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

译如今陛下勤劳、恭敬、节俭，本来从未有过安逸享乐的事情，只是自从国事艰难以来，事务接连不断，费用增加了几倍，因此赋税征敛繁多沉重，榷禁严密，而国家的经费仍然匮乏。即使想让万民只承担正当的供赋，形势上也还有做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养民之政在今天极其困难的原因。然而事情固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也有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臣近来看到，近年来献言进计的人，往往不考察事情的是非，也不顾惜百姓的安危，只想标新立异，炫耀才智，粉饰辩说，白白使凋敝困苦的百姓受到骚扰、更加疲弊，而实际上对国家没有丝毫益处。像这样的事情，恐怕很难一两件数清。陛下试着把已经施行的事情取来，全面考察、反省审察，就都会无法逃脱圣明的鉴察了。从前元祐年间的宰相范纯仁认为：‘尧舜的治理不过是了解人才、安定百姓。了解人才，就不会轻易听信；安定百姓，就不会妄自变动。小人的心术，是希求功劳、喜欢冒进、铤而走险、制造事端，妄谈利害，希望朝廷举事来求取爵位赏赐。朝廷如果轻易听信他们的话，百姓就不得安宁了。国家的弊病，常常一定由此而来。’臣私下认为，范纯仁的话明白简要而恰当，切合治国之道。伏望陛下在听取言论、举行事举之时，审察是非，衡量轻重，并考究事情的本末次序和成败效果，或许可以防止办事流于轻率。这样既不会使百姓受到过分困苦，也能让天下人知道圣明君主如此恻隐体恤百姓；而那些不得已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只是形势所迫、无法避免罢了。凭借陛下勤劳、恭敬、节俭的作风，至诚不息，努力实行而不懈怠，上天的意旨会更加顺遂，国家的形势会更加强盛，一定将连同今天那些不得已之事，依次加以免除、减省，使天下获得幸福。臣的至诚愿望实在无法胜言。绍兴八年，权礼部侍郎周必大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因为币券价值太轻而日夜忧虑。一天之内，宫中拿出积存的钱帛，以数百万计，作为权宜救济的办法；近十天来，军民已经受到实际的恩惠，欢呼之声遍布行都。推广这份心意，难道仅仅是像以羊换牛那样的小恩小惠吗？臣请求趁着圣德所及，把它推广开来。臣听说，爱护百姓是仁，治理财货是义，二者相互依存，本来不是两回事。然而朝廷内外的臣下不能深刻体察陛下的心意，其中有些做法还不完善。比如自中兴以来，皇帝驻跸二浙，已经超过四十年，这里是今天国家的根本之地。平时应当爱护、休养这里的民力，到了缓急之时才能深得民心，可是这里的赋税和供给反而比其他各路更重。四方州县，近处害怕监司的刺举，远处畏惧上台的诘责，办事都很审慎，不敢轻易发令。唯独京畿附近的官吏不是这样，有的只陈述利益而掩盖危害，有的只追求名声而掩蔽实际。凡是有人献上明文，声称奉诏施行，官吏百姓因为知道它出自朝廷，没有人敢违抗。比如近来越州、婺州等郡，以隐漏为名，增加没有实际依据的税额，就是这样。臣私下料想，陛下只是还没有详细知道，知道以后一定会设法改变它。臣虽是书生，难道不知道国家的经费还不充裕，却只是徒然说空话吗？” 然而臣每天侍奉在陛下清明的仪容之下，私下感叹陛下有养育百姓的德行，而有关官署却没有以国家为重的作风。臣冒昧进言，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执掌政事的官员，爱惜民力。譬如子弟家产富足，他日父兄有临时的需要，即使竭尽自己的钱囊来帮助供给，又有什么可怨恨的？不必在平时无事之时，突然增加科调，使他们心怀忧惧。《诗经》说：‘惠爱京师之民，以安抚四方诸国。’只希望陛下加以体念。” 孝宗时，朱熹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各路提刑司所管辖、拘催州县缴纳的经总制钱，是前代没有的，即使在祖宗盛治时期也没有，只是在宣和末年仓促用兵时，作为权宜筹措之计才开始设置。当时提出这项建议的臣下还自以为有功，而他的兄长听说后，竟到祖先宗庙哭泣，认为这种开创先例的祸害还会殃及子孙。渡江以后，虽然知道它有弊病，但费用越来越繁多，于是不能停止，反而不断增加，一直到今天，已经成为大农寺征收的常规赋税，有关官署再也不敢提出免除的建议。然而它最初设置时，也只是根据实际出纳数目的多少，随时征取；这样做虽然有失体统，却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到了绍兴年间推行经界法，民间逾期的契约都拿出来重新钤印，所以一两年之间，这项钱的数额是平常年份的两倍。等到经界事务办完，数额便恢复正常，不再有前些日子的额外收入。但当时却有奸邪谄媚、贪婪刻薄的人，提出比较数额的说法，误导朝廷听闻，使每年收入的经总制钱，全都以经界之年为定额。后来虽然有人知道这样不合义理，稍作变更，但仍然一定要追比达到一年中收入最多的数额。至于那些极其无理的做法，即使遇到灾害的年份，核查减免、暂缓征收苗米税钱后已经没有收入，所谓经总制钱，版曹总所仍不肯替他们免除。” 上下级相互逼迫，层层转相催逼，下面的官吏无处施展手脚，于是势必会巧立名目，从百姓那里征取，以求侥幸免罪。负责监察的官员虽然知道情况如此，但既然以年度收入增加为利，也就不容许有人追问。只是仍然达不到数额，于是便只好以新欠覆盖旧欠，把后面的月份转作前面的月份；拖欠越来越深，亏欠的数额日益积累，大郡所欠达到十几万缗，小郡也不少于一二万缗。官吏催逼日益严厉，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根本原因。臣愚昧，不知道州县的煎熬窘迫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稍有缓解？百姓的叹息、忧愁和怨恨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稍稍平息？陛下德行深厚、仁爱深切，爱民如子，百姓的痛痒疾苦没有细微之处不知道，抚慰救助没有远近不到，只是偶然还没有听说这项制度的弊端罢了。因此臣才冒昧把情况奏闻，伏望圣慈深入了解事情的本末，特地下诏给有关官署：先将灾害年份核查减免、暂缓征收的苗税数额中已经收取的经总制钱，全部依照减免比例豁免；然后另行诏令大臣，深入谋划节省费用、宽裕百姓的办法，讨论经总制钱究竟应不应该立额比较的利弊，停止这种做法，以使天下得到幸福。臣的愿望实在无比迫切。”}]},{

译礼部员外郎范成大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臣僚有人请求，认为福建等路有不养育亲生子女的风俗，请求拨给钱米来救济贫困。陛下推行天地好生之德，特意准许了这个请求，恩德实在深厚了。然而其中还有曲折之处，臣请求接着把它说完。姑且拿臣以前任职的处州来说，百姓因为山地瘠薄、土地贫乏，生的男孩稍微多一些，便不肯养育；至于女儿，则不用问也可以知道。乡村之间甚至没有妻子可以娶，只好从别州买来，至于因此夭折、被杀害的，不知有多少。查照绍兴八年的指挥，贫困孕妇可支领常平米四斗；绍兴十五年的指挥又改为支领常平米一石。又下令，杀害子女的人家，其父母、邻保和接生之人一律处徒刑并编管安置，赏罚规定都很明确。既然如此而这种风气还没有消灭，大概是因为州县忙于偿还常平积欠、救过失，已经无暇顾及，决不敢在非规定时日打开仓库发放赈济。既然这项措施不再实行，罪名也就不再追究。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冬天陛下的圣旨，把各路常平、义仓账面上的亏空折欠十七万八千余石全部免除。如果用这笔数目来救济不养育的孩子，就可以使十七万八千余人活下来。可是典吏这些巨大的弊害造成如此严重的亏失，陛下尚且搁置不问。