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译张方平又论说：“臣听说，从前帝舜命令后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夏代有东序、西序，商代建立左学、右学，周代则由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法，由乐师治理国学。上至天子、下至诸侯的儿子，都用四术、三行来教育；又对在公族中任职的庶子官，教导他们孝、悌、和睦、友爱、慈爱子女的道理，使他们明白父子的义理、长幼的次序。因此庶子之官得到治理，国家就有伦常，众人也都各有归属。自从秦朝焚灭先王之道，用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说教育子弟，就不再有庠序学校的制度。如今各宫院设置的讲说、教授之官，实际上就是古代师友教育的场所。况且皇室宗枝、帝王后裔，常见尊贵骄纵之事，生长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手里，刚刚出宫就学，正是性情习惯开始形成的时候，朝廷应当谨慎选择德高年长、通晓经术、庄重耿介而性情坚贞、纯厚持重而严守规矩的人，让正直的言论每天传入他们耳中，善道熏陶浸润于他们心中，使他们知道恭敬节俭是美好的名声，严肃敬畏是吉祥的德行；用乐于行善来鼓舞激励他们，告诉他们行善会有荣誉、赏赐和福祥；用趋向邪恶来告诫恐惧他们，告诉他们将有刑罚、罪责、灾祸和败亡。” 善恶的开端，实在取决于师友。如今却让宗室自己请求推荐，便立即授予官职；普通选人任职一年才能改官，甚至有商贩初次做官、轻薄少年之流，大都靠侥幸自我吹荐，把这当作升官的捷径，来充当供人玩弄取笑的材料，这哪里谈得上教诲引导呢？吃惯苦菜的人不知道荠菜的甘美，住在富足之地的人一定会说齐地的话；深青色和浅紫色的布料一经染色就会随之改变，香草和臭草也会因容器不同而混杂。何况人的性情有血气刚柔的不同，又都怀有欲望、厌恶、荒淫逸乐的情感。《尚书》说：‘地位不会约定人骄傲，俸禄不会约定人奢侈。’这就是说，富贵并不与骄傲奢侈相约，但骄奢的势态必然会自行到来。如果不用德义节制他们，不用正道辅助他们，却希望人的欲望不进入邪路、不做邪恶行动，能够遵循礼法，这能办得到吗？周公说：‘小孩子啊，要慎重选择朋友；小孩子啊，要慎重选择朋友。’这是说年幼的孩子应当谨慎选择同谁交友相处。孔子说：‘有三种朋友会使人受损：和行为偏邪的人交友，和表面柔顺而内心不正的人交友，和巧言谄媚的人交友，都会使人受损。’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修建睦亲宫，规模制度周备宏大，前面拱卫皇宫，后面巩固国家根基。汉代建立诸侯王邸第，只是为了让他们到朝廷住宿；唐代修建诸王院第，专门是为了宠爱亲近宗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团结宗族、平均恩泽、等同义理，实在是美善之举。它所设置的各司各局，纲纪体制也已经完备了。”}], 至于教育和劝勉的方法，臣斗胆献上愚见。各院讲说、教授的官员，臣认为应当选用学问精深广博、志向品行端正高尚的人，确定员额，院中开设宽敞的讲堂作为学馆。凡是宫中宗族的子弟，无论尊卑都应入学，并按照年龄次序编排。早晨讲习经书，白天学习文章，由学官分别掌管，再命一名德高望重的近臣总管。对于勤奋学习、恭敬端庄、庄重俭朴、学业技艺特别优秀的人，应当上报皇帝，提升他的官秩俸禄，并加以赏赐，用来表彰他。这样，那些不遵从教令的人，不等到施加刑罚，就会因羞愧而知道奋发自勉了。学生们佩戴冠帽和佩饰，虽然居处在宫门之间，却能洋溢着歌颂之声，仿佛置身于洙水、泗水之上，岂不是很美好吗？所以治理国家要用礼来规范，以德行感化人，这是王道教化的大事。应当使公卿的子弟、州乡学校的士人，无不上面仰慕美德教令，下面修习志业；四方受到风气感化，教育不用严厉督促也能成功。公族子弟都振作有为，像麒麟出现的时代一样；宗族绵延不绝，更加受到祖先根本的庇护，这可以作为德化的征验，也是国家的光荣。英宗治平二年，侍御史赵瞻上奏说：“臣听说，区别嫌疑、明察细微，是礼的根本原则；让皇后与嫡子并列，是办事时深以为戒的事情。商、周两代把庶出的王子安排在外，作为藩屏；汉、魏两代把诸王遣出京城到封国居住，这正是为了尊重太子储君的确定名分，彰明宗室的根本法度，不让偏爱私情和窥伺图谋的念头得以萌发。臣私下看到，三位皇子营建府第的工程已经大备，如今天下荒歉、夏季疫病流行，工程已经足以受到讥议。况且宫中制度和院府名称，居处也不合宜；即使作为人子，天性品行自会崇尚友爱兄弟，国家礼法却贵在显示尊卑差等。若让他们并列居于东宫，恐怕有违古代典制。过去唐太宗让太子李承乾迁出原来的府第，却让魏王李泰居住武德殿，魏征进谏，认为这样太过逼近东宫。太宗立即醒悟，派人把魏王送回外第；然而仅仅因为曾经存有这种想法，最终还是造成了后患。所以争端常常从受到挤压的地方开始，祸患常常由被忽视的地方产生。遍观前代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父亲，大多也不能完全杜绝这种祸乱的根源。只有陛下精心察看、反复思虑，使他们各安其所，再把这件事交给儒臣讨论，让他们从典礼中援引证据，希望朝廷关于僭越的疑虑能够确定下来，同时使骨肉之间孝友悌睦的情意更加深厚。至于宫邸制度过于华丽，就会滋生奢侈之心；役使工匠违背农时，就会招来乖戾之气。因此应当垂念体恤，逐步把这些事情全部停止，实在是天下的幸事。”英宗在位时，殿中侍御史傅尧俞上奏说：“臣听说，用疏远的关系来谋求亲近，忠诚就会被慈爱蒙蔽；依据事情的开端来谋划长远，所说的话就容易近于迂阔。只有把心思推向至公，爱才不能迷惑；借鉴古代而深思远虑，所谓迂阔之言也就有可以察验的地方。这就是臣忘却自身疏远的身份，而从事情开端处作长远考虑的原因。然而说得简略，便难以把道理完全说明；说得深切，又会对事情不便，所以姑且陈述大概，只希望陛下加以思考。臣私下想到，古代先王总揽天下，面对裁断万事，没有一件不周全；但到了父子关系之间，却很少有人能够不留下悔恨。这难道不是因为内心受爱意牵制，而正义不能胜过感情吗？臣看到，皇帝的第二子颢被封为东阳国王，地位同颖王相比只差一阶而已，日常起居、出入往来等方面也颇为相同。虽然出宫建府、封王，完全有旧例可循，而且他天性诚信敦厚，长期受到圣明教诲，兄弟之间友爱和睦，本来就不同于一般臣下，但臣仍担心将来他们年岁都已长大，身边侍从反复制造毁誉，日子一久，或许会出现令人忧虑的事情。凡事有始有终，大概是圣人也认为困难的。陛下学识贯通古今，应当为万世留下法则。臣认为，应当趁颢等人年幼，便预先加以节制；给予颢以下诸人的恩意和礼秩，应当常常与颖王相差很远，使他们之间形成有限隔、不可僭越的态势，这就是社稷无穷的福分。

译从前已经把这件事郑重地告知外廷，臣不敢立即献上愚昧之见，现在才又陈述。”[原文“露者”疑为讹误，句意不明]尧俞又上奏说：“臣听说，回应上天要靠真实，安抚人民要靠德行。因此，上天不一定要等到举行牲玉祭祀的日子才显示警告，人民也不一定要等到获得金钱财物才前来归附。所以从前圣帝明王拥有天下，必定以诚意为根本，推行仁政来感动天地人的心，然后自身享有无穷的福祉，国家也拥有不可动摇的稳固根基。臣实在愚昧卑贱，却冒死进言。只希望陛下宽容臣的妄言狂论，怜悯臣的真诚心意，臣就感到无比幸运了。”恭敬地想，大行皇帝把整个天下交给陛下，回顾、体念他的恩德，哪里有完尽的时候呢？他留给陛下的牵挂，只有几个女儿罢了。如今大行皇帝的梓宫还停放在殡宫，越国公主已经迁居外邸，抚慰存恤的恩典还不够厚重；有关杂乱纷扰之事已经被人听闻。陛下在癸酉年赦书中，对大行皇帝庆赐给公主的驸马李玮，按惯例改任别镇，实在担心议论者会认为这处理得有所不足。臣料想陛下是因为山陵安葬已有日期，来不及顾及这些事情；然而广大深厚的恩泽正在逐渐沾被皇族，这正是臣冒昧狂妄地进献真诚心意的原因。希望陛下体念先帝一向深切的意愿，务必周全地安排照顾，在内竭尽陛下恳切的心意，用恩意加以修饰，使外在的荣宠与天下人殷切仰望的愿望相称。这样，上天一定会降下明察和护佑，即使庆云、景星也不足以比拟陛下的福分；人民一定会悲伤感叹，即使深入肌肤骨髓，也不足以容纳陛下的仁德。臣不是依附下属、欺罔君上的人，不敢替李玮营求，只是举出一端，希望陛下容易察知罢了。乞请不要把臣的奏章拿出示人，只望陛下留心审择。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本月某日，中书省批送到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等人的状奏：臣等恭敬地认为，出于天性的叫作亲情，依据人情而形成的叫作礼。虽然要用义来裁制事务，因时制宜，但亲情必定以恩爱为主，礼也不能忘记它的根本；这是古今不变的常道。恭惟皇帝陛下具有乾卦刚健之德，承离卦光明之象，承受天地神灵的福佑，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即位以来，仁德施行、恩泽普及，九族已经和睦，万国交相欢悦。