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八

译唐高祖时，东都平定，大赦天下。后来又想追究贼党的同党，把他们全部流放到恶劣偏远的地方。治书侍御史孙伏伽进谏说：“臣听说君王不能说戏言，《尚书》说‘你不可不守信用’。陛下既然不食言，说话就不可不谨慎。陛下的制诏说：‘平常赦令不能免除的罪，也一概赦免。’这不只是赦免有罪之人，也是向天下宣告革故更新。王世充、窦建德的部属，赦免之后却又要流放。《尚书》说：‘只诛杀首恶，受胁迫而跟从的人不治罪。’首恶尚且免罪，被胁迫跟从的人有什么罪呢？况且跖的狗对着尧狂吠，狂吠并不是因为尧是它的主人。如今这些人与陛下结发相交、素有旧交，后来却成为贼臣，他们难道忘了陛下吗？只是因为阻隔蒙蔽罢了。至于被胁迫的人，怎么能治罪呢？自古以来，哪个时代没有君主？然而为什么只称颂尧舜呢？只是因为获得善名很难。过去天下未平，可以容许根据时机权变；如今四方已经平定，制定法令就应当与众人共同遵守。法令是陛下亲自制定的，也必须亲自守住，使天下百姓既信服又畏惧。自己先失去信用，却想要别人信任，怎么可能做到呢？施行赏罚，不论贵贱亲疏，只看义理所在。臣愚见认为，贼党中按赦令应当免罪的人，即使十分无状，也应一律加以赦免，这对天下是大幸。” 唐太宗贞观年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因违背李靖的节度而获罪，减免死刑，流放边疆。当时有人上言说：“高甑生是秦王府旧日功臣，请宽恕他的过错。”太宗说：“高甑生违背李靖的节度，又诬告李靖谋反，虽然是藩王府的旧日功劳，也确实不能忘记。但治理国家、遵守法令，事情必须一视同仁。如今如果赦免他，就会开启侥幸之路；况且国家在太原起兵兴义，元勋以及征战立功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能够获免，谁不想得到这种侥幸？有功之人都可以犯法了。我之所以一定不赦免，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又对侍臣说：“天下愚人多，聪明人少。聪明人不肯作恶，愚人却喜欢触犯法令。凡是赦宥的恩惠，只会惠及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古语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善人就会沉默。凡是养育莠草的人都会伤害禾稼，优待奸邪的人都会残害良民。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种罪行不予赦免。蜀国先主刘备也曾对诸葛亮说：‘我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次看到他们的启告，治理乱世的道理都完备了，却从未谈到赦免。’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施赦免，而蜀国大为教化。梁武帝每年多次赦免，最终到了倾覆失败的地步。小仁，是大仁的贼害。所以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绝不施行赦免。如今四海安宁，礼义兴盛流行，非常的恩惠更不可以屡屡施行，恐怕愚人常常希望得到侥幸，只想犯法，却不能改过。长孙皇后患病，病势逐渐危重，皇太子向皇后请示说：“医药都已经用尽了，如今您的身体还没有痊愈，请允许我上奏赦免囚徒，并让人出家入道，希望借此求得福佑。”皇后说：“死生有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如果修福能够延长寿命，我平素又没有作恶；如果行善没有效果，又有什么福可以求取呢？赦免，是国家的大事；佛教和道教，只是皇上平时表示保存异方宗教的教法罢了，我一向担心它会成为治理的弊病。难道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天下法令吗？不能依从你的话。” 武后时，突厥攻入赵州、定州，杀戮掠夺了很多人，百姓中有许多人被贼兵胁迫而跟从。贼兵离去后，他们害怕被诛杀，便逃亡藏匿。当时狄仁杰任河北安抚大使，于是上奏说：“议论的人认为，胡虏入侵，才开始显明百姓是叛逆还是顺从；那些被胁迫的人，即使接受了伪官，也希望得到招抚慰问。实在是因为山东人看重气节，一旦走上这条路，至死也不后悔。近来由于军队兴起，征调繁重，损伤破坏了家产，甚至拆屋卖田，百姓也无人购买。再加上官吏侵吞财物，州县摊派差役，催逼鞭打，处境危险、事情紧迫，于是顾不得礼义，投身异域，以求暂且免死。这是君子所感到惭愧的，却是小人常有的做法。百姓如同水，堵塞就成为深渊，疏导就成为河流，通塞随水势而变，哪里有固定的本性？从前董卓作乱，国家神器流离，董卓已经被诛擒，但他的部属没有得到赦免，于是事情走到穷途便发生变乱，流毒京城。这是因为恩德没有普遍施行，失误在于没有预先把握时机。如今背负罪责的人逃窜在山林水泽中，赦免他们，他们就会出来；不赦免，他们就会变得狂暴。山东盗贼正因此聚集结党。所以臣认为，边境暂时有警，不足以忧虑；中原不得安宁，才值得忧虑。治理大国，不能只用小的办法处理事情；政令广泛施行，也不能过分琐细地分割。君主所应当致力的，不应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法令。” 希望特别赦免河北地区，一概不追究罪责。”诏令批准了。唐中宗时，张易之被诛杀，朝廷议论要彻底追究他的党羽。监察御史张廷珪进言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务求归附人心，就以刑罚取得治理。如今唐朝的历数没有改变，天地重新有了主人，应当用仁德教化来荡涤宽宥。而且张易之势盛时，趋附奔走的人遍及半个天下，如果全部诛杀，便是刑罚过于暴虐；只诛杀一两个，又会使法令不公平，应当一概洗雪宽贷。”中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唐德宗时，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论述左降官依赦令酌情移近之事说：“右边这些被贬谪的人，都在偏远地方；有人迫于年老衰暮，只顾着夕阳西下而思念归还；有人困于瘴疠之地，翘首专心盼望迁移。既然遇到皇恩雨露，允许酌情移往近处，他们企盼雀跃的心情，远远想来也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按照有关部门的旧例，必须等州府记录申报、盘问查验、检索考察，动辄超过一年，向上有违体恤宽宥的意旨，向下也损害人们蒙受恩庆的心愿。臣等商议，恐怕必须改革，希望命有关部门依据承贞元六年恩赦，查验已经量移、尚未量移的官员，以及贞元六年恩赦之后被贬降的官员，除去已经迁调改变官职或已经死亡的，其余一一列出姓名官衔、贬责事由和年月，迅速报告中书门下，不必再等待州府申请。臣等根据有关部门报来的情况，便可拟定奏议，不出一年之内，希望使他们都能沾受恩泽。未知是否可行，谨录此事上奏，恭候裁决。”

译陆贽又上奏说：“臣以为，国家的良法，是先施德后用刑。刑法既居后，就应当舒缓迟行，所以判决罪行不能用驿马迅速下达；德政居先，就应当迅速施行，所以赦书每天以五百里为行程。实在是因为圣王的心意，致力于扩大庆贺和恩惠，施行刑罚时必定迟疑周详，而施恩宽宥时则急切踊跃。不在典法之外增加刑罚，不在德令范围内减少恩惠，那么受到责罚的人不会产生怨恨，蒙受宽贷的人都会思考自我更新。这就是所谓以威严惩戒使人受罚，以宽宥感化使人感动；以惩戒达到治理，以感化达到和谐。达到治理，人民就尊敬；达到和谐，人民就爱戴。作为百姓的父母，必须兼行这两方面。陛下的德行与上天相配，恩泽流布下土。近来因郊祀普遍降下洪大恩惠，凡被贬责的人，都允许酌情移往近处。臣等有幸担任辅弼，职责在于宣布施行，随即具奏，请求立即拟定。圣心专一，务求均等，于是命令等待有关部门查考当时同类旧例后处理。左降官中，有些罪行并非不可弃置，才干又足以甄别任用的，也允许另行具状商议，不拘泥于通常条例而加以奖用。臣等依据有关部门查验的结果，将左降官和流人送来的名单，分别拟定量移和另行征用，分作三份奏状。上月十二日封缄进呈，其中流人量移的奏状已经盖印发下，其余两份奏状至今还没有奉到裁决。” 臣私下认为，赦书宣布后，恩限只想维持半年；如果再拖延，恐怕会违背事情的体制。又有各州刺史以及台省官员接连发生变故，官缺相当多。睿智的选求虽然精细，至今职位仍常常不能配备齐全。以过失掩盖德才，不是古人的做法；录用有瑕疵的人而弃置其过失，确实符合圣明的造化。希望扩大包容弘大的美德，也许可以增加诱导人们改过向善的途径。谨奉此状陈述上闻，恭候裁决。” 陆贽又上奏说：“右边所述希颜奉宣的裁决，按照旧例，左降官每逢依恩赦量移，不过三百里、五百里。如今这次拟定的迁移似乎稍有超越旧例，而且大多是靠近军队驻地以及当道州县，事情并不稳妥便利，应该再加商议。臣以为，刑罚应当从轻，赦免应当加重，这是为了彰明仁慈宽恕之道，扩大德泽恩惠。地位尊贵的人，恩惠不可以不厚重；言辞宏大的诏令，实际内容不可以不丰厚。地位尊贵而恩惠轻薄，体制上就不合适；言辞宏大而实际恩惠很少，人民就会失望。陛下亲自实行盛大的礼仪，发布德音，想到被贬谪者居处荒远，怜悯负罪受累而沉沦弃置的人，使他们迁往近处，这才符合新近的恩惠。赦令刚开始施行，家家相互庆贺，恩惠已经很厚，言辞也已经很大。臣私下料想，那些被流放到穷僻之地的人，欣喜听闻恩泽降临，必定会倾尽家产装饰行装，计算日子等待休命。