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一

译《论语》说：“君子以礼乐的节制为乐。”如今宫室已经建成，已无可奈何；其余方面都可以削减。所以当时齐地三服官输送的物品，不过十笥而已【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的服装，在齐地；笥是盛衣服的竹器，音同“先嗣”的“嗣”】。现在齐地三服官中各工场的工匠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费数万万钱。蜀郡、广汉郡主管金银器物，每年各用五百万钱。三工官的官费共五千万钱【三工官，是少府所属的官署，即考工室、右工室和东园匠】。东西织室也是这样。马厩中吃粮的马将近一万匹。我刘禹曾经跟随皇帝到东宫，看到所赐的杯、案全都绘有花纹，并用金银装饰，这不是用来赐给臣下饮食的适当器物。东宫的费用也多得无法计算；正是天下百姓因此大饥饿而死。如今百姓大批饿死，死了又不能安葬，被狗猪吃掉，甚至人吃人，而马厩里的马却照样吃粮，肥得很壮，精力旺盛、性情暴怒，于是每天让它们步行活动【每天使它们行走活动，以疏散因精力过剩而产生的躁气】。王者受天命而治理天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本来应当这样吗？难道上天没有看见吗？武帝时又大量征取美女，多达数千人，充实后宫。武帝抛弃天下去世后，昭帝年幼柔弱，霍光专擅政事，不懂得端正礼制，妄自大量收藏金钱财物，以及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活禽生兽，共一百九十种，全都藏在宫苑中，又把后宫女子安置到园苑里。这实在是大失礼制，违背天意，也未必符合武帝的本意。昭帝去世后，霍光又照样实行。到了孝宣皇帝时，陛下厌恶有人进谏，群臣也沿袭旧例，实在令人痛心。因此天下承受这种风气，所娶女子都大大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官吏和百姓蓄养歌伎的也多达几十人，所以宫内有很多怨女，宫外有很多鳏夫。至于普通百姓安葬死者，都是把地上空出来来充实地下墓葬；这种过失是从上面产生的，都是大臣们因循旧例的罪过。只有陛下深察古代的道理，遵从节俭的一面，大量削减皇帝车驾、服饰、御用器物，减去三分之二。子产多少有命【此句文意不明】；请审察后宫，选择贤良者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返。各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宫女，也应全部遣返。唯独杜陵宫中还有数百人，实在值得怜悯。马厩里的马不必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的土地作为田猎苑囿【舍，意为置放；只留下这处，其余都废弃】；从长安城西南到山西、到鄠县，都恢复为农田，分给贫民。如今天下正遭饥荒，难道不能大大削减用度来救济百姓，以符合天意吗？上天降生圣人，本来是为了万民，不是只让他们自己享乐罢了。所以《诗经》说：“上天的意旨难以相信，事情实在不容易；只有王啊，上帝正在监临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遇到仁义之事就不应谦让，难道可以只凭圣明的心意，参验天地、考察往古，而不与臣下商议吗？如果只是迎合皇帝的意旨、顺从皇帝的指示，随着君主的高低好恶而改变【上下犹言高下，是说苟且顺从】；我刘禹内心诚挚恳切，实在不能不把愚诚全部说出来。天子采纳了他的忠言，于是下诏命令太仆减少供给马匹的粮食，命水衡减少供给猛兽的肉食，省去宜春下苑，把土地交给贫民耕种，又停止角抵等各种杂戏以及齐地三服官。刘禹又说，各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士可以削减大半，以宽免徭役。又有各官署的奴婢十多万人，嬉戏游乐而无所事事，国家却征税于良民来供养他们，每年耗费五六万万钱；应当免除他们的奴婢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按粮食供给制度，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乘隙驻守北方边亭塞堡，担任候望。又想命令近臣中自各曹侍中以上的官员，家中不得私自贬卖物品，与百姓争利；违犯者立即免官削爵，不得再任官。哀帝时，龚胜任谏官，多次上书请求召见，说百姓贫困，盗贼众多，官吏不贤良，风俗日益浮薄，灾异屡次出现，不可不忧虑；制度过于奢侈，刑罚过于严酷，赋税征敛过于沉重，应当以俭约为先，率先示范天下。东汉章帝时，马廖代替赵憙任卫尉。当时皇太后亲自实行节俭，办事遵从简约。马廖担心这一美德难以贯彻到底，便向长乐宫上疏，劝勉她成就德政说：“臣考察前代诏令，认为百姓贫困，是由于社会崇尚奢靡。所以元帝停止服官，成帝穿洗过的衣服，哀帝撤去乐府。然而奢侈耗费没有停止，以至于衰败动乱，是因为百姓只跟着上面做，而不听上面的言语。改变政令、转移风俗，一定有它的根本。传记说：‘吴王喜爱剑客，百姓身上多有创伤疤痕；楚王喜爱纤细的腰，宫中多有饿死的人。’长安有话说：‘城里喜欢高发髻，四方人的发髻就高一尺；城里喜欢宽眉毛，四方人的眉毛就宽到半个额头；城里喜欢大袖子，四方人就用整匹帛来做。’这些话虽然像是戏言，却确实有事实根据。前面颁下制度没有多久，后来就逐渐不能实行。即使有的官吏不奉行法令，也实在是由于懈怠从京师开始。如今陛下亲自穿厚实的丝织品，摒弃华丽装饰，以朴素简约为安，这出于圣明的本性。这确实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是浩大的福泽，没有什么能超过它。陛下既然已经取得这种美德，自然还应更加勉励自己，以太宗盛大的德行作为法则，戒备成帝衰败而不能善终的教训。《易经》说：‘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或许会承受羞辱。’【原文“▯”字疑为讹缺，字义不明】如果确实使这件事贯彻到底，那么四海都会歌颂您的德行，声誉熏染天地，神明也可以感通，功德可以刻在金石上。何况施行仁心呢？何况施行政令呢？希望把这篇奏章放在座位旁边，用来代替盲人夜间诵读的声音。”太后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灵帝想铸造铜人，但国家用度不足，于是下诏按民田每亩调取钱财，征收十钱。恰逢水旱灾害接连损伤庄稼，百姓贫困苦难。乐安太守陆康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贵在爱护百姓，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使天下安宁；除去烦琐而趋向简约，以崇尚简易，所以万民顺从教化，祥瑞之物也因德行而应验。末世衰弱的君主，穷尽奢侈，毫无缘由地大兴营造，创设的制度不止一种，从下面百姓身上劳役搜刮，只为满足一时私欲，所以百姓哀叹，阴阳受到感动。陛下以圣德承受天命，本应兴隆教化，却突然颁下诏书，按亩征收田钱，铸造铜人。臣拜读诏书，内心惆怅，痛心而失去谋划。按十分之一征税，周代称为‘彻’。彻，就是通行的意思，说明这种法度可以通行于万世。过去鲁宣公按亩征税，蝗灾便自行发生；鲁哀公增加赋税，孔子便非难他。难道可以聚敛夺取百姓财物，用来营造无用的铜人，抛弃圣人的戒诫，亲自走上亡国君主的旧路吗？”

