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九

译可以用来比喻大事。臣怀抱微薄而专一的忠心，只愿陛下幸而加以选择。胡宏上书说：“治理天下有根本，这根本就是仁。什么叫仁？就是心。心这一官能广大无边，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怎么能够认识它的本体呢？如果有所不察觉，就不能认识它；如果心中有所顾虑、有所畏惧，那么即使有能够认识、能够察察的良心，也会逐渐消亡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是臣最大的忧虑。敌国占据形势险要的地方，逆臣在中原僭越称帝，牧马快速逼近，想要争夺天下。臣并不是害怕这些，而把良心是否保存作为最大的忧虑，是因为良心充满人的全身，贯通天地，主持万事、统摄一切，是亿万百姓的根本。观察天理，没有比排除欲望更好的办法；保存良心，没有比树立志向更好的办法。陛下也有朝廷政事，如果不让它们牵涉思虑，宠幸的近臣和机巧之人不陈说于面前，妃嫔美色不侍立于左右，正是时候。陛下不妨在这个时候沉思静虑：当今之世，在陛下自身所承担的责任中，什么事情最大？什么事情最急？如果一定会感到惭愧而饥馁，悲痛而哀伤，坐立徘徊，不能自安，那么良心就可以被察知，所说的话也就可信了。从前舜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瞽叟也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的父亲。父亲享受天下供养，难道还会困穷贫约吗？可是瞽叟仍然不高兴。从常情来看，舜本来可以不再顾虑了；但舜忧愁迫切，天下这样广大，也没有什么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徽宗皇帝享受天下的奉养将近三十年。钦宗皇帝生长在深宫，享受乘舆的待遇，直到成为皇帝；一旦被仇敌劫持，远行到穷荒之地，衣裘失去司服所掌管的制度，饮食失去膳夫所调制的滋味，居住失去宫殿的安适，妃嫔的美好举止也失去威严，处境辛苦而狭窄困顿。他们希望陛下向敌国用兵，心心念念，犹如饥渴之人想得到饮食，只希望有一天能够生还，父子兄弟相互扶持哭泣，欢乐如同平生相处，伸长脖子向东遥望，到今天已经九年了。臣身份疏远卑微，想到这些尚且痛心，吃饭时喉咙哽塞，未曾不放下筷子站起，想着要有所作为，何况陛下正承担这样的责任呢？可是朝廷中的臣子不能上体天心、充实陛下仁孝的志向，反而凭借天子的尊严，向仇敌面北称臣。陛下自己想一想，用这样的事情侍奉父亲，与舜相比怎么样呢？况且群臣智谋浅短，自知不足以担当大事，所以想在江左偷取安逸、贪图宠幸荣耀，都是替自身谋划罢了。陛下却相信他们，认为一定要坚持这样做，这样难道可以进而抚定中原、巡视陵庙、迎回两宫吗？又会造成什么错误呢？万世不可磨灭的耻辱，是臣子一定要报的仇，是子孙睡草席、枕兵器、誓不与敌人共同存在于天下的原因。然而陛下却顾虑畏惧，忘记这些，不敢把它们当作仇敌。臣下中有僭越叛逆、明目张胆而公然进行负贩活动的；有协助赞成敌人、替敌人羽翼辅佐的；有依附两边、想以中立来免祸的。陛下却顾虑畏惧，宽容他们，不敢把他们作为应当处理的事情。守着这种状态而不改变，那么祖宗的神灵终将永远暴露在外，再也没有人与之共同保存。父兄的身体终年困顿受辱，寻求归来的希望也断绝了。中原士民终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地方可以奔走申诉。陛下想到这些了吗？王安石轻率地任用自己的私见，纷纷更改法令，抛弃诚信而怀抱欺诈，兴办财利而忘记道义，崇尚功利而违背道理。人人都知道王安石废弃祖宗的法令，却不知道他连祖宗的道也一并废弃了。邪说一旦流行，正论被屏弃，所以奸臣敢于借绍述祖宗的名义来放纵私欲，对下诬陷君父，对上欺骗祖宗，诬谤宣仁太后，废黜迁徙隆祐太后，使我国君臣、夫妇之间顿时产生弊病，三纲废坏，神明教化的道路暗淡得将要灭亡，于是使敌国在外横行，盗贼在内争斗，王师受伤失败，中原陷落，两位圣上远居沙漠，皇帝车驾偏僻地寄居东吴，喧嚣不安的万民不知道最终归宿，祸患到

译了极其惨酷的地步。如果仍然习惯因循守旧，害怕变更，丧失三纲的根本天性，蒙昧于神明教化的良能；上面用利益和权势诱导下面，下面用智术来求取上面的支持，那么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相符，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伦纲纪由此不能修明，天下万事都倒行逆施，人的欲望放纵而天理灭亡；这样与先朝想求救于祸乱却招致升平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

译最后说，陛下即位以来，中正之臣和邪佞之臣轮流进退，却没有坚定不变的诚意。然而陈东先因直言劝谏而死，马伸后来因正直言论而死，却没有听说诛杀一个奸邪之人、贬斥一个邪佞之臣，这究竟是为什么摧折中正之士如此有力，而除去奸邪却这样困难呢？这虽然是当时辅相的罪过，然而中正之士本来就是陛下的心腹和耳目，为什么凭借天子的威势、掌握亿万人的性命，却不能保全两三个作为心腹耳目的臣子来辅助自己，反而让奸邪之人能够杀害他们，这该责问谁才可以呢？臣私下为陛下威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痛心悲伤。知饶州李弥逊上奏说：“臣听说，光武帝从南阳起兵，一年就攻破新室；肃宗从灵武起兵，一年就收复两京；元帝从建康起兵，几个月内君臣之礼便确定下来，终于成就东晋的根基。事情虽然不同，但都因为谋划深远、志向坚定，努力实行而不迟疑，所以功效完成得这样迅速。臣私下认为，国家的祸患，自古以来从未听闻有这样严重的。上天保佑宋朝的德运，陛下在艰难之中兴起。凭陛下英明睿智、神武勇略，哪里只是可以与汉、唐的君主并驾齐驱呢？而祖宗流传下来的恩泽深入人心，比起前代数位君主，哪里只是相差十倍百倍呢？然而时间越拖越久，大功尚未完成，实在是因为圣上的志向还没有确定，朝廷的谋略还没有定下来，上下没有可以遵循承受的方向，大小臣子也没有途径来施展自己的才能。自从多事以来，朝廷虽然未曾不把收复国土作为急务，但前后议论的人各自偏执自己的主张，彼此相互矛盾。主张和议的人认为征讨是失败的谋略，喜欢进攻的人认为守备是错误的计策；认为自己正确而认为对方错误，早晨下令晚上就改变，纷乱错杂，向上扰乱圣听，犹豫不决，只是一天天拖延罢了，眼看秋防的期限就要到了。所以八九年间，连排除困难、解决纷争都来不及，对于恢复失地的谋划，起初根本没有确定的计策。希望取得治理成效，真是困难啊！一个拥有千金、建造大宅的人，必定先测量四角，端正地基，然后召集工匠、备办材料，筑起围墙、建造房屋，这样房子才会建成。不然即使有良工，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技巧。何况天下这样广大，不能端正它的根基、确定它的规模，怎么能够治理好呢？《尚书》说：“办事不以古人为准则，而想使国家长久存在，这是没有听闻过的说法。”