时间拖延，又过了半年，假如迁移他们所授的官职仍只与旧任官职相邻，臣私下恐怕会违背陛下怜悯他们的本意，损害制书施行庆恩的恩德。口头上的恩惠重，实际事情却轻，这不是用来宣扬宏大恩典、布诚信于天下的办法。”臣谨按前代格令：左降官如果不是原来敕令规定的长期任职者，每到考核期满，就申报有关部门，衡量其旧日资历，立即为他改叙官阶。即使还没有迁转，也立即任其归还故里。到了开元末年，李林甫把持权力、专横放纵，凡是被斥退贬黜的人，大多并非有罪。他担心这些人返回后重新申诉，于是上奏说，左降官考核期满而尚未另行改转的，暂且发给俸料，不必立即停发。表面上是优待怜悯，实际上是想把他们羁留控制。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固定的制度。一经贬官，便等同于长期任职；回望故乡，永远没有归还之期。即使遇到非常恩典，允许从远处迁到近处，名义上虽是改转，也不能离开幽僻偏远之地。有人从西边迁到东边，有人从大州迁到小州，当时俗语称为“横移”。这种做法逐渐助长了猜忌克制的风气，积累形成天宝年间的动乱，弊害辗转延续直到今天，天下人都苦于这种法令，它深刻苛酷却不能改变。遵循旧典的人，实在是因为担心猜疑嫌忌容易惑乱皇上的心，以为负罪受谴的人全都怀有幸灾乐祸之意；既然已经贬黜责罚，就还要加以防范。所以高谈阔论时痛恨李林甫的阴险邪恶，暗中形成的严密罗网却仍沿袭李林甫的弊法。奸邪小人作为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左降官永远断绝归还之路，量移也不能离开偏远地区，这大概是奸臣的诡计，绝不是国家典章的旧制。况且被贬黜的人，情状各不相同，所犯有轻有重，所受责罚有浅有深，本来不可能全是反复邪恶之人，不能一概预先防备。君王的道理，是以诚信对待人；可以责备恼怒，却不能猜疑嫌弃；可以惩罚阻止，却不能使人怨恨忌妒。斥退远置，是为了警戒不谨慎的人；甄别宽恕，是为了勉励他们自我更新。不加警戒，就会逐渐施用威刑；不加勉励，就会再次遭到贬黜削职。即使屡次进退，也都不是出于个人的爱憎。施行法令只是暂时使人左迁，想到他的才干便逐渐给他进用叙擢。人知道还有重新任用的机会，谁不更加修养自己？又有什么可忧虑会扰乱常法，有什么可担心会积蓄怨恨呢？如果因为被贬黜，就认为奸凶之人永远处在闲散之中，长期遵循摈弃不用的惯例，那么悔过的人便没有机会自我补救，蕴藏才干的人终身不能得到伸展。凡人的情感，困穷就会思求改变，含着悲苦而贪图作乱，祸患就由此发生。即使他们没有能力造成什么祸害，也足以感伤和气。这难道不是帝王开怀包容污垢的宏大体制，也不是圣哲诱导人们改过向善的良策吗？臣等昨天拟定并商量此事，并非不精密详尽；既审察事情是否适宜，又考寻旧例，参酌求取折中，同时务求齐平。大致拟定的官员，各自迁往附近同一道的郡邑，官资序次稍优于旧任，进于原有品衔，没有降级差遣，也没有超越常格。有些人多次迁移，已经到了京畿，就只在大州增加他们的常秩。所希望的是人人都能受到恩赐，施恩不失公平，上面符合宏大恩典，下面满足长期盼望，使人才各得其所，这并不是过分优待。如今如果限制迁移距离，只不过三百里、五百里，那么有的虽然改了职务，疆域却仍未离开本道；有的虽然迁居，风土反而比旧州更差，徒然增加搬家的劳苦，只是增加迁徙流配的困扰。而且如今各郡府多有军队，边界所在很少没有馆驿；符合量移条例的，大约有二百人左右。道路必须计算远近的差别，州县则要比较高下的等级。如果一定要选择不在当道、又不靠近军队的地方，恐怕会使同类事例失去条理，官署设置偏颇不均，也会向人显示疑虑。体恤人情并非宏大幸运，希望圣上更加聪明地裁察。拟定官员的奏状，臣等并不敢擅自改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五百里〕

译陆贽又论述赦书之事说：“右边所述，隐朝奉传宣圣上裁决，并把中书所撰写的赦文给臣看，命臣审看是否可行；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以及事情没有完全列出的地方，便条列上奏。臣谨遵诏意，详细省察再三，仍恐所见不周，又与诸位学士共同参考得失，大家都认为纲目条文大体已经列举，文理也通顺，事情多沿用惯常措辞，没有失去旧日用法，平时看来也颇可施行，但用于当前恐怕还不相称。为什么呢？处置非常危急的局势，不能用寻常道路求得安定；解开非常纷乱的局面，不能用寻常言语加以说明。自陛下继承大宝以来，志在统一中原，穷尽兵力，竭力征取财赋，百姓还没有从暂时劳苦的解释中得到安慰，怨声已经很深。上天不肯给以悔改灾祸的期限，患难接连发生；又因为刑罚贬谪过于严峻，禁令防范过于苛严，上下不亲近，情志多被堵塞，以至于变乱发生在京城，盗贼占据宫禁，九庙全都陷于坏人之手，六军出驻郊外城邑，奔逃逼迫、忧患困厄，说起来令人痛心。自古以来祸乱集中发生，很少有像这样迅猛的。如今重重包围虽然解除，逃亡的贼寇仍然存在；割据土地、擅自称王的是四凶，声势滔天、僭越称帝的是二竖，又有观望形势、怀有二心的人，反复叛变、结党奸邪的人，这些人数量很多，不能全部列举。皇帝的车驾还没有恢复，国家权柄还没有归还，劳苦的人还没有得到休息，立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受赏，困穷的人还没有得到救济，受到压抑的人还没有能够申雪。想要缓解众多灾难、收拢众人的心，只有依靠赦令中的真实言辞罢了。安危所系，难道可以忽视吗？用言语感动人，所能产生的感受已经很浅；言语又不恳切，谁肯真心归附呢？从前成汤遇到灾祸，在桑林祈祷，亲自剃发损肤，把自己作为牺牲。古人所说‘割发应当伤及皮肤，剪指甲应当侵及身体’，实在是因为诚意不至，万物就不会感动；损伤不深，利益就不会到来。如今这次德音也应当如此：悔过之意不能不深，引咎之辞不能不尽，招纳延揽不能不广，恩泽润施不能不宏大；应当把闭塞郁结彻底敞开胸襟，把污点瑕疵全部洗刷荡除，使天下听闻后豁然发生变化，仿佛从深重昏暗中看见明亮的太阳；人人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那么还有什么不会平定呢？应当改革有关条文，臣谨另具奏状一并进呈。除此之外，还有值得忧虑的地方。臣私下认为，知道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难；说善言并不难，实行善行才难。即使赦文写得极其精美，如果只停留在知道过错、说善言的程度，仍希望圣上进一步思考真正困难的地方。《易经》说：‘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和平。’ 所谓感动，是诚意从内心发出并在事情上表现出来；有些人或许还不能明白，所以用言语向他们说明。言语必须顾及内心，内心必须符合事情，三者相互符合，不能彼此逾越。只有到达至诚，才可以求得感动；事情如果还没有做到，就不如不要说。一旦损害了诚信，最终没有人会相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先确定自己的志意，然后施行于言辞；衡量其是否可行，再予以宣告；不能实行的，就放置不说。不要在言语上苟且，以加重将来的悔恨。言语能够做到诚实，人民的心就必定受到感动；人心既然受到感动，天下就必定太平。事情怎么可以不详细审察？言语怎么可以不认真务实？臣把愚拙而恳切的意见全部倾吐出来，恭候圣上裁决。” 陆贽又请求宽宥赵贵先的罪状说：“右边所述，钦溆传宣圣上裁决：先前与卿共同商议，想要宽恕赵贵先的罪；朕今早又询问诸将，他们都说赵贵先既然顺从朱泚，便是叛逆之人，应依照通常刑法处置，不可宽免。众人的意见既然如此，恐怕难以释放他，卿应当知道。”臣愚见认为，赵贵先顺从叛逆的罪行，依法当然不能容许；但赵贵先陷身其中的缘由，从情理说可以宽恕。陛下所议论的怜悯宽宥，是推究他的情由；诸将所请求诛杀，是依据法律。依据法律除掉君主的恶人，是臣下通常的志向；推究情由以安定众人的危疑，是君主所掌握的大权。臣主之道既然不同，通达处理事情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言论各有适当，体制各有相宜，即使事情彼此相反，也没有妨害，这正是所说的道理。先前襄城告急，诏令命令陇右发兵，齐映率军向东进发，赵贵先就是他的部将。当时军队到达昭应，恰好遇到皇帝车驾前往奉天，齐映奔驰返回凤翔，赵贵先独自守在王营中，前进没有总帅，后退又被乱兵阻隔，于是被叛贼朱泚招诱，朱泚欺骗他说共同迎接皇帝车驾。朱泚当时反叛的情状还没有暴露，赵贵先怎么能不顺从？既然已经接受邀请留下，后来就遭到劫持控制，自身被迫担任伪职，士兵也隶属于凶党。他虽然身处贼营，也没有受到任用。他从头到尾的事迹，都清楚地记录在上天心中；臣也亲自听到过圣上的德音，并非只是从传闻中得知。他的情状颇有值得怜悯之处，所能责罚的罪过，只在于不能守节而死罢了。赵贵先假如能够守节而死，就是忠贞刚烈之人，本来必定获得褒扬表彰，哪里还需要依靠宽免呢？何况此次议论判决，是因为案件存在疑点；罪行有疑，应当从轻，这确实载在法令典章中；受胁迫而跟从的人不治罪，也记载在圣王的谋议中。况且李怀光还没有完全消灭，李希烈的势力仍然炽盛，遭受诱骗陷害的人，这一类实在很多。如今京城刚刚平定，皇帝的治道重新开始，正是污染的风俗等待接受教化的日子，也是圣王布施德政的时候；所使用的刑法，尤其应当审慎。一轻一重，正是治乱产生的关键。用恩惠宽宥他们，自我更新的人都会思考归顺；用法令断处他们，心怀恐惧的人就会姑且求得偷生。众人的心一旦苟且，贼势就会谋求巩固；如果不忍一时的愤怒，却留下多年忧患，岂不是失策？