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

译臣听说，君主所担心的是没有志向，不是没有功业。臣私下观察陛下天资纯美、圣德深厚，足以超越群伦，足以恢弘长远谋略。因此每次有幸面对陛下，臣没有一次不陈说二帝三王的治道；每次侍奉经筵，臣没有一次不进献忧国爱君的言论。臣实在希望陛下不要自我菲薄，扩张振作志气，卓然成为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如今常暖之灾，人人都认为是安逸享乐导致的。臣日夜忧虑思考，却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为什么呢？安逸享乐的过失，是君主最大的戒忌。区区残余敌人，不过苟延残喘、寄居异地；只要我国有防备，何愁不能战胜？如果因循放纵、松弛懈怠，没有奋发的心志，只把自守作为说辞，那么防守也不能牢固，国势渐渐衰微、渐渐弱小，最终竟至于同敌人通和，那时大事已经失去，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堂堂天朝竟然衰靡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可痛心吗？这就是臣恳切忧虑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诗经》不是说过吗：‘敬畏上天的怒责，不敢嬉戏安逸。’惟愿陛下深思这句话，常常把安逸享乐当作戒忌。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 宁宗时，国子祭酒王介上奏说：“罗日愿意制造变乱，这是下位之人谋害上位之人。修好并增加币帛，金人却仍然不满足，这是轻视我国。内批屡次发出，这是左右近臣干预政政。谏官无故被调出省，是小人离间君子。以上都叫作僭越。一次僭越已经足以招致灾变，何况兼有这些事情呢！” 朱熹上奏论灾异说：“臣私下听说，本月五日夜间，漏刻刚下五六刻之间，都城之内忽然黑烟四处弥漫，草木气味袭人，近在咫尺也看不清人物，沾到脸上的都成了沙土。臣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亲友中来访且见到此事的人很多，臣又向数人查问，他们的说法完全相同，绝不是虚妄之事。臣私下思考，近来灾异屡屡出现，秋冬时打雷下冰雹，苦雨损伤庄稼，山崩地陷，没有什么不发生，都是阴气盛、阳气微的证明。陛下虽然曾经下责躬诏，发布允许直谏的命令，但上天之心还没有和悦，又发生这样的怪异，也是阴气聚集包裹阳气、阴阳不和而散开的征象。臣私下对此感到恐惧，又担心还没有人敢把它报告给圣听。臣曾听说，商代中宗时，朝廷中桑树和谷树一同生长，一夜之间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中宗能够采纳巫咸的话，恐惧而修养德行，不敢荒废安逸，于是商朝的治道重新兴盛，在位长久，达到七十五年。高宗在成汤庙祭祀时，有飞来的野鸡落在鼎耳上鸣叫；高宗能够采纳祖己的话，努力端正政事，不敢荒废安逸，于是商朝获得美善安定的局面，在位也很长久，达到五十九年。古代圣明君王遇到灾异便恐惧，修养德行、端正政事，所以能够把灾害转为祥瑞，效果就是这样。”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把这些事作为法则，克制自己、自我更新，早晚思考反省；在起心动念、发言行事之际，常常如同皇天上帝正在上面临视，宗庙社稷的神灵正在旁边守护，始终战战兢兢，不敢再让一丝一毫的私意在其中萌发，以免烦劳上天降下谴责警告。还应当重申敕令，告诫内外大小臣僚，同心敬业、协力恭谨，日日夜夜谋划议论，寻求天意所在而共同修治；这样或许灾害会一天天离去，福禄会一天天到来。臣对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深切恳切之心，实在无法尽情表达。” 理宗绍定四年，都城发生大火。尚右郎官吴潜上奏说：“臣希望陛下斋戒反省，怀着恐惧之心面对上天。穿粗劣的衣服、吃粗淡的食物，必须使国人真正相信，而不只是减少膳食而已。节制声色享乐，必须使天下真正信服，而不只是撤去乐舞而已。宦官中那些窃取权势、擅作威福的人，不要亲近；后妃宠幸中那些祸患根源已经萌发的人，不要亲昵。把暗室屋漏看作最尊严的地方，始终恭敬、警戒；把整日歌舞、沉湎酒乐看作导致乱亡的居所，不沉溺，不放纵。要使皇天后土知道陛下有敬畏之心，使三军百姓知道陛下有忧患之心。然后明白诏告二三位大臣，使他们同心竭虑，努力改变旧有的道路，召回贤哲，选用忠良。贪婪残暴的人屏退，邪曲的人斥退，怀有奸谋、结党害国的人诛杀，制造怨恨、贻误国家的人罢黜。不要把君子、小人一并任用，美其名为包容荒秽；不要把邪说、正论一并容纳，美其名为建立中正之道。以此培植国家仅存的一线命脉，挽救百姓朝不保夕的性命。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意，使天灾止息，把灾祸转为祥瑞，把混乱变为治理。” 端平元年，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太史上奏：元日立春，风从乾位吹起，占候认为主兵事；丁酉之夜，月亮侵犯太白星，也属于兵事的征象。有人说星象所主在卫国、晋国，借此来宽解圣上的忧虑。天道所关注的是华夏，而本朝正是中原正统所在。上天显示警戒，是为了仁爱陛下，难道只是为北方敌人而设吗？何况现在正用兵，而占候又主兵事，其类别非常明显，怎能不深深恐惧？汉代王嘉说过：‘应对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饰。’那么陛下仰答天戒，也只是要有实际行动罢了。什么叫实际？根本发自内心，才是实际；用心修养自身，才是实际的德行；推行到政事上，才是实际的政治。具备这三点，应天之道就达到了。《大学》说：‘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行善却没有实际，就是自欺；拿这种虚假去欺骗人，人的肺肝尚且无法隐藏，何况天道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陛下亲政以来，整日勤勉不懈，修身进德的诚意、发政施仁的条目，都形诸文字，传布于诏令，没有一件不是善政。按理说应该使昊天明显感应，祥瑞接连到来；可是清台的占验却似乎仍未如此。”

译“皇天上帝的监察并不遥远，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莫非陛下应天的实际行动，还有应当尽到而未尽到的吗？‘无所不敬，思想不邪’，是陛下曾亲笔写在座右铭上的话。起居动静，真正像神明在上面监临一样，然后才是敬的实际；对于声色玩好，真正像对待必须远离的仇敌一样，然后才是无邪的实际。如果表面敬畏，却有事物损害它；表面端正，却有事物扰乱它，那么即使铿锵的圣言时时从口中发出，灿烂的金字书文天天呈现在眼前，也都是虚文而不是实际。用人和听取言论，是陛下曾诏告百官的事。提拔贤能，不只是宠荣其本人，还必须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然后才是用人的实际；接纳忠直敢谏的言论，不只是容忍其直率，还必须切实实行其谏言，然后才是听言的实际。如果贤者固然受到礼遇，但其所蕴藏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进谏者固然受到容纳，但所陈述的意见没有全部实行，那么即使夔、龙这样的贤臣接连立于朝廷，凤凰般的鸣声天天在耳边听到，也都只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实际。何况名义上说抚恤百姓，百姓的凋敝困苦却依旧，没有听说实际恩惠有所增加；名义上说考察官吏，官场的污浊却依旧，很少有人以实际的清廉来勉励自己。至于财用匮乏而不能供给，货币贬值而无法流通，军队在奔逃溃败中丧失，舟船在转运中损坏，凡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听说有切实经营治理的措施。” “敌人狡猾，每天窥伺我们的空隙；如果发生不幸，果真像占书所说的那样，将用什么来应对呢？上天保佑皇家，预先显现警告，实在是情意深切。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刻体察上天仁爱的用意，凡是发自内心、修养自身、推行于政事的，都必须使其没有一件不是真实的，并且除去那些所谓的文饰和表面美观。上帝正在监察，必定会降下眷顾和保佑；如此，延长宏大的国运、消除平息兵灾，在冥冥之中必会有潜在的感应。臣在禁林任职，承受的恩遇深厚，因此由人事推求天意，内心常怀忧患；所以不敢躲避冒犯圣颜的诛罚，冒昧陈述苦口的劝戒，仰望陛下明察。” 广东经略安抚使崔与之上奏说：“近年以来，变故接连发生，盗贼猖獗，雷雹震动惊扰，星辰出现异常，这些都不是小事。京城的灾害，七年中出现了两次，难道数万户百姓都得罪了上天吗？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这是陛下所应当战战兢兢对待的，只有寻求直言，才可以帮助君德，感动上天。”又说：“外戚亲属和旧日僚属，凡是有一丝一毫攀附关系的人，谁不趁机窥伺空隙，来求取他们最大的欲望？亲近的臣子早晚在陛下身边，容易受到亲昵，却难以防范。司马光说，不能让内臣访察外面的事情，以及向他们询问群臣的才能与否，因为干预政事的门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他们所说的话出于无心，哪里知道个人的爱憎不会因此乘机进入其中呢？这对于圣德，难道没有玷污吗？” 三年，工部侍郎李心传上奏说：“臣听说大规模战争之后，必定会有凶年。战争杀戮太多、赋税征敛太重，使百姓怨恨愤怒的气势向上冲犯阴阳的和谐，达到这种极端。陛下应当与各位大臣清除混乱的政令，与百姓重新开始，把它作为消除恶运、迎来善祥的办法。然而法令弊病从未更改，百姓劳苦也没有得到振作和德化；既不能改变旧状，几乎反而更加严重。因此帝王的德行还没有达到无所过失的境界，朝廷纲纪几乎更加紊乱；清廉公平的官吏到处少见，而贪图财利、毫无羞耻、敢于作恶的人，借敌人兴兵，四面起事，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却希望五福齐备、百谷丰收，就像爬上树去寻找鱼一样。”