中没有百日粮食；到他任期末年，竟有十年的积粮。杜预修治召信臣渠，引导利用滍水、淯水，灌溉原田一万多顷，划分疆界、树立界石，使各有固定界限，公私都得到利益，百姓赖此获益。由此可知，古人经营治理当地，不过是扩大屯田、修治水利两件事，这是最急迫的事务，不只是为了巩固边防，也是为了成就开拓疆土的功业。”南北分裂以后，襄阳号称重镇，朝廷谋划选任主帅将领，从不轻易授予庸人。” 近五六十年来，按理说应当谋划周全没有遗漏，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百姓有余财，军队有余粮。然而荒地还没有全部开垦，水利还没有全部修好，粮运不能接续，军队就有粮食断绝的忧虑；雨水和晴旱稍有失常，百姓就有受冻挨饿的祸患。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今人的才智力量不如古人，而是古人志在功名，今人志在利禄；古人专心为国家谋划，今人先替自身打算。这样看来，功业不能建立也就不奇怪了。襄阳的宜城县有一条木渠，是后汉王宠开凿的，灌溉田地六千多顷。到曹魏时，夷人聚集一万家占据那里并以此为生，称为柤中，当时号称天下最肥沃的土地。吴将朱然争夺它，没有成功，从此木渠废弃，历经八百八十多年。本朝治平年间，县令朱纮考察旧址重新开凿，三个月便完成，灌溉田地如同古代。郑獬记载此事十分详细。靖康之乱时，木渠才开始淤塞，至今正好五六十年。这条渠长达三百里，旧迹依然清楚，淤塞的地方只有木眼山旁二三里罢了。渠中的水仍涓涓不断，只是山林遮蔽茂密，人迹稀少，居民没有力量开凿，官吏也无意兴修，所以这条渠几乎废弃了。” 木渠废弃八百多年，朱纮尚且能够重新开凿，不到三个月就完成；如今淤塞才五十多年，年代还不算久，疏浚引导一定容易，工程费用也一定少。假如有人出力负责，这件事不用费力就能办成。本路帅臣、漕臣曾经向朝廷请求，所估工程费用已经有了定数；即使命令下达，也正因为因循苟且、害怕兴修，年复一年，没有人承担这项责任。臣愚昧，希望陛下查阅核对前次奏章，酌量拨给一二万缗费用，责成本道转运司办理；如果不足，本司可以挪用、融通其他款项补给。仍委托京西安抚司、荆鄂副都统司各调拨军民一千人，分班施工，公平发给工钱，人们一定乐于听从。副都统与漕臣往来督率工程，在农闲两三个月内，自然可以完工。木渠建成后灌溉的利益，一定不会少于从前。过去荆棘、芦苇丛生的荒场，都可以变成肥沃丰饶的土地；然后分派军队屯田，充分利用其利益，再招募百姓请求租佃，收取租税。虽然只是暂时劳作，却能永久受益；费用小而收获大，实在是攻守方面的首要事务。”},{ 光宗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上奏说：“高邮、楚州之间，陂湖广阔漫延，茭草和芦苇遍布，应该创立堤堰，用来蓄水和泄水，希望水不会泛滥，干旱时也不会干涸。请求兴工修筑，从扬州江都县到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从高邮、兴化到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堤岸旁边另开一条新河，用来通行舟船，同时保留旧堤以抵挡风浪，并栽种柳树十多万株。几年以后，堤岸也会坚固，树木也可以用作修补材料。此外，扬州墟镇原来有旧堤闸，是泰州泄水的地方；闸门毁坏已久，也应在这里创设斗门。向西引导盱眙、天长以来各湖的水，起于扬州江都，经过高邮以及楚州宝应、山阳，向北到达淮阴，向西流到淮河；又从高邮进入兴化，向东到盐城而汇入大海；又从泰州海陵向南到扬州泰兴，直通长江。总共修筑石防十三处，斗门七座。请求以“绍熙堰”为名，把名称刻在坚硬的石头上。”淮地田土大多低湿，陈损之于是修筑堤坝加以防护，获得良田数百万顷。奏报朝廷后，授任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宁宗嘉泰元年，常州守臣李珏上奏说：“常州州境北面依靠扬子大江，南面毗邻太湖，东面连接震泽，西面据有滆湖，而漕渠横贯其中。