假如听从匹夫之谈，把发动亿万人的战争作为打算，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过去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士人官吏受到污染；肃宗兴复王业，多次降下赦书，只追究首恶，其余一概不问。河朔残余势力既听闻德泽广泛覆盖，又庆幸被胁迫污染的人得到宽原，人人都自怨自责，各自后悔归附国家太晚。等到三司审查罪行，接着又采用严厉的科条，尚未被赦免流放的人反而高兴，认为自己找到了办法。田承嗣、史朝义等势力本将消灭却又重新结合，史思明已经归附却又再次携叛，逐渐助长祸乱的根源，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任用执法官吏而损害权宜之道，不能忍耐小事却扰乱了平定天下的大谋略吗？从前汉高帝平定四方后，见诸将往往私下交谈，怀疑他们谋反，便问张良：“这该怎么办？”张良说：“陛下最痛恨的人是谁？”汉高帝说：“雍齿，他和我有旧交，却多次使我陷入困窘。”张良说：“如今赶紧封雍齿为侯，那么人人都会安心自守。”汉高帝采用了张良的计策，诸将果然安定下来，都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是因为谋求霸王之业的人不受常规牵制，安定反叛不安的人不能顾念旧日瑕疵。如今陛下有汉高帝的英明，赵贵先又没有雍齿那样的嫌隙；杀戮他不足以威服凶暴叛逆之人，怜悯保全他却可以平定危疑。彰明宽恕而施行盛德，这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为什么还要劳烦陛下犹豫不决呢？臣冒昧上言，实在是为将来打下基础。凡不是首恶的人，都希望能够宽免，使背负罪累的人无不闻风而改变，消除奸凶诱惑人的计谋，打开叛乱者投降归附的门路。这是最大的关键，不能错过。陛下先前的想法本来就是好的，恭请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改变。

译唐宪宗元和三年，皇帝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知枢密中使刘光奇为了结党庇护同类，上奏请求依照旧例，派遣散差中使骑马到各道传送赦书，以求迅速送达。他的意图是借机挑剔同类的过错，使中使到了各道后接受财物贿赂，等他们到达时，自己便可以取得其中一半。翰林学士裴垍、李绛等上奏说：“陛下自从临御天下以来，处理事情都推求最恰当的办法，已经革除烦琐苛细。如今又把赦书分派给散差敕使专门传送，这是向方镇索取财物，恐怕不是陛下的本意。请交给度支、盐铁两司用急递发送，既能迅速简便，又没有索取财物、扰劳地方的弊害。”皇帝依从了李绛等人的奏请。刘光奇又上奏说：“旧例就是这样，很难立即改易。”皇帝说：“旧例如果正确，就必须恭敬遵守；如果不正确，就必须改动。难道可以沿袭旧弊吗？应当依照裴垍、李绛所奏办理。” 唐文宗时，邕管经略使董昌龄诬陷并杀害参军衡方厚，被贬为溆州司户，不久又迁为峡州刺史。右拾遗魏谟进谏说：“君王赦免有罪之人，只有故意犯罪者不应赦免。近来董昌龄擅自杀害无辜，事实清楚暴露，家属含恨跋涉万里前来投诉。案件审理完毕、罪行已经查明，他却特意得到怜悯宽贷，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屈法。如今又授予刺史，使他再次治理百姓，扰乱法纪，违背最好的治理，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于是诏令改授他为洪州别驾。后晋高祖即位，多次大赦天下。左散骑常侍张允写成驳斥赦免的论说进献说：“管子说：‘凡是赦免，小利而大害，时间长了无法承受它的祸患；不赦免，小害而大利，时间长了无法承受它的福泽。’汉朝吴汉病重，皇帝问他有什么话想说，吴汉说：‘只愿陛下不要赦免罢了。’这是因为施行赦免并不就是施恩，不施行赦免也不就是不施恩，只是因为有罪必罚罢了。自古以来都认为遇到水旱灾害就降下德音、宽宥过失，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希望感动上天之心来挽救灾害，其实不是这样。假如有两个人打官司，一个有罪、一个无罪；如果有罪的人被赦免，无罪的人就会含冤，这正是招致灾害的道路，不是救灾的方法。以至于小人遇到天灾，反而都高兴，彼此劝导作恶，说：‘国家将要赦免了，一定会为了救灾而赦免我。’这样做就是赦免百姓去作恶。上天运行的道理，是使善人得福、使淫恶者遭祸；如果舍弃恶人而把灾祸变成福祉，那就是上天也喜欢人作恶了。凡是上天降下灾祸，只是为了警戒君主节制嗜好欲望，务必勤劳节俭，救济鳏寡，端正刑罚罢了。”皇帝看了这篇奏论，非常高兴。宋太宗时，祖吉镇守郡地，因从事谋求奸利的事情败露，被交付狱官审问弹劾。案卷还没有完成，郊祀礼将近。太宗痛恨他的贪污，派中使传谕执政说：“郊祀赦令可以特别不宽免祖吉。”祖吉、赵普上奏说：“败坏官职而抵罪，当然应当依正刑处罚。但国家卜定郊祀日期，举行肆类之祭以祭告天地，向神明报告，怎么能因为祖吉而毁坏陛下的赦令呢？”太宗认为他们说得好，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太宗曾因郊祀礼议论赦免，有个叫秦再思的人上书，希望不要赦免，并引用诸葛亮辅佐刘备几十年而不施赦免的事。皇帝颇为疑惑。当时赵普回答说：“凡郊祀时宽宥过失，是圣朝一贯的典制，仁爱如同上天。至于刘备偏居一方，臣不赞同他的做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于是确定施行赦免。当初，宋太祖将要祭祀南郊，诏令两京和各道规定，自十月以后犯强盗、窃盗罪的人，不得列入郊祀赦免之内。天圣五年，马亮上言：“朝廷虽然已有诏令，但法官审理案件时却说，最终仍然是因为赦免而对许多罪犯宽贷，惠及奸邪，违失诏意。”于是诏令在原有禁约基础上加以明确，凡犯劫盗罪以及官吏受赃的，一律依法论罪。宋真宗时，右正言夏竦上奏说：“臣听说仲尼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 《传》说：‘施行温厚慈爱、惠和的政教，用来效法上天生育成长、养育万物。’ 臣认为，边境没有兵革之患，官府没有贪暴之吏，国家没有横征暴敛的制度，百姓没有盗寇之忧，那么天下百姓就受到上天好生之德的恩赐，万物就顺遂其生长发育的本性；这些都不是大赦的意义。赦免，是偏颇枯槁的权宜之物，是因时而定的制度，君子所害怕，小人所喜悦。管夷吾痛恨赦免的大害，诸葛孔明讥讽赦免的小惠，所以不施赦免的国家，刑罚一定公平。居于上位的人应当对此谨慎怜悯。皇家解除五代的苛暴，恢复八代的典章法宪；在拨乱反正之初，应当推行解除法网的恩惠；到了守成的朝代，却难以放纵丢掉缰绳的权力。赦免不能事先被预知，事先预知就会使奸邪产生；奸邪不能屡屡受到恩惠，屡施恩惠就会使政事烦乱。如今正值郊祀之日，必定广施涣汗之恩，豪强狡猾之徒便会观望形势而制造奸恶，胥吏也会借机违犯法令。即使预先颁示禁章，不准赦免，等到广泛施行庆典恩泽时，又有谁会再执行禁令呢？希望陛下尊崇先王废止杀戮的道理，堵塞后世屈法的门路，使恩惠不要预先张扬，罪行不得苟且免除，使霁霜般的威严流布恩泽。如果认为赦免不能废除，也必须有适当的办法施行。

译《尚书》说：‘有过失灾害，就广施赦免。’ 《易经》说：‘赦免过失，宽宥罪行。’或者应当在阳气开始发生、和暖春风养育万物之时，顺应雷雨发生的征象，布施蓼萧般的恩惠；必须赦免因过失造成的罪错，宽宥故意犯下的罪行，希望使惩戒有所区别，免得轻罪重罪一概相同。广赦过失的文字，事情应当从简；至于免除、放还理督之物，升迁官资之类，各自诏令有关部门颁布办理即可，何必一条条详细陈列条例，动辄写满几幅纸，使舞文弄墨的官吏得以借机营私，使执笔记录的官员难以编纂记述？应当以简易来足以端正经纬纲纪。” 宋仁宗景祐元年二月，侍御史庞籍请求郊禋礼后不再施行赦免，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南郊礼仪完毕后施行赦免；郊祀是祭礼，劝赏赐赦却是另一回事，古人从来没有这样做的。三王时代，每年亲自到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又到泰坛祭祀感生帝；汉朝有甘泉五畤之祭，历代延续下来，郊祀从未中断，至于赏赐和赦免，却从未听说过。唐朝自兵乱兴起以来，祭祀上天的礼仪常常每年废止；直到五代，三年举行一次，必定大加赏赐，用来慰劳守卫的军队；也必定大赦，用来荡涤乱世的狱讼。既然赏赐很大，就不能每年举行，所以必定隔三年亲自郊祀。圣朝承接五代的弊病，兴起千年一统的基业，顺应变化来制定事务，斟酌中道来建立治理，远取前代的法则，近择后世君王的事迹，因此隔年祭报根本，在向阳之位举行礼仪；一旦赐福，就驾临端门举行赦免。这赏赐和赦免两种权柄，是施行庆典的办法。至于法驾顺势出动，六军壮盛随从，即使没有大的劳苦，也必定厚加赏赐，这是为了勉励军队、保卫社稷。即使最愚昧的人也认为，赏赐是国家的大典，可以沿袭旧制。至于监狱全部开启，刑具一概空置，即使都是大罪，也必定全部赦免，这是为了洗涤众人的旧过，使他们自我更新。即使最愚昧的人也认为，赦免是政治教化的大患，不可以经常使用。用什么来说明呢？有罪的人得到宽宥，未必会自我更新；受苦而被压抑的人受到阻抑，未必就没有怨恨。不能自我更新，就会再次作恶；不能消除怨恨，就会后悔行善。一次赦免便使百姓后悔行善而重新作恶，所以说它是政治教化的大患。