臣考察导致旱灾的原因说：“和籴增加，百姓因此怨恨；流离失所、无处归宿，百姓因此怨恨；检核税额不完全按实情，百姓因此怨恨；登记财产却不以罪行作为依据，百姓因此怨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大战之后，而局势没有办法消除，所以越积越重，终于到了极点。成汤是圣明的君主，桑林祷雨时仍以六件事自我责备。陛下希望实现太平政治至今已有七年，灾祸、祥瑞、饥荒仍不断见于史书，原因是什么呢？早晨下令，晚上就更改，没有恒常的规矩，所以政令不能节制；” “出行时携带资财、居处时输送物品，几乎没有停止的时候，于是使百姓困苦；陪都的园林、宗庙，工程过于繁多，于是大兴土木；潜邸中的女冠，声势日益炽盛，于是女宠干政盛行；珍玩贡品，很少听说拒绝断绝，于是贿赂流行；鲠直切实的言论，大多遭到厌弃，于是进谗者昌盛。这六件事，只要有一件存在，就足以导致旱灾。希望陛下立即颁下罪己诏，整治这六件事，以挽回天心。群臣之中，有人提出聚敛、剽窃的言论来求取进用，必须重重贬黜，使他们不能借此向上欺罔圣德；这样，即使旱灾严重，也还可以消除。然而百姓在内怨恨，敌人在外逼迫，事情困穷、形势紧迫，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陛下即使有如云的谋臣、如雨的猛将，也不知道用什么来防备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监察御史吴昌裔上奏说：“臣听说天运总是更新而没有穷尽，人情却沿袭旧习而难以改变。陛下即位以来，坐受春朝，已经经历十二个正朔了。天地不断变化，岁月不断推移，光阴景物常新，事务没有止境，却反而怀着更新的意图重新回到往昔的规矩，白白让流光老去，渐渐违背当初的志向。上面安于逸乐，下面玩忽职守，实在可惜。近来十二月壬子日打雷，甲寅日又接连打雷；到了正月己未日大雨雪，辛酉日又下雪。与鲁隐公八年那场灾变相比，哪一件更严重？八月敌寇侵入蜀地，十月侵扰襄地，十一月包围黄地；与汉代阳、诸姬的祸乱相比，哪一件更惨烈？天变如此，外患如此，正是陛下和群臣洗去旧习、谋求更新的时候。然而臣仰观圣德，冒昧议论朝政，私下实在有疑惑。陛下本心清明，从前还曾在逸乐欲望方面有所收敛隐藏，如今勤勉治学，君德应当日益更新了。但妃后宫中美丽女子接连进用，王侯宅第赏赐频繁，于是恭敬节俭的德行并没有比过去增加。陛下掌握赏罚大权，从前受权奸牵制，如今垂衣拱手而亲自处理政事，君权应当焕然一新了。但宦官首领常常私下与外廷沟通，宠爱的道士不时通过私下请托干预政事，于是总揽大权的程度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译“州县贪污的根源，都是故相遗留下来的种子；如今时势和事情虽已不同，余孽又重新兴起，仍然徘徊于旧日的恶习而不衰。天人失常的征兆，都是故王遗留的暴戾之气；如今岁月不断过去，祭祀又缺失，仍然把旧日怨恨藏在心中而不消解。旧日沾染的风俗，贵在完全更新；旧邦的命运，也希望能够革新。如今细枝末节的条目有时有一番更新的功效，但根本和大端完全没有脱离旧状，这难道是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使百姓更新的极致吗？从前权臣专政三十年，用人多出于私意。每当想任用一个私人亲信，就一定拿公议来参杂其中；有人把这叫作‘带过’，而改革之初本来没有这种弊病。近来授官大多违背平素的期望，常常兰花和艾草一同进用，并不都是纯正之人，于是任用官吏又沿袭旧习。从前权臣每月考核台谏官，多数根据流言议论；等到有意压下某些事情时，言论又停止而不实行，把这叫作‘收起’，改革之初本来没有这种弊病。近来台谏奏疏大多浮沉不定，常常使人的风采消磨、意气沮丧，并且总有因危险疑惧而请求离去的意思，于是轻视谏言又恢复旧状。陈升之援引闽人，吕颐浩援引山东人，推荐士人却偏私乡党，这是旧路。如今朝廷官员、督府属官，左右两方面互相拟定人选，各取其中一个，怎么能够兼收天下人才？” “赵葵多任用蜀人，王淮多任用浙人，选拔人才却偏向乡里旧交，这是旧态。如今执政大臣的召用、说书官的设置，东西两边各自并用两人，怎么能够从四方广泛招来贤士？亲旧如果都贤能，当然应当任用；乡人如果都善良，当然不应抛弃。然而在陶然自得中日日更新，曾几时才能显明地确立明确的标准呢？重新寻找旧日的办法，这难道是至公至诚的心吗？既然如此，剥落腐败之后重新建立鼎新之治，从否塞转为更新，也只在君主和宰相是否加以留意罢了。建炎四年正月，雷雨再次出现，这是乌珠渡江的应验。高宗对辅臣说：‘朕和卿等应当共同修养德行，以实际行动应对上天。’这是陛下更新德行、敬畏上天的法则。绍兴辛巳年正月，雷雪交作，这是金兵逼近长江的征兆。王十朋写信给陈康伯说：‘相公处在调和阴阳的职位上，应当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以消弭天变。’这是宰相更新国家、端正君主应做的事情。臣希望陛下洗去旧有见解，以招来天下善士；大臣改变旧日习惯，以使天下人的听闻归于公正。用人一定只看是否贤能，不要使邪党乘隙交错而起；听取言论一定采纳正确的，不要使公论受到困厄而不能伸张。涵养君心的根源，常常警戒谨慎，面对危险，以扶持天理；” “清理政务根本所在，务必努力实行善政，以顺应人心。珍惜光阴、爱惜日子，只谋求革新。这样如果天怒仍不回转，百姓仍然痛苦不悦，外患和盗贼仍不屏息，臣甘愿接受妄言之罪。”吴昌裔又论述四种阴气的征状说：“臣私下看到立秋以来，常有阴气成为灾害。前一日下大雨雹，第二天猛烈的风到来，连绵大雨不停，持续十天左右。早稻在将要成熟时被毁，晚稻在已经抽穗时受伤，丰收的征候转为凶荒，恐怕会损害祭祀用的黍稷，使我们无法供给军粮。又听说天目山一带洪水泛滥漂流，水势漫过京畿附近，这大概是战争和饥荒的征兆。占书说：‘雨雹，是阴气胁迫阳气；下雨，是阴气干犯阳气。’正值金、火二气交替，而惩罚却总是下雨，这难道不是阴盛阳衰的缘故吗？臣子是君主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小人是君子的阴，四方夷狄是中国的阴。自从圣上掌握权力以后，固然没有过去那种擅自发号施令的臣子，但威令日渐衰弱，不能运用自如；三边的纲纪逐渐衰颓，不能操持控制。诸将中习惯强横的便违抗命令，倚仗宠信的便轻慢威令，只求功劳赏赐的人多肆意夸诞欺骗，报告军情文书的人往往轻薄而戏侮。偏将擅自离开部伍，却不知道有国家法令；” “士卒竟敢凌辱州县，却不知道有朝廷。积累成这种强横的形势，渐渐不可滋长，这难道不是将帅的权力太盛了吗？正当国势艰难的日子，正是君心恐惧的时候，道路上却流传私议圣德，说宫廷宴饮频繁，已经成为过失。分派妃嫔，给许多人加上位号；懂书识字的近侍凭借奇巧之术改变皇上的心意；私下请谒的邪曲之民凭借险僻手段与外廷沟通。甚至外廷的授官，有时依靠幽暗私门；军帅权柄的请求，动辄通达宫禁。受柔弱之道牵制，这正是祸患的阶梯，这难道不是女宠请托太过得势了吗？端平年间人才盛多，蔚然有小元祐的风气。不出一两年，最初的意图渐渐改变：君子被厌弃轻视，认为没有用处；小人却受到爱惜，认为有才能。三名凶恶之人接受嘱托而暗中归来，两个奸孽侥幸觊觎而再次兴起。不仅过去被斥退的人又乘机求进，现在被排斥的人也很快得到升迁。旁门开得太多，自己堵塞了正路，这难道不是旧人重新被任用的渐兆吗？蒙古凭恃强盛侵凌中原，实在不是衰残的金国可比。最初侵犯蜀地关口，五郡成为废墟；后来侵犯荆襄，十州如同被焚毁。将士出征而不得安睡，妇女儿童流离而不能归家。想作战，就困窘于兵力不足；想议和，又担心情势并不真实可靠。” “何况唐、邓等地的敌寇，正引导他们叩击长江；秦、巩、松、维等地的部族，又诱使他们从腹地进攻。内外同时受敌，实在令人寒心，这难道不是敌国暗中发动进攻的征兆吗？以上这四端，都是阴类的事情。在下方形成，就会在上天显现变异；征兆非常明显，警戒也到了极点。陛下是代天为子的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违逆，以挽回上天改变常态的怒威；大臣是辅佐治理、调和阴阳的人，应当开诚布公，以消除失调灾气。阳明盛胜，德性就能施行；阴浊盛胜，物欲就会流行。消长的关键，正应当战战兢兢。如今天刚亮就临朝，有时却有特意不视事的文书；在私宅请假，有时又有不入政事堂的报告。上面渐渐沉溺享乐、贪图安逸，下面没有同心恭敬、和衷共济的风气。在内，受宠的妃嫔怀有私心，成为君心的蛀虫；在外，弟子属官少有谨慎，成为朝政的负担。流言纷纷传播，宠赂公开显露，想凭这样消除各种邪恶、呼吸之间调和太平之气，能做到吗？从前建炎三年六月，阴雨不停，高宗下罪己诏求取直言，宰执引咎请求离职，郎官以上都允许谈论朝政的缺失。当时中书舍人季陵以三种阴气的说法应诏，认为能够制约将帅，是德行刚强；能够抑制宦官，是德行正直。”

译“御史中丞张守也以三种阴气的说法上奏，愿意严肃恭敬、敬畏上天，以修养德行；重新选择任用辅弼，以修明政事。上下都为之动容而恭敬畏惧，显明的天威终于扶助炎宋精气的光辉，奠定中兴盛业的基础，这一切都是从高宗与宰相一念之间的抑制和敬畏而来的。臣愚昧，希望陛下仰承祖先训诫，顾念天明，远离声色，收敛宦官，以澄清存心的根源。进用忠良，斥退奸邪，以使任人的权柄归于公正；宣明典章，以申明驾驭将帅的法度；谨慎巩固封疆守备，以严格防御敌人。而二三位大臣，各自专心一意，各自调和政事，使宫中与府中合为一体，不要使升降赏罚有所不同；使边境与朝廷合为一家，不要使事情无论大小而偏重一方。这样君臣德行相合，内外共同改换心志，没有什么灾异不能转为祥瑞、阴云不能变为晴朗。天下的事变，也应当在暗中消退、潜在平息，不值得忧虑了。臣内心实在恳切。” 嘉熙元年发生火灾，右司郎中赵必愿应诏上密封奏事说：“对开边而酿成祸患之人的刑罚，被牵制而没有施行；激起变乱、弃守城池之人的死刑，姑息迁就而没有执行。荆襄沦陷，祖宗的基业没有人能够保全；淮河、蜀地遭受蹂躏，百姓的冤屈无处可以依靠。丈量田亩的命令下达，又加以强行摊派；平抑物价的法令严格，又加重了互相告发。百姓没有积蓄，常有转死沟壑的忧虑；士人不能吃饱，常有谋求作乱的念头。”又说：“台谏官、给事中、中书舍人，骨鲠正直的言论不能被容纳；左右近侍和受宠幸的人，潜移默化的进言却容易被听取。春夏两季的常享之礼，在原庙这样的尊贵场所反而被草率忽略；节钺所代表的隆重恩宠，却殷勤施于贵戚宅第。”又说：“一定要正治故相专擅国政的罪责，严惩贪婪之徒徇私求财的罪行。想到高明之处的室鬼正在窥视，就应先顾及编户百姓，后顾及亲近贵戚；除去木妖竞相施治所造成的祸端，还应当坚决抑制革除奢华。戒止宫殿中没有节制的宴饮酣乐，节省内廷不急需的营造修缮。”赵必愿任宗正少卿时，因轮流奏对而上言说：“中等才智的庸主，正因为没有知觉，所以言论无法进入，而败亡也随之而来。