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三

译于定国的功名也因治理郡国而受到损害。裴頠不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荀朂却善于利用自己的短处；可见人的才能各有适宜之处。古代任用人才的人，依据德行确定职位，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即使像籧篨蒙璆、戚施直镈这样的人，也各有所用；让聋人掌管视察，让盲人掌管听察，虽是小有所用，尚且不违背他们的长处，何况要把经营天下的重任交给一个人呢？臣私下听说，耿南仲特别擅长撰写章句，通晓儒家经籍，不过是读书成痴、沉醉经书罢了。至于临机应变，他的智慧不足以和有明识的人相比，决断能力也不足以和有决断的人相比。他的道德虽然可以尊重，但谋略不足以采纳，必定不能深谋远虑、建立大功。他在谋划王道、裁断国家大政方面，决不是长处。臣听说他嫉妒贤能，害怕别人压过自己，那么他已经不是社稷之臣了。陛下不忘他担任师傅的恩情，可以使他富贵，也可以加以恩宠；但让他擅自掌握天下权力，参与国家大计，就不可以了。臣愚昧地请求陛下让他担任讲读之职，只让他讲论道理、治理国家、启迪君王的耳目罢了，不要因为储宫中的私人恩情，而败坏祖宗的社稷。臣曾经看萧望之，仪表堂堂，受到挫折也不屈服，身为儒者宗师，确实是社稷之臣。他凭借师傅的恩情，历任将相，受到亲近而毫无间隔；等到谋划泄露、嫌隙暴露，遭到谗邪之人的攻击，尚且被石显进谗，最终饮鸩自杀。何况耿南仲的智谋远远比不上萧望之，反而只凭文章笔墨位居群臣之上，臣恐怕陛下本来是想报答他，结果反而是在害他。这就是臣想说的第四件事。臣又听说，忠臣是社稷的屏障，所以鲁国凭季友决定治乱，楚国凭子玉决定轻重，魏国凭无忌挫败敌人的谋略，项羽凭范增决定存亡。汲黯在朝廷，淮南王的阴谋便停止；段干木处在魏国，诸侯便停止用兵。一个士人就能阻止百万军队，一个贤人就能控制千里之外的祸难，这在古代本来就有这样的事。如今朝廷之上也不缺少这样的人。陛下尤其不可以轻易任用他们、轻率罢免他们，以免失去百姓的希望。看秦国用千金离间廉颇，汉朝散发万金疏远范增，那么轻率地任用或罢免大臣，就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就是给我们招来后患。臣私下听说，李纲首先提出征伐的建议，聂昌多次掌握帷幄中的权柄；这两个人都是功勋卓著、德行深厚、文武兼备的人。假如经常让他们掌管朝廷机要，必定能使远方之人畏惧威势而销声伏服。这样看来，社稷的安危，实在掌握在这两个人手中。金人把他们视为不亚于仇敌的人；考察他们的用心，也不过是想与百姓同甘共苦、与国家共同承担荣辱罢了。他们的去留，难道不关系天下形势的轻重吗？如今李纲因为小过失被贬斥，置于散籍；聂昌因为奉命出使而被安置在北庭，这是迎合金人的私愤，是落入金人的计谋之中。臣恐怕邻国会因此窥测陛下的意图。臣听说，偏听偏信会滋生奸邪，独断任用会造成祸乱。从前鲁国听信季孙氏的说法而使孔子退处，宋国采纳冉子的计策而囚禁墨翟。凭孔子、墨子的辩才，尚且不能自行摆脱谗毁，而两个国家也因此陷入危难，可见众口可以熔化金属，毁谤积累起来足以销蚀人的骨骼，这个道理确实如此。臣因此知道，李纲被黜退，朝廷大臣中一定有人暗中进谗；不然为什么突然到了这种地步呢？陛下应当仔细察看。臣在前一封奏书中本已详细陈述其中原委，在这里又再次说明，实在是因为替国家惋惜这个人才。臣愿陛下从今以后，不要轻易罢免大臣。如今朝廷人才济济，百官都很有才德，难道没有一个德望厚重、智谋丰富、能够担任使者的人吗？何苦一定要让聂昌担任这次使者呢？【“防”字疑为“臣”或“臣尤”之讹】臣尤其替陛下感到惋惜。从前裴度遭逢时局艰危，能够奋不顾身、果断决策，亲自投入讨伐叛贼的行动，成为中兴时期的宗臣。在元和、长庆年间，乱臣贼子收敛退缩，畏惧裴度的威势；当时若有人出使遥远的异域，四夷的君长一定会询问裴度的年纪、【“防”字疑为“何”字】相貌如何，以及天子是否任用他。他的威名传播到远方的民俗之地，使华夏和夷狄都畏惧归服。像这样出入朝廷内外，以自身关系到国家安危、决定国家轻重，达二十年之久；凡是将相，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推举裴度为第一。臣认为，像聂昌这样的人，正是今日的裴度。他的出仕或退处关系国家安危，敌人听到他的声名就会震慑服从。陛下应当把他召入帷幄之中，让他在左右近臣之间参议谋划，震扬威势于华夏和夷狄，以安定中原才是。哪里适宜把他派往外地呢？这就是臣想说的第五件事。臣又听说，从前萧铣占据江陵，李靖任行军总管，军政都交给他掌管。武德四年八月，在夔州大规模阅兵；当时秋雨成灾，江涛上涨。萧铣认为李靖不能攻下自己，便没有设防，将领们也请求等江水平缓后再进军。李靖说：“用兵的机要在于迅速，才是神妙。如今士卒刚刚集结，萧铣还来不及知道。若趁水势逼近他的营垒，就像迅雷震霆，使他来不及掩耳。”【“岂▯”疑为“岂能”】难道还会仓促召集军队而没有办法抵御我们吗？这次一定可以擒获他。我由此知道，三军出动时，能够乘敌人没有防备而发动攻击，就是万全的谋略。臣听说金人害怕天气转暖，一定会退兵并请求讲和。臣愿意在这个时候趁他们心存懈怠，借朝廷一名使者的身份，奉上近在咫尺的书信，前往拜见他们的君主，商议和亲之事。臣一定【“▯”字疑误】用言辞攻伐敌人，使他们松懈废弛而不作防备。伏愿朝廷选拔精锐、训练军队，派遣良将统领指挥，乘敌人的空隙重新消灭他们，必定可以达到目的。不要因为肃王还在敌方作人质、张邦昌还没有回来，就因此犹豫而不采取行动。小处不能忍耐，必然会导致大乱。不要因为臣出身布衣、身份卑贱，就认为不能建立这样的功劳。从前毛遂凭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军队，在楚国确定合纵之约，使赵国的地位重于九鼎。在他尚未被任用时，也像囊中的锥子；等到任用他之后，锥尖便脱囊而出。万一陛下采用臣的狂妄计策，果真【“▯”字疑误】能够击退外侮、安定中原，那么臣和张邦昌本来就不惜一死来报答国家的恩德。即使肃王，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防”字疑为“方”字】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大义灭亲吗？这就是臣想说的第六件事。臣又听说古语说：“【首字‘防’疑误】者容易忧虑，沉默不言者可以防备。所以小小的漏洞不堵塞，最终会形成江河；一片树叶不砍除，最终会需要斧头。一千丈高的堤坝，会因蝼蚁的洞穴而溃决；百尺高的房屋，会因烟从烟囱的缝隙冒出而焚毁。白圭巡视堤防，就是这个道理；堵住它的洞穴，就没有水患。老人谨慎防火，就是这个道理；涂塞它的缝隙，就没有火灾。都贵在从细微处防备，在祸患逐渐形成时加以杜绝。”古语又说：“想要斩断却不断，反而会遭受它造成的祸乱。”因为功业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时机难以遇到却容易错失。

译跟随奴仆去从事低贱劳役的人，就会失去拥有万乘之国的权力；只守着一儋一石的储粮，就不会有卿相的职位。因此，明明知道谋略正确却不敢决断施行，是百事祸患的根源。臣私下观察，六贼虽然已经诛杀，他们的子孙即使因罪受到谴责而羁留在四方，实际上仍然是大患。臣听说，近来金人入侵，童贯部下当时取得一些胜利，但军队已经多次乘势作乱。这也是因为将帅用人不当，不能安抚、驾驭他们，使他们心怀畏惧，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祸患。然而，童贯的党羽同类还没有全部消灭，这也是招致叛乱的原因。六贼的门人党羽像棋子一样遍布天下、像星辰一样罗列各处，其中有掌握强大藩镇、统率强悍军队，却怀念私人的恩惠、把国家视为仇敌的人；有幸灾乐祸、想发泄个人怨恨的人；有反过来充当内应、与敌人共同谋划的人；更有暗中怀抱叛逆之心，想要与子孙后代一同举兵，以洗刷祖先和父辈耻辱的人。唉！当时六贼用爵禄收买的党羽，全都是国家赐予的恩惠；今天他们反而把恩德归于私人家门，却忘记君父的大义，臣子的良心究竟在哪里？【“防”字疑为“方”字】从来没有仁德的人会遗弃亲人，也没有守义的人会把君主置于后面。不仁、不智、无礼、无义，那么杀掉他们就如同杀死雀鼠一样，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如果不依照法典明正典刑，施行诛戮，那么国家的存亡就无法保障。我愚昧地请求陛下圣断：六贼的子孙应当全部消灭；还请求登记当时那些死党，如邓珣、范致虚、薛昂这一类人，不许让他们掌管名藩和兵权，希望这样可以使变乱不再发生。对于罪恶已经昭彰的人，如前些日子蔡州的副职官员带着番人进入城中的，应立即斩首以向天下谢罪；还请求诛灭他的家族，以断绝后患。我看到近来张怀素与吴储等人谋反，被范寥告发，开封府负责审讯勘问。张怀素等供称蔡京也曾参与谋划。当时开封府尹林摅和御史中丞余深实际上主持此事，这两人是蔡京的死党，竭力替他掩饰，凡是文书供状中涉及蔡京的，都全部焚毁，蔡京于是侥幸免罪。后来蔡京擢用林摅、余深进入宰执之列，都是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情。我认为像林摅、余深这一类人，也是国家的贼臣，贪恋私恩而背弃君父，他们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何况他们不揭发蔡京的罪恶，就是和蔡京共同谋划。今天也应当明白公布他们的罪行，在市中斩首示众，希望奸臣贼子看到之后有所畏惧，在暗中逐渐销声匿迹。我又听说崇宁年间蔡京专权跋扈，破坏纲纪，人人都不敢过问。当时台谏官员缺少，陈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人却能够上抗章几十篇，列举论述他的罪恶；陈瓘等人随即获罪贬谪，许多人含恨而死，现存的只有何昌言一人。今天陛下即使能够任用何昌言，也不过把他安置在工部罢了，这并不能用来表彰忠直之言，也不能成为台谏官的表率。我愚昧地请求陛下擢用他为近侍，以赏赐他的直言，希望朝廷忠义之臣都肯上抗章、直言切谏，指摘权臣的过失。圣人有先见之明，所以一看到祸患的苗头便立即行动，不等到第二天，都是能够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设法防止。台谏的奏章中如果有议论权臣过失的，他们一定经过深思审察，才敢上达天听；这些话一定有益于国家，并不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我希望陛下每次阅览奏章，都能仔细省察，不要把台谏之言看轻。我私下听说聂昌从前也曾上疏议论蔡京的过失，知道他必然会造成大乱；上皇没有作出圣断，便将聂昌放逐贬谪。等到上皇亲自撰写《鸣銮堂记》时，反而指称聂昌是小人，认为他在离间君臣关系。后来蔡京的罪恶暴露，窥伺神器，动摇国本，上皇悔悟，才把聂昌从贬谪名籍中擢拔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想到聂昌的话是正确的吗？假使上皇当时英明果断，早听从聂昌的言论，把蔡京贬到闲散之地，委任聂昌掌管枢要，让他振举纲纪、振作精神、树立威信，严格告诫边防，广泛招募勇猛之士，以振兴虎贲军队，那么国家一定不会受辱于敌人。