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

译给事中上官均上奏说：“臣听说圣人选择狂夫的言论，甚至乐于向樵夫询问，是因为喜欢听取善言。诽谤之罪不加诛罚，是想借此招来直言。君臣之间的地位相隔如同云天与大地，进言直率，就有冒犯身份的嫌疑；持论高峻，就有越出职位本分的罪名。人们害怕嫌疑、躲避罪责，那么爱惜自身的人就会袖手旁观、拱手沉默，不敢议论。政事有缺失，却因苟且自安、贪恋俸禄而不敢议论，那么深宫之中的隐秘、万事的关键，又怎么能够听闻呢？”贾山说过：“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即使开通道路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用他的言论并使他显达，士人仍然害怕而不敢竭尽所知。何况再用威势震慑他、用权力压制他，哪里有不被摧折的？这样一来，君主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圣人知道竭尽言论的困难，所以奖赏进谏的大臣，以激励那些只会谄媚取悦的臣子；宽免狂直之士，以开辟正直进言的道路。于是乐工诵读箴言劝谏，盲人诵读诗歌劝谏，公卿相互劝谏，士人传达意见而劝谏，百姓在道路上议论，商人在市场上评说；用这些方式汇集天下的善言，成就巍巍的功业。自陛下即位之初，便开拓扩大言路，虚心阅览，选取可以采用的意见，授予官职、增加品秩，以奖励进言；四方士人欢欣鼓舞，人人拿出自己的长处，抒发胸中所藏，公开上章直言，几乎没有一天空缺。” 陛下的神明睿智出于天性，道术精深高明，本来就是自身所具备的。至于政事的好坏、臣子的邪正、宫禁深处的情况，能够洞察得如此细微详尽，大概也有赖于广泛阅览众人的言论。臣认为，进士殿试落第，比士大夫被贬官还不是轻微的惩罚。张寅亮等人疏陋愚昧、狂妄无知，确实不懂朝廷的忌讳；但他们的志向并非心怀邪念，把他们比作在道路上议论的百姓也可以。如今施加给他们重罚，恐怕不是陛下开拓扩大言路的本意。臣私下揣度，陛下圣明宽容，并不是对无知的小臣发怒，只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涉及执政大臣，言语有冒犯身份之处，所以略加刑罚，以明示上下尊卑的体制。然而四方相距遥远，难以让每家每户都明白此事；人们一定会认为，陛下先前允许中外之人上封事，既招引他们前来，又因他们的言论治罪，前日奖赏他们，今日又惩罚他们，便妄自猜测朝廷有厌恶进言的意思。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往往顾惜宠禄和利益，政事有缺失时，也会犹豫畏缩而不敢直言。况且加罪于一两个进士，本来并不值得惋惜；臣私下担心的是，恐怕从此开始便会挫伤直臣的气节，钳制众多士人的口舌。臣认为，狂妄言论冒犯身份，宽免而不治罪，造成的危害较轻；诛责卑微士人而使直言受挫，造成的危害则大得多。” 愿陛下按照圣心加以权衡，斟酌事情的轻重，进一步加以怜悯宽容，以符合陛下初期施政的本意，解除四方的疑虑，天下幸甚。宣和二年，御史陈尧臣请求格外珍重宪台谏诤的权力。他说：“臣听说，天下所依仗而得以安定的，是朝廷的纪纲；纪纲所依仗而得以树立的，是宪台谏官的风采。如果宪台谏官有所拘束和忌讳，受制于人，因而失去风采，那么朝廷就没有人纠察弹劾，奸邪便会容留在国家之中，纪纲也会因此败坏。所以君主珍惜他们的职权，使其不受官长牵制、不受大臣拘束；培养他们的志气，使其不被权贵挫伤、不畏惧强横者。即使这些人未必全都贤能，他们所说的话也未必全都恰当，仍应允许他们依据传闻进言，宽免其失实之过；以虚心接纳来开通他们敢于进言的道路，难道是徒然的吗？这都是为了打破奸雄的胆气，挽救国家衰败的祸患。唐文宗说：‘御史台是朝廷的纪纲。御史台纲纪端正，朝廷就端正；朝廷端正，天下就能治理。’杨玚说：‘负责纠察弹劾的机构，如果遭到恐吓胁迫，使奸人的谋划得以成功，那么御史台本来就可以废除了。’臣想到，如今天下正平安安定，本来没有足以忧虑的奸臣；然而间或有擅自掌权、倚仗宠幸的人，肆意作出败坏风俗、扰乱常理的恶行。他们孝行不足以转化为忠诚，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却在内有强有力的援助，暗中有人相知相护，得以逃脱通常的刑罚；即使触犯重典也安然自得，无人敢于追究，蔑视执掌风宪的官员，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如果不把他们当作私人仇敌来对待，他们最终一定会把你视为仇怨。可是他们担心受到弹劾，就先设置防备来拒绝对方；听说有人要进言，就广泛设法营救，反过来给进言者定罪。不能用当前的事情排挤，就一定要抓住他其他方面的过错加以陷害；不说他过去曾与我为仇，就说他现在又和谁结党。或者以离间君臣为名，或者说是在阻隔君主的恩威；把直截指责的人说成沽名钓誉，把进纳忠言的人说成讥讽皇上，巧言令色，千方百计。于是，刚产生弹劾意图的人就被调迁，刚上章涉及此事的人就被贬逐；前者长期沉滞、流落失意，无法安生，后者则惶恐忧惧，把这件事深深引为戒惧。忠义的风气和风采，几乎消磨殆尽。宪台臣虽然名义上居其位，实际上却有名无实。臣愚昧地认为，这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近来官吏繁冗，财费浮滥，对绍述之说的承继失去了本意，纪纲渐渐毁坏松弛，而掌管风霜法度的官员却坐视不发，天下都对此怨恨。等到陛下独自振作，凭借刚健果断的决心减省、罢免、裁抑，一概遵循熙宁、元丰的旧制；接着又罢黜拱手沉默之人，选用宪台臣，中外才开始鼓舞，却还没有听说他们有所建言，或者刚任用便很快调动更换，天下因此疑惑。弹劾的职责，是朝廷纪纲所系，应当首先急办大事。譬如捕盗，先捕盗魁；铲除草木，关键在于先除根本。如今如果放下大事而只谈小事，就像舍弃盗魁而攻击疲弱的小贼，留下根本而只摘除枝叶，反而会激怒他们，滋长其根苗，这难道是除恶务本的意思吗？臣恐怕天下纷纷议论的局面，正是由此而未能安定。宪台臣屡次遭到恐吓胁迫，奸邪之徒便无所畏惧。即使有人特别奋发振作，众人也一定替他寒心，知道他必将踏入祸患，便认为不如暂且作罢。即使因时势而略微有所弹劾，最终也不敢直截尽情地陈说，以至于那些敢于明目张胆行事的人，反而变成结舌闭口的一群。臣担心从此积习成风，人人知道畏惧退避，最终使奸臣欺骗蒙蔽君上；纪纲一旦紊乱，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况且奸人的祸患开始显露，正在于纠察弹劾，而不是等到其罪恶已经形成；到了那时，即使动用斧钺，又能来得及吗？所以治理国家，平时就应当有敢于直言、勇于弹劾的士人，这样长久下去，才大概不会有指鹿为马的奸臣。如今陛下仁德如天、广泛覆盖，智慧如明灯照临四方，赏罚像寒暑一样分明，号令如风雷一般威严；用来举荐正直、纠正枉曲、防微杜渐，本来不必担心不能做到，所担心的是奸邪结党，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有时是左右先行说情，有时是前后加以援救，不能没有误导陛下听闻的情况。甚至已经发布的命令，有的刚刚下令便随即更改；

译本应惩罚的事情，有时却削弱了必罚的威势；有的人早晨被贬黜，晚上又升迁。损害国家、残害百姓的事情，有时刚被遏止又重新炽盛；欺骗公义、蒙蔽君上的人，有时刚被压下又重新起用。国是动摇，人心惶惑，其根源不过在于强有力的援助和暗中的知交罢了。弹劾攻击的职责，哪里是人所乐意承担的？只是公议所在，有时不得不做。谁不想保全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谁不愿享有富贵安荣？为什么要因某件事得罪权臣、触犯君主的威严呢？听取言论的原则，应当根据事情本身来观察。如果自己确实没有过错，那么还用顾虑别人的言论吗？何必预先设置防备？如果事情确实关系国家体制，那么又何必计较党派和仇怨？何必大肆设法营救？臣愿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对上体察祖宗形成的法典，对下作为万世后代的准则，格外珍重宪台谏诤的权力，优厚培养直士的气节，使奸邪必然受到弹劾而不被遗漏，罪过必然被罢黜而不获赦免；停止私下防备的做法，断绝营救奸邪的弊端。明白下诏规定：今后凡宪台臣有所论列，若不是三省官员却擅自越出职守谋议政事，以及请托私谒、拯救奸邪、掩饰罪恶的人，都处以重刑。这样或许能使奸邪无所凭借，纪纲一旦端正，天下幸甚。” 徽宗时，陈次升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右司谏陈瓘因言事不当而获罪，虽然不知道事情的详情，但臣恭见天禧元年二月七日申敕所载关于谏官的诏书说：‘即使言论有过失，也一定加以曲意保全。’如今陛下刚开始访求治理，用人唯恐来不及，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还担心万端政务不能全部察知，因此上至百官卿士，下至庶民，都允许直言，不得有所忌讳。诏书又说：‘言论即使失于中正，朕也不加罪。’诏令下达之初，众口一词，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直言无忌的朝廷，且不必担心触犯皇上的威严，谁不激昂振奋，愿意竭尽自己微薄的愚见，以图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何况身负官职、具有言事责任的人，怎么可以缄默不言呢？