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二

译李椿又上奏说：“臣私下曾认为，国家天下好比人的身体：君主是居上的头部，臣下是居下的腹部和躯体。因此有作为腹心的臣子，有作为股肱的臣子，有作为手足爪牙的臣子，有作为耳目口舌的臣子。像人的身体一样，腹心负责思虑，股肱负责运动，手足负责举动，爪牙负责抓咬，口舌负责吐纳吞咽，耳目负责观察听闻，共同扶助头部，整个身体就康健强壮，没有什么不能做。假如把观察听闻交给手足，把举动的责任交给口舌，把吞吐的职能交给耳目，把思虑的事情交给股肱，怎么可以呢？所以圣人的《易经》推演八卦的象，说：‘乾象征君主、象征头部，坤象征臣下、象征腹部。’六个子卦中，震象征足，巽象征股，坎象征耳，离象征目，艮象征手，兑象征口。因此说是近取自身。体察乾卦君主刚健之道，任用臣子各得其当，就像保养身体一样，那就完善了。自古君主兴起而达到太平，没有不采用这个道理的。仰想陛下圣学高明，洞察四方，秉持乾卦刚健之道独断裁决，亲自总揽各种事务，阅武修文，勤勉不倦；谨慎体恤各类案件，爱护养育百姓，搜求真正的人才，深深厌弃虚文；恭敬、节俭、勤劳、诚实，远远超过千古，理应国家富裕、军队强盛、贤能任职，所谋之事都能成功。” 可是臣每每听到陛下有感叹人才不足的话，治理之道没有进展，恢复疆土的志愿没有实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发布命令不够详尽，所以屡屡更改；任用人材轻率，所以很少能够始终如一。命令屡屡更改，人们就不会相信；任用人没有始终，举措就不会成事。陛下深居九重，完全总揽天下事务，百官安逸享乐，仰望圣躬成就一切，陛下在上面焦劳，群臣在下面观望。号令一经发出，有时不能符合众议，便说是出于圣上的意思；任免命令下达，有时不能满足舆论，便说是命令从宫中出来。大臣不敢坚持，后省不敢封驳，台谏不敢进言，上下互相阿附。高爵厚禄、巩固地位、贪冒宠荣，低头为自己谋划，这样便算得计了。至于国家安危的大计，谁还会想到呢？可以说上下都失其职，治理之道没有进展，原因就在这里。臣愚昧，愿陛下观察《易经》的启示，体察取譬于身体的比喻，使作为腹心、股肱、手足、耳目、口舌的臣子各尽其道、各守其职。陛下体行乾卦的刚健，委任臣子，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进用忠良之士，斥退奸佞之人；有功的赏，有罪的罚；坚持一定的议论，作长久的谋划。这样治理之道还不能进步、功绩还不能成就，臣不相信。” 小臣狂妄而盲昧的话，只希望陛下裁夺取舍。” 李椿被授任太平州，辞别陛下时又上奏说：“臣前些日子入便殿应对，有幸得见圣颜，蒙受圣上慈恩，陛下认为臣朴实正直、难得可贵，特赐下玉音加以褒奖训谕。臣感恩戴德，无比荣幸激切。臣错误地承受陛下特别的知遇，却如此庸碌无能，不足以图报万分之一。如今将要远离宫阙，不再能够瞻仰天日般的圣明，哪里敢忘记忧虑国家的心情？如果有所见闻而不告诉君父，怀着遗恨死去，那就是臣辜负陛下特殊而明达的知遇，极其不忠了。臣有一些管见，另写在奏札中进呈，伏望圣上慈恩特赐阅览。” 整顿纲纪。我曾听说，北魏时，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求削减选官资格标准，排斥压制武人。羽林、虎贲军士相继径直闯到张彝家中，把张彝拖到堂下，极力捶打侮辱，又把他投入火中，过了两夜才死。当时逮捕凶悍强横者八人，将其斩首，并实行大赦来安抚众人，仍然下令武官可以参加选任。有见识的人知道北魏将要发生动乱了。高欢因此倾尽家财来结交宾客。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朝廷害怕他们作乱却不加追究，治理政事竟然如此，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臣私下看见，近来有被拣选充任军头司等职的子弟，聚集起来闹事，在都城内外公然殴打居民，强行夺取钱财物品，使街市上的人惊恐奔逃、陷入骚乱。虽然把他们送交有关部门，却没有听说主管部门依法惩办。又听说此前有军人因为和寺僧争夺一个小孩，便成群前往殴打，毁坏寺院，也没有听说依法全部惩办。军政如此，如今投降的人分散居住在内外各处，难道不会有像高欢那样的人产生作乱之心吗？朝廷却安然不把它当回事，臣实在忧虑。臣听说太祖皇帝时，有川班数百人陈诉请求救援，太祖皇帝把各班军士全部诛杀，难道是专门喜欢多杀人吗？只是要诛灭他们不服从的心罢了。大概军法不这样实行，就无法树立。”}], 况且，拣等子这类人由来已久，几十人身任禁卫，竟敢如此肆意凶悖，如今却把他们交给刑寺审议罪责，不过加以移配而已。这样谁还知道畏惧？用这种姑息的政策，姑息怎么能够振举纪纲呢？如今敌国还很强大，深仇尚未报，皇陵尚未收复，盗贼也没有平息。陛下为谋求治道而焦心劳神，纪纲却到了这种地步，凭什么才能上合圣心？臣希望陛下责成大臣留意整顿纪纲。过去的事情固然难以追回改正，但所属各司不应置之不问。《易经》说：“君子身处安定时不忘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灭亡，天下太平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得以安宁，国家也可以保全。”臣希望陛下以艰难的形势谋求治理，不能因为还没有达到至治便忘记忧患。天下幸甚。二是严明阶级之法。臣恭敬地看到，太祖皇帝创立军制和阶级之法，高出前代，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制度。有司遵奉施行，原来也已经多年了。臣私下听说，近来军中，在上位的人一味姑息，在下位的人往往凌辱怠慢，阶级之法渐渐成了空文。臣曾经询问访察，大体知道了其中缘由。大概是因为巡逻者肆意横行，自称“铺土”，又称“铺吐”。他们有的接受请托，有的凭借请求谋求私利；兵将官稍有不合他们心意，他们就搜罗琐碎小事，辗转互相传说，以此恐吓震动对方。有时仍不满足，便捏造事端，秘密报给有司。因此军中没有不怕他们的，以至于兵将官不敢果断处罚士兵，大将不敢治理将佐。军中不害怕军法，却害怕“铺吐”，难道这是制定阶级之法的本意吗？臣听说古代任命将领时说，朝廷之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制。大将能够掌握全军的命令，所以战士畏惧主将而不畏惧强敌，是因为有节制的缘故。如今军政竟是这样，这就是臣为国家忧虑的原因。臣希望陛下亲自裁断，严格执行阶级之法，收敛巡逻者的弊端，使军中纪律整齐严肃。这实在是国家的大事，希望陛下留意。

译三是关于台谏官根据传闻议论政事。臣私下看到，允许台谏官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是因为内外官吏人数众多，四方万里之内的事情极多，用来防止信息壅塞蒙蔽。然而那些向台谏官告发事情的人，如果不是有所怨恨憎恶，就一定是凶险之徒；既然不敢公开说出，所以大多记录事情的条目交给台谏，称为“短卷”，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因此台谏的章疏，凡是准备施行时，一定说：“臣僚上言，其中不显露姓名的，也差不多可以使他们无所顾忌，敢于把话全部说出来而不隐瞒。”这样，四方的事情和众多官吏的情况才会全部不受壅蔽，都能上达朝廷，正是因为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然而拿着“短卷”拜见台谏官的人，确实不是忠厚之士；如果把这种做法全部断绝，也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只要听取他们言论的人审慎查验，取得真实情况，然后再上章弹劾，就不会有什么过失。近来听说：“言事官因为进言而被罢职，递交短卷的人罪至徒刑流配。”这足以革除告发攻讦和虚妄诞妄的风气，担任监司、帅守的人无不称快，并且佩服陛下圣明，能够洞察万里之外，以至于形成歌颂，这实在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臣愚昧地担忧，四方万里之间的监司、郡守，其中若有贪婪害民、不顾国事、得以放纵而无所忌惮的人，便不能被朝廷听闻了，这就有失国家设置耳目之官的本意。臣希望陛下命令台谏官，从今以后凡是接受告发、涉及他人罪犯的事状，指称他人犯有重罪，而又没有看到确实证据的，先委派官员调查核实，等取得真实情况以后再上章弹劾；如果查出是虚妄，就治告发者的罪。这样既足以收敛告发攻讦、虚妄诞妄之人，也能使四方万里的官吏有所畏惧，不敢放纵。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就请另下圣旨，交给有司施行。四是设置险要防线。臣曾经论述六合、东关等处是必须防守的地方，其中还有未尽的道理，所以必须再次具奏。六合据守滁河水流湍急之处，有瓦梁堰；如果敌众我寡，便堵塞瓦梁堰的缺口，那么真滁之间就都会被水淹没，即使不交战也可以保全。事情平定以后，水退淤积成田，将有加倍收成的利益。东关离巢县不远，臣亲自承蒙圣谕，知道巢县已经筑城。臣私下看到，巢县在水的北面，敬亭山的道路极为险要，容易把守，敌人决不敢从那里取道。如果走南面的平坦地带，虽然可以直达，但那里偏僻，并非敌人所想要的地方。吴国之所以守东关，是因为东关距离通往大路的地方不远，两山隔水相对；水北的山上突出一座山峰，派人把守，敌人实在难以攻打。吴国又在水北关湾的港汊处开通水道，与河流相通，可以停泊船只，并在中间修筑堤岸以便出兵。堤岸以西又筑了一座坞，这就是所谓濡须；有利时便出战，不利时便关闭坞门，这是吴国的好谋略。臣愚昧地认为，东关不可不加以筹划布置。孙吴曾在无为屯兵而守东关，如今如果再增加一军驻在无为以东，用来支援东关，向北又可以支援舒城，就尤其便利。臣希望陛下秘密谕令郭纲，选择一名统制官充任采石水军的统领，前往办理此事，不必大肆张扬。五是论述两淮必须防守的地方。臣曾经论述，两淮有些地方绝对可以防守，也绝对不可不守；六合、东关、巢湖，都是臣亲自走过察看，并且考察古今已经发生的事情，事理十分明确。臣不敢借着请求离职而冒昧烦扰圣听，只是姑且借此机会陈述。况且如今军籍中年老的北方人已经没有几个，大多是没有经历过战阵的南方人。如果让他们在平地上抵御敌骑，很难确保取胜；万一失误，军队的声威就会顿挫。过去张俊、杨存中、刘锜率领三支大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士卒，尚且不敢在庐州以北与敌人交战，各自退军到柘皋，等敌人越过东山口的险要之处，才同他们作战。敌人顾虑后方有险阻，所以战败逃走；诸军有人追到濠梁，反而被敌人击败。这大概是因为地势不同。