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九

译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他的食邑在鄃县。鄃县位于黄河北岸，如果黄河决口向南流，鄃县就不会遭受水灾，封邑的收成还会增加。田蚡便对皇帝说：“江河决口，都是天意造成的，不容易凭人力强行堵塞。即使堵住了，也未必符合天意；那些望气、用术数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于是天子过了很久，仍不办理堵塞决口的事。当时郑当时任大司农，他说：“过去关东漕运粮食，是从渭水向上运输，大约到六月就停止；而漕运水道有九百多里，时常有难行的地方。若引渭水开渠，从长安开始，沿南山脚下直到黄河，长三百多里，漕运就直接而容易了。估计可以使漕运在三月结束，而渠下还有一万多顷民田，也可以用来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运费用、节省士卒，又能使关中的土地更加肥沃。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便命齐地水工徐伯负责测量，调发数万士卒开凿漕渠，三年后贯通，漕运因此大为便利。此后漕运量逐渐增加，渠下百姓也颇能用水灌溉田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成帝初年，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本郡承接黄河下游，与兖州东郡以河水分流为界；城郭所在尤其低洼，土质松脆，容易受损。近来之所以河面宽阔却没有造成大害，是因为屯氏河使两条河流相通、分流。如今屯氏河淤塞，灵鸣犊口又更加不利，单独一条河承担几条河流的水量，即使把堤防加高，最终也不能排泄水势。若遇连绵大雨，十天不能放晴，必然涨满溢出。灵鸣犊口在清河东部边界，地势所在低洼，即使让它通畅，也仍不能替魏郡、清河减轻水灾。大禹并不是不爱惜民力，而是因为地形有利，所以开凿九河。如今屯氏河已经停止流通七十多年，重新开挖不久前才断绝的河道，容易疏浚；而且河口所在处高，可以分散、削弱水势，按道理和实际需要都适宜重新疏浚，用来帮助大河泄去暴水，防备非常灾害。又因为地势和时势的变化，郭昌开凿直渠后三年，河水又从原来第二道弯曲处向北流了约六里，再向南汇合。如今河道的曲直形势又发生变化，贝丘百姓对此十分忧惧。应当重新开渠向东流；如果不预先修治，向北决口会危害四五郡，向南决口会危害十多个郡，到那时再忧虑就晚了。” 哀帝初年，平当负责巡视河堤，上奏说：“九河如今都已淤塞消失。按经义，治水有决开河道、疏浚深川的说法，却没有修堤防、堵塞河流的说法。黄河从魏郡向东北流，多次泛滥决口，水流的痕迹难以辨明。四海之内的百姓，不能欺骗。应当广泛寻求能够疏浚河川、治理黄河的人。”于是下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各部刺史、三辅、三河以及弘农太守举荐有才干的官吏和百姓，却没有人响应。待诏贾让上奏说：“治理黄河有上策、中策、下策。古人建立国家、使百姓居住，划分治理土地时，必定留下河川水泽的分流之处，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设置堤防，小河可以流入陂障，低洼处作为污泽，使秋季洪水有许多地方停留，左右游荡的水流宽缓而不急迫。土地有河流，就像人有嘴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流，就像制止小儿哭泣而堵住他的嘴，难道不是很快就停止了吗？但他的死亡也就马上可以等到了。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应决开河道使水有所归；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应使他们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大概始于战国；各国堵塞河流，各自谋求私利。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低洼，于是修堤距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冲到齐国堤防，就向西泛滥到赵、魏。” 赵、魏也修筑距黄河二十五里的堤防。虽然这不是河流本来的河道，但水还可以在那里游荡；水势到了又退去，便沉积淤泥，使土地肥沃，百姓耕种这些田地，有时长久没有灾害，渐渐修筑房屋居住，便形成聚落。大水到来时，房屋田地被冲没，他们就再筑堤防自救，逐渐迁离城郭，排开水泽而居；遭受水淹，也是他们自取的。如今堤防有的距水很近，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靠近黎阳南面的旧大金堤，从河西向西北延伸到西山南头，又转向东与东山相连；百姓住在金堤东面搭建房舍，住了十多年，又在东山南头修筑新堤，直向南与旧大堤相接。内黄境内还有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水泽，四周环绕堤防；十多年前，太守把修堤劳役摊派给百姓，百姓如今已在其中建造房舍。这些都是臣亲眼见到的。东郡白马的旧大堤也有好几重，百姓都住在它们之间；从黎阳以北直到魏郡边界的旧大堤，离黄河较远的地方数十里以内，也有好几重。这些全都是前代逐步排筑出来的。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修筑石堤，逼水向东冲到东郡平刚；又修石堤使水向西北冲到黎阳观下；又修石堤使水向东北冲到东郡津北；又修石堤使水向西北冲到魏郡昭阳；又修石堤逼水向东北流一百多里。黄河这样两次向西、三次向东，受到如此狭窄的逼迫，不能安稳流行。” 如今实行上策，就是迁徙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地带的百姓，在黎阳决开河道；在遮害亭放开黄河，使它向北流入大海。河西靠近大山，河东靠近金堤，水势不能向远处泛滥，过一个月自然会安定下来。反对的人将说：‘如果这样做，城郭、田地、房屋、坟墓将毁坏成千上万，百姓一定怨恨。从前大禹治水，遇到山陵挡路就毁掉它，所以凿开龙门，开通伊阙，折断底柱山，毁坏碣石山；天地自然形势尚且可以破坏，何况这些是人力造成的，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黄河沿岸十郡治理堤防，每年耗费将近万万钱；等到大决口时，毁坏的东西又数不尽。如果拿出几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使他们从事产业，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让神与人各居其所而不互相侵扰；况且大汉疆域方圆万里，难道还要同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个工程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忧患，所以称为上策。若多在冀州开凿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并削弱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却也是挽救失败局面的办法。反对的人将说：‘河水高于平地，每年增加堤防，尚且还会决口泛滥，怎么可以开渠呢？’臣私下考察，从遮害亭向西十八里到淇水口，有金堤高一丈；从这里往东地势逐渐降低，堤防也逐渐加高，到遮害亭高四五丈。过去五六年黄河水势大涨，水位增加一丈七尺，冲坏黎阳南城门，流入直到堤下；水面距离堤顶还差二尺左右，从堤上向北望去，河水高出民房，百姓都逃到山上。水停留了十三天，堤防有两处溃决，官吏和百姓将它们堵塞。”

