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八

译臣担心这样沿袭虚名而丧失实际，将来必定成为陛下培养贤才的负担。第四，恢复台谏以扩大言路。臣恭敬地看到，几年以来，台官因为议论新法等事情而被责罚贬降的将近几十人，仿佛朝廷将要废弃台谏而不用。朝廷设置这一职务，本来是要等待敢于进言的人；如今反而仇视他们的言论，所以天下不能没有疑虑。况且士大夫中最精良的选拔，莫过于台谏之职；必须博学丰赡、通达敏捷、厚重方正，才可以担任。几十人中虽未必人人都如此，但他们任职是依据公议，离职也没有重大过错；他们遇到事情就立即进言，难道会顾忌嫌疑和怨恨吗？一旦失去势力，就使他们奔走俯伏在众人之下，仿佛故意摧辱他们、使仇敌快意。圣朝人才兴盛，像这些人不过九牛一毛，即使损失也不算多；但可惜的是朝廷的举动和声誉。过去唐高宗时，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因为刚直恳切而获罪，天下二十多年听不到直言；如今应当承担言责的人，已经观望畏缩、不敢进言好几年了。前些日子听说御史里行黄履议论市易之事，士大夫认为这是凤凰在朝阳上鸣叫，不久却立即被报罢。况且市易究竟便利还是不便利？黄履的言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果市易确实便利，黄履的言论确实错误，也还应当嘉奖他坚持正道，厚加奖励和优待，以扩大进言的道路，何况现在它的利弊以及是非还没有确定呢？既然如此，那么因循沉默、苟且容忍，反而勇于求取进身、乐于观望时势变化的人，竟然成为称职之人，岂不是成为陛下听取纳谏的负担吗？第五，恢复常平以简化法令。臣私下认为，青苗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救济贫困，朝廷惠及百姓的心意有什么不可呢？但争论抵触了好几年，如今法制已经确定，议论也已经平息，臣仍冒死进言，虽然不知道如何改变，只是担心它无益于赈济借贷，反而徒然增加督责；臣所看重的，只是国家的大体。有人说，请求借贷的人既然很多，就没有不便利的道理；但他们从未了解，那些轻浮浪荡的人以及不能自营生业的人，拿着一张纸就能领取现钱，只图眼前苟且，到了期限之外又作奸欺骗。如今都拿新借的钱填补旧额，借私人债来偿还公家利息。从此以后，官府有固定的收入，百姓有固定的负债；一旦稍有歉收，负债的人就会流亡，而官府所得也会一并失去。这并不是所谓救济贫困。如今放债取息的富家并没有比从前减少，为什么呢？因为青苗法规定的期限虽然较长，但超过期限就有罪，贫困百姓没有可以凭借的资金，只得把性命寄托在富商大贾门下；他们催取越急，百姓偿还的利息就越多。这并不是所谓抑制兼并。又比如郡县治理，本应主持风俗教化、审理狱讼、禁止盗贼、均平赋税徭役，如今这些事务全都搁置不问，官吏日夜惊惶，只忙于青苗钱粮出纳和簿书细节；然而只要稍微差错毫厘，立即被停职罢免的人便接连不断。即使朝廷派使者严厉督促州县，也不过是议论收取和发放、核对极细微的数目、催促期限和防范而已。不是国家大政、不是天下急务，却强行发动而竭力推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只是硬使人闭嘴，岂不是成为陛下使百姓安宁的负担吗？第六，停止边境兵戍以厚实国家根本。臣恭敬地看到，自湖南、陇右用兵以来，建议开拓边境的人接连不断地兴起；他们讲论利害，其中有些确实符合圣心，不过是认为对夷狄安抚过度，导致其侵吞猖獗，边民困苦无聊，而且应当作为中国的…… 所以即使把国家的谋划视同粪土，把人的生命视同草芥，爵位赏赐混乱错置，君臣日夜辛劳，却仍不知道悔改。况且天下最难处理的事情就是战争。如今把它说得容易，臣恐怕战争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王者的军队，以仁义来行动；末世则以功名来兴兵。昆吾之战、驱逐玁狁，大概都是起兵回应暴乱，其道义只在于禁止暴行、安定百姓而已。建武、开元年间的君主热衷功名，发动军队驱逐夷狄；边境军情一发动，便出现入物补官、出钱借贷以除罪、转运漕粮、假贷、盐铁榷酤、请算占缗、均输平准、和籴率贷、度僧进奉、宣索增税、青苗、间架、竹木、茶盐、铜锡等名目，最终仍不能补助军费。即使晚年悔恨痛惜，终究免不了成为后世子孙的祸患。然而估计当时得到的，不过是几幅空洞的地图罢了。臣曾计算，熙河、溪洞所得之地，即使与汉、唐相比也只有百分之一，而费用已经不可估量，何况还要把那里全部占有呢？陕西没有战事时，川峡上供的物帛不下数百万，全部归入内库，供天子使用。庆历、宝元年间用兵以后，这些物资都被河东、关右截留，仍然紧紧巴巴不够，常常要仰赖度支供给。何况如今又增加了熙河一路兴兵的费用呢？近来洮西发生警报，双方互有得失，正像赌斗正酣时一样，双方瞪眼鼓气，正要决出胜负；即使亲信在旁，也无法解开这种局势。臣私下担心钱袋空了会跌倒，成为陛下太平事业的负担。臣愚昧，不懂世务；又长久任职于远方，不熟悉国家旧典故，也不知道朝廷的谋议，只是从士人议论和民情中私下求取判断；是非如此明确，利害如此可见，成为陛下负担的共有六件事。即使年成丰收、祥瑞接连出现，也仍然可以趁早阻止其流弊、截断其根源，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何况天变明明显示在上，民间议论纷纷传布在下，难道能舍弃这些而不加以忧虑吗？如今如果担心罪过，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下诏，凡在今日以前因新法之事获罪的人，准许他们自行陈述，另设一司加以审看，不论罪责轻重，一律除去罪名、放还任用；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如果担心名位器物，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慎重爵位赏赐，澄清淘汰苟且懒惰之人；奔走求进的勤劳不足以让他临事任职，敷衍应付的答对不足以让他参与议政；应当委曲保全老成之士，使他们共同办理大事，稍稍抑制浮华文辞以求实际功效。按察之任，必须考察平素操守；侍从之列，必须观察其操守；直到统领一军、增加一个职名，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使众人信服，如果名不副实就不能劝勉善行。彼此荐引，先要考察时论；精细区别而授予官职，必须归于皇帝裁断。这样，治国之道就可以成就。

译如果担心学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下诏限制太学生员，以五百人为定额；本籍不是开封府及其辅郡的人，以及命官子弟，不得入学。超过名额的举人，遣送回乡。停止修撰经义的官属，减少直讲员的数量。又下诏规定天下解送，各以进士自己所领会的经义大旨、优秀的文辞和厚重的品行作为合格标准，不得因为对新义的赞成或反对而取舍。如果武力发展到极端，就会成为暴虐；法令的弊病，就会造成奸邪。所得益处小，造成的损害大。应当废除这两种学校，以堵塞弊端的源头。根本这样做，风俗就可以敦厚。如果担心台谏，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裁断浮泛议论，发布明诏，录用那些因进言而获罪的侍从、台谏，以及没有名义却被暗中废弃的人，按照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用来激励公卿的节操，满足朝野的期望。考察那些离职后没有怨恨、处境越困窘越能守节的人；如果起用他们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应当会有超过常人的人才。何必在外面纷纷寻求攀缘依托、容易进用的人呢？这样言路就可以扩大。如果担心青苗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下诏，让有关部门取用常平旧制，略加增减，其余烦琐的条约全部废除。这样法令就可以简省。如果担心兵戍，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立即停止出塞军队，常常采取防备边境的策略，稍稍让士马休息，暗中筹划财用，以十年为期限，等待勇者奋发、谋士决断，然后一举收复幽燕之地。那里户口众多，租赋丰厚，厌恶敌人已经很久，日夜思念汉朝。我国如果早晨得到那里，晚上就能凭借其资财；同西南那些小地方相比，那里远远胜过在荆棘之间让汗血马、疲惫的马、鹰犬同豺狼较量性命，只求一时口腹之快的做法。这样国家的根本就可以厚实。至于有些事情只有名义而不知实际，只顾眼前可行而不考虑后果，以及因陛下所问的五件事、因臣所说的六件事，还有臣所记述的无法适合世情之处，臣愚昧，不能把意见全部说完，必定会有慷慨之士替陛下说明。臣愚昧，不懂五行之说，曾认为自刘向以来的儒生妄自把人事附会于天变，因而失去了《洪范》皇极的意义，所以臣不敢仅凭旱灾发生的原因臆测，以荒诞无稽的话欺骗陛下。然而臣曾读《易经》到否泰相交之处，知道治乱安危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圣朝升平一百多年，古代大概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到了陛下这里，处于泰平而更加亨通，处于丰盛而更加光明，变革和惩戒都将期望做到极致。虽然如此，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道理贵在适中，过度和不足的结果相同，最终都会归于否塞。臣希望陛下慎重开始，考虑最终，使太平不转为倾危，前进而不退转；这既是天下的幸运，也是万世的福分。过去汉文帝、唐太宗，都是忠恕仁明的君主。贾谊、刘洎的辩论切直，往往触及责备君主的艰难之处。这两位君主虽然明察，表面上称许他们直道进言，暗中却记恨他们的攻击违逆。最终，贾谊因别的事情被废弃，刘洎则无罪而被杀。唉，进言之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臣才智浅薄、言辞笨拙，地位低下而势单迹孤，只是怀有刘洎、贾谊爱君忧国的心，却擅自妄议国事以求上达天听，不顾触犯陛下的威严和大臣的权势。伏望陛下裁量察看。如果舍弃臣自身而采用臣的言论，那么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臣无法承受自己拳拳恳切、激切至极的心情。元丰九年，司徒富弼上疏说：“臣近来因进呈拜谢章，冒昧把南方的事情略加陈述，附在奏章中一并上奏。臣料想愚拙的诚恳意见，不久就会传达到天听。蛮寇大举扰乱，已经逃窜回去了。然而王师既然出动，必定要谋划吊民伐罪，水陆两路一同进发，威势和恩德兼施。