漕渠两旁有白鹤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向二湖；又有利浦、孟渎、烈塘、横河、五泻诸港，通向长江。中间又各自分出支沟和断汊，曲折环绕、交错分布，多得无法计数。常州的水利源头比其他郡多，却常常苦于容易发生旱灾，这是为什么呢？臣曾经询问访察其中的缘故：漕渠东起望亭，向西上行至吕城，长一百八十多里，地势西高东低，加上年久日深、河道浅窄淤塞，从河岸到河底，深度不满四五尺。每年春雨连绵、江湖水位上涨时，河流忽然充盈又迅速减少；连续几年雨水不足，江湖水位退落，渠底更加高亢。偶尔即使得到雨水，渠道也无处容纳，随即流走泄出，向南流入湖北，汇归大江后向东，直流到吴江。天晴不到十天，又重新干涸，这是容易干旱的第一个原因。至于两旁的各个港口，如白鹤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泻堰，每天都被沙土淤积抬高；遇到潮水上涨、水势泛滥时还可以通行舟船，若遇小潮而又久日晴旱，就全都不能通行。其余的支沟和别港，也都因为淤塞而不通，所以即使有江湖之水浸润，也不能享受它的水利，这是容易干旱的第二个原因。况且漕渠一带是纲运经过的地方，使客也在这里往返，每逢水浅流涩，纲运便会受阻。一到冬月，为了运送使客，就筑坝车水，摊派劳役给百姓，百姓不堪其扰，难道仅仅是灌溉田地缺水这一件事吗？希望委派转运、提举常平官，会同本州官员察看漕渠以及与江湖相通的地方，按照法式疏浚治理，使它完全恢复前人留下的旧有水道，并且在望亭修建上下两座闸门，牢固地保护水源。”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嘉定五年，建康守臣黄度上奏说：“建康府境北面依靠长江，这是天然险阻。上自采石，下到瓜步，长达一千多里，共设置六处渡口。其中一处叫烈山渡，隶属于常平司，每年有河渡钱的定额；其余五处是南浦渡、龙湾渡、东阳渡、大城堽渡、冈沙渡，隶属于府司，也有河渡钱的定额。六处渡口每年征收的钱超过一万缗，时间久了，船只破旧损坏，官吏、篙工起初又没有廪给，百姓开始苦于渡江，而官府却漠不关心，终于导致奸猾豪强违法，另行设置私渡，渡口两旁纵横交错。因此，官渡能够渡过的人极少，于是只听任吏卒苛刻索取渡钱来充当考课数额；徒步行走的人尚且害怕往来，车辆、担子、牛马几乎都不敢通行，更严重的还有人在江流中央拦住他们，借机索取钱物。臣私下认为，南北渡口，关键在于便利通行，不容许疏忽，却不能只求征收渡钱。臣已经替各渡修缮船舰，选拔招募篙梢，并让远处的巡检兼任各渡监渡官；每月按规定解送渡钱，根据江面宽窄、货物轻重斟酌裁减，统一减为原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无论人、车、牛、马，都规定定额，刻榜公布加以约束，不得超额收取，不得拦阻索取。请求查核收取一年的收入，除烈山渡的常平钱按原定数额解送外，其余各渡将两成用于修船费用，其余用来供给官吏、篙梢、水手的饭钱；命监渡官每月按数发放，有余款再解送府司。这样以后彻底禁止私渡，不让奸民越过禁令。” 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宁宗在位时，卫泾上奏说：“臣听说，粮食丰歉的规律，一方面取决于每年的天时，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的地利。天时所造成的水旱灾害，本来难以完全避免；地利方面水利设施的废弃或修治，也不能没有责任。臣私下看到，太平时期京师的漕粮，多出自东南，而江浙占了一大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十丈、百里、二十五里〕 中兴以来，浙西于是成为京畿的供给地，尤其仰赖它，旁及其他各路。那里平坦的田野肥沃，田间道路连绵，江湖、陂塘的水利很多，即使稍有水旱，也不能造成灾害。自从豪强兼并之家增多以后，开始借开垦之说，吞并侵占土地，创置围田。起初只涉及陂塘，陂塘水浅，还可以容忍；后来又侵占到江湖，如今江湖所剩也没有多少了。