译臣沿着堤防行走，观察水势，向南七十多里到淇口，水面正好达到堤防的一半，估计高出地面约五尺。如今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设置多处水门。元初年间，遮害亭下面的河道距离堤脚几十步；到现在四十多年，河水已经恰好流到堤脚。由此可见，那里土地坚固。恐怕议论的人会认为大河难以控制，但荥阳漕渠足以说明这一点；那里的水门只用木头和泥土筑成。如今凭借坚固的土地修筑石堤，形势一定完备安稳。冀州渠首应当朝向这个水门；治理水渠不是挖穿地面，只需修筑一道向东的堤，向北延伸三百多里，进入漳水；堤的西面依山脚和高地，各条水渠还可以随处分流引水。干旱时打开东方较低的水门，灌溉冀州；水势大时打开西方较高的水门，分泄河流、通入水渠。开渠有三项好处，不开渠有三项坏处。百姓常常疲于救水，一半时间失去生产；水在地面流动，水汽聚集上升，百姓便受湿气之害；树木全都站立枯死，盐碱地不能生长谷物；一旦决口泛滥，田地败坏，成为鱼鳖的食物——这是三项坏处。若有水渠灌溉，盐碱和低洼地的水分下降，淤泥沉积使土地更加肥沃，所以种禾麦可以改种粳稻；高田收获是原来的五倍，低田是原来的十倍。转运漕粮时舟船便利，这是三项好处。如今黄河沿岸各郡的堤防官吏和士卒有数千人，砍伐、购买薪柴石料的费用每年数千万，足以用来疏通水渠、修成水门。百姓也会因灌溉得利而相互带动治理水渠，即使劳累也不会停止。百姓的田地得到治理，河堤也能修成。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维持数百年的办法，所以称为中策。若只是修缮完好旧堤，把低矮的加高、单薄的加厚，劳费无穷，又屡屡遭受水害，这是最下策。王莽时征召能够治理黄河的人有上百名，其中意见较为不同的，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并说：黄河通常在平原、东郡一带决口，那里的地势低、土质松疏。听说大禹治河时，本来就空出这块地方，以便水势过大时放任它泛滥，水少时稍稍自行消退；即使河道不时改变，仍不能离开这个区域。上古的事情难以考察，近来考察秦汉以来黄河在曹、卫地区决口，南北不过一百八十里，可以空出这片地方，不要把它作为官府亭舍和百姓住宅罢了。大司马史长安人张戎说：水性向下，流得快就会自行冲刷，形成空地并逐渐加深。黄河水浑浊，号称一石水中有六斗泥。如今西方各郡直到京师，向东流域的百姓都引河水、渭水和山川之水灌溉田地，即使在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是如此。因此河流缓慢，泥沙积淤而逐渐变浅；雨水多、暴水来到时就会溢出决口，而国家又多次筑堤堵塞，使河床逐渐高于平地，简直像在水中筑墙居住。” 不如各自顺应水的本性，不再引水灌溉；这样百川自然流行，水道自然通畅，就没有泛滥决口的祸害了。御史临淮人韩牧认为，可以略依《禹贡》所说九河的地方开凿，即使不能恢复九条，开成四五条也应当有益。大司空属官王横说：黄河流入渤海，而渤海地势高于韩牧想要开凿的地方。过去有一年连日下雨，东北风起，海水泛滥，向西南浸入数百里，九河所在的地方已经逐渐被海水侵占。大禹治理黄河，原本是让它沿西山脚下向东北流去；《周谱》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那么如今所流的河道就不是大禹所开凿的河道了。秦国攻打魏国时决黄河水灌魏国都城，决口于是扩大，不能再修补。应当向后迁移河道，选择完整平坦的地方重新开挖空地，使河水沿西山脚下、借助高地向东北流入大海，这样才没有水灾。沛郡人桓谭任司空属官，主持讨论此事，替甄丰说：以上这些意见，总有一项可行，应当详细考察验证，预先谋划确定，然后再兴工；费用不过数亿万，也可以让那些游手好闲、没有产业的人参加工程，让他们空居和服役都由官府供给衣食并为之做工，这样两方面都便利：上可以继承大禹的功业，下可以消除百姓的疾苦。” 晋武帝咸宁三年，杜预说：“凡是想修治水田的人，都认为用火烧荒、引水除草最便利，这并非没有道理。但这种办法只适用于新开垦的荒田，且与百姓居住地相隔很远的地方。从前东南地区刚开始开发，人口稀少，所以能够得到烧荒耕作的好处。近来人口日益增加，而陂堨每年决口，良田变成长满蒲苇的荒地；百姓居住在水泽之间，水陆都失去适宜条件，牧放断绝种类，树木站立枯死，这些都是陂堨过多造成的危害。陂堨多了，土层就薄，水也浅，积水不能向下渗润，所以每逢降雨，水便横向流淌，蔓延到旱田。进言的人不思考其中缘故，反而说这种土地不能种旱作物。臣按照汉代户口数考察如今设置陂堨的地方，那里原本都是可以经营旱田的土地。即使有旧陂旧堨，也应当坚固修缮，不是如今所说会危害百姓的那种陂堨。臣以前看过尚书胡威的奏启，他主张毁坏陂堨，言辞恳切周详。后来臣又看见宋侯相应遵上奏陈述便利之策，请求毁坏泗陂、迁移漕运道路。当时下令都督与度支共同处理，他们各自依据所见，却没有采纳应遵的意见。臣考察应遵的奏事，漕运道路向东通往寿春，有旧渠可以不经过泗陂。泗陂在应遵所辖地区，毁坏的土地共一万三千多顷，损害了已经形成的产业。应遵县所管辖的应当耕种这些土地的百姓有二千六百户，可以说已经很少了，却仍然忧虑土地狭窄、不足以施展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六百口〕 这些都是水造成的危害，本来应当共同忧虑，但都督和度支反而坚持不同意见；这不是因为所见有难以判断之处，只是因为意见不同而违背事理。人的见解既然不同，对利害的感受又各有差异；军队与郡县、士大夫与百姓，没有谁的想法完全相同。这都是只偏重一方面的利益而忘记另一方面的危害，正因为这个道理没有穷尽，所以事情常常带来祸患。臣又考察豫州境内由两个度支所管辖的屯田，州郡大军和杂役士卒总共使用水田七千五百多顷；计算三年的储粮，也不过需要二万多顷。按通常道理，没有必要蓄积过多无用的水，何况如今水涝盆溢，已经造成很大灾害。臣认为，与其蓄水失当，不如把水排泄出去，不要使它停滞。应当发布明诏，敕令刺史和二千石官员：汉代遗留下来的旧陂旧堨，以及山谷中私人修筑的小陂，都应修缮，用来蓄水；魏氏以来修建的，以及因雨水决口泛溢而形成的蒲苇陂、马肠陂之类，都应决开排水。长吏和二千石官员亲自督促工程，所有以劳力为生的人一并参加施工，令工程赶在水面结冰之前，大致达到干涸。凡是修治工程确有功效的人，都应给予相应奖赏。旧陂堨、沟渠中需要补塞的地方，也都要寻找细微的旧迹，完全按照汉代旧例办理。” 预先分派任务，列出名册上报；等到冬季东南地区军队休战换防时，各自留下一个月来协助施工。河流有固定的流向，地形有确定的形态。汉代人口很多，尚且能够没有水患。如今应当顺着它所造成的祸患把水疏导排泄出去，援引古代事例来说明今天的大事，这个道理显然可以坐下来讨论而确定。臣不胜愚见，私下认为这是今天最实际的利益。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后魏太武帝延和三年，任命刁雍为薄骨律镇将。刁雍到镇后上表说：“臣承蒙恩宠出镇，奉命告辞西部藩镇，总统各军。这里户口兴盛、地域广大，又总领军马，以防备意外；督促考核各屯田，以积蓄粮储。臣早晚都在忧虑，没有闲暇安居。今年四月底到达镇所，当时已是夏季中旬，来不及进行春耕。想到那些农夫，虽然已经遍布田野，但官渠缺水，不能广泛种植；加上过去的工程没有完成任务，士兵和百姓人口负担沉重，大都饥饿贫困。我略加巡视检查，知道这里土地耕种收获十分艰难。要养育百姓、使国家富足，必须大力经营田地。这里少雨，正应当引黄河水来使用。察看旧有的渠道和堰坝，原来是上古所修，不是近代建造的。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山引水，像是大禹留下的旧迹。山的两岸修有灌溉田地的大渠，宽十多步。山南把水引入此渠，估计当初修筑时，渠道高出水面不过一丈。由于河水湍急，沙土漂流，如今渠道已经高出河水二丈三尺；又受到河水冲击，常常崩塌。渠道高悬在上，水无法流上去；即使各处仍按旧法引水，也很难得到水。” 如今艾山北面的黄河中有沙洲，水分成两道；西河较小较窄，水面宽一百四十步。臣请求在来年正月以前，从河西高渠以北八里处，向下游五里地势平坦的地方分引河水，开凿一条宽十五步、深五尺的渠道，筑起两岸堤防，使堤高一丈。向北流四十里，再汇入古代高渠；然后沿高渠向北，又流八十里，共一百二十里，那里有大片良田。估计四千人用工四十天，渠道便可以完成。想要开凿的新渠渠口，比河床高五尺，河水无法流入。现在请求从小河东南岸斜向截断到西北岸，估计长二百七十步、宽十步、高二丈，截断小河，用工二十天，预计可以完成。合计用工六十天。小河的水全部流入新渠，水量就充足，可以灌溉官田、私田四万多顷；十天之内可以灌一遍，总共灌溉四次，谷物就能成熟饱满，官府赋税能够一向充足，百姓也能丰衣足食。”诏令同意了此事。宣武帝时，冀州、定州等数州接连遭受水灾，左中郎将郑楷上奏说：“臣听说，有国有家的人无不把万民放在心上，所以仓促之间也怜悯百姓的创伤，寝食之间都在寻求民间疾苦。百姓陷于饥饿，唐尧为之叹息。” 百姓大多遭受饥荒，帝乙也因此自责受罚。确实，政务和农业关系到百姓的性命，水旱灾害也因此能够得到救济、转危为安。近来东北数州连年淫雨，长河巨浪冲击，洪水急流奔涌，河流陆地都像连成了波涛，原野和低湿地一望相连，水势漫无边际，泛滥成为灾害；家家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藏，户户都有只能吃粗劣野菜的面色；肥沃的土地变成盐碱地，豆、麦、禾、黍化作萑草蒲草。这使臣痛心，徘徊流泪，久久站立。过去洪水造成灾害，《夏书》记载治理了四年；九州土地平定，《虞诰》记载其后被共同治理，这实在是由于君主勤于忧虑救济，臣下辛劳办事，白天忙到日偏西而忘记吃饭，半夜还停止不了睡眠。伏惟皇魏掌握天命、统治天下，总揽纲纪、裁定至高准则，德教遍及九州，恩德覆盖八方。朝廷中有槐阶棘路，实在聚集着英明贤哲；虎门麟阁，也确实都是贤能明达之士。天地含有和气，日月发出光辉。自从平定冀州、定州以来，水灾不断，年年因此饥荒；幽州、瀛州的河流连年泛滥。这难道是阳九之厄、百六之灾数吗？所以看来是人事造成的，并不是天运已经穷尽。从前魏国土地盐碱，史起曾讥笑过；如今这里荒芜，臣实在感到羞耻。臣不顾自己愚昧昏暗，冒昧地陈述此事。估计水流汇聚之后，向下浸润不止；九河的通塞屡次发生变化，不能一概按照古法，全部沿用旧堤防吗？” 为什么这样说？黄河在瓠子决口，梁、楚一带几乎陷于危急；宣防工程建成后，河水回到原来的河道，十多年间，人口和物产都很丰盛。后来又在屯氏决口，两条河分流，东北数郡的土地仅仅勉强保存。