译传记说：“君主的举动一定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世还有什么可述说的呢？” 陛下应当留心省察，改正弊病、遵从善道，以满足亿万百姓希望消除怨恨的愿望。” 魏明帝时，百姓凋敝贫乏，而徭役事务正繁重。閺乡侯卫觊上疏说：“改变人的感情、磨炼人的性情，勉强去做不能做到的事，是很困难的。臣下进言本来就不容易，君主接受进言也很艰难。况且人所喜爱的，是富贵显荣；所厌恶的，是贫贱死亡。然而这四种处境都由君主控制。君主喜爱某人，他就会富贵显荣；君主厌恶某人，他就会贫贱死亡。顺从君主意旨的人，是受宠爱的原因；违逆君主心意的人，是招致厌恶的来源。因此臣下都争着顺从旨意、躲避逆意；若不是能够破家为国、舍身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主脸色、触犯忌讳，提出一句话、开启一种说法呢？陛下留心考察这些情况，那么臣下的真实情感就可以看见了。”议论的人大多喜欢说顺耳的话：谈到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到征伐，就把两个敌国比作狸鼠。我认为不是这样。过去汉文帝时，诸侯势力强大，贾谊忧惧叹息，认为形势极其危险。何况如今四海之内分裂为三国，群士各自施展才力，为自己的君主效命。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也没有谁肯说自己是舍弃邪道而归于正道，全都说是被困急形势所逼；这与六国分治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千里之内烽烟断绝，遗民困苦不堪。陛下若不善于留心应对，国家将会逐渐凋敝，难以重新振兴。按照礼制，天子的器物必定有金玉装饰；饮食菜肴必定有八珍之味。到了凶年荒年，就应当减少膳食、降低服饰等级。如此看来，奢侈与节俭的尺度，必定要看时代的丰歉。武皇帝时，后宫每餐不过一肉，衣服不用锦绣，褥席不加边饰，器物不用丹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把福泽留给子孙。这些都是陛下亲自见过的。当前的事务，应当君臣上下共同筹划防备，核算府库收支，量入为出，深思越王句践滋养民力的方法，只怕还来不及。可是尚方所制造的金银器物，却逐渐增加扩大，工役不停，奢靡日益增长，国库日益枯竭。过去汉武帝相信求神仙之道，认为应当得到云表的露水来服食玉屑，所以设立仙人掌承接高空露水。陛下通达明智，常常对此加以讥笑。汉武帝有所求于露水，尚且被后人非议；陛下并不求露水，却徒然设置这种器物，既无助于正当爱好，反而白白耗费工力。这确实都是圣明的思虑所应裁减的。” 吴国乌程侯宝鼎元年，当时朝廷居于武昌，扬州百姓逆流运送供给，深受其苦；加上奢侈没有限度，公私都陷于贫困。左丞相陆凯上疏说：“如今没有灾害而百姓的生命几乎耗尽，没有战争行动而国家财物却空竭，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过去汉室衰微，三家鼎立；如今曹魏、刘氏失去正道，全都被晋国所有，这就是眼前明白的验证。臣愚昧，只是替陛下痛惜国家罢了。武昌土地险要而贫瘠，不是王者建都之地；况且童谣说：‘宁愿饮建邺的水，不吃武昌的鱼；宁愿回建邺去死，不愿居住在武昌。’这足以说明民心和天意了。如今国家没有一年的储蓄，已经有根基外露、危机渐生的迹象，而官吏只顾苛刻急迫地办事，没有人稍加体恤。大帝时，后宫女子不到一百人；景帝以来，竟有数千人，这是最严重的耗费财物之处。又有些左右近臣往往不是合适的人，朋党互相扶持，伤害忠良、埋没贤能；这些都是败坏政治、危害百姓的弊病。希望陛下省减各种徭役，停止苛扰，遣出宫女，清明选任百官，那么上天会喜悦、百姓会归附，国家就安定了。”吴主虽然不高兴，但因为陆凯一向享有声望，特意优容了他。当时吴地风俗奢侈，中书丞华覈上疏说：“如今百姓贫困而风俗奢侈，互相转相仿效。军人和百姓之家，家里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出门却穿着绫罗绮绣的衣服。上面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下面又有耗费财物、耗损人力的损害。想求得富足，怎么可能呢？”晋武帝太康三年，中护军羊琇、后将军王恺、散骑常侍石崇三人都富有财产，竞相以奢侈互相攀比。车骑司马傅咸上书说：“先王治理天下，吃肉穿丝都有相应的制度。奢侈造成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如今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却忧患不足，是因为奢侈。想使当时的人崇尚节俭，就应当责问他们的奢侈。奢侈不受责问，反而互相以奢侈为高尚，就会没有穷尽。” 后魏宣武帝时，散骑常侍邢峦上奏说：“臣听说过去贤明的君王以德治理天下，没有不重视粮食布帛、轻视金银珠宝的。粮食布帛，是安定国家、养育百姓的方法；金玉，是虚浮华饰、损害德行的东西。所以先皇深察古今，去除各种奢侈，服饰器用崇尚质朴，不以雕刻为贵，珍爱朴素，不追求奇异华丽。甚至用纸绢制作帐幔和屏风，用铜铁制作马嚼子和缰具，以此训示朝廷节俭，向百姓表明忧劳国事。日夜勤勉，小事大事都谨慎，轻视珠玉，表示它们没有用处。府库中的金钱，只够支给日用，不再购买积聚，以免耗费国资。到了景明初年，承接太平兴盛的事业，四境清平，远近归服。于是各国贡使接连而来，商贾交相进入，所进献祝贺的物品，比平常多了一倍。即使已经尽力节俭，每年仍损耗数万计。珍奇货物常常有余，国家用度却常常不足。如果不裁定其数量限额，恐怕将无法支撑一年的开支。从今以后，不是必要之物，请一概不要接受。”宣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秦主苻坚平定各国以后，国内富实，便向人们展示奢侈，在正殿悬挂珠帘来接见群臣；宫殿、车乘、器物和服饰器用，全都用珠玑、琅玕以及奇异珍宝装饰。尚书郎裴元略劝谏说：“臣听说尧舜住茅屋，周王使宫室低矮简朴，所以能达到和平，福庆兴隆八百年。秦始皇穷尽奢华艳丽，后代连孙辈都没有传到。希望陛下效法未经雕琢的木材，不以琼室为美、不居住其中，把淳厚的风气施行于天下，把美好的法范流传到无穷后世。轻视金玉，珍视谷物布帛，勤勉体恤百姓疾苦，劝勉督课农桑，抛弃无用的器物，舍弃难得的货物，敦行至道来砥砺浮薄风俗，修明文德来怀柔远方之人。然后使九州同一轨制、天下同一风俗，刑罚得以停止，登临东岳告成；功业追随轩辕皇帝而相媲美，胜过汉代两次迁封泰山，这就是臣的愿望。”苻坚非常高兴，下令撤去珠帘，并任命裴元略为谏议大夫。

译后周武帝保定年间，豪富之家竞相追求奢华艳丽。外史下大夫黎季明上书说：“近来大旱超过时日，人人都盼望丰收。陛下于是颁发明诏，广泛寻求六种忧患，像禹、汤那样归罪自己，像宋景公那样尊崇正道。及时降雨，年成因此丰收；克制自己、节省用度，仰慕质朴、去除华饰，这已经很好了。然而朱衣紫服仍在道路上耀眼，绮罗纱縠仍是豪富之家过度奢侈，平民连短褐衣服都还不充足，编户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这说明劝导的道理还没有周全实行。如今虽然用礼来引导、用刑来整齐风俗，风俗本来就很难立即统一。过去汉文帝收集臣民上书的袋子来制作帷帐，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而不建露台，后宫受宠的女子衣服也不拖到地上。与今天相比，富室的装饰有时还不如奴婢的衣服。然而他亲自以身作则率领臣下，国家富足，刑法清明，宗庙称他为太宗，实在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天下才能化成。如今承接魏氏衰乱之后，贞信的风气尚未兴起，应当首先尊崇五种美德，屏除四种恶行，革除浮华风俗，抑制相互竞逐的风气，察禁鸿都门学的末技，焚毁雉头羽的奇异服装。无益的货物不要在当时被看重，损害德行的器物不要陈列在身旁，这样人们才会懂得德行。” 唐太宗贞观四年，皇帝对侍臣说：“大规模装饰宫殿，游览欣赏池台，是帝王想要的，却是百姓不想要的。帝王想要的是放纵安逸，百姓不想要的是劳苦困弊。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劳苦困弊的事情，确实不能施加给百姓。朕尊贵而成为帝王，富有四海，事情都由自己决定，确实能够自我节制。百姓不想要的事情，朕一定能够顺从他们的心意。”魏征说：“陛下本来就怜悯万民，常常节制自己来顺应百姓。臣听说，按照自己的欲望来顺从别人，就会昌盛；让别人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就会灭亡。隋炀帝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虽然喜好奢侈，主管官员每次供奉、营造稍不合意，便施以严刑峻罚。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更加厉害，彼此竞相追求没有限度，最终导致灭亡。这不只是书籍记载的，也是陛下亲眼见到的。正因为隋炀帝无道，所以上天命陛下取代他。陛下如果认为这样就够了，今天已经不只是够了；如果认为还不够，即使增加到现在的一万倍，也仍然不够。”太宗说：“你所进言回答得非常好。没有你，朕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 太宗曾经奇怪舜制造漆器、禹雕刻俎，谏诤的人却接连十多人不停劝谏，说：“小物件何必做到这种地步呢？”谏议大夫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器物会损害农事，刺绣会妨害女子的纺织劳作；奢靡是危险灭亡的开始。漆器制作不停，必定会改用金来制作；金器还不停，必定会改用玉来制作。所以进谏的人是在挽救祸患的源头，不让它发展起来。