如今各军虽然多是南方人，不熟悉野战，如果让他们在舟船上作战，正是发挥他们的长处；用我们的长处对付敌人的短处，就是所谓立于不败之地，可以保全万无一失。臣希望国家把防守作为首要事务，恢复失地的行动必须等待时机，谋划并不算晚。六合、高邮、东关，都可以凭借水势作为屏障，也可以出兵守护江上。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臣的话，特别留意圣虑。六是推荐刘藩、杨獬、王蔺、颜敏行。臣私下看到，前监察御史刘藩，祖籍冀州，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任官时很有声誉。他曾任繁难县的知县，不费力便能治理好；忠诚贤能而有操守，决不会辜负国家。臣曾经向侍御史宋延祖递状推荐他，后来听说宋延祖向陛下推荐，于是提拔他进入宪台。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臣料想陛下必定已经了解他的为人。如今他将服丧期满，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命有司考察征召，他一定能够为国家分忧。臣私下看到，新任永州知州杨獬，学识广博、善于写文章，很早就考中科第，任官有操守，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他历任繁难县及知军，治理大多受到称道，百姓对他有离任后的思念。他为人明敏果断，不畏惧强暴权势。永州只是小郡，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学。恭敬地希望陛下提拔他到重要职位，他一定会有超出常人的功绩。臣私下看到，武学谕王蔺，刚正方直、自立自守，不随从流俗，有见识、有文才，懂得时势和先机，有忧虑国事的诚心，没有苟且谄媚的姿态。他生长在淮甸，深知边地百姓的情况，是当今真正有用的人才。希望陛下提拔他担任清要之职，他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臣私下看到，横州知州颜敏行，是将门子弟。曾任潭州攸县巡检，捕捉群盗时亲自冒着箭石，击破了贼众。帅司曾经命令他管辖军马，他很有统率驾驭军队的才干。不久前因大臣论奏推荐，于是承蒙朝廷提拔为路分兵官。近来又因广西各司征召任用他为郡守，也有治理有方的声誉。人才难得，如今却远守瘴疠之地，实在可惜。让他统领军队，或者任用为北方边郡的长官，才适合发挥他的才干。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别加以录用，他一定能够称职。

译唐仲友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治国的原则在于澄清源头、端正根本，而不在末流枝节上用力；因此所掌握的事情越简约，所成就的事业越宏大，所治理的地方越切近，所能达到的范围越远。臣曾经以经书训诫相互印证，深入探究治道的根本，私下认为要成就治理的功业，在于改善风俗；改善风俗，在于实行正道；实行正道，在于去除私心。《箕子之书》说：‘不要偏私，不要不平，要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有偏爱的作为，要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有偏恶的作为，要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就广大无边；不要结党，不要偏私，王道就平坦公正；不要违背，不要偏邪，王道就正直。’防止偏离中正而使一切归于中正，说的就是去除私心而实行正道。接着说：‘皇极所发布的言论，是常法，是训诫，对于上帝也要奉为训诫。凡是庶民，皇极所发布的言论，就是他们应当遵循、应当实行的训诫，用来接近天子的光明。’说的是正道建立起来，风俗就会改善。最后说：‘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说的是风俗改善之后，治理功业就完成了。私欲和公议，都在内心之间，就像秤的两端，此方重了，彼方便轻了；又像田里的禾苗和杂草，彼方消退，此方便生长。好恶一旦出于偏私，结党和偏邪一旦在心中萌发，取舍只差毫厘，而天下随风而倒的人已经多得数不清，治道也随之毁坏，实在令人深为畏惧！” 臣仰望思念陛下继承历代圣君的美好基业，承续太上皇帝宏大的事业，圣心勤勉不懈，早晚励精图治，以求成就治理功业，大概没有什么努力不是做到极致的；按理说，朝廷内外应当大力响应，以承受陛下的美德。然而到了如今十年，只不过勉强达到小康，还不能卓然远远追及上古盛世。臣曾推究其中原因，便发现士大夫之中奉行法度、遵循义理的人虽然很多，但荒诞怠慢、苟且应付的案件，仍使司法官不胜其烦；乡里之间，难道没有崇尚仁义的人吗？可是奸邪盗窃、欺诈虚伪的罪行，却天天触犯刑法。自古以来还没有见过圣人在上而风俗难以改善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圣明诏令屡次下达，难道不是反复叮咛、恳切至极吗？可是美好的意旨没有得到充分信从，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莫非是正道还没有完全实行吗？况且大公至正的道理，人人内心相同，不会因为聪明人有而愚人无，也不是古代多而今天少，难道正道可以在古代实行，却不能在今天实行吗？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实行正道的原因。’这是说百姓没有变得淳厚或浇薄，正道却有兴衰，君主也只应当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臣观察自古实行正道，根本在于端正内心、意念真诚，表现于任用贤能、斥退奸佞之时。因此《益》卦的告诫说：舜先用儆戒来告诫大禹，防止失去法度，防止沉溺安逸，防止过度纵乐；接着告诫要任用贤能而不要三心二意，斥退奸邪而不要犹豫怀疑。仲虺告诫商汤，先说不要亲近声色，不要积聚财货利益；接着说德行越盛越应当提升官职，功劳越大越应当加重赏赐。这是古代贤臣反复告诫圣明君主的话，而圣明君主并不会因为自己已经知道、已经做到便自满骄矜、懈怠忽视。陛下勤劳处理万机，清静寡欲，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道理，固然亲自实行；刚明果断，考核名实，任用贤能、斥退奸佞的道理，也深知熟悉。然而区区微臣，仍想把古人对君主的期望用来侍奉陛下。只希望圣上察知臣的愚诚，稍加深思：防范私欲要像抵御仇敌一样，保存公道要像保护元气一样。对内，要从起心动念之初加以察察，不要使一丝一毫出于嗜好的私心，而违背先王的法度；对外，要在任用人的时候加以察察，不要使某一职位只因为左右近臣的赞誉便任用，而违背天下的公议。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就果断斩断并去除；既然去除了，就敬慎地守住正道。只要这种心志保存下来，这种诚意显著出来，正道仍有不如三代盛隆的地方，臣不相信。《诗经》说：‘周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箭一样笔直；君子所践履，小人所仰视。’希望陛下记住它。”},{ 仲友又上奏说：“臣仰思陛下继承太上皇帝兴复国家的基业，念及中原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忧劳勤政，夙夜不懈，至今已经十年，圣心未曾有一天不在恢复中原上。承受托付国家的重任，既不能因为畏惧艰难而自我懈怠，不去谋求成就艰难的事业；又不能一味果敢冒进，企图求速成功。那么，制定一定不变的规章，取得万全的成效，正在于陛下先审察事情的本末罢了。什么叫本？就是国家的治理和安定。什么叫末？就是国家的富裕和强盛。国家安定必然富裕，富裕而不安定，财富很快就会转为贫困；国家得到治理必然强盛，强盛而没有治理，强盛很快就会转为衰弱。这就是本末之所以有分别，君主用心不可不审慎的道理。用心于根本，那么所进用的都是有道德、讲仁义的人，所施行的都是保民治国的方法；开始时似乎看不到什么可喜的迹象，最终却会有数不胜数的功绩。用心于末节，那么所任用的都是玩弄权术、追逐功利的臣子，所谋划的都是攻战和聚敛之事；开始时似乎有眼前的利益，最终却会产生多到无法挽救的弊害。自古君主因这两端而出现成败、安危、治乱、荣辱的不同，事迹都可以考察。臣没有时间一一列举，请以唐朝三位君主的事略为陛下略作说明。唐明皇开元年间，几乎达到太平，晚年却发生了天宝之乱；唐德宗建中初年，颇有贞观之治的风气，不久却发生了奉天之难；唐宪宗在位十多年间，唐朝的威势和号令几乎重新振作起来，却也没有能够善始善终。他们都是同一个君主一生中的作为，治乱兴衰却如此相反，并不是因为才智有差别，只是由于用心不同罢了。当唐明皇振作精神处理政事、唐德宗停止并归还各地进献、唐宪宗想要接近太宗和高宗二祖的道德功业时，这三位君主的用心都在于治理和安定，于是有姚崇、宋璟、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绛这些人相互谋划，他们所说所做无非是采纳忠直、远离谗佞、修养自身、任用贤能、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之事。因此三位君主增进了德行，天下承受了恩泽，中兴的事业由此得以成功。等到唐明皇的奢侈之心一动，唐德宗连年用兵，唐宪宗想要积聚财富以恢复河湟、陇右时，这三位君主的用心都在于求富求强，于是有李林甫、杨国忠、卢杞、赵赞、皇甫镈、程异之流相互迎合，他们所说所做无非是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剥削下民以附会上级、残害百姓而使众人怨怒之事。因此三位君主受到了他们的欺骗，天下遭受了他们的毒害，已经取得的功业也由此败坏。这些都记载在信实的史书中，是最早而又最值得作为鉴戒的事情。”

