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

译仁宗时，宋庠上奏说：圣诏说：‘太平日久，入仕进身的门路太多，人员浮滥，政事冗滥，官员多而缺额少，因而助长奔走竞争，耗费仓廪俸禄。’臣等听说，要使影子端正，必先端正它的表；要使水流清洁，必先澄清源头。这虽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却是治理之道的要领。朝廷设置官职、选取士人，本来有成规：三年开一次科举考场，九品官员全都由铨选授予。其余通过资序奏荐入仕、由流外出身的人，有的依托权臣，称为门客；有的因缘酬奖，不经过多年劳绩，攀援成例承受恩典，以虚假名目求取宠幸。人员浮滥、政事冗滥，确实有其来由。臣等认为，科举取士是政事的表面，补授官吏是官员冗滥的根源。近年举人殿试，有所谓老榜的名目，只论参加科举的次数，不取其才艺能力。脱去布衣虽然受到朝廷恩典，但参加铨选时已经年老，即使分授职任，也完全不懂廉耻分寸。臣等希望今后的科场废止这一条。又每年百司书吏出任官职的很多，群臣子弟增加年资以取得俸禄，官员多而缺额少，实在是不得已。如今审官院、流内铨按例允许资序已成就的人立即除授替任，虽然暂时对守候缺额者有利，却使罢任赴选的人更多；如果一味苟且因循，就不能把人才全部选拔出来。以上三件事，希望分别交给有关部门，认真详细议论，再交由中书、门下裁量酌定后上报。这样施行，似乎可以成为长久之制。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说：臣谨按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都设置三公，建立六卿。太公、周公、召公，是周代的三公，以论道理、经邦国为职责，担任师傅。又有天官冢宰掌管国家政务，地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春官宗伯掌管国家礼制，夏官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秋官司寇掌管国家刑禁，冬官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工程，这就是周代的六卿。各自统率所属官员，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大事；大事听从长官，小事则可以专门上达；三公又兼任六卿的职务，以取得职位的尊重。周代实行这一制度，王道大为兴盛，国祚绵延长久，达到八百年。我国拥有周代那样广大的天下，虽然不能实行周代的制度，也应当加以约束、扩充，用来治理天下，这样就可以预卜长久的事业了。如今中书省就是天官冢宰的职任，枢密院就是古代夏官司马的职任；地官、春官、秋官、冬官的职务，分别散在各个有关部门，都没有六卿的正职，也没有三公兼领的权重。两府之间只是拟定差除，多按资序办理；评论赏罚，也只是各自遵守条例。上不能专任三公论道的职责，下不能专任六卿辅佐君王的事业，即使众多政务不修，天下不能得到治理，罪责将归于谁呢？臣请求朝廷在各项官职中选择事务最重要的，命辅臣兼领其纲要，体现周代三公的制度；下兼六卿之职，效法周代六卿，各自统率所属官员，以辅佐治理国家。唐贞元年间，诏令宰相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崔造判户部、工部；又曾命宰相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就是宰相向下兼管有关职务，以提高事务重要性的做法。对于不能修治、办好事务的人，朝廷就可以据此责罚他们。辅臣承担责任，那么各项政务的弊病可以挽救，天下的治理也可以期待。惟愿陛下裁择。一是审官院，这是京朝官集中的机构，本来应当区别善恶，黜退昏暗无能者，升用贤能者，使贤者知道受到劝勉。每年年终，登记这一年升黜的数目：因哪一等功劳而升迁的有多少人，因哪一等罪过而退黜的有多少人，各自分类，列成名目进呈。一是吏部流内铨，听说它的诏令程式相当烦琐。权势之人与孤寒之士，便利优厚之地与偏远艰苦之地，都应当公平对待，怀有恻隐之心才符合至公。何况这里聚集了各类人才，依靠铨品来授官，也是天官冢宰的职任。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每到年终，登记这一年升黜的情况：因哪一等功劳而升迁的有多少人，因哪一等罪过而退黜的有多少人，各自分类，列成名目进呈。一是国子监以及各道、各郡的学校，聚集天下士人，讲论《诗》《书》，学习礼乐，培养贤能俊才，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这是地官司徒的职任。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总管天下郡学。每逢科场开考之日，如果有德行、文学受到乡里推重的人，不论是否应举，都允许由郡学士人共同举荐其品行善状，送到所属部门荐举。各地官员再加以审察衡量，对名实相符的人保举明白上奏，应当考虑另行派遣使者敦促礼聘，以此劝勉天下士人。一是三司，这是掌管天下钱谷的机构。如今财用困窘，经费艰难，刻剥已经很深，百姓更加困苦，应当疏通财利来源，以挽救天下的弊病，这就是地官司徒的政务。臣请求命辅臣兼任三司判官，这是当前的急务。每到年终，登记减省冗费的数目、增加财利收入的数目、免除或放宽困穷百姓负担的数目，列成名目进呈。一是司农寺，掌管天下常平仓。本来是想在灾荒年用它救济百姓，如今各地逐渐松弛怠慢，不把它当作急务，仓廪渐渐空虚，灾害发生时没有准备，百姓的性命将被弃置在沟壑之中。又有劝农的政务，新近颁布诏令，天下官员劝课农桑的劳绩，也都应交由本寺考核上报。这也是地官司徒的政务。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每年年终，把各道常平仓增减的数目，以及亲民官劝课农桑成绩优异者的功状，列成名目进呈。一是太常礼院，采用历代礼制，有时不谨守典章法度，随时敷衍应付，纲纪逐渐败坏，制度日益毁坏。太常寺采用历代音乐，有时八音失去次序，对重大祭祀怠慢，那么神灵就不会享用祭品，灾祸刑罚也可能由此招来。这是春官宗伯的职任，是朝廷所重视的。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到年终时详细列出礼乐有所损益之处，或制度废坠而有所修举之处，汇成统一条目进呈。一是三班院，使臣有数千人，品流十分混杂，难以区别；磨勘和差遣之日，便有荣辱升沉。臣请求命辅臣兼判三班院的常选事务：有的人可以任用于边疆，有的人可以委任管理钱谷，有的人可以交付治理百姓，有的人可以任职讨伐盗寇。到年终时，把所选用的人数列成名目进呈。一是殿前、马军、步军三司，总管各军，体制最为重大。轮流戍守边远地区，关键在于公平均衡；选拔提升有才干勇力的人，贵在精审恰当。至于作战阵法、号令要领，也都必须熟练学习。这是夏官司马的政务。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每到年终，把将校选拔提升的数目、军队训练学习的成效列成名目进呈。一是审刑院、大理寺评议天下法律，人的生死荣辱都系于笔下；如果祸及无辜，怨气就会震动天地。二帝三王都尽心于此道，这就是秋官司寇的政务。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每到年终，把天下判决案件中大辟、流罪因特别恩典而减免释放的情况，以及法寺辨明判决出入的数目，全部列出进呈。