等到祸患横流，就再也无可挽救了。”皇帝称赞他的见解。玄宗时，天子生日，各道争相用奢华艳丽的物品进献，否则就替老子、佛陀祈祷解厄。中书舍人常衮认为，汉文帝退还千里马而不使用，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宋高祖打碎琥珀枕。这三位君主并不是凭借聪明大圣才达到治安，只是谨慎修身、以身率下罢了。如今各道进献的东西，都是奢淫而非急需之物；节度使、刺史又不是能靠男耕女织来取得财物的人，大多是从百姓那里搜刮，用来讨好皇帝，这是聚敛怨恨来献媚于上。请一概退还。”如今战事尚未平定，王畿地区十户人家中还剩不到一户，而各处祠庙寺观抄写经书、制造佛像、焚烧钱帛、埋藏玉器，用来赏赐比丘、道士、巫祝之类的人，每年耗费以万万计。陛下如果把这些费用换成粮草，减轻贫民赋税，天下的福泽哪里能计算呢？穆宗曾问侍臣：“司马迁说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而停止修建露台，自己穿弋绨衣，穿皮鞋，收集臣民上书的袋子来做宫殿帷帐，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这样俭省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植回答说：“良史不会只说表面话。汉朝承接秦代奢侈放纵的余风，天下凋敝贫困；汉文帝从代地来，知道农事的艰难，所以亲自实行俭约，为天下守住财物。景帝遵循而不改变，因此家家富足、户户充裕。到了武帝时，钱币串朽坏、谷物红腐，才有能力出兵征伐，威势震动四方。然而奢靡没有节制，晚年人口减少一半，税收甚至征及船车，百姓无法生活，于是下达哀痛诏书，并封丞相为富民侯。由此可见，帝王不能不向天下显示节俭，天下才会富足。”皇帝说：“你说得好，只是担心实行起来困难罢了。” 敬宗即位后，奢侈耗用没有限度。诏令浙西进献脂盝和妆具。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近年旱灾，物力尚未恢复；可是三月壬子颁布的赦令说，除通常贡物以外，全部停止进献。这是陛下担心聚敛的官吏借机作奸，雕敝贫困的人承受不了这种弊害。本道一向号称富饶，加上李锜、薛苹都曾向百姓专卖酒，尚有余财可供。元和年间诏书停止酒榷，又有赦令禁止各州把羡余财物运送上来；如今所存的只有留使钱五十万缗，每年经费通常还少十三万缗，军用十分紧张。现在所需的脂盝、妆具，估计要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这些物品不是本地特产，即使竭力搜求，还恐怕不能办到。希望下诏让宰相商议，怎样才能使臣既不违背诏令、不耽误军务、不疲累百姓、不聚敛怨恨，使前后的敕令诏书都能遵行。”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停止进献还不到一个月，索求贡物的使者却已经在道路上接踵相连，所以李德裕借此推论一事来讽谏。他又奉诏索取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再次上奏说：“臣昨天因为奉命索取之事，已经详细说明军资和年度用度，以及近年物力情况，料想圣上慈心一定会加以省察。如今又奉诏令织造定罗纱袍段以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

译臣拜读诏书，惶恐焦灼更加深重。臣恭敬地看到，太宗朝台使到凉州，见到名鹰，便暗示李大亮让他进献；李大亮秘密上表陈述实情，太宗下诏答复说：‘有这样的臣子，朕还有什么忧虑？’并且再三赞叹，此事载于史书。又有玄宗命中使到江南采求各种鸟，汴州刺史倪若水陈述意见，玄宗也下诏嘉奖并采纳，他所捕的鸟立即全部放生。又命皇甫询在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焊拨、镂牙合子等物，苏颋不奉诏书，便自行停止织造，玄宗都没有加罪，反而欣然采纳他的陈述。臣私下认为，鸟类、镂牙之类已经是极细小的事情，倪若水等尚且认为会劳累百姓、损害德行，尽情陈述忠心；在圣祖的朝廷中尚且有这样的臣子，难道明王的时代反而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有受蒙蔽的人没有进言，并不是陛下拒绝而不采纳。臣又恭敬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德音说：‘侯伯以及有爵位的士人，不要有人舍弃那些认为不可行的意见。’如果有违背道义、伤害事理、放纵欲望、贪图安逸的事情，就应当当面指责、在朝廷争辩，不要有所隐讳；这样就是容纳善道、增光祖宗。若不尽到忠诚规谏，过错就在臣下。何况立鹅、天马、蹙豹、盘绦等纹彩珍奇之物，只适合供圣上亲自服用。如今织造一千匹，费用极其多，臣愚昧也不能理解。过去汉文帝穿弋绨衣，元帝停止制作轻薄精细的服装；他们以仁德慈爱、节俭自持，至今仍受人称颂。恳请陛下近学太宗、玄宗容纳进谏的做法，远思文帝、孝元帝约束自己的德行，把臣先前的奏表宣示群臣，根据臣所辖道的物力酌情办理，再赐予节减，那么海边的百姓没有不受到恩惠的。文宗曾在便殿见中书舍人柳公权，举起衣袖给他看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都赞美皇帝的俭德，唯独柳公权不说话。皇帝问他原因，他回答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应当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接受谏诤，明辨赏罚，这样才可以达到雍和熙盛。穿洗过的衣服，只是末节罢了。” 南唐嗣主保大年间，太常博士陈致雍上奏说：“臣听说尊卑有伦次，贵贱有秩序；下至黎民百姓，车舆、服饰、马匹、宫室、饮食、婚嫁、丧祭等方面都有相应的区别，事情应当合宜，器物也有节制和文饰。如果没有制度，凭什么防止淫侈、挽救雕敝呢？臣近来看到，保大以来朝廷条约百姓的居处，房屋的规模、间架不得过大；衣服、车马也各有明显区别。直到如今，上下都遵守节制而没有改变，但市肆闾巷之间仍有人把金箔销化、把彩帛绘画，用来制作妇女的裙衣、内衣等物；奢侈过度的人争相追求浮华虚饰，遵守法度、恪守正道的人尚且不能安于朴素，更何况普通人呢？他们出门看见纷繁华丽的东西，心意便荡漾喜悦。老子不是说过：‘不看见能引起欲望的事物，就不会使心神紊乱’吗？因此逐渐受到浸染而失去教化，穿戴华服成为风俗，随后连正当的金钱也被耗尽，器物朽坏后同归于毁灭。几年之中，奢侈造成的弊害尤其严重。臣又听说，国家奢侈，就应当向它显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应当向它显示礼制。如果百姓从上面接受教化，怎么敢逾越呢？臣以为皇帝陛下以朴素清静治理国家，轻薄的人听闻后会自行改正；宣明教化，贪婪的人知道后会自行惩戒。如今已经十三年，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从未懈怠逸乐；可是主管官吏方面，法度没有考核，规范没有彰明，这就是导致奸邪滋长、弊病流行的原因。” 臣忝居礼官，没有帮助圣明的政事，却贸然把这些意见陈述出来，上达圣聪。恳请下令有关部门，特别颁布严厉敕令，条约天下人，不得沿袭过去再制作销金衣服；如果故意违犯，就用重法惩处。王公之家、卿士之家，也一并禁止，希望他们率先带动百姓，使衰败的风气逐步改变，自然能够修治根本。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盐铁判官张观曾因奏事对皇帝说：“陛下致力于敦厚淳朴的教化，殿宇上的彩绘装饰全都撤去了，只崇尚朴素，天下实在有幸。不过在服饰、御用器物方面，臣也希望一同遵从纯朴节俭。”皇帝说：“朕处理各种事务都简约，至于所穿衣服，多用絁绢，也都是经过洗涤的。卿说得非常好。”张观叩头致谢。真宗咸平年间，都官刘防叟上疏说：“陛下已经服满丧期，正勤于处理万事，希望崇尚俭德，遵守先前的规矩，不要自负才能，不要走向奢纵。优厚三军的赏赐，减轻万民的徭役，使教化养育施加于百姓，声教扩展到内外。况且各国已经看到了开始，唯愿陛下慎重守成，想到‘很少有人能善始善终’的话，戒备习惯逐渐形成的趋势，那么天下实在有幸。”皇帝嘉许了他。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庞籍上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传下圣旨，差遣雇用玉工、珍珠匠等身份低微的小臣；臣不知道要制造什么服用之物。然而臣的职务在于充当皇帝的耳目，如果有愚见，不敢闭口不言。