译陛下天资高明，明白这个道理，臣的话本来已经是多余的了；然而臣还有一些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担心。”臣私下观察，近年来朝廷任用人才，先看才能和力量，后看学术修养；郡县施行政务，急于催征赋税，缓于抚恤教养百姓。渐渐地接近战国、秦汉时期的风气，而对于三代遗留下来的旨意、祖宗传下的家法，似乎不能不有所不同。这就是臣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中兴的大业可以凭道义取胜，不能凭智谋求取；可以凭德行达到，不能凭武力夺取。伏望陛下远远以三代为师，近则效法祖宗，进用讲道义的言论，抑制退斥功利的主张，专心讲求治理安定的策略，不急于谋求富强的计策，使恩德泽惠流布周遍，政令教化修明，在下可以安慰人心，在上可以符合天意。然后总率天下贤能俊杰，发起顺应天理人心的军队，臣看其势必将有摧枯拉朽般的容易。不这样做，臣恐怕功利之说会得以迷惑圣听，小人借此而进用，那就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祸害；如此一来，中兴的日期，或许就不是臣所敢预知的了。臣愚昧，不懂大体，惟愿陛下裁断并宽宥。” 仲友又上奏说：“臣听说，崇尚儒术、采纳谏言，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却是小人最为不利的事情。自古只听说不任用儒者会导致衰削，从未听说任用儒者会导致混乱；只听说不听取谏言会导致灭亡，从未听说听取谏言会导致危险。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对待臣子而使君主尊贵，没有比儒者更合适的；辨明是非、区分邪正、察知细微的苗头并在事情发生以前消除它，没有比谏官更合适的。任用儒者、实行谏言，国家的根本就会强固，君主的耳目就会聪明。这样一来，小人便没有容身之处，他们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所以他们必定煽动形成邪说，对上迷惑君主的听闻，对下阻挠清正的舆论。儒者本来没有什么过错可以指责，谏官本来没有什么罪名可以加给他们。然而儒者必定谈论王道，他们的议论似乎迂远空阔；谏官必定进献逆耳的忠言，他们的行为似乎过于矫饰激烈。小人想要蒙蔽君主的聪明、毁坏国家的根本，没有不以此作为借口的。君主若以自满自大的声色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士人尚且会止步于千里之外，更何况那些被说成迂阔、矫激的言论呢？臣仰思陛下降心学习儒术，虚心接受谏诤，前代古帝王大概还没有超过陛下的；当时的士大夫也应当知道以儒雅和忠诚正直为先。然而臣再次来到京城已经将近两年，每当听到士大夫的议论，都说：‘不要谈论王道，时人将会把你当作迂阔之人；臣起初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惊骇，认为在圣明的时代，怎么会有这种说法？至于士大夫之间，谁知道不会有真正的儒者和忠谏之臣听到这些话便退避隐藏，这并不是朝廷的福分。然而以臣亲耳听到的事实来验证，这两种说法一定不是出于陛下的圣意。臣已故的先臣某，做官三十年没有离开过校官之职，晚年承蒙陛下提拔，置于风宪之职；他不吝惜自身性命，倾尽胸中所想，把话全部说出来，正是世俗所说的迂阔、矫激之人。然而他每次进见，必定承蒙陛下温和言语、俯身接纳；乌台的章奏十件中陛下认可九件，最后所上的论疏即使没有立即施行，也不过几个月，便已经追复任用。这就是先臣即使抱病危重，仍然诚恳不忘效忠的原因。那么，今天士大夫的议论不是出于陛下的圣意，就确定无疑了。然而邪说已经炽盛，人心已经动摇，如果不是像臣辈这样世代蒙受国恩的人，不能不有所疑虑。陛下想要消除天下人的疑惑，使真正的儒者和忠谏之臣不畏惧进言，并不是号令刑罚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修治自身罢了。臣愚昧无知，私下观察近年来经筵的讲读颇少，台谏的论列很少被采纳，妄自猜想邪说的产生，或许与此有关。恭敬地希望陛下多次临御经筵，并精心选择讲读之臣；宽容台谏，听取他们的言论。只要诚意已经得到信任，群疑自然各自消解，使儒者愿意立于朝廷，谏者不吝惜自己的性命，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百姓生灵的幸运，难道只是微臣的幸运吗？”},{ 仲友又上奏说：“臣听说，贤人圣人的言论，流传训诫后世万代；遵循它的，没有不成功的，违背它的，没有不失败的。召公告诫周武王说：‘不要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这样功业才能成就。’孔子回答子夏说：‘不要只看眼前的小利，这样大事一定能够成功。’这是经书和传文中的明确训诫，谋划建立宏大事业的人不能不知道。臣仰望思量，陛下早晚勤劳，想着恢复祖宗宏大的功业，圣上的心意本来就在建立事功上。然而臣观察近年以来建议兴办事务的臣僚，很少有谋划长久而远大的，大多轻率地提出意见，屡次改动，仍有许多是做无益之事、贪图眼前小利的人。因此，发运之事对财赋没有益处反而损害百姓，屯田之事对粮食没有益处反而损害士兵；看见增加租赋的小利，便清查征括沙田；看见商贾交易的小利，便议论改变盐法。这四件事还没有看到丝毫利益，却有说不尽的祸害。其他如淮地的铁钱、▯地的铜冶、各州郡的甲胄、版曹的楮币，都是徒然兴作而没有益处、利益很小而危害很大的事情，也还难以全部列举。况且正当圣明君主有所作为的时候，有司忙于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凭什么共同成就大功，仰承并符合陛下的德意呢？臣曾经考察，其中假托公事来谋求私利、借着途径求取进身的人，确实很多。然而，难道也没有怀抱微薄之心、想为国家兴办有利之事的人吗？只是他们的见识局限于小处和近处，所以不能权衡轻重，专心谋求那些长远而重大的利益罢了。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所以对国家有益的事，没有比使百姓受益更大的；对国家有利的事，没有比使百姓得利更大的。《易经》说“益”是兴利，其卦象说：‘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百姓的喜悦没有穷尽。’使百姓受益，正是使自己受益；使百姓得利，正是使自己得利。汉武帝时士卒和战马强盛，能够穷追远征，大概是因为汉文帝、汉景帝致力于休养百姓，积蓄了多余的力量；汉宣帝时推翻衰亡、巩固存续，匈奴单于仰慕汉朝的道义，大概是汉昭帝与民休息所取得的成效。如今议论求取利益、谋划营利，却不以百姓为根本，这就是损害有益之事、妨碍大事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劝农和治兵，都有现成的成法；使人口繁衍、积蓄财富并加以教导训练，本来没有什么奇特的策略。陛下在上面推行至诚，有司在下面奉行成法，即使不多作纷繁的更改，日积月累，所得到的益处也会非常大。如果百姓不断繁殖增多，那么没有什么求取不得、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与轻率地屡次变法、最终却没有得到利益相比，得失十分明显。只希望陛下留意并详细选择，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薛季宣上奏说：“臣听说，礼制繁多就会造成混乱，简明易行，天下的治理之理就能得到。虞舜时代，朝廷内外的官员总共二十二人，军政与刑法合为一体，礼乐与教化合为一体。帝舜实行无为而治，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深感奇怪，近世的治理比不上古代，从朝廷直到郡县，都惶惶然只顾财用，疲惫不堪地常常担心财用不足。百姓被削减肌肉，甚至损耗到骨髓，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即使有卓越的人才，遇到有作为的君主，得到时机和职位，他们所施行的政令最终也没有办法挽救这种状况的万分之一。详细探求其中的原因，那么冗官、冗兵这两件事确实足以使国家困窘。”九卿的设置，就是古代六官所承担的职务。自从汉代政务归于台阁，便有了尚书六部。唐明皇开始设置内诸司使，各级官员所任用的人员都因此失去职守。直到今天，中央官署于是成了安置贤才的地方。设置的官职虽然很多，真正有职掌的恐怕很少。公文往来回复，只是为了具备文书形式。各种政务因此毁坏废弛，士人和官员得以因循缄默。近来虽然裁减了员额、填补了空缺，但那些官署仍然存在。设置吏员的数量和事务停滞的祸患，与从前没有不同。各路帅臣，就是古代州牧一类的官职。本朝以来，设置了转运使、副使、判官，又有提点刑狱，有提举常平茶盐，还有总领市舶、坑冶、茶马等各司。屯驻的军队，又另外设置都统制。大体说来，州牧的职任被分成五六部分，而州的知州、通判与县的县令、县丞等彼此不能统辖，权力相等、势力相当，互相推诿，各行其意，百姓无所适从，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臣所说的冗官，就是这种情形。厢军的设置，就是唐代分镇驻守的军队。周世宗和我太祖皇帝增加设置禁旅，这就是今天的禁卫军和各州的禁兵。神宗皇帝建立将兵法，这就是今天各藩镇帅臣所统属的将领和禁军。太上皇帝收拢各将领麾下的军队，组建三衙御前诸军，这就是今天的大军。除此四类之外，又有▯手军、役兵。如今只有大军可以供作战征伐之用，将兵以下的军队，都废弃而改作皂隶的差役。官吏实际占用的名额没有多少，却暗中扩大名额和缺额，出卖劳役、私自役使士卒的人很多，这恰好足以成为贪污吏员的资助；游手之徒增多，无法无天日久，干犯防务、狂呼乱叫等事情，也由此产生。近来虽然稍微加以简阅，以军政加以约束，但人情已经玩忽惯习，仍然没有益处。臣所说的冗兵，就是这种情形。如今法度的弊病，臣所知道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上天施予、土地所产的物资，出产是有限的；供养的人多，实际使用得当的人少，那么人才怎么能不混杂，兵刃怎么能不磨损，财赋怎么能不匮乏，而国家想要安定强盛，又能办得到吗？” “事情简明就容易了解，容易了解就容易遵从；职责专一，军政整饬，那么上面全是能够任事的臣子，下面全是可以使用的士兵，滥竽充数的人就无处容身，即使这样，政令仍有可能不能施行。古代没有这种道理。陛下如果一定要沿袭今天文书繁冗的弊病来谋求治理天下，那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如果一定要使政事修明、事务兴办、财物丰足、军队振作，那么不改弦更张、不调整制度，是不可能的。凡是办事有正确的方法，人们就不会惊扰，而且一定能够办成；如果违背人情，就会激起众怒而一事无成。只看陛下打算如何处理罢了。不要因为事情艰难而害怕，也不要把改革看得过于重大而不敢进行。伏愿陛下广听远察，向二三位大臣询问，详细讨论而努力实行。光武帝合并裁省郡县和百官职员，于是汉朝的治道中兴；周世宗淘汰斥退老弱之兵，增加强壮的禁军，王室才开始振作。这些都是后来可以取法的前例。与其扩充没有职掌的官员而扰乱政务，供养没有用处的军队而使其虚骄，侵蚀国家、又不顾惜人心，本来就应当谋划解决。何况如果有正确的办法去做，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惟愿陛下留心采择。” 