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

译太宗又对侍臣说：“平定天下，虽然是我完成的；但如果守护天下时失去谋划，功业也同样难以保全。秦始皇当初也平定六国，很快拥有四海；到了晚年却不能善于守成，实在值得引以为戒。你们应当公而忘私，那么荣誉、名声和高位便可以善终。”魏征回答说：“我听说，战胜容易，守住胜果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定时不忘危险，功业已经显著，德教又广泛施行；如果始终这样治理，国家就没有倾覆败亡的理由了。” 太宗又曾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创立基业的君主到了子孙后代多有祸乱，为什么呢？”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年少时就处于富贵之中，从未了解人间的真情和虚伪，也不懂得国家治理和安危，所以施政多有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错推给君主，我却要把罪责归于臣下。功臣的子弟大多没有才能品行，凭借祖父的资历和庇荫，便任居高官；德义不修，却喜好奢侈放纵。君主既幼弱，臣下又无才，跌倒了也没人扶持，怎么能没有祸乱？隋炀帝记录宇文述在藩王府时的功劳，把宇文化及擢升到高位；宇文化及不思报效，反而发动弑逆，这难道不是臣下的过错吗？我说这些，是想让你们告诫勉励子弟，使他们不犯过失；这就是国家的福庆。” 宋太宗时，翰林承旨苏易简曾在宫禁中值班，用水试验欹器。皇帝暗中听说后，晚朝时问他：“你所玩弄的，莫非是欹器吗？”苏易简说：“是的，是江南徐邈制作的。”皇帝命人取来试验。苏易简进言说：“我听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器皿装满就会倾覆，事物盛极就会衰败。愿陛下保持盈满、守住成业，谨慎地结束事业如同开始时一样，以巩固宏大的基业，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学士梁焘上奏说：“臣多次蒙受圣恩驱策，得以侍奉圣明，亲耳听到陛下的德音。陛下希望使天下安静而不受扰乱，安定而没有危险，对内惠及中国，对外安抚四方；每天广泛听取意见，从未不谈政事的得失。臣和天下人一同庆幸，陛下聪明，可以说已经懂得治理的关键了。如果君臣同心同德共同实行这条道路，几年之间一定可以重新看见仁宗至治的时代。近来观察朝廷事务，似乎有些没有符合陛下圣明的本意，臣对此十分疑惑。难道是大臣不能把圣德美意充分阐明，彻底宣扬陛下的恩泽，从而扩大为宗庙社稷谋求长久安宁的计划吗？或者是圣意稍有懈怠，奸人乘隙而入，得以进献邪说，扰乱陛下的聪明吗？臣早年蒙受知遇，被擢置于言路，接受忠言、补过报效君恩，不能同一般人一样，因此不忍不为陛下说一句话。愿陛下体察臣的志向，稍加听取。臣听论者说：‘使天下达到治理很难，守住天下的治理却容易。’臣却说：‘达到治理容易，守住治理困难。’这是因为自古君主开始谋求治理时，无不急于求贤、渴望听取劝谏；得到一条善言，唯恐不能实行；看到一件坏事，唯恐不能除去；专心思考万事隐微而无形的地方，用心考虑众人想不到的方面，兢兢业业，不敢闲暇安逸，最终达到安乐无事的境地；这就是天下治理容易达到的原因。” 天下已经得到治理，却放松心志，日益骄傲，志意日益懈怠；以为贤人已经找到了，便忽略求贤；以为善言已经听尽了，便厌烦听取；把细微的事情看作不值得忧虑，把隐藏的祸患看作不值得防备；奸邪滋生却不能察觉，祸患萌发却不能醒悟，所以最终导致败乱而无人挽救；这就是天下的治理难以守住的原因。《易经》说：‘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天下得到治理时不忘祸乱。’《既济卦》的卦象又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这是因为安定中有潜藏危险的道理，治理中有发生祸乱的契机；事情已经成功，仍然思考潜伏的祸患，这些都是圣人在治理安定、没有祸患时保持戒惧的道理。恭敬地想到陛下登基至今已有七年，进用贤能、罢黜奸佞，顺应天下公论；兴利除害，符合百姓愿望；刑罚清明公平，赋税征敛均衡节制；奸邪盗贼已经消除，战争大致止息，年成丰收，民力宽裕，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的开端了。守住而不失去，治理之道就可以成就；现在正是两宫共同坚持守成、最为艰难的时候。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学习不知疲倦，处理政事不敢忽视；不喜好营造宫室，不沉迷声乐，不受佛、老思想迷惑，不被穷兵黩武蒙蔽，所以守成已经有了正确的办法。