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二

译所谓‘充’，就是充实天子的心志。经常站在天子左边的，是太公。清廉而切直，纠正过错并劝谏邪行，这叫作‘弼’。所谓‘弼’，就是纠正天子的过失。经常站在天子右边的，是召公。博闻强记，应答敏捷而善于回答，这叫作‘丞’。所谓‘丞’，就是弥补天子的遗忘；经常站在天子身后的，是史佚。所以成王居中临朝听政时，四位圣贤从旁辅佐他，因此思虑没有失误，办理事情也没有过错。商、周以前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辅佐翼护天子具备了这些条件。天子不谈论先圣先王的德行，不懂得国君养育百姓的方法，不了解礼义的正道，不察知应对事务的道理，不广泛通晓古代的典籍传记，不熟悉威仪礼数，诗、书、礼、乐没有一定的经学和学业，不效法这些方面的规范，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太师的职责。天子对父母没有恩爱，对庶民没有惠泽，对大臣不讲礼，对刑狱处理不适中，对百官没有常法，对防务不忧虑，对祭祀不敬重，对诸侯不守信用，对军务不加戒备，对赏罚不诚实，对德行不厚重，对行为不坚强，却对身边近臣赏赐过于奢侈，对边远卑贱者吝于施舍，不能克制愤怒、抑制欲望，又不听从太师的意见，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太傅的职责。天子居处时位置不端正，接受学业时不恭敬，说话没有条理，声音不合音律，进退没有礼法和节度，升降时作揖谦让没有仪容，周旋俯仰、视物顾盼没有仪态，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太保的职责。天子在宴饮时荒废学业，身边人的习惯违背老师的教导，回答远方诸侯时不懂得文雅的辞令，应答群臣和近臣时不懂得已经答应或拒绝的正确方式，所记所诵简略而不广博、不熟习，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少师的职责。天子居处、出入不合礼，冠帽、衣带、衣服不合制度，御用器物放在身边不合尺度，放纵上下服饰混杂、色彩杂陈而不合章法，愤怒、喜悦不合义理，赏赐、剥夺、谦让不合节度，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少傅的职责。天子私下宴饮安逸时，轻易地沉溺于享乐，痛饮而醉，吃肉而饱，吃饱后逞强，饥饿时贪婪，亲自取用玩赏之物，亲自拿取器皿，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少保的职责。不知道日月运行的时节，不知道先王的避讳和大国的忌讳，不知道风雨雷电所显示的灾异，凡属这些事情，都是太史的职责。汉昭帝早先通晓《保傅传》，说的就是这部书。唐太宗释放了死囚，让他们回家，约定秋天回来接受死刑；他们全都按期自行到朝堂，太宗便把他们全部赦免了。臣祖禹认为，太宗释放天下的死囚，他们全都按期自行回来，这是由于极其仁爱百姓、极其真诚而感动万物所造成的。

译《尚书》说：“喜爱生民的德行，广泛融入百姓的心中。” 说的就是太宗啊。唐明皇东封泰山回来，到了宋州，在楼上宴请随行官员，刺史寇泚也参加了。明皇对张说说：“先前我多次派遣使臣分巡各道，考察官吏的善恶；如今借封禅经过各州，才知道使臣辜负我的地方太多了。怀州刺史王丘，除了供应牲畜和粮食外，别无其他献纳；魏州刺史崔沔，陈设供应不用锦绣，向我表示节俭；济州刺史裴耀卿上表数百言，无非都是规劝和谏诤。像这三个人，不劳烦百姓来向我显示恩惠，真是贤良的官吏。”明皇回头对寇泚说：“近来也有多次因为酒食不丰盛而向我诉苦的人；我知道你没有向身边人借取声誉。”于是亲自举杯赐给他酒。臣祖禹认为：汉武帝喜欢任用严酷的官吏，所以董仲舒以郡守、县令没有任用得人为由进谏。一个郡守没有任用好人，那么方圆千里的土地就会受害；一个县令没有任用好人，那么方圆百里的土地就会受害。要想天下百姓都能得到他们应有的处所，没有比选择郡守、县令更急迫的事情了。唐明皇东封泰山，经过各州，而怀州、魏州、济州、宋州都有贤良的郡守，这也足以看出当时州郡多能得到合适的人才。难道不是姚崇、宋璟担任宰相所取得的成效吗？宋太宗至道元年正月十五夜，太宗驾临乾元楼观灯，召见致仕的司空李昉，赐他坐在御榻旁边，慰问抚恤了很久，又斟御樽中的酒给他喝，亲自取果品饵食赐给他。太宗观看京城的繁盛，亲自指着前朝坊巷、省寺所在的地方，说：“晋高祖优柔寡断，养成了奸恶；少主昏昧蒙蔽，最终导致灭亡。到了汉朝以后，政事更加混乱，以致苏逢吉、史洪肇等人相互猜疑离心，李崧一族无辜陷入涂炭之中。当时京城人心仓皇，几乎没有求生的意念，哪里有空闲营建修缮都城呢？”李昉回答说：“晋、汉的事情，老臣都亲身经历过。如今陛下恭敬勤勉地治理国政，听政从不倦怠，因此四海清平安宁，京城繁盛。”太宗说：“勤勉本来就是为了忧劳百姓，是帝王的常事。我并不以繁华为乐，大概是把百姓安定当作快乐。”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节，仁宗驾临宣德门，召近臣和宗室观灯。酒过数巡，仁宗回头对身边人说：“我不是想独自游观，这是借岁时节日同万民一起欢乐罢了。” 汉代制度规定，立春这一天，下达宽大诏书，制诏三公说：“正值春天开始从事农作，应当恭敬地对待开端，谨慎地防备灾害；一切行动都要遵从这个原则，罪不至于死刑的，暂且不要审查拘捕。”都必须等到麦收之后才停止。贪婪残暴的官吏应当撤换，任用温和贤良的人；不应当任用的人，也要按照旧例处理。【《月令》说：“命令宰相发布恩德，调和政令。”蔡邕说：“这就是指这道诏书。”】唐代旧制，雅乐和俗乐都隶属于太常寺。唐明皇精通音律，认为太常寺主管礼乐，不应当掌管倡优杂技。开元二年，另行设置左右教坊，用来教习俗乐。又选拔数百名乐工，亲自在梨园教习法曲，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她们学习这些乐舞。还选拔歌伎，安置在宜春院，供给并赏赐她们的家人。礼部侍郎张庭珪、酸枣县尉袁楚容都上疏，认为：“陛下正值春秋鼎盛，应当尊崇经学，亲近端正之士，崇尚朴素，尤其应当深切戒备喜爱郑卫之声、喜欢游猎。”明皇虽然不能采纳，却想要开通言路，因此都嘉奖赏赐了他们。臣祖禹说：从前纣王制作淫靡的音乐，设置北里之舞，因此亡国。明皇即位初年就留意声乐，所以到了晚年沉溺享乐、奢侈无度，以致发生大乱，几乎亡掉天下。君主所喜好的事物，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太常寺掌管天地人三礼以及郊祀、宗庙的音乐。舜命伯夷掌管礼制，夔掌管音乐。以明皇这样爱好音乐的人，尚且不让雅乐、俗乐混杂。国朝自祖宗以来，教坊宴乐隶属于宣徽院；宣徽院废除后，才归属于太常寺。让郑卫之乐亵渎掌管礼乐的机构，这是有关官署官制方面的过失。汉高祖七年，丞相萧何修建未央宫，设置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高祖看见宫室壮丽，非常愤怒，对萧何说：“天下纷乱，百姓劳苦了好几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修建宫室如此过度？”萧何说：“天下尚未安定，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把宫室建成。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建得壮丽，就无法增加威严，也不能让后世有机会超过它。”高祖听了很高兴。臣祖禹说：禹的宫室很简陋，孔子称赞他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周宣王即位初年，改建为俭朴的宫室，缩小宗庙，因此取得中兴功业，诗人作诗歌颂他。萧何不能用正道辅佐汉高祖，却反而承袭亡秦的奢侈。创业之君的一言一行，子孙都会看着仿效；这就是汉武帝建造千门万户的宫殿而兴起奢侈之风的原因。臣恭敬地听闻太祖皇帝曾下诏说：“宫殿的形制，只能使用红、白两色，历代圣君都遵守，不敢有所增加。”这种节俭德行的美好，远远超过汉高祖了。唐太宗有一次退朝后，愤怒地说：“一定要杀掉这个乡野老翁。”当时文德皇后问太宗：“是谁触犯、忤逆了陛下？”太宗说：“魏征常常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退下后，穿好朝服，站立在朝廷上。太宗大惊，说：“皇后为什么这样做？”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下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于陛下英明的缘故。我怎敢不向陛下道贺！”太宗于是高兴了。臣祖禹说：“《诗经》的作者赞美后妃辅佐君子、访求贤才、慎重任官。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贤淑明哲的配偶，以警戒劝勉来成就君子的德行。像长孙皇后能够感悟太宗，她可以说是贤后了。” 后汉建武初年，任延被任命为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召见并告诫他说：“好好侍奉上官，不要损失自己的声誉。”任延回答说：“臣听说忠臣不徇私，徇私的臣子就不忠。履行正道、奉行公义，是臣子的节操。上下互相附和，并不是陛下的福分。‘好好侍奉上官’，臣不敢奉行这道诏令。”光武帝叹息说：“你的话是对的。” 唐太宗本来凭借武力平定天下，虽然已经得到治理，却没有忘记筹划经营四夷。魏征侍宴时，演奏《破阵武德舞》，太宗便低头不看；演奏到《庆善乐》时，太宗却仔细欣赏，毫不厌倦。魏征借此进行讽谏，切中要害，就是如此。【《庆善乐》，是文德之舞。】

译汉武帝建元三年，武帝开始微服出行，常常在夜间出行，自称平阳侯；天亮时进入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和狐狸，骑马奔驰在禾稼田地之间，百姓都大声呼喊、辱骂他。鄠县、杜县的县令想要拘捕他，看到他所乘车驾的物品，才得以免于被捕。武帝又曾在夜间到栢谷，投宿旅店，向旅店主人索要浆水。店主人说：“没有浆水，只有尿。”并且怀疑武帝是奸盗，召集年轻人想要攻击他。店主老妇看见武帝的相貌，觉得他不同寻常，便阻止丈夫说：“这个客人不是寻常人，而且还有防备，不能图谋他。”丈夫不听，老妇就给丈夫灌酒，把他灌醉后捆绑起来，年轻人都四散逃跑。老妇于是杀鸡做饭，来向客人赔礼。第二天武帝回宫，召见老妇，赐给她黄金千斤，任命她的丈夫为羽林郎。臣祖禹说：“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驾临迩英阁，阅读《汉书·东方朔传》，读到汉武帝多次微服出行时，仁宗说：‘帝王每次出行，都必须先在宫中戒备、外面准备妥当，怎么能这样轻率？’侍读丁度回答说：‘武帝凭借文帝、景帝留下的长期太平基础，所以放纵自己的志欲，穷极享乐。’仁宗说：‘如果在安宁之时经常想到危亡的警戒，哪里会有后悔呢？’” 臣私下愚昧地认为，武帝凭借天子的尊贵，却喜好像狂人一样游荡，在旅店中陷入困境，几乎到了危险的地步。考察他的所作所为，足以作为万世长久的警戒。仁宗皇帝特意发出仁德的言论，用来垂训万世。唐肃宗还是太子时，常常侍奉明皇进膳。尚食局摆上热的俎肉，其中有羊的臂臑。【臂臑，就是上臂骨；“臑”音同“奴到”反切。】明皇回头让太子切割。肃宗切完后，刀上还沾有残肉污物，便用饼把刀擦干净。明皇仔细看了很不高兴，肃宗慢慢把擦下来的东西拿起来吃了。明皇非常高兴，对太子说：“福禄就应当这样爱惜。” 