译一是刑部，专门详细复核天下已经判决的文书案件；凡天下申诉冤屈的奏状，也都交给刑部辨明。这也是秋官司寇的政务。如今刑部官属少而力量弱，与审刑院、大理寺的势力不相匹敌，哪里敢全部驳正？所以沉冤的人，十人中没有一人能够昭雪。臣请求命辅臣兼任判官，到年终时，列出天下已判案件在详复过程中发生的差错和失职之事，以及辨明昭雪、使蒙受冤屈者得到平反的人数，进呈。以上请求，伏望圣慈分别委任辅臣兼判前述各项职司。凡创置新规、改变以前弊病、官吏黜陟、刑法轻重等有利害关系的事情，都令兼判的辅臣决定取舍。涉及大体制的，另行具奏，令中书、枢密院再共同议论，然后奏请皇帝裁决。各部门的日常事务，则仍由主管判官照旧兼理。仲淹又上奏说：臣谨按唐朝初年的制度，内设十六卫，以聚集武臣；外设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所，以屯驻士卒。让士卒三时务农，一时习武。无事时武臣留在内地，供奉宿卫；有事时武臣驻在外地，统率军队。从武德到开元一百三十年，天下府兵没有发生叛乱。到了开元末年，依仗安定而忘记危险，于是废除府兵，天下终于大乱。后来军队都由市井之徒组成，骄纵傲慢、怨恨叛乱，最终败坏了唐室。国家如今在河北点得义勇乡兵二十万人，也如同唐代拥有府兵一样。然而所设置的官属和选点法制，却与唐代不相同。而且各地任用的官员不合适，不能用恩惠安抚，也不能用威势制服。我担心一旦仓促有事，就不能为国家所用。既然教他们弓箭，又驾驭失当，那么制造寇乱的条件已经预先形成了。如今河北各州县辖区内各自管理义勇兵，其中长吏有的才能足以驾驭众人，有的智慧足以防备变乱，有的威望足以慑服众望，这样的人有多少呢？臣推想，按察使奏请黜退的，不过是年老昏昧、贪婪卑鄙的人；保留的，不过是勤谨畏惧的人。至于能够驾驭众人、防止变乱、恩威使用得当的人，一定还不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百三十年〕 由此看来，陛下在河北的二十万军众，还没有统领，因而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如今北方敌人正强盛，河朔千里没有陕西那样的关山险阻，而且官军人数很少，难以抵挡强敌。如果再增加设置官军，财力已经困乏，也没有办法供应。这样陛下将怎么办？安定局势的办法不能不考虑。难道竟然因为更换一百几十名官吏困难，就不把统率二十万军队看作重要的事情吗？然而国家恐怕引起北方敌人的疑心，必定不愿大量增加军队。臣请求暂且选用各地州县长吏，必须命一二名有才能的臣子专门前往河北，与转运使、安抚使一同施行按察。各地知州、知县、县令中，凡才能智慧不足、不能统领治理军众的，即使没有罪过，也应分别列名上奏。临近资序已成者，派人承接替代；尚未临近资序已成者，调往其他路的州县。再把各地举荐上来的知州、知县、县令中有才干的人选出来，先派往河北补任，并授给他们训练军队的要领。知州另行授予宣命，专门管理义勇兵甲事务；知县一律兼带都监、监押。县令中有愿意改换班行、充任知县兼监押的，也听凭其意愿。还请从武臣中选拔可以担任知县的人前往。这样就能得到较多合适的人，必定能够统率和训练军队，使行军布阵有秩序、金鼓号令有节度、赏罚有约束，缓急调遣都能统一；这样既可以作战，也可以防守，不会耽误大事。再加上良吏安抚驾驭，恩威使用得当，即使发生饥荒，也不会形成寇乱。河东路也请随后依照这个办法施行。这是国家的大计，不是臣敢于轻率谈论的。当时张方平上奏论述说：臣听说，周代制度规定，大国设置三卿，由天子任命；从大夫、群士以下，都由本国国君任命。王室卿士的属官，也各自选择任用。所以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时说：‘谨慎地选拔你的属官，一定要选择吉善之士。’汉代的藩国，朝廷只负责派遣傅、相；其中尉、秩禄千石以下的官员，可以由藩国自行设置。三府各自选择属吏，州郡的从事、各曹众职，也都由刺史、太守任用。魏晋开始建立九品官人法，中正官在地方核察人才，吏部在中央铨选授官，同时辟署制度仍然实行而没有废止。隋朝开皇年间，内外各级官员，无论大小，全都归选曹铨选，不再有地方自行补授。唐代参杂采用古代制度，逐渐恢复这种做法；采访、节度、廉察等官的属官，判官以下都由长官自行延请。已经署任的，随后才上报朝廷；尚未得到答复的称为摄任，已经接受王命的就与正任相同。肃宗、代宗以后，地方长官权力加重，有的自行任命属郡刺史，专擅诛杀二千石官员。凡是自行辟用的官员，都兼带台省职名。皇朝建国初年，才停止假摄；而重臣、近职出任方面长官，从介倅、宾佐直到各级属吏，都可以由王室官员请求辟用，历来相承不改。这样对政事并没有什么损害，但近来议论者又提出过分的说法，认为这样会大量援引旧交，有的容纳请托；又担心孤寒平庸的人才，向上要承受替代使者、奔走听命的劳累而没有闲暇，并且郡县还要反复承担迎送之劳。因此朝廷又恢复了奏请辟用的制度。臣听说，《尚书》告诫任用贤人不可有二心，《易经》赞美贤才汇聚、征召吉祥；《左传》褒奖举荐善人，《诗经》看重众多俊才。况且朝廷任用官员的办法，大体上以保举、任用、荐举作为选拔提升的途径。官位达到朝列，职任分掌一方，当然可以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何况大臣是皇帝所尊礼的人，受到信任，肩负共同治理国家的责任，正应当寻找能够辅佐自己的贤才。即使援引旧交而得到贤人，即使容纳请托而没有失去人才，这又有什么过错呢？按道理说，凡是所谓善于知人的人，必定要审察他的善恶，考察他的才能；如果不是旧交，又从哪里了解他呢？如果没有平素的交往，就必须寻求长者的声誉、善人的评论，采纳清议，访求乡里的评价而选取人才，所以也会涉及请托。魏国卢毓说：‘名声不足以招致奇异非凡的人，却可以得到普通人才。一个人畏惧教化、仰慕善行，随后才获得名声，难道不还是胜过完全没有善行却被称赞的人吗？’可是议论者却迎合事端、设置防范，拘泥于世俗人情而损害大体，使大臣明知谁是善人却不能任用，明知谁是滥官却不能黜退，这对治理之道有什么意义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旧制，稍作条约，使援引人才的好处得以实现，堵塞过分请托的弊端。

译关于辟用的开端，应当依照迁转次序补授官职；对有辅佐之功、声誉显著的人，仍按通常科法加以奖励。如果所荐之人确实不合众议，存在无法掩饰的瑕疵，事情又出于徇私侥幸，有令人惊骇的迹象，那么自然可以让宪司弹劾，外台察访廉能，揭露妄加举荐的过失，明示必须执行的法典。这样，被荐举延请的人就会有顾虑谨慎之意，砥砺名节品行的人就有得到知遇、施展才华的希望。官吏都会受到劝勉而趋向正道，政事也就能够修治办好。杰出人才一定会被选拔，贤才也可以得到任用。上面可以逐渐形成选拔人才的办法，下面可以免除人才长期滞留、不能调任的叹息。以旌旗访求善人的美意，虽可比拟《诗经》所记浚郊之美；以棫朴之诗任用人才，最终也将归于周朝兴盛的局面。方平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如今地方权力最重的，只有转运使一职。一路之内，百城都听从其号令；官吏的黜陟、财赋的征敛与宽缓、恩泽的流通与壅塞、百姓政务的宽舒与惨急，郡县都观察并听取他的风声。国朝依靠它办理地方事务，提领各项职务的纲要，实在是方面官员的师表。这大概相当于汉代刺史的职务，以及唐代度支诸道巡院留后的任职。汉代制度规定，刺史掌管依据六条督察二千石官员，却不主管钱谷货利之事。主管钱谷货利的，是大农属下每州一名部丞，以及郡国设置的均输、盐铁官。唐代发生动乱以后，急于解决军粮，于是计臣开始兼带转运、诸管勾等名号；各路设置巡院官，掌管赋调的法式、输送物资的储藏，却不总管州郡政务和吏民事务。总管州郡政务、吏民事务的，则有按察、采访、黜陟使。如今的外台兼任这些职务，接受国家委托，凭借权势声望，地方大小政务没有不统辖的。至于搜刮收拾、钩取剥削，计较锥刀毫厘，损有余以补不足，供应报答和调度的计算，这不过是一个胥史也能办理的事情罢了。转运使的根本职责，在于访察民俗，革除纠正因循的弊病，考察官吏是否廉洁称职，全面了解他们才能的好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这本来就是水木的本源、衣服的冠冕。对这些根本大事不加谋划，却琐屑地去办理米盐、刍秸等细小事务，计较圭、勺、星、铢那样微小的差错；而久蓄的奸邪大恶之徒占据都城和郡国，府署成为豺狼的巢穴，州县成为毒蛇蜥蜴的住处，事情严重到上达天听、传遍四方，外台却还没有人举劾他们。这难道是与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本意吗？近来朝廷议论郡守等长吏的罪过，转运使也因受牵连而被贬官，这正说明朝廷正在整顿防务、肃清外政。圣人制定法律，所看重的是使之成为社会习俗；坏习惯形成已久，想要改变就很困难。如今天下的习俗，喜欢和易而厌恶刚直，重视因循常规而看重改制作法；创办一项有利于国家的事业，必定被防范为滋生事端；免除一项弊害，却已经被视为怪事。鸟群在清晨飞起时喧噪，所以即使有纲纪的防范，把重任交给如今的人，仍然像廉颇、李牧处在汉文帝时代一样。[原文“纲膺之防”疑有讹误]臣又详细考察“转运”这个名称，大概是以赋税运输为主要事务，似乎并不是专门为举荐贤能、罢黜恶吏而设置的。