恭敬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积累德行、修养正道，一天比一天谨慎；近处没有沉溺于玩物的爱好，远处没有追求珍玩的劳苦，古代圣明君主也很难超过。可是如今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公私都困乏，北方有林胡抗敌，西方有元昊凶恶狡诈，更应当恭敬节俭、整饬纪律，爱惜国家用度以使财力充实，整治兵威以震慑敌人。臣愚昧认为，不急需的服饰玩物、近于奢侈的器物，都应当屏弃，以此劝导天下。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礼记》说：“不要制作过度奇巧的器物，以扰乱君上的心。”希望陛下把珍奇看作应当丢弃的物品，把奢侈看作导致覆亡的旧车作为鉴戒。庞籍任右司谏时，上奏说：“臣昨天到太平州境内，查访并安抚当地，检校广德军判官钱中孚、当涂县主簿兼嘉祥县尉温宗贤等人报告说：过去到各乡查验旱情，私下看到贫民大多吃草籽，名叫乌昧；又捕取蝗虫晒干，摘去翅膀和脚，与野菜混在一起煮食，确实没有虚妄。臣私下思量，东南地区每年上供粮米六百万石，至于府库中的财物布帛，也全都出自百姓；百姓在饥荒之年艰难到这种程度，国家如果不节俭，百姓凭什么得到复苏？臣如今取上述草籽封装进献，希望宣示给六宫和藩王外戚，使他们或许能够抑制奢侈，以救济艰难。还乞请秘密下令裁造务、后苑、文思院、粮料院，查核祖宗朝每年的用度数目，与现今比较，那么奢侈节俭自然就能看出来。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裁决命令，则天下实在有幸。” 庞籍任陕西转运使时，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连年出现灾异，天长久不下雨。臣认为消除灾害祸患，关键在于朝廷自行修治。近年来费用奢侈浩大，仓廪出入管理不严，宫中索取既多，有司凭借文书申报便予以销账，没有办法核查虚实。臣私下认为，凡是皇帝车舆所用、宫中所费，都应当以先朝为准。如今驻军在西部边境，奋力作战并受到重大损伤，才获得功劳赏赐；可是内官、医官、乐官没有功劳，却时时享受丰厚赏赐。因此天下人指点议论，称他们为‘三官’。希望稍加裁减，不要厚重赏赐，专门激励战功；这样边境才不足以成为忧患。” 宝元元年，天章阁待制贾昌朝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西夏僭越妄为，朝廷出兵任命将领，给朝廷带来忧患。臣私下认为，这本来不足以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国家用度一向宽广，储蓄不厚，百姓力量很困乏。自天圣以来，多次诏令有司节省用度，直到今天，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实行。古代四方无事时，就修治政令，专心农事；仓廪有积蓄，谷物和府库有余财，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以防备意外。突然有水旱灾害、盗寇侵扰到来，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称王业兴盛的，只有汉代。汉文帝、汉景帝恭敬节俭，所以风俗淳厚、财用充足。到了汉武帝，致力于征伐，开始征算缗钱、实行酒榷以补助军队供给，于是天下萧条。昭帝时讨论盐铁政策，停止酒榷，省减徭役，专心耕种；凡是侵害百姓利益的，一律宽免；又赐给租赋，使百姓能够衣食充足。宫内则省减宰夫、乐工，仰慕文帝、景帝的风气，以增加储蓄。几百年间，四方夷族都归服，百姓长久不厌弃汉朝的恩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节省用度、爱护百姓、重视根本而抑制末业所造成的。宋朝受命已经八十年，可以说达到了太平治理；然而节用爱民的方法仍有不足。边境虽然安宁，但军备没有减少；徭役虽然简省，但农业生产没有得到认真发展。对外厚赠财帛、聘礼，对内充实仓廪府库；除此之外，虚耗和冗费难以全部计算。天下各道中，像京东、京西，财力还可以自给；陕西以西和黄河以北，每年都需要供给，所依靠的只是淮南、江东几十个郡。因此田税不足，又加上专卖禁令，凡是山林水泽、市场店铺的利益，不论多少，全都收入官府，百姓不能自行出售。再加上不耕不织、游荡懒惰的风俗，逐渐侵蚀国家财力，造成祸害。京城男女安享太平，忘记衣食艰难的忧患，习惯并崇尚奢侈，严重损伤民力。农业所以困顿、国家储蓄所以不厚，原因就在这里。国家财力和百姓力量在无事之日被耗费于无用之处，所以一旦发生事情，就不得不忧虑。臣曾治理京畿县邑，有禁兵三千人，而留下的一万户赋税供输，仅仅能够勉强满足需要；这三年的赏赐供给还要出自内府，何况其他郡县，兵力不止这些，由此就可以知道天下财力的虚实了。臣又曾掌管京城粮仓，计算江淮每年运粮六百多万石，一年的收入仅仅能够充足朝廷用度，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队，三分之一用于冗余供养，所能积蓄的并不多。天下太平已经很久，财物既没有藏在国家，也没有留在百姓手中，倘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军队调度又紧急，将从哪里筹划办法呢？” 希望陛下鉴察过去的过失，考察当前的事务，取景德以来直到景祐年间的一切用度，无论大小，核对其收入和支出的数目，以祖宗旧制为标准；其中不急需的，全都省去停止。二年，右司谏韩琦上奏说：“臣奉敕令，因为御史王素上言，请求依照贾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间一切用度，无论大小，核算收入支出，省去不急需的事项。诏令派遣张若谷、任中师以及臣，与三司共同详细审查所奏之事，作出裁定并减省后上奏。臣私下想到，臣先前任监左藏库时，朝廷也曾派官员到三司，命令把咸平、景德、天圣、景祐年间的支出相互比较。当时三司已经查找，发现天圣以前的账册案卷不全，于是下令在京各司库务，派人督促查找，也大多不存在，造成很大骚扰。臣便上言：如果前述年份的账案能够完整找到，拿来与如今的支出比较数目，朝廷若不节用，也只是徒然搜集空文。即使只查核近年的账案，看到冗费就立即减省，也不必看到远年的文书；若下令三司查找，最终也不可能齐全。只查核近年的账案，就可以把当前的事情彻底办结。陛下崇尚恭敬节俭的根本，慷慨下诏，规定经费有度，再议定均衡节省，这正是陛下兴教化、致治理、爱养百姓的深意。天下黎民实在将会受到恩惠。”

译“如果又必须把景德至景祐年间逐月的用度拿来比较核算，必定会像以前一样徒然劳费，事情拖延而没有成效。况且如今西部边境正在备战，聚集财物、充实边防的费用正需要支出，应当把这些冗费转移来帮助军需，怎么可以拖延年岁而不求迅速见效？臣希望把三司逐案查核景德年以后各年的账籍和作为依据的文书，不必要求年份齐全，只要发现官府支用明显有虚费，就作出裁定，减省后上奏。臣恭敬地看到，古代贤王兴起节俭来劝导天下，必定亲自带头，然后臣民才会节制。有司各自尽职，遵从上面的命令，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迅速响应。即使有侥幸觊觎的人，也会受到抑制，不敢制造怨言来动摇众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亲自行之于上，下面的人自然受到劝导。臣愚昧，希望陛下整饬宫掖之间，首先务必节俭；凡是奢靡的装饰、奇巧的玩物、没有名目的赏赐、没有限度的索取，一概停止。仍请下诏让三司与臣等，取内入、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先朝以及近来的赏赐支费条例相互比较，酌情裁定减省。等到作出裁定以后，即使有流言诽谤，也断然由圣上裁决，屏弃而不听。这样，公家经费就可以希望充足。” “况且内藏宜圣殿、景福殿等殿库，本来是长期积聚财物以备非常之需的。如今即使外朝用度已经节省而没有断绝，内府取用钱财却与外库供给耗费一同进行，也希望陛下深思祖宗长久的制度，更加致力于谨慎节俭。臣又认为，出纳用度各有主管机构；冗费的弊病，有关人员一定能够知悉。仍请特地下达敕命，交给三司，委托各路转运副使、发运司各地知州通判、在京各司库务主管官员，除官吏和兵马的请给条例自来已有定制、不在另行请示之列外，其他各种用度如果明显有虚费、可以省减，就详细说明利害和筹划办法上奏，交下依敕令裁定。三司的属吏有所见解，也允许通过三司具状陈述。如果显然能够大幅度减省官府钱物，对提出建议的官吏，就请特别给予酬谢奖励。臣充任谏官，错误地承蒙圣上选用，不避众人怨恨，竭尽心力上陈意见，只希望陛下裁择，早日施行。” 庆历六年，张方平上言说：“臣认为，天下承平已经很久，而国家用度不能充足，百姓力量更加困乏。