臣祖禹说：“明皇教太子爱惜福禄，不丢弃一块饼，可以说是知道农事劳作的艰难了。然而对于自身，他却穷极奢侈，把财物用得如同粪土，最终导致天下大乱。他为什么对儿子明白，对自己却昏暗呢？”《尚书》说：“知晓道理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实行。”说的就是明皇啊。《史记·乐书》说：君子认为，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充分发挥音乐来治理内心，那么平和、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情就会油然而生。【“致”犹如说深切审察。音乐由内心发出，所以用来治理内心。“易”是平易；“直”是正直；“子谅”是慈爱和诚信。】平和、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情产生了，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定；安定就能长久；长久就能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就神妙。合乎天道就不发言也能取得信任，神妙就不发怒也能产生威严。【善心产生后，利欲就会减少；利欲减少，就快乐了。志向明白、行为成就，不发言也能像天一样使人信服；不发怒也能像神一样使人畏惧。】充分发挥音乐来治理内心，充分发挥礼仪来修治自身。充分发挥礼仪来修治自身，就会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有严肃的威严。【礼从外部表现出来，所以用来修治自身。】内心片刻不和谐、不快乐，鄙陋欺诈的心念就会侵入。【鄙陋欺诈侵入，是说利欲产生。】外表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的心念就会侵入。【“易”是轻慢。】所以音乐，是从内心发生作用的；礼仪，是从外表发生作用的。音乐达到极致就和谐，礼仪达到极致就顺畅。内心和谐、外表顺畅，那么百姓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同他争执；看到他的容貌，百姓就不会产生轻慢之心。因此德行的光辉从内心发出，百姓没有不接受听从的。道理从外表显现出来，百姓没有不接受顺从的。【郑玄说：“德辉”，是脸色润泽；“理”，是容貌、进退举止。孙炎说：“德辉”，是明达惠爱；“理”，是言语行为。】所以说，充分实行礼乐的道理，把它推广施行于天下，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臣祖禹谨慎考察，《礼记》的《乐记》《祭义》都记载了这些话，司马迁把它们摘取出来作为《乐书》。大概古代君子传述先王的格言，论说礼乐的根本，并达到道德精微的境界。孔子的门人继承并传述这些道理，也像《大学》中关于诚意、正心、齐家、治国的学说一样。这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也是君主应当留意的。因此臣冒昧把它进献给陛下。唐明皇每逢举行酺宴，先设置太常寺的雅乐，坐部、立部乐舞接着演奏鼓吹、胡乐、教坊乐、府县散乐和杂戏；又用山车、陆船载着乐舞来往；又让宫人出来跳《霓裳羽衣舞》；又教一百匹舞马口衔酒杯上前祝寿；又把犀牛、大象引入场中，有的作拜，有的起舞。安禄山看见后十分高兴。后来安禄山反叛，攻克长安后，命令搜捕乐工，运送乐器、舞衣，驱赶舞马、犀牛、大象，全都送到洛阳。司马光评论说：圣人把道德当作美饰，把仁义当作快乐，所以即使住茅屋、登土阶，穿粗劣衣服、吃菲薄食物，也不以简陋为耻，只怕供养过度，劳民伤财。明皇依仗长期太平，不思虑后患，穷尽耳目享受，极尽声乐技艺的巧妙，自以为帝王的富贵谁也比不上自己，想使前代无人能及，后世也无法超过。不只是自己娱乐，也拿来向别人夸耀。哪里知道大盗就在身旁，已经怀有窥伺之心，最终导致皇帝车驾流离播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由此可知，君主崇尚华丽奢靡来向人炫示，恰恰足以成为招致大盗的原因。《史记·吴世家》说：吴王僚九年，公子光讨伐楚国，攻打居巢、钟离。当初，楚国边邑卑梁氏的少女，和吴国边邑的女子争夺采桑之地，两家的女子因此发怒，互相毁坏对方的家产。两国边邑的长官听说后，愤怒地互相攻打，灭掉了吴国的边邑。吴王发怒，所以就讨伐楚国，攻取两座都邑后离去。臣祖禹说：“边疆上的事情，常常由细小的争端引起。所以两个女子争夺桑叶，吴、楚两国就互相攻打。自汉代以来，守边的官吏，有的为琐碎小事争忿，有的企图侥幸取得功劳赏赐，因而激怒邻国敌人，最终导致战争相连、祸患不断，两国都遭受失败。君主不知道这一点的很多，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 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光武帝亲自征讨隗嚣。隗嚣在陇右战败，逃奔西域。光武帝派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包围他。当时公孙述的将领李育率兵救援隗嚣，守卫上邽。光武帝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弇进攻李育。颍川的盗贼寇掠，攻陷所属县邑。河东太守所统率的士兵也叛乱。光武帝从上邽在早晚兼程向东奔驰，车驾返回宫中。光武帝写信告诫岑彭说：“两座城如果攻下，就可以率兵向南进攻蜀地的贼虏。人总是不知道满足，平定陇地以后，又想取得蜀地。每发一次兵，头发都要因此变白。” 臣祖禹说：“汉光武帝凭借武力平定天下，中兴汉室。当时隗嚣占据陇地，公孙述占据蜀地，军队还不能休息。光武帝厌恶并苦于军务，虽然谋臣猛将很多，仍然说：‘每发一次兵，头发都要因此变白。’他忧虑、畏惧到这种程度，大概是深知百姓的疾苦，惩戒因用兵给天下造成的祸害。”

译顺帝时，灾异屡次出现。阳嘉二年春，郎顗上书陈述四件事，说：“《易传》说：阳气没有德行就会干旱，阴气僭越阳气也会干旱。所谓阳气没有德行，是说君主的恩泽没有施加给百姓；所谓阴气僭越阳气，是说俸禄权力离开公室，臣下专擅权力。自冬季进入春季，始终没有好的雨泽，多次刮起与时令相反的西风。朝廷费心广泛举行祈祷祭祀，祭告山川，暴龙、迁市。【董仲舒《春秋繁露》说：春天干旱，在甲乙日制作青龙，一条长八尺，居于中央；制作小龙七条，各长四尺，放在东方，都朝向东方，彼此相距八尺；再让八名儿童，都斋戒三天，穿青衣跳舞。夏天在丙丁日制作赤龙，穿红衣；季夏在戊己日制作黄龙，穿黄衣；秋天在庚辛日制作白龙，穿白衣；冬天在壬癸日制作黑龙，穿黑衣。牲畜各按相应方位的颜色，全部在里门北面和市场中焚烧公鸡、烧猪尾来祈祷。】《礼记》记载，年岁干旱时，鲁穆公问县子，县子说：‘为此迁移市场，不也是可以的吗？’】臣听说，上天感应万物，不会被虚伪所触动；灾异回应人的行为，关键在于责备自己。如果说降雨可以祈求，降下的水也可以禳除制止，那么年年就不会有旱涝相连，太平也就可以期待了。” 然而灾害没有停止，祸患并不在祈祷。【不是祈祷的问题。】立春以来，没有看到朝廷赏赐录用有功之人，表彰有德之人，存问孤儿寡妇，赈济抚恤贫困弱者；只看到洛阳都官驱车奔走东西，拘捕收押细小过失的人，牢狱里人满为患。臣听说恭陵发生火灾的地方，近来常有光亮。【“比”是频繁、近来之意；当时恭陵百丈廊发生灾害，仍有光亮不断。】这说明是上天的灾害，并不是人的过错。丁丑日刮起大风，遮蔽天地。风象征号令，是上天的威怒，都是用来感悟君主、劝诫君主忠厚的。又连续数月没有下雨，将要损害过冬的小麦；如果一种谷物不能成熟，那么饥民就要达到十分之三四了。陛下实在应当广泛施布恩泽，借贷并赈济百姓。过去尧遭遇九年水灾，百姓还有足够十年食用的积蓄，减少赋税、预防灾害，就是应对灾害的方法。【“简”是减少；“方”是方法。】愿陛下早日宣布德泽，以回应上天的功德。如果臣的意见不被采用，朝政不改变，那么立夏以后也不会有防止旱灾的降雨，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是不能指望的。如果朝廷政事改变而天仍不下雨，那么臣就是欺骗君上；臣愚昧而不知分寸，应当受鼎□之刑。”奏书上呈后，皇帝特地下诏任命郎中；郎顗以有病推辞不就职，立即离职回家。到了四月，京师发生地震，于是陷入夏季大旱。秋天，鲜卑侵入马邑，攻破代郡的军队。第二年，西羌侵犯陇右，事情都大致如郎顗所说。臣祖禹说：“天与人的相互感应，距离并不遥远。因此汉代的儒者各自用所学来推究灾异的原因，他们的话大多得到验证。臣恭敬地听闻仁宗皇帝对《洪范》的学问最为深厚，每逢出现变异，就恐惧自省，一定要寻求它的根源。近世学者废弃而不学习这些道理，君主奉行顺应天道之事，不可不加以留意。” 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三代的礼制，春天在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在傍晚祭祀月亮，这是用来表明有所敬畏。【早晨朝拜太阳，傍晚祭祀月亮，都是迎接它们刚刚升起。】春秋两季进入学校，向国老请教，手持酱而亲自进献，这是用来表明孝道。行走时配合鸾铃和和铃，步行合乎《采齐》的节拍。【这是乐诗的名称，字有的作‘齐’，有的作‘茨’，都音同‘才私’反切。】快走合乎《肆夏》的节拍。【也是乐诗的名称；趋是快步走。这里所说的‘中’，都是指与节拍相应，都音同‘竹仲’反切。】这是用来表明行为有法度。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听到它的声音，就不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以此增长恩爱之心并彰明仁德。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辅佐翼护太子具备了这些条件。”晁错上书说：“君主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流传到万世以后，是因为懂得统御的权术和方法。所以君主如果懂得怎样临制臣下、治理民众，群臣就会畏惧服从；懂得怎样听取言论、接受事务，就不会受到欺骗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安定获利，天下就一定会归顺；懂得怎样以忠孝侍奉君上，臣子们的行为就完备了。这四件事，臣私下认为是皇太子最急切需要学习的。” 臣祖禹说：贾谊的学问根本在《诗经》《礼经》，所以希望君主懂得礼义；晁错的学问根本在刑名之学，所以希望君主懂得权术和方法。三代的君主用礼义治理天下，所以下面的人以诚心回应；秦、汉的君主用权术和方法治理天下，所以下面的人以欺诈回应。君主临制群臣、听取言论、接受事务，晁错都把这些看作权术和方法，却不知道圣人的道理并没有两条，只有一条，就是始终以至诚待人。唐太宗尚且以用权术对待臣下为可耻，何况三代的君主呢？又说：自唐代天宝之乱起，战争不止，直到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共二百一十五年，天下分裂成八九个政权，百姓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周世宗凭借英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使中原强盛；虽然纲纪稍有振作，但大功还没有完成。太宗接受天命，削平僭乱，后来天下才归于统一。大概上天将要开启太祖的运势，把天下授予圣人；周世宗征伐的功劳，实际上成为有宋开创基业的基础。考察周显德以前，天下治理的时候少而混乱的时候多，这才知道本朝一百三十多年，内外安宁，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难道不应当兢兢业业地守护它吗？又说：古代天下达到大治的时候，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山林，龟、龙游于宫中池沼，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 舜的时候，《箫韶》演奏九遍，凤凰前来起舞；周文王出生时，鷟鸑在岐山鸣叫。圣人在上位，四灵就成为畜养之物，所以称为祥瑞。汉武帝到雍地祭祀五畤，获得一只独角兽，样子像麃，有关官员认为是麒麟。武帝广泛谋问群臣，终军上奏回答说，应当借此昭示时令，在改元之日，将白茅告祭于江淮，并在营丘发布美好的年号。武帝对此非常惊异，于是改年号为元狩。臣私下考察元狩年间，发生了淮南、衡山之狱，被判死罪的有数万人，官吏更加严酷急切；又发布诏令，察知武帝正要使自己心满意足、快意尽兴，因而同匈奴结怨，命令卫青、霍去病等率兵连年出征。匈奴也多次入侵为寇，于是天下骚动不安，仓库空虚，贫民流离；武帝便同公卿商议发行白金、皮币，以夺取商贾的利益，搜取诸侯的财富。官吏、百姓犯法的数目多得无法计算，于是酷吏掌权，很多人做到公卿，绣衣直指使者又在外面任意斩杀处断。在这个时候，百姓如同处在火炉炭火之上，那么凭什么能够招致天地的和气呢？麒麟怎么会出现呢？从前鲁哀公十四年，向西到大野狩猎，获得麒麟，认为是不祥之物，把它赐给虞人。”