我的言论分量轻，不足以使陛下相信。然而我请求诛灭六贼之后，又请求诛杀蔡氏的死党林摅、余深等人，是因为我私下认为梁师成、王黼、李彦、蔡京、童贯、朱勔当时权势倾覆天下，暗中结成党羽，发誓生死相互庇护；如果不消灭他们的子孙，死党仍会有其他阴谋。死党有了阴谋，朝廷就不能没有祸患。陛下为社稷考虑，为百姓忧虑，那么蝼蚁般的小人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如果不赶快诛杀，朝臣万一从中阻挠，还有谁肯为陛下奋身效死？还有谁肯以赤诚之心谋划国家大事？我所说的“沉默不言就会造成祸患”，正是指此事；所说的“想斩断却不斩断，反而遭受祸乱”，也是指此事。我希望陛下大明赏罚，向天下表明决心，不要犹豫不决，也不要迟疑拖延。祸患已经逼近，再后悔哪里还来得及？不过我的奏书既然已经上达天听，必定会有大臣替六贼子孙百般钻营、找出借口，为他们掩盖；也会有人舍弃他们的短处而只取其长处，为他们援引求情。陛下也一定会狐疑犹豫，认为我的话狂妄，而相信大臣们的谋划。我明知如此却一定要献上这一主张，是因为忠义之气不可遏止。陛下如果采用我的计策，把他们全部消灭，那么祖宗有灵，社稷就有福。若因大臣的误导而不采用我的话，我恐怕将来祸患发生时，陛下会想起我的话，又会像后来想起种师道劝说消灭金人余党的建议却没有听从那样。时机不可错过，希望陛下裁决。你看蝮蛇咬人，咬了手指就截断手指，咬了手臂就截断手臂，这是舍弃小处而保全大局。陛下如果想长久拥有天下，应当以此为鉴。这是我想说的第七点。我又听说，各路监司本来是为了澄清天下吏治、充当天子的耳目；他们本应革除贪暴、提拔贤明，除去奸雄、选取忠义。无奈选拔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近年来，奸贪污浊遍地皆是，其中自身就不廉洁的人往往都有。凡是巡按所到之处，常常借机作奸，公然行贿受贿，把曲说成直，只徒有举察的名义，反而增加了扰乱的祸患。甚至他们所举荐的京官削职后补授、关升等职务，朝廷设置这些制度，本来是想选用贤能，分掌职务，统率属官，使事务协调、治理合作；这种良法美意本身并非不好。无奈积弊已久，习惯成风，有人靠行贿升进，有人凭权势取得，有人挟持姻亲关系，有人依仗恩宠。所以他们所举荐的人大多不能胜任，真正贤能的人反而沉没在下级官僚之中，不能被收录任用。

译我愚昧地请求：选任各路监司时，宰相不得独断；允许台谏之臣辩论是否合适。一定要得到刚正、明察、果断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天下就不必担心不平。监司接受职任之日，希望陛下召见他们，当面遣任，殷切告诫，使他们不要荒废官职，那么人人都会想着以死效力来报国。还请求立法禁止监司出巡州县时接受过去官吏聚集金银、出界迎接并提前交付的所谓常例。对于各路每年举荐的官员，也请求严格实行赏罚，命令他们审察核实官员才能，依据其特长举荐。若有一人不称职，就贬罚举荐失误之人的罪，不予宽恕。这样，内举人才不回避亲属，外举人才不回避仇敌，以公议取人，买卖举荐状的现象就不会再有。我听《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幽明之官。”《诗经》说：“念及这位伟大的祖先，升降群臣都在朝廷中实行。”古代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升降都有法度，功劳和罪过都能得到真实评定，所以得到众人的保举；因为得到众人的保举，所以帝业能够绵延长久。如今陛下选举人才的制度并非不好，我只是认为执行得不公，是奉行制度的人不合适。陛下如果能够大明赏罚，以惩治这些弊病，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如今监司只知道举荐官员罢了，却没有听说过有谁因为某种罪行而被罢黜。即使有人根据情况揭发罪行，也不过因为结交权贵、得到一句帮助，便又拖延不办，所以州县官员不遵守告诫，肆意贪暴，安然不知羞耻，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罢黜责罚的罪名。我愚昧地请求陛下严令各路监司，每年必须限额揭发属下贪污者若干人，而且必须使事实昭彰、共同评议确当，然后才允许上奏。如果是因仇怨而排挤陷害他人，就反过来按同样的罪处罚。还请求选拔台谏中公正刚直的官员，像张纲那样埋轮截车，每路设置一人为观察使，每年命令他巡察两次。监司、守令中有接受贿赂、挟持私情而举荐官员的，有奸贪污浊、残害百姓而枉法的，有滥行贪浊、不修身自持的，有懒惰怠慢、不勤于王事的，都命令他秘密奏报朝廷，严厉施行放逐贬谪。百姓有重大冤屈，允许把实封状投给观察使，再附驿传上报。还要约束使臣所经过的州县，除饮食之外，不许接受宴请，不许购买物品，不许私下拜访。如果违反禁令，反而倚仗权势残害百姓，像前些时候廉访官出巡那样，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加害百姓，就允许监司纠察申奏，也应当予以黜退贬谪。还请求各路每年更换一名观察使，以免任职长久后产生奸诈。有功而无过的人，另行给予表彰奖赏。这样一来，有官职的君子无不磨砺节操、修养品行，希望自我树立声誉，以超拔于流俗之上。这是我想说的第八点。我私下观察各地守令，百姓没有不受苦受难的；近年来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懦弱无能、缺少决断的，根本没有办事干练的声誉；贪婪暴食而不廉洁、掠夺百姓财富的，换到哪里都一样。更有甚者，接受调任赴京时，就寻找属下的富商巨贾，预先借钱作为路费，等到任职后偿还；也有人在门下豢养侠客，名义上说是训导他们遵守义方，暗中却命令他们向外搜求贿赂。所以有些人上任不过几个月，便搜集金帛、制造器皿，已经俨然成为豪强，沉湎于酒、爱好声色，日夜不停，只恨肚子狭小不能纵情饮酒，精力疲惫不能尽情淫乐。至于审理诉讼、治理百姓，则傲慢懒散，无暇顾及。因此百姓有冤屈却无处申诉，有的人本来想申诉冤情，反而受到罪责，实在很多。善良的百姓和读书人，周身谋生的本领浅薄，不幸触犯刑法，仇敌又乘机贿赂主管官吏，从旁落井下石、倾轧排挤；有的暗中杀死在狱中，有的把枉法说成正当，这种事比比皆是。东南百姓痛苦深入骨髓，怨恨无穷，实在都是因为守令没有选对人。唉，声音和谐，气息就和谐；气息和谐，形体就和谐；形体和谐，天地的和气就会响应。今天边境的祸患，未必不是由此而起。依我看来，守令虽然很多，但求得能够竭尽忠诚、宣示诏令，把百姓的疾苦上报给皇上，把君主的恩泽推行到下层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个。这样还想使郡县得到治理，不是很难吗？陛下长期居于东宫，对民间事务的艰难和守令的弊病，一定早已熟悉并反复讲求。自从即位那天起，天下人欣喜拥戴，都以为过去的弊病可以立即革除。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守令的奸贪几乎超过从前？这也是因为陛下—— 不能明察听断，从而揭发隐藏的奸邪。我愚昧地请求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天下，亲自阅览万机，专门委托监司揭发各路州县官员中奸贪污辱最严重的人，考察核实事实，诛杀几人以激励贪官和懦官；这就是所谓惩罚一个人来警戒百人的道理。又请求告诫吏部，注授县令不必拘泥资格，一定要核实其才能，只有长于治理县邑的人才授予县令之职，并严惩铨选中收受贿赂的弊病。近年来吏部注授差遣，无不是靠贿赂；源头不清，水流必然污浊。还允许近侍官员每年举荐适合考察任用的县令若干人，这样县令就不愁没有人才了。凡是授任刺史，允许近侍官员联名上章荐举擢拔，也不论资格，只求得到廉洁、明断、公正正直、没有私心的人，以此表率一州罢了。还请求陛下每次授予治理千里之地的重任，都一定召见他，当面试问，观察他的来历和见识；退下后再考察他的实际施行，以检验他的言论。若有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的，就罢免他，这样太守就可以得到合适的人。过去汉宣帝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些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吗？”因此太守的职务尤其不可轻视。我愚昧地又请求陛下审察：凡太守功劳勤绩已经显著、治理声誉卓著的，应当加以表彰奖赏；或者用玺书勉励，增加秩禄、赏赐金钱；或者授爵封侯；公卿职位有空缺，就擢拔任用他们。古代刺史入朝可任三公，郎官外出可治理百里，这种做法本来就有成例。看第五伦从蜀郡太守擢为司空，虞延从南阳太守入朝成为太尉，刘宠从会稽太守任满回朝，历居九卿之列，四次任三公；可见郡守入朝任三公的确有其人。朱邑任北海太守，治绩第一，入朝任大司农；召信臣任河南太守，多次增加秩禄、赏赐金钱，召入任少府，列于九卿；韩棱任南阳太守，政绩号称严明公平，入朝任太仆。可见郡守入朝任九卿的也有其人。陛下如果选拔任用他们，难道不是良策吗？县令既已得到合适的人，县丞等辅佐官就不必担心不公；太守既已得到合适的人，郡丞等属官就不必担心不明。郡县的治理就可以很快见效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九点。我私下观察，入仕的源头太过污浊，所以天下冗官散职纷纷杂乱，败坏国家、残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如果想建立太平的基础，恢复祖宗的治理，就应当珍惜官爵名器，澄清官品流别。任子制度，是以世袭俸禄赏赐有功之人；鬻爵制度，是让人输纳财物来补助国用；这两种制度——