陈瓘既以进谏为职责，又获准依据传闻论事，偶然有失实之处，陛下应当按照上述诏书含容、怜悯、宽免。如今突然加以重责，颇使群臣震惊。臣私下担心中外传闻之后，人人钳口结舌，把进言视为禁忌，忠诚正直的道路闭塞，蒙蔽壅塞的风气形成。伏望圣慈体念天禧年间申敕中关于谏官的旨意，以及陛下求言的诏书，特意宽免陈瓘的罪责，或许可以培养士大夫敢于进言的气节；这对于圣明的治理，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左正言任伯雨请求留下龚夬，奏状说：“臣听说，事情发生前三天进言，容易；事情发生后三天才进言，困难。进谏如果不及时，足以取得名声，却对事情没有益处。忠臣的道义，只求有益，不愿求取名声。臣今天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只是希望对朝廷有益。臣听说殿中侍御史龚夬曾说：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告发周穜等人言语方面的事情，请求罢黜蔡京；朝廷却认为蔡京没有过错，不相信龚夬所说的话。龚夬既然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就难以继续担任言职。即使朝廷没有斥逐他，按道理也应当请求离职。龚夬尚未离去，臣已经对此进言，这就是所谓在事情发生前先行进言。因为言事官，是朝廷所寄托的耳目；耳目不通，就会有被蒙蔽隔绝的忧患。所以从祖宗以来，一直奖励言官，委屈己意听取接纳，培养他们刚劲的气节，不让他们受到轻微挫折。这并不是看重某个人，而是看重朝廷的耳目。自绍圣以来七年之间，五次驱逐言事者：第一次是常安民，第二次是孙谔，第三次是董敦逸，第四次是陈次升，第五次是邹浩。这五个人都与蔡京的意见不同。虽然其中有人也因其他罪名被驱逐，但凡是蔡京所憎恶的人，没有不被赶走的。” 如今龚夬的进言又将导致蔡京被罢去，那么两朝以来前后六名言官，岂不是全都因蔡京而离去了吗？陛下以圣德继承帝位，对内遵奉慈训，几个月之间，德泽广泛施及，内外安宁，人情欢悦，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今如果又因为这件事罢去言官，臣恐怕以后进言的人人人都会停止进言；可惜安定的形势，突然变成纷纷扰扰，这对于初期的政务，难道能没有损害吗？如果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劝谏，哪里比得上事先进言更有益呢？臣愿陛下察看龚夬所说，确认他是忠于国家，特意改变圣意，曲意答应他的请求；这样或许能使敢于进言的士人把心意归向朝廷，被蒙蔽隔绝的风气从此衰退消失。伏望陛下向慈闱禀告，请示议论是否可行。小臣狂妄，冒犯天威，惶恐战栗、汗流浃背到了极点。愿陛下怜悯赦免，臣不胜庆幸。” 伯雨又上奏说：“臣切实认为，绍圣时期，章子厚、蔡卞掌权，谏官、御史全都是章子厚、蔡卞援引任用的。不仅没有什么建言，往往还附会章子厚、蔡卞，欺骗蒙蔽朝廷。自陛下即位后，总揽权纲，亲自选择宪台谏官。然而臣认为，宪台谏官既然开始任用，就应当慎重选择；既然重视他们的选任，最终罢免他们时，也一定要正其名分。臣请求今后宪台谏官因言事被罢免的，都依据他们所说的话来定罪，以端正其罪名。因为妄自冒充能干而其实无才的人，罪过较小；欺骗蒙蔽朝廷、结党依附的人，罪过较大。张庭坚近来因言事不当，被任命为京东转运判官，随后改任汝州官员，如今又送交吏部。中外都疑惑不解，不知道其中原因。臣伏愿陛下出于圣意决断，下发张庭坚的奏章，考察他所说的话。如果是欺骗蒙蔽、结党依附，那么送交吏部处理已经太轻；如果只是妄自冒进，那么送交吏部又太重。正名定罪，或许足以起到劝诫作用，不要使言路从今以后把张庭坚当作戒鉴。”

译左司谏江公望请求容纳直言，奏说：从前汉武帝杀人如同割草，汲黯却多次因直言进谏而没有稍受屈服，汉武帝最终还是降服于他的意见。汲黯在朝时，淮南王的谋反计划因此被压下。一名敢于直言的臣子虽然力量很小，朝廷的轻重却系于其身。因此，培养这样的人不可不从平日做起，任用不可不审慎，对待不可不隆重，听取不可不明察，罢免不可不慎重。如今朝廷对于因言获罪的人，不过是贬官、远离京城罢了；但没有听说有汲黯那样恳切直率的进言，为什么呢？大概是平日培养不够，未必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即使才能得到发挥，对待他们也未必完全合乎礼数，礼数有时甚至更加优厚；听取他们的话却未必能察明实情；罢免他们也未必符合他们的罪责。凭君主的威势驱逐一个小臣，就像暴风震动枯槁的草木，他轻飘飘地径直离去，君主却不知道这样恰好给谗佞之徒提供了资助，令那些嗫嚅着互相庆贺的人有话可说。损害君主的明察、妨害臣下的直言，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自古以来，明智的君主扩大气度而优容臣下，虚心诚意地延请等待，以推己及人的宽恕加以宽贷，忍耐难以实行之事而听取采纳意见，所以能够培养人的直节。这样，他们进谏时就没有担心斩首的疑虑，有了触犯龙鳞也要直上进言的勇气；事情无所不闻，道理无所不尽；君主没有过失的举动，臣下没有违逆的情状；奸人胆破，狡吏收手，害民之贼销声匿迹，国中的恶犬也少有狂吠；刚直的气节日益增长，朝廷的威势也日益尊崇。所以说：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养护，没有什么不能生长；如果失去良好的养护，没有什么不会消亡。陛下的德行气度宏大广博，出于天性；群臣进谏，即使涉及狂妄轻率，陛下也从未因其用心而加诛责，反而再加以优厚赏赐，天下士人谁不想为陛下竭尽忠诚？何况负有言事责任的人呢？传书说：“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奖赏进谏之臣，使国家安逸而衰败的君主惩罚他们。” 这话确实可信。然而臣听说唐太宗贞观年间，引导人们进谏，三年以后，进谏者高兴地进言，太宗也听从；又过了一两年，便勉强接受劝谏，内心始终不平，大概是因为在慷慨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初期，还能接受难以听取的话；到了习惯安逸以后，就一定会厌烦。汉武帝是刚强残忍的君主，却有容纳直言的长处；唐太宗是强明的君主，却有最终懈怠的过失，两者相差很远。唯愿陛下以此为鉴。” 宗正寺主簿石公弼上奏说：“近日朝廷所做的事情，很少听到直率的言论，颂扬之声却接连不断，没有人替陛下当廷争辩事情的是非可否。愿陛下尊崇忠正之士，以消除谄佞；畅通谏诤，以消除蒙蔽壅塞。”徽宗认为他说得好，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钦宗靖康元年，翰林学士许翰上奏说：“臣听说，万人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有公众的言论。”

译传书说：‘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更危险。’ 河流一旦大决口而冲毁伤害，必然会造成更多灾害；因此，周朝因监察诽谤而衰弱，秦国因禁止言论而灭亡。《无逸》的训诫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自己恭敬地反省德行，不仅不能因此怀怒。’这就是不去堵塞河流而加以疏导的方法。从前郑国人到乡校游观，便议论执政的好坏。有人对郑国子产说：“为什么不把乡校毁掉？”子产说：“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实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改正。这正是我们的老师，毁掉它做什么？”国家自从王安石坚持矫正世俗的学说以来，流弊延续到今天，其祸患已经可以看见。陛下正要公开听取、兼收并览，努力纠正这种弊病，宽容地接受进言，务求听尽群情。前些日子，宰相吴敏留下李邦彦，只是为了避嫌、分担诽谤，借以安抚士人和百姓；有人却没有理解他的本意，认为他是在极力排斥公议，甚至私下互相讥讽，也一定责怪臣不进言。臣认为，只要朝廷的德行日益胜过从前，这类疑论自然会逐渐消退。臣私下听说，宪台臣上奏说学校诽谤伤害宰相、中丞等人，臣担心陛下如果就此施行他们的意见，便会使忠鲠之言被堵塞，讥讽毁谤的声音也听不到，朝廷重新陷入从前那样的蒙蔽壅塞，这正是祸乱灭亡的征兆，不可不慎重。伏望圣慈不要下发这份奏章，以招来四方贤才，沟通天下人的心志。” 许翰又上奏说：“臣听说，君子说小人是邪恶的，小人也说君子是邪恶的。君子和小人一同进见，忠与邪的言论接连不断，君主将凭什么作出判断呢？臣前些日子刚任中司时，曾对渊圣说：明主听取天下人的言论，在他们陈述的当天都登记在册；等事情成败得到验证后，随之实行赏罚。如今如果有人像臣所说，某人忠诚贤能，某人奸邪谄佞，某件事情这样做将会成功，某件事情这样做将会失败，陛下退朝后便把这些话登记下来，仔细考察验证，最终却发现并不符合事实，就应当依据臣的言论治臣妄言之罪。这样一来，进言的人就不敢妄言，宫殿屏风之前便会清明而和洽了。