臣确知陛下对于贫困人家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从前苏轼任密州知州时，盘点出宽剩粮食数百石，专门储存起来，用来养育被遗弃的孩子。那时起初并没有常平给赐的法令；假如苏轼处在今天，他一定会推广皇上的恩德，那又会怎样做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下令再次告诫各路提举司以及州县长吏，凡是有这种风俗的地方，都依照历次降下的指挥，查核贫困情况，按数目发给救济。同时还必须申明并严格执行法禁，与赈济一并推行。至于穷山僻县，常平、义仓所掌管的粮食数量很少，无法完成支给，最终只会成为一纸空文。请求命令转运司仿照苏轼留下的用意，安排宽剩粮食，酌量拨给资助；每年分别具报已经支出的钱米数目和救活的婴儿数目，奏报朝廷，以此增益圣朝仁寿的福泽，延续太庙神灵长久的休福，也又可以得到让百姓休养生息十年的意义。只愿陛下以深厚的慈悲加以体念。” 范成大任敷文阁待制、四川置制使时，又上奏说：“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帝业兴盛、王业成就，从来没有不得民心却能够建立国家根基的。取得民心有办法，只在于施行仁政罢了。减省徭役，减轻赋税，解除百姓的疾苦，使他们安定便利，让民力有余，而百姓内心自然知道这是后德在抚慰我，那么即使上天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更何况蛮夷、盗贼以及水旱灾害的发生，又怎么能够动摇这个根本而使他们轻易动乱呢？这些道理非常容易明白，也容易实行；可是后世谈论治理的人往往过度筹划，认为天下这么大，要逐一救济所有人，哪里有力量和财物供给他们呢？于是轻视地谈功利，重视地谈道德，最后道德没有建立，功利也没有成效。即便如此，谈论治理的人都认为爱护百姓很难，而臣如今敢认为并不难，实在是从圣主亲身施行的效果中有所体会。臣奉命出使，确实亲眼见到这些事情，请允许臣略加说明。近来四川四路受到酒估之害，百姓无法生活，陛下下达圣旨，每年捐出钱五十万代替百姓偿还。这个命令一下，五十多个郡欢呼祝颂圣上，声音沸腾，传遍天地，十天之内全都遍及。士大夫们手舞足蹈地相互庆贺，认为我们四川应当有数十年、上百年的安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臣由此知道，百姓是如此容易感受恩德。又如关外和籴的困境，诏旨下达后询问有关官员，却不知道从哪里解决。陛下英明决断，先免除阶成、和凤两地一年的和籴。过去每年即使大丰收，也不足以缴纳官府。淳熙三年免除和籴的命令下达时，秋天干旱，收成微薄，但四州粮米极多，装满箱筐，家家挨门求售；与丰收年相比，物价反而平稳。漕臣巡视所属地区经过那里，边地百姓拦在道路上诵说皇恩，面向东方感激，有的人甚至流下眼泪。臣由此知道，百姓是如此容易感受恩德。恭敬地想，圣明的君主端庄地处在清穆之上，只要一动念头，把恩惠施加给远方百姓，万里之外便显现出对德政的巨大回应，诏旨的效验如同回声应声、影子随形。臣虽不才，愚心却已明白，看到了王道其实极其容易实行。孟子说，保全民众而称王，容易得像折断树枝，并不是挟泰山跨越北海那样困难，这并非过分的议论。臣拳拳的诚意，更愿帝王的恩德广泛运行；还请陛下加意诏告内外执事，使他们明白知道陛下以仁爱百姓、巩固根本为宗旨。凡是百姓的疾苦，都要上报朝廷；如果有可以惠利百姓、使其便利安定的事情，不要拘泥于旧例，应当交给陛下裁断，使普天之下直到海角的百姓，没有不蒙受尧舜恩泽的。这样，众人的心就会团结如城，道德就会产生威力；推行恩惠来保全民众，天下便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治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宏大的愿望不能实现呢？这就是陛下亲身施行所产生的效果，是孟轲言论的验证，并不是臣的臆测。唯愿圣明裁断。” 李椿任滁州通判，尚未赴召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和天下可以比作人的身体：朝廷是腹心，州县是四肢，百姓是膏血。假使膏血调和通畅，四肢健康强壮，腹心安宁，那么身体就可以保全安定。倘若损伤膏血，使四肢困顿，却说我们的耳目腹心没有问题，臣是不相信的。孟子说：‘取得天下有办法，取得百姓便取得天下；取得百姓有办法，取得民心便取得百姓。’臣仰望陛下治理国家如同调养元气，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如今大农不核实各路的虚实，监司不体恤州县的匮乏，州县又不体恤百姓的困穷，以致百姓心中不服，县县的官吏心中不服，州州的官吏心中不服，监司实在是有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州县的正常赋税本来有固定数额，非法科派本来已有禁约。各州有应当按月筹集的椿积大军钱，又有应当椿积的名目，本来就已经不足；而且经过总制司允许增加、不允许减少。既然说不是定额上供，却又另立定额，州县官兵和各路上司从来没有计算斟酌。这就是州府因此心中不服监司的原因。州府向县里催督财赋，有的立账簿，有的悬挂图表，有的张贴告示，把县里应当解送的项目和名目列得清清楚楚，却不再问这些财物从哪里出，催逼督促十分严急。”

译县里既然受到督逼，也就巧立名目向百姓征取；百姓有时上诉，州、县、监司又不得不公开执行这件事，这就是县里因此心中不服州府的原因。县道中只把办好财赋的人视为能吏，和乐宽厚的政务、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又有谁再经过并过问呢？这就是百姓心中不服县里的情形，天下到处都是这样。臣不敢详细琐碎地说，以混扰圣上的听闻。姑且以各军拣汰人员的事情来说，近些年来各军拣汰人员，使臣已经不知道军中还有多少人了。添差人员分派在各州，每月增加钱米费用，不知省部、监司是否曾经核计其数目，奏报朝廷并筹划办法？提出拣汰老弱病残者，必定说可以减少总领所的支出；各州不必顾虑这些，实在是提出此议的人只顾自己的想法，决不是顾念陛下的赤子。损害膏血和四肢，却自称身体无恙，这同体恤民心的道理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士兵老弱了，难道可以不拣汰吗？经历百战的士卒，难道可以不加存恤吗？要存恤老弱、疾病和战士，只是想不出办法。如今被拣汰的军职人员，扶老携幼，近的走数百里，远的走数千里；一路上饥饿困顿，狼狈不堪，见到的人都为之怜悯。所到州军中缺乏资粮，不能领取应得给养的，十人中有六七人。服满役期以后，还要到吏部参加铨选，却又被呈试的资格法令所限制；过了很久才有任命的，往往空缺要等五年、七年，拿什么作为待阙期间的生活资助呢？” 不能获得差注任用的人也很多，所谓存恤，只是徒有其名，官府和这些人双方都受到弊害。已经添差在各州的人，大概也没有办法改变了。臣愚昧，希望陛下圣断，命令百官集中议论，从今以后各军拣汰人员在长久、遥远的存恤方面应当采取可行的办法；这样或许能使有功的战士真正得到实际的恩惠，州郡也可以勉强支撑，这对事情不无小小的补益。” 王质上奏说：“臣曾经论述过，古代做官吏的对百姓没有什么忌惮，做百姓的对官吏也没有什么忌惮。官吏和百姓彼此不猜忌，所以情意相通、气势协调。情意相通就没有乖离阻隔，气势协调就没有争斗冲突。古代郡县之间，官吏不猜疑百姓，百姓不憎恨官吏，欢欣和悦，就像父子彼此信任、兄弟彼此友爱。平时追呼号召，从来不会逼到百姓家门；鞭打扑击，也从来不会伤及百姓的肌肤。有时官吏便到田间乡里慰劳劝勉百姓，勉励他们从事耕耘、除草、养蚕和织布；但神色和悦而不严厉，言辞委婉而不直截逼迫。如果有谁伤害百姓的情感，因此百姓对于官吏便依依不舍、恳切亲近，常常有爱慕留恋、感恩喜悦的心意，出力来供给官吏的衣食，即使十分劳苦也不推辞。到了没有事情的时候，官吏又为百姓修补房屋，使他们或许能够避免风雨、鸟兽和鼠害。