恭请陛下振奋刚健勇智的德性，考察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斟酌今天应当办理的事务，从皇帝内心独自裁断，确定规模而竭力谋划。奸邪的言论和浮泛的议论，排斥而不用。皇上的志向确定以后，再询问一两个同心的臣子，任用他们而不怀疑，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恢复国土，指日可待。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去做却能成功的，也没有做了却不能成功的。古人有话说：“祸患没有比认为事情不值得做而不去做更大的。”希望陛下早日谋划此事。” 弥逊又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坚定得像磐石，不等到一天终了，便作出决断，吉祥。’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以后就可以见到成效，三年就会取得成功。’天下的事情，正当面临时机、应对变化时，间隙连头发丝也容不下，早晨听到便在晚上实行，还担心会错失时机。至于扩大长远的谋划，振兴长久的防务，把谋略留给百代之后，如果不先培植根芽，封土培育并长期养护，就不能成功。因此不等到一天结束，并不算急促；一月、三年之间，也不算长久。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项。国家在靖康末年，法度大为败坏，陛下继承宏大的事业，每天更新各项政务，应当像创业之初一样，逐条提出，依次施行。然而外有祸患、内有忧患，没有安宁的岁月，竭尽心力去办理，也只是勉强救目前的急难；那些长远而重大的事情有所来不及，这也是临机应变、随时处置的道理，是不得已罢了。但上下习惯成自然，便把它当作理所当然，除了抵御敌人以外，一切事情都不再议论。偶尔有人陈述一个主张、讨论一件事情，只要利益在几年以后，众人就都指责它迂腐空疏，嘲笑诋毁它。朝廷因此把它看作不急迫的事务，搁置起来而不加理会，妨害功业、损害治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孟子说：‘患了七年的疾病，却想临时寻找三年生长的艾草来医治；如果平时不积蓄，终身也得不到。’

译《传》说：‘没有三年的储蓄，就称不上是自己的国家。’ 难道治理国家的谋划，连眼前三年的事情都顾不上吗？恭请陛下诏令左右辅弼之臣，在抵御敌人的空闲时间，取用有关社稷长远大计、治安与动乱危亡根本的谋划，分条详细上奏。陛下稍加思虑，审察事情的先后和缓急而推行，日积月累，必定会有成效，从上面辅助中兴的治理，或许国家能够有确定安定的日期，百姓能够有休养生息的希望。”}], 弥逊又上奏说：“臣听说，谋求天下安定的人，不把艰难险阻视为劳苦，所以最终能够安享逸乐，并成就万世长久的基业；沉溺于宴饮安逸的人，忽视因循苟且的危险，所以在闲暇中懈怠，终于招致一旦之间的祸患。从前在多事之时，君主没有不想求得安定的，但往往到了颠沛覆败、离散崩析的地步，正是因为乐于苟且而厌倦艰难。臣仰思陛下聪明睿智，具有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的才能；自登基以来，焦心劳思，谋求治理的功业，本来应该已经使天下安稳如泰山了。然而国势尚未安宁，百姓尚未安居，稍有警报，朝野上下便骚动不安，陛下也不能在九重深宫中高枕安睡，这一点臣实在不明白。难道陛下还可能在闲暇中懈怠，对于救火救溺的防备，不能从早到晚急切办理吗？为什么这样说呢？臣私下观察，连年敌人退却以后，朝廷内外一片和乐，便认为没有事情了；朝廷已有停止武备的迹象，将帅也想着卸甲归马的日子。一天没有事情，便庆幸一天的安宁；一个月没有事情，便庆幸一个月的安宁。想求得一年四季的安宁，已经不可得了，何况想求天下长久安宁，可能吗？贾谊处在汉文帝时，曾说这就像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便因此说是安全的。” “拿今天的情形与此相比，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易经》说在萃卦中整治兵器，在既济卦中警戒意外；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处在安定时考虑危险，尚且不可迟缓，更何况想把危急转为安定呢？”臣希望陛下不要把艰难险阻看作非常劳苦，而要把因循苟且看作非常值得忧虑；忘掉眼前朝夕的享乐，为国家社稷万世长久的计策打算，天下幸甚。” 弥逊又上奏说：“臣近来奉大臣传达的圣旨，命臣逐条陈述今天应当施行的事务。臣惶恐震惧，不知所措。自念才疏学浅，不懂治国的根本，凭什么仰承圣训？只好竭尽愚诚，略陈犬马之诚。臣痛心想到国家多事，已经十多年，前后谋划失误，屡次改弦更张，以致误使陛下如此焦心劳苦，却还没有看见成效。臣谨按考察公议，斟酌事务，认为今天的政略规模，应当赶紧采取自行整治的办法，先使国势一天天安定、一天天强盛，以图谋恢复，这才是万全的防备。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办法，分为六项：一是巩固藩篱，以抵御外来侵侮；二是严整禁卫，以尊崇朝廷；三是训练四方军队，以壮大国势；四是充裕国家财用，以储备军粮；五是收取民心，以巩固根本；六是选择守边将帅，以责成实际成效。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六项，那么一年可以安定，三年可以强盛。然后凭借闽、广的财利来守卫淮南，积聚四川的财富来窥伺关陕。政事既已整顿兴办，就一定能够取胜；否则便按兵坚守，传发檄文，派遣间谍，远方的人也会自行归附。只在于陛下是否采用罢了。然而臣所陈述的，是拯救危局、平定乱事的防备，难以沿袭旧制，所以平时也应当像创业之初那样办理。” “首先必须陛下深思熟虑，明白看见利害，坚定而不疑惑，确实决意努力实行，不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然后才可以选择人才来任用。几年之间，就可以看见成效。实在是因为国势空虚、危弱到这种地步，已经非常严重；不采取持久的办法，不能有所成就。如果只应付眼前，把长远计划认为迂阔而不去做，孟子所说三年蓄艾的道理，正可以拿来作比。陛下既然想努力实行，又委任了合适的人才，那么在听取意见时尤其不可不审慎。因为兴办大利必然会有小害，谋划长远事业必然不会立刻见功，这类道理不是普通人所能窥见的。况且提出言论很容易，建立事业却极其困难。如果事情稍有小害便立即停止，任用的人稍有小过便立即废弃，一味沿袭前日的旧路，臣恐怕只是徒然施行小恩小惠，却损害陛下安危的大计，日复一日，事情没有建立的期限，再过几年，天下就会有不胜忧虑的事情了。臣冒犯圣聪，罪该万死。伏望圣上察知臣一片忠心，臣不敢顾惜自身，愿以上报天地生成之恩；请宽赦臣万死之罪，使臣能够略微谋求报效。臣惶恐激切、战栗不安到了极点。” 兵部侍郎王庶入朝应对。