濮安懿王德行盛大、地位尊隆，应当有尊崇的礼遇。陛下接受先帝的诏命，亲自承继圣明统绪，却把大义置于私恩之前，对此慎重又慎重，不轻易发出决定。臣等有幸忝列宰辅，确实听闻国朝的议论，认为应考察古制、约束礼法，依照时宜而合乎人情，使尊崇的恩典得以施行并扩大仁爱，希望上可以彰明以孝治国，下可以厚植民间风俗。臣等伏请下令有关部门，议定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源县君任氏应共同施行的典礼，详细处理妥当，及时施行。谨具状奏闻，恭候敕旨。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进呈，奉圣旨：等待审议结束。[“防”疑为“旨”或相关程式字的讹写]仁宗皇帝举行大祥祭后，另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次进呈，奉圣旨送交太常礼院，命两制及待制以上官员共同详细议定后上奏。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的宗统责任，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所继承的父亲服丧，其祖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养子；所谓养子，是说都如同亲生儿子一样。又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时，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次斩衰重服。”“为什么不能同时服两次斩衰重服？因为对大宗承担了特别重大的责任，所以要降低对小宗亲属的服制。”又说“为人后者为其兄弟”时，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过继为人后的人要降低对亲生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过继为人后者被称为所后之人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者不能有两个上位者。如果对两边都分施敬爱之心，就不能专一于所承继的一方。因此，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人，有的推尊自己的生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合适，又被后世讥议。臣等不敢把这些作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从旁支入继，大多发生在皇帝驾崩之后；拥立的主意，有时出自母后，有时出自臣下，并不像仁宗皇帝年岁尚未衰老时那样，深深考虑宗庙的重大责任，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交给他。陛下亲自成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光明正大地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亲情和顾念反哺的恩德，但陛下之所以能够背屏端冕、富有四海，使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达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其尊荣达到极致。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源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实在是合宜相称的做法。臣等谨此议定。殿中侍御史范纯仁论奏濮王称亲不当的状文说：“臣听说手诏中的有关条文，称亲的礼仪谨慎遵从皇太后的教训，追尊的典制又哪里容易完全合宜呢？这些已经足以看出陛下守持大义、遵循公理，慎重到了极点。然而称亲的礼仪，实在还没有妥当，众人议论纷纷，臣等不胜叹息愤慨。臣等私下议论，皇太后手书中称亲的意思，大概是采用汉宣帝时的旧事，想在今天施行，于是与中书门下原先提出的尊先帝为皇考的议议，大体相互依从。这不免造成两统、二父的过失，所以议论者喧然，都说皇太后的手书并非慈寿宫的本意，而是提出建议的臣子们彼此迷惑、交相构陷，促成自己的谋划，想掩饰自己的过错，堵住进言者的嘴。臣观察陛下继承大统之初，与汉宣帝的旧事不同。宣帝时，尚且由有关官员上奏，认为为人后者应当作为所后者的儿子；请谨慎看看孝昭皇帝所做的事，从未有过让承继大宗正统的皇帝之母，追称小宗所生的父亲为亲父的事情。这是错乱礼法，丧失了礼制本意。如果要把濮王作为亲父，那么襄国太夫人已经降为妾属，按理本应成为皇太后的母亲，这怎么能妥当呢？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皇帝的诏命而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先帝遗诏广泛告示天下，说陛下为皇子，继承皇帝之位，四夷诸夏没有不共同听闻的。

译如今却又称濮王为亲父，那么先帝临终遗命的诏书就不能实行，陛下继承帝位的道义也不能保持一致。况且皇太后与政府大臣一同接受先帝的顾命托付，这些话仿佛还在耳边；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只因为一两个近臣的谋划，便把这些都忘掉而不顾，使两宫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让四方夷狄疑惑先帝的遗诏，怀疑陛下此举过当，使天下歌颂拥戴的心情转变为忠愤而不正的气氛，难道不可痛惜吗？万一敌国或奸民拿先帝遗诏来责问，执政大臣将用什么话回答呢？既然如此，称亲的礼仪哪里可以轻率采用？臣等获罪待在家中，多次奉诏催促上朝供职，却惶恐不安，不敢接受命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一定要让臣等就职，那么就应当联合上朝廷争辩，以挽救朝廷的过失。即使陛下容纳直言、天下都已听闻，而臣等不能早日觉悟，使明主的罪过更加深重，又怎么还能居于言官之列，参与充当陛下耳目的臣属呢？臣等的心意，至死也不会改变。恭请陛下留心听取采纳，天下就大为幸运了。” 纯仁又请求确定濮安懿王称号的状文说：“臣近来来到京城，听说两制等已经依据典礼议定濮安懿王的称号和封爵，却因为政府中的议论不一致，暂且下令权时停止，朝廷内外的人心仍然疑惑不安。只因陛下此前接受仁宗皇帝的诏命，亲自答应成为仁宗皇帝的儿子，至于升迁官职、封授爵位，也全部采用皇子旧例。问安、侍奉膳食，孝德已经充分彰显；以至继承大统，天下都把陛下视为仁宗的儿子，所以亿万百姓欣然拥戴，没有一句异议，子子孙孙长久享有上天的命运。这与前代出继的君主，事体完全不同，所以对本宗不能再加以特别礼遇。况且濮王本来已有封国，继承子嗣繁盛；如今如果改封为大国，使其世世传袭，夹辅帝室，永远留下美好的声名，那么对于濮王的尊崇不能说不盛大，对于陛下的报答也不能说不深厚。伏望圣慈以至公之心裁断，特地下诏，恭敬依照两制所议施行。这样，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既能堵塞谄媚迎合之言，也能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则。” 纯仁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殿进呈札子，请求依照两制议定濮王封爵和称号的事情，早日下诏施行。后来当面奏陈，也蒙圣意开怀接纳。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天，却没有再降下其他指挥。近来听到传闻，说有臣僚建议要用特殊称号尊崇濮王；朝廷上的议论互相传说，不知是否确有其事。臣早晚思虑，万一有执政大臣制造出这个议论，使陛下的圣意难以决定可否，所以臣不避一再冒犯，必须再次进奏。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采纳，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臣谨按，仁宗皇帝正当康健强盛之年，便立陛下为儿子；皇太后不顾六宫中可能产生的怨恨，竭力赞助先帝抚养保全陛下，这些都是希望陛下继承帝位、承奉宗庙，一心归于大统，报答先帝恩德、继述先帝事业，并流传到无穷后世。陛下自从成为皇子，问安、侍奉膳食，纯孝已经充分彰显。即位以来，孝敬勤勉，始终不懈，天下歌颂欣然拥戴，夷夏都安然服从。