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三

译臣以前启奏说，主管牧养的地方所繁殖的牛，不能供耕田和驾车使用；至于老了还没有穿鼻的牛，对使用没有益处，反而白白耗费吏士的粮食和草料。每年送来可以驾车的牛很少，而且还没有加以调教训练。应当大量出售这些牛，用所得换取粮食，也作为赏赐的价值。”诏书说：“繁殖饲养的牲畜，不应当削减散失。”这件事于是停止搁置。后来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秋天，谷物歉收，太史令王亮因华阴公主等人的话进言说：“占卜书说国家应当治理邺城，应该大乐三十年，劝太宗迁都。”博士祭酒崔浩和特进周澹对太宗说：“如今国家迁都到邺城，可以救济今年的饥荒，却不是长久之策。东州人常说，国家居处在广汉之地，百姓和牲畜多得无数，号称牛毛之众。如今留下旧都守卫者，再把家属分批迁往南方，恐怕不能安置在各州土地上，只能杂居郡县，居住在荒林之间；既不适应当地水土，又会因疾病流行而死伤。到那时，实情显露，百姓的意志就会沮丧。四方听说此事，也会产生轻视侮慢之意，屈丐、蠕蠕必定携带家属而来进攻；云中、平城就会有危险，恒州、代州相隔千里险阻，即使想救援，赶去也十分困难。这样一来，国家的声誉和实际力量都会受损。如今居处北方，假如山东发生变故，轻骑向南出动，在桑梓之地显示威势，谁知道需要多少兵力？” 百姓看见轻骑，就会望见尘土而震慑服从，这是国家以威势控制诸夏的长久策略。到了春天，青草生长，乳酪将要出产，又有蔬菜瓜果，足以接济到来年秋天。如果收成达到中等，事情就能渡过难关。”太宗深以为然，说：“只有这两个人和我的想法相同。”又派宦官去问崔浩、周澹：“如今只能勉强糊口，无法维持到来年秋天；来年秋天如果又歉收，将怎么办？”崔浩等回答说：“可以挑选贫困下等的户口，让他们到各州就食。如果来年秋天丰收，再另行筹划。但不可迁都。”太宗听从了他们。于是把百姓分批送往山东三州，打开仓粮供给他们。第二年果然大丰收。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京都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当时应办的事务：“古代先贤君王治理国家、建立秩序，积蓄能够供九年使用的粮食，称为太平。因此亲自举行籍田礼，耕种千亩，以此激励百姓，从而使衣食日益丰足，礼教得以兴行。到了中世，也同样重视这一事业：输送粮食的人与斩杀敌人的人享有同等爵位，努力耕田的人与孝顺友爱的人得到同等奖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循的常规，也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办的事情。如今京师百姓中从事耕田的很少，靠游荡和吃闲饭生活的人，十户中占了六七户。一个男子不耕田，尚且可能使一些人挨饿，何况如今动辄以万计。因此前些年山东遭水灾，百姓便有饥饿；直到今年秋天，京都又遭旱灾，粮价暴涨，实在是因为没有劝勉农事，平时也没有储蓄积粮的缘故。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生聪明圣哲，道德高过三皇五帝，天未明就忧劳勤政，思考并体恤百姓的弊病。即使虞舜一天要处理万端政务，周文王忙到日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也不足以比拟。上天所施的恩泽已经降下，百姓却仍有受冻挨饿的，这都是主管官员没有制定明确制度，地方长吏不体恤农本造成的。自从太平日久，连年丰收，社会竞相夸耀，终于形成奢侈的风俗。车马服饰、宅第建筑，奢侈僭越没有限度；丧葬、婚嫁，花费也十分巨大。贵族富豪之家，儿童和妾侍穿着奢华；工商人家，吃精美食物，穿锦绣衣服；农夫却只能吃酒糟和糠，养蚕妇女连粗短布衣也没有。因此命令耕田的人日益减少，田地荒芜，粮食和布帛在府库中耗尽，珍宝货物却充满街市；家中衣食匮乏，华丽服装反而充斥道路。饥寒的根源，确实就在这里。臣愚见，凡是珍奇玩好之物，都应当禁止断绝；吉礼、凶礼都制定完备的格式，使贵贱有所区别，让百姓归于朴素。规定天下男女，按人口授给田地；宰司在四季巡行督察，台使每年检查一次，勤加劝勉考核，严格给予赏赐。几年之内，必定会有余粮，即使遇到灾祸，也能免于流亡。往年核比户籍和贯籍，租赋定得很轻很少；臣所统辖的齐州，征收的租粮仅够发放俸禄，几乎没有收入仓库。这样对百姓虽然有利，却不能长久。倘若发生战争，或遭遇天灾，恐怕供给的办法将无从取济。可以减少绢布，增加粮租；年成丰收时多加积储，年成歉收时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谓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官府有长期积储，百姓就不会有荒年。”太和十四年秋七月，尚书、中书监高闾上表说：“奉行癸未日的诏书，因春夏少雨，担忧饥荒即将到来，怜悯百姓受到伤害困顿；陛下具有如禹、汤那样归罪自己的诚意，具备如尧、舜那样引过自责的德行，因忧惧灾害而警戒，询问卿士，命令各人上书，极力陈述利弊。深厚的恩德施及百姓，厚重的惠泽流传于大地。”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承受上天启发而具有圣明资质，顺利登临帝位，敬顺昊天，光辉照临宇宙。太皇太后以睿智明哲辅佐世道，配合天地人三才，崇高而光明。柔顺而刚强相济的治道广泛施行，朝廷上日月五星等七政清明宣布，天下九功全都井然有序。作为君主的器量更加高大，谦逊含光的防范更加笃厚；修复祭祀仪式和宗庙，以此表达敬意；整治端正礼器、服饰、礼乐，以此宣扬和谐；增加儒官，以尊重文德；选拔勇士，以彰显武功；考虑到狱讼还没有平息，制定刑书来治理；担心百姓奸邪作乱，设置邻里相保的制度使他们和睦；考察众官劳苦繁剧的程度，分等发放俸禄以优待他们；知道劳逸难以均等，就分配民众土地来使其齐平；表彰忠诚，彰明孝行，怜悯贫困，救助孤独者；开纳正直的言论，压制断绝谗佞；用明确的教训来约束自身，使天下移风易俗。虽然还没有达到不伤残、不杀戮的境界，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但也足以仰答天地人三灵了。臣听说皇天没有私心，降下鉴察以观照人间；吉凶祸福的征兆，都是由人招致的。因此帝王之道昌盛，九畴就会有序；君主的德行衰败，常伦就会败坏。吉祥瑞应一同到来，享有五福，国家就会安康；灾祸征兆屡屡出现，遭受六极之罚，国家就会受害。这是《洪范》所说的真实征验，也是神明的明显验证。至于遭逢厄运、世道遇上阳九之灾、气数与天道不合、事理又违背人谋，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

译所以尧、汤都遇到多年灾害，周、汉也遭受水旱之患；然而他们建立功业、修养德行，最终都能使灾害平息。如今考察治理情形，已有这样的风气；推算国运，又没有像从前那样严重的灾害，但陛下却殷勤地引过自责，超过前代君王。感应星辰而降甘雨的征兆，指日可待；消灾灭祸的祥符，也显然会自行出现。虽然王畿之内颇为少雨，但关外各地的禾稼仍然茂盛。只要用礼义感动百姓，用和气安抚他们，一年没有收成还不算大的损失；但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的善政，安定时不忘危险，也是有国常行的典制。臣私下认为，北镇新近迁徙，家业尚未成就，思念亲人、眷恋故土，人人都有忧愁之心；一旦发生事变，难以抵御敌人。可以放宽他们往来的限制，使他们颇为欣慰；打开云中马城的仓库赈济抚恤他们，足以使他们感念恩德而尽力守卫边境。明察京畿地区饥饿严重的百姓，拿出灵丘下馆的粮食救济他们的困乏，可以安慰孤贫者，使其乐于从业、保有土地；让幽州、定州、安州、并州四州的租粮随运输送到粮食不足之处；开放关卡，放宽禁令，减轻赋税，降低粮价以减少他们的开支；清理道路，任由百姓向东西迁徙，哪里丰收便到哪里就食，使贫富之间互相接济，这样可以免于度过凶年而不受苦难。又听说，平常的男子困穷就会产生滥窃，普通妇女饥饿就会变得慈心淡薄；在灾荒歉收之年，百姓容易轻易触犯禁令。可以缓和他们的劳役，严格执行禁令；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告诫外地牧守。又有一个人含冤，王道就会有所亏损；京师的狱讼恐怕还没有全部清理，应当把在押囚犯集中到都曹，让明察决断各类案件的人重新详细审查：罪轻的立即判决遣送，罪重的确定案情后上报。