译孔子看见它说：“这是麒麟。”然后才把它取来。麒麟在鲁国出现，不合时宜，只有圣人能够辨认它，所以《春秋》记载获得麒麟。武帝得到一只独角兽，有关官员却说是麒麟。终军借机劝武帝改元、封禅。群臣谄媚，实在太厉害了。后世谈到帝王穷兵黩武、严刑峻法，一定会说秦始皇、汉武帝。大概因为始皇无道，而武帝也接近于他。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只是武帝一个人的过错吗？是他的臣下谄媚奸佞，促成了这些事情。孟子说：“助长君主的恶行，罪还小；逢迎君主的恶行，罪就大了。”汉代的群臣，难道不是这样吗？范祖禹任右谏议大夫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治理之道，必须归于统一。祖宗创业，把基业传给万世，制定法度，都是汇集众人的智慧，经过日积月累、讲求研磨而形成的，并不是单凭一个人的意图、只取一时便利而已。历代圣君相承，已有一百三十年；同前代的治安相比，持续得最为长久。这些法度已经取得成效，是可以相信而不必怀疑的。然而施行时间久了，其中不能没有弊端。熙宁初年，先帝振奋精神求治，希望达到太平，稍稍想要改革弊政，以光大祖宗的事业。但王安石用意过当，只凭自己的智慧，完全排斥众议；吕惠卿、曾布一类人想借改变法令来谋求进身，于是把祖宗的旧政一概变更，直到今天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前后群臣对此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不用等臣来说也能知道。自魏、晋以后，官名不够正当；国家承平日久，也没有来得及制定制度。元丰年间，先帝设置机构讲求官制，这确实是一代的大典。但有关官署也失去了先帝的本意，一概遵用唐代的《六典》。唐代《六典》虽然修成了书，却从来没有真正施行过一天；如今却一条条照搬，所以从三省以下，没有不烦琐、重复、迂曲、滞塞的，不如从前简明便利。” 臣恭敬地听闻先帝已经厌烦官制的烦琐，只是还没来得及修订完成，就不幸早早舍弃天下。如今二圣垂衣拱手，遵循守成的规制，除去弊政，十件已经做到七八件，天下安定，已经有了成效。现在臣愚昧地认为，朝廷既然已经认为王安石的法令不对，就只应当修复祖宗的旧政，这样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伏望陛下明白谕告大臣，凡是有所施行、处置和变更，都完全遵循旧常，不得在新旧之间另出主意，另立一套法令。官制、兵制、将法、民事中有不便之处的，再加以修订完善。祖宗时代没有而如今已有、可以施行的，保留下来；不能施行的，除去。祖宗时代有而如今没有、可以恢复的，恢复起来。比如官制名称要端正，就按照先帝的规制；实际事务则仍然遵循祖宗的旧制。其他事情也可以类推。这样，上面可以保存祖宗历久有效的法度，实现先帝制定制度的本意；下面也便于适应当今的需要，大概可以使法度不至于屡次变更，纲纪也不渐渐毁坏。” 校书郎李昭玘进策说：“从前先王使四方和谐同心，联络万里，使家家相互爱护，人人相互亲近，能够保护而不忘记，联合而不离散，只是有道来维系，有政来联系，有法来制约罢了。考虑到民情容易离散，所以用九两来维系：牧以土地使他们获得归属，那么靠土地生活的人就不会离开；长以尊贵使他们获得归属，那么事奉他的人就不会忘记；师以贤能使人归附，儒以道义使人归附，那么乐于接受教化的人就能安定；宗以宗族使人归附，主以利益使人归附，那么亲近上位者的人就会服从；友以信任使人归附，那么善行就能互相成就；薮以富足使人归附，那么利益就能相互供养。考虑到民心容易危疑，所以又用本俗六安来安定他们：美善的宫室，是使他们在生时生活相同；同族的坟墓，是使他们死后归处相同；联结兄弟，是使他们恩情相同；联结师儒和朋友，是使他们义理相同；衣服相同，是使他们礼制相同。因此能够使上下统一，远近和合。父亲同父亲讲义，儿子同儿子讲孝，长者同长者讲友爱，幼者同幼者讲弟顺。恩情足以融合感情、使人相爱，文饰足以修饰容貌、使人相接，这就是用道来维系。先王既有办法维系百姓，又有办法安定习俗，仍然认为不可只靠这些，所以五家编为一比，使他们互相保卫。” 五比编为一闾，使他们互相容纳；四闾编为一族，使他们互相帮助安葬；五族编为一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编为一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编为一乡，使他们互相礼宾。至于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互作媒，有无相互借贷，疾病相互救济，祭祀共同享福，死亡共同哀痛。男子耕种力量不足，就相互跟随帮助耕作；妇女纺织力量不足，就相互跟随帮助纺织。一乡的事情全都相通，有所求就没有得不到的；一乡的感情全都相同，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和谐。这就是用政令来联属百姓。先王认为，前面虽有政令来联属，后面没有法令来制约，仍不足以防止百姓流动，所以在国中和郊外迁徙，就跟随迁徙而授予凭证；迁徙到别处，就凭旌节通行；没有授予的凭证、没有旌节，就用圜土收纳。逃窜隐藏的人无处藏身，欺骗伪诈的人无处容身。没有事情却出乡，乡里一定会盘问；没有事情却出关，关卡一定会查问。百姓不受流寓迁徙的扰乱，官吏也不必劳苦地呼唤搜寻。由此上报司民，就可以知道户口数目；由此编列于乡大夫，就可以均分民力；由此汇报给司稼，就可以调节粮食；由此会集于小司徒，就可以调动民众。” 这就是用法令来制约百姓。用道维系已经有了，用政联属已经有了，用法制约也已经有了；但不幸遇到旱灾水涝，百姓食物不足，转徙流离四方，那么就不是道所能维系、政所能联属、法所能制约的了。即使上天在俯仰之间发生灾害，百姓也不能凭自身生存，又怎么会有守着城邑土地、居住家室而不离去的人呢？所以要在乡里设置积储，用来救济艰难困苦；在县、都设置积储，用来等待防备灾荒；又制定十二项荒政，用来聚集万民。不必征敛全部利益，利益也可以分散；不必征收全部赋税，赋税也可以减轻。民力方面就放松劳役，刑罚方面就宽缓责罚。舍弃禁令来赦免小的过失，撤去关卡来宽释小的罪过。减省礼仪，使其不必完备；减轻丧礼，使其不必做到极致。音乐活动可以增多而不必使用，婚礼可以多办而不必完备。寻求鬼神以求福，驱除盗贼以消除祸害。即使遇到荒年、饥年，百姓仍然安居、看重家业，安逸居住、吃得饱饭。所以从年轻力壮直到年老，从年老直到死亡，都吃自己田里的粮食，饮自己井里的水。十里以外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道路情况；百里以外的事情，他们不传播风俗。这就是先王保护百姓的办法，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自从仁政不再施行，井田不再均平，百姓改换职业，官吏失去职守。”

译对内不能控制民情，对外不能掌握户口数目。这就是周宣王在太原清查百姓，仲山甫加以非难的原因。等到战国时期各国交相侵伐，土地不断变换，封疆不足以限制迁徙，城邑不足以阻止流亡。管仲凭借小小的濒海之齐，把国家编制为二十五乡。郊内，从轨到帅；郊外，从邑到属。用这些组织互相纠察联结，互相保卫联合。年轻时共同居住，年长时共同交游；居处时相互欢乐，出行做事时相互了解。用来守卫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所以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却号称强国，是因为善于保护百姓。熙宁初年，朝廷曾下诏天下施行保伍法令，这是有意继承三代遗法。施行了几年，法令虽然完备存在，但百姓还没有安于土地。义气不足以使人相守，所以时常有击鼓报警之事；恩情不足以使人相保，所以有时会发生父子之间的诉讼。壮年人的力量分散在出赘，世代相传的产业落入兼并者手中。户口隐藏在图籍之外，夫家脱离联保组织；有的人轻视乡里、危害家庭，远走千里。因此秦地多有晋地的盗寇，鲁地夹杂齐国的语言。祭祀不回到祖坟，年老死亡也不知道子孙。惩罚牵连不到邻居，罪责牵连不到朋友。他们犯法时不以为意，背弃乡里的却很多。”},{ 即使想实行均地著之政、制定土断之法，也并不容易做到。过去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乡里没有闲散之民，百姓没有游荡谋生的职业。居家时，都是勤勉做事、乐于事业的人；出外时，则成为能够守节赴死、担当危难的士人。这样，守土就能使国家富足，作战就能使军队强盛。如今天下强壮有力的百姓，侨居杂处，分散在四方。他们不亲自从事耕作的辛劳，心中也不知道田亩劳作的乐趣，反而从事淫巧奇技；有的屠宰贩卖，有的游荡赌博。至于其中最为无理的，甚至啸聚一处，因财货而杀人；乡里不检举告发，关隘不呵问盘查，县官、乡吏又没有办法察究治理。按户数查找，却找不到他的家；按家数查找，却找不到其中的人。居家时没有人可以共同守卫，出战时没有人可以共同作战；凡是为国家谋划的人，没有不对此深为痛惜的。过去既然已经下诏天下设置义仓，义仓设立以后，即使年岁收成不丰，百姓也可以依靠仓粮度日，贫困者不至于改换谋生之业，饥饿者不至于轻易离弃家业。然后再禁止游手好闲，抑制末业；离开旧乡里的人必须报告，进入新乡里的人不得容留。这样，百姓就没有流离散失的苦难，官吏也没有逃亡失职的忧虑，三代的法制便可以逐渐达到并努力实行了。昭玘又进呈防备之策说：“我曾经考察汉、唐任用刺史的做法：有时立即亲自召见询问，退朝后再考察他所实行的政事，用来验证他所说的话；有时记录他的姓名和才能优劣的情况，以此拟定罢免或留任；有时增加俸秩、赏赐金帛，以慰劳他的成就；有时亲临殿前接受他所进献的服饰，以荣耀他的遣送。因而汉代的吏治事务号称称职，唐代任用官员，所得成效达到十分之五；这大概是因为重视郡县官员，慎重对待治理百姓的职责，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并不只是今天才感到迫切。