至于讨伐防御的办法以及得失的关键，就不是臣这种庸才所能预知的了。伏望陛下秘密诏令郭逵等人，等到了二广之后，仔细谋划攻守利害，迅速具奏上报。可以前往就前往；如果不可以前往，就命他们另行谋划进退取舍，以保全王师的重大声望。海边山岭遥远险阻，恐怕难以要求他们一定做到。”臣又私下听说，秦陇以外，连年用兵，攻克取得熙河等五州，另设一路，扩展土地、推进边境、开拓旧有疆域，确实是本朝的美事，足以光耀史册。然而远近共同传说，当时杀戮的人命多得无法计算，耗费的钱财也没有极限，这都是主持此事的人公然欺骗隐瞒，不按实际数目上奏，使陛下无法得知实情并决定进止。如今既然已经建立，区分设置官属，屯兵守御，各有确定制度，就必须让所得土地、所产财物供养这一整路，使它自己能够取得足够供给，不再借助外部，然后才可以成为长远利益，最终成就开拓之功；这样，先前被杀的人命就不算枉死，财用也不算白白耗费。” 为什么停兵以后，只听说朝廷从京师用车船运输金帛，监司从内库拨给粮草，增加转运急务，驿铺往来奔走，道路上没有间断，源源不断地运去，却还说不够。一两年来，又听说那里的米麦每斗大约要值钱四五百文，便宜的也不少于三百文以上，公私上下都惶惶不安，天天急切忧虑供应不及。如果总是这样，那么不仅白白杀戮、徒然耗费，而且从今以后国家府库怎样供给，民间物力怎样筹办，最终使官府和百姓都陷于困窘，得到这些地方又有什么用呢？何况陕西物资匮乏，如今上下已经穷困窘迫到了极点；事情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实在忧虑。伏望陛下亲自选派无所畏惧、公正忠诚的大臣，不要同当时掌权的人结党，让他们前往那里查验：土地可以耕种吗？所收的物资财货够用吗？民情可以安定吗？长久以后可以守住吗？等查明实际情况，再交给二府商议，才能看出长远的利害究竟怎样。如果不认真考察核验，只一味竭尽力量劳民伤财，臣认为即使是家产只有十金的末等人家，也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这是替天下筹划呢？只愿陛下深切留意。唐宣宗时，北方也曾有十几个州自行归附，从未稍加攻取；后来供给馈运缺乏，终于又叛离，唐朝也不再顾惜借助他们。

译还请陛下略加查考，这也可以作为证据。臣又私下听说，代北之地，敌人无理争夺占据，意在抢先发动，实在没有道理。朝廷因为他们强横难以控制，便想把那里全部给他们，这种说法传播得很盛，但最终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万一确有其事，那么听到的人没有不忧虑惊骇的，为什么呢？因为异域之人贪婪无厌，后患会更加扩大；对方理亏而我方有理，事情十分明白，况且应当据理辨析，不宜轻易答应。过去赵王想用六座城贿赂强秦，虞卿没有同意；东胡想向匈奴索取瓯脱，冒顿也没有给。考察史册，这些足以作为借鉴。愿陛下把这两件事同当前疆事反复参校，查明始末和轻重，与二府议定利害，明确决定，奏报禀告之后再实行；这件事必须特别由陛下裁断。臣又私下听说，多年来新法施行的事项条目很多，陛下近来已经深深看出它的危害，只是虚心容忍，未立即改变，这确实很合乎为君之道，从容宽缓而不愿仓促急迫。然而所谓危害，都已经危及天下百姓；百姓受害既久，难道还容许舒缓吗？估量当前形势，正如解救倒悬之人的急难，只怕解救得还不够快。也如人患病，病根深了就难以痊愈；树木受到虫蛀，虫蛀深了就难以修补。既然陛下看出这些有害之事已经十分明白，祸患的苗头也已经显现，就应当早作谋划，绝不会有太早的过失；如果再稍稍迟缓，便会终于成为深重的疾病和虫蛀，朝廷的深患也会更加难以安寝。何况天下人无论贤愚都共同知道，陛下当初想要讲求大治，与唐尧、虞舜比美，前代帝王的用心没有能够达到的；却没想到被人误导，以至于如今事情都成了祸患。追究它的根源，实在不是陛下的过失，只是众人都共同责备，谋划此事的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吃掉。如今圣心已经觉悟，深知此事不对，却仍然隐忍顾惜，不赶快改变，恐怕终将玷污圣德。臣还愿陛下对于身边的大臣，不论职位高低，常常观察他们；对于反复无常、狡猾奸诈的人要疏远，对于纯正善良、方正正直的人要亲近任用。反复狡诈的人，虽然有奸邪的才智和强辩的口才，能够迷惑他人，但他们只知谋求自己的名位、援引亲旧，结成朋党，彼此包庇，内外勾连，坚固得不可破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放在左右而任用他们办事吗？他们本来就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不以不仁为耻，不怕不义，不见利益就不肯振作，必定没有忠诚笃实之心，哪里肯把心思放在国家上呢？纯良方正的人，才智辩说确实有不及狡诈之人的地方，然而他们的心志专一，不存二心，操守坚定，中立而不偏倚，身边没有朋党勾结。任用他们，他们就按正直的道路进取；不用他们，他们就保全自身而退处；不会因利益而改变，也不会因违背道义而内疚。他们忠诚刚正的节操，至死不移，不肯欺骗蒙蔽朝廷，只求自己获得更多福分。这样的人，最终不会胡乱误事，一定能够为国家建立功业。即使有不能建立功业的，也不会造成祸害。陛下临朝日久，应当已经完全看清这些人，本来很难逃过圣明的鉴察；这尤其应当常挂在心上，不能认为无需防范而忽略。因为误用一两个奸人，他们就会辗转援引招致同党，像牵连草根一样成群进入，分布于朝廷内外，成为朝廷的大患，最终很难挽救整治。唐文宗所说的“攻破河北的贼寇容易，攻破朝廷的朋党困难”，正是说这种情形。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大臣的邪正而决定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分。恳切请求陛下谨慎对待。臣这些狂妄浅陋的言论，出于爱君忧国之心，本来没有别的意图。伏乞陛下俯察而听取采纳，早日下令处理，这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的大幸。元丰六年，富弼去世，亲手封好遗奏，让他的儿子绍庭把它呈上。大意说：“陛下即位之初，奸邪之臣进献言说，在谋划任用之时，听取接受失当，上面误用了圣明的判断，渐渐形成祸患。如今上至辅臣，下至众多士人，都畏惧祸患、谋求利益，已经养成了这种弊风，忠诚正直的言论，再也无法上达。臣年老多病将死，还有什么可顾虑、可求取的呢？只是因为不忍心辜负陛下的圣明，便冒昧倾吐肺腑，希望陛下怜悯我的愚忠，屈尊采纳。”去年徐禧战败，军民死亡数十万人，如今长期戍守仍未解除，百姓困苦贫穷。难道要忌讳过错、以失败为耻，而不考虑挽救祸患的时候吗？天地最为仁厚，难道要同羌夷计较谁曲谁直、谁胜谁负吗？希望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使关陕之间稍稍恢复生计。加上陕西再次编组保甲，又修整教场，州县奉行起来势如星火，民情惶恐惊骇，难以再行。不如逐渐停止，以安抚怀柔百姓。臣所陈述的，是急于救济事情。至于根本要道，则在于圣人心中所存的道理以及所任用的人，也就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陛下观察天下的形势，难道认为没有值得忧虑的吗？” 神宗时，知谏院范纯仁上奏请求正确任用群臣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勤勉不懈地求治，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每天劳烦圣心谋划，万乘之尊增加了日夜勤劳的负担，而群臣却承担尸位素餐的责任。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颠倒了衣裳；这不同于上天不言而自然成就万物，也损害了圣人无为而治的政道。何况君主的诏令，应当务求简明而必定实行；政务万端，难免有一项失误。先交给有司办理，就不容许出现差错，当职者也可以纠正约束；如果出自皇上的意思，事情关系到诏命，臣下就难以轻易议论。这样施行日久，便越来越少有益处而多有损害。尊贵者应当掌握纲要，卑下者应当负责细节；尊卑不同，职分也有差异。尽心谨慎履行职责，督察细小事务，是有司的职分；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足，选拔贤能、任用官员，是宰相的职分。像天地一样包容承载，像江河一样广大，巍巍荡荡，无从用言语称名，这是王者的德行。以卑下僭越尊贵，就是不恭敬而失职；以上位逼迫下属，就是过度明察而劳费心神。所以《易经》称黄帝、尧、舜说：‘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孔子又称颂尧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道。’《诗经》称颂文王说：‘不刻意聪明，不妄自作为，顺从上帝的法则。’

译这些都是简明、宽广、无为而治的明显成效。只要圣心考察并实行，容易得就像翻手一样。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察看虞舜关于琐碎纷扰的戒言，采取老氏清静无为的说法，暗藏聪明才智，涵养圣意，选择宰辅并把万般政务交给他们，慎重选择群臣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广泛听取意见以引导众情，考察近臣的言论以安定各种政务。大臣没有不因此怨恨的，众多士人都怀有得到任职的喜悦；愚者智者都尽力，上下都尽心，自然可以端坐拱手、垂衣而治，太平也就可以实现。”纯仁又上奏请求清静心志、简省政事、尊崇德行、委任贤能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急切求治，想革除旧有弊端，迅速达到太平，这固然是圣明君主的作为，是盛大的德行。然而道路遥远的事情，理当逐步达到；事情重大的事情，不可急速完成；人才不可以急迫地求取；积累已久的弊端不可以一下子革除。道路不能逐步推进，就有拔苗助长的祸患；事情想速成，就有不能达到目的的忧虑；急于求取人才，奸佞之才就会进用而巧伪产生；弊端骤然革除，人情就会受到扰乱而产生怨愤。所以汉景帝削弱七国，晁错却被杀戮；东汉急于制止横议，党锢之祸大兴；宋襄公急于求得霸业，以致军队丧败；唐文宗急于铲除奸邪，训、注之祸发生。这些都是前代清楚的事例，也是后代君王的借鉴。” 所以帝王谋求治理国家，必定在于显明仁德而暗藏才用，使人才由下而上逐步成长并取得成效，使德行通过积累而广大通达；改变风俗而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神妙地教化百姓而使他们自己也察觉不到，不露形迹、不事强作为而天下自然安定。