只是臣下不明白陛下的心意，所以贸然提出这种议论，实在没有想到，如果再给濮王特殊称号，就会使天下怀疑陛下把怀念、报答亲生父亲看得重，把传承大统看得轻；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兼顾，道理就是如此。上面违背先帝的意旨，中间伤害皇太后的心，下面失去天下人的期望。正当圣明政治焕然一新的时候，怎么可以这样失去天下人的心呢？况且如今的两三位宰执，都是先帝的旧臣；推想他们当初赞助先帝立陛下为皇子时，必定不会赞成今天的议论。只是因为他们有保全自身的打算，所以来不及深入考虑事情的关键，阿附迁就、助成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顾事情实行之后会损害圣明的政业、遭到古今讥议吗？到那时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臣私下见到魏明帝太和三年的诏书，其中事情说得很明白。陛下神圣博学，一定也已经详细阅览过了，足以由此推知先帝和皇太后对陛下的期望。虽然先帝圣德广大，不是魏明帝可以相比的，但在爱护儿子的心情上，必定相差不远。如果陛下认为宗庙之事重大，议论又没有一致，圣心难以独自裁断，那么希望把臣的这篇奏章交给中书门下，命两府大臣以及未曾参与议论的两制臣僚共同议定后上奏。这样自然可以显明公理，判定是非，使天下知道陛下以至公的大义昭示古今，不让邪说和谗论侵扰、紊乱典礼。纯仁又上奏说：“臣近来多次上呈密封奏章，请求早日依照两制所议，加给濮王封爵和典礼，以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至今还没有蒙圣慈开恩准许，大概是因为臣愚昧地认为，两制所议已经合乎至公。如今如果还继续拖延，不仅濮王追尊的典制有所缺失，也恐怕会增长观望、迎合的意图，引导迷惑圣听，损害国家大计。臣不敢远引古义，只拿汉代的事情来说。宣帝因为霍氏拥立，又是昭帝的旁支孙，按昭穆关系本来应当有自己的父亲；尚且因为涉及为人后之议，最终仍被魏相的诏书认为不合。何况陛下亲自成为仁宗皇帝的儿子，事体与宣帝完全不同，难以取法施行，道理也很明白。若因近臣各自提出类似董宏那样不正当的言论，将使圣明的朝廷也遭受汉哀帝的过失，所以臣虽然卑微，难道能不替陛下痛惜吗？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就希望再命两府大臣以及未曾参与两制议论的臣僚共同议定，奏闻后施行；如果认为臣的话荒谬妄言、不值得听取，那么请把臣以前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议罪，重重贬责，也使臣引咎知错，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臣对爱戴君主、情意激切到了极点。”

译神宗熙宁二年，知制诰杨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帝王中最为盛德的，大概没有超过尧的。如今考察《尧典》，其中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近和睦。九族已经和睦，便平等明辨地治理百姓。’九族之外，同姓亲属并不少，但尧所亲近和睦的只说到九族，是因为服丧制度有差别。服丧制度，大概就是礼的具体运用吧？恩情产生于亲情，以无穷的情感施恩，又用有限的礼制加以节制。这是明白亲情不可以没有尽头。亲族以九为尽，是取法阳数的极数；服制以五为尽，是取法五行的成数。然而，服制的等级即使已经到了尽头，和自己同出一源的人，难道忍心把他视同路人吗？因此又制定大宗、小宗的制度来维系宗族。作为大宗，百世不迁；作为小宗，五世以后便迁。周代《大雅》说：‘文王的子孙，本支延续百世。’由此看来，从帝尧以来直到周代，亲近和睦九族的制度大概已经做到极致了。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远远地尊崇自己的祖先？然而仍然以太祖之庙为统绪，使它永不毁弃；外推到六世以上，就撤去庙主而成为祧庙，再撤祧庙而设坛，再撤坛而设墠，最后成为鬼神。” 这也说明亲情不可能没有尽头。臣谨按《春秋》，鲁国桓公、僖公的宗庙发生火灾，孔子在陈国听到后说：“恐怕是桓公、僖公的宗庙吧？”这是因为桓公、僖公的庙本来应当毁去，却没有毁掉，所以天降火灾来警戒他们。臣看到睦亲宅遭受火灾有两次，广亲宅遭受火灾也有两次。在十天或一个月之内，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只是恰好碰上这个时节吗？臣私下按照《春秋》的义理推求，大概是因为两座宅第之中，有些亲属已经出服、亲情关系已经尽了，却没有按照有限的礼制加以裁节，所以天用火灾来警戒他们吧？历考上古，尊崇宗族的人，有的封爵让其到封国居住，有的授予官职任用；后来从唐明皇以后，世代在宫宅中受到尊崇，却不让他们担任政务。因此本朝也依照这种制度。然而本朝初年的制度，凡是因恩荫授官的，大多按照其父祖应任官的数量授予官职。如今则长男出生满一年便授官，其下面的儿子都出生满五年便授官了。旧制只授予班行官，现今却都授予南班官。十年前人数还只有数百，如今已经超过一千人。并且其中子孙众多的，有几房共同住在一室的情况。怎么能不改变这项制度呢？臣希望陛下斟酌古今的适宜做法，限定服纪礼数，广泛采纳众议，裁减荫补子弟的数量，制定他们出仕任官的制度，设立大宗、小宗的法则，以端正宗统。其余支庶亲属中服纪已经尽了的，也一并允许迁居外地，以符合帝尧亲近和睦九族的道理。六年，知太常礼院黄履请求特意按年龄长幼宴请宗室，上奏议论说：“臣听说《常棣》诗说：‘陈列好笾豆，尽情饮酒；兄弟既然齐备，和乐而亲爱。’这是说在安宁的时候，有礼有仪，然后才能不失去亲族的心。《伐木》诗说：‘既有肥美的小羊，便邀请各位父辈。’又说：‘笾豆陈列，饮酒相送；兄弟之间不要疏远。’这是说用礼相待，恩意总是加厚而不减损。《司仪》说：‘天子宴饮诸侯时，按长幼排列。’《中庸》说：‘宴饮时按须发长幼排列座次，就是为了依次序明长幼。’这是说宴请时依年龄排列，孝友悌睦的道理就能通行了。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对宗室，用爵位使他们尊贵，用俸禄使他们富足，用诗书礼乐教育他们，用忠孝仁义成就他们，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亲族相叙的道理。至于与群臣共同分担忧乐，有空闲时饮食宴乐，也未曾不让宗室参与。然而专门按年龄长幼宴请宗室，这件事还没有举行。恭惟陛下在万机之暇，确实举行一次，把它作为太平盛事，也实在是美事。” 元丰元年，知宗正丞赵彦若上奏说：“臣看到，本朝宗室旧有召试出身的法令，到熙宁初年才开始命令宗室子弟出任外官，分担政务，列入有职事的臣僚之中；这实在是天下最公正、最盛大的德政，是祖宗从未有过的。到了陛下，又亲自获得这一制度，加上圣明恩泽涵养培育，宗室英才众多。在这种时候，有关部门却不能宣扬德意、彰明恩恩，提出本职范围内的建议，请求扩大选举，使之符合因时制宜的道理，稍稍帮助陛下勤勉求贤的心意。若只是拘泥常规、抱守旧俗，为了避免眼前过失，便尸位素餐、窃居官位，那又用什么来塞责呢？过去汉代取用人才，不限制亲疏远近；宗正还有郡国每年上报名籍的文书，刘向便凭宗室中的高才得到进见，任待诏。唐代宗正寺每年送进士二十人，与国子监、京兆府相同，李程、李肱都曾名列举人之首。虽然周代以后距离古制已经很久，不能完全拿来说明当世；但取其中稍稍接近古今情势的，或许可以施行。如今宗正寺除侍奉祭祀之外，专门掌管玉牒、宗室属籍，却不参与推荐人才；在圣明时代，臣恐怕自己的本职有所未尽。臣认为应当详细制定条文，使各教官依照国子监外官学的成例制定考试办法；每逢秋季贡举，允许宗室到宗正寺投状参加锁试，另行规定名额，充分表示优待，写入法令，使他们相互竞争、奋发自勉。任用贤能的宗室亲戚，便可以纲纪四方，难道只有《棫朴》诗所歌颂的周王用贤才如此吗？天下所有事情都像秤和衡一样，此处加重，彼处就会减轻。宗室之间自然可以有考核比较，贤能者得到升用，不肖者受到退抑；名额分配本应有所裁减，必定不会使人心怀不满。亲近宗室与任用贤能同时推进，把他们分布在朝廷内外，就能使四海安定如磐石般坚固。至于把愚昧和聪明混杂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只是白白耗费俸禄而没有事情可做，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哲宗元祐元年，左司谏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近来宗室发生大火，火势猛烈并蔓延到广亲宅，宗室人员仓皇颠沛，不知道安身之处，只得寄居佛寺，暴露在庭院廊庑之间，完全没有遮蔽。京城百姓围观，损害了朝廷体面，实在极为不便。臣料想圣恩已经加以存恤安抚，不必等臣来进言；但臣听闻此事后，思虑所及，不敢就此沉默。这确实是陛下应当留意的事情。伏望陛下以睿智仁慈之心，严令有关部门，赶快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尽早使他们安顿下来，以彰明陛下救灾恤难、厚待宗族的仁心，也显示陛下禁止非礼、预防邪乱、爱惜国家大体的用意。” 岩叟又上奏说：“臣前些日子恭敬地听闻圣明的诏令，陛下把旱灾看作灾害，忧劳悲悯之情发自至诚，引咎自责，只怕有所不及。如今臣等讲求政治上的缺失，以回应上天的变异，臣岂敢不竭尽思虑，希望能补救万分之一？只愿陛下察知臣的愚昧而怜悯臣的志向，臣就非常幸运了。”

