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二

译必须同心协力，慰劳招抚流民，使他们返回原籍、安定下来，使天下没有不能获得安置的百姓，然后大臣安定百姓的功劳才值得记载。否则，忘记他们为何发出怨言，任由他们自己决定生死，不是挽回人心的办法。边疆议论的得失，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自从攻破蔡州那次战役以来，错误在于援助敌人，而敌人已经产生了窥伺之心；进军洛阳的军队，错误在于妄图恢复失地，而敌人已经产生报复之心；反复叛乱的臣子，错误在于招抚接纳，而敌人已经产生怨恨我国之心；南北往来的边境使者，错误在于谋求和好，而敌人已经产生轻视我国之心。这是内部的四种错误。京湖的统帅错误地相信叛臣，于是从襄阳、岘山直到浮光的地区被放弃；两淮的统帅错误地实行清野，于是从蕲州直到宝应的地区被放弃；四川的三位统帅错误地劫袭敌寨，于是从三泉直到成都的地区被攻破；夔门的统帅错误地据守长江，于是从南浦直到秭归的地区被攻破。这是外部的四种错误。内外交相失误，使大势违背根本。原本想拓展疆土，如今却不能守住边境；原本想开辟国土，如今却使国土日益收缩。整顿振作之初，要寻求惩戒过去错误的方法，难道不是大臣的责任吗？必须同心协力，谨慎坚固边防，使国家疆土没有丝毫缺损，然后大臣保卫疆境的心愿才不会有愧。否则，把事权寄托给荒诞欺妄之人，把疆土置于渺茫不明之中，不是谨慎处理边疆议论的办法。天下是重大的事物，宰相肩负重大责任。君心受到侵蚀，应当使它改正错误；正直之气不伸，应当使它伸张；正人受到扶植，应当使他们振作；成法遭到沉沦，应当使它振兴；生民受到败坏，应当使他们得到保全；百姓忧愁怨恨，应当使他们安定聚集；国论出现乖误，应当惩戒改正。若没有公正，就无法裁断天下的事务；若没有和协，也无法成就天下的事务。臣愿陛下重新命令两位宰相：从今以后，彼此都要明白通达，不要再存私意；都要敞开心胸、以诚相见，不要再拘泥于表面迹象；不要表面上竭尽心力，暗中却另有主张；不要当面互相逢迎徇私，退下后各怀心思。防察一件事，只议论它的是非，不要说这是某人的意见，因而互相猜忌；任用一个人，只考察他的贤能与否，不要说这是某人所偏爱，因而暗中排挤倾陷；提出一个谋议，只议论它是否恰当，不要说这是某人提出的，因而暗中动摇；阻止一件错误，只考虑它是否听从，不要说这是某人的意思，因而暗中加以诽谤；罢黜一个凶恶之人，只考虑是否应该罢黜，不要说这是某人所厌恶的，因而暗中替他弥缝；施行一项恩惠，只考虑范围大小，不要说这是某人所施行的，因而强行分成彼此。这样，两位宰相同心协力，就可以渡过艰危、成就治国功业、消除朋党；不仅不会辜负陛下更新圣化的最初心愿，两位宰相也会获得无穷的声誉，并得到无疆的福庆。即使如此，宫中内廷、朝廷外廷，近及百姓、远及边疆，两位宰相固然都应当用心对待，而一心之中极其细微的地方，陛下也应当严格要求自己。陛下忧虑事变横流，感叹异常征兆接连发生，因而想要改变政治纲纪，这正是今日创作新的治国功业的机会。然而心是万物的根源，如果不设法除去旧有习气，又怎么能使国家清明、使国家更新呢？所以，贪利纵欲之心过去是蛀蚀我朝治理的东西，如今就应除去它；贪图安逸享乐之心过去是危害我朝政事的东西，如今就应除去这种危害。一定要多亲近贤能士大夫的议论，以涵养圣人的性情；一定要深思五帝三王和六经的言论，以继续发扬圣学，使我的一心澄澈纯净，保持其本然，不被外来的习气诱惑。用这样的心来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不能调和的弦瑟；用这样的心来成就政事，天下就没有不能振兴的规制谋略。若治理的源头还未澄清，政治的根本还未建立，那么天下谈论治理的人也只是徒然，这难道是今天我们对君主和宰相的期望吗？这难道是今天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的初心吗？臣地位卑微而言论过高，触犯天听，即使死也罪有余辜，只愿陛下怜悯并赦免我。子才任太常博士，又上奏说：臣身份卑微、孤立无援，本已甘愿被远调；嘉熙庚子年，臣在史筵任职，曾因三馆官员入朝排列，得以穿行于延和殿的仪仗之中，首先论述宰相不公不和的危害，其次陈说国势有时强盛、有时衰弱的关键，离开朝廷已经…… 七次经历寒暑，如今因愚昧刚直，又得以列身朝班，承受的恩典实在太深，怎么忍心自己沉默？恰逢再次在延和殿召见，岂敢忘记把卑微的诚意全部陈述？只愿陛下有幸听取。臣概括观察今日天下：君主的权势难道孤立了吗？国家的形势难道卑弱了吗？理势难道逆乱了吗？事势难道危急了吗？地势难道收缩了吗？祸患的势头难道逼迫了吗？臣并非喜欢故意说这些危言，在危急存亡之时，我看见形势发展的趋向确实如此。如果仍有所隐瞒而不说，就是欺骗陛下。作为臣子却用欺骗来侍奉陛下，这是不忠。不忠而且欺骗，臣实在有罪。臣冒死进言。君主之身，是天与人共同归附的所在。扶持君主有道，就能使天地四方合而归于一人，使君主统辖四海、居于帝位；否则，得到的帮助少到极点，即使宫门防卫严密，势力也容易孤立。没有比天命更重大的了，可是雪封闭、雷蛰伏，梅花因旱而隔绝，土地阻塞而运行失常，太阴发生过蚀，仿佛都有使陛下与天隔绝之意。没有比人心更切近的了，可是峒寇纷纷张狂，淮地流民蜂拥而起，蜀地士卒凭险固守，衢州百姓聚众作乱，仿佛都有离开陛下之心。忠诚有智慧的人知道自身不被容纳，便收起自己的道义，对王朝绝望；正直敢言的臣子知道尽言没有益处，便闭口缄言，把愤懑咽入地下。离去的人一去不返，留下的人也已经显露出足以离去的征兆，仿佛都有离开陛下之心。不仅如此，淳祐年间的党人，承受陛下的爵禄，不能说不厚重，可是私下对人说：“施恩于我的，是权相。”淳祐年间的将帅，接受陛下的宠爱恩泽，不能说不隆盛，可是每次对人说话都说：“偏私照顾我的，是权相。”下至谄媚小人和奸佞之徒，只知道有私门的权势可以趋附，却不知道王室君父值得尊敬；宦官和宫女，只知道私门的财货贿赂可以贪取，却不知道公家的富贵值得珍惜。往往利益在近习之人那里，便趋附近习而不顾陛下；利益在女谒那里，便趋附女谒而不顾陛下。于是使君主一人的尊位孤独地立着，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臣所说的君主权势孤立，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应当把仁义作为利益。君主自身清明，便崇尚德义，风俗也会流行；轻视货财，防范也会建立。否则，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会更加厉害，人人只趋逐利益，形势便容易卑弱。而且钱财是天下人共同珍视的东西。自从轻视货财、尊崇德义的教化不兴起，天下才开始把私人财产当作宝物；远离利益、崇尚德行的风气不形成，天下才开始专心聚敛财货。一旦裂隙打开，趋逐者便如波涛倾倒而来。