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那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先聚敛财物，后办理民政，也不能过多责怪他。过去两汉时期，虽然设置刺史督察州郡，但又不时派遣使者分赴各地，考察郡吏的治理情况；所以西汉有绣衣直指使，巡行郡国，可以专擅诛杀二千石官员；东汉则有以“美俗”“清诏”为名的使者，分赴四方。唐代虽然设置采访、按察等职务，也不时派遣郎官、御史访察政事的得失。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援引汉、唐的典章，精选台阁中的大臣，选才识深明、风度端庄严正的人，奉命分道巡行，参考民间歌谣来上报朝廷；廉正地弹劾罢免庸碌残暴的官吏，务必详细列明考察他们能否胜任的事迹，真实记录他们善恶的情况，以此施行诛罚和奖赏的法令，树立褒奖和惩戒的规范。至于有可以兴办的功利事业，有可以免除的民间疾苦，草野之中有隐居未仕的贤士，闾巷之间有守节仗义的人，也可以借此访求荐举，以辅佐政教。每隔几年就派遣一次，不要拘泥于固定常规；这样，官吏就知道什么会受到劝勉、什么会受到阻止，常常怀有戒惧之心；百姓受到侵害、冤枉，也会更加打开申辩伸理的途径；利害情况上达朝廷而不会遗漏，恩泽下行民间而不会阻塞。知制诰胡宿上奏说：“臣等昨天奉敕，因为翰林学士韩绛上言：国家统一四海，承平已经百年，但官制还没有修订，与古代相比实在简陋。希望讨论唐代官制以及本朝官制中官品、秩序和职任等事，酌情加以裁定，端正其名分、体制等事。奉圣旨，派臣等共同详细议定。臣等曾多次恳切推辞，但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查考他的奏札和请求，暂且还不设置专门机构，容许臣等取用前代官制，把今天的官位、职任加以商议衡量，将可以改正的、可以裁减的、可以申明的，各列举两三件，先送交中书、门下进一步商议。如果确实可以施行，再设置机构、征召官员，依次删定。奉圣旨，依照奏议办理。臣等现在详细议定的事项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一、汉代设置丞相，后来改设三公，官员都有府署，可以征召属官。唐代制度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为宰相，就是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官品尚未达到这一等级的，以“同中书门下三品”任职；如今的平章事，就是与它相当的职位。参知政事在唐初也是正式宰相，崔温等人曾担任此职。本朝制度中，它比宰相低一等；如果采用唐制来端正官名和体制，那么四位辅弼大臣的职任都应当使用“平章”的名号；如果依照汉制，就必须设立丞相府。一、唐代制度，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本朝制度不设置御史大夫，以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其他官员有时以给事中、谏议大夫暂代此职。如果想要改正官制、设置丞相府，那么御史大夫也应恢复设置，这样官职的轻重才相称。一、唐代没有让公卿担任枢密使的制度，五代用兵时才开始让枢密使与中书共同掌管机密事务。如果要改正官制，就应当把枢密院的事务归还中书以及尚书省兵部。一、尚书省二十四司如今已经成为空名，这正是官员冗滥、人员众多的原因。如果要端正官制，就应当撤销三司，恢复二十四司和九卿官职，使官员有固定编制。郎官中不在本省办理职事的，一律让他们担任前资官或散官。出任外职的官员，有的可以依照唐制设置上、中、下三等州的刺史及别驾之类，按照官品任用；如果想减轻他们的权力，就称为“知某州刺史”之类。一、文武散官以及检校兼官、勋爵、实封等，在开元以前大多有实际事务；到了如今，只有散官还用来排列服色，大致表示地位轻重，其余全都只是空名，对治理体制没有益处。如果要改正官制，就应当一概施行省并、罢废。若是借用这些虚名来辅助实际职务，兼存也可以。以上就是所谓改正官制，大略举出其中一端。如果如今可以施行，就把同类事项一并推行、详细订正。一、大理寺审决天下的狱讼，刑部再加复核，事务已经足够；又增设审刑院，就是重复冗余。如果要裁减官制，就应当把审刑院的事务和属官归还刑部。

译一、吏部尚书、侍郎分掌铨选事务，就应当按照职权轻重分别安排，区分官员的流品。如今审官院掌管京朝官的考核和差遣，而流内铨只掌管州县幕职官，体制很不相称。如果要裁减官制，就应当把审官院的职事归入尚书铨，把州县幕职官归入侍郎铨。一、群牧司、提举司、纠察司之类，古代没有这样的职务。如果要裁减官制，都应当省并罢废，归属于尚书省和九卿。以上就是所谓裁减官制，大略举出其中一端。如果如今可以施行，就把同类事项一并推行、详细订正。一、左右史都应当随宰相进入仪仗之下，以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如今史官的职责，不能够听到前殿的政事，所以皇帝的恩德诏令和善政大多失于记录。现在希望申明旧制，恢复这一制度。一、中书省发布制敕，依唐制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查复核，然后由尚书省颁发告身，前后经过三省。近来只是由中书省直接发布敕令，徒然署上三省官员的名号。现在希望申明旧制，恢复这一制度；本朝的令文中已经有明确记载。一、本朝近来的制度，观文殿大学士只授予曾任宰相的人；自资政殿大学士至天章阁待制以上，其中有许多原来没有员额却逐渐扩大授予的情况，这是因为没有确立员额界限。过去已有员额的，应当依照原来的数额；过去没有员额的，应当酌定员额，作为长久制度，以革除员额泛滥的弊端。一、唐代制度，舍人六人，分别裁判尚书省六曹的事务，用来辅佐宰相、谨慎处理政令，希望申明这一制度。一、旧制中九卿的职务不隶属于尚书省。如今卿、监的职事有被三司掌管、领属的，应当取回归入寺、监，也可以省除侵夺其他官署职权之类的弊病。一、唐代制度，左右丞裁判尚书省事务，给事中裁判门下省事务，中书舍人裁判中书省事务。本朝门下省暂时由近臣裁判，中书省则由资历深的舍人裁判，大略与唐制相同。根据前日上言的人所说，近臣裁判省事权力太重；考察唐制，似乎并不是这样。只有常衮因为自己兼有“同中书门下事”的身份，就应当兼判中书省；当时崔祐甫以舍人身份裁判中书省，认为常衮侵夺自己的职权，士人舆论因此不平。[原文末“衮也”疑为衍文或脱文]一、从供奉官到殿侍这一班以及差借之类，唐代武官选授中都没有这些名目，应当迁置到外班，以区别清要官职和冗滥官职。一、朝廷如果打算采用改正官制的主张，就应当等改正之后，像周代、唐代那样设置官员、划分职掌，然后才可以编订《六典》，写成书传给后世。如果不能做到这样却想著书，那么只能把诏令要点以及各司编敕、格令删去繁琐、取其纲要，沿用今天的官名，大略写明职分而已。以上就是所谓申明旧制，大略举出其中一端。如果如今可以施行，就把同类事项一并推行、详细订正。当时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谨按唐制，御史府有属官三十人，这是为了重视掌管风纪法度的职务。本朝以来，御史的选任尤其重要。天禧年间，御史有六人。御史台是朝廷纲纪所在，是帝王的耳目所在，必须任用得人，才能称职。若不是端庄刚劲、卓然自立的人，不应轻易授予此职。近年知杂事、中丞不专门奏请辟召，有时命两省臣僚共同举荐；但由于条文制度和限制约束，很少有人能够响应诏令。即使素有才干声望，又受到资历考核的限制，在推选时也十分慎重。臣私下见到，近年增置御史里行二员，因为所举荐之人资秩较浅，如果不按资历次序任用，必然没有畏惧避忌。后来因循旧习而撤罢，舆论都为之惋惜。如今御史台官员人数最少，而弹劾纠察的职责关系尤其重大，希望下令中丞、知杂事依照旧例，在升朝官、亲民官中保奏二人充任御史里行；如果稍有不称职，就严厉追究举荐者的责任。” 当时刘敞上议说：“臣恭敬地看到旧例，推辞官职的人有的推辞一次，有的推辞两次，有的推辞三次，都有品秩规定。并不是不想让人人都推辞，而是推辞的行为接近于求取名声，容易容纳虚伪而把它当作礼；又厌恶烦琐反复近于形式，所以设置中等制度，使之有所停止。过去舜任命九官时，防龙没有推辞，其他如伯益之类推辞一次便停止，这就是治理时代的法则。臣私下见到，近来士大夫每逢有授官命令，不论官职高低，照例动辄多次推辞。虽然其中有人出于至诚，淡泊于权势利禄，但也已经超过典制，过了夔、伯益的程度。