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二

译所以臣冒昧地不自量力，为陛下筹划，颁下诏书来团结各路防秋军队，大约不过十多万人；准备把他们分布在河北沿边的雄州、霸州等二十多个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个帅府，以及腹地十多个州军和沿河一带的控制要地，用来护卫王室，防备海道。其中最紧急的，是解除太原之围，收复忻州、代州，以挫败金人。夏人连同金人出兵入寇，臣不知道这十多万军队是否能够一一到达，果真足以使用，是否能够避免贼马渡河的警报。如今臣奉命出使，离开圣上光明之地的当天，朝廷已经全部改变前日诏书调兵防秋的计划：既停止征发峒丁，又停止征发刀弩手，又停止征发土兵，又停止征发四川、福建、广南东路的将兵，又停止征发荆湖南、北路系将和不系将的兵，而京西州郡也都特别免于起发。这样，前日诏书所团结的军队已经被罢免大半，不知道金人如果聚集军队从两路入寇，将凭什么抵挡；朝廷又凭什么对此不加留意？臣仔细思考，认为主张不必发动军队，大概有五个理由：川、广、福建、荆湖等地遥远，这是第一条。’ 钱粮和犒赏的费用太多，这是第二条；河北军队已经退去，天下已经无事，这是第三条；太原的包围，敌马不多，不用进攻也会自行解除，这是第四条；探报说有林牙、高丽的军队牵制金人，金人未必会深入，这是第五条。如果认为川、广、福建、荆湖等地遥远，那么诏书下达时以四月为天下军队出发的期限，以七月向三省报告期限已满，为什么不当即停止征发？如今已经到了七月，远方的军队都已经在路上了，才又约令他们返回，这正是再次重蹈今年春天召集勤王军队后又约令返回的弊端。一年之中两次发动军队，天下军队走到半路却两次被叫停，天下人会怎么看？臣恐怕朝廷从此再也不能取得四方信任，将士也会离心。国家大事在于军戎，国家和宗庙的安危都系于此，却一会儿行动、一会儿停止，简直像儿戏一样，臣私下对此极为痛心。如果认为钱粮和犒赏费用太多，那么今年春天没有军队抵御敌人，以致误了国家，土地、宝货、人民都被金人夺取；如今却吝惜小笔费用，又不为之防备，臣恐怕后来被夺取的东西将不止于前日。何况原先下达的指挥是防秋人兵各自携带粮食出发，那么钱粮和犒赏不足，本来就不是需要忧虑的问题。朝廷不深思国家和宗庙的大计，却吝惜小费，臣实在不能接受。如果认为河北军队已经退去，天下便无事，那么边郡每天都报告金人聚集军队，声称某月入寇，将攻取某地；强敌迫近边境，既不能和谈，又不能作战，早晚惊恐战栗，害怕他们再次来犯，天下果真无事吗？贾谊说，人在堆积柴薪的下面安坐，火还没有燃起，便因此说是安全；以今天的情形看，何止是火还没有燃起，简直是处在烈焰旁边，却还若无其事地谈笑。如果认为太原的包围敌马不多，不进攻就会自行解除，那么从春天到秋天，攻守已经半年，金人仍然不能攻下；实际上，即使有姚、种二位帅臣率领十万军队，一天之内全部溃败，金人也未曾受到什么损伤。既然如此，不知道凭什么断定敌军不多，认为可以不攻而自行解除。臣认为，这种说法不是愚蠢，就是欺骗。至于林牙、高丽牵制金人的探报，按道理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依靠它。金人不来，应当依靠我们自己有准备；因此屯兵聚粮，正是今天的首要事务，不可忽视。如今河北、河东的州郡每天报告危急，请求援兵都说需要三五万人，但半年以来，没有一人一骑能够满足他们的请求；防秋军队刚刚集结，却又全被遣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一定认为不必调动天下军队便自然可以无事，那么臣实在不足以承担这个责任，陛下为什么不派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代替臣，使他坐着便达到安康太平，却反而让臣承受这样的纷扰呢？’ 除范世雄统领的湖北军队外，听说已经到达防唐一带；臣已经奉圣旨，命令他们迅速发往宣抚司。其余各路，请依照原先下达的诏书起发，希望不要耽误国家大事；这又是最近下达的指挥。如今却减免、罢遣防秋军队，臣之所以对此深感痛惜，一是河北防秋缺少兵员，恐怕发生疏漏；二是一年之内先后两次命令发动军队，又两次停止，恐怕无法向四方显示国家最大的信用。