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八

译《尚书》记载“三风十愆”，《礼经》规定有四种罪行当诛而不得赦免。孟轲因为杨朱、墨翟的邪说不讲君亲而拒斥他们，荀卿因为宋钘、公孙龙等人的学说惑乱众人、混淆名实而加以禁止。所以，像晋国羊舌鲋以掠夺他人美名的尸体获利，齐国阿大夫因虚假声誉而被烹杀，弥子瑕以谄媚得宠仿佛忠孝而获罪，郭解以豪侠自任仿佛仁义却遭防备诛戮，都是奸雄桀骜狡黠、最能伤害败坏风俗教化的人。然而把这类情况交给有司处理，罪名却没有相应的法条。这样说并不是勉强推行宽仁之治，也不是要保护贼乱之党，只是律令没有可以适用的条文罢了。赏罚如此松弛，皇帝走在治国道路上却始终不能达到目的，是因为所取的道路不同。有人说：“您所赞许的是古代的做法，今天所采用的是合乎时势的做法。处在今天而采用古法，大概就不能与时权变了。”即使制定选举的程序法，规定补授调任的品级名目，尚且有人说这还不够；何况拿尧舜所忧虑的事情和三代明智圣哲的标准来责备有司呢？又如前代君主制定律法，后代君主发布命令，附会迎合以求验治，弹劾审判而罗织成罪，尚且有人说这还不够；何况根据难以查明的情状、容易使人迷惑的事情，急忙施以大戮呢？正如赏赐越过等级而及于淫邪之人，刑罚越过等级而及于善人，这怎么会不是大错呢？况且，对君主提出严格要求，叫作恭敬；说“我的君主不能做到”，叫作忠直。他们为什么偏偏不愿意把当今朝廷推举到尧舜三代那样的盛隆境地呢？人的辞令、品行和技能，号称经过搜求而置于朝廷；才干、器度和见识，号称经过衡量而授予爵位。这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过是一定要看准贤者，然后交给有司任用罢了。真正贤能而且确有作为，不按次序寻访求取，这就是有司的明察，也是上位者的审察。任用极其奸邪的人，赫然加以诛杀，也同样是有司的明察和上位者的审察。这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如果上位者不能审察，有司又不贤能，即使拘泥于品秩次序，事事援引律令，反而只会给他们窥伺钻营提供更多凭借，哪里有什么补益呢？古代采用这种办法也能治理，今天采用这种办法也能治理；不能正确运用，古今都不过是末节。对此又何必争论是否权变呢？假使今天得到一个伊尹、太公而赏赐他，天下人会非难吗？不会。得到一个驩兜、共工而处罚他，天下人会非难吗？不会。如果赏赐伯夷，却追问盗跖；处罚穷奇，却向饕餮咨询，那怎么可以呢？吕诲请求停止给韩琦等人转官，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宰臣韩琦等人的转官制辞，都是奖赏他们先前议论建立储君的功劳，从体制上说似乎不太合宜。储贰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尚未确立时，大臣不说，谁来说呢？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怎么能算作功劳？提出这件事，是对天下公正负责；而奖赏他们，却是把公事变成了对自己的私恩。况且《汉书》记载汉文帝预先建立太子，只说是有司所请，并不显出是谁提出的；直到汉景帝一朝，也没有听说奖赏提出建储意见的人，这确实是有道理的。自至和年间以来，先帝服药，文武官员请求建立储副的，不下百十人，难道能够把他们的功劳全部记录下来加以赏赐吗？去年奖赏议定储位的功劳，今天又奖赏议论建立储君的人，恩宠如此频繁，实在是前代未曾听闻的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中宣扬此事，就是用爵禄诱导人；谄媚者会借机进言，必然盘算日后的福分，这样做能行吗？陛下自幼在宫中受到抚育，是先帝的意思，也是天命所属；保护抚育陛下，是皇太后的功劳，群臣有什么力量呢？即使臣下不进言，功劳历数下来又归于谁呢？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古人以此为羞，韩琦等人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吗？臣之所以希望陛下不要赏赐，是为了国家长远无穷的谋划，只有圣明的智慧能够察知。” 神宗时，御史中丞司马光奉敕充任山陵仪仗使，上奏辞谢赐金，说：“臣前些日子蒙受恩赐，得到黄金五十两和银盒。臣认为所赐过于丰厚，便询问永昭陵礼仪使范镇，得知旧例中没有这种做法，不敢接受，于是具奏陈述，请求准许退还。没想到蒙受圣上慈恩，特意派中使宣谕，命令臣接受。臣承受陛下深厚至重的恩遇，即使像蝼蚁一样效死，也不足以报答；惭愧恐惧得汗流不止，手足无措。然而臣私下听说，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令侍者收藏起来，说：‘君主真是仁德的君主，不把它赐给左右近臣，却将它收藏。’昭侯说：‘我听说英明的君主珍惜一个皱眉、一个微笑；皱眉自有皱眉的缘故，微笑自有微笑的缘故。如今这条裤子岂只是皱眉和微笑那样的小事吗？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才赏给他。’那一条破裤子尚且不能给无功之人，何况几十两黄金呢？魏太祖治理政事，有功就应当奖赏，即使千金也不吝惜；无功而妄加施予，分毫也不给。我国太祖、太宗驾驭臣下也是如此，所以能够驱策英豪，光大开启宏伟基业。英明君主不随意赏赐，并不是吝啬，实在是因为赐给一个无功之人，天下无功之人都会产生侥幸企求之心，有功之人都会心怀怨望。” 假使一个人有功，君主赐给他一金，而无功者得不到，有功者一定高兴，为什么呢？众人都得不到而唯独我得到，这说明君主知道我的功劳，其中的荣耀太多了。这样一来，聪明的人会献出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仍会甘愿并感到快乐。如果有功者赏千金，无功者也赏千金，有功者一定不高兴，为什么呢？他明明无功，君主却同样赐给他；君主对我的待遇与对他的没有区别，这种羞辱太深了。这样一来，有功的人无不离心瓦解，谁还肯竭尽智力、不顾生死来为国家的急难效命呢？所以官爵、金帛，是君主用来鼓舞众人情绪，使他们奔走在君主左右而不自知的手段。那么，英明君主珍惜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难道是过分的言论吗？仁宗皇帝天性宽厚仁慈，承继历代的余绪，府库充实；自身虽然节俭，却喜欢施予别人，群臣和左右近侍贪求无厌，赏赐的惯例因此逐渐扩大，府库的积蓄日益减少耗损。不幸又在五年之中两次遭遇大丧，左藏、内藏、奉宸等库几乎全都空竭。在这种时候，旧例中已有的赏赐尚且应当削减，以挽救它的弊病，何况可以违反常例横加赏赐给无功之人吗？

译况且陛下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永厚陵仍遵循遗制，比永昭陵各项事务都裁减了；可是赐给群臣的物品反而比永昭陵时更多。”陵墓事务之时，臣虽然是个小人，贪婪而昏昧，若推究这个道理，能心安吗？这就是臣早晚忧惧、无法自我安处的原因。况且府库中的财物，都是天下百姓的财物。除非对百姓有功，否则都不应得到。臣之所以仰面违背诏命，坚决辞谢所赐，达到再三之多，并不是想借此装饰自己微小的廉洁，而是想帮助陛下成就治国之道。伏望圣上慈爱察知臣的诚恳，依照臣先前的奏议，准许把所赐黄金和银盒退还入库。司马光又论奏王广渊的章服、职名，说：臣屡次说王广渊奸邪，请求全部夺去他的职名，派往远地任监当。如今听说王广渊带着职名出任齐州知州，又赐给他章服，这样实际上是在奖赏他，而不是贬黜他。假使王广渊自从改任京官以来，谨慎自守、安分守己，不做奸诈谄媚之事，到今天也不过是做第二任通判；如今所得竟是这样，难道还能说奸诈谄媚没有好处吗？孔子说，只有器物和名位不能假借给人。如今的章服，就是所谓器物；职名，就是所谓名位。这两者都是没有实际功用的东西，然而天下人看重它们，是因为不是贤能之才就不能得到它们。唐宣宗非常重视爱惜章服，不轻易把它给人。有司制作绯衣、紫衣以备赏赐，经过一年还用不掉两三领，所以当时穿绯紫服色的人，大家都认为尊贵。名位和器物，就像珠玉一样；如果让它们像瓦砾那样容易得到，还怎么值得珍贵呢？近年两次普遍恩赦，穿绯紫服色的人已经泛滥；如今又像陈铸、王广渊这些人一样都赐给章服，这是使今后接受赐服的人都以为羞耻，而不以为荣耀。况且陛下让王广渊出任外官，内心已经知道他的奸邪行迹；如今又用职名和章服来宠幸他，就是在劝人仿效王广渊的所作所为。臣私下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伏望圣上批准臣先前的奏议，全部夺去王广渊的职名和所赐章服，派他到远地任监当，使赏善罚恶清楚明白。彭汝砺上奏说：圣人在上，不能使人完全不犯过恶；有了过恶，治理惩处就是了。当尧的时候，洪水尚未平定，尧派鲧治理，鲧没有取得成功，仍免不了被诛死，但尧并不因此失去圣人的地位。臣恭敬地详察王孝先反复欺骗、不守信用，迷惑内外，荒诞欺妄而无所畏惧，愚弄朝廷，耗损侵蚀国家财物，枉死折损人命；这些事情在案牍中记载得很详尽，在众人议论中也明白得无法欺瞒，并不是等臣来说明才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如今朝廷却替他遮盖，替他迁调，譬如疼爱儿女，不忍用一个手指弹击惩治。我恐怕朝廷的纲纪从此废弛了。赏罚，是朝廷的纲纪；纲失其纲、纪失其纪，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不能妥善收拾后果。陛下登上大位至今五年，喜恶都遵循义理，是非都依据正道；对外戚、宗室不曾有过分宽纵，近亲贪功而废坏政事的，终身不予齿录。乳媪弄权，也一日之间像丢弃鼻涕唾液一样抛弃；命令发布于朝廷，传达到四海，众人歌咏踊跃，称为神明。如今却在王孝先的事情上疑惑不决，臣认为这是错了。《尚书》说：‘刑罚对于故意犯罪者，不论罪小都不应轻赦。’又说：‘倚仗过错而终不悔改，就是违背刑法。’王孝先对于清议，并不是不知道而故意这样做；等到奸诈完全暴露，仍敢肆意说荒诞之言，把朝廷看成没有什么可怕的。