皇上说：“召见卿的那天，张浚已经离开，赵鼎还没有到，这是朕亲自擢用卿，并不是有左右近臣帮助。”王庶叩头谢恩，因而上奏说：“恢复大业十年没有建立，过失在于偏听偏信、急于求成、轻视爵位赏赐，使邪正是非混杂。果真能够赏有功、罚有罪，谁会不服？从前汉光武帝凭军队取得天下，并不因为事情不急就夺取军费；不了解军事的人，不可以让他谈论军事。”又当面陈说并用手比画秦、蜀的利害。皇上非常高兴，当天就升任他为兵部尚书。岳飞任太尉，随驾到建康。皇上把王德、郦琼的军队隶属给岳飞，诏令告诉王德等人说：“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如同朕亲自出征。”岳飞多次见皇帝，议论恢复大业的谋略，又亲自上疏说：“金人之所以在江南扶立刘豫，大概是想荼毒中原，让中国人攻打中国人，金人便可以停兵休整，坐观形势。臣希望陛下借给臣一些时日，若时机便利，便率军直趋京洛，占据河阳、陕府、潼关，以此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已归还，便派王师前进，他们一定会放弃汴京而逃走；河北京畿、陕右都可以全部收复。然后分兵进取濬、滑，经营两河。这样刘豫就可被擒，金人可以消灭，社稷长久的计策，实在就在这一行动。”皇帝答道：“有这样的臣子，还忧虑什么恢复大业！”进退行动的关键，朕不加以牵制。岳飞担心与张浚不合，请求终止母亲丧期，诏令强行起用并加以慰问遣送。岳飞于是上奏说：“近来寝阁中关于此事的诏命，人人都说圣断已经坚定，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臣愿率兵进讨，顺应天道，凭借人心，以曲直判断强弱，以逆顺判断强弱，万全的成效可以保证。”又上奏说：“钱塘偏处海角，不是用兵之地。希望陛下在上游建立都城，采用汉光武帝的旧例，亲自率领六军往来督战，这样将士或许知道圣意所向，人人都能效命。” 诏令尚未答复，郦琼便叛变了，张浚这才后悔。岳飞又上奏说：“希望进军屯驻淮甸，等待时机攻击郦琼，务期将其击破消灭。”皇上不许，诏令军队驻扎江州，作为淮、浙的援军。

译监察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听说，固守一隅之见、偏听偏信而自以为是的人，叫作众人；见到善处便改正，只以合乎义为准的人，叫作智人；能够通达流转、随时变化而不可测知的人，叫作圣人。只有圣人的见识高出一世之上，所以能够驾驭统摄天下，成为天下之主。臣认为和议，是高出世人的见识，陛下已经具备了这一见识。为什么呢？敌人侵虐中原，祸害流布，于是大声呼号、怨恨敌人，想要捣毁敌庭、报仇雪耻，这是众人的共同想法。有智慧的人却不这样认为，考虑到我们的形势还不能与敌人抗衡，料定敌人的心意又不敢相信，于是用谦卑的言辞、恭逊的态度，姑且说顺从他们，这是智士的共同想法。陛下却不这样认为，陛下认定敌人的心意在于休兵，河南之地一定会归还我们，所以在众议犹豫不决时，以刚强明断、不可回转的决心坚持到底，因而取得陕、洛、汴，又取得禁军弓箭手来防备西进的西夏，取得谷粟、布帛、麻布来宽解出蜀军队的供给，可以说是盛大的举措。然而现在，迎请梓宫和太后的使者一半被留下、一半返回，凡是我们向他们恳求的事情，他们都吝惜答复，而且迟迟不办。陛下在这件事上虽然已经有高出世人的见识，但要通达变化，臣区区之心仍然对陛下有所期待。” “因为敌人今天的形势，不是前日的形势；我们的形势，也不是前日的形势。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替敌人谋划的人，主张与我们和好；而如今替敌人谋划的人，主张和好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然而敌人舍弃河南之地，收敛行迹向北退去，如果不是国内有牵制的忧患、国外没有进攻别人的力量，事情还没有到这种地步，那么通和的议论，他们哪里会突然改变？只是那些谋划国事的大臣，一定不肯完全遵从前议，势必要稍微表现出艰难曲折的样子。既然如此，我们向他们恳求的事情，难道能够一次请求就成功吗？所以臣说，敌人今天的形势，不是前日的形势。河南百姓刚陷于敌手时，每天都怀念朝廷；如今他们归附了朝廷，却每天担心失去朝廷。臣近来见到陕西的军民，他们都说敌人没有什么技能，我军用一个人便可抵挡敌军四五人。臣推断说：‘这样看来，关陕应当永远没有丧失的忧患了。’他们回答说：‘不是这样。朝廷主持关陕，敌人就可以战胜；朝廷放弃而不顾，那里就会再次瓦解离散。’唉，这大概才是真实情况！假如果真有瓦解离散的忧患，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所以臣说，我们今天的形势，也不是前日的形势。既然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不同，那么用来与敌人沟通、保守新收复疆土的办法，也必定有相应的道理。” “应当沉静而不要急躁，放缓而不要逼迫，坚强忍耐，以此成就和议的诚意；从长远考虑，防备形势变化。如果敌人有求于我们，在可以答应的地方斟酌采取中道来顺从；在不能答应的地方，用谦逊的辞意婉言拒绝。这是与敌人沟通的办法。确定帅臣，使他专一负责其所托付的事务；贯通军队的形势，以显示我们的军威。整治三京，使它们气脉相连；分别委任大将，使各处号令相互接应。这是保守新收复疆土的办法。” 刚中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拥有天下，就像人拥有四肢一样。人的四肢，只有血气通畅融洽、脉络流通，然后疾病才不会发生；一处发生痞塞，皮肤肌理就会因此失去荣润。君主的天下，只有德意相互信任、政事普遍施行，然后危乱才不会发生；一处废弛隔绝，纲纪就会因此不能贯通。国家多故以来，江淮以北，阴邪之气结成痈疽、聚成痼疾的情况，不可胜数。幸赖陛下感动天地，使强敌改变心意，和气得以贯通，大河以南的灾异也平息了，这是极盛的德行。”臣今年四月被任命为枢密院行府参谋官，渡过长江，越过淮河，经过京洛，抵达关陕，曾替陛下详细观察今天天下的形势。关陕刚刚收复，而且距离遥远，但使它恢复秩序必定较容易。三京距离东南较近，但使它恢复秩序却还很困难。关陕恢复秩序之后，三京的力量又能与它相连接，那么关陕的安定就可以长久保持。如果三京的力量在中部衰弱疲敝、不能振作，关陕就会孤立隔绝，以后将有值得忧虑的事情。臣请求详细说明。陕西诸路虽然号称新近收复，但得到禁军约四万人，都是强壮勇敢、善于作战的人，这说明官府并非没有军队。” “弓箭手原有定额十四万人，如今还得到六万人，这说明百姓还可以充当军队。年成虽然很坏，但官府现有的粮食加上和籴所得的粮食，总共可以满足一年的食用，这说明土地并没有完全荒废。如今又增加秦凤、熙河出蜀的军队，由宣抚使在中间节制；一旦有警，精锐部队据守险要，六路经略奔走传达号令，敌人不容易窥伺。臣所以说，恢复秩序容易。只是洛阳经过百战之后，凋残尤其严重。它的西面与陕府相邻，陕府自李彦仙死守以来，敌人竭尽力量攻取，百姓几乎没有幸存者。它的东面，汴京、应天府一带，长期被刘豫的凶焰焚烧，焦灼痛苦还没有恢复。