因而《左传》称颂尧的德行说：“浩荡广大啊，百姓无法给它命名。”称颂舜说：“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自持，端正地面向南方而已。”称颂文王说：“不刻意聪明，不妄自作为，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都是圣人以无为而实现治理。又称孔子说：“不固执，不武断，不凭主观臆测，不自以为是。”又说：“不特别亲近谁，也不特别疏远谁，只同义相亲。”《洪范》说：“不要任意偏爱，遵循王者之道；不要任意厌恶，遵循王者之路。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浩荡；没有结党，没有偏私，王道平坦。”这就是圣人的心，不固执、不武断，不特别亲近或疏远，不任意产生偏爱和厌恶，于是邪正自然分明，万事没有疑惑。所以水静止下来才能照见万物，心志清明才能处理政事。自古君主若有凭才智谋略自任、果断兴作，想使功业迅速完成，必定会被奸佞之人乘机利用。迎合君意的人就凭借所谓才能受到宠信，忠诚正直的言论反而因被认为阻挠诽谤而遭怀疑。忠直之人因为被认为阻挠诽谤而遭怀疑，君主就无暇察看他们的忠心；迎合心意被当作才能，君主就无法察觉他们的奸佞。这样自然善恶无法辨别，赏罚不明，民情已经怨怒却不知道，祸乱已经形成却看不见，以至国家倾覆危亡的情况很多。这就是果断兴作的危害。孔子说：“我对做君主没有什么可乐的，只是我的话没有人违背我。这难道不是一句话就可以丧失国家吗？”由此可见小人承顺迎合的话是可怕的。陛下聪明仁厚孝敬，修养自身而恭敬笃实，自有尧舜的资质，可以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不必急于追求眼前的成效，为什么反而混杂采用五霸的作为呢？这岂只是徒然劳费圣明的思虑，实在恐怕会因小事而妨害大事。伏望陛下清静心志，简省政务，尊崇德行，委任贤能，把知人安民作为根本方略，把富国强兵作为次要事务。像天一样覆盖天下，像地一样包容万物，使四海蒙受不言而化的教化，使百姓进入仁厚长寿的境域，同三王并列美盛，与唐尧虞舜比隆，使后世歌颂无穷，只在于陛下留心罢了。当时王安石掌权，参知政事赵抃多次斥责新法不便。韩琦上疏极力论说青苗法的弊端，神宗对执政大臣说，命令停止此法。当时王安石在家闲居，请求离职。赵抃说：“新法都是王安石所创立的，不如等他出任后再说。”王安石出任以后，反而把新法坚持得更加坚决，赵抃大为悔恨，立即上言：“制置条例司设置了四十名使者，骚扰天下。”王安石强词争辩、固执己见，诋毁天下的公论，认为那只是流俗、违背众人、欺罔百姓、顺从错误、文饰过错之人的说法。台谏官和侍从大多因意见不被听取而离去。司马光被授任枢密，不肯接受任命。况且事情有轻重，体制有大小；财利对于政事是轻的，而民心的得失是重的。青苗使者在体制上是小事，而禁近、耳目之臣的任用和罢免是大事。如今舍弃重大的而取轻微的，失去大的而得到小的，恐怕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翰林学士张方平上言说：“陛下登上帝位以来，敬畏并察知上天的光明使命，思虑之后才发言，议论之后才行动，想以自身作表率，率领天下走正道，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然而起初政治清明，朝廷内外都在观察听闻，朝廷的风气体制，正应当先考虑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至于敦厚风俗，美化教化，修明典章刑法，端正法纪，以沟通天下人的意愿、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才是当前应当优先做的事。可是近来的政令，没有看到能够安慰天下人心的，只听到彼此以利害倾轧、以爱憎攻击，议论纷乱，官员被斥退罢免接连不断，臣恐怕四方有人因此窥探时政了。国家设置官员、分掌职务，又设置台谏官。台官用来纠察邪恶，纠正过失，整肃朝廷伦理；谏官用来拾遗补阙，规劝君主的过错。历代都具备这些官员，各自发扬自己的职能。仁宗虚心听取臣下意见，毫无选择地容纳；先帝英明刚健而精粹，命令发出便只有实行。陛下应当敬谨遵循既成的法宪，以端正治理的根本。王道正直，在于执守中道。所说是对的，事情即使再大也应当听从；所说不对，事情即使再小也应当审察。只取最为恰当的意见，有什么可犹豫偏袒的呢？上天没有私心地覆盖万物，日月没有私心地普照，帝王的心也应当如此罢了。” 而且如今朝廷的大弊端，政事之所以因循，民情之所以不能尽情表达，只是因为躲避烦琐的议论，顾惜表面形迹；事情稍小就怕嫌疑而废弃大体，名义上叫公道，实际上是徇私；名义上叫慎重，实际上是苟且。把这当作通往治理的道路，就好比车头朝北却要前往楚国。伏愿陛下扩大光明，恢宏长远的气度，用来率先激励群臣，革除这种弊风，使他们协调恭敬、同心协力，共同形成高雅的风俗。这样，君主的体统就尊崇，人伦就和睦，法纪可以得到端正，风俗也差不多可以变得厚重。陛下把这些谋划告诉执政大臣，推行并扩大这种做法，触类旁通、不断推广，治理的道路由此就可以走上正途，不过是眼前的事情罢了。”蒋之奇调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谨慎治理开端的五件事：一是进用忠贤，二是斥退奸邪，三是采纳谏诤，四是疏远近习，五是杜绝女谒。神宗看着他说：“斜封墨敕这种事，必定不会有。至于防范近习，正如孟子所说，要从近臣所主持、所推荐的人来观察远方之臣。”蒋之奇回答说：“陛下的言论能谈到这里，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呢？”

译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说：“陛下惩戒苟且简略的弊端，痛惜事功荒废，教导农夫兴修水利，开拓边境，制定法度，交给有司办理，使使者车辆络绎不绝地出发，寻求前人的遗策。开始时求治过深，后来又求成过急，浅薄之人借机依附，急于求功逐利，贪图功劳、窃取赏赐，误害陛下的事情很多。水监说：‘这是替陛下兴修水利的。像过去开凿南京白沟河，役使工人数百万人，因而死亡的有数千、数百人，一个州的府库都几乎耗空，最终因为没有成果而停止。又如京师开凿丁字河，那些说有利的人一定认为它的利益无穷。正因为说利益无穷，所以国家也轻视巨大的费用而修成它。堤坝建成至今已经两年了，陛下试着派人去察看，它的利益在哪里呢？’又如濬川司役使工人，每天三千人，每天发给钱三十文，按一年计算，工钱累计达到一百一十万；按一月计算，钱财累计达到三千缗。其他物资，直到仓廪供给、俸禄衣赐，都还没有计算。至于它的利害，陛下自己已经亲自试验很久了。司农说：‘这是替陛下养育百姓的。比如实行方田手实，天下因此骚动，赋税最终也不能均平；又如过去让平民出任使者，教人种水稻，设置农具，建立农舍，纷纷妨害农时，不久便停止废弃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又如两安抚司招募数十户人家到京东教授养蚕，结果在道路上流离、冻饿而死的人几乎全部死尽。可是学士大夫放肆妄言，争相拿空洞的名目来窃取实际利益，所以朝廷上有无法估量的费用，下面却没有长久的计划；百姓受到无穷的祸害，官员却取得优厚的赏赐。古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凡是臣所陈述的，都是陛下耳目所能达到的地方，却已经荒诞欺骗到这种程度。推及那些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大概还有说不尽的情况。由此可知，事情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当舜、禹的盛世时，他们共同在上面有所作为，本来已经没有遗漏的谋策了；但他们相互告诫时仍说：‘率先兴办事务时，要慎重对待你的法度，敬畏啊。’可见兴办事务的困难，不只是今天才有。圣人同百姓一起面对吉凶祸患，因此不能无所作为；但他们行动总是顺应时势而不抢先，所以同四时相互先后而不遗漏其规律；响应事物而不首先倡导，所以同万物彼此应答而功效不穷尽；舒缓而不逼迫，所以同万物共同终始而没有穷尽。这难道曾经是有意安排的吗？孔子说：‘因势利导，使百姓从中获利，不也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劳作的时机让百姓劳作，不也是劳作而百姓不怨吗？’如今的事情即使使百姓劳作，也不能没有怨言，所耗费的又不足以称为施惠。唯愿陛下加以察看。” 汝砺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法令，不是制定它困难，改变它也困难；不是改变它困难，而是使它合乎道理最困难。大凡有所作为的人，往往开始时勤勉，最终却懈怠。正当他乘着可以作为的形势，内心怀有极其诚恳恻隐的心情时，对他来说只是没有不说的话；只要说了就都实行。对我来说只是没有不做的事；只要做了就都做到极致。等到时间久了，有的事情已经做了却没有成效，有的已经施行却产生弊端，于是浸润人心的言论进入，危险疑惧的说法传来，内心惊惧而有所戒备，开始回头顾虑，犹豫徘徊而不再前进，过去那种极其诚恳的心也就松弛了。只是他所培养的人才和所感动形成的风俗，已经形成这种局面；当初焦心劳神建立起来的东西，又想这样抛弃，于是对已经显现的前功感到叹息；想要革除，又迟疑于尚未到来的成效。这就是改变事物困难的原因。”道理有是非，所以可以有取舍；事情有利害，所以可以有损益。然而只知道它是非利害的结果，却不知道它之所以成为是非利害的原因，那么即使认为是对的，错误其实已经胜过它；即使认为是有利的，祸害也已经随之而来。陛下创制事务、议定法令，本来包含许多古人的深意，但小人不能奉行陛下明白的诏令，急于追求功利，所以把法令改作十年防范，而事情和功效尚未达到，成就反而使陛下产生疑虑。例如撤销河防司而归并于都水监，撤销帐司而交给提举司办理，后来却又都恢复了。人们由此便有机会窥见陛下的意向。臣希望陛下更加详察，不要忽略忧虑；事情不可以不预先确定，不能预先确定就会动摇命令；命令不可以屡次更改，屡次更改就会使它变得轻率。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一座大厦已经建成。它的门栏堂室的形体，高低宽窄的制度，方圆取法于天地，内外取法于阴阳，明暗象征日月，大体都已经完成了。只是木材还没有齐备，形势还没有完整，疾风暴雨一齐侵袭而乘其空隙，居住其中的人便不得安宁。