译帝王的治道，应当把厚待亲族、崇尚仁爱放在首位。臣听说宗室中有二十多家不在赐名授官之列，孤儿遗属共有六十多人，完全没有俸禄粮食，早晚都不能自我维持生活，将有流离失所的忧患。京城士民没有不为他们悲伤的，都说他们虽然已经疏远，终究还是祖宗的后代，国家按体制应当有所处置，不能把他们当作路人一样，看见了却不加怜恤。听说昨天因有人进言，已经送交礼部制定法规，如今将近半年，却还没有把这些孤独困穷的人安置妥当，形势怎么能等待呢？臣认为，这件事如果执政大臣留心，不过数日之间就可以裁定。伏望陛下降下指挥，不要再交礼部，只命执政大臣迅速议定可行办法，早日使宗族支派沾受圣泽，以成就王室的美德。从前，世居如果行为不正，自己招致诛杀断绝，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然而世上的仁人君子，也希望陛下能够施加厚恩、崇尚盛德，臣不忍心不说。按汉景帝二年，吴、楚七国的宗室于是被削除名籍；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又恢复了七国宗室中已经断绝关系者的名籍。历代都把汉武帝这件事看作美德。如今天下都说世居行为恶劣。世居并不像吴、楚七国；汉武帝的仁德也未必能赶得上陛下，却还能恢复七国宗室的名籍，使他们上属于宗室。臣认为，对于因世居而断绝宗属的人，希望陛下也允许恢复其名籍，这样或许可以一旦打开幽闭郁结之情，感召至和之气。臣不胜愚忠。” 三年，起居舍人彭汝砺上奏说：“臣在十二月论及石有邻与宗室议婚一事以后，听闻的情况更加多了，才知道上下对这种做法安于现状已经很久，臣自己也因此疑惑，不敢再继续进言。臣考察宗正司的条制，虽然说袒免亲不得与非士族之家通婚，但却不知道怎样才算士族。又有不得与诸司出职、工商杂类进纳者以及恶逆之家通婚的规定，却只把禁止范围断在缌麻亲以上；这样一来，袒免亲便都可以同工商、进纳者和杂类之家通婚了。既然进纳者被认为没有妨碍，那么即使恶逆之家也可以通婚。臣私下思考，根基深厚，流传就长久；源头遥远，恩泽就深厚，因为它都有自己的来由。天子所亲近的人，向上推至七世而不忘；向下推到较远的支派，也不可以不相称。如今宗室虽然属于袒免亲，但都出自祖宗，并且共同关系到国家体统；却让污秽、卑劣、荒远之人都可以用财货求取婚姻，似乎不是用来为祖宗增光的办法。如今士大夫家族议亲，如果不是看重德望，也还要看门阀；如果对方不是相称的配偶，整个家族都以为羞耻。何况那些君主眼中的豪商大贾，凭借钱财在乡里称雄，如今缴纳三千缗甚至五千缗钱，进入国学任助教、监簿，便窃取士族的名号；又捐出数千缗钱，求取宫廷亲属的身份，竟然得以列入官户，窃取恩宠、损害国家，依仗威势欺凌弱小，难道仅仅是国家的耻辱吗？臣如今请求详细制定袒免亲婚姻的条文规程，只望陛下加以考虑。” 七年，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苏轼上奏说：“臣听说，《诗经》说：‘心怀德行就能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国家的城墙。’宗室中有人才，是国家的光荣，也是社稷的屏卫。周朝盛盛之时，它的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的后代，不是周王的伯叔父，就是他们的子弟。到了两汉，河间王、东平王的德行，刘歆、刘向的文章，天下人都把它们称道传诵。唐代宗室中，武略如李道宗、李孝恭，文章如李白、李贺，不能一两个数尽；凭功名做到宰相的还有九人。自建隆以来，历代皇帝都恪守谦抑，不偏私自己的亲属；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方面，不让宗室子弟参与。即使有文武方面特别的才华，也终身得不到试用。神宗皇帝才真正开始感慨，想让宗室中的英俊之才出仕，与天下共同任用，所以增加设立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的法令。施行二十年来，宗室有人出任朝廷内外的官职，逐渐得到任用，却还没有看到谁卓然显著、声名远播，能够称合先帝的心意。难道是没有人才吗？大概只是朝廷还没有用足以大大振奋人心的办法罢了。臣看到左承议郎令畤，侍奉双亲笃厚孝顺，内在品行纯正完备，广泛学习经史，手不释卷；阅历丰富、通达敏捷，文采秀美，志向气节端正明亮，议论英发，兼具各种才能，没有什么事情不适合他。臣曾见过他所写的文章，笔力高雅劲健，广博贯通诸子百家和史书，实在是宗庙中的瑚琏之器、明堂中的栋梁之材。即使他出生在偏僻遥远的地方，也应当得到提拔任用，何况他近亲托身于皇室，已经得到试用呢？伏望圣慈特意加以考察，召他进入馆阁，培养他的卓越才华，并最终使他成就贤德事业，以此激励宗室、影响全体宗室，向海内展示，不负先帝的心意；不要因为臣地位卑微、言论轻微而废弃臣的请求。” 哲宗时，同知太常礼院刘攽上奏说：“臣看到手诏，要推求太祖皇帝的各位孙辈，把宗属关系接近、辈分尊长的人立为王，以光大太祖皇帝创建的伟大功业。这确实是陛下追念孝敬祖宗、圣恩无穷的表现。把百代帝王从未实行过的事拿来施行，正如传文所说，礼虽然是先王没有做过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然而臣私下看诏旨所作的处置，仍有未能明白之处。恭敬地说，太祖皇帝把国家传给太宗，虽然是兄弟相承，譬如商代及周王朝，大统所在，后来继承帝位的君主都是太祖的子孙。盛大的德行和祭祀，深厚的恩泽流传光大，全都已经在这里了，何必还要另行寻找太祖的孙辈封王？如果这样做，那么祖庙中有功而不毁的尊号、历代圣君继承统绪并大力承袭的美德，反而还不如设置一个封国吗？古代只有列国之君没有后嗣，才有寻找其子孙来继承封国的事情；祖宗的尊崇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况且诸侯不得把天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如今封王，应当让他自立为其封国的祖先，最终不敢向上承继太祖，这一点是明白的。臣认为，陛下想褒扬太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按《春秋左氏传》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都是文王的昭穆后代。’ 文王创建周朝，成为太祖，他的子孙分封的国家最多，后世不敢与之并列。汉明帝也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和先帝的儿子相等？’所以汉世祖的儿子都封为大国，而明帝的儿子所得封国只有他们的一半。既然如此，帝王世代相承，尊崇厚待始祖的儿子，通常一定不同于继承帝位的君主。太祖皇帝的儿子只有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为什么不尊崇这两个封国，让后世世代不降低他们的爵位，像周、汉那样使宗庙祭祀兴盛，并使他们居于王位？这样，太祖巍巍盛大的福庆、陛下孜孜不倦的孝心，就都会美盛显著、光明显扬了。臣以愚昧刚直之见待罪于礼官，知道陛下推崇太祖，圣明的思虑超越群臣所能及；但仍希望考察是否合乎典礼，使其中的大义能够讲明，成为万世法则，所以冒昧进献鄙陋之言。伏望陛下稍加采择，臣惶恐战栗至极。”