所谓常赦，是除去十恶、斗殴、杀人、劫盗、谋杀以及已经杀人的罪行，还有放火、官吏犯正罪、枉法赃达到死刑的罪行不赦免之外，其余罪行全部赦除。假如有斗殴者，打断肋骨、使人堕胎、打断跌伤人的肢体、弄瞎一只眼睛，只要损害两项以上，或者因旧病使人变成重病；以及凭借威势力量夺取财物，即使没有伤人，这些都是凶险之大、楚毒之极的罪行。把他们置于通常刑罚之中，尚且可以舒缓平民的愤怒，挫败恶人的锐气；如今反而让他们受到大恩，出狱成为无罪之人，实在不能增加盛德的光彩，恰恰足以阻塞和气。何况在将要举行南郊礼的年份，必定要告示天下；百姓因此知道国家将行郊禋，郊禋之后必定宽宥罪行，于是便在此前节省用度，放纵凶暴，即使预先颁下禁约，最终也会把所有瑕疵罪衅荡除。宣父有句话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 如今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作幸免。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发布圣明的防禁，昭示天下：今后在郊祀之日，除赏赐以外，不再实行赦免，使人不敢作恶，那么善良懦弱的人就会感念恩惠，凶恶顽劣的人也会知道禁令了。庆历二年，馆阁校勘蔡襄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来每到盛夏，陛下亲自审察京师拘押的囚犯，命令天下把负罪之人减等、降刑，采用较轻的刑典。这大概是因为陛下怜悯百姓，认为他们屡次陷入刑禁之网，冒受炎暑之苦而被关在狱中，所以天性仁慈而感到悲恻，下达宽大的诏令，实在是众生深厚的幸运。臣愚昧而没有谋略，不能认识天地无边无际的恩施，但私下对此有所疑惑。臣听说古代先王亲自审察狱囚，都是为了审决诉讼中的滞塞，并不只是专门宽宥过错。迫近隆冬而由于久旱，有时才实行这种做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从前国家实行这一制度，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编户百姓习惯了以往的事情，都知道在特定时月故意轻微触犯法度，这难道不是因为屡次实行而逐渐形成弊病吗？法律，是天下最公正的根本。所以罪有大小，法有轻重。如今所审理的是大罪，所施用的却是轻法，难道是因为罪名不相当吗？即使轻法也不能施行，那么减轻罪等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罪名确实相当，重法尚且不足以禁止犯罪，反而把刑罚减轻，又凭什么改变小人的心意、驱使他们向善呢？国家每逢郊祀礼仪，必定大赦，宽免百姓的罪过，这本来已经不少了；又每年仍有疏决、减等、降刑的制度。” 臣认为，贫弱的人大多蒙受冤屈，而富强的人大多能够得到宽宥；这样施惠很小，而造成的弊害却很大，对治理国家并没有补益。恭请陛下参照前代制度，拯救当今的弊病，停止减等、降刑的诏令，而责令天下州郡的官吏审慎辨明狱情，不要长期拘押囚犯。臣职卑言浅，惶恐惭愧至极。” 嘉祐四年，知制诰刘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二十八日疏决在京拘押的囚犯，虽然恩典出于一时，但在外面的众人都说，圣意是因为皇女生育，所以施行这项庆贺恩泽，恐怕不是王者应有的常典。去年闰月已经减等、降刑，还不到半年，又再次施行这种恩典。传记说：‘百姓过多地得到幸免，就是国家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反而使好人无话可说。前代的明君贤臣对此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虽然已经做成的事情不便再说，臣仍希望朝廷对此慎重。” 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论述赦免及疏决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赦免是害处多而益处少，并不是国家的善政。《虞书》说：‘过失造成灾害，可以宽赦；倚仗恶行而坚持到底的，要用刑法惩治。’意思是有过失而造成危害就赦免，依恃恶行而至死不改就杀掉，并不是不分罪行有无而一概赦免。汉朝大司马吴汉病重，光武帝亲自前往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说：‘只希望陛下慎重，不要赦免罢了。’王符也说：‘如今伤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事情，没有比多次赦免、赎罪更大的了。赦免、赎罪次数多，恶人就昌盛而善人受到伤害。’蜀人称赞诸葛亮贤明，也说：‘军队屡次兴起，而赦令从不轻率下达。’这样看来，古代明君贤臣从未把多次赦免当作美事。国家承顺上天之心，以父母般的爱护对待百姓，发布号令，必定以至仁为先，然而多次赦免的弊病仍不能消除。古代的赦免，发布没有固定时间，严谨周密，不能事先预知，即使奸民也还会冒险犯法来等待赦免。何况如今国家三年一次郊祀，从未没有赦免；每年盛夏又都有疏决。奸猾的官吏贪婪放纵，大肆从中谋利；强悍的百姓横行暴虐，侵害侮辱善良的人。犯罪的人中，百人千人里逃败的没有一两个，侥幸被揭发的，大多都逃亡藏匿；不过一年，必定遇到赦免、降刑，就安然自行出来自称平民，往往一心指望这种机会，把它称为‘热敕’。”

译这样就使诚实谨慎的百姓愤懑忧惧，使凶恶狡猾的人志得意满、气焰高涨，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劝善抑恶的本意吗？况且‘疏决’这个名称，本来是因为盛暑之时，担心监狱中有积压、纠结的案件，有关官司不替他们申理，使他们无处申诉，所以天子临朝亲自加以审察询问，判明冤枉与正直；无罪就赦免，有罪就诛杀，使长期拘押的人在一天之内得到决断。因此它能够消除灾气，招致太平，并不是说不问是非而一概放纵。祖宗时期，每年不过疏决一次，死罪以下都依次减一等。近年来，疏决有时竟达到两三次，从徒罪以下一概赦免。今年五月以前，疏决的命令已经实行两次了，这就是使百官懈怠散漫、奸邪肆意横行的原因。如今即使不能一下子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病，仍恳请陛下特地下达指挥，交给中书：今后每年疏决不得超过一次，时间或早或晚，使外界不能预先料定；徒罪仍依旧减为杖刑；遇到亲祀南郊的年份，更不实行疏决，永远作为定制。这样或许能使想要作恶的人不敢指望赦免来自我宽纵，因而有所戒惧。” 七年，司马光又上奏论述赦免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次下达赦书，总是说‘有人敢于谈论赦免以前的事情，就按其罪行治罪’，确实是希望恩泽下达到底，并使号令必定取信。近来看到许多臣僚凭私意、偏见上奏赦免以前的事情，请求不按赦令宽免，甚至特意实行编配，使所受刑罚重于未经赦免的人。朝廷全都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如果那个人情理罪状极其重大，确实不可赦免，国家就应当在约束敕令和赦文中明白说明。如果所犯罪行并不十分严重，却特意不予赦免，就是恩泽有所不均；同样是死罪尚且赦免，轻罪却不赦免，那么罪行轻重就不取决于君主不可更改的法令，而取决于臣子一时的私意了。何况使已经遇到赦免的人仍被编配，所获罪罚反而重于未经赦免的人，更是没有道理。赦免确实不是达到治理目标的办法。然而朝廷如果能够永远不发布赦令，使有罪的人必定受刑，那么人人知道恐惧，就没有人敢于犯罪。如今既然屡次下达赦令，却使大罪得以免除而小罪反受刑罚；遇赦的人处罚重，未遇赦的人处罚轻，善恶是非混乱，百姓还凭什么相信呢？臣愚昧，希望陛下今后对于犯罪的人，如果情理罪状极其重大、确实不可赦免，请在预先下达的约束敕令中明白说明。” 其余的都依照赦文处理。若有人借赦免而作恶，情状明显，不是因为臣僚上奏请求，而是陛下出于圣意特意不予宽免，那么只应依法施行，也不可使刑罚重于赦免以前的罪行。凡是在上次赦免以前犯罪而罪不至于编配，却在赦免以后特意实行编配的，都请释放，让他们各自谋生，以使恩泽均一、号令明确而取信。” 仁宗时，范仲淹上奏请求赦免后释放祖宗朝的欠负，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次下达赦令，万人欢呼；但一两个月之间，钱谷司就将欠负的人照旧督促责罚，给老人戴上刑具，没收他们的家产。这样既失去大信用，又损害至仁至圣的恩典。如今已经派杨日严、王质与三司详细审定，不属于侵欺盗用而应当适用赦免的欠负项目。臣过去曾在三司负责裁定释放欠负，看到滑州酒务有少量欠缺杂物，涉及专副四十多界，计算下来约八十年，登记所欠数目很少，也没有明显侵欺。那里的经办人已经死亡多年，官府只追究贫弱的子孙，让他们偿纳，子孙根本不知道祖父当年为何少欠。像这样刻剥伤害百姓，难道符合陛下爱护养育生灵的德行吗？臣希望陛下特出圣意：凡祖宗朝天下的欠负，只要不属于侵欺盗用，一概不再追问，并予以除免。如果省司不再办理，允许三司主管次序的人员申告；有关官吏一并按违制罪判决停职，告发者转升一资。各处承受、施行的官吏，也都科处违制之罪。” 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听说古人有句话：‘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就无话可说。’