替木匠筹划，应当更换栋梁椽桷中倾斜、弯曲、折断的，补修堂屋墙面和瓦片的破损缺失，修饰丹青彩绘中尚未完成的；已经毁坏的加以修理，已经完好的加以巩固。这样做就会更加完善。假如不顾已经做好的部分，却想凭一天的力量把一切彻底革除、重新建造，臣恐怕已经完成的又会毁坏，想做的又还没有聚集起来，国家的根基就危险了。臣希望陛下更加慎重。”然而臣所论说的兴办事务，并不是说事情最终不能兴办，只是希望更加详察；所论说的变法，也不是说法令最终不能改变，只是希望更加慎重。起初因为一个人的话便兴办，却不考虑它的危害；最终又因为一个人的话便废止，却不保留它的利益。万事万物必定都有其所承受的道理。身边近臣都说可以做，还不能做；众大夫都说可以做，还不能做；全国人都说可以做，然后再加以考察，发现确实可以做，才去做。身边近臣都说可以废止，还不能废止；众大夫都说可以废止，还不能废止；全国人都说可以废止，然后再加以考察，发现确实可以废止，才去废止。废止或兴办的事情同众人共同决定，即使经过万世之久，穷尽天下人的议论，也不能推翻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所依据的道理本来就是相同的。天下的是非，不过在于是否合乎道理罢了。如果遵循道理，做什么会办不成呢？唯愿陛下裁决采纳。汝砺又上奏说：过去先王治理国家，用来总领和维系天下的办法，可以说完备了。九州四海如此遥远，所共同奉戴的君主只有一人。如果认为这样还不够，就把天下的土地分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仍然认为不够，就把天下诸侯国分列为属长、连帅、卒正七等职位。仍然认为不够，就把诸侯国合并起来设置伯，共有二人；上下相互维系，就像网附着在纲上，而天下万国的广大地域，都在一堂之上受到统制。

译诸侯们叩头稽首，又听从号令，遵循法度，好像手指一动手臂就响应。有人不服从，诸侯国的长官就可以治理他。然而又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设置巡守。巡行到诸侯国时，询问百岁老人并亲自接见他们，命太师陈述诗歌来观察民风，命市场官员报告物价来观察百姓的好恶，命掌管礼制的人考察时月、确定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整饬礼乐制度和衣服服饰；同时施行刑罚、流放、征讨和赏赐。这就是诸侯谨慎遵守法度、百姓没有不安定的原因。自从侯国制度废除以后，学士的议论就没有谈到这些了。如今天下县有县令，郡有郡守，各郡有提刑、转运、发运使，所治理的只是财粮，对民政却不参与。有安抚使、钤辖、总管、经略使，所掌管的只是军队，对民政有时也不参与。古代诸侯国中，像这样能够使德行彼此增长的职能很多；如今郡县用来总领政务的职能却如此简略，而且任用的人未必恰当，责成他们的时间也未必长久。这就不奇怪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了。臣想请求沿用现在所谓安抚、钤辖的职务，改由重臣担任，逐渐合并多种任职，使各部门都能够统摄，并把各地共同的利害、升黜和责罚，都交给安抚使统领，如同古代的州伯。每隔三年派遣近臣出使，全面了解民间的祸福利害，并察看百官的贤能、才智、愚昧和不肖，使其如同古代的巡守。这样一来，远近内外就没有不安定的地方了。金君卿上奏说：“臣私下曾考察古代的治国之道，观察今日的适宜之策，迫切关系治理要务的，没有比节省冗余费用、使国家用度充足而民力有余更重要的。谨慎执行法令，使下级必定奉行，不留下姑息苟且的弊端；敦厚风俗教化，激励名节，使人知道防止羞耻，不形成浇薄争竞的风俗。朝廷本来应当对此留意，但议论政事的人不能分别清楚、指陈明白，使意见可以施行，大概也只是把它挂在口头上、成为空话罢了。伏惟皇帝陛下天资仁厚明智，日夜勤勉振作，询问谋臣和百官，以图求达到最完善的治理。因此有在大廷转对时询问政事的安排，即使言论十分狂直偏激，也一概宽容接受。臣所以敢吐露忠心、献上愚见，分条上奏三项策略，希望陛下赐给臣稍许闲暇，使臣得以当面陈说，从而把全部意思表达出来。然后请求陛下赐予裁择，希望这些策略一定施行。臣不胜荣幸，仰面冒犯天子的听闻，臣实在惶恐激切至极。” 第一件事，就是臣先前所说的节省冗余费用，使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有余力；臣姑且粗略陈述其中一项。每年可以减少数百万贯的冗费。臣私下听说，天下各州军招募设置厢军，人数多少不等，每年增加的耗费没有固定数额。治平年间总共有五十一万人，臣曾经计算过。按照各处厢军的惯例，再参照军队等级上下估算，除去招军惯例所需的物品和赏赐以外，所支出的钱粮、衣赐等物，每名每年约费缗钱三十七贯以上。姑且按五十一万人计算，每年费用就是一千八百八十七万贯。自明道以来数十年间，每年人数也有少到四十三万人左右的。嘉祐年间只有四十五万人。过去天下漕运和占役之处也没有耽误事务。如今人数既然增多，日月之间耗费仓库钱粮，库藏不得不空虚。以至于各州支领纲运、火儿工钱的费用，也没有减少。诏令说赋税收入一天天增加而国家用度一天天亏空，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吗？臣又听说，皇祐年间设置机构减省冗费，治平年间的宣敕也因为军队冗员的缘故，告诫官司不得擅自占用民力。朝廷节省费用、减轻百姓负担的意图，不能说没有做到极致。臣如今愚见，想请求在京师特设官司，并派遣使者与各州军按照实际应占用的厢军人数，确定常额。还要根据州府、军、监的大小，有的贯通江河，有的处在偏僻地方，再按照纲运多少、县镇仓场以及官司占役等处，裁定人数。然后以多余的人补充缺额，把人调往缺员的州军；挑选不能服役却白白领取俸禄的人，裁减释放，随即登记申报到京师。对于负责减省的官司，还要把各州人数参照考察其增减，大体按照仁宗朝以来四十多年厢军人数估算，取其中数额，裁定各州常额。今后必须等额数出现缺额，才可以招募补充。臣愚昧地试行估算，暂且以四十四万人为额，可以裁减七万人。每年暂且可以减少费用二百五十九万贯。所减少的招募军人惯例物品费用，又不下于六十多万贯。臣试着拿过去西北用财物诱使胡人的费用来比较，可以减少其三倍的数额。朝廷正想使国家富足、百姓休息，应该不要遗漏这个策略。臣过去任澶州、雄州知州时，私下看见各州半粮兵士不少于五七百人，各州大多类似，都是占据清闲缓慢的差事，十分可以裁减。臣任池州知州时，本州所管的过犯军有七百多人，何况偏远的山郡，这类人很多；有的又因饥荒而来，也不可不加以防备。臣想请求今后各州过犯配军满一百人，就应当上报，请求暂时停止发配。朝廷也曾有过指挥，委托监司衡量配军罪犯中罪情较轻的人，逐年上报，经过多年，能够裁减释放、遣返故乡的却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臣想请求下达指挥：即使是因犯罪配军，但本来不是重大罪恶，自发配充军二十年且年满六十五岁以上的，可以全部裁减释放。至于逃亡的，以及因长期服差役而不回营、从未开阁领取或冒领钱粮的，弊端极多；请求借此彻底查核根治，并命都监司和粮料官司经常严格防范，避免虚耗仓廪粮食。还请求严格执行禁令，各州如果招募弱小疲病的人充数，今后也请求严加约束，命各路监司经常认真点检。近来向南方州军抽调军人到各处服工役，有的还没有放回，他们死亡的人已经超过一半。臣私下计算，疲弱军人长年累月耗费仓廪粮食，同壮丁短期服役相比，所花费用既少，而实际用力却多。想请求今后凡有朝廷兴修河防之类的工程，优厚支付工钱，雇用壮丁服役。如果确实必须抽调厢军，也必须挑选能够服役的人，让他们同壮丁相互配合服役。又有西北沿边州军设置了不能参加征战服役的人，尤其难以供给粮饷。等各处减定人数以后，再酌量裁减。禁军也请求陛下特别斟酌裁减。臣不敢把所有事项都详细列出，恐怕烦劳圣上阅览。如果朝廷认为臣的话有道理，请命大臣设置机构办理，允许臣参与议论，然后另行陈述具体条件，奏请施行。这样一定能够使这些冗费自行消除，仓库粮廪充实封足，百姓有余财，富国安民的成效可以踮足等待了。

译第二件事，就是臣先前所说的谨慎执行法令，使下级必定奉行，不留下苟且姑息的弊端。臣私下听说，朝廷命令发布时，并不是不反复郑重地告诫，但州县官吏往往因循拖延。名义上虽说已经下达执行，实际上很少能够收到成效。过去朝廷必须下发条贯，州县也有许多因循不办的地方，臣不敢全部列举。又如赦书敕令中应当颁行的条款，往往经过各级官司，过了一年还不能办理完结，使皇上的恩德被堵塞而不能流布，这大概就是官吏不谨慎奉行法令的缘故。诏令所说州县官员只考核空文、尸位素餐的，确实就是指这种情况。臣想请求重申敕令给有司：今后宣敕、指挥下达州县施行，除规定期限外，经过半年仍不上报；以及赦书敕令中的应行条款，一年内不能全部遵行办结的，委托监司查究举发，或者由言事官弹劾上报，对当职官吏重新严加贬黜责罚，不受离任后原有赦免的限制。又有军中教阅的法令，是朝廷所留意的。臣过去任边州知州时，看见各处武臣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都说督促教阅就会导致生事；姑息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因而想要得到精兵锐卒以备缓急使用，也无法做到。臣愚见请求陛下再行约束，命监司点检武臣的考绩，另列一项明确记载教阅精良或不精良，作为考核优劣，并据此升降黜陟。这样一来，州县官吏和军队政务都知道奉行法令、履行职务，不会再有姑息苟且的弊端。第三件事，就是臣先前所说的敦厚风俗教化，磨砺名节，使人知道防止羞耻，不形成浇薄争竞的风俗。臣私下看到近来士人往往不顾名节，风俗日益浇薄；如果让这样的人担任州县长官，却想使百姓知道防止羞耻、平息争斗之心，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因为士人的学问没有根本，又由于取士之法难以考求实际德行。古代选取士人，首先考察乡里间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品行；如今贡士既多，其中难道没有浮滥的吗？虽然有县令保明的办法，但不过是从村中年长者、坊正的话中取得凭据；又有无赖之徒互相替对方作保，而县令任期又不长，难以完全为保明负责。臣如今想请求，每逢科场发解之后，命知州、通判进一步察看他们的行迹。在发解举人中，不论解额名次高低，只要有经学、品行受到乡里共同推重的，特别加以表彰、保明并上报；如果像擢取科第一样，请给他提升甲次的名次；或者对等待选用的人免去守选，直接任用。其中如果有品行不端、损害孝悌、不被乡里承认的人，允许说明其事迹，弹劾举发其人；即使已经及第，也不得按通常期限参加选任。后来如果能够改过自励，等到有本贯知州、通判、县令中的一名职事官员共同担保上奏，才准许按选任期限参加差注。