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仁慈恭敬、明达谨慎，又以大公之心辅成此事。她辨别谗言邪说，裁抑侥幸之人；听取和裁决政事时，总能穷尽事理；在她照察之下，万物没有能够徇私。这样的用心正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臣区区之心仍然忧虑，是私下担心陛下把尚未完成的治理当作天下大治，把小康的风俗当作可以长久安定。像抱持桑木绳索那样的忧虑，日益在心中松懈；像驾驭六匹马、手执朽绳那样的畏惧，也不如从前。因为积累而成就大治是极难的，因怠慢疏忽而败坏它却极容易。臣微薄的忠心，已经当面陈述了。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愚昧，仔细思考并努力实行。臣屡次蒙受圣恩，陛下降旨表示愿意听纳，臣却不敢因此自喜。”

译《尚书》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的。” 《尚书》又说：“要警戒啊，要警戒没有忧患的时候。”愿陛下务必实行那些值得听取的言论，警戒没有忧患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延续广大无疆的福庆，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绍圣元年，门下侍郎苏辙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御试策问的题目，历数并指斥近些年的政事，似乎有意恢复熙宁、元丰年间旧事。臣身居执政之位，不敢不说。然而臣私下料想，陛下本来没有这样的心意，一定是有人妄自揣测。陛下被父子亲恩牵动，不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所以劝陛下恢复这些事情。这是所谓小人爱护君主，只求一时痛快，不是忠臣爱护君主、以社稷安定为喜的做法。臣私下考察神宗皇帝，天资聪颖，具有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设置施行的制度，超过前代，其中有些足以百世不变。臣请为陛下概略陈述：先帝在位将近二十年，终身不接受尊号；裁减宗室恩荫，只保留袒免之亲，减少朝廷无穷的费用；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除民间倾家荡产的祸患；罢黜各科只诵习算数的学业，训练那些懒惰的将士；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明俸禄之法，禁止私下交结请托；实行浅攻之策，以挫败西戎的狂妄；收取六色钱，以宽解杂役造成的困苦。至于细小的事情，如设置抵当、出售熟药等，凡是这一类措施，都是先帝圣明的谋划和睿智的筹算，有利而没有害处；元祐以来，上下奉行，从未废弃。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妥当，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互相补益，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孝。过去汉武帝对外经营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赋枯竭，于是修订盐铁、榷酤、平准、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其命，几乎导致大乱。昭帝任用霍光，废除烦琐苛细的措施，汉室才安定。光武帝、显宗把明察当作聪明，以防范为决断，结果上下恐惧，人心不得安宁。章帝即位后，深刻鉴察这些过失，改用宽厚、和乐的政事，后世称颂不已。到了本朝，真宗皇帝崇尚文治、停止战争，号称太平；群臣趁国家极盛，提出天书之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采纳大臣意见，把天书收藏在梓宫之中，以消除其遗迹。仁宗亲自听政后，也终身不再谈论此事，至今人们仍然赞许。英宗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大臣过度谋划，创议修建濮王庙，群臣议论汹汹达数年。先帝即位后，有人请求重新提出此事，先帝将其搁置而不答，于是事情终于安定。” 像汉昭帝、汉章帝那样贤明，又像我朝仁宗、神宗这样圣明，难道是他们不重视孝敬，轻易改变旧事吗？实在是因为有些事情不能不以宗庙社稷为重。因此，子孙既获得孝敬父祖的实际，也不损害父祖的圣明补救，这才是真正明君所致力的事情，不可拿流俗的议论来衡量。