此外，朝廷大臣中一定有朴实厚重、深沉周详、忠信不欺的人；广泛询问、仔细考察，审慎地得到一个这样的人，就可以用他来验证并判定众说的纷乱。朝廷中的忠臣和奸臣，就像耳、目、鼻、口长在人脸上一样；人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而高低、凹凸、丑陋、美好，别人却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所以君主对于各位臣子，即使关系非常亲近，也难以真正了解；如果身边有一个可信的人，朝廷中谁忠谁邪就不能互相混淆，因为旁观者容易作出审察。君主的意志如果不能确定，群臣的言论就会纷纷兴起；群言不能得到治理，政令法度就会大乱。古代的明主能够以自身为天下的准则，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专心致志而不烦扰，简约而容易遵守，如此而已。” 右正言程瑀请求登记收录宪台谏官奏章，奏状说：“臣听说，君主好比人的心，宰执好比人的股肱，宪台谏官好比人的耳目。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视听不废，股肱得以运用，内心不必事事亲自作为而天下得到治理，这样的心才是真正的君主。君主又何必事事亲自去做呢？与君主共同讨论治理之道的，是宪台谏官；与君主共同施行治理之道的，是宰执。天下的事情，不过是利与害。宪台谏官说有利，宰执说有害，君主察看后若果真有害，过错在宪台谏官，不在宰执；如果把有利说成有害，宰执又将到哪里逃罪呢？宰执说有利，宪台谏官说有害，君主察看后若果真有害，过错在宰执，不在宪台谏官；如果把有利说成有害，宪台谏官又将到哪里逃罪呢？万端政务极其繁杂，君主所运用的聪明才智，只在于审察是非、辨别利害；这是以一件根本之事应对万事的要领。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获得真正的认识，使是非利害在胸中清楚明白，那么真伪就不能分辨，朱紫就会混淆；如果把精力耗尽在末流琐事上，天下的治理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人不是尧、舜，不能所做每件事都正确；如果不考察事情是否有益，只因别人称赞自己便高兴，这就叫求取谄媚的宪台谏官，从而造成昏暗蒙蔽。从前诸葛亮处在君主年幼、国家初建的时候，独自总领朝政，他又能依赖群臣什么呢？” 诸葛亮一旦发布教令，便谆谆不倦地极力要求群臣彼此转相纠正补救，以弥补政务的空缺和失败。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理，几乎赶得上周成王、周康王，当时辅弼纠正他的臣子也很少受到贬斥。他曾对执政大臣说：“朕常常担心因喜怒而妄自施行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进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因为是自己想做的事，就厌恶别人违背它。如果宰执能够这样对待宪台谏官，君主能够这样对待宰执，天下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朝廷的事情没有错误的举措，宪台谏官又有什么可再说的呢？等到他们有所进言，必然会同朝廷的意见不同，这正是彼此补成的原因。只要朝廷不因别人不同于自己而感到嫌疑，而是务求事情合宜，天下就幸甚了。本朝的盛治没有超过仁宗、英宗二帝的；考察他们的治绩，即使周成王、汉文帝也不足以超过。宰相有前面的王曾、李迪，后来的韩琦、富弼；执政大臣则有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以今天看来，这些人怎么样呢？然而当时各位大臣深深通晓治理的根本，朝廷之上重在和谐而不强求相同；对于宪台谏官所论列的事情，不因为他们是谏官便轻视，也不因为意见与己不同便屈抑，只要正确就听从，不以议论不是自己提出为难，也不难于改过从善。当时有人议论宰执只是奉行宪台谏官的文书，这是不懂得这些大臣深通治道、用心超过常人的地方。” 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专门把摧折宪台谏官作为要务；但当时的人才承受了历朝的培养，砥砺名节的风气并未衰败，议论如风潮涌起，以被斥逐为荣耀，并没有屈服于王安石。到了蔡京掌权，他效法王安石，而残酷狠毒超过了他；议论他的人被置于死地，宪台臣援引私党，借作鹰犬，攻击吞噬正直之士；又创置许多官司，造成官职冗滥，逐渐侵蚀国家，谏省的官位也长期空缺而无人补充，恶政弊事的毒害流布四方。陛下既然亲眼见到了这些情况，即位以来，远方招致正直之士，安排在宪台谏职，虚心听取接纳，并下诏恳切劝谕，这确实是有意恢复祖宗的治理。然而依臣看来，陛下只是喜欢接受别人的言论，还不能说善于使用言论；只是喜欢采纳别人的劝谏，还不能说能够听从劝谏。为什么呢？使用言论、听从劝谏，必须深思熟虑；合乎道理就应当施行，不能等待片刻。如果接受了却不能使用，和不接受没有区别，实际上没有益处。三代以后，能够使用言论、听从劝谏的君主，没有比汉高祖、唐太宗更好的。汉高祖的智慧谋略本来没有超过常人之处，却从布衣起兵取得天下；他未曾亲自谋划一策、提出一计，只是善于采用群臣的谋略。不仅张良、陈平是他的心腹，外如郦食其、娄敬等人，只要一句话合乎道理，他便信任采用而毫不怀疑，这就是他成就帝业的原因。”},{

译唐太宗以胁迫父亲、杀害兄长来成就大业，他的天资究竟怎样呢？只是因为他乐于听取自己的过失，只要有人进谏就一定听从。起初，他赏赐孙伏伽之类的人，鼓励他们进言；时间久了，得到魏征，常常能从言辞和神色之外领会他的意图，不必等到臣下极力争辩。这就是他能够亲自平定祸乱、安坐而达到太平的原因。君主如果确实想听取意见、采纳劝谏，以这两位君主为准则就可以了。陛下天性仁厚贤明，忧劳于各项政务，听取意见、采纳劝谏，本来应当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比起这两位君主，仍然有所惭愧。臣知道其中的原因：陛下把深沉含蓄作为行事原则，因而有损于明察；把柔和谦逊作为行事原则，因而有损于果断。明察和果断两方面都还没有充分显现，而大臣们承袭蔡京遗留下来的风气，不能把韩琦、富弼等人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所以对谏章的防禁或许使它们受阻隔而不能施行，或许使它们被拖延扣留而不能下达。不到几个月，已经发生了排挤陷害之事，像余应求、陈公辅这样的人，行迹孤高超然，志向操守[原文“▯然”疑为OCR误字]，在金人逼近郊外、京师震动恐惧的时候，上疏请求召见，慷慨陈论政事，唯恐陛下延请询问、开怀采纳。战事过去以后，他们被提升为谏官，士大夫正庆幸言路得到了合适的人，而余应求等人也感激奋发，知道什么便说什么，使正道稍稍伸张，邪人侧目。一旦他们所议论的政事稍微涉及嫌疑，陛下未能洞察，执政大臣便因此排挤他们，这与蔡京的作为有什么不同呢？前面的覆车之辙就在眼前，却不怕重蹈覆辙，也实在可悲。任用臣下作为耳目，是为了扩大视听；将要依靠臣下作为自己的股肱来处理政务，如今却堵塞耳目，已经有伤害耳目的人了。陛下将要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臣听说真宗时期，曾经下诏告谕谏官、御史，各自都要尽到职责，并且命令中书登记记录他们所说的事情，以及实行或不实行的情况，年终一并奏报。这不只是考察他们所说的是否正确，也是用来了解这些人的品行，同时防止耳目被堵塞的祸患。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意予以施行，并在宫中创置谏章登记簿册，凡是上奏的都随即记录下来。陛下在听政之余，从容地阅览鉴察，这不但有助于补益治国之道；如果考察出有些事情应当施行却被拖延、没有进呈，也可不时督促责问执政大臣。这样或许能防止耳目、股肱的职责不至于偏废，治国之道也就有希望在明察果断中得到推行。臣充任谏省官员，起初蒙赐召对时，已经恳切地向陛下说过这些话。恭敬地希望陛下曲意留心，天下就大为庆幸了。右司谏陈公辅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之初下诏征求直言，太学诸生都上封事，陛下不厌倦地听取阅览，又因此授予他们官职，张炳、雷观就是这样。古代善于听取、采纳意见的君主，即使尧、舜、禹、汤也不能超过陛下。然而诸生私下有所疑惑，认为陈东的奏书远远胜过张炳、雷观的奏书，陛下却不给陈东授官，反而给这两人授官，这不只是诸生感到不平，张炳和雷观也实在厚着脸皮了。臣私下思量，陛下必定认为陈东不应当伏在宫阙前上书，以致百姓发生骚乱。其实陈东本来从未同百姓约定过。李纲被罢免后，陈东因忠义而感奋，担心自己的意见不能上达天听，所以率领太学生到宫阙前争论此事。没有想到当天百姓也来了。臣询问那些太学生，他们都说：李邦彦等人退朝时，百姓都在辱骂他们，陈东和诸生竭力阻止。随后百姓喧哗起来，陈东惊恐忧惧，脸色像死灰一样，急忙想退避，但百姓拥挤遮拦，使他无法出去。这样看来，陈东难道是有意率领百姓作乱吗？臣看陈东不但学问广博，善于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忠诚奋发之士。