陛下制作敬天的规划，早晚面对上天，认为天意应当可以挽回；可是荧惑星运行失度，火灾大肆煽动，逼近宫禁之门，几乎焚毁左藏库。” 烟尘刚刚熄灭，白天又有流星坠落，贯日的虹、胁迫阳气的冰雹，接连出现。陛下观察时令、察看变异，这些究竟是由什么导致的？现在的事情，行动起来都没有良好的办法，只在于反躬修行，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罢了。” 淳祐五年，侍左郎官徐元杰进呈《故事》说：“高宗皇帝的圣政中，建炎四年正月庚申日，皇上说：‘昨天雷声很猛烈，《晋志》认为雷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发生，是女主专擅权力、君弱臣强、四方夷狄不能制服所导致的。朕和卿等应当共同修养德行，以实际行动应对上天。’癸亥日，皇上说：‘昨天雷声再次响起，今天才是二月节气，总之也不是合时的雷。’《晋志》的占验与前面没有不同，只是雷声频繁，所应验的时间更快罢了。臣听说，雷是阴阳交争而形成的声音，在震宫中发动，在兑泽之后收止。到了应当发声的时令，雷就是上天的号令，用来惊醒蛰虫，使万物茂盛。如果不该发生却发生，都是不合时令的灾害，是阴气抗拒阳气造成的。天时与人事同出一脉，有这样的气，就必有相应的道理；所以道理稍有不顺，气所对应的错乱也会随之而来。譬如春天阳气刚开始发动，和气还没有完全协调，雷已经惊动远方、使近处畏惧，这难道不是上天仁爱君主，默默寄寓所谓扶持保全之道吗？”高宗皇帝建炎四年正月庚申日，因为雷声很猛烈，便引用《晋志》加以说明，担心女主专擅，担心君弱臣强，担心四夷不能制服。这番忧惧而恻然的圣训，诏告朝廷内外，必定说：‘朕和卿等应当共同修养德行，以实际行动应对上天。’ 这大概是遇到灾异便知道恐惧，切切实实地共同修养实际德行，而不敢泛泛地拿文饰来应付。过了三天，节气正应当是惊蛰了，雷声又响起，圣心的恐惧更加没有停止，又一定说：‘总之也不是合时的雷。’又说这与《晋志》的占验没有不同，并用‘只是频繁发生，感应就会迅速’来申明，这难道不是我们烈祖能够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盛美吗？今陛下学习帝王之道勤勉，圣明恭敬日益提高，效法祖宗、敬畏上天，早晚不懈。近来陛下果断如雷霆，明察如日月，政教由此更新，国家由此整治，华夏与夷狄由此镇服；未必有《晋志》所占的祸患，但圣心敬畏，御笔诏书广泛颁布，认为雷在非时发生，朕心恭敬恐惧，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凡是可以应天消灾的事情，似乎没有一件能坚持到一天结束。这大概与烈祖所说‘修养实际德行以应对上天’是同一条道路。臣又有什么可以插嘴的呢？然而臣听《易》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阴阳是从气来讲的，天因此覆盖大地，所以雷声是上天的号令；柔刚是从形质来讲的，地因此承受上天，所以雷从地中出来也有一定时令；仁义是从德行来讲的，由此可以看出人处在天地之间、作为天地之主，应当从深沉寂静的雷声中加以验证，才知道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不过是一条道理。因此乾元是万善之首，只有刚健不息，才能包容四德而成为仁。坤道顺从并承受上天所施行的事，只有以敬使内心正直，然后以义使外在方正，德行才不会孤立。自古君临天下、建立标准的君主，必定说要用仁义中正来确定天下，并以主静为本。主宰之道，只有确定才能安静；这样，大中至正的道理无论处在哪里都不会转移。因此知道仁以刚为主，就能宽厚而有节制，行动而有勇气，使道理足以胜过欲望，使公正足以消灭私心。又必须以姑息拘束、优柔牵制为戒，不至于被一时不能忍耐的小情绪牵引，损害大体的正道。知道义以敬为主，行为就会循序渐进，辨别就会及早；尊严足以统摄卑下，内在足以排斥外来侵扰。又必须以窥伺空隙的人为忧虑，暗中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并合乎因时制宜的要求。仁义树立，是人的根本之道。凡阴阳刚柔的气质，没有不由此兼摄统领的。自古君臣上下之所以共同修养实际德行而不敢把它当作应天的表面文章，大概只是因为审察了这些道理罢了。否则，刚强不足以制服欲望，义理不足以战胜感情，就是阳气被阴气抗拒。” 《晋志》所占的各种征象，都是阴类。因此说：‘阴气与阳气相疑，必然发生争战’，难道可以不恐惧吗？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译元杰又上奏说：“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尊贵身为天子，心意与上天相通，即使动一丝一毫的念头，有善有不善，吉凶祸福的征兆就会随之而起，常常仿佛与上天的神灵秘密地相互周旋。何况明显表现在视、听、言、动上的恭敬或放纵，难道会有不关系到天降灾祥、民生安危的征兆吗？近来亢阳为灾，陛下斋戒诚心，多次祈祷，有所感应就必然相通。臣每次侍奉在圣容之前，陛下不以臣愚昧为鄙，必定垂问关于祈求雨水的事情。臣所奏陈的，曾涉及上天所帮助的事情必然顺利，是希望陛下在五事之间加以验证。”皇帝发出声音说：“好！”一点也没有为难的神色，这是国家和百姓的福分。臣听说，天理和人事同出一脉，五事与各种征兆彼此感应，视、听、言、貌都以思为主，而思想必定没有邪念，那么事事都会恭敬；恭敬与不恭敬，吉凶祸福都与之相关。既然如此，君主想把灾祸的征兆转变为吉祥的征兆，不要向上天寻求，只要向自己寻求罢了。从前禹、汤得到上天的命令，都是发端于一念责备自己的心。鲧堵塞洪水，禹于是继承而兴起；他叙述九畴，先讲五行，随后一定讲到以恭敬对待五事，用来说明殷邦大旱时的情形。成汤忧虑没有下雨，害怕自己的不恭敬会损伤百姓的生命，只急切地从六件事情上责备自己。六事所包含的责备，其用意难道不正在于五事失去了恭敬吗？臣请先从五事来说明。禹的意思仿佛是说：“君主的耳目不可以偏听偏视，所以恭敬之心要常常运用于视察和听闻之间，不让亲近而轻佻的人得以迷惑我的耳目，希望这样喜怒能够合乎节度，气候和行止也因此得到准则，寒暖还有不合时令的吗？”君主的言辞和脸色很容易被人窥探，只有恭敬之心常常收摄于容貌和言语之间，不让纷乱之事得以扰乱我的整肃治理，希望这样形貌和声音都和谐，燥湿也会相应而降雨或放晴，还有不合时令的吗？否则，狂妄、僭越、放纵、急躁而不能察觉，反而会把吉祥征兆变成灾祸征兆，不过一息之间罢了。这就是禹随时随事都持守恭敬，以及成汤能够享有上天心意的原因。上天不下雨，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六事有所失误，是乱世的常态。成汤使政事平正而爱护百姓，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又不吝惜改正过错，民政怎么会失去节度，进谗言的人又怎么敢欺骗他呢？至于苞苴馈赠、女宠进谒、宫室营造等事，难道他的欲望果真到了应当责备的地步吗？成汤却不敢自以为是。正因为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责备自己特别深；责备自己的念头深切，自我欺骗的意图就消失了。上天高高在上却能听见下民，理应因此被感动；桑林降雨，就是成汤真正恭敬的验证。况且禹、汤是具有圣德的君主，从后世的角度说，又有什么必要责备自己呢？既然如此，君主如果不知道克制自己的学问，就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如今陛下天资深厚纯粹，圣学高明，居于《洪范》皇极五位的中心，实践《洪范》五事的恭敬；遇到灾害便知道警惧，想要消除灾害，责备自己、反省过失，并不是徒具形式。因此上天的心意有暗中感通的回应，年成也有中等丰熟的预兆，这怎么能不成为今天值得高兴的事情呢？然而臣今天所高兴的，正是今天所忧虑的。近来天象运行多有过失，月亮常常发生蚀变，江潮忽然汹涌，堤岸又接连溃决，水土的性质也因此稍稍失常。唉！上天仁爱，陛下所受到的昭示和谴告就在这里，这并不只是对雨水失期的一次警告。何况近年来，北方敌人的祸患惨烈，我国国势屡次受到警告却又忽然安定，固然不能说不是防备抵御的力量。可是有人认为，太乙、福德二星长久运行在吴分，这就是上天佑助宋朝。唉！上天的幸运难道可以长久依靠吗？国家遭遇阳九之厄的防患，近在眼前；应当静心观察天时，恭敬地整治人事，宁可深信其理而暂时还没有验证，也不要忽视它而使忧患酿成。臣忧惧不安，每每劝陛下以恭敬之心施行五事，并不只是因为祈求雨水才这样说。陛下如果确实有所警醒觉悟，就应当深入求取克制自己的仁德，特别发扬责备自己的勇气，遵循大禹恭敬施行五事的实际做法，再加上成汤自我责备的诚挚之心；对下能够通达视听，必定要公正；从上发出的容貌和言语，必定要谨慎；民政的利弊，必定要明察；宫室的增建崇饰，必定要戒止；以至于堵塞进献贡物的途径，杜绝邪曲枉滥的门路，使苞苴馈赠、女宠进谒的计谋不能实行，使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的人得以远离。这样，圣心所主持和掌握的就会更加坚定，圣德所发挥和增长的就会更加充实；天数变化无常的趋势必定能够扭转，人事中可以依靠的方面必定能够得到验证。圣宋宗社亿万年永远昌盛的福祉，只在于圣心真正长期积累力量所形成的恭敬罢了。否则，对五事的恭敬施行有时不能持久，那么皇极的建立和施行恐怕就会流变为六极中的衰弱，又凭什么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呢？臣不胜恳切忧虑。六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皇帝下诏征求直言。权兵部尚书、淮东制置使李曾伯上奏说：“臣只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分掌边阃已经四年，实际考验下来毫无成效；本当离职却仍然留任，每天都害怕有疏忽过失，仰面辜负陛下隆重的委任。近来冬季防务幸已结束，我曾在冬至后第二天便上奏请求代任，恭敬地等候诏书批准，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于十二月六日再次陈述自己的愚拙诚意，冒昧进献当时的才识，妄自揣度陛下明察，认为一定会批准我的奏请。我退下来后铺席置槀，等待命令。如今又过了一个多月，星辰移动，万物更替，年序将要更换；上天高远，听闻难达，天道化机又不可测。臣早晚惴惴不安，不能安居；俯下身来衡量自己如蝼蚁一般的本分，本应等待斧钺诛杀，哪里应该连续冒犯不该做的事情，还要有所祈求叩请呢？”臣恭敬地读到驿邸传来的文书，恭敬地诵读陛下的御笔，仰想陛下因为元旦日食，正在下诏征求直言，允许朝廷内外臣子指陈政事得失，以消除恢复正常而避免灾害。臣看见陛下敬慎承受上天的警戒，谋求治理国家的功业，打开不避讳的言路，招来忠诚正直的劝告。臣请求退职，恰好遇上这个时机，岂敢不冒死请求？臣拜手致敬，私下考察祖宗盛治之时，康定庚辰年正旦发生日食，那一年元昊侵犯边境，进犯延州，包围塞门、安远等寨，各位将领畏惧躲避，没有人敢出战，朝廷为此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日〕