这样实行，每次科场稍稍警策其中一两个，自然人人都会相互带动而修养品行。又国学是贤士产生、风俗教化由此而出的地方，想请求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小经，命学生各自专门学习一经；各州的学校也都仿照这样做，各自专攻经术。每逢科试，在三道策问中拿出一道询问他们所学的经义，所看重的是使学习有根本，从而使经学明达、品行修养的人才得以出现。臣又听说朝廷开辟荐举人才的道路，只求得到贤能，不专门看重门第；今后臣僚每年保荐的人数如果完全没有寒门出身者，允许言事官弹劾上报。臣又听说诏令百官转对，本来是要寻求民间的利弊疾苦，其中却有人专门凭爱憎互相攻击诋毁，很是伤害宽厚的风气。朝廷近来施行贬黜责罚，已经使众人震慑服从；还请求再明确下诏，告诫百官，使他们知道宽大包容的意旨。诏令所说改变风俗的浇薄讹误，臣斗胆把这些献上。臣所见浅陋，姑且陈述其中一二，希望士人重视名节，百姓懂得知耻，从而形成美善的治理风俗。以上谨慎地具列如前。臣身份卑微、言辞鄙陋，不足以上报而符合陛下诏书中反复询问访求的旨意。只愿陛下宽赦臣见识浅陋、冒犯天听的罪过，臣实在万分荣幸。右司谏苏辙上奏说：“臣谨慎考察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件事的得失，最容易看清。上至朝廷内外的臣僚，下至田夫野老，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只是因为朝廷施行的事情，说它对便有功，说它错便有罪，所以人们畏惧躲避而闭口不言，不敢直说。如今臣谨慎采集众议，把众人共同知道、明显可以看见的事项，逐一开列如下。” 第一，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富人借贷给穷人，凭借借贷收取加倍的利息，因此富人一天比一天富，穷人一天比一天穷。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夺取富人兼并财富的权力，来救济贫民急迫的需求。借贷方式同民间没有不同，利息又不到加倍，公私双方都有利，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然而官府的借贷，实际上同私家的借贷不同。私家虽然有时收取很多利息，但人与人之间情理相通，另有办法周转。比如今年不收钱，留到来年偿还；米粮不够，就用柴草接着偿还；鸡、猪、狗等牲畜都可以用来还债。没有规定具体年月期限，也没有交纳输送的费用，可以出入乡里而不耽误农事；想取就取，愿意归还就归还。并不像官府借贷处处有妨碍，所以即使有时收取超过一倍的利息，百姓也安然不觉。如今官府贷放青苗钱，却要求用现钱偿还，催促同两税一起缴纳，由邻里共同作保，立下文状领取钱；一家不能偿还，就连累九家，大家坐等被催赴城市，耗费各种费用。一旦有人拖欠逃跑，就平均摊派给同保之人，贫富相互连累，非要大家都困毙才罢休。朝廷虽然设立法度来挽救这些弊端，但实际上并没有益处。” 有一种议论又说，平时的差役会毁坏百姓的家庭，一个人服役，全家就失去生计，所以应当让各户出钱，由官府雇人服役，称为“免役”。出钱虽然很多，但百姓免除了家破人亡的忧患，因此以此为理由，推行起来毫不迟疑。然而他们不知道，三代的百姓是用劳力侍奉君上，并不专靠钱财。近世则根据百姓有无财力，任其选择方便：有劳力而无钱财的，让他们出劳力；有钱财而无劳力的，都可以雇人。人人都贡献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事情不至于劳民伤财。如今却舍弃百姓自身拥有的劳力，只一味向他们征钱；百姓虽有余力，也不能出力。于是卖掉田宅，砍伐桑柘，卖掉牛马，用来缴纳免役钱，天下从此开始大受困苦。况且钱是官府制造的，米粟布帛是百姓生产的。古时候，君上拿出钱来调节天下的货物，百姓拿出米粟布帛来补充官府的不足，上下相互交易，所以没有不利的。如今青苗、免役诸法都责令百姓出钱，因此百物都变得便宜，只有钱最贵；想使百姓不贫困，是不可能的。至于京师各司、郡县中掌刑法的吏员，没有俸禄却服役，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中的庶人在官，虽说有俸禄，但事务简少、吏员不多，或许还容易供给，不像今天官吏人数繁多，根本供养不起。

译何况三代的军队出自百姓，而今世的军队坐享供给；如果又同时承担巨大的费用，实在难以负担。然而议论者认为，给吏员俸禄，然后才可以责令他们负责防卫。这是因为朝廷选拔吏员的精细程度，必定不如慎重选择官员；给吏员的俸禄优厚程度，也必定不如给官员的多。如今慎重选择、厚给俸禄的官员，尚且不能免于贪污，何况吏员呢？而且从前制定法律时，按受赃多少定罪，没有俸禄的人可以减轻等级。如今采用仓法，吏员犯罪反而比官员罪重，颠倒失当，尤其不可行。如果朝廷确实担心吏员贪污，只要官员选得合适，吏员收受贿赂自然会有一定限度。如果这样还不能禁止，那么即使给以重俸、施以严法，也不能禁绝。有一种议论又说，三代盛世的军队出自农民，所以应当通过团结编伍、建立保甲来寓军于民；如今朝廷喜欢这种接近古制的做法，也认为可以实行。然而三代百姓从官府那里受田，官府供养他们很优厚，所以出身服兵役而没有怨言。如今百姓买田耕种，然后才能得到食物，官府供养他们很薄，却想责令他们服兵役，势必做不到。自唐代以来，百姓用租、庸、调向官府缴纳，从而免于服兵役；后来租庸调改为两税，那么两税之中已经包含兵费了。况且还有更严重的情况：百姓缴钱免役，本以为终身不再服役。如今既已免役，捕盗时却让他们充任耆长、壮丁，催税时充任户长、里正，巡防时充任巡兵、弓手，一个人承担三种差役，百姓将如何承受？至于充任巡兵、弓手，一个保甲中壮丁既然出去了，老弱留守住宅，盗贼乘隙而入，如入无人之境；而且他们轮番上役的期限又不过十天，连坐立、作息、进退都还没有学会，替代者一到，便相继返回。来往道路上劳苦疲惫，又有什么益处？这甚至使盗贼纵横，官吏因防备不力而受到责罚，盗贼啸聚成党，攻打劫掠州县，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代的循吏使百姓卖剑买牛，如今却使他们丢弃农具、置办兵器。小民无知，便借此作恶；安分守法的百姓一旦陷入其中，终身不得脱身；奸诈好强的人一旦补入役籍，终身也不能免除。这种祸害，真是说不尽了。有一种议论常常担忧，各种货物价格的轻重操纵在富民手中：货少时就抬高价格卖出以获利，货多时就压低价格买入以求利。利益有所壅塞，商贾难以流通，于是设置市易官来平抑贵贱。如果有关部门确实只遵守这个主张，不再另有经营，那么即使事务琐碎、难以推行，也还没有深重的害处。如今自从设置市易以来，没有什么货物不买，没有什么利益不搜括。命令官员派人贩卖南北货物，放债取利，公然实行而毫不疑惧。堵绝利益来源，不让百姓共同获利；看它的意图，并不是复制货物的有无、调节价格轻重而已。它只会使小民失业、商旅不通，徒然取得专擅利益的名声，实际上却丧失商税收入，使国体卑辱，天下离心。巍巍盛朝，为什么竟会如此？何况小民贪图利益，大多没有远见，争着借取官债来救眼前之急，欺骗父兄，妄自拿物品作抵押。期限一到，又无处逃避，妇女儿女离散，行路之人都为之叹息。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陷阱，诱骗百姓投入其中呢？至于奸民巨商窥伺空隙，有的取得很多利润，有的拿滞积难售的货物来换取现钱，有的把残破无用的房屋作抵押，赊取实物，巧诈百出，难以尽述。有关部门受蒙蔽，把这些指为利益；钱币一旦散失，便漫无边际，难以收回。官府所收藏的，不过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我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将要议论彻底查究此事；然而已经败坏的法令还没有停止执行，买卖各种货物仍然照旧。譬如吞服毒药，喉舌已经破败，胸腹已经胀满，明知不对，却闭口不吐，安坐着诊脉，广泛寻找医书，这样离迅速痊愈的办法就很远了。以上是臣所陈述的关于统一处理此事的意见，都是臣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众百姓共同知道的。朝廷政治清明，难道会不察觉吗？如果确实有意改变它，并不再是难以实行的事。只是早晨颁下一纸诏书，四种弊害到了晚上就可除去，不像前代的积弊，有的存在于列国，有的存在于四夷。想要议论改革，恐怕会动摇天下，所以姑且维持现状、含容养息，苟且求得自身安便。如今事情在朝廷，只要发出命令就可以了；众人都寄托着希望，事情势难长久拖延，而朝廷却私自顾惜留恋，迟迟不作决定，以致失去天下人心，臣私下认为不可取。臣是愚蠢之人，志向只在忧虑国家；言辞恳切，冒犯典刑，区区一点诚心，甘愿等待诛戮。吕元钧回答策问说：“臣听说，最大的智慧，是圣人的德性；虞舜能够察纳近臣和百姓的浅近言论，是因为他总览省察万事而不遗漏，思虑深远。中正之道，是君子的才能；孔子能够接纳狂者和狷者，是因为即使是普通人的志向，只要坚守便难以改变，也不可抛弃。这两点施用于君臣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君上有求取善言的美德，臣下也不会失去成为竭尽忠节、不欺骗君上的士人的机会。各自尊崇自己所看重的，义理有什么损害呢？”“如今陛下承接太平的根基，运用独到的教化之术；元臣良辅在内廷讲习研磨治国根本，众官群吏在外奔走办理职事。经常之制已经建立，可以庇护万世；号令发出，可以整肃四方。政治安定、功业成就，相信指日可待。然而陛下仍然下诏举荐贤良方正之士，亲自在朝廷策问，又退居一旁不自以为明，延请访问政事得失，这难道不是虚心好问、求尽天下实情吗？”“臣愚昧不肖，不足以充任当今陛下属下的执事；即使竭尽心力、倾吐所知，又怎能补益陛下万分之一呢？但臣不敢以荒疏浅陋、毫无可取作为推辞，反而预先探测朝廷的意旨而进献于前，这是因为臣认为，贤良的意义在于敢于犯颜直谏，而不在于隐瞒过失。若废弃这个意义，便从臣开始了。”“况且每个人各有不同的才能，而选取他们所依据的，必须各有一个主要标准：选求将帅，主要看勇敢；选求守令，主要看防御；选求法吏，主要看文法才干；选求贤良，主要看正直。”