译今天某位丞相进献数万金珠，便谋求再次入朝任职；明天某位执政进献数万珍宝，便企图掌握用人之权。今天某位尚书进献数万金银，便求保全自己的宠爱眷顾；又到明天，某位殿帅进献数万金钱，便图谋长期任职。今天某个贪赃官吏进献数万缗钱，便得到优美的任命。下面竭尽能力所及来进贡，上面看他进献的数目多少而给予回报。君臣之间，彼此用货物相见、用利益相赂，简直像市场交易一样，本来就已经不对了。何况宫闱深处的机密、左右近习的宠爱、宅第中亲近显贵的人，也都能借此行贿。唉！这是怎样的气象，竟会出现在今天？即使这些事是在道路传闻中得到的，未必全都属实；然而它们取得功效极快，声势又十分张扬。愚昧的人传播它，贪婪的人附和它，于是竟说天下的富贵果然可以凭财利取得。于是有人到宫禁中求取，到宦官寺中求取，到各个亲贵宅第求取。鞭靴杂乱，金宝纵横。所谈论的是钱财的神通，所追逐的是腐臭之物。整个天下都沉没在利欲和货贿之中，再也不知道德义值得尊崇。行为卑鄙污浊竟到了这种极点，怎么能使国家的气势高耸九天之上呢？臣所说的国势卑弱，就是这个意思。理势以顺畅为贵。有办法整治使它整齐，纲常就能树立，人心就会明白；上下尊卑就能分辨，百姓的志向就会统一。否则根本乖违刺戾，形势便容易逆乱。而且君尊臣卑，是顺理。如今见到利益就奔逐，见到便利就争夺，仿佛怀有目无君主之心，那么臣子就不成其为臣子了。父亲慈爱、儿子孝顺，是人的天性。如今穿锦衣、吃稻米，禽兽幼子也能自在地生活，仿佛怀有无父之志，那么儿子就不成其为儿子了。兄长友爱、弟弟恭敬，是顺理。自从《棠棣》诗所歌咏的兄弟之情废弃，兄弟亲爱之情便衰落；自从“斗粟”歌谣兴起，兄弟友爱的念头便淡薄。把本来没有怨恨说成有怨恨，把本来没有私心说成有私心，就失去了所以成为友爱兄弟的道理。上穿衣、下着裳，是顺理。自从《绿衣》诗兴作，黄色下裳的美德便消失；自从四星之宴兴起，太阳般君主的尊严便受到亵渎。卑贱者甚至妨害尊贵者，淫乱者甚至破坏义理，就失去了所以处于卑下而顺从的道理。内守中国、外御四方边鄙，是《春秋》的义理。如今边疆日益被侵扰，守兵长期困苦，于是中国反而忧患于外敌。内亲君子、外斥小人，是上下交泰的道理。如今卑鄙庸劣者尊贵显达，方正之士反被颠倒安置，于是君子反而处在外部。尊重贤人而抑制外戚，可是鲍宣刚直的言论仍敌不过专权的王氏；把义放在利之前，可是陆贽蓄积义理的学说仍胜不过奸邪蛀虫般的杨国忠、李林甫之流。藩镇之臣抗拒朝廷，外臣权势压过君主，那么重权就不足以驾驭轻权；外臣诋毁朝廷议论，外任之臣诋毁王朝官员，那么内廷就不足以制御外部。或者将军骄横跋扈，不知道天子的尊严；或者士卒凌辱上级，也难免亵渎主将的名分。以德色示人、出言诋斥的风气日益滋长，枕冠苴履的风俗日益盛行，本末倒置，体统乖张。臣所说的理势逆乱，就是这个意思。天下以国本作为安危的根基。有办法用纲纪维系它，就像泰山四面有支撑、大器一经安置，形势便容易安定；否则，危险像堆叠的蛋，国家就要动摇倾覆了。过去君主想要尊崇宗庙、安定社稷，关键不在别处，而在于国本。国本早日确定，天下人的希望就有所归依，奸雄也不敢产生觊觎之心。汉、唐诸君主受制于宫闱，取决于宦官，奸谋邪说蒙蔽惑乱圣明，祸难接连不断，前后如出一辙，这可以作为天下万世的鉴戒。陛下年方四十四岁，登极已有二十三年。太子之星尚未显耀，主祭宗庙的匕鬯仍然空缺，天下为此忧虑，士大夫也在议论。近来上天启发圣意，陛下亲自洒笔书写诏翰，神妙地显示出聪颖奇异的意向；千万年无疆的福庆、亿万百姓无疆的福祉，实在已经由这一举动预兆了。然而选择继承人的意图虽然已经确定，父子之间的名分却还没有正式确定；资善之命虽然已经颁下，内外的形势却仍然分隔。难道是妃嫔、近习的言语有办法迷惑陛下的心吗？还是感生祈福之说有办法误导陛下的听闻吗？还是两三个大臣不能用韩琦、赵鼎侍奉君主的方式来侍奉陛下吗？否则，为什么如此迟疑停留而不决断，受到牵制而未能确定，以至于今天这个地步？何况如今天下外患正盛，内部寇乱更加深重，国事日益败坏，而私情日益盛行；如果现在不谋划，后悔又怎么来得及？陛下应当和两三个大臣深思、审慎谋划：先正式确定名号，以消除奸人怀疑的忧虑；其次选择宫嫔，以防备意外的忧虑；又谨慎选择教谕，以消除放纵欲望的忧虑，使奸谋不能参与其中，那么一祖十二宗的基业就可以传之后世、永无穷尽。否则，把大事交付给荒谬悠远、含糊不明的安排，臣恐怕奸邪侧目窥伺，牵制阻挠的计谋得以实行，帝位和国器便会转移；这就是臣所说的事势危急。地势，是国家必定要守住的地方。有办法保全它，首尾就能联络，彼此如唇齿相依、互为掎角，形势便完整；否则，国家疆土每天都要收缩百里。太祖用金戈铁马取得的天下，不幸在南渡时分裂；然而京畿疆界重新划定，封疆守备谨慎坚固，半壁天下的形势仍然保持原样。自从朝廷不谨慎谋划以精神和谋略抵御敌人的方略，天下四分五裂的形势才开始显现。起初军队驻扎在淮北，如今淮北落入敌手，只得退守淮南；起初在襄汉筑城防守，如今襄汉落入敌手，只得退守荆湖；起初在山东集结军队，如今山东归于敌人，只得分兵戍守涟水海道；起初重兵驻屯三关，如今三关落入敌手，只得退守泸州、渝州一带；起初对宜州、邕州实行羁縻，如今宜州、邕州受到敌人警逼，只得严守桂林；起初重兵驻屯淮地、轻兵守江，如今淮地和长江都受到敌人震扰，只得防守拓展江阴、毗陵一带。吴、蜀联合，像衣襟和衣带一样绵延万里，中兴后半壁天下的基业，并没有什么损伤缺失。宁宗既已保全这些土地并交给陛下，陛下应当保全它们，使之传之后世。如今不幸失去了一半，所剩的只是江、浙、湖湘、闽、广数千里土地。已经失去的地方无法再说，现存的州郡不过像脸上的黑痣一样醒目。如今选拔枢密大臣进驻要地，东到淮海，西达荆湖，似乎有意于逐日开拓的功业了。然而朝廷的意向、督府的规划、士绅的议论，仿佛都更重视守江而轻视守淮。

译守住淮地，正是守住长江的办法。如今一再说守江，那么规划就已经放在长江一线了。规划放在长江一线，即使不止于守江，守江的地位也已经加重；即使没有明说放弃淮地，守淮的地位也已经减轻。轻重的说法扰乱了其中的判断，使淮地一步步收缩，又一步步收缩，这就是放弃淮地了。会稽的栖身之地容易危险，江东的局势难道还不岌岌可危吗？臣所说的地势收缩，就是这个意思。内部祸患，是人心共同忧虑的事情。有办法消除它，病疽的根就会拔除，痛苦自然平息；火势蔓延到远处，内心也会逐渐舒缓。否则，宫墙之内就会有忧患，灾祸随时可能到来。边境警报在外，流民盗贼在内。淮地驻防刚刚兴起，云南也刚刚归附；如果藩篱建立，门户自然牢固，郊野疆界划定，封疆守备自然坚固，敌人不容易进入我们的腹心。只是两淮百姓流离，分散在几个州郡，而且已经处在我国疆域之内。雨旸时顺、年谷丰登，生活就会安定，心志也会安定。如今种子不能下土，农事荒废，饥寒的忧患从后面逼迫而来，百姓流离转徙，到他乡求食，这也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十天以来，渐渐听说有百姓从京口迁往毗陵；若不停地流转，就会从毗陵到苏州、湖州，再从苏州、湖州到杭州、秀州，渐渐逼近京畿。假如郡守能够承担抚慰安定百姓的责任，那么凡是盐、酒等利益，只要可以资助百姓维持生计，就听任他们自行经营，这样眼前还可以苟且活命。否则，百姓聚集起来就会成为仇寇，被激怒后就会变成劫掠者，像己亥年冬天那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何况淮地百姓一向熟悉军事，步兵、骑兵和器械都是自己拥有的；他们看待殿前严整禁军，不过如同看待儿戏之兵，往往轻易脱身，或者成群骤然起事。将来靠什么抵御他们？至于桂东的寇乱逼近江西，建昌的寇乱逼近江东，常山的寇乱逼近辅郡，长兴的寇乱逼近京畿附近。虽然已经捣毁巢穴、消灭首领，不再有余患，但臣私下仍有两种忧虑：第一，郡县之间还有许多贪官，万一不知道惩戒，争夺蝇头小利，那么百姓将无法生活，又会出而作乱，腹心之地还要受到扰乱。第二，枢密大臣分掌一方军政，喜欢惹事并夸大声势，万一施行怪异政令、发布骇人命令，惊动四方，那么百姓抱定同死之心，被激怒而发生变乱，腹心之地又要受到扰乱。唉！天下之大，就像人的一身。