如今军队聚集在边境，调发费用逐渐增加，依靠正常收入则财力不够，再加上额外赋税则百姓无法承受。救济这种交相逼迫的急迫局面，关键只在陛下亲自带头率领下面的人，凡事都实行节省罢了。臣私下思量，陛下亲自勤勉节用，能够自我克制敬畏，各种服饰器用都非常俭朴；可是内外的议论却都说用度过多，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大概是宫中的宠幸亲近者、左右近习之人，借助威势而放纵横行，竟敢欺骗诬陷，仰仗陛下仁慈，因而造成奸弊。况且宫禁中索取物品，动辄声称是圣旨；有司应承供奉，全都说成是上供，所以外面不知道详情，却使讥议不断损害盛德。国家府库困乏，正是群臣下属侵吞谋利造成的弊害。希望陛下上念宗庙社稷的计策，下把养育百姓放在心上；那些妇人、宦官，何必过分姑息？请陛下超然远虑，从圣心果断处理。试取先帝时代以及陛下即位以来，特别是天圣初年的官司账籍，如内东门一类，比较近年的金帛支费，就可以知道增加减少、丰裕节俭的数目。用一句话裁减用度的恩惠，作为使天下富足的根本，百姓所依赖的利益实在深厚。” “先朝以前的事情，恐怕难以继承；如果以天圣初年的体例为准，那又有什么遥远呢？因此颁下诏书晓谕天下，把陛下忧虑边境、爱护百姓的心意说明白，那么将士听到后，谁不会奋勇用命？士人百姓听到后，谁不会鼓舞而称颂仁德？至于外朝各司库务，一切额外耗费，请特设官署，选用三两名公正、通达、敏干而熟悉时务的人，分条整理，并由一名大臣监督掌管此事。这样做不便的地方，只在于左右主管此事的人；如果陛下果断处理而不疑虑，不容许阻挠，那么对上可以增益德行美名，对下可以施加恩惠，对内可以汇集国家财计，对外可以成就武功，见效迅速而利益众多，事情切近而德泽深远。这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 方平又论述裁减财用的事说：“臣近来奉诏与贾昌朝等共同裁定减省财费。臣私下听说，渊圣先从宫禁开始裁减一切用度，甚至连供奉圣上的缗钱，也下令停止供应。这大概是陛下亲自以勤劳俭朴作表率，为百姓考虑。所谓减省，如果由下而上议论，就在体制上不顺；由上而下率先实行，在名义上才是正当的。臣愿将宫中已经实行的措施，选择其中较大的三五项，向外廷宣布，并因此发布明诏，使天下共同知道圣上忧虑边患、爱护百姓的深切心意。这样，内外臣民怎能不体察国家的急迫，使陛下成就美德美政呢？关键只在陛下清明的内心，不屑于说那些细小的事情，那么成效就可以期待了。若有人只顾追逐自己的利益，得以夺取时便高兴，受到剥夺时便发怒，这是女子和小人的常情，也是怨恨诽谤由此产生的原因。臣等怎敢不竭尽精力、用尽思虑，以奉合上天的心意。” 皇祐元年，右司谏钱彦良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真宗皇帝曾下诏，认为使用涂金器物耗费冗余，从宫中到百姓，一律禁止。三十年之间，没有人敢违犯。陛下奉行俭约，遵守祖宗旧有章法，虽然重申了禁止涂金的法令，但近年来外戚亲属、权贵要人的族党，都以穿涂金衣服、佩戴涂金首饰相互夸尚，日益增添华丽。甚至在三朝庆典时，穿戴这些服饰入宫，蔑视刑法，渐渐成了习惯。况且这种巧伪之物会扰乱人的心志和视听，对解除饥寒没有益处。风俗之所以竞相追逐，是因为禁令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实行，所以喜好它的人更加厉害。何况真宗皇帝崇尚根本和质朴，讲求制度，是想把它作为万世的警戒，怎么可以使它废弃失坠？这正是国家守成时期的大事，责任在于陛下。如今请求严禁制造涂金器物的匠人，依照旧条处斩；如果情节稍轻，就刺面发配到千里之外的牢城。臣僚之家使用匠人制造的，也一律按违制论罪。皇亲外戚之家则停发一年俸钱；对于失职而未能纠察的，赏罚都依照先朝旧制办理。还请求指示内东门司：如果诸亲、命妇、郡县主等入宫时，穿金色衣服、佩戴金饰，就立即禁止，不让其入内，同时详细写明姓名，申报上奏，查问责罚。” 如果本来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因其他事情暴露，也应当与上述情形同罪。这样才可贵在使先朝制度得到遵行于天下。”

译嘉祐六年，知谏院何郯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今年以来灾异屡次发生，有日食、地震、江淮水势上涨泛滥、风雨损害庄稼，百姓大多面带菜色。这正是陛下谨慎自持、克制自己、不敢放纵的时候，可是道路上的流言都说，天子近来在宫中宴饮，往往过度，赏赐的费用动辄以万计，耗散府库，还向贫民征调。况且酒这种东西会伤害性情、败坏德行，是禹、汤所禁止，周公所告诫的，恐怕不是承受上天忧患、辅助保养圣上身体的办法。陛下恭敬俭朴的德行，已经明显取信于百姓；议论的人却都认为后宫奢侈放纵，务求彼此夸耀，左右近臣以获得赏赐为利，陛下又不愿违背他们的请求，委屈心意而顺从。上天以刚健为德，君主以正直坚定为职责，怎么能顺从后宫和左右近臣的欲望，对上忽视上天的警戒，对下忘记百姓的疾苦，对中又不为宗庙社稷深切地自我珍重爱惜呢？臣等愚昧迷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希望陛下在这个时候，全部停止宴饮，安定精神、调养元气；后宫妃嫔进见要有节度，左右小臣的赏赐要有限度；至于肥厚美味以及腊毒之物等对奉养身体无益的东西，也不宜频繁食用，以免损伤身体的调和。这样才可以消解皇天谴责告诫的威势，慰藉百姓困苦的愿望，保有上天授予的无穷福祉。” 八年，知谏院司马光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圣上把大行皇帝遗留下来的物品颁赐给群臣，像臣所得的已经接近一千缗钱，何况名位渐渐升高的人，必然得到更丰厚的赏赐；全朝之内，所费何止数万？臣私下认为，国家用度向来困窘，又遭遇大丧，历代积藏几乎耗尽。听说外州军官库中没有钱的地方，有的借贷百姓的钱来供应赏给之物，为了在一时之间筹办出来，甚至用鞭打来逼迫百姓。在这种时候，群臣哪有心情承受如此厚重的赏赐？况且将来修建山陵所需的物资，完全没有准备；国信往来，又要承担供给；万一再有水旱灾害或军旅之患，不知朝廷将凭什么应付？如果国用不足，必然要向百姓加重征敛；百姓已经困穷，拿什么来供给国家？在饥寒驱逼之下，他们必然成为盗贼。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要把它当作小事而忽视。”臣确实知道干兴年间曾有这样的先例，但恐怕当时所赐还没有这么多；何况当时府库最为充实，如今财力已经耗竭，十成中连一两成都不到，怎么可以只说是旧例，而不考虑损益变化？况且群臣委身为臣，共同谋划国事，是君主的股肱耳目，好比同为一体；安定时一同安定，危险时一同危险，难道要等得到许多金珠以后，才肯竭尽忠诚、尽力办事吗？” 恐怕这不是对待士大夫的办法。如今上天崩裂、大地震动，天下都在悲哀摧伤之中，群臣各自升迁一级官职，又不必经过磨勘，恩泽已经很厚，实在不忍心再接受赏赐之物，因国家的灾祸而谋求私家的利益。希望圣上慈悲，允许侍从之臣各自按照意愿进献金帛钱物，以帮助支付山陵费用。这样，君主的恩德向下流布，臣下的诚心向上通达，君臣上下彼此相爱，和谐达到至高境界；既可以稍稍缓解百姓的负担，又不至于损伤国家体统。” 司马光又上札子说：“臣在本月十五日曾经具札上奏，请求详细下令侍从之臣进献金银钱帛，以帮助支付山陵费用，至今没有听说下发。臣也曾和同僚一起具状到客省进献财物，后来得到批示下达指挥，说干兴年间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许收受。事情的原委，臣已经在先前的札子中逐一陈奏，现在不敢再重复说明。臣私下认为，如今国家多有忧患，人心危惧，正是朝廷斟酌时宜、权衡增减、通融变通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究察利害，只询问旧例而已？何况赐给群臣的物品比旧例多了几倍，而群臣有所进献，却说旧例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圣恩本意在于优厚隆盛，然而有廉耻之心的群臣，又有什么面目能够安然自处？况且州县鞭打平民，逼取钱物，以应付一时的急需，却不知道干兴年间何曾有过这样的先例！由此可见，国家财力的虚实和事情的缓急，随着时势不同，怎么可以专门拘守旧文而不加裁减？如今大丧之后，内外都很困穷，几百位在位之臣，都应当焦虑忧心、刻苦自持，以挽救国家的祸患。如果接受这种非常的赏赐，安然享有而曾不感到惭愧，那么士众一定会说：‘我们辛苦劳作却所得微薄，群臣安坐不动却享受丰厚利益。’他们的心怎么能不怨恨？” 百姓也会说：‘我们被剥皮敲骨、榨尽骨髓来供应赋税，而大量财物流入群臣之家，像泥沙一样毫不吝惜。’他们的心怎么能不愤怒？