这句话是说，赦免便利了奸邪，对治国之道没有益处，所以不可以频繁实行。近来京师及畿辅每年赦免一次，而去年赦免两次，今年已经三次。京师士兵又两次得到赏钱，姑息的政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每年一次的赦免，百姓称它为‘热恩’，一定是在五六月间实行。奸猾的小吏和盗贼倚仗它作恶，指望着日期等待免罪，何况两次赦免呢？何况三次赦免呢？它便利奸邪、损害治道，后果显而易见。所谓‘好人’，就是善良的人；赦免频繁，尚且使他们无话可说，那些愚昧无知的百姓，怎能不习惯而成为奸盗呢？恐怕是没有什么能阻止的了。如今防秋备塞的人，大约有五六十万，如果他们听说京师的人端坐在那里接受赏赐，能不动心吗？不可不加考虑。不过陛下的仁德诏令已经下达，赏钱也已经发出，臣知道已经无法挽救了，恳请今后停止所谓每年一次的赦免，以挫败奸猾之徒，使善良的人有所立足。停止对士兵的特别赏钱，以使内外均等、防止后患，也使百姓的财力能够宽裕。从前唐太子承乾替长孙皇后请求大赦以增加福祐，长孙皇后说：‘赦免是国家的大事，难道能因为我的缘故扰乱天下法令吗？’” 长孙皇后不过是妇人，尚且能够这样做。陛下具有如尧舜般的圣明仁德，难道反而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做吗？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 神宗熙宁元年，通判利州周表臣论述灾异不必大赦，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次因天象异常、水旱灾害，大则向天下发布德音，小则在西京曲赦。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多次赦免的危害，古人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古代赦免过错、宽宥罪行，是针对过失和疏漏而实行的，并不是为了宽惠奸人。那些陷入刑狱的人，不是盗窃他人财物，就是胁迫弱者、暴虐寡弱。若使盗贼得到释放，他们的主人一定会愤恨；若使强暴者得到宽宥，寡弱者必定无处申诉。所以赦免不能使良民得到恩泽，反而使恶人昌盛。何况小人的习性愚昧，不能改过自新；他们既然出狱，大的可能报复伤害原来的主人，小的也会伤害平民，于是又挖洞、翻墙、撬箱、探囊。早晨脱下桎梏，晚上又杀人；早晨走出监狱，晚上又成为盗贼。这种事情并非偶然。国家为什么还要对这种人姑息而赦免呢？从前成汤时期，旱灾可以说很久了，成汤只是用六件事责备自己，从未听说实行赦免。高宗时有野雉飞到宗庙鸣叫，可以说是异常了，祖己只是训诫他端正政事，从未听说实行赦免。周宣王时，旱灾也可以说很久了，《诗经》只是赞美他反躬自省、修养德行，从未听说实行赦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遇到灾异而应变，能够像成汤、高宗、周宣王那样，不也是可以的吗？却一定要赦免奸邪来施恩，不也很奇怪吗？臣私下推测国家的用意，难道不是认为刑罚、狱讼中可能有冤屈和滥用，所以通过赦免来招致和气吗？如果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自然就不会有冤屈和滥用。何况近年来，审查法律、放宽禁令，人人持有宽厚之心，刑罚清明而狱讼得到治理，却使凶恶奸邪之人一概获得释放和宽宥，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臣希望朝廷遇到灾异时，或者寻求古代明王应天的办法；或者修订法度、政事中尚未完备的地方；或者寻求惠民济众而尚未做到的事情；或者举荐有道德、有才行却埋没在低位的人；或者释放宫嫔中服役年深、以及没有职掌而被幽闭、只负责洒扫的人。臣听说太祖皇帝亲自实行俭约，嫔妃不满三百人，仍认为太多，曾因连日阴雨，又释放了几十人，这是近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属于先王旧典或祖宗故事，恳请陛下广泛寻求并施行，以应对灾变，而不妄下赦令，或许盗贼奸宄就能全部止息了。” 七年三月不下雨，神宗因旱灾想要降赦，当时一年内已经有过两次赦免。王安石上奏说：“成汤遭旱灾时用六件事责备自己，说政事没有节制。像这样一年一次赦免、三次赦免，就是政事没有节制，这不是消除灾害的办法。”皇上于是停止了赦免。元丰三年，太尉文彦博上奏论述赦免之事，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举行大享礼，提前在路寝斋戒，早晨拜谒灵宫，在太庙举行孝享，随后到明堂举行盛大宗祀。这种祭祀礼仪的重要，没有比它更大的了。之后陛下驾临端闱，发布大号令，把恩惠施给天下。号令的重要，也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然而号令一经发布，就在于一定实行，不只在于反复谨慎详审。辛巳赦文释放被拘押者，宽免拖欠债负，比通常赦书宽大。除杀人已死、监守自盗以及官吏枉法之外，罪行无论轻重，一概除免。可是近年来，中外臣僚大多不详察罪犯情状及情理轻重，都请求遇赦不予宽免。朝廷有时接受他们的奏请，臣担心在轻重之间会有不妥。况且臣下抗拒赦令，就是礼数上的不恭敬；朝廷最终接受他们的请求，就是号令失去信用。臣请求今后凡有罪犯奏请不予赦免的，一律送刑部，等到刑部把狱情完整上报后，再由朝廷临时特行裁决。” 神宗时，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按察官以赦免以前的事情兴起狱讼，禁止这种做法确实是大善。至于负责言事的官员，情形稍有不同，为什么呢？御史的职责，本来就是纠察百官，揭发隐伏的奸邪情状，这本来不是一天之内所能完成的。国家一向崇尚宽仁，屡次下达赦令，一年之间甚至达到两三次。如果赦免以前的事情都不许谈论，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谈论呢？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道，错误地加以任用，御史想要上言，就违背今日的诏令；如果不说，陛下又凭什么知道呢？臣担心这样会使言事者得以借口偷安，使奸邪之人放心而不再畏惧，这只是臣子的最大幸运，并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请追改以前的诏令，删去‘言事’二字。”司马光再三论奏，皇帝告诉他，言事者喜欢拿赦免以前的事情诬陷别人。司马光回答说：“如果所说属实，正是臣所希望听到的；如果不实，就应当治罪于言事者。”皇帝命司马光把诏令送到中书。知谏院陈襄请求宽免张尧夫等人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转运司派官员设置推勘院，审查本州宛丘县令张尧夫、司法参军周琳，作为检法官，审理颍州万寿县令刘献臣等人明知手分张育等多收人户青苗头子钱四十四贯有余、偷盗入己，以及事情败露后才把所盗钱款搬入县库的案件。当时刘献臣等人却包庇本人，允许张育等自首，虚报为误收的钱数存入库中，并接受杖刑后就在县中发遣。此事被提刑司巡视到县时点检发现，便派官员复核审问，查出上述罪情，上牒请求张尧夫录问，周琳检法；把刘献臣等人定为故意放纵张育等盗钱、应处徒二年的全部罪名，并按官吏共同分担首犯私罪定罪。后来大理寺等处驳正裁定，认为只应按公罪相承减四等定罪。张尧夫、周琳却有检法不当的罪名，依敕令交转运司审查。虽然已经两次遇到德音，又遇到郊祀大赦，但推勘院认为这是在前次德音之后奉朝旨审查的案件，因此不敢援引赦恩释放，仍按原案结案记录上奏。检核熙宁编敕：凡官员、将校犯罪后自首，或遇恩典应当宽免私罪徒刑及赃罪的，都应结案上报；其余不再结案。” 张尧夫、周琳所犯的只是公罪杖刑，不应结案，事情和法理都很清楚。臣过去曾任本州知州，详细了解这些官员任职时办理公务的情况，州县都依赖他们；如今再次承受朝廷任用，更加看出他们的职事和操守值得称道。他们历任以来各自都没有公罪、私罪过犯。其中张尧夫是故礼部尚书张咏的曾孙，到任三年，处理事务精明敏捷，威严和恩惠都很显著，奉行新法，早晚勤勉不懈。僧人、道士、举人等多次经转运司上状，称本官处理婚田、斗讼，发放、收纳青苗钱都没有滞留，催收青苗税物也不施用刑责，各项都按期限办足，充分显示他非常爱护百姓，曾请求让他留任三年，臣已经具奏陈明。提刑司曾向中书申报，请免去替换他、调任通判比部员外郎雍标的职务，也具文申奏，请求依照敕条予以宽免释放。张尧夫自入仕以来，又有韩绛、吴充、王拱辰、滕甫、刘庠、陈荐、薛向等十三人保举，任县令、京职官或任使，得以替任，按例应当磨勘。他是名臣之后，能够这样立身勤政，实在值得奖励激励。至于周琳，除本职以外，州司还多次委派他办理其他机构的事务，也都能办成，确实强干可称。臣私下考察，万寿县令、县佐原先所犯的罪，本来是没有察觉到人吏多收青苗钱数，因而触犯了新法的刑名。”