三京现在计算户口虽然只有四十万人，但与平时相比不到十分之三。近来又因为屯田司收取已经出租的田地，追缴原来购买农具的钱，公私事务互相妨碍，过冬麦子不能下种，百姓力量极其困乏。论地势，则是平原道路相通，看不见藩篱屏障；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披甲作战，没有一家百姓可以向上供输。孤城中刚聚集的民众彼此不统属，容易产生嫌隙。所以臣说，恢复秩序困难。关陕先恢复秩序，而三京不能振作，那么朝廷的德意和政事就会在数千里之间闭塞，犹如盗贼困兽将死、侥幸乘守事者防备不周而发动袭击；这样，潼关以西也只能自行保守。” “没有力量相互援助，纪纲废弛隔绝，难道不会再次给关陕留下忧患吗？臣希望陛下与二三位大臣讲求保养三京的办法，选拔任用有名望德行的士人，把他们安置在要郡；审慎选择才干谋略敏捷而博洽的官吏，让他们担任监司；增加扩充戍守军队，谨慎防备意外；精心研究屯田，使百姓安居乐业；使朝廷的和气从东南传到西北，中间血气融洽、脉络流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饮食休息一天天趋于安定强盛，那么事业功业的兴起就难以估量了。如果不是这样，肌理不能荣润，再有患病之处，不加治理就会越来越严重。”

译刚中又作《论东南根本疏》说：“臣听说第五琦在彭戍原谒见肃宗时，上奏说：如今最急迫的是军队，军队的强弱取决于赋税。财赋的来源，江淮是深厚的渊薮。臣请求把东南的财货全部飞运到函谷关。肃宗很高兴。臣不知道陛下认为肃宗以第五琦的意见为正确，还是不正确？如果陛下看出肃宗的错误，臣便不再议论；如果认为是正确的，那么臣想说几句话。西北发生动乱，借东南作为根本，为什么却想先动摇根本来迁就西北呢？国家两宫远行，中原尚未恢复，百姓每天都盼望陛下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说可以抛弃西北而不顾，是不对的。再说人心长久不能收取，就会离散；恩德长久不能继续施行，就会枯竭。僭越窃据的势力，难道可以容许它盘结得越来越牢固吗？说可以抛弃西北而不顾，是不对的。知道应当以西北为念，竭力坚持这一主张而不忘经营，就能成功；但说可以困竭东南来迁就西北，也是不对的。” 《尚书》说：“百姓没有永恒不变的归心，只会归心于有仁德的人。” “西北的百姓把东南看作富足之地，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即使曲折万端，也一定会到达那里。如果东南自身便有忧愁叹息的苦难，他们还有什么值得仰慕而归附呢？总之，事情不能让它再次失去防备。如今陛下亲自抚御六军，大臣统领防守的将领，竭力共同洗雪前日退避失策的悔恨，天下幸甚。否则，盘中的水一旦跌落，恐怕就再也没有能够收拾的机会了。” 刚中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朝廷自去年冬天提出移驾的建议以来，议论此事的人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有人说建康凭借长江作为险固屏障，假如敌骑侥幸有万一之变，建康便会首先承受敌人攻击，不是百官可以安枕的地方，因此认为巡幸浙西是对的。有人说士卒的士气，把朝廷进退作为强弱的标志；前进一尺，便有奋勇的希望；后退一寸，便有军心瓦解的忧患，因此认为巡幸浙西是不对的。臣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对。古人说：‘君主的门庭远在千里之外，朝堂之下远在万里之外，如果一定要等到临近之后才治理，那么远方已经变成这样了。’亲自处在战事之中，难道就足以治理天下吗？古人又说：‘不出门户便知道天下，坐在室内便看见四海。’如果一定说远方难以治理，那么近处也同样容易治理吗？能够决胜于千里之外，难道不是这样吗？邻近有强敌，士卒还没有解下马鞍，或进或退，观察时机、应对变化，这些还不足以决定是非，恐怕是非在其后果。假如朝廷的谋划足以料敌，赏罚足以驱使人，即使只传递一封书信，也可以驱使三军赴汤蹈火，谁能说舍弃建康便不能取胜？别人也就不能非难此举了。假如防备安排失策，外敌可以侵入，那么敌军一匹马早晨渡江，晚上就能到达东南，临安又怎么能够保全呢？” “我又怎么能独自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呢？如今的计策，关键在于保全所谓正确的方面，不要让它被人认为错误。皇帝的车驾已经回到临安，侍卫也到了临安，百司诸府全都到了临安。朝廷认为这样已经安定且治理好了吗？还是认为并非如此？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如果心中认为尚未治理好、尚未安定，便应当早晚谋划：这样守淮河，这样守长江，哪里设置军队，什么人抵御敌人；上下同心，不把中原置于考虑之外，这样难道会妨害中兴大业吗？如果陛下与二三位大臣认为已经治理好、已经安定，军队从此可以逐渐停息，百姓从此可以稍稍休息，敌人不再来犯，东南不再受扰，而我们处在堂奥之中、有藩篱屏障，已经可以托付安居，那么臣恐怕将来不能没有悔恨。这两种情形，朝廷应当自己知道选择哪一种。陛下难道没有看见，銮驾所到之处，州县乡里的老人携子抱孙，肩挨肩、脚碰脚，仿佛见到父母一样；对于养育、保全他们的办法，陛下应当有所勉励。董仲舒说：‘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加以用心罢了。’臣的一片区区之心，实在难以尽言。” 刚中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近来敌国使者来到朝廷，人心疑虑，都说国家数年来盘曲隐忍、等待时机的气势，一旦之间又被甘言诱惑而自行瓦解。因此感到激愤不平的人，都把自己的看法直言进奏。议论事情的人，如果言辞不切实深刻，事情就不能挽回；议论事情而希望它一定改变，言辞往往会有偏激过分之处。听取议论的人觉得为难，君主有时甚至会厌恶听到这些话。然而可与否相互补益，是社稷之福；随声附和的议论，是古今的祸患。所以圣人建立功业、办理政事，宁可让众人的智慧全部陈述出来，即使可否相反，也不希望上下相互取悦、彼此附和。宁可让他们发扬宣扬意见，哪怕愚直鲁莽，也敢当面折冲争辩；不应让他们缄默隐避、观望顾虑而心中非议。只要我守住中正平和、最为恰当的原则，裁决应对事机，那么即使众多议论中有时出现偏激过直的意见，也一概虚心容纳。因此下臣有竭尽言论的忠诚，君上有兼收众议的美德，事情也就没有不能得到妥善处理的。敌人的仇恨，臣子都铭刻在骨髓之中；然而国家士卒战马的力量、财用的来源流向，明智的人应当自己默默了解并在心中谋划。敌人虽然不能不伺机行事，也不能不顾虑敌情，所以才肯用好听的话启发我们，向我们表示善意。”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严厉拒绝他们呢？拒绝他们确实容易，但将来谋划怎么办？如果说有挥动旌旗、迅速扫荡、问罪敌人、势如破竹的形势，那么平时就可以采用，何必等到拒绝使者以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呢？