陛下如果任用他在朝廷任职，他一定能够有所作为。议论此事的人又说，陈东的奏书深深斥责李邦彦，而大臣中有庇护李邦彦的人，不愿意陛下给陈东授官。如果是这样，就是陛下想依据公议任用人才，大臣却用私意加以阻挠，这怎么能避免别人议论呢？臣希望陛下不要吝惜授予一个官职，以此勉励竭尽忠诚的士人，慰藉太学诸生的心，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的职责在于负责进言，只要有所听闻，就不敢默默不言，惟愿陛下明察。御史中丞吕好问上奏说：臣听说古人有言：好恶处理得当，百姓便知道应当归向哪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又说：把君主所喜爱和厌恶的明白表示给百姓，百姓便知道禁令所在。所谓好恶，是指求得符合圣人之道，不让邪说和偏邪的行为损害最正确的道理。这样看来，用人的困难还不如听取意见的困难。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实行节俭，临朝听政直到日暮，求取意见十分迫切，不论地位高低，都屈尊听取采纳，这是尧、舜和三王的用心。然而群臣的趋向并不一致，见识有深有浅，有的人包藏私意，专心推行自己的主张；有的人想要使自己过去的错误得以实现，肆意发泄怨愤；这些情况不可不加以察辨。本朝开创基业、传下统绪以来，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历代圣主相承，天下安宁太平，可以因时制宜地沿袭或变革，从未拘泥执着。自从章惇、蔡卞首先提出绍述之说，后来蔡京得志，专门利用这种办法来成就他的奸谋。建隆以来，凡是过去施行的政事，全都抛弃而不再讨论，唯独指称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为绍述。等到他们所推行的事情明显违背熙宁、元丰的法令时，却又说：这是神宗皇帝的志意。如果根据所谓志意来讲，又有什么可以考据的呢？那么无论到哪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这大概是借用国论作为幌子，实际上是为自身谋划；其已经造成的后果，明白可见。至于排挤善类、箝制堵塞忠言，把正当说成邪曲，把正确说成错误，这样实行了几十年，终于使朝廷没有可任用的人才，有司没有可以长久施行的法令，公私财力都耗尽，敌人乘机侵扰侮辱。正当那时，在朝廷任职的臣子，没有一个能为朝廷提出一条好的谋略、献出一个奇特的计策，衰败的弊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它所造成的祸害，今天已经显现出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接受上天的明命，表率端正万邦，首先除去邪恶，招致延请善人，天下士人解除了戒备、消除了蒙蔽，仿佛从醉酒中醒来、从睡梦中觉醒，四方都称快，像出自同一张口。陛下前日的手诏中说：一定要寻求真实正确，这正是治理政事的根本。然而邪正难以辨别，是非难以分清；正人固然自认为自己正确，邪人也自认为自己是对的。既然都自认为正确，真伪混杂，实在不容易分辨；这正是用人的困难还不如听取意见的困难。陛下天资圣明，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然而众人的言论纷乱交错，又怎么能够立即辨明呢？[原文“防然”疑为OCR误字]臣有一个说法，请允许臣试着说一说。所谓真实正确，就是施行以后朝廷尊严安定，士、农、工、商四民安乐地从事本业，这才是真实正确；施行以后朝廷困顿衰弱，士、农、工、商四民失去生业，那就不是正确的。陛下如果把它验证于已经施行的事情和已经采用的主张，成败就可以看见，不必到远处去寻求。臣前日当面陈述，尚未把曲折详细之处说尽，今天冒昧地再作申说，烦渎圣听。恭敬地希望陛下在燕居闲暇之时，赐予阅览。臣内心的恳切实在难以尽述。

译监察御史余应求上奏说：臣仰望思惟，陛下的圣明度量如同上天，容纳接受忠诚正直的言论，从未稍有拒绝，即使舜喜好询问、禹拜受善言，也不过如此。陛下又选取其中最突出的加以爵禄赏赐，以引导人们进言。凡是有见识的人，谁不竭尽自己的愚见、用尽自己的思虑，贡献一点微薄意见呢？近来太学生陈东首先提出忠言，把它献到朝廷，所说的都是国家大计，是一般人难以开口说出的。奸邪佞幸之人厌恶他，肆意散布浮泛的谣言，以误导圣听。学官承受他们的意旨，几乎想把陈东排斥出去；如果不是依赖陛下圣明，进献忠言的人自身几乎就要遭遇危险了。太学正吴若多次上书，议论政事而不屈服，议论此事的人却认为他是在鼓动、倡导诸生，因此朝廷也将要施行罢黜。这样一来，又凭什么招来天下的言论呢？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明裁断，授予陈东一个官职，恢复吴若原来的职务，以彰明陛下容纳接受忠直言论的心意。侍御史李光请求选择谏省官员编录封事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惩戒前日奸邪当权、堵塞言路的弊病，于是增加设置谏员和宪台六察官，有人能够进言议事，陛下还认为不够；又允许臣僚将奏章实封投入匦中，职事官中不应当上殿的人，也可以被引见应对，开辟公正的道路，堵塞私邪的门径。海内听闻这一消息，没人不称庆。如今才过了几个月，却没有听说表彰一个直言之士、任用一个正直之人，而言路渐渐有堵塞的忧患。近来下达指挥，奏事结束以后，不得从容留下；不符合上殿资格的人，即使有指挥，也必须复奏。议论的人说，陛下已经有厌恶进言的意思了。祖宗对于进言官常常给予宽容借重，虚心听取采纳意见；即使是平民士人，也一定和颜悦色地诱导接纳，甚至有人言辞声气狂妄悖逆，也从未因此加罪。如今谏官、御史只要有一句话违逆圣意，马上就被斥退驱逐，议论的人说，陛下已经有拒绝劝谏的实际表现了。何况如今奸邪之人还没有完全除去，弊病祸害还没有完全整治，边境还没有安宁，百姓已经贫困竭蹶，变更、废置各项政事也还没有完全符合天下的公论，慷慨进献忠言的人反而将受到牵累。有人说，陛下已经厌烦封事太多，没有时间阅览；有的又交给三省、枢密院的大臣，使他们的门人、子弟得以传播，实在不便利。臣恭敬地看到，仁宗时期曾经把中外所上封事交给张方平、司马光详细审定，他们尽心挑选整理，其中符合义理、可以施行的，即使文采不足，也一一奏报。司马光和张方平还曾上奏请求：其中如果有人见识思虑稍微超过众人，能够陈说政体和当前事务，文理详明，请求特意召见应对，当面加以询问访问；如果果真有可采纳之处，就秘密记录姓名，随着才能提升任用。如今太平日久，正是人才众多、士人进言的时期，所进呈的奏章难道全都没有可供采纳之处吗？臣愚昧地伏望圣慈查考祖宗旧例，专门委托中书、门下两省，或者防谏官二员，选择其中公正忠诚、端方正直的人，让他们负责遴选。把其中可以采纳的内容摘录成册，每季度进呈，以备陛下阅览。这样忠言嘉谋或许能够有所补益，辅佐陛下成就中兴之治，天下就太幸运了。当时李光、程瑀因议论政事而被罢职，中书舍人许景衡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臣下阿谀朋比，专门设法蒙蔽阻塞言路，凡是政事的缺失、百姓的疾苦，都不能让朝廷听闻，因此酿成了前日的祸患。自从陛下即位，首先就开通言路，使下情得以上达，所以侍从、谏官进献忠言、请求入对的，没有一天间断；而陛下宽容接纳，喜怒不形于色，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这确实是二帝三王的用心，天下幸甚。近来李光议论政事，触犯圣上威严，已经下达指挥，罢去职务，出任小郡。昨天又听说李光、程瑀一并被送往偏远小处任监当。臣私下认为，李光、程瑀都是因为忠诚耿直、敢于进言，才被陛下识拔，安排在言路之中；他们前后提出的意见，都得到施行，有见识的人正庆幸陛下得到人才，认为这是宗社之福。如今只是偶然因为思虑不够审慎，所议论的事情不合圣心，陛下怜悯他们愚直，谅解他们没有别的用心，所以李光出任郡守，程瑀任郎官，既已按照典法处置，这也就足够了。忽然又有后来的命令，把他们流放到遥远地方，听到的人都惊愕震骇，认为陛下即位初年的政务，正是求言纳谏之时，勤勉询问、委曲宽容还唯恐人们不敢进言；如果一旦震怒，把进言者一并驱逐，那就是堵塞忠义之士的口，以后即使有人有所见闻，谁还敢再说呢？” 何况如今百姓困顿憔悴，还没有受到恩泽，边方势力猖獗，太原被围困，政事仍有许多缺失，小人又敢肆意欺骗蒙蔽，正要依靠谏官敢于进言，指出他们的奸谋，以挫败祸乱的萌芽，为什么却只因议论偶有过失，就立即把他们投入荒远之地呢？《记》说：‘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近臣的言语；隐藏恶行，宣扬善行。’这是说舜在听取和采纳意见时，善的就宣扬，恶的就隐去，不加罪责。至于那些耿直明亮、操守坚定，并且已经被事实证明的人，不但不应加罪，反而尤其值得朝廷珍惜。如今李光、程瑀只是普通小臣，似乎不值得惋惜，但臣所惋惜的，是朝纲不能振作，忠义难以树立，言路被堵塞。伏望圣慈向上顾念祖宗宽容言者的本意，深切鉴察近年来闭塞蒙蔽的过失，再三体察帝舜隐恶扬善的话，委曲地赐予宽宥，特免李光、程瑀二人远窜之罪；李光只请求依照近来已经下达的出任郡守的指挥，程瑀也请求授予郡守之职，用以培养忠臣义士敢于进言的气节，作为宗社长久的谋划，天下幸甚。臣内心恳切至极，只能祈天等待命令，激切惶恐到了极点。臣的职任在于参与谋议，如果有所见解，不敢隐瞒沉默；冒犯天听，罪当万死，惟愿陛下赦免臣。”