我私下这样评论：天下的事情，有名义已经改变而实际仍然存在的；后世习惯于名称的变化，于是就忽略了实际内容，这就是名与实一同废弛、事业功效不能建立的原因。今天的守令，与古代相比仍如同诸侯一样：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境土，只是不能自行征收赋税罢了；至于劝农督课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城邑，只是不能独自专有其地罢了；至于守卫防御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官府，只是不能自行设置属官罢了；至于考察治理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学校，只是不能自行任命学校中的士人罢了；至于教养人才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军队，只是不能独自掌握军政罢了；至于选练整习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有人认为，古代的诸侯与天子同属一体而且尊贵，所以他们承担的职责重大；如今的诸侯与朝廷所处形势不同而且地位卑下，所以他们承担的职责较轻。” 然而人们不知道，土地、封爵、名位、礼仪器物，虽然是今天所轻视的，却与重视粮食丰足、养育百姓、培养人才、教导士人，在根本上没有不同。如今承担这些责任的人，只务求核查簿书、催促期限和会期，把自己当作专门办理文书法令的官吏；对于诏令的用意和教化的实质，却把它们当作不急之务而轻忽。每年按时上报计簿，也不过苟且办理文书罢了。若一定要使德泽流布、教化推行，移风易俗，使天下共同和谐，本来就很难做到。因此，劝农课绩不整治，耕种就不能按时进行，田野荒芜污秽，水旱灾害没有防备，老少百姓流离迁徙；守卫防御不整治，群小就会聚众喧闹，宰杀耕牛、盗掘坟墓，焚烧村落，白天杀人；考察治理不整治，官吏就会贪污，互相收受财物、卖法徇私，公义不能肃立，私人侥幸之事竞相发生；教育养育不整治，学校就会荒废，图书典籍尘封弃置，人才遍布民间却无人发现，士人的议论浅薄鄙俗；简阅训练不整治，士卒就会丧失锐气，器械钝坏，春秋两季的比武较艺也只是坐着起身、动作进退如同游戏。这一切，都是官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造成的。国家近年来免除徭役，兴办农业、谋求农利，联结什伍，讲习学校，训练军士，法令已经完备，诏令也屡次下达，但郡县官吏仍不能尽心尽职，以符合皇上的意旨。大概只是修饰表面、附会名目，只要能够奉行朝廷法令就算完事，实际上并没有真诚恻隐之心来推行朝廷的意旨；这不过是因为监察按察不精细，而督促责罚太轻罢了。像三代时诸侯朝见天子，春天来接受天下的图籍，秋天来核比所办之事，夏天来陈述谋议，冬天来协调思虑；按时发布禁令，依据众人的意见施行政令。天子抚御诸侯，则晓谕言语，协调辞命，辨明书册名物，听察音声，统一度量衡，制定牢礼，统一器物和数量，修明法则。有撢人来引导诸侯办理政事，有掌交来传达天子的德意，所以能够使政令刑法均平，使礼乐协调一致，统一道德，齐同风俗，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这是因为考察治理详尽的缘故。如今州设置守，县设置令，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在四方，离散相隔万里，道路不足以使它们遵循同一标准，法令不足以使它们共同遵守，没有礼制加以约束，没有政令加以协调。凡朝廷的政事法度，虽然有时下诏，反复叮咛告诫，奉行的官吏却习惯于苟且简略：大事不过发布文檄、记录和条目，小事则把文书挂在墙上或束之高阁。至于狱讼、农谷、货币、征租、力役等常规事务，每年写成一册上报朝廷，便以为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治理的得失、事情的利害全都在其中了，这也太疏略了。朝廷常忧虑这种弊病，于是设置监司，委托他们负责廉察按察，交给他们督促责罚；称职的就推荐给上面，无能的就罢免离职。这就是代替天子考察任用人才。

译然而监司未必个个贤能：包庇奸邪的，以宽纵放任为标准；喜好多事的，以苛细挑剔为功劳；懒惰怯弱的，持守所谓镇静的说法；强横残忍的，谋求刻薄苛察的利益；意气用事的，轻易打击下属；希求声名的，急于迎合上级；他们的取舍未必正确。有的出于亲戚故旧而先行罢免，未必恰当；有的出于怨恨嫌隙和愤怒，表面上互相攻击，自己治理自己尚且无暇，何况治理别人呢？朝廷对他们的期望如果只到这种程度，那么监司未必就是选得合适的人。郡县的治理，看监司的指示行动，关系较近；监司的治理，却要依靠朝廷的耳目，关系较远。天下的事情，往往劳于总括核查，难于详细考察治理，大概就在这里。唐代制度中，监察御史掌管巡按州县：第一，察看官员的善恶；第二，察看户口流散、账籍隐漏；第三，察看农桑是否勤勉、仓库是否减耗；第四，察看是否有妖猾盗贼不务生业；第五，察看有德行、孝悌、才华出众以及怀才不遇、隐藏才能以等待时机的人；第六，察看狡黠的官吏、豪强宗族兼并土地、放纵暴虐、使冤屈不能伸张的情形。如今不如按时诏令御史分道出巡，派遣他们前往，使郡县接受监司核查，监司接受御史核查，御史把情况报告宰相，那么天下郡县的治理就可以清楚掌握并加以评议，可以屈指而数、分别判断，古代循吏的风气也差不多可以在今天重新出现了。（这种情形）指日可待了。昭玘又进献策论说：“治理天下，涉及道的方面，不怕过于简略；涉及具体事务的方面，不怕做到极其详细。道之所以能够统辖天地、包容万物、役使群动，以精神运转它们、以会通感应它们，圣人端正衣冠面向南而坐，不过是恭敬自守罢了。具体事务则要顺应时势而创制，推求事物而施行。宣告并记录它，就有名称；指明并议论它，就有数目。从名称上逐项举出，大小先后就不能颠倒；从数目上逐项累积，一二三四就不能错乱。然而每天到来的事情没有穷尽，过去的事情又越来越遥远；事情刚来到时通常谨慎，几乎办成时却常常忽略。这就是有些事情在耳目前看似勉强完整，经过岁月长久便逐渐微弱，最终旷废、败坏、缺漏、纷乱、颠倒冲突而无法考查，常常由此造成的。有的制度一经形成便不再改变，有的先易后难，有的开始沿用而最终改革。若没有图籍每天陈列在面前，拿来作验证、作为决断依据，那么朝廷上下就会失于苟且简略，官员百吏就会习惯于懒惰偷安。上面便会以为大臣确实有成就而满足于查看其余绪，下面也会拿君主不亲自任事的说法来掩饰漏洞。即使想虚心等待成功，拱手迎接太平，也仍然太疏略了。周代治理官员时，小宰在年终命令群吏整理全年的会计，月末核正当月的总要，旬末核正当天的成绩。司会掌管凡是记录在书契、图籍、版册上的副本，用来考察群吏的治理，并审核他们的会计；相互参照考核日成、月要，考察月成、岁会，考察岁成，以便周遍了解四国的治理情况，向周王和冢宰报告官员的废置。冢宰在年终命令百官府分别整治本职，接受他们的会计报告，听取政事，向周王报告官员的废置；每三年大规模考核群吏，并分别加以诛罚和奖赏。不只是官府的治理如此。春天朝见诸侯，接受天下图籍；行人之官把各地利害写成一册，把礼俗、政事、教化、治理、政刑、逆顺写成一册，把防备灾害、贫困困厄写成一册，把安康快乐、和睦亲善、安定太平写成一册，回报给周王，从而周遍了解天下的情况。这样，对内可以考核群吏的治理，对外可以周遍了解天下的情况，所有事务都没有遗漏，所有事务都没有遗漏的谋虑。他们职守的勤惰、功利的增减、用度的多少、筹划的利弊，百日积累的事情，一天就可以概括举出；百人共同完成的事情，一个人坐在那里就可以看清。任事的大臣不敢为了侥幸取得小利而行事偷懒，以为朝廷耳目所不能达到；天下的治理也因此常常不厌其详，贯通而不倦怠，这是因为考核核查详尽的缘故。后世不知道这种办法，却以为帝王之道必定是无为而治；天下不通晓无为之道，就没有什么不去做的。凡是政教、禁令、纲纪、法度，一概说有有关官司掌管，事情常常发展到偏颇弊病而不能挽救，是因为没有办法把它们逐项举明。因此，大事庆幸天子不过问，小事庆幸大臣不知道。汉文帝询问丞相决断狱讼和钱谷的数目，丞相却拿廷尉、内史来回答。汉宣帝时，郡国上报计簿只是具备文书形式，三公却不把它放在心上。上下都如此，又凭什么督察天下而等着天下把成效交上来呢？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把朝廷官府已经实行的法度编纂成政务记录，记录中有总纲、有细目、有要点、有汇总，并且按时亲自阅览核查，就像提起衣服的领子，弯曲五指一提，所有事情就都能举起来一样。使官员百吏专心遵循正道、明确方向，勤勉乐于职守，早晚不懈，可以说治理的方法已经很详备了。臣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臣下，所以把才能交给臣下施展，把国家托付给臣下；三王君臣都贤能，所以共同谋划、彼此辅助；五帝的臣下不及他们，所以亲自处理法宫中的事务。如今陛下训导百官，全面核查名分和实效，正是圣王功业完成收束的时候。只希望陛下加意而已。毕仲游谈到州县说：我私下观察远近的形势，关键在于使它们均衡一致而容易治理。过去周代兴盛时，划定千里土地作为王畿；王畿以外，把天下划分为九服。九服彼此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以内封建的土地，大约有一千八百多个国家。由此可知周人希望使天下均衡一致。封国的制度是：侯国方圆一百里，伯国七十里，子、男国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称为附庸。像营丘、曲阜这样的封国也不过一百里，由此可知他们希望使地方容易治理。到了秦代改变古制，把天下分为郡县，一个郡的土地就包括十个诸侯国的封地，甚至超过侯、伯封国制度的一倍。天下土地从此开始不均，百姓也开始嗷嗷受苦，感到难以治理。伏望朝廷建立功业、成就事业，一切遵循先王之道，却把郡削并为县、把县割并为聚，是为了减少官员、合并员额，宽免徭役，使天下获利，恩惠确实很厚。然而一个县并入另一个县，被并去的县负担减轻，并入的县负担却加重。县邑有大小，有的只有数百户，有的却设有四五处官署。合并以后，徭役减少了十几项，官员却只减少一两人。因此，被并去的县负担减轻，而并入的县却由一名官员承担两名官员的事务，由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徭役。过去诉讼的人有五个，如今诉讼的人有十个；过去往来一夜就能到达，如今往来要住两夜才到。