赵汝愚论述身边近臣暗中窥探圣意、秘密干预政务的奏疏说：“臣仰思陛下天生聪明，圣德隆盛完备；用来奉行天道，就极其恭敬；用来侍奉父母，就极其孝顺；用来接待臣下，就合乎礼节；用来抚恤百姓，就施以恩惠。陛下虽然至尊至贵，对内却不沉溺于声色享受和宫馆华饰，对外也不沉溺于驰骋游乐、游观玩赏；甚至赏赐进谏的臣子，以开辟忠诚正直的进言道路；告诫近臣，使他们尽到献纳言论的职责；发放积存的仓储以赈济饥饿贫困的人，拿出内帑来代替百姓缴纳租赋。凡是古代贤君所称道的高出世人的德行，陛下本来都已经兼而修行、同时实行，从容而又充分地践履了。美好啊，盛大啊！实行帝道就能成为帝，实行王道就能成为王，就好像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一样，没有长久实行而不能达到成效的。然而陛下实行这些已经累积二十年，为什么却出现上天星象运行失常，下面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官吏偷惰浅薄，百姓困苦贫穷，将帅没有才能，士人因此忧愁怨恨，忠臣志士早晚都怀着忧虑？难道是陛下修养自身的地方还有没有达到的吗？实在只是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凭借的途径不是正确的道路，深深辜负了陛下有所作为的志向。这就是微臣因孤愤激发，不避众人怨恨，想在陛下面前发出一声直言的原因。臣私下想到，陛下当年在藩邸潜心修养德行时，大概亲眼看见了秦桧专权的事情；陛下博通古今，不会没有引以为戒的心意。” “到了即位初年，陛下首先下诏征求言论，召回故老重臣，遍布朝廷，也只是因为希望恢复古制，认为中兴大业可以早晚实现。最终却因循拖延岁月，不能取得成功。陛下又担心世间有遗落的人才，埋没而未被任用，所以有时从任子中选取，有时从武臣中选拔，摆脱拘束，推诚相待，加以委任。然而也没有听说他们报答恩德，只是孤负了陛下的恩惠。陛下求取人才的方法已经周全，但谋划任用人才的功效却没有实现。臣伏下思量，陛下在这件事上的圣心，大概已经不知道该托付给谁了。于是陛下把兼听各方意见当作美事，却有的人来进献浅薄而片面的言论；把分任众职当作功劳，却恰好开启了门户过多的弊病。于是发展到左右近臣暗中窥探圣意，秘密参与政务，借陛下的威势来决定大臣的进退。因此软弱的人依违两可，只能听命，事情即使不可行也不敢同他们争辩；狡黠的人相互勾结来培养交情，嘴上虽然不说，实际上却推行他们的意图。陛下虽然能够不把权力正式授予他们，权力实际上却已经归到他们手中。这就是天下事务的弊病流传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即使圣明的君主在上，也不能把一切都了解清楚。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同群臣相距很远，虽然说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仍然必须从别人那里取得信任。君主所信任的人就是腹心，所听取的人便成为耳目，起初并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人的能否；凡是圣意所趋向的地方，都是权力归附的地方。”

译“那些大臣贪恋禄位、培植私人交情，不顾国家利害，本来已经不能不加以严厉责罚。至于竟能使陛下的大臣甘心低头服从，达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严加惩治并竭力挽救呢？臣愚昧，伏愿陛上对上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对下顺应人情，务必解开旧弦而重新张弦，先清理源头而端正根本，希望真正的人才得以任用，积久的弊病一下子消除，感召至和之气，引来上天美好的赐福；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汝愚又论述治理见效迟速的奏疏说：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初，登用贤能俊杰，容纳接受直言，讲求治理之道，唯恐来不及。天下人都认为英明的君主是世所罕有地出现了，无不伸长脖颈、踮起脚跟来盼望太平。当时陛下的谋略深远，难道不是认为对内应当修明政事，对外应当恢复失地吗？本来以为不用几年就可以减轻徭役、减免赋税，使百姓休养生息，哪里料到竟要等这么久。如今陛下早起晚睡，忧苦用心，辛勤思虑，已经十五年了，治理却没有更进一步，难道天下的事情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吗？还是因为所凭借的途径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吗？为什么用力非常勤苦，收到功效却非常遥远呢？臣愚昧，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考察古代先王先帝用来达到大治的方法，深入探求其中的原因；凡有不合适的，就进一步解开旧局而重新安排，希望能够近于‘不远复’的道理。” “否则，时机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臣实在深深替明主感到惋惜。惟愿陛下留心，臣幸甚。” 汝愚又请求与大臣共同制定长久安定国家的策略，上奏说：“臣只是一个出身寒微、远方来的小臣，陛下不因臣愚昧不才，让臣到州县中代理职务，辛勤任职、履行职责，前后五年，臣竭尽如劣马般的微薄才智，对民间的利弊，耳闻目睹，颇能得到实际情况；于是冒昧试着陈述大要，惟愿明主选择采用。臣仰思陛下恭敬节俭出于天性，仁厚发自至诚，即位以来，无不以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为事，本应使天下承受恩泽，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以仰承陛下忧劳勤政的志向。然而近年来州县事务力量单薄，财物在上面已经耗尽，百姓在下面陷于困苦，法令被废弃搁置，巧诈虚伪的事情实际很多，盗贼日益增多，受到刑罚的人很多；实在是由于赋役繁重，风俗苟且偷安，官员过于冗滥而职务不能修治，军队虽然很多而法制没有建立，士人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百姓怀有侥幸之心，因而日益委靡衰败，实在值得深切忧虑。臣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正应当君臣同心同德，内外一心，汇集天下的谋略，会合天下的智慧，急切而惶惧地行动，如同救火救溺，唯恐来不及；可是上下却因循沉默地处置，安然自得，积习成风，渐渐自己也觉察不到了。幸而依靠圣德昭著而感通上天，年年谷物多次丰收，委屈自己与戎人和好，境外没有事变；但实在担心一旦边疆发生变故，又不幸水灾旱灾接连而来，就像人已经病弱羸瘦，哪里承受得住寒暑呢？” “臣常常看到士大夫们聚在一起私下议论，谁不是忧虑国事、爱戴君主呢？但也担心在进谏和举荐、斥退之间，不免有蒙蔽欺骗的言论，以陈说强国富民为名，反而使圣明受到误导，实在不能不及早辨明。伏望陛下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顾念子孙守成的不易，每天与二三位大臣思考建立长久安定国家的策略，成就亿万年不可动摇的根基，宗庙社稷幸甚，百姓幸甚。” 汝愚又论述治理的体要以及蜀地风俗，上奏说：“臣本月初四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上指示，命臣把确实遭受火灾的人户数目，以及已经赈济、支用过的钱粮，详细开列上报。到十三日，又接到尚书省札子，抄录臣僚札子所奏之事：‘臣私下听说，蜀地帅臣想要拆除沿用百年的堰坝，以顺从自己一人的规划，民情容易动摇，应当以安静的治理为好。这样的作为可以依靠吗？应当以宽厚的教化为好。善恶区分得过于分明，就会使人无所措置。’奉圣上指示，命臣审察其长久的利弊，并把改建的原因、所需钱物详细开列上报。臣已经遵照圣训，逐一开列上奏完毕。臣想到自己资质素来浅薄，见识尤其鄙陋，既没有办法镇服浮议，也没有办法取得士人朋友的信任，以致众人的议论都集中到臣身上。臣惶恐震惊，罪应万死。仰承陛下圣德宽宥保全，不忍立即赐臣诛责，命臣说明事情的始末。臣感激承受圣恩，尤其战战兢兢。臣自念孤单一身，如今远在万里之外，不知道议论者是谁，用意在哪里；臣哪里敢再辨论是非曲直？谨已另具札子，陈请授予宫观差遣。除此之外，只是如今臣僚所奏的事情，其中有确实关系到朝廷治理体要的，臣世代蒙受恩厚，如果有所见闻，必须冒昧上奏陈说。” “臣伏观自汉代以来，固然有凭借清静简易、敦厚宽博、从容宽和而达到治理的，但都发生在兵乱刚刚平定之后，大概因为百姓厌倦了长期的混乱，希望彼此相安无事，所以明君贤相也顺应时势而取得教化治理的成效。例如汉代曹参辅佐惠帝、本朝真宗皇帝任用王旦，就是这样。当时民俗醇厚，朝廷内外太平和谐，公卿大夫甚至不把别人的过错挂在嘴上，恢复淳朴，确实有远古的风气，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人情习惯于宽纵，时间一久就会松弛玩忽。到宝元、庆历年间，西夏人首先作乱，辽人乘机观望，也相继起兵，朝廷一时忧惧仓促，不知如何应对。于是选拔忠良，改革各项政务，开设天章阁，发给纸笔，来询问天下的事情。君主在上面忧劳勤政，群贤在下面奔走效力，经营谋划了多年，最终用重金财物同两个敌国结好，然后局势才开始安定。至于西晋时期，王衍之流不以诚实勤勉为贵，风俗互相仿效，以清谈废弃政务，那么祸乱很快就会接踵而来。如今国家自从渡过长江以来，依靠吴、蜀地区的力量，养兵十万，日渐削弱，已经六十多年了，好像树木将要凋零，根本先已生病；好像人已经衰老，血气已经衰弱，有志之士都怀着忧虑暗自叹息。”