所谓倚仗过错而终不悔改，即使尧舜在上，也不能容忍。是非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天下共同掌握的公器，即使大臣也不能擅自处置。赏罚不是人的私事，而是上天确立的法则，即使君主也不能把它据为私恩。《易经》说：‘文辞与事实不相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治乱祸福的到来，有时只在一个皱眉、一个微笑之间，何况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呢？希望陛下向上敬畏天威，向下同意天下人的公议，端正处理王孝先等人的罪行，以解除内外的疑惑，保存朝廷的纲纪。臣即使因此获罪，也认为这是安稳妥当的。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范纯仁论奏吕诲、薛向的事情，说：“臣任职于谏院，职责在于规谏补正时政；凡是赏罚失当，都必须竭力陈述。臣曾任职陕西，亲眼见过某人的奸邪行迹，岂敢苟且偷安、贪图俸禄，闭口保全自身？况且身处圣明的朝廷，更应当把曲直是非全部说出。愚臣自从承蒙任用为近职，本来也是体察圣心，无非是奖善表彰贤能、斥退邪恶纠正枉曲，深切希望明确显示好恶，使天下人顺从；可是执政大臣喜欢别人顺从承迎，因此混淆邪正的分别，以致赏罚不平，使天下人对陛下产生疑惑，必然认为督责君子太重、奖赏小人太深；把事情交给近习之人，就一味优容以招致他们进言；任用臣僚，则因为他们违忤上意而挫败他们的志气。根据近来的事情来看，不得不这样说。比如吕诲，是御史中丞，诏令允许他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刚有事实不实之处，便获罪而被贬官，这就是责罚君子太重。薛向是外官，本来应当守法，却敢于违背条文规定，罪状已经明显；听说不但曲意受到优容，反而又迅速加以奖用，这就是奖赏小人太深。陛下有时派内臣和走马承受之类的人去访察外地事情，本来就不让臣僚知道；他们说得不详细，朝廷一定替他们隐瞒而不责罚，又怎么肯让他们与罪人当面对辨，反而因他们的言辞治罪呢？这就是一味优容他们，以招致他们进言。况且薛向在陕西破坏法令已经七八年，张靖一旦到那里访察衡量，不可能完全查见根本情状，询问访查时也可能有不详尽之处，却先遭到贬黜羞辱，这就是因为违忤权势而挫败他的志气。责罚君子太重，忠臣就难以立足；奖赏小人太深，奸邪就容易滋长。优容近习以招致他们进言，近侍之人的话就会纷纷上达；压制违忤者，中间人物的本性就会全部改变。这样还希望风俗不偷薄、聪明不被迷惑，是不可能的。陛下天资睿圣，超越前古；臣能够遇到这样的君主，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臣尚且以不肯委曲自己来迁就别人为可耻，陛下更不可以开启宠幸、容纳侮慢之门；这岂只是爵位给予恶德之人的问题，实际上也会危害国家。伏望圣上慈爱，舍弃己见听从众议，不要害怕改正。近来两人的任命，请全部下令追回；这样不只是使赏罚公平，也是天下的大幸。”

译哲宗元祐三年，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说：“臣今天在迩英殿进读《宝训》，读到雍熙、淳化年间的事情。太宗皇帝每当遇到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雨雪按时而来，就高兴得不能自持，举酒劝勉群臣。又有一天，荧惑星与太阳同度，太史奏称将要发生旱灾，后来雨水充足，年成丰收。臣读到这里，因而进言：水旱虽是天数，但君主修养德行可以转灾为福。所以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便退后三舍。元丰八年，荧惑星停留在心宿，逆行侵犯房宿，又逆行向西靠近，想要侵犯氐宿。氐宿四星，是后妃的象征。当时二圣在位，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只怕来不及。臣看荧惑星退舍非常迅速，好像有所畏惧，不敢再向西行。由此可知，天人感应比声音和影子相随还迅速。太宗皇帝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却每逢丰年便像获得非同寻常的福分一样高兴快乐，这难道不是因为水旱不发生，本来就是朝廷难以得到的事情吗？《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即使普通男女中有一人一妇没有得到应有的安处，也足以招致水旱，何况政令的过失，小则涉及一方，大则涉及四海，造成灾害，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自从二圣继承帝位至今四年，恭敬节俭、慈爱孝顺，仁厚公正，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四年之中，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日月遭遇薄蚀，五星相互侵犯，淫雨、大雪、经常严寒、长久阴晦之类的灾异，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发生。这难道是盛德所应得到的回报吗？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陛下自身修德了，但政事还没有修明，所以监司、守令大多没有任用得当，百姓失去生计，无处申诉，民谣和怨恨上达，伤害了阴阳和气。造成这些的原因，大概是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的过失。臣请求略举其事说明：去年熙和年间诸将奋力作战，擒获鬼章，这是奇功，所以增加秩禄、赐给金帛。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任由贼人大肆掳掠后离去，好像进入无人之境，这是罪人，却也增加秩禄、赐给金帛。赏罚如此，拿什么来役使人呢？广东妖贼岑探反叛，围攻新州，派将官童政前去救援；童政却杀了数千平民，危害比岑探更大。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查核这件事，傅燮畏惧回避权势，把罪责推给新州官吏，又说新州官吏确有守城之功，请求以功抵过，愚弄上下，简直像儿戏。然而最终没有追问。岑探聚众谋划，经过一年才发动，而所属官吏茫然不知，使一方百姓肝脑涂地，却也只受到轻微惩罚。童政凶恶狡猾、贪婪残暴，并非一天形成；监司却让他率兵讨贼，以致数千无辜之人死亡，也只降为低等差遣。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屈残酷的情状令人不忍听闻，而温杲只被降官，出任监当。蔡州捕盗的吏卒，也杀害平民一家五六人，都是无辜妇女；他们割剥尸体，把尸首当作丈夫的首级，想借此请求赏赐，而守倅不查问，监司也不追究。直到臣僚上奏，朝廷下令交给本路查办，才说杀人时可能无法辨认是否为军民。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连男女都不能辨认，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这实际上是在预先为凶人打开苟且免罪的道路。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臣不敢全部说出，只举其中最严重的罢了。这样做不过是恩庇十几个无罪状的小人，即使让这些人歌颂爱戴，又有什么补益？而纲纪败坏、偷惰成风，却使千万人受到祸害，这能叫仁政吗？大体说来，治理国家要紧的是辨明是非，实行赏罚；这样善人有所依靠，普通人有所申诉。如果不彻底查究曲直，只求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君子无处申诉，小人得意，天下大乱就可以坐等发生。这就是臣所说的赏罚不明的过失。” 绍圣三年，监察御史蔡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日颁下的圣旨指挥，因为金明池修造龙舟已经完毕，特意发给度牒十五道，赐给供备库副使杨琰。考察杨琰本来是木工，只因为技艺巧妙，逐渐得到使职，俸禄供养也很丰厚，现又特加赏赐。近代以来，以工巧受到宠遇的人，还没有像杨琰这样的人。可是杨琰所做的功效，并没有拔旗斩将的功劳，只是操持规矩、手执绳墨，指挥众工匠，正是他的职责。修造龙舟的费用非常巨大，朝廷没有责备它过于奢侈、损伤太府财力，已经算幸运了；再把度牒赐给他，就不恰当了。况且如今一张度牒值钱二十万，以十五张计算，共计三千缗，并不是不多。全部拿来授给杨琰，竟然毫不计较，实在没有道理。若说他的功劳值得赏赐，那么即使他运用机巧、精心思考，耗尽奇技，只为满足耳目之娱，也不过是百工之事，有什么值得过分推崇的？朝廷赏赐得太厚，内外议论纷纷，不能没有非议。凡是赏罚，都是用来保存劝善惩恶作用的。赏赐符合功劳，天下就会有受到劝勉而奔赴功业的人；惩罚符合罪行，天下就会有受到警戒而远离罪行的人。如今只因为修造一条龙舟的劳作，就下令给予过厚的赏赐，不知究竟用意在哪里？” 如果说他的劳作不能不赏，那么边疆将士为国效命、捍卫国家和家庭的人，所处的缓急轻重并不相同。假如边疆将士为陛下身临危难、抵御敌人，以至献出生命，不知将拿什么来赏赐他们？臣等私下听说，各路州郡每有兴修河渠水利、官府祠庙等事涉及朝廷，请求发给度牒；朝廷不但重视吝惜，不能立即答应，还要盘问查核，十件中往往办不成五件，慎重到了这种程度；唯独赏赐杨琰时却毫不在意，这是为什么呢？臣等愚昧浅陋，希望圣上慈爱，特意裁减这项赏赐，天下将非常幸运。”