到了不再通达灵鸣时，水田一带，过去肥沃的土地十分之九都遭受损害，城邑荒残，居民离散，坟墓、井泉也被毁坏，实在是因为水势太大而渠道狭窄，又不再开通泄水之处，众多水流壅塞，曲折直冲相互乘势所造成的。至于测量河道的曲折走势，开凿沟渠，分别修筑堤防和堰闸，在各处疏通，预先决开泄水的通路，使水不至停滞积聚；随着地势高下施工，务必顺合地形，使土工、木工相互配合，务求便利省力，使土地有金堤那样的坚固防护，使水患有非常时期的防备；彼此钩连引水，多设置水口，使水从河道流入大海，远近各处都能顺畅通过，泄去低洼地和陂泽的积水。[原文“泻其墝泻泄此陂泽”疑有衍脱]九月农事结束后，估量役夫、核计工程；十月农闲时，树立工匠标志，测定尺度；由县里派遣能干的工匠，指示描画地势；由郡里派遣明达的使者，筹划察看可行与否；审察土地，推定堤岸，辨明水脉流向；竖立木板，分划崖岸，安排施工次序；另派使者按察各部，核验是非，俯瞰河流原野，明确审查通塞情况。在本地修治，不必远处调役，整个春季即可完工，不需要长期施工。根据地势高下营造田地，利用水陆条件：水地种植粳稻，陆地栽种桑麻，一定要使家家都有长期储粮，户户都有丰厚余积。这确实是上古防御灾害的方法，也有中古井田制的好处。就近来的事情而言，也有可以相比的例子。江淮以南，地势低洼，阴云雨水连绵，动辄持续十天一月；路途遥远，运输全靠舟船。南方田地虽只稍稍从事耕作，百姓却没有显出饥馑的脸色，平民很少有饥饿的容颜，难道是上天的恩德不均，才造成这种偏颇的惩罚吗？所以是由于地势不同，才有这样的丰歉差异。臣既居住在水边，亲眼看见荒芜残败，每每想到郑白二渠，屡屡思及王、李诸人。臣早晚不得安睡，想到皇家，怀着愚拙而赤诚的心，实在希望效力。臣虽只有萤火、燧火般微小的力量，也请求暂且施行，使数州男女不致荒废耕田种桑的事业。圣明时代有宏大的防洪工程，也有救济饥荒的贤士。邺县县宰深深感叹，认为这是一位朝臣的至诚之心，今天特来申述。诏书说：“连年水旱成灾，百姓受到饥饿的困扰。静心想到这些，直到天晚也无暇吃饭。审察这项条陈，深深符合朕的忧虑。但工程规划规模很大，不是早晚之间可以完成的，应交给有关部门估量，奏闻后再施行。” 宋太宗淳化二年秋，泾阳县百姓杜思渊上书说：“泾河中原来有石翣，用堰拦水引入白渠，灌溉雍州、耀州的田地，每年收获三万斛。后来经历多年，石翣坏了三处，白渠水量减少，灌溉田地不足，百姓吃粮颇为艰难。干德年间，节度判官施继业率领百姓用梢穰、篱笆和栈木截断河流筑堰，壅水引入渠道，沿渠百姓颇为受益。然而每逢暑期暴雨，山洪突然到来，堰就毁坏。到了秋天修堰，所用材料又向百姓征取，百姓频繁服役，最终仍不能坚固。请求依照古制征调丁夫修筑、叠砌石翣，可以数十年不被冲毁，这就是所谓暂时劳苦而长久安逸。”诏书同意了此事，派将作监丞周约己等人主持工程；但因为工程量特别大，不能完成，便停止了。

译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陈尧叟上奏《郑白渠利害案》。旧史记载，郑渠原来引泾水，从仲山西边到瓠口，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水，长三百多里，灌溉田地四万顷，每亩收获一钟。白渠也引泾水，从谷口起，流入栎阳，注入渭水，长二百多里，灌溉田地四千五百顷。两渠共灌溉田地四万四千五百顷。如今保存下来的不到二千顷，都是近代改修渠道、堰坝，逐渐毁坏旧有防护的结果，因此灌溉的好处比古代少得多。郑渠难以兴工修复，现在请求派使者先到三白渠，巡视察看，恢复旧有河道。于是诏令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驿马前往测量规划。皇甫选等人回来后说：“全面察看郑渠的规制，工程量最大；沿仲山向东，凿断山冈丘阜，首尾三百多里，连接绵延在山脚，岸壁已经崩坏，淤塞废弃很久了。估量它最初设置时，泾河水面平浅，能够直入渠口。等到年代久远，泾河逐渐变深，水势渐渐降低，与渠口形成高低悬隔，河水不能到达高崖处，渠岸崩毁，荒废多年，实在难以施工。”三白渠灌溉泾阳、栎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的田地三千八百五十多顷，是这些渠道供给衣食的来源。希望下令增筑堤坝，以巩固防护。旧时设置的节水斗门共有一百七十六座，全都坏了，请全部修缮完备。渠口原有六道石门，称为洪门，如今也已经坍塌毁坏。若再议论兴建设置，工程量会很大；而且想就近测量堤岸地势，另开渠口来疏通水道。每年命令渠官巡视察看堤岸的缺损薄弱处和水流的淤塞处，立即疏浚修治，严格禁止豪民盗取渠水。泾河中原有石堰，修筑宽广都达一百步，挡水雄伟壮观，称为将军翣，废坏已经很久。杜思渊曾请求兴修，但工程没有完成。后来只建造木堰，共使用梢木、木桩一万一千三百多根，每年由沿渠百姓供给；一遇夏季水灾，木堰立即毁坏，木料漂流散失。到了秋天又征发百姓修葺，屡次征敛，使百姓困苦不堪，没有止息。希望从今以后，灌溉田地结束后，命令水工拆下木堰，把木料放在岸边，可以供两三年修堰使用。所役使的沿渠百姓，按田地数量出丁，共调发一万三千人，用来防护渠道、建造堰坝；各方都能得到利益，百姓当然不会忌惮劳苦。选任能干的官吏主管此事，在泾阳县旁设置官署，按时巡视察看，往返十分便利。又说，邓州、许州、陈州、颍州、蔡州、宿州、亳州七州之地，有公私闲置田地共三百五十一处，合计二十二万多顷，民力不能全部耕种。这些都是汉、魏以来召信臣、杜诗、杜预、任峻、司马宣王、邓艾等人建立制度、开垦出来的土地；其中南阳境内，凿山开路，疏通河水，使水分流进入唐、邓、襄三州，用来灌溉田地。又有各处的陂塘、防埭，大的长三十里至五十里，宽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沟渠大的长五十里至一百里，宽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以通行小船。臣等周遍巡视考察，如果都增筑陂堰，劳力和费用会很大；打算先在堤防尚未毁坏、可以兴修水利的地方，耕种二万多顷，其余各处再逐步谋划兴建。九月，皇帝因为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粮米五七百万斛来救济京师，询问侍臣开凿疏通汴水的缘由，命参知政事张洎考求此事后奏闻。他说：“禹治理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砥柱，又向东到孟津；再向东经过洛水入河处到达大伾山，就是今天的成皋。也有人说是黎阳山。禹认为大河泛滥中原，危害最为严重，于是在贝丘疏通两条渠道来分散水势。一条从舞阳县以东引水进入漯水，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县入海，就是今天的黄河；另一条疏通沟畎，引水沿着西山旁流向东北，地势高处冲毁堤防，水势不便于流泄泛滥，夹着右边的碣石山流入渤海。《尚书》所说‘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洚水就是浊漳水，大陆就是邢州钜鹿泽；水流分布成为九河，汇合为逆河入海。黄河从魏郡贵乡县境内分成九道，向下流到沧州，如今已经合成一条河。所谓逆河，是指它与河水往复相承、彼此汇合。齐桓公堵塞河道以扩大田地和居处，只剩下一条河流存在，今天其东界到莽梧河。禹又在荥泽下游把大河分成阴沟，引水向东南流去，以沟通淮水、泗水；到大梁浚仪县西北，又分成两条渠道：一条原来经过阳武县、中牟台下，成为官渡水；另一条是秦始皇疏凿的，用来灌溉魏郡，称为鸿沟、莨菪渠。水从荥阳五个池口流来，注入这条渠；所谓鸿沟，就是从黄河分出的渠道，也称莨菪渠。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和谒者王吴开始修筑浚仪渠，大概是沿用黄河沟渠的旧河道。渠道修成后水流入浚仪，所以以浚仪县命名。灵帝建宁四年，在敖城西北用石头筑门，以拦住渠口，因此世人称它为石门渠。渠道外向东与济水相合，济水与河渠的浑浊水流向东注入；到敖山北面，渠水又兼并邲水。春秋时晋、楚在邲交战，邲又读作‘汳’，即‘汴’字；古人避讳反字，改用汴字。渠水又向东经过荥阳北面，旃然水从县城东边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两座广武城，两城相距一百多步；汴水从两城之间的小涧中向东流出，济水从这里断绝，只有汴渠最初承接旃然水，称为鸿渠。东晋太和年间，桓温北伐前燕，准备疏通此渠但没有成功。义熙十三年，武帝西征姚秦，又疏浚此渠，才有急流奔注，但河岸容易崩溃淤塞。皇帝又加以疏凿，用来漕运。隋炀帝大业三年，诏令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征发河南男女一百万人，开通汴水，从荥泽起，通入淮水一千多里，于是修成通济渠。”},{