译舍弃这些标准，即使有特殊才能，也不会被选取。如今将帅不谈勇敢而谈仁爱，守令不谈防御而谈通达，法吏不谈文法才干而谈朴实，那么陛下还会选用他们吗？”“臣虽不肖，但臣之所以能够进言，是因为贤良这一名义。岂敢不专守贤良所应以正直为主的标准，来求得伸张自己的志向呢？”“臣恭敬地认为，圣策中说：‘从前贤明君王治理天下，仁风广泛流行，德泽深厚；四时调和，万物和顺，兵革不需使用，刑罚不必施行。俊秀贤能居于职位，戎夷都向慕风化。建立大中至正的准则以承顺上天，收聚时令的福气来赐给百姓。日月星辰、雨露、鸟兽草木，都呈献祥瑞。’陛下非常仰慕这种境界，于是询问臣达到它的方法，这难道不是陛下深思治国之道、探究其根由，希望把最大的利益平均施予四海吗？”“臣愚昧，哪里足以知道呢？但臣听说，人事有本末，事物的道理有始终。王道的施行，本来就有先后。端正根本，是为了治理末节；慎重开始，是为了谋划终局。应当先施行的事情，就不能晚于一天，这正是治国之道的起点。”“从前《春秋》以五始来彰明王法，把‘一’称为元，是考察大的开端、希望端正根本；深入探究根本，所看重的就是开始。那么君主即位，是天下的大根本，也是王道的开端吗？” 亿万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君主抚养他们，因此必定要有办法慰藉他们的期望。公卿辅佐竭尽忠诚、奉献节操，以完成君主交付的职责，因此必定要有办法凝聚他们的心。外藩和边地民众惊惧戒备，仰望君主招抚他们，因此必定要有办法使他们的感情得到满足。古代贤王深知端正根本、慎重开端的意义，而施政的各种措施，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把它蕴藏起来，就是盛大的德性；发用出来，就是伟大的政令。它像日月照临、雨露滋润，使人人听闻之后都受到鼓舞，认为‘我们的君主有这样的善政，就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君主推行这样的事情，我们将要享受它的利益’。所以它散布开来就是仁风，广泛降下就是德泽，隐微处可以调和四时，显明处可以使万物和谐。兵不用而威望建立，刑不施而政事成功，俊杰居位而百官职事都能举措，边人叩塞归附而九贡汇集。大中至正之道建立，在上便能顺应天意；五种嘉应之福降临，在下便能使百姓安乐。日、星、雨、露、鸟、兽、草、木等各种带来福气、可以致祥的事物，没有不全部到来，王道也就完成了。

译《尚书》称颂高宗的德行说：‘自从他即位以来，使商国安定美善，无论大小事务，从来没有人怨恨。’ 《诗经》说到成王继承政事，便把《小毖》中谨慎防患、恭敬接受劝戒作为首要事务，难道不是端正根本、慎重开始的意思吗？等到后来出现明显的验证和巨大的成效，德业显著，教化深厚，天下安定，国运长久延续，难道不盛大吗？如今陛下承继五位圣主的统绪，讲求治理天下的设施，又以承担重大责任、守持重要职位为忧，所以臣敢把端正根本、慎重开始作为建议献上。愿陛下不要被理财的说法迷惑，以此慰藉百姓；不要疏远老成之臣的谋略，以此凝聚公卿之心；不要兴起边疆战争，以此怀柔外国。只要陛下深思并切实探究这些道理，那么尧舜的治理就可以积久而达到，哪里还在于仰慕从前贤明君王呢？圣策说：‘君主即位，必须向上天寻求根本，并在自身端正它。只要五事合乎常道，各种征验就会相互协调。自从即位以来，朕不敢放纵自己，但和气仍然郁结，大的异常现象屡次出现。于是元年三朝发生日食，三朝至仲秋又发生地震，数路受灾，而冀方广大地区灾害最为严重；这是陛下敬畏天命、寻求顺应天意的表现。’臣听说，天与人的关系，是精气和祥气能够相互感应。《洪范》陈述五事，《春秋》记载灾异，都是慎重地防患于未然。然而世人的说法有两端：一说：‘那个高高在上的苍天，怎么会干预人事呢？日月星辰运行错乱，阴阳失调、水旱失常，都是大数使然，未必由政事引发。这是把天与人分为两回事来说，并不是严肃恭敬、戒慎畏惧的道理。’ 另一说：‘灾变到来，大多是与某项政事的过失相应。施行某项政事，就招来某种祥瑞；某件事情不对，就招来某种灾异。’自两汉以来的儒者，如刘向、董仲舒、郎顗、襄楷之流，都指陈当时一两件政事来说明灾异，牵强附会，务求应验；这不能推明天人关系的根本，用来启发引导当世君主，反而只是沉溺于禨祥之说。臣认为两种说法都不对。上天把天命降给君主，把国家重器交付给他，必然有扶持保全的心意，也有警惧告诫的用意。上天显示灾害、告知变怪，是希望君主整饬自身、努力修德，慎重处理政事、谋求安宁，并不是与人事无关，也不是专指某一两项过失才导致灾异。天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如此。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大小政务无不勤勉，虫鱼草木大都受到温暖滋养。然而改元之年三朝发生日食，是上天忧虑陛下，借此告诫您关于始终的道理。改元，是陛下越过旧年、开始治理政事、更新万事的时候。太阳是最光明的事物，不应轻易被遮蔽。天意仿佛说：陛下应当在开始时谨慎，使光明盛大的德行发扬出来，不可稍有亏损。仲秋以后，九州大地大半震动，大的震裂陷落，小的也覆压房舍。京师也发生地震，冀方最为严重；这是上天保佑陛下，并向您显示安危的端倪。大地是最安静的事物，通常处于安定状态；一旦失去常态，就会不停震动。天意仿佛说：安静而有常道就安全，动荡而失去正道就危险。愿陛下居安思危。祖宗从河朔兴起，因此冀方就像祖宗的本封；陛下以四海为家，因此京师就像堂室。震动的变化在这里显现，不仅外部忧患值得担心，内部祸患也同样值得忧虑。边疆的忧患，产生于安抚防御失策；军队的忧患，产生于威严和恩爱任用失当；宫廷环卫的祸患，产生于防备阻遏疏忽；亲近佞幸的祸患，产生于任用过重。这四种情况，世间曾经都有，并不是臣私下忧虑过度、无端猜测。至于彩虹贯日、大地生毛、太白星横过天空、荧惑星运行失常，这又是上天深切的警戒。教化是否还有未完备之处？德泽是否还有未到达之处？赋税是否过重？刑罚是否失于滥用？战争是否值得忧虑？盗贼是否没有平息？大概是有某些事情感应了天象，所以天意谆谆告诫而不停止。《易经》说：‘将要亡了，将要亡了，系在包桑树上。’意思是，在通泰的时代深深想到危险，悔恨和灾咎就不会产生。《诗经》说：‘起初确实是小小的桃虫，后来却飞成了大鸟。’意思是，刚开始治理政事时，谨慎对待细小之事，祸败就不会到来。愿陛下思考天人相交的道理，彻底领会《诗经》《易经》的警戒，那么大的灾异就会消除，和气也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应感而来。圣策说：‘图谋讲论政务，每天直到日过中天、接近西斜，仍然有许多苟且简略的习气；不断擢进人才，却官员没有虚假，颇为缺少建立功绩、发挥效用的美好结果。’臣听说古代圣人没有不勤劳的。周文王治理天下，每天直到日过中天、接近西斜，还没有闲暇吃饭。但至于众多言论、众多狱讼、众多谨慎之事，却没有一件由他亲自兼办，而是只委任给有关部门和牧守官员。因为劳心于求取人才，便可以安逸地使用贤能。况且帝王之道与天地相参。天地的变化，分别由四时承担职责来生成万物，并不专门负责一草一木的生长；元气统摄于上，所以万物没有不顺遂的。帝王之道，慎重选择群贤来辅佐万政，也不偏执于某一件事的修饰；最高的权力归于中正之道，所以万政没有不兴举的。恭敬地想，陛下应当体察乾卦刚健的性质来运行政事，效法离卦光明的性质来照察远方。既然已经得到群贤来任用，又提出纲要来成就他们，那么文王勤于治理的德行，就可以同古代相媲美；虞舜无为而治的功业，也可以重新在今天出现。苟且简略的习气，哪里还用担心不能革除呢？至于不断擢进人才却缺少功绩效用，臣大略探究了它的根源。唐尧、虞舜盛世，九年才考核官员的升降；姬周兴盛时，三年举行一次大计。都是经过岁月磨炼、观察其能否胜任，然后才升降官员，深慎官爵名器，不敢妄自授予。如今从选部升任京秩，要经过六七次考核、五六名举主推荐，然后才能获得；从京秩升到郎官，大抵四年升迁一次。对于官爵名器不轻视而重视，确实如此。陛下以至诚对待人才，急于得到贤能，曾多次从卑微之中破格擢拔俊良，置于高位。这些都是贤能之人不按常次而任用，不像从前平庸之人受岁月限制。然而破格任用贤能，只是王政的一端。人的能与不能，难道可以不察验吗？孟子说：‘身边近臣都说贤能，还不可以；诸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还要考察他。确实看见他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因为小人的本性受利禄驱使，喜欢做迎合时势、讨好世俗的事，揣摩君主的心意，务求与之相合。

译只要能够因此取得君上的宠爱，就来不及衡量自己的才干是否胜任了。陛下急于求贤、任用贤能，破格提拔他们，那么他们的心哪里会辜负天下士人呢？然而天下士人却有辜负陛下的地方，这正是众人心中疑惑的所在。曾经有人凭借边事进用，后来将帅辨明他是在外部羌人中挑起怨恨；又曾经有人可以担任御史，进言者却说他对父母不孝。起初听取他们的言论，中间让他们任事考验，最后检验他们的才能。否则天下士人就不会辜负陛下，功绩效用也不会缺乏。圣策说：‘种羌并不是不愿归附，然而边境有时仍然纷扰。’以至于亲自派遣辅臣，来显示明确的威武。臣听说，中国对于四夷，就像天地对于万物一样，普遍覆盖、包容，使它们各自发展罢了，哪里需要较量其力量勇怯，责问其内心是否离去归附呢？如果它们侮慢、不来朝服，征伐也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朝廷对于西羌，可以说已经很厚待了，又加授王爵，让他们世袭其土地；赏赐金帛，也从未缺少。然而近年以来，他们反逆之心日益严重，多次派遣使者提出难以满足的请求，又起兵侵犯边境官吏，以求达到克敌守边的效果，这本来就应当俘获并诛灭了。因此陛下亲自派遣辅臣，将要伸张九伐之令。然而臣愚昧地认为，中国的力量有盈有亏，外域的形势有强有弱，所以一定要衡量之后才行动，估计之后才施行。至道年间，是天下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强大，百姓富足，将帅豪杰，足以威服四夷而无所畏惧。然而五路出兵，最终仍未成功，这就是长驱深入所带来得失的验证。康定年间，与至道年间相比，军队、百姓、将帅三者都不如，所以边境一有动静，远近便骚动不安。以四海的力量来对付一方，尚且急忙承受运输粮饷的劳累，年年不能停止；朝廷深深厌恶战争，最终采用反间谋略与之和解，百姓才逐渐得到休息，这也清楚表明军队不能轻易发动。如今的军队和将帅，与康定年间相比，未必超过，而百姓又比那时更不如。从前陛下即位的那一年，趁着谅祚残暴到了极点，又逢旱灾饥荒接连发生、部族怨恨离叛，所以王师一出兵，便重新安抚了绥城一带；但战死的人大概已经以万计，耗费的钱财又有几百万呢？近来秦、庆二路敌寇入侵，动辄取胜，臣私下怀疑我方的势力已经不像从前，正处于旱灾饥荒之后。坚固的城池没有粮食就无法守卫，而塞下粮食储备多的只能支持两年，少的连几个月也不到。边境藩篱之户，依靠他们作为援助，但强壮者逃亡得所剩无几，弱者又不足以倚仗。放宽文法，纵容骄横的将领，可以使他们拼死作战；而一些细小过失，却多被吏员拿来议论。给足金帛，侦察候望的士卒才可以了解防务；恩惠太薄，又不足以役使人。扩大屯田，可以充实军粮；但有关部门却荒废了这件事。抚恤土兵，可以帮助守戍；但他们平时从未稍得宽免。这些都是我方没有准备好的地方。