如果这种风俗继续变得巧诈，流传的风气逐渐败坏，必将有人借虚伪来博取名声，蒙蔽君主、迷惑众人，更把它当作求取进用的捷径、奔走竞争的秘密门路，那就太可恶了。难道只是礼仪上的烦琐吗？推让虽然是美好的道德，君子有余，小人不足；然而如果不是真诚，丑态也会更加严重。过去郑国的公孙段辞让卿位，退下后却又让太史来任命自己，子产厌恶他的为人，他后来终于酿成祸乱。因此，虚饰伪诈的弊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公孙段还只是小例子；子之专擅燕国、王莽代汉，他们开始时也都以善行自我标榜，后来逐渐走入邪道。臣认为，贤者的操守，是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所谓难进易退，并不是说只要假意推辞一个官职，而是说能够按照义理作选择，不犯非礼之事。” 所以即使不多次推让，他的操守仍然可以看出。众人的常情，喜欢得到而厌恶失去；所谓喜欢得而厌恶失，也不是说勉强接受一个职务，而是说不按照义理选择，越过礼制而行动。因此即使反复装作推让，其真实情意也更加危险。推让与不推让，都应一概以旧事和旧典为准，不要让图谋利益的人借此要挟君主，让猎取名声的人借此推销虚伪。假如不幸没有遇到像子产那样精于识人的人，公孙段一类的人就会纷纷在朝廷中争逐。臣所说的话似乎迂阔，但忧虑确实深远，希望陛下加以裁察。” 英宗治平三年，知制诰韩维上奏说：“臣昨天听说御史知杂吕诲等因进言论事而被贬黜，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敕令送达。封驳司访闻得知，原来是中书省直接封好，送到本人家中。臣私下认为，封驳司是给事中的职责所在。凡是制敕都必须经由这里下达；如果有不便之处，封驳司可以封还并上奏论列，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如今罢黜御史，关系到政治体制，却竟然不让有关官司预先知道，这是纲纪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恭敬地思考，君王设置官署、建立法度、选择人员来守掌它们，是为了防止和检察错误，共同成就治理之道。可是朝廷自己破坏法令，不知这样做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希望圣上慈悲，命令中书省追回罢黜吕诲等人的敕命，令其由本司使臣能够申述议论，以端正陛下的官法。”

译韩维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御史知杂吕诲等被降职贬黜，敕命没有经过门下封驳，司直送到本人家中，曾经具奏论列，请求追回敕命以端正官法，至今已经多日，还没有见到施行。臣恭敬地思考，古代同时设置众多官职，各有法式，是为了共同成就治理体制，长远防备祸患败亡；即使君王也不能把它当作私事，何况大臣呢？淳化年间，曾命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张咏检查看读、发放敕命；已经封好的敕文，都要由中书省等候盖印后发下，送给向敏中等人看读、检看，然后再封好发放。祖宗审慎看重号令、防止错误，到了如此严密的程度。如今朝廷一旦任性行私，破坏圣王之法，只图眼前痛快而忘记后世的忧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今官职失去法度，官员怠慢职守，百事毁坏废弛，日渐衰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设法奋力振兴衰败的局面；而陛下君臣正共同做着这种事，臣私下为国家忧虑。希望圣上慈悲，把臣这份奏章连同先前所上的章奏，早日交付中书省施行。臣懦弱无能，不能替陛下守住官法，恭候谴责贬黜。” 韩维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吕诲等被贬黜的敕命没有经过银台司，多次具奏论列。如今又听说罢免傅尧俞等人的敕命，也同样直接送到本人家中。臣私下认为，法制是天下公有的器物，不是天子可以私自处置的，也不是臣下敢于擅自废弃的。因此，法令如果有不便之处，就应当改易；从来没有设置了却不施行的法令。人员如果不称职，就应当罢免；从来没有留着而不用的人员。陛下刚刚结束服丧，就下诏告诫臣下说：‘内外官员因循懒惰、怠忽职守的很多，没有听说有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事、尽心忧国。’又教导他们改变思想、勤勉不懈，各自修治自己的职务。诏令下达以来，还不到一年，没有听说各部门有什么进步，公卿大臣反而自己破坏法度，违背诏文。臣虽然区区之心是替陛下爱惜这件事，章奏上了三四次，却没有得到省察。京城之内、宫门之中尚且如此，却想用这种做法来风示劝勉天下、推行有利于百姓的事，难道能办到吗？孟子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尽到进言责任就应离去。’如今有进言责任的人，既然不能进言而离去了，不能尽职守的人却还厚着脸皮苟且居处吗？何况臣两次退还诏旨，现在又不能遵奉圣训，为官守法；罪责更加深重，哪里还能够长久玷污侍从之职，徒然窃居封驳之名？” 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令罢免臣所担任的银台司等职事，臣再也不敢签署文书，现居家中等待治罪。英宗在位时，翰林学士张方平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知制诰这一职务，是代替君王发表言语、撰写诰令；由此召入禁林，充任翰林学士。如果才华和声誉不能完全相称，凭什么能够担当这种选任？近来朝廷大多按照资历和体例递补，近来的诰命有时鄙陋浅薄，成为人们口头议论的材料。前代国家有事时，有时凭一纸简短文辞，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方，使三军受到感奋激励，使各方百姓喜悦归附；叛逆凶恶之徒有的因此改过，远方异族有的因此向慕教化。所以可知，撰写文辞、起草诏命，足以辅助国威、宣扬王泽。祖宗时代，有人从州县职务中被选拔到掌管文辞的禁近之职，也有人从两禁之职贬为管理仓库的官员，都是只根据才干任用，难道是因为某个人才选择官职吗？修起居注、任史馆修撰，是依次升任知制诰所应具备的资历。如今朝廷官员不修养廉耻，竟敢在宪章法座之前动辄自行请求。臣私下认为，像这样的除授，应当详细考察、慎重选择；一定要是人才流品、才学地位、辞章学问和器识见识都很高，日后可以作为大臣任用的人，然后才提拔安排这一职务。文物制度在本朝兴盛，光彩照耀天下，使名器更加尊重，朝廷更加隆盛，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右正言刘安世建议说：“祖宗对待馆职官员，是把他们储备在英杰汇聚之地，以修养激励他们的名节；让他们阅读古今书籍，来增长开拓聪明才智；优厚他们的廪禄，不要求他们办理具体吏务，用来滋长德行器识，培养成有名望的卿士贤相。近些年对馆职的选任逐渐轻率，有的因为世代恩赏，有的因为军功，有的因为聚敛财物的能力，有的因为权贵的推荐，没有经过考核试用，就获得馆职，开了许多侥幸求进的门路，恐怕不是祖宗的仁德本意。希望明白下诏给执政大臣，详细寻求文学、品行和义理操守都好的人，审察他们确实可以长期培养，然后召来考试；没有考试，不得擅自任命。这样或许可以使名器受到重视，贤能之人得到进用。” 神宗熙宁二年，御史中丞吕公著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三代圣王的政治，实行长久以后不能没有弊病，关键在于审慎地选择应当补救之处。国家享有天下已经超过百年，凡是当世认为可以修复旧制、振兴废弛、兴利除害的事情，本来就不止一日可以完成。至于近来改革宗室法度、省罢银台奏白、减少外戚亲属奏荐、处置衰病官吏等事，朝廷内外的议论，谁会说不对呢？只是设置制置三司条例一司，本来出于权宜，名分不正，终究不能满足舆论。因为筹划处置、改革制度，应当由二府负责；修举职务，应当依靠有关官司办理。如果政令从多个门路发出，本来就不合乎国家体制。宰相不承担责任，只坐看成败，更不是驾驭天下、制御臣下的办法。况且臣前些日子已经论列过，制置条例一司，请求罢去，归还中书省。其中事务有可以交给有关官司办理的，就交给有关官司。” 吕公著又上奏说：“臣近来上呈奏札，请求罢去制置条例司，归还中书省，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臣听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如今这个制置一司，对上不与政府机关相关，对下又不委托给有关官司，所以从最初设置机构以来，人心无不疑惑不安。等到看见它办理事务，舆论一天比一天沸腾。朝廷的大事，没有不是从二府出来的。如今制置条例的事务，实在关系国家安危和百姓忧乐，宰相却不能参与知闻。宰相如果认为可行，就应当与他们共同议论；如果认为不可行，也不应坐看成败，只在事务文书末尾署名而已。至于仓场、库务等琐碎的利害，又恐怕不一定非要执政大臣才能汇集处理。臣又听说，圣人的政治，贵在显露仁德、隐藏功用；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罢了，等到他发布政令时，尚且说‘法令已经制定而邻国不知道’。如今朝廷的处置，实际上还没有做到使利益惠及百姓，却先设置一个机构，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能安定，恐怕不是正确的策略。请求查考臣先前的奏章予以施行。”