译哲宗时，监察御史常安民上奏说：“种谊擒获鬼章，所受赏赐没有相称于他的功劳。”奏议说：“臣听说边疆功劳有两种：王者的德泽，像天覆盖万物、像地承载万物，近至昆虫草木，远至戎、夷、蛮、貊，都受到它的恩泽，并没有彼此疆界的区别。如果乘着有利时机进入别人的土地，俘获他们的人民，夺取他们的城垒，这是求取利益的功劳，即使不赏也可以；赏赐也不可过厚，过厚就会产生边患。至于敌人背弃德义、轻慢国威入侵，焚毁百姓住宅，杀掠人口，强行占据州郡，胁迫诱骗部族，结党连横，窥伺中原；一旦秘密发动，后悔也来不及。若能先于敌人鼓勇出击，出其不意，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计谋来不及施展，这就是除去祸害的功劳，怎么可以不赏？赏赐不可过薄，过薄就会挫伤将士的气势。往年西蕃董氊的大将鬼章、青宜结，凶悍狡黠而有智谋；熙宁年间，他们在踏白城诱陷洮西安抚、四方馆使景思立，把全军将士的头颅涂漆制成饮酒器皿，人人怨恨，神明震怒。先帝曾发布招募赏赐的命令，拿出丰厚的金帛，命李宪图谋擒获他们；总共十多年，没有人能符合诏令完成任务。元祐年间，他们才敢暗中联络西夏，诱结蕃部首领，约定作为内应；跟从他们的部族十成已有八成，于是侵犯边境，杀掠蕃户，焚烧荡平房舍，挖掘仓窖，践踏庄稼，砍伐木材，终于占据洮州，屠杀酋豪，没有人敢追问阻止。当时，种谊镇守岷州，鬼章的军队已经逼近，形势危急得如同悬在虎口。种谊向经略司禀报，请求出兵，多次提出请求；刘舜卿却认为朝廷正在休兵息民，安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朝廷派副师雄出使熙河，赵醇忠、郎结、氊包、顺包、诚等人洒泪哭诉，推心置腹地表达痛恨。师雄于是催促刘舜卿，但他仍犹豫了好几天，最终采用了种谊的谋略。种谊出兵后，先命令焚毁飞桥，以防蕃兵的道路；扼守冲要险隘，断绝传递消息的声音，最终能够从容安静而严密地行动，生擒鬼章，将他献到朝廷。西夏五十万军队到达边境听到这个消息，于是全都逃走。功勋显赫，谁能与他相比？可是朝廷的议论却想不尊崇边疆功劳，以安静无事为理由，不问这是不是除去祸害的奇功，把赏赐一概压低；臣愚昧地认为，擒获鬼章，种谊是首谋，亲自冒着刀箭，功劳居第一。师雄没有辱没君命，能够催促刘舜卿，使他采用种谊的谋略，功劳其次。刘舜卿观望之后勉强听从，功劳应当居下。当时推定赏赐，师雄由宣德郎、军器监丞改任奉议郎、陕西转运判官，随后又授为校理，确实不算过分；刘舜卿原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州刺史，于是升为殿前都虞候、宁州团练使，升迁如此崇高。” 可是种谊却只由庄宅使北迁、西上阁门使、康州刺史，仍不足以称扬他的功勋。先帝的诏令都在，凡擒杀鬼章的人，未入仕者授予诸司使。如今朝廷正应当依照功劳如实赏赐酬报，种谊却只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先帝的诏令可以搁置吗？还是说赏赐可以不实行吗？难道认为边疆功劳不值得尊崇吗？如果是这样，又凭什么向裕陵奏告呢？鬼章被擒献的那天，百官聚集朝见，四方都飞驰上表称贺。臣访察听说阿里库、四温锡、沁投附西夏，有吞并熙河的意图。蕃部一旦动摇，熙河就不再为中国所有，蜀道也将有遭受敌人进攻的忧患。人才的缺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而将帅中有威名的，只有种氏最为显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此时申明表彰种谊前日的功劳，优厚地加以褒奖升进，以激励将帅；这样人人都会知道受到劝勉，边境也就没有忧患了。侍御史刘挚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政事的大要在于赏罚。赏罚的命令要坚如金石、守信如四时，使有功者不超过时日就得到赏赐，失职者不过一日就受到惩罚。所以天下凡是要等待赏罚来决定受到劝勉或警戒的人，无不奔走办事，趋赴执行君上的命令；这就是天下能够治理的原因。” 既然如此，赏罚施行于天下，就不能不守信；臣认为施加于盗贼的赏罚尤其不能拖延。当百姓遭受盗贼侵害时，田野、乡里、街巷，无论昼夜都惊恐不安。县官怜悯他们，发布悬赏捕盗的科条，不吝惜厚重赏赐，提出官爵、拿出金帛，只恨不能立即捕获盗贼。有功之人把盗贼交付官府，幸而盗贼被捕；有司却不能推行奉行诏令指挥，反而用苛细的文法盘问考核，拖延滞留，使人不能迅速得到因劳绩而应得的利益。臣私下认为，这是日后的忧患。臣恭敬地看到，元丰七年澶州、滑州之间，有保甲成为劫盗，其首领叫单安、王乞驴，又有张谢留、离合出入等，总共数十人，往来于两州之间，抢掠平民，焚烧荡平村落，杀人取财，甚至伤杀官吏、屠害军兵；又曾转入卫州境内，使一方不得安宁。朝廷督责捕盗的官司，甚至从京城派使者招募众人；州郡调发将兵，又下达专门赏赐的指挥。这一年追捕盗贼，分别在澶州、滑州相继掩捕擒获，各自依罪定刑；可是推行赏赐的典章，直到今天各司仍不办理，保明首尾已经两年了。那些奋不顾死、冒着箭石与亡命之徒格斗的人，虽然无不有自己的职守，但归根结底，追求赏赐的意图还是很多的。” 如今失去信用，又拖延到事后才办理，实在恐怕在紧急时刻不足以率领激励众人。这种祸患将难以尽述。伏乞下令查究拖延滞留的官司，特意详细斟酌，重重加以贬黜责罚，以彰明赏罚，警戒违抗怠慢。

译右正言刘安世论奏开封官吏冒领赏赐的事状说：“臣恭敬地看到，御史台举劾开封官吏把应处大辟之刑的罪人暂寄在厢军中，却妄奏说狱中空无囚犯，导致朝廷错误推行赏赐典章。听说已经下达指挥：钱勰只令赎铜，出任越州知州；林邵、范子谅都授予小郡，其余官吏特意免于改正。门下省曾经具文封还，后来又根据朝廷诏令，只让他们展期磨勘。这是陛下至仁至厚，不愿彻底追究；但钱勰等人的行为，实质上是欺骗君主。考察公论，大家都认为责罚太轻，而且名分也不正。事情关系国家体统，必须加以论列。臣听说，君主用来鼓动天下、控制驾驭臣民的权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假使赏赐一定给予有功者，惩罚一定加给有罪者，四海之内就会肃然向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只是因为无功之人虚受赏赐，有罪之人侥幸免罚，于是容许僭越滥赏，弊病将发展到没有任何劝善惩恶的作用。既然如此，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不以至公之心谨慎使用赏罚呢？如今开封官吏把应处大辟的囚犯暂时寄放在厢军中，竟敢肆意荒诞欺妄，说没有一个案件和囚犯。朝廷相信了他们的奏报，立即推行厚重赏赐，给他们升官赐服；连同二十人，下至胥吏也沾受恩赐。此事传播天下，写入史册，怎么能够掩盖呢？” 随后御史台臣僚上奏弹劾他们荒谬妄诞，陛下把事情交给执政查验实际情状。即使不愿按照全部罪行论处，也应当夺去他们因误报而得到的官职，稍微作为欺罔天下的警戒。可是如今却一切照旧，还让钱勰得到名藩，钱勰善于逃脱罪责，竟然只落得这样的结果。现在他确实有罪，拿什么来显示惩罚呢？陛下如果明确纠正刑典，虚伪欺罔的罪证本来就在钱勰等人身上；假如认为既已颁行的命令不便追改，那么爱惜名声、放纵罪人的讥谤就会归于朝廷，并流传后世，实际上会损害圣德。伏望陛下特意顺从公议，追夺钱勰因误赏所得的官职，贬到小郡，其余官吏也令改正，使天下知道公朝的名器，不可以侥幸取得。这不只是堵塞小人奔竞求进的道路，也是帮助成就陛下无私的政治。臣所以详细论述，是想挽救纠正国家的大体，并不只是为区区一个钱勰而发。伏望陛下圣明省察，早日下达指挥。” 刘安世又论奏赵卨没有名义而升职等事，状文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日任命延州知州赵卨为枢密直学士。臣广泛考察众人的意见，发现极有异议，所以依据公议，上烦天听。臣遍览祖宗以来对待帅臣的体制，有的是因为长期镇守方面、夷人敬畏服从，有的是因为征伐防御、功绩显著；重新委任为藩镇长官之后，才实行升职的典礼。赵卨治理鄜延尚未满三年，考察他的政绩，没有超过常人之处。臣恭读诰词，又不是因为再次任职后才由朝廷进拜为执政，唯独赵卨没有这样的名义，却在同一天升迁，内外传播，都说有失体制。臣还听到传闻，赵卨曾派使者向西夏纳税，反被羌人擒获杀死。如果传闻确实如此，那么挫伤中国的威灵、沮丧边塞将士的士气，守边而无所作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赏赐不当贤能，就没有办法劝勉善人；惩罚不当罪行，就没有办法惩戒恶人。何况无功而受赏，有罪而不罚，却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天下，臣私下实在疑惑。伏望圣上慈爱，特意加以考验查核。如果赵卨果真有上述事迹，不仅请求收回新任命，也请求明确依典刑惩处他，希望使贪图功名、邀取利益的人有所戒惧。右司谏郭知章上奏说：爵禄、庆贺和赏赐，是用来劝勉天下善行的；愿陛下不要对大臣徇私宽贷，使他们施行私恩；刑罚和诛戮，是用来惩罚天下恶行的；愿陛下不要对大臣徇私宽贷，使他们发泄个人怨愤。忠于陛下的人一定会被忌恨，大臣结党依附大臣，必然从上面辜负陛下。只有英明的君主裁断审察。” 徽宗即位初年，御史中丞王觌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赏罚是极其公正的权柄。赏罚轻重、给予或剥夺之间，不能不慎重。如果轻重失去伦次，给予和剥夺不合适，就不是所谓大公，也无法向天下显示惩罚和劝勉。《诗经》说：‘周道平坦如砥，正直如箭；君子所践行，小人所观察。’说的是公平而没有偏曲。臣恭敬地看到，从前东南各郡县因为查究逃亡断绝的户口而增加税额、获得赏赐，朝廷察知其弊病，所以李琮被降黜。今年七月十三日敕令说：‘凡因李琮奏请而被差遣去查根征税的官员，不再给予酬赏；已经得到赏赐的，由吏部查究追夺。’这可以看出朝廷深切体恤百姓疾苦，不忍让贪求竞进、欺罔百姓的官吏盗取恩赏，损害无辜百姓。然而臣不明白的是，那些因市易务而冒领赏赐的人，朝廷也已经察知他们的奸弊，却只让吕嘉问降任淮阳军知军，其余冒领赏赐的人都没有追夺的指挥。臣私下听说言事官也颇有论列，但长久没有施行处分，公论深感疑惑。查根征税的祸患只在东南，增加的税收都进入县官，可以退还给百姓；所给赏赐大多不过是堂除优便、优先差遣之类，能够因此转官循资的很少。” 市易的祸患遍及天下，破坏百姓的家产，而利益都归于牙侩和胥徒，不能再还给百姓。它所带来的赏赐甚至达到转官升任，分取息钱的人更不知有多少。祸患狭小而浅薄、冒领赏赐较少的，立即追夺；祸患广泛而深重、冒领赏赐较多的，却搁置不问。轻重失去伦次、给予和剥夺不合适到了如此地步，究竟凭什么向天下显示劝善惩恶呢？有人说，今年七月八日诏书既已向内外宣示，要荡涤隐蔽的瑕疵、宽略细小的过失；如今又追夺冒领赏赐者，难道不是违背诏书的意思吗？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前日诏书所宽恕的，只是隐蔽的瑕疵和旧日细故。如今市易的祸患遍及天下，凡是富商大族，倾家竭产，抛弃妻子、卖掉儿女的，在道路上到处可见。幸赖圣上慈爱怜悯无辜，免除放宽拖欠的债务，使濒临死亡的百姓又有了生存的希望。那些虚增息钱、欺罔百姓的官吏，因诏书而不追究罪行，可以；至于冒领爵位赏赐，难道是诏书所要宽恕的吗？假如有人在诏书之前虚妄冒领官俸、欺骗百姓取得财物，今天事情败露而有司治理，难道可以援引诏书而不追究吗？” 今年七月十三日关于追夺查根征税官员赏赐的敕令，依据的是七月十二日的圣旨指挥，也在七月八日手诏之后；这就是说，追夺赏赐与诏书并不相冲突，事情和道理都很明白。臣伏乞朝廷指挥有司，对于因市易而冒领赏赐的人，依照查根征税官员的成例追夺，以慰藉公议。