江湖之水，从通常情形看似乎没有用处；从农事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江湖深广，蓄水自然多，遇到水多时可以排泄，遇到干旱时可以用来灌溉；倘若水面狭窄，容纳的水量就少，水多便容易泛滥，难免有水灾；干旱便容易干涸，立刻会有禾苗焦枯的祸患。这个道理十分明白，州县官员都可以据此履行职责。然而豪强宗族必有所凭借，势力足以凌驾官府，若没有强干的官吏，谁也不敢过问。围田日渐扩大，江湖水利一天天削弱，已经不再有从前的状况。围田增加的租税收入能有多少，而原本平年能收双倍粮食的田地，一旦遭遇旱涝，反而成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常赋所受的损失，哪里计算得完！农民失去职业，背着孩子流离失所，这种祸害难道只在百姓身上吗？何况本朝已有成法规定：凡江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泺等与众人共同使用的地方，不得禁止占用其水利。至于请求租佃、承买，官府应当经常严加查察。如果有人请求租佃、承买，便应把有关人员弹劾上报。至于蓄水之地，若擅自允许人请求租佃、承买，有关人员都要按违制论罪。立法的用意，可以说十分明白。此前臣僚屡次上奏请求，朝廷并非没有施行。我姑且列举其中一二：凡属积水的草荡，今后一律不许请求租佃，即使陈请拨赐，也允许守臣据实执奏。这是乾道五年九月的指挥。派官员检视凡是停蓄水利的河道中有淤塞、壅阻的地方，按照旧有界限全部开掘，并且每年巡察。这是淳熙三年六月的指挥。命令浙西各郡约束所属县，如有把江湖草荡发给官民户购买租佃并围筑成田的，允许百姓越级申诉，置于重法之下，并委托监司弹劾。这是淳熙八年七月的指挥。凡有陂塘，自诏令下达以后仍然围筑包裹的，坚决开掘；犯法者依法论罪。发给凭据的人和不告发、不捕拿的人，一并治罪。这是淳熙十年四月的指挥。这些法令都张榜大书，人人都看得见。其他藏在案牍中的规定，应当还不止这些。为什么条文规划虽然完备，奉行却不能防止违法？有的改换名称来请求租佃，有的已经开掘却又重新围筑，有的说既成的产业难以毁坏，有的说正值庄稼将熟之时，不可拆毁。只知道可惜千百亩的田，却不知道更可惜的是百万亩的田；不忍得罪一个强横的人，却忍心伤害百姓。上面的恩泽被阻隔，不能下达到底层；下面的民情被蒙蔽，不能上达朝廷。这就是主管官署的罪过。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爱护国家根本，访察百姓疾苦，防禁围田的诏令屡次颁布，并不是徒具文书。如果陛下认为臣说得对，乞请降下圣断，命户部检核有关条法和历次颁下的指挥，重新严加约束。本路监司、州县要经常命令遵守，并委托御史台查察。法律不能只是设立，务必要坚决实行。请陛下留意裁择，臣不胜荣幸。附黄：臣所奏围田只是因为妨害百姓水利，此外还有值得忧虑的事。凡是围田所在，多在荒僻乡村，必须建立庄舍，让佃户聚居。既然广泛包占土地，又想侵夺附近百姓的产业，于是蓄养许多无赖恶少和受过刑的罪人，名义上叫佃户，实际上都是奸民。幸逢丰年，还能勉强相安无事；一到年成稍有不足，便结成几十人的群体，江湖商贾、乡村居民立即遭到抢劫，甚至被杀伤。间或事情败露，官府都有案牍可以查考。臣私下担心，遇到饥荒之年，这些地方就会成为奸人的聚集地。如果实行禁戢，使奸民无处聚集，也是一条暗中消除盗贼的办法。伏乞圣明照察。

译卫泾又上奏说：“臣曾考察国家太平时期，京师漕粮多出自东南，而江浙占了一大半。中兴以来，浙西于是成为京畿的供给地，尤其依赖它，每年丰收，还能惠及邻近各路。那里平坦的田野肥沃，田间道路连绵，凭借江湖蓄水、泄水的便利。大体上两浙地势有高低，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时便汲取湖水灌溉田地，水多时便使田水经江流入海。只有蓄水和泄水都便利，所以没有水旱忧患，都是肥沃的土地。自绍兴末年开始，军中侵夺靠近湖泊的水荡，因为施工容易，便修筑堤埂，称为埧田。民田已经受到危害，但还没有达到严重程度，是因为蓄水之地还很多。隆兴、乾道以后，豪宗大姓相继出现，广泛包占强夺，没有一年不如此。陂湖的水利日益削弱，已经所剩无几，而各处的围田却遍地都是。