译高宗建炎三年，司谏赵元镇论述听取意见、不避忌讳，说：“臣听说，安定的局面成于对忧患有所警惕，祸患则产生于对问题有所忽视。古代君主之所以兢兢业业，不敢安逸享乐，是因为对这些事情慎重到了极点。此前还没有渡江时，朝廷便认为天下无事，志满意得，只图苟且偷安、宽纵因循。士大夫知道朝廷厌恶听到边境患难，就竭力编造太平之说来迎合皇帝的爱好，也因此得到美官，彼此争先夸耀，唯恐自己的说法不能被采纳，听的人也就越来越受到迷惑。于是忽视应当忧虑的事，放缓急迫的事务，储备金帛，修饰礼文，安然实行轻视远方敌患的谋划，再也没有对外寇的忧虑。一旦仓促之间祸难发生，就无法支撑。譬如病人忌讳谈病，别人如果把病症初发的征兆告诉他，他就勃然不悦。事情没有发展到灭亡的地步，就已经算幸运了。事情刚开始时，人们以为那样做得计，完全不加省察，祸患必然深重。等到祸患已经形成再来悔恨，又怎么来得及呢？臣希望陛下防微杜渐，时时想到祸乱的忧患，委屈自己、虚心听取意见，不要忌讳国家的颠危。有些进言者说，强敌已经骄横，不难消灭；盗贼只是小事，不值得剪除；像某人这样做，将来可以依靠他取得成功；像某地那样的财力，可以取来满足用度。这是维扬遗留下来的风气，是谄媚奸佞之徒所作所为。” 也希望陛下坚决拒绝这类说法，不要因为听来顺耳、使人高兴就接受它。也正如病人忧心忡忡，只想着求得安稳，即使患有沉重难治的顽疾，而良医和良药每天都聚集在门下，也希望或许能够痊愈。臣这点愚昧的忠心，冒昧把这些意见进献给陛下，只希望陛下留意并加以省察。” 张浚上奏说：“臣听说，听取言论很困难，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因此《书》称颂先王的盛德，一定说‘侍从、御者、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即使是地位卑微的仆从，也必须精心选择。因为在言语之间，往往蕴含着兴衰祸福的起因。假如身边的人不是正直之人，那么君主在听取言论时，就不能不受到迷惑扰乱。臣曾经认为，小人要得到进用、进献谗说，必定会寻找空隙、乘着间隙而入，却不会正面说明事情的真相。他们心怀私意、背负怨恨，早晚经营谋划，本来就是有意为之；有时借进献诙谐之说，有时假托市井议论，攀附牵合。事情的端倪十分细微，而君主处理万机、忧劳天下，在听取意见之时，哪里有空闲再三思虑、判断是非呢？所以小人的意图常常能够在天下实行，而那些无辜受到诽谤、被驱逐的人，往往反过来把怨恨归于君主。臣认为，要完全做到听取言论，不如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因为如果不能辨明是非，即使有超过常人的聪明才智，也不能没有误听误信的过失。能不谨慎吗？能不警戒吗！” 绍兴年间，张浚又论述听取意见的困难，说：“古语有这样的说法：在道路旁筑屋，三年也建不成。意思是，发表意见的人多，听取意见的人就会迷惑，这是自然的道理。帝王之道，听取意见虽然要广泛，但最终决断只能由君主独自掌握。所以成汤讨伐桀时，百姓认为：‘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却去讨伐夏桀。’主张这件事的，只有伊尹。武王讨伐纣时，即使有伯夷、叔齐这样的贤人，也曾拦住马匹进谏；风雷骤起，众人都心存疑虑。主张这件事的，也只有太公。今天的事情，是以中原之地抵御夷狄，以君主讨伐臣下，以有道之国诛伐无道之国；虽然行动有迟有速、规模有大有小，但最终都在于有人竭力去实行罢了。往年江湖一带都遭旱灾，唯独两浙丰收，所以能够供给军需、使百姓安定。假如两浙也遭灾，那么大事就已经不可挽回了，可惜议论的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时机不能错过，敌人不能放纵，时机一去不再来，古人对此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臣离开国都已经超过十天，忧虑更加积聚，只是依靠陛下在朝廷内部主持大局，所以不怕说这些喋喋不休的话，冒犯天听；所希望的，只是陛下委曲地加以照察。” 建炎年间，编修官胡铨论述不要把直言者当作沽名钓誉之徒，说：“臣听说，太祖皇帝希望在这个时候任用直言之臣。当时众多贤才汇聚于朝廷，像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人，无不全部聚集；那些迎合谗言、包庇奸邪，像行险求奇、好胜逞强之流的人，无不全部屏退；八方之内，无不全部清明；雕题、左衽，翻山越海而来、处于极险极远之地的国家，无不全部称臣。国家的纲纪法度、号令文书，无不全部得到施行；士农工商四民无不各得其理；蝗虫蛀虫、萌芽嫩枝以及一切蠢动生长之类，无不各得其生长；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调和，上至日月薄蚀、阴邪异常之变，下至田鼠穿穴、草木甲拆之灾，无不全部止息；特殊的祥瑞，四灵之物，无不全部到来；鸟兽鱼鳖等四类生物，无不更加繁盛。在朝廷任职的百官，难道还会有一件善事被遗漏、一个意见不能上达吗？即使是卑贱的匹夫匹妇，难道还会有一件善事被遗漏、一个意见不能上达吗？那些早晚进献教诲的人，难道还会有丝毫能够补益时政缺失的意见没有提出吗？他们的奇谋大计，难道还会有超过太祖智虑的吗？然而太祖当时还渴望听到直言，好像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终于想要礼拜任用直言之臣，只怕遗漏一件善事、漏听一个意见，从而损害自己的治道。” “只怕有一个人没有受到他的恩泽，从而损害我的仁政。像太祖这样的心意，假使当时政治有一处没有做到，教化有一处还不完善，他就将焦心劳神、卧薪尝胆来谋求改进，难道只是想任用直言之臣而已吗？如今今天的天下怎么样呢？皋陶、夔、后稷、契这一类贤才，能够全部聚集吗？迎合谗言、包庇奸邪之流，能够全部屏退吗？八方之内能够全部清平吗？雕题、左衽的国家能够全部称臣吗？纲纪法度、号令文书能够全部得到施行吗？四民能够全部得到治理吗？蝗虫蛀虫、萌芽嫩枝以及蠢动生长之类能够全部顺利生长吗？日月薄蚀、阴邪异常以及田鼠穿穴、草木甲拆的灾异能够全部止息吗？特殊祥瑞、四灵之物能够全部到来吗？鸟兽鱼鳖等四类生物能够全部繁盛吗？在朝廷任职的百官，难道全没有遗漏一件善事、漏掉一个意见吗？匹夫匹妇，难道全没有遗漏一件善事、漏掉一个意见吗？可是朝廷中的士人，有些反而把闭口沉默看作贤能，把逢迎取悦看作高明。臣从道路上听到一些传闻，近来谏官议论政事，陛下说他们是在沽名卖直，臣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陛下自登上帝位以来，乐于听取正直的意见，四海欣悦，都认为太平即将到来，那么道路上的传言决不值得相信。”

译“然而从近来情况看，张震离职后，西省空缺；王十朋离职后，谏列空缺；王大宝离职后，谏苑空缺；金安节奉行职责后也离去了，这样一来，琐闼又将空缺。由此看来，道路上的传言也可能确实可信。所谓‘卖直’的说法，是唐德宗说过的话。德宗猜忌臣下，说姜公辅是在沽名卖直，史官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为警戒。德宗一说出这话，忠臣便闭口不言，直士也不敢开口，逐渐导致兴元之变，后来又发展成甘露之祸。祸害波及忠良，所谓一句话足以危害国家，唐德宗就是这样。臣希望陛下以德宗为戒，以太祖为法，则天下幸甚。” 胡铨又上奏说：“臣居住在穷山之中，农夫老人相互谈论，都认为陛下虚心采纳谏言，有汉高祖的风范。臣听到这些话，私下高兴跳跃，认为听取谏言是帝王最难做到的事情，只有宽容大度的君主能够做到。所以大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舜、成王难道真有这样的缺点吗？但他们都宽容赦免，丝毫不加罪责，古今都把这当作美谈。陛下虚心采纳谏言，确实像汉高祖、唐太宗一样，那么舜、成王又有什么遥远不可及的呢？然而唐太宗最被称为能够纳谏，等到后来志满意骄，圣虑逐渐松懈，渐渐不能坚持到底，魏征对此深以为忧。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始终不改变，不要像唐太宗那样松懈忧患之心，则天下幸甚。” 知开封府宗泽上奏说：“臣听说，李绛在浴堂殿拜见宪宗，宪宗说：‘近来谏官多有朋党，议论奏章不真实，都是陷人于诽谤讪谄。我想把其中最严重的贬谪出去，你看怎么样？’李绛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佞小人用这种说法迷惑误导了圣心。自古以来，采纳谏言国家就昌盛，拒绝谏言国家就灭亡。臣下向君主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再加上雷霆般的威严，进言的人日夜思量推度；本来想陈说十件事，转眼就删去五六件，等到将要上奏，又害怕而删去一半，所以最终上达的才只有一两件。为什么呢？因为要承担不可预测的祸患，而自身又没有什么利益，即使君主已经开纳并加以鼓励，仍然担心进言者不够。如果再加以斥责呵骂，使人闭口不言，对社稷并没有好处。’宪宗说：‘如果不是听了你的话，我就不知道谏言的益处。