译大观三年，御史中丞翁彦国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庆赏的权柄，是君主用来磨炼世道、激励怠惰之人的。仰望陛下励精图治，早朝求衣、晚食听政，以此召集众多士人。士人奋起奔赴功业、建立功绩的，不可胜数。于是厚重地使用赏赐，以表示劝勉，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礼制有固定的限度，事情有达到极点的时候，超过限度就成为滥赏。臣请求选取所听闻的事情来论述。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臣僚中有受到特别眷顾的，不仅官职越级超升，赏赐丰厚繁多，而且多有赐给宅第的。我听说被赐宅第的人家，必定辗转筹划，逐处追求官屋，以空闲为名；有的请求按价兑换，购买百姓的房产，实际上都是驱逐百姓。大的横贯街坊巷道，小的也不少于拆毁几十家。一时之间驱迫百姓，扶老携幼，暴露在外，怨声载道，这实在不是盛世所应有的事情。况且太平日子长久，京师户口日益增加，房屋密集相连，几乎没有空隙。即使得到价钱，又到哪里去买地？砖瓦木料一经拆毁，都成为废物。即使得到土地，又有什么力量建造？百姓所失去的本来已经很多了。随后聚集工匠、购买材料，全都由公家出资；营造修缮又托请关系，务求极其壮丽，耗费不可估量。” 陛下只知道这是恩典，却不知道其中的祸害。群臣没有替陛下进言，难道不是因为害怕触犯既得利益吗？假如将相大臣有巨大的功勋业绩，不是通常的赏典所能报答，赐给宅第是可以的。近来有人因为任用为从官，毫无值得记载的功劳，已经听说也赐给了宅第。因恩幸和技艺而受宠，凭借宠遇攀援求取、侥幸索要，这种风气不能逐渐放纵增长。陛下以天下为尺度，对臣僚庆赏几乎一点也不吝惜，这是天下共同感到可惜的。臣只是希望把这件事的界限划清罢了。臣僚得到的月俸，即使按他们一生计算，又能有多少呢？至于赏格最厚的，不过数百匹绢、数百两金；即使在岁月之中屡屡得到赏赐，又能有多少呢？为什么却在君主一皱眉一微笑的片刻之间，突然耗费千万来修建一座宅第，又聚集几十、几百家百姓的怨恨，换取对一家的恩惠？陛下从中取的是什么呢？天下财物，收入有一定经常之道，使用有一定节制，就会积聚如丘山，公私府库富足可以等待；收入有经常之道，使用却没有节制，即使江河的流水也填不满一个漏水的酒器。伏望陛下以睿智慈爱稍加省察，万一认为可以采纳，请从今以后开始，除非有重大功勋、功业显著于天下的人，不要再赐给宅第。即使已经获得赐第的命令，也允许三省执奏，台官论奏谏争；这样或许可以使下面的人停止觊觎之心，仰望相称于圣明爱民节用的意旨。” 宣和元年，中书舍人许翰上奏说：“臣听说兵家的法则，是使贪心的人为我争斗，使愚勇的人为我赴死。之所以能这样，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用利益来引导他们。因此，赏赐本来就不能不丰厚。不过，爵位俸禄虽然明白地设置在朝廷，关键在于取得它很难，所以人们才会冒险舍身去求取。如果让人们想要它却很容易得到，得到后欲望已经满足，那么还有谁肯再轻身冒着箭石、攻陷坚阵、拔除敌军，为国家做这种危险的事情来求取奇功呢？所以，没有功劳却给予赏赐，有功的人就会懈怠；功劳很小却赏赐丰厚，人们就不会立志建立极大功劳，国家也收不到他们的伟大功绩。因此，赏赐不能不慎重。过去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澶渊，真宗皇帝亲自驾车出征。自此强悍的敌虏请求结盟，直到今天也不再窥伺边境。然而军队返还后，赏赐功臣如大帅李继隆等，不过是提升官阶、增加食邑。即使周文亲自督率部下，射死挞览，使敌方酋帅死亡、军众于是溃败，也不过略微升迁他的官秩而已。又如熙宁年间出兵安南，郭逵任统帅，在富良江大败贼兵。自此交阯不敢再发动战事。神宗皇帝还认为军队没有取得大功，反而削减对他的赏赐。当时燕达功劳最大，也不过提升官秩二等。” 大概过去边境上的赏赐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将来还要再次任用他们。近来西部军队依靠陛下神明威武的力量，使羌戎震恐、怀服，屈膝请求归服。然而他们桀骜狡黠、反复无常，还不能保证已经彻底平定；那么过去将吏的赏赐，就不能不保留一些未完全满足的余地，以待日后再次任用。臣承蒙恩典，得以在掖垣任职，与兵房事务相处一个多月，私下看到西部军队的赏功情况，共行赏一百七十多人，累计授予二百五十多个官职。其中转任遥郡官的有二十多人，减免磨勘年限的更是数不清。与臣掌管此事以前相比，过去所赏究竟有多少，实在无法知道。臣虽然愚钝，不能权衡军务的大计，但希望陛下参考景德、熙宁年间慎重赏功的本意，稍稍谋划如何酌情减损目前的赏赐。因此臣冒昧借董成、郭宁的事情推而论说，并不只是替这两人惋惜少得几个官职。臣谨按《周官》所说六种功劳的赏赐，战功以斩获多为上。所谓“多”，并不只是看重多算首级。古人整军归来便饮酒，到宗庙中统计军事实况，以所俘获的多少计算胜负。如今董成、郭宁二人的军队，把所俘获的扣除损失的，仍然不够数；这就是所得不能补偿损失，功劳不能抵补过失，却还在朝廷得到丰厚赏赐。” 臣如果照这样把话说下去，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所以冒昧提出请求。徽宗时，御史许景衡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日颁下的指挥：捕获方腊并押赴朝廷，统制官杨惟忠在京兆府获赐官田十顷、官宅一所。臣私下认为，荡平浙江盗寇、生擒首领，起因于圣上的谋略，由将帅承办完成，其中偏裨将佐和属官各有勤劳。凯旋之初，论定功劳、实行赏赐，授予高爵厚禄，都是出乎本人意料的所得。杨惟忠已经按照赏典受到赏赐，越级转升五官。如今宣抚司保明其功劳，又提出请求，使他超过众人，赐给田地和住宅。臣私下认为，一个人侥幸获此厚赏，虽还不值得多说，但实在担心同时立功的人都会怀有不满。朝廷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后来就无法杜绝。如果偏裨将佐都冒领这种横来的恩典，那么官田官宅将无法满足他们的请求。古代只有建立大功勋，才赐田宅府第；祖宗以来，将相大臣功德卓著的，也不过赐给住宅而已。如今睦州盗贼被擒，难道只是杨惟忠一人的力量吗？为什么偏偏使他不同于诸将，冒受这种超过分限的赏赐呢？前些日子王师平定燕山，近来又剿灭奚贼，将佐都建立了奇功，庆赏也已经施行。他们看见杨惟忠所得的赏赐，难道不会感到不足吗？” 他们难道都会有不满之意吗？臣愚昧地认为，要破除请托的奸邪，革除滥赏的弊病，使后来的人不敢援引先例、妄求侥幸，应当从杨惟忠开始。关于赐给田宅的指挥，伏望陛下明察，特赐诏令停止废罢。”

译御史中丞王安中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庆赏的权柄由人主掌握，所以《尚书》说：‘只有君王能制作福命。’而《周官》中的太宰，专门以爵禄之事告知君王；至于驾驭财富、驾驭贵族，则只听从君王的裁决。由此可知，臣子的本分是：功劳固然不能自行陈说，赏赐也不能预先启请。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笔书写诏谕，重申禁止滥赏：凡是不按劳绩和才能确定等级，却替官吏保明、使其受赏的，都按违背御笔论罪；又因明堂大典完成而推恩超越常格，重申告诫有关官司，不得援引先例陈请。既然如此，赏赐无论轻重，都只务求与功劳相当；朝廷在上面守持，台臣在下面监察，圣意既已确定，谁还敢干犯？臣还希望略因近来的事情，再加以警戒。近来陛下修治祖宗以来太平盛事，临幸西池，有东、西八作司事材等官十三人，擅自援引旧例请求推恩，恩典将作监于是替他们取旨、收接敷奏。官员以修缮完治为职责，如果每件事都请求赏赐，臣恐怕朝廷的官爵有限，不足以满足他们。又中山府路帅臣、河北路转运使，以疏浚深州城壕之事先行奏请，指定期限报功；工程刚刚结束，求取恩泽的文书就急忙送来。” 深州不过是几里长的城池，他们保明请求赏赐的官员有三十七人，使臣、胥吏有三十二人。他们又贬低大名府五十多里的城壕，说不能与之相比。陛下明察池苑只是因循旧有基础加以修饰，深州疏壕功劳不大，于是都发出宸旨，不再推恩；这确实足以堵塞侥幸求赏的根源，击破经营谋求赏赐的计策。然而既然说不再推恩，就是认为没有值得赏赐的功劳，那么官吏援引先例、将作监取旨收接、帅司和漕臣事先奏请，难道可以不追究隐瞒功劳的罪责吗？如今贪图利益的臣子制造事端、兴办工程，广泛开辟设置以来，借贿赂请托以偷取岁月、侵耗添给，官资逐渐积累，很快升到显要职位，财用因而耗尽，又扰害百姓。要惩治这种风气，何不就从此事开始？臣愚昧地请求特降诏旨并予以处置，同时请求告诫有关部门：从今以后，除非是战功多、军队获胜，不许申明收接、陈乞恩赏之事；凡营造修缮工程，不许事先请求等候完工后保明奏报。