译都想废除却不能做到。至于流外、奏名、权局这三种途径，都不是国家长久的策略，为什么苦苦不肯废除呢？如今奸猾的胥吏舞弄文书、玩弄法律，暗中窃取操纵威权，欺压良民。他们平日谋划筹算，不过想把弯曲的东西说成直的，以窥伺财利罢了。等到他们晚年，反而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临官治民，便会比平日更加贪暴残害百姓，难道能为百姓谋利吗？流外人员为什么不废除呢？布衣之士在年轻时考取高等科第，原本想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泽，在当世建立功名，所以还能自重其权威。然而一旦有所沉溺，尚且不顾名节，肆意做不检点的事。何况到了晚年，只得到微薄俸禄和小官职位，他们的志向哪里还会有远大的追求？恐怕不过是置办房舍、谋求田产，局促地为子孙打算罢了。志向不超出这些，那么只要可以趋利，没有什么不做的。所以凡是奏名的官员，任职不久便突然致富的，多得数不清。我愚昧地请求：凡奏名人员，按例授予文学职务，以报答他们考求古学的勤劳，不许他们临民任官，以消除他们侵害百姓的祸害；现在已经在任的，也一并罢免。至于各路官司有空缺而由监司行使权局，这对国家尤其不利。因为一有官职空缺，各方就纷纷争夺：有鬻爵后尚未补官的，有已经授予差遣却还未交接的，有享受世禄而闲居的，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窥伺空缺。有人扫门求见却不能如愿，便望见权贵车尘而恭敬拜迎、乞求怜悯；有人拿金钱贿赂监司求取官职；有人向权贵之家购买书札求取官职。这样一来，所付出的代价已经不可估量了。他们存心设意，究竟想做什么呢？不是有志于为国治民，实际上只是想借助权势残害百姓罢了。我愚昧地请求陛下严令停止并断绝这种做法。各路权局只要有官职空缺，就应立即申报吏部，注授差遣补上；如果补授的官员尚未到任，就允许同僚暂时兼管。凡现在以权局任事的，一律罢免。这样冗官可以裁去，仕进之路可以清理，奸贪污浊的风气也会由此熄灭。这是我想说的第十点。我又看到近来屡次颁布诏书，停止各种科配征需，这足以看出陛下怜悯百姓日益困顿衰弱，恩德十分深厚。然而近来因为军队兴起作战，安抚经制司常常责令州县办理供应，形势上也不得不这样。所以有时征收金银，有时征收绢帛，有时征收钱粮，有时征发夫役马匹，有时起运发给以供军需，有时留存作为储备，种类繁多。私下看到许多州县依据五等户籍簿册办理，又往往把征办责任加在上三等人户身上。胥吏追赶呼叫，动辄以军期紧急为借口，严重的甚至半夜敲门，左手出示文书，右手索取财物，片刻也不肯等待。假使上三等人户全都是富足宽裕之家，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其中有不少人困于供应征输，从前富裕如今贫穷，却不能脱离原来的等级，大约占三分之一。所以在这种时候，即使想卖妻卖子来应付，也迫于期限，来不及了。何况征科项目已经繁多，而且接连不断、没有止息，他们无计可施，终于抛弃房屋逃亡离散，实在令人流泪。东南地区土地贫瘠，比其他各路这种情况更多；这里距离金人很远，敌兵起初还不能侵扰，而百姓已经不能安居。古语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了它。”这种情况正是如此。我深入考察其中弊端，都是因为土地产业已经失去而税额仍然保留的情况太多。有人住在城邑，产业已经卖尽，户籍所征的税钱随即也就免除了。之所以不能从原有等级中脱离，是因为每三年推排户等、筹办营运钱的制度，执行此法的人不合适。况且推排本来的法规，是每三年把各户召集到州里，让大家共同指认证明，说：“如今哪一家富，哪一家贫，按其升降来增加或减少赋额，各家都不许过分。” 无奈近年来奉行此法的官员，只怕减少和买课额，于是想增加可以，想减少却不行。比如甲户确实已经贫困，没有任何产业可以经营了，仍然不能依从事实注销降等，必须等到乙户富裕而愿意承接替代才可以。然而法规本意原本不是这样。如今一州之中，偶尔可以增等的有一百人，而可以降等的或许是其两倍，那么其中一半就是徒然保留等级的人了。那些贫困穷乏的人，如果直接指认一个豪民而控告他，对方倚仗贿赂公行、请托权势，不能与他抗衡。这样拖延下去，又要等三年。三年之间，征科供应不知增加多少项目；三年之后，又怎能保证不再这样呢？因此即使都称为上三等，实际并不具备相应财力的人也很多。至于四等、五等中，有些人积蓄财物、隐藏实力，平素没有差役科征之累，却安然不知忧虑，使亲眼看到这种情况的人不平之气冲上胸膛。我恭敬地希望陛下赶快颁下诏令：从今以后凡差役和科征供应，不得拘守旧有户籍，可以先把各乡坊的五等人户召集到县里，让大家共同议论、供述和析辨本地真正富裕、真正贫困的人，登记在册，以备差役科征；不限制现有的户等次序。这样或许能够处理得当，而那些受压抑、逃亡流散的百姓，也会聚集同类、召回族人，返回原籍定居。等到推排赋役的年份，如果确实有可以销退的，就立即给以降等，不一定非要有承替的人；即使因此减少旧有额数，超过限额的官吏也无罪。只要销退不困难，承受这些负担的人也就不会害怕了。臣私下听说，天下的事情，利弊通常各占一半。我看到从前议论政事的大臣，多以有利于国家为主，对于有害于百姓的地方却略过而不顾。臣独自认为这不对：大体说来，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事，也必定不会没有害处；至于对百姓有害，那就不只是对国家无利而已。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又说：“没有百姓，君主凭什么被拥戴？没有百姓，君主又靠谁来防卫和守护国家？”如今百姓已经被榨取得油尽膏干，骨节离散，正在呼号奔走、辗转挣扎。这样还谈什么治理国家？臣认为，与其失去民心，哪里比不上失去和买所得的少量利益呢？这是臣想陈述的第一件事。臣听孔子说：“合乎法度的劝告，能够不听从吗？能够改正才是可贵的。”臣今天所论的事情，言辞即使荒诞悠谬，不足以为世人所重，然而搜集天下的利弊弊病，已经超过一半了。它可以针砭朝廷的沉疴，除去国家的残弊，使百姓得以保全性命。陛下如果不采纳、不改正，那么臣只是白费言辞，白费纸张罢了。那还不如闭口不言，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吗？臣并非不知道忠言逆耳，必定触犯天威，罪大恶极即使死也不足以抵偿。然而臣之所以甘愿这样做，实在是担心朝廷官员贪恋俸禄、保全官位，畏惧权臣而不敢进言。陛下如果能够采用臣这狂妄的计策，使天下安定，那么臣即使死在街市朝廷、遭受诛戮，也是心甘情愿的。冒犯圣上的听闻，臣惶恐无地自容。伏望陛下怜悯体察。彻又上书说：“臣听说侍奉君主的道义是：有进言责任的人，应当竭尽忠诚；有职守的人，应当修治职事。臣是一个卑贱的平民，身在田野，没有进言之责，也没有官守之职。然而臣始终不忘君父之义，愿意尽忠竭节来报答国家恩德。臣私下看到金人肆意施毒，祸害遍及天下。陛下向北遥望而流泪，颁布诏书征发军队，诏辞恳切，读到的人无不寒心。正应是忠臣义士感激奋发、捐躯报国的时候，可是州县官员还在酣饮享乐、自我满足，完全不把国家放在心上。臣因此知道，有进言责任的人未必肯献出忠诚、陈述谋略，有官守的人未必能够修治职务、效力办事。平民如果再闭口沉默，那么百姓的困苦就没有途径上达天听了。于是臣忘却冒犯皇上而受斧钺诛杀的罪责，摘取当今世道的利弊，撰成两封万言书，分条陈述二十多件事实，其中有可以保卫国家、抵御风俗弊害、安定边境、抵御戎敌的办法。一封想投给州府，却正赶上道路艰难；另一封想投给经制司，又担心被压下而无法上达。臣想到陛下深居九重宫中，而臣身在万里之外，即使有忠义之气、鲠直敢言的节操，可以扶助衰弱的国势，可以安抚忧愁叹息的百姓…… 然而奸邪之人忌恨它上达，权贵之人嫉妒它直率，那么臣的话又凭什么让上面听到呢？与其如此，不如拂袖离开故乡，挑着斗笠前往京城，并带着两封书投到宫阙之下，这样早晨进呈，晚上就能上达了。何苦拘拘地求别人保奏呢？于是臣携带粮食、脚底磨出重茧而来，愿意把所陈述的事情冒犯圣听。臣想到其中都是国家的紧急事务，不可错过时机，便先投给安抚司，请求代为迅速上达朝廷。伏望陛下俯察容纳，天下便十分幸运了。然而臣听说，从前齐万年反叛，朝臣畏惧恐慌，周处刚强正直，于是被派往西征。孙秀知道他将要送死，便对他说：‘你有老母亲，可以用这个理由推辞。’周处说：‘忠和孝的道义，怎么能够两全？’臣由此知道，王阳想做孝子，就不能保全忠节；王尊想做忠臣，就必然不能终身尽孝。臣幼年丧父，老母已经白发苍苍，如今既然割舍亲情、忍痛离爱，咬破手臂与母亲永诀，那么孝道已经不能再完整了。臣如果又畏惧权臣，不敢说别人难以说的话，那只是贪图虚名，仍然是怕死，并不是推心置腹报效国家。不如披肝沥胆，竭尽思虑，把利害毫无隐瞒地奏报，使陛下读后受到感动，那么百姓所受的恩惠就不浅了。臣之所以冒昧地走在前面，又敢把十件事情撰成这封书，上奏冒犯圣听。”臣前后进呈的三封书，言辞虽然直率尖刻，似乎有失臣子的道理，但法度可以施行却没有施行、纲纪可以整顿却没有整顿的事情，臣都已经陈述了。陛下如果能够宽恕臣的狂直，稍稍加以圣明裁断，那么社稷可以重新保存，百姓可以保全性命。古语说：“忠言虽逆耳，却有利于实行；良药虽苦口，却有利于治病。”说的就是这个吧？臣听《尚书》说：“自始至终都保持专一，才能日日更新。”《诗经》说：“没有谁没有一个好的开端，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所以唐朝拥有天下，传了二十多代，其中值得称道的君主只有三位：玄宗、宪宗都不能善终。只有太宗凭借文武才略，远远超过前代，驱使英雄，网罗俊才，所以能够平定隋朝的叛乱，功业比肩商汤、周武王，达到的治世美盛况，几乎赶上周成王、周康王，是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玄宗功业成就、天下安定，已经没有后来的艰难，一旦奢侈之心发动，穷尽天下的欲望也不足以满足他的快乐；他沉溺于所宠爱的人和事，忘记应当戒惧的事情，最终逃亡失国还不悔恨。宪宗晚年信用了不该信用的人，怠于防备，未能安享终身，变乱便从身边突然发生，真是可悲啊。臣曾由此知道，君主忧劳、恭敬、节俭并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始终不改变所坚守的原则，直到保持盈满、守住成业，并且始终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臣私下听说陛下即位之初，削减乘舆服饰器用，释放宫女，停止修建苑囿，焚毁珍玩，务求以恭敬节俭为天下表率；又削减冗官，澄清滥赏，淘汰贪吏，除去百姓的祸害，修明法度，剔除各种弊病，即使古代的圣王也很难超过这样。臣本来知道，去年春天金人悔过归顺，实在是因为上天和人心都归向陛下，所以才会感应如此。后来金人又大举深入，践踏、侵凌、侮辱，无所不至，于是天下惊恐，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难道是积弊已经太久，边境的裂隙刚刚被打开，因而难以支撑吗？还是将帅任用不当，不能预先做好防备吗？不然，难道是上天借此警告陛下，使陛下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吗？三者必有一个原因在这里。臣看到陛下流泪向皇天祈祷，发布哀痛的诏书告谕百姓，半夜不能入睡，白天只吃蔬食，可见陛下并非不忧劳，并非不恭俭，也并非不把百姓放在心上。金人还这样侵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臣是远方卑微的士人，妄自推测国家的法度纲纪一定有不合天意之处，政事号令一定有不符合民望之处，百姓的困苦一定有尚未上达之处，官吏的贪暴一定有比从前更加严重之处。因此上天借此警告陛下，使陛下明察并仔细审视这些问题；不然，事情怎么会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呢？