况且君主深居宫中，又有旒冕和纩塞遮蔽听闻，所以能够看见天下的是非、听到天下的真伪，大概是借助谏官代替自己充当耳目，使奸邪谗慝不敢掩盖自己的恶行，也使人们看见他们的善行。唐高祖、唐太宗刚即位时，曾经赏赐孙伏伽、苏世长，以激励谏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不接近、不蓄积声色货利，能够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乐于采纳众人的长处，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谏的。” “至于臣下怀藏奸邪，嫉妒贤能、蒙蔽善行，敢于肆意欺骗蒙蔽君主，只要结党朋比，就应当让负责耳目的臣子广泛听闻、竭尽心力弹劾纠察，不要有所隐瞒，以断绝后患。” 高宗时，监察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论述出使之事，言语狂妄悖逆，竭力诋毁大臣。圣恩宽容，没有赐他诛戮，听说只是除名，送到昭州编管，可以说是仁慈如父母了。然而臣还想进一言，并不是说胡铨没有罪。胡铨愚昧无知而冒昧行事，竟不审察详究，盲目妄言，受到谴责流窜又有什么可遗憾的？臣只是想到，陛下自从南渡以来，从未拘泥顾忌和忌讳，因一句话就驱逐进言者，难道不是因为时局正处于艰难之中，事业功效尚未完成吗？与其惩罚狂妄之人而将来留下悔恨，哪里比得上兼容并受，以招来天下的言论呢？所以那些内心怀有一片忠心的人，即使伸长脖子感激，怨叹天地，陛下也一概听取并采纳，这样已经有多年了。如今难道不能容下一个胡铨，以增加盛德的光辉吗？再想到胡铨只是一个书生，因为没有见识而获罪，只听到众人纷纷议论，实在不知道出使之事的曲折原委。推究他的用意，也只是出于爱护君主。胡铨本籍吉州，在这里奉养老母。胡铨被流放远方，老母将无所依靠。陛下正以孝友之德感动上天，又想促成和议，如果把胡铨置于圣明宽大的度量之中，使他母子能够相互保全，不至于狼狈离散，实在是最大的恩典。” 臣祈祷恳求到了极点，冒犯天威，罪当万死。” 经筵官张栻讲解《葛覃》，讲到先王端正家庭的道理，因而联系时事，言辞激切，高宗心中不悦。国子博士李彦颖上奏说：“臣下事奉君主，难道不能阿谀奉承来取得容悦吗？张栻之所以敢于直言，正是因为圣明之主在上，他才能尽情表达爱护君主的诚心。”《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正道上寻求它。’皇帝的心意于是缓和下来，立即说：“假如臣下都像这个人，君主大概就不会有过失了。” 殿中侍御史张守论述听取言论的奏札说：臣听说良药有苦口却能治病的好处，明镜没有照见瑕疵的过错。因此臣下以进献意见为忠诚，君主以听取意见为贤明。然而听取言论的困难，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忧虑的事情，书籍传记所记载的，多得无法列举。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常常诚心听取采纳意见，却有时仍不免有误听的过失，是因为没有掌握要领。臣曾经寻求这个要领，没有比伊尹告诫太甲的话更切实周到的了。他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正道上寻求；有言语顺合你的心志，一定要从非道上寻求。’臣试着为陛下解释：违逆内心的话，未必都合乎正道，但如果不是迎合君主的意向，而是以责难为目的，往往很少有不违逆君主心意的，所以应当从正道上考察它。顺合心志的话，未必都违背正道，但有些人窥伺君主意向而进言，目的在于逢迎取悦，这样的话往往没有不顺合君主心意的，所以应当从非道上考察它。在顺从与违逆之间，祸福成败，大体就像翻手覆手一样。人心喜欢顺耳而厌恶逆耳，顺合心志的话容易被接受，违逆心志的话难以施行。君主如果能够在通常人情所厌恶的言论中寻求正确之处，在通常人情所喜爱的言论中寻求错误之处，那么智慧就会超出众人之上，各种言论也不能迷惑他。君子和小人的情状，都可以从自己内心对言论的逆顺之间辨知，不是既简便又容易吗？”

译又何况违逆内心的言论即使很多，往往仍不能胜过一句顺合心志的话，更不可不加以审察。请允许臣用一两件事来说明：唐高宗的心意在于废掉王皇后、立武氏为后，韩瑗、来济、上官仪等无不恳切进谏，甚至受遗命、参与定策的长孙无忌，以及忠诚的褚遂良，也都认为不可。唯独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询问外人。’最终立了武氏，篡夺之祸几乎导致亡国。秦苻坚的心意在于讨伐晋国，权翼、石越、苻融等接连进言、互相劝说，甚至老将王猛、亲近而受宠爱的太子宏、少子诜都认为不可。唯独慕容垂说：‘陛下在内心独断的神机妙算已经足够，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扰乱圣虑。’于是确定南伐计划，结果在淝水战败，仅仅保住自身性命。这说明，顺合心志的一句话足以危害国家，而违逆心志的言论却不能挽救祸患。两个君主都不能就言论的顺逆，从正道与非道之间加以考察，以至祸败达到如此地步，难道不可痛惜吗？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勇智，出于天性；听从善言，转圜而行并不困难；去除奸佞，也没有拔山那样艰难。陛下多次下诏求言，虚心纳谏，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极尽群臣的智慧。” 然而臣这番微薄的私见，仍担心陛下或许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自崇宁以来，奸邪谄媚之人执掌朝政，压制百姓言论，比堵塞河流还要厉害。靖康之后，进言的渠道一经开启，便如狂涛横流，至今余波尚未平息。关键在于应当把握要领来观察这些事情，更何况徽、钦二帝蒙尘，四方又多有事变。臣希望陛下以伊尹的话为鉴，在仓促急迫之时也不要忘记，端正内心，意念真诚，始终如一。看待君子和小人，如同烛火照见、数目可计一样清楚，那么朝廷纲纪不用担心不能建立，邻国和敌国不用担心不能服从，中兴大业也不用担心不能成功了。守又请求奖赏直言的劄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天气常常寒冷、阴雨久不放晴，询问朝政的缺失，圣心焦虑劳苦，都表现在诏令中。在朝廷任职的人，各自进献意见，大约有几十人。臣私下担心其中不乏忠义恳切正直的话，可以补益圣德、帮助谋划国事。希望陛下在二更时阅览，其中有恳切正直的，或加以奖谕，或选取一两人予以褒奖提拔，使人知道圣明之主不忌讳听取意见，也借此显示陛下确实有责己畏天之心。这对于盛大德行来说，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从前唐太宗接受孙伏伽的劝谏，便赐给他兰陵公主的园林；接受魏征的进言，便赐给他佩刀、黄金之类。因此三代以后，唯独唐太宗被称为贤王；贞观之治，也可以和三代相媲美。希望陛下留意，天下人都将十分幸运。” 守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从崇宁到宣和年间，奸臣专擅政权，一心想要蒙蔽欺骗君主的耳目和智慧，所以负责拾遗补过的臣僚大多空缺而没有设置。于是听不到直言，称誉和谄谀的声音日益充满君主耳中，终于导致社稷发生变乱，陷于危急，遗留下的祸患直到今天仍未消除。陛下即位以来，明察四方、广泛听取意见，对于利害得失和百姓疾苦，只怕有些被堵塞，而负责规谏的臣僚仍有很多空缺。谏官只有一人，言事御史除马伸出任外任，只有两人。这不仅是圣主中兴之朝的缺典，也恐怕四方万里之外有人因此私下议论，说陛下听取意见、采纳劝谏的盛德有所亏损。因为规谏的职责，宰执往往为了避嫌，不敢提出人选。希望陛下明断，特意选拔任命，使朝廷能够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有助于圣明的治理，也足以彰显陛下听取意见、采纳劝谏的实际。” 守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渡过长江以来，吸取从前言路闭塞的祸患，极力开通进言渠道，询问政事缺失，亲自提拔负责规谏、进言的人；即使言辞激切，也从未因此加罪，盛大的德行日益提高。远近臣民都擦亮眼睛、侧耳倾听，等待观察日益更新的政事。前些日子谏官袁植议论政事，专门崇尚诛杀，陛下罢免了他，由此可见圣心务求崇尚忠厚，这也是极为盛大的德行。然而远近臣民难免怀疑陛下斥退了谏臣，臣私下为此惋惜。负责言事的臣僚，嫉恶有时超过分寸，也是形势使然。他们的意见是否施行，也必定要考察朝廷舆论，最终决定权在圣心。假如意见失当，暂且搁置不问，似乎并不会损伤圣德。何况负责耳目监察的官员，常常担心因循沉默而不敢说话；与其敢于进言却偶有过失，还是胜过因循沉默。因为敢言而有过失，不过使事情难以实行；如果因循沉默、不敢进言，造成的祸患才是真实的。大臣充任掌管风宪的官职，如果还不替陛下陈述意见，臣便有罪。只希望陛下裁夺并宽赦。” 章谊上奏说：“臣私下听说，临安府察推沈长卿等四人上书议论时政利害，言语牵涉宰相，便引咎请求辞去职位，不敢处理政事。陛下体恤礼遇大臣，特地下达指挥，停罢四人职务，以保全眷顾礼遇之礼，可以说已经很厚重了。