译又征发淮南十多万兵夫，开凿防沟，从山阳渎直到扬子江，长三百多里，水面宽四十步，然后皇帝才出行巡幸。从此以后，天下都受益于转运。过去孝文帝时，贾谊说汉朝把江淮作为供奉之地，认为鱼、粮食、布帛大多出自东南。到五凤年间，耿寿昌上奏援引旧例，每年增加关东粮食四百万斛，以供给京师，其中也有很多是由这条渠通过漕运运来的。唐朝初年，把通济渠改名为广济渠。开元年间，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说：江淮的租税船从长淮向西北沿鸿沟航行，辗转把租税运送、缴纳到河阴、含嘉、太原等仓，三年之间共运米七百万石，确实是从这里得到便利。开元末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认为江淮漕运经过淮水时因波涛而有沉船损失，于是疏浚广济渠下游，从泗州虹县到楚州淮阴县北八十里处汇入淮水，过了一段时间才完工。后来水流湍急，行旅艰险，不久便废弃停用，仍改走旧河道。德宗朝每年从江淮漕运米四十万石来增加关中的粮食供应。当时叛将李正已、田悦都分兵驻守徐州临涡口，梁崇义在襄、邓一带拥兵阻隔，南北漕运道路全部断绝。于是水陆转运使杜佑请求改换漕运路线：从浚仪以西十里处疏通南岸，引水流入琵琶沟，经由蔡河到陈州汇入颍水；这就是秦汉时期的旧河道。由于官府漕运长期不经过这里，所以泥沙淤积，河道不通。如果只是疏通水流、加固堤岸，功效就很小。况且庐州、寿州之间有水道，中间却横着一条平冈，名叫鸡鸣山。杜佑请求疏通鸡鸣山两端，这样船只都可以通行，中间只需有四十里登陆转运，那么江湖、黔岭、蜀地和汉中的粮食就可以连船顺流而下。从这里由白沙前往东关，经庐州、寿州，浮颍水，经过蔡河，进入汴河，不再经过沂水、淮水的险阻；比旧路线缩短二千里，工程花费少而收益广。朝廷正准备施行这一方案，恰逢徐州服从命令，淮河水路于是恢复畅通。到了本朝承受天命、接受帝位之时，由于大梁是四方物资汇集之处，是天下的枢纽，可以据此控制四海，所以选择京城并定都于此。汉高帝说：“我用羽檄征召天下军队，军队还没有到达。”孝文帝又说：“我刚即位时不愿意出示虎符征召各郡国军队，由此便知道军队和兵器都在外地。”当时只有南军、北军、期门郎和羽林孤儿，用来供天子随从和守卫藩篱。唐朝承袭隋朝制度，设置十二卫，府兵都是农民。等到废除府兵，才开始设置神武、神策等禁军，不过只有三数万人，也只是用来充当天子随从和守卫而已。所以安禄山侵犯宫阙时，只能驱使市民作战。德宗为防备战乱而护驾时，只有四百多名骑兵，兵器铠甲都在各郡国。名额内现存、可以调动的军队，除河朔三镇之外，太原、青、杜各有十万人，邠宁、宣武各有六万人，潞、徐、荆、扬各有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有二万人。其余驻守在观察、团练和险要之地的军队，也不少于一万人。如今全国的甲士有几十万人，战马有几十万匹，全都聚集在京师，把七个亡国的士民全部集中到京城之下。京师的民众比汉、唐两代京城多十倍；即使京畿地区有时发生水灾、旱灾，也不至于陷入困乏歉收，是因为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条渠，水流分支相通，都汇集到京城，船只首尾相接，供给公私所需，因此没有匮乏。只有汴水横贯中原，上游承接黄河，漕运引来江湖地区的物资，南海的利益也都由此得到，天下一半的财赋以及山林湖泽中的各种货物，全都经由这条水路运来。这样看来，大禹费力疏浚开凿河道来分导水势，隋炀帝开凿渠道来供奉巡游，虽然河道多次淤塞废弃，却在后世百代仍能保持水流贯通，最终成为国家所利用的水道，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真宗天禧四年二月，黄河河道堵塞，群臣入朝祝贺，皇帝亲自撰文刻在石碑上，记载治河成功的功绩。这一年，祠部员外郎李垂又陈说疏通黄河的利弊，朝廷命李垂前往大名府以及滑州、卫州、德州、贝州，与通判、军职官员和长吏共同筹划测算。李垂上奏说：“臣所到之处，大家都说黄河水会流入王莽沙河，再与西河旧河道的水汇入金赤河，必定担心水势浩大，冲荡浸淹民田，难以修筑堤防。臣也认为，黄河所经过的地方，不可能没有危害。如今黄河决口向南，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多；而且阳武埽、东石堰埽以西，地势低洼，东河泄水也很困难。有人说：现在决口处河底坑深，旧渠的水势向上冲，如果在决口旁边堵塞，必定还会再次冲坏。既然如此，那么主张堵塞黄河的人确实认为此事困难。如果黄河决口向北，危害虽然较少，但一旦河水流入御河，就会冲荡易水，直达干宁军，进入独流口，随即波及契丹境内。有人说：这样会因此动摇边疆地区。既然如此，那么主张疏通黄河的人就更加认为此事困难。臣处在这两种困难之间，冒昧筹划一个办法：请从上游引水向北，导入地势较高的地方，向东直到大伾山，再泄入澶渊旧河道，使水流向南不到滑州，向北不越出通利军辖界。应当怎样筹划呢？” 臣请求从卫州东界起，在曹公所开运渠以东五里的黄河北岸凸出处，顺着河岸填筑坚实土堤，将水引向正北略偏东十三里处，挖开伯禹古堤，使水流入裴家潭，通到牧马陂。又向正东略偏北四十里，凿开大伾山西山，将水分成两条渠：一条逼近大伾山南麓，在正东八里处决开古堤，重新接入澶渊旧河道；另一条逼近通利军城北面的曲河口，直到大禹疏导的西河旧河道。向正北略偏东五里处，开挖南北向的大堤；再向东七里进入澶渊旧河道，与南面的渠道汇合。这样一来，来自北方高地的水流在大伾两山的山脚之间，便可以分流调节水势；疏通、泄放两条渠道后，水流向东北汇聚，走不到三十里就重新汇入澶渊旧河道，而滑州境内的水患不用治理，也会自行干涸。臣请求征用兵夫二万人，从明年二月开始施工，除去三伏天只能完成一半工程外，到十月便可完工；其中堤岸有的应加厚，有的应减薄，可以等到第二年再做。”奏疏上报后，朝廷商议认为此事会造成烦扰，便停止了这一计划。

译仁宗庆历年间，任平江知府的范仲淹上奏说：“德行就在于施行善政，政事的根本在于养育百姓。这句话说的是，圣人的德行只在于施行善政；善政的要旨，只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政务，必定在于重视农业。江南过去有圩田，每一片圩田方圆数十里，像大城一样，里面有河渠，外面有闸门。干旱时就打开闸门，引入江水的益处；水涝时就关闭闸门，抵挡江水的灾害，使旱灾和水灾都不能侵害农田，这是对农业很有利的措施。浙西地势低洼，常常苦于水灾，虽然有沟河可以通向大海，但只有按时疏通，潮水带来的泥沙才不会使它们淤塞；虽然有堤塘可以抵御水患，但只有按时修缮加固，才不会被冲毁。臣任苏州知州时，查点簿书，苏州全州登记在册的田地中，属于有产出的有三万四十顷；年成中等时，每亩可收米二石或三石，合计有七百多万石。东南地区每年上缴的六百万石粮食，竟然只是一个州所生产的。臣询问当地年长者，他们说：‘从前两浙还没有归附朝廷时，苏州有营田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门负责农田事务，疏导河道、修筑堤坝，以减轻水患。那时民间用五十文钱，可以买一石白米。自从宋朝统一天下，江南歉收时就向浙右取粮，浙右歉收时就向淮南取粮，所以逐渐怠慢了农业政务，不再整治兴办。’” 江南的圩田、浙右的河塘，大半毁坏废弃，失去了东南地区最大的利益。如今江浙的米每石价格不低于六七百文，甚至达到一贯钱，与过去相比贵了十倍；百姓不能不困苦，国家不能不空虚。”臣请求每年秋季下达敕令给各路转运司，命所属州军的官吏和百姓各自陈述农业、桑蚕可以兴办的利益和可以消除的危害；或合力开通河渠，或修筑堤堰、陂塘之类，都交由本州军选任官员核算确定工程和材料。每年二月间兴役，半个月便停止，并且把工程功绩详细奏报。这样不断实行，几年之间农业利益大为兴盛，下层少有饥寒，上层不必高价买粮，那么东南地区每年买粮、运输的费用就可以大大减少。至于劝农督课的方法，应选官员讨论古制，取其中简便易行的办法，颁赐给各路转运使，亲自赐给一本，再交给新任知州、知县等。这是养育百姓的政务，也是富国的根本。” 皇祐三年，直集贤院刘敞论述修治商胡口，上奏说：“臣听说，天有时令，地有地势，民有民力。圣王建立功业、谋划事情，如果不与天分清时令，不与地分清地势，不与民分清力量，就不能成就功业、建立事业。如今朝廷因为黄河在商胡决口，议论一定要堵塞它，臣私下认为错了。近来连绵阴雨，雨水泛滥，山谷泄洪，河流横向溃决，有的冲毁城郭，这是天时。澶州、魏州的埽，像商胡这样的很多，别处没有决口而唯独商胡败坏，这是地势。淮水、汝水以西，关中、陕州以东，数千里之间，遭受水患的百姓，严重的被淹死，轻微的也流离逃亡，夫妻忧愁痛苦，无处申诉，大略计算有百万人；却没有听说朝廷采取措施使他们恢复生业。如今却议论堵塞河道，强迫疲病之余的百姓竭尽力量，趁他们财力残耗之后再搜括财物，增加难以承受的工程，责罚不能完成的人，急于限定日期而诛责未能赶到的人；上则是同天争时，下则是同地争势，这就是臣所说的错误。臣听说黄河给中原造成祸患已经很久，前代有时堵塞，有时不堵塞；堵塞它可以说是仁政，不堵塞也不能说不是仁政，这是因为有时机合宜与不合宜的区别。以尧为君、舜为臣、禹为司空，经过十三年才仅仅能够战胜水患。如今朝廷显然没有大禹那样的人，却想在几个月内堵塞决口的黄河，不权衡时机，不体察百姓，不是太过分了吗？议论者认为不堵河，冀州的水患将会非常可悲。不是这样：黄河尚未决口时，如果能使水不危害冀州，那还可以；决口以后，县邑已经淹没，人民已经逃亡，府库已经丧失，即使堵塞黄河也不能挽救。如今不如顺着水流所要去的方向加以疏导，即使不能挽救灾害与堵河相同，却可以让百姓得到安息，又有什么可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诗经》说：‘百姓也很劳苦，差不多可以得到小小安康；惠及中原百姓，以安定四方。’中原本来就是四方的根本，只有陛下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请加以考虑。” 