译臣希望陛下振作乾刚，果断明断，敬慎修养圣明的德行，充分尽到忧劳之心，无论饮食起居、颠沛仓促，都把天下放在心上。法度已经废弛而尚未修复的，要重新建立，使之适合民政；事情积久而已经产生弊病的，要加以改革，使之便利风俗。搜求百姓的困苦，迅速下令解决；察看官吏的贪暴，立即严惩。像天体运行那样不受牵制，这样或许上合天意、下顺民情，那么强敌就不值得忧虑，天下也可以逐渐安定。臣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立法颁诏，并非不好，只是州县官吏仍然沿袭过去的弊病，不能奉行的很多，难道不值得悲哀吗？况且古代做臣子的，观察君上的仪范而行动，听到君上的倡导而响应。周文王勤劳，在位的臣子便相继勤劳；周文王节俭，在位的臣子便相继节俭。这种效法，都来自平日耳闻目睹的感化。何况诏令已经颁布告谕，怎么能不奉行呢？像陛下这样极其真诚地节俭，完全可以成为天下的表率。百官、士人和百姓本应无不仰慕效法。如今却从朝臣到百姓，奢侈靡费的风气超过从前。因此州县官员中，有人请求三个月的俸禄，也不足以偿付一次宴会的费用；平民之家，有人卖掉二顷田地，还不足以充作一个女儿的聘礼；胥吏的衣着僭越到超过公卿，倡优的装饰仿佛妃后；驺从与士子没有区别，伶人与良民混杂。上百人劳作，不能供养一个人的衣着；一个人耕种，却有不下十个人聚在一起吃他的粮食。像这样还想使天下不饥不寒，办得到吗？饥寒已经逼迫到肌肤，还想使人不去做奸邪之事，办得到吗？无视等级、僭越上位的风气，欺凌弱小、残害寡弱的罪恶，无不以此为根源。贾谊所说的‘皇帝本人穿着黑色粗绸，而富人的墙屋却披着文绣；天子的后妃用锦绣镶衣领，而平民的婢妾却用锦绣镶鞋’，如今又出现在世上，也使臣为陛下长叹多次了。从前杨绾天性俭朴，从不询问置办家产的事，把俸禄分给姻亲族人。来拜访他的人整天清谈，从不谈及名利。想通过私人关系求他办事的人，必然内心惭愧而停止。他刚开始辅政时，御史中丞崔宽在城南的别墅中，观堂最为壮丽，杨绾立即派人拆毁；京兆尹黎干出入时有驺从车马一百多，杨绾削减到只留下十多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正举行大宴，任命的文书送到后，音乐人员便遣散了五分之四。其他听闻后自然而然受到感化的事例，数也数不清。唉！杨绾只是唐朝的一位名臣，亲自实行俭朴，一旦辅政，尚且能够在当时形成风气，使人畏惧，不敢僭越奢侈。何况树立一人根本、形成天下风气，实际就在陛下身上。如今陛下如此恭敬节俭，天下臣子反而僭越奢侈、不受感化，这就等于想让我们宋朝的天子还不如唐朝的一位名臣。臣因此知道，做君主的能够完全尽到君道，像尧治理百姓那样；做臣子的反而不能完全尽到臣道，像舜侍奉尧那样。陛下如果不信，臣的话请陛下试加察看：朝廷中的大臣有像杨绾那样俭朴守节的吗？朝廷已经难以找到这样的人，那么州县官员就更不必说了。臣愚昧，愿陛下日益忧劳而不停止，恭俭日益加强而不衰减，使四方万里每天都在改变却看不出变化的痕迹，那么还怕风俗不能革新吗？臣又请求，在边患扫荡之后，明白颁诏告谕天下，应当以俭朴为崇尚。凡官员之家、士人百姓、胥吏和倡优的服饰费用，请交给主管部门制定限制，各有等级，不许僭越奢侈。凡不遵诏令的，都依违犯制度论罪，不要像上皇时期那样只做成空文而不能强制执行。这样贵贱有别，混淆等级、僭越上位的现象就不会有了。总之，今天的风俗衰颓得太厉害，如果不用法律加以防治，就不能大大改变天下的奢侈风气，这是臣想陈述的第四件事。臣又听说，唐朝拥有天下后，国家灭亡而又复兴延续的情况多次发生。唐德宗痛恨历代积弊，怜悯王室地位卑弱，即位之初，显露出拨乱反正的志向；但他的见识器度浅薄，性情猜忌，亲信多不是合适的人，举措又不合正道，所以关外的叛寇尚未平定，京城的盗乱先已兴起。于是他在奉天受到幽辱，又迁徙到山南，公卿在贼人的朝廷中下拜，刀锋箭矢逼近皇帝车驾，幸亏陆贽在内竭尽心力，李晟、浑瑊在外尽力作战，所以才能诛灭元凶，重新奉守宗庙社稷，保全国家。至于唐昭宗，为人聪明俊秀，起初也有兴复国家的志向；但外患已经形成，内部又没有贤能辅佐。他曾慨然希望得到非凡人才，却任用不当，反而使祸乱加重，因此唐朝的宗庙社稷最终再也没有振兴。臣由此知道，国家危急倾覆之时，如果得到将帅宰相作为内外助力，社稷还可以重新保全；如果将相缺乏人才，那么即使有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却没有辅佐扶翼的臣子，祸乱就会逐渐形成，最终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如今边寇突然兴起，想要危害社稷，恐怕比奉天之难还要严重。皇帝的车驾虽然还没有迁徙逃亡，但百姓已经尸横遍野，祸患突然发生，恐怕难以挽救。陛下忧劳而深切挂念百姓，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臣私下认为，朝廷大臣未必人人都有足以团结众人的文才、足以战胜敌人的武略，能够出任将帅、入朝为相。臣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臣私下听说，金人退兵时，朝廷大臣中有人答应割让三关租税，约定以秋季中旬为期限。当时如果可以答应，就应当预料金人到期不会回报，必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为什么不预先调集天下精兵，乘机覆灭他们？即使不能这样，也应该预先做好防备。可是他们反而怡然自得，安然不作忧虑。早晚奏报的事情，所讲的不过是相互诋毁、争夺权力、倚仗势力，争论诗赋经义的得失，比较王氏与元祐时期的学术，设置《春秋》科，崇尚讲读之职。这些都是太平时期的事务，不是国家的紧急事务。当时若能考虑祸患、预先防备，运筹决策，扫荡边尘，振作国威，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等到秋高马肥，金人再次入侵，才开始防备，那就不如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运用谋略。臣由此知道，朝廷的将相，智慧不足以决断疑难，明察不足以洞见事理，只能圆滑敷衍、苟且简略，随众进退，以保全爵位；他们可以做太平时期的臣子，却不知道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是什么。

译等到变乱发生，那些善于雕章琢句的人还能把这些本领用在这里吗？高谈虚无的人能够谋划安定边疆的策略吗？学习《春秋》、担任侍读的人，肯愿意奋身为国家的危难而死吗？臣知道必定没有。臣希望陛下以唐德宗不能得到人才为戒，以唐昭宗失去人才为鉴：明白他们为什么乱，我们就能治理；明白他们为什么危，我们就能安定；明白他们为什么亡，我们就能保存。陛下今后如果能够常常把练兵讨贼放在心上，不忘今天的耻辱，不重蹈覆车之路，搜罗俊才，延揽勇猛之臣，兢兢业业，不敢荒怠安逸，那么天下豪杰都将为我所用，将相难道还会难以找到吗？十步之内必有茂盛的草木，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忠信之士；只要不拘次序提拔，将相之才就会出现。所以伊尹耕种于有莘，商汤聘请他作为朋友；太公在渭水垂钓，周文王任他为老师。汉朝任用韩信时，全军都惊讶嘲笑；蜀汉任用魏延时，群臣都失望。只是陛下求才还不够迫切，对待人才的礼遇还不够优厚，不要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假如今天朝廷中有曹参、萧何、陈平、周勃、王陵等人在内谋划治理，有韩信、张良、周亚夫、樊哙、陆贾等人在外振扬军威，那么敌人听到风声就会远逃，朝廷可以安枕无忧，陛下也就没有向北忧虑的事了。即使这样，万一得到像汉朝盛时那些大臣一样的人才，我又担心陛下不能像汉高祖那样任用三位杰出人才。臣看到把李纲贬斥到散籍、派聂昌到北庭，就知道陛下知道求取将相，却不知道任用他们的方法。这是臣想陈述的第二件事。臣又听说，得道义的君主得到的帮助多，失去道义的君主得到的帮助少。得到的帮助少到极点，亲戚也会背叛他；得到的帮助多到极点，天下都会顺从他。凭借天下所顺从的力量，去攻打亲戚所背叛的对象，所以君子可以不战；如果交战，就一定胜利。所谓“道”，是什么呢？孙武说，得到人和就是道。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黄石公也说：“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臣看到商汤凭借亳地、周武王凭借鄗地，都是方圆百里的诸侯，却能使交通往来的各方无不服从，这是因为得道。何况如今天下如此广大，四海如此遥远，人口如此众多，却反而任由金人践踏、侵凌、侮辱，不能一下子将他们击退，臣已经推究出原因了。大概是失去了人和之道，失和到了极点。凭什么验证这一点呢？臣听说王师出战时，三军大多不能同心，而敌人反倒能够拼死杀敌。先锋一受挫，后卫便解散不前，所以交战多不能取胜，进攻多不能攻破。假使他们同心协力，冒险犯难而忘却自身安危，全都像敌人那样拼死杀敌，那么敌人未必敢于深入。即便如此，三军不能同心，是因为失去了人和。人和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不能明确赏罚。臣希望陛下在王师凯旋之日，有功应当封爵的立即封爵，有劳应当赏赐的厚加赏赐。还要在将帅中挑选那些最突出、最杰出的人，仿照唐朝制度建立凌烟阁，命画史把他们的画像绘在阁上，按照功劳高低排列次序。又命词臣为他们撰写赞美之辞，并请求陛下亲自挥洒御笔，再加褒美；恩泽延及他们的子弟，表彰他们的门庭，使他们光耀于世，成为荣耀的观瞻。这样群臣都知道陛下明察决断，有功者得到知遇而喜悦，陛下又不吝惜爵位赏赐来酬报功勋，将来一旦有驱逐敌人的战事，人人都会想着竭尽节操来报效。臣愚昧，还想请求陛下专门委托监司、郡守，在所属州县多方筹集钱粮，拿出丰厚赏赐，广泛招募强健勇猛、果敢有力的人，以补足军队人数，预备意外之变。整修屯营，使他们居处安定；发给衣粮，使他们抵御饥寒。修理车马，准备器械，在无事时训练，以防仓促发生的变乱。现在各路屯军只是名义存在，实际上已经空虚，与祖宗朝相比，十个中只剩下四五个。如今又起兵抵御戎敌，州县因此几乎空虚；即使使天下清平、遣返所属军队，死亡、离散、迁徙的人数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因此臣希望陛下把招募军队作为首要事务。何况现有禁军原本是用来保护王室的，却被敌人击败，人数也有所减少；如果不迅速招募精兵补足缺额，臣恐怕邻国就会乘机窥伺我们的漏洞。臣愚昧，还想请求陛下在扫荡敌人之后，派良将到西北边境，控制扼守敌人的咽喉要地；仿照唐朝旧制，设置军府来捍卫冲要之处，又利用闲置土地设置营田，或者置换民田来恢复营田。招募当地土著居民中强健勇武、有力量的人，使他们聚集屯驻，携带子孙在那里安家，分给他们田地耕种。每屯招募士兵一百人，给田五十顷，又发给粮食作为耕种的资费。所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他们，仍不停发每月度支钱。每屯由一名右职官员掌管，利用农闲时节让他们讲习武艺，这样人人都会奋力作战。与其让土地被敌人的马蹄践踏，哪里比不上把它作为我百姓耕种取食的地方？敌人只知道他们是农民，却不知道他们也是士兵；只知道他们能够耕种，却不知道他们能够作战。这样一旦发生变故，屯田士兵必定家家可以作战，人人都能成为敌人，在保护自己营田的同时，力量也会变得更加强悍。还请求依照屯兵的办法来作为边防准备，那么敌人一定不敢侵入。以上是臣想陈述的第三件事。臣又听说，马是军队强盛的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的条件；设置监牧就是为了繁殖马匹。唐朝初年，起初得到突厥马二千匹，又在赤岸泽得到隋朝的马三千匹，把它们迁到陇右。开始任用太仆少卿张万岁统领群牧。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马匹达到七十万六千匹，设置八坊，八坊的田地共有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百姓耕种来供应草料。当时天下用一匹缣帛换一匹马。议论者说，汉、唐以来，唐朝的马匹最为兴盛。天子又锐意于武事，于是削弱了北方诸蕃。臣听说祖宗朝也曾在秦、凤等地设置马坊来买马，蓄养马匹的方法、抚御管理的措施，也都很完善。后来蔡京掌握政权，玩弄纲纪，只崇尚安济、居养等空虚的名声，却废止招军买马的急务，侵蚀耗损国家财用，担心财力不能供给，反而拿买马的钱财换取珍宝玩好之物。所以太平日久之后，士兵不知道作战，马匹也不能使用，一旦边境出现裂隙，便没有办法支撑。这是中国一向号称甲兵强盛，却反而比不上敌人铁骑勇猛的根源，祸害实在起源于蔡京。