译“凡是为国家作深谋远虑的人，都说：今天的策略，应当像管仲治理齐国、勾践治理吴国、诸葛亮治理蜀国那样，君臣共同谋划，无论大小都竭尽力量，选拔贤能、任用有才干的人，振兴停滞的事业，补救积累的弊病，使军队强盛、国家富足，明确形成不可动摇的形势；这样进可以恢复祖宗的疆土，退也还不至于失去太上皇帝开创的中兴事业。如今圣明的君主焦劳忧苦、恭敬节俭，常常唯恐做得不够，而士大夫的风俗却日益偷惰败坏，把因循沉默当作安静，把厚颜取悦、容忍敷衍当作恭敬共事。近年来，这种风气尤其严重。近来议论的人因事进言，又说要安静治理，说要实行宽厚教化；凡是发表这种议论的人也已经很多了。他们的用心大概是想日渐月深地暗中改变陛下刚健有为的志向，形成这种苟且偷安的风俗；这都是群臣眼前的利益，而不是国家长久的福祉。陛下在听取言论时，实在不可不深入察考。过去崔寔撰写《政论》，仲长统称赞它，认为凡是做人主的，都应当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其中说：‘圣人能够随着时代推移而变化，庸俗之士却苦于不懂得变通，竟以为结绳记事的约束可以重新治理秦朝遗留下来的乱局，以干戚之舞就足以解除平城之围。’以今天的事情来看，正好相类似。”}], 臣愚昧地私下认为，国家治道的兴盛或衰败、风俗的美好或败坏，都系于此。臣忝居近臣之列，与国家同休戚，也不得不因此倾吐内心的诚意。何况蜀地风俗都仰慕文华而轻弃法令，喜欢议论而乐于因循，稍微违背他们的心意，就容易招致谗毁。从来监司、帅守因为远离朝廷，害怕遭人讥议，不能为自己申明，往往日夜忧惧，只求容忍；对奸赃不敢按察治罪，对法令不敢执行，但诽谤仍横生不断，被斥退驱逐的人接连不断。臣于是自不量力，贸然想奉行朝廷法令，稍稍裁抑这种流弊，区区诚意本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官吏稍知遵奉法令、循守事理，使远方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罢了。如今臣到任一年，所按治的官吏不过几人，却有人说臣辨别善恶过于分明，使他们无所措手足，这尤其不是臣所能理解的。过去周康王命毕公治理东郊，作册命中说：“表彰区别善恶，标明那些人的居处乡里；彰明善行，憎恶恶行，树立他们的声誉。”齐威公问野人郭氏为什么忧愁，野人说：“赞美善行却不能实行，憎恶恶行却不能除去，所以忧愁。”臣考察《六经》的训诫和各史所载，古今治乱的道理，无不把赏善罚恶作为首要事务，从未听说把它作为应当戒惧的事情。何况朝廷每年颁下考核官员善恶的命令，把刺察举劾的权力交给臣，臣怎能不奉行呢？如今蜀地士大夫既已不以臣为便，而臣天性愚直，此前又多次因职事得罪权贵，内外势力合在一起，公开肆意中伤臣；微臣孤立无援，不知死将归于何处。论孝，没有比曾参更孝的；论知，也没有比他母亲更了解他的，可是仍免不了遭受“三至”之疑，何况臣愚昧而身处极远之地，诽谤者不知已经传到多少次了。伏望圣上慈悲，怜悯臣孤立无助、仇怨已经很多，察知臣从此号令难以施行，无法安身，请除授臣一个在外的宫观闲职，或差遣臣到江淮一小郡任职，使后来治理蜀地的人不至于把臣当作戒鉴，这仍是蜀地百姓的幸运。臣处境远隔而情势危迫，不得不把真实情状向君父陈告，乞求不要把臣这篇奏章交给外廷，实在承受了天地父母保全臣性命的恩赐。臣冒死陈奏。汝愚又请求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顺应民情，以谋求长久安定，奏疏说：臣仰思国家考察古制建立法令，规模比隆于夏商周三代，历代圣主相继承袭；向百姓征取财物都有定制，所以能够上下和乐融洽，风俗归于淳厚。不幸后来遭逢变乱，有司困于调度，开始制定一时权宜之制；但没有想到因循积习，直到今天竟同正常赋税没有两样，有司又借机按苛细名目征取，于是比从前更加繁重。因此陛下的赤子百姓，日益削减财力，持续将近五十年，到现在大概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弊害了。加上近年以来，郡县之间用度越来越多，官吏向百姓征取也越来越没有限度，终于使赋税繁多、徭役沉重，百姓离开本业，穷困无聊的人沿路抢掠；严重时成百上千人聚集，在水泽之中盗窃并动用兵器，只是依赖陛下的威灵远播，所到之处才得以安抚平定。然而臣区区愚见认为，民力困弊到这种地步，恐怕不能就说过去的事情都只是细小的灾孽、不值得忧虑，从而上下安然，竟忘记将来的戒惧。臣近来又听说江浙数郡已有水旱灾害之处，同时天象也显示异常，运行尚未恢复常轨；上天或许是仁爱陛下，想使陛下更加谨慎地对待天戒，俯身顺应民情，思考同执政大臣深谋长久安定的办法。如果说国家驻跸东南，局面大致已经稳定，必须等到平定之后再施行宽大的恩泽，那么臣听说用兵以百姓为根本，其中本末先后的道理本来就有次序。至于不衡量敌我形势，只求战胜别人，也正是兵家最为忌讳的。孟子说：“君子创立基业、垂示传统，是为了让后世可以继承。至于功业能否成功，那是天意。”功业能否成功，取决于上天，无法预知；至于创立基业、垂示传统，却应当使百世子孙有可以继承的道路，惟愿陛下留意，臣幸甚。汝愚又请求把一切事务责成有司办理，奏疏说：臣听说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是因为它的形势高高在上，不发一言而四时运行，无所作为而万物生长。那上天最初又何曾对其中某一物存有什么心意呢？所以，万物在春夏因生长而生长，并不把春夏当作恩惠；在秋冬因肃杀而死亡，也不把秋冬当作怨仇。这是因为同一元气的运行充满上下，自然之理本来如此顺畅。臣仰思陛下承受上天赐予的仁德智慧，慨然想要上比尧舜、俯视百王，所以效法上天统治天下而不以为高，考察古制建立制度而不自以为功，仍然勤勉不懈，每天与天下士人共同谋划治理安定的事业，建立宏大长远的规划；有利之事没有长久不兴办的，有害之事没有细小而不除去的，宗社幸甚，百姓……

译幸甚。然而臣听说：以道统驾驭权力，是君主的根本；以劳身任事，是臣下的职责。所以君主常尊居上位，臣下服劳于下位，这是天下的大义。近来道路上传闻，一两件有司裁减节省的事情，有人说也取决于九重宫中。只要恩惠有所不到，怨恨也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微臣最为恐惧的。臣愚昧，伏望陛下察看荀卿关于君主应当掌握纲要的说法，鉴戒《虞书》所说政务琐碎的警告；凡是应当办理的事情，都责成群有司去完成，同时充实耳目之官，重视封驳的职责，使他们谨慎修治职事并上报。陛下于是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兼览各方面情况，掌握赏罚的大权来统御他们，还有什么求不得到呢？这样看来，所守持的原则十分重要，所取得的成效十分广大，惟愿陛下裁决选择。汝愚又请求扩大圣明的志向、选拔各种人才，奏疏说：臣仰思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多年，忧劳勤勉、恭谨节俭，始终如一。天下事务的利弊、人的真伪，陛下大概已经听得很多、看得很熟了。这样，凡是应当不做的事就不会做，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凡是不谋划的事就不谋划，谋划了就没有不获得的，足以符合陛下恢弘远大的志向。然而筹划谋略见效，遥遥无期。谈人才，则偷惰苟安；谈风俗，则委靡不振；谈兵将，则懦弱怯惧而没有勇气；谈民力，则困弊不堪支撑。臣认为如今正值闲暇之时，君臣之间早晚思考谋划，图谋、回旋、讲求、筹画，尚且唯恐来不及，可是朝廷之上却循循然只求安于无事。陛下看今天的天下，难道真是无事吗？臣考察诸葛亮治理蜀地，敞开心怀，公布公道，明确赏罚，信守号令；有功应当录用的，即使关系疏远也必定任用；有罪应当诛杀的，即使是亲近之人也必定杀戮。因此能够凭小小的蜀地制服强大的魏国。每次出兵，中原都为之震恐。何况我们今天兼有吴、蜀之地，形势反而困弱，不能奋发振作，正如臣前面所说，这是什么缘故呢？臣又看诸葛亮《出师表》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全文所记载的，尤其反复说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实在因为古今治理国家的道路，其根源都在这里。陛下聪明仁圣，正应当深切留意。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有人说陛下很是惩戒前些日子群臣荒诞欺妄的言论，近年办事不轻易行动。所谋划的事情大多没有成功，渐渐对最初的志向有所懈怠。不轻易行动，当然是好的；但如果稍稍懈怠最初的志向，那同因噎废食有什么不同？陛下正在谋求恢复大业，怎能让这种声名传闻于内外呢？臣愚昧，伏愿陛下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思考太上皇中兴事业的不易；对内更加激励圣明的志向，存有卧薪尝胆之心；对外精选各类人才，充分实行委任并责成其成事的原则。这样自然可以不劳而功成，无为而天下大治。太常少卿杜范说：“今天的弊病，没有比贿赂交结的风气更严重的了。已经声名显赫的人，用买通左右的赞誉来巩固宠幸；仕途尚未显达的人，只求寻找进身的梯级。身边的方镇帅臣，不把黄金用于反间，却用来刺探朝廷；丰厚赏赐不优先给士卒，却用来结交权势，以致赏罚颠倒，威令松弛、防备废弛。获罪被贬的人抗拒命令而不赴任，弃守城池的人用巧计求得免罪，带领援兵的人招致混乱并任意劫掠，担任重任的人倚仗势力侵夺抢掠。下至禁军骄横强悍，难以控制；盐军成群聚集，互相抢劫。希望陛下不要因小恩而废弃大义，不要因私情而扰乱公法；严格约束宫掖，不让片言只语得以进入宫禁；约束宦官，不让谗谄之人得以施行奸计。” 应孟明任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轮流面对皇帝奏对时，首先论说：如今南北通好，边疆没有忧患，正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常常像大敌就在边境一样，怎么可以有一天忽视呢？贪婪残暴、苛刻酷虐的官吏还没有除去，我们的百姓能够不为无法安生而忧虑吗？贤能之士埋没在下级官僚中，忠言堵塞而不能上达圣听，莫非容纳正直之士的门户还没有完全打开、兼听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取信于人吗？君臣之间能够戒惧而不自恃，勤劳而不自安，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以百姓的疾苦为忧，以边疆为警，那么政治自然会修明，纲纪自然会振作。” 陈傅良对策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发布有德的言辞，下达明白的诏令，广泛考察汉唐已经取得的成效，又向研习学问的臣下询问，诚心诚意地存有以古人为老师而不自以为是的心意。只是臣浅陋，凭什么能够称职应答？但臣听说，自古以来提出建议的臣子、奔赴功业的臣子、辅佐扶持治道的臣子，往往私下感叹说：‘遇不到圣明君主，就像遇到圣明君主一样；君主如果不自以为是，那么言论没有难以实行的，事业没有难以成就的。’臣又考察汉唐兴起称王的君主，虽然有六七位，考论君主的德行，却很少有能够完全美善的；因此规模局促，治国成效也平凡浅近。陛下宽仁神武，比拟三王的盛隆，上溯绍承尧道，所以除去文饰虚具，摆脱拘束，与群臣一起洗涤凡俗、革除鄙陋，以达到至治、迎来宏大的福庆，实在盛美。臣愚昧，妄自推测，陛下的圣德确实具备两种美德。什么叫两种美德？