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欧阳修上奏说：“臣俯伏看见，学士院召集两省、台谏官员讨论修治河道的事情，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这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凿六塔，双方各执一说，没有人知道谁对谁错。依臣愚见，两种说法都不对。谈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详细考察利害的根源；陈述六塔好处的人，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说。为什么这样说？如今认为旧河道可以恢复，只是看见河北水患，想把河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思考天禧以来河水屡次决口的原因，所以不知道旧河道已经具有不能恢复的形势，这就是臣所说没有详察利害根源。至于说开六塔有利的人，其说法不攻自破。既然说开六塔可以减弱大河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灾患为什么还报告危急？由此可知所谓减水的利益是虚妄的。开六塔的人又说可以把大河水全部引回，使它恢复横垅旧道。如今六塔只是分泄一部分水，下游无处归流，已经成为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灾患；如果把大河水全部引入六塔，那么危害会怎样呢？这就是臣所说接近欺骗蒙蔽的谬说。臣听说黄河本来含有泥沙，没有不淤积的道理，淤积的趋势通常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积变高，水流行进不快，于是就在上游地势低下的地方决口，这就是通常的形势。然而避开高处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所以河流已经放弃的河道，自然很难恢复。臣不敢远引经书史籍，广泛叙述河源，只就如今想恢复的旧河道来说说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起初，天禧年间，黄河从京东流出，水流经过今天所谓的旧河道；旧河道既已淤塞不畅，于是在滑州天台埽决口，不久修筑堵塞，水又回到旧道。没过多久，又在滑州以南的铁狗庙决口。此后几年，又议论修筑堵塞，使水恢复旧道；不久又在王楚埽决口，决口比以前稍小，与旧道分流。然而旧道的水最终还是因为壅塞淤积，于是在横垅大决口。可见决河并非不能用力堵塞，旧道也并非不能用力恢复，但不久后终究必定在上游决口，是因为旧道淤积变高，水不能通行。横垅决口以后，水流顺着低处而下，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灾害。到庆历三、四年，横垅的水又从下游开始先淤积。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塞一百四十多里。后来游河、金河、赤河相继又淤塞，下游既已堵塞，于是黄河又在上游商胡口决口。

译这样看来，京东、横垅两条河的旧道，都是因为下游淤塞，变成了河水已经放弃的高地。京东旧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不能恢复，证据非常明显。那么六塔所开旧道不能恢复，也不用说就很容易知道。臣听说议论者估算京东旧道的工程材料，只说铜城以上地势高，却不知道大体上向东都是高地，而铜城以上只是特别高罢了。铜城以东与铜城以上相比似乎较低，与商胡以上相比实际上仍然高。如果说铜城以东地势陡然下降，那么当时水流就应该在铜城以上决口，为什么会突然在横垅口淤积，又为什么会在那里大决口呢？既然两条河的旧道都不能修复，那么河北水患怎样才能消除？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如果不能确保一定成功，就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危害较少的办法去做，这仍胜过危害多而利益少，更何况是有害无利的办法呢？这三种办法可以比较选择。臣看往年商胡刚决口时，议论想要修筑堵塞，估计要用一千八百万根梢芟，向六路一百多个州军摊派。如今要堵塞的正是往年的商胡决口，必须使用往年的材料数量。至于开通、堵塞旧道，张奎原先估算的工程材料极多，后来李参等人虽然削减了很多，仍要使用三十万人。然而想用五十步宽的狭窄河道容纳大河水势，这是可笑的。又想把一个役夫开出的三尺见方增加到六尺见方，并且宽三尺、厚三尺、长六尺，这已经是原来一倍的工程，对人力来说已经十分劳苦。如果说六尺见方按开方计算，竟是八倍的工程，这哪里是人力能够承受的？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说较小却不切实际。总的来说，堵塞商胡、开通旧道，是两个大工程，都会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提出这样的办法，却想强行开通已经难以恢复、屡次决口且已有验证的旧道，使钱财白白耗费，而商胡不能堵塞、旧道不能恢复，这就是有害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住、暂时恢复，来缓解眼前的灾患，最终上游仍必定像龙门、横垅那样决口，反而加重国家困乏、百姓劳苦，这就是利益少而危害多。至于六塔，对大河只有减水的名义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流的水已经造成许多灾患，如果把大河水全部引入六塔，那么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等河北所依赖的州县将承受无法胜任的灾害；而且旧道淤塞不畅，上游必定还有在其他地方决口的忧患，这实在只是有害无利，是智者不会采取的办法。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在之处增修堤防，疏通下游，挖深河道使水流入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漫溢散流的忧患。如今黄河经过的数州土地，确实成为灾患；堤防每年所需征用的役夫，确实造成劳苦。与其白白耗费天下财物，白白兴动大批民众，却不能成功，最终仍不能免除数州的灾患，还要使每年服役的百姓劳苦，那么这种危害较少的办法，正是智者所选择的。大体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有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道，上游必定决口；开六塔，上游也必定决口；如今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其入海，上游同样会决口。臣请求选派懂得水利的大臣，到下游寻找入海的道路并加以疏浚。不这样做，下游堵塞不畅，最终必然担心上游决口，灾患没有尽头。臣并不懂治水，只是根据当前事情中可以验证的事实加以比较罢了。言辞狂妄，计策愚拙，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求取意见、裁决这件大事的需要。伏望将臣的意见下交群臣，广泛谋议后裁择。谨备具奏状上奏，伏候敕旨裁断。欧阳修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朝廷近来因臣僚建议，想堵塞商胡，开通横垅，把大河引回旧道。已经下达三司，等待今年秋天兴役，如今正命京东估算材料。臣认为，国家兴办大工程、调动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估量民力，在开始时谋划并审慎考察，然后才能实行；估量所得利益很多，才可以没有后悔。臣看近年来兴役动众，劳民伤财，在最初没有周密谋划，轻信片面的利害之说；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群议一有动摇，不久便后悔而停止。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来烦扰圣上。只如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慎重谋划，仓促谋求修堵，摊派一千八百万根梢芟，惊扰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官吏催逼驱迫，急如星火，百姓的愁苦充满道路。有的材料已经运到官府，有的人还在路上，尚未开始服役，工程却突然停止，白白耗费民财，为国家聚集怨恨，办事轻率草率，造成的危害竟如此。过去的错误虽然难以追回，但可以借鉴的迹象还不远。如今又听说要再次兴办修河工程，聚集三十万民众，开凿一千多里长的河道，估算所需人力物力，是往年的数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正值天灾、旱灾之年，百姓困苦、国家贫乏之际，却不估量民力，不顺应天时。臣知道这件事有五项绝对不可行之处。自去年秋天直到今年春天，天下有一半地方苦于旱灾，其中京东最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当前应当务求安静，即使救济防备还担心饥民起来作盗，何况在这两路聚集大众、兴办大工程？这是第一项绝对不可行。河北自恩州用兵以后，又接连遭遇荒年，人口流亡，十户中失去八九户；几年来人口稍有归复，但死亡之后所剩无几，创伤还没有平复，物力还没有恢复。如今又遭遇旱年，京东自去年冬天没有雨雪，麦子没有发苗，已经到了晚春，粟米还没有播种；不只是眼下缺粮，连将来收成也没有希望。却想在这两路兴起三十万人服役的工程：如果从别的路调发役夫，远处难以赶来服役；如果就近使用本路百姓，则这两路的力量无法承受。这是第二项绝对不可行。臣看往年滑州河决，曾经议论修堵，当时公私财力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贫乏空虚，然而仍然收集材料、诱导征取民财，经过几年才得以兴役。何况如今国用正缺，民力正疲，而且还要堵塞商胡大决口的洪流，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