译其他情形也可以类推。因此，并入之地的负担就加重了。小县并入大县，四面的土地必然不会均衡：把南边并入北边，南边就会变长而北边变短；把西边并入东边，西边就会宽而东边变窄。狭短的地方，百姓安逸；宽长的地方，百姓劳苦，这又是形势自然造成的。虽然从支出钱财的数目上可以节省三分之一或几分，但酒税亏损时却必定会说这是原因。以淮甸一路来说，县邑小就容易治理，土地大就难以治理。光州的仙居县、寿州的寿春县、泗州的昭信县，都是地方小而容易治理的；庐州的舒城县、蕲州的蕲水县、光州的固始县，都是地方大而难以治理的。按道理应当把大的割分为小的，如今却把小的合并为大的，舍弃容易治理而去追求难以治理，实在不是正确的办法。况且现在州县的徭役，难道不轻吗？州县的官吏，难道不省吗？过去先王封建国家，即使是子、男爵的邦国，也必定有宗庙祭祀的费用，有众多人民和丰厚俸禄，有大量兵甲车马；城郭、道路、关梁、庐舍、馆舍，尤其要严格办理宾客之事；又要按时派人存问、巡视，若有归还、赈济、庆贺、致送禬礼等事务到来，还要办理四邻交往、巡狩、朝觐、会同、聘问等集会，所以设置官员、增加员额、役使民力的事情，实在繁多而且周密。而州县的治理，比古代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因此天下官员并没有因此容易办事，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因此减轻。今天的对策，应先谋求建立划分国土的大法，关键在于均衡一致而容易治理。凡是大的县邑，应分割其过大的部分来补益小县；凡是小的县邑，应增加其土地来使它成为较大的县。设置一个县的疆界，必须衡量四面的界限，把长的地方分出来补短的地方，把宽的地方分出来补窄的地方。县县相邻、州州相比较，大的不能像固始那样宽广，小的不能像仙居那样狭小，这叫作均衡。户口、赋税的簿籍，徭役、狱讼的制度，大体相等；贤能的人稍稍俯就也有余力，不贤的人勉强办理也没有负担，这叫作容易治理。若有大邑、次大邑，即使分割后仍然很大，就增加官员；若有小邑、次小邑，即使分割后仍然很小，就减少徭役。官员不必苟且求少，可以设置的就设置；徭役不必苟且求废，可以保留的就保留。这样，百姓不会受到惊扰而土地得到均衡，官员不会劳苦扰民而治理得以安定；只需彼此相视、互相指示，远近的形势就已经分明；只需传递文檄，分割调整的功效就已经完成。这符合官吏的愿望，安合民情，也便利公家。如今公家把两处并为一处，废州为县，废县为聚，只得到宽省官役的小利，却造成难以治理的大患，正是官吏所重视办理、民间习俗所惊骇的事情。这与当今时势和古代法制相违背，相距实在太远了。关于均衡一致、容易治理的主张，只请朝廷选择采用。毕仲游又上书说：“治理一个乡，必须有治理一个乡的工具；治理一个国，必须有治理一个国的工具；治理天下，必须有治理天下的工具。所谓工具，不是簠簋、俎豆、尊、勺、鼎、鼐那样可以陈列在面前的器物，而是凭借它来治理的办法。听断狱讼、办理簿书、按期会集，是治理一个乡的工具；遵守法令，抚恤安养百姓，以奉行天子的事务，是治理一个国的工具；明确制度，使人不得互相逾越，贫富贵贱各安其分而容易知足，是治理天下的工具。用治理大的办法来治理小的，小的就有不能容纳之处，所以孔子治理武城县，听到弦歌之声便笑；用治理小的办法来治理大的，大的就有不能治理之处，所以孟子不学习诸侯之礼，而只说其中大略。三代以后，不知道治理的工具有大小之分，拿治理乡国的簿书法令来治理天下，所以天下始终不能得到大治。过去汉孝文帝时，贾谊认为大臣不能按期完成事务是大患；等到风俗流失、世道败坏，仍因习惯而安然不知惊怪，实在令人深深叹息。孝宣帝时，王吉也说：公卿没有提出使万世长久的策略，没有举明主达到三代之盛的事业，结果上下僭越失序，人人各自专制，因此即使贪图财货、诛杀官吏，也不畏惧死亡。可是孝文帝、孝宣帝最终都不能采用这些意见，原因在于：治理大的事情，成效缓慢而深远；治理小的事情，成效迅速而眼前。君主虽然有治理天下的心，却追求眼前的成效；一谈到礼俗、制度、禁令、防范之类的事情，就指为迂阔；一看到簿书、法令、听断狱讼，就以为治理天下做到这样便够了。即使有唐太宗那样贤明的君主，和房玄龄、魏征讨论《周礼》，话还没有说完，就产生了画虎不成的疑虑，何况不如唐太宗的人呢？天下不能大治，大都是因为用治理小事的办法治理大事，却没有治理大事的工具。如今国家相传承袭，已有一百多年，境内没有战事，几乎达到太平，这大概不是汉、唐所能相比的；可是礼俗、制度、禁令、防范没有建立，反而比汉、唐更严重。田宅、奴婢、车马、服饰器用，都任凭百姓自行置办而没有限制。满足于汉、唐治理小事的工具，却不思考三代的大治，难道不是因为上下相安、风俗已经形成，难以惊动改变吗？这也是因为尚未懂得讲求治理的道理。过去楚王担心楚国车子低矮，想下令让车子加高，孙叔敖说：‘政令屡次下达，百姓不知道听从哪一条，请教里正让百姓把车轭加高。乘车的都是君子，不能屡次下令，车子自然就会加高。’楚王听从了，半年以后楚国就没有低矮的车子了。国家办理事情，喜欢制定法令，随之又施以重罚厚赏；法令既然繁多，刑罚又深、赏赐又重，百姓便无从措手置足，因此受到惊扰，而事情反而不能建立。如今如果仿照治理低矮车子的意思，制定田宅、奴婢、车马、服饰器用的等级；上面的人亲自以身作则来教化实行，简化法令，平衡赏罚。有人不遵从，只禁止他做官；平民百姓则加重租赋来困辱他，长久按岁月实行，不求眼前见效，那么三代治理天下的工具将重新在今天建立，超过汉、唐而歌颂之声兴起。这样说来，禁止做官、加重租赋以困辱人，却始终不施深刑重赏，也正是今天治理天下的‘车轭’，又何必担心惊动百姓呢？”

译孔文仲对策说：“臣伏念陛下下达明诏，提出清明的询问，讲求万世的统绪，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然而臣私下有深深忧虑的地方：陛下求言好善的名声，远远超过百王；至于采用言论、接纳谏诤的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做到极致。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开设转对，使疏远而切直的言论得以进呈；召集群臣询问安危利害的策略，这是因为陛下天性谦逊宽厚，想得到深谋至计，以补足自己未能达到的地方。可是进言已经很多，听取也已经很久，最终却没有听说采纳一件事情、采用一条计策，并让天下看见。到了近来，四方之人以及朝廷之中，贤能的卿大夫和有德望的老臣，接连上章、屡次进谏，逐条论列时政的得失。臣考察天下公议，认为即使皋陶、夔、周公、召公的谋略，用来使君主受福、百姓受益，使九庙安宁、万世安定，也未必能超过这些公正直谠的意见。然而陛下听见它们像没有听见，看到它们像没有看到，难道是急于处理眼前的议论而忽略长远的思虑，安于小的补益而抛弃大的忠言吗？这是臣最大的恐惧。臣希望陛下首先思考听取言论、采用谏诤的意义：不听则罢，既然听取就应广泛会合天下人的心意；不用则罢，既然采用就应兼取远近各方的策略。” 这样以后，行动就不会遗漏事务，举措就不会错失计策，善政可以施行，太平也可以谈论了。臣将要论述天下的事情，先把这一点陈述出来进献。臣实在愚昧，不懂得大体，只希望陛下省察采纳。”圣策说：“过去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仁爱的风气广泛传播，德泽深厚充盈；四时在上天调和，万物在下界和顺；兵革不被使用，刑罚也不必施行。对内，俊贤之士居于官位，使王事兴盛；对外，戎夷归向风化，按时修治贡赋。建立皇极以承顺天心，收聚当时的福泽来赐给百姓；于是日月星辰、雨露、鸟兽草木纷纷呈现祥瑞、接连降下福祉，史书不断记载，令人十分尊敬仰慕。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臣听说，天下的治理之术有大小，君主采用它们有先后；先施行大的、后施行小的，用力不劳而天下得治；把应当先做的放在后面，把可以做大的做小，用力越劳苦而天下越乱。天下的治理之术，大的在于能够端正开始，小的在于不能端正开始。过去贤明君主治理天下，仁风广被、德泽融洽，四时调和、万物和顺，以至兵器收藏、刑罚停止，俊贤各修职守，夷狄前来纳贡，建立皇极而天道响应，收聚五福而民气和洽，上天显现吉祥，下面出现珍异符瑞，这正是端正开始的办法实行了。后世治理天下，万事失去次序，灾害接连到来，是因为端正开始的办法被废弃了。陛下追慕古代治理功业的美盛，询问求取达到这种境界的办法，臣请就此说一说。所谓端正开始，天下的道路有三种：称王之道、称霸之道、使国家强盛之道。天下的根本只有一个，就是即位。即位，是君王用来端正自己的开始。开始不能端正，到末尾时即使想改变而使它端正，也来不及了。因此，开始采用强国之术的，没有能最终用霸政来完成的；开始实行霸政的，没有能最终用王道来完成的。孔子作《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所谓‘元年正月’，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但改称为‘元’和‘正’，是希望君主在即位之初，体察元善而居于正道。‘元’是善的根本，‘正’是道的极致。君主能够在治理开始时清明自持、努力实行，以善为根本，亲自履行道的极致，这就是王道所以能够成就的原因。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用仁义来使风俗淳厚，这是王道；以仁义施行，又夹杂功利，这是霸道；专门使用权谋，不顾义理，这是强国的办法。考察三种道路所显示的结果，王道施行在数千年以后，百姓歌咏、敬畏、爱戴它，至今仍深深结在民心之中，使人不忍舍弃。霸政最多只能延续到当代君主本人，到子孙后代时就废止熄灭、不再讲求。强国之术下，百姓看待君上，彼此憎恨如同仇敌；一旦窥见君上有可乘之隙，就会一起践踏、借势推翻他。三种道路的得失报应，如同黑白一样分明；然而世上的君主趋向王道的少，走向霸政和强国之术的多，为什么呢？大概是王道所影响的范围极其深远，却不能在仓促之间取得成效；霸政和强国之术虽然造成的弊害很深，却能在眼前看到效果。人的常情是轻视长远的效果而看重迅速成功，这就是偏离正确方向的原因。汉代文帝、景帝和唐代太宗，都有可以达到治世的资质，也有可以实现治世的形势，但他们使国家得到治理安定，却不能与三代相比，是因为走错了所趋向的道路。伏望陛下聪明睿智、神武天成，可以说具备能够达到治世的资质；日月所照之处都在图籍范围之内，可以说具备一定能够达到治世的形势。正当承继宗庙、登临帝位的开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时日，想实行王道就能实行王道，想实行霸道就会实行霸道，想使国家强盛就会使国家强盛，得失的关键只系于一次举动罢了。这好比驾驭八匹骏马奔驰在九轨大道上，选择方向后再前进，便能走上正道；一旦不谨慎，任凭自己的意愿驱马奔驰，那么本来应该去燕国的，可能反而到了楚国；本来应该去吴国的，可能反而到了秦国。所以在事物相互交会的关头，不可不谨慎选择所趋向的方向。臣私下观察近来朝廷内外的议论，再考察陛下意向所趋，拿它同古代相比，不能没有疑虑。天下所以能够治理，在于尊重义而不尊重利；为什么却把兴利放在首位？仁人所以受到尊重，在于彰明道而不计较功效；为什么却一心只期待功效？万事所以能够成就，在于经历长久；为什么却以急迫为期限？四方所以敬畏爱戴君主，在于和乐宽厚；为什么却用威刑驱使他们？荀卿说：‘国家这种东西，大规模使用它就能成就大的事业，小规模使用它就只能成就小的事业。’扬子说：‘喜好大的事业却不实行大的事业，就不能成为大；喜好高远却不实行高远，就不能达到高远。’像这样，却希望仁风广布、德泽融洽，四时调和、万物和顺，以至兵器收藏、刑罚停止，俊贤修治职守，夷狄前来纳贡，建立皇极而天道响应，收聚五福而民气融洽，上天显现吉祥、下界出现珍异符瑞，难道不困难吗？臣希望陛下豁然作出重大改变，实行众人不能实行的事情；卓然自我成就，达到前代不能达到的境界。尊崇王道，轻视并舍弃霸道和强国之术。尊崇王道，要像口渴时急切需要饮水；轻视霸道和强国之术，要像辞别黑暗而走向光明。