以我方准备不足的状态，面对对方难以估量的形势，不如讲求守御的办法，慢慢谋划。朝廷一定自有制御之策，臣愚昧不能处置。陛下认为依靠威势就一定会使他们服从吗？那么威势也未必能使他们服从；认为出战就一定能取胜吗？那么出战也未必能胜。即使一定服从、一定取胜，百姓供应粮饷，也已经劳苦了。如果仍然不能服从和取胜，那么战争相连、祸患交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关陕一带一旦扰乱，寇盗必定乘机而起。种羌的祸患尚未解决，西面就应当防备；蜀北也要担心胡人了。远夷不加讨伐，与百姓受到严重困苦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发动一方的战事，却招来三面的忧患，得失究竟哪一个更大？愿陛下权衡利害，审度适宜而后施行。从前汉宣帝想攻打匈奴，魏相认为不可，于是暂不报复远夷，因而享有三代称藩的成效。唐太宗想征讨突厥，长孙无忌希望暂且停止用兵，因此最终成就了贞观太平的功业。臣所以说，愿陛下权衡利害，审度适宜而后施行。圣策说：‘百姓并不是不爱护养育他们，只是生计有时还不能宽裕富足，以至于有人逃散在外。’派遣使者宣布恩惠和教化。臣听说陛下爱护百姓之心，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平等；但百姓生计有时还不能完备，其中最大的弊端有三项。第一，郡县官吏役使不足以承担劳作的百姓，甚至役及上等农户，使他们破产、耗尽财产，最终死于寒冷饥饿，这是天下最深的不平。如今普通百姓之家，牛羊、耒耜、干粮、皮衣葛衣，只要有价值几十金的东西，就全部登记到公家名下，用来准备服役费用。差役将要到来时，他们知道自己必定会因此死亡，内心就像在逃避重罪，力量就像在抵御强敌，于是焚毁房屋，砍伐桑柘，只求不被役及。更严重的，有人便出家为浮图，或编入军籍，以一身自陷于异类，希望侥幸在这个世道求生。再严重的，儿子把母亲嫁出去，兄弟得以分居，父子商量自缢，以求减少户口和丁口。这是暴虐差役的弊端。第二，天灾间或发生，庄稼歉收，朝廷便下令减免赋税，以救济流亡之民；但有关部门却把刻薄搜括当成功劳，务求满足功利。霜、雹、旱、蝗等五种灾害侵入造成的损失，已经没有丝毫收成，却仍然按原数的十分之五六征收，这就是赋税过重的弊端。第三，百姓欠负公家而并非有意欺骗，朝廷本应赦免，为他们减除债负，以宽解贫穷；但主管者却罗织疑似之事，搜求细小空隙，侥幸认为他们稍有触犯法令，便督催得更加严厉。等到他们弃尸沟壑，实在无法偿还时，主管者还能够鞭打他们的子孙，拘系他们的邻里，仍寄望从下面追回钱财，这是积欠拖延的弊端。臣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忠厚之吏，任命为守宰，使他们不妄自举发；制定宽缓通达的制度，便利百姓，使他们不再陷入重困，那么休养生息，都是陛下实际施予的恩惠。即使派遣使者的车马不在道路上往来，恩惠教化难道会有不能宣达的吗？舍弃这些根本，即使早晨派一名使者，晚上设置一名官员，又有什么益处于治理呢？陛下不先责治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刻薄地改变制度，这是臣愚昧所不能理解的。圣策说：‘国用虽然节省，却还常常困于调度；兵籍虽然众多，却还没有精细地删减核查。’臣也略微听闻过这种说法。天下的财物有一定的常数，而国家财用有余或不足却没有定数，这是因为取财和用财的道理不同。善于取财，财物虽多却常常不足；善于用财，财物虽少却常常有余。

译如今天下所谓的利源，总共已有四类二十八项以上，各种货物都设置了禁令，大概已经搜括尽了。然而收入仍然没有余裕，是因为还没有明白节省的要领，也没有慎重掌握用财的办法。应当节省那些可以停止的开支，供备那些不能停止的开支；使用不可浪费的财物，却使它能够满足可以支出的需要，这才是善于理财。国家最大的六项费用是：宗室支属的俸禄、百官的供养、冗员军队的粮食、二边的赏赐、郊祀的赏赐、河防的储备，这些都不能一天停止节省。至于赏赐有横滥，服饰器用有奢侈，掖庭私下宴饮，宫中廪给过盛，百工技艺的支出，以及冗员的粮食过多，这些都可以节省。臣希望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一概减省损耗，以增加货财，用来供备六项重大费用；这就叫节省可以停止的，供备不能停止的。至于兴利，功效容易看见；省事，功效却难以察知。容易看见的便容易取信于人，难以察知的便容易使众人怀疑。正因为一项容易看见、一项难以察知，信任和怀疑由此产生，这就是财用日益匮乏的原因。如今天下的利源，有比解池盐利更大的地方吗？每年收入不过一百多万。如果有人把一百万的利益献给陛下，假如顺势加以专卖，那么这个人的功劳岂不是容易看见吗？然而绥城一战一旦动用军队，就耗费六百万，这已经用掉四年解池的盐利了。有人把绥州不值得筑城的意见告诉陛下，假如顺势放弃它，那么这就相当于保存了四年的解池盐利。然而他的主张着眼于省事，而不是兴利，那么他的功劳岂不是难以被察知吗？究其根本，兴利所得的利益不如省事本身所带来的利益。愿陛下反过来探求事情的根源并加以考虑，这就叫使用不浪费的财物，却足以供给可以支出的费用。懂得这两点，而不去争逐锥刀末利，那么调度就不会烦扰，百姓的力量也会宽裕。臣又听说，国家忧虑军队冗滥，讲求整治的方法已经很久了。从前容留衰老之人，如今则刺字清除壮年子弟；从前编阅不严密，如今则连毫毛也不敢欺骗；从前怠慢训练，如今则早晚都用金鼓操练。这三种方法，当今认为是练兵的要领，臣还能够说什么呢？然而臣的意见是在这三种方法之后接着说的，只是想探究其中的实际情形。四方凶悍之徒，成群聚集而安闲度日，骄傲懒惰、不能任用，这种情况已经有多年了。如今突然责令他们决定去留，立即辨别强弱，他们的心难道能免于怨恨吗？谁说怨恨不会损害王政、因而不必加以怜恤呢？《诗经》说：‘使百姓喜悦地服役，百姓就会忘记死亡。’哪里有驱使人走向死亡，却先用怨恨去诱导他们的道理呢？把这种办法用于用兵，尤其不是取得完全胜利的道路。三路是用兵之地。如今尚未衰老的人大多被黜退而失去归宿，壮年人则担心自己将来衰老后也会被黜退，臣担心这会动摇同类人的心，使他们乘机发生变乱；这样不但不足以抵御寇盗，反而足以成为寇盗，这极不利于朝廷。圣策说：‘减少器物玩好方面的巧丽，而工匠却不戒止。’臣认为这不只是法令禁制不严密，也是教化没有达到的缘故。百姓对于上位者，跟从他的爱好，不跟从他的命令。高髻大袖的风尚，早已有这样的说法。如今陛下虽然实行纯正节俭来教化天下，但百工店铺仍日夜谋求精巧，从时俗中求取利益，这一定是有人在引导他们。况且法令的实行，要从近处开始；教化的达到，要由上位者率先。愿陛下澄清源头以洁净下游，那么天下的工匠没有不戒止的。圣策说：‘风俗浮薄，根源在于取士没有根本，教导不明。’台阁中的议论，所坚持的并不一致，难道没有挽救弊病的办法吗？臣认为，不是本地人而不任用乡里评议，不取浮华文章而不以经术为根本，只比较文章工拙而不考察平素品行，这是今日选取士人的大弊。近来朝廷讲求众议，思考救弊办法，虽然各家议论有同有异，但认为造成弊病的不过就是这些。以刻薄的方式对待人，就不能责求他们厚道。如今养育、选取士人的制度与古代大不相同，又怎么能奇怪士风防耻之心衰退消失呢？臣希望根据时势立法，重视能够适用的办法；不如大幅度均衡荐举选拔的名目，使人数多寡适得其平，不再有侥幸与不幸，这样本地人就不能随意迁徙。限定学习一门技艺，并用家法考察；高明的学说列为上等，义理参合于文章而取用，那么谁还敢废弃经术？孝悌一科，应诏令监司、郡守按时加以询问察访；任期届满时举荐一二人，这样平素品行就可以知道。以学校教育为根本，再辅以这三项办法，那么取士之道大概就不会失误。又何必改变常规、惊动众人，追求纷纷扰扰呢？圣策说：‘刑罚繁多而沉重，源于立法门类太多、沿袭旧制而不改革。’将要施行仁恩之政，使死刑稍稍缓减，必定有可行的办法。臣认为，有治理就有刑罚，并不是要养成威势、务求刻薄来压倒百姓，而是想使百姓畏惧犯罪、改过向善。后世忘记了刑法的根本，制定严酷的条文和严密的法网来笼罩四海，使百姓几乎无处安放手脚；这正是后世君主裁量、斟酌并调整刑法的原因。陛下忧虑刑网过密、重罪判报太多，想使刑罚稍稍缓和，这是尧舜爱惜生命的德行。然而臣愚昧，仍有意见要献上。所谓缓和刑罚的方法，难道不是以其他罪名抵充死罪，便斩去左脚趾吗？难道不是想恢复古代的肉刑吗？如果用其他罪名抵充死罪而斩去左脚趾，虽然可以说是仁厚，但哪里比得上通过权宜裁断宽免他一死的痛快？那个人幸而没有死，又成为肢体完整的人，难道不是天地和陛下的恩赐吗？为什么还要等到施行刀锯刑，作为罪刑等级呢？这是景兴的主张胜过钟繇的地方。三代衰落以后，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的措施再也看不到了，百姓触犯刑罪，其中也有不幸的。正因为养育太薄而责求太厚，教化不足而禁令过密，所以肉刑难以施行于后世。从前汉代距周代还不远，一废除肉刑，笞刑就有人被打到死；百姓尚且不认为愤怒，可知肉刑严重而笞刑轻微。如今笞刑已经不至于打死人，而距离汉代又有一千多年，一旦恢复肉刑，百姓难道会认为合宜吗？这是卫度的议论不如孔融的地方。愿陛下详细权衡折中罢了。圣策说：‘想要兴起七教，同时实行三至，以达到圣人的道，’臣认为，七教是养育百姓的首要事务，陛下把它作为治国根本，再以三至的用力来辅助，在上位施行，那么圣人的道就全部具备了，哪里会有愧于曾参的话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至于想使百姓明白六亲关系，完全遵守五种法则，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臣认为，六亲是人伦的大根源，陛下奉行它作为政治体制，再用五种法则的具体措施来辅助，周遍施行于下，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完备了，哪里会违背管仲的说法呢？圣策说：‘仲舒的言论，班固认为切合当世、可以施行于今日的，有什么办法？’臣认为，仲舒的回答本于《春秋》，用来陈述王道，所以班氏称美他。考察他的学说，其中有说：‘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减损繁文而采用忠诚。’这也可以施行于今天。圣策说：‘崔实的议论，范晔认为明白政体、对当时有益的，有什么事情？’臣认为，崔实的议论极其切中道理，不拘泥于一端，所以范晔称许他。考察他的学说，其中有说：‘修补裂缝、填补毁坏，支撑倾斜、扶正邪曲。’这也对当时有益。圣策说：‘不要因为古人的陈迹已经久远便认为不可实行，也不要因为本朝的成法已经确定便认为不可改变。’臣认为，先王的政事实行久了必然会产生弊病；不改革来挽救它，就不能说是懂得变化。然而改革是否恰当，怎么能不慎重呢？