以臣三十年来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过去称为江、湖、草荡的地方，如今全都成了田。陂湖之水，从通常情形看似乎无用；从农事来说，却极为重要。陂湖广大，蓄水自然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而疏浚，泄水必然迅速，遇到水多也不至于泛滥。倘若蓄水之地变得狭窄，容纳的水量就少，干旱时容易干涸，禾苗很快焦枯。水源已经壅塞，江流又被泥沙淤积，疏导泄水就十分困难，水一多便容易溢出，泛滥成巨大的水泽。事情的利害，难道不是很容易明白吗？这本是州县、监司应当禁止的事。然而围田的人无不是有权势的家族，他们的言辞和势力足以凌驾官府；而在位官员往往把办事看得很重，却乐于因循，所以官府上下互相推诿，对此安然不以为怪，围田的危害因而越来越深。议论的人又说：‘围田既然扩大，增加的租税也多，对国家财政并非没有补益。’却完全没有想到，沿江靠湖的民间良田，哪里只是几千几百顷，都是过去不受水旱之害的土地。围田一兴起，修筑田塍堤岸，水进出的道路立刻被隔绝；稍微发生旱情，围田便占据上游，独享灌溉之利，民田只能眼看着却无从取水。等到水溢出时，又顺流开决，把民田当成水沟。假使围田侥幸有一年丰收，增加的租税收入能有多少？而平常年份收成加倍的田地，稍有水旱反而成为荒地，常赋的损失哪里计算得完！所谓增加的租税又不计入省额，州县可以自行挪用，只不过供贪污的官吏资取罢了。其中轻重得失，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能分辨。何况祖宗的成法，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凡江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泺等与众人共同使用的地方，不许占据，也不许请求租佃、承买，官府应当弹劾上报。凡蓄水之地，也就是供众人共同灌田的地方，若擅自允许人请求租佃、承买，以及请求租佃、承买的人，都按违制论罪。立法的用意可以说十分明白。此前臣僚屡次上奏请求，朝廷并非没有施行，臣姑且列举其中一二：各路如有承买蓄水之地的，一律改正，这是绍兴二十八年的指挥。凡属积水草荡，今后一律不许请求租佃，即使陈请拨赐，也允许守臣据实执奏，这是乾道五年九月的指挥。诏令两浙漕臣、提举常平官以及各州守臣，经常严加查察，如官民户或寺观围筑田地、填塞水道，须列具姓名上报，这是淳熙三年六月的指挥。诏令州县若敢发给凭据，让官民户和寺观购买、租佃江湖草荡，允许百姓越级申诉，置于重法之下，并委托监司弹劾，这是淳熙三年八月的指挥。诏令浙西各郡凡官民户过去围田的地方，明确立下标记，张榜晓谕，不得在标记之外再行围筑，这是淳熙十一年八月的指挥。其他条约不容易全部列举。既然陈说如此众多，立法如此详细完备，理应使围田的危害全部消除，使蓄水、泄水的利益完全恢复到过去的状况。然而年深日久，陂湖被改成田地的情况没有停止，民田受害反而更加严重。已经围筑的地方，受到姑息迁就的牵制，固然不再追究；但也有在标记之外增加围筑的，有因百姓申诉而拆毁后又重新修筑的，有改名为‘天荒’而请求发给租佃的，寺观僧道尤其肆无忌惮。这难道果真是无法禁止吗？是吏治苟且、法令不能实行的过错。积习成弊而不知改变，奸猾之徒从中获利，良农失去生计，这种危害难道只在百姓身上吗？臣伏见乾道年间，孝宗皇帝有一天对辅臣宣谕说：‘听说浙西自从有了围田，就发生水患；屡次有人处理，却多被权势阻挠。’后来命漕臣王炎前往察看，发现张子盖围田九千余亩，淤塞水势，立即命令开掘，并且告诫不得再犯。淳熙年间，因姚述尧进言，传法寺僧人请求租佃明州定海县凤栖、沈窖两湖八百亩土地，这些湖可灌溉二万六千余亩田，朝廷立即命令仍废为湖。圣断英明到如此地步，谁能不畏惧警醒呢？奉行不力，只是主管官署的罪过；百姓的疾苦却因此有了申诉的去处。臣仰思陛下恭俭爱民，遵循祖宗事业，诏令下达并非徒具文书。如果陛下认为臣说得对，乞请降下圣断，命户部检核有关条法和历次颁下的指挥，重新严加约束。从今以后，凡陂湖草荡，一律不许官民户及寺观请求租佃、围筑。