关于防秋的谋划，臣在前次奏章中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请为陛下再论述不可失信的道理：周宣王受到戎人侵犯，曾经点燃烽火召集诸侯军队，担心诸侯未必到来，于是先点烽火试探；诸侯的军队大批集合，知道这是试探以后，都愤怒地返回。后来真正点燃烽火时，便再也没有诸侯到来。去年冬天金人将要侵犯京城，朝廷下诏召集勤王军队，远方军队踊跃赴难，走到半路敌人已经讲和，于是有诏令停止前进，大家都愤懑叹息而返回。如今又以防秋为理由发动天下军队，实在是不得已；远方军队大多已经上路，却又再命令返回，将士和士卒难道不会离心吗？用军法强令各路起兵，却用一纸文书便将其罢免，臣恐怕以后再有号召时，再也不会有人响应了。’ 许翰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的武备长久废弛，盗贼横行而无所顾忌。即使有军队，也骄纵懒惰而难以使用；如果不彻底更新，就没有办法抵御捍卫。臣愚昧，愿意请求下诏让郡县把百姓编成什伍：家产富裕的出钱，人丁众多的出力。城郭中的百姓，让他们自己守卫城郭；田野中的百姓，让他们自己保卫田野。城郭分坊来守护各门，田野分乡来保卫各自境界。选拔其中的豪杰，让他们统率部众；利用私人事务的空闲，教他们学习武事。每家都懂得金鼓进退的节度，每个人都能掌握弓箭射击和刀矛刺杀的技艺。小股盗寇到来时，可以交错布置兵力加以抵御；大股盗贼进入时，可以联合防守并出击追逐。技艺有进步，郡县便用金帛表彰他们；建立功劳，朝廷便用爵位勉励他们。这样一来，天下百姓都会成为坚固的长城。’应当在天下立法，严格执行诛罚和赏赐，使凡有盗寇到来，都不敢不救援。县城被攻破，就责罚州；州被攻破，就责罚帅；邻近道路和附近州不能出兵援助，也都要承担责任；必须执行，不能赦免。《宣王之诗》所谓‘有常德以立武事’，说的就是能够使天下人一定信服，正是这个道理。

译宋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唐朝拥有天下时，贞观、开元年间号称太平无事，是因为外有方镇的军队捍卫边疆，内有府卫的军队控制方镇，内外相互牵制，所以国势安定。后来府兵制度败坏，边兵势力强盛，于是发生了天宝、安史之乱。然而最终能够平定乱事的，还是依靠方镇的力量。代宗为躲避吐蕃的侵犯而巡幸陕地，德宗为躲避朱泚之变而巡幸奉天，也都是借助方镇的军队来恢复国家。不过，后来实行姑息政策，威权逐渐下移，强藩悍臣渐渐形成跋扈之势；这不是方镇本身的罪过，而是处置安排失误的过错。祖宗鉴察唐末的弊病，削弱方镇权力，只有沿边帅司驻扎重兵，把军旅事务交给他们；腹地的防府虽有帅的名号，权力却很轻。其余各郡的守臣，全都任用文吏，不参与军政，在承平安治、天下无事的时候，这样做是可以的。如今强敌侵入内地，破坏我们的边防，进而扰乱腹心地区；盗贼乘机蜂拥而起、蚁聚成群，而州郡仍用承平时期的制度来统治他们，怎么能够抵御祸患、抗拒侮辱并加以镇抚呢？所以唐代方镇的弊病，是势力尾大而不能控制。’ ‘而如今州郡的弊病，是手足的力量不足以保卫头目，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要挽救这种弊病并使州郡振作起来，没有比采用方镇制度更好的办法；取用它的长处，去掉它的短处，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使大小相互配合，远近相互维系，以此藩卫王室，那么中国的形势就会尊强起来。臣愚昧，请求在沿河、沿江、沿淮设置帅府；重要郡和次重要郡的帅府，都带安抚使之职，节制一路，这就是唐代节度使所统领的军队。重要郡设置兵马钤辖，次重要郡设置兵马都监，来辅佐帅府，这就是唐代观察使、团练使所统领的军队。朝廷减少上供的金帛粮谷，供他们养兵；放宽法制，授予他们权力；将领、佐官和属官听任他们自行辟置。平时责成他们训练阅习；一旦有战争、盗贼之变，便由帅府根据事情轻重起兵，统率出征，并与邻路约定互相援助、防守合击。有功的人增加官秩、升进职务，但不调离原任。这样实行几年，上下习惯熟悉，州郡军队便可以使用了。如果蒙圣上慈悲俯允所请，请下诏令三省、枢密院条列应办事项，审议后施行。’ 