如今边境警报扰乱四肢，流民扼住咽喉，盗贼又冲破腹心，还想指望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实在困难啊！臣所说的祸患形势逼迫，就是这个意思。即使如此，这六种过失只是形势偏失。纠正这些偏失，使国家不再有六种过失，就在陛下。既然如此，应当怎样纠正呢？不能认为只要自己的德行不够恭敬便可以感动天地，也不能把自己的私意当作施政规划；不能把浅陋、荒诞、轻率的谋略当作功业，也不能把邪说和觊觎之心交付给别人办理。修养真实的德行，以使天下人与天的归向合一；崇尚德义，以洗刷卑污的习气；建立根本，以整齐上下的纲纪；坚定圣明的决断，以扩展燕翼辅佐的根基；审慎谋划朝廷方略，以保全中兴的事业；输送长远的谋虑，以消除腹心之患。纯一的德行必须谨慎保持，那么天人就会响应，贤哲就会归附；聚敛财货的念头必须除去，那么功利之心就会消失，道德就会受到尊崇；尊卑的势分必须严明，那么本末就会顺当，大体就会受到尊重；圣明的决断必须果断，那么国本就会强固，天下就会安定；朝廷谋略的胜算必须更多，那么疆土就会开辟，往日的景象就会恢复；抚慰安定百姓的德政必须实行，那么内患就会消除，人心就会安定。否则，秦国孤立的弊病、邾国卑小的风气、汉朝悖逆的疾病、隋朝危亡的征兆、梁朝破碎的忧患、晋朝急迫的祸患，就会集中在一朝发生，臣也无可奈何了。只愿陛下赶快谋划。子才任著作郎，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弊政不可不改革，但改革弊政不可不审慎。考察《易经》鼎卦初六爻辞说：‘鼎颠倒了脚，适宜倒出其中的坏东西。’改革事物没有比鼎更恰当的了；鼎中食物污秽，是由于不善的东西使它败坏。趁鼎颠倒时把污秽倒出来，然后才足以完全取得清洁更新的好处，所以弊政不可不改革。然而《蛊》卦的卦辞说：‘甲日以前三天，甲日以后三天。’《彖传》解释说，甲日以前，是追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甲日以后，是考虑事情将会怎样。既然如此，在前三天谋划如何治理蛊弊，从第一天、第二天到第三天，思考深，推想远，所以能够革除过去的弊病，消除后来的祸患，长久实行。陛下凭刚健明察来转动万物变化，以名实来要求两位宰相，以精诚纯洁来激励百官。元日颁下的御书，听到的人无不踊跃欣喜、振奋激昂，举手加额，认为太平可以坐等而得。然而臣愚昧地私下仍有忧虑。过去庆历年间，仁宗已经对范仲淹等人要求治理得十分急切，有一天打开天章阁，赐给笔札，让他们分条上奏应当办理的事项。于是他们抑制侥幸进取，罢免冗官，减少任子，事情的头绪还没有完成，小人便感到不便，哗然攻击，朋党之祸就发生了。司马光在元祐年间任宰相，首先废除青苗、市易、雇役、差役等法，而当时勇于奉行这些改革的人却是蔡京。蔡京难道真是帮助元祐政治的人吗？其实他包藏不可测的心思，把这当作日后报复的机会。像这样的事，正是臣深深忧虑、如今应当熟思审虑的。臣斗胆把详细情况分条陈述给陛下。朝廷，是政教化育的源头。近年以来，威严不足以约束贪婪，权变不足以彰显正道；宫廷与官府之间虽勉强维系关系，两三个执政大臣反而显出疏远的样子；虽周洽地施与家人的恩意，正直端庄的士人反而有被弃置的迹象；虽深厚周密地维系姻亲关系，学士儒生反而产生被轻视的心情。中书省的事务，大多纷乱纠缠；大臣的仪体，甚至变得琐碎。这就是朝廷的否塞。如今圣化更新，御笔告诫整饬，本来就是要以革除弊政的成效来要求朝廷。然而更换弦索、改变车道，贵在审慎而不贵在骤急；建立政令、创办事务，应当平和而不应激烈。应当在解开琴瑟、重新张弦之时谨慎思考，在乘船时权衡轻重，使发布号令、施行政令的地方逐日融冰消解，彼此忘掉表面痕迹。否则，以否塞来救济否塞，否塞只会越来越严重，怎么能指望朝廷清明呢？纪纲，是掌管名分的机构。

译近年以来，本末有时竟至于倒行逆施，上下有时竟至于凌替失序。户部和大农寺的权力归于其他机构，均衡调节财政出入的权柄也被转移，大臣不能独自掌握。中书省作为政事根本的地方，时常受到庸腐之人的扰乱；内廷封驳拟议的权力，冢宰也不能加以控制。法令有时繁多，只须经过某种程序便放行；狱讼有时劳扰，内批的宣谕又使之复杂；县令这类繁难的官职，多半插入吏部缺额；掌管场务的琐碎职位，也归于堂除。名义上说不采用旧例，援引旧例的人却一如往常；名义上说必须守法，破坏法令的人却依然自如。这就是纪纲的否塞。如今圣化更新，御笔告诫整饬，本来就是要以肃清纪纲的举措来要求朝廷。然而整顿名分，贵在审慎而不贵在仓促；使朝廷堂陛森严，应当周密而不应疏忽。要在处理直情酬应之时深思，在快意挽回局面之际更加谨慎，使国家赖以凭借、扶持的地方风清弊绝，职分界限截然分明。否则，一个否塞尚未除去，另一个否塞又产生，怎么能保证纪纲不紊乱呢？名器，是用来砥砺人的工具。近年以来，私情足以压倒公道，财货足以掩盖德行；朝班官序之间有进贡金玉的讥议，持虎节、菟符的将帅有每日进献、每月贡献的名目；统帅臣子竭尽府库财物以希望升迁，戎将耗尽囊袋以期望越级晋升。货贿公开流行，苞苴充斥，这就是说官职无论大小、内外，都把财贿当作要务。损害国家体面，玷污政治道路，竟到了这种极点，这就是名器的否塞。如今圣化更新，御笔告诫整饬，本来就是要以洗清名器的成效来要求朝廷。然而肃清官场常法，应当先表明意向，谨慎重视授官，先确定规制；在拟议任命之间做到周密，在选择官员的地方做到精详，使爱惜名器的心意像河流一样不断流行、日益显著，内外官员共同响应。否则，惩戒不能实行，弊病不断滋长，怎么能指望名器不再被轻视呢？士人的习气，是风俗的关键。近年以来，只顾私利而不顾公道，只想着利益而不想着义理；入仕时用柔顺良善来作为攀登的阶梯，退处时又用刚强方正来为自己掩饰。固然有些人出入权贵之门，专门以搬弄口舌为事，来来往往，挑拨是非，鼓吹异说，煽动成为错误言论；有的刺探外部事务来表现小忠，有的指摘隐私来满足自己的意愿。他们只经营一己私利，不顾众目所视；又有人总揽省闼事务，亲身效法胥吏所为，包藏私心，任意操弄，以人情决定厚薄，以贿赂决定缓急；被驱逐后又回来，毫无惭愧，既然舍弃却又重新任用，哪里还有什么防范？只知道闯入宫门的荣耀，却不思考市集受辱的羞耻；更有甚者，玩弄宰相的权柄，把它作为招揽权势、接受贿赂的媒介，囊括户部财物，以满足自己任意索取的欲望。这就是士人习气的否塞。如今圣化更新，御笔告诫整饬，本来就是要以洗涤士习的成效来要求朝廷。然而转变人心，关键在上位者而不在下位者；应当磨砺、改变习俗，用教化而不用严政，在风俗受到损伤败坏之后挽回它，在廉耻防线崩坏、道义丧失之后振作它，使国家忠厚的心意彼此训导、彼此效法，逐渐成为风气，那么士风就会昂扬，忠义就会奋发。否则，前日的习气没有改变，旧有的习气又滋长，怎么能指望风俗大为改变呢？人心，是国家的根本。近年以来，内则任意兴建营造，已有砍伐林木、侵扰坟墓、向乡里征发民夫的苦难；外则轻率发动战争，又有民夫役使纷纷兴起、馈运烦扰的祸害，淮、襄一带骚动不安，仿佛只是小小的喧哗；锄头、耒耜、荆棘木杖所造成的骚扰，已经遍及京畿和冯翊一带，仿佛只是盐夫的小冲突；焚烧荡毁、杀戮残害的毒害，已经蔓延到江、闽、湖湘地区，有的起因于贪吏侵夺盘剥，有的困扰于急迫的符令征索。统帅、守臣是抚养百姓的人，既然通过厚重馈赠得到职位，怎么能保证他们没有盘剥百姓、责令偿付的祸患？监司负责按察所属地区，既然靠势力取得职位，怎么能保证他们没有结党包庇奸恶、掩护邪恶的举动？这就是人心的否塞。如今圣化更新，御笔告诫整饬，本来就是要以使百姓休养生息的成效来要求朝廷。然而保全民众的办法，应当采用平和之政；安定民众的政令，贵在实行宽大。