所以一心主张不与敌人讲和的人，臣知道他们的话必然偏激过分而难以听取。虽然如此，狗正在咬人，难道会无缘无故自行停止吗？老虎正得到肉，也一定不会无故放弃。强敌已经习惯于处处如意，如今突然想归还我们已经放弃的土地、交还我们已经失去的百姓，这未必可信。况且妖异祥变、诡诈反复的人，各个时代都有，也不可不察。所以一心不愿议和的人，他们的话虽偏激过直，臣认为陛下正应当虚心容纳，同时守住中正平和、最为恰当的原则。中正平和的原则，究竟应当怎样实行？也不过是应对它罢了。对方的好话善意，我们姑且接受；他们整备马匹、按兵不动，我们静观其变化。怎样守长江、守淮河，应当更加详尽地讨论；怎样取得中原、谋求恢复，应当更加深思。假使上天有意悔改灾祸，我们就与亿万百姓共同享受福泽；如果敌情难以测度，我们就与三军将士始终做好准备。况且时势已经变化，事情也已不同，应当不至于像前日那样束手而落入他们的计谋。” “道理非常明白，但人情不免疑惑，正是因为不了解朝廷。究竟相信还是不相信，朝廷打算怎样罢了。如果朝廷认为敌人的话一定可信，希望很快与邻国友好，那么议论者的话恐怕有可采纳之处。如果并不认为可信，只是姑且说顺从，那么以弱者应对强者，在道理上是顺势的；以诚心对待欺诈，对我们也没有损失。议论者即使说得过分，陛下自然可以宽容。古人说：‘听取言论，是观察事情的征候；谋划计策，是决定存亡的关键。’陛下跨马横槊，凭此取得天下，敌人的真情假意，难道还要等马援说了以后才看得见吗？听取言论、决定谋略，也应当审慎。臣是疏远之臣，怀着区区而不能自已的心意，上奏冒犯天威，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

译刚中又上奏说：“臣本月十九日接到枢密院札子，完整奉行圣旨中的条文：因为梓宫尚未归还，太后仍在远方，陵寝宫阙以及兄弟宗族的缘故，陛下想要委屈自己来求和，命在朝侍从、台谏之臣详细思考应当怎样办理，逐条上奏。臣拜读诏书，不禁流泪，仰见陛下孝友之心感动上天。敌人改变心意，事情虽值得高兴，但说到要委屈自己，臣子实在不忍听闻。况且国家南渡以来，历经艰难险阻，寒心丧志，只能勉强自立，说今天可以同敌人争胜，不是痴妄就是愚蠢。又何况敌人派使者来说：‘要休兵，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若说：‘要用兵’，敌人就说要通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若说：‘要立敌’，敌人就说奉送梓宫、太后回来，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若说：‘不愿听他们的甘言、接受他们的善意，稍微降低言辞态度来求和，形势上有不能不这样做的地方。’可是陛下诏令群臣说要委屈自己，这一点臣还没有明白。委屈自己的事情，并不只有一种。前代固然有奉送子女的，有供给金帛的，有割让土地的，有面向北方称臣的，都是上为宗社、下为百姓，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国家对于金人，土地被他们占据，金帛子女被他们取走，尊崇的称号也曾自行贬低而称臣，委屈自己已经到了极点。” “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要怎样委屈自己呢？父子之间根本在于孝，君臣之间根本在于忠。陛下想为亲人委屈自己，这是孝；难道能使天下人都忘记陛下而废弃忠吗？上至士大夫，下至国人，众至三军士卒，正同心拥戴陛下。如果敌使狂妄悖逆，经过一个县便想让县令下拜，经过一个郡便想让郡守下拜，到了中都又妄自提出要求，那么这就不是传一封书信从北方安抚平定南方，而是让人人都屈服；人们都肯听从吗？国人的心情，就是士大夫的心情。陛下询问士大夫，就能知道国人的心情。至于三军士卒的心情，也可以由此推知。陛下如果还不相信，试着召见一两个大将询问，他们一定不会成为郦琼那样的人，也不会率领三军屈膝投降。士大夫的心愿不能顺遂，小则离去，大则不过是自身死亡罢了。三军的心愿不能顺遂，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不是臣所能预先说尽的。强敌奉命来到边境，而我国军民一半顺从、一半不顺从，使者惊愕相顾，碰到藩篱而返回，那么结仇造怨就更加深了。哪里比得上用谦卑的言辞答复使者说：‘江南虽然小，自然也各有君主统治；以小国事奉大国，称臣是可以的。’” “只是难以实行的礼仪无法堵塞大国的责难，也无法使其顾念怜悯。”这样就是我们的诚意不足以感动大国，而上天最终还没有悔改降祸。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办呢？然后督促勉励将士，谨慎防备意外。江外一旦有战尘兴起，上下同心协力，再次修治甲寅年之战的准备。臣恐怕敌人未必能把渡过长江看得如同走平坦大道。虽然如此，臣还有一个办法。陛下要答谢使者，必须先召集大将，再令他们各自与身边几名高级统制官共同议定此事。陛下还应当敞开心怀，把责任推给他们说：‘金人用难以实行的礼仪要求我，你们答应吗？’如果说可以答应，那么日后敌人再传来一封书信，提出比这更过分的要求，又将怎样谋划？如果说不可以答应，一旦边境有警，谁来替我们抵挡？他们如果慷慨流泪，各自愿意效死，那么长江一带的士气已经增加十倍。答谢使者又有什么可怕的？臣不敢远引前代铺陈成篇，只把今天系关存亡祸福的关键，向陛下陈述大概。臣愚昧浅陋，不足以奉承明诏，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宽赦。” 刚中又上奏说：“臣听说敌国使者住进馆舍后，朝廷派官员同王伦等人商议，众议都认为朝廷处理得适中，一定不会有过分举动，和议的事情可以按次序办成，这是极大的幸运。然而众人都知道和议可能办成，却不知道将要成功的事情也可能失败，必须有办法促成它。为什么呢？敌人所要求的事情容易做到，事情就一定能成；敌人所要求的事情极其困难，事情就一定会失败。事情成功了，谋划可以继续推进；事情失败了，聪明人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这是祸福萌发的细微关键，不能有丝毫差错，陛下应对时能不审慎吗？”假如敌人向我们提出极难答应的要求，那么和议失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激怒敌人，二是激怒国内。两者有一个发生，不但和议不能成功，祸患也会很快产生。臣请试着说明大略：朝廷如果说‘敌人的要求不能答应，必须用严厉辞令拒绝’，敌人一定说：‘称臣的是你们，请求和议的是你们，导致我使者往来的是你们；如今突然这样说，是我没有欺骗你们，反而是你们又没有信用。’那会怎样激怒他们？和议从此就失败了。朝廷如果说‘不能违背敌人，完全低头听从’，国内必定说：‘这是没有中原了，这是抛弃君主尊严了，这是忘记宗庙了。’” “即使有堵塞河流的力量，恐怕也堵不住众人的议论；那样激怒国内又会怎样？和议也会失败。