罢免不急迫的劳作，放掉无用的禽兽，这是救济荒年的常法，也可以使百姓看见朝廷对他们的忧虑。《论语》说：‘不忧虑贫穷，却忧虑不能安定。’如果百姓能够安定并乐于生存，即使遭遇凶年，对百姓又有什么伤害呢？臣愚昧所见，不过如此而已。” 孝文帝时，秘书丞李彪上密封奏事说：“记载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田没有收成，便把罪责追究到州牧、太守。圣人忧虑世道、重视粮食，像那样殷切；明君体恤人民、劝勉农业，又像这样切实。近年山东发生饥荒，去年京师歉收，内外百姓都外出到丰收之地就食，既荒废了经营产业，又加重了疲困；对于国家体制来说，也确实造成了空虚损耗。如果预先多积粮食，安定而充分地供给百姓，哪里会有驱赶督促老弱之人，到千里之外勉强糊口的事？以今天相比古代，实在令人恐惧。臣认为，应当从州郡常规调赋中析出九分之二，把京都度支每年支用后剩下的钱粮，各自设立官司管理；年成丰收时向仓中收购，年成歉收时，在原有价格上加二成卖给百姓。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耕田来换取官府的绢帛，又会努力储蓄财物来换取官府的粮食。年成丰收，就有经常性的积储；年成凶歉，就直接供给百姓。另设农官，从州郡户口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户，根据水陆地势安排，核定田地亩数，用赃物赎金及杂物折价所得的余财购买牛，按规定供给，让他们尽力耕作；每一夫的田地，每年责令缴纳三十斛，并核定其正常课税，同时征发戍守和其他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就会粮食积聚、人民充足，即使发生灾害也不会造成祸患。” 隋文帝开皇三年，度支尚书长孙平看见天下州县多遭水旱灾害，百姓生活不能供给，便上奏请求：每年秋天，民间各户拿出一石以下的粟或麦，按照贫富分等，储存在里巷之中，以备凶年，名为义仓。于是又上书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命；劝勉农业、重视粮食，是先王的法则。古代三年耕作，能够积存一年的余粮；九年劳作，能够有三年的储备。即使水旱成为灾害，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都是因为劝导有方、预先储蓄备灾的缘故。去年大旱，关内歉收，陛下怜悯百姓，胜过父母疼爱婴儿；运输山东的粮食，设置常平官，打开仓廪，普遍加以赈济，缺粮的人无不得到充足供给。这样的鸿恩大德，前代无法相比。那些强宗富室，家中有余粮的，都争相拿出私财，互相周济，这是风行草偃、百姓受到教化而自然如此。但治理国家的办法，必须保存为固定制度。”于是奏请命令各州百姓和军人，在本社共同劝勉督促，建立义仓；收获时，按照各自所得加以劝课，向本社缴纳粟和麦，建造仓窖储藏；交给社司负责登记、检查和管理，每年收积，不使其损坏。若有时年成不好，本社有遭受饥荒的人，就用这些粮食赈济供给。” 从此以后，各州都储存积聚了粮食。唐太宗贞观初年，皇帝进入苑中，看见蝗虫，捉了几只，祷告说：“百姓把粮食当作生命，而你却吃它，宁可吃我的肝肠。”说完想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劝谏说：“这是恶物，或许会使您生病。”皇帝说：“朕替百姓承受灾害，还要躲避什么疾病？”于是把蝗虫吞了下去。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后来关中发生大饥荒，皇帝对侍臣说：“水旱失调，都是朕失去德行所致。朕自身不修德，上天应当责罚朕，百姓有什么罪，却要多遭困穷？听说有人正在卖儿卖女，朕对此非常怜悯。”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巡察，把御府中的金银财宝拿出来赎回他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高宗仪凤二年夏四月，江南发生旱灾，朝廷派御史中丞崔谧等人分道赈济供给。侍御史刘思立上疏说：“如今麦子抽穗、蚕已老熟，正是农事繁忙的时候；聚集百姓防备和迎接使者，妨碍废弃的农事不少。既然是为了赈济供给，就必须建立簿册登记，本来想安定百姓，反而会造成烦扰。臣恭敬地希望暂且委托州县办理赈济。”奏疏呈上后，崔谧等人于是没有出行。唐中宗时，兵部尚书韦嗣立进言说：“臣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家庭没有三年的积蓄，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或家庭。因此可知，建立国家、建立家庭，都依赖储蓄。水旱灾害关系到阴阳运行和气数，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预料避免的。尧遭遇大水，汤遭遇大旱，由此可知仁圣的君主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灾害。在这种时候，百姓不至于困乏衰败，是因为有积蓄。如今陛下的仓库里面，近来渐渐空竭，平常的用度尚且不能支撑一年，倘若发生水旱灾害，需要赈济百姓，征发之时又要动用兵力和装备物资，那将拿什么来预备？由于仓库不充实而妨碍政教的事情，触类旁通比比皆是。臣私下看见食封之家数量很多，昨天略问户部，说要用六十多万丁，每丁缴纳两匹，就是一百二十万匹以上。臣近来任职太府，知道每年庸调绢的数量，多不过一百万匹，少则七八十万匹；与各封家所收取的相比，全都少得多。倘若发生虫灾、霜灾、旱灾、水灾，国家连一半也没有得到供给，靠什么取得用度？臣听说，自从封赏茅土、分割山河以来，受封者都必须功业著明、功劳昭著，然后才能配享宗庙，承受像山河那样长久的恩典。”

译皇朝建立之初，功臣共同平定天下，当时食封的不过二三十家；如今因为平常的特别恩典，竟增加到一百家以上。国家的租赋大半进入私人门户，于是封家资用有余，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有余就可能导致奢侈僭越，不足就会坐待忧患危机。治理国家的办法，难道能说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封户缴纳的物品由各家自行征收，有时派官吏，有时派奴仆；他们多凭借势力逞威，侵凌冲撞州县。凡是封户，无不受到侵夺搜刮：有的缴纳物品时还要多索取包裹费用，有的凭相互熟知而强取中等物品。百姓怨恨叹息，远近都知道。又有人借着运输货物交换，转而产生高利贷式的征取和殴打，纷纷扰扰，何曾得到安宁？贫困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果规定封户只把丁口应纳的物品送到太府，封家只到左藏领取，不得擅自征收催促，那么一定可以免除侵夺搜刮，百姓也希望得到休养。” 唐代宗时，关中和京畿地区发生旱灾，河东租庸盐铁使裴谞入朝报告财计，皇帝召他到便殿，问：“榷酒的利益每年从内库支出和收入各有多少？”裴谞很久没有回答。皇帝又问：“你在想什么？”裴谞说：“臣从河东来，跋涉三百里，一路上农民都在忧愁叹息，谷物和豆类还没有播种。臣本来以为陛下会怜念百姓，先询问他们的疾苦，没想到却责问臣酒利有多少。孟子说：‘治理国家，只要讲仁义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谈财利？’所以臣不敢立即回答。”皇帝说：“裴公的话，朕以前没有听到过。”于是授任他为左司郎中。唐德宗时，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请求派遣使臣到遭受水灾的各道州县宣抚，奏状说：“臣等近来连续收到盐铁转运使以及州县的申报：淫雨形成灾害，连续一个月没有停止；有的河流涨溢，有的溪谷奔流，淹没田苗，损坏房屋；又有人被水冲走淹死而无法救援，有人转徙迁移却缺少粮食，死亡流离的人数也不少。臣等担任台辅，职责在于调和阴阳；一物失宜，便有尸位失职之责，五行失常，又怎能逃脱贬黜责罚？陛下的德行超过禹、汤，宽恕别人而归罪自己；臣等每次奉读诏令，惭愧惶恐更加深重，所以勉强奉公，不敢屡屡请求治罪。先前臣等当面陈述事体，认为必须派使者前去抚慰安定，陛下还说询问来人后得知损失很少，便商议给予优厚抚恤，恐怕会助长奸诈欺骗。