译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论奏宗景把妾立为妻，上奏说：“臣听到传闻，有判宗正司的济阳郡王宗景，妻子去世后，立侍姬杨氏为正室。臣私下认为，宗景身为尊贵宗属，职任又是判宗正司，他的一举一动，皇族都要以为取法。如今如果把杨氏立为妻，地位卑下的人就会把她当作尊贵者，年幼的人就会把她当作尊长，这难道只是名分紊乱、不能作为宗室表率的问题吗？就人情而言，也有不安之处。况且宗室嫁娶的条文规定，必须是同一代中有人任官；进纳者、伎术者、工商杂类之家，都不许结亲。杨氏出身卑微，如果立为正室，不知果真不违背上述条文吗？从礼经中求证，考察条法，都不能认为妥当。过去齐桓公不过是诸侯霸主，在葵丘会盟时所订的戒约中，尚且说不得以妾为妻。何况如今明天子在上，礼义法度都由此而出，而宗藩大臣竟然如此行事，传到天下，写入典册，对圣朝难道不会成为牵累吗？伏望陛下降下圣旨交付有关部门，考察寻求礼法依据；如有违背，即请求改正施行，臣就万分幸运了。”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左司谏江公望上言说：“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有了缝隙，万物都可以从中侵入，所以圣人总是在缝隙尚未形成之前就把它堵塞；一旦留下痕迹，所有瑕疵都可以被指摘，所以圣人总是在痕迹尚未显露时就将其消除。万物都可以侵入，亲属就会离散；瑕疵都可以指摘，原本只是疑点的事情就会变成事实。对于万物的道理来说，即使极其疏远的关系尚且如此，何况闺门之内、骨肉之间，难道能不察看吗？臣访察听说，蔡王的指使列况告发邓铎时，说了不顺从的话，渐渐恐怕会牵连到蔡王。开封府已经进行根究查办，臣听到后惊骇得汗流浃背，惊惧悸动而不能自持。哪有在以孝治国的时代、太平的时期，竟容许小人怀着私怨，施展不轨的谋划，离间陛下骨肉亲情的呢？象对于舜，焚烧仓廪、挖井陷害，逆反之心已经很明显；又让舜的两个女儿坐在床上，弹琴诱惑，逆乱的谋划已经形成。舜却未曾把愤怒藏在心中、把怨恨留到后来，最终仍封象于有庳，唯恐不能使他富贵。至于魏文帝，心胸狭窄、猜忌多疑，连陈思王曹植都不能容忍，所以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的话，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难道不想想兄弟关系是上天规定的大伦吗？兄弟有手足相互护卫的亲情，有首尾相互呼应的道义，有埙箎和谐的声音，有兄弟友爱的快乐。所以孔子认为，不传播离间父母兄弟的话就是孝，大概是因为亲情的缝隙不能打开；缝隙一开，言语就可以使亲人离心背叛；疑似的痕迹不能显露，痕迹一旦显露，事情就很难磨灭。痕迹不能消除，缝隙不能堵塞，骨肉亲情就会离散。陛下将凭什么道理治理天下呢？蔡王万一遭受雾露之毒而患病，神考在天之灵难道不知道吗？陛下将来还有什么面目在太庙中见神考呢？《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近和睦。九族已经和睦，便平等明辨地治理百姓。”《诗经》说：“先给妻子作榜样，又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所以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足以感化天下，没有不从亲亲之情开始的。伏望陛下敦厚并勉励实行这一道理。” 怀疑的痕迹不能显露，痕迹显露以后，事情就难以磨灭。陛下得到天下，是天意和人心共同归附的结果。”章惇曾经在帘前持不同意见，已经留下了缝隙的痕迹。蔡王当时并无恶意，年纪还小，也没有通晓祸乱的萌芽，所以安然不以为意。陛下一概加以包容，已经打开的缝隙又重新堵上了，已经显露的痕迹又重新消除了。恩意深厚繁多，从陛下的情意来看，已经没有失去兄弟之间的欢乐。与那些区区不能忘却天下、拿着这件事使自己心胸狭窄的人相比，差别岂止十倍百倍。伏望陛下不要把暧昧无根的言语加在至亲骨肉之间，使陛下留下魏文帝兄弟相煎太急的缝隙，而忘记大舜亲爱兄弟的道理，这难道是治世的美事吗？伏望陛下秘密诏令有关部门，凡是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形成案牍记录。在杖责审讯之下，还有什么供词是求取不到的呢？一旦出现逐渐牵连蔡王的说法，不知陛下将怎样处置？不如略加惩治告发之人，大致显示其嫌疑怨恨的情状，并把他们流放到岭表，以此向天下表明：皇位不是没有人心和天命就能取得的，也不是靠口舌和强力就能争夺的。用这个办法显示天伦亲爱的情感，即使天下也没有人能夺走它，即使善于制造离间言论的人也不能使它离散。倘若把这些话写入案牍，就会留下可供指摘的瑕疵；一旦进入心中，终身都难以忘掉。即使父子之间的痕迹尚且不能磨灭，何况兄弟之间呢？痕迹不能消除，缝隙不能堵塞，骨肉亲情就会离散。陛下将凭什么道理治理天下呢？蔡王万一遭受雾露之毒，神考在天之灵难道不知道吗？陛下将来还有什么面目在太庙中见神考呢？《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近和睦。九族已经和睦，便平等明辨地治理百姓。”《诗经》说：“先给妻子作榜样，又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所以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足以感化天下，没有不从亲亲之情开始的。伏望陛下敦厚并勉励实行这一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宋高宗时，右正言陈渊论述任用宗室子弟，上奏说：「一个平民与人角力，强壮和羸弱不同，强壮者必然获胜。假如让一个羸弱的人抵挡一个强壮的人，那么胜负还未可知；何况羸弱者人数众多呢？所以民间百姓把父子兄弟人数的多寡看作家族强弱。遇到危急困难的时候，难道会没有别人吗？但总不如亲戚可以依靠。这难道只是民间百姓如此吗？即使扩大到天下，也没有不是这样。周武王灭商时，同时受封的同姓宗室有五十三人，异姓诸侯还不包括在内。当时人们不认为这是徇私，后世也不认为这是过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才智都足以超过常人、德业都足以使天下归服吗？这是为了布置枝叶来荫护根本，加强手足来保卫头脸，是不得不这样做。周朝之所以预卜国运可传三十世、享国八百年，原因就在这里。如今远方后裔势力强大，已经与我国成为敌对国家，而我国的亲族衰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如果不设法把他们聚集起来，选拔任用，使他们处在腹心之地，作为我国的援助，强弱形势如此悬殊，又靠什么成功呢？这就是远方后裔轻视中原、容易发动进攻而难以控制的原因。近来敌军骑兵横行侵犯，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往北方，留在东都的外戚亲属也被席卷而去，唯独陛下一人恰好在外地，实在是上天有意留下您来振兴我宋朝。」

译其余宗室分散居住在偏远地区和小国，又都是关系疏远、官秩卑下之人，不在京畿附近，侥幸得以免难的，也已经很少了。我认为应当从旁广泛搜寻、远方访求，让他们各自陈报族谱世系图并上呈朝廷，把他们召回近地，由陛下亲自考察选择。其中亲属关系尊近、官位高、平素声望显著的，可让他们统领一方，或者担任监郡之职；其次的，委任州县掌兵的职务。那些已经出仕却贪污残暴、无才无能的人，暂且仍按旧职；后辈中可以教导成才的，就教育他们，等到学业成就后再任用。这样，几年以后声誉功绩传播开来，将会有像汉代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人出现。敌人听说后，一定会认为中原宗室亲族中贤能者很多，足以自我辅助，自然会畏惧威势而不敢放肆。从前仁祖朝，富弼在枢密府任职，仁祖诏令富弼专门管理北方事务，富弼于是上奏安定边境的十三条防备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论述宗室应当教育并加以任用；他说，之所以要强固王室的宗族根本、使四方夷族归服，是因为敌人看重亲族，多任用近亲，让王室将相治理国事、掌握兵权，以此增强自身力量。而中原从未听说有皇亲能够成为朝廷的屏障，敌人一定会认为王室孤立危弱、没有援助，根本不稳，容易动摇，这确实应当成为敌人窥伺探测的地方。这番话是仁祖时说的。后来在熙宁、元丰年间，才开始实行教育、供养和考试的制度。」英才接连出现，虽然从未得到重用，没有显赫功名震动天下，但也不能说是无人。不幸遭逢盗寇侵扰，往往受到祸害，流离在异国他乡，凋零丧亡几乎殆尽。如今的情况又比仁祖以前更加严重了。然而富弼在仁祖时进言，当时天下安定，战事不用，而且又是在契丹讲和以后，他的献策仍然如此反复恳切；处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他所献的计策又应当怎样呢？这是臣个人浅陋的见解，只希望陛下深思。章谊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宗室子弟正处在这样的艰难时期，对他们的体恤不能不优厚，但约束他们也不能没有法度。如今宗室有官、无官之家，自从渡江以来，分散居住在各州郡，其中寓居越州的尤其多。现在已经达到一千二百多人，而且来的人还没有停止。臣听说他们所属之处没有宗属机构，只能依靠州县供给；所居之处没有房屋，只能与百姓混杂居住。那些放纵而不自爱的人，往往还容纳庶姓，冒领一时的粮饷。亲疏彼此不相知，官府也不敢追问，这恐怕不是陛下敦睦叙亲的本意。如今朝廷宗正的职事，见在太常寺掌管。如果设置一名丞，来统领宗司事务；选择一所官府、寺院或道观，作为宗子居住之地。在宗子中推选一名严明能干、修身清洁的人，来纠正冒充伪造的弊端。然后按时发给他们请给，使他们不再有流落之叹；登记他们的长幼次序，使支派亲疏有所辨别。