译屏退阿谀奸佞，亲近忠诚正直之士，多次到东序，打开图书讲论，讲述前代的兴亡，议论百王的成败；把他们的善行作为效法，把他们的恶行作为警戒，避开他们所得的错误，趋向他们失去的正道，仰首思考这些道理，甚至夜以继日。幸而有所领悟，就停止睡眠等待天明。有言论违逆心意，必须到道理中去寻求根据；有言论顺合心志，也必须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采用其中精粹的，舍弃其中驳杂的；掌握其中纲要，治理其中繁杂的事务。这些都是王道的办法，也是端正开始的论说。陛下深入讲求并努力实行这些，就会逐渐达到古代贤明君王的境界，如同决开水流、顺着高处坠落一样自然。何必担心虽仰慕古道却不能达到呢？圣策说：‘朕承继祖宗的事业，处在士民之上，明察还有未能照见之处，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又退而把自己托付给任用大臣，把重任看作艰难负荷，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以辅佐自己的不足，或许可以达到治理。’这表现了陛下虚心访求治道、至诚恻怛的深切心意。像臣这样愚昧，哪里足以奉承回应呢？但臣曾听说：‘光明要遍照万物，教化要使四方信服，没有不是从先治理自己的心开始的。’治理内心，是圣人用来穷究事理的方法。人的内心，好比上天的极点。因此在昏暗阴沉、寂静无声之中，不能辨别南北，而能够考察并校正方向的，是北极星。在是非纷杂的事情之间，不能审辨真伪，而能够辨别区分它们的，是心这个官能。心，是天下最为正直的东西；又能用正道来养护它，那么善恶是非以及万事的道理，没有不清楚的。用斋戒来持守它，使它不致失去正道；用清静虚明来守护它，使它不致混乱；通过询问使它贯通，通过谋划使它显发，这是治理内心的开始。等到功夫完成，不必思考，也从未不能应合事理；不必勉强，也从未不合乎正道。藏在内心，就成为志气而无不充足；发于外，就成为事业而无不成功。好比权衡设置在这里，重到万钧、轻到铢两，没有什么不能分辨；又好比一盘水放在这里，大到天地、细到毛发，没有什么不能察见。这就是治理内心的功效。内心端正就明察，明察达到极致就能教化天下，这是达到自然境界的道理。陛下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或许可以达到治理，这是天下最大的福分。臣听说，迎合耳目的娱乐却成为心腹祸害的，是柔顺听从、悦耳奉承之言；即使加以铲除，也常担心仍有余留。违逆一时心意却能成为百世利益的，是刚正方直、正直切谏之言；即使加以培养扶持，也常担心仍然不足。古代圣贤君主委屈自己、持守谦逊，和颜悦色、谦下心志，给以劳问，厚意招来，用劝勉帮助，给以丰厚赏赐，以此培养天下刚正直谠的气节，使它们森然挺立在朝廷之中，成为国家宗庙社稷的福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伏在殿阶前进谏、趋近鼎陛，牵引衣服以阻拦车驾，撕破麻制诏书，封还诏书之类的事情，每天都有却不以为怪，正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聪明、招来臣下的实情。臣希望陛下容忍近臣进献言论，开怀接纳远臣议论政事；扩大谏诤的职任，以帮助耳闻目见；补充宪肃之官，以振作纲纪；又努力保持谦逊，借此深厚培养刚正直谠之气。像汉高祖对待周昌、晋武帝对待刘毅那样，然后才可以得到天下正直的言论，用来辅助治道。不这样做，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白白举出访求臣下的举动，又哪里能得到万分之一的补益呢？圣策说：‘君主即位，必定要向天求取端正，又在自身加以端正。只有五事各得其常，众多征兆才会与之相应。自从建立国家以来，朕不敢放纵自己，但和气仍然郁结，重大的异常现象屡次出现。于是元年发生日食，三朝直到仲秋发生地震，数路都受灾，而冀方广大地区的灾害最为严重。朕自认为这是由于没有德行所招致，早晨醒来、天未亮就起身，思考其中的原因。这里表现了陛下敬畏上天、整饬自身、恐惧戒惧而修养反省的盛德。臣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受抑而阴气盛大的表现。有人却说日食只是历法中的常数。臣请加以辨析：相隔一百七十三日有余才发生一次交会，然后出现日食，这是历家之说。然而《春秋》记载，鲁隐公二十一年的九月、十月，二十四年的七月、八月，都还没有达到一次交会的时间就发生了日食，这是历法不合的第一点。两汉的政治，西汉最盛，东汉衰弱，大体都不过二百多年；但西汉发生日食四十五次，东汉发生七十四次，日食疏密随着政治盛衰而变化，完全没有固定的数目，这是历法不合的第二点。因此日食不能托词于历法，它的要旨是阴气强盛的应验。阳气浮动而成为天，根本在于运动；阴气凝聚而成为地，根本在于静止。应当静止却发生运动，是阴气越过自己的分限而与阳气相抗。阳与阴，正是君子与小人的道理。君子之道增长，阳气就以祥瑞显发；小人之道增长，阴气就以灾变显现。这是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必然征验。《易》从复卦的一阳到坤卦的六阴，共十二卦，在一年之间往来变化。这是圣人告诉人们君子与小人的道理，二者有相互更替的趋势，所以贵在及早防备。在临卦便告诫说：‘八月有凶。’在否卦便告诫说：‘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这是希望人在八月以前谨慎防备，在尚未倾斜、尚未返回的开始就消除祸患。陛下想要应对灾变、寻求端正根本，谨守五事而使众多征兆相应，消除重大异常而召来和气，关键只在于尊崇阳气、抑制阴气，尊崇君子之道、抑制小人之道罢了。天下的道理，有旧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讷于言辞有善于辩说，有急躁有安静。相对而言，在上位而偏于积极进取的都属阳、属于君子之道；在下位而偏于消沉退缩的都属阴、属于小人之道。在上者应该过分厚待，在下者应该经常减损。若应当厚待的反而薄待，应当减损的反而增益，就会阴盛阳衰，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增长，弊害最终达到无法扶持的地步，这是不可不察的。如今旧有的策略必定迁改，而新策略必定迎合；大臣依违两可，而小臣坚持己见；老成之士沉沦隐伏，而年轻人却受到简拔；方正直率者被疏远，柔媚阿谀者受到亲近；能言善辩者得到任用，迟钝蹇涩者被斥退；锐意进取者屡获升迁，默守本分者反遭遗漏，这些正是阴盛阳衰的变化，没有比它们更明显的了。天地告诫的意思，不可说不明白，希望陛下思考应对的方法。阳气不可不尊崇，阴气不可不抑制；君子之道不可不进用，小人之道不可不退斥。不加抑制、不使其退却时，它的萌芽虽然微小，等到已经强盛，就非常可怕了。

译周代衰落时，诸侯僭越天子的权威；再衰落时，大夫僭越诸侯；又衰落时，家臣僭越大夫；再衰落时，吴、楚与中原诸国结盟，这是阴气盛极的表现，《春秋》也从此绝笔。因此臣希望陛下及早思考挽救的方法。圣策说：‘图谋讲求政务，却每天直到太阳偏西仍有很多苟且简略的习气；不断进用人才，官位虽然没有虚设，但很缺乏取得功绩实效的美好结果。’臣听说，讲求政务而断绝苟简，在于看重长久渐进；任用人才而取得功效，在于考核名实。’《易》说：‘圣人长久守在自己的道上，天下的教化才能完成。’圣人的才能，所经过的地方就能使人受到教化，所存留的地方就能显现神妙；至于论定治理、成就功业，没有不需要长久等待的。为什么呢？迅速就粗疏，粗疏则所得浅薄而所及狭窄；长久就精细，精细则收获广博而施及深远。这是圣人的本意。仁德必须长久安行，义必须长久遵循，志向必须长久勤勉，法令必须长久守持，命令必须长久施行，官员必须长久任用，士人必须长久培养，军队必须长久训练。精神要放眼多年以外，期待教化在一代以后完成。这样，心志就专一而思虑精密，事务就详备而道理得到究明，德行日新而道术广大，教化浸润而恩泽流布，行动影响万物之上，恩泽遍及天地之间。这样又何必担心苟且简略的习气呢？圣人无所不为却不多言，而海内能够大治，是因为能够训练群臣、核查名实。官员各自守住自己的名分，叫作名；职务各自治理自己的事务，叫作实。丞相、辅弼的职责，是责成他们讲论道德、调和阴阳；掌管财计的机构，是责成它们沟通有无、使国家用度充足；谏官，是责成他们直言得失；御史，是责成他们弹劾、整治过失违误；侍从，是责成他们竭尽规谏、进纳教诲；将帅，是责成他们安定边疆、击退敌人；职掌某路事务的官员，是责成他们治理一路政事；守、令，是责成他们治理一郡一县。这样，根据官员的名分提出要求，按照实际成效督察职务，那么各项功业没有凝滞不能完成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如今大臣向下兼掌财计的权柄，小官有时侵夺将帅的权力；侍从和言责之官不能尽情陈述，职守之官和州县长官不能专门治理自己的辖区，未见他们能够没有虚名虚事。朝廷在内外设置百官，都是为了治理天下的各种事务，并不是徒然设置空名交付给他们。想要建立一项事业，就重重增设一个官职；想要治理一项政事，就再次派遣一个使者，未见这样能够取得实效。圣策说：‘羌人不是不愿意归附安来，但边境侦候有时仍然纷扰。以至于亲自派遣辅臣，震慑并彰显神武之臣，来谋求御戎之策，只是平素的准备失误了。’ 边疆事务如此重要，却不责成统帅之臣，反而寻求迎合上意、侥幸求进的小谋；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不制定持重稳妥的谋略，却听从轻率易动的疏浅计策。因此弊病在于苟且争取小功而忘记大的忧患，专门追逐小利而失去大的信义。这就是狡猾的敌人敢于背弃归附安抚的恩德、践踏王朝疆域、抗拒官军的原因，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敌人尚未到来时，制御它应当采用经久深远的策略；敌人已经到来时，抵御它应当有应对变化的方法。齐景公时，燕、晋成为寇患，景公忧虑此事，询问晏婴；晏婴所推荐的是穰苴，穰苴最终能够驱逐寇敌、安定国家。唐宪宗时，刘辟成为祸患，宪宗忧虑此事，询问杜黄裳；杜黄裳所推荐的是高崇文，高崇文最终能够擒获敌人、平定蜀地。陛下应当诏令辅弼大臣各自推荐将才，加以任用，那么神武之威就会震慑天地之外；河湟以外，应当会有解去椎髻、改穿衣冠而来献纳国土的人，又何必担心奔突而来的寇敌不能抵御呢？圣策说：‘众多百姓不是没有得到爱护养育，但生计有的还没有完备富足，以至于有人逃往外地。’使者布告宣扬恩惠教化，臣认为陛下爱护百姓、希望他们富足，却不足以使国家富足；派遣使者宣扬恩惠教化，反而恰好足以造成弊害。这是因为失去了事情先后次序的缘故。事情有开始造成祸患的，法令有开始产生弊害的，但不能说事情一开始、法令刚创立时就必然如此；积累长久以后，弊病和败坏逐渐堆积，祸患才发生，这是势所必至的结果。臣曾替陛下深深考虑后世的祸患，认为必定形成无穷弊害的原因，大概在于没有讲求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却过分深究使国家富裕的谋略。凡向百姓征收赋税，古人看重的是减轻它，而不看重增加它。《春秋》记载宣公开始按田亩征税，成公创行丘甲，哀公实行田赋，认为赋税不断增加，形势就会穷困、民力就会疲弊，最终必然发生变故。孔子详细记录这些事情，是留给后世的警戒。臣曾观察富国的议论，它不是产生于天下丰盛太平之时，而多出于战争时期。王者总领治理天下，使百姓归服、使国体尊重，依靠的是我方道德的盛大，而不在于财货的丰盈。《易》的‘小畜’卦，表示德行尚小，所以说‘富以其邻’；而在否卦和谦卦中，所说的都是‘不富以其邻’，因为那是道德广大。左右相互接近叫作邻，君主与天下、中国与四夷，也都可称为邻。君主用来运转天下、役使四夷，若道德有余，就不依靠财富；若德行不足，就必须借助财富来推行。陛下本应效法谦抑自守、预防祸患有余的道理，怎么可以采用《小畜》所说的不足之道呢？因此，钜桥的粮食虽然积存很多，商朝却不能安居；敖仓虽然充盈，秦国却不能守住。这并不是没有财物，而是没有建立道德，因而失去了天下人的人心。鸟到了困窘时就会啄人，野兽到了困窘时就会搏斗，人到了困窘时就会欺诈。陛下的百姓可以说已经困穷了。前代所说没有限度的赋税，大到山海资源，小到草木物产，其利益都已经收入官府，并且沿用到今天。陛下应当从容思考，减省费用、停止无谓耗用，使百姓财力宽裕、民众劳力得到休息。如果不能像大禹那样住卑陋宫室、穿粗劣衣服，像汉文帝那样穿弋绨、用革舄来施惠天下，或许就不会造成极度匮乏；反而又开出新的财源来取息，设置使者来加重赋税，却想求得富民施惠的美名，是不可能的。《易经》所说的“剥”，是从下层开始的。卦象说：“居上位者应当厚待下民，使他们安居。”这就是挽救剥落的方法。陛下从百姓那里征取的财物已经全部征尽了；上面向下面征取完毕，形势就已经到了极点，卦象也就表现为“剥”。孟子说：“君子只采用其中一项，放缓另外两项；采用其中两项，百姓就会有冻馁之患；采用其中三项，父子就会离散。”臣担心百姓长期困穷，不知如何自救，渐渐产生离心离德的隔阂，最终导致剥落；那时即使有商汤、夏禹、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才干，也再没有施展办法的余地了。