译凿开横垅，开通长期废弃的旧河道，这是又一个大工程。从横垅到海边一千多里，沿岸的埽岸早已废坏，[原文“乆已废。」坏顿须修缉”疑有脱字或断句错误]必须立即修缮，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往年公私财力充足时，兴办一个大工程尚且需要几年；如今把三个大工程合在一起，在灾旱、贫乏、空虚之时仓促兴办，这是第三项绝对不可行。即使商胡能够堵塞，旧道能够恢复，也应该慎重考察天时、民力的困难，何况商胡未必能堵塞，旧道未必能恢复呢？臣听说鲧堵塞洪水，九年没有功效。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性趋下，于是顺着水流疏导决泄，使水流向低处，水患才平息。这样看来，以大禹的神功，也不能堵塞水流，只能顺势疏导决泄罢了。如今却想违背水性，筑障堵塞，夺取洪河的正流，用人力扭转使它回流，这是大禹也做不到的，这是第四项绝对不可行。横垅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决流也有几年，旧道已经堵塞而难以开凿，水流安定已久而难以引回。昨天听说朝廷曾派故枢密直学士张奎估算工程和材料，规模极大；近来再次检查计算，虽然把工程材料大幅削减，但材料少则所开的河道浅窄，河道浅窄则水势难以引回，这是第五项绝对不可行。臣俯伏看见，国家连年遭受灾异谴责，京东的灾变尤其严重。土地贵在安静，稍有震动便发出声响；大山崩塌，海水摇荡，如此灾异不断，几乎延续十年，天地的警戒必定不是白白发生的。臣认为，灾变发生的地方，更应该加意防备畏惧。如今却想在凶年旱年，聚集三十万大众，在灾变最严重的地方施工，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会从这里开始。当前京东赤地千里，遭受饥馑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将要开动，往往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再没有活命的办法；流亡和盗贼的祸患，不可不加以防备。希望圣上慈悲，特别降下恩诏，赶快停止此事；在这样的灾年，务必先安定人心，慢慢下诏让有关部门审慎详察利害。即使河道确实可以恢复，也请求等到丰年有余力时，再逐步兴办。臣实在平庸愚昧，本来没有远见，只是听取外间议论，不能不说，谨备具奏状上奏。三年，欧阳修任修判三司院，又上奏说：“臣俯伏看见，朝廷已经决定开修六塔河口，把水引回横垅旧道，这是大事。朝廷内外的大臣都知道这样做不便利，却没有人肯为国家极力说明利害，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怕大臣，二是怕小人，三是没有奇策。如今执政大臣在河道事务上用心，也够辛劳了。起初想试行十万人开通旧道的工程，后来又放弃旧道而修六塔；尚未开始兴役，便突然停止；随后终于被主张有利的人说服，如今又要重新修治。这样看来，形势已经很难再次停止了。执政大臣锐意主持此事，又形成了难以停止的势头，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言辞所能扭转的。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利，却很少肯开口的原因。李仲昌是小人，凭借能言善辩说虚假之言，众人共同厌恶他。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用他的主张，就必然维护这个人。而且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完全无患的河流。如今黄河浸淹恩州、冀州，眼下的灾患虽然小，但已经显露；把水引入六塔，将来的危害必然很大，而那危害尚未到来。一个靠能言善辩的小人却受到大臣支持，要同他争论尚未显现的危害，势必难以取胜。即使能够推翻他的主张，进言的人仍须独自承担恩州、冀州遭灾的责任，反而会让仲昌找到借口，使大臣可以把罪责归给进言者。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利，却很少敢于进言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在此事上用心过度，没有想到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完全无患的河流，却只想让黄河不造成灾患。若能使黄河不成灾，即使耗尽民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又听信仲昌能言善辩，说费用少而工程量不大，便不得不相信这是一条奇异的防治之策，于是决意采用。如今进言者说旧道既不能恢复，六塔又不能修治，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又没有奇策可以取胜。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利，却很少肯进言的原因。众人不敢说，而臣如今独自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没有偏私仲昌之心，只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果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灾患，难道会不改变主意吗？至于顾虑得罪小人之后的祸患，并不是臣所考虑的。况且要知道利害、权衡轻重，在不得已时选择危害较少、灾患较轻的办法去做，这不是明智的人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观察地势，谨慎修筑堤防，顺应水流所趋罢了，即使大禹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策，往往不是带来大利，就是带来大害；依循常规的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不至于造成大害，这才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有利办法的做法。” 如今主张修筑六塔的人，是在提出奇特的防洪办法，但最终不可能成功，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主张顺着水势治理堤防的人，说的只是常理；但这种办法没有大的利益，也没有大的危害。不知道为国家筹划的人，究竟想选择哪一种呢？如果说利害未必能够确定，只是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型工程，使百姓劳苦、国家困乏，来试行奇特的防洪办法，侥幸希望成功，那么臣认为，即使是执政大臣，也未必肯这样做。臣以前已经把河流的利害说得十分详细，却没有得到采纳听取；现在再略陈其中大要，只希望陛下下诏让有关方面议论筹划，臣也愿意接受裁择。臣认为，黄河从来没有不造成水患的时候。如今顺着已经决口的河流，在恩州、冀州治理堤防，水患只有一种，而且来得迟；堵塞商胡决口，使河流恢复故道，水患有两种，而且来得快；开通六塔河，使现在的河流改道，水患有三种，并且危害没有尽头。自从黄河在横垅决口以来，大名府金堤的埽工年年增修；等到商胡再次决口，金堤又更加加固。唯独恩州、冀州之间，自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贪图建造堵塞河流的工程，从未留意堤防，所以如今河水的势头逐渐泛滥。现在如果专心合力治理恩州、冀州之间，谨慎修治堤防，那么河患就可以防御，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第一种水患，是说十几年之间，当前河流的下游淤塞，上游必定会有决口；这就是来得迟的第一种水患。