今天的计策，必须用适中的意见调和、约束双方，使顺从敌人要求时不激怒国内，有可以辞拒的地方也不激怒敌人；曲折周旋以促成此事，这样和议才可以成功。虽然如此，采取适中的举措，关键在于不要急于求成。假如事情还没有办成，就更应选择善于议论的人，熟悉地担任使者，向对方陈明道理，使他们心意释然、心情喜悦，共同选择对双方都公平的办法，坚守并实行它；还要明白告知，使朝廷内外都了解，不要让下面产生忧虑疑惑之意。这样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汉代韩安国说：‘谋划事情一定要效法祖先，发布政令要考察古代言语。’臣私下听说咸平二年，章圣皇帝对曹彬说：‘北方边境最终会和好，这件事需要朕为天下苍生委屈自己；但又必须执守纲纪，保存大体，这才是长远利益。’陛下想使谋划之事效法祖先，所应遵循的不过是章圣皇帝的意思罢了。郅支单于请求汉朝送侍子，汉朝商议派谷吉送到郅支庭中，贡禹坚持认为不可，说：‘《春秋》的义理，对于答应夷狄的事不能一概而论。’前代儒者说：‘节制，不是追求满足对方的欲望。’陛下想考察古语，所应符合的不过是《春秋》的义理罢了。” “陛下孝友的心意感动天地、震动金石，斟酒捧杯，每天都想向长乐宫献上祝寿，所以臣子也不敢只说其中的危害，只希望陛下把它看作可疑之事而稍稍试行罢了。陛下能宽恕臣的愚昧吗？”

译刚中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议和之事，最初士大夫以为忧患，中间百姓以为忧患，现在将帅以为忧患。士大夫见朝廷处理适中，没有失策，正在早晚替陛下同心谋虑，共同图谋善后之策，起初虽然忧虑，现在稍稍安定了。百姓则把士大夫看作情势舒卷的标志，见士大夫的心情比从前稍安，所以他们的忧虑也缓和而不迫切。臣从道路上传闻，只有将帅的忧虑像风涛一样汹涌。朝廷只知道今天某人入馆议事，明天某人入内奏报，却不知道士卒私下议论日益愤激；这种情况造成的祸患不能不考虑。”大概陛下当初历尽艰难时，收拾西北流离失所的士人，提拔他们为将帅，分置军队，彼此依靠来共担安危，已经超过十年了。说敌骑进入边境，诏令他们守御的，是诸位将领；说盗贼占据险要，诏令他们招抚擒捕的，也是诸位将领。诸将虽然还未能凭大功名显扬自己，但他们侍奉陛下已经很久，而且勤勉。如今陛下一旦想要成就和议，敌使住在馆舍，却还没有向诸将说明其中曲折，难道不会使他们疑惑忧虑吗？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深思自念说：‘我们平时不能共同竭力，如今却使君父到了委屈自己、降低声气的地步，那么怀有深厚恩德而感激的人，一定会感到惭愧。’” “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彼此说：‘和议一旦成功，我们从此就会逐渐没有用处，而朝廷从此也会逐渐把我们忘掉。’这样，为防备后患而感到危险疑惧的人，一定会变得自我恐惧；使诸将既惭愧又恐惧，他们最终不替朝廷忧虑，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臣愚见，今后的形势应当选择大臣，另行筹划办法，以系住诸将的心。眼下应当分派官吏，秘密宣达诏旨，以安慰诸将的心意。系住诸将的心，那么和议成功或不成功都不相妨碍，只要稍等金国使者北返之后再议，也不算晚。臣还不敢贸然进献这个意见。至于安慰诸将的心意，形势上却不能拖延。陛下如果当天就派人分别到各处军屯，晓谕最诚挚的意思，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安排都没有过分之处：事情成功，就同你们强化军队、积储粮食，逐渐筹划进攻和防守；事情不成，就同你们整顿军队、列阵作战，谋划日后的行动。虽然成败尚未可知，真假也各半，但朝廷都不会舍弃你们来谋求功业。这样，将帅便会安定，各种议论也会平息，人情通达，和议就稳固了。《左传》说：‘高飞的鸟被捕尽了，良弓就收藏起来。’今天难道是陛下收藏弓箭的时候吗？臣愚昧的计策，希望陛下立即施行，不要有所疑虑。” 刚中又上奏说：“臣多次具奏，说明议和之事，关键只在审慎地采取中道，务必使它能够实行。陛下也颇为采纳臣的意见，说北方使者如今已经住在馆舍，足以商议，臣不胜欣幸。如今听说敌人的书信封藏不交，意图是要陛下实行臣事之礼，跪拜接受，我实在惊骇恐惧。况且今天的事情，无论顺从还是违背，都各有很大危害，只有在顺从与违背之间求得中道，才可以施行。然而不可急于行动。臣冒死把意见说完，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臣听说齐国、楚国是交好的国家，秦国想攻打楚国，先派张仪欺骗楚国，约定献出商于六百里土地，使楚国与齐国断交。楚王非常高兴，群臣都来祝贺，只有陈轸不祝贺。楚王说：‘不用出动一兵，不伤害一个人，却得到六百里土地，唯独你不祝贺，为什么？’陈轸回答：‘臣看商于的土地不可能得到，祸患一定会到来。况且如果先送出土地、后与齐国断交，秦国一定不会这样做；如果先与齐国断交、后索取土地，就一定会被张仪欺骗。’楚王不听，派勇士辱骂齐王，与齐国断交，又派将军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指着对楚国使者说：‘从某处到某处，大约六里。’” “楚国君臣这才大为后悔。今天议和的事情，臣私下认为类似这个故事，而且还有比它更严重的地方。不经谋划，不劳师动众，敌人却想归还旧日土地、送回梓宫、归还太后和皇兄弟、交还宗族，这样他们所答应我们的，哪里只是商于六百里呢？秦国想使楚国与齐国断交，敌人想使我们接受诏书；楚国与齐国断交，不过是使它失去旁边的援助；我们接受诏书，则是想攻伐我们的根本。落入他们的计谋而失去旁援，祸患还浅；落入他们的计谋而损害根本，祸患岂不是更深吗？这不可不察。虽然，采用陈轸的计策，就必须让秦国先送出土地，后来楚国再与齐国断交；可是秦国不会答应。如今如果让敌人先归还旧地、梓宫、太后、皇兄弟和宗族，然后我们再接受诏书，敌人也不会答应。陈轸担心后来索取土地而受张仪欺骗，那么我们难道不担心日后索求五件事情又被敌人欺骗吗？道理如此分明，议和之事本来应当断然拒绝。然而上至百官，下至国人，都在迂回曲折地共同替陛下谋划善后防备，不愿断绝和议；古语说：‘有利就实行，有害就舍弃，有疑问就稍微试探。’今天的事情，正可以看作可疑之事。” “陛下孝友的性情感动天地、感动金石，斟酒捧杯，每天都想向长乐宫献上祝寿，所以臣子也不敢专门说它的害处，只希望陛下认为可疑而稍稍试探罢了。为什么呢？敌人看见我们今天朝廷的气力稍稍强盛，号令逐渐统一；从地势来说，他们又据有长江，控制襄、汉。他们与其跋涉远途、劳师动众而留下后患，哪里如同设谋用计来取得十全的控制？可见他们的智虑并不浅。然而万一有一种情况，他们内部互相攻伐，宗族内部溃败，想要占有中原却忧虑力量不足，想要平息旧日怨恨却又无从报恩，那么他们改变心意、回转态度，事情就有不可知的变化。这正是有疑虑便稍稍试探的时候。稍稍试探的办法，应当怎样呢？也就是推行我们的诚心，接受他们的善意。你们封好一封书信送来，我们恭谨地等着你们。派人恭敬听取你们的话，可以答应的便以礼相答，不能答应的便修饰辞令加以谢绝。执守纲纪，保全大体，这样才可以。如今敌使住进馆舍，过了几天，必定要让陛下屈从于自古帝王都未曾实行的礼仪。这难道叫作议和吗？他们的用心不只是想让楚国辱骂齐国而自行断交，也像贪婪的商人拿着奇货在市场上，知道买家想要，就把价格抬得更高，反而更加不肯出售。” “希望陛下稍稍改变圣意，再赐给臣等从容筹议的时间，命大臣在顺从与违背两者之间寻求一条可行的道路，同北方使者再三商量，或许能够共同促成议和。陛下不可只看见顺从的利益，而忘记其中的危害。事情如果失去防备，不只是楚国受商于六百里的欺骗、被天下后世耻笑而已，细微处酿成的祸患还可能深不可测。臣仰望陛下哀怜臣子的心意，俯听臣的意见。臣恳切祈求至极。”