在小民难以保全的时候引导、救助他们，在田野百姓忧愁叹息之后加以抚慰，使《行苇》所说的忠厚恩泽逐渐浸润，广泛施及远近，那么人心就会爱戴，四海就会同心。否则它造成的祸害，难道只会是纷扰不安而已吗？边防，是防备抵御的大原则。近年以来，不把整顿内部政事作为急务，却妄想着进攻掠取；不把保全巩固边防作为要务，却热衷于恢复失地。轻率开启边疆战事，不等时机成熟，仿佛要经营西戎、筹划燕云。那些人的说法不过是把它当作巩固宠遇、保住职位的计策，却不知道边衅一开，战争相连、祸患纠结，仓促之间不能解除；他们的意图又不过是把它当作邀功补过的计策，却不知道百姓会因此生灵涂炭、肝脑涂地。这是罪过。唉！在百姓残毙之后、国力枯竭之后，无缘无故又制造这种衅端；冬季的侦察尚且没有防备，春季的侦察更应当忧虑，惊人的变机蜂拥而出，祸患的裂隙难以堵塞。这就是边防的否塞。如今圣化更新，御笔告诫整饬，本来就是要以镇抚边疆的成效来要求朝廷。然而经营疆域事务，不可轻率疏忽；保全旧有疆界，应当审慎郑重。重申辽、夏方面的戒备告诫，以巩固疆界；断绝奸人谋求京师望幸、表功邀宠的图谋，以惩戒过去的错误，使国家谨慎郑重的意旨在国内实行、在境外取得信任，那么防守就会像金城汤池一样屹立不动，敌人的气势自然屈服。否则，把功名寄托在意外之外，靠侥幸孤注一掷，天下的事情就完了。臣久已离开朝廷，常常因时事皱眉忧虑，早就想为陛下把这些话一吐为快；如今趁入朝觐见，面对圣颜不敢再沉默。分条来说虽然有六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陛下那里明辨理与欲的界限，严格分清义与利，以此作为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基础。只是还担心臣的见闻不广，所包罗的内容没有穷尽，不能仰助圣明的决断。臣再以元祐年间任用人才的事来申述自己的意见，请陛下姑且听完。臣曾听说，熙宁、元祐之间并不是没有君子。自从王安石、吕惠卿驱逐异己以满足私心，阻塞谏言以实行私意，国家元气几乎消耗殆尽。一旦天道循环报应，更新各种政务，元祐政治的盛况卓然盛极一时，人才之多无法尽数记载。然而所谓元祐诸贤的盛况，并不是借用前代的人才。革新政治、造成观感的实际效果，表现在施行政事之中；反复诚恳、恳切忧国的真情，表现在言辞之外。暗中推动、潜移默化地率领众人的，没有一丝虚伪，也没有片刻懈怠，所以能在几个月之间呈现出极不寻常的气象。

译国家三百年的天下，从来没有像元祐时期那样人才兴盛。过去嘉定、绍定年间，魏了翁曾把这个道理进献给朝廷，臣正是向魏了翁求学的人，敢于援引此事为陛下陈说。希望陛下采纳这番话，参照考核史册，明白地告谕大臣：从今以后在授官任职之间，公正听取、全面观察，一概以元祐任用人才为准则，使人才的才能器量无论大小都各得其当。这样纯诚真实的心意就会传布内外，善人君子都会呼应同类而来，天下的事务就可以依次举行了。《诗经》说：“国家虽不能停息，人才有圣有否；百姓虽不能说富厚，却有聪哲的、有谋略的、有严肃的、有能干的。幸好不要因为人才不足而叹息，天下幸甚。” 子才又上奏说：“臣往年曾把狂妄浅陋的言论告诉陛下，当时一同任职的诸臣也都各自守正、尽力献言，没有谁隐瞒回避。大家都像寡妇不顾织布，只一心一意爱戴君主，原本没有别的用心。然而当时周坦、陈垓等言事之人随后诬陷、排斥我们，未被他们罗织进网中的，只有臣与徐霖、刘梦炎三人。如今上天启发陛下圣意，贬黜奸邪、屏退邪恶，流落远方、遭受排斥的人一旦全部得到召回，这才知道陛下喜爱贤人的念头本来就是清明的，从来没有把往日浮云般的蒙蔽当成天空的累赘。可是臣在民间听到传闻，往往说受权幸宠爱的臣子专门用‘好名’这一说法来陷害君子，却不知道人臣以正道侍奉君主，把言论作为献纳，也希望上位者采纳并施行，使恩泽下及百姓；名声难道是他们所喜好的吗？假使他们只是喜欢名声而不会因此遭祸，也还罢了；可是言语涉及皇帝车驾时，多半还会获得宽容，事情关系到朝廷宰辅，愤怒就会显现，重的被流放斥退，轻的也会受到压制，究竟有什么利益，竟敢触犯违逆君主来求取所谓名声呢？即使真有喜欢名声的心，他们既然只喜爱名声，那么世人所说不值得喜爱的事情，他们未必甘愿去喜爱；因此‘好名’的说法反而足以彰显君子的真实品格。掌握国政的人又何苦用这个名目把他们当作仇敌呢？自古权臣执掌国政，残害善良之士，大多都会给他们指派一个名目。秦桧在绍兴年间当权，就树立‘道学’这个名目；韩侂胄在庆元年间当权，就树立‘伪学’这个名目。他们见士大夫稍有修养洁行、稍有操守，便用这个名目设下陷阱，把喜欢修身说成祸害，把喜好学习说成过错，彼此讥讽嘲弄，使人怀疑他们的仕进；又加以窥伺议论，动摇他们的职位。于是贤士恐惧不安，中等才干的人也离心解体，彼此潜藏深伏以躲避这个名目。而后来扰乱朝廷、败坏国家的，反而是顽钝无耻之辈，他们的得失大概已经可以看清了。欧阳修说：‘想要使别人的国家空虚，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那些鼓吹‘好名’论的人，和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同？臣愿陛下明察这种心思，推究它造成的弊病，使‘好名’之说不再能在陛下面前陈说，那么善类就能获得安宁，宗庙社稷也十分幸运。” 子才又上奏说：“宰相的地位和体制，可以受到尊重，也可以被轻视。宰相受到尊重，国家就随之受到尊重；宰相被轻视，国家也随之被轻视。这种轻重的形势，不在国家本身，而在宰相一身。那么宰相难道可以不追求使自己受到尊重、去掉使自己被轻视的因素吗？我朝贤能的宰相，前后相望，历代圣主委以重任，都称得上用人得当。臣曾考察他们处理政事的实际情况，大体有三次变化。建国初期风气浑厚未分，锋芒不外露，当时有赵普、范质、李昉、吕端、张齐贤、吕端、李沆、王旦、向敏中等大臣，镇定压服政事机务，涵养国家元气。他们浑厚质实的风格，譬如蛟龙居于深渊、虎豹处在山林，隐然具有不可测知的威严，这是第一次变化。中叶以后，人文修饰兴盛，圣化修明，当时有毕士安、寇准、王曾、吕夷简、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等大臣，分别辨明邪正，振作更新精神。他们声誉功业、声望实绩的宏大，譬如秋霜烈日般凛然，泰山高岳般巍峨，屹立着不可轻慢亲近的气势，这是第二次变化。”}], 中兴以来，山河气运分裂，事变接连发生。当时有李纲、吕颐浩、张浚、赵鼎、虞允文、陈康伯、赵汝愚等大臣，救济时局的困顿，扶持国家的步履。他们周旋经纶、治理天下的才能，就像驾着蒙冲战船在狂风怒涛中航行，又像驾着坚车行走在太行山的羊肠小道上，卓然有无穷无尽、难以穷究的功用；这又是一种变化。虽然宰相因材任用人才，随时势建立功业，但宰相的体制都没有改变其所谓的重要性。因此，国家经历大变故、大患难而国体没有随之衰败，实在是宰相的体制能够镇定压服局势。陛下罢黜凶邪，任用辅弼，天下没有不称道陛下有德的；辅弼进用，则朝廷尊严，根本强固，则精神足以抵御外侮。天下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足足等了九个月；起初感到震动，久了便习以为常；起初歌颂赞叹，久了便开始议论。人们只看见朝廷的气象涣散，光彩昏暗，鼓动却不能张大声势，提挈却不能推动前进，日益趋于轻弱。然而，它所以轻弱，难道没有原因吗？莫非匡正君主的正学还没有施展，因而根本昏昧了吗？莫非革新政治的坚定力量还不充足，因而意向杂乱了吗？