十多天以来，臣等又仔细借机访察类似情况和行旅之人的说法，全都与申报相符；只是担心传入圣听的消息还没有完全陈述事实。世俗的弊病，大多是迎合谄媚：猜测上级喜欢听什么，就夸大其辞；估量上级厌恶听什么，就缩小事情。制定措施失当，常常就是受此影响。起初听说各道发生水灾，臣等多次询问朝廷官员，他们大都说对财物没有损害，认为不值得忧虑；退下来询问他们私下的说法，却立即完全不同。” 淫雨水灾并不是可以隐讳的事情，士大夫都是有见识的人，尚且和臣等地位相当却还彼此讨好，何况有些事情或许隐约不明，有些人或许琐碎狭隘，怀着利己之心来迎合至尊的意旨，那么其中的真实情况本来就不容易知道。像这样的人，足以误导君主的视听。臣等希望所有事情都重新核验，这样或许可以保证言论没有欺诈，使圣明的照察普遍降临，这是天下的幸事。从前子夏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孔子回答：‘四方有败坏的事情，一定预先知道，这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这是因为君主治理人的原则，以像父母养育子女那样的心为根本；虽然深居九重宫禁，思虑却周遍四方；虽然常处安乐之中，忧虑却及于困穷之人。近处把自身比作一体与四肢，四肢有疾病没有不怜恤的；远处把万物比作日月照临万类，光照没有不均遍的。所以时常有凶灾而百姓没有流亡，是依靠上天的听闻一定能传达到，知道君上的恩泽一定会到来，因此兼有母亲的慈爱和父亲的尊严。古代圣王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就是运用了这种方法。如今水灾造成祸害，绵延数十州，接连不断向朝廷报告；如果怜悯他们的疾苦，本来就应当下诏给予优厚的抚恤；倘若怀疑他们欺诈，也应当派使臣巡行查看，怎么可以听信往来传说，忘记施恩救恤的大道呢？” 失去百姓而得到财物，将来又有什么用呢？何况灾害已经十分严重，申报奏告也很频繁，即使不降下恩典，按照制度也应当减免赋税，白白失去的只是办事的体统。国家储备没有增加，恐怕必须迅速下达仁德的诏令，充分表示忧虑怜悯；分道派遣使者，明确宣示慰问灾民；宽减停息征税和徭役，查察冤屈和滥刑。凡有全家溺死、漂没房产田地、父子不能保全的，各按情况赐给粮食和布帛，并立即委托使臣会同州府，把当地官物发给他们。房屋田苗受到损坏的，也委托使臣会同州府，根据损失程度分等，报告朝廷，酌量减免租税。这样，死亡者可以得到掩埋祭奠的恩惠，生存者可以沾受温暖抚育的恩泽；恩泽普遍施下，谁会不欣喜拥戴？所花费的是财物，所收获的是人心。只要不失去百姓，又何必担忧用度不足？臣等已经核算过支出，所费也不是很多。如果陛下允许，臣等立即具列条款继续进呈。臣又听说，圣人制定法则，都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准则。庆赏顺应阳气的功用，所以施行于春夏；刑罚取法阴气，所以施行于秋冬。事情如果违背时令，人就一定会遭受灾祸。因此《月令》记载：夏天实行秋天的政令，苦雨就会多次到来，丘陵低地都遭水涝；夏天实行冬天的政令，后来就会发生大水，毁坏城郭。” 典籍流传下来的告诫，所说的话确实不会欺骗世人。天与人相互感应，按道理必然会有回应。既然灾祥与政令的舒缓、急迫有关，就能够招致灾祸或祥瑞。近来自夏初以来，大臣获罪，亲党受到牵连，受牵连的人很多。国家法令已经施行，皇帝的威严尚未解除；由于畏惧上天的震怒，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如果按照《月令》推论，水灾或许正是这种情形的回应。虽然上天降下灾异，不在京城郊畿之内，但天下都是君王的家，不能论远近区别对待。伏愿陛下用德行涤除过失，用和气消除灾异，使威严与恩惠相互配合、适当施行，使阴阳运行自然有序。臣等看到灾害而感到惭愧负罪至极，谨奉奏状陈述请求，敬请陛下听闻。”

译陆贽又论奏淮西管内水灾受损之处，请像其他各道一样派遣宣慰使，奏状说：“臣奉到圣旨：淮西管内贡赋已经缺少，既然是由于水灾受损，便选择宣慰使；这一道也不必派遣。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若有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安置，就好像自己把他推入了陷阱。因此夏禹为罪人哭泣，殷汤引罪于己，是因为天下之内无不是君王的臣民；有人昏乱迷失而不恭敬，是由于教化还没有达到，常常用善政救助他们，就不会抛弃任何人。自从李希烈违乱常道，污染淮甸，职贡废缺，责任应当有归属；至于编户百姓，哪里能承担这种罪责？陛下停止用兵，包容污垢，宽赦那位首领，只是这些下层百姓长期遭受胁迫控制，想来他们仰望圣朝教化，实在也很值得哀怜。倘若弘扬善救百姓的心意，就应当忧虑他们像自己陷入陷阱一样。如今派使者宣示诏命，本来就是为了体恤灾患、慰问灾民；各道的灾患既然相同，朝廷的吊恤却有差别，就会使仰慕声教的人绝望，使怀有反叛之心的人找到借口。这是在抛弃百姓而巩固仇寇，恐怕不是好的计策。从前晋国饥荒，向秦国请求购买粮食，大夫百里奚说：‘天灾流行，诸侯国家轮流遭遇；救济灾害、抚恤邻国，是合乎道义的。’奉行道义会得到福报，丕豹却请求趁机攻打晋国。秦穆公采纳百里奚的话，拒绝丕豹的请求，并且说：‘应当憎恶的是他们的君主，那些百姓有什么罪？’ 于是秦国输送粮食救济晋国。后来秦国饥荒，向晋国请求购买粮食，晋国大夫虢射说：‘这样做不能减少怨恨，反而会增强敌寇，不如不给。’庆郑说：‘对灾害幸灾乐祸是不仁，贪图吝惜是不祥，因邻国受苦而发怒是不义，不如给他们。’晋惠公听信虢射的谋划，违背庆郑的义理，于是封闭粮仓，拒绝卖粮，断绝了救济。这一年晋国又发生饥荒，秦伯再次送给晋国粮食，说：‘我怨恨他们的君主，却怜恤他们的百姓。’最终秦穆公成就霸业而强盛，晋惠公却被擒获受辱。由此可知，抛弃怨恨而施行恩惠，可以使敌人归心；计算利益而忘记道义，没有不失去人心的。这就是列国诸侯尚且致力于抚恤邻国、救济灾害，何况君临天下，怎么可以使德泽不能均匀施及各处呢？议论的人大多说淮西反复饥荒，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臣等愚见认为并不是这样。如果一定要兴兵征讨，追问不朝之罪，趁灾难而求取成功，已经违背德政；倘若又难以用兵，指望他们因困窘而自行灭亡，利害形势也未必可知。凶悍野兽的性情，困穷时就会抓咬搏击；暴虐之人的状态，危急时就会猖狂。正当他们处于困厄之时，尤其需要抚慰驾驭。如果能够以礼招徕安抚，便可以使他们最终安宁；一旦筹划失当，也足以产生祸患。臣私下认为，帝王之道与对待敌国的方法很不相同：以仁德怀柔万邦，只凭德和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我也不辜负别人，所以才能使亿万百姓归心，使远近都受到教化。” 即使仍有凶悍冥顽而不肯悔改的人，也一定会受到人神共同诛讨；他们这样就是自取灭亡，尚且还不值得怜悯。如今却因为贡税有所缺少，便使施加恩惠不均，既责罚首领，又牵连百姓，恐怕未必妥当。伏望圣明鉴察，再仔细裁决，斟酌所应采取的办法。各道使者都还不敢宣布施行，谨等待陛下的进一步旨意。” 陆贽又请求依照京兆府的请求实行折纳，奏状说：“京兆府先前奏报：所属地区的豌豆被虫吃掉，完全没有收成，请求按照数额改收大豆。奉到诏令，认为应依照度支后续奏报办理，说当时估价豌豆每斗价格在七十以上，大豆每斗价格在三十以下。京兆府请求用大豆代替豌豆，希望按照估价折算钱数缴纳，说这样可以免得损害官府。访求民间疾苦、救济灾害，是国家的法典。访求疾苦在于知道百姓患难之处，救济灾害在于体恤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如今既然是螟虫造成灾害，豌豆全部损失，若查验核实并非虚假，地税本来就应当免征。依正直之道行事，大体原则就在这里。府司折纳以充数，已经是向下体恤而采取权宜办法；度支却按照估价折算钱数，这是幸灾乐祸、窥伺利益，所得没有多少，造成的伤害却很大。伤害风俗而取得财物，不能称为合乎治道。况且豌豆这种东西，实际用途很少，旧例征收后只用于牲畜饲料；按数额改收大豆，各司谁会说不可以？计算价钱再额外征收，义理在哪里？既无道理依据，事情就不能听从。希望仍依照前次诏令办理，不知是否可以？” 监察御史韩愈上奏论述天旱民饥的情况：“臣以为，今年以来，京畿各县夏天遭遇严重旱灾，秋天又遇早霜，田地播种所得十成中只剩不到一成。陛下的恩德超过慈母，仁爱胜过春日阳光，祖赋之类都按例免除，征收的极少，蠲放的极多。然而上面的恩恩虽然宏大，下面百姓的困苦仍然十分严重。