译吕公著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朝廷下发司马光等人的告敕送到封驳司，认为不便，于是具文封还并上奏。私下得知，朝廷已经直接把司马光等人的告敕下发给閤门。臣恭敬地认为，祖宗设置封驳这一职务，是因为朝廷的政令不可能件件完全恰当，所以让有关官司各自竭尽心意，补救缺失。臣既然错误地担任这一官守，如果有愚见，实在不敢默不作声，以免违背祖宗设置此司的本意，因此立即上奏论列。如今朝廷既然认为臣的意见不当，自然应当公开施行贬黜责罚；但所下的敕告，也必须经过本司。因为臣虽有罪，这一职务却终究不能废弃。如果因为臣的一句话不当，就使今后封驳之司再也不能纠正职事，那么就是祖宗的法度由于臣而遭到破坏。希望圣上慈悲，判定臣封驳不当的罪责，特别加以公开贬黜，以振肃纲纪。” 熙宁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说：“臣听说，近来派遣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的官员，其敕命竟然没有经过封驳司。中书省认为这属于选任差遣，臣私下认为错了。本朝沿袭唐代旧例，设置门下封驳司；从此凡不是机密宣敕的诏令，都要让封驳司详细阅看后才颁下，其中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可以加以厘正，这种谨慎发布制命的用意已经达到极点。因此自祖宗以来，多选方正而声望很高的大臣掌领这一职务，因为朝廷所补授的官员并非轻微职位，所以封驳司承担的责任十分重大。如今派遣使者分赴四方，能够兴利除害，举察州县事务，职责的重要性与监司大致相等，却不交给有关官司考察其是否胜任，导致纲条废弛，实在不合道理。况且封驳之任，虽是人主亲自选用的人，也都能够凭其职守发表意见。如今说这是选任差遣，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恐怕朝廷的典章制度会逐渐因事废弃、紊乱，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令，一并依照旧制办理；这样，诏令所施加之处务求详慎，有关官司的职务也贵在修举。” 元丰年间，判三班院曾巩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圣上把新雕印的《唐六典》颁赐给近臣以及馆阁官员。臣私下认为，唐初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共同掌领天下事务，以如今仆射、侍中所承担的职责为宰相之任。然而选拔士人、任用人才、出兵、授田、刑罚、礼乐，直到工官所主管的事务，全都以尚书省为根本。尚书省的侍郎分为六官，郎中、员外郎各有专掌，又分为二十四司，用来周密统理各种政务，细微隐秘之处也无不涉及。大的方面，如以永业田、口分田制度安排百姓的产业，以租庸调制度规定百姓的赋税，以诸府和十二卫制度管理百姓的兵役。自三代以来，唐代这些政事最接近古制。唐太宗能够达到政治清明，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事务极多却有条理地办理，体制极大却有要领地统摄，可以说掌握了建立官制、治理天下的方法。唐明皇时期，才考察寻究旧有章程，把它写在简册上。因为六卿所统领的事务象征周官，所以把这部书命名为《六典》。到了开元十四年，张说被罢去中书令，任尚书右丞相而不掌政事，从此政事归于中书省，尚书省只接受已经决定的事务而已。这些情况也都记载在书中；由此看来，在那个时候尚书省已经失去了本来的职掌。这部书所记载的，大概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法制。它详细叙述设置官职及其沿革的本源，从上古唐虞一直讲到开元，文字不繁琐，内容却十分完备，确实可以说善于记述前代制度。臣过去任职馆阁时，曾见过这部书；书前有序，是唐明皇亲自撰写的，篇首都题作“御撰，李林甫注”。近来臣得到一部不完整的书，前面所载的序文相同，但篇首不题“御撰”。其中第四十一篇题作：“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中书令、修国史、上柱国、始兴县开国子臣张等奉敕撰。”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确实担任这些官职，那么这部书或许是张九龄等人撰写的吧？臣不敢依据疑说来确定。恭惟皇帝陛下神明睿智、圣性早成，顺应天意，正在改革弊政、振兴衰败，以修成太平事业，继承唐虞的遗迹；又勤于考察古制而不知疲倦，连这部书也一并留意，竟从宫中雕版印行，传布给在位官员。难道不是因为其中的官制仪制、品秩格式距离今天还不远，而今天施行的制度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吗？将使学士大夫能够取来研求，使他们就任官列时都知道自己的职责，使他们对于治理体制得到的启发很多。如果不是圣上的思虑规模宏大深远，又怎能这样周详曲折地训导勉励群臣呢？” 臣充任内阁官员，以文学为职，理应略知典章故事；不能因为自己衰退驽钝、懒惰苟安，便敢冒昧请求。希望圣上慈悲，依照惯例赐给臣一部，使臣能够恭敬地玩味研思。万一有幸得到清闲时日，尚且可以勉强用来备受访问。臣怀着如犬马般微薄的诚心，贪求蒙受私恩，不知道这在陛下面前是否僭越；对于由此产生的罪责，臣不敢逃避，也不敢冒犯皇上的威严。臣惶恐战栗至极。曾巩又上言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考察古制、端正名分、修订官制，如今百工和各种事务都分类明确。至于讲求筹划经营，全都出自圣上的思虑；统理全局的体制，本来已经十分详尽。然而在开始推行时，去除旧制、采用新制，臣私下担心各位执掌事务的官员过去没有在心中理解，耳目又习惯于旧制，一旦改制，或许不能完全知道自己的职责；群吏和百姓向上接受治理，也或许不能完全知道所应趋向。等到询问之后才辨明，推行之后才贯通，就必然有烦琐阻滞的忧患，也有事务留滞的危险。如果及早谋划，预先确定，那么一日之间，上面的官号法制焕然一新，下面的伦理秩序和各种政务也能有序运行。内外远近虽然改变了所见所闻，但依照遵循、安然习惯，与平常没有不同。这就是臣区区愚见，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如今各部门的事务既已分类明确，如果按照所分的职务、所统领的事务，依照今天已有的官司，选择可以把事务交付给他们的人，分别安排处理。从官位次序、名分，到宪令、版图、文书、案牍、讼诉、期限和防禁，凡总领、遵行、举明、考核，有哪些应当改革、哪些应当沿袭，有哪些应当削减、哪些应当增加，有哪些应从这里推行到那里，有哪些应舍弃那里而从这里接受，有哪些应当警戒官员、哪些应当向众人公布，都从每一件事务开始，按照本末次序，使它们在改制之前就已经熟习确定；这样命令发布之日，只需奉行而已。”