译因为罪名深重，便避而不见，向上级州府申辩，公开揭露已经发生的过失；经过商议，允许他们自首，把误收的钱数只在本县判处杖刑后释放。虽然这是公事，其中却夹杂了私情，显然属于刑名上的疑难。张尧夫等人的本意，是想推明新法，严厉告诫吏人不得收受财物，以致检法失误，并没有其他冤枉曲折。如今依条例减刑以外，也只有公罪杖刑；他们屡次遇到恩赦，按法律本来应当全部宽免，不应结成公案。臣私下担心将来奏报案件时，朝廷会因为此前已经下过德音，又降下敕命，审查案件而另有调任、阻碍磨勘的指挥。推原他们的本情，实在值得怜悯。希望圣慈检阅提刑司、转运司以及本州通判雍标等人的奏状和申报中书的文状，特赐详加斟酌，依照赦令、敕令宽免释放，不作为缺失，使那些公正勤勉、尽心办事的官吏知道有所劝勉激励。谨具奏状上报，恭候敕令裁决。彭汝砺上奏说：礼制中设置刑罚，并不是认为百姓不值得教化，而是为了挽救礼教失误。刑罚有赦免、有宽宥、有赎罪，并不是认为奸人可以容忍，而是为了处理刑罚所不能完全涉及的情况。所以周公的法令，不只是老年人、幼年人、愚昧者有赦免，不明知情由的人也有宽宥；不只是墨刑、劓刑的疑难案件可以赦免，死刑案件也可以赎罪。” 由此可知，先王爱护人民是多么深厚。后世没有先王的教化，却有先王的刑罚；有先王的刑罚，却没有先王的赦免，这就是爱护人民的办法少，而伤害人民的办法有余。这样的事情难道可以忽视吗？法律规定，死刑案件中有刑名疑虑的，可以上奏请求裁决。然而有关官吏害怕受到驳问，看到已经定罪，便改易供词，牵强附合法令；这样施行刑罚，疑罪的人未必能够得到释放。杖刑罪情理可怜悯的，允许赎罪。然而有关官吏使用法律，往往出于喜怒，没有申诉机会的人未必能得到救助，而无罪的人也未必不会受刑。死刑已经是极刑，却还可以减刑，那么服徒役的人为什么偏偏不幸呢？杖刑已经是最轻的刑罚，却也有赎罪，那么流配的人为什么偏偏得不到体恤呢？《舜典》说：‘罪行有疑，只从轻处罚；又说，宽宥过失，不论多大；故意犯罪，不论多小都要施刑。’由此可见，赦免和宽宥并不是只针对轻罪重罪而论。臣请求凡因过失犯罪而应受刑罚、又有刑名疑虑的，都听其赎罪，只需向各路职司提出申请。对于应当赦免却不予请赦，以及应当判决却私自准许赎罪的，允许百姓自行申诉，并让职司加以督察。这样百姓就不会有幸与不幸的区别了。先王仁义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 哲宗元祐七年九月，侍讲学士范祖禹上奏请求废除对盗贼实行的重法，说：臣在去年十二月轮流应对奏事时，请求废除盗贼重法，尚未得到施行。臣听说，王者的德行如同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如同大地，没有不承载的地方；四海之内都是他的赤子，无论远近，都应当一视同仁。如今实行重法的地区，唯独把百姓当作盗匪；一人犯罪，牵连妻子儿女，没收他的家产，简直等同于谋反叛逆。先王制定刑罚，必定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从未听说区别州域、偏行严峻法令，恐怕不是圣明时代应当做的事。陛下将要郊祀天地、登楼大赦，如果在赦文中完全废除这项法律，一律荡涤罪过，使他们重新开始，足以感动人心、招来和气，那么帝舜好生的德行、大禹因罪人而哭泣的仁心、成汤解网放生的恩德，就又能在今天重现了。恭敬地想，祖宗无不怜悯各类狱案，刑罚宽平，远远超过前代，实在积有阴德，上合天心，所以承平百年，福祚无穷。只是自嘉祐七年起初次设立窝藏重法，到熙宁年间，中书检正官奏请后，才成为明文法令；这些都是因为有关官吏提出建议，并非仁宗、神宗的本意。这只是权宜时制，不可长久施行。” 臣前次奏论此事已经很详尽了，如今正逢首次郊祀，应该把它作为施行仁政的开端。圣人顺应时势而行动，就会像云行雨施一样，刑罚清明，百姓服从，现在正是这个时机。恳请圣慈果断而不迟疑，特地下达圣旨，在将来的赦书中颁行，使百姓明白知道两位圣人如天地般涵养万物、没有私心的德行，而不只是把这些州郡看作夷狄之人。臣将能看到百姓感戴恩德、铭刻入骨，那么战胜残暴、停止杀伐，大概就可以希望实现了。谨录奏章上报。” 元祐年间，上清储祥宫建成，将要大赦。枢密直学士王岩叟说：“从前天禧年间祥源观建成，治平年间醴泉观建成，都不曾因此赦免。古人甚至有临死也进谏君主不要赦免的，由此可见赦免对圣明的治理没有益处。” 徽宗时，翰林学士叶梦得上奏说：“臣近来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的册文，随后奉命另撰圣谕，已经写成祈祷之辞。如今应当下达赦书，臣认为应进一步加以推广，历数天下艰难危急的情状，深刻地自我贬抑，明白告示四方，使无论远近都知道陛下是在为百姓请命，以向上下神祇求取福祐。过去汉光武帝初兴时，第五伦每次读诏书，常常叹息说：‘这真是圣主，一看便知道了。’唐德宗因朱泚叛乱巡幸奉天，陆贽在翰林，每次下达诏令，武夫悍卒无不感动流泪。李抱真从山东入朝时说：‘在这种时候，臣知道天下没有什么不能平定的。’这是因为上天不可欺骗诬蔑，人心容易被真诚感动。只要不避讳祸难而把恻隐忧民之情显示出来，那么即使幽远之地和愚昧卑贱的人也都可以被感动。用文辞传播告示，并不是没有补益。恳请圣慈详细斟酌，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将赦书交付本院，依此施行。” 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议论赦令，奏说：“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登上宝位时的赦书，私下奇怪它与祖宗登极时的赦恩、恩数不同。后来得到张邦昌僭位时发布的伪赦书，考察之后，才知道登宝位赦书完全是比照它施行的。臣所疑惑的有三点：祖宗登极时，只赦免杂犯死罪以下的罪行，至于恶逆之罪则不赦。因为恶逆是天地所不能容的，如果这种罪也能侥幸免除，人伦就会废弃，天理就会断绝。张邦昌曾任宰辅，依附金人，改换国姓、建立年号，本人是恶逆之首，所以他的伪赦不遵循典章法宪，反而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如今陛下继承大统，作为神民万物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效法祖宗而赦免恶逆吗？这是臣疑惑的第一点。祖宗登极时，京官以上有转官的恩数，选人却没有，难道不是因为选人数量多而容易泛滥吗？张邦昌僭越窃位，想用私恩收买天下士人的人心，所以他的伪赦即使对选人也有循资升迁的条文。如今陛下在艰难多事之时继承帝位，正应当珍惜名器，向天下显示大公至正之道，难道可以不效法祖宗而实行滥赏吗？这是臣疑惑的第二点。”

译祖宗登极时，对于获罪而被安置、编管、羁管等人，依次推施恩典，有的量移，有的自便，有的叙用，有的复官，并根据罪行轻重区别办理，所以恩典施加而威严也能树立。张邦昌的伪赦却一概复官，有职名的人又都恢复原职，只是一味姑息，完全没有典章法度。如今陛下在国势削弱之际施行政令，正应当分别是非，实行核实求真的政治，难道可以不效法祖宗而专事姑息吗？这是臣疑惑的第三点。这三点，难道是朝廷认为按照今日的形势就应当如此吗？还是认为如果不照张邦昌伪赦的宽大办法比照施行，就会失去天下人心？或者是因为张邦昌曾参与国事，想借此掩盖他的罪恶？臣愚昧地认为，这些想法都错了。应当下诏改依祖宗制度：恶逆不赦，选人不按资历循序升迁；对于安置、编管、羁管的人，命刑部核实原犯罪行，上报后按等级施行。这样国家政事就能确立，民心也会服从。《春秋》极力端正开端，今天应当端正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恳请圣慈裁决施行，以公正天下为尺度，不要因改诏而担心失信，天下幸甚。” 高宗时，皇子出生，按旧例应当大赦。李纲任尚书右仆射，又上奏说：“陛下登极时广大的恩典，唯独遗漏了河北、河东，没有惠及勤王的军队，天下人都感到失望。这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没有涉及，人人都说朝廷已经抛弃了它们，用什么来安慰忠臣义士的心呢？勤王军队在道路上行军半年，穿着铠甲、肩荷兵器，冒犯霜露，虽然还没有发挥作用，也已经很劳苦了。加上疾病死亡，恩恤又没有涉及他们，以后遇到急难，还凭什么让人效命呢？希望趁这次赦免，广泛显示德意。”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两路知道了天子的德意，人心一致欢悦。知洪州赵元镇请求对防州曲赦，奏说：“臣访察得知，自从防州卫军与百姓交相变乱以来，十县之间，失去产业的百姓大多聚集为盗。虽然圣恩宽厚，宽免了他们受胁迫而参与的罪过，但事情已经多年，他们仍把兵器藏在家中，从未交给官府。州县既不能将其完全制止，又在审理诉讼、案件时，往往允许人们追查旧事，使乡里骚动不安，各自心怀疑惧。这样，陛下已经赦免的罪，官吏仍然可以追究，使德泽受阻而不能宣布，民情积累成愤怒和怨恨。一旦奸恶之心不能自行消除，拿起兵器、刺杀他人，势必会发生；于是聚集众人凭险抗拒，就没有自新的途径了。此前派遣岳飞再次平定了他们，但过去的怨仇诉讼仍纷纷不断。臣愚昧地希望圣慈依照此前建州平定范汝为的事例，特地下达曲赦；或者只下诏书，宽免他们过去的过错以及相关的优恤等事，并核查举办理。这样人们就能安居乐业，盗贼也会暗中消除。” 中书舍人洪遵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天下的恶少，平时饮酒赌博、椎埋盗掘、抢劫偷窃、贩卖私物，因一点怨隙便杀人，肆意作恶；有时逃窜聚集山谷，有时在江湖上行劫，没有什么坏事不做。他们本来就曾储藏十分之一的财物，等待紧急时使用。一旦获罪，就把藏物全部拿出来，贿赂狱吏，希望侥幸免罪。而使他们得以免罪的说法有四种：一是案件审问有问题，二是没有证人，三是并非故意杀人，四是尸体未经检验。往往上奏裁决，按照惯例从轻比附，只判鞭打杖扑，却以其罪恶遥远而宽宥。