臣怀着无尽的忧虑，希望陛下反复思考臣的话，千万不要轻易改变旧制。如果轻率改变已经实行九年的事情，擢用多年未被任用的人，怀着私怨却拿先帝作借口，那么国家大事就要坏了。臣怀着忧国之心，不顾冒犯天威，甘愿等待谴责。元符三年，陆佃从蔡州被召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刚开始亲政时，天地清明安和，玉烛光明润泽，臣民欢欣拥戴，无论远近，都只知道鼓舞欢呼。恭敬地想到陛下仁慈、孝顺、慈爱、节俭，纯粹自然地具备圣明神智的资质，人民久已寄托希望；又温和恭敬、喜好询问，学问光明，正要继承先帝的谋略功业，以登临太平。像臣这样平庸浅陋的人，首先被召回，臣实在不敢自量，只愿贡献微薄力量。臣私下看到神宗皇帝聪明有文德，延揽任用真正的儒者，建立法度，颁布四方，以使天下和后世受益；可是元祐年间却屡遭诋毁讥讽；绍圣以来，又都称颂赞美。事情无论是否恰当，若一概纷纷更改，国家自有常刑，本来就应当不予赦免；然而事理有损有益，不能不有所承续，只一味称扬，也已经过分了。《尔雅》说：“赓，就是承续、发扬。”承续前人的事业，不必拘泥于前人已经做过的事；有利的就承续，好的就发扬，这才是善于承续。《诗经》《尚书》所称道的事业，后世不断歌咏赞叹，就是这个道理。元祐年间纷纷更改，是只知道承续而不知道发扬的过错；绍圣以来大多称美，是只知道发扬而不知道承续的过失。希望陛下咨询谋议仁德贤能之人，询问考察政事，有所承续，有所发扬，以承接并扩大前人的光辉；最重要的是合乎时势和事物实际，以恰当为可贵。实现大中之道的时机，确实就在今天。恭敬地等待圣明裁择。” 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上奏说：“臣听说，有所作为就会艰难，无所作为就能安逸享乐。孔子说：‘无为而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舜吧？’这是因为舜继承了尧的事业。太祖、太宗在艰难中创立基业，神考在艰难中革除弊病，都不能无所作为，所以大有作为。然而神考晚年，事业功绩已经成就，逐渐想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何况是继承裕陵的事业，难道还可以大有作为吗？臣认为陛下继承神考，正如舜继承尧，应当无为而治罢了。但恐怕兴事扰民的臣子有人认为这样不对；那么前代有曹参的问答，本朝有真宗皇帝的话，取来采用，全在陛下。汉代曹参问惠帝说：‘陛下自己估量一下，您的圣明武功和高皇帝相比，谁更强？’惠帝说：‘我哪里敢望及先帝。’曹参说：‘陛下说得对。’真宗曾说：‘太祖、太宗二位圣人的功业英明睿智，我哪里敢向上比拟？’这是因为太祖、太宗是不可企及的。臣认为，推重谦让给先帝，以谦逊作为孝道，可以确立根本，也可以顺应时势，所以说‘取来采用，全在陛下’。”

译钦宗靖康元年，晁说之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发布明诏修复祖宗旧制，天下非常幸运。臣私下认为，祖宗制度宏大深远，不容易全部考察明白，必须先掌握它的要领，才能推究细节。恭敬地想到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大命，削平僭越叛乱，统一天下，建立太平基业，远远超过历代百王，应当世世代代守护，不可有丝毫差错。倘若稍有改变，祸乱就会随之而来。周人谨慎守护文王、武王的功绩，汉人一定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又说‘这是高皇帝的法令’。宋朝初年，太祖也确实与此相同；后来太宗皇帝亲自披甲戴胄，跟随太祖作战，从不认为自己有能耐，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只守护太祖的法令，唯恐稍有失误。假如太宗时期就得到喜好奇异、务求创新的人，改变太祖的制度规模，臣私下恐怕五代的变乱未必不会再次出现。再想到太祖、太宗一德同功，这是古来没有的事情，所以真宗皇帝开始建立南郊祭祀并配享的礼仪。国家盛盛相承，应以咸平、景德年间为代表；仁宗恭敬节俭，在位四十二年，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从未说过一句自大的话，也从未说过一句自夸的话，只是敬畏百姓、爱惜士人。如今四方夷人还听闻他的遗风而叹息。国家历代圣明相承、盛世重熙，大都遵循的就是这条道路。臣愚昧，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太祖创业、太宗善于守成、真宗清静无为、仁宗恭敬节俭，以增益七庙祖先的德业，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高宗时，洪遵进献旧事说：“《唐书》记载，魏征对唐太宗说：‘从前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酒，桓公请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身为寡人祝寿？”