译《易经》说：“观察自己的作为”，实际上就是观察百姓。《诗经》说：“想念我伟大的祖先，升降于朝廷之上。”陛下观察天下的形势，分离容易、聚合困难，一旦危乱，就难以再次安定。向上追念五位圣人的基业，知道创业艰难、勤劳辛苦，一旦偏斜，就难以重新端正；那么所谓大力富国的谋略，反而只会成为深重的忧患，不能成为陛下的利益。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从神明的谋虑中作出决断，废止法令、追回使者，以使天下得到幸佑、万世得到福泽。这是四方百姓睁裂眼睛、共同盼望的事，难道只是卑微臣子的妄言吗？圣策说：“国家费用虽然节省了，却仍然困扰于调度；兵籍虽然人数众多，却没有精简核查到位。”臣认为，国家费用虽然节省而调度仍然繁重，是因为还没有掌握节省的办法；兵籍虽然众多而精简核查仍然困难，是因为还没有掌握精简的根本。九州土地所生产的物资，以及一撮粮、一尺布的赋税，陆路运输、水路漕运，车船相接、日夜混杂，都用来输送到太仓。拿古代与今天相比，可以说盛大极了。至于道路艰险、民夫背负疲惫，京师的一金，花在田野就相当于百金；少府的一百金，花到百姓家中就相当于万金。用万金的费用，花在一次燕好之中，或用在一次赏赐之内，这一类事情难道数得清吗？土地的财富有时限，百姓的力量有极限，而君主的耗费却没有穷尽。用有时限的财富和有限的民力来供养无穷的耗费，这就是调度越来越增加而不能停止、民力越来越困乏而不能支撑的原因。古代宫廷中的职员只有一百二十人。汉文帝、汉明帝时，供给宦官不过二人。太祖供养的军队不过十二万人。太宗曾对近臣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佞之人就无从进入。”这些都是清净内心、节省费用的根本，也是宽养百姓、保全万物的要道。不先致力于治理根本，却扩大调度的需求，所以说还没有掌握节省的办法。如今如果能够裁减内郡的黥兵，再增加土兵，那么军队就可以精简了。国家向北失去了幽燕，向西舍弃了灵夏，守卫边疆、抵御关塞，没有可以依靠的险要屏障，因此两边的黥卒还要依靠他们作为爪牙，不能废除。至于内地那些没有战事的郡，百年不曾见到战争，却照例设置屯伍，白白损耗民力，这就不能不加以裁制。应当依照前代府卫的制度，使百姓能够相互率领出徒，并把天下郡县分为三等：上郡五千人，中郡三千人，下郡一千人为限；轮番休息、交替上役，人数不过十分之一，这样武备就能修整，军籍核查也会精确了。周公制定礼制，方圆五百里称为大国，拥有战车千乘，可以形成五万五千名士兵，而百姓却不诉说劳苦，这是因为施行有次序，制定制度有方法。如今所谓上户，征敛十分繁重，力量已经困乏；所谓下户，不承担徭役，处境反而安逸。上户只占十分之一，下户占十分之九，这就是经常困扰其中一成，而放纵其余九成。每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古代都要出一名士兵；如今却都让他们闲逸，不能任用，反而征取有限的粮食布帛，供养那些不耕作的懒惰百姓。这难道是周公的本意吗？所以说，还没有掌握精简核查的根本。圣策说：“放宽关梁的禁令，而商贾仍然不能畅通。”臣听说，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圣人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它能够使有用的财物流通。用无用之物来使有用之财流通，所以贵在流通，而不贵在积聚。古代能够流通货物、通达财物，依靠的是商贾的职能，而不是君主亲自经营。如今关市的征税，比布置棋子还密；均输的利益，比虎翼还苛刻。商旅改换行业，转而从事别的技艺，想使财货流通就困难了。圣策说：“抛弃器物玩好上的奇巧，而工匠自然不会戒绝。”这在于陛下亲自约束自己，以此率领他们。陛下在上面约束自己，六宫就会在内廷受到教化，百官就会在朝廷遵循法令，百姓就会在下面承受流风。时间久了，风俗就会转变，嗜好也会减轻。即使拥有财物却没有相应的尊贵身份，也不敢逾越制度；即使拥有力量却不合乎正道，也不敢败坏法度。这样，即使不抛弃器物玩好，工匠也会自行戒绝。臣又听说，天下工巧华丽的玩物，没有不是从京师开始的。要治理四方，先治理京师，这是古代的道理。拥有千里之地而汇集四方风俗的，只有京师；正因为难以治理，就更应当审慎周详。按照周代制度，六乡和四郊以内，从比长主管五家，逐级积累上达乡大夫，共有一万八千九百三十六名官员，然后才足以实现京师的治理。如今京师治理百姓的官职，大的不过京兆尹，次的不过河南令，却想使风俗敦厚淳朴，因此很难做到。只是希望陛下加以选择罢了。圣策说：“风俗浮薄，根源在于取士没有根本，教化之道不明。然而广泛询问台阁中的意见，各人所坚持的并不一致，难道没有挽救弊病的方法吗？”凡是取士的要点，不过两科：一是德行，二是文辞。臣认为，三代以前可以凭德行取士；秦汉以后，不过是凭文辞取士。台阁中所以有不同意见，大概也不过是在这两者之间有所取舍。陛下如果一定要凭德行选取天下士人，那么就应当实行井田、分封侯国，百姓家家都应当自给，官员都应当长期任职，乡里应当讲读法令，家家应当设立私塾；这样以后，才可以要求人人具备完整的德行。真正实行这些措施、把有德之人安排到职位上，如果还没有做到，却单独设置选举德行的科目，也只是毫无补益罢了。前代官吏正直，所以被举荐的人一定寻求仁义孝悌；如今官吏邪曲，所以被举荐的人不过是靠请托、迎合嗜好。因此说：“今天选取士人，不过只能任用文辞罢了。”至于敦厚风俗的根本、施行教化的方法，臣愿意有所陈献。大概士人操守的高低，从来都同国家安危相互对应，就像根基在下面的强弱，决定枝叶在上面的荣枯一样。从前周代士人尊贵，秦代士人卑贱。上位者能够屈身礼贤，而下位者不屈服于邪道，这样的士人是尊贵的；放弃自己所守持的原则，求得迎合上意，这样的士人是卑贱的。周、秦政治的治乱，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士人没有守道自重的操守，人人都有轻浮急躁而不知羞耻的追求，逐渐浸染成为风俗，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应当采取办法纠正这种弊病，使士人知道自重，使人人践行廉耻。凡是有潜在德行、独自行善而不求君主知道的君子，一定要深入察访，使他们始终处于必然显达的地位；

译那些一心仰望上意、只求俯身迎合，昏昧于宠辱得失的人，也一定要深入考察，使他们始终处于不用的地位。这样天下人都知道盛德的旨意，士人的操守一旦改变，敦厚风俗的根本和施行教化的方法自然就可以由此实现了。圣策说：“刑罚繁多而严重，源于立法门目太多，防禁和承袭的旧制没有改革；如果将要施行仁恩之政，使死刑犯得到较多宽缓，必定有可以实行的方法。”臣看陛下的意思，不过是想仿效三代的肉刑，把它施加于因连坐而判死刑的人罢了；这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时制宜的道理。古代政教敦厚、事务质朴，即使凭圣人的智慧，在沿袭和变革之间仍有未尽完善之处，肉刑就是其中之一。砍断百姓的肢体，使他们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不是圣人的本意；三代采用它，是因为沿袭和变革的道理尚未完全周备。况且立尸祭祀，接近于亵渎神灵；用俎豆盛食祭祀，也近于过分粗野。哪里比得上后世虚设神位、用金石制作礼器呢？肉刑不能施用于今天，就如同不能再以尸体祭祀、用俎豆盛食一样。大辟之刑，判人死罪而犯人不敢怨恨，是因为法律同罪行相当。假如想施行仁恩之政，宽减连坐处死的人，现行律令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法律；舍弃这一办法不用，却砍断肢体、削足为刑，实行使百姓惊骇、使风俗震动的政策，不能算是可行的方法。从前子产想制止伯有的妖异之事，必须同时拥立子孔的后代，这说明政治虽然以推行赏赐为目标，也贵在慎重对待名义。假使天下人不知道朝廷施行恩仁的本意，只听说朝廷防断人的脚、把人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慎重名义的做法吗？圣策说：“我想兴起七教，兼备三至，以达到圣人的治道，那么应当分条说明先后的次序；想使六亲各尽其道，使五法完备，以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应当叙述其始末的要点。”这表明陛下广泛考察古代先王，想把典籍所记载的道理都施行于今日，以穷尽圣人的治道和天下的治理。臣请求深入论述天下治道的先后次序、始末要点，请陛下斟酌采用。德与刑在天地之间并行，就像寒暑相随而从未分离；在两者之间，必定有先后次序。上等的治理，专用德来胜过刑罚，如尧舜时代不用刑，以及成周把刑罚搁置不用。中等的治理，借助刑罚来辅助德政，如西汉宣帝任用刑名之学，东汉明帝善于处理刑狱。下等的治理，只有刑罚而已；秦人用刑罚导致动乱，隋人用刑罚预示变乱。这些先后次序不同，所以治乱的结果也不同。至于敬养老人、尊重年长者、乐于施舍、亲近贤者、喜好德行而厌恶贪婪、崇尚廉洁节俭这七教，以及礼达到极致而不需辞说天下便能治理、赏达到极致而不耗费财物天下便喜悦、乐达到极致而不偏亲任何人天下便和谐，这三种极致的境界相继实现，就可以说明其中的次序了。臣还听说，心怀恐惧、敬畏谨慎，是政治的开始；骄纵安逸、懈怠懒惰，是政治的末端。周宣王有中兴的盛大德行，却没有在后来慎终，所以他的诗篇最终成为《变雅》。唐太宗是慈爱、节俭、英明、勇武的君主，而魏郑公、刘洎、马周等人都劝谏说，政治渐渐比不上贞观时期。大概崇高富贵的权势，正是骄逸懈怠所窥伺的对象。一旦看到其中有可乘之隙，骄逸懈怠就会进入其中，最终不能排除。因此圣明智慧的君主，目光远大、考虑深远，在没有想到的地方思考，在没有求取的地方求取。正当天下大安时，必定以危乱来警戒自己；正当声望极盛时，必定以受辱来提醒自己。不让意外的变故在无法预料之处发生，以至于无法挽救。这难道不是知道治道始末要领吗？那么六亲的等级、五法的数目，也就可以由此推求其要点了。圣策说：“仲舒的言论，班固说其中切合当世、可以施行于今天的，是哪一条策略？崔寔的论说，范晔说其中通晓政体、对时局有益的，是哪一件事情？”从前班固把董仲舒在汉廷所陈的策略载入史书，其中讲论天下治乱的道理，可以说很详尽了。把它们拿来施行，都足以帮助治理；其中最适合今天施行的策略，臣认为没有比“天道先阳后阴，王政先德后刑”这一论说更好的了。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崔寔的政论数十条，认为其中所辨析论说的，大都通晓政体、对今天有益；但臣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讨论的。为什么呢？崔寔的大意，是希望君主不能纯粹效法八世，而应当参用霸政，以严刑峻法摧破奸邪之人的胆量。把这种办法用于汉桓帝衰败的时代，或许还可以；怎么值得陛下深入讨论呢？圣策说：“不要因为它是古人的陈迹，年代久远便不能举用；也不要因为它是本朝已经确定的成法，已经定下便不能更改。