臣曾读《诗经》读到《七月》一篇，便看见官吏和百姓情意亲密，和乐慈祥，没有丝毫龃龉、抵触的样子。所以说：‘正月修整农具，二月抬脚下田；带着我的妻子儿女，把饭送到南边田地，田畯来到便很欢喜。’又说：‘春日缓慢悠长，采摘白蒿的人很多，女子心中却悲伤。’” 其中的情形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还不止如此，《七月》又说：七月伯劳鸟鸣叫，八月开始纺织，织出黑色的、黄色的布；我们染的朱红色非常鲜艳，用来给公子做衣裳。四月远志开花，五月蝉鸣，八月开始收获，十月树叶凋落。十一月捕貉，取得那些狐狸，给公子做皮衣。百姓纺织本来是为了自己做衣裳，结果公子却拿黑黄布帛做自己的衣裳；百姓捕貉本来是为了自己御寒，结果公子却要用狐狸皮做自己的皮衣。这说明他们竟然不敢爱惜自己的身体，却这样爱护官吏。当时，做官吏的悠闲舒展，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做百姓的谨慎朴实、勤劳厚道，可以安定地生活。即使有凶暴残忍、没有亲情的人，也都对上级官吏心怀喜悦和爱慕，不肯以仇视的目光看待他们。大概自从秦国商鞅制定使官吏和百姓相互争斗的法令以后，官民之间的情意便分裂离散，再也不能复合。平时官吏看待百姓，战战兢兢，仿佛看见仇敌；所以官吏一有机会便放纵愤怒来毒害百姓，百姓一有机会也发泄愤恨来毒害官吏。臣曾思考这件事，到了秦始皇、秦二世时期，郡县官吏杀害百姓的父亲，残害百姓的儿子，暴虐惨酷，借天子的法令来助成自己的凶恶。等到刘邦、项羽、陈胜、吴广等人的变乱发生，纷纷向郡县官吏刺刀杀戮的，数也数不清。这大概是双方势力相互激发，事情发展到不得不如此的地步。” 所以臣认为，不能使官吏和百姓彼此猜忌；一旦猜忌就会争斗，争斗就必然发展到相互结仇而无法停止。可是后世治理天下的人，不能消除他们争斗的心理，反而用争斗的手段去迎合、助长这种争斗，使他们趋向互斗。其初衷是想制止奸吏，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弊害，有时反而会助长奸吏。奸吏未必能够受到制裁，而良吏却先受到损害。如今百姓控告长吏，如果长吏确实无罪却被滥加罪名，百姓就不得不自行申诉冤屈；如果长吏确实违犯法制而横征暴敛，百姓也不得不自行诉说受到的压抑。然而其中有的人以财物诱使童仆来窥伺长吏的隐私，有的结交胥吏来寻找他的过失，有的表面上同他往来并赠送礼物，日后却拿这些事情来指称他违法。即使是狡猾的人，也没有不落入他们的计谋。这种事的苗头产生于豪强兼并之家；他们依仗势力暴虐百姓，挟持私情使法律屈服，往往对能吏很不利。因此必定要揭发罪法、搜求过失，使能吏离职。况且如今做郡县官吏也实在很难。监司不体恤郡县，所以常有临时紧急的需求，稍有迟缓，符檄便纷纷而来；催逼紧迫时，责令急如星火。权要也不体恤郡县，所以常有难以应付的要求，稍不如他们的意愿，便怒骂欺凌，甚至不断侵扰、动摇郡县，以满足自己的意志。” 再加上兼并土地的豪强百姓，拿官吏的短处来施展欺诈、放纵横暴，这实在不是保全能吏的办法。唉，郡县之间，怎么可能事事尽善、人人都没有过失呢？臣愚昧地认为，除非是大奸大恶，以及号令不周密、措施失当而且并未严重危害百姓、侵蚀国家的事情，都应当包容遮掩，略微减免其过失，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发挥全部才能，使豪强百姓不至于放纵奸诈，也使能吏不至于因受挫而丧失志向。这样，经过年月，官吏和百姓之间的争斗或许就可以平息了。”

译中书舍人崔敦诗上论州郡搜刮剥削的奏疏说：“臣仰望陛下圣明的谋略广大，英明的睿智谋略卓越，虽然不是浅陋见识所能窥测，臣仍有一片愚诚，希望或许能够有所补益。臣私下认为，国家处于安闲无事之时，正是爱护、养育根本的时刻。譬如调养身体，如果平时保养巩固元气，使它浑厚充足，那么遇到事情时便可以承受疲劳；譬如种植树木，如果平时培土壅根，使根本牢固，那么一旦遇到风雨便可以抵御。这是事理自然如此，也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臣私下观察当今州县的官吏，逐渐形成了搜刮剥削的风气，虽然都以添差、归正、增加人员为借口，实际上却是借此求取恩宠，把搜刮聚敛当作事务。不知体察国家，只一味向百姓取财。只看见那些强干能办事的官吏因此获得声名的确实很多，却不知道奸诈贪婪的人借此满足私欲的也不少。如果不痛下决心革除，日渐累积，终将损害陛下至仁的德政。臣现在略列三件事如下。” 一是关于籍没家产，本来已有成法。近来州县贪图没收所得，于是有桀骜狡黠的人胡乱指控，以迎合他们的意图。有的说是窝藏强盗，有的说是没有嫡嗣而绝户，有的说侵吞亏折场务的本钱，有的说拖欠豪强的财物。不问事实究竟如何，便一概拘捕登记没收。早晨还是富室，晚上就成了穷民。况且人获罪，难道能没有冤屈吗？资财既被官府毁坏，连田产也被有势力的人压价夺取。出售以后即使辨明洗雪，也很难再归还。即使有很多申辩，最终也还是徒劳无益。子孙贫穷困苦，骨肉离散灭亡，破坏阴阳和气，损害忠厚的政道。臣愚昧，希望陛下明察。今后即使依照法令应当籍没，除已经结案定罪的犯人按规定施行外，凡籍没这一项，都要详细申报提刑司审查后施行。还要等满一年以后，才允许支用没收之物。田产可以收取收益，但也要等期限届满后，才允许出售。” 一是关于科罚的禁令，前后已经说得很明确。近来州县却另出巧计：对于富室豪家的懦弱儿子、软弱弟弟，既然搜罗罪名使他们负罪，便又用刑名加以恐吓，慢慢诱使有关官府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有的说仓库、城隍设施还不完备，有的说馆舍、学校还不齐全，便逼迫这些人出钱修缮，所需费用全部命令他们准备。大多使人耗尽家产，仅仅得到赔偿，这实际上是出于胁迫，却让他们声称是自愿。把上等户破坏成下等户，把富民弄成贫民。朝廷何曾有一丝一毫扰害百姓，都是州县倚仗法令来削夺财产。臣愚昧，希望陛下明察；今后州县不得借事逼迫百姓出钱承办修造等事，允许受苦的人越级上诉，对违犯法令的官吏从重处置施行。” 一是关于受纳的弊端，如今已经到了极点。只是因为费用广泛增加，必须依靠赋税收入的盈余来供给。即使有所宽容，难道会没有限度吗？如今却年年增长，层层加添，不顾数额过多，只期望全部取足。到了负责受纳的差遣官员任职时，必须选择那些利害关系切身的人：有的资历考核已经足够，便允许以荐举资格任用；有的俸禄一向微薄，便用厚利诱使他们，只知道竭力搜取，哪里还会顾念百姓？既要满足规定的需求，又要献纳多余部分。州府既然明目张胆取其盈余供州县使用，县里也明目张胆取其盈余供县里使用，这还算可以。还有更严重的，甚至让贪赃的官吏任县令，贪婪的人主管仓库，彼此同谋一心，想出百般作弊办法。装运纲粮时，可以虚报多支取，并在运出境外时私下收取；改变税粮的征收时，可以多卖粮，将所得倒入私人之家。因此公家和私人都在谋划侵吞，上下共同剥削。按规定应当缴纳米一石，如今竟有增加到二石才可以输纳的；按规定应当使用钱一文，有的增加到两文还不停止。再这样拖延下去，将来又会怎样？况且今年岁熟丰登，谷米极多，一亩田的收成还不够缴纳官粮，全年辛劳尚且不能得到一顿饱饭。如果不加以安排处置，就会使农民更加困苦。臣愚昧，希望陛下明察：今后州县受纳，都由转运司从各州交互差遣官员，并且命令所差官员按照常规加耗受纳。” 如果有超过规定数额而加重收取的，由转运司察觉后依法弹劾，并允许民户越级上诉。对没有察觉的官司，一律从重处置施行。敦诗又上《论蠲免丁钱米和夏税》的奏疏说：恭敬地想到，陛下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仁爱百姓。近来曾有诏令，商议蠲免月桩钱，或者改为折纳帛钱，广泛征求近臣意见，但一直没有定论，以致陛下深厚的仁德恩泽未能立即下达百姓。臣曾经考察其中的道理，主张蠲免月桩钱的人说：月桩钱出自州县，宽减州县的负担，就是宽减百姓。然而月桩钱的名目实际上并不统一，其中也有许多是州县合并征取、用来供给经常费用的，本来不能都说是横征暴敛于百姓。有些州县平常收入不足，才采取一概摊派的办法，违法筹划经营，设法补足定额，这些情况却不能全部被察见。