莫非处理政事的大纲还没有举起，因而规画安排失当了吗？莫非任用人才的真实意图还不明白，因而流品混杂了吗？臣斗胆援引《春秋》责备求全的义理，认为应当阐明时势以规劝宰相，并把端正君心作为事业。从前的大臣，受恩旧情牵缠，没有匡正君主、办理正事的美德，反而有在小巷中迎合君主的讥讽；没有辅佐君主、接受教诲的学问，反而有迎合君主作恶的指责。如今应当深深鉴戒他们的错误，却反而近于步其后尘。陛下天性高明，容易以理明悟；只要把道理开诚布公地陈说出来，难道就不能使陛下改变心意吗？但宰相却窥伺陛下脸色，怀有畏惧威势、少获罪责、苟且逃避责任的心。陛下天性宽仁，容易以真心感动；只要积累诚意使陛下感悟，难道就不能挽回吗？但宰相却一味顺从意旨，难免有拱手旁观、熟视无睹、随波沉浮以求容身的讥讽。上天和祖宗，正是用来培养陛下敬畏之心的。陛下一举一动只要有一处不像天地，办一件事只要有一处不合祖宗，就应当巧妙譬喻、善加劝谕，去除其中的不善，使上天和祖宗的意旨时时存念不忘，这样做可以吗？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天伦和国家根本，正是用来培养陛下孝敬之心的。陛下的意向只要有一处违背天伦，谋划只要有一处背离辅佐太子的原则，就应当从旁启发诱导，以正道引导，使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裁处得宜，这样做可以吗？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如果这样的事情不能实行，当然就不应指望有人上缴奏章来纠正了。

译内降的诏令已经积累到几十道了，宰相只要用一句话坚持上奏，难道会大大违逆陛下的脸色和心意吗？某人本来应当任用，却根本不能指望宰相补救拾遗。臣上奏的文书不怕再三陈说，只要用一句话铺陈明白，怎么会立即触犯陛下的心意呢？难道是因为还不能做到毫无过失，便不敢完全履行纠正救正的规谏；还不能做到毫无私心，便不敢实行责难规劝的义理吗？上面的人尚且轻慢视之，臣下又能倡导出什么样的风气呢？这正是匡正君主的正学还没有施展，不必奇怪宰相体制会轻弱了。宰相应当以革新政治为事业。既然号称革新政治，如今究竟革新到了什么时候？难道不应当彰明宣扬美好的政令吗？而庸俗的意图、鄙陋的议论，阻碍革新的东西为何还没有绝迹？难道不应当只怀抱长远谋略吗？而败坏政事、弊劣政令，拖累革新的东西为何还没有革除？表面上的纲常应当清明，可是因缘请托的流弊还没有消除；纪纲应当严肃，可是迎合逢迎、窥伺风向的旧习仍然存在。唯唯诺诺，养成谄媚，仍是从前的风俗；苟且偷安，仍是从前的官场。名义上说是荐举人才，实际上却庇护贪官；名义上说是斥退邪人，实际上却依赖奸党。虽然招来贤士，借以充当羽翼仪表，但表面尊敬的心意多，乐于亲近任用的意愿少。虽然铲除积年弊病，已经列出具体条目，但革新的意图只是锐利一时，忠厚的心意最终完全隐没。臣尽力进言而不被接受，至于去留又取决于膝下亲近之间，未免仍有从前忌讳诽谤的心态。规谏之语虽然喜欢听，实际取舍却取决于干湿冷暖的表面情势，似乎没有改变从前偏爱甘言的心意。积累的弊病越来越严重，群臣的疑惑越来越多；这正是革新的坚定力量还不充足，不必奇怪宰相体制会轻弱了。宰相应当以裁断处理大事为事业。如今命令轻率杂乱，事理体制不严谨，斜封墨敕之类违背常法的事情无人惩治，却想平息侥幸之风；拆帘取器之类的举措毫无纪律，却想断绝觊觎的希望；不能整顿宫府的整体制度，却琐琐碎碎地干预六曹的日常事务；不能谨慎选择监司来考察地方，却拘泥于审理诉讼这类末节。外患十分强悍，谁来忧虑边疆？水旱灾害接连不断，怎能取得贤能之士来任职？楮币价值骤降，已经显出对物价涨落无计可施；户籍、仓籍等弊端日益严重，却没有看见招募刺配的办法。授官不谨慎，区处安排失当；殿上嬉戏歌舞，难道没有像邓通那样受宠幸的人吗？可是檄召追究的举措却没有听见；奸邪反复无常，难道没有像任守忠那样充当间谍的人吗？可是勾追的威势还没有振作。大事模棱两可，小事却沉溺玩乐、苟且拖延；精神不竭力谋划国家，却竭力争斗智巧；意向不专心进用贤才，却专心树立党羽。人人都在为保全自身打算，哪里有宏大长远的谋略？这正是处理事务的大纲还没有举起，不必奇怪宰相体制会轻弱了。宰相应当以进退人才为事业。如今刚直之士与迎合取容之人一并任用，意向究竟在哪里？迂阔疏略与敏捷锐利一同受到喜爱，考核功效时究竟以谁为优？光明磊落、魁梧伟岸的人不任用，所任用的却是放纵不羁、才能浮泛而难以驾驭的人；厚重笃实的人不任用，所任用的却是心术不纯的人；公开弹劾贪赃宰相的人不任用，所任用的却是行贿送礼、劣迹显露的人；竭力排斥权臣奸党的不任用，所任用的却是舞文弄墨、贪功好弹劾之辈。一个刚直之士进来，一个醇厚儒者离去，于是君子之党渐渐孤立；一个奸党朋比退下，一个外戚亲属进用，于是小人的气势和根脉不断。因此想进用恬淡之士，就不能不召用以乐道为乐、不求出仕的程颐；想斥退浮躁争竞之人，像两次牵连到我门下的张师德，为什么不加以抑制？想进用有德之人，就不能不召用深自韬晦的吕公著；想斥退险诈刻薄之人，像后来使人后悔的丁谓，为什么不罢黜？想奖励平实之士，就不能不召用尽心办理民事的向敏中；想惩戒浮薄之人，像新近进用、喜欢生事的梅询，为什么不拒绝？想振兴事功，就不能不召用善于办理国事的张咏；想斥退阿谀之人，像巧言令色的贾谈，为什么不挫折他？人才应当受到涵养，韩公“以德爱人”的说法，如今也可以实行吗？人才还应当加以考察识别，刘、吕彼此求助的用意，如今也可以考察吗？这正是任用人才的真实意图还不明白，不必奇怪宰相体制会轻弱了。积累这四种过失，于是造成四种轻弱。譬如拥有百金的人家，奴仆掌管财物，盗贼窥伺其家；一旦斗室门户打开，欺侮立刻到来。又如一丈见方的园圃，荆棘丛生，野猪潜伏；威势和怪异之物不显露，若只贪玩而让外表显现，轻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正值天时人事艰难之时，国势民情交相困病之际；假如发生大有利害关系的事情，难道还能镇定消弭吗？假如遇到大艰难，难道还能竭尽力量共同渡过吗？为什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这种轻弱呢？纠正轻弱，只在于去除这些过失罢了。希望大臣以天下为己任，以王佐之才自许，以群公和前代正臣为准则，以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为法度。一定要从匡正根本、格正君心开始；一定要从明确意向、革新政治开始；一定要从确定规模、建立政令开始；一定要从清理流品、任用人才开始。以公正施行，以和协成就，那么宰相的事业就会光大，宰相的体制也会重起来。否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声誉和实际功效都会大为亏损。对上不能符合圣主责成的心意，对下不能慰藉百姓希望得到治理的心愿；对内不能逃脱君子责备求全的义理，对外不能堵住小人暗中讥笑的嘴。那么即使阻塞人的言论来维持表面的安稳，积蓄重重困难和危险的形势；培植朋党来形成牢固而不可侵犯的局面，臣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两位宰相当时所倚重和瞩望的人是臣，臣哪里敢挑剔他们的过失？只是古人所说的上下之间相互规劝警戒，臣由此出于深切爱护和帮助的诚心罢了。苏轼在熙丰年间，不向熙丰的权势阿谀；在元祐年间，也不向元祐的权势阿谀。士大夫君子把这看作立身的准则，臣私下仰慕这种做法，所以不敢迎合陛下所喜爱之处来欺骗陛下。至于倚着门站立，进出只看形势；像站在市场高处观望，左右逢源以谋取利益，那样的人是有的，但不是陛下所应当依靠的，也不是臣所愿意仿效的。惟愿陛下明察。