事情从简办理，不会有大的费用。何况南外、西外两处宗司都没有废止，唯独在京城之下，怎么可以没有统领管理的人？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安排施行。」 知绍兴府张守请求安置供养宗室，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陛下巡幸东南，内外宗室流落在各州县，虽然已有存恤的指挥，但所得请给有时有时没有，许多人失去安身之所，以至于有的寄居旅舍，有的住在市井商铺之间，与平民混杂居住，饮酒赌博、争斗诉讼，不能自我约束，实在令人叹惜怜悯。这大概是因为朝廷对待他们还没有做到尽善。查考两京旧制，原有敦宗院，有房屋供他们居住，有钱粮供给养，有官吏负责检察，宗子各有统属，稍稍能够安居。如今车驾驻跸临安，臣愚昧地请求仿照两京旧制，在两浙东路、西路各暂时设置敦宗院，各自在大郡中寻访寺院或官舍，划拨出来充作院舍。每院差遣一名资历较深、年长有德的宗室，主管宗正司事务；设置一名主管财用的人兼任宗正丞；设置监门官两名。征集各州现今供养宗子的全部钱米，发往财用所，按月支给。如果不愿入院，或者前往别州居住，一律停止发给钱米等物。若合乎圣意，即请求下令有关部门讨论制定条文，详细斟酌后施行。这样不仅能使天潢宗支不至于失所，也能逐渐受到约束，不至于为非作歹，足以仰合陛下敦睦叙亲的心意。臣有幸侍奉帷幄，又暂代近藩长官，亲眼看到其中的利害，不敢缄默不言，只希望陛下裁量取舍。」 宋孝宗淳熙七年，礼部尚书周必大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有些事情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牵涉文书、期限和会集，即使是良法美意，也难免因吏胥舞弊而产生弊端，例如安排宗室使用同名一事就是如此。因为吏员只图谋私利，趁着文书繁多、查取会验不一致，必定会从中作害。拿去年正月台官弹劾大宗正司吏员刘景以及进奏官高忠信索求善溍钱物这件事来看，大概就可以明白了。大体说来，祖宗时期宗室人数少，而且都聚居在宫院之中，自然每人的名号各不相同。自神宗熙宁以来，宗室日益繁衍，于是逐渐允许他们补授外官。到哲宗时，才因宗正寺丞宋景年的请求，规定凡是别祖而无服亲、又不是连名的人，可以使用本字；这是形势所迫，并非有意疏忽。到现在又过去八十多年了，宗支更加繁盛，往往分散居住四方，如果一定要突然改动，确实非常困难。因此淳熙元年，最初下令川、广限期一年，其余各路期限减半；期限届满而没有立名公据的有官宗室，不许参加铨选；无官宗室停止领取请给。到淳熙二年八月，又延长一年；三年六月，又延长半年；四年四月，又延长半年，而且已有以后不再延长的文书。」

译但形势最终无法实行。淳熙五年正月，于是下达不再设置期限的指挥；所谓不许参部，转而变成先行参部；不许赴任，转而变成暂不发放请给。如今又拖延了一年多，仍然如此。就连临安近在皇宫之下，担任通判的善仁、担任转运司干官的也叫善仁，却始终没有改名，何况远方的宗室呢？臣认为，有官宗室的告身、敕牒和印纸，每一件都可以查验；虽然名字偶尔相同，但三代之内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如今舍弃他们平生任官的凭证，却只凭宗正吏一纸公据来处理，轻重差别实在太大。臣又见外路保明请求改名的人，通常列出二三十个字，大宗正司有时认为可以采用，宗正寺却认为不可以；他们的说法只说仍旧重叠，却不肯明说与某王宫中哪一位、哪一人同名。这样一来，即使并不重名，也说成重名，难道容易查明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断：凡宗室参加铨部和赴任的人，不必等候立名公据，暂且依照旧法办理，同时另行移文查取会验。各路已经确定的改名用字，如果不恰当，必须令大宗正司、宗正寺分别明确检查询问，说明是与三祖以下某王宫某人某位同名；不得笼统地说重叠，这样或许可以稍微遏制吏胥舞弊，仰望符合陛下亲睦宗族的本意。」 宋光宗时，蔡戡上奏说：「臣听说周朝拥有天下时，分封诸侯国七十个，其中同姓之国五十三个。文王、昭王、武王、穆王的后代，都成为显赫诸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都是有名的卿士和才干出众的大夫。大的能够制定礼乐，使时世达到太平；小的功勋记在王室，收藏在盟府。周朝预卜国运八百年、传世三十代，确实是有原因的。汉代有朱虚侯的忠诚、河间王的贤能、沛献王的谨慎守节、东平王的喜好善行；唐代有李孝恭击退敌人的功劳、李道宗镇守方面的谋略、李勉和李石的事业、李白与李贺的文章。这样显赫而成为一代豪杰英才的人，无法一一列举。自周以来，汉、唐国运最为长久，难道不是因为取得了周家强固宗族根本的办法才这样吗？到了我朝，根源深厚、流传久远，子孙繁衍盛大，于是建立睦亲宅、广亲宅，把宗室聚集在京师。敦睦叙亲的办法、教育培养的制度，没有不完备周到的。然而不过是给予高爵厚禄来供养他们自身罢了。即使有人怀有才华技艺、卓然不群，也不能得到施展任用，最终还是埋没无闻。熙宁二年，才开始诏令改授外官，允许他们参加科举，所以人人自我奋发，争相发挥所长。百年之间，对外担任监司、守臣，对内担任侍从、卿监的，大概并不少。但也没有听说有杰出者建立事业、建功立业而流传不朽，能够追踪匹配古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宗室出身仕进有三条路：一是进士，二是任子，三是特恩。因特恩补官的，授予右选官职，安排员外之任，所以实际上已经把他们置于不被重用的领域了。任子之法既与庶姓相同，进士科却特意与庶姓不同。大概是因为通过进士取得出身的人，录取过于优厚，而使用又有限制。录取得太优厚，无能者有时会滥竽充数；使用有限制，有才者有时又会被遗漏。朝廷因此优待宗室，固然是理所当然，但搜罗人才仍有所不足。如今宗室与祖宗时期不同。熙宁法令刚实行时，宗室子弟要离开宫禁，亲自从事州县事务，舍弃膏粱生活而学习文墨，其中大概有些人并不愿意。要诱导他们进取，录取就不得不优厚；录取既然优厚，任用就不得不加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地位，也就是适宜的范围。自从衣冠南渡以来，宗室流落异地，刻苦攻读、粗食淡饭，与寒门士人相互竞争，其中勤学作文、砥砺节操品行的，并不是没有人。然而人情容易懈怠，便说：『像这样能够参加科举取得官职，也就足够了。』 所以他们所学的不过如此。即使文章足以代替君王发布诏令，最终也不能进入翰林词臣之地；即使才学足以裁断国家大事，最终也不能踏入政途，只能怀有自我放弃的心情，其中实在存在着必然使人被弃置的道理。臣私下认为，祖宗形成的法制和宗室所受的特殊恩典，固然不可改变，不如另设两科并行。愿意与庶姓混合考试的，允许自行陈述，在漕司参加试赋，便遵照任子之例；春季在礼部贡院考试，则采用庶姓的办法。考选合格的，优先任用为师儒之职；录取既然与庶姓相同，任用便不应与进士有所不同。有能使国家文采昌盛的文章，就让他担任台阁之职；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就让他接受朝廷的选用。不必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地位，如此或许真正贤能的人才不至于被弃置，中等资质的常人也不失去仕进之路。这岂只是亲爱宗室、任用贤能之道一举两得？也正是成周强固宗族根本、尊崇屏障辅弼的意旨。宋理宗时，兵部侍郎曹彦约上密封奏事说：『陛下谨慎地早晚问安，以侍奉长乐宫；开设王社，以笃厚天伦亲情。这样的孝友行为，应该足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然而兄弟至亲，仍然被狂妄小人所误；道路上的异说，仍然沿袭着尺布不缝的谣言。臣认为，遵守法令，是臣子的职责；施加恩惠，是君主的权柄。汉代淮南王想要危害国家，张苍、冯敬等人请求依法论处。汉文帝既赦免了他的罪过，又废黜并迁徙淮南王；淮南王不幸死去后，文帝仍把他的两个儿子封在原来的封地，这是前代事情的明确证明，也是本朝太宗皇帝已经实行过的办法。如今如果遵循文帝因亲情而宽宥的义理，效法太宗使断绝的宗支得以延续的意旨，明确表示爱什么、憎什么，使人找不到可以指责的空隙，那么即使不能立即停止诽谤，诽谤也会平息了。』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访察听闻，宗室所生的母亲，按照礼法不能附葬。凡是去世的，暂时停柩在寺院，有的远至十多年，近的也有五七年。她们的儿子即使享有高位厚禄，只因没有归葬附葬的制度，往往最终忘却亲母，不为她们举行安葬。这样一来，母子之间的恩义就衰薄了，朝廷的风俗教化也受到损害。礼是因情而制定的，法是依据礼而形成的。母亲养育子女、辛勤劳苦，按理应当报答恩德；尊卑轻重，也应当根据事情酌情处理。伏望圣上慈悲，特诏有关部门详细议论，允许附葬。其制度务必按照身份等级有所减杀，以辨明嫡庶的区别。这样，幽冥与阳世之间都能各得安宁，孝道治理的风气也能得到更广泛的劝勉。」