译刚中又上奏说：“臣昨天和台谏官联名上奏，请求让王伦等人尽力取得敌方国书并纳入，才是今日保全两方面的防备办法。如果听说圣意已经允许，臣实在万分庆幸。然而臣还有一句话，必须再陈述，请陛下怜悯并听取。所谓取得敌方国书，只是想替敌方使者制造一个借口罢了。恐怕国书送来后我方不屈服，敌方会认为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想把国书取来纳入。今日纳入国书，明日接见使者，或者让国书与使者一同入内，放在使者的幕中，由大臣接过国书送入，陛下再从容出来接见使者。这样做并未屈服，只是敌方不知道罢了，这就是两全的防备办法。至于陛下的圣体，即使国书送入，也不能屈服。圣人说过：‘没有比隐藏之处更容易被看见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容易显露的。’隐藏和细微之中，天下人都能共同看见。陛下不要认为在禁密之中可以暗中施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暗中屈服。一个人知道了，十人百人都会传说，四方万里都会传遍。有人对臣说：‘陛下为了亲人屈服，传遍天下，又有什么妨害？’臣回答说：‘如果亲人能够归来、土地能够取得，向中外发布诏告，陈述礼仪以感谢大国的恩惠，天下人就不敢议论。只怕亲人未必能归来，土地未必能取得，反而白白取得天下后世的嘲笑。’” 又有人对臣说：“敌方既然答应了，我们就相信他；如果他背约，那么过错在他，我们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这又不对。落入敌方的计谋，国家就会瓦解，防御的气势和精锐力量就会消散软弱，什么祸患不会发生？又有人对臣说：“敌人已经不是从前可比的了，谋略又有什么用？怎么能知道他们会平息祸患、改变主意呢？”臣又回答说：“使用谋略，是敌人的常情；改变意图，却是古今万分之一的情形。立国之道，应当以守住常理为正道，不可以把侥幸作为用心。大凡攻破别人的国家、夺取别人的土地，从来没有不考虑其再次兴起的。假如说现在不灭掉越国，后来一定会后悔，那么吴国君臣当初是怎样忧虑越国的呢？他们说：‘你忘了会稽之耻吗？’那么越国君臣当初又是怎样惦念吴国的呢？不只是这样，秦国曾经攻破楚国，后来又同楚人讲和，楚国于是重新起来成为秦国的敌人；秦国又曾攻破魏国，后来同魏人讲和，魏国于是又起来成为秦国的敌人。所以秦国的谋臣痛切地责骂君主，说他不能早日成就王业，实在是因为没有彻底灭掉楚、魏，使它们能够收拾亡国之民、聚集离散之民，重新建立宗庙社稷。因此，强敌对待残存国家时，心肠是很残忍的。所以史书记载有这样的话：‘削去树桩，挖尽树根，不要让灾祸有邻，灾祸才不会存在。’” 由此看来，敌人的心思，真是可怕啊！至于说陛下孝敬友爱之德上达苍天，祖宗的恩德泽被人心，强敌改变心意，事情随时代变化，按道理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也不能完全相信罢了。一封国书从远方送来，还没有看见其内容。到底是怎样的，天子屈尊帝位而接受它，难道不是完全相信它了吗？陛下因为亲人而心意迫切，天下人却因此忧心害怕。臣又从王伦那里听说，敌方日后有请求南北羁縻之事，这尤其是大大的不可。话一旦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今日奉行诏命的事情，是议和的开始，当初没有作长远考虑，只作了悠缓空泛的言语，没有想到事情临到时竟至于毫无计策。现在如果又答应把这件事留待日后办理，那么今天虽能和平，日后又会难以处置。只希望陛下稍稍收回圣心，仔细思虑；日后祖宗的基业不能保全，民力穷尽，人心危险，又让国家失去计策而后悔，那将怎么办？臣伏望陛下怜悯臣的愚直浅陋，察知臣的疏浅，只是看见人情和舆论有不合适当之处，所以全部取来告诉陛下。即使陛下起初不肯听，只把臣置于言责之地，臣哪里敢越职犯分，屡次冒犯天威呢？臣恳切祈求，实在难以自已。” 刚中又上奏说：“臣听说以下劝谏上级，不是保全自身的谋略；再三进言而使人厌烦，不是不得已不会采取的办法。臣竭尽陈述愚诚，仰冒帝王尊严。臣近来因出使之事，分条陈述利害数千百言，大意只是希望和议不要失败，天子不要屈服罢了。昨天臣和台谏官请求让王伦专门负责取得敌方国书送入陛下，陛下顾念祖宗保存大体的训诫，又畏惧古人所说触犯众怒的话，俯身听从了这个计策，事情已经办成，臣实在万分庆幸。然而臣还有私下的忧虑，敢趁事情刚办成之初，冒昧献上预先谋划的防备。南北羁縻之请，正是臣所忧虑的。果真有这件事吗？还是并没有？现在如果不在开始时纠正它，日后接受还是拒绝都没有防范，利害将更加深重。臣料想陛下早晚一定会再次接见使者同他商议。大凡敌方有所要求，宁可在开始时为难拒绝，也不可在后来反悔。开始时为难他，他自己看出道理就会停止；后来反悔，他本来就可以把曲理归到我方。听说朝廷也曾扣问驿站来的客使，所有要羁縻的人想在什么时候交付？臣认为审问这件事是对的，但询问交付时间却不对。应当对敌方说：某些人可以归还，某些人无法得到。开始发言、创立意向，应当怀有长远谋略，不要认为事情还没有到来就随意说空话。” 况且如今敌方来答应归还给我们的东西，难道每一件都能得到那些登记在册、可供征发的士兵并把他们遣回来吗？臣请求详细论述此事：议和以后，敌方割让归还给我们的地方，必定只是空地，没有府库，没有桑树枣树，没有积蓄聚藏，也没有大姓豪民。荒草丘坟之间，留下的只是老弱病残和孤苦之人，哪里还会有强壮能作战的人？郡县既已开放，东南地区空虚困乏，平时敌方依靠来使用的籍兵，一旦全数归还，众人的心就会解散；还不必等到拥立六国之后，人们就各自指着自己的故乡了，难道能不思虑吗？和议既然达成，各种事情都会一齐发生，凡是有所筹划，就应当作为长久之计，不可侥幸苟且求成。有人说，多年以来卑屈求哀、自请和好，如今等到敌国专使来到，既然答应与之通好，哪里容许轻易违背他的心意？日后敌人派遣万名骑兵逼临长江，人心惊骇恐惧；我们向内看，知道财用不足，向外督促将士，又恐怕难以使用，这样事情也就可忧虑了，这是陛下所忧虑的。纲纪已经散乱，士卒战马已经空虚，衣食已经耗尽；即使取得宗族又不能保全，取得土地又不能安定，黄河以南的屏障荡然无存，就像失去元气的人，恍恍惚惚等待死亡，这是臣子所忧虑的。”