如果确实显著有功有效，应当优厚赏赐，就请临时由圣上裁决，降旨取索，以表彰一人而劝勉百人，用来尊重君主的权势。这样，下属就会安守本分，时常不会有滥施的恩典，权柄不会转移，名位器物会因而更加慎重，百姓富足、国家费用充裕，其根本就在这里，惟请陛下裁决选择。” 左正言任伯雨上奏说：“臣认为，臣子的罪恶没有比谋反更大的。朝廷诛杀或赦免罪人，没有什么比辨正名分更优先。名义上被称为奸邪凶恶之人，就永远不可赦免；如果实际蒙受冤屈压抑，就应当为他辨明。若恶名尚未辨明，便突然加以恩典，人们私下议论，这不合朝廷的体统。臣恭敬地看到司马光等人都已经恢复官职。但只听说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禀报下达执行，朝廷内外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恢复官职，究竟依据什么名义。臣私下认为，司马光等人过去被视为奸邪凶恶、悖逆不善，毫无人臣之义，罪恶已经极其深重，即使已经死去也难以置之不问。他们子孙亲属所得的恩例，也都被追夺。天下都知道他们获罪的名义。罪名既然如此，即使遇到大赦，难道还在叙复官职的范围内吗？他们家中的子孙，难道还有再次出仕的道理吗？如今朝廷的恩典遍及生者和死者，但有罪还是有冤，始终没有辨明，却授予他们美官，恶名仍然存在。假使司马光等人的魂魄有知，难道会以奸邪凶恶之身，偶然因赦免而滥受无名的赏赐吗？臣认为，司马光等人过去的罪行，如果有真实证据，就不应援引赦令来宽免；如果涉及冤枉，那么朝廷昭雪的恩惠，也不能不在诏词中明白宣布。过去因言章而施行处置，并非先帝的本心；” 如今依据公议加以辨明，才是圣人善于继述先志的做法。事情没有什么妨碍，情理上也可以施行。伏望圣上慈悲，特赐详加斟酌，颁下指挥。” 钦宗时，侍御史李光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圣明君主治理天下、驾驭风俗的方法，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施行赏罚，没有比极端公正更优先的。古代在朝廷给人爵位，与众人共同决定；在市集处刑，与众人共同弃绝，明白表示不敢凭自己的私恩废弃天下的公议。臣恭敬地看到金人入侵，京城危急逼近，士大夫中弃职离去的有五十二人。近来因臣僚分别论列，圣上命令吏部备具官职和姓名，送大理寺审查核实，依照法律定罪。陛下显示大公无私之道，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命令下达之日，士大夫舆论纷纷，有人说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导致陛下受到失刑的讥讽，大臣背负结党包庇奸人的诽谤，这不可不察。如卫仲达、张劝、冯温舒、蔡行兄弟都是从官；林虞、刘焘、袁植都是致仕官。卫仲达、张劝被除名勒停；林虞追夺五级官阶，除名勒停；蔡行兄弟、冯温舒、刘焘、袁植则搁置不问。有的后来寻求名目，如蔡绩、蔡续；有的妄托借口，如许仔、宋时。种种奸诈欺骗，都没有查究虚实。他们擅自离开官守，罪行本来是一样的。如今诈冒之人反而得到轻刑，孤立笨拙的人却多陷入深文严法。” 陛下既然已经把此事交给有关部门，法律就是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的，按照实情定罪，不容许有轻重差别，何况可以把法律据为私有吗？伏望圣上慈悲，将大理寺已经定案的、所有逃避职守的臣僚，凡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以后者，不论有无事故，一律按擅自离开官守同等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公道彰明，平息舆论，臣将感到万分庆幸。”

译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奏说：“臣听说，时运遭遇困厄，哪个朝代没有呢？做臣子的人不幸遇到这种时候，就只有伏守节义、以死报国而已。国家教养士人将近二百年，恰逢金人发动变乱，劫持二位圣上，挟持銮舆向北迁移，逼迫臣僚，改换国姓、建立年号。而近臣百官忘记朝廷的深厚恩德，舍不得在顷刻之间牺牲性命，叩头屈膝，奉行金人命令，自称臣属。有的做了金人的心腹，驱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并搜捕宗室亲属；有的做了金人的耳目，传达命令，废除本朝而建立伪楚；有的为了奸邪私利，玷污国戚；有的做伪楚的辅佐，主管其政事；有的接受伪楚官爵，参与听闻其议论；有的肆意说恶毒的话侮辱本朝、谄媚邦昌；有的替伪楚起草劝进表，有的替它制定册立礼仪，却安然视之，不认为奇怪。节义正是用来责求士大夫的。至于武夫，则应当宽略处理。过去李唐有安禄山之乱，大臣如达奚珣、陈希烈一类，都相互依附贼人掌权；其余接受伪命的人，唐肃宗复归正统后，分六等定罪，然后唐朝威令得以伸张，才有中兴的功业。” 如今应当仿照这个办法，考核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加以处置：参与伪政事者为一等，接受伪官并升迁职位者为一等，面向敌方称臣侍奉者为一等。其中有已经致仕，或曾请求致仕但未获允许的人，说明他们还存有羞耻憎恶之心，也应当分别表彰。凡是因忠义被敌人杀害的，如李若水等，都应追赠官爵并优厚抚恤其家属；这样善良的人知道受到劝勉，作恶的人知道受到警戒，天下士风就会大为改变。节义，是天下最大的界限。近年来，士人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所以平时没有事情时，只把保全家族、谋求自身作为得计；一旦遭遇变故，却坐视君父如同陌路人。若不振兴国威、大大改变这种风气，天下就不容易治理。伏望陛下颁诏实行，以扶持节义的教化，天下幸甚。” 李纲又上奏说：“僭越叛逆、发布伪命，是今天政事和刑法中最重大的问题。张邦昌在道君皇帝朝廷中任职，身居政府十年；渊圣即位后，首先提拔他为宰相。正当国家遭遇祸难、金人谋划改朝换姓时，张邦昌如果能够以死守节，推明天下共同拥戴宋朝的道义，使敌人受到感动，敌人未必不会悔恨自己的祸心而保存赵氏。然而张邦昌当时正自以为得计，安然登上正位，号令控制宫禁，擅自颁下伪诏，阻止四方前来勤王的军队。等到知道天下不赞成他，才不得已请求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并商议奉迎皇帝。张邦昌僭越叛逆的始末就是这样，但议论此事的人意见不一。臣请求详细论列，并用《春秋》的法则来裁断。京城人感激邦昌，认为因他被拥立而得以活命，又免除了重征金银的骚扰；元帅府宽恕邦昌，认为他没有等到征讨便派使者奉迎。至于天下痛恨邦昌的人，则认为他改国号、换国姓，所谓奉迎只是出于不得已。京城人感激他，元帅府宽恕他，这是私情；天下人痛恨他，这是公议。《春秋》的法则说，臣下不应有谋逆之心，有谋逆之心就必诛。赵盾没有讨伐弑君的贼人，《春秋》就记载为赵盾弑君。如今邦昌已经僭越帝王名号，敌人退去后又阻止勤王军队，这不只是有谋逆之心和不讨贼而已。” 刘盆子是汉朝宗室，被赤眉军拥立，后来率十万人投降光武帝，光武帝也只给予他不死的待遇。张邦昌以臣下取代君主，罪行比刘盆子还大；他不得已自行归附朝廷，朝廷不但没有正确处理他的罪行，反而尊崇他，这是什么道理？陛下想要建立中兴功业，却尊崇僭逆的臣子给四方看，谁不会因此离心丧气？至于接受伪命的臣僚，一概搁置不问，又凭什么来激励天下士大夫的节义？” 李纲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把士卒驱赶到九死一生的境地，踏着锋利的刀刃，冒着箭石，以首级争首级，以力量拼力量，在一日之间求取胜利，如果没有可信的赏罚，凭什么团结他们的心志、振作他们的气势，使他们冒险赴死、献出生命呢？古代赏赐一定先给士卒，而且不超过时日，是想让他们知道受到劝勉；诛罚不放过显贵亲近之人，也不让人侥幸免罪，是想让他们知道畏惧。近年的赏罚却与此相反：实行赏赐时，得到的都是权贵请托者和亲随厮役一类人，而在军阵中立功的士卒未必受赏；将帅带兵只为自卫，遇到敌人不战、望风逃走的又不加诛罚，士卒溃散也只以转山迷路为名把他们招集回来，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受到劝勉而奋力作战，又有什么可以畏惧而不逃跑求生呢？臣前些时候在枢密院，看到童贯推行燕山赏功案，牵连到朱勔父子以及他的女婿、如知秀州周审言等人，他们都不曾从军，那么其余受到赏赐的人也可以类推而知。至于西部军队陈状请求赏赐的，都是十几年前未能施行的旧案。追问原因，原来当时帅司已经上报功状，又送下保明，经过一年时间，将帅已经调换，于是保明文书没有送到，赏赐也没有施行。” 如今即使想要施行赏赐，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核凭据的了。又因为赏功事务分散在各房，既没有办理期限，又没有委派专官查验，人吏便可以上下其手，使有功者愤懑叹息。这样还想让士卒知道受到劝勉，怎么可能呢？又听说燕山战役中，刘延庆带着精兵十五万驻扎在卢沟河，燕山方面散布离间之言，说将要劫营；刘延庆相信了，立即焚烧积聚的物资，自己率中军先逃，结果十五万大军一夜之间全部溃败。童贯不能诛罚他，反而用银绢招集溃兵。这样还想让士卒知道畏惧，怎么可能呢？积久的习惯使将士把这种事习以为常。靖康年间，即使突然赏赐邹抃节所部奋勇作战、斩杀梁方平、张帅正、王从道等人的功劳，也仍不足以革除过去的弊病，所以金人再次侵犯京畿时，将帅奔逃、士卒溃散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今天的局势如果不大大改变这种风气，就不能取得成功。臣请求命令三省、枢密院共同设置赏功司，专门差派人吏办理。凡有战功，都命令将帅所辖官员当时详细列具功劳，并结罪保明，申奏赏功司；赏功司登记簿籍，凭借功状办理，依次取旨推行赏赐。人吏办理事务，要根据事情大小规定期限，并委派左右司郎官、枢密都承旨负责查验。” 超过期限的，贬黜处罚；因而受贿的，依军法处理。若有冒领赏赐而事实不实的，允许他人告发查究。主管改正元年事务、负责保明的官司，应当重新严加贬责。遇到敌人不战，擅自逗留阻挠、向北逃跑的人，必须诛杀。另行制定约束条文下达执行，这样或许可以使士卒的心意诚信服从，逐渐革除旧日弊病。”