如今一举蠲免月桩钱，这些利益全归州县；如果州县的守令个个都任用得人，当然不用担心他们不把宽减施于百姓。然而州县又怎么可能个个都只把这些利益留给百姓呢？其中有人乘着宽裕的机会，满足自己的奸私；贪婪的人把钱财席卷归己，奢侈的人借此增殖财产以自肥；奸黠的人则大肆置办馈赠、装饰厨传来制造声誉，这哪里有什么恩惠能施及百姓呢？这就是主张月桩钱不能蠲免的人所说的理由。主张折帛钱的人说：和买不发给钱，已经不是旧制；如今又让百姓折纳帛钱，夏税本来应当缴纳绢帛，现在却让百姓缴钱，这样名分不正、说法不顺，百姓都以此为苦。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今稍微蠲免一些年份，确实足以缓解贫困百姓的困苦。然而州县依法征收折帛钱，只涉及上等、中等户，偶尔有违法征收到下等户的，也很少；虽然各地情况不一，难以一概而论。假如一举把折帛钱蠲免了，确实担心上等、中等户侥幸得到宽恩，而下等户未必能全部获得利益。这就是主张折帛钱不能蠲免的人所说的理由。臣曾说过，土地情况不同，议论也会随之不同。从前熙宁、元丰年间议论役法时，各地意见不一，大体上吴、蜀百姓认为雇役方便，秦、晋百姓认为差役合适。当时群臣不能周遍了解各地风俗，各自坚持见解，反复争论胜负。如今议论月桩钱和折帛钱，情形也是这样。在江西任职的人亲眼见到月桩钱对百姓的危害，所以认为月桩钱可以蠲免；在江东、两浙任职的人亲眼见到折帛钱对百姓的危害，所以认为折帛钱可以蠲免。但这终究不是统一的意见。臣私下认为，陛下如天地父母一般的恩德，爱护养育国家根本，发自内心，只是想宽减百姓罢了。然而宽减百姓的方法，应以宽减小民为上策。筑堤拦水来养活横堤中的鱼，不如把水引到干涸的泽中，以养活无穷的鱼类；投食喂养卧在道路上的老虎，不如把食物撒入穷僻的山林，以喂饱无数鸟雀。因此，宽减小民，所损失的少，而受益的人多。

译臣私下看到，各路的身丁钱米以及第四、第五等人户的夏税，都是取自小民。〔原文有衍文〕臣希望陛下以仁慈之心，亲自裁断，查取各路身丁钱米以及第四等、或仅第五等人户应缴的夏税，酌情蠲免。这不必等待考核，也不必询问查访，只要诏令一下，恩惠利益便能立即施及，直接明快，再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有人诘难说：“如果一户既有身丁钱米，又蠲免夏税；另有一处没有身丁钱米，只蠲免夏税，实在不均。”臣说：“如果一户既有身丁钱米，又有夏税，允许按其中一项多加蠲免，有什么不可以呢？”又有人诘难说：“夏税放免到第四等，或者只放免第五等，是为了使利益施及小民。然而如今有人另立户名，分散寄托田产，诡称为第四等、第五等，这些人未必全都是小民。”臣说：“国家布施恩惠、施行仁政，总要划定一个大致的界限；如果必须逐一推究到极其详尽，恐怕最终就无法实行。如今即使有冒充下等户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总的说来，受益于小民的还是多数，难道不比蠲免月桩钱而使利益专归官府，蠲免折帛钱而使利益只被上等、中等户侥幸得到更好吗？”臣私下认为，国家安定，边境宁静，就像调养身体，寒暑之邪尚未侵入，正应当保护爱惜元气；又像培育树木，风雨尚未来临，更应当培固根本。因此臣每当想到应当报答陛下的恩宠荣耀，便多陈述有利于百姓的意见；这些话虽然近于常谈，实际上却是当务之急。如今臣确实看见陛下仁慈的心意广大深远，想卓然施行非同寻常的恩惠，却迟疑徘徊了很久，尚未见宣示施行，所以斗胆不顾自量，把所听闻的一切尽行陈述。伏望陛下以仁慈之心，将臣的奏章一并下发，交三省参议施行。翰林学士承防洪遵请求免除昆山县隐户田赋的札子说：臣恭敬仰望陛下以文武兼备、刚健明察的资质，成就中兴大业；号令所到之处，无不以百姓为念。四方万里都沐浴涵泳于圣德之中，恩泽深厚至极。臣私下看到，平江府所属昆山县的苗米有六千五百石多，近来因为经界而逃亡百姓隐匿的田地，都登记在这个数目中。从那时直到现在，已经积累十九年；监司和省部前后派官员核实，都知道其中的弊病，却因循沿袭没有革除，百姓把这看作严重的祸害。只有陛下以慈仁治国，对于下面百姓的疾苦，唯恐听闻得不够；听闻之后施行，又唯恐来不及。况且朝廷的经费，本来不会把几千斛粮食看得轻重；这些虚列的数目，每年连一斗一升也没有实际收入，奸吏却借着公文往来催促督办，其危害实在难以尽述。臣想请求圣上裁决，特予减免，以惠及这一方百姓。倘若只是把此事交给中书，再由中书交户部办理，不过是查看详议罢了，那么百姓的疾苦就不容易除去。伏望陛下以仁慈之心，立即赐令施行，不要使百姓遭受更加严重的困困，而使实际恩惠广泛施及，这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杨万里上《民政疏》说：“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性命，却是官吏的仇敌；官吏是君主所喜爱的人，却是国家的忧患。天下国家所以存亡，国运所以长短，全都出在这里而已。况且官吏为什么厌恶百姓，把百姓当作仇敌呢？并不是他们真的仇视百姓。如果不与百姓为仇，那么大的方面就没有功劳，小的方面还会获罪。罪责在后面驱迫他们，功劳在前面诱惑他们，即使想不与百姓为仇，也做不到。因此，一项政令发出后，上面已有意图却还没有决定，官吏就替上面赞成；上面已有命令却还没有施行，官吏就抢先执行。官吏之所以赞成君上的决定、抢先执行君上的命令，并不是赞成其中有利于百姓的部分，而是赞成其中不利于百姓的部分。为什么不赞成有利于百姓的，却赞成不利于百姓的呢？因为赞成有利于百姓的没有功劳，赞成不利于百姓的却有功劳。因此，政令不利于百姓，未必都是君上的过错。朝廷想在正常赋税之外再取一金，向某地守臣询问，守臣一定说可以；百姓说不可以，守臣却不把实情上报。不仅不上报，还进一步欺骗君上说：‘百姓都乐于缴纳。’又进一步夸耀自己的功劳说：‘没有扰民就把钱财征集起来了。’君上向百姓征收一份，官吏便借机征收十份；君上向百姓征收十份，官吏便借机征收一百份。朝廷只高兴他们办事得力，却不知道有卖掉房屋、卖掉子女的百姓；只奖赏他们的功劳，却不知道有恨不得吃官吏肉的百姓。官吏的肉不值得吃，功劳归于臣下，怨恨归于君上，对国家的利益小，对国家的危害大，这实在令人悲痛。古代君主逐渐走到百姓离散、国家灭亡却没有觉悟，都是被官吏误导的。赋税沉重而百姓怨恨，这是奸雄用来对抗敌国的资本，能不害怕吗！”唐朝赵赞制定了聚敛一切财物的办法，德宗全部采用了。等到泾州士卒发生变乱，京城百姓四散逃走，叛军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会夺取你们的商货、房租和典押之物，也不会征收你们的间架税、陌钱。’德宗也听到这些话了吗？奉天被围时，形势危急得像悬于一线，他却仍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庇护赵赞。他爱一个赵赞，却不爱社稷的重任；能够忍受被围困逼迫的耻辱，却不能忍受诛杀聚敛之臣，这说明赵赞对他的影响深入到了这种程度。直到国家反过来受害，才可以作为警戒。然而赵光奇告诉他和籴危害百姓，他不相信；苏弁用官府买卖有利于百姓的话欺骗他，他却相信。况且朝廷的政令，即使圣人又怎么能做到完全正确？只有能够反复思考后制定，经过询问审慎决定，发现不可行就加以更改，这才称得上圣人罢了。德宗为什么这样难以觉悟呢？国家两次动用军队，大概有不得已而向百姓征取的事情。然而这就好比弹琴，琴弦振动时应当把它调紧，安静时应当使它放松。振动必然要有静止，静止了，振动才会协调；紧张必然要有舒缓，舒缓了，紧张才不会断绝。如果以动接续动，以紧张增加紧张，那么即使使用黄帝的五十弦瑟，也不会有完整的声音了。臣听道路上的人说，往年郴州盗寇兴起，也是守臣施行和籴不善所导致的。曾经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陛下吗？天下都知道朝廷有意停止这类差役。即便如此，臣又听说：江西有一个州，因为绢不是本地特产，便向朝廷请求到另一个州购买，这是什么意思呢？百姓最苦的事情，就是同官府做买卖。开始是买卖，最后就变成强行摊派，所以圣人谨慎对待它的开端。如今乙州所属各县，已经有根据税额高低来议定并摊派绢额的了，却没有一文钱偿付百姓。百姓不愿意，官府还要治罪，名义上说是催督正租，实际上却是邻州的横征暴敛。况且所谓和买，已经按惯例列为正租；又有所谓淮衣，也已经按惯例列为正租。如今又索取邻州的绢，这三种绢加上正租的绢，就等于按四倍数额征取了。