译元太宗将要即位时，宗亲都来参加会议，但事情仍未决定。当时睿宗是太宗的亲弟弟，所以左右司员外郎耶律楚材对睿宗说：「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应当早日决定。」睿宗说：「事情还没有办妥，另选一个日子可以吗？」楚材说：「过了今天就没有吉日了。」于是决定举行即位仪式和礼制，便告诉亲王察哈台说：「大王虽然是兄长，但身份是臣子，按礼应当下拜。」察哈台一拜，其他人便没有谁敢不拜。察哈台深以为然。到即位时，察哈台率领皇族和群臣在帐下拜贺。退下后，察哈台抚慰耶律楚材说：「真是社稷之臣啊！」本朝尊长亲属向君主行拜礼的制度，从此开始。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密封奏书说：「臣听说，不是上等圣人，就必须依靠学习才能知晓道理；已经处在极尊贵的地位，也必须用美好的名声来增益自己。学习，是达到规范准则的极致。就像住在庄岳之间，容易受到齐地语言的影响；又像在丘陵之上招手，凝神远望便能看得很远。所以兖公接近圣道，是因为听到教诲便不懈怠；秦伯违背贤士，只能后来悔恨不已。名声，是荣耀自身的极致。即使齐地的丝绢、蜀地的锦缎，也不足以比拟它的华美；即使芝兰和玉树，也不足以与它的芬芳相等。因此巢父、许由本是箕山、颍水一带的卑微之人，却能声誉传播天下；曹操、司马懿身为汉魏宰相，即使放纵小人，也仍然令人憎恶。由此可知，水流不停，可以汇入大海；平素积累善行很多，远胜于处在尊荣的官职。孔子说：『学习并且时时温习，不也是快乐的吗？』又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宗室贵人有幸生在圣明时代，有喜欢学习而不知厌倦的，也有轻视学习而不喜爱的。臣本来知道尧舜以仁德率领天下，连偏远地区尚且会跟从，何况金枝玉叶，亲耳听到圣上的声音，身处鳯阁龙楼，近受太平教化，只要仰慕风范、接受教诲，就会像美玉一样得到琢磨。只是宗族所能做的不过是尊崇亲族，不能像师友那样帮助成就德业。如今国家既设置宗正府，又设置国子学，大概是想申明国家法纪，以公灭私；崇尚德化，以文德修饰质朴本性。然而宗室很少专心于学业，有的一个月诵读、整年闲散，有的春天聚集、秋天离散，把驰马试剑当作最大的快乐，把拉弓射鸿雁当作平常之事。晒一天、冻十天，不能有所生长；雨露滋润它，斧斤又砍伐它，也没有能够萌发的。臣只是惋惜他们已经显贵，却不羡慕美名，这实在是太糊涂了。况且宗室中的尊贵家族，与寒门并非同样情形；想要仰慕贤圣，有容易的地方，也有困难的地方。从居处改变气质、奉养改变体质来看，似乎有时确实困难；从贫穷而不怨恨、富贵而不骄傲来看，富贵者实际上更容易做到。这是因为他们专心于道义，不必忧虑饥寒困窘，所走的路还没有寒门士人的一半，却能获得无穷声誉。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仞高山，起于一筐土。』意思在于只要反复去做、熟练掌握罢了。考察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以太仓的精米为食，以御局织造的绫锦为衣，费用由左库的钱财供给，劳役由下民的力量承担，夏天不知道暑热，冬天不知道寒冷，不知道农耕收获的艰难，不听闻平民百姓的劳苦；只需颐指气使，左右便争相顺从，呵斥怒喝，仿佛鬼神也会惊惧；把公侯的爵位看得很轻，如同微尘，俯视那些有重望的贤人，都认为出在自己之下。」 有酒多得像渑水，有肉堆得像山陵；眼睛看姬妾美色已经厌倦，耳朵听丝竹之声已经喧闹不堪，真如兜率天的天人、蓬莱山的仙子一样，身处尊贵却不知道自己尊贵，显露骄傲却察觉不到自己的骄傲。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很少有不被这种环境改变本性的。如果恩泽像河水滋润九里、惠及三族，而圣上亲身居于万乘至尊之位，宗族外戚全都处在极其荣耀的地位，让他们镇守藩镇，让他们守卫边疆，假如发生一点过失，或者触犯国家法典，陛下将怎么办呢？把他们交付法律，就会伤害恩情；宽免他们的罪过，又会废弃法令。所以不如趁他们年幼时，就用严格的老师教导他们。等到他们还没有犯错时，克制亲情而让他们学习，这样才可以恢复他们本来的性情，使上天把荣誉美名垂留给后世。不求名而名声自然随之而来，这是上等；知道美名可贵，学习以求取美名，这是次等；以次等的目标劝导他们，最终达到上等境界，是古今通行的道理。伏望陛下用学问引导宗室，用荣誉美名激励宗室，严格要求宗室的老师，尊重宗室的朋友，希望使贵人的志向都怀有仰慕圣贤的明悟，不要让博士之流徒然制造出在公之类的虚名。若能这样，东平王最为快乐的美名，就可以在今天发扬光大；河间王的道术，也不能独自专美了。赵天麟又上密封奏书说：「臣听说，圣明神武的君主掌握天命，以天下为公作为心意。宗室顺应时势，畏惧常法而守正。大国安定，小国顺服；近处归顺，远方来朝。这不只是希望臣下诚心服从，也是守护国家的常理。因此设置爵禄，是用来加给贤能之人，并不只是施及亲族以荣耀他们；设立刑罚，是用来施加于有罪之人，不可以因为是亲族便徇私释放。过去舜诛杀四凶，却把象封在有庳国，天下不认为他偏私结党，是因为四凶的祸害已经危及天下，而象从未危害天下；所以憎恶坏人的心和爱护弟弟的道理，两方面都得到实现而没有失误。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却在兄弟宴饮时歌唱《常棣》，天下不认为这损害他的德行，是因为管叔、蔡叔虽然是亲人，却图谋危害社稷，而宗族中的其他人无不遵行正道；所以忧公之理与乐私之情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正因为如此，赏罚分明，命令才能推行；命令推行，事情才能治理；事情治理，百姓才能安定；百姓安定，国家才能安定；国家安定，宗室也才能得到安宁。如今国家内部宗族像星辰一样分布，外部外戚像云一样分散，都得到食邑却不参与大权，都仰赖皇帝的谋略而各自安守本分，这是汉、唐以来所未有的局面。只是防范约束他们的办法仍然欠缺。」

译宗正府中已经具备了相应人员，只是还没有申明对他们应当适用的法宪轻重。若从轻处理，似乎会亏损大公正直的治国谋略；若依照常规伦理处理，又会失去议亲之道。先前如果不为此制定法律，又凭什么执行呢？臣认为，人的出生，都是头顶苍天、脚踏大地，呼吸阴阳之气；除去智者愚者本性不可改变这一点，中等资质上下的人，大体都相似。处在富贵盛大地位的人，自然有昂扬高傲的气势；处在贫贱困苦中的人，都怀有谦逊恭敬的心志。难道他们的本性果真不同吗？不是，是所处环境使他们如此。何况凭借天潢宗室的血统，挟持宫阙贵人的尊势，跻身云霄之间，名列桂籍之中；假如他们与卑职下层的官员、穷困里巷的百姓，在细小冲突或应接交往之间偶然发生触犯，对方难以与之抗衡，只有受苦，甚至只有死亡。下民的哀怨上达于天，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这些事情并不是国家纵容他们，只是宗室倚仗尊贵身份才会如此。一旦天听偶然听到这些事，就会认为他们触犯纲纪、扰乱常法而加以重罚；有的流放远方，有的贬去承担繁重劳役，这岂不是会损害亲亲之恩吗？所以，与其等到他们犯罪后再施刑，不如事先禁止他们犯罪更好；与其用重罚来禁止，不如申明典章法宪，断绝他们侥幸免罪的念头，使他们保全德行，这才更好。如今贵族向上畏惧天威，各自遵循法度，不敢妄行，臣只是担心倘若发生这种事情，就会亵渎皇上的圣明，所以才这样说。汉光武帝时，董宣任洛阳县令，湖阳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人，便藏匿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获。后来公主出行，让这个奴仆陪乘，董宣呵斥奴仆下车，随即格杀了他。公主回宫向皇帝诉说，皇帝反而赐给董宣钱三十万。难道光武帝不知道公主尊贵、董宣卑贱而仍这样处理吗？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天下大局。伏望陛下大放如日的光明，郑重颁出诏令：凡宗室府中设置的官员，应选宗族中有德望的人担任；如果实在不得已，就选拔朝廷内外的贤能之士充任，不应只拘限在宗族内部来凑足员额。凡在京城的贵戚，有罪便由宗正府审理，自有常规法典。凡在外地的贵戚，有罪便由郡县把文书送达宗正府，再由宗正府派官审理。凡贵戚犯罪，依据《周礼》八议之法，与庶人相比可以酌情减免若干等，但应制定条例向天下明确公布。凡贵戚犯罪，不应让士卒、徒役、杂役之人辱骂他们。凡诸王、公主投下的人户，都属于庶人一类，自有通常制度，交给当地治理百姓的官员审理即可。如果再采纳臣先前所说的教育宗室的主张，那么教化推行之后人们就会知晓道理，礼法明确之后就会畏惧犯罪，长久保持清明太平。元顺帝时，已经毁去文宗的庙主，削去文宗皇后皇太后的称号，将她迁往东安州。而皇弟雅克特古斯是文宗的儿子，又把他流放到高丽。