只要改得合乎中道，施行得恰当适宜，不急迫，也不迂缓，归于最为恰当。”陛下议论政治法度，提出施行要合乎中道、恰当适宜，这正是天下人的希望。臣怎么能不陈说几句来达到这一点呢？形势可以施行，就应当施行，这样就不会拘泥于古人陈迹；力量可以改革，就应当改革，这样就不会拘泥于既成法令。这是沿袭与变革的常道。至于尚未合乎中道、尚未得到适宜办法便贸然改革，那么今天的变法，也还是可以议论的。臣读《易经》读到《革卦》，说天下的法制到了出现弊病的时候，就不能不改革。卦辞说：“大亨通，利于守正，悔恨消失。”如此说来，改革必须达到大亨通而又合乎正道，然后悔恨才可以消除。《革卦》又说：“改革得当，悔恨才会消失。”如此说来，改革如果不得当，反而会招来更多悔恨。改革必须达到亨通，然后才可以议论改革；变更必须达到恰当，然后才可以谈论变更。这就是圣人的能事，也是《易经》卦象的精义。在祸患尚未显露时思考，在昏暗不明时探求，使一切都合乎道义的中正，然后实行改革；这样，一项法令颁布，天下人就会像依靠山岳一样依靠它，这叫作“改革而亨通”。在众人之中谋划，长久等待，使上下各方都得到恰当安排，然后进行变更；这样，一项制度施行，天下人就会像仰望虹霓一样仰望它，这叫作“变更而得当”。古代治理国家，在朝廷上共同谋划，直到风气转移、习俗改变、人人迁善而远离罪恶，天下人却不知道具体措施的痕迹，那是因为必定先达到亨通才改革，必定先做到恰当才变更。如今却不是这样，一项法令早晨颁布，晚上已经喧嚣；一项制度傍晚施行，天亮时或许已经产生弊病。斧钺刑罚不足以禁止诽谤议论，流放贬黜也不足以压制烦琐言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确定其能否亨通就改革，没有计算其是否得当就变更，施行时不一定合乎中道，行动时不一定恰当适宜。臣只希望陛下对此慎重罢了。改革如果没有做到彻底完善，形势必然还要再次改革；一旦反复改革，法制就会因轻易变动而失去信用。

译法制屡次变动，是国家的大病。汉代迁徙甘泉、后土的祭祠，此后三十年间迁徙了五次，天地神祇的祭祀最终还是不能确定。因此臣希望陛下慎重行事，那么达到最恰当的意见，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陛下如果担心臣害怕直言而不一定施行，就姑且勉强饰行以求自我免责，那么诏书应当说：“说出来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困难。”又担心臣畏惧执掌事务的权臣而不能尽情陈述诚意，那么又应当说：“尽心陈述，也不害怕改变。”臣因此才敢进献这些个人的忧虑和过度谋虑之说。臣听说，天下是一个巨大的事物，所以治理它的人一定要有大才。如果没有得到大才，却把天下委托给他，那么天下政事终究没有一天能够治理好。万钧重鼎，是天下最重的器物；孟贲、乌获举着它奔走，跨越险阻，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足够。假如让力量不足的人背着它奔跑，不仅会折断筋骨，还会使器物毁坏、鼎中食物倾覆，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易经》论天下万物的道理极为详密；至于治理天下难治之事，却从来无不归结于大才大德之人。因此，《屯卦》的不安定，必定要等待君子来经营治理；《蛊卦》的败坏，必定要等待君子来振兴培育；《旅卦》的离散，必定要等待智者有所作为；《否卦》想要终止闭塞，必定要等待大人获得吉祥。圣人认为，处在这四卦所代表的时代，如果不能得到这四种人才来治理，混乱就会更加严重，对治理毫无补益。从前商汤寻求伊尹，是在耕田的人中发现他；高宗寻求傅说，是在岩壁间筑墙的人中发现他；周文王任用太公，是在垂钓时发现他。三位士人隐藏踪迹极深，而三位君主能够举荐并任用他们，是因为他们取士公正、求才广泛。唐文宗可以说是恭谨、慎重、慈仁而勤于求治的君主；当时李德裕在朝廷，却没有任用，裴度被弃置在外，也没有召用。文宗于是阅读《贞观政要》而叹息，又说：“我看开元、天宝时期的事情，便觉得气郁胸中。”这样看来，文宗所忧虑勤勉、尽心尽力的作为，只是徒有君主的空架子。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效法成汤、高宗、周文王，公正听取意见、广泛选取人才，把他们作为法则和鉴戒；以文宗舍弃根本却忧虑枝末作为戒备。只观察光明开阔的治道，积极采纳域外的意见，不论显达还是隐微，不分内外，不别远近，不因明暗而区别对待。才干适当的人就选用，德行合宜的人就任用。能够治理大事的人就治理大事，能够治理小事的人就治理小事，那么天下人才就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凡是陛下所提出并向臣询问的事情，即使不特别治理，也会自行得到治理。陛下施政有方，为什么不先从这些事情做起呢？古人说：“言语切直却不被采用，就会危及自身；言语不切直，就不能阐明正道。”如果寻求阐明正道的方法，又要避免危及自身，这两者在形势上不能同时具备。言论不遵循正道，是值得忧虑的；遵循正道却不合上意，不值得忧虑。如果寻求遵循正道，又希望一定得到上意契合，这个道理也不能两全。臣学问浅陋，言论狂妄鄙俗，罪当万死，没有什么敢于怨恨的，只希望陛下明察。《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治道 宋徽宗即位后，礼部侍郎陆佃上书陈述意见说：“君主登上帝位，关键在于端正开端。端正开端的方法，根本在朝廷。近来学士大夫互相倾轧、争相进取，把善于求取职事当作精神，把善于攻击别人当作风采，把忠厚看作迟钝，把安静退让看作卑弱，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没有人能够制止。要纠正并挽救这种风气，确实就在今天。神宗延揽任用真正的儒者，建立法制以治理国家；到了元祐年间，却把这些制度全部任意纷纷更改。绍圣以来，又全都加以称颂。善于继承前人的人，不一定要因为前人所做的事情被认为不对，就一概接续而改掉；正确的就应当发扬。元祐时期纷纷更改，是只知道承接而不知道发扬的过错；绍圣时期一味称颂，是只知道发扬而不知道承接的过错。希望陛下咨询谋划于仁德贤能之人，询问考察政事，只以是否恰当为可贵。实现大中之治的时期，也正在今天。” 南郑县丞李新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因为四月一日发生日食，允许朝廷内外的臣僚以及百姓用实封上书陈述政事。臣学问暗昧、见识浅陋，不能深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慎地分条陈述当前的紧急事务，析为十件，以回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恭请陛下裁夺选择。臣听说，上天不说话，而是用天象向人显示；天子承接上天，所以应当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采用没有实际作用的文饰，来消除明显的警戒；沿袭先儒陈腐的说法，把它当作古人的礼经，这是极大的欺罔。《春秋》记载日食，只是记载这件事，并没有说禳灾祭祀的事情；但《左氏传》却有用牲、用币、击鼓、奔驰行走等记载。《尚书》说：‘建立皇极’，意思是大中的治道没有树立，灾异就会接连到来。《尚书大传》说：‘这时就会有日月运行失常，日食月食就是这种情况。’但古人却有避开正殿、撤去音乐、减少膳食的做法。这些都是不追究根源，却修饰末节；不推究过失的由来，反而习惯于这些形式。臣所说采用无用的文饰来消除明显警戒、沿袭先儒腐说以充当古人礼经，指的就是这些。近日四月丁酉朔，太阳发生日食，在毕宿八度。太阳是众阳之宗，象征至尊；四月正是阳气旺盛、纯属乾卦的月份。阳气产生于复卦，到了巳月，阴爻已经全部消尽。阴爻既然消尽却仍然发生日食，说明阴气侵凌阳气，就像小人乘凌君子一样，不能不加以忧虑。臣私下想到，陛下出而承受帝王的宝位，乘龙御天，正是纯乾的象征。朔日，是一个月的开始；即位，是君主政治生涯的开始。上天难道是在陛下即位之初对您发出警告吗？《春秋》慎重记载开端，是为了统摄结局；君子在开始时谋划，是为了慎重对待事情。正当开始谨慎求贤以作为辅佐、询问先王遗训并谋划宗庙大事后再行动时；诏令的发布，也应当由细微逐渐发展到显著；号令的发出，也只能施行而不能反复。一开始设置得不恰当，后续的举措就会无法防备；再次考虑而不能合宜，器物的安置就不会稳妥。搅浑河流的源头，水流最终就不会清澈；扰乱丝线的开端，末端就不可能得到治理。这就是陛下应当思考如何端正开端的原因。臣仰望陛下仁慈孝顺、声誉广闻，具有睿智而能临御天下，又进一步寻求自身的缺失，大力更新法度，削除弊病，再询问政令的好坏，想要分辨身边侍从的忠奸；所以还没有立即登临正殿，就知道亲近贤人是急务；想要辨明风俗的美恶，所以还没有举行加元服之礼，就知道民间事务不可拖延。广泛施行恩泽，却担心上面的德泽不能向下彻底流布；大力开放言路，却担心下面百姓的疾苦不能上达天听。即使是舜继承尧、中宗继承太戊、孝文帝从代邸即位时那种考察古道、希望求治的心意，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臣私下还有话要说。自从臣束发读书、准备出仕，解除以砍柴为生的忧虑，求取大官俸禄以来，已经十年了。眼睛看到的事情，确实的就当作确实来传述；耳朵听到的事情，有疑问的就带着疑问传述。臣身处远方边徼，叩击宫门求见却未能如愿，流着贾谊那样的眼泪，怀抱着匹妇般的忧患，大概也已经有些日子了。到了绍圣年间有所作为，奸臣擅自掌握命令，朝廷中充满忌讳；即使牺牲自身也没有益处，狂放耿直的言论既不能进献，退下后又堵在胸中无法排遣。看见庶人在道路上议论，商人在市场上诽谤，便又与国家共同蒙受羞耻、心怀愤恨。幸而如今陛下开辟至公的道路，招来直臣的言论，臣虽然疏远愚昧，也请求全部陈献出来。若不是陛下赦免并容纳臣，谁肯帮助臣的言论呢？臣曾认为当今的弊病是：权力纲纪不在君主，责任不能落实到宰相，朋党风气炽盛，防禁和谏诤的职任被轻视。士人没有平日的培养便被任用，军队没有平日的谋虑便被派出，土木工程兴起，专掌财利的臣僚进用。西南方面没有预先防备，仓促发生变故，内外彼此猜防，已经有衰微的趋势。远方地方的下级官吏不懂国家大体，用荒谬悠谬的言谈想把天意向上转移，动辄使万乘之主有所觉悟。半夜在甲帐中乙其处以写完一篇，这不是乡野之人献芹菜，就是东郭之人献猪罢了。什么叫权力纲纪不在君主？自古以来本来就有权力被专擅的情况：政权在陪臣手中，于是田氏分割了齐国；政权在大夫手中，于是六卿分割了晋国；政权在宫闱之中，外廷就只能拱手；政权在外戚手中，外戚就会跋扈；政权在诸侯手中，诸侯就会僭越拟制。如今的弊病舍弃这些情况，而说在宰相手中，凭什么知道呢？臣曾看见宰相挟持天子来报私仇，笼络大臣而任意决定他们的生死。他们气焰冲天，把同僚看作草狗，防禁和谏诤之官都收敛衣襟、侧目而视。哲宗皇帝正当年富力强，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无为而治的时候，不在这时用仁义辅佐、用道德启迪，却今天进言兵革，明天进言祥瑞，这是用好胜喜功之心诱导君主，萌发骄纵奢侈的志向，于是声色享受、亭台楼榭之乐，无所不至。这就是蛊惑君主而夺取他的权力。这同那些说天子不应登高、登高就会使国家耗损；不应闲暇、闲暇就会读书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况且神宗的法度中有许多有利于百姓之处，元祐诸人却变更颠倒，失之过于锐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