听说有人抛弃儿子、驱逐妻子来求得口粮，拆掉房屋、砍伐树木来缴纳税钱；有人在道路上受冻挨饿，倒毙在沟壑中。有财物的人都已经缴纳，无财物的人却徒然受到追征。臣愚见认为，这些都是群臣尚未说到、陛下尚未知道的事情。臣私下看见陛下怜念百姓，如同爱护婴儿；即使有人犯法应当处死，陛下还宽缓赦免，何况这些无罪的百姓，难道知道了却不救济吗？况且京师是四方的腹心、国家的根本，百姓实在应该得到加倍优厚的抚恤。如今瑞雪频繁降下，来年必定丰收；逼迫他们缴纳，得到的很少而百姓受到伤害，宽缓征收，则可以保全事情并获得长远利益。伏乞特下诏令：京兆府今年应征的税钱以及草、粟等，凡已经列入百姓负担而尚未征得的，暂且一律停止征收，容许延至来年蚕麦成熟时再办，希望百姓能够稍稍保存下来。臣最为鄙陋愚昧，没有什么见识，只是受恩而想报效，有所见便立即进言，至于诚恳惭惧之情，实在无以言表。” 谨此记录上奏，敬请圣上阅知。” 唐宪宗时，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说：“臣认为，陛下内心忧虑百姓，再次降下德音，想使实际恩惠施及人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减免租税。去年正月中旬降下的德音，只是酌量减免去年应缴的钱粮。臣听说，所减免的数额中，已经缴纳的自不必说；即使尚未缴纳的，多半也是逃亡之户，假如不减免，也征收不到。而遭受旱灾损害的州县很多，所减免的钱粮却很少；百姓尚未经历丰收，又要缴纳今年的税租。在疲乏困苦之中，又加以催逼征收，人力的困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今年，伏望陛下再与宰臣和有关官司商议，根据江淮旱灾受损州县的程度，再酌量减免今年的租税。在百姓疲困之际降下恻隐之恩，感动人心，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臣斗胆竭尽愚见，以符合陛下忧恤百姓的心意。” 僖宗干符元年，关东发生旱灾和饥荒。翰林学士卢携上书说：“国家拥有百姓，就像草木拥有根柢。秋冬时培植灌溉，春夏时就会滋长繁茂。如今关东遭受旱灾，所到之处全都饥荒，百姓没有可以依靠投奔的地方，只能等待死在沟壑中。即使免除剩余税负，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征收的东西，但州县督促催逼得非常急迫，动不动就加以捶打。即使拆屋伐木、雇妻卖子，也只能供给征收人员酒食的费用，不能真正送到府库。朝廷如果不抚恤保存百姓，实在就没有生存的办法。请求下令州县一律停止征收，并且打开义仓，赶快加以赈济供给。”诏令采纳了他的话，但主管官员最终不能实行。

译宋太宗端拱二年冬天，京城发生旱灾。左谏议、知制诰王禹偁上疏说：“臣听说，一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馑；五种谷物都没有收成，叫作饥。发生馑灾时，大夫以下的官员都要减损俸禄；发生饥荒时，就完全没有俸禄和廪食可领取。如今旱云尚未降雨，越冬麦也没有萌芽；既然没有积蓄，百姓饥饿实在令人忧虑。希望下诏明确说明：君臣之间，政教有所缺失。从皇帝的车驾服御，到百官的俸禄供给，除了宿卫军士、边境将帅以外，都依次减省。这样上可回应上天的谴责，下可平息百姓的怨心。等雨水充足后，再恢复旧制。臣在朝廷官员中，家境最贫寒，俸禄最微薄，也愿意首先减去自己的俸禄，以赎补损耗蛀蚀之过。对外则停止每年采购的物品，对内则停止工巧技艺的制作。靠近城池挖土而侵扰坟墓的人，应当掩埋修复坟墓；外州编配流放的人，除贪赃盗窃者外，都释放他们。然后用古代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故事来告诫敕令州县官吏。其余军政、民政、刑法、政务方面的弊病，臣所不知道的，希望委托宰臣裁量议定并颁行。只要感动人心，一定能够召来和气。” 宋真宗时，杨亿上奏说：“臣的本州自去年以来，秋季庄稼收成稍薄，时令物价虽然已经上涨，百姓还没有流离失所。到了今年春天以来，雨水调和适宜，粟麦成倍丰收，蚕事收获也颇为增加，干粮逐渐充足，百姓面有菜色的情况稍稍减少。然而山越地区的风俗和地势，旱地种植很少，所依仗的是水田，所食用的是粳稻。何况地势陡峭，泥泞积水不停，加上连年大旱，泉水源流已经枯竭。倘若十天半月不下雨，沟渠就会扬起尘土，稻田干焦，良苗立即枯死。若不是每隔三五日降下一场滋润的雨水，就无法指望秋天有收成。伏日，即夏至以后，雨水尤其少；烈日炙烤，热风频频兴起。地势高而向阳的田地，几乎枯槁；低洼潮湿之地，热得像沸水和浓汤。家家户户都在哀号，百姓的生命将要断绝。臣于是率领军州僚吏，专心祈求；境内的名山大川，以及城郭附近列入祀典的玄宫、梵刹、庙宇等，没有不遍访祭祀的。能够庇护水族的深潭，也都举行祭祀。筑坛祭龙，完全遵循古法；把市场迁到郊野，也确实合乎前代典籍。然而银河般的云气在天空回旋，炎热之气反而更加严重。不久，在前一个月十六日，雨水相继降下，却不到一寸，只能清除尘土，对焦枯的庄稼没有益处。臣早晚忧惧战栗，不敢稍有安宁，编户百姓几乎要死亡。” 到本月将近过半时，旱情更加严重；全郡之中，没有哪位神祇不曾祈祷，精诚已经竭尽，却丝毫没有得到神灵的赐予。臣忽然想起，往年在院中任职时，正逢旱灾，学士承旨宋白曾对臣说：“如今的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曾经略游关辅，寄居在佛寺中。正当久不下雨时，几十名村民到寺中祈祷。有个通晓胡法的僧人，捕捉了十几只蜥蜴，放在一个瓦瓮里，用水浸泡，再用杂树叶覆盖。又找来几个童男，穿青衣，把脸和手脚涂成青色，每人拿一根柳枝，蘸水洒散，同时祷告说：‘蜥蜴啊蜥蜴，兴云吐雾，今天降下大雨，你们如今回去吧。’这样不分昼夜地围绕祈祷。第二天果然下了大雨，远近都说雨水充足。”臣把这件事暗中写在文书背面，到了现在才查阅出来。于是就在十二日清晨，与知丽水县事殿中丞甄旦到城北集福院，按照这个方法祈祷。不久，臣与甄旦从北门出来，各自沿着归途行走。忽然有片云从东北方升起，很快弥漫开来；到了午时与未时之间，暴雨下了一寸多，因此聚集的阴云仍未消散。到了十三日，大雨昼夜不停，约下了三四尺，溪谷涨满，沟渠田埂中的水四处流溢；原本枯槁的禾黍茂盛起来并抽穗，原本憔悴的草木也欣欣然恢复了生机。村民戴着斗笠唱歌，农夫奋力穿着蓑衣起舞，千家万户像往常一样安居，百姓没有产生邪恶之心，这是百姓的幸事，也是陛下的恩赐。臣惭愧地充任守土之官，得以遇上丰年，欢庆感激的诚意，远远超过平常。臣又想到，像鸟鸣犬吠这样的微末技艺，前代贤哲也不曾遗弃；樵夫农夫的言语，圣明的君主也会采纳。臣所陈述的祈祷方法，亲自获得了感应的征兆，按理近于怪神，事情也不合常见，颇为鄙陋，有辱圣明。只是因为小道也有可取之处，足以表明臣侍奉君主不敢有所隐瞒。过去东方朔曾说：‘说它是龙，却没有角；说它是蛇，却又长着脚。爬行曲折，善于沿墙壁而行，不是守宫就是蜥蜴。’又说：‘雄蜥蜴也被称作龙，不过是拿着壁虎来嘲笑龟龙罢了。’已故刑部侍郎张洎也曾对臣说：‘从前出使高丽，乘船渡海时忽然阴云密布，船夫喧哗说看见了龙。张洎急忙起身察看，只见云间垂下一条尾巴，正像壁虎的形状。过了很久，大雨骤然降下，于是才知道蜥蜴也属于龙的一类。’臣既然获得了嘉应，怎敢不上奏；冒犯天威，内心更加战栗惶恐。翰林学士李迪曾回家休假，忽然传诏召他到内东门应对。真宗拿出三司使马元方上报的年度财政收支数目给李迪看。当时蝗灾、旱灾接连发生多年，真宗问应当怎样救济。李迪请求打开内藏库，来补助国家用度，这样就可以减轻赋税，不使百姓劳苦。皇帝说：“朕想让李士衡代替马元方，等他到任后，应当拿出数百万金帛借给三司。”李迪说：“天子对于财物没有内外之分，希望下诏把财物赐给三司，以显示恩德，何必说是借呢？”皇帝听后很高兴。集贤院权管干通进银台司田锡上奏说：“臣本月二十五日所进的密封奏章，是为霸州、干宁军死伤人户等事。自二十六日以来，又据莫州奏报，饿死十六人；沧州奏报，全家饿死的有十七户。虽然已经下令转运司审度，又降低斗斛价格进行赈济和出粜，但还没有见到另行下达的指挥。如果有关部门只是这样办理，实在不能符合陛下忧劳百姓的心意。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使百姓饿死，就是陛下辜负百姓。宰相调和阴阳、启发引导圣德，但恩惠不能下达，王道还没有彰明，就是宰相辜负陛下。如今陛下为什么不依照禹、汤的做法引咎自责，略微下达德音，向发生饥饿杀人之事的州府说明，让民心知道陛下忧虑体恤他们，然后打开粮仓，给予粮食和借贷，来拯救将死之人呢？如果仓廪空虚、运输和边防储备又不足，以至于当天没有可以发放和借贷的粮食，那就是执政大臣平时不用心造成的。过去伊尹担任宰相，以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为耻；如今饿死的人这样多，正所谓‘还要这样的宰相做什么？’如今陛下可以把这件事依照道理简要说明，当面责问宰臣以下官员，看他们拿什么话来回答，观察他们有没有惭愧之色、忧虑之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六口〕