译大概吏部在尚书省六官中居首，姑且就它来说，它所总领的是选官事务。流内铨、三班、东西审官院的职任，都应当归入吏部。确实可以依据今天已有的官司，选择能够承办这些事务的人，分别安排处理。比如从令、仆射、尚书、侍郎、员外郎，按照官位的升降，安排职任的繁简，使尚书省审阅文书、审核裁决：某项事务应归员外郎，某项事务应归尚书、侍郎，某项事务应归令、仆射；各按照所属关系预先分类规定。这样，新任命的官员就能不费周折地知道自己的职责。各曹各局的吏员，如三班诸房十六处、各类吏员六十四人，其所属司署和隶属人员不必全部改易；应当合并的合并，应当析分的析分，应当减少的减少，应当增加的增加。让各曹所主管的事务沿用原有习惯，这样新补的吏员就能不用另行解释而知道自己的职责。宪令、版图、文书、案牍、讼诉、期限和防禁，以及总领、遵行、举明、考核，其中改革或沿袭、增损不同，以及应从此处推行到彼处、应舍彼处而取此处、应当警戒官员或向众人公布的事项，都预先考察确定。这样，新发布的政令就能不用特别告诫而知道其运行次序。新任命的官员不用烦琐说明就知道自己的职责，新补任的吏员不用另行解释就知道自己的职守，新发布的政令不用特别告诫就知道运行次序；那么改制开始时去除旧制、采用新制，所作的准备就完备了。选官事务如此，旁及司封、司勋、考功以及应当隶属的官司，内服、外服和各种工役事务以及应当归属的部门，都应当用这个办法推及其他部门。这样礼部所承担的职责，就不必等到政令发布之日才询问辨明、推行贯通。把吏部的事务推开，贯通到百工和各种职务，就能使体制虽然极大，却掌握有要领；事务虽然一变，办理却已有准备。一日之间，上面的官号法制彻底更新，下面的伦理秩序和各种政务有序运行；内外远近虽然改变了所见所闻，但遵循施行、安然习惯，与平时没有不同。臣区区愚见，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就在这里；只是臣愚昧浅薄，不懂治理体制，贪图把意见全部说尽，不知道言语是否荒妄。增删取舍，都等待圣上裁断，希望陛下加以裁察。” 曾巩又说：“臣私下认为，周代制度中，六卿各自统率所属官员，都有分掌的职务，这些见于《礼经》。到了唐代，从三省以下分命众多官员，也都按照各自的职务记载在《六典》中。如今陛下讲求教化的根本，重新制定官制，大概是在建立法制、垂示后世；自古以来，在治理大体上有些原则不可改变，即使唐虞三代也未曾改变。至于顺应人情、依据世事，斟酌增减损益，有些地方则不能不改变。所以即使在唐虞盛世，凡巡狩四方，也都修明五礼；周人治理国家的制度，也每年有所更改。何况时代不同、事情有异，怎能拘泥于一端的说法、胶着于一篇的旧迹呢？因此陛下改革制度，在统摄全局的原则上，远取法于《周官》，近承袭唐制，这就是所谓治理大体上有不可改变之处；至于顺应时宜、应对变化，则解除拘束，独出圣上谋划，不受常规牵制，这就是所谓斟酌损益而有不能不改变之处。能够审察不可改变的地方并因循它，判断不可不改的地方而改革它，只求合宜而已，这样以后才能明白制作制度的体要。只是陛下圣性卓绝，所以处理这些事情毫不疑惑，这不是群臣所能企及的。如今重新制定官制，首先要做的，是使群臣和各级官员都明白知道自己的职责。” 职分既然明确，任职的人就能各自依据官名来求取实际效果；考察的人如果要核验实际成效，就必须推究其官名。这是制作制度的大要，也就是所谓不可改变的原则。如今各级官员和百工的职位既已确定，应当有一部像《周官》《六典》那样文字明白的新书，使内外上下都清楚详尽地了解它，用来兴盛各种功绩、安定各种事务。臣恰好掌管起草诏命，也可以各自按照百官所分掌的职务，写入诏词，用来训诫在列官员，以符合陛下整饬官制、依照官名责求实际的本意。这部书应当及时颁布，以使天下获得益处。如果因为体制重大、事务繁多，对不可不改的部分，文字编次还不够周全，那么各部门所掌管的大小事务，也应当先行逐条详细说明，施行于各级官位，使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勉励自己赴任立功；臣也能够加以讨论、推演、阐明，写入君王的训词，以副圣明君主振作精神、求取治理、为后世树立法则的心意。” 曾巩又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发布恩德诏令，端正官号，法令制度和数目规格都改用新书，太平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如今编次已经确定，宣布也有日期，四方百姓都踮足仰望。臣深切担心施行之时，正值新旧交替的开始，各种事务中或有吏属因循旧习，或有簿书因缘故而断绝；对于督察的疏漏、检防的散失，统理全局的体制不能不及早告诫整饬。希望明白晓谕有关官司：架阁文书有不完备的，要补备；版籍有不端正的，要校正。凡宪令、图牒、簿书、案牍，都应当依次编排整齐，收存并作好标识；以至官署中的器物，凡属于公家的，也都应当详细查核并登记在簿册中。这样在新旧更替之间，才可以避免遗漏散失的弊病；这不只是警戒当今掌管事务者的懈怠，也可以断绝后世追究的烦劳。” 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说：文武百官和宗室繁衍的人数，是皇祐年间的一倍、景德年间的四倍。班行、选人和胥吏，大都增加了，而两税、征榷以及山林川泽的利益，与旧时相比没有增加多少。治平、熙宁年间，因时制宜建立政事制度，凡改官者由三年改为四年；任子者由一年一人改为三年一人，由三年一人改为六年一人。宗室中，自袒免以上逐渐减削恩礼，这就是今天已经形成的法令。请求考察宝元、庆历、嘉祐年间的旧例，设置机构，选派官员共同议论。诏令户部取用应办的财物；除各班、各军的料钱、衣赐、赏给、特支仍依旧外，其余费用一并裁减。神宗时郑獬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进言的人担忧入官人数过多，所以有削减任子的议论。臣冒昧列举其中一二：过去两制官至宰相、正刺史至节度使，每年补任一人，因特殊恩典而出入者不计算在内。如今两次郊祀补任二人，两制以及正刺史以上补任一人，这已经比旧制减少了三分之二。带职员外郎至诸司使以上，旧制每次郊祀补任一人，如今两次郊祀补任一人，这已经比旧制减少了一半。

译过去升迁官职用三年，如今升迁用四年；等到达到可以任子的年纪时，已经六七十岁了。人到了六七十岁，只希望有一个儿子承继家业，难道不值得怜悯吗？如今如果确实再次削减任子，恐怕过于刻薄，会伤害陛下仁爱之心。还可以削减的，大概只有嫔御；此外或许还有一两项，但不在这里讨论。既然如此，担忧入官人数过多，为什么不先选择，然后再让他们入仕呢？如今不论贤愚，一概准许入官；即使有关官司按照格诗之类加以考试，也都是请人代作，这就等同于没有考试。如果想削减任子，不如设置选择制度。凡任子已经补官、想要出身入仕的，按照各人所能，分别加以考试：有的考一经，有的考礼学，有的考法律，有的考文辞。武臣则考试武艺，有的考兵法谋略。每年二月集中到有关官司，依照进士、武举考试的办法，派官员糊名考核；确实考中、符合标准的，才可以入仕。这样能够入仕的人必然减少，而所选取的都是人才；子弟们也会彼此勉励学习，又可以起到劝勉作用。如果有人不能作文写字，却只有才干可以任用，那么请每家保留一人不经考试而入官；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各人的才能，又不至于断绝世代禄位。至于全都没有才能的人，就终身不得入仕；这只是没有才能而已，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臣又认为，臣下到了病弱昏眊还不愿离职，所顾念的只是俸禄；直到实在不得已，才请求任宫观、留台、监榷之职，这样终究还是不离开官场。臣想请命令分司致仕的官员，其俸钱一概不要剥夺，让他们终其一生享有。病弱昏眊的人有了供养，就一定会有相互引导而离职的。即使他们居住乡里，等待补缺多年，俸钱也不会断绝。县官何必吝惜一两千钱，让他们能够依照礼制引退，同时也有优待老臣的恩德。至于贪赃的酷吏，一旦有所犯罪，可以终身不许入仕，这也是减少官员的一种办法。臣实在不愿陛下刚刚即位，恩德还没有来得及广泛施行，就急忙制定刻薄的改革制度；这是臣所痛惜的。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希望交给中书省，与众人的奏议一起讨论裁定，采用其中可行的部分。”}], 獬又上奏说：“臣近日奉到拟定诏令的词头，任命东上阁门使、果州团练使李定为遥郡防御使。臣虽然已经拟好草稿，私下却奇怪议论者仍然纷纷不止。详细考察其中缘故，确实是宠任过滥。为什么呢？诸司使、副使在祖宗朝，按惯例没有磨勘升迁，天圣年间才允许每四年迁转一级，升至昭宣使为止；阁门使、副使每四年迁转一级，升至客省使为止。