臣看近年以来，陛下有大的更张，有大的施设；起初作出决定时，考虑周全而不可动摇，一旦事情的实情显露，陛下立即醒悟并立刻改正，丝毫没有迟疑困难，天下都说：‘这是陛下没有私我。’过去所任用的人，如今不知道有多少了。其中大概有违背诏令、辜负任使的，陛下察见他们的真情和虚伪，有的给予、有的夺取，举动都符合公议，天下都说：‘这是陛下知人善任。’ 凭借不存私我的器量和知人的明察，陛下在汉唐君主之上也可以俯视他们。臣伏读陛下的圣策说：‘朕承受上天的大命，主管牧养亿兆百姓，敬畏、严肃、恭谨，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相称，所以顺次考察帝王的法宪，广泛寻求典籍中的传说，求取其中可以师法的内容来帮助治理。’既然正诚心诚意地以古人为师而不自以为是，那么臣所说的言论没有难以实行、事业没有难以成就，除了这个时候还等待什么时候呢？然而到现在已经十一年，治绩仍未能超过古人，下情仍然郁结，公论仍然受阻，士大夫仍有想说而不敢尽说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莫非陛下之所以圣明，也正是造成圣德受累的原因吗？不自以为是的心意虽能表现在言语上，却未能贯彻到事情上吗？臣私下考察以前的事情：过去创设恢复发运、筹划移屯时，当时朝廷之臣也有人上疏说不对，但陛下姑且让它试行，最后毫无成效；如今谋划的人获罪，奉命办理的人也获罪。难道朝野只是传诵九重宫中不吝改过、佩服陛下英明决断吗？即使陛下将要自我欣喜，如果只因自喜而反受牵累，为什么呢？有去除旧事的喜悦，不如有谋划新事的忧虑。或者臣不知道后来进献的计策，果真有不同于这些的吗？没有。臣参照舆论，衡量实际情况，发现它们大多都是荒诞欺妄、苟且敷衍之类。

译陛下舍弃那些、取用这些，却没有察觉它们恰好属于同一类，臣恐怕后来对今天的悔恨，也会像今天对过去的悔恨一样。过去难道不是正值大有作为的时候，却白白耗费时日，变成改过的岁月吗？凭天子的圣明，正值盛年，哪里不能建立功业？如今将近十二年，经历的日子越来越长，一年又一年，改过都来不及了，难道不值得惋惜吗？如果像汉元帝、唐德宗那样宠信任用群佞，坚定不移如山，即使遇到这样的君主，执政又有什么可遗憾的？为什么陛下凭借虚心大度、知错即改，勉强足以超过平庸君主，却最终没有施展出来呢？听取言论的道理，也只在于辨察其中错误的地方罢了。假如过去因为喜好边功而受误导，那么今后凡是谈边功的，不妨不要立即听从；反过来应当寻求爱护根本。过去因为贪求眼前小利而受误导，那么今后凡是谈眼前小利的，也不要立即听从；反过来应当寻求识大体。况且陛下为什么不想一想，过去是谁主张这些事的？时机不会再来，事情又不断积压废弛；每次试行无效，还没有果断舍弃，后来却屡屡后悔、频频改动，这难道是谋求周全的办法吗？所以臣妄自议论：陛下虽有不存私我的器量，却受到自我欣喜的牵累。况且陛下所尊信、所宠任的人，果真都忠实而没有欺骗吗？他们都深谋远虑而不会办坏事情吗？如果陛下果真这样对待他们，臣知道陛下必将把全国交给他们。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已经受到尊信和宠任，但到了议论人、议论事情的时候，陛下往往有所执着而不听从，或者虽听从却不完全实行；这样看来，陛下还是怀疑他们吗？既然还怀疑其人，就必然已经看见了他们的真实情状，却仍像从前一样待遇、像从前一样委寄职任，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不是圣明的心意自认为：‘我能够看透他，也能够驾驭他；他即使想欺骗我也做不到，即使想妨害我的治理也做不到，姑且放纵舍弃而不追究’吗？凭这种自恃，祸患就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呢？聪明所能照察的范围，难道有无限吗？日理万机的事务，哪里能够全部知道？陛下所执意拒绝的事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他们在暗中转移、侵夺、窃取的事情，几乎数不胜数。事情尚未知晓还可以说；既然已经知道，他们就会设法自固，凡是用来归附君上的，不过是恭敬顺从，不过是窥伺迎合、趋利求进，不过是培养交情、借取声誉来掩盖以前的过错。陛下看见他们这样，因而置之不顾，哪里知道当面顺从正是他们将来背违的凭借呢？如果没有真诚，哪里值得依赖？如今给他们事权，借给他们岁月，足以使他们实现私欲，却只是说要驾驭他们，暗中反受其害，这是臣最大的疑惑。大抵役使贪婪奸诈之人，只有爪牙般的卑贱差役才可以；股肱、心腹之臣，必须是忠良之人。任用人的原则，历代帝王都是同一法则，不应因为自以为洞察是非，就改变这个原则而不遵守。因此臣妄自议论：陛下虽有知人之明，却受到自我倚恃的牵累。陛下以古人为师，难道不是说‘我将不自以为是’吗？然而陛下以不存私我的器量受到自我欣喜的牵累，以知人的明察受到自我倚恃的牵累。臣以管窥之见观察陛下师法古人的实情，这究竟是真的不自以为是，还是名义上说师法古人，实际却自以为是呢？臣伏读圣策说：‘七制的英明，后世如三宗的显盛；有的君主固本培基，是致力于德治的君主；有的振兴军旅、整治兵戎，是具有雄才的君主。既熟悉他们的名号，也考察他们的成就，都是各有所偏，没有达到极致。喜欢他们的名号而考察其成效，忧虑他们有所偏颇而要求达到极致。’如果确如这段话所说，就可相信陛下确有师法古人的实际。但臣还有疑惑，为什么呢？臣伏读圣策又说：‘像孝文帝的德行，罪不连及子女，宫中不蓄女乐，爱惜露台的费用，免除租税，可以说是仁慈了。然而他安于不施刑刃，废止斧斤之用，只崇尚宽厚，威势没有伸张。朕取法孝文帝的文治，又能以武功加以振厉，难道不好吗？’ 臣当然知道陛下仰慕汉文帝的宽仁，足以使百姓富足；而陛下所欠缺的是武功。况且陛下估量自己使百姓富足的办法，难道比得上文帝吗？臣看文帝曾以钱谷之事询问丞相，陈平不回答，说这是有司的事务，不是用来烦劳朝廷的。因此汉朝主管谋划的大臣能够尽力施展，仓廪的官吏也得以使子孙显达。臣不知道如今所谓宰相在左藏之外另设南库，究竟是什么缘故？而且它的说法是：‘经常经费一概由大农掌管，增加的羡余和剩余收入，则由南库接收；这个名义难道不是很美好吗？’然而掌握国家财政的权力，与司农相比，谁轻谁重？增加羡余的人很快得到升迁，而经赋办理不善的人却不能据此加以黜陟。如今漕臣、守臣大多各自经营，面对这两条道路，心意将要趋向哪里？因此近年来经赋日益耗损，而南库的积蓄日益增加。大农告急匮乏时，南库便不时拿出几十万缗来补足。等到上奏让陛下知道，又担心显出施恩的神色，只说同样都是国家的费用。使那里空虚、这里充盈，究竟是什么意思？军队的粮饷同从前一样，官吏的俸禄同从前一样，每年各种必需支出也同从前一样，而大农却非常匮乏，这些钱将从哪里取得？陛下难道真以为户部诸臣会自行拿钱来办理这些事务吗？” 还是甘愿接受额缺、徒拥虚数，坐视军队缺额断绝而遭受诛责谴罚吗？不能这样做，就必然还要另想荒谬巧诈的办法，苟且逃避岁月考核的责任。因此，朝廷没有增加赋税，而民生却在嗷嗷呼号。暴征横敛如果出自朝廷，朝廷还可以据此论列，百姓也可以赴诉。如今州县的赋税，只是按照旧有簿籍征收，丝毫没有增加，可是有司却巧妙地从中周旋，暗中互相资助，旁引其他科目，细碎地搜刮财物。群臣想要论列此事吗？百姓想要赴诉此事吗？但偏偏没有一个彰明显著的名目可以指斥陈述。所以仁德至极的陛下在上，恻隐之心已经到了极点，但恩泽却不能向下流布，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汉文帝让司农主持财政，结果到了少取赋税；陛下让宰相主持财政，结果却到了多取赋税。因此臣说：陛下仰慕汉文帝使百姓富足，却没有采用他的办法。这样评论文帝固然正确，却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至于汉孝武帝的功业，选拔贤明将领，讨伐不服者；匈奴远远逃遁，百蛮都向往归附，可以说盛大了。然而尸体堆积、白骨暴露，以击败胡越为快；财物耗尽而不能供给，战争因此日益增多。”臣以为，陛下取法孝武帝的武功，同时又能以仁德作为根本，难道不是很好吗？

译臣当然知道陛下仰慕孝武帝的雄才，认为足以使兵力强盛；但陛下不取法他的地方，是他的仁德薄弱。况且陛下选将练兵，是否也曾采用汉武帝的旧例呢？臣看汉武帝驾驭将帅，最有法度；但一旦因为宠爱，想任用贰师将军。凭借皇帝的威势，宠爱一名偏将，谁敢提出异议？可是汉武帝仍然要逐一占卜诸将，结果贰师将军最为吉利，然后才实行此事。他实在是不愿因为一个女子的缘故，废弛国家法度，压制断绝朝廷的公议。如今天下的军队，不是归三衙和边帅统领吗？有人说，近来禁军扈从的任用、专阃方面的寄任，往往通过门路，压抑臣这种疏远之人，不知是否属实。臣偶尔也从防夫、走卒那里听到街谈巷议，说诸将平时侵吞克扣廪钱，暗中占据军籍，进行贸易、放贷借贷，大抵都是想借此聚敛财物，再用来结交权贵、谋求进身。臣私下对此十分愤慨。陛下既然专心于军务，精心选拔将领授予兵权，即使大臣也不得参与议决，怎么还会有这种事？臣日夜思考，却不知道应当把责任归咎于谁。或者是左右近臣日夜不断地积累赞誉，经过长期游说，也足以滞留圣听、暗中改变天子的听闻吗？祸患往往产生于人所忽略之处，实在不容易察知。陛下熟悉听闻这些人的姓名，便忽然不按次序任用他们。在这种时候，谁还敢公开发言称颂、推荐他们呢？大概在他们被列入简记之前，就已经借助了许多力量。事情如果出自圣上的独断，恩宠顾念归于臣下，贿赂进入私人家室，怨恨却留在公家。凡是有爱戴君主之心的人，谁忍心听到这种事？况且将帅平素轻视士人，士人也不亲附他们，却想指望他们建立功业、安定边疆，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汉武帝以私意选将，尚且没有废弃公议；陛下以公正用人，为何不听取众人的意见，却反而让私情得以容纳呢？因此臣说：陛下仰慕孝武帝的强兵，确实取得了他的长处，但选将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做到。臣还没有看见这样就能使兵力强盛。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文治是帝王的利器，武功是文德的辅助。文治施加得深厚，武功所能使人臣服的范围就广大。唐太宗实在兼备了这两方面。看他对内平定祸乱，对外驱除夷狄，使各地百姓安定，都有自己的生业。史官因此称颂他的功德兼隆，是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臣由此又知道，陛下认为汉家偏重一端的做法不足取，而向往贞观年间独有的盛隆。陛下的志向难道不宏大，学识难道不广博吗？然而臣依据《汉鉴》考察此事，至今仍不能没有疑惑；再拿唐代来折中比较，又有四点不能明白。陛下以古事询问臣，臣不敢只拿古事来回答。