译二月，朝廷于是命令韩琦安抚陕西，不久又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经略招讨使的副职；后来又命范仲淹兼任延州知州，于是敌人才开始害怕，不敢进犯。考察这件事，可见先朝任用韩琦、范仲淹代替范雍，经营处理西部事务，确实就在这一年。臣又考察皇祐己丑年正旦，也有日食这一异常天象；这一年北方敌人聚集军队逼近边塞，皇帝下诏让近臣陈述防备边疆的策略。叶清臣的奏议也谈到各方面统帅将领的人才，认为不是担心没有人才，而是担心不能任用，于是举荐孙沔、狄青等臣。这年九月，侬蛮开始进犯邕州，后来终于依靠狄青、孙沔等人的力量平定岭南。再考察这件事，可见先朝因天象而谨慎加强边防、谋求将帅人才，尤其把这件事看得重要。因此有康定、皇祐年间警戒戒惧的实际行动，德行于是成就了庆历、嘉祐年间太平盛世的最大功业，这确实是陛下今天应当遵循的祖宗家法。既然如此，今天的事情，应当做的本来不止一项；从臣的职分考虑其中的忧患，那么没有比守卫边疆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更换将帅更紧迫的，这一点很清楚。臣自去年夏天以来，承蒙陛下再三挽留，大概只是留到数日以等待冬季结束，趁着边境有隙、战事稍暇，认为可以得到代任的人；如今春季的命令已经颁布了。如果调整更换的议论再拖延些时日，青草又会生长，戎马又会进入；臣的智虑已经耗尽，精力才识也已经衰竭，所办事务没有穷尽，利害又纷繁多端，恐怕不能制伏这些强悍的敌寇，白白耽误国家大事。即使将臣诛杀流放，又有什么补益？因此臣斗胆仰考旧日事实，再次倾尽诚意，希望能够符合陛下顺应天意、保卫国家的真实意旨，并不只是为了臣个人的一点私情。伏望陛下以睿智仁慈，特别赐下圣断，宣谕大臣，检视臣先前的请求，趁这个春天敌寇尚未行动，早日更换边阃重任的人选，将臣放归田里。这样或许可以感通天心，使边境震慑，从而减轻陛下日夜忧劳的顾虑，恢复祖宗的盛治；实际就在这一举措，天下幸甚。衢州通判牟子才也因太阳交食而应诏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诏书，因六年正月辛卯朔日发生太阳交食，命令内外所有百官以及学校中的士人和民间布衣，都指陈政事得失；凡是可以消除灾祸，导引迎来祥和之气的意见，都要尽心陈告。臣鄙陋地凭借空疏平庸的才能，蒙受恩典主管一郡；诏书既已涉及臣，岂敢不竭尽自己的愚昧忠心？陛下自即位临政以来，德泽屡次下施，和气充满四方，四海九州没有不丰收的地方，天心和人意仿佛符合符节，本来应当使乖戾之气和异常天象消散平息而不再发生。可是正月初一，辛卯日发生日食，灾祸的征兆到来，异常竟然如此。况且年份在丙午，是古今所说的否运；时令正值孟春，是阳气开始施行的时候；月份按建寅纪月，是阳爻交泰的时候；王春正月的三朝，是接受朔日、作为元始的吉辰。然而日月在将近申时的时候相互交食。若以一天来说，白天属阳，夜晚属阴；若以四方来说，东南属阳，西北属阴；若从人事推论，君属阳，臣属阴；丈夫属阳，妇人属阴；德属阳，兵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如今干支所示的方位在南方离位，日食发生在申时，月宿缠度在女宿，这正是臣凌驾于君、妇人抗拒丈夫、小人压过君子的征兆，而且对尊贵者尤其不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臣曾读史读到汉朝末世，看见灾异接连到来，没有一次不为当时的几位君主感到痛心遗憾。正月己酉朔日发生日食，是成帝元延元年。这一年，禄柄离开了皇室，政权掌握在元舅王凤手中；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总领尚书事务，崇谭、音商相继执政，他们的气焰足以遮蔽日、月、星三光。太阳之所以发生蚀变，原因就在这里。谷永是大儒，经历三七的节纪，正值百六的灾厄，又处于三难交会之际；他亲眼看见巨大的异常天象，按理一定应当提出特别、极其不同的议论，以警醒震动皇帝的心，来削弱他们的势力。如今看他的奏议，不过说：“皇后和贵妾专受宠爱”；不过说：“中黄门和后宫的人骄纵狂悖”；又不过说：“北宫苑囿将会发生夏侯婴、崔氏那样的变乱”；“诸夏下土将会发生樊、苏那样的变故”。他的话迂回缓慢而不切中要害，似乎有所依附；对于窃取权柄的王氏，却一句也没有提到。史官记载说：“专门攻击皇帝自身”，大概正是讥讽他。正月辛丑朔日发生日食，是哀帝元寿元年。当时傅商、郑业凭借外戚身份，承受封赐而拥有封邑；孙宠、息夫躬凭借奸诈的辩说受宠并封侯；董贤因为容色讨好、言语谄媚而受到赏赐，五侯都骄横傲慢，权势震动朝廷内外；他们的显赫足以遮蔽太阳的阳刚之气。太阳之所以发生蚀变，原因就在这里。鲍宣是儒生，正当父亲鲍永失明、母亲受到震动、儿子又散布谣言的时候，亲眼看见重大异常天象；忠诚和愤懑所激发的感情，使他想把胸中的郁结抑塞一吐而尽，以挽救当时的过失。如今考察他的奏书，其中说：“深切地从内心责备自己，避居正殿。”又说：“举荐直言，寻求过失。”又说：“罢免退逐外戚以及依附权势、尸位素餐的人。”又说：“何武、师丹、孔光、彭宣可以予以重大委任。”他的话刚直明快、清楚切实，没有任何顾忌，并且对尊贵受宠的董贤深为痛恨。史官赞语说：“至死守持善道”，大概是赞美他。灾害由上天降下，变故不会凭空产生。成帝、哀帝是汉朝末世的君主。因此当时的封章奏表以及后世记录的真实言论，多涉及灾异，大概是说他们看见灾异却不知道警戒，所以才成为汉朝末世的君主。今天灾祸异常的征兆到来，便与汉朝末世的君主相符合；政事上的过失，也与汉朝末世的君主没有不同；女宠的盛行，也与汉朝末世的君主相似；权奸接连出现，党羽并肩而立，比汉朝末世的君主更为严重。然而陛下遇到灾害便感到畏惧，引咎自责，引导臣下进谏并广施恩惠，难道肯甘心处在汉朝末世两位君主的下风吗？”

译臣在嘉熈年间任职史馆，有幸参与讨论政事，曾因轮对向陛下陈告大臣不公、不和等六件事。陛下不因臣身份卑微而轻视臣，立即赐予允准和嘉奖，这是陛下待臣恩德深厚啊！有这样的君主，谁忍心辜负他呢？臣如果在重要事情上有所进言，却以避讳为借口，那就是自己诬陷自己，也诬陷我们的君主。皇天后土昭然列布，臣的罪责无可逃避。幸而承蒙明诏征求意见，臣列成十二条进献给陛下。臣所期待的，是不敢妄自菲薄，不学谷永阿谀奉承当时的好恶，以致使当世士人蒙羞。只愿深思熟虑，倾尽胸中所知直言无隐；如果能在地下追随鲍宣，也就是愚臣的愿望了。第一条是：专一敬慎之心，以澄清治理的根本。心，就是天性。上古圣人承接天命、建立治世准则，只在性命的根本上用力，以应对天下万事万变。“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道理。发于声色臭味等感官欲望之气的，是人心；根植于仁义礼智之性的，是道心。平日闲暇时，庄重恭敬地自我持守，察看一个念头从哪里生起，寻求治理它的方法，那么内心就会清明纯一，没有丝毫间断。凭借这颗心来敬对天地，是这颗心；凭借这颗心来恭敬承奉祖宗，是这颗心；凭借这颗心临朝接见群臣，是这颗心；凭借这颗心在经筵上应对儒生，是这颗心；凭借这颗心接近嫔妃和貂珰，也是这颗心。所遇之事虽然不同，但用来保持敬慎的心从未不一致。平日闲暇时，如果骄纵放肆、轻慢疏忽，不能察看一个念头从哪里生起，也不寻求治理它的方法，那么内心就会胶结扰乱、纷杂不清，物欲不断滋长。接近嫔妃和貂珰时，不能像在经筵上应对儒生时那样敬慎；在经筵上应对儒生时，不能像临朝接见群臣时那样敬慎；临朝接见群臣时，又不能像敬对天地、拜见祖宗时那样敬慎。所接触的人和事既然不同，保持敬慎的心也随之转移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敬慎与放纵的区别。汉元帝临朝之余，亲近儒生，可以说是敬慎了；但退朝处在宫廷中，就弹琴鼓瑟、吹奏洞箫，自己谱曲，已经被侍中窥见。这是敬慎与放纵在一天之中表现出来的区别。唐玄宗即位初年，延请礼遇有文才的儒士，可以说很勤勉了；到了天宝末年，沉溺于宴饮安逸，女子和小人内外交相煽动，很快成为开元盛世的祸患。这是敬慎与放纵在一生中表现出来的区别。当这两位君主沉溺享乐时，都自以为身处深宫，世人无法知道，所以放纵自己而不回头。他们不知道宫廷中的隐蔽之处也像日月照临一样显明，女子和宦官就像身旁的蛇蝎一样可怕。没有什么能够隐藏而不显露，也没有什么能够长久不改变。陛下天资卓越，学问日益精进，本来不是汉元帝、唐玄宗所能企及的。然而，敬对天地、恭敬承奉祖宗时如此，处于宫闱闲燕之时却又那样；临朝亲近儒生时如此，亲近嫔妃、狎昵玩乐时却又那样。内心的存心和细微的念虑一发生，就会显现在四方万里之外。臣愿陛下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思量自身关系重大，鉴戒汉元帝、唐玄宗沉溺安逸的过失；退朝无事时，延请访问名儒，夜间值宿禁中，随时召见应对。对宦官的请托一概拒绝，对嫔妃的召幸适当疏远，使繁华艳丽不足以迷惑陛下，奇技淫巧不足以危害陛下。这样，内外就能一致，早晚都专一其心，始终保持同一节操。陛下所说的还有惭愧之处，也就能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了。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二条是：清理政务，本来是为了尊重宰相的权力。臣听说冢宰，是六卿之首并统领百官，是天子的宰相。冢宰如果没有职权，六卿就各自分掌职事；冢宰负责论说治道，六卿就负责实行治道。六卿分属不同官署，百官各有职掌，而把统摄管理之权归于一处，这难道不是宰相的事情吗？所谓统摄管理，并不是每件事都加以控制，而是把百官的事务归于六卿，再把六卿的事务归于宰相，所掌握的只是最简要的纲要。国朝仿照周制，把仆射改为丞相，却沿袭唐代旧制，使宰相以下侵夺六曹的职权；于是三省开始事务繁多。自从设置检正都司，三省的事务更加繁多；两种弊端合在一起，六曹的权力就轻了。