近处的人怨恨，远处的人愤怒，为国家筹划的人难道可以不深思远虑吗？因此臣等区区想要进献这些财物，并不是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府库的财富、帮助解决用度的急迫，而是想借此沟通上下的情感，安慰远近人心，堵塞没有止境的怨恨，消解重税所引起的愤怒。希望朝廷留心省察，知道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并不是臣在夸耀小廉洁、争取小忠诚。臣这次连同先前所上札子共两道，一并请求早日下交中书、枢密院，共同商议施行。” 司马光又上奏请求节制国家用度说：“臣近来曾上奏，认为目前公私财用大都穷困，即使专门供应眼前经费，也急迫不足；万一发生大水、大旱，饥荒接连不断，敌人侵犯边境，盗贼成群而起，出兵征讨又不能及时平定，仓库已经空虚，百姓也已耗竭，那么国家的忧患就不小了，必须及早谋划，以挽救这种弊病。请求根据才能任用人员，使他们长期负责农事和流通贸易，以繁殖增益财物；节省赏赐，裁减浮费。又任命宰相兼任总计使，凡是天下的金帛钱粮属于三司的，以及不属于三司的，都由总计使统领。年终核算收入和支出的数目，如果收入少而支出多，就思考补救的办法，奏请后施行；经常使每年剩余三分之一，以备饥荒、军旅和非常时期的费用。内外钱粮官的长官，都交给总计使考察其能否，核定功劳和过失，上奏后加以诛罚或奖赏。这确实是当前的急务，希望陛下与公卿大臣议定，早日准许施行。”

译仁宗时期，陕西用兵，权度支判官宋祁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西部贼寇叛逆，尚未立即斩首平定，陛下再次命令将校，警戒整饬边疆。陛下每天直到日偏西仍忧劳勤政，特别为调发军队和物资而忧心，内心经过圣虑，外面广泛咨询群臣谋议。臣实在不才，私下因此感奋，认为勇士出征在外，儒者谋划于内，合成威势和谋略，以执行上天的诛罚，那么跳梁的小丑就指日可待地被烹杀剁碎。因此冒昧陈述愚见，以帮助万分之一。”臣听说，军队以粮食为根本，粮食以财货为资助。《周易》说聚集民众，《尚书》把财用列为八政之一，这确实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下归向的工具。取之于天下，用之于天下，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所以天子也不能把它私有。《左传》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会信任君主。’如今国库中没有多年积存的钱财，太仓缺少三年的储粮，南方的铜矿已经贫乏而不能开采；在太平时期尚且如此，国家已经自行衰困了。原因是什么？实在是由于征取已经竭尽，而使用却没有节制。臣不能完全知道朝廷的经费情况，姑且说臣平素所看到的：大的有三种冗余，小的有三种费用，使天下财力困乏。财力穷尽、用度狭窄，如今却还想发动几十万大军，实在是没有谋划。陛下如果能够超然远见，洞察根本，去除三冗，节省三费，专心供给西北屯军，还可以从容安稳，高枕无忧，不必担心物资匮乏。” 什么叫三冗？天下有固定的官职，却没有限定员额，这是第一冗；天下的厢军不能作战，却消耗衣粮，这是第二冗；僧、尼、道士一天比一天多，却没有限定数额，这是第三冗。三冗不去，就无法治理国家。如今陛下如果下诏，从今天起断然实行：已经受戒具足的僧尼道士，暂且仍按旧制；那些在寺院名册中只是徒弟、弟子的人，全部还俗为民，不再每年剃度。今后州县的寺观保留若干所，僧尼道士限定若干人，并且规定以后的人数不得超过这个数额。这样一项措施实行后，就可以得到五十万对耕织的男女，第一冗便去除了。现在天下厢军不选择羸弱矮小之人，全部收编充役，只求供给差役，本来就不懂军事，却还要每月耗费廪粮、每年耗费库中绢帛；几口之家不能自我养活，于是相互牵引逃亡藏匿，变成盗贼的不可胜数。朝廷每有徭役，还要另外借用农民来承担劳作。假如厢军可以驱使去服役，还要另发口券，间或希望赏赐两端钱帛，相互比较，显然很不合算。陛下如果下令天下厢军，从今天以后，除了州军需要防守捕盗，另外留下三百人，其余一律不再招补；已经列入军籍的人，允许服役到终身。这样，中下之家就会全部投入农业，又能得到几十万有力耕作的人，第二冗便去除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万人〕 国家的郡县向来有固定官额，譬如额定十人，通常增加到十二人，遇到迁调、替代、获罪、贬谪，也足以不致缺员。如今却不是这样，一个职位还没有空缺，十个人就争相追逐；穿朱色官服的人满路都是，佩紫色绶带的人连成树林。州县的土地并没有比从前扩大，而陛下设置的官员却是旧日官吏的五倍，怎么能不有人苟且求进？怎么能不滥行授官？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诏令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确制定员额限制，作为固定法令；从今以后，对门廕、流外、贡举等类别，实际设置选用限额，稍微致力于选择人才；等到有官缺，再按员额补授官吏，那么对内可以节省俸禄，对外可以平息浮华风气，第三冗就去除了。什么叫三费？第一是道场斋醮，没有一天没有；有时七天，有时一个月，有时四十九天，各自托着名义，从来没有停止。至于蜡烛、蔬菜、面脂、酒、米、钱帛等，百司供应的数目无法计算。而主管者还从旁牵连取利，借欺骗手段拨取财物，所以奉行推崇，违反典章法令，都以祝皇帝长寿、奉祀先祖、祈求百姓幸福为名，使臣下无法开口议论。臣愚昧地认为，陛下上事天地、宗庙，其次祭祀社稷和百神；用醴酒、醴酪、黍稷、牲畜、玉帛，令有司穿戴礼服恭敬奉行，按岁时祭献，已经足以使光明的德行上达天庭，使众多福祉降临百姓。” 何必举行道场斋醮，希求琐碎微小的报应呢？这不过是国家抱持虚妄来考察祥瑞，小人欺诳神灵来获取利益罢了。陛下如果从圣心断定，保留确实不能停止的部分，使其大略依照本教来奉行熏修，规定开启举行的时间，限定赏赐的数额，那么第一种费用就可以节省。第二是京师的寺观，有的设置很多徒卒，有的增设官司，所供给的衣粮是其他地方的三倍。帷帐称为供养，田产称为常住，不服徭役、不承担差役，坐在那里侵耗平民。而且还争相装饰神祠，竞相修建塔庙，都说不耗费官府钱财，而是自行募集民间财物。这确实是无所作为而欺骗皇上的人中最严重的一类。百姓的财物藏在国家，国家的财物藏在百姓；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土地出产；劳役也不是役使鬼神，而是要靠人来完成。舍弃国家财力而取用百姓财物，损害就有一重。希望陛下严令州县，普遍停止这些事情，那么第二种费用就节省了。第三是使相、节度使，他们不隶属于藩镇要地，却贪取公用，全部供养私家。考察节度使设置的原意，有的应当驻守边镇，有的应当统领军队。设置公用，本来有时是为了宴请宾客。如今却不是这样，被罢黜的大臣往往都贪求使相之职，安居在都城，普遍享受公用，取用百姓的资财和劳力，作为无功之人的供养，白白耗费国家用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希望陛下珍惜官爵名器，使授予和接受都只根据才能。从今以后，土地不是边疆要地、州中没有军队驻屯的地方，不再设置节度使；已经带有节度使名号的，不得留在近藩和京师，这样第三种费用就节省了。三冗已经去除，三费已经节省，几年之内用度必然充裕。臣又听说，人不率先示范，别人就不会跟从；自身不先实行，别人就不会相信。陛下如果能亲身奉行极度俭朴，向四方作出榜样，锦绣、金玉不得任意耗费，就请从后宫开始；衣服、酒食不得超出旧有规制，就请从皇帝乘舆和日常使用开始。这样天下就会响应，百姓的产业日益丰厚，人心不动摇，军队和劳役都可以发动。即使使风行电照，饮马西河，那些愚蠢的戎族首领也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哪里能同今天只知搜刮财用、征收盐税茶税，作为忧虑眼前的权宜之计相比呢？臣实在狂妄，不懂禁忌，轻率进献愚见，只希望陛下裁量宽恕臣的罪过。”