译如今想堵塞商胡决口，使河水回归故道，治理堤防、修筑埽工，所需工程和材料极其浩大，劳民伤财，使公私都困乏，这是第一种水患。即使侥幸能够堵塞商胡、使故道恢复，但由于淤积很高，河水难以通行，不过一两年，上游必定决口；这就是来得快的第二种水患。如今六塔河口虽然说已经有上下约，但要完全堵塞大河的正流，工程并不小；再开六塔河道，治理二千多里堤防，迁移一个县和两个镇，计算其工程和费用，又比堵塞商胡大几倍；这样使公私困乏，实在无法计算，这是第一种水患。即使侥幸能够堵塞，河水流入六塔向东，横向漫流、四处泛滥，濵州、棣州、德州、博州以及齐州的边界，都将受到危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财用所仰赖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向那里，不仅五州百姓的田产会遭到破坏，河北一路也会眼看着贫困空虚，这就是第二种水患。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漫流泛滥，时间久了又会淤积增高，水流运行受阻，于是上游必定决口；这就是第三种水患。所谓危害没有尽头，就是指这种情况。如今替国家筹划的人，本来想消除一种水患，反而招致三种水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不能容纳大河，横垅故道本来就因淤积高而难以通行，而商胡决口后又把河水引入那里，必然横向漫流、四处泛滥；从澶州到海边二千多里，堤防和埽工不可能很快修好，即使修成，也不能抵挡河水。这类事情很多。无论贤能还是愚钝的人，大家都共同知道这些事情，不必等臣说了以后才全部明白。臣以前还没有奉使契丹时，就曾详细说明故道和六塔都不可行，只有治理堤防、顺着水势才是恰当的办法。等到奉使往来河北，向懂得水利的人询问，他们的说法全都如此。即使恩州、冀州那些如今遭受水患的人，也知道六塔不便利，都愿意暂且治理恩州、冀州的堤防，认为这样才对。下情如此，谁替他们向上通报呢？臣既然知道其中详情，岂敢自己沉默？恭请陛下仁慈，特意谕告宰臣，再次审察利害，立即停止六塔工程，差遣并替换李仲昌等人，不再任用；选一两名精干大臣，与河北转运使、副使以及恩州、冀州的官吏共同勘察筹划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当前河水必定不至于成为大患。况且河水属于天灾，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只应顺势疏导并防御抵挡罢了，不必追求奇特的防洪办法，建立难以确定成功的功业，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凭借。何况工程必定不能成功，日后后悔也来不及呢？臣所说或许狂妄，谋划或许愚拙，惟请陛下裁决取舍。至和二年，侍御史赵抃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有内臣筹划，奏请在京城汴河两岸增筑堤岸，修得很高很宽，以防决口泛溢之患。现在已下交三司勘察筹划，并由开封府县东西排岸、八作、濠寨等司检查计算，予以施行。自从有这一行动以来，汴河两岸居民的户口受到异常惊动和骚扰，早晚人心汹汹。贫穷的人说：‘官府果真有一定要实行的命令，要夺走百姓的土地、毁掉百姓的房屋，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离散狼狈，父子夫妻都不能相互保全了。’富裕的人则公开行贿，想尽办法请托；官吏也趁机作奸，无所不至。治理河防必须顺应水的性质。先朝时，年年疏浚，使河道深通，便于通行。后来几十年间，泥沙不断涨积淤塞，官府因循拖延，把役使百姓看作最重的困扰；负责监护的官吏又侥幸希望通过节省工程获得恩泽。如今汴河河底比过去已经高出几丈，而汴河堤岸多年不断增筑，现在竟已高得像通衢大道一样，堤岸高低已经同居民房屋的檐宇相等了。还要怎样增筑呢？依臣愚见，不如从今以后每年不断开淘，使水顺势向下，汴河河底深而畅通，那么显然就没有横向泛流的忧患了。京城沟渠的淤积，也可以因此得到疏通、排泄。假如不顺应水势，只图暂时苟安，那么堤岸越高，形势就越危险；这既不是国家长久的利益，又会引起居民被迫迁徙的哀叹。恭请陛下圣明裁断，早日颁下圣旨和指挥，径直下令停止此事，不要让勘察筹划的官吏仍然持两可之见、犹豫不决；同时追究有关机构以筹划水利为名向下索取侵扰之事，以便对下安定民心，对上巩固国家体统。” 嘉祐元年，右司谏马遵议论开浚汴河，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本朝旧制是每年兴办工程，开浚汴河，所以河水在地下流行，没有泛滥、淤塞、堵闭的忧患。祥符年间，巡防使臣韦继升上表请求停止修治一年，以节省物力；又请求以后每隔三五年疏浚一次，只看到了眼前苟且简省的利益，却不能从长远考虑隐患。所以近年以来，河底逐渐增高，河口和河地多次改变；水小时，东南地区有漕运受阻的忧患；水大时，京城有堤防的忧患。年年如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安然不以为怪。灾祸本来隐藏在细微之处，却在被人忽略时突然发生；暴涨的河水实在令人寒心。即使横流只能稍稍缓解大患，所残害的百姓也将不可计数，实在可哀。臣想请求朝廷下令，从今以后每年农闲时，检查计算并开淘河道，以达到深而畅通为限；即使不能完全恢复旧制，经过数年积累功效，也可以达到目的。” 八年，河流在魏州第六埽分流，遂成为两股：从魏州、恩州向东直到德州、沧州，流入大海，这称为东流。当时议论的人多数意见不同，李立之极力主张修筑生堤，皇帝没有听从，最终采用宋昌言的意见，设置上约。三月，翰林学士司马光上奏：“治理河流应当根据地形和水势；如果强行使用人力，引导河水冲向高处，横向筑立堤防，就会逆势激荡而从旁决溃，不但不能成功，还会败坏原有的功绩。臣担心官吏见东流已经达到四成，急于显示功效，仓促堵塞北流，却不知道两股河流分流后，十里以内距离仍然很近，而且地势东高西低。如果河水全部向东流，一遇大水上涨，水势又会向西合入北流，那么东流就会断绝；或者在沧州、德州堤防和埽工尚未修成的地方决口泛滥，横向漫流，这样虽然消除了西路的水患，却会祸及东路，并不是防患之道。应当专心防护上约及两股河的堤岸。如果今年东流只增加两成，那么从今以后，河势近则二三年、远则四五年，就会达到八成以上；河流冲刷已经拓宽，沧州、德州的堤防和埽工已经牢固，自然北流日渐减少，便可以堵塞，东西两路都没有危害。”防守北京的留守韩琦说：“今年兵夫人数少，而金堤两埽修筑上下约十分紧急，向河中深深推进马头，想要夺取大河河道；由于两股河及嫩滩旧有河面宽达一千一百步，所以还可以容纳涨水。”

译如今截去八百多步，就将把大河束缚在二百多步之间；下游既然壅塞，上游便会受到逼迫，湍急的水势愤怒冲击；又没有兵夫修治防护堤岸，必然会冲决。况且从德州到沧州都是两股河，下游没有堤防，必定侵入民田。假如河口束得狭窄，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水流脱失，那么两股河就会同北流合为一体，水患会更加严重。又有恩州、深州所修筑的生堤：东面是大河从西面流来，西面是西山各处的水向东流入，前后两面受水，难以抵御。希望选派近臣，迅速到河所去，与外地官员共同商议。”皇帝在经筵把韩琦的奏议告诉司马光，命令他与张茂则再次前往。四月，司马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巡视上约及正在锯削的牙口，渡过黄河，在下约集会商议。司马光等上奏：“两股河的上约都在滩地上，不妨碍河水流行；但新推进的方形锯牙已经过深，导致北流河口稍微狭窄，请削拆二十步，使它靠后一些，仍然用蛾眉埽包裹防护。沧州、德州交界处有古代遥堤，应当加以修葺治理。所修筑的两股河工程，本来是想防护、导引河水向东流；生堤本来是想抵御向西流来的河水，二者相互为表里，不可偏废。” 皇帝于是对二府说：“韩琦很怀疑修治两股河。”赵抃说：“人们多把六塔作为警戒。”王安石说：“提出异议的人都是因为没有考察事实的缘故。”皇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共同修治两股河怎么样；王安石认为可以治理。皇帝说：“要修作签河，非常好。”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如果及时修作，往往可以使河水向东北流，北流也可以堵塞。”他又说，李立之所筑的生堤，距离河流远的地方达到八九十里，本来计划用来抵御漫水，却不能抵御黄河向南的水势；臣恐怕连漫水也不能抵御。皇帝认为有道理。五月丙寅日，便下诏命李立之乘驿马赴京商议。六月戊申日，命司马光总管修治两股河的工程。吕公著说：“朝廷派司马光巡视并督办工程，这不是褒奖尊崇近臣、礼遇儒臣的做法。”于是停止司马光前往。七月，两股河已经通畅，北流逐渐自行闭塞。戊子日，张巩上奏：“上约多次经受洪水上涨，下约各处也已经没有忧患；东流的水势逐渐顺畅，应该堵塞北流，以消除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州、静州、干州、宁州等州军的水患；还可以使御河、胡卢河下游各自恢复故道。这样漕运没有阻塞，邮传没有滞留，塘泊没有淤浅；对边防大计也有帮助，不失南北的界限；每年减少的费用不可胜数，也能使流离的人返回故乡，实在是无穷的利益。” 