译子才任军器少监时，又上奏说：“臣在崇义日执经侍讲时，有机会觐见陛下，并不是没有可以进言的时候；既然充任柱下之职，便有直前进言的旧典。臣虽然极其愚陋，难道敢废弃这一旧典而一句话也不说吗？臣私下认为，如今朝廷内外多有变故，所谓圣明贤哲之人奔走劳碌，也不足以应付时势。臣认为应当广泛建立辅弼，以谋求国家安定。但近来陛下亲笔专门任用一位宰相，陛下责成他担当责任的意思，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有人说：从前并列设置宰相，彼此心意不同，互相牵制；如今政权独归一相，应该值得高兴。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并列的宰相还可以分担忧患，独任的宰相忧患和责任反而更深；并列的宰相还可以推诿责任，独任的宰相则无处逃避责任。何况大火之后，气象已不是从前可比；贤能之士离去，事情的体制又与往日不同，难道说独任一相就值得高兴吗？臣看见的多是可忧之处。既然忧虑，就应当思考解决的办法。治理天下的道理很多，但要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唤起君主的敬畏之心，确定天下的大事，辨别人才的忠奸。考察国史，李沆、韩琦、富弼就是这样的人。大臣既然已经独自承担宰相的责任，也就将集中天下的责任于一身，为什么反而以浅近目标自限，不知道取法前人呢？” 李沆说：“我在政府任职，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国家的，只是凡有人上奏有害或有利的事情，一概不让它实行。每天早朝，我一定把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等事情奏报皇帝，使皇帝为之变色、忧伤而不喜。退朝以后，同列大臣都认为这样做不对。李沆说：‘君主一天之内怎么可以不知道忧惧呢？如果不知道忧惧，就会无所不为。’他就是这样替君主的心术着想的。如今的大臣有这样做的吗？如果有，就一定不会喜欢一味顺从，也会畏惧触犯君主；一定不会偏爱甜言谄谀，也不会害怕刚直激切。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一定不会极力逢迎，只怕违背君主的爱好；这样君主也一定不会有轻视宰相的心，天下也一定不会有讥笑宰相只会发空论的说法。但臣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仁宗年事已高，继承人尚未确立，天下人都以此为忧。韩琦多次乘机伏地奏报，请求选择并册立皇子。一天，他带着孔光的传记进言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还没有继承人，已经议定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仁宗受到感悟，才任命英宗判宗正寺。韩琦又进言说：“事情如果犹豫不决，就会招致谗邪、产生变故；名分和体制一旦确定，父子的名分明白，浮泛的议论就不会再动摇了。”仁宗欣然采纳。他们就是这样替国家根本着想的。今天的大臣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就一定不会玩弄细小的娱乐而昏昧于宏大的谋略，也不会喜欢眼前小功而忘记长远忧虑；遇到可以进言的机会，一定不会观望事情变化，不敢赞助君主的决断；遇到猜疑嫌隙的言论，一定不会顾惜左右近臣，不敢打破君主的疑惑。这样，盗贼小人就一定没有机会放肆施行窥伺的谋划，宦官宫妾也一定没有机会施行受宠惑乱的计谋。但臣也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富弼说：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并进退他们，这就是天子的职责。君子和小人并处，形势必然有一方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会洁身退处，乐于道义而无所忧闷；小人不能取胜，就一定互相交结、摇动煽惑，千方百计，必定要获胜才罢休。小人再次取胜，就会肆意毒害善良之人，无所不为；想求天下不乱，也就不可能了。他就是这样替世道人心着想的。今天的大臣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就一定不会喜欢便佞亲近而厌恶刚烈，也不会喜欢平和而憎恶忠直。遇到天象变异、应当进言的时候，一定不会皱眉蹙额，把进言者看作幸灾乐祸的人；遇到极力议论世事的时候，也一定不会叹息，把进言者诋毁为喜欢建功而不能安静的人。这样，当时的人就一定不会有纷纷喧哗、争相竞逐的议论，皇帝亲笔诏令也一定不会有矫激朋比的讥评。但臣也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如今最重要的事情，有哪一件超出这三项呢？然而都没有见到有人这样做，为什么呢？难道是大臣在皇帝面前的密切进言隐秘不闻吗？难道是要等待某种条件具备以后才进言吗？还是已经进言，却没有得到救正和采纳呢？臣每天早晨侍立在螭陛，只看见一两个大臣分班或合班站着交谈几刻钟罢了。退朝后再阅看他们的奏报，也不过是分条呈报一两件日常细小事务罢了。如今是什么时候，难道这样就能治理天下吗？为什么大臣不把臣李沆、臣韩琦、臣富弼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呢？顺从君主的意旨却不能加以救正，是患得患失造成的；忽视天下根本大事而不去谋划，是生死祸福使他畏惧造成的；混淆忠奸而不能辨别，是爱憎好恶扰乱造成的。因此，只顾一己私利而忘记天下大忧，不是今天对大臣的期望。大臣为什么不也想想忧患和责任并不轻，思考国家安危所系，慨然把三位大臣所做的事承担在自己身上呢？这三项根本一旦确立，那么革除弊政、端正朝纲、抑制侥幸、宽减民力、充裕国库、整饬边防等事情，只需举措实行就是了。大臣如果以此为己任，宗庙社稷就有了依赖，即使独任一相也会有光彩；大臣如果不以此自任，宗庙社稷就没有依靠，即使独任一相又有什么益处？惟愿陛下和大臣实实在在地谋求这件事的利益。臣立于朝廷，始终有自己的根本和末节，从未留下结党营私的踪迹。丁未年，臣又因触犯权要，退居屏处五年。正逢陛下革新政治的初期，召臣入朝；当时正是宰相彼此对立、群臣随波倾倒的时候。臣常以苏轼不阿附熙丰、也不阿附元祐为准则，实在不敢轻率地屈身仰俯，苟且依附。凡是臣所论奏的事情，大多是责备宰相，并不只是今天如此。臣区区的一片心，只知道依靠公议来立身，为君父献纳忠诚，哪里会计较被党人嫉恨呢？如今又仰仗陛下的眷顾知遇，勉强不断地进言。如果蒙陛下采纳臣的愚见，略微加以施行，臣立即被斥退回乡，跟随诸臣隐居山谷，也就十分幸运了。