就吏、户两曹来说，吏部掌管天下的选官事务，但部中职位的空缺全归堂上处理，堂上的空缺却不下交吏部；参加选授的人不去吏部，而去中书省和宰执府，日常精力困于应酬，功夫耗在安排位置上，国家大事姑且放置不问，周旋于亲故、酬酢人情的念头纷纷来往，难免减少了经纶国体、辅佐君主的功劳。铨选之曹的要地反而成了虚设，这是吏部权力减轻、尚书职权废弛，也是中书事务不能清明的原因。户部掌管天下的财赋，但国用、房、盐等财务却由宰相主持，而不由户部主持；朝廷上所商议的是盐防，所搜括的是田契，所追问的是钱谷，这实在不是古人设置宰相的本意。唉！版曹所掌管的，是朝廷的财物；国用所掌管的，也同样是朝廷的财物。同样是朝廷的财物，为什么要彼此区分，使事务繁多而陷入困顿呢？这就是户部权力减轻、尚书职权废弛，也是中书事务不能清明的原因。其他四曹，大多也是这样。推究其根源，难道不是始于开禧、嘉定年间吗？然而近年中书事务更加纷杂、不清明，原因只在宰相。前一任宰相，才智足以助长自己的奸谋，处心积虑，专门以收揽事权、扩大声势为能事，往往把六曹的琐细事务也下去办理，反而遗漏天下的大事。检正都司多半窥探宰相的意旨，模棱两可，等待宰相选择。有时奉承面授的命令，还要说是否合适；送到有关部门审核办理，即使万一事情可以施行，也只说有类似这样的成例，部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属也不敢确定说一定施行。因此，近则拖延数月，远则拖延一年，往往迂回周折，故意制造阻难，中书事务像刺猬的毛一样纷乱。近一任宰相，精神不足以总揽机要，而内心又想自作聪明，独自运筹谋略；意见若不顺从，就托病来达到目的；事情若没有安排周全，就拱手沉默等待。经过十天、数月，甚至一年又一年，不能裁决一件事情。监司、帅守大多只是代理官，侍从官论思进谏也都荒废职守，严重时甚至国家的紧急事务、守御大计，都被交付给浮沉敷衍、荒诞欺谩的场所；检正都司往往只能徒然叹息，即使想斟酌拟议出处理之道，也没有办法，于是积压的事务非常多，中书事务就像整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

译这就是如今所作所为造成的天象侵蚀；想要消除天变，难道不在于使中书事务清明吗？但臣所说的“清”，并不是把事务交给无人过问。六卿各自率领所属的六十名属官，以此倡导九州的长官。所谓送交有关部门审核办理，就应令其根据事实作出明确决定，不必缭绕曲折，再等待朝廷指挥。检正都司各自辅佐本长官，检查、约束三省事务。所谓“欲笔”〔疑〕，不必迎合宰相心意，屡屡写下阻挠驳回的话。宰相则应在上面总掌枢机，不要自我炫耀才智而忘记把握根本道理；不要只在小事上过于详密，却遗漏长远重大的谋划。体制纲统端正，内外各得其职；规划长远，大小事务各得其宜。这样，从天官以下的事务无不是宰相的职责，而弊端和侥幸之事就会消除。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三条是：区别邪正，以清正士人品流。达到治理的关键，在于辨明群臣的邪正。二者通常不能相容，君子指斥小人为邪，小人也指斥君子为邪。自古尧舜就知道识人的困难，孔子也有听其言、观其行的告诫，可见辨别确实很难。陛下自即位以来直到现在，国事议论大概已经改变许多，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却不知道改变到了什么程度。然而近年来，贤与不肖混淆，不知道区别的方法；人员冗杂，也看不出纯正一致的成效。阴阳的征兆没有辨明，是非之心没有清楚。若说群贤已经汇聚，那么位居文昌者屡屡辞谢旌表征聘的召命，列于从橐班次的人不愿接受旌麾拥护。有的受困于干办方任，有的受困于掌握兵权，有的受困于闲散职位，有的受困于副贰职位，有的受困于小官职位，他们都是贤人。若说任用得当，那么琐碎的外戚却玷污节制军政之位，骄横的贵族却参与京畿辅政。有的内心权奸，暗中施放流言；有的依仗贵幸身份，公开媒介买卖爵位。有的倚靠宗室名籍关系亲近，担任通判而给一州带来祸害；有的攀附宅第亲戚，侵夺百姓田产，使毒害流及数路。有的窥探伺察，有的模棱含糊，有的反复变诈，都是庸人。甚至恶毒之风流行，善类几乎全部沉沦。五年正月，谏臣去世，而过去的谏臣仍旧安然；五月，丞相去世，而过去的丞相仍旧安然；六月，给事中、舍人去世，而过去的给舍仍旧安然。自从谏臣去世，伏蒲论事的场所就像失去了鉴戒；自从丞相去世，论道经邦的场所就像栋梁弯曲；自从给舍去世，封还诏令、驳正政令的场所就像美玉毁坏。唉！司马光、邹浩、陈瓘、刘安世等贤人几乎沦亡殆尽，一个也没有留下。中原的祸患兴起，君子消退，小人增长，世道的艰难困厄总是随之而来。它所关系到的事情，确实如此重大。如今的天象侵蚀正是由此造成的。既然如此，想挽回上天震怒，难道还有比辨别贤能与不肖更重要的吗？臣愿陛下澄清自己的心，持守确定的见解，把它作为进退人才的根本。有才干的人，一定要参照他的德行再任用，不能只取他的才干；有德行的人，也一定要考察他的行事再任用，不能只取他的德行。才干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必须以柔济刚、以刚济柔，然后才不会偏颇；才干有长处和短处，必须取其长处、舍弃短处，然后才不会埋没人才。使一切得罪名教的人，都不足以迷惑陛下清明的听察；使诡谲变诈之士，都不足以动摇陛下坚定凝定的内心，那么贤与不肖就区别开了。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四条是：罢除女子请托，以整肃宫闱。女子给人造成的祸患太严重了。古今荒淫放纵的君主，沉溺于枕席之爱，自以为穷尽天下的快乐也不足以比拟这种快意，却不知道祸患的根苗已经潜伏在闺门之中。陛下以身作则治理家人，中宫上配皇帝，可以说没有险诈干谒的私情了。然而嫔妃倚仗宠爱，蒙蔽惑乱圣明；女巫倚仗权势，沟通关节。没有廉耻的权奸主持此事以保全自身；无耻的士大夫主持此事以谋求进身；无赖党徒和她们相互勾结以扩张势力。金钱贿赂飞越中都，馈赠礼物直接通入宫禁，于是使外面的人指称某件事是内库土库输送的，某件事是白鹤观修造的。禁卫因此不能防备意外。一个男子妄自有所凭借，就能通行无阻。有时把陛下闲居时的忧喜笑容泄露到外面，即使公开宣扬也不以为怪；有时把女巫诡秘的踪迹泄露到宫内，即使略微议论也必定遭到刑罚。大臣不敢阻绝，却敢于迎合；不敢正面匡救，却敢于助长。怎么能说他们没有罪呢？这就是如今的天象侵蚀。想挽回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比罢除女子请托更重要的吗？臣愿陛下以社稷为念，谨慎宫中出入的防范，严格禁止异类混杂，使伺机请托求进的人感到恐惧而不敢上前，使乘机侥幸希求的人退缩而不敢进来。宫禁既然清明，浮言自然止息。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五条是：斥退权奸，以断绝祸患的根源。君主用来建立国家所依靠的，不过是人才罢了。然而自古奸臣想要窃取君主的国家，如果不借助宫闱的支持、联合左右近臣的交结，就不能独自做到。因此寒浞辅佐羿时，在内宫献媚，在外施赂；王莽辅佐汉朝时，向太后献媚行事，下至身旁的长御，内外盘结，使没有一个人揭发他的奸恶；这样以后，他才可以愚弄上下而遂其野心。自古权奸要篡夺别人的国家，如果不专掌兵甲的权柄、控制财利的权力，也不能成功。因此曹操辅佐汉朝时，以讨伐贼寇为借口，却拥兵自卫；杨国忠做唐朝宰相时，亲自调度兵粮，任意施展他的恶行。兵权、财权既然专掌，权势更加重大，然后才可以劫取神器而肆意妄为。就这一类事情来说，前一任宰相实在很像他们。自古大臣想专擅国政，如果不以朋党之论陷害正直之人，就不能达到专权的目的。

译所以弘恭以萧望之是朋党为由杀害萧望之，李宗闵以李德裕是朋党为由疏远李德裕。自古小人想巩固自己的宠位，如果不窥伺上意、迎合君主，厚厚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就不能有所作为。因此李林甫口蜜腹剑，蒙蔽欺骗皇帝的明察，善于迎合并培养君主的欲望；李义甫笑里藏刀，他的几个儿子卖官鬻爵、买通狱讼，门庭像沸水一样喧闹。就这一类事情来说，近一任宰相实在很像他们。前一任宰相为公议所不容，屈身退居海滨，表面上宣布致仕，暗中却贿赂宠幸之人，为日后再次起用铺路；表面上居住在简陋的草屋，暗中却结交宫府，作为日后窃取权力的地盘。近一任宰相凭着不智不勇的资质，强行堵塞要害通道；凭着年老力衰的资质，却掌控权贵富贵，表面称病疲倦，暗中扩张虚张的声势，以显示自己上马仍然矍铄的本领；表面上推举他人，暗中却心怀疑忌，以实现从旁落井下石的计谋。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落入他的计策而不知道，可见他的蒙蔽一定格外巧妙而严密。这就是如今的天象侵蚀。想挽回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比斥退权奸更重要的吗？如今权奸已经斥退，但根苗还没有断绝。臣愿陛下彰明大智，洞察天下隐微；奋发大勇，决断天下事务。不要因为儒臣的作风迂腐疏阔，就重新认为小人有才干；不要因为正直之道触犯违逆，就重新喜爱旧人多智。使那些结交左右近臣的人不能实行他们的计谋，使那些徘徊于经筵的人不能施展他们的谗言。这样，朝廷就清明，祸患的根源就断绝，内外大小臣僚永远同心竭力事奉陛下，再没有后顾之忧了。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六条是：疏通言路，使臣下敢于进言。过去圣人制定治理办法，设置敢谏之鼓，树立诽谤之木。近臣进献规劝，大夫进献谋略，公卿进献教诲，乐师、史官传达教导，庶人议论樵采之事，询问年高有德之人，修订之后君王再加以斟酌采用。到了我朝，宰辅奉召宣问时有进言，侍从官论思时有进言，进献旧事典故时有进言，翰苑官夜间应对时有进言，二史官当面值班时有进言，群臣入内引见时有进言，百官轮流应对时有进言，监司、帅守辞别觐见时有进言；直到三馆的囊封奏章、小臣的特别引见、臣民叩击匦函、三学诸生伏阙上书、外地臣僚附递驿站、京城官局发马传送，驿递铺舍也都能进言。近年以来，做大臣的背弃公义、营求私利，助长恶行、发泄怨恨，只怕别人议论自己，想要箝制天下人的舌头。告发、讦奏、侦察、窥伺，无所不用其极。无论人是贤能还是不肖，都认为言语一出口，祸患就会殃及自身，于是往往畏惧躲避，谨慎沉默，像寒蝉一样不敢出声，甚至自行离开对班，也不肯进言。即使有人进言，也都拾取琐碎小事，只是敷衍应付故事，不足以帮助君主听察政事，也不足以安慰民众的期望。时政的缺失、百姓的弊病、赏罚的僭越滥用、诉讼中的冤屈压抑、边疆事务的危急，大都堵塞在上层，不能被皇帝听闻。