译绍兴年间，李纲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旧制，军功赏格以斩获首级为准绳，每获得一个首级，或者升转官资，或者发给银绢，因此当时核实军功，没​​有虚报滥赏的弊病。近年以来，纳首级计算功劳的办法废止，按全军推算赏赐的制度实行。各将领报捷，都说敌军丢弃首级未及砍取，尸体遍野，有的坠入山崖谷地，有的沉入江湖，数量无法计算，于是使有关部门不能核实，朝廷也无从考据。一军有一千人，就给一千人推算赏赐；一军有一万人，就给一万人计算功劳。耗尽官爵也不足以褒宠，竭尽府库也不足以赏赐，年年支出的扩大，是过去的百倍，耗尽百姓的脂膏，损害朝廷的根本，日益增加，完全没有止境。臣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如今车驾巡幸建康，将要谋定恢复中原的方略，那么如何厚重赏赐、酬报功劳，使将士知道受到劝勉，同时以制度节制，使国家费用不至匮乏，不能不深思熟虑。臣愚昧，伏望圣上特降睿旨：今后诸将报捷，一律计算首级数目，不得再以首级被丢弃未砍、尸体遍野、坠入山崖谷地、沉溺江湖为理由。” 除保明并核验事实、按首级数推行赏赐之外，对于冲锋陷阵、以强弩击破敌人、立即建立奇功的人，即使没有取得首级，也允许保明奏报，给予优异推恩；这样既可以使确实建立功效的人受到激励，又不至于使朝廷承担滥赏的费用，平定祸乱、建立功业也就不难实现了。” 李纲又上奏说：“臣私下考虑，宋国近年以来因为激励将士，每次战胜都不计算首级，而按全军推赏，逐渐成为惯例，国库因而空虚。如今诸将都已获胜，应当施行庆赏；想扩大赏赐范围，又担心物力不足，想减少赏赐，又担心士卒之心不能满足。这尤其是应当忧虑的。人的情感受到感动激发，有时不必等待赏赐也会受到劝勉；推行赏赐有先有后，也有未及下车便封爵的人。臣希望陛下颁下降哀痛的诏书，怜悯将士遭受战争的痛苦；凡是死于战阵的，先行加封爵位，厚给赙赠，收养抚恤其家属。死者受到褒奖，生者就会受到劝勉。然后明白诏告统帅，审定功状，等到严冬解除、战事缓和后，一并施行庆赏。谁会说这样不对呢？过去勾践厚养死士，士卒便想着奋勇；汉高祖先封雍齿，反侧不安的人便安定下来。这是当务之急。臣愚昧，不能通达大体，惟请陛下裁察。冒犯天威、烦渎圣听，臣惶恐战栗至极。” 建炎元年，开封府知府宗泽上奏说：“臣听说，情感产生于爱，爱产生于所见，所见产生于眼睛所遇见的事物和身边所接触的人。所遇所接果然顺合自己的心意，就高兴；高兴就赏赐他。赏赐他，并不是因为要勉励他的功劳，而只是赏赐他顺合自己的心意罢了。所遇所接果然违逆自己的心意，就发怒；发怒就惩罚他。惩罚他，并不是因为惩罚他的罪行，而只是惩罚他违逆自己罢了。这样，赏罚出于喜怒，喜怒出于逆顺，能说是公正而没有私心吗？赏罚私自偏徇，又凭什么磨砺世人、振作懈怠，在天下大有作为呢？圣人没有私我，所以忘却个人情感；忘却个人情感，所以不受逆顺影响；不受逆顺影响，所以不受喜怒支配。因此，赏赐一个善人，天下行善的人都会受到劝勉，因为知道这不是私人的喜爱；惩罚一个恶人，天下作恶的人都会受到阻止，因为知道这不是私人的愤怒。一赏一罚，都归于极端公正，而我不存私心，人们难道不会从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吗？陛下用来号令天下，使人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做什么、停止什么的，只有赏罚罢了。过去文王一发怒，便使天下百姓安定；武王也一发怒，便使天下百姓安定。这种发怒，难道是由于眼睛所遇见的事物和身边所接触的人引发的吗？” 如今敌人横行肆虐、凶暴残害，侵犯我国王室。臣希望陛下像文王、武王一样，也发一次义怒来安定天下百姓。有赏有罚，只求公平一致；至于应对万机、任免取舍的时候，也应当一概以极端公正为准，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 三年，赵元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武功不能建立，是因为军政没有修治；军政没有修治，是因为劝功赏赐不明。自崇宁、大观年间用兵以来，弊病逐渐形成。甚至有人死在刀锋箭镞之下却不加抚恤，而把财物赠给在权要门下服役的人，反而给他们优厚恩典；官员进退取舍，再没有公道。劝功赏赐如此，凭什么要求人们拼死效力？这种习惯日久，至今还没有革除，于是使军门中的将士扼腕私下议论，愤愤不平，实在是祸乱兴起的原因。即便如此，赏赐不怕吝啬，只怕滥施；赏赐到了滥施的程度，就等于没有赏赐。赏赐本来是用来等待有功之人；凭功劳受赏，人们就以此为荣耀，乐于赴功，尽力为国家所用。如今有功的人受赏，无功的人也受赏，得到赏赐固然不觉得光荣，那么又何必立功呢？求取恩幸的门路到处都是，贿赂彼此攀比；临敌时谁肯当先、谁肯真正效命？报功文书送上来，人人都能挂名，真伪混杂其中，公私各半。受赏的人便在私下感恩，无赏的人便把怨恨归于朝廷，这些都是冒滥赏赐的弊病造成的，不可不察。过去的情况固然不能一概而论，最近勤王之赏最为有法度，等级高下分明，人们没有异议。” 虽然朝廷立意极其公正，不容稍有紊乱，但有关部门接受私情而制造弊病，难道能没有私心吗？臣私下听说，常州通判梁汝嘉的弟弟身在衢州，常州推官林达卿的弟弟身在福建，却在功状上挂名，随例补授官职；他们的足迹从未到过军中，将士也不认识他们的面孔，却与临阵效死的人一同获得战功赏赐，这就是舆论不能不纷纷议论的原因。然而臣所知道的只有这两人而已，不知道的还数得过来吗？臣愚昧，希望陛下特降指挥，另行设置办法。今后将帅及所有有关部门保明功状时，凡未曾立功却胆敢挂名的，重重设置赏钱，允许他人告发捉拿；有官职的人，夺去他现有的官职；没有官职的人，夺去他冒领的官职；所夺官职全部授予告发者，并根据事情大小另行推恩。保明的官吏及冒领赏赐的人，都要依法严惩。所发赏钱也命令一律备足，稍稍革除弊病，以劝勉忠勤之人；这正是君主统治天下、役使万物的方法。”

译建炎年间，左正言邓肃上奏说：“臣曾任鸿胪寺主簿，因敌人索取道士、僧人名籍，奉职出行而被拘留在敌中，共五十天，因此已经完全了解敌人的情形。从尼堪以下直到步卒，分配朝廷所赐的绢，每人得到五十五匹。按照朝廷所出的总数，以千万为单位计算，那么敌人的总数不过十六万多人罢了。何况其中还有阵亡的、有患病的、有因事情返回敌国的、有随军供应战具的，这些人所得的绢也和尼雅满等人相同。把各种人员所占的数量同战斗士卒平均分配，那么敌人的正规兵力本来不过八万人。由于还得到朝廷所给的绫锦等物，敌人称之为表段。当时分配的数量虽相同，物品却不相等：金人得到锦，勃海人得到绫，契丹人得到缂织之类，而九州人得到的只是杂色绢罢了。有一天，他们愤怒地将要互相攻打，那么敌人的心也不会一致了。忽然有一天，一个敌人遇见臣，流下眼泪。臣问他，他回答说：‘我兄弟三人扛着武器前来，大哥死在真定，小弟死在京城。如今听说元帅的军队大举集结，而南方的兵马又连续惊动数州，我哪里还能再见到乡里亲人呢？’” 臣起初不相信他的话，后来看到敌军中的士大夫、道士、僧人各有供给饭食的人，他们惊恐的言语都和臣所听到的一样，那么敌军又何尝不害怕呢？敌兵的数量既然不算很多，又加上他们人心离散、气势怯弱，假如集合天下的力量去攻打他们，他们就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然而敌军从来没有受到严重挫败，中国的形势却衰败到这个地步，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敌人没有别的长处，只是赏赐必信、惩罚必行，不依靠繁琐文书，所以人人都愿意效命，不把死亡当作畏惧。朝廷却不是这样：同时立功而功劳又相等的人，有的已经升了几级官，有的还只是平民；赏罚轻重、职位高下，全掌握在吏员手中。赏赐既然不明白，人谁还会自我劝勉？这正是朝廷的大病。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专门设置赏功司，采用重赏之法，使凡是立功的人都能各自陈报。如果功状已经明确，却超过十日仍不能上报；有立功相同而赏赐轻重不同的；有立功时间相同而赏赐有先后的；都应重重依法处理，常赦也不得原宥。又专门委派台谏官二人负责查验此事；如果台谏官不知道、不察觉，也一并依法处理。这样一来，一点功劳都不会遗漏，谁还不乐意奔赴建立功名的机会呢？” 如果天下人人都有乐于奔赴功名的心志，再让他们攻打那八万名已经骄惰的敌兵，那么国家和百姓还有什么可忧患的呢？惟愿陛下留意。” 邓肃又上奏论述严明赏罚说：“太祖、太宗时期，法令严明而政令迅速，事务简约而官员清廉，从不旁搜曲引、拖延赏罚，所以能够凭十万精兵统一天下。此后群臣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今天进献一项建议，明天进献一句话，烦琐冗杂，唯恐不完备；这就是文书日益繁多、政事日益迟缓的原因。如今战争尚未停息，怎么可以像太平无事时那样相互谦让、进退周旋，仍旧遵循无事时期的做法？臣请求限定在十日之内，务期一定办理完毕，这样或许可以使法令严明、事务简约，赏罚的权力不至于迟滞。” 绍兴四年，王之道论述赏罚不当的奏疏说：“臣观察今天天下最大的祸患，不在强敌和盗贼，而在赏罚不当。赏罚是人主手中的大权柄。人主居于高位，深居拱手，却能够使四方万里欢欣鼓舞、震动服从，忽然之间如神灵一般，每天奔走听命、赴功效力，而天下仿佛没有什么不能做成的，所依靠的就是这个。假使赏罚不当，那么赏赐不仅不足以劝勉贤能，贤能之人反而会懈怠；惩罚不仅不足以惩戒恶人，作恶的人反而更加放肆。这样一来，天下凭什么治理呢？古人善于用兵的，没有超过孙武。他说：‘君主谁有道？将领谁有才能？天时地利谁能得到？法令谁能执行？军队谁强？士卒谁训练有素？赏罚谁明？’我凭这些就知道胜负了。