监察御史崔敬上疏说：「文皇帝有谋反不轨的过失，已经撤去他的庙祀；叔母有导致祸乱的罪过，也已经削去她尊贵的名号。孝道和正名之义，都已经做到这样就足够了。只是想到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纪还小，却遭受这种流离迁徙，天理人情都令人不忍。明皇帝去世升天之日，太子还在襁褓之中，尚且没有知觉，按义理应当加以怜悯。况且武宗看待明、文二帝，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陛下与太子都是嫡亲孙子。以武皇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他们都是子孙，本来没有亲疏之别；以陛下自己的心作为标准，就难免产生彼此之分。臣请用世俗的道理来说明：普通人有百金家产，尚且设置义田，对宗族中困苦窘迫的人进行教育供养，不使他们失去安身之所。何况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像养育子女一样对待天下百姓，更应当使每一男一女都能各得其所。如今却把同胞之人置于不顾，恰好足以让边邦讥笑，使外国受到羞辱。况且蛮夷的心意不可测度，倘若发生其他变故，关系非同小可。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臣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赎太子的罪，希望陛下派遣近臣迎回太后、太子，以保全母子之情，尽到骨肉之义。这样天意回转，人心喜悦，宗庙社稷就大为幸甚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撰 经国 晋侯向虞国借道来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一定会跟着灭亡。晋国不可使它有可乘之机，敌寇不可轻视。一次已经太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俗话所说的『车辅相依，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说的就是虞、虢两国。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加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大王的昭系后代。太伯不肯服从，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系后代。他们曾任文王的卿士，功勋记在王室，收藏于盟府。晋国将要灭掉虢国，又怎么会爱惜虞国呢？况且虞国能够比晋国亲近于桓叔、庄伯吗？晋国连桓叔、庄伯的宗族都加以残害，他们有什么罪过却被杀戮？难道不只是因为他们逼近君位吗？亲族凭借宠势逼近君位，晋国尚且加害他们，何况是一个国家呢？』虞公说：『我的祭祀丰盛而洁净，神明一定会依附我。』宫之奇回答说：『臣听说，鬼神并不专门亲近哪一个人，只依靠有德之人。所以《周书》说：『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者。』又说：『黍稷并不以香为贵，明德才是真正的芳香。』又说：『百姓不会更换祭品，关键在于有德。』如此看来，如果没有德，百姓就不会和睦，神明也不会享用祭祀。神明所凭依的，将在于德行。假如晋国夺取虞国，以明德进献芳香，神明难道会吐弃它吗？』 秦国发生饥荒，派人向晋国请求买粮。晋国人不答应。庆郑说：「背弃他人的施予而没有亲和，幸灾乐祸而不仁，贪图吝惜而不祥，触怒邻国而不义，四种德行全都丧失了，还凭什么守卫国家？」虢射说：「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呢？」庆郑说：「我们背弃信义、背叛邻国，祸患来了谁会救济我们？没有信用，祸患就会发生；失去援助，就一定灭亡。这些道理本来就是如此。」虢射说：「既不能减少怨恨，反而增加敌寇的实力，不如不给。」庆郑说：「背弃施予、幸灾乐祸，是百姓所抛弃的行为。对邻近之国尚且会因此结仇，何况是怨恨我们的敌国呢？」晋国仍不听。庆郑退下后说：「国君一定会后悔这件事。」 魏王因为秦国救援魏国的缘故，想要亲近秦国并攻打韩国，以求取原来的土地。公子无忌对魏王说：「秦国与戎狄风俗相同，怀有虎狼般的心肠，贪婪暴戾、喜好利益，没有信用，也不懂礼义道德。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亲戚兄弟，像禽兽一样。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并不是因为秦国施恩深厚、积累德行。所以太后是秦王的母亲，却因忧愁而死；穰侯是秦王的舅父，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最终却被驱逐；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两次被夺去封国。秦国对亲戚尚且如此，何况对仇敌之国呢？如今大王要和秦国共同攻打韩国，反而更加接近秦国带来的祸患，臣实在疑惑。但大王若不知道这些，就是不明智；群臣没有把这些告诉您，就是不忠。如今韩国由一个女子扶持一个软弱的君主，内部有大乱，外交又依靠强秦；魏国出兵，大王认为韩国不会灭亡吗？韩国灭亡后，秦国占有郑地，与大梁相邻，大王认为魏国能安宁吗？大王想取得故地，现在却背负与强秦结亲近的祸患，大王认为这是有利的吗？秦国不是一个安分无事的国家。韩国灭亡以后，秦国一定会另找事端；另找事端，一定会选择容易而有利的目标；选择容易而有利的目标，就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了。为什么呢？翻越山岭、渡过河流，隔断韩国的上党去攻打强赵，这是重演阏与之战，秦国一定不会这样做。如果取道河内，背靠邺城、朝歌，截断漳水、沁水，在邯郸郊外与赵军决战，这是知伯遭祸的旧事，秦国也不敢这样攻打楚国。如果取道经过山谷，行军三千里去攻打险要关塞【楚国的险要关塞】，所走路程很远，所攻取之处很难，秦国也不会这样做。如果取道河外，背靠大梁，左边经过蔡、召陵，与楚军在陈地郊外决战，秦国也不敢这样做。所以说，秦国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也不会攻打卫国和齐国。韩国灭亡以后，秦兵出动之日，魏国没有不被攻打的。秦国本来已经占有怀、茅、邢丘、城垝津，足以逼近河内，河内的共、汲两地一定危险。秦国有郑地，取得垣雍后，可以决开荥泽的水灌入大梁，大梁一定灭亡。大王的使者经过时，在秦国面前诋毁安陵氏，秦国想诛杀安陵氏已经很久了。秦国的叶阳、昆阳与舞阳相邻，如果听信使者对安陵氏的诋毁，就会跟随安陵氏一同灭亡；秦军绕到舞阳北面向东，逼近许地南面，魏国一定危险。即使国家没有直接受害，憎恨韩国而不爱安陵氏还可以说得通；但担忧秦国而不爱惜南方国土，就说不通了。从前秦国在河西晋国故地，距离大梁千里，有河山可以防御，有周、韩两国从中隔开；从林乡出兵直到今天，秦国七次攻打魏国，五次进入魏国腹地，边境城池全被攻下，文台坍塌，垂都被焚烧，林木被砍伐，麋鹿被捕尽，国家接着又被围困；秦军还长驱直入大梁以北，向东到达陶、卫两国郊外，向北到达平监，魏国被秦夺去的土地，遍及山南山北、河外河内的大县。」 被夺去的有数十座名城、数百处城邑。秦国当时还在河西，晋国故地距离大梁千里，魏国尚且遭受这样的祸患。何况如果让秦国灭掉韩国，拥有郑地，又没有河山作为屏障，没有周、韩两国从中阻隔，距离大梁只有百里，祸患必然由此而来。从前合纵之策没有成功，是因为楚、魏互相猜疑，而韩国也无法得到。如今韩国已经遭受战争三年，秦国用假意讲和来扰乱它、诱使它灭亡，韩国不肯听从，便把人质送到赵国，请求与天下诸侯像雁群一样排列，共同停兵对秦。楚、赵一定会集合军队，都知道秦国的欲望没有穷尽；如果不把天下各国全部灭亡、使海内臣服，秦国一定不会罢休。因此臣愿意为大王实行合纵，请大王赶快接受楚、赵的盟约。赵国挟持韩国的人质来保存韩国并索求故地，韩国一定会献出故地。这样士民不劳苦就可以得到故地，其功劳超过与秦国共同攻打韩国，而且又避免了与强秦相邻的祸患。保存韩国、安定赵国而使天下获利，这也是大王顺应天时的机会已经到来。韩国的上党在共宁一带，假如让韩国通过安成出入并输纳赋税，就是魏国以韩国的上党作为重要人质。如今凭借这些赋税足以使魏国富强，韩国一定感激魏国、爱戴魏国、看重魏国、畏惧魏国，韩国一定不敢反叛魏国。这样韩国就成了魏国的县，魏国得到韩国作为属县，卫国以及大梁以外的地区就会安全。如今如果不保存韩国，东周、西周、安陵一定危险；楚、赵会遭受惨败，卫、齐十分畏惧，天下诸侯都向西奔向秦国，秦国使魏国入朝称臣，不会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