译即使三尺高的孩子，只要知道蔡京的名字，也会咬牙切齿地怨恨他；即使斩下他的首级、暴露他的尸骨以向天下谢罪，诛灭他的家族、抹去他的名迹来快慰人心，恐怕仍然不够。臣愚昧，想请求陛下清平天下、安抚百姓，立即下诏委托河北、河东监司，选择靠近西北边境、地势平坦、可以兴办牧养的田野，遵循唐朝旧制，创建八坊。每坊设置两名右职官员担任监牧，在邻近地区运输、漕运茶货，收取盐酒课利，以充作买马资金。要求监牧官多方搜求购买西北良马，以多为贵。因为马匹产在当地，就熟悉山川险阻，因而可以使用。还请求重新严格制定赏罚，不许接受他人私下托请买马。马匹一入境，就交由守边官吏详细登记数目，上报枢密院；又命令各坊每季终了上奏所买到的马匹数量，再用边吏上报的数目加以核验，这样就能知道马匹没有在人间被耗散。倘若监牧官接受权贵私托，用劣马调换良马，就允许有人告发首揭。又在各坊左右前后用官田置换民田二百顷作为草料地；再依照府兵制度寓兵于农，招募百姓耕种。这样马匹就会兴盛，军队也不会缺乏。倘若百姓苦于官田遥远而不愿出售民田，就按当时市价给予补偿，不得强夺民田。还请求把这个意思告诉百姓说：‘国家用废弃的田地来养马，并不是要夺取百姓的粮食，只是想防御侵凌侮辱的忧患，谋划安定社稷，使你们能够保全生命、安居乐业，不再有扰乱奔逃的祸患罢了。’这样民心就会欣然听从，不再叹息怨恨。监牧官每年更换一次，使他们没有懈怠之心；对他们的赏赐待遇优厚于其他职务。功劳勤绩已经显著、马匹繁殖蓄养又有增加的，再另行议定表彰酬劳。这样臣将会看到马匹比唐朝还兴盛，西北的形势也不必担心不能削弱敌人。这是臣想陈述的第四件事。臣又听说，唐太宗斩杀张蕴古，后来非常悔恨，于是下诏说：死刑即使奉令立即执行，也都要三次复奏；过了很久，他对群臣说：‘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审决囚犯即使三次复奏，但在片刻之间，哪里有时间思考？从今以后，应当两日五次复奏；行刑之日，尚食不要进献酒肉，教坊、太常停止教习；各州判处死罪的人要三次复奏，当天也吃蔬食，务必符合撤乐、减膳的意义。’臣由此知道，掌管狱讼的人关系到百姓的性命。通常的刑罚虽然不能废除，恐怕放松对百姓的禁约会导致动乱；但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再用刑，所以用刑的人也应当以宽平为尚，办理狱讼的人也应当把审察作为首要之务。即使罪行达到死刑，也还应当反复慎重审查、复奏，以防有所错失。何况诬陷无罪之人而一定置之死地，就会导致天时不和、地气郁结，明处使人遭受非难，暗中招致神灵震怒，毒害流布天下，给国家留下祸患。臣私下看到，近年办理狱讼的官员贪污不廉，接受私贿而诬杀良民的数不胜数；奸猾的胥吏又趁机依仗权势，肆意施行毒害，纷纷如此。有的接受贿赂想让死囚脱罪，便严刑拷打牵连之人，逼他们承认；等到奏案形成，甚至有人给囚犯饮毒药。有的犯了强盗、伪造印信之类的案件，狱吏便给他脱下自己的衣服让他穿，拿自己的食物给他吃，教他攀指富民。确实有因一件诉讼而罗织数百人入狱的；有因挟持仇怨而遭受鞭打的；有倚仗酒意肆意凶狠、残暴虐待人的；有替人设置陷阱，官吏又收受贿赂把受害者推入其中的。因此一个富人入狱，狱吏所得多的有数百千，少的也不少于四五十千。富人即使罪重，反而判得轻；穷人即使罪轻，反而判得重。那些有文才的士人，身处贫困羸弱之中，不幸触犯刑法，又没有钱财可以借助，难以求得活命，那么即使具有伊尹、管仲的谋略，怀有张仪、苏秦的辩才，也无法张口申辩，只能坐等死亡。唉！天下掌管狱讼的地方，换到哪里都一样。听理诉讼的人本来是要替百姓伸张冤屈，却反而制造祸害，使人受困受辱，在呻吟中被拷打得肠断舌裂，能够不死的只是侥幸免除罢了。从前汉文帝专心用德化来治理百姓，天下富足，兴行礼义，所判决的案件只有几百件，几乎达到了不用刑罚，史书称赞他的仁德。唐太宗以宽仁治理天下，对于刑法尤其慎重。贞观四年，天下判处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他亲自审录囚徒，怜悯死罪囚犯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再执行死刑。到了约定的期限，囚犯全都来到朝堂，没有一个逃亡的，唐太宗赞赏他们守信，全部赦免了。臣由此知道，王政以仁爱恩惠为根本，用来爱护百姓、敦厚风俗，使德泽流传无穷。如今的狱吏暴虐太过，一个月内死去的囚犯就有十多个，还没有停止。近年以来，东南地区死于狱中的人不知道有几千人。父子兄弟活生生地被迫离散，全都把怨恨归于国家，认为国家不能选用贤能来治理官职，所以才遭遇这种灾祸。上天所看到的就是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百姓所听到的；今天的灾难，难道不是由怨气积聚而造成的吗？臣愚昧，想请求陛下严厉降下诏令，革除断绝这种弊病，专门委任宪使，严惩狱吏。凡州县中办理狱讼的官员，有接受贿赂、枉法而陷害杀死良民的，都请求处斩；凡狱吏挟持私怨暗中杀人，或者接受一文钱以上贿赂的，也请求处斩。百姓受到冤屈，而宪使不予按察的，允许将实封状纸投给观察使，责令随公文传递上报朝廷。自古以来，达到治世的君主，都是用德化诱导百姓，用刑法防制官吏，然后才能收掌威权、建立治国功业。何况如今经历衰乱之后，奸邪滋生、欺诈四起，风气更加严重；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惩治狱吏，这种弊病就不容易一下子革除。臣看陛下的诏令，总是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的人，唯恐他们失去安身之处；狱吏的弊病，想来陛下还不知道。伏望陛下俯察臣的话，悲悯体恤，大力施加恩惠爱护，迅速革除这些弊病，使无罪百姓不再死于狱卒之手，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看到唐玄宗即位后，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常常亲自选任太守、县令，并用言辞告诫他们，于是良吏遍布州县，百姓得到安乐。二十年之间，号称太平，衣食富足，很少有人犯法。这一年刑部判决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由此知道，狱吏之所以诬杀良民，是因为守令奸诈贪污，不能奉行君上的诏令；守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吏部接受贿赂，多把庸碌卑劣的人任用为官。因此要革除这种祸害，关键实在陛下。若能效法唐玄宗，亲自选拔守令分布各州县，百姓就不会遭受这种苦难。所以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一人有福庆，万民都能依赖。以上是臣想陈述的第五件事。臣又听说，唐太宗阅览《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靠近背部，针灸如果取穴不当，就会造成死亡，便叹息说：‘鞭打是五刑中较轻的刑罚，死亡却是人最重的灾难，怎么能犯了最轻的刑罚，反而有时导致死亡呢？’

译于是下诏规定，罪人不得鞭打脊背。臣由此知道，明君贤主用仁德教化天下，制定刑书，只是让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罢了。不幸触犯刑法，既然已经如此，又怎么能急切地把百姓逼入死地呢？如今天下犯了极轻的刑罚却不能免于死亡的人很多。姑且举出一两件，陛下应当以百姓的生命为念，依照这一类事情推而广之，那么天下就幸运了。臣私下看到，天下租税不均，富人凭借兼并土地而变得豪横，穷人因贫乏而遭受困苦，这都是由于蔡京在朝廷时征敛没有限度，而州县官员又因此把财物搜刮到自己手中，所以百姓倾尽钱囊、倒空仓廪，也不足以充当官府征收的数额。又有人只得减价出售产业，甚至刚刚把征敛交齐，官府便拿着契约催逼借贷。富人挥袖不顾，等到官府派人催债，又再次减价出租税田产。确实有买下一顷田地却无法承担二十亩田税的，因此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于是产业已经卖掉而税额仍然保留，官租便没有来源缴纳。有人向官府申诉，请求削减税额，官吏又接受贿赂而不办理；即使偶然办理了退割，又替富民谋划，暗中把退割的税额恢复回来。等到两税不能缴纳，官吏便催逼逮捕，私下把人关入牢狱，抢夺他们的衣食；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把人锁禁起来，苦难无所不至。有时正值炎热潮湿的天气，囚犯身上沾染腥秽污物，渐渐生病，于是死亡的人相互枕藉，无法计算，这些都是臣亲眼看到的。有司虽然知道，却安然不加怜悯查察；宪曹即使偶尔发文觉察，也始终不能除去这种祸害。唉！这正是产业卖掉而税额保留所导致的后果，起初并没有触犯国家法令。臣愚昧，想请求陛下选派台谏之臣，每路派一人巡行州县，暂借寺院设置均税司，允许百姓申诉产业已经卖掉而税额仍存的情况，全部重新均摊。对于有产业的户中确有产业微薄而税额过多的，也应核量其额外负担，予以均摊。天下富民中有许多人把税额寄挂在有官职的人家名下，以逃避差役，也请求设立期限，允许他们自行申报改正；过期不自首而被别人告发的，除把赏金给告发者外，全部没收入官。凡官员之家超出按品级应有数量的产业，也一律依照普通编户的办法处理。臣先前奏书所说的营运钱，也请求交给均税司，召集各户，依照实际情况互相指证，重新推排。今后如果还有征需，就以重新推排登记之日为起始，或许可以使百姓不再发出怨苦之声。倘若官吏受贿而均税不公，也允许百姓申诉。均税之后凡有过割税租的，必须到官府亲自认领并填写状纸，或许可以避免暗中摊派的弊病。这样租税就会均平，缴纳也容易，再不会有无罪而被关进牢狱的人。臣又曾痛恨天下百姓被蝼蚁般的盗寇鼠窃狗盗，竟随意向官府诬告，说有人强盗抢劫或失火烧毁了房屋；于是便挟带仇怨控告别人放火。有司不再体察真相，立即派人追捕。巡捕官希望获得爵位赏赐，不查究虚实，擒捕无罪之人，把他们关进牢狱；又交给狱吏严加鞭打，逼他们一定承认。因为这种缘故死在狱中的人很多。有的担心案件办成后有人追究，贪图赏赐，便给囚犯饮毒药将其杀死；有的不给囚犯食物，使其饿死。因此州县巡捕官杀害良民来取得爵禄，竟然安然不知羞耻。甚至有监司、郡守因百姓申诉而揭发案件，却又接受巡捕官的贿赂而停止追究。这也是臣亲眼看到的。臣愚昧，想请求陛下督促责成宪使，经常认真察觉查访。巡捕官再沿袭旧路，杀害良民、妄冒功劳赏赐的，就允许先斩后奏。今天的弊病，应当用严厉手段达到太平，不能以宽纵来守成。