如果有人胆敢妄求陈诉，须列具姓名上报，依法治罪。本路监司、州县要经常严格遵守；如有违犯，委托御史台弹劾治罪，这样或许法律不至于徒然设立，豪强能够收敛，农民能够安居于田亩之上。这也是巩固国家根本的一种办法。惟愿陛下留意，臣不胜荣幸。附黄：臣核查，自绍兴年间实行经界以来，到现在已有五六十年，人口日益繁多，难道还会有可以耕种却荒废不治的田地吗？如今所存的江湖陂泽，实在都是众人共同使用的水利，必定不能改作田地。如果圣断施行，仍乞命本路监司约束：凡今年被水淹没的围田，以后只许按照过去的标记和四至修补田塍堤岸，不得借机侵占附近的水地。凡在过去标记之后又继续围筑、妨害众人共同水利的地方，既然因水淹没，就不得再行修筑。如有违犯，允许受害民户越级申诉，责成监司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前往察看，具奏后请取圣断施行。伏乞圣明照察。

译附黄：臣又查得，各处围田虽然是有权势之家包占的，但田间水利的利害，有权势之家本来无法知道，多是乡村豪强富室，意在借助权势声势，侵扰良民；有的只略用一些工本，便大肆侵占，因而据为己有，掌持文书契券，请托有关部门认可纳入。这尤其不能不治理。乞请委托监司、州县查察，如因围田而有民户申诉，就追究原先献田之人的姓名，严加处理。伏乞圣明照察。青田县主簿陈耆卿上疏说：“臣听说，水存在土地之中，就像人有血脉；一旦堵塞，必然有人因此得病。所以水利这件事，忧虑百姓的人大多对此深感不安。有人说：‘去年泛滥成灾，牵连各郡各国，房屋倒塌、庄稼毁坏，处处可见，至今只看见它的危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即便如此，天灾流行，各代国家都有；泛滥时显出它的危害，干旱时则显出它的好处。因为泛滥便不为干旱作准备，几乎就是因噎废食。庄稼，是百姓的生命；水，是庄稼的生命。春夏交际，壮丁云集，甚至有人为了争夺一点水滴而丧失性命。东浙田地多依傍山地，本郡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山岩沟谷崎岖贫瘠，渠道池塘很少，所以灌溉之事一天也不能废弃。水，疏导它就流动，堵塞它就枯竭。疏导它，必定要有源头；堵塞它，也必定有原因。那些小民所争的，不过是一点点水；被打死的，也只是一个人。强宗大族占有大片田地，每每把水泽全部据为己有，使自己富足，却不顾别人贫困，他们所害死、所逼死的人难道能计算吗？风调雨顺时，看不出危害；突然发生旱灾，土地立即龟裂，富人的禾苗依然如常，穷人的庄稼却倒在地上。上面的官员这才开始忙于祈祷，等到年成歉收，又忙于赈济抚恤，也已经晚了。所以如今州县之间，多把水利看作不紧要的事务。既然认为是不紧要的事务，过去已经堵塞的地方就更加堵塞，原来没有堵塞的地方也会堵塞；近来正要疏浚的地方不去疏浚，尚未疏浚的地方更不知何时才能疏浚。谋划不能早作，难道还想每年都不受罪吗？臣愚昧，想乞请传告外台，选拔官吏，普遍进行彻底清查；对于荒芜淹没、长期不治理的地方，或被大姓强占的地方，要竭力疏导，使它恢复原状。至于尚未形成陂泽而可以经营的地方，以及可以得到水利的地方，也一定要广泛疏浚开凿，以使焦枯的庄稼得到救助。不要苛扰百姓，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如果遇到旱年，使百姓有所依靠，即使不能把歉收转为丰收，所得到的好处也会超过一半。” 金章宗明昌二年二月，皇帝对平章政事守贞谕示说：“王汝嘉、田栎专门管理河防，这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朕近来问他们是否曾到南岸巡视，他们竟说没有；又问水决口后能否流向南岸，他们又说不知道。况且水流向北已经很久了，自去年起就应当筹划治理，如今竟如此不称职吗？可以传谕并督促他们前往，尽心加固防护，不要造成防备失误，同时研究长久治理的办法；稍有违慢，就一并治罪。”三月，行省以及户部、工部、都水监的官员分别陈述河防利害。都水监原拟在南岸王村、宜村两处疏导河势。由于北来的水势已经减弱，宜村堤势稍缓，只有王村岸向上数里地势低洼，可以开决使水分成一条河，而且不会冲犯城市村落。