鲍叔牙举杯起身说：“希望您不要忘记在莒国时的处境，使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缚时的处境，使宁戚不要忘记当初为人喂牛时的处境。”桓公离开座席致谢说：“我和两位大夫如果能够不忘先生的话，社稷就不会有危险了。”太宗说：“我不敢忘记平民时期，您也不可以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臣听说，圣人不怕困难多，而怕没有困难，为什么呢？正当困难很多的时候，人们兢兢业业，早晚思考，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又像抱着火把放在堆积的柴薪旁，谨慎又慎重；对于安危存亡的念头，一天也不敢忘在心里。所以即使处于艰难多事的时代，治理的功效也可以指日而待。没有困难的时代，上面安逸，下面和乐，贤能与不肖之人一同得到进用，治理功效日益败坏；即使凭借盛大的事业和长久安定的形势，危险和祸乱也会很快到来。唐太宗经历百战才取得天下，却从未稍稍放松保持盈满、守住成业的念头；魏征还担心他不能善终，在一言一语之间都表现出讽谏。到太宗感叹高昌灭亡时，魏征甚至援引鲍叔牙的话来回答，太宗因此回头反省，说自己不敢忘记平民时期。君臣贤明相合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二十三年间功业显赫，外户不用关闭，几乎不用刑罚，和贞观初年相比，治理成效丝毫没有降低。假如太宗功成治定之后，扰乱自己原先的作为，臣恐怕连挽救国家灭亡都来不及，哪里还能享国祭祀三百年，为后世留下可以凭借扶持的基础呢？那梁武帝忘记襄阳的危险，后来遭受台城之辱；唐庄宗忘记黄河边的战事，后来遭遇同光年间的祸患。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亲自冒着箭石才取得天下的吗？可是他们的结局竟然如此，唉，哪里足以拿来谈论太宗的盛德呢？元顺帝至顺二年，监察御史陈思谦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自秦、汉以来，上下二千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只有六百多年罢了。我朝开国已有一百多年，统一天下也有六十多年；土地疆域和人民，是三代、汉、唐都没有达到的。百姓拥有千金财产，尚且谨慎守护它，认为这是先人经营所得，何况君临天下、承受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并把皇位传延万世呢？臣愚昧，却恳切地以兴亡之理进言，实在是因为陛下是有元的圣主，今天正是陛下在盛年谋求治理的大好时机，这个机会不可错过。”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都邑 晋侯谋划迁离故绛，众大夫都说：“一定要住在郇瑕氏的地方，那里土地肥沃，靠近盐泽，对国家有利，君主也快乐，不能失去。”韩献子将要统领新中军，晋侯作揖进入，问道：“怎么样？”韩献子回答：“不可以。郇瑕氏土地贫瘠、水浅，土地的弊害容易显现；弊害显现，百姓就忧愁；百姓忧愁，就会陷入低洼狭隘之地，于是产生沉溺、脚肿等疾病。不如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住在那里不会生病，又有汾水、浍水可以排泄污水；而且百姓服从教化，这是十代人的利益。山林、湖泽、林木和盐泽，是国家的珍宝。国家富饶，百姓就会骄纵放逸；靠近珍宝，公室就会贫困，不能说是快乐。”晋侯很高兴，听从了他，迁到新田。汉高帝五年，刘敬戍守陇西，经过洛阳，高帝正在那里。刘敬解下拉车的挽具，穿上自己的羊皮裘，去见齐人虞将军，说：“我希望拜见皇上，谈谈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虞将军想给他换上鲜亮的衣服，刘敬说：“我穿丝帛衣服，就穿丝帛衣服去见；我穿粗布衣服，就穿粗布衣服去见，终究不敢更换衣服。”于是虞将军入内报告，高帝召他进来相见，并赐给他食物。不久高帝问刘敬，刘敬劝说道：“陛下定都洛阳，难道想和周朝比一比盛大吗？”皇上说：“是的。”刘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朝不同。周朝的先祖从后稷开始，尧把他封在邰地，积累德行善事十多代；公刘为躲避桀而居于豳地，太王因为受到狄人攻伐，离开豳地，拄着马鞭迁居岐山，国人争相跟随。