臣所论述的两件事，都是民间受到冤屈压抑的大事。即使斩下这些妄冒功劳之人的首级，也不足以偿还天下的愤怒。哪里有仁慈的君主在上，却肯杀害无罪的百姓呢？尧、舜、禹、商汤难道忍心做这样的事吗？群臣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不知道他们把陛下当作什么样的君主了？以上是臣想陈述的第六件事。臣又听说，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时，亲自凭借神武才略，实行宽仁的政令，统摄英雄来诛灭秦、项，任用萧何、曹参的文才，采用张良、陈平的谋略，聘用陆贾、郦生的辩才，彰明叔孙通的礼仪，使文武相配，兼收并蓄，所以能够长久保有社稷。臣私下听说，近来朝廷得到勇猛善战的将领和熊罴般的武士，扫荡边尘，捷报频频传到宫门。臣因此高兴得睡不着，但仍伏望陛下明鉴汉高祖用人的方法，使文武相配，共同谋划治国功业，则万世都会长久依赖。臣愚昧，想请求国家优先发展武学，广泛收纳勇将，制度与太学相同，不要像上皇时期那样只做文饰准备，而不求实际功效。伏请陛下明白下诏各路，凡通晓兵书、熟习武艺、善于谋断筹划、通达古今、长于纵横辩论的人，都允许自行向所属官府陈述，由官府发遣到武学参加补试。还请求制定法规，各按他们的长处录取，不要拘泥于一律。又请求依照三舍法考核升降，每月记录、每季考试，提拔有才干的人授予官职。臣将看到号称飞将军、被称为智囊的人才越来越多、越来越能发挥作用。臣又听说，用蜗牛、蚯蚓一类的饵去垂钓大海，不足以得到能吞舟的大鱼；同样，德行足以超拔儒林、品德足以超越流俗的人，若只用寻常方式也不能招致。见闻广博、记忆强而以专事章句为耻的儒者，具有雄才大略而不参加科举选拔的人，都是存在的。臣愚昧，还想请求国家设置德望科，要求各路凡有乡里公认的孝友、信义、廉耻之士，以及通晓经史、具有智谋的人，都允许由县里推荐；由州逐一考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再推荐到省。每三年令一州举荐一人，并请求重新严格立法，杜绝权贵相互勾结、私下荐举的弊病。不要像近来举荐八行之士那样，有人守墓期间生了孩子，也有人不听从父母的命令；如果这样，就只是把德望科当作做官的捷径，对国家并没有益处。对于州县推荐上来的人员，伏请陛下亲自在殿廷考问他们，询问古今之事，考察时务，测试才干决断；有卓然不群的，就拔擢任用。这样有德有行、见闻广博的人才就会纷纷出现。臣又私下观察，豪杰之士也多有自幼便不论僧俗、忍饥读书的。像九经库、五总龟中那样，许多胥吏磨墨执笔等待，有人张口便能写成千言万语，这样的人是有的。然而不受拘束的才士、超出当世的俊杰，如果没有大科，就不足以搜罗天下英贤。

译臣还想请求依照祖宗的旧法，设置贤良方正科，允许在职的有德君子和布衣之士一同应试；他们的升降黜陟自有既定法规，陛下只须举而行之。臣将会看到豪杰之士纷纷而来。臣又曾议论，诗赋和经义这两种取士方式都有弊病：雕琢文辞，彼此夸耀；铺陈辞藻，竞相奢侈，只求向世人炫耀、取得宠幸，并不适合实际应用，这是诗赋的弊病。幼童拘守一部经书，到白头之后才能谈论经义；解释《尧典》两个字，竟有十多万字，内容荒唐空虚而不务求根本，这是经义的弊病。臣看今天文章的弊病，既不足以真正取得人才，那么还不如废去经义而采用诗赋。自从舍弃旧法实行新法以来，学者专守一经而不能贯通古今，致力于说黄老的空话，却不考究经史的实录。至于历代的兴亡治乱，他们一概看作祭祀结束后被丢弃的刍狗、雨后即毁的土龙，完全不放在心上。他们用来钓取爵位、求得荣耀的，不过是偷取古人的余绪，放在口头上，拿几寸长的笔，写满尺长的纸，和别人比较一日之长，以此迎合、炫耀于有司的耳目罢了。因此，平日没有博通经书的声誉，却一日之间显出押注取巧本领的人，到处都是。问他们前代的兴亡，便茫然失措，面颈发红。甚至身处朝班之中，却不能知道朝廷旧有章程的人，也不少。因为他们所积蓄的学问不厚，发为文章必然不宏博；所见所闻不广，遇到事变必然没有操守。因此自从改革科举以来，朝廷大臣中能够守节不屈、忠言直谏，声势严正得能与秋霜烈日争严的人，极少；文辞学问兼优，使后进仰望，如同仰望泰山北斗的人，极少；奋不顾身，甘愿为国死难的人，极少。那些沾沾自喜的小人，奴颜婢膝，趋附权门，以求迅速显达的，却满眼都是。自去年春天金人入侵以来，朝廷之上肯奋身与国家同患难的，只有李纲、聂昌两人；其次只有范讷等人。至于耿南仲、吴敏、李邦彦一流，只能败坏国家大事，他们的智谋有什么可取之处？近来金兵再次兴起，圣诏恳切地搜求忠义之士。臣以布衣的卑贱身份，不曾享受国家一寸俸禄，尚且能够怀抱忠心、感愤时事，想效法柏耆，请求天子授予一节使的符节，持节进入北庭，凭三寸不烂之舌实现愿望，即使杀身也要使国家安定。可惜州府没有及时发奏，因此使臣的忠义之气无从一吐。至于那些凭经义考取高第、享受爵禄的人，反而把国家的灾难看得如同越人看秦人的肥瘦，内心毫不感到喜怒忧戚。更有甚者，被差遣去负责转运漕运，尚且畏惧而不肯前进，只局促地盘算保全自身，何况肯面对刀箭来建立忠义呢？臣因此知道，敌骑纵横而朝廷还不能像风驰电扫一样将其荡平，虽然根本原因在于脂韦之徒不足以成就大事，也因为经义科并不是取得豪杰人才的办法。臣看祖宗朝以诗赋取士时，士人不专守一经，而能贯通群经典籍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广泛阅览；古代的存亡、用兵的得失、行事的成败，即使在梦中也能记得。何况他们的学问积蓄深厚而奇伟，英风锐气，无论做什么都能施展。因此治理安抚国家，有司马光、寇准、丁谓、韩琦等人；肃清边境，有王韶、钟传、舒亶、种谔等人；决断防务、运筹谋略，有范仲淹、章惇、富弼、吕惠卿一流；上章直谏，有唐介、包拯、董敦逸、邹浩一流。欧阳修和宋郊兄弟，除功业之外，还担任修史之职；杨亿、王安石父子，在政事之余又长于经术；石曼卿、梅尧臣一类，诗歌高居天下之冠；黄庭坚、苏轼，文章冠绝古今。得到人才的盛况，难以一一列举。然而其中文才足以超拔英才、震动翰苑，武略足以奉行王命、挫败敌人威势，能守鲠直敢谏的节操、奋发忠正之志而冒险赴难，事迹显著而不可掩没的人，也不下数百辈。探究祖宗朝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不过是诗赋科罢了。学习诗赋，可以兼通经义而取得；至于专门学习经义，所学必然不广。现在的学者一定说“我能够穷究天理、尽明本性”，但看祖宗时代的文章，哪里有不穷究天理的？哪里有不尽明本性的？何况这只不过是可以作为画饼的虚名，并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实际用途，那么二者的优劣便十分明白了。臣私下听说，朝臣中有喜好空谈的人说：“唐朝以诗赋取士，而唐明皇后来幸蜀逃难，这是为什么？”臣由此知道，他们只是想说明自己的私见，把天下公议置于一旁，不过是争权倚势、彼此诋毁，并不替国家社稷考虑。他们却不知道，唐明皇两次平定内乱，开元初年几乎达到太平，海内富庶，四方夷狄都来归顺，逐渐有了贞观的风气，这正是因为以诗赋取士而得到人才。等到他的志愿满足之后，奢侈之心便产生了，忠臣逐渐疏远，谗佞并进，沉溺于游宴，耽迷于酒色，以李林甫、杨国忠为辅佐，以安禄山、哥舒翰为爪牙，祸患已经生于心腹却不知道，灾祸起于宫墙之内却没有察觉；一旦豺狼造成祸患，仍然心神沉醉，所以应当遭遇播迁逃难的灾祸。那么唐明皇幸蜀，是因为他不能任用刚正之人，反而亲近谗佞奸贼，所以才遭遇这场灾祸，难道是诗赋的罪过吗？臣知道说这种话的人，不过是迂腐儒生而不通达时变，不过是背弃公义而经营私利罢了。臣愚昧地请求陛下迅速下诏，废除经义科，允许天下士人学习诗赋来应选，并且仍然对他们所问的内容加以限制，禁止空虚玄妙的言论，只求他们能够说明古今成败、足以作为后世借鉴，以及通晓时务、具有谋略决断的人。这样，臣将看到所得人才的盛况又恢复到祖宗朝，治国的美盛超过熙宁初年。陛下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作出圣明决断，采用臣的建议，那么武学足以得到虎臣，德望足以搜求遗逸之士，制科一经设置，世所罕有的人才就会出现；经义科一经革除，博学之士就会到来。说朝廷缺乏人才，臣实在不能相信。陛下今天即使因权臣诋毁而不采用臣的建议，将来经义不足以得到伟才，也免不了采用臣的办法。与其等到事情发生后再采用，哪如在事情未发生前果断实行？希望陛下裁断。可是科举法中，又有极不公平的地方，臣也为陛下一一陈述。近年科举，多有富家子弟和贵族在诏令尚未下达时，预先用金帛结交掌管出身的官员，又贿赂监司，必定设法使这些官员前往本州主持考试。

译有的竟取得试题范围和宗旨带回去，招募文士预先替他写好；有的取得完整文章带回去，等进入考场再抄写；有的凭一个古字，三场考试通用来作为标记者；有的同主考官是旧交，便用平时讲过的题目去询问；有的主考官收受他的贿赂，必定私下决定录取，又贿赂有才能的人替他写成文章，希望使他不至于在选拔中丢脸。甚至考官到来时，有的在道路旁的旅舍请求会见；有的在举子家中接受宴请；有的带着侠客前来，暗中索求贿赂。负责封弥、誊录的人员，又多接受豪强的贿赂，预先把有才能的士人的姓名录下来给他们；担心这些人会在封弥处胜过自己，便暗中做记号，有的再次找到试卷加以烧毁，有的把试卷投入井中，有的删节文章，使人读来没有条理。封弥、誊录官又只是徒然充数而不加察觉，所以只是空称礼闱严肃，有司以饮酒歌舞自娱，完全不把考校当回事。到了考试期限，除去私下取用的试卷外，不过收取文理符合自己心意、足以凑够名额的文章罢了。因此考试前十天，名字已经传到外面的人也有。臣曾寻找合乎程式的试文来读，其中未必全都没有毛病：有的昧于古今，把汉朝说成唐朝。有的不通经籍而错误引用事例；有的全部抄录前辈的时文；有的使用旧故事却弄错人物姓名；有的把神宗称作祖考；有的拼缀没有根据的话，却不回答试题所问，各种情形都有。以至于士人指出考官受贿的污点，揭举举子错误百出的过失，向有司申诉，上下却互相遮掩，不肯查究到底，所以能够被录取的人，别人也不认为是光荣。有的平时根本不懂经书，却认识几个字；有的能背诵时文，却不懂经史；有的满身尘垢、行为鄙陋，说话毫无意味；有的本是屠夫、商贩、赌徒之流，落笔却把墨弄得像苍蝇乱飞。这些全都是因为贿赂造成不公、考校没有办法的缘故。唉！祖宗的科举法，本来想网罗俊杰，弊病竟到了这个地步，不知得到这样的人成群，能够同他们谋划治理国家吗？至于贫寒孤苦的士人，长期沉浸于道艺之学，安居于书籍之中，博览强记，素来好古，谈论经义可以受到礼遇，下笔如有神助，却反而因为囊空槖贫、无人替他们引荐，终于被纷纷排斥。这甚至导致有些人明知自己必定不能入选，不能同众人比较长短，于是隐退闲居而不参加考试。这难道不是科举法不公平，也是有司受贿造成的弊病吗？又因为经义中荒唐的言辞很多，而能写空文的人，一个人可以冒充兼有数人的才学。所以凡是士人将要参加考试，便预先搜集脍炙人口的时文，按照经义题意分门别类；每一类撰写几篇经义文章，等到进入考场，就把所问的题目同辞意相近的文章拼合，依照原文誊录，称为“迎题”。有的预先猜测有司要出的题目，写成整篇文章，甚至五篇都准备好，丝毫不动心思。何况自从改革经义科以来，每一道经义题，在两学之间前后传抄的文章不下几十篇。有学识的人不愿沿袭它们的旧迹，便牵强附会地编造曲解；后来的无知者则整篇抄录，连一个字也不改。有司也不能全部查究，到了糊名判卷时，滥竽充数的人全都得以登榜。经义确实不足以取得人才啊！如果用诗赋选士，那么以前的弊病都可以革除。