译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而官吏却不把实情上报。只希望朝廷赶快停止这件事，或许可以不让它成为百姓无法拔除的疽疮根源。还不要让百姓说：‘这种绢是从陛下开始征取的。’如果说：‘那甲州的军士受寒怎么办？’那么在这以前，军士难道冬天都没有皮衣吗？况且甲州想买乙州的绢，为什么不派官吏私下购买，何必借朝廷命令由官府购买呢？这其中一定有奸弊。甲州从大农钱中支出钱款，并且记载说：‘某日支出某钱，购买某州的绢。’然而这些钱并没有到乙州百姓手里，其中一定有人私下侵吞了。百姓又从哪里申诉呢？百姓向朝廷申诉，朝廷把事情下交州县；州县把申诉的人抓来拷打，逼他承认自己诬告，又召集百姓，强迫他们在纸上写道：‘官府已经有钱偿付我了。’州县拿申诉者的服罪供词和百姓写的文书回复朝廷，朝廷也就没有办法追问了。处罚一个人来警戒一百个人，谁还敢再说话？百姓只能饮恨而已。晋国女叔齐说过：‘何必使鲁国贫瘠来肥养杞国？’圣明天子在上，而有关官司却这样不公平。” 万里又上疏说：“臣听说，圣人对于天下，正因为有非常疑虑的地方，所以有不疑虑的地方。天下分为若干路，一路分为若干州，一州分为若干县，而圣人以一人居于其上统治天下，以百官分理其下。所谓守令，难道都是郡里的龚遂、黄霸，县里的卓茂、鲁恭吗？圣人难道会就此认为官吏都能爱护自己的百姓，而百姓都没有疾病、困苦、忧愁和叹息吗？想要不怀疑也做不到。圣人也有不疑虑的地方，因为人不能全部相信，也不能全部不相信。全部相信，就会使天下的奸邪有所隐蔽；全部不相信，天下的人就没有一个可以托付。圣人选择天下可以托付的人，来察觉天下有所隐蔽的地方。因此，圣人深居九重宫阙之中，却能看见四海之外百姓的肥瘠；优游于朝廷廊庙之间，却能听见深山长谷中的百姓歌唱或哭泣。唐虞时代的州牧、西汉京畿之外的部刺史、唐朝的十道使，以及如今提举、转运、刺史、按察等监司，都是天子托付而不疑的人。即便如此，如今的监司在应该怀疑时却不怀疑，岂不是太不疑了吗？”臣听先儒苏轼说过：‘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盗，不能因为没有奸盗，就养一只不叫的狗。不捕鼠、不吠叫的猫狗，不过是没有功劳罢了，还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已经属于不应当饲养的了。如今却不是这样：猫和老鼠同乳，狗和盗贼摇尾相亲。想要求它们仅仅停留在不捕鼠、不吠叫的程度，也是做不到的。’朝廷也曾经留意过这种情况吗？监司对于州县，有些事情不敢追问，有些事情无暇追问，有些事情不再追问。某郡的守臣曾经任侍从官，监司就希望他将来重新任侍从官而有所求，所以不敢追问；某郡的守臣曾经任台谏，监司就害怕他将来重新任台谏而受到弹劾，所以不敢追问。至于县令与朝中某官有姻亲或旧交，也都不敢追问。百姓申诉某郡守，监司就拘捕申诉者，封存诉状送给某郡守；百姓申诉某县令，监司就把诉牒交给某县令。这是在替守令报仇。守令于是随意发泄怨恨，后来有冤屈的人，谁还敢亲自申诉？这就叫作不敢问。朝廷往年免除了和籴，江西却有州县借秋租之名，每斛摊派二成和籴；朝廷停止用兵已经两年，江西过去仍有县里像传递烽火那样急迫地催督马谷。大旱时没有收成，却不稍微减免；饥民流离，却不知道抚恤；监司看待这些事，也像秦国和越国一样漠不相关。这就叫作无暇问。郡县的小吏依仗守令的宠信来暴虐百姓，百姓申诉他们，困难得好像拔山一样。监司既然庇护守令，也就一并庇护他们的属吏，这就叫作不再问。朝廷认为监司可以信任，怎么知道他们其实不可信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使百姓有了愤怒却无法发泄；如果愤怒无从发泄，只是因为没有发泄的渠道。一旦爆发，就一定会发展成大乱而无法制止。君主和宰相对待监司，为什么不也像唐朝开元年间那样精心选择采访使，又专门责成台谏加以督察呢？每年选取功劳、罪过最突出的监司，明确公布以示天下，并且破格升迁或贬黜一两人，以震慑那些怯懦者。台谏急切，监司就会警惕；监司警惕，郡县就会肃整。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的愤怒得到一些发泄，不至于有一天像洪水冲决河堤，连蚂蚁穴都能毁坏堤岸一样酿成大乱。蔡戡上《请求告诫守令抚恤百姓》的奏疏说：臣考察《周官》，大司徒的职责，是用六项保息之法养育万民，其中说到救济贫民、安定富民。那些没有产业的贫民，本来就在应当怜悯救济之列；富家大族也还要使他们保全安定，是因为君民相通，财富储藏在民间。如今州县之间，一年收入大致足以供给一年的费用；如果能够谨慎出纳、严密收藏、查察奸弊，怎么会匮乏呢？庸碌糊涂的人已经在理财方面失误，有才能的人又急于增加财源。理财的政事不修治，用度就会不足；增加财源的说法一实行，民力就会耗尽。因此，大的方面就侵夺吞噬富家，小的方面就搜刮掠取贫民，把这当作有才能，彼此传授，安然不以为怪。富家大族一旦被牵连到法律，官吏便喜形于色，好像得到奇货；凡是被供词牵连的人，都追捕拘系，搜寻隐微之处，强迫他们服罪。罪轻的拿钱赎罪，动辄就是一千缗；罪重的便以苛深文法加以定罪，没收其财产。有的人侥幸逃过灾祸，便不再申辩；有的人家产已经破败，也没有力量控诉。做守令的人反而自以为得计。近年来，各地富家大族衰败倾覆不止，正是这个缘故。县令又以催征赋税为名侵扰下等户，正常赋税明明已经缴足，还认为他们欠缴。

译一个小吏拿着一张纸，列出几十户人家，所列都是斗、升、寸、尺这样零碎的欠额，挨家挨户追征索取，几乎没有遗漏。因为一旦踏进官府大门，所费就是数倍，罪责还会牵连他人，所以百姓只得对这些微小的索取听命承受。一年之中，有时竟征收两次；累计起来，所得也相当可观。以至于收纳赋税时加收损耗，通常收两石才够一石；摊派购买物品，价值一千金的东西只付给一百金。阻挠违抗诏书，催办已经蠲免的租税；违背法令，预先借取将来要征的赋税。百姓日益削减、月月损耗，富人反而变贫，穷人更加困苦。百姓的忧愁、怨恨、叹息，有些实在不忍听闻。聚敛钱财、收取怨恨，用来供给朝廷的需要、支付县官的费用，尚且不可以，何况还要装饰厨传、置办馈赠，兴办无益的工程，放纵没有满足的欲望呢？贪婪的人有时把财物席卷而归。郡守、县令本应当承接流传圣化、爱护养育百姓，却反而这样成为百姓的祸害，难道能说他们办事有才能吗？所谓有才能之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有非同寻常的功用；至于赋税并未增加却能办成艰难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能力，而世人却不知道。假如把聚敛财物当作才能，谁不能做到呢？如今所谓的能吏，正是古代所说的民贼，难道不应当痛切告诫并严加惩罚吗？臣希望陛下施以仁慈，趁郡守辞别朝廷时，反复恳切地训诫晓谕他们，使他们宣布圣德，以抚恤百姓为首要之务；仍请下诏各路监司，经常认真察访体察，如果有违背者，允许百姓越级申诉，并从重置于法典。如果这样做，那么陛下的百姓就能安居田里，家家生活富足、人人衣食充足的局面，也可以逐步形成。蔡戡又上《论扰民四件事》的奏疏说：“臣听说，从前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这里当作抽取蚕丝的地方，还是要把这里当作保卫屏障？赵简子说：要把它当作保卫屏障！尹铎于是减少了户数。像尹铎这样的人，可以说知道治理的根本了。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善于治理的君主，不寻求保全国家的权术，而是尽力实行抚恤百姓的办法。