如果陛下确实有意仰慕唐太宗，臣请说明今天与唐代不同的地方，希望陛下审慎选择，加以改革；这样岂但可以达到唐代，还将超过唐代，完全取决于陛下的意愿。唐太宗设置谏官入阁的制度，难道不是为了求取谏言吗？可是陛下不喜欢违逆圣意的臣子，这是臣不能明白的第一点。唐太宗选拔幕府学士，难道不是为了尊崇儒学吗？可是陛下却有轻视儒生的名声，这是臣不能明白的第二点。唐太宗受到魏征的劝谏后，使群臣不拘泥于表面形迹；陛下却以追求近名来责备臣下，这是臣不能明白的第三点。唐太宗能够委屈心意对待仇臣，并不以秦王府旧人为自己防卫；陛下却因为外廷大臣互相联合而怀疑他们，这是臣不能明白的第四点。臣并不只是拿唐太宗来要求陛下，哪里敢把心中不能明白的地方藏着而不试着在陛下面前陈述？从前议论撤除发运使，议论派遣泛使，论及近臣，只要有一句话不合圣意，往往就被罢免斥退，甚至流放窜逐，事情也稍有不同。即使如此，还可以推辞说：这些人属于官职所守和言官职责范围。如今临近授官之日，台谏有所弹劾，舍人便不书写黄敕，学士便不草拟诏书，这难道不属于官守和言责吗？这本来只是职分中的常事，可是半夜里一纸诏令忽然从宫中发出，有人被任用，有人被罢免，片刻也不耽搁，官吏士卒还加以讥斥，不容他们留在辇毂之下。雷霆震响，来不及掩耳，古代用这种办法对付桀骜奸猾之徒；但这些人都是陛下忠诚爱护的臣子，进退只听命于陛下，何必这样匆忙，使民众听闻后惶恐疑惑呢？陛下有统一夷夏的志向，却不能容纳一两个意见不合的臣子；将要为宗庙社稷留下无穷的美好功业，却不能暂时稍稍屈意听取谏言。省闼、台垣的职位空缺了几个月，臣私下奇怪，这种情形为什么会在不避讳直言的时代出现？唐太宗难道不曾发怒于进谏的臣子吗？即使有人在宫中说出不留情面的言语，他也尚且能够忍受。他深知言路是否通畅，是人主切身的利害；那些纷纷以言辞争辩的人，究竟是为了谁呢？臣以为陛下如果真心仰慕唐太宗，应当从主动求取谏言开始。腐儒的空谈，只会扰乱人的听闻，岂只是人主厌恶它，即使稍微懂得事务的书生也本来就厌恶它。陛下不与这样的人共事，谁还会顾念他们呢？然而腐儒确实不可任用，也不可让他们拥有名位；那么，为什么还要留下轻视儒生的名声呢？这既不是招徕同类的办法，也不是让众人看见的做法。假如有真正的儒者，也属于他们这一类，或许会以受到轻视为羞耻，一动念便想离去，陛下又怎么能得到他们呢？燕昭王礼待郭隗，郭隗虽然只是徒有虚名，尚且足以招致贤士。如今有圣人抚育驾驭天下，恩泽如天涵盖、如地养育，怎么能一旦留下弃弃士人的名声呢？况且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凡是所谓的鄙陋儒生，有谁遭到杀戮侮辱、受到挫折困顿呢？臣实在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但远方士人听到传闻、凭空猜想，往往把事情说得过分。有人说：经筵不过是徒具形式的器物，科举诏令不过是沿袭旧例，赐予出身不过是把人混入官品流类，这岂不是缺少盛大美好的意义吗？十八学士难道个个都是全才吗？其中也有一些不过只会做些章句文墨的浅近工作，但唐太宗兼收并蓄他们，心意并不只是为了装饰门面。臣以为陛下如果真心仰慕唐太宗，应当从尊崇儒学开始。喜好名声的人，外在行迹相似，内心却未必相同；如果他们浮躁刚愎，把美名据为己有，把过错归给君主，确实不值得顾惜。但臣大略观察人才，大约有好几等；其中也有耿介正直而不隐瞒，疏放率易而少有思虑的人。他们泄露言语，像是在掠取美名；他们愤懑不平，像是在把过错归于君主，但推究其存心，却是极其恳切，甚至完全不替自己打算。如果一概把他们视为好名之徒，岂不是不能充分体恤爱护他们吗？况且陛下也知道他们之所以有失误吗？不过是器量气度不够宏大，修养还不够深厚罢了。正因为能容纳细小，才显出宏大；能包容污浊，才能形成深厚。人主本来就应当有宽容天下人过错的气量。倘若又把不推辞谦让视为忌讳，把不替人弥补掩饰视为嫌恶，岂不是几乎向天下显示自己的狭隘吗？

译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圣德宏深的标准来责备臣子，稍稍显露自满矜夸之意，也恐怕会使所有在位之臣都不足以仰望圣上的光辉、承受圣上的德化。陛下将和谁共同治理国家呢？臣以为陛下如果真心仰慕唐太宗，只要不以追求近名来责备臣下就可以了。难道没有看见魏征曾请求把进谏的稿子交付史官吗？如果他是想争夺名声，那么烧掉谏稿反而可以算作贤明了。至于推倒魏征碑的谗言，不过是唐太宗晚年一件遗憾的事，又哪里值得效法？臣私下考察，自古党争大多兴起于臣下，为什么呢？这是臣下彼此倾轧的私心，并不是君主的愿望。党争一旦形成，大官就会加重权势，利益归于自己；诛戮斩杀，怨恨归于一人，祸患却归于社稷；如果党争不能形成，他们又只会随波沉浮，苟且求免。由此看来，党争无论成败，对君主都没有一点好处。这正是唐太宗居中持衡、不偏不倚，以消解压服党争言论、平和人心的原因。臣愚昧，不明白近来的诏令究竟为何屡屡发布合党的言论。臣看如今群臣，大抵外表相同而内心各异，只为自身打算，只为家族打算，哪里有闲暇结党？假如议论一项重大政事，弹劾一位大臣，甲刚受到斥责，乙便退缩，其余的人只是站在那里旁观；更有甚者，反而迎合上意。陛下为什么不仔细观察呢？近年也有因劝谏一件事而接连上章、始终不停止的，像从前议论濮王称号、议论薪法那样吗？也有任用一个人，却换了几批人仍不肯奉行诏令的，像从前李定进入台谏，宋敏求、李大临、苏颂等人那样吗？也有驱逐一个人，而同列官员请求与他一同被贬的，像从前范仲淹、尹洙、余靖等人那样吗？正担心臣下不能同心，陛下却反而把这看作结党。这是臣下私下为国议论，有什么利益可图，竟值得向君主倡导吗？臣以为陛下如果真心仰慕唐太宗，只要不以结党来怀疑外廷就可以了。牛李党争的祸患，是唐朝灭亡的原因，难道是唐太宗的家法吗？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仰望并谈论清明的遗风，是我私下向往仰慕的。想要规画并达到他的功业成就，应当修治什么、装饰什么，才能做到门户不用关闭，行旅不用携带粮食？应当取得、经营什么，才能使断狱减少、刑罚几乎废止，使一斗米的价格降到三钱呢？家家富足、人人丰足，这种道路从何而来？仁、义、功、利四者应当如何协调，又应当施行在哪里？”臣以为，唐太宗的才能和功绩大略已经说尽了，君主之道不外乎这几个方面。陛下所应修治的，莫过于除去那些不如唐太宗之处，趋就那些像唐太宗之处。若舍弃这些而另有所营求取用，那就不是臣所敢知道的了。况且陛下试想臣所不能明白的地方，陛下与唐太宗不同，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倚仗天资高明，认为天下大事可以独自运筹、专断处理吗？从前贞观初年，大概也有人用独自运筹的说法来迷惑唐太宗，但唐太宗最终没有听从；因此他把功利放在仁义之后，取得了家家富足、人人丰足的成效。陛下想要与他比肩，却反而采用他所不用的办法，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如今下情仍然郁结，公论仍然受到压抑，士大夫仍有心事而不敢吐露；陛下却环顾朝中各行各业，认为没有一个人适用，感叹当世几乎没有人才。如果不是因为违逆禁忌而被斥退，就说他是腐儒；就说他是好名；就说他是结党。那么陛下遇到事情时，内心所倚赖的意见将寄托在哪里呢？于是便开始产生弃文尚武、亲近内廷而疏远外廷的心意。臣难道不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好违背常经、任意改变谋划，徒然招致非议吗？实在是因为一时有声望的士人，经过历次试用，竟然很少有真正具备才干的。十年以来，凡是声称愿为国家效力的人，都没有践行诺言。大功尚未建立，各种事务又都空缺，辗转周旋，却没有合适的人来共同成就事业；这难道不是臣下辜负陛下到了这种地步吗？即使如此，一旦心意有所偏向，事情就会招致祸患。《诗经》不是说过：“不要去耕种高田，只会让杂草长得高高；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徒然使内心忧愁。” 臣私下担忧陛下另有所求，想要独自运筹、专断处理，结果离正道越来越远，只是徒然劳心。况且陛下如今之所以崇尚武事，臣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臣私下听说近来的制度削除了下拜之礼，提升了杂压的次序。驾驭英雄将帅，关键也只在圣上的谋略如何，何必做这些琐碎的事呢？这还只是小事。那些宫闱内廷中陪侍赞助的臣子、皇帝的亲戚，强行命名为武臣，不过是服饰相类似罢了。他们实际有什么才能，陛下却沉思从容，经过多年之久，又把枢密等重要职位再次授予他们？这岂只是搢绅士大夫多有烦言，平民也为之丧气；下至老兵悍卒，也纷纷议论此事，产生轻视和不平之心。正值将要大有作为的时候，却只说“不必抑制崇尚武事”，实在是迂腐疏阔。如果陛下只按名声取人，只要服饰和爵号与文士不同，便立即任用宠信，把他们置于百官之上；即使罢免，也不会失去旄钺之权。他们留在朝中不足以参与谋划，出任将领不足以参与作战，这岂不是表面像武臣，最终却并非武臣吗？让这种似武而非武的人越级居于百姓之上，却说是为了振作士气、建立军功，臣恐怕他们与腐儒相差不多。陛下为什么不顺应群情共同反对的事实，考察自己一意独向的原因呢？况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玩弄细小娱乐；那些侍御、仆从之臣，凡是想乘隙博取宠爱的人，都不能迷惑陛下，那么陛下难道是偏爱厚待内廷之人吗？或者只是因为喜好办事、谋划远略、好观察臣下、好兴利除害的心意受到触动，偶尔被善于逢迎取悦的人所蒙蔽了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想要获得击射之便，就不能和外廷共同操练；如果想要秘密侦察窥伺，就不能和外廷共同商议；如果想采用试验性的办法，就不能和外廷共同施行。形势上如果不是依靠这些人，又何必用他们呢？陛下任用他们的才能，不过就在这些方面；但他们凭借影响和气焰，足以倾覆他人，不仅会包容奸邪，恐怕还将产生祸患。近年群臣有的因言论被斥退，有的因办事被斥退，这种情况接连不断；唯独侍御、仆从之臣从未听说有人受到斥退。难道在位的群臣全都浮伪，只有他们没有任何蒙蔽欺骗吗？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秘密而接近，弥缝遮掩的计策又精巧罢了。陛下手一动、手指一示意，他们便因势趋附；陛下发声叹息、吐气感叹，他们便随声应和。这样还不能幸免，那么谁能幸免呢？外廷议论因此认为陛下果然亲近他们，祸患也必将到来。陛下为什么不顺应群情共同反对的事实，考察自己一意所趋向的原因呢？陛下在圣策末尾郑重叮嘱臣说：“你……” 大夫们学习先圣的学术，通晓当今世务，能够合乎志向、度量和义理，这些道理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应当把所明白的明白告知朕，尽情陈述正当的议论，不要枉顾、执着于职事，朕将亲自阅览。”臣实在浅陋，没有什么足以称意报答陛下；只是区区愚见，认为陛下有师法古人却不肯自我运用的心意，反而到了独自运筹、专断处理的地步，任凭自己一意所向，忽视群情共同反对的意见。因此下情仍然郁结，公论仍然受到压抑，士大夫仍有心事而不敢尽情吐露，所以臣在篇末再次进献这些意见，不再说其他的话。《诗经》说：“心中实在爱慕，难道不能远远地说出来吗？”臣对此实在怀着深切恳切之情。