论说兵家的胜负，开始说君主谁有道，最后说赏罚谁明，其中的含意很深。伏望皇帝陛下慨然奋发，把赏罚作为中兴的要务。早早醒来、早早起身，思考怎样求得赏罚恰当。赏赐从卑微者开始，务必使贤能者得到应有赏赐；惩罚从尊贵者开始，务必使有罪者得到应有惩罚。什么叫作恰当？赏赐一个贤能之人而使千万人喜悦，明白知道行善的利益，这才是赏贤得当。” 什么叫作恰当？惩罚一个有罪之人而使千万人畏惧，明白知道不行善的祸害，这才是惩罪得当。赏赐合于贤能，惩罚合于罪行，天下自然就治理好了。天下已经治理好，敌人却不能安宁、盗贼却不能消灭，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九年，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近年以来，恩惠过于泛滥，赏给过于丰厚，颁赐赏予的费用过多。支出已经很多，而收入实在很少，这是臣最为害怕的事。《周官》说，只有君王、王后和太子不受有关部门法令的限制；解释的人认为，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受有关部门法规治理、为后世人主奢侈用度开端。臣认为，冢宰用九式调节节制财用；有关部门即使不能会同冢宰，也可以依据超过九式来论奏。假如每件事都按照九式办理，即使君王、王后和太子不受其限制，仍然要会同议论。臣希望陛下凡有赏赐，若法律没有规定而按旧例又有疑问，三省可以共同议论，户部可以据理执奏，那么过去的弊病就可以止息了。” 陈渊又论述郑亿年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正月二十八日的指挥：郑亿年恢复资政殿学士，依旧提举醴泉观，居住在行在，仍然奉朝请。臣听说，赏罚是国家的纲纪。圣人使用赏罚，有万世不变的公道，也有一时权宜的权力。万世的公道可以常守而不可改变，一时的权宜可以暂用而不可长久。因此，能够使赏赐合于功劳、惩罚合于罪行，国家的纲纪就树立起来了。如今忘却万世的公道，而任用一时的权宜，利用贼豫用来取悦郑亿年的办法来宠幸郑亿年，将使行善的人不受劝勉、作恶的人不知畏惧；这对国家纲纪没有益处，却有害于中兴的政事。臣实在不能不论说。臣谨按，郑亿年是故宰相居中的儿子，虽曾任从官，却没有其他才能，又有跟随贼豫的耻辱。陷入贼党固然不是人的本意，但跟随贼党而取得美官，必然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原因。如今因赦免而恢复他的官职，难道就是把贼豫所喜欢并赐给他的东西当作正当的吗？这怎么可以？况且去年大赦，是一时权宜；凡有官职的人不予剥夺，也是为了安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另有受到褒奖而升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辱没名节、没有参与僭叛，其义行不可掩盖。”

译又有升迁而任用的，是因为他们明白熟悉将帅谋略，他们的才能不可废弃。郑亿年的名字列在侍从官之中，难道可以把自己与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同等看待吗？他的义行果真值得褒奖，他的才能果真值得任用吗？这些不用等臣来说明也很清楚。既然如此，用权宜之计废弃公道，显然不是对待郑亿年的正当办法。至于他可以被宽恕的理由，无非是身处宰辅世家、本人又任从官，不幸陷入贼党，因此罪不足诛。然而居中执政无状，这是天下共同知道的；郑亿年借此攀缘取得两制官职，即使没有其他过错，直到今天仍处在讨论追削官职的范围内，何况他已经跟随贼党，既不剥夺原有官职，反而再给他职名呢？从官本来应当取得的职名，郑亿年难道配得上吗？况且资政是显贵的美名，是贼豫私自窃取并赐给他的，当然不能说是恢复。陛下如果一定要说“恢复”，就已经明白承认他跟随贼党的罪行了。假使郑亿年稍有见识，必定不敢接受；如果强行授给他，那么那些因道义而受到褒奖的人，如▯唐佐、李亘一党，必定会说：‘郑亿年以出仕贼党也能受褒奖，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荣耀？’那些因才能而被任用的人，如李显忠、赵彬一类，也必定会说：‘郑亿年以辜负国家也能被任用，我们这些人还怎样安心？’ 由此推论，将来人们一定还会认为，过去做过贼豫将相的人，日后归来，未必不能再以将相之位处置。这种话一传开，谁不会离心丧气？因此，一时权宜的宠幸，只是宠幸一个郑亿年，起初没有任何补益，白白使行善的人不受劝勉、作恶的人不知畏惧，自己破坏赏罚的纲纪，反而成为今天中兴事业的累赘。此事如果不改，百姓将会失望，以后必定难以悔改。伏望陛下从圣心裁断，将郑亿年所带的职名特赐追夺停止，使他居住在外；这样或许可以使他远离朝廷班列，稍稍平息纷纷的议论。臣不胜庆幸。” 高宗时，虞允文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晋守卿因为监管榷易院、增加课税，应当受到赏赐。太宗告诫他说：‘通事舍人改任官职，必须升为閤门副使。如果因为逐利而升任这个职位，那么守卫边境、竭力效命的臣子，靠什么受到劝勉？’唉！祖宗设置閤门贴职，是用来奖励边功而爱惜名器、不因妄求而授予，原来就是这样。现在想来，陛下聪明睿智，既不被私下请托所迷惑，庆赏和刑威又足以感化天下，并且兢兢业业，一心以祖宗为法。这些都是臣亲自听到、亲自看到的，所以才敢冒犯天威，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臣谨按，金鼐凭财力称豪于东南，因纳粮而授官，结交故相秦桧，以看閤子为名，专门负责南方田亩出纳之事。他四次任国信所职，三次出任节人，都是靠纳贿取得，屡次升官至正使。在朝百官过去都不屑与他为伍，如今一旦授予他上閤的官秩，群臣议论纷纷，不能停止。臣私下认为，这决不是陛下的本意，伏望陛下仁慈，特赐追寝此命。” 尚书右丞许翰论述吴敏的奏疏说：臣听说《春秋》的义理，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彰明王道，以此告示万世。然而晋文公利用惠公、怀公不得人心的局面，得以返回自己的国家；高梁之祸，是天下最大的恶行，《春秋》却不记载。周襄王出居郑国，晋文公替他诛杀太叔，以安定他的君位；阳樊之战，是诸侯所建立的最大功劳，《春秋》却也不记载。可是《春秋》记载晋文公在讨伐曹国、侵犯卫国之后，才开始显露功业，这是什么缘故呢？圣人的意思是，晋侯既有大恶，也有极大功劳，以这一方面抵补那一方面，使它们可以相互抵消，所以都隐去不记。等到重新给予他机会以后，践土之会的功勋便在《春秋》中光明显著地独自流传。假使王道不以忠恕为根本，像这样处理，那么晋侯入国时的恶行还不能消除，恐怕诛杀断绝他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后来霸业的伟大成就呢？”

译《左传》说：“记载人的功劳，掩盖人的过错，这是做君主的人所应当做的。” 其中的义理，大概出自《春秋》。臣私下看到，宣和末年，金人开始作乱，朝廷上下大为震动，不知如何是好。吴敏以给事中的身份伏在殿阁门下请求召见，首先提出防止内禅的办法，以坚定对外御敌的决心。当时太上皇帝长久以来怀有谦抑退让之意，然而外面没有朝廷的支持，内部又有身边人的阻挠，尧舜那样的志向没有机会施行。适逢吴敏揭开此事的端绪，击节叹息，于是议定了这一重大谋议。渊圣皇帝当时身在东宫，恭敬节俭，天下皆知；等到继承帝位，四方万民无不相庆，原本离散的心意一下子全都归附。直到今天，天下的局势本来就不可解脱。让君主把天下传给别人，这是古今最难以言说的事情。吴敏以一个孤立而微贱的臣子身份，冒犯雷霆般的天威，防备家族遭祸，仍然把这件事明确提出，这是天下罕见的节义。而到了去年秋天，唐恪、聂昌、耿南仲、陈过庭等人当权，想尽办法诬陷毁谤，把他贬逐到涪川，伤害了忠义之心，挫折了直言敢谏的气节，这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示范臣子的做法。陛下兴复帝业，四海蒙受恩泽，到了这时，臣才希望吴敏能够生还；可是他却因城下之盟，又被贬逐到岭表，使他白发之年还要重新牵挂亲人，泣血奔波万里，臣实在为此痛惜。况且城下之盟，自有主持这一谋议的人；吴敏当时还不是宰相，众说纷纭，他只是处在其中犹豫应对而已。至于金人已经退去以后，吴敏做了宰相，便决意追击，只是已经错失了时机，这才是吴敏的罪过。若只因这一点获罪，却与众人同样处罚；再因此抹杀他当初定策防变的功劳，那就太过分了。如今只记他的过失，因而废弃他的功劳，臣私下认为这并不是仁圣的本意，只是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没有详察，失于明确说明罢了。臣认为应当发布明确诏令召他回来，赦免他谋略不及之处，表彰并记住他不曾忘却的忠心和力量，以此劝勉臣子事奉君主，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况且臣在去年春天曾多次抨击朝廷专意主张和议，对吴敏并不是存有私心。当他势力盛大时，臣还同他争辩；如今他被斥退放逐，臣反而替他说话，区区之心是什么呢？其中完全是为了国家体面罢了。中书舍人洪遵在经筵讲说前代故事时说：“周世宗亲自征讨刘旻，在高平交战。刚一交锋，樊爱能、何徽便退逃。周世宗亲自督率将士作战，士卒都奋勇拼命、争先向前，刘旻于是败退。周世宗在潞州休整军队，大宴将士，并斩杀败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人，军威大为振作。” 臣听说，君主用兵并不难，难的是驾驭将领。其关键没有别的，只在赏罚二字。将领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时，必须认真记录他们的功劳，用来劝勉；等到有人软弱怯懦、退缩逃避、只顾偷生自保，就应诛杀惩处，不能赦免。如果确实这样做，那么人人都会自我激励，怎么会不拼死与敌人作战呢？周世宗处在五代末年，战争连日不断，国威不振。高平一战，一天之内诛杀败将七十人，上下都受到震慑而服从。