从来没有百姓不安宁而国家能安宁的。横征赋税、重重收敛，剥削百姓的肌肤，耗尽百姓的膏血，民力已经耗竭，那国家怎么办？况且陛下想要恢复中原，东南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尤其应当爱惜抚恤民力。正常赋税之外，不应当用一丝一毫去扰害百姓。近年来，扰民的事情大概不止一种。制造甲胄是为了修治军用器械，本应当优厚供给费用，稍微放宽期限；这样不仅工役有充裕时间，制作出来的东西自然也会坚固精良。如今却每天督造一副甲胄，为什么急迫到这种地步？况且一副甲胄的费用，大约五十千，而县官所给的仅十五千，那么州郡每天要承担三十五千；按一年计算，就是一万二千六百缗钱。大郡财力尚且可以勉强支撑，两淮疲敝的郡、川广贫弱的地方，又从哪里拿得出来？不过是州责令县，县再摊派给百姓。况且期限和催督，比传递烽火还急；有时稍微逾期，就追捕拘系，接着又施以捶打拷掠，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呢？这就是制造甲胄造成的第一种扰民。和籴是为了预先储备物资，本应由官府自行设场收购，按照时价高低略微增加价钱，严厉制止吏胥侵吞盘剥的奸弊，这样百姓自然会挑着担子前来。如今却预先确定价格，其中一半用楮币支付；州郡知道实际价值不相称，于是借机作奸，逐层摊派。百姓中等人家的财产，缴纳赋税、偿还欠债以后，剩下的本来就不多；为了安排一年的生活，官府便把剩余的也全部取走。贫穷的人拆房举债，转而买粮来缴纳；官府既不按实际价值偿付，也不顾百姓有无，名义上叫和籴，实际上是强行夺取，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呢？这就是和籴造成的第二种扰民。沿江沙田所产微薄，自来由百姓当作自己的产业，每年缴纳少量税钱。近来朝廷委派官员彻底搜括，全部征收租税，与过去的数额相比，不止多了几倍。富家破败，变卖其他产业也不足以偿还；贫民只有流离迁徙而已。陛下明察其中弊病，曾经趁大赦之时允许百姓自行陈述，如果确实是他们原有的产业，就把田地归还给他们。州县观望不前，提出建议的臣僚又往往阻挠，使之不能实行，百姓无处申诉。这就是沙田造成的第三种扰民。沿江十个郡把乡民拘集登记，进行教阅；远的来自数百里，近的也来自百里，滞留数月，妨碍废弃农事；每个人还要置办军装、建造兵器房、支付租借鞋袜的费用，动辄耗费一百千钱。许多是多年不得志的年轻人，乘机骗取父兄的财物，在城市中嬉游，数月后便离去；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定不能使用，对事情毫无补益，只是白白损伤民力。这就是乡兵造成的第四种扰民。以至于州县不时的需要、没有名目的搜刮，数也数不清；在水旱灾害、百姓流离之后，怎么能承受这样的重重扰害呢？如今尧舜一样的圣君在上，但恩泽不能下达，民情不能上通，是因为追逐功利的臣僚不断征求财物，苟且懒惰的官吏奉行命令又不周全。臣希望陛下爱惜民力，以巩固国家根本，发布德音，下达明诏，告诫州县官吏，使他们从上体察陛下的德意，把爱护养育百姓放在首位；尚未办完的甲胄，稍微放宽期限；和籴尚未足额的，多给百姓价钱；沙田则逐步实行征租；乡兵暂且停止教阅。凡是扰民的事情，都逐日查找并加以革除，使东南百姓能够得到休息，根本既已巩固，陛下专心对外排除边患，或许就没有南顾之忧了。集英殿修撰、福建路帅赵汝愚论述福州便利百姓之事的奏疏说：“按照《淳熙重修令》，各位守臣到任半年以上，都应当把民间确实存在的利弊，或者边防事务中必须上奏的事项，具文奏报朝廷。”

译一、臣查考本州原来有西湖，在城西三里处蜿蜒向前，并沿城南流，与大壕相通，再通到南湖，蓄积水泽，灌溉百姓田地；《闽中记》记载得十分详细。父老相传，过去湖周回十几里，遇到天旱，便放出湖中蓄积的水，高田没有干涸的忧患；遇到时雨泛滥上涨，就泄水归入浦中，低田没有被水淹没浸泡的忧患。百姓不知道旱灾和劳苦，长久享受丰年的利益。后来人户托关系请求承佃，按年缴纳少量课利，称为池户。官府只看见这点微小收入，却不知道它给百姓造成长久的祸害。年深日久，湖泊几乎全被填塞淤积，各家划立界限，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有的堵塞湖面改作鱼塘，有的筑成园圃，甚至违法立券买卖，好像祖传产业一样。西湖和南湖不再相通，古人蓄水利民的地方全被豪民猾户占有。即使有潮水，也不能停蓄往来，上下游阻隔，无法通济。臣查得本州土地狭窄、百姓贫困，全靠每年田事丰收；田地收成稍有荒歉，便难以支撑。况且沿湖一带放眼望去，都是靠近城郭的良田。自从水源被堵塞以后，稍遇旱灾，西北一带数万亩高田全都无从得到水；到了春夏之交，若连日阴雨，东南一带低田排水迟缓，都会成为大片水浸之地。结果一方百姓白白缴纳税租，而所谓池户却公然坐享厚利，只用极少的水面、微薄的钱物偿付官府，两者的利害实在极不相称。如今如果不向朝廷申明，实在担心以后湖泊更加湮废，难以恢复，沿湖百姓将永远受害。臣希望陛下施以仁慈，特降指挥，命本州晓谕：有田之家允许在农事空闲时，稍稍遵循旧日水道开挖疏浚，使其沿城成为壕沟，上下水流相通。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时的尺度，也希望西湖与南湖能够相接，使靠近城郭的田地都得到水利，长久享有丰年的好处。又查得本州过去没有放生池；如果朝廷允许依从臣如今的请求，仍希望把上述从西湖到南湖一带全部充作本州放生池，禁止捕捞，以此祝祷两宫享有无疆之寿。每年不过从本州公使库收入的池户花利钱中捐出数百缗，却可以换来一方百姓无穷的利益；而且同户部及各司的钱物完全不相妨碍，对公家没有损失，对百姓却有帮助，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一、臣私下看到，近年濒海地区有不少地方常有盗贼。臣曾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州县官吏相互承袭，只催促办理财赋，不再用心宽待抚恤贫民，致使他们衣食不足，冒险犯法、轻视生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臣查得本州所属各场务的税额很重，其中福清县有海口镇务，长溪县有黄崎镇务。这两个镇都偏僻地处海隅，几十年前人口繁盛、舟船汇集，所以当时两镇税额无需费力便能办足。自从海口镇被海贼刘臣兴焚烧以后，居民四散，市井萧条；黄崎镇尤其偏远，百姓和物产都已非昔日旧貌。然而两镇税额仍然保留，已经没有办法足额交纳。臣因查考簿书，看见两镇近年收取、供给本州和各司的钱数，大多都达不到原定数额，但催责追呼却无时无刻不在。过去商贾兴盛时，凡是征税的都是应当征税的货物，民力尚且可以承受。如今在萧条焚毁之后，却想办足过去的税额；如果他们不肆意一概搜刮，又凭什么逃过眼前的责罚？臣逐一询问海滨各地，那里前面面对大海，背后倚着高崖，土地大多盐碱，难以耕种，只能凭借捕鱼、煮盐、采捕作为生业。如今两个镇的官吏因为上司催责急迫，所以按惯例在这些百姓身上搜刮，连日常使用的细小物品也几乎全部加以查验征取。这些人平时有冤屈愤懑却无处申诉，一旦偶然有强悍狡黠的人出来号召，强壮有力的人就全成了盗贼，软弱无能的人也都成了耳目。况且今年春天海贼吴郎啸聚成党，所有防海捕盗的官府都不得安闲，运粮调发钱帛，只怕不能及时筹办。如今如果不堵塞祸患的源头，将来意外发生事情时，把所耗费的钱财与所收到的税额相比，究竟哪一个多、哪一个少？臣如今想请求，将海口、黄崎二镇自淳熙五年至九年共五年所收的课利，酌情取中确定为定额，免得过分追呼责办。然后由本州严格约束，详细列出告示，不许扰害百姓，这样或许海滨百姓可以稍微安定地从事生业。假如不减免旧额，只是空行检束的命令，也恐怕徒然成为文书形式，无法取信于百姓。如果蒙圣上慈悲允准，仍请求下令本州与各司共同议定；这样不但贫民可以仰承圣德，臣这番防患于未然的苦心，也或许能够有所裨益。汝愚上《请求告诫监司郡守寻求使百姓富裕的方法》的奏疏说：臣仰念陛下即位以来，非常重视刺史、县令的选任；凡是加恩于百姓、为国家作长远打算，并不只是让他们在一时之间催促办成财赋。