然而臣私下看到，陛下多年以来扩大言路，容纳狂直之言，天下士人和百姓都认为遇到了圣明之主，愿意献上诚恳的意见，纷纷一同进言。即使其中有越分失理的话，最终仍然怀有忧国爱君之意，陛下大都宽容接纳，这正是盛大的德行。如今这四人所陈述的内容，竟在政事之外另加侮辱讥讽的话，上则冒犯了皇帝的耳目，下则惊骇了众人的听闻。陛下高明而有远见，考虑到这会损害国家体统，认为如果宽免这四人，宰相便不敢再安居其位，于是申明法典，作出了这样的指挥。臣综合众人的议论，认为如果陛下出于不愿使大臣受到损伤的用意，决定留下宰相辅政，同时治四人的罪，这还可以。如果宰相既感激陛下的恩遇，答应听凭驱使，而陛下又奉行诏令，不宽免四人的罪，那就不可以了。四人的罪如果不予宽免，这就表明宰相没有反省过错、自我申辩的胸怀，反而使圣明君主落下拒绝罪言、拒纳劝谏的过失，这不是向天下昭示最大诚信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人〕 《左传》说：“我听说，应当修养德行来消除怨恨，没有听说过用威势来压制怨恨。堵塞百姓的口，比堵塞河流还严重；河流被堵塞后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君主的尊贵地位尚且不敢用威势来压制怨恨，更何况宰相呢？希望陛下把臣这篇奏章下发给大臣，以此示意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听取意见的美德，使君臣共同受到福泽。”

译章谊又请求宽免进士吴木以开通言路的状文说：臣私下观察，自古君主扩大言路，使下情不至于堵塞，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得到天下最恰当的言论，也不一定完全采用进言者的主张，来增减天下的政事、进退天下的人才。他们的用意，大概是认为下情不通，君主的视听就会受到蒙蔽；视听受到蒙蔽，就不能知道人的贤能或不肖、事情的利弊，而危亡祸乱的征兆，或许就隐藏在其中，实在不可忽视。因此广泛听取臣民的意见，居高而看得广、听得远，所以能够坐在宫室之中看见四海，不走下台阶便运筹天下，这就是治国的要道。陛下清楚地知道这个道理，君临万邦；近年来优容法宫中的进言者，而天下的是非利病每天都陈述在陛下面前，所以对于进言的人勤勉而欣然接纳。近来有湖州进士吴木上书陈述时事，把副本送到御史台，请求将其进呈。臣曾看过他的言论，其中泛论宰相的政事，又指责参知政事营私庇护等事情。他的言论是否恰当，臣心中自然知道；这些事情的是非，也已经无法逃脱陛下的明察。可是多日以来，臣没有听说有人引咎辞位，却听说进士吴木被编管到徽州，众人的议论十分惊骇。” 一个平民士人上书议论宰相、参知政事，而身居其位的人不认为这是过错，那么他们必定自认为问心无愧，也应当在陛下面前自行辩解。因此仍像往常一样处理政事。至于在陛下面前自行辩解的情形，臣和天下人当然无法知道；但进士吴木因上书而获罪，这件事天下人就都会知道了。这样一来，他们的责任便可以通过自我辩解，由陛下加以审察。天下人如果认为陛下把进言的人编管安置，那么这个过错将让谁来辩解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明，追回已经下达的把吴木编管的指挥，使宰相能够向天下自行辩解，臣将不胜庆幸。” 章谊又上奏说：“臣近来听说，给事中陈戬请求入对，因而上劄子论奏执政、枢机大臣有时在都堂、密院穿着燕服便服接见将帅。于是枢府大臣引咎待罪，陛下又察知这种情形延续已久，明白他们并无其他用意，已经允许枢臣照旧处理政事。然而从此以后，朝廷上下等级更加森严，礼遇体貌更加尊崇，这也不是没有补益。昨天又听说陈戬接着上奏请求任宫观祠禄之职，陛下极其仁慈，顺从他的意愿，于是下达授予郡职的指挥。但缙绅士大夫不知道其中缘由，认为陈戬近来因为议论政事，突然被安排出任外任；即使臣也私下感到疑惑。臣认为，朝廷中掌管言语、侍从的臣僚，本来以进献意见、参与思考为职责，如今只要一提出不同意见便命令他离开京城，那么远方卑微的人，谁还肯替陛下开口议论天下之事呢？假如陈戬是因为想要自行陈请以求个人便利，而陛下怜悯他是潜邸旧人，俯身依从他的请求，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呢？做人臣的难道是求个人便利的时候吗？陛下每天寻求能够议论政事的人，唯恐找不到；如今在陛下面前应对、肯替朝廷议论政事像陈戬这样的人还能有几个？陛下又听任他离去，那么陛下深居宫中，高拱而坐，就会终于陷入孤立。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已经没有可以亲近的臣子了。’ 从前所进用的人，今天却不知道他已经离去了。”意思是，君主对于可以亲近的臣子，不应当如此仓促地舍弃。希望陛下体察孟轲的话，慎重掌握任用和罢黜的大权，召还陈戬到侍从班列，以消除众人的疑惑，臣将不胜庆幸。”章谊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奏陈述，湖州进士吴木因为上书指责宰执，朝廷将他送往徽州编管，请求陛下宽恕吴木狂直的过失，特意释放他。臣又奏请，给事中陈戬因为议论大臣在都堂、枢府穿便服接见将帅，朝廷将他授予郡职，请求容纳陈戬敢于进言的忠心，特意恢复他的旧职。这两项奏陈，至今已经过了多日，臣恭敬地承受陛下恩德包容，没有因为臣的意见不当而斥退臣。臣愚昧庸陋、无知无能，既然蒙受宽贷，又希望圣度更加开阔，俯身依从臣的请求，以扩大言路。臣私下认为，这两人所议论的都是执政大臣，他们所说是否恰当虽然还不能确定，但都怀有忧国爱君之心，并没有阿附下位、欺罔君上的罪过。陛下起初恐怕大臣因此惊惶不安，不敢安居职位，所以仓促作出进退处置。如今大臣安居职守，众人的心情都在仰望。如果这两人的情况还不加以明察，那么从今以后，君主的权势会渐渐孤立，大臣的权力会渐渐逼近，进言的道路会渐渐堵塞，那些怀藏奸心、倚仗宠幸、排挤陷害正直贤良之士的人，也会渐渐能够放肆行事。” 臣内心实在恳切，希望陛下查考臣前面的奏章，特意赐予施行，臣将不胜庆幸。洪遵进献历史故事说：“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话每天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察看，即墨的田野得到开垦，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因此安宁。这说明你没有侍奉我的左右来求取声誉。’于是封给他万户的食邑。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守卫阿地以来，称赞你的话每天都能听到。然而我派人去察看，阿地田野没有开垦，百姓贫困苦恼。从前赵国攻打甄地，你不能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这说明你用丰厚的财物贿赂我的左右来求取声誉。’当天就把阿大夫和曾经称赞他的左右近臣都烹杀了。于是齐国震动恐惧，人人不敢掩饰过错，竭力做到诚实，齐国因此大治。” 臣听说唐代魏征曾对太宗说：‘君主广泛听取意见就会明察，只听一方面就会昏暗。’这话确实正确！做君主实在太难了。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却要承担四海万机纷纷汇集而来的重任；凭自己的聪明、见识和思虑，无法周遍知晓一切。若不是广泛听取、充分采纳意见，实在看不出能够有所成就。齐威王即位九年，正值战国时期，战争每天不断，诸侯相互侵伐，疲于奔命都来不及。有一天，他察觉到诋毁和称誉的真相，召来两位大夫，对该赏的赏、该杀的杀，上下震动恐惧，以至于没有人敢掩饰过错，齐国大治，强盛于天下。假如当时齐威王玩忽岁月、苟且姑息，不能把庆赏、刑罚和威势一并施行，却想使纲纪振作、法度施行，这就像倒着赶车却希望超过前人一样，难道不是完全错误吗？汉文帝把季布从河东召来，后来又让他返回，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召见我，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罢免我。’汉文帝是汉代的贤主，在毁誉是非之间尚且不能明察，何况不如他的人呢？这样看来，齐威王和汉文帝相比，优劣不用比较也可以知道了。”