译等三天以后，或者十天半月以来仍不上表待罪、不上章请求退职，这就是残忍的人，哪里称得上贤良宰相呢？既然不是贤良宰相却仍然任用他，那就是陛下没有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若不另行进用贤臣，恐怕危乱的苗头将来会滋长蔓延，难以收拾。古语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何况如今皇家拥有天下万国，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可以在常参官一向每五日一次的转对中，观察他们所上的言论；其中有远大谋略、治理才干的人，可以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拔任用。如果只有言论而没有实际才能，也可以按礼节退黜他，同样合乎体制。不这样做，臣恐怕国家不能早日达到太平。岂止是不能达到太平，国家的忧患也不只在边防，叛乱还可能发生在内地。这是陛下继承先帝、保全万世基业的当务之急。所有急务，没有比这件事更优先的。希望圣明的听察详察臣的言论。陆贽说：‘贪图因循苟且的人，最终必有大患。’如今如果因循不改、不早作谋划，那么大患就要到来了。臣今天所奏的事情，暂且可以先下达德音，以禹、汤责躬自责的意思向上谢天，以尧、舜至仁的心意对待臣下，使发生饥饿的地区都知道陛下忧虑体恤百姓的心意。臣的职分在于深严的禁近之地，每天都有所见所闻，不敢不上奏。” 仁宗明道二年，诏令讨论恢复义仓，但没有办成。景祐年间，集贤校理王琪请求恢复设置义仓，规定五等户以上的人家，随夏税、秋税各缴纳二斗，另缴一升；遇到水旱而减免税赋时，也免除这项输纳。州县选择便利的地方设置仓库储存粮食，由转运使统领。按一个中等州郡正税每年收入十万石计算，义仓可以得到五千石；由此推广开来，利益就很广了。明道年间发生饥荒歉收，国家如果要把粮食全部借给饥民，军粮就会不足，所以百姓有流离转徙的忧患。当时兼并之家拿出几千石粮食，就补授官吏之职；这难道是把官爵看轻了吗？只是因为爱护百姓、救济民众，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况且兼并之家占有的田地通常很广，义仓收入通常也多；中下之家占有的田地通常很窄，义仓收入通常也少。等到水旱灾害发生而赈济时，兼并之家未必需要依靠这些粮食得到救济，中下等百姓却确实会首先受到它的恩惠。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讨论，议论者意见不一，因而停止。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请求详细制定常平制度，上疏说：“臣听说，农事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不劝勉百姓从事农业；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不可不替他们储备。因为每年有丰年和歉年，粮食有贵有贱，应当计算成本、估量储备，想要在适当时机卖出滞积的粮食、收取盈利，就应该研究相应的方法。前代的记载说：‘想使人致力于农业，就要使人有所获利，使粮食有所归宿，也就是官府用法令收购粮食。’如今豪强富户趁粮价低贱时大量收购，使从事农业的贫弱人家很快耗尽家产；等到农事不能兴盛，稍有水旱灾害，他们就囤积货物不肯出售，等价格高涨以谋取厚利。农民只得高价买粮，勉强填饱肚子，来回都受其害，永远没有穷尽。即使负责劝课农事的官员挨家挨户、每天查看，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管子说：‘政令有缓有急，物价有轻有重，君主不加治理，囤积货物的商人就会游走市场，趁人们供应不足之时牟取百倍利润。’又说：‘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一万钟的储藏，储藏的钱财达千万；有一千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一千钟的储藏，储藏的钱财达百万。’由此说来，平籴和常平的制度由来已久，并不是始于汉宣帝时期。国家在各郡设置常平仓，是为了使农民获利、预备饥荒之年。然而如今有名无实，是因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罢了。臣认为，建立制度在于衡量州郡距离的远近，计算户口的多寡；在粮价低时收购、价格高时出售，并根据饥荒和丰收的不同情况区别办理；赏罚必须兑现，责成官吏考核；粮食出纳不得阻塞，增减要有制度；本钱和利息的数额不得借作军费；在收取、引导粮食时，禁止官府与民争利。六斛四斗叫作一钟，一万户的州郡，常平仓就可以收储六万四千斛以上。等到本钱和利息逐渐增加获利，再增加原定数额。每年有大、中、小三等饥荒，也有大、中、小三等丰收，应当经常谨慎察看，以决定粮食的出入。如今想建立制度而没有赏罚，法令就无法实行。应当把各州县官吏的功过分别定出等级，表明制度一定执行。每当应时收购、遇急出粜，不要让主管部门阻塞拖延，这样利益就能惠及百姓。丰年就提高市场价格收购，每斗所提高的钱不得超过十文；饥荒时就降低市场价格出粜，按三成的数额出售，其中拿出一成给首先报告灾情的人。收购完毕后就不再禁止。至于蜀汉这样的狭窄地区、交广这样的宽广地区，或者交通河川便利与土地不同，或者边郡险要之城各有差异，都应分别制定条文来调节盈亏，限定转运交换的年月，防止损失败坏，制定法典以防侵削苛刻，用严厉科条督促执行；这样贫瘠地区可以充实，饥荒就有储备了。如今却不是这样，九种谷物在丰年散失，不能储藏；万民困于凶年，却没有办法振兴生计。使国家富足、百姓得到赡养的方法，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确实应当严令州郡，根据当地现有本钱和粮斛的有无，今后逐渐按照户口数额收购常平仓钱粮。转运司等不得以运输军需为名，上奏请求借用这些钱粮。各地应当储备的贯、石数目，如果有所缺少，就命令多方筹划供应。如果完全缺少本钱，实在没有办法周转，臣恭请陛下广泛下诏，拿府库中的乳香、犀角、象牙、珍珠之类珍物，斟酌各地情况减价出售，补充仓本。这些珍奇物品，饥荒时不能拿来吃，寒冷时不能拿来穿，平时则可以不急不慢地逐渐出售；如果急于出售，即使减价数倍，人们也未必能够购买。应当趁年成平稳时卖掉它们，作为富国惠民的根本；对上可以彰明去除奢侈、崇尚节俭的仁德，对下可以成就重视农业、惠及百姓的道理。等到州郡中有本钱和利息增加获利的地方，就命令转运部门按照远近调剂，使各处都达到定额。除边远州郡和山险之地收购储存不得超过规定额数外，沿途州府也允许就低价多多收购。仍请先下令有关部门，把现行常平仓条文和臣这篇奏札重新详细修订，逐项列成条件，务必使其精密而能长久作为定例；并确定各州军应当收购的额数，统一列明上报朝廷，再行裁定颁布施行。