皇祐年间，横行武官才开始有固定员额，不得超过规定人数。近来横行武官升迁，往往说员额既然已经固定，于是改授遥郡官。等到诸司使升到皇城使，又吝惜不授昭宣使，也授给遥郡官。只怕几十年以后，带遥郡防御使、观察使名号的人将到处都是，那样所顾惜的小处，造成的损失反而更大。正任团练、防御使有十多年不升迁的，观察使也有终身不升迁的。心里希望他们升迁，就说不是有战功便不能升。平时兵戈止息，又到哪里去求战功呢？朝廷如此看重爱惜名器，为什么一授遥郡官，便接连不断地授给人呢？计算一下，从刺史逐级升迁，经过十二年就可以到观察使。某一天若有横加的恩典，解除他的使职名号，他就成了真正授任的观察使，难道那边就比这里尊贵，而唯独这里可以轻视吗？” 前些时候刘永年任团练使十多年，才因担任边任而授为防御使。授任以后，谏官指责此事不对，当时立即下令追还罢免。如今李定任团练使才四年，因磨勘便转授遥郡防御使，再过四年就成为观察使，这不是宠任过滥又是什么？难怪议论者不止。这个弊端不能任其继续发展，现在还可以设法挽救。应当诏令两府重新制定武臣迁官条例，使任职迟速各自符合应有的次序，以革除以前的过失。如果要重新确定制度，这次授任也应追还，这样或许能使清明朝廷的官位不成为侥幸取得的位置。” 知谏院陈襄上奏说：“臣近来上了一份札子，认为铨选中的官吏员额冗杂，而县令是最直接治理百姓的官，想请稍微加强铨选，根据手实考核的优劣以及县政事务的繁简，各分为两等，选拔廉能、干练、敏捷的官吏，让他们治理繁剧之县；次一等的县，也一并从奏举人以及常调县令中，选择历任有三名举主推荐的人来任用，严格他们保任的责任，并增加奖赏待遇的数额，使贤能之人有所劝勉激励，努力充任这些职位，这也是铨衡选任事务的光荣。”这份奏疏留在禁中多日，尚未奉旨颁发施行。臣私下猜想，陛下重视这项改革，不想使常调入令的人另无差遣，因此事情拖延，注拟任命也没有实行。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臣考察铨司的常调令、录，大多不过九百人；除去现任录参、监临场务以及按规定已经进入等第可以注授的人，原本已经占了三分之二；其余等待替代、守选、等待注官和候缺的，又已经超过一半，所以当下在铨司等待差遣的，通常只有一二百人。如今所裁汰的，都是举官不足或没有功劳的人，无非是贪婪昏昧、不能任职之人；即使因此罢免他们，危害还小；如果把治理百里之地的百姓大命交给他们，使百姓颠倒失所，造成的祸患难道不是更大吗？” 臣现在考虑，想请把诸路州军中主户三万以上的县，其主簿以及节镇判司的员缺，与令、录官的资序相通，允许常调令、录中不符合入等资格的人注授补缺；如果有人愿意折减资序来求取差遣，也听凭其便。这样员缺足以相称，也没有拖延滞留的忧患。臣又看到天下京朝官知县的员缺，其中很有一些地方户口众多、狱讼繁重，被称为难以治理的地方；有的连续任职多年，因事离官，有的空缺多年仍无人授任。例如南剑州的尤溪、邵武军的邵武、建州的浦城、信州的上饶、洪州的分宁、虔州的雩都，像这样的地方，天下很多。审官院虽然有规定繁剧两等选差的条款，但大多没有说尽；像前面所说的几个县，往往都不在规定数目之内。想请下令诸路转运司，另行访察裁定，查明所属一向最为烦难、难以治理的县，共有多少，把应当进入本路选拔的人员列入拣选名单；对于举主很多且有功绩，或者曾经属于臣僚奉诏奏举、素来有才干声望的人，不按名次保明，破格授任，称为‘繁剧选差’。其次，虽有难治之县，但疆域广大偏远、主户在三万以上的，都在次一等人员中铨选，称为‘选差’。”

译其中有圭田优厚、号称良好职位的县，如秀州的华亭、明州的鄞县、常州的无锡之类，共有若干，也一并升为通判差遣，称为‘优选’。属于繁剧选差的人，任期届满时，如果没有留下荒废、旷缺的事情，允许优先指射，再给予一次优选机会，并与应当升任通判的人员一同选择。应当升任通判的，给予按通判资序计算的待遇。属于选差的，除兼有兵事以及中等以上圭田的地方，按照旧条例不予酬奖外，其余不论路分远近，只要能够振作职务，根据功效大小，也都给予优先一次或优选一次以上。若每任治理成绩都特别突出，应当给予优厚的加奖和擢升。若有人治理错误、任职不称，主判官稍有涉及徇私顺情，也请特意予以贬黜。这样一来，高才良吏知道有所鼓励和劝勉，就会乐于任职亲民事务；天下繁难而难治的县，没有不均沾仁恩的。如果其中有可采纳之处，恭请把臣前一份奏状一并下交中书，特赐详细斟酌施行。” 陈襄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县中有知县、县令，是最直接治理百姓的官，不可一天空缺其职位，也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臣所主管的审官东院考察到，近日符合入选亲民资序的官员有七十多人，知县缺额有八十多处，完全没有进行差注。自从新法以来，县道事务繁多，督责严密，被牵累的人很多，所以即使有廉洁善良的才能之士，只要稍微懂得自我珍重，便无不畏惧获罪而设法规避，没有人敢于前往任职。甚至有人愿意折减资序而去任职于清闲机构，这就可知人情了。如今等待任命知县的人不少于五十多人，加上正任监当人员，又有九十多人，而监当缺额只有十处。不仅县道缺少官员，兼且等待监当缺额的人也没有办法发遣。臣愚昧地想请诏令诸路监司、长吏：今后县道官员，除庸劣错误、不称职以及确实故意违反新法、应当冲降的以外，其余若不是严重违法失职，只是偶因过失而能力有所不足的人，请稍加宽容，体察实情而从轻责罚，使他们不至于被贬降，那么人人都会乐意居任，不再规避。还请今后在原本属于亲民官而降充监当的人中，选择资历，若属于公罪或私罪杖刑以下、情理不至于深重，且历任曾有十名以上举主推荐的，允许申报中书审察，按照应入资序的远近，权且指射知县的困难缺额；如果无人愿意就任，超过期限仍有缺额，则按监当人的资任发给请受，但仍不许不依照常制奏辟。” 这样一来，县道不至于缺员，受到轻微牵累的人也免于滞留，就可以要求他们以后取得成效了。” 陈襄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谏官掌管纠正君主过失、弥补政务缺失的职责，匡正君心的不当之处；台官纠正朝廷纲纪，纠察百官过失，这说明两者的职责各不相同。臣恭敬地看到，近年谏官侵夺谏诤的职责，台官却谈论谏官所掌的事情，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名分不正，言语也不能顺当。臣现在想请谏官只负责君主言行的过失和弥补时政缺失的事情。至于百官的过错、台纲的不振，则有御史负责。这样或许台谏的职责都能各自专任，言论和责任也不会混乱。” 陈襄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封驳司，是朝廷谨慎发布命令的关防。因此凡是宣敕发布，没有不是经过门下省的；这是因为担心政令有不便之处，刑罚、赏赐有不适当之处，官员差除有不恰当之处，于是有关官司可以详细审查并提出封驳，这也是纠正朝政的一种方式。近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范镇上奏说，差遣提举广惠仓的官员，其诏敕不下封驳司；中书检防此事，认为属于举官，又不再下封驳司。臣看来，举荐官员、任用人才，是国家的大典，万一有不合适的地方，理应封驳上奏，怎么可以和闲慢文书一样直接下发，不经过有关部门？这样对上废弃朝廷纲纪，对下丧失官员职守。近年已经失误的事情，怎么可以据此作为法令呢？臣想请今后中书、枢密院，除闲慢的机密事务依照惯例直接发出外，其余涉及朝政、需要斟酌可否的事情，其宣敕都应下交封驳司办理，这样才不至于失去祖宗的成法。” 陈襄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审官东院所掌的职务，从少卿、监知州军到京朝官以下，不少于三千多人，注拟升迁改任，关系重大，事务尤其繁多，按理说法式应当详细完备，才可以遵行。但现在使用的本司编敕，自熙宁八年颁行以来，中间陆续颁下节文，多次冲改，已经不是原来的条文了。这是因为当初立法时过于简略，官吏既多，发遣任用又常有阻滞，条约和事理不能周全，有的轻重失当，在道理上也不妥当。有关部门动辄要申明解释，士人也时常上诉陈述，裁决辨理，反而烦劳朝廷。臣自从蒙恩任职以来，年日已经很久，考察其中利弊，粗略整理出一些条理。臣现在想请把审官东院本司的敕令，依照国子监、司天监的例子，允许本院自行详细审查，删去繁琐的文辞，补充缺漏。