《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这是挽救弊病的说法。《尚书》说：‘各自守住你们的典章，以承受上天的美善。’这是说法制不可轻易改变。假如改革是恰当的，那么即使是古人的遗迹，也有可以举用实行的；假如改革不恰当，那么本朝的成法，也有不可改变的。若说古人的遗迹全都可以实行，那么周代的井田制就可以在汉代实行，夏代的九州制度就可以在魏代恢复。若说本朝的法令全都可以改变，那么成王就不必效法文王、武王的旧章，汉孝景帝也不必遵循汉文帝的功业了。圣策说：‘说起来并不困难。’臣因此不敢夸大言辞、铺陈空说。天下一切利弊，所谓可行与不可行的，臣已经在前面略作陈述，但那都只是事情的粗略情形。《易经》说：‘把道理发挥得神妙而明白，在于人的运用。’所以臣在最后希望陛下思考如何使它发挥神明作用。孔子说：‘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百姓就信任他。’随后又说：‘去掉兵力’，又说：‘去掉粮食’，但百姓的信任最终不可去掉。因此古代圣人纵横反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功，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得到百姓的信任罢了。所以商汤作为普通人替民众报仇，百姓不认为他暴虐；周文王借用民力修筑台池，百姓不认为他是为自己享用。等到失去信任，即使施行仁义、制作礼乐，百姓也开始怀疑。如今陛下推行借贷的政事，就是孟子所说的‘耕敛’，难道会有举债取息的心意吗？恢复租庸制度，就是《周礼》所说的‘大均’，难道会有使鳏寡困苦的心意吗？从贫贱之中选拔士人，是汉帝、唐太宗用人的办法，难道会有崇尚功利的心意吗？增加宫庙官员的名额，优厚地安排致仕者的俸禄，这是三代养老的办法，难道会有排斥老人的心意吗？削减法律、厘定法令，这是皋陶彰明刑法的做法，难道会有废弃法律、任意行事的心意吗？合并军队、搜选士卒，这是五霸整治兵制的办法，难道会有轻视士人、看重俸禄的心意吗？就其用意和立法而言，都接近尧舜，可以说是盛美了。陛下的心意如此，但天下的议论却是那样。陛下看到议论纷纷，便把过错归给天下人的议论，臣愚昧地认为并不妥当。为什么不也反过来思考呢？难道不是还没有使天下人深深相信这些用意吗？如果以极其严密的防范作为开端，那么即使取用财物，人们也不会怀疑您贪婪，何况是把财物给予他们呢？如果以极其仁厚作为开端，那么即使杀人，人们也不会怀疑您暴虐，何况是使人活命呢？这两件事都是陛下首先应当做的，却还没有使人深信，所以常平之议、肉刑之法，百姓不了解而感到恐惧，也是应当的。《诗经》说：‘向左就向左，君子都能适宜；向右就向右，君子都能拥有。’《礼记》说：‘至诚能够像神一样。’君子对待万物，无论向左向右都能适宜，靠的只是诚意罢了。臣冒昧把这些意见献上。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说：“陛下的起居、言语和行动，亲自履行德行礼法，早晚都振作精神，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天下还没有达到安定太平的地步，这是谁造成的呢？陛下留意政事，期望实现太平，并且把实现太平看作自己的责任，取得君主信任而专擅政权的正是这种人。两三年之间，政令反复变动，天下竟没有一件事能够安处其位。大概自从青苗之议兴起，天下才开始有了聚敛财利的疑虑；青苗之议还没有得到认可，均输法便实行了；均输法正在造成扰乱，边疆的谋划又兴起了；边疆的祸患尚未平息，徭役之事又兴起了。至于谋求水利、推行淤田、兼并州县，以及兴办各种事务、制造新的困难，不能一一列举。财政方面，连市井中的屠户、商贩都被召到政事堂；征取财利，甚至低到把历日也由官府自行出售。照这样推行下去，就无法一一说尽了。轻率使用爵位和官职，混淆贤能与不肖；忠诚厚重、老成持重的人，被排斥为没有能力；轻浮少壮、巧言善辩的人，却被选取为可以任用。恪守正道、忧虑国事的人，被说成拘泥流俗；败坏常道、损害百姓的人，却被说成善于通权达变。凡是政府的谋议规划、官员的任用进退，都只同一个属官决定，然后才下笔行文。同僚事先不能参与，反而排在事情决定之后。因此，那些奔走求取、乞求官职的人，门庭像集市一样热闹。” 如今西夏尚未归附，反复不定的军队尚未安定，三边遭受创伤、流离失所的局面尚未平复，河北大旱，各路发生大水，百姓劳苦，财力匮乏，县官的财用也在减少。正是圣上忧劳勤政、思虑治理的时候，政事却成了这样，都是大臣误导了陛下，而大臣所任用的人又误导了大臣。”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 治国之道 宋神宗时，枢密使文彦博前往河阳，临行辞别皇帝时当面奏道：“陛下忧劳处理各项政务，迫切希望实现治理，这正是尧、舜用心于政事的做法。还希望陛下广泛打开进言的渠道，兼听并广泛采纳，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收拢并掌握政权纲纪，不要让权臣卖弄权术。在朝廷授予爵位，必须符合公议，与众人共同决定。任用官员应使他长期任职，等到所任职务的成败明确显现之后，再实行赏罚。任用人才应兼取各方面的人才，共同救济时务。如果专门任用一个人的才能，那么结党相互胶结的人就会窥伺时机一同进用，而独守忠心、自立不阿的人则会望风收敛退避。还希望陛下效法天地简易的原则，守住祖宗已经成就的事业，使上下安定宁静，那么即使不刻意治理，也会自行得到治理。近侍和新进用的纤细谄媚之人，大多妄自改张制度、兴办事务，把这当作晋身的办法。陛下如今若不采纳这些意见，我的愚忠将来一定会自行得到验证。我只希望圣明早日醒悟，这就是天下的福分。” 神宗同端明殿学士吕公著从容谈论治国之道，谈到释、老之学。吕公著问：“尧、舜知道这个道理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只把了解和任用人才、安定百姓看作困难之事，所以才成为尧、舜。”皇帝又说：“唐太宗能够用权术和智谋驾驭臣下。”吕公著回答：“太宗的德行，在于能够屈己听从劝谏罢了。”皇帝认为这话说得好。郑侠上奏说：“十一月初一日的奏状，大概是因为大臣欺骗蒙蔽至尊，完全不合情理。他们都是有所凭恃之后才敢这样做，使人愤懑叹惋而不能停止。因此我写入奏章，其中各件事情都一一列明。例如有一位大臣回答陛下时都说：‘河东、河北、陕西一带流离迁徙的百姓，南方有燕子田的说法。’臣如今查考防察，河东、河北、陕西的百姓从去年冬天到今春，一直流离迁徙到现在没有停止，哪里有人是在南方拥有田地的呢【下文云云】。其中一项说，大臣回答皇帝，多把天旱、百姓流离、万物失所、边疆背叛、用兵不止说成是天数。臣请求问问这个人：他是在学习周公吗？是在学习孔子吗？是在学习孟子吗？周公作《无逸》，历数人君享有国祚三四十年，或五六年的情况，都是由于人君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天命，自己衡量治理百姓，敬畏戒惧而不敢安逸宁静；反之，便会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闻小人的劳苦，生来安逸就会导致国祚短促。又说：‘只是不能敬重自己的德行，才会早早丧失自己的天命。’假如周公辅佐陛下，而天旱、百姓流离、万物失所、四方战争如此不止，周公会说这是‘天数’吗？孔子告诉鲁哀公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在自己罢了，天灾地异不能把这些强加给人。’ 假如孔子辅佐陛下，而天旱、百姓流离、万物失所、战争如此不止，孔子会说这是‘天数’吗？孟子说：‘用刀杀人和用政治害人，有什么不同吗？’又说：‘最初制作土偶来殉葬的人，难道没有后代吗？怎么能让这些百姓饥饿而死呢？’又说：‘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假如孟子辅佐陛下，而天旱、百姓流离、万物失所、战争如此不止，孟子会说这是‘天数’吗？这样看来，群臣所学习的，都不是周公、孔子、孟轲的作为；他们用来辅佐陛下的存心，也都不是周公、孔子、孟轲的存心，那么陛下仅凭一己之力，怎么治理天下呢？臣所说陛下只有一己之力，是说没有臣子。所谓陛下没有臣子，并不是说没有群臣，而是说没有大臣。所谓大臣，并不是指身佩大带、乘高盖车、掌握大政、每天食用万钱来使自己肥壮的人，而是说以道义侍奉君主，若道义行不通便辞职罢了。那些人的高爵重禄每天归于自己，清要的资序和优美的官职则分给子弟；宫中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黄金都聚集在私人屋室里，而天旱、百姓流离、万物失所、四方背叛欺侮、战争不停，他们却说这是天数。若把这种人当作大臣，那么屠户、商贩和仆役奴隶谁不能做大臣呢？” 至于身披铠甲登上殿堂等事情，台谏官就像草扎的灵偶、木制的傀儡之类，所有说法都被一律安排好了。臣希望陛下登上宣德门，召集文武百官和京城百姓，把臣的奏状公布给他们看。如果众人的意见认为臣说得对，那么希望陛下逐渐惩戒收敛左右近臣，使他们不得公然放肆妄言，以残害百姓、危及社稷；如果众人认为臣说得不对，就请求在众人面前斩杀臣，以堵住京城沸腾流传的谣言。” 强至《圣代转对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堂公布的近日颁下的中书札子条文，其中奉圣旨：已经授予差遣的臣僚，都命令依照惯例入朝辞行，并允许在当天把实封的转对文字投进阁门。臣身处冗杂的官列，特别思考着或许有可以补益政事的意见，想进献一点狂妄浅陋的说法，却没有道路。如今承蒙诏令，得以自行献上愚见，这实在是不可经常遇到的机会。然而如果不把二帝三王的道理陈述在陛下面前，就是没有用尧、舜、文王、武王来期望我们的君主。臣私下认为，实现治理的根本在于任用人才；任用人才却不得其当，就如同不任用一样，只是徒然使明察之名有所牵累，对治理没有益处。因此首先谈论任用人才，并且扩充圣明的德行、通达众人的意愿，应该没有比听取进言更好的办法。听取进言却不能审慎辨察，真假是非一并采用，就会损害听察的明智。因此其次谈论辨察言论。巧诈虚伪兴起，诚实就会废弃，天下的风俗将相互跟随而趋向欺诈。因此其次谈论矫正士人风气中的虚伪，以及振作士大夫节操的方法，在于以优厚待遇对待他们。假如只要求他们具备高尚节操，退职后却薄待其身，那么就是损害恩德而不能形成劝勉。因此其次谈论安置老臣的适宜办法。如今臣所陈述的意见，怎敢不以尧、舜、文王、武王之道来对陛下有所期望？所以臣不自量力，贸然冒犯不可赦免的罪诛，将文章写在下面，只希望陛下俯听并加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