译傅良所知桂阳军拟写的奏事札子说：“臣所谓养兵本来就很困难，却一直没有人为国家承担这件事，臣曾经思考其中的原因。这未必全是群臣的罪过，而是形势造成的。如今天下的形势，以陛下的明圣，难道不能清楚看见它的偏颇吗？在朝廷中有官守职责的人，不如那些以文辞议论受宠的人；在四方拥有民社、治理地方的人，不如那些掌管监察临视、按察审察的官员专权。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过去给事中、谏官、馆阁和省府官员的地位声望大体相等；如果不经过省府任职，往往不能做到执政。正因为如此，清议能够施行，有司不会失职；儒雅之士得以进用，有办事才干的官吏也有机会显露才能，朝廷的权势恰好保持平衡。自从废除主判制度，职掌便有了分别；更改官员更迭的法令，官品流类便有了区别。如今台省官员看待六曹的长官和次官，自以为有清浊之分，何况其他有司呢？所以臣说：有官守职责的人，不如以文辞议论受宠的人。过去帅臣、漕臣与望郡长官，权力事务彼此不分，许多将相大臣还兼领藩镇。正因为如此，财赋归于朝廷，边郡从未不充实；朝廷的耳目在监司，守将得以在法度规矩所允许的范围之外建立功业，而内外的权势也恰好保持平衡。后来把兵权系属于将领，归给提刑；常平、茶盐事务归给提举；大军的粮饷归给总领。” 直到今天，帅臣只是徒然拥有空名，威望风采远远比不上监司，何况支郡呢？所以臣说：拥有民社、治理地方的人，不如掌管监察临视、按察审察的官员专权。由这两方面推论，就可以看出天下的形势正在日益趋于偏颇。因此烦琐的言论压倒了实际行动，事情还没有等到完成就受到干扰；纠察禁令过于苛细，人人不能充分发挥力量。如今上自台省，下至州县邑里的胥吏，凡是掌握政务的人都能执掌权柄，长官却不能对他们有所制约。大到三衙，小到镇寨的卒伍，一旦失去颜色，主将便屏息畏惧；更严重时，一个普通人、一个单独的个人，也能在位居管摄之职者手下动摇官员，操持其长处。这就是今天的形势。因此，不肯办事的人往往没有过错，坐视成败的风气便形成了。臣所以说，这不是群臣的罪过，而是形势造成的。况且土地绵延、拥有数百州之广，外有夷狄侵扰的困难，内有盗贼作乱的忧患，而任事之人都只是取得空缺职位，竟没有一个根基深厚、可以托付重任的人。即使有愿意为国效力的人，想要施展才能，却没有途径。陛下想到这些，难道可以长久依赖这种情形吗？自古以来，事情发生变化时如果不在闲暇安定之时谋划，顷刻之间就会陷入仓促；如果不与忠诚爱国的臣子共同承担，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或许只能把事情交给所有人一起处理。仓促应变比不上闲暇谋划，所有人一起处理又哪里比得上忠诚爱国的臣子呢？其中利害相差实在太远了。”}], 但常常忧虑不能果断实行。《易经》说：“黄帝、尧、舜通晓事物变化，使百姓不感厌倦；以神妙的德化教导他们，使百姓各得其宜。”臣伏惟思考，光尧遭逢变乱的艰难，鉴察艺祖创建国家的用意，推行黄帝、尧、舜使百姓各得其宜的方法，用来端正人心，挽救天下的局势，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苍生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撰 治国之道 宋孝宗时期，监潭州南岳庙朱熹上奏说：“臣恭敬地思考，太上皇帝重新建立华夏，奉天命实现中兴，忧劳勤勉、恭敬节俭三十六年，年纪还不算大，国内平安无事，于是深思天下国家的长远大计。一旦之间，把广大的四海、尊贵的帝位，都从圣心作出决断，传给圣明的皇子。皇帝陛下恭敬承受慈训，应天时登上帝位，刚开始即位不久，在施政措置之间，使百姓的愿望得到极大安慰的举措，日新月异，从未有一天懈怠，规划规模本来已经宏大深远了。然而陛下仍然谦逊退让，不以圣明智慧自居，首先颁下明诏，征求直言，这尤其足以显示帝王的高尚风范，也可知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是什么，天下实在幸甚。”臣私下伏居草野，深自思量，天下如此广大，并不是没有人才；忠言嘉谋、崇高宏大的议论，想来已经逐日陈奏在陛下面前了，尚且恐怕还不够。臣仰望圣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稍稍供陛下采择的。何况臣的愚见，即使想效一点微薄之力，哪里能对天下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又想到即位后征求言论，历代圣主相承，已经成为旧例，那么不知道今天陛下的用意，难道只是姑且用来完备旧例而已吗？还是确实想广泛听尽群臣百姓的意见，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呢？” 臣实在愚昧，不知该说些什么；然而爱戴君主，出于犬马般的诚心，有不能自已的地方，所以冒死进言，请陛下留心听取。臣伏读诏书说：“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失，百姓有忧乐，四海有利弊，都允许中外士人和百姓直言极谏。”臣私下认为，陛下在潜邸和宫府中近三十年，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财，没有一件嗜好表露于私下宴饮之间，没有一件过失传闻于中外；天未亮就上朝，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仁爱孝顺的德行取信于上下，因此深深维系了众生的仰望，充分发扬了太上皇帝深厚的慈爱，以至于接受托付，统有天下，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既然如此，关于圣上的过失，臣没有听说。如今陛下即位不久，就延请登用前朝老臣，召用正直之臣，压制侥幸求进以端正朝纲，昭雪冤屈愤懑以振作士气，贡奉中的私进不输送到内帑，恭敬节俭的德行日益传闻四方；凡是天下人想要而尚未实行、忧虑而尚未革除的事情，都依次停止或实行，几乎没有留下遗憾。既然如此，关于朝政的缺失，臣也没有听说。至于百姓的忧乐、四海的利弊，那就确实存在了。然而臣退居闽地偏远之处十多年，足迹从未到过四方；就臣所接触的一二分见闻，私下衡量，都不是今天适合在陛下面前谈论的事情，因此不敢一一列举，以免扰乱圣听。至于闭口沉默，始终不对陛下说一句话，又不是臣所能安心的。臣听说召公告诫成王说：“好比生育孩子，防范不能等到他刚出生时才开始，否则就是自己造成明智命运的损失。”孟子也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如今上天的眷顾正重新降临，人心的期望正十分迫切，这正是陛下端正根本、慎重开端、自己成就明智命运的时候，也是因时顺理、乘势有为的机会。何况陛下圣德隆盛，天下人传诵称道已经多年。如今陛下正位于帝位，万物都看到了陛下的心意，大概都把非同寻常的事情、非同寻常的功业寄望于陛下，而不只是希望陛下做一位守成的贤君。然而祖宗的疆土还没有收复，宗庙的仇耻还没有洗雪，敌人的奸诈反复无常，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时刻，陛下急切有所作为，以符合百姓的期望，应当怎么办呢？既然如此，今天的事情不仅是陛下不可错过的时机，也是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宗庙社稷安危荣辱的征兆， 모두将由此决定了。陛下是我大宋的盛明君主，而今天正是陛下的盛大时机。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那么祖宗遗留下来的百姓和后代子孙，就再也不会归心于陛下了，难道不值得恐惧吗？难道不值得恐惧吗？臣愚昧至极，罪当万死，私下认为，圣上自身虽然还没有过失，但帝王之学不可不熟悉讲习；朝政虽然还没有缺失，但修治政事、抵御敌国的谋略不可不早日确定；百姓的利害忧乐虽然不能全都通过奏疏列举，然而根本之处不可不加以留意。因为学问不讲习，过失就会萌发；谋略不确定，朝政的缺失就会扩大；根本不端正，末流的弊病就会多得说不尽。臣请为陛下详细说明。臣听说，尧、舜、禹相互传授帝位时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正道。”尧、舜、禹都是大圣人，生来就明白道理，本来似乎不必学习，却还说“精”、说“一”、说“执”，这说明即使生而知之，也要借助学习才能成就。陛下圣德纯厚茂盛，与古代圣人相合，生而知之，这是臣无法窥知的。然而臣听道路传闻，陛下早年培育德性时，亲自阅读简策，衡石所规定的学习课程，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罢了。近年来，圣心独自探求，想要寻求大道的要旨，又颇为留意《老子》和佛教的书籍；这些只是疏远的传闻，臣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然而臣私下认为，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用来承受上天所赐的神圣资质、使其达到尧舜盛治的方法。因为记诵华丽辞藻，不是探究道的源流、施行治国之道的方法；追求虚无寂灭，也不是贯通本末、建立大中之道的方法。因此古代圣帝明王的学问，必定要通过格物致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各种事物呈现在面前时，其中所存的义理和最细微之处都清楚显现，明白地呈现在心中眼前，不容有丝毫隐藏；这样自然就能意念真诚、内心端正，处理天下事务就像数一数二、辨别黑白一样清楚。如果不学习，或者虽学习却不以此为主，那么内外、本末就会颠倒错乱；即使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孝友恭俭的德行，智慧不足以明辨善恶，见识不足以穷究事理，最终也不能补益天下的治乱。既然如此，人君学习与否、所学正确与否，只在方寸之心之间，却关系到天下国家治理与否，而且关系如此重大，难道是浅近小事吗？《易经》所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