凡前后申明所得、可以立为法令的朝廷诏令，都一并编定；其中事理尚未完备、尚不便利的，也全部奏陈，或者申报中书详细斟酌，删改编成《审官东院令敕式》，这样或许可以确立为定法，长久施行。”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范纯仁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天子有七名诤臣，是为了扩大听闻、增长聪明而增益治道。” 过去章圣帝在位时，广开言路，设置谏官六名；仁宗庆历初年，也曾增加员数。近年以来，只剩三名。又自吕诲改任御史中丞后，他留下的空缺至今没有补上。正当陛下谋求治理之时，掌管耳目、负责进谏的官员正应多设。恭请圣上慈悲，查照庆历旧例，增加补充谏官员数，这样或许能使言路得到合适的人才，从上面辅助圣明的政事。”范纯仁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言，请求增加谏官员数，尚未见朝廷施行。因为谏官是天子的耳目之臣，设置不可不完备。正当陛下明察四方、广听意见之时，尤其需要群才协力。何况吕诲的员缺已经久未补充，陈襄至今尚未到任，只有臣一人任职；面对这样重大的责任，进则没有同僚协同敬慎的帮助，退则没有共同商议讲求的益处。以臣昏暗拙劣的才智，实在害怕使职务空缺。恭请圣上慈悲，查照臣前来所上的札子，早日赐令施行。”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建官 宋哲宗元祐元年，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说：“臣等听说，三王不完全沿袭前代的礼制，五帝不完全沿袭前代的乐制。何况国家设置官职、分掌职务，建立治理制度，使上下相互维系，修治整备，哪里有什么愧于汉、唐？何必事事沿袭前代旧迹，而失去适合当今的办法呢？”谨按：西汉由丞相总领百官，九卿分别治理天下事务。光武中兴后，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事务归于尚书台，尚书的地位才开始重要，而公卿逐渐失去了职权。到魏武帝辅佐汉朝、最初建立魏国时，设置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文帝接受禅让后，改秘书为中书，设置中书令和中书监，但也没有废除尚书。可是中书更为亲近，而尚书逐渐疏远在外。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经常在身边，多和他们商议政事，不能再让中书独任，于是又有了门下省，中书的权力也开始分开。到了南北朝，大体都沿袭这种制度。唐初开始合并中书、门下的职权，因此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名。后来又设置政事堂，大概是因为中书负责发布诏令，门下掌管封驳，每天争论纷纷不能决断，所以让两省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奏报皇帝。” 开元年间，张说上奏请求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从此相承直到本朝，没有人能够改变。不是不想分开，而是按道理和形势已经不能再分开了。从前所谓中书，其实就是中书门下政事堂。唐末各司使都由宦官担任，枢密使参与朝政，开始与宰相分掌权力。到了五代，改用士人任枢密使，他们都是天子的亲信之臣，每天和天子商议军国大事，权力比宰相还重。太祖接受天命后，让宰相专门主管文事，由参知政事辅佐；枢密使专门掌管武事，由枢密副使辅佐。从此以来一百多年，官员与制度相承，朝廷内外安定。各司长官、诸路监司和各州长吏，都可以直接上达，有的申奏朝廷，有的只申报中书、枢密院。事情重大，就由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下发敕札、宣命、指挥；事情小，就把批状直接下达本司、本路、本州或当事人。因此文书简明直接，事务没有滞留。神宗皇帝认为唐朝中叶以后官职繁多冗杂，名器混乱，想要改革纠正，确实完全正确。但应当根据今日的实际，考察前代的错误，删去重复，除掉冗长；必须有这样的事务才设置这样的官，不必完全依照唐代《六典》，把中书分为三省，规定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执行。” 凡是内降文书以及各处上呈的奏状、申状送到门下、中书两省的，大多都送到尚书省。尚书省下达六曹，六曹交给有关案牍部门办理，检索查找文书，核问事情的具体情节。近的询问寺监，远的询问州县，一切材料齐备后，再逐级转达，由有关部门裁定事理，归结后写明，申报尚书省。尚书省送交中书取旨，中书取得旨意后，再送门下省复奏画可，然后抄录下达尚书省。尚书省再下达六曹，才发文书给各处。这样文书繁琐，办理迂回，近的要数月，远的超过一年，仍不能办结。有时四方有紧急奏报等待答复，有时官吏百姓上诉争讼请求裁决，都困于滞留。又设置门下省本来是要让它封驳中书省的录黄、枢密院的录白，恐怕其中有不恰当之处。如果要求它完全履行职务，就必然每天都有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于是彼此不和。所以自从设置门下省以来，驳议非常少。并且门下省不能直接取旨下达，即使有驳议，也必须退送中书取旨。中书有时不肯放弃原来的意见，又重新改动下发。还有内批文书以及各处的奏请，多数下交三省共同进呈；门下官员已经商议奏决，如果再加以驳正，就会造成反复。” 近来中书的文书中有紧急的，往往不再送门下省。这样看来，门下省这个官署几乎成了虚设，只使吏员增加一倍，文书更加繁琐，对事务没有益处。臣等共同商议，想请仍旧让中书、门下共同掌职，以都堂作为政事堂。凡遇政事、差除以及谏官章奏，已有圣旨规定三省共同进呈的，依旧办理；其余事务都令中书、门下官员共同商议，签署后施行。事情重大就进呈取旨，下发敕札；事情小就直接批状、发指挥，一如过去中书门下的旧例。并把两省十二房的吏员合并为六房，共同点检、抄录和办理文书。如果员额有多余，除挑选后留用的以外，都特别减免三年出职期限；不到三年本应出职的，减免磨勘年限。如果政事有差错，交给给事中封驳；差除有不恰当，交给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两省的谏官也都可以论列，那么号令发布，也不能说不够审慎了。这样就能使政事归于统一，吏员不再冗杂，文书不再繁琐，办理直接。对于先帝所设置的官职，并没有改变，只是对职掌略加修订，希望在处理事务时更加简便适宜。” 其中具体曲折的条目，等候得到圣旨允许后，再继续议定修正。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等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分掌职务，处于上位的人总领的事务多，所以治理大纲要；处于下位的人分掌的事务少，所以处理具体细节。这是道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也是纲纪由此建立的原因。因此《周官》中的小宰，在总举官府六属、处理国家大事时，就听从长官；小事则可以专门直接上达。大凡宰相，对上要启发、辅导君主，讨论治国之道；居中要选用百官，赏赐有功、惩罚有罪；对下要使百姓富足安定，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这些才是宰相的职责。至于文簿案牍中的差错、失期以及诏旨稽延违误，案件诉讼的是非曲直，胥吏的升迁补授，都是郎官、属吏的职责，不是宰相应当亲自处理的。古人说过：仔细观察眼前极小事物的人，看不见百步之外；观察百步之外的人，也看不见眼前极小事物。意思是，过分详察近处，就必然疏略远处；谨慎处理细节，就会遗漏大事。如今尚书省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由仆射裁决，仆射从早到晚查阅文书、接待诉状，没有片刻休息，精力都消耗在米盐等琐碎事务上；对于治理国家的大体、使百姓安定的长远谋略，哪里还有时间再精心思考、周密谋划？恐怕这不是朝廷用来要求宰相完成事业的办法。臣等私下认为，六曹长官就是古代的六卿，事务小的，难道不应让他们直接办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