译吕颐浩上奏说：“臣曾考察自古以来国家的安危、治乱，虽然取决于君主施政是否恰当，但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尤其在于辨察言论。大伪之言往往像极其真实，大奸之言往往像极其忠诚。如果君主不能辨察，那么是非善恶便不知道应该听从哪一方，奸邪之言就可能被采用。从前郦食其请求立六国后代，高祖听从了；张良提出八条难以实行的意见，高祖停下进食斥骂他。封伦陈说刑名之学，太宗没有听从，却听从魏征关于仁义的言论。这两位君主最终能够摧毁强敌、建立至治，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开通言路是帝王的盛德；至于辨察言论，则是明主的英断。臣曾观察靖康初年，渊圣皇帝看到宣和年间言路壅塞、受蒙蔽的祸患，所以大力开通言路。当时台官可以议论政事，谏官可以议论政事，六察官也可以议论政事，侍从官可以议论政事，下至士人百姓都可以用实封上书议论政事。又有时士人百姓率领众人伏在宫阙之下进言，议论纷纷，哪里还有时间辨察言论的是非呢？没有认识到应当避开敌人、导致二位皇帝北迁，正是众多言论鼓动迷惑的罪过。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击袭扰车驾，当时朝廷大臣都认为渡海避难不可行，只有陛下英明独断，坚持要走海道。” 到了今天仍然安定无忧，万一今年敌人不渡江，那就是天地神明在保佑，陛下使我们获得一年多的休息时间，得以制定防备抵御的计划。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上天给予的时机；难以成功而容易失败的，是人的功业。臣希望陛下珍惜每一分时间，急切地谋划此事，总揽群臣的策略，辨察其中的是非。凡是人的言论，只要其关于利害成败的意见有益于振兴国家、拨乱反正，就应当听从；否则就不听从。凡是人的才智、谋略、思虑，只要有益于振兴国家、拨乱反正，就应当任用；否则就不任用。对于朝廷近臣献上的计策，可以参照已经实行的事情，验证他们言论的是非，这样人的优劣便不难知道了。一个人献出谋略，一百个人聚集起来非难它，那么这个谋略一定不能施行；一个人想要实行某事，一百个人起来阻挠它，那么这件事一定不能实行。从前陈蕃说过：‘成败的关键在于辨察言论。’臣多次用这个道理进献给陛下，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听取意见 宋孝宗时期，兵部侍郎胡铨论述听从劝谏的奏疏说：“臣听说，听从劝谏，是君主的高尚境界。古代贤王以善于听从劝谏著称的，不容易屈指算清。《尚书》称赞成汤能够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梅福称赞汉高祖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般顺畅，魏征称赞唐太宗欣然接受并听从劝谏。成汤感格上天的功业，是由于听从劝谏而成就的；汉高祖开创四百年汉朝基业，是由于听从劝谏而成就的；唐文皇创建三百年唐朝功业，也是由于听从劝谏而成就的。多么美好、伟大啊！君主的高尚境界，关键就在这里。陛下自从登上帝位以来，虚心接受触犯龙鳞的进言，兼听天下一切有益的意见。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没有再去实行的。有不知道的事情，没有废弃进言；有人进言，没有不听取的。凡是获得赐见应对的人，人人都认为能够竭尽忠诚。朝廷内外一致，都说恢复大业指日可待。然而臣愚昧，私下认为事情没有不是有良好开端的，却很少能够坚持到底。汉光武那样圣明，尚且有大司徒韩歆因直谏而死；唐文皇晚年杀害刘洎，魏征还提出过勉强听从劝谏的规诫。所以《春秋左氏传》说：‘坚持到最后实在困难。’先正司马光也因此更加替世祖感到惋惜。”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把臣的奏章放在座位右边，永远以汉光武、唐太宗的过失为鉴，那么就是社稷的福分了。” 秘书少监周必大论述听取意见、考核实际的奏疏说：“臣在三天之内两次得以面见圣颜，冒昧陈述盲昧之言，以表达恳切不已的情意。臣听说，政治没有比隋朝更衰败的了，而功业没有比唐文皇更隆盛的了；乱世没有比五代更严重的了，而治理没有比我国艺祖更迅速的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唐文皇善于听取意见，艺祖善于考核实际，所以如此。臣仰望陛下振作精神处理政事，没有声色娱乐，没有畋猎游玩的爱好，也没有亲近嬖幸的私情；喜爱询问、听取意见，一心只求治理之道；综合考核名分和实际，只愿继承太祖的功业。然而朝廷内外的大臣，很少有人帮助陛下大有作为，直言敢谏的节操听不到，谄媚奉承的习气却依旧存在。激励奋发的风气还没有形成，卑鄙庸弱的习俗反而更加盛行。平常时候尚且如此，遇到紧急情况又能依靠谁呢？唐文皇之所以革除隋朝末年的政治弊病，亲自达到太平；艺祖之所以改变五代的风俗，安坐之间便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具体施行的次序，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臣希望陛下诏令经筵官，选择当时听取意见、考核实际的要点，分条上奏其目，以今天的情况比照古代，努力实行。这样或许能使风俗一变，不辜负陛下勤勉施政的心意；那么功业何愁不能隆盛，治理又何愁不能迅速呢！” 权摄吏部尚书韩元吉进呈前代故事说：“《唐书·王珪传》记载，唐太宗召王珪任谏议大夫，对他说：‘端正的君主驾驭邪佞之臣，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端正的大臣侍奉邪僻的君主，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只有君臣同心同德，天下才会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亏诸位大臣多次进谏匡正，希望能够使天下达到太平。’王珪进言说：‘古代天子有七名诤臣，劝谏如果不被采纳，就相继以死相谏。如今陛下开启圣明的德性，采纳民间浅陋的意见，我愿竭尽愚昧之见，来帮助陛下一万分之一。’太宗认为说得对。王珪推诚相待、采纳善言，常常提出规劝和补益，太宗更加信任他，升任侍中。太宗命太常少卿祖孝孙把乐律教给宫中的乐工，祖孝孙没有教成，多次受到责骂。王珪与温彦博一同进言说：‘祖孝孙是谨慎修洁之士，陛下让他教导宫中女乐，又责骂他，天下人难道会因此轻视士人吗？’太宗发怒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竟然附和下属、欺瞒君上，替别人阻止进谏吗？’温彦博害怕而谢罪，王珪不谢罪。太宗默然不语。第二天，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接受进谏，本来就很难。我早晚都希望接近前代圣王，昨天责备王珪等人，深感悔恨，你们不要因此惩罚而不再进谏。’ 臣听说君臣相互需要，就像手脚守护头部和眼睛一样。有这样的君主，但臣下不足以辅佐他；有这样的臣下，但君主不足以任用他，就失去了君臣相互需要的意义。所以，君主在于慎重选择臣下，臣下在于忠诚侍奉君主。从来没有君臣志向不同、德行不相合，却能够成就天下大治的。太宗的话，可以说是懂得这个道理了。然而君主的忧患，常在于不能接受进谏；臣下的忧患，常在于不能把话全部说出来。以太宗那样聪明圣明的君主来说，他在军事机宜和将帅谋略、平定祸乱方面，足以和商汤、周武王相提并论；在亲自实行仁义、竭力实现太平方面，也足以接近周成王、周康王。他所做的大事已经使天下安定，其余行事本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却仍然急切地引导王珪等人进谏。这样一来，朝廷之上，每天万事之中，哪里还会忧虑有缺失呢？至于因为祖孝孙没有教成宫中乐伎而责骂他，这难道只是太常协律郎职分上的小事，实际上也是君主的轻微过失吗？这正是管仲所说的尚不足以损害霸业的事情。王珪和温彦博却过于忧虑而进言，便担心会造成轻视士人的后果。太宗起初也因此发怒，最终却悔悟，又下诏告诉房玄龄等人，不要因为这件事而惩罚进谏者，使他们不再进谏。当时太宗要求大臣接受劝诫，以辅佐君德，可以说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心意。所以能够达到贞观之治，是理所当然的。臣因此知道，这是君臣都端正的明显证据。而且太宗的话本来是正确的，假使他的臣下不端正，他们肯为太宗把话全部说出来吗？一件事不进谏，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有许多无法听闻。因此，臣下是邪是正，就表现在进言还是不进言之间，明君不能不加以察看。元吉又进呈前代故事说：“《唐书·李绛传》记载，李绛在浴堂殿见到唐宪宗。宪宗说：‘近来谏官多结党，所论奏的事情不真实，都是陷我于诽谤讥刺。我想把其中最严重的贬黜，你看怎么样？’李绛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迷惑、误导了圣心。自古以来，接受进谏就昌盛，拒绝进谏就灭亡。臣下向君上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加上君主有雷霆般的威严。进言的人白天衡量、夜里思考，如果想陈说十件事，过一会儿就去掉五六件；等到将要把剩下的事上奏时，又有所畏惧而删掉一半，所以能够上达的只有十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要承担不可预测的祸患，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君主已经开诚接受并加以奖励，尚且担心进言不能全部达到；如今却想责罚呵斥他们，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这对国家社稷并没有好处。’宪宗说：‘不是听了你的话，我还不知道进谏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