又拟在北岸墙村疏决，依旧分成两条清河，流入梁山故道；北清河两岸原有小堤，若不完整，日后应修筑大堤。尚书省认为，按照黄河的水势，如果在墙村决口放水，山东各州县的肥沃土地以及各处盐场都将被淹没。假使修筑毁坏的堤坝，而水势又不能完全容纳，工程劳役就会极其繁重，使山东百姓徒然困苦，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加害他们。况且长堤已经加固防护，再在南岸疏决时，水势已经平息；关于决河流入梁山泺的议论中，水流经过的城邑已经动员修筑护城堤。先前修筑的清河旧堤，已经派人停止修治。监丞田栎说：‘定陶以东三埽的废弃堤坝不应修治，只须决开旧日压河口，引导渐水进入堤内。’北张、彪、白塔两河之间，凡是正当水流冲击的屯田户，都必须令其迁徙。臣等所见，只应在堤前修筑木岸以作防备；其中居民目前不必迁徙，到了夏秋水势泛滥时，权且命令他们躲避，水退后仍应各自恢复旧业。这也是户部、工部所说的意见。宣宗贞祐三年四月，单州刺史延札天泽说：“防守的办法，应当决开黄河，使它向北流。在德博、观沧一带，如今旧堤还完整地存在，施工不费力，水自然向下流，必定没有漂没的忧患。困难在于，如果不说会冲犯沧州盐场、损害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说会淹没河北良田。臣曾听河边老人说：‘水势分散漫流就浅，浅则连马也不能涉渡；水深则不能行船。’这正是防守的大计。若说会淹没民田，那么河道迁徙以后，泥沙淤积便会成为肥沃土地，正适宜耕种，收成会超过通常所得，哪一种利害更大呢？如果失去这个计策，那么河南一路的军粮将不足，河北、山东的百姓也都会瓦解。”诏令有关方面议论此事。四年三月，延州刺史乌苏克锡克说：“近代黄河离开旧道，从卫地向东南流，经徐、邳入海，因此河南的土地变得狭小。臣私下看到，新乡县西面的河水可以决开，使它向东北流；河的南面有旧堤，水不能泛溢。流行五十多里后与清河相合，便可经濬州、大名、观州、清州、柳口入海。这是黄河的旧河道，都有旧堤，只要补好缺口裂缝就够了。这样一来，山东、大名等路都在河南一侧，而河北各郡也能得到一半；退可作为防御的计策，进可壮大恢复中原的基础。” 他又说：“南岸居民既已登记为修筑河堰的河夫，又要营造戍守房屋，还要转运草料粮食，赋役繁重，超过其他地方一倍，夏秋租税还没有计算在内。乞请把其中稍微缓和的负担减免一些，以宽解百姓的力量。”事情交给尚书省处理，宰臣说：“河水向东南流已经很久了，一旦决开，恐怕旧河道容纳不下，水势泛溢而出，分成几条河流，再也无法收束。水流一分，河道就浅而狭窄，容易渡过，天气寒冷时又会结冰，防御更加困难，这是万万不可的。”

译元成宗大德元年，蒲口决口，御史台发文命令河北、河南肃政廉访使尚文察看防河的办法。尚文建议说：“黄河万里从西面流来，水势湍急凶猛。到了盟津以下，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河道迁徙不定。失去大禹治理的旧河道，成为中原的祸患，不知已有几千几百年了。自古治理黄河，处置得当，就用力少而祸患来得迟；事情失当，就用力多而祸患来得快。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如今从陈留到睢地，东西一百多里，南岸旧河口有十一处，其中已经堵塞的两处，自然干涸的六处，仍通水的三处。南岸高于水面，大约六七尺，有的四五尺；北岸旧堤，其水面高于田地三四尺，有的高低相等。大体上南岸高于北岸，约八九尺。堤坝怎么能不毁坏？河水怎么能不向北流呢？”“如今蒲口决口一千多步，水势迅猛向东流，进入黄河旧河道，流行二百里，到归德横堤下面又与正流汇合。若强行堵塞，势必上游决口、下游溃堤，工程不能成功。衡量当前的办法，河西各郡县应顺应水性，向远处修筑长墙，以防泛滥。归德、徐、邳的百姓应避开冲决溃堤之处，听任他们选择安全便利的地方居住。受灾人家，应在河南退滩地内拨给田亩，作为永久产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以后其他地方发生河决，也照此办理。