译子才任秘书少监兼直舍人院时，又轮值转对说：“臣待罪于蓬山，按次轮到转对，谨慎陈述短浅见解，略尽朴实忠心。臣听说，治理天下的繁杂事务，必定要用极其简约的原则；控制天下的动荡，必定要用极其沉静的办法。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负责统属治理的不过君主和宰相罢了。如果一定要亲自逐件办理，力量也不够。所以选择忠诚贤能的人担任辅相，却不分割、侵夺他们的权力，是君主的职责；推荐进用人才，使他们遍布朝廷内外，却不侵夺各部门的职权，是宰相的职责。尧把得不到舜当作自己的忧患，舜把得不到禹、皋陶当作自己的忧患；既然得到舜、禹、皋陶，所谓各项政务和各种法度，便命九官负责，咨询二十二人，分别承担，从未凭自己的独见裁断一切。所以《益稷》赓歌的末尾，专门以君主事务繁多琐碎为戒。大概君主之道在于无为，只要侵入臣下的职权，便会变得琐碎纷繁。这段话在‘喜’字之后接着说‘丛脞’，可以说深得君主的体统。后世不懂得君主的体统本来就应如此，却有所谓‘独运万机’的说法，认为不这样做就会权势下移、权柄倒置，权力便不是君主所能掌握的了。他们没有想到，得到宰相来进退百官，就是我在进退百官；得到宰相来抵御外侮、消弭冲突，就是我在抵御外侮、消弭冲突；得到宰相来综合治理政事，就是我在综合治理政事。假使宰相得其人，足以承担政务，那么万事就能得到治理，君主也不劳累。君主不劳累，就能从容闲暇，思考那些关系宗庙社稷的大事，见识就会高远。不懂得采用这种办法，反而牵连爱欲的根本，纠缠于事务的末节，认为凭智力就足以控制天下，不需要道德；但智力有时不能运用。又认为凭权势利害就足以驱使众人，不需要诚信；但权势利害有时不能驱使人。又认为凭才智就足以兴办功业，不需要经术；但才智有时也不足以依靠。这就是所谓‘独运万机’的说法，不是君主所应当做的事。从前冉有退朝，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晚，冉有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是具体事务吧？如果是政事，即使不用我，我也应该参与听闻。’解释的人讥讽冉有把具体事务当作政事，同时说明大夫的职责应当参与政事，而不应亲自办理具体事务。大臣如果把各种具体事务都亲自办理，那么对于大的政务必然会有所偏失而不能振作。所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广泛求取贤人，依据才能授予职任，这是宰相的职责；至于词讼细务，就应当交给左右丞办理。陈平回答文帝说：“辅佐天子调理阴阳，是宰相的职责；至于狱讼、钱谷，就应当询问廷尉、内史。”这才是宰相的体制，不可轻视。后世不懂得宰相的职责本来就是这样，却有所谓宰相应当下行有司事务的说法，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建立功业、发扬精神，政务便不是宰相所应办理的了。他们没有想到，中书省的属官称舍人，门下省的属官称给事，尚书省的属官称尚书、侍郎，二十四司所掌管的无不属于具体事务。假使三省属官各得其人，各项事务就能治理，宰相也不劳累。宰相不劳累，就能从容闲暇，思考那些关系国家体制的大事，见识就会高远。不懂得采用这种办法，反而谋求浅陋短促，专务琐碎细节，认为凭精神就可以包办各种事务，不需要简约的要领；但精神有时不能周转。又认为凭智力就可以明察众事，不需要仁义；但智力有时不能周全。又认为凭权术就足以驾驭群情，不需要正大；但权术有时不能长久。这就是所谓宰相下行有司事务的说法，不是宰相所屑于做的事。恭敬地思量陛下天资高明，识见卓越，阅历久了，对事理的认识更加明白；改革多次了，对各种事务也渐渐熟悉，意气洋洋地有超越天下的心，于是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办理的。可是陛下运用独断，凡是琐微繁细的事情都亲自省览，酬酢应对、规划处置，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终于形成了独自运转万机的偏失。陛下的心意不过是说：从前恩旧之臣相继掌握政权，我不能推行自己的意志；如今恩旧之臣已经停止干预，牵制也没有了，我也想有所作为，以舒解多年积压的愤懑。自从这个念头一产生，陛下独自运用万机政务，大概已经达到十分之五六了。宗亲的授官封爵，姻亲的藩屏安排，外戚的特别任命，虽然其中有些是邸第请托、并非出于圣心的不得已，但决定权确实都出自陛下，这难道不是废弃法度吗？天庭的进状，台府的两造，以及市井中的琐碎事务，虽然其中有些是左右近侍经营操办、并非圣心所乐意，但裁决权确实都出自陛下，这难道不是扰乱政务吗？其他如频繁下发御笔，是宣政末年的弊事；而宦官使者往来传达、办理事务急迫仓促，陛下却不以为忧惧。章奏批答、节略贴黄，是绍兴年间权臣妄自作为的做法；而言辞严厉，覆奏更加切责，陛下也不认为不当。甚至议论文章体格和士气卑下，却暗中压制敢于进言的风气；因为御药院仆役喧闹争斗，便公开驱逐谏察之臣；放还欺罔皇上的朋党，使奸邪重新出头的机会变得容易；对行贿钻营、以媒进求官的人宽纵不问，反而助长依附坏人的恶行。国家政权的关键所在，没有超出这几件事的，而陛下却不认为这是外廷对您的牵制。我担心臣下对此有所疑虑，也恐怕这种做法会不停地实行。汉代有人讥刺轻视丞相，唐代又有兼行将相职权的过失，如今竟在今日重现，这难道不是打开私下请谒之门、开启捷径的路径吗？这种独自运用万机政务的说法，在今日不能不加以审察。有一位宰相被任用后，事权逐渐专一；他阅历世事多，见识思虑更加深远，长期藏器待用，对处理政务又十分熟悉。于是把政务总归于一人，凡两省属官所掌管的事务，全都归他裁决；六曹各案所办理的事情，也总归他分割决断，以成就他的下属。过去有司办理事务出现差失，大臣的意思不过是说：贿赂丞相使政事混乱，贪焰冲天，奸邪的官员贪婪聚敛，事情未免纠缠纷杂。如今棋局转变了，弦乐也更换了，也想查究事情的始末，以解除多年的疑惑。自从这个念头一产生，大臣越过有司而处理其事务，已经达到十分之八九了。纠正过失、补救错误，以辅佐君德，这是匡正错误中最重要的事，却受到阻挠而不能实行；扶植纪纲、遵守法度，这是体恤国家的大事，却彼此抵牾而不能成功。文书的收发，钱粮的盈亏，期限和章程的应答奏报，这些是何等琐屑的事务，难道值得拿来污损丞相的听闻吗？表彰忠良、斥退邪佞，以昭示公道，这是识别人材中最重要的事，可是意向还没有明白；

译振兴谏议、抑制冤屈，以挽回君心，这是通达贤能中最重要的事，可是嗜好取舍还没有真正端正。部司缺额的注拟援引，街道道路的通行阻塞，士民之间的斗殴，这些是何等烦琐细碎的事务，难道值得拿来污损丞相的听闻吗？其他如李沆上奏请求罢免，使中外所陈述的利害得以说明意向；如王旦说“东南百姓的民力已经竭尽，朝廷征榷取利已经过分”，用来规劝使者；如韩琦把牒文召来的任守忠拘至庭下，数说他的罪过以惩治反复无常。这些事都还没有得到施行，而日常程序性的奏禀、熟悉事务的勘验处理、明确的条例指定，却上下往复应答，毫不懈怠。近的要累月，远的要一两年，未免迂回迟缓，但宰相却不认为这会损害大体。甚至官员分限考核，怀疑六曹官员弄虚作假；剖析繁琐拘束的事务，下达命令处理京兆府的琐事；国家猥琐细碎的事务，也没有超出这几类，而宰相全都亲自办理。我担心这样做不停下来，曹参回避处理堂舍营建之类事务的原则，丙吉应答春天耕牛喘息之类问题的故事，恐怕都没有时间去权衡思考了。这难道不是颠倒大小事务的次序、扰乱中书省的政务吗？这种越过宰相而下行处理有司事务的说法，在今日不能不引以为戒。有人说：“汉宣帝总核名实，而政事、文学、法理方面的人才，都精通其职掌，他未尝不是独自运用政权。” 我替他说：君主如果不核实名分与实际、不总揽威权，就会丧失作为君主的道理。