译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员总共九千七百八十五员，如今内外官属总共一万七千三百多员，还不包括尚未授予差遣的京官、使臣和等待选任的人。与先朝相比，不过四十多年，已经超过一倍多了。臣切实认为，唐虞设置官员只有百人，夏商增加一倍，周代设置六官，属官逐渐增多；秦兼并六国，郡县更加增多。到了汉、魏，以至隋、唐，虽然设置的官员渐渐增多，却从来没有像本朝这样繁杂冗滥。如今天下有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县所任用的职位向来有固定额数，大致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就已经足够。现在竟多出三倍，又每三年开一次贡举，每次放榜仅有一千人左右。再加上台寺小吏、府监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人，总计起来，远不止三倍。领取俸禄的人日益增加，出力耕田的人日益减少，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力量怎么能不困乏呢？”臣谨按：景德年间天下财赋等每年收入四千七百二十一万七千匹、贯、石、两，支出四千九百七十四万八千九百匹、贯、石、两。” 京城每年收入一千八百三十九万二千匹、贯、石、两，支出一千五百四十万四千九百匹、贯、石、两。庆历八年，全国财赋每年收入一万三百五十九万六千四百匹、贯、石、两，支出八千九百三十八万三千七百匹、贯、石、两；京城每年收入一千八百九十九万六千五百匹、贯、石、两，支出二千二百四十万零九百匹、贯、石、两。何况天下的税籍本来都有固定数额，如今每年收入却多了一倍，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在祖宗时代，缴纳的赋税只交纳实物本色；后来由于用度日益扩大，所纳赋税都改为折纳，加重税率，横征暴敛，一天比一天厉害，哪里会有穷尽呢？况且天下的田土和财用与从前相比，已经逐渐虚耗衰减，难以维持，怎么可能到了今天反而增加一倍呢？这并不是上天降下、土地生出，而只是向百姓无休止地搜刮罢了。缴纳的人已经竭尽，索取的人仍未满足，那么国家的根本又怎么能够稳固呢？臣认为，冗余官吏耗费了上面的财力，冗余士兵耗费了下面的财力；要想挽救这种弊病，应当治理它的根源，在于减少冗杂人员、节省用度。如果冗杂不减少，用度不节省，即使善于谋划，也无法挽救。如今山林川泽的利益已经枯竭，征收赋税的收入也已经用尽，幸而西北没有战事，这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二百四十万九百匹〕 如果不下定决心迅速改变方针，只是一味因循拖延，我恐怕一定会给后世留下无法挽救的祸患；那时再来挽救就太晚了。伏望陛下对上体察祖宗留下的成法，对下怜恤百姓所遭受的严重困苦。如果认为设置的官职太多，就应当使选举任官更加慎重，澄清淘汰冗杂人员；如果认为供养的士兵太多，就应当停止招募，挑选并斥退老弱士兵。凡土木工程不断兴作的，一律停止；凡没有名目的科率征发，一并革除。减少禁中的奢侈僭越，节省上下浮滥枉费的开支。在承平时代，建立长久的治理。愿陛下留意审察，重新命令宰执把上述几件事逐条列出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拯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内外臣僚、士人和百姓家中的衣服、首饰之类，大多使用销金。工匠在街市之中任意制造，完全不知畏惧。臣又详细查考编定的敕令条文，除大礼所用的法物以外，从宫禁之内直到各地，只要属于衣服装饰之类，以及土木、玩赏、使用之物，都不得用金来装饰。若有违反，一律按违制之罪论处。那些原本以此为业的工匠，若擅自改造制作，犯法者应当处斩。这是因为真宗皇帝亲自奉行俭朴的德行，以此教化天下，所以从宫禁之内直到各地，凡衣服、玩赏和使用之物用金装饰的，一概禁止。工匠被置于极刑，因而几十年间，内外绝没有犯法的人。可是近年以来，时俗彼此崇尚，销金制作逐渐公开流行，近来尤其严重。戚里以及臣僚、士人、百姓之家，衣服首饰都使用销金以及生色、内间金之类，完全没有避忌畏惧。大概是工匠等人故意违犯条令，收取丰厚的工钱；上下互相隐瞒，没有人敢于说出实情。如果不迅速加以禁止，臣深切担心金宝被耗损败坏，浇薄的风气被煽长，人人竞相追求浮华，大大损害圣明教化。臣想请求陛下严行指挥，重申旧制，对上用以遵循先帝崇尚节俭的心意，对下用以断绝臣民逐渐喜好奢侈的风气。” 英宗治平元年，侍御史吕诲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祖宗拥有天下时，削平各国，所聚集的财货都归入内府。几十年间，天下安定，实在是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所导致的。所谓内藏、奉宸等库，并不由有司掌管，因此外臣无法知道其中财物的增减。只是担心日久之后，支用费用逐渐扩大，已不能再比得上当时的盛况。近来先帝积蓄留存的财物，赏赐给下级官员，超过了乾兴年间的旧例，接受赏赐的人直到如今还震惊恐惧，大概是因为知道祖宗艰难收聚财物的用意，不认为自己可以承受这种无功而受的赏赐罢了。听说禁中取用财物仍然没有节制，加上受宠近臣借机侵夺渔利，用有限的积蓄供给无穷的费用；一旦四方发生事变，将凭什么支撑应付呢？陛下即位之初，应当谨慎守持，修缮府库，严谨管理财物出纳，这正是时候。臣请求今后内库的财物，除用于表彰赏赐功劳、借贷补助经费之外，一切浮滥开支都不许使外廷仰赖供给；出入账籍也应当一并加以核查防范。凡禁中索取财宝，不论由内库还是外库发出，都要写明支用人的名目，使负责考核防范的官员在年中知道是否超过限度，这样才可以裁减损耗。以后凡新创制的服饰、玩好和器用，都交给文思院制造；工程完毕后，另派朝官检验，那么官物便没有被枉费、损毁和侵吞欺诈的途径，可以彻底杜绝。这也是节俭和爱护百姓的一项措施。希望圣明留意体察，这对天下来说是最大的幸运。”

译二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请求节省用度说：“臣私下看到，国家公私方面陷于穷困窘迫，本来就不是一天的事了。如今又遭遇大灾，京畿以内的秋田荡然无存，仓廪储蓄大多腐败损坏，府库中的财帛也因散发使用而将要耗尽，我恐怕今年冬天的饥荒会比去年更加严重，军民哀号，没有办法赈济救助。经费不足，又加上举行郊礼，这正是国家用度危急的时候，不可不及早忧虑。如今从内帑取用，内帑已经空虚；从外地征收，外地已经耗尽；向下加征百姓，百姓也已经竭尽。不知朝廷将要拿什么来谋划呢？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是陛下忧劳自持、克制自己，痛下决心节约，那么就无法回应上天的意旨，感动安慰百姓的心，使陷于昏乱困顿的人忘却悲愁，使饥饿而死的人不至于含怨叹息。”臣听说，节省用度的方法，一定要从身边开始。伏望上至皇帝乘舆、服御之物，下至亲王、公主婚嫁所用的器具，全部加以裁减，务必实行俭朴，不要听信主管官员以旧例为理由的说法。遣出六宫中多余的供养人员，使他们自行离去；停止文思院制造的奢淫奇巧服饰玩物；停止各处不急迫的工程劳役。然后命令有司考察寻求外地各种浮滥费用，把它们全部革除。群臣如果没有明显的功效、能够增益国家和有利百姓的，不要再滥加赏赐。将来举行南郊祭祀时，除非是供奉神明所用的牺牲、玉帛，其余青城仪仗之类，只要用于奉迎车驾、充作外在装饰的，也应命有司和礼官共同详细参议，予以削减节省。臣听说，国家遭遇灾荒时，减省礼仪、以诚心事奉上天，比重视外在器物更为可贵。因此祭祀器具用陶器、匏器，席子用藁秸，何况青城仪仗之类，有什么不能减省的呢？以上这些事情，全在于圣意决断并实行，本来就不能同庸俗之人以及拘执文字、拘泥旧例的人商议。四年，御史刘述上奏说：“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以说已经困顿衰败到了极点。就像久病的人，肢体瘦弱疲惫，气息奄奄，不能自我支撑，所可依仗的，只是脉象和生理尚未衰竭罢了。如果确实得到良医救治用药，辅助他的气血，调节他的饮食，适时调节寒温，或许还可以恢复健康。陛下具有明德和美善的治道，勤勉不懈地处理各项政务，就是良医。所谓辅助气血，就是减轻徭役、减薄赋税，以宽缓民力、巩固民心，使百姓没有怨恨叛离，这就是了。所谓调节饮食，就是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根本，教他们节俭，即使遭受水旱灾害，也不至于有弃民和饿死者，这就是了。所谓适时调节寒温，就是选择贤良的郡守、县令来安抚百姓；有利于兴办的事情就兴办，有害于百姓的事情就革除，这就是了。百姓长期习惯于安定，竞相以奢侈靡费互相攀比；居处、服饰和日用物品，大多有僭越失当之处；婚嫁和丧葬不计费用，反而以不如别人为耻，因此破产的也有不少。造成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禁令没有建立。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才懂得荣辱。’如果禁令不建立，任人放纵，那么仓廪凭什么充实，衣食凭什么丰足？想要他们懂得礼节和荣辱，是不可能的。教化的施行，大多从上面开始。臣愚昧，希望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教化天下。