近年来州县之间征调供给日益扩大，任官的人不能体会陛下选任他们的用意，每天急急忙忙只把巧取横敛当作事情，年年增加，名目数额不止一种。至于百姓的安危、利弊和疾苦，却一概看作不急迫的事务；即使是一件诉讼，也有积累十几年而不判决的。问他们原因，就说：‘正在办理财赋，哪里有空顾及别的事情？’监司、郡守也说：‘那个郡、那个县，财赋既然办完了，还要求什么呢？’上下互相仿效，安然不以为怪。这样说来，陛下还能依靠什么？百姓还能有什么希望？孟子说：‘善政能取得百姓的财物，善教能取得百姓的心。’又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如果这些话确实正确，那么其中本末先后的次序，大概一定有它的道理。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诏，恳切告诫各道监司、郡守，使他们各自勤勉寻求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具文奏报朝廷。陛下选择其中可行的，依次施行。再申明告诫刺史、县令，有不依照诏书办事的，必定惩罚，决不赦免。这样或许可以使疲敝的民俗得到复苏，感召和谐之气，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汝愚又上《请求免除拆毁居民房屋》的奏疏说：“臣去年蒙恩召见答对时，曾经谈论统治人民的道理，只有致力于广施恩惠；臣子的义务，则是勤劳任事。当时颇蒙陛下开怀接纳。后来都城内外接连发生拆毁房屋的事情，人心纷纷扰扰。当时百姓都知道只是吴渊、韩彦质所为。等到韩彦质调任平江知府后，所到之处民情感到喜悦，心想朝廷已经明白知道拆屋的危害，不会再议论拆除房屋。如今已经五个月了，如果因为临安府请求延长期限，朝廷再明确降下指挥，另行延长两个月期限，虽然出于陛下宽厚的恩典，但从此命令下达到本府后，就必须遍行晓谕；道路之间相互传播，数郡百姓未免受到扰动，恐怕不合朝廷的体制，实在很不妥当。臣愚昧，伏望陛下以慈悲之心，特意收回已经作成的命令。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只应当用此来安慰民心，这确实是国家中兴的根本。至于修除道路、整治桥梁，本来是有司的职责，日后因事办理，也并不算晚。臣不过是一个孤单卑微而远离朝廷的人，仰仗陛下深知臣，只想着补报恩德。只要心中有所见解，就不敢不全部陈述。惟请陛下裁察，臣不胜庆幸！不胜庆幸！” 汝愚又上《请求设置总首统辖金州、洋州归正人》的奏疏说：臣近来据遂宁府通判张亨的札子称：金州上津县管辖的乡村中，有忠义归正人户分散居住。过去朝廷因为他们忠义来归，拨给官田让他们耕种，各自供养赡养自己的家庭。如果夏秋丰收，能够维持生活，便会自行安居立业；稍有饥荒，就会导致流亡。这是因为没有人替他们总领统辖，有的人饥贫失所，又住在远离州县的地方，怎么能够伸诉？请求由本司下令本县，诚请其中有信义、为众人推服的几个人担任总首，由官府劝谕他们。趁如今赈济之时，把各村人户的姓名、住处和所在地点登记下来，按照路程远近确定由某人担任总首。如果各处人户遇到荒歉，家中有贫困无以为生的，或者有应当申诉的事情，都应当就近向本总首陈诉；再由本总首具文申报州县，优厚加以存恤，不使他们失去安身之处。等将来查得可以充任忠义总首的人数，请先由本司支给一次犒赏，并令本州按月酌量发给食钱，或许人们愿意尽心统辖。洋州真符县也请求照此劝谕。如果可以实行，请下令两州施行。臣询问查访得知，金州上津县、洋州真符县有很多归正人，分散居住在两县管辖的近边地区。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古代商于之地，地势险要偏远，土地荒芜贫瘠，即使遇到雨水和旱晴适时，收成已经很少；稍有水旱灾害，这些人就会陷入狼狈困境。又因为边地距离州县极其遥远，百姓几乎和官吏彼此隔绝，下面的情况无法向上通报，上面的恩惠也不能下达，遇到饥荒就自行流徙。迁留去就之间，关系到切身利害。臣如今根据张亨前面札子中所陈述的利害，认为很合乎实际情况。并且臣查得，张亨也是从北方来归正的人，长期居住在金州，熟悉当地人情和事务；他本人又忠信诚实，遇事审慎周详。臣已经委派本官前往两州点检赈济事务，因此臣趁机又委托本官会同两州守臣共同筹划处置；等他回来后另行具奏上报。伏望陛下以慈悲之心特别裁处。如果认为他所说的可以采纳，伏乞下令本司，凭此施行。汝愚任江西转运判官时，上疏说：“臣前日辞别陛下时，亲自接受陛下的处置命令，命臣到江西后研究使百姓富裕的事项，任职半年后上奏；同时查看百姓的力量与绍兴三十二年以前相比如何。臣恭敬听闻圣训，不胜震惊恐惧，深思自己才力微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仰承圣意，早晚思量，竭尽愚见。臣私下认为，从前尧舜三代，历经秦、汉、魏、晋、隋、唐直到如今，其间所遇到的君主，有昏庸有明察，有愚昧有圣贤，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从未有得到民心却不能使国运长久的，也从未有失去民心却能长久享有国运的。我朝历代圣主相承，之所以牢固凝结人心，恩德极其深厚，因此上天眷顾降命，深厚地生育圣明君主；陛下日日勤勉地询问百姓疾苦，唯恐做得不够。像臣这样卑微浅陋的人，陛下还反复训诫，使臣得以竭尽心力，何况道德、名位超过臣数等的人呢？臣深感庆幸，认为我大宋亿万年的基业，实在积累在陛下内心方寸之地，这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百姓的幸运。况且臣身居卑微职守，若能有一点涓滴尘埃般的帮助，臣岂敢不冒死上报。”臣自从到任以来，一刻不停地询问民间利害；直到如今巡行所到之处，凡是能够宽裕民力的，本司都根据事情酌量轻重，依次停止施行。只有各县办理月桩钱物一事，其中的名目大多违法，最成为一方小民的祸害。臣姑且举出其中较大的项目，有所谓麴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次诉讼不能胜诉，就要缴罚钱，已经胜诉，又要缴欢喜钱。名称不同、名目各异，各处不一。臣曾经询问查究，原来这类事情已经多次经过朝廷指挥以及前后任监司约束，命令停止了。大体上，这些措施只能在一时加以禁止，却不能保证日后不再发生，其弊端正如堵住左边的鼠洞，老鼠就从右边逃走一样。追问这些钱从哪里出、流向哪里，官吏总是以月桩没有正式科名、只是依例办理为借口；更有奸贪赃污的官吏，又借机搜刮剥削来满足私欲，预先在簿书之间暗中作好抵赖的准备。有司对此熟视无睹，使人无法查考；其中如果有能够自立自持、整顿纲纪的人，往往又困窘于调度事务，受拘束牵制，困顿而不能施展。豪强宗族、大姓人家因此得以利用这些名目，挟制官吏，搜刮贫民，流弊有万端，不能尽述。它的根源，只是始于月桩钱负担过重。臣不胜愤懑，于是把各县月桩钱出纳的数目，以及最初科派下达的名目和前后沿革的制度全部考察了一遍。考察它的起源，大概是由于江淮用兵，需要供给军队数万，朝廷深怕一时发生军需匮乏，于是命本路按月办理供给大军的钱物，月桩之名便由此创立。”