译陛下所忧虑的事情，能够发动力量把它振作起来，难道不在于我们吗？臣子所忧虑的事情，如果等到那时才发生，就没有防备了。审慎衡量轻重，顾念长久、谋划长远，只希望圣心加以察看。”臣又说：“臣听说爵位俸禄，是激励世人的工具。陛下掌握爵禄而想有所作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然而众多言论交相传入，众人的智慧纷然杂陈，善于谋划而又能听取意见，这是前代史书所以特别称道汉高祖的地方。只是事情正在危急疑惑、国论尚未确定之时，必定有揣摩迎合、牵强附会的人，寻找空隙进言。他们内心虽然想向上猎取陛下的爵禄，却不知道祸害毒流会延及天下。只希望陛下在祸根萌芽时就禁止它。台谏官，是天子用来听察天下的耳目。臣虽然愚昧浅陋，不足以担当陛下视听的责任，但决不敢用奸邪的言语、恶劣的声色诱导君父。臣感激而言语狂妄，以至于流泪，冒犯天威，罪过实在不可赦免。” 刚中又上奏说：“臣伏见敌人背弃盟约，中外之人不把这当作忧患，反而认为是喜事。敌人违逆天意太过分，积蓄的祸患更加深重；改变已经议定的和议，神明一定会诛罚；驱使长期作战的军队，人民也极为怨恨。使自己处于危急绝境，在盛夏之中行军，这样看来本来可以不必忧虑。陛下因为孝悌之德极其深厚，虽然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但起初并没有做过过分屈己的事情。国家根本没有移动，屏障也仍然如旧。与前些日子相比，实际上没有损失什么，反而敌人承受了那些田地，所以这本来可以作为喜事。举行大事，关键在于斟酌民情。中外人情既然如此，胜负的形势就已经显现了。然而臣区区愚见，忧虑和喜悦仍在交战。陛下拥有精兵劲甲，忍受险难已经多年。如今想要震动、振发沉潜的力量，彰明圣上的武德，只要一份檄书发出，万物都能吐气，谁敢抵挡？臣岂能不感到高兴？然而用兵好比盘中之水放在架上，面对敌人又好比养虎留下祸患。只有持重才能镇服事物，只有果断才能取得成功。转眼之间，祸福相互依存。臣又岂能不忧虑？又想到敌人计谋很多，善于制造妖言祥瑞；稍稍觉得失利，便能用甜言蜜语相恐吓。只怕日后将帅击鼓进军、士卒拼死效命之时，凶恶的敌人如同游魂一般，或者我军行列防备不周，稍有万一的忧患，他们未必不会再次派一名使者，带着消除嫌隙、化解怨恨的话来，又重新欺骗玩弄我们。” 在这个时候，陛下能否以决然的意志坚持下去呢？臣又怎么能不以此为忧？坚持得不坚定，实行得不果断，已经表现强硬，却又想转为软弱。在两端之间迟疑不决，我方进攻没有可以鼓舞的力量，退守又失去凭据，这都是有志之士寒心的日子。臣又怎么能不忧虑？臣曾经精心思考、深切考虑，认为今天的事情，即使能感动士卒之心，使他们同心协力奔赴敌阵，也还只是中等的防备；而陛下以决然的意志坚持到底、始终不改变，才是最上等防备的上面。只要士气不衰，国论坚定决绝，鼓舞军队前进，使敌人震动崩溃，就能形成破竹之势，逐步谋取成功。知道困难而退却，以进攻作为防守，那么长江的险要才可以成为坚固屏障。否则，日后坚持不坚定，和今天畏缩退避，祸患是一样的。新近归附地区的百姓，正像赤子得到父母一样；父母如今却又抛弃他们、远离他们。料想他们辗转陷于水深火热，伸长脖子等待救援，日夜呼号祈求，能有多少希望呢？陛下如果把臣所说坚定果断、始终不变的主张诏告大臣，天下就大幸了。” 刚中又上奏说：“臣听说中国的治理有盛有衰，敌国的形势有强有弱，掌握权力、应对变化，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这是圣人安抚中国、驾驭天下的道理。自夏季五月以来，封疆大臣把背弃盟约的警报传来，陛下悲悯忧伤，知道曲直所在，于是整饬军法，奉行并宣扬天威，克敌制胜的文书一天天送上来。制定适宜措施、应对变化的道理，确实已经掌握了。敌人轻视中国，毫无谋略而妄自行动，理应一败涂地，军队全部覆没而不能回来；然而他们还能够收拾残余部众，欺凌黄河以南的百姓，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去年修复归还土地的友好关系，今年又收到背盟的警报，长驱而来的战马在盛夏忍受酷热而死；反观我方仓促之间，谋划没有预先确定，各位将领的战斗力量也还没有统一，所以敌酋应受诛罚，却还要拖延一时。虽然如此，如今已到年末，距离仲冬岁末没有多少日子，朝廷为什么不也早早确定明年的计划呢？中国的盛衰，与前些日子相比，自然可以看见；敌人的强弱，与前些日子相比，也可以料定。愿陛下趁万物繁荣昌盛的开始、乾刚运行的初始，扩大规划，沉着筹算，同几位大臣预先制定明年抵御敌人的计划；进退、战守都使谋划预先确定，力量整齐统一，那么中兴的大功就可以由此成就了。” 谋划预先确定在朝廷，力量整齐统一在将帅；但朝廷的谋划预先确定，将帅的力量自然会整齐统一。臣私下听说太祖皇帝的军队不过十万人，却平定了四海，指挥调度如意，正是采用了谋划预定、力量统一的道理。臣对这片区区愿望的迫切，实在难以尽述。” 《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经国。宋高宗时，知扬州吕颐浩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金人聚集百战精兵，在一年之内两次侵犯京师。上天保佑陛下，使您没有陷入敌手，亲自拥有神器。臣私下观察天下形势，应当以拨乱反正为要务，成败安危，都取决于施政措施。臣不敢远引尧舜、三代的事。过去周世宗处在中原残破疲弊之后，王朴献上谋略说：‘唐朝失去治道而失去吴、蜀，晋朝失去治道而失去幽、并。观察它们失去土地的原因，就知道平定天下的方法，只在于反过来避免唐、晋的过失罢了。必须先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以清明当时的政治；任用有能力的人，罢黜无能力的人，以考察他们的才干；用恩惠、信用和号令来团结人心；按功劳奖赏、按罪过惩罚，以使人竭尽力量；恭敬节俭、节省用度，以充实财力；徭役按时征发，以使百姓富足。等到仓廪充实、财用充足、人民安定、将帅和睦，就形成了必然可以取得天下的形势，取得无不成功的功业。’陛下有深远的睿智谋划，彰明圣上的武德。臣伏愿陛下任用贤人、驱使能人，赏赐必信、惩罚必行；治理财赋、节省用度，积聚粮食、训练军队；裁抑受宠幸之人，不要让他们扰乱朝廷的权力。精心选拔人才，使他们承担将帅的责任；大大开通进谏的道路，并择取其中正确的意见；总览群臣的谋略，采用各人的长处。” “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哪一场战争不能取胜呢！” 吕颐浩特进、观文殿学士上奏说：“根据尚书省吏部的公文，抄录尚书省札子中臣僚上言边事、请求广泛询问众人的内容。奉圣旨，在行在的职事官以上，各自把所听闻的情况详细写出，密封上奏，并限五日内呈报。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以来，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遍及四海，忧劳勤勉、恭敬节俭的德行上达苍天，本来应当边境安宁、万国蒙福。然而正值兵政败坏之后，敌人凭百战之师乘隙南侵，所向无敌。恰逢这样的时势，实在劳烦陛下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