李纲又上言说：‘臣听说上天产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要使用它们，缺少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弃军队呢？所以黄帝在涿鹿之野讨伐蚩尤，尧讨伐丛支、胥敖，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有夏，文王讨伐崇，武王讨伐商，他们都整治铠甲、磨砺兵器，在战阵之间取得胜利。五帝三王难道不想坐享太平安治吗？只是形势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所以必须用战争来辅助完成。形势宽缓时，两军相互攻战；形势紧迫时，兵器相互撞击，然后才能建立大功、平定祸乱。因此，军队在外取胜，正义在内强盛，威势在上确立，百姓在下服从。想使国家尊贵强盛，非有军队不可。’本朝太祖、太宗削平僭越叛乱，统一天下，用兵不超过十万人，而天下太平将近二百年，四海宾服，外患不起，豪杰消亡，内难不生，治理已经达到极盛，军队也随之废弛。到了近年，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却没有训练军队的办法；有蓄养军队的名义，却没有实际用兵的能力，军政大坏，金人因此能够凌辱中国，导致靖康之祸，这就是兵制长久废弛的过错。秦、晋、齐、魏、韩、赵，都是天下强兵之地。’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得到其中任何一处，便足以战胜敌人、称霸诸侯。如今国家兼有这些地方，却每次与金人作战，看到敌军声势便立即溃败，不能取胜，这是长期威势和约束逐渐积累造成的。如今京城残破，二圣迁徙之后，国势更加衰弱，士气更加低落，却想仓促同金人交战，正如病人的气力尚未恢复，就想同壮士争斗，必定不行。过去周朝使用乡遂的军队，出兵无不取胜；汉朝使用羽林孤儿和七郡良家子弟，制服四方夷族；唐朝使用府卫军，威震天下；齐国采用管仲的法令，九次会合诸侯；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最终吞并六国。由此看来，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强兵取胜的方法大致可以看到了。现在的办法，不如仿效乡遂、府卫的制度，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仿效羽林孤儿、七郡良家子弟，同时兼用募兵；改革法律、更新命令，赏赐确实兑现，惩罚必定执行，以壮大国威、培养士气，使士卒既有勇气又知道取胜的方向，然后军队才可以使用。过去勾践有会稽之耻，想要使用他的百姓，却先休养生息五年、训练五年，最终得以报复吴国。如今天下广大，人口众多，休养训练应当以三年为期限，那么作战就可以实现目的了。只是国家承平日久，文事过于兴盛，士人以佩戴武职冠弁为羞耻，读书人以谈论军事为可耻。至于战斗士卒所受的轻贱侮辱，更是没有什么可以相比的。如今正应当顺应时势变化，把武事放在首位，对能够谈论军事的人稍加褒奖尊崇，设置武功爵，更多地供养敢于死战的人，使他们因此感受到恩遇、振作士气，那么在一日之间取得战胜，也没有什么困难。伏望陛下留心，幸加明察。’ 李纲又上言说：‘臣私下认为，祖宗建立国家，把军队看得很重。熙宁、元丰盛时，内外禁卒以及马军、步军共有九十五万人。承平日久，缺额达到三分之一，因没有及时招募补充而丧失。近年西部边境战败，江浙、山东发生寇乱，接着又有燕山陷没，所损失的兵力又有一半。加上靖康之变，金人再次侵犯都城，各路禁军往往溃散，流散成为盗贼，天下军队现存的几乎没有了。朝廷用蜡书召集天下勤王军队，他们都是从田地之间以及游手好闲、漂荡放浪的人中招募来的；虽然人数很多，环绕京畿，却没有发挥丝毫力量，反而使东南公私财物因此耗空。大体上，每发动一名士兵，公私所费不少于五十缗；沿途供给钱粮的费用又是前者的两倍，因此每名士兵总计大约耗费一百一十缗，发动一万兵，所费便有一百多万缗。如今秋季防备的期限已不远，按理应当挑选其中可用者留下，分屯在沿河要害之处，这样所