臣回答说：天下极其广大，万机政务极其繁多，以简要驾驭繁杂，尚且担心不能周遍；如果还要屈尊运用至尊的权势，代替臣下操劳，就会耗损精力、心神疲惫，免不了遭受“衡石量书”那样的讥讽；如果琐琐屑屑地把心思留在无益的虚文和不急迫的细务上，就会颠倒事情的先后缓急，任凭各部门自行办理。给事中、舍人可以在诏命发布之前防止过失，台谏官可以在事情已经施行之后挽救过失，彼此牵制扶正，这样大概就不会导致失败了。从前仁宗曾说：“天下的事情如果处理得正当，我不愿让它都出自朕意；不如交给大臣公议后施行。施行得不恰当，台谏官就可以加以纠正。近侍如果有人干预政事，就听凭大臣执掌奏报。”这可以作为统治天下的君主的良好规范。以简要驾驭繁杂，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有人说：“诸葛亮任宰相时，二十杖以上的刑罚，没有不亲自处理的。作为大臣而不亲自处理政务，就失去了作为大臣的道理。”臣回答说：“宰相自有宰相的体统，群臣各有各的职分；即使以逸待劳，尚且还不能成功。如果把精力和心神耗费在簿书、期限、章程之间，把这当作称职；把精力耗尽、把心神竭尽于钱粮、诉讼、案件之事，把这当作合乎宰相体统，那么六曹就会荒废职守，中书省就会劳烦不堪，两省官员得以偷闲安逸，而大臣反而事务繁多。”臣并不是说只把政务交给两省、六曹，任凭他们自行办理。上面有可以遵循的法度，下面有台谏官伺察监督，内外相互纠正，这样大概就不会有缺失和过错。绍兴初年，胡安国上言，请求从今以后，各项事务都应由六曹共同决断，并命六曹长官都可以专门上达；又依照元祐年间大臣所请，除非事情关系国家大体，否则不必再请示。这样宰相的事务就简少了，这可以作为治理天下的宰相的良法。以逸待劳，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唉！提起衣领，衣裳自然整齐；举起纲绳，网眼自然张开。臣愿陛下专门责成宰相，让他根据贤能与否决定官员的升降进退，按照职位选择人才，分派各项官位，使每个人都把自己应当承担的事情作为己任；至于细小琐碎的事务，就不要再亲自过问。这样，君主和辅弼上下同心，朝廷内外都欢喜振作，君主的体统尊崇，朝廷的事务得以兴举，而关系宗庙社稷的大事便可以依次施行了。过分审察细小声息的人，反而会在任用官员上有所失察；只明察小事的人，反而会对大臣所应承担的大事昏暗不明。愿宰相谨慎选择六曹的长官与副长官，精心选拔三省属官，裁决各项事务，使大小事务都各自遵循条理，并作为自己的责任；至于日常办理的细小事务，就不要再费心过问。这样，治理原则与法度守则就不会互相侵夺、颠倒次序，中书省的事务会清简，各部门的事务会得到治理，而关系国家体统的大事便可以逐步施行了。虽然如此，我还有一番话：敬，是立心的根本；公，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君主以一颗心处在纷至沓来的事务之中，如果不能一心专注于敬慎，那么天理与人欲的界限就不明，天与人的分别也可能在心中混淆；义与利的界限不严明，公与私的区别也会在行事之间逐渐湮没。因此臣在这封密封奏疏的末尾，又反复恳切地说到这些，正是想以守持盈满、戒惧自持的道理来期望陛下。果真能够在独处幽暗、屋漏之处察知念头的端倪，并以不欺骗自己的态度持守；在面对深渊、履临薄冰之时端正自己的见解，并以不妄为的态度守住它。克制一个私念，就一定要斩断它的根源；制服一个欲望，就一定要使它表里都清澈明净。把天下一切都交付给公正的听取和观察之中，难道不会使您的德行日益新美吗？《表记》说：“君子庄敬，日益强健；安逸放纵，日益苟且。”臣谨敢诵读这句话献给陛下。大臣以一身处在众多弊病筑底累积的时刻，如果不能以公心为根本，私意缭绕其中，又怎能在世变纷扰之际成就大事呢？阴暗污浊的势力横行泛滥，怎么能在人情互相窥伺、彼此轻视的时候建立大功？所以臣在奏对将要结束时，又对此恳切不已，正是想以持守公正、权衡得当的道理来期望宰相。果真能够在建立政权、办理事务的要冲处使自己的见解公正，并以无私来守持；在自处和接待他人的时候平正内心，并以不扰乱、不妄为的态度施行；每发一言，都一定以谨慎遵守法度为原则；每采取一项行动，都一定以裁抑侥幸求进为要务。把天下一切都置于清明公正之中，难道不会光大宰相的事业吗？《周官》说：“以公心消灭私欲，百姓就会真正归附。”臣谨敢诵读这句话，以此劝勉宰相。只有君主和宰相确实谋求这样做，才是有利的。又说：“陛下自从改元以来，御笔多次下发，颇有宣政末年的气象。”到了三月壬寅日，陛下下御笔再次告诫，规定谏官弹劾必须审查核实，不得搜罗细小过失、揭发隐秘私事；这是陛下礼遇士大夫、保全人才的盛大心意。有人却说这是压制言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么这些人的话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臣曾经静心思考，如果这番话并没有别的意图，那么这些话确实切中了今日的弊病；即使只有万一的可能，那些人的议论也似乎不能说完全错误。臣正庆幸那些人的话没有根据，却不到五天，陛下果然因御笔而驱逐了两名谏官。

译由此人心更加疑惑，认为前些日子的话果然是有意而发。虽然陛下在经筵中宣谕说：“这句话并不是专门为谏官而设的。”但一时之间人们终究没有相信。这说明御笔的发布果然不能不谨慎。谏官论事即使处理失当，也还应当迁调到美官任职；如今他们没有明显的过错，却连同尚未赴任者一起被驱逐，臣即使愚笨至极，也不免惊惶疑惑，何况众人的议论喧传，又说谏官与中贵人的仆从彼此争斗喧闹，因而激成此事吗？唉！如果确实如此，外间议论纷纷也就不奇怪了。况且威权和福禄，都是陛下的威权和福禄。北司反而得以窃取它，用来驱逐天子的耳目之官；威福的权柄下移到这种地步，难道还能忍受吗？假如有人与宰执意见不合，他们一定会暗中借机驱逐宰执；与侍从、给事中、舍人意见不合，也一定会暗中借机驱逐侍从、给事中、舍人；与百官办事人员意见不合，也一定会暗中借机驱逐百官。谗言诬陷暗中施行，善良之人便会受到牵连伤害。陛下正处于人才凋零的时期，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臣从传闻中得知，北司的权势一向恣意横行，它一举一动足以撼动山海，一呼一吸足以改变霜露。在平常时期已经不可遏制；自从驱逐谏官以后，气势更加嚣张。凡是市井中的细小事务、台府中的琐碎诉讼，北司全都总揽包办，借宣谕之名推行。它自以为手握君王的爵命，口含上天的法宪，别人不敢抗拒，却不知道这样会回挠纪纲、残害贤能智士、剥削百姓，因此酿成变乱、招致祸患已经到了极点。陛下深居九重，也曾知道这些情况吗？听说了却不加以警戒，知道了却不加以制止，反而进一步纵容放任，这就是助长它的气势、自我毁坏国家纪纲。这样下去，不成为中常侍那样的恣横、大谒者那样的骄纵之徒，就很少了。臣愚昧，私下认为谏官应当谨慎选择，不应轻易驱逐；轻易驱逐，朝廷的纪纲就会败坏，谏官的气节就会屈服。北司应当严加戒饬，不应稍有放纵；稍有放纵，天子的威福就会丧失，北司的气势就会更加张扬。二者不能同时存在，只希望陛下权衡轻重，加以扶持。臣不过是一个卑微渺小的谏官，哪里敢同北司抗衡？然而臣不敢吝惜一死，反复详细地把这些事告诉陛下，也是希望圣心能够彻底悔悟；这样，国家纪纲或许还可以有所依靠。臣愚昧刚愎，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