臣听说，太祖皇帝常穿洗过的旧衣，乘舆和服用之物都崇尚质朴素淡；寝殿设置青布苇帘，宫闱使用布帷幕，没有华丽锦绣的装饰；他曾拿麻鞋布裳出来赏赐左右近臣，说：‘这是我过去穿用的东西。’真宗皇帝曾对辅臣说：‘国家所从事的事情，应以俭约为先；必须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使天下富足。’张齐贤回答说：‘《尚书》称大禹在家中能够节俭，老子的三种宝物中，节俭居其一。上面喜好节俭，国家就有余财；下面不僭越，家中就有剩余资产。这样，天下自然会富足长寿。’圣人的德行真是伟大，他们都能够抑制情欲、减少欲望，并以自身为众人表率。正如经书所说：‘臣下侍奉君上，不是遵从君上所发布的命令，而是遵从君上所喜好的事情；上面喜好某种事物，下面一定会有人更加过分地追求它。’臣确实愿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教化天下。至于赏赐的事情，如果不是有功德、足以激励劝勉他人的，就不可轻易施行。从前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厚了，破裤子不拿来赏赐左右，却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每一个皱眉和微笑；皱眉是有原因的皱眉，微笑也是有原因的微笑。如今裤子同皱眉、微笑相比虽然相差很远，但我一定要等到有功劳的人才赏给他。’君主不随意赏赐臣下，像这样做就很好。”古人有句话说：‘君主不随意赏赐，并不只是爱惜财物；赏赐随意施行，善行就得不到劝勉。不随意处罚，并不只是怜悯受罚的人；处罚随意施行，恶行就得不到惩戒。赏赐不能劝善，叫作阻止行善；处罚不能惩恶，叫作放纵作恶。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够不阻止臣下行善，不放纵臣下作恶，国家的法制就建立起来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亲自率先实行，然后再命令有司制定科条，以断绝僭越奢侈的弊病，并且告诫督促长吏，使他们传达朝廷的意思，务必崇尚节俭朴素，以厚植社会风俗。这样，百姓的生计就会日益富厚；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有储蓄可以抵御。百姓的财力充足以后，国家用度又能节省，那么徭役赋税自然就会减轻。这实在是太平的根基，也是万世的利益。关键只在于陛下勤勉地实行它，并坚定地坚持它。臣不胜恳切地陈述自己的愚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节俭 宋神宗熙宁元年，翰林学士司马光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宰臣曾公亮等上奏，认为河朔发生灾害，调度和调用事务繁多冗杂，希望将来大礼完成后，两府臣僚不再赐给银帛。奉圣旨，送学士院征求意见。有人认为，两府所受赏赐并不多，收回它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却会使待遇大臣的礼数过于菲薄，很有损于体统。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察看年成的丰歉，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本来就不可以在饥荒之时仍遵守丰收年份的制度。因此年成不好、粮食歉收时，君王的膳食不吃肺，大夫不吃精粮，士饮酒也不以为乐；君臣上下都应当深切地自我减损，以救助百姓的急难。臣私下考虑，国家府库向来已经空虚，又加上今年河北地区灾害特别严重。此前庆历末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百姓田地虽然受损，官仓却没有损失，但河北已经发生父子相食、饿死者遍野的惨状。如今河北以外又发生地震，官府和民居全都变成粪土，再加上连绵大雨，仓中粮食腐烂，军粮恐怕也会缺乏，哪里还有空暇顾及百姓？冬春交替之际，百姓必然比庆历年间更加困苦。国家难道能坐视不管而不加以赈救吗？” 何况城防设施需要修缮，河防也应当堵塞缺口，各种劳役同时兴起，费用不可估量。在这种时候，朝廷上下怎能不同心协力，痛下决心大力裁减，以应付这一地区的急难？凡是施布恩惠，应当先从下层开始；节省用度，则应当先从上层开始。如今想裁减各种费用，如果不先从尊贵者、亲近者开始，那么疏远的人怎么肯心甘情愿而没有怨恨？如果臣子确实对天下立有大功，即使把山川、土地、附庸封给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只是因为在郊礼中陪位，就接受数百万的赏赐，臣私下实在不安。臣此前所说的赏赐没有节制，这也是其中一项。即使臣下不主动辞让，也应当裁减，何况他们自己请求减免，又有什么损失？假如只是因循敷衍、姑息度日，想裁减皇帝乘舆供奉之物，就说减少得低于制度太过削弱，不足以光耀国家；想裁减没有功劳的大臣赏赐，就说所减不多，会损伤国家体统，不足以养贤；想裁减群臣浮冗的费用，就说人情不高兴，恐怕引发事变，不足以安定众人。这样下去，国家用度永远没有可以节省的日子，百姓永远没有恢复生息的时期，必定要到财力枯竭、困穷到了极点才会停止。” 况且君子所崇尚的是义，小人所追逐的是利。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义来褒奖君子，用利益来使小人高兴。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而辞去赏赐，以帮助百姓应急，这是值得褒奖的义举。陛下听从他们，正是厚待他们，不是薄待他们。即便如此，两府的银帛也只有二万匹、两，不足以救济今天的灾害。又按照国家旧制，每逢郊禋大赉，从四海之内直到军伍，没有不沾受恩泽的，不可以使公卿大夫完全没有赏赐。臣愚昧地认为，文臣从两省以上，武臣和宗室从正任刺史以上，今后大礼完成后的赏赐，都应当减半，等到他年丰收，再依照旧制。至于文武朝臣以下，一律不再减，似乎较为适中。臣也知道这些物品不能使国家富裕，只是诚心希望国家因此逐渐想到裁减其余浮费，从今天开始罢了。臣一向愚直，见识思虑浅薄，所说的都是眼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奇伟高妙的理论。希望陛下再加裁察，如果确有可取之处，请从圣意断然决定，不要被众人的言论所改变，那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殿中侍御史钱顗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边境尚未安宁，军需极其紧迫，朝廷经费比祖宗时期多出百倍，府库空虚，间或还兼有水旱灾害。从今以后如果不致力于省减，将来靠什么来应付？然而事情有权宜之计，事理也不能一味固执，怎么可以只图眼前侥幸的利益，而不能努力为陛下谋划长远呢？臣虽然极为愚昧，但所说的话希望有所补益。臣认为，今年冬天举行郊祀，陛下正处于居丧期间恭敬沉默的状态，遵循先朝三年旧制，这也是不得已而举行的。内外供给费用，难道应当使用平常的标准吗？何况大规模施恩的恩泽还没有离开很久，特别支出的赏赐也很频繁，天下财物取用到纤毫，几年之内就会用得一无所剩；百姓力量已经极其困穷，国家用度正应当裁减。臣听说真宗全盛时期，尚且下诏三司减省郊祀应奉的物品十多万，国史已有记载，足以作为法式。陛下如果认真想想咸平年间府库的积储，和今天相比，哪能相提并论？今后南郊祭祀，伏请陛下特别降下睿旨，除三军赏给以外，凡内外文武臣僚按旧例应得的赏赐，暂且一律停止。至于不急需供应的费用，也请求减削。” 这样，对内足以节省国家用度，对外足以宽解百姓力量，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只希望陛下从内心决断并努力实行，天下实在非常幸运。” 神宗时期，起居舍人韩维上言说：“臣私下听说旧例，大行皇帝应当有遗留物，分赐给臣下。臣恭敬地思考，太平日子长久，用度没有节制，以致公私财利都匮乏。又加上国家不幸，在四年之内两次遭遇重大变故，营造山陵以及供给士卒、优厚赏赐，费用无法计算。如今的府库，与仁宗晚年相比，又更加削减。如果采用嘉祐年间的旧例，厚重地施行赏赐，臣恐怕损失不会小。陛下如果认为这是奉承先帝的意志、加恩于群臣，不能停止，那么希望查阅各府库，取服用、玩好之物来充作赏赐，只要足以表达心意，就不必过分丰厚奢侈。至于其中的金帛等物，可以用来供养军队、救济百姓的，希望陛下爱惜保存，以挽救当今的急迫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