至于将士奋命尽力，没有人敢顾念自身，于是能够把弱军变成强军，转败局为功业。五六年之间，攻取秦陇，平定淮甸，收复三关，雄强威武的声势震动夷夏。假如当时周世宗过分宽纵，稍有姑息，沿用苟且的政策，两个将领逃跑以后不能依法严正处刑，那么连覆亡都来不及，哪里还谈得上征伐取胜、纲纪得以施行呢？上天有时使万物生长，有时使万物肃杀，所以用雨露滋润，用霜雪肃整；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成就一年的功业。君主掌握赏罚的权柄，也正是如此。臣认为驾驭将帅、强兵克敌，根本原则不外乎此。洪遵又请求皇太后庆祝八十岁增加恩典的札子说：臣仰念陛下天生聪慧而极为孝顺，皇太后圣德隆盛，这是上天赐予的福禄；新年恰逢八十岁，天下之下，谁不欢欣喜悦？臣恭敬听说，宫中将举行庆贺之礼，并允许宰臣率领百官称贺，这是极为盛大的举措。臣私下听说，陛下打算在正旦下诏施恩，只给士庶八十岁以上的人以及宗室增加恩典，其他方面没有听说。臣私下认为，这种非常的庆典，应当有非常的恩典；而郊祀时大赦已经不久前实行过，若再举行，只会成为小人的侥幸。臣愚昧地请求在诏书中增加几项：如陞朝官中有父母在世的，都加封一次；命官中穿绿、穿绯服的，以及年满八十岁以上的，改赐服色；民庶八十岁以上的人，大略仿照汉代制度，赐给米、肉、酒；绍兴年间平江府、湖州遭受水灾的人户，明年夏税无论多少，一律免除。还请求下达户部，查核二十九年州县应缴纳的和买防绢，不论等第，一律免除一半。这样或许可以使恩赐的恩泽遍及天下，使实际的恩惠充分普及，和气与欢声汇聚而形成太平，那么皇太后就能享有亿万年的寿命，与天地同久，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臣实在浅陋，私下不胜犬马般的忠心，冒犯天威，惶恐战栗。洪遵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刚开始总揽朝廷权纲时，痛恨秦桧专权，当时所任用的台谏官都像鹰犬一样依附秦桧，排斥压制忠良，辜负了耳目之官的寄托。因此丙子年冬天，诏书首先下达，用来申明告诫。列圣的圣德光明昭著，对奸邪虚伪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丝毫隐蔽。那么当时那些结党依附、因而得到高位的人，理应立即放逐，以作为万世的警戒。臣谨考查故端明殿学士李文会，他一向以妄庸奴才的态度侍奉秦桧，献谀奉承，推销奸佞之言，与秦桧相互助成恶行，于是从选调官直接取得编修官，随后改换品秩便做了御史。考察他平日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迎合秦桧的意旨，因此不到三年便越级登上政府。后来虽被斥退，仍然能够出任遂宁知州、泸南帅臣。士大夫一致叹惋，认为这是刑罚失当。去年陛下亲政，按照旧日辅臣的惯例，派人赐给他茶和药。李文会自知罪大，专门使用媚惑灶神般的手段，甚至为人按摩脚部、奉承侍候，无所不用其极。等到他任成都官职时，贪婪狠毒，放纵荒谬，动辄成为百姓的祸害。吴援在绵州时，任意施行苛刻暴虐的政策，千里之内百姓都畏惧得两脚并立。李文会不但坐视不管，反而上章荐举他，向上欺骗圣明君主，向下辜负全蜀百姓；凶恶罪行已经完全暴露，连鬼神都应当诛杀。李文会死后，蜀地百姓众口一词地相互庆贺；假如让他苟且活到今天，必定还会受到放逐诛戮之刑。那么，四位官员对他的赠赐和恩典竟然用尽，完全按照前任执政的礼数办理，臣实在不明白。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赐明察，揭露李文会的罪恶，罢除对他的恤典。对上可以回应明确诏令，对中可以安慰蜀地百姓，对下可以维护公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赏罚。宋高宗时，龙图阁直学士汪藻请求严惩贪赃官吏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东南地区遭受战乱之祸，百姓涂炭，城郭成为废墟，其受毒害可以说极为严重。幸而敌人退去，民力稍稍宽缓；可是国家迫于供养官兵的需要，征收赋税从未稍有停止。又加上群盗不断窃发，官军经过的地方，焚烧残害比敌人到来时还严重。朝廷眼看着这一切，却没有办法制止，而百姓拳拳然尊奉君主、亲近上位者，一如平常。陛下应当怜悯他们，想办法救济他们。如今所谓宽恤百姓的大事，没有什么比除去贪婪残暴的官吏更优先的了。自崇宁以来，功利之说兴起，士大夫不再知道什么是廉耻，贪赃污秽的人横行州县；他们不但不担心受到法律惩治，反而凭借钱财结交权贵的，往往得到优良官职。因此小人从刚开始做官时就互相效仿，急切地搜刮侵吞，把不能在俸禄之外经营钱财看作耻辱。这种风气相沿至今仍未消灭，国家也因此受到敌人的侵凌，束手无策。唉，这种情形也可以稍加惩治了。近来情况更加严重，治理州县的人，大都因为盗贼没有进入境内、官军没有到来，没有借口征发和借取民财而感到遗憾。为什么呢？平时没有军务紧急的警报，也没有法外征敛，众目睽睽之下，还必须勉强遵守法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一旦遇到缓急之事，他们就借此盘剥百姓，官府取一分，私人却取十分，捶打骨髓、剥削肌肤，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搜刮才停止。这就是百姓怨恨郁结而无处申诉的原因。臣私下听说，祖宗时期官吏犯贪赃罪，无论大小都判处弃市，所以人们不敢重犯，执掌法令的官署也因此清明。如今即使不能完全实行祖宗的法典，若能选择其中一两个罪大恶极的官吏，确实处决并刺配，以警戒其他人；仍命台谏官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一名郡守，并保证其终身操守，日后若发现他有奸贪赃罪，举荐者与之同罪，不得因自首而从宽减免。郡守、监司如果辖区内有贪赃官吏却不向朝廷报告，反而被别人弹劾，罪罚也应如此。这样或许可以使这些百姓逐渐受到实际的恩惠。汪藻又上奏说：臣前些日子论说王革等人，不应因赦免而恢复职务。陛下亲自批答恩旨，认为王革等人是因为斟酌原先罪犯的等级而升叙。如今臣僚接连论列，如果完全不给他们叙复，就不能沾受登极赦恩。可以对各官员再按等次减降处分、恢复职务。臣狂妄浅陋的话，既蒙陛下俯听，又烦劳圣上详细开导说明。这样一来，臣虽然极其愚昧，难道不知道这是幸事吗？然而臣私下还有不能停止的事情，谨借宋晦之事再为陛下陈说。臣听说：庆赏和刑威，是君主的职责。说到赏赐而人们不认为是庆幸，说到刑罚而人们不认为是威严，这就不是君主之道。陛下亲自临朝执政以来，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早起晚睡，亲身修养德行，并不是不振作精神、焦心劳苦；按理说天下人应当无不畏惧威严、感怀恩德。然而军队一出动就违命，将领一任用就败退，士大夫又抗命傲慢，没有人知道听从君上的命令，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赏赐不符合功劳，刑罚不符合罪行。赏罚失当，没有比因赦免而恢复职务的人更严重的了。从前齐侯在郭国询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爱善人、憎恶恶人。’齐侯说：‘按你的话说，他是贤君，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郭君虽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虽憎恶恶人，却不能除去，所以灭亡。’ 自崇宁以来，纲纪日益紊乱。那些兼任官职、凭借权势的人，不是用钱财结交权贵宠臣，就是权贵宠臣的亲属；不是以误国开边来取得赏赐，就是像奴仆一样侍奉宦官以求进身。这些人全都是仆役奴隶一类的材料，本来不属于士人；他们乘时而起，荒谬妄行，把公器抢夺过来，像盗贼一样。考察他们一生，没有丝毫可以取得这种地位的道理，因此清议不能伸张，士大夫的道义受到阻塞，天下人切齿痛恨，逐渐导致了今天的祸患。幸而陛下中兴，清议也希望稍稍伸张，士大夫也希望能够施展志向，太平时期的风气或许可以恢复。那些一时贪婪窃取权位的人，即使全部削夺官爵，也不过是恢复他们本来的身份；何况他们的名位已经达到极点，家产已经积聚，子弟已经做官，亲戚已经显贵。士大夫还认为有些既得利益不能追回，这实在是国家的遗憾。如今陛下既然深知他们不对，却只因为赦免之恩，重新让这些人接连玷污清贵的官籍，岂不是要让他们终身保持宠荣？为什么小人总是幸运，而君子总是不幸呢？臣恐怕会重蹈郭君不能除恶的教训，使四方离心。有的人说，登极赦免是君主非常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下不让他们复职，就不是所谓豁然一新。臣认为，赦令所应恢复的只是阶官，职名不应恢复。为什么这样说呢？阶官是积累年资可以达到的，而职名则是君主用来对待天下一时英俊之士的；甄别提升的权力，如果不是适当的人，终身也未必能够得到。况且称作‘复’，是说这个人的才能足以担当此职，只是偶然因过失被夺去，如今赦免他的过失，所以恢复它。若本来只是凭侥幸得到，起初根本没有应当得到的道理，怎么能称作恢复呢？如果小人起初如此容易得到职名，得到以后却如此难以夺去，那么英俊之士就会彼此说：‘我为什么还要磨炼自己呢？’即使升迁褒奖也不过同这些人一样，想要使风节坚强、事业功绩建立起来，难道不困难吗？议论此事的人又说，那些职名朝廷既然已经给了他们，如果夺去而不归还，怎么能禁得住他们怨恨呢？臣认为，君主给予或夺取，只须问该不该给予罢了。从前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只能吃粗蔬，到老也没有怨言，因为处理得公正。李吉甫辅佐宪宗时，裁减冗余官八百员、吏一千四百员，也没有听说他们怨恨。管仲、李吉甫只是臣子，尚且能使人这样退让听命，难道陛下凭借君主权势的便利，革除数十年来名器滥授的弊病，却还要担心这几个鄙陋小人不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