其中难道没有竭尽忠诚、协同谋划，怀有爱君之心，肩负救济时局的谋略，明白国家的大体，通晓古今人事的人吗？只是因为禁防严厉、隔绝严格，即使有话也不能上达。陛下改弦更化以来，宰执有条陈奏对，经筵有密启，三学诸生有清正议论，可以说言路并未堵塞。然而议论虽然很多，施行却极少；调和弥缝的心意重，果断迅速的心意轻；堵塞、压制、破坏的办法占上风，施政作为的办法却微弱。天子说：“某人的话是老生常谈，某件事是平常事务。”宰相说：“某人的话说得过分，某件事只是听来的传闻。”引导人进谏，却更加深重地拒绝谏言；下诏征求意见，却更加厉害地忌讳言论。进言的人任凭自己进言，从未因不合于事情而感到触犯；执行的人任凭自己执行，从未因不合于进言而受到约束。于是使极其恰当的言论徒然成为毫无益处的工具，灾祸异常接连而来，必定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征求进言的用意，不能说不好；可是从前进献的意见尚且没有能够施行，现在又来征求意见，恐怕并不是真心。言路是否通畅，关系实在不轻。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群臣同时进献谋略的时候，留心审阅，交付大臣，让他们分别阅读，选拔其中可以采用的，公开奏明并施行；不要因忌讳而受拘束，这样忠臣就会出现；不要崇尚文采，这样最重要的谋略就能实行；不要因为与朝廷意见不同就排斥，这样所有谋划就都合乎公论，而陛下真诚听取言论的意旨，也就昭然显示给天下了。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七条是：彰明风宪，以整肃纪纲。给事中、舍人、御史台、谏官，是国家的元气。元气充足，四肢就坚实，寿命也长；元气亏损，四肢就枯竭，寿命也短，这是值得畏惧的。过去权臣掌握国政，专门任用私人；当他的权势还没有稳固时，一时有声望的士人中不肯受他唆使的，往往一概排斥，不留余地；等到他的权势已经稳固，一时修饰操守的士人只要意向稍有不同，就攻击排斥，毫不宽贷。事情如果还没有完全沟通，就依靠亲信来暗示意向，而亲信因此得以办理私事；事情如果还没有弄清，就借助书信来引导曲折，而书信有时也会泄露。仁人君子被误写入丹书，无辜百姓有的遭到登记拘捕，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洗雪。即使诏令写得恳切，也免不了成为画饼充饥，这确实是信任出了差错。然而如今的台谏，敢于排斥奸雄、弹劾宰相；给事中、舍人敢于封还驳正权幸的奏命，触犯贵戚；监司、帅守敢于弹劾外戚、排斥勋贵。即使在祖宗盛治之时，也不过如此。陛下以祖宗为法，就应当施行他们的言论，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如今参照所听闻的情况，进言的人越来越激烈，听取的人却越来越迟缓；议论的人越来越多，执行的人却越来越少。还有更加严重的不同：古代言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如今封章束之高阁，一半陷于渺茫，天使纷纷到来，也只是徒劳地宣布谕令。古代议论及朝廷宰相，宰相就待罪；如今议论政事时还敢于争辩，罢退人才后却立即重新录用。古代议论及左右近臣，贵戚就收敛手脚；如今外台把他们逐退，宰相却把他们收用，台谏追问他们是谁，陛下却从中调停；不认为除授他们有错，也不认为弹劾他们正确，于是外戚更加无所顾忌。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为什么这样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偏狭呢？进言的人尽情进言，并不是为自己一身打算。

译从前权奸唆使台谏，即使违背陛下的心意，陛下也不敢不施行；如今大臣厌恶台谏，即使合乎陛下的心意，陛下也不敢立即施行。这说明陛下畏惧宰相，自始至终没有差别；而宰相轻视台谏，也与今昔没有不同。这些灾祸异常的到来，比过去更加严重。陛下如果把风宪放在心上，那么凡是给事中、舍人、台谏所进的言论，都应当见诸施行，以显示公正对待天下人的心意。不要把专门攻击皇帝自身看作平常事而不加以修省，不要把议论大臣看作沽名钓誉而曲意回避，不要把涉及贵戚看作攻讦直言而迟缓施行；这样风宪就会彰明，纪纲就会整肃。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八条是：放宽徭役，以收得民心。民心得到以后，才可以巩固国家的根本；国家根本巩固以后，才可以保有天下。君主能够拥有帝位并传之无穷，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知道爱护百姓罢了。恭敬地想，国家祖宗的德泽深厚至极，历代圣君相继，没有不把爱民作为根本的。陛下继承守护祖宗宏大的基业，也无不把爱民作为首要事务；下达宽大诏令，施布广大的恩泽，用来奉承祖宗、爱养百姓的心意，可以说极其恳切周到。然而自从用兵以来，像割草砍伐一样摧残百姓的事情，不能用一端来概括。春、冬两季抄掠袭扰，使三边百姓困苦；清野政策徒然整治，使两淮百姓困苦；浮盐、和籴，使江浙百姓困苦；盐丁出没，使闽广百姓困苦；军需索取，使荆湖百姓困苦；敌军溃散而反复侵扰，使川蜀百姓困苦；盗贼横行，使沿海百姓困苦。再加上贪婪的官吏残暴执法，不体察上意，侵吞剥削、侵蚀危害，无所不至。他们用尽刻毒手段，把百姓当作牺牲；增加和籴的数额，以供给羡余；取田租的盈余，以充实私囊；借查究的名义增加赋敛；严厉执行榷酤禁令，以破坏和气；助长告讦风气，以便估籍财产；增设摊派赖取的名目，以偿还拖欠；厚积军需储备，以任意科派压榨。旱灾肆虐，就减少检踏核查的数额，吝惜减免租税；水灾突然到来，就借抄札等名义敷衍，却吝于开仓发粮。在桑蚕将要开始时索取绵帛，在秋收以前追逼米斛。拘押检查还没有结束，械系囚禁就跟着到来；急迫刻薄还没有停止，刑狱就随之而来。号令严峻而强制执行，奸猾胥吏便借机营利。贿赂既然丰厚，受宠纳赂就更加滋长，于是怀着贪婪之心，施行暴横的政令。他们以星火般急迫的命令催逼疲惫残破的百姓。百姓仅存的一点生计，微弱得如同丝线，却几乎没有一天不遭受鞭打、杖责和拘系。忧愁叹息的声音，在乡里彼此相连。强悍的人散去成为抢夺偷窃的盗贼，懦弱的人突然流离失所。又加上饥寒交迫，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生活。唉！上天为什么要再生出这种使者？让旱魃隔绝陛下施给的雨露，使它们像蟊贼一样吞食百姓生存的根叶。这样的弊害不除，陛下的赤子就不能安稳地睡觉。难道还能说国家因此固结民心、使百姓安宁，这才是邦本的本意吗？这正是灾异到来的原因。陛下如果以爱民为心，就应当申令告诫有关官司：凡是内外危害国家、残害百姓的政令，一概除去；凡是弓弦已经张紧而尚未放松的政令，一概停止执行。不要认为民怨可以忽略，不要认为民力可以穷尽。深切体察祖宗即使被毒蛇咬伤也要断掉手足、以保全大体的意义，按时从无状之人中选取一两人，由皇帝亲自下诏，特别加以处分，使他们感到雷霆突然降临身旁；同时让天下都知道，这确实出自圣意的郑重告诫，并不是把诏令当作空文。这样实际恩惠就能施及百姓，也就有了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基础。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九条是：慰劳并遣还役夫，以统一士人的心。古代戍役两年就遣还；出发戍守时，就采薇充饥，并思念遥远的归期。然而，使我们舍弃家室而无暇开门安居，承受饥渴以至于悲伤的，并不是上面的人本来就要这样苦害我们，只是因为有不得已的原因才如此罢了。所以出师时就唱《采薇》来勉励他们，归来时就唱《出车》《杕杜》来慰劳他们。先王大概是把自己的心推及他人的心，所以能够曲尽他们的情感，使百姓忘却死亡，以忠诚事奉君上。先儒程颐说：“使百姓受毒害，不是由于上面的人，人人就会怀有抵抗敌人的仇恨之心。”正是这个道理。我国自有敌患以来，士兵不解铠甲将近二十年了。开始时驻军襄汉，如今襄汉落入敌手，只能退守荆湖以北；开始时驻军三关，如今三关落入敌手，只能退守内地腹心；开始时羁縻宜、邕，如今宜、邕受到敌人警扰，只能严守桂林；开始时在山东聚集军队，如今山东归于敌手，只能分守涟水海道一带。敌人没有一年不入侵，边防就没有一年不严密；边防没有一年不严密，中原就没有一年不劳苦。我们对待敌人，固然不能因为敌人屡次入侵就视为平常而怠慢戍守，也不能因为长期戍守劳苦就忘记抚慰体恤。如今上至朝廷，下至将帅，都把敌人当成平常之事。他们认为敌人的本领也不过如此。把敌人当作平常之事，轻忽之心就会产生；认为敌人的本领仅止于此，忽视之心就会产生。把轻慢和忽视合在一起，哪里还会把戍役当作劳苦呢？所以边境之间，有功劳而上面不知道，有劳苦而下面不知道体恤，这就是灾异到来的原因。陛下如果对此有意，就应当申令告诫有关官司，严格戒饬将帅，察知士卒劳苦忧伤的情状，怜悯他们贫困凄凉的实际处境；按时轮番休息，役使要有定额。不要因为劳绩微小就认为不值得顾念，有功必定奖赏；不要因为小校官职低微就认为不值得过问，有忧患必定体恤。这样，士卒就会竭尽力量、效死疆场而没有退还之心。上天的震怒难道还有不能挽回的吗？第十条是：慎重刑罚，以招来和气。舜任命官员，先播种谷物、施行教化，然后才用刑罚达到治理的极处。因为一方面要使百姓的身体得到益处，另一方面又要使百姓的心地向善。不得已制定刑罚，而刑罚施用时又一定要察明情实、使罪罚相当，这也是慎刑恤刑的意思。周官大司徒用八种刑罚纠正百姓，是在以三种事务教导之后；他所纠正的不过是不孝、不和、不亲、不敬兄长、不任职、不体恤，以及制造言论扰乱百姓罢了。所谓刑罚，也只是为了教导他们。仁爱忠厚达到极点时，在有虞、成王、康王的时代，刑罚搁置不用达四十年，这就是所谓把天下置于仁义之中。