因为诗赋不能预先写成，即使能够猜测题目而预作，也不过只能得到事实材料罢了，至于声律平仄是否顺畅，却不敢苟且应付。这样一来，他们连顾全自己尚且不足，哪里还有余暇顾及别人呢？臣愚昧地请求陛下察看臣所陈述的意见，怜悯孤寒之士，不要辜负他们考究古学的勤苦，严厉下诏，痛惩这些弊病。今后科举中，凡考试官受贿、凭借权势而私自录取人的，允许士人陈诉；监司查核属实的，一律按接受枉法赃物论罪。同时，礼闱取士的一切法度，也请求严格察核，不要沿袭以前的弊病。这样，孤寒之士就能得到进身的机会了。这是臣所希望陈述的第七件事。臣私下观察天下所以陷入衰乱，都是因为吃闲饭而无补于国的人太多，无益的开支太大，所以国用匮乏，军队储粮也不能供给。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明断，凡一切冗食而无补的人和事，都全部罢废，用来充实军饷；这样养兵就有粮食，不会有军饷匮乏的忧患。臣私下看见上皇被奸臣误国，破坏扰乱纲纪，逐渐衰败；如今想要除去以前的过错，还要依靠陛下振兴并扶起它、革除并更新它，这样功业才会显著，规模才会宏远。如果拘守旧制，不能随着形势加以改革、减损或增益，那么天下对陛下还能有什么希望？上皇又何必急于禅位呢？上皇之所以颁下罪己诏，把皇位禅让给陛下，也是知道国家被奸臣错误谋划所误，法度毁坏废弛，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确实是希望陛下振兴已经衰败的纲纪罢了。有人说“三年不改父亲的道，才算孝”，这只是儒臣不知权变的说法。臣认为，如今法度中有不便于百姓、不利于国家的，应当一概加以更张，正是孟子所说的：如果知道它不合义，就应立即停止，何必等到明年。臣所说的冗食而无补，指的是什么？臣看天下的神霄宫，实在是国家的大蛀虫。这也是蔡京、王黼诱使奸党共同以妖术欺骗君上、蒙蔽皇帝，所以创设神霄宫；宫宇修饰华丽，耗费不可计算，四时举行祭醮，又侵耗国用。所谓知宫者，不过是倚仗权势欺压百姓，谋取钱财供养妻妾，饮酒吃肉，不修身自检，依恃崇道的势力行事，同士大夫混在一起，肆意贪污，有的甚至触犯宪网；至于真正精通道术、能够祈福祝寿的人，少得可怜。说他们是吃闲饭而无补于国，难道不是事实吗？况且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天下归附的根本只能有一个。如今在宫中另立两位君主，究竟意图何在？这恐怕是蔡京想要成为王莽那样篡位，所以暗中命令林灵素用妖言蛊惑上皇而设置的，他的意图是想分割天下的权力。又何况天子所居之都在大梁，四海九州没有不向这里朝贡的；如今却遍布内外州县，都建立王宫，这也正是蔡京想要预示各自割据一方的迹象。

译祖宗朝肯做这种事吗？祖宗朝的臣子肯劝勉君父做这种事吗？既然如此，今天的混乱未必不是从这里预示出来的。臣希望陛下迅速下诏，全部将神霄宫罢去；所有知宫、道众，都命令他们还归原来的道观，并将这些宫院退还给原来居住的僧人，改正寺院匾额；所有神像仪仗，请移到玉皇殿配享。这也是臣考虑到陛下不愿毁去它们，恐怕伤害父子仁爱之情。然而上皇英明果断，能够推究道理来处理今天的灾难，如果想要安定我二百年的社稷，难道应该因为一己之私而妨碍天下的大计吗？何况这些不过是土偶木人，毁掉它们不会损伤上皇盛大的德行，却足以成就陛下的大功，毁掉它们又有什么妨害？神霄宫所有田地，多的有五十顷，少的也不少于十顷，所供养的人不过十几名，何况它们不能参与国家缓急，只是让这些人聚敛钱财供自己谋私。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把这些田地全部交给守令拘管，制定租额，召集百姓承租耕种；所交税租和宫中现存供养的粮食，全部充作军储；又登记没收天下神霄宫中的供器，也可以用来供养军队，这实在是良策。臣又看天下佛寺中占有田地很多的，有的达到百顷，而供养僧人不超过百名；所以各路大禅刹中，多有奸猾的僧人贿赂监司、郡守而求得住持之职，纵情饮酒嗜肉而不焚修佛事；有的营求私利、侵夺财物而不供养僧众；有的狂纵沉溺于优伶倡女而不修戒行。所以每当住持一座寺刹，就把国家供给寺院的常住财物搜刮来作为亲戚的私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臣愚昧地请求陛下下诏各路，专门委托守令办理：律寺就核查现有僧人的实际数目，禅刹就核查每年供养的僧人数目，按数发给口粮；田地以外的剩余财物一律没收入官，所有税租也按定额征收；其田地也招募百姓耕种，把所纳租税作为军储。与其让它们成为狡猾僧人的私下谋利之资，哪里比得上用来供养军队、供应军饷呢？所有道观也请求依照这个办法办理。又请求罢免天下各州的国忌斋钱；国忌日命令禅刹自行准备斋食。这样计算天下一年所节省的费用，也不是小数目。希望陛下不要犹豫。臣又听说，俸禄是用来代替官员耕种的。如今有官职的君子得到供养，既有固定俸禄，在任职之处又有的享有职田的收入。作为君主，如果一视同仁，人人都有职田也可以；现在却有的有、有的没有，不能均等，有的多、有的少，不能一致。臣替陛下考虑今天的办法，不如下一道诏令，凡有职田的，一律停止发给，其所收租米请求充作军储。陛下如果能采用臣这三条计策，仓廪就会充实，府库就会富足，即使招募很多军队，也不必担心缺粮。这是臣所希望陈述的第八件事。臣又听说，君主以兼听广照为德，臣下以献上可行之策、替君主纠正错误为忠。专断自用的人会孤立，拒绝谏诤的人会闭塞；孤立闭塞的政治，是亡国的征兆。因此设置敢谏之鼓，树立诽谤之木，开通进言的道路，招来天下的意见，这就是尧、舜、禹、汤所以昌盛的原因。比干被剖心，箕子被降为奴，折断直士的节操，封住谏臣的舌头，这就是桀、纣、幽王、厉王所以灭亡的原因。台谏官虽然地位低微，实际上可以同宰相相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承担着如风霜般严厉的职任，弹劾纠察不法，揭发检举过错，使百官震恐，不敢作非为，合乎正义的事情实在依赖他们。御史台本来就是朝廷的纲纪，台纲端正，朝廷就能治理；朝廷治理好了，天下也就能治理。臣听说近来蔡京专权，害怕别人议论自己的过失，想蒙蔽上皇的听闻，于是他所荐举提拔的多是自己的死党和阿谀顺从之徒，共同成就奸恶，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聪明。谏官长期空缺而不任命，台官只选取庸才来充数，所以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百姓失去农桑时节；狱官严酷刻薄，百姓遭受被诬陷杀害的罪祸；守令贪赃，残害百姓越来越严重。而朝廷大臣却还把纲纪当儿戏，暗中怀有叛逆之心，想分割天下据为己有，没有人肯向上皇进言。这种情况日益延续，终于导致大乱。幸亏依靠祖宗的神灵，六贼的奸计屡屡失败，才没有发展到篡夺国柄的地步罢了。唉！臣听说去年春天金兵刚刚兴起，边臣告急，奏章接连送到，蔡京父子却把奏章藏匿不报，反而收拾金银财宝，暗中为自己准备退路；在朝大臣也都作好了离去的打算，没有一分一毫抵御的意思，直到金兵逐渐逼近，才开始上奏报告。这是臣从陈东的书信中得知的。臣开始读到这些话时，不觉掩卷长叹：国家究竟怎样辜负了大臣，竟到了这种地步？疾风之中才知道劲草，社会动荡时才能辨识忠臣，难道是虚话吗？随后愤怒之气充满胸膛，恨不得手持宝剑，把诸位大臣的肝胆全都剖出来吃掉，仍不足以使臣心中痛快。臣也知道事情的根源了：大概是因为不能提拔台谏之臣，使他们经常议论天下得失，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后来臣私下听说陛下优先选拔忠义之士，任用他们担任台谏官，臣知道这是黎民百姓的幸运。于是臣洗心静听，等待他们的进言；天下最重大的利害问题，姑且以此来观察国家是否得到了人才，臣企盼他们的风采已经很久了。如今听到他们的言论，不过是纷乱琐碎的事情，没有什么超出常人的地方，难道太平时代竟完全没有可说的吗？还是他们只想保住俸禄和职位而不肯进言？是害怕获罪、被贬谪而不敢说，还是被权臣压制堵塞而不能说？如果认为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战争正在这里纷扰，蛮夷还没有宾服，政事和风俗已经逐渐衰败，祖宗的法度废弃而没有恢复，四海都没有欢乐的声音，万民全都面露忧惧；天子未必全都正确，大臣难道能没有过错？这不能称为太平。若想保住职位、持有俸禄而不肯进言，那么尚未居位的人应当修养自己的言辞，已经身居其位的人就应当以死守护自己的职守。如果只是替自己谋划，为什么不辞去尊贵职位而居于卑下之位，辞去富贵而居于贫困呢？难道可以为了个人私利而废弃天下的大计吗？如果说是害怕获罪贬谪而不敢说，那么明主不厌恶直切的言论，正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忠臣不躲避重刑诛戮，正是为了直谏。折断宫门槛也要进言，呼喊愿在地下同龙逢、比干交游的，究竟是什么人呢？身处谏职，即使白刃交加于眼前，也应视死如生，怎么应当害怕获罪贬谪而闭口不言？如果说是权臣压制而不能进言，那么有官守的人不能履行职务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不能进献言论也应离去。把笏板放在地上请求退职，甚至使皇帝收敛神色向他道歉的，是什么人呢？言路既然闭塞，那么高飞远走，去同赤松子遨游也可以。

译否则，即使触犯皇帝的威严而招致斧钺之诛，也可以。何苦因为畏惧权臣而不敢直谏？台谏之臣明知这个道理却不说，就是辜负陛下。臣不知道今天所谓的谏臣，果真有像王陵那样当面折辱、在朝廷上直谏的吗？有像汲黯那样守节而死、以义自持的吗？有割颈流血、污浊车轮的人吗？有出行时使权贵避让骢马的人吗？臣知道他们一定都没有。天下士人多能在空话上表现自己，却不能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往往在布衣时能够忠言直谏，即使触犯君主的脸色也不推辞；等到让他担任谏诤之职，便保住职位、守住俸禄，几乎比阿谀奉承的人还严重。唉！这种人哪里值得计算？假使臣见到他们，一定要唾他们的脸，大大羞辱他们。臣希望陛下优先选拔直臣担任这一职务。如今朝廷之上、贬谪名籍之中、布衣行列之内，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请陛下明察而广泛采选。又请求立法：凡提拔台谏官，即使由宰相遴选，陛下也一定要亲自在朝廷上考察他们，拿十件事考问，其中五件评议古代成败，以观察他们的学问；五件询问权臣的得失，以考察他们是否敢于进言。这样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了。如果再把面容柔顺、语言软弱、具有妾妇相的人作为标准，那么臣将会看到大臣专擅权力，纲纪严重毁坏，甚至超过从前。臣听说吕元膺出任同州刺史，后来入朝向唐德宗谢恩，德宗询问政事得失，吕元膺论奏时言辞气势激切，皇帝称赞他，对宰相说：“吕元膺有正直的言论和刚直的气节，应当把他留在身边，使他能够进言政事得失。你们认为怎么样？”李藩、裴垍拜贺说：“陛下采纳谏言，超过历代帝王，这正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庆，请把吕元膺留下来，在左右供职。”臣由此知道，唐德宗所以能够吸取奉天之难的教训而重新实现治理，完全是因为能够广泛寻求敢于进谏的大臣。