况且黄河所到之处，古今从来没有没有水患的；比较利害轻重后取舍，就可以了。只是现在东流以及南北两面的堤防尚未建成，如果闭塞河口、修筑堤防，工程费用非常多，应当预先准备。希望选派熟悉河务的人与臣等共同研究，绘制图样后上报。于是又下诏命司马光、张茂则以及都水监官员、河北转运使共同勘察筹划堵塞北流之事；各人对利害的意见有所不同，分别上奏。八月己亥日，司马光入朝辞行，说：“张巩等想堵塞两股河的北流，臣恐怕劳费不容易完成；即使侥幸能够堵塞，东流变浅变窄，堤防又不完备，必定导致决口泛滥，这只是把恩州、冀州、深州、瀛州的水患转移到沧州、德州等州罢了。不如等两三年，东流更加深宽，堤防稍微牢固，北流逐渐变浅，柴草已经备足，再行堵塞就方便了。”皇帝说：“东流、北流的水患，哪边轻，哪边重？”司马光说：“两地都是皇上的百姓，没有轻重之分；然而北流地区已经残破，东流地区还完整。”皇帝说：“现在不等东流顺畅就堵塞北流，以后河势改变迁移，又怎么办？”司马光说：“上约牢固，东流就会日渐增加，北流就会日渐减少，有什么可忧虑河势改变的？如果上约流失，那么事情就难以预料，只应当合力防护上约。” 皇帝说：“上约怎么能够保证不失？”司马光说：“今年刚刚创修，确实难以保证；但昨天经历大水却没有受害，今年地基已经牢固了，还担忧什么呢？况且上约位于河旁，任凭北流通过尚且令人害怕；既然不能保证它不失，如今想横向截断河流，使北流不通，难道就能保证吗？”皇帝说：“如果河水始终分成两股，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成功？”司马光说：“只要上约存在，东流必定增加，北流必定减少。即使分成两股，张巩等人看不见成功，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危害。为什么呢？西北的水汇合到山东，所以危害很大；分成两股，危害就小了。张巩等急于堵塞北流，都是为自身打算，不顾国家财力和百姓的水患。”皇帝说：“防护两股河，要怎样供应费用？”司马光说：“合成一股，劳力费用自然加倍；分成两股，劳力费用就减半。现在把防护北流的财力减去一半，用来准备东流，难道不可以吗？”皇帝说：“你们到那里去巡视吧。”当时两股河东流已经达到六成，张巩等于是想堵断北流，皇帝的意向也偏向他们。司马光认为必须等东流达到八成才可以，并且应当等待其自然形成，不可人为施工。王安石说：“司马光议论事情屡屡与人不合，如今命他去巡视河流，之后他必定不听从有关意见，这是再次使他不能安于职守。” 庚子日，于是只派张茂则前往。张茂则上奏：“两股河向东倾流已经达到八成，北流只有二成。”张巩等也上奏：“丙午日大河向东迁移，北流变浅变小。”戊申日，北流闭塞。下诏奖励并谕告司马光等人，仍赐给衣服、衣带和马匹。《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水利 宋仁宗时，陈州知州宋祁请求开通治理渒河，上奏说：“臣任寿州知州时，恭敬地看到本州安丰县有芍陂，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水利工程，原来引龙穴山的水以及渒河的水进入陂中，每年灌溉田地一万顷。近年大多被泥沙淤积，陂池底地逐渐增高，蓄水量越来越少。龙穴山一支水源本来就小，如今只能借渒河的水注入陂中。后来渒河的一条水渠，本县又不加修浚开通，终于导致水道堵塞，陂水浅涸。臣到任以后，又连续遇到两年干旱；去年从六月起放尽陂水，也只够救济灌溉附近一二千顷田地。因此寿州米价暴涨，官府和民间都受到妨碍、缺乏。臣深切听说，寿州正是产米之地，全靠这一处陂水。旧日陂水如果充满，通常就不会发生旱灾，所以县名叫安丰，大概就是取这个意思。臣想请求朝廷直接下令本州，委派知州、通判亲自到陂上勘察，开通治理渒河，使水渠在渒河中深而畅通；凡是能够拦蓄河水的地方，就引入水渠，注满陂内；加高修筑陂岸，并重新开挖陂内淤积的地方，使它稍微加深加宽。工程并不算很多，只请在明年春季农闲时，稍微借用邻县和本县的民夫三五千人，大约一个月就可以见到工程次序。” 如果陂水充足，就可以灌溉一万顷田地，永远不会有凶年；同时还可以使陈州、颍州直到京都一路上官府和民间所需的米斛都得到供应。” 神宗熙宁二年，司马光请求优厚赏赐宋昌言的札子说：“臣听说，国家的大政在于赏罚；如果赏罚明确而适当，没有功业不能成功。臣去年冬天奉诏，与张茂则共同勘察两股河以及生堤的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想在两股河口西岸新滩上设置上约，拦阻水势，使河水流入东流；等以后东流逐渐加深、北流变浅时，就堵塞截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游的水，以消除恩州、冀州、深州、瀛州以西各州军的水患。臣等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便把这些利害详细上奏。朝廷听从批准后，命令修建上约。此后宋昌言与同列主持修筑生堤的人，因为防护办法不是自己提出的，便百般阻挠破坏，认为两股河一定不能成功，不如合力修筑生堤。至于李立之赴京入殿所说的话，陛下亲耳听到了。幸赖陛下圣明，断定而毫不疑惑，终于让人修建上约。今年秋天，上约拦挡住水势，使水全部流入东流。北流不久也已经闭塞；虽然颇有漂溺，损害了近东、沧州、德州等州百姓的田地房舍，但恩州、冀州、深州、瀛州以西各州军的水患得到防除，所得利益也不少。宋昌言不能说没有功劳。现在如果让他与那些同列、同样声称两股河不能成功的人一例接受赏赐，臣私下恐怕在职官员看见这种情况，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或鼓励他们了。况且宋昌言因为去年任职时应当在外任，恰逢黄河在枣强决口，唯独被削夺一官。如今如果只恢复原来的官职，那就是众人都受赏，而宋昌言唯独不能得到奖赏。假使当初修建上约没有成功，或者背弃两股河、让它们合入北流，那些同列难道肯分担宋昌言的罪责吗？希望圣上慈悲体察宋昌言提出建议的功劳，特意在恢复原官之外，再按照主持工程人员的等级另行加以酬劳奖赏；这样或许可以使今后尽心为公的人知道，朝廷一定不会辜负他们。” 四年，开工修治漳河，征发士卒一万人，工程纵长一百六十里。皇帝于是与大臣讨论财用问题，文彦博说：“财用充足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在于减少劳役。况且漳河长久不疏浚，如果不向东流，就会向西流，利害是一样的。如今征发民夫开治漳河，只是把水流从东边改到西边，有什么利益呢？”王安石说：“假如漳河不在地中流行，那么向东或向西流，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治理它，使它在地中流行，就有利益而没有危害。劳苦百姓，是先王谨慎对待的事情；但如果以安逸之道役使百姓，即使有劳苦，也不能不勉力去做。”防守京东、河北遭遇大风，三月，诏令说：“风象异常，应当安静行事，以回应上天降下的灾害。漳河工程妨碍农事，明年再做也不晚。”中书省把诏令搁置未下发，不久又有诏令，暂时下令停止工程。五年，发运使罗拯想从洪泽向上游开凿龟山里河，使它通达到淮河。皇帝非常赞同。发运使蒋之奇入朝应对，进言说：“上游有清汴河，下游有洪泽，但风浪险阻只有一百里。淮河近年淹没公私船载的货物，数量无法计算。各道转运的货物，经过湖泊、行走江河已经有几千里，却在这一百里中翻覆失败，实在可惜。应当从龟山蛇浦向下连接洪泽，开凿左侧成为复河，以淮河为水源，不设置堰闸，就可以免除风涛中翻覆淹没的祸患。”皇帝派都水监丞陈祐甫规划测量。陈祐甫说：“过去田棐任淮南提刑时，曾经说过开河的好处。后来淮阴到洪泽终于开成了新河，唯独洪泽以上尚未能够兴工。如今既然不用闸蓄水，只须随着淮河水面高低开挖深河底，引淮河水流通行，地势形势很便利；只是工程费用浩大。”皇帝说：“费用虽然大，利益也很广。”陈祐甫说：“过去淮河每年损失一百七十艘船，如果拿出几年损失船只所费的钱，足以完成这项工程。”皇帝说：“节省费用还是小事，怎么能不顾人的性命呢？”于是调发民夫十万人开治。工程完成后，命蒋之奇撰写碑记，刻在龟山后面。八年，程昉与刘璯说：“卫州沙河已经淤没，应当从王供埽开挖疏浚，引大河水注入御河，以畅通江淮漕运，并设置斗门，按时启闭。这样有五项利益：王供埽处于危急状态，可以免得河势改变而另行开凿河口，这是第一；漕船驶出汴河，横渡沙河，可以免除大河风涛的祸患，这是第二；沙河引水注入御河，大河涨溢时，沙河自然有一定的节制，这是第三；御河涨溢时，有斗门可以启闭，没有冲刷注入、淤塞河道的弊端，这是第四；德州、博州的船运可以免除数百里大河的险阻，这是第五。一举而有五种利益。请调发士卒一万人，一个月可以完成。”皇帝听从了。九年秋，程昉上奏说工程完成。中书省想议定奖赏，皇帝命河北监司查验并保明。大名安抚使文彦博复核属实。十月，文彦博说：“去年秋天开挖旧沙河，取黄河水通行船运，想使江淮船只通行到河北最北边。自今年春天开口放水以后，水势涨落不定，经过的船只都只能轻载，有害无利，白白耗费了极多工程和材料。如今御河上游的水源只是百门泉水，水势强盛迅猛；到卫州以下，可以承受三四百斛的船只，四季运输从未阻滞，堤防也不必修得很高很厚，更没有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