译设置这项法令，大概是为了抑制兼并之家，惠及贫弱百姓。如果实行时确实守信，执行时确实坚定，本钱和利息逐渐增加，那么公家和私人都能获利。相比义社制度另行产生赋敛、官吏侵削、急于借用，害处大而利益小，它创始于隋代，到了唐代戴胄还请求恢复，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何况这是兼顾农业和商业、救济灾塞、堵塞逐利漏洞的方法，难道可以忽视它的名义而不去办理吗？议论者如果说圣朝不应以收取利息为名，那也是没有考察实际情况。周公制定向百姓放贷的制度，以国服作为利息；又规定贷出万泉收取五百的利息，这同样是按照正当方法取利。只要仓储充足，国家用度富裕强盛，即使遇到凶荒，也不至于使百姓贫困瘦弱，那么仁圣君主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愚昧无知，冒昧贡献微薄意见，冒犯圣颜，内心深感惶恐。” 庆历二年，右正言欧阳修论述请求赈济饥民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见，最近降下大雪，虽然这是预示将来丰收的征兆，然而眼下陕西饥民流亡的很多，同州、华州、河中尤其严重，常常在道路上遗弃小儿。也请早日下达指挥，命令长吏收养抚恤他们。又听说京西、京东大雪不止，毁坏桑树和柘树不少，臣非常担心今后蚕丝和税赋将无从征出，导致贫民起而成为盗贼。也请特别下达指挥，酌量处理。臣切实看到国史记载祖宗朝的事，每当奏报一两个州军稍有灾害，朝廷也根据灾情多少随即赈济抚恤，有时免除税租；这是因为所免放的数额少，不损害国家用度，又能察知百姓疾苦，细微之处也不遗漏，所以国恩得以流布，百姓不怨恨叹息。不必一定等到灾害扩大，才实行赈救。如今正是百姓贫困、下情怨恨的时候，不妨频繁推行恩惠。恭请圣上慈悲，特别加以怜悯。” 欧阳修又论述雪后救济饥民的奏札说：臣听说京城下大雪以后，民间饥寒的人很多，甚至有一家母子数人同时冻死的。即使豪贵之家，往往也没有柴炭，那么贫弱百姓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京师小民通常没有积蓄，只能早晚临时谋求口粮；一天不出去谋生，就会立刻陷入贫困。如今大雪已经下了十天，假如市井百姓十天不能谋生，即使中等人家也会贫困断绝，何况小民呢？雪对于农民虽是有利的恩泽，但农田的收获要到春夏才远远见效，平民眼前所受的急迫痛苦却正在当前。近来每天早晚，冻死的百姓逐渐增多，却没有听说官府有所赈救。臣请求特别降下圣旨，交给开封府，或者分派使臣，全面登记民间贫寒受冻、不能自行生活的人，按人数发放口粮；并且分别就近从有官府场所的柴炭、草料中发给他们，救助他们将要死亡的性命。至于各军营中出征军人的家属，也应酌量加以存问抚恤，以显示圣恩。所发放的物资并不多，受益的人却很多；还应命令两府拟定条款，对在外辛苦戍守的军士以及百姓缴纳转运税赋、零碎输送艰难等情况，一并筹划，及早加以抚恤。如果使戍兵忧愁困苦，道路上怨声叹息，饥寒而死的尸体排列在京城，那么大雪带来的恩泽尚未见到好处，而这几件事造成的损失已经很多了。恭请圣上慈悲，特别留意。欧阳修又论述救济江淮饥民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最近从内库拿出金帛赐给陕西，用来救济饥民；听说江淮以南今年春天大旱，有的地方井泉干涸，牛畜因瘴疫死亡，鸡犬也没有幸存，九种农事都失去了生计，百姓哀号不止。然而还没有听说朝廷有所存问抚恤。陛下至仁至圣，忧虑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无所不至，只是担心远方百姓的疾苦不能传达到圣听；如果听到了，一定会留意下民的疾苦。臣的职分应当进言，近来江淮之间，在去年王伦蹂躏践踏之后，民户不能安居乐业；王伦这个贼人刚被消灭，创伤尚未恢复，接着又发生飞蝗；从秋到春连续三个时节大旱。如今春耕已经开始，而雨水仍未降下；这个月再不下雨，那么全年收成就没有希望了。加上近年以来，省司屡次在南方征敛钱财，转运使等又用各种办法侵削剥取，以贡献羡余；江淮百姓上受天灾，下受盗贼之苦，内部还承受省司的重重征敛，外部又遭转运使的苛求，比其他地方受苦更加严重。如今如果不加以存问抚恤，将来再遇凶荒，饥民和疲困怨恨的人相互呼应而起，其祸患就不同于王伦等偶然疯狂叛乱的盗贼了。臣认为，百姓的怨恨已经很久了，百姓的疲困值得哀怜；趁他们极度困苦之时，应当迅速施加恩惠。不仅可以消除盗贼的祸患，也可以安抚他们疲惫怨恨的心。恭请圣上慈悲，特别派一两名使臣，分别前往江淮的名山，祈祷降雨。还应下令转运司和州县，分别详细报告各处旱情的次第，同时从多方面筹划，赈济穷民，不要错过时机而造成后患。” 右正言余靖论述请求借支常平仓本钱的奏疏说：“臣听说天下没有永远安定的形势，没有永远取胜的军队，没有永远富足的百姓，也没有永远丰收的年景。因此古代圣王守国有道，治理有术，遇到缓急，不可没有预备。臣恭敬地看到，真宗皇帝景德年间，诏令天下按照各州户口多少，酌量留下上供钱，开始设置常平仓，交给司农寺登记入账，三司不得过问收支。每年夏、秋两季丰收时，按照市场价格加钱收购粮食；出售时所得的本钱和利息，只交司农寺掌管，三司、转运司不得支用。后来每逢灾伤进行赈济和借贷，使国家有储蓄、百姓免于流散，正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前任三司使姚仲孙从今年春天以来，在京东等地借支司农寺常平仓的钱，用来供给和买。虽然借支官钱以充官用，按平常情况看似乎没有妨碍，但从长远谋划看，实在很不妥当。臣深切想到真宗皇帝的圣虑深远，冒昧概括陈述如下：如今全国金钱粮谷的数目，各路州军每年支用之外，全部充作上供和其他各路的经费，现存仓库已经没有多余的积蓄。所留下的常平本钱和粮斛等，如果用来赈济饥荒，这本来就是它们经常要发挥的作用。万一不幸，某一方稍有缓急，需要赏赐和供给粮食，仓促之间就可以准备好；这难道不是先皇暗中把数百万资财储存在四方的吗？如今如果先被三司支用，那么天下的储蓄就全空了。恭请特别下达指挥，凡三司先前借支常平本钱的地方，都应命令迅速归还；今后不得再行支拨，并依照景德元年所降敕命施行。”

译景祐三年，余靖又请求宽减租赋、防止盗贼，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春夏以来，旱情范围极广。陛下忧劳勤恤，亲自进行祈祷，虽然获得了好的感应，但夏田早已受到损害。臣认为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蓄；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储蓄。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国家不像国家。所以即使尧时有水灾、汤时有旱灾，百姓仍没有面带菜色，是因为有预备灾害的方法。如今官府有许多冗费，百姓没有私人积蓄，一年歉收，逃亡者就遍满道路，大概是上下都没有储积的缘故。臣认为当今预备灾害的方法，最急迫的只是宽减租赋、防止盗贼。臣诚然知道国家边境战事未息，经费日益增加，不宜再减轻百姓赋税，使财政陷入困窘；但农民的收成有限，应当根据民力征取，即使稍微减免，仍会有几分收入。如今如果照常全部征取，百姓一旦不能承受这种要求，必然造成流亡的祸患，那就会永久失去正常赋税。今天府的百姓距离九重宫阙并不远，申诉旱灾的尚且有一半能够得到申明，另一半还会遭到压制驳回，何况远方百姓，他们必定无处申诉。陕西关内以西尤其需要抚慰。恭请朝廷特别降诏，凡遭受旱灾的州军，委派清正强干的官员核实夏苗实际受损的地方，特别按照情况减免夏税的分数，不得容许有人侥幸作弊；这才是惠民的实际效果。如果等到出现逃亡以后才赈救，就来不及了。臣又听说，衣食不足，即使尧舜在上，也不能使百姓不成为盗贼。水旱灾害之后盗贼滋长，是形势的常态。近来听说解州、邓州有成群盗贼进入城中，劫掠民户，这是由于都监、押巡检没有任用得当的人造成的。像这样的渐变，不应任其滋长蔓延。恭请朝廷申明捕捉盗贼的科条，严格执行赏罚的法典；对于不能捕获强盗贼人的，不得拿盗窃案件来比照抵折，应特别实行勒停、替降的处分办法，希望他们能够同心协力，挫败盗贼的势力。” 庆历年间，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请求派官员到陕西祈雨，上疏说：“臣本月五日到达华州华阴县，进入西岳庙烧香，切实看到本庙有一名年老的医官负责监当。庙庭宽广遥远，房舍很多，却只有剩员十四人，全是年老多病之人，供应、洒扫都不能及时完成。这似乎不符合国家崇奉五岳的本意，也不够严谨。如今关中大旱，永兴、同、华、陕、虢等地，秋苗没有二三分收成；粟米每斗足钱一百五十文，加上乡村没有粮食可以收购，民心哀号，盗贼也不少。希望圣上慈悲，选派精明谨慎的使臣到西岳庙，专门举行祭告，并在陕西灵湫等处祈求雨泽，以拯救百姓。仍请求委派一名转运使前往西岳庙，点检庙宇面貌、祭器、法物，并增派士兵洒扫庭院，希望崇奉之礼不致废弛。”皇祐四年，集贤殿修撰、知梓州何郯上奏说：“臣听说近日多次派内臣到各路监督州郡官吏捕蝗。内臣是出入宫禁的亲信之人，按照情势推想，州县一定会过分迎奉，他们往来的行李也需要人力供给。州郡还有兵士可以供给使唤，到了县邑就只能差派贫苦下等人户。蝗虫还没有除掉，百姓却先遭受这种劳役，已经形成一种祸害了。比如去年派内臣入蜀祈雨，所到之处都差遣五七十名百姓挑担、搬运行李，大概是地方不了解朝廷体恤百姓的本意，只要见到权贵近臣就随风迎合，不顾劳扰；并不是使臣一定要求百姓这样做。况且捕蝗除害本来属于民政事务，是郡县守宰的职责。