译如今担任廷尉的人，不把人命放在心上；掌管天文、牧守地方的人，不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担任司法官的人，不把辅助教化当作职责。他们的心术和念虑，不是只想货财，就是只想内应；不是最终求富，就是最终求威。不是指引正道来明辨是非，就是用锻炼罗织来定成罪案。他们用游辞使原告被告都逃避实情，用分析律文两端的办法卖弄技巧。有的上下之间用权术相互驾驭，有的彼此之间用文法相互控制。即使是锥刀末利也要争夺，监狱案件长期淹滞也不悔改。百姓无处安放手脚，国家也没有东西庇护根本。只听说明确施行五刑，却没有听说正定四凶的罪来使天下服从；只听说贬黜四类贪赃之人，却没有听说惩罚不孝之人来激励风俗。上面的人不以善道对待天下，所以教化所到之处，刑狱案件反而越来越多。一年之内，子弟杀父兄的有十分之二三，妻子杀丈夫的有十分之四五，幼者欺凌长者的有十分之六七，下属欺凌上级的有十分之八九。人道断绝，天理不容，怨毒充满天地，向上触犯和气。刑狱如此滥用，太阳为什么不会发生亏蚀呢？臣愿陛下以尧舜为心，以成周为法，不要把所有案件一概混同处理，要明察清理单独陈述的案情。把上面的德意和心志传达给百姓，又把百姓的险阻艰难全部反映给上面。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肃杀，都应当出于无私之心。刑罚之后施德，先有德而后用刑，哀怜同情而不要以惩罚为喜。这样，和气的风尚、忠厚的习俗就会深深浸润人心，上天的震怒也可以挽回了。第十一条是：广施仁恩，以安抚遗民。外患的祸害自古就有，但祸患的惨烈，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从前蜀地首先遭受祸害，淮、襄其次，如今又转而向南侵扰，敌人的惊尘和游骑已经遍布东西南北的边境。城邑被夷平，险要被削弱，百姓糜烂，无论贵贱都成排地走向杀戮。荒烟冷雨，空旷沙漠，无处归宿，尸魂结成妖氛，激成厉气，沉为滞魄，散为游魂。常常听到鬼哭，天阴时尤其能听见，这大概是死者在含冤诉说。幸免屠杀的残余百姓，被摧残后逃窜伏藏在山谷，奔走于道路；流离所剩的最后一点生计也已经耗尽，生存的办法彻底断绝。有的撕裂衣袖、聚拢破鞋等待救济，面对北风凄凉、雨雪纷飞而哀号。没有衣服和粗布短衣，靠什么度过一年？有的揪住活人分食尸肉，有的交换孩子啃食骨头；有的兄弟之血前后溅在野草上，有的夫妻彼此成为吞食人的鲸鲵。齐地人的魂魄化为燕地的妖氛，赵地人的尸骨化成魏地的泥土。凄惨悲痛的声音，传入钟磬等金石之乐，又从弦琴笙匏之乐中传出；听到的人无不忧愁蹙眉、酸楚悲伤，痛苦得不能自禁。这就是生者所遭受的灾难。唉！同样都是王土，为什么他们那里的土地安乐，而我们的土地却忧愁？同样都是君王的赤子，为什么那里的百姓幸运，而这里的百姓却如此更加不幸？上面的人听任百姓自生自死而不知道体恤，下面的人听任百姓或离去或到来而不知道救助；身为百姓父母，难道竟能如此无情吗？百姓流离到这种地步，太阳为什么不会发生亏蚀呢？臣愿陛下想到死者的无辜，设法慰藉安抚他们；忧虑生者无所依靠，设法使他们安定快乐。对于安土重迁的人，应当申令告诫监司、帅守，恢复他们的徭役优免，免除租赋；对于辗转迁徙、流离失所的人，应当专门设置一名使者负责此事。仓廪若有余粮，就倾尽仓廪来缓解他们当前的急难；官府若有闲置田地，就发给耕牛和种子，救济他们终身的困苦。壮年人可以借此充任守御的兵士，弱小者可以借此承担供差遣的役使。有时分散他们的势力，不让他们结党联合；有时离散他们的群体，不让他们作乱。这样，淮、襄、秦、蜀的百姓就能重新得到休养生息，为陛下保卫疆土，为陛下迎来并延续上天的福佑，祸乱就会平息，灾异也会消除。第十二条是：放宽盐防，以充裕财用。《易》说：“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义。” 这就是说，治理天下要以义为根本，不能以利为根本；应当把义当作利益，而不能把利益本身当作利益。“端正”这个说法，难道不是说要积蓄义吗？《大学》说：“主持国家而专门致力于财利，必定从任用小人开始。”况且治理财货，应当以君子为目标，不能以小人为目标；应当以君子为利益，不能以小人为利益。“致力”这个说法，难道不是在说明趋向财利吗？积蓄义，追逐功利的学说就不足以侵蚀君主的内心；趋向财利，求富求强的方法反而足以招来天下的祸乱。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不应当知道审慎选择吗？国家每年的用度极其广大，除两税之外，大多要依靠盐利供给。祖宗世代相承，早晚筹划，又有贤臣谋士补充修订缺漏，细微之处都已完备，写在法令条文中，完全可以长久施行、传之远方而没有弊端。所以商人把金钱输送给官府，称为“入纳”；等到他们向煮海的盐场请领盐时，等待的期限有远有近。幸运地赶上期限，钱货就能流通；万一法令稍有改变，本钱已经亏折，还能希望获得什么利润呢？近来朝廷谋求眼前效果，昏昧地忽略长远谋划，凡盐防的利益，从一孔〔疑〕以上，都由官司主持运转，有的称为国用房盐，有的称为相府盐，无非是想独自操持财利权力，大体上同商人争利，和百姓争利。甚至要把利益分剖到秋毫，气焰炽盛，逼迫商人，商人往往积下怨恨。已经入纳的本钱折损殆尽，尚未入纳的商人迟疑不前而改做别业。盐防之所以贵在流通，是因为商人入纳的数额决定它的盈亏。如今商人的资本逐渐耗尽，既没有钱作为贩卖的本钱，朝廷的本钱也接续不上，更没有钱作为运转的费用。这样，煮海制盐的人没有盐防可以安置，停塌〔疑〕之人也没有货物可以囤积。即使凭借朝廷的权势压迫他们，加上刑罚杀戮的威势，但根本上没有本钱，凭什么要求盐防的收入增长呢？这就是货盐的弊害。浮盐一概归漕运台，由朝廷专门负责变卖；盐还没有运到盐场，兵将就会欺骗夹杂和灰〔疑〕；盐运到盐场后，官司又欺压商人，强行抬高价格；等到发卖时，富户又欺骗百姓，在斤两上做手脚。愚昧的百姓辗转受到危害。其间朝廷虽有按三成、七成分头发卖的条文，但商人终究心存疑惑，哪里肯公开店肆交易流通？偶尔有贩盐的人，也多被官司压制，白白耽搁岁月，不能发卖。如果说权宜宣取可以作为籴本的储备，那么籴本并不是专门依靠这一项；如果说多加积储可以成为国家利益，那么往往又被分散而流入私人使用；

译如果说只发卖三成不足以使商人受害，那么商人的势力终究难以同官司抗衡；如果说变卖盐货不足以使百姓受害，那么价格过高，百姓也不愿意同官府交易。这就是卖盐的弊害。唉！百姓是我的百姓，商人也是我的百姓，哪里有身为百姓父母却坐视他们流离颠沛而不加体恤的呢？臣愿陛下特别降下圣旨，遵守祖宗的旧法，重申前后各项指挥，整理革除现行的条款，使商旅流通，国家储备丰足，以符合陛下以积蓄义来求富的意旨。这样两种弊害自然革除，用此消除灾害、平息变故，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其他脉络有时中断、节次指意有时不相呼应的地方，不容易全部陈述。这十几条，是陛下向臣民咨询访求的事情，确实关系到治理之道的兴衰和国家气脉的盛衰。陛下难道不知道宫廷隐微之处戒慎最严，却不能专一保持敬心吗？难道不知道万机事务纷杂琐碎，却不能在政务根本上肃清吗？难道不知道士人品流应当清正，却不能公平处理自己的好恶吗？难道不知道女子请托求进，却不能勇于制止自己的情欲吗？难道不知道权奸的危害，却不能遏制断绝其萌芽吗？难道不知道言路应当畅通，却不能疏通清除其中的壅塞吗？难道不知道任用和信任人应当谨慎，却没能仔细考察其贤能与否吗？难道不知道徭役应当宽免，却没能禁止贪婪暴虐吗？难道不知道士人的人心应当安定，却没能抚恤他们的忧劳吗？难道不知道狱讼极其繁多，却没能深入审察其中的实情吗？难道不知道边地百姓流离失所，却没能广施恩泽吗？难道不知道盐政和防务正在危害百姓，却没能彻底革除那些以功利为务的弊病吗？这些全都是由于志虑因循懈怠，结果成为圣政的瑕疵和累赘。想来上天心怀仁爱，难道不允许人君以此来向陛下告诫吗？《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发生日食二十六次；西汉二百一十二年，发生日食五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发生日食九十三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日食，难道可以把它当作寻常的变异来对待吗？陛下如果不认为这是寻常现象，必定会肃然思考说：“夏历以谨慎地开始一年为要，朔日早晨纪年改元，天意正焕然更新，朝纲刚刚肃整。光明赫赫，突然就被遮蔽了，莫非阳刚的元德有所间断了吗？莫非君道和仁政有所亏缺了吗？”愚臣我的一点意见是：国本关系着国家命脉；国是关系着国家大势。可是陛下还没有来得及有所咨询访问，难道是圣心本来已经有了定论，不需要臣民陈述意见吗？还是害怕人们议论太多，所以缺少询问呢？然而这是国家大事，难道能置之不问吗？国本早日确定，天下人的希望就有所归属，奸权之人也不敢生出觊觎汉鼎的心思；国论不能凝定，万世基业就没有归属，豪杰之士或许会产生轻视宗庙社稷的想法。因此臣希望陛下深入思考，早日确定国计，使国论坚定凝聚，正是这个缘故。陛下已经四十三岁，登基也二十三年了。所经历的天下义理，不能说不多了。近来朝廷内外、大小臣僚，不避斧钺诛戮，凡有论奏，必定以宗庙社稷的大计为言。陛下在宫中设立学校，广泛采纳并精心选择，似乎也有意于此吧。然而圣意仍然犹豫，没有立即裁决，这就是臣不敢停止进言的原因。陛下端平年间的政治，打开众正之人的进用之门，堵塞群邪之人的道路，欣欣然趋向元祐之政，才不过半年，议论就发生了变化，嘉熙的混杂、淳祐的专断纷纷出现，尚未安定。陛下既然没有等待群臣请求，便自行改变旧制、改弦更张于前，那么难道不应俯听群臣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在后面坚定凝聚国论吗？可是圣意忧虑过多，时常显露出裂隙；请求像寝苫、挂冠那样退隐，这是第一次试探；陛下却给他们祠禄，任命亲信为台谏，这是第二次试探；陛下对此采取的措施，不过说“姑且保全体面”，也不过说“姑且平息人们的议论”，又不过说“荆棘之路不可开启”。然而，优游拖延到了极点，反复变化由此奠基，祸乱就潜伏在缭绕包容之中，这就是臣不敢停止进言的原因。何况古今的厄运，恰好在此时相逢；寅正纪元，又出现这样的异象。如今若不及时谋划，陛下的势力将会孤立，海内之人将寒心，那又凭什么消除灾异的变化、遏止祸乱的萌芽呢？所以臣曾经这样说过：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祖宗只是因为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不伤害善类、不任用小人，不阻塞言路，不崇尚兵刑，不加重征税，所以天变在上天得以平息，人心在下得以扶助，君主的势力才尊贵安稳。如今陛下第一次被女宠请托干预政事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二次被功利和刻薄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三次被疏远君子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四次被小人暗中玩弄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五次被忠言不能被采纳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六次被兵甲未能停息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七次被疆土日益逼迫收缩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第八次被暴君污吏的侵削、苛刻征收和横征暴敛所损害，于是君势孤立。如今想要挽救这些损害、辅翼这个孤立的君势，若舍弃确定国本、凝定国是，臣没有看出有什么可行之处。陛下如果幸而听取臣的意见，天下之事还可以有所作为；否则，受损害的会继续受损害而不能自行保全，孤立的会更加孤立而不能自行立足，那么刘蕡所说的“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陷入危难，天下将要倾覆，海内将要大乱”，就会在今天重新出现了。臣不逃避斧钺之诛，竭尽愚昧之心，冒昧进一言，认为消除灾异的根本，只有请陛下切实谋划施行。臣即使终老山林，死后也不会朽灭；冒犯天威，罪当万死。