所谓遥远，不过三千里；所谓罪恶之地，不过岭南。凶徒恶党大多隐藏在穷山僻野之中，当地人为他们提供掩护：押送的军兵，有的取其金帛，有的沉溺于酒肉，有的被党羽困窘，有的反遭他们设法杀害。押行不到半路，他们就已经逃走了。即使能够到达配所，刚满一年，便到处行贿买通，谋求脱离名册。否则就逃亡在外，重新出来作恶，给良民延祸，无法一一计数。犯罪的人可以被驱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让罪人列队三行，把剑系在脖子上，以取得檇李之战的胜利。秦汉以来，东征西讨时，赦免缓刑的官员和徒犯，从天下征发亡命之徒，把他们编成军队，史册记载得明明白白，可以考证。” 臣愚昧地希望圣慈命有关部门详细议定：凡天下凶恶强盗及杂犯杀人罪应当处死而因赦免获释的人，根据路程远近，分别编配到大军中。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他们逃亡而在日后酿成祸患，而且这些人轻视生命、喜欢杀人，既然隶属于军队，知道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道路，稍加训练，一定乐意为军队效力。” 孝宗淳熙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请求因久雨亲自书札，与赦令一同发布以抚恤百姓，奏说：“臣私下看到，月初陛下因为连日阴雨过多，亲自发布德音，分别派遣御史提点刑狱，审理拘押的囚犯，将各路杖罪以下以及相关人员一并释放。命令一发布，随即放晴，天高而能听见下民，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这本来就是陛下亲自施行、亲自招致的，不必远引古事作为证明。然而自秋冬以来，陛下每次有宽恤的诏令，也随即会出现感应；但几天之后又恢复阴雨。如今稻谷不能收获，农夫都为此忧虑；麦子不能播种，来年的事情也应当考虑。臣曾深思其中的原因，莫非群臣顺从、辅成圣德还没有做到极致？否则就是四方百姓的隐情还没有完全上达。上天虽然不说话，却用事情向人显示，它殷切仁爱，难道就在这里吗？如今郊祀将近，将来下达的赦书，大多只是沿用固定格式；即使曾命令六部预先逐条具报，也不过是寻常事务和细枝末节，往往州县也只用空文应付，实在不符合陛下收聚福祐、广施恩赐的心意。臣愚昧地希望圣慈趁雨停尚未见效之时，察知天意有所由来，特别运用圣心，更加思考民间的利弊；凡是可以停止施行的，就默默记下，等有关部门议定赦条后，特地下达亲札，与赦令一同颁行，使四方万里欢欣鼓舞于盛德，上感动上天的监察，必定获得无疆的福祉；下则取得人心，自然成就中兴的功业。”

译“因为思虑越广，得到的报应就越大，难道仅仅是放晴而已吗？”六年，周必大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又论述详细议定明堂赦书，奏说：“臣仰念仁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开始举行宗祀礼，当时下达的赦书恩意特别厚重，又另行颁布手诏，开辟至公之路，堵塞私下请托的途径，以革新各项政务；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上，流传无穷。如今陛下临朝执政，愿意治理国家已经十八年，德行日日更新而又更新，治理也不断进步，和祖宗的功业没有差别。因此发布德音，下达明诏，选定秋季祭祀上帝，这是一项盛大的举措。只是历来的赦令，大多根据各部所列条目取舍制定，文辞虽然繁多，真正突出而可实行的却很少，所以州县也把它看作日常程序，免不了只是挂在墙上。臣愚昧地希望这次赦令出自圣意，秘密谕告三省、枢密院，趁这两三个月详细议定政事措施中的重大事项，依据仁宗的旧例加以铺陈，写成诏令，与赦书一同颁布。至于各路刑狱中有观望拖延、数年不能判决的案件，州县赋税中有轻重不均、积欠累累、名存实亡的情况，版曹、宪部都可以考核，一并作为访闻事项，上奏后予以宽免、减免，使百姓耳目为之一新。” 这实在是君主特别的恩典，不是有关部门所能做到的。所以希望陛下与大臣预先谋划。又有各州太守到任时提出的便民五件事，其中有些关系一方最大的利益或危害，平常都交给有关曹部勘验办理，却很少听说真正施行。臣也请求命大臣把其中重要的列出并公布，选取后下发施行，使四方万里之外都知道陛下上承天心、下恤民间隐情，欢欣感戴之情充满而化为和气，自然华夷归附，福禄无穷，这不是很善美吗？” 孝宗时，敷文阁待制、四门置制使范成大上奏说：“臣听说，刑罚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赦免和宽宥，也同样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愚昧百姓触犯法律，他们固然没有可辩解的理由；遇到赦免应当释放，官府也没有理由阻止。即使罪情严重、难以宽免，出于一时的特别裁决，也应当因赦免而稍微减轻，不应援引赦令反而加重。这一道理非常明白，但人们却不以为怪，臣私下对此疑惑。臣看到近来的奏报案件，赦免以前犯罪的人，有关官吏认为按赦令应当宽免，却又以罪情严重为由奏请裁决。按人情和事理来说，特意不采用赦令而施刑，已经是非常重了，如今却反而增加刑罚。比如原本犯徒刑一年，遇到赦免应当释放，却因为情节严重而特意判徒刑二年、三年，甚至增加到配流之类。虽然是想禁止暴行、收敛奸邪，却不是德治与刑治并用的本意。况且在外地州县的囚犯，遇到赦免就依照等级直接释放；偶然列在奏报案件中的人，却反而加重刑罚。这就是州县施用恩典，朝廷施用威刑，难道不是颠倒了吗？希望圣慈特下降旨：今后遇到赦免以前犯罪、因情节严重而奏请裁决、确实不可宽免的，只限于特别裁定不适用赦免，仍按原有刑罚处理；这样本身已经是不宽恕了，从人情事理来说，实在是恰当的。”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天的法则不过是阴阳而已；王者的法则，不过是刑罚和赏赐而已。所以承受天命而居于尊位的人，应当效法天道来建立政事。阳气主生，春夏在前开始；阴气主杀，秋冬在后接续。这两者属于天道。用庆赏勉励功劳和才能，用威刑警戒罪恶。这两者属于人事。对有功的人不赏赐，对有才能的人不举荐，就无法激励将来的功业和才能；有罪不施刑，有恶不铲除，就无法使奸邪绝迹。因此要明白阴阳并行的道理，审慎把握冬夏先后的次序。施赏不是为了把喜庆当作目的，施刑也是为了保全生民。所以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再需要刑罚，用刑是为了制止犯罪，这难道是假话吗？然而赦免是想要洗涤污秽瑕疵，使百姓重新开始。就负罪的人而言，这确实是最大的恩典；就实现治理而言，却不是太平时代的常事。近世以来，郊祀上天、祭祀宗庙、建立太子、册立皇后，没有不大赦的。那些侥幸求免的人，事先知道赦免的日期和情况，难道不会因此产生无视法令、任意作恶的念头吗？况且遭受牢狱之灾的人，都是世人最为痛心侧目的对象。等到夜里啼鸟一叫，驿马连夜奔驰，玉钥宣告灵命，金鸡树立赦令，雷雨一解，按惯例就都释放了。” 名义上说是嘉瑞吉祥的符兆，实际上全都是变异的征兆。于是使抢劫财物、穿着赃物的人反而惊叹议论善行流传，使人屏息忍耐、含冤受屈，却在良田中养育稂莠，在道路中央放纵豺狼。难道就不想想这样会损害嘉谷、伤害平民吗？风俗受到惊骇，实在令人畏惧。何况大赦以后，奸邪之人并没有停止作恶，早晨刚脱离监狱，晚上又被锁入囹圄。他们不能接受教化、改过自新，也已经明白可见了。《尚书》说：‘文王制定刑罚，对这些人施刑而不赦免。’《汉书·刑法志》说：‘汉太宗断绝赦令，四海安定。’子颜希望光皇帝不施赦免，诸葛孔明并不是吝惜对蜀地施赦，所以能够使弥天的寇乱平息、境内百姓安生。这些都是前代明主贤臣已经取得的成效。如今国家怜悯囚徒的罪苦，哀怜小民的愚昧，频繁颁降赦令。这大概是朝廷不忍百姓受苦的心意，表现在外而不能自我克制。若由此推及善良百姓，顺应天道，端正生杀之权，那么达到周文王那样的治理并不困难。又哪里需要称道唐太宗、汉光武、蜀国那些琐琐小事呢？犯罪应当惩处却宽宥他，应当杀死却让他活着，也就像在霜雪时节招来暖风，在秋冬之际实行春天的政令。这样却想使天道成就，臣不知道是否可以。事情发生在下方，征象就会在上天发动；在人心中感发兴起的事情，就会在上天得到回应。能够不感到畏惧吗？《易经》说：‘一阴一阳，这就叫作道。’伏望陛下赏罚确实果断，不要任意施行赦免宽宥，使上下都有纲纪，内外断绝侥幸，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掌上运转一样容易，也能使王符之类的人再没有机会议论了。