如今舍弃守宰而不任用，反由朝廷派人监督捕捉，就是容许官府怠慢职守而不责问其职责。恭请特别降下敕命，凡有蝗虫滋生的地方，专门责成知州、通判督促所属县的官吏迅速捕打；委托本路转运司严厉督察，辖区内州郡等候蝗害全部清除，每天据实上报。如果已经奏报以后蝗虫却又滋长为害，知州、通判、知县、主簿一律停殿，转运使贬黜降职、改换差遣。这样严格督责，官府自然会尽心除害。圣意认为如何，请立即下达指挥。现在各处的内臣，也请求抽调回来。” 庆历五年，右司谏贾黯请求建立民社义仓，上疏说：“臣认为天下没有事情时，年成丰收，百姓就安乐，父子能够相互保全；一遇水旱灾害，就流离死亡，尸体被遗弃在道路上。打开仓廪赈济，粮食又供应不上；督促富人出粮，力量又不足；运输千里，来不及应急；迁移百姓去就食，远近双方都陷入困境。朝廷大臣、郡县官吏在仓促之间不知道怎么办，百姓因饥饿而死的已经超过一半了。水旱灾害，即使尧、汤也不能避免；如今不思考预备灾害的方法，只希望年年谷物成熟，这就是要求得到尧、汤也不能保证的事情。臣曾读《隋史》，看到所谓建立民社义仓，是在适当时节征取，储藏于百姓之中；对下足以预备凶灾，对上实际上没有谋利。希望仿照隋代制度，诏令天下州军，遇到年成丰熟时，立法劝课，积蓄粮食以预备灾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丰收之年，粮食多得散落遍地，多取一些也不能算暴虐’，何况是取来为百姓所用呢？”奏疏上呈后，皇帝把他的主张下发讨论；司农寺又命李充与贾黯共同议论上报，于是下发各路衡量能否实行，认为可以实行的只有四路，其余有的说这会在税赋以外形成两重供输，有的说恐怕招来盗贼，有的说已有常平仓可以赈给，有的说设置仓库会造成烦扰。于是贾黯又上奏说：“臣曾任尚书刑部判官，看到天下每年判处死刑的人多达四千余人，其中盗贼大约占十分之六七，大概是愚民迫于饥寒，又遇水旱灾害，因而被冤屈地陷入重罪。所以臣请求恢复民社义仓，以预备凶年。如今各路陈述的意见，大多是妄加议论。如果说这是在赋税以外形成两重供输，那么义仓的本意是教导百姓储积粮食以备水旱，由官府立法，并不是拿来谋利。实行久了，百姓一定乐于输纳。如果说恐怕招来盗贼，盗贼所图的是轻便财物，并不是粟麦。如今乡村富室有储藏数万石粮食的，没有听说有被劫掠的忧患；况且盗贼的兴起，本来就由于贫困。臣提出这个建议，是想使百姓有储积，即使遇到水旱，也不担忧缺粮；这样人人都会爱惜自己而慎重犯法，这正是消除盗贼根源的方法。如果说有常平仓足以赈给，那么常平仓的设置，本来是为了平衡谷价，使粮食不至于过贵或过贱而造成伤害；有时遇到凶年饥荒，才开仓赈济。如今既已丧失其本意，费用又出自公家钱财。现在国家用度颇为匮乏，储蓄不厚，近年并不是没有常平仓，但稍有水旱，百姓就流离、饿死，甚至起而成为盗贼；这说明常平仓果然不足以依靠它来赈济。

译如果说设置仓廪、收取木材会造成烦扰，那么如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也都向百姓征取，难道唯独对义仓害怕烦扰吗？人情可以同人一起享受成功，却不能同人一起谋划开始。希望朝廷自行决断而实行，但当时受到众人议论的牵制，最终没有实行。仁宗时期，秘阁校理吴及说：“《春秋》中有告籴之事。陛下恩惠施及草木禽兽，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然而州郡官府各自专擅管理本地百姓，擅自制定禁止粮食外出的法令。一路发生饥荒，邻路就因此禁止粮食外运；一郡发生饥荒，邻郡也因此禁止粮食外运。二千石以上的长吏，本应与全国共同承担休戚，却坐视百姓流离，这难道是圣朝把百姓当作子女来对待的本意吗？”于是诏令说：“邻路、邻州发生灾伤却擅自禁止粮食外运的，依违反制度的法律论处。”监察御史包拯请求救济江淮饥民，上疏说：“臣听说，上天以五星作为府库，人以九谷作为生命。五星在上天运行紊乱，灾异就会在下界发生；九谷在田野断绝，盗贼就会在外兴起。上天与人之间，上下相互感应，所以天上发生变异，下面就会发生人乱。这种天人相互关联的情形，非常可怕。如果变异在上天显现，就应当恐惧修省，以此向下界谢罪；年成歉收，就应当赈济借贷，已经责罚自己的过失，并抚恤百姓的困苦。大概不要使上天有大的变异、百姓面有饥色，这样人才能获得富足长寿，国家才能享有安宁。如今灾异的变化尤其严重，臣近来已经详细论列过了。只是江淮六路连续多年大旱，百姓粮食艰难，流亡者到处都是。朝廷前些时候派遣使臣安抚、赈济和借贷，以救济他们的弊病；而东南每年运输上供米六百万石，近来虽减去一百万石，但由于各路租税都已经蠲免复除，那么粮食从哪里来呢？” 终究免不了由州县摊派收购来补足数额。于是民间生产的粮食全都输入官府，百姓的储粮已经耗尽，而摊派仍未停止。即使有钱，也往往没有粮食可买；父子惊惶相望而不能救助，老弱死在沟渠田野，青壮年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如果不幸有奸雄乘机而起，就无法控制了。究竟应当用什么办法最终使他们安定呢？况且国家的祸患没有不由此造成的，难道可以不深思熟虑吗？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达指挥：凡江浙六路遭受灾伤的州县，所有摊派收购以及各种科率，一概立即停止。如果有人敢于故意违犯，一并按违反制度论处，希望稍稍解除疲困百姓倒悬般的急迫处境。上供米的数目如果不足原定额数，就等将来丰收时补足；仍命州县官吏多方筹划，救济饥民，不得使他们失所。并且委托各路提点刑狱、转运使专门负责督察；如果不用心救济，导致百姓流亡或结成群党，就请一律从重贬黜。” 包拯又请求支用义仓米赈给百姓，上疏说：“臣访察听说，江浙、荆湖等路自去年秋天以来连续大旱，田苗全都遭受灾害。眼下米价很高，百姓粮食不足。如果不迅速命令救济，必然导致流亡；强壮者起而成为盗贼，老弱者辗转死在沟渠田野，由此发生事变，祸患不小。因为各州除军粮、常平仓外，别无大量粮斛储备。臣确知王琪所建议设置的义仓，目前各处掌管的粮食数目稍多，州县未必敢擅自支用。如果一味等候朝廷指挥，来回需数月；在粮食艰难之际，恐怕来不及。希望特别下达指挥，各路转运司查核所属原来遭灾的州县，如果确实有民户缺粮，就命令立即把义仓米迅速赈给，以救济贫民。如果采纳臣的奏请，就请早日赐下指挥。” 包拯代理三司使时，请求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上疏说：臣切实看到，淮南、江浙、荆湖等州军，几年来年成一向歉薄；去年秋天大旱，尤其严重，最多只有三二分收成。当年的夏税现钱，一律科折征纳。其中第一等户折纳小绫，每匹一贯六百六十文省；官絁每匹二贯八百五十文省。第二等以下直到客户，都折纳小麦，每斗三十四文省。后来又据发运司依照中书劄子，转述三司奏请：庆历三年上供粮斛六百万石中，拿小麦一百万石、大豆十五万石折纳现钱。发运司于是估量，小麦每斗连同耗费加估为九十四文省，大豆每斗连同耗费为八十八文省，比各地通常的出粜价格高出一倍以上。按此计算，小麦一石应纳现钱九百四十文省。不久又依五月九日中书劄子，转述发运司奏报，担心豆麦价格高，民户难以得到现钱。奉圣旨，应命令本司迅速指挥各路州军；凡应折纳夏税豆麦，民户愿意纳现钱的，就命令各处按照起纳当天的市场价格数额送纳；如果只愿意缴纳原本的粮斛，也听任他们自行选择。虽然有前面所说的圣旨指挥，当地官吏却全不遵奉，只是一面强迫民户按照原先估定的价格缴纳钱，不许缴纳本色粮斛，以致豆麦更加低贱，钱财反而难以得到。下等民户尤其更加困难。发运司只顾务求年度账目充盈，不考虑民力已经困竭，上下相互遮掩，使百姓无处申诉，为国家聚集怨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财用的来源，也是国家安危所系；横加赋税、暴虐征取，却不知道限度。如果因此导致百姓流亡、相互响应而起，郡邑陷入涂炭，将用什么办法最终安定下来呢？何况已经出现的征兆，不可不深思。加上自淮河以南以及两浙、荆湖，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都没有下雨，二麦不能抽穗，耕种错过时节，民心焦灼不安，每天都怀有忧惧。希望圣上慈悲，特别降下诏敕，委派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不停巡历，核实所有杂项科率，暂且一概停止。如果今后蚕桑、小麦稍有收成，今年夏税各色钱物，除第一、第二等户仍照旧折纳外，第三等以下以及客户，特别免除各种支移、折变，只让他们各自缴纳本色，庶几使困苦更重的百姓稍稍得到休息。包拯任三司户部副使时，请求派遣使臣到受灾路分安抚，上疏说：臣切实听说，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近年旱涝相继，粮食价格暴涨，淮南西路蕲州、黄州等州尤其严重。