后来文王做西伯，裁决虞、芮两国的争讼，开始接受天命；吕望、伯夷从海滨来归附他。武王讨伐纣王，诸侯没有约期却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于是灭亡殷朝。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于是营建成周洛邑，把这里作为天下中心。四方诸侯进贡纳职，路程远近均等。有德就容易称王，无德就容易灭亡。凡是居住在这里，都是想让周王朝专心以德行招致人民，不想依靠险要地势，使后世骄奢而虐待百姓。到了周朝强盛时，天下和谐融洽，四方夷人向往周朝风化，仰慕道义、怀念德泽，归附并共同侍奉天子；不用驻扎一名士卒，也不用交战一名士兵，八方大国的人民没有不宾服的，都来履行贡职。到了周朝衰败时，天下分裂为两部分，没有人朝拜周王，周王也不能控制天下；这不是因为周德变薄，而是因为形势变弱。如今陛下从丰地起兵，攻打沛地，收集士卒三千人，凭这些人直进而席卷蜀、汉，平定三秦；又与项羽在荥阳交战，争夺成皋关口，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尸荒野，数也数不清；哭泣声还没有停止，受伤的人还没有起身，您却想与成王、康王时代相比，臣私下认为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况且秦地背靠山、环绕河流，四面都有险塞可以固守；突然有紧急情况，可以准备百万军队。凭借秦国原有的资源，物产极其丰美，土地肥沃，这就是所谓的天府。陛下入关并在那里定都，即使崤山以东发生动乱，秦国旧地仍可完整占有。人与人争斗，如果不扼住对方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如今陛下入关定都，控制秦国旧地，这也就是扼住天下的咽喉、拍击天下的后背。” 高帝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崤山以东人，争相说周朝享国数百年，秦二世即刻灭亡，不如定都周地。皇上疑惑而不能决定；等到留侯明确说明入关有利，皇上当天就驾车西行，定都关中。刘敬劝高帝定都关中，高帝对此犹疑不决。左右大臣都是崤山以东人，多数劝皇上定都洛阳。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洛水，它的险固也足以依恃。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些险固之处，但其中小小的范围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适合用武的国家。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地、蜀地，沃野千里；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北面有胡地苑囿的利益；凭三面险阻固守，只从东面控制诸侯。诸侯安定时，可以通过黄河、渭水漕运天下物资，向西供应京师；诸侯发生变乱时，顺流而下，足以迅速输送军需。这就是所谓‘千里金城、天府之国’。”刘敬的意见是对的。于是皇上当天就驾车西行，定都关中。晋简文帝时，桓温想经略中原；因为黄河以南大致平定，准备迁都洛阳。朝廷畏惧桓温，不敢提出异议；而北方土地荒凉，人心疑惧。虽然大家都知道不可行，却没有人敢首先进谏。著作郎孙绰于是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征西大将军桓温上表，准备亲自率领三军，讨伐消灭两个敌寇，荡涤黄河、渭水流域，清理旧京；然后神圣旗帜如闪电般舒展，朝廷服饰渡过长江，把皇居迁回中原，在天极重新校正玉衡。这是超越世代的宏伟计划，是千载难逢的盛事。然而臣心中私下有些不安。臣认为帝王兴起，无不借助地利、人和来建立功业；贵在能够凭义理平定暴乱，然后抚慰安定百姓。怀帝、愍帝不能建功，沦陷于秦地京城，于是使胡戎交相侵扰，中原失去纲纪；国家土崩瓦解的祸根，确实由此开始。然而中原广阔，一时像洪水横流，数百郡、上千城，竟没有一座城郭完整，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地势不可守，人民投奔无处的缘故。上天赐福，国运长久改变，中宗皇帝兴起，不只是诚信和顺应合于天人，实在也依赖万里长江作为界线来守护。‘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用来守护国家。’利用险阻的时势和意义，实在重大啊！这已经是事实证明的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