译然而当时在降下的《旁通式》规定中，仍允许先取用无额经制钱，不足时再取上供钱，再不足则取诸司封桩钱。后来又增加设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余钱物不论有无限制，也都允许移作他用。甚至遇到紧急缺乏时，朝廷还按时支给茶引、度牒之类来救济。当时正值兵火初起，各地都有余积，公私尚未困乏。如今诸司封桩钱固然不得动用，而无额经制钱在州县都有定额，也不能全部分隶于每月桩管；除此以外所存的名目，只有上供钱和七分酒息钱两种而已，其余大概全都取足于州县。况且近年来州县的用度日益扩大，财赋日益窘迫，所以给予州县的钱每年越来越少【指各州科拨二税及各县赡用之类】，而向州县索取的钱每年越来越多【指增加征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钱、坊场钱之类】；如果不是制定办法向百姓征取，又凭什么维持呢？臣曾大略计算本路每月桩管的钱数，每年有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收入的又有其一半；其中虽然也有传致文法所造成的征收，但大体说来，法外征敛通常占三四成。如今朝廷即使还不能大规模蠲免、把旧弊全部扫除，臣认为也应命有司从中选择最严重的，稍加振恤。况且袁州和筠州接壤，地望相同，赋税收入也相同，但每月桩管钱的轻重却不一致，竟相差五倍。筠州一州三县每年定额的总数，还比不上袁州一个县的多。因而袁州每年从百姓那里征收的曲引钱有缗钱三万，至于防纳时另行征取的数额还不计算在内。如今圣明的天子这样忧虑百姓，而百姓却像这样困于征敛，所以臣认为，陛下若不知道也就罢了；假如陛下知道此事，就会像看见婴儿爬行着将要掉进井里一样，内心必然恻然震动。臣恭敬地观察陛下即位以来，焦心劳神，勤俭自持，即使乘舆和服御也从未有丝毫妄费；至于为了百姓而下达的减租蠲赋诏令，前后相接。即位第六年，减福建盐课缗钱数十万；第七年，减折帛钱的一半，计缗钱三百余万；第十四年，减四川酒课重额，计缗钱四十七万；以至于减免饶州的天申绢、金徽的上供绢，臣所不知道的，又不知有几千万。然而江西十一郡的百姓，人口有数百万，却唯独因为月桩钱而受到如此严重的困扰，这难道是陛下爱民的本意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加审慎斟酌，下诏本路查明各州军县月桩钱最重的地方，按照各地财力轻重酌情给予蠲减；然后严禁官吏妄取横征，依法重惩一两个人来警戒其余，谁还敢不退缩听命呢？这确实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办法，唯愿陛下亲自从宫中裁断，指挥施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仁民。宋光宗时期，吏部员外郎陈傅良在初次应对的札子中说：“臣恭敬地思考，艺祖接受天命，平定海内，凡是用来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的措施，没有不是可以传给后世的法度；而深厚的仁德恩泽，留给后人的福裕，则专门以爱惜民力为根本。臣查考旧有文书，从建隆到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从未无事；然而金银、钱帛、粮草及各种杂物，总计七千一百四十八万，州郡尚未会合使用。古人所说的‘财富收藏于天下’，哪里比得上这里？当时各道上供，随着所输送的物资而定，起初并没有固定数额；留在州里的钱物即使全部用尽，也只是说属于系省，并不是向百姓征取。大概到了大中祥符元年，三司才开始奏请制定各道上供的年度定额。正因为这样，承平百年，家家给足、人人富裕；传承九帝之后，天下虽然常有变故，民心却没有离散。直到后来实现中兴，也是由于祖宗的恩泽深入人心。臣常常思念，艺祖凭借取得民心而接受天命，其功业可以与三代相比。然而他把天下让给天下人，不把它私自传给自己的儿子，才传了一两代，万世不迁的宗庙之主竟仅仅与旁支庶族相同，这就是在天之灵未能享有应得的报偿。高宗遭逢变乱，深深探究其中根本，于是推明正统的来源，采纳至公之说，大命又重新集中到寿皇圣帝身上，并延续到陛下，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况且上天这样报答艺祖，而陛下凭借睿智圣明的资质和宽厚仁爱的德行，隆重地承受上天的眷顾，正当继承帝位的开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谨慎思念高宗推究根本的心意，敬奉寿皇付托的训诫，推行艺祖留在人心中尚未泯灭的恩泽，以成就万世无疆的福业。现在正是时候，臣的至诚愿望无法胜述。” 蔡勘论述州县科扰弊害的奏疏说：“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自古治理国家的人，想要稳固国家根本，首先要结纳人心；想要结纳人心，首先要宽解民力；想要宽解民力，首先要选择好守令。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君主的恩泽就不能向下流布，民情也没有办法向上通达。民力困乏，人心就会离散；人心离散，国家根本就危险了。”臣年轻时曾历任州县官，屡次受到朝廷差遣，六次持使节，二次总管军储，足迹所到，几乎遍及东南。要寻找清廉善治的守令，实在不可多得。有能力的人只是一切政务催促办理，以应付眼前；贤能的人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也只能救过避罪而已。推究其根源，大概是版曹督责漕司，漕司督责州郡，州郡不体恤县道，县道不体恤百姓。上下相互逼迫，前后相互沿袭，习以为常，安然不觉得奇怪。民力的困乏，到了这种极点，难道还不应改弦更张，拯救他们吗？臣请详细说明其中原因：二税是古已有之的赋税，但如今二税之内又有暗耗、漕计、州用、斛面；二税之外，又有和买、折帛、义仓、役钱、身丁布子钱。” 这些都是上下共同知道的。在这两类赋税之中，又有折变、水脚、糜费；有隔年预借的，有按高价折钱的。赋税征收的繁多沉重，可以说是古代的数倍了。然而还不止这些，又有所谓月桩、盐产、茶租、上供银、干酒钱、醋息钱，又有所谓科罚钱。名目各不相同，名称各不一样，随各地情况而有，不能全部列举。担任保正的，要被摊派购买土产、竹木；巡尉下乡，就要预备酒食；居民遭盗，先要缴纳赏钱；应期交纳，有缴引钱；超过期限，则有罚醋钱。以至修造公廨、巡铺、桥梁、驿舍，一切都要摊派办理。因此中等人家没有不拆屋破产来充当役费的。担任税长的，逃亡断绝的税户要他代纳；坍江税要他代纳；田产已经卖掉、税却仍在而无从缴纳的，又要他代纳；异县他乡无法追到的，又要他代纳。已经缴入官府的钱不能再取回，现有欠税的住户又不予理还。因此只有少量田产的百姓，没有不典卖妻子、卖掉儿女来免罪的。像这样，民力怎么能不极度困顿呢？” 又有催征赋税的骚扰：州里派典级下县，严重时州里派州官；县里派县官，严重时知县亲自前往乡里。吏卒所到之处，索取名目百出，鞭打、拘系接连不断，动辄牵累数十人。所欠的往往只是升合尺寸的一点零余，尚未缴纳的不得不加倍输纳，已经缴纳的又被要求再次缴纳，常常没有能够获免的。做守令的只知道把催征赋税当作急务，再没有一点爱民之心。所以尧舜在上，恩泽却不能向下流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恭敬地思念陛下继承大宝以来，遵奉慈训，凡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无不把爱民放在首位，确实有尧舜的用心。陛下裁减经总制钱，但所裁减的只是无额部分，每年固定的数额却从未减少。陛下蠲免身丁钱，但所免除的只是现有欠数，先前缴入官府的却无法折还。陛下裁减和买，恩德已经十分深厚，但乡胥作弊，减免并不均等。陛下把拖欠的钱粮暂缓催收，恩德已经普遍，但豪强之家仗恃势力，照旧催逼索取。陛下爱民的心意不能完全传布，恤民的政令不能完全实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守令没有选对人。县令既不能全部选择得当，就应当选择郡守；郡守不能全部任用得人，每一路应当选择一名贤能的监司，委以责任。” 陛下亲自派遣使者，把仁德的旨意晓谕他们，使其遍行郡邑，亲自察看守令，访求民间的利弊疾苦；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可以施行的就施行。计算州县一年中的收入和支出，可以蠲免的就蠲免，可以减轻的就减轻，使上下相通、内外相应，不要只做成文具来复命，这样或许实际的恩惠就能达到百姓身上，民力也可以稍稍得到复苏。民力复苏，国家根本自然稳固，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