译去年秋天淫雨降霜，损害禾苗庄稼；今年夏天大水冲走居民房屋，加上官府摊派收购，民间储蓄全都输入官府。官府收购过多，到如今五月仍不下雨，秋苗全已枯槁，米价每斗二百文。即使江淮丰收时，米价虽低也有百姓挨饿，何况遇到凶年，又怎么能够度过一年呢？这是因为没有预备的缘故。如今民间储蓄全都变成军队储备了，百姓失去了依靠，流亡者日益增多，所以盗贼到处充斥，聚集成群；大的一群接近百人，小的也不少于几十人，到处劫掠，官府无法禁止。从光州、寿州以南直到长江，也都是这样；州县上下相互遮蔽，不向上奏报，使朝廷没有办法知道。何况如今秋苗庄稼已经枯死，希望只能寄托在来年夏天；而凋残的百姓朝不保夕，哪里能够等到来年夏天呢？再说上天降下灾祸，必定在凶年出现，是因为年成凶歉，百姓就饥饿；百姓饥饿，盗贼就兴起；盗贼兴起，奸雄就会出现；奸雄出现，就无法控制。难道可以不深深畏惧而预先防备吗？恭请圣上慈悲，向执政大臣申明：凡江淮、两浙、荆湖等州军，自去年夏天到今年秋天灾伤严重的地方，都选派臣僚，全面核实灾情并加以安抚，斟酌情况从权赈济借贷。救济灾害、抚恤祸患，本来是国家的常规政务；如果忽视而不顾，逐渐形成大患，难道不会成为朝廷的深重忧虑吗？《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荒政 宋仁宗时期，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论述荒政的奏札说：“臣私下认为，淮南、两浙今年遭受水灾，百姓大多缺粮，常常成群聚集，手持兵器，贩卖私盐，以救济朝夕生活，甚至有人与官军拒斗，彼此杀伤。如果继续蔓延不止，就会形成大盗，朝廷不能不深以为忧。这大概是因为主管部门对盐业专卖管得太急，所以百姓冒险犯法。臣听说《周礼》所说的荒政有十二项，朝廷大略已经施行，只有‘舍禁’和‘除盗贼’两项，似乎还没有留意。如今百姓如同亲生赤子，受冻挨饿，濒临沟壑死亡，为什么还要同他们争夺细微的盐利？难道这是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吗？臣认为陛下应当告诫主管官员，使他们明白体会朝廷的意旨，稍微放宽盐禁，同时严格督促捕盗；对不能完成盐利征课的，放宽处罚；对成群抢劫的，严加诛罚；废除告发、捕捉私盐的赏赐，表彰讨伐、擒获强暴者的功劳；舍弃聚敛小利，保全百姓安全的大福；在恶行尚处于细微时便予以铲除，在祸乱尚未形成时便予以平息，这是最为上策的办法。” 张方平上《仓廪论》说：“臣听说古代百姓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储蓄；经过三十年，就有九年的积蓄。丰年补充歉年，即使连续遭遇凶年，百姓也不会受困。这样以后德化流行普及，礼乐才能兴盛。这是夏、商、周三代盛平时期的情形，是土地划分合理、百姓富足以及施行教化的根本。周代衰落后，田地疆界失去秩序，生产不平等，于是有权谋之臣、通晓变通之士，调节盈亏的数量，运用轻重之术，以控制国家用度、均平百姓财产。像管仲的平准，李悝的平籴，汉代桑弘羊的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下面直到隋代的义租、唐人的社仓制度，这些都是便利物资、使百姓获利、救济时弊、合乎道理、安定人民的仁政，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常法。”孟子说：“猪狗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道收敛；田野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和拿刀刺人把人杀死，却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兵器造成的’，有什么不同？”由此可知，储藏粮食是国家的大根本，征敛和发放是政治的大常道，饥荒与丰收是上天运行的常态，预先防备则是人力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一万钟的储藏；有一千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一千钟的储藏。” 而君主用这种准则来治理，百姓才有所依靠。国家太平已经六十年了，却要把东南的粮食通过漕运运到太仓，沿途搜刮得几乎没有剩余，仍常常像供应不上，只勉强够军队食用。边塞的积粮，很少能达到一整年的储备；富户的藏粮，旧粮还没有接上新粮；贫民的口粮，早晨还没有接续到晚上。不幸遇到严重旱灾、水灾等灾害，百姓立刻就会困乏枯竭，国家也没有办法赈济救援，老弱之人辗转死去，尸体相互枕藉在沟壑中。等到惊慌起来才谋划救治，强行打开私人粮仓，千里转运粮食，劳费更加沉重，官民都受到扰乱，这不是把谋划放在最后才做吗？近来赦书曾经晓谕州县，要求设立义仓，但只有空文，没有统一的制度；到现在三年了，天下竟没有一处真正建立。如今的社会风气，苟且因循，即使严令坚约，仍然违抗怠慢。要替百姓兴办有利之事，哪里容易找到合适的人呢？有职位的人没有心思去做，有心思去做的人又没有职位。在上位的只图安逸，任由苟且；在下位而乐于办事的人，又往往受到牵制，不能独自作主。因此，民间有利之事不能及时兴办，有害之事不能及时革除，积久便形成弊病，最终导致败亡。况且凡事兴办确实很难，毁坏却极其容易。有的事情本来打算作为利益，结果反而变成祸害。义租、社仓这些制度，齐、隋、唐都曾经实行过，开始是为百姓储备粮食的方法，最后却成为偏僻昏君淫侈挥霍的费用，这等于在正式赋籍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征调。如果国家能够采纳前代的良策，为齐国百姓谋划长远大计，明确制定条文制度，权衡粮食的征收和发放，命令天下各县在所属各乡修筑粮仓，根据中户以上人户分等，征收粮麦。每年征入的数额，按照年成丰歉分为三等。县里掌管簿籍，乡吏负责看守。遇到灾年饥荒，就开仓赈给：小饥荒，就按照小丰年征收的数量发放；中饥荒，就按照中丰年征收的数量发放；大饥荒，就按照大丰年征收的数量发放。专门由县、乡自行检查管理，不许州郡和计司侵取挪作杂用。这样就是把丰年优裕人户的剩余，分给灾年贫民的不足，不让兼并之家和商人凭借轻微资本、囤积大量粮食来操纵利益，强行掠夺百姓。这符合《大易》所说“减少有余，补益不足，按照物价多少公平施行”的道理，符合《周官》所说党正使民相互救助、州长使民相互赒济的法令，也符合《诗经》歌颂粮仓高大的意思，顺应按时赈济贫乏的原则，使百姓富足而懂得顺从谦让，更加归心于本业，实在是国家的大事。谨此陈述。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论述民力困乏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陛下每逢水灾、旱灾，或发生异常灾变，必定露天站立面向上天，深深自责，竭尽精力和思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尧、舜用心治理，也不过如此。然而希望陛下再稍微推广这种用心。推广的方法，只在于使官吏称职，使民力宽裕罢了。如今民力困乏到了极点，而朝廷仍不断向他们征取，这是官吏不称职，使陛下在上面忧劳，而人民在下面愁苦。臣见国家先由三司负责征调，再由三司责成转运使，转运使责成州，州责成县，县责成百姓，到了百姓这里便停止。百姓竭尽力量来供给公家和朝廷，自己却不能得到足够的使用，于是怨恨叹息之气冲犯天地，这就是水旱灾变发生的原因。希望陛下推展从前忧劳天下的心意，明确诏令中书、枢密大臣，考察祖宗朝以及天圣年间的兵数、官吏数和天下赋税收入数，斟酌增减，制定条文，让上下共同遵守。这样国家用度就有固定常数；国家用度有固定常数，民力就有余裕。陛下即使高拱深居，什么事也不必亲自操劳，天地的和气也会到来，又何必忧虑水旱灾变，而亲自如此劳苦地自责呢？” 臣平日反复思考这件事，已经十分成熟。如今正赶上陛下选拔任用人才，臣不敢不竭尽自己的力量；但也不敢远远援引上古难以实行的事情，所陈述的只是祖宗时期以及天圣年间陛下亲自实行的政事。恭请陛下留心审察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