译子才又上奏说：“臣不懂得避忌，曾经分条列举十几件事来告诉陛下。然而这十几件事的根源虽然在陛下，扶持正道、挽救弊病却完全有赖于宰相。近年以来，宰相大多不任用读书人，间或任用的，也都是软弱无能的书生，所以他们的作为不过是迎合君主的过错，哪里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陛下奋然醒悟，选拔儒者出任宰相而专门任用，这是上天悔悟，开启变革时机的表现；这是九庙神灵暗中扶助、显明辅佐，为国家树立无疆之福的表现。大臣想到受托之事责任重大，想到为臣并不容易，更应磨砺旧有意志，振作起来建立新的功业，谋求报答称职。何况如今天下，内无确定的国本，外有强臣和敌国，难道正是宰相虚度岁月、坐视天下事机衰老的时候吗？一定要论述当今音乐放荡使人心志动摇的危害，陈说前人流连享乐的警戒，像王曾劝谏仁宗那样，然后敬畏之心才可以专一。一定要总揽朝廷的大体，遵守国家的法度，像刘挚侍奉二圣那样，然后政治根本才可以清明。一定要论说丁谓虽有才干也不可让他居于众人之上，像李沆那样，然后邪正才可以分别。一定要积存皇帝亲自批下的内降诏书几十封，当面交还，像杜衍那样，然后女宠请托才可以停止。” “一定要像富弼论说陈执中没有学术、不能担任宰相那样，然后权奸才可以除去。一定要像赵普收拾被丢下的谏纸，糊好缀补后重新进呈那样，然后言路才可以畅通。一定要像吕夷简选用掌管风宪的官员必须出于圣意那样，然后纪纲才可以肃整。一定要像曾公亮了解百姓疾苦、补助贫困那样，然后人心才可以收拢。一定要像吕公著所说的‘有功劳却不予报答，凭什么役使人？’一定要像寇准论说刑罚偏颇会立即导致亢旱那样，然后士心才可以统一，和气才可以招来。一定要像庞籍论说裁减冗兵、减少浮费来使川陕得到休息那样。一定要像王旦告诫张士逊说朝廷谋取财利已经到了极点那样，然后遗民才可以安宁，财用才可以充裕。”“至于巩固国本、确定国是，就一定要像韩琦带着孔光的传记进呈那样；一定要像司马光所说的‘上天如果要福佑国家，必定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样才可以。如果过分自谦自薄，不以渡江以前的宰相为榜样，反而妄自以为前代的专断是对的，甘心追求近来的痛快，那么宰相的事业就低下卑微，其余也不值得一看了。这样又凭什么仰承并符合陛下专任十位宰相的意图呢？”“臣仰仗圣明，不能默默不言。陛下千万不要把这些当作寻常话而忽视，天下就大为幸运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一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一十一。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灾祥。宋理宗淳祐七年夏季发生旱灾，牟子才任太常博士，上奏说：“臣自丙午年夏季奉命入朝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所见的灾异多得数不清，只是朝廷高官仍然安逸自得，而海内百姓寒心已经很久了。到了五月仍不下雨，旱灾造成祸害，河道港汊断流，秧苗无法插入土地；已经过了夏至，晚稻也没有希望了，即使偶尔沾到些雨水，也只够洒湿尘土。方可奇怪的是，闽中的水灾、江西的涝灾同时发生，而京畿附近各郡却以旱灾上报。上天仁爱的意旨，必定有所寄寓，这难道不是责备自己、修养德行的时候吗？这难道不是下诏求言的时候吗？这难道不是避开正殿、减少膳食的时候吗？臣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这样的诏令已经很久了，然而宫禁深严，始终没有听到消息。臣僚们也观望不前，失去了陈述意见的机会，只听说今天在内庭举行醮祭，明天到新宫祈祷；今天封赐神祠，明天迎接佛像；依靠僧人，听命于道士，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举动。所谓咸平、明道、熙宁、绍兴、淳熙年间求言的旧例，始终不再讲行，却专门沿袭靖康年间不举行求言的过失，以堵塞天下敢于进言的口舌，这就是臣愤懑不平、激愤而写下今天这篇奏疏的原因。” 况且今天的旱灾与庚子年不同：庚子年的旱灾发生在秧苗已经播种之后，今天的旱灾发生在秧苗还没有栽插之时；已经播种的尚且还有希望，尚未栽插的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难道可以把它归结为天数恰好如此吗？有人说，桑林祈祷、汤以六件事责备自己，是因为商汤并没有这些过失，只是怀疑那番话而预先招致了灾祸。如今宫中和府中的事情阻塞不通，治理内廷和外朝的政事有缺失而不施行；治国原则被轻视，法令制度混乱；刑罚滥用，贪污昏乱日益滋长，那么政治失去节制就有实际证据了。战争和征敛沉重，使百姓交相困苦；饥荒和流徙的忧患，遍布田野乡里。水中的鱼鳖劳苦而下民多有痛苦，鸿雁离散而百姓不得安宁，那么百姓失去生计也已经有了证据。内廷防舘增修、堆筑假山，外面大规模扩建新宫和藩屏，以下至侯王的府第，也争相兴建宏丽房舍，伐木施工，那么宫室崇饰就有其事实了。权贵受宠之处，已经成为令萱之类的巢穴；请托求见的门路，争相求助于王圣；旁及嫔妃贵人，也有许多私下依托，那么女宠请托盛行就有其征候了。财货大量流入水衡，珍宝贿赂在宫禁秘密往来；势力大的人可以经营权位，势力小的人也可以买卖州府符券，那么行贿送礼就确实存在了。” 上下之间互相谄媚亵渎，奸邪和谗言在爱憎之间交相扰乱；暗中毒害他人的人，其力量好比含沙射影；以睢盱窥伺的方式行于世间，其工巧如同鬼蜮，这样看来，谗人的兴盛也有了验证。然而陛下以九五之尊高高居于上位，却没有听说发出一句话、下一道诏令，像桑林祈祷中所说的那样，那么他对上天的过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臣回答说：‘今天这六件过失，形迹已经形成了。臣民谈论它们的人也很多了，而我们的君主听这些话也已经厌倦玩忽了。与其铺陈过去的过失，使君主更加厌烦，哪里如同在六件事之外，寻找那些与当前利害最切近的事情，尽力直言，以希望我们的君主能够有一次醒悟呢？’臣生长在远方，天性愚拙刚直，哪里敢回避隐瞒，以辜负陛下像天地一样深厚的知遇？请让我把大概情形说出来。臣私下曾读《易经》，读到《恒》卦，看到天地万物的情状，只在于守常而已。日月因为守常，所以冬天运行在北方、夏天运行在南方，早晨位于震方、傍晚位于兑方，因而能够长久照耀；否则就不能保持运行的常道了。四时因为守常，所以春属震、秋属兑，夏属离、冬属坎，因而能够发生变化；否则就不能保持变化的常理了。圣人因为守常，所以居于上位不骄傲，处于柔顺状态不急躁，顺势行动而不失当，守持正道而不改变，因而能够教化成功。” 不这样，就不能保持自身的德行。守常就能长久，违背常道就会衰亡；守常就会趋善，违背常道就会趋恶；守常就吉祥，违背常道就凶险。那么，守常这一原则，难道不正是人君凝固善念的重大关键吗？陛下凭借至明至圣的资质，治理政事、希望政治清明，至今已经二十四年；经历天下的道理不能说不多，熟悉国家的事务不能说不深，施行于政事，一一合乎法度，传播于天下、铭刻在人心的，本来就不可以一两件来计数。然而其中显著而关系重大的，大概有三件事。正直之臣，是国家的精神。陛下鉴戒衰周禁止议论的过失，倾心接纳天下人的意见，于是天下人佩服陛下的度量。草野之士，是国家的气脉。陛下鉴戒孤秦轻视士人的过失，推诚相待、尊重礼遇天下士人，于是天下人佩服陛下的诚意。小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命脉。陛下鉴戒黄巾等在潢池弄兵的过失，用心安抚天下，于是天下人佩服陛下的仁德。这三种德行，是天下人仰望并据以实现太平治理的根本，陛下能够努力实行，可以说远远超过常人。假使实行得有力量，守持得坚定，保持得稳固，不使它们间断，不违背其常道，不三心二意而堵塞其常道，那么始终如一，时时日日更新，守常的功效就会凝聚起来。然而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不过五个月，陛下的作为却突然改变，完全不像往常，难道陛下对于长久不变的道理，或者还没有思考过吗？还是情意已经厌倦，想要改变旧的而谋求新的，竟然把平日的准则全部抛弃、不再保留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变化如此突然、改变如此急骤呢？况且正直之臣被进用，是政治得到治理的表现。过去，掌权的大臣常常在千官百辟之中，挑选那些行迹诡秘、敢做不义之事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及那些极其庸劣、贪婪怯懦而无耻、绝不会妨碍自己行事的人，然后把他们任用于要津。由此君主无法听到天下的真实情况，是非混淆，什么弊端都有了。近年来，这种弊病已经革除，所任用的人大多正直；然而他们提出建议、发表议论，直言不讳，往往不能被人容纳，也有因厌恶而将他们抛弃的。去年腊月两名台谏被驱逐，士大夫惊愕，平民也叹息惋惜，私下往往妄加议论，认为两位大臣之所以获罪，必定是因为他们曾经说到宫廷幽隐之处的过失，必定是因为他们曾经说到宦官和女宠请托的隐情，必定是因为他们曾经说到君子与小人结党营私的事情。等到退下后慢慢考察他们的作为，原来是因为他们的议论长期平静后又再次进言；嵩之对他们的弹劾刚刚平息，他又去论奏陈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