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也是一时救济灾荒的良策。”蒲口决口没有堵塞，朝廷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撰 赋役 汉武帝时，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办功利事业，徭役和费用一同增加，百姓便离开农业根本。董仲舒劝说皇帝：“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过十分之一，征发劳役每年不过三天，这样征收容易供给，使用百姓的力量也容易满足。百姓在家中足以养老尽孝，对外足以侍奉君上、缴纳赋税，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而且能尽力爱护家人，所以百姓都乐于服从。”到了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旧制，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富人连片占有田地，贫民连一块立锥之地都没有。又专擅山林川泽的利益，控制山林物产，荒淫越制，彼此以奢侈相夸耀。城邑中有人拥有君王般的尊贵，乡里中有富比公侯的人，小民怎么能不困苦？又加上每月服更卒之役，之后又服正卒之役，一年中戍守一年、服劳役一年，比古代多三十倍【更卒，是给郡县服役、每月轮换的人；正卒，是给中都官服役的人；大概计算如今一人在一年中承担戍守和劳役的事情，比古代多三十倍。‘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赋以及盐铁专利的收入，比古代多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民的田地，要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五，所以贫民常常穿牛马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再加上贪暴的官吏任意施加刑罚，百姓忧愁无以为生，逃入山林，转而成为盗贼；穿赭衣的囚徒遍布道路，每年判决的案件多达千万数。汉朝兴起后沿袭旧制而没有改变。古代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以供养不足的人家；堵塞土地兼并的道路；盐铁都归百姓经营；废除奴婢制度；取消可以专擅杀人的威权；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解百姓力量，这样以后才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东汉灵帝想铸造铜人，但国家费用不足，于是下诏按民田亩数征收十钱。此时又接连发生水旱灾害，庄稼受损，百姓贫困艰苦。乐安太守陆康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贵在爱护百姓，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使天下安宁；除去烦琐而采取简约，以崇尚简易。所以万物顺从教化，祥瑞之物也会应德而来。末世衰弱的君主穷奢极侈，毫无理由地兴造各种工程，创设的制度不止一种，从下面百姓身上劳役搜刮，以满足一时的欲望，所以百姓叹息，天地阴阳也被感动。陛下以圣德承受上天，应当使教化兴盛，却突然颁下诏书，按亩征收田钱，铸造铜人。臣恭敬地读到诏书，忧惋惆怅，痛心而失去主意。按十分之一征税，周代称为‘彻’；‘彻’就是通，意思是这种法度可以通行。鲁宣公按亩征税，蝗灾便自行发生；鲁哀公增加赋税，孔子便非难他。难道可以聚敛夺取百姓财物，来营造无用的铜人，抛弃圣人戒诫，亲自踏上亡国君主的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