译当时，朝廷册上尊号并议论大赦天下，参知政事张雄飞进谏说：‘古人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所以赦免就是不公平的政治。圣明的君主在上，怎么适宜屡次赦免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雄飞说：‘大规模狩猎以后才能发现善于捕猎的犲狼，集中议论以后才能知道谁有善于进言的才能。你所说的是对的，朕现在听从你，于是停止颁降减轻刑罚的诏令。’顺帝时，苏天爵论说不可以屡次赦免，防备说：‘自古以来，国家致力于严明刑政，如果赦免宽宥之令屡次施行，必然导致纲纪多有紊乱。因此先王既兴办礼乐来教化百姓，又严明法制来惩罚恶人。礼乐兴盛，教化就能普遍施行；法制严明，奸邪贪婪就会畏惧，从未屡次赦免来使百姓受害。’唐太宗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是赦免，只会使不守法的人得到好处。古语说：君子不幸，是小人的幸运。一年两次赦免，善人就会沉默。养育稂莠会伤害禾稼，宽惠奸凶会损害善良之人。朕拥有天下以来，常常必须慎重使用赦免，大概屡次赦免会使愚人总是希望侥幸，只想犯法，不再能够改过了。’太宗这句话实在正确。过去我世祖皇帝即位初年，从未任意施赦；临朝统治久了，圣德深厚仁慈，广大覆盖天下，因此刑政肃清，礼乐修明兴举，奸贪之人知道畏惧，善良之人得以伸张，所以中统至元年间的治理，可以和前代盛治相媲美。恭敬地想到圣明的天子承顺天心，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必定把至仁放在首位；刚登帝位之初，已经颁降宽大的恩典。然而自近年以来，赦免宽宥过于频繁，实在担心奸人贪吏各自怀有侥幸之心，大肆谋求奸利，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任意施赦只有八次；近来从天历改元到元统初年，六年之中，任意施赦却有九次。广布恩泽、宣示恩惠，虽然出于朝廷的美好心意，然而助长奸邪、宽惠恶人，实在是执政者应当慎重的事。伏愿从今以后，近取世祖皇帝所实行的办法，远鉴唐太宗所说的话，使中外臣民洗心革面、改变思想，守法奉公，知道非常之恩不可再存觊觎之望，那就不胜荣幸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兵制。赵孝成王时，荀卿与临武君在赵王面前讨论用兵。赵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临武君回答说：‘上面得到天时，下面得到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行动，后发而先至，这就是用兵的要术。’荀卿说：‘不对。臣听说古代的道理，凡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使人民团结一致。弓箭不协调，后羿也不能凭它射中；六匹马不和谐，造父也不能凭它到达远方；士卒百姓不亲近归附，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凭它取得必胜。所以善于使人民归附，才是真正善于用兵。因此用兵的要领只在于使人民归附。’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和利势，所施行的是变化和诈术。善于用兵的人，行动迅疾、幽隐难测，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出击。孙武、吴起使用这些方法，天下无敌，难道一定要等待人民归附吗？’荀卿说：‘不对。臣所说的是仁人之兵，是王者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谋和形势之利，所施行的是攻取、夺取和变诈，那是诸侯所做的事。仁人之兵，不可以欺诈。那些可以欺诈的，是怠慢的人，是道路暴露、上下不能互相掩护的人【“路亶”的“亶”读作“坦”，意为上下彼此不能覆盖保护】；君臣上下之间，已经显然有了道德上的离散。’ 所以，用桀那样的诡诈去欺骗桀，尚且还会因智巧和拙劣而有成败之别；用桀那样的诡诈去欺骗尧，就好比拿鸡蛋去碰石头、用手指去搅滚水，简直是投入水火之中，只会被烧焦、淹没罢了。因此，仁德之人的上下级之间，百将同心，三军同力；臣下对君上、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又像手臂保护头目、遮护胸腹一样。想用欺诈来袭击他们，同先惊动他们再进攻没有区别。况且，仁德之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就会有方圆百里的耳目【“听”犹如耳目】；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就会有方圆千里的耳目；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就会有遍及四海的耳目。他们必然耳聪目明、警惕戒备，和谐相传而同心一致【“和▯”字义疑有讹误】。所以，仁德之人的军队，聚集时可以编成队伍，分散时仍能排列成阵；拉长阵势时，像莫邪剑的长刃，碰上的人就会受伤；收缩阵势时，像莫邪剑的利锋，抵挡它的人就会溃败；环形驻扎而方正整齐，就像磐石一样，触碰它的人必然受挫，只能被推挤得东倒西退【末句疑有脱讹，文义不详】。况且，暴虐国家的君主，将同谁一道达到这种境地呢？他所能依靠的，必然就是本国百姓。百姓亲近我，就会像亲近父母一样欢喜；喜爱我，就会像喜爱椒兰一样芬芳。他们回头看自己的君上，就会觉得那君上像灼烧刺黥一样痛苦，像仇敌一样可恨。人的性情，即使是桀、跖，难道又肯替自己所厌恶的人，去伤害自己所喜爱的人吗？这就好比让一个人的子孙亲自杀害自己的父母。他们一定会来把这件事告诉我，那又怎么能够用欺诈来蒙骗他们呢？所以，仁德之人治理国家，国家会一天比一天清明；诸侯先归顺的就安定，后来归顺的就危险；谋划对付敌人的国家会削弱，然而反过来归附仁德之人的国家就会灭亡。《诗经》说：“武王旗帜飘扬，军阵有所防备；手持大斧，气势像烈火熊熊，没有谁敢阻挡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孝成王面对武君临武君说：“好，请问王者的军队，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建立和运用，才可以成功？”荀卿说：“凡是大王和将帅所能做到的，都只是末节小事。请允许我说明王者和诸侯国家强弱、存亡的结果以及安危的形势：君主贤明，国家就治理得好；君主无能，国家就混乱。隆重礼制、尊崇义理，国家就治理得好；轻视礼制、贬低义理，国家就混乱。治理得好就强，混乱就弱，这是强弱的根本。上面足以让人仰望【“卬”是古“仰”字】，下面的人就可以任用；上面不足以让人仰望，下面的人就不能任用。下面的人可以任用，国家就强；下面的人不能任用，国家就弱，这是强弱的一般规律。隆重礼制而考核功效，是上等；厚重俸禄而尊重节操，是次等；只重功劳而轻视节操，是下等，这是强弱的一般情形。喜爱士人就强，不喜爱士人就弱；爱护百姓就强，不爱护百姓就弱；政令得到信任就强，政令不被信任就弱；百姓齐心就强，百姓不齐心就弱；赏赐优厚就强，赏赐微薄就弱；刑罚有威势就强，刑罚受到轻侮就弱；兵械、器用、铠甲和武器制作精良、坚固、便利就强，制作粗劣、不坚固、不便利就弱；重视用兵就强，轻视用兵就弱；权力集中于一处就强，权力分出两处就弱，这也是强弱的一般规律。齐国崇尚技击之士，他们取得一个敌人的首级，就赏赐赎金一锱，此外没有根本性的奖赏。这种军队遇到小事和弱敌，尚且可以侥幸使用；遇到大事和强敌，就会涣散离析，像飞鸟一样倾覆反复，朝不保夕，这就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种更弱的军队了，简直等于离开集市雇佣临时工来作战。魏国的武卒，按照尺度选取【指选取身材长短、体力合乎标准的人】；让他们穿三属之甲【上身一件、髀部一件、胫部一件，共三属；“属”读作“之欲切”】，操十二石的弩，背负五十支箭，把戈置于箭上，戴盔并佩剑【“防”通“胄”，指戴头盔又佩剑】，携带三天的粮食，在正午前后奔走百里；通过考核，就免除其家的赋役，优待其田地和住宅。这样过了几年便会衰疲，却还不能轻易剥夺这种制度；若重新改造、另行选取，也难以周全【“改造”是重新选择】。因此，土地虽然广大，赋税却一定很少；这就是危险国家的军队。秦国人使百姓生活在狭窄困苦之中，役使百姓又残酷猛烈：用权势胁迫他们，用困厄逼迫他们，用庆赏诱导他们，用刑罚威逼他们【“防”通“借”，意为不能胜任时便用刑罚压迫】，使天下百姓想从君上那里求取利益，除了战斗以外别无途径。把百姓置于困厄之中来役使，取得战功以后再奖赏他们，使功劳和赏赐相互增长。取得五个甲首，就隶属五家，这是最能形成众多、强盛和长久力量的办法；再以土地作为正当依据，所以秦国连续四代取得胜利，并不是侥幸，而是有一定规律。因此，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与魏国的武卒交战；魏国的武卒不能与秦国的锐士交战；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之兵；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兵不能抵敌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若这些军队相遇，就好比把烧热熔化的东西投向石头一样，必然失败。兼并上述几个国家的军队，都是追逐赏赐、践踏利益的军队，是像雇工和奴徒一样被买卖驱使的作战方式，还没有尊重君上、安定制度、极力遵守节义的道理。诸侯中若有人能够用节义把这些军队精细而彻底地整治，就可以起兵而使它们全部陷入危险【“防妙”意为精尽；“节”指仁义；“作”指起兵；“殆”指使之危险】。所以，招募近处的人、选拔士卒、抬高权势、崇尚诈术和功利，是逐渐侵蚀败坏军队；用礼义教化军队，是使军队齐整统一。用欺诈对付欺诈，尚且还有智巧和拙劣之分；用逐渐侵蚀的办法对付齐整统一的军队，就好比用锥子和小刀去刺穿大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