即使只有一个人正直，也不遗弃他，必定把他安置在身边，不让他到外地任职。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每次任用谏臣，都以古代为法。大臣入朝见皇帝议论政事时，允许台谏官随同入进、参与听闻；还允许台官退朝后辩论事情的是非可否，再把意见陈述上来。有的台谏官三个月不进谏，就罢免他。又请求陛下亲笔书写诏谕，张榜于朝堂，明白告知台谏官：各自应当以忠义自立，对于天下的利害、朝臣的善恶、政令的偏颇与正当、纲纪的得失，都要充分陈述、弹劾上奏，不应隐瞒实情。这样或许能使隐居山岩的遗逸之士知道朝廷有从谏如流的美德，于是内心受到触动，庄严地戴冠束带，来到宫阙之下，希望进献谋略，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民俗达到成王、康王时代。这是臣所希望陈述的第九件事。臣又听说，上级发言称为命令，下级接受并奉行称为政令。所以君主下令召见，臣下不等驾车备好就立即动身，都是为了尽到臣子的礼节，不敢怠慢。唉！古代委身为臣的人，即使被派去赴汤蹈火、冒着箭石，也会冒险赴难、竭尽节操；何况只是宣布诏令告知百姓，用心并不劳苦，用力也不多，他们怎么忍心违背君上的命令呢？臣私下看见近年以来州县官员行事不法，把接受贿赂、营求私利当作好计，把奉行诏令、教化百姓当作余事；他们从早到晚所挂念的，不过是宴饮游乐、酒色财帛，以及替子孙谋划罢了，哪里曾把治理百姓当作要务？至于国家颁布诏令，本来是想使天下士人和百姓都体会圣意，传播德化，奈何守令不得其人，完全不奉行的有之；甚至诏令中稍有涉及州县官员的内容，他们便藏起来不给人看，终于使天子的德意无从下达。因此人心离散，事情陷入艰难困苦，百姓又把怨恨归于皇上。顽劣的百姓和强悍的风俗，不知道天子本有深切体恤百姓的用意，只因守令不能奉行，反而徒然成为残害百姓的工具；欺骗君上、蒙蔽皇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看陛下即位以来，宽大诏令屡次下达，但州县官吏以前的弊病并未革除，也不过把诏令挂在墙壁上，徒然作为文书形式，起初从未见他们真正遵行。如今《周官》记载，周王在正月率领治官的属吏察看治理天下的法则，并在道路上巡行、摇铃宣告，因为既然要禁止百姓，就应当让他们全都知道；如果不让他们知道，等到触犯法令才施刑，这就是陷害百姓。既然这样，先王的号令一定要做到家家户户都明白，所以说：鼓舞万物的是雷风，鼓舞万民的是号令。臣私下看如今诏令下达后，知道它的只有官吏罢了。有的诏令下达一年，百姓还没有看到，这种风俗为什么衰薄到如此地步，竟不足以同古代相比？这不是国家本身的过错，而是郡县没有良吏造成的。臣又观察到，违抗诏敕命令的事情很多，只是上下互相遮蔽，没有人肯揭发罢了。臣愚昧地请求陛下严厉责罚守令：诏书到达之日，立即在公堂颁布，给百姓看；还要根据事情缓急，全部命令在要闹之处书写于墙壁，公开晓谕，使凡有眼睛、有脚能够到达的人，都能抬头看到圣诏的恳切，知道天子殷切体恤百姓，于是人人都思念奋发、尽忠尽义。又请求督促责成守令：凡朝廷改变旧有常法、禁止百姓祸害的事项，都应立即施行，不得拖延。若仍沿袭旧习，违背皇帝手诏，就应当除名勒令停职。这样，诏令就不怕不能宣布，民情也自然会悦服。这是臣所希望陈述的第十件事。臣所进的三篇奏书，分条陈述当今利害三十多件，确实都是紧要之事。其中有触犯权臣的，有违忤天听的；有的会同富贵人家结怨，有的会使台谏官发怒。臣并非不知道李云以草野之士的身份，公开上书，终于被杀。臣在这些事情上仍不顾自身，敢于直言，实在是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安定天下。臣起初想请求朝廷派一名使者，派臣奉持咫尺之书，劝说金主使其归附。臣当时如果有此行，也一定会被投入鼎镬烹杀。后来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臣却仍敢以三篇奏书冒犯皇帝的听闻，是因为臣知道天下重大的利害都已经完整记载在其中，没有丝毫遗漏。假使这些言论能够上达陛下，使万民得到恩惠，那么臣即使死在朝廷上也不推辞。臣希望陛下明断，一定采用臣的计策，那么不只是朝廷安定，天下百姓也都会安定。万一权臣嫉妒怨恨，指说臣是狂妄书生，就请求陛下召集朝臣询问他们，或者登上御楼呼唤过路人询问，或者召见京城的耆老询问；他们一定会说臣的计策可以实行，而大臣们的话只是嫉妒阻挠进言。过去苏世长进谏极其切直，唐高祖脸色变了，后来却笑着说：“狂态发作了吗？”

译苏世长说：“如果是替臣自身打算，那是狂妄；如果是替国家打算，那就是忠心。”臣今天也请把这句话献给陛下。陛下如果采用臣的计策，却赐臣一死，那么臣死得有光彩，含笑入地也没有遗憾。如果不采用臣的计策而免除臣的罪责，那也不是臣所希望的，因为臣以一个援助很少的身份，最终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手里。史书上说：“一千人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争辩。”臣虽然微贱，却能刚直峭切而敢于进言。朝廷有直臣，天下就会太平。倘若陛下辱没自己的宽恕，认为臣是狂妄，那么臣还有骨鲠之言要进献。天子聪明的听闻，难道不能对国家有所补益吗？一切都请陛下裁断。《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理国家 宋钦宗时期，许翰上奏说：“臣愚昧地恭敬接受诏令，授予臣官职，已经写好札子陈述自己衰病，不能胜任职事。如今外方国家形势艰难危急，臣私下怀有想要陈述的意见，而事情按道理必须在早晚之间上达。稍有迟缓就会错过时机，以后便来不及办理，所以臣先列举条款上奏。” 自从崇宁年以来，天下士人都认为：不是奸佞贪婪之徒就不能升进，不是圆滑软熟、迎合和顺之人就不能被容纳，所以凡是当时受到推崇而升到大吏的人，很少有真正可用的才干。如今既然不得已，就应当提拔小吏来任用。依照出使的法令，暂借官资，让他们代理郡府职务，等到有了功效再正式任命；这样人人都会磨砺自己，想着奋发而起。这比从前那些保全自身、保妻护子的臣子强过百倍；那些人的宠禄已经过分，就像吃饱肉的鹰，不再奋击捕猎一样。一、如今军政长久败坏，士卒难以依靠，应当让郡县把百姓编成什伍，训练他们作战，使他们能够自保疆土，遇到缓急也可以调发他们赴难。河东、河北以及靠近黄河的各路帅臣，都应允许他们专断使用一方的赋税，依照便利条件办理事务，以充足兵员和粮食。过去唐代李抱真节制泽潞，以赏罚激励百姓，得到士卒二万人，于是称雄山东；当时人们称昭义军为诸道之冠。如今如果让各路将帅都推行这种办法，那么天下就都能成为昭义军了。不过昭义军的办法，是按丁口选择人员，免除他们的徭役租税，在农闲时练习射箭，年终举行大校阅；这可以长久实行，却难以应对突然的战事。如今寇难就在数月之内，若一定要让命令一下达，众人便能聚集而事情立即办成，那么每个县都应有一乡豪杰，由守令亲自访问，召见他们，晓谕以忠义，给予宠赐荣誉，向他们说明敌寇侵掠屠戮的祸害，暂授进武义副尉等官职，使各地那些仰慕名位、愿意效力的少壮之士得到分掌统领。每县得到三四名豪杰，县境之内强悍果敢、忠诚坚定而有用的人就可以全部被发掘出来了。这种办法取得效果容易而且迅速，是一时的权宜之利。若把昭义军的政治办法修治完善，效果也不过在二三年之间；二者可以同时实行，而昭义军之法能够长久，即使到了太平时代也不可改变。臣近来曾屡次向渊圣皇帝进言御敌的事务，认为关键在于边境；如果边境不能防守而敌寇进入腹心，那么人心震动骚扰，士气沮丧败坏，即使驱使他们作战，也是一百人抵不上一个敌人。所以祖宗以来，依靠的是边防，而不是都城。臣又听说祖宗时期，边臣如郭进、李汉超等人，往往几十年不更换任用，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而去年各州甚至有一年三次更换守臣的，边帅无不纷纷变更。臣多次争辩此事，却不能得到采纳。如今凡是适宜统领民兵的守臣和帅臣，希望写入法令，不要再调动更换；增加俸秩、赏赐金帛来勉励功勋，这样民兵才可以使用，疆域才可以保全，边境才可以强固。一、臣去年路过泗上，听归朝官张企肃说：“希望得到燕人三百名，把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供给马匹和资金，从登莱海道秘密进入燕境，号召乡党，联合反叛女真的力量，一定能建立大功。”臣又听说，过去曾有人把这个计策告诉宰相唐恪，唐恪却大笑。近来有族人从敌境逃回来投降，暗中得知契丹、燕地人的情形，看见他们怨恨金人，恨不得吃金人的肉。臣由此知道敌人是可以离间的。契丹和燕云之地，本来就不是金人所有。如果让燕人前往夺取土地，因功把土地封给他们；遇到财物，就用来赏赐自己的士卒，那么金人的势力就会分裂，迅速深入其腹心，必定不能长久成为中原的祸患。一、臣考察秦汉以来用兵的变化，能够覆灭强敌的，都是把众多弱小力量联合起来成为强大力量，例如燕昭王击破齐国、汉高祖夺取楚国，都是如此。如今金人既然夺取了契丹，又扰乱中原，其势力必将向邻近地区用兵，如西夏、高丽以及大小敌国，大多都有伺机反顾、狼顾观望的意图。臣曾建议放弃陕西，前进修筑没有用处的地方，把它们交给西夏，增加给它的岁赐，同它解除怨恨，重申旧日恩好；再派一名辩士去游说西夏，就可以使它出兵攻打云中。又派人联结高丽以及大小敌国、各个小寇，和他们共同扶立契丹的后裔；这样金人的土地坐看就会分裂，中国便可以得到休息。考察唐代遭遇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起兵，借回纥的军队来收复两京；如今只要让他们扰乱敌人的巢穴，所得利益就比唐代大百倍。一、河朔、山东以及京城附近的郡县，都是平原旷野，适合使用战车的地方，可以训练百姓进行车战。过去北魏认为刘裕的军队害怕铁骑冲突，便用铁链连接战车，组成箱形阵。赵元昊反叛时，国家也曾使用战车取得功效。如今金兵没有别的长处，所依仗的只是铁骑。用战车抵御骑兵，古今都是相同的办法，只是我军每每忌惮战车笨重迟缓、耗费劳力财物，始终不肯使用。应当下诏让有司讲明这种方法，并督促训练实行。迁都一事有经久长远的制度安排，巡幸则有临时促办的功效，二者性质不同。如今若只着眼于眼前数月的利益，宜命令金陵帅臣召集海船，训练水战，储积粮食，只等待皇帝巡幸即可。其他一切营造修缮和劳役，都应暂且停止，使百姓得到安抚和休息，以巩固民心、建立国家根本，这是当前的大事。如今虽然已有诏书，告诫不得劳民，但如果不能把这些事情全部停止，恐怕所谓不得劳民的告诫终将成为空文。从前唐太宗修建洛阳乾阳殿，准备巡幸，张元素进谏说劳民不可，太宗立即停止工程，并说：‘如果以后一定要去，即使露天坐着，又有什么妨碍？’何况如今艰难忧患正多，更应适当减省，不可过分铺张，这样才能下感人心、上合天意。凡是府廷、官署、寺观，只要粗略修整破败之处，都可以用来让皇帝暂时驻跸并张设黼扆，使远方之人都知道陛下德行盛大。这正是取法陶唐时代茅屋、土阶的意思，天下幸甚。臣估计金兵扰乱边境，时间不会超过十天到一个月；如果稍有失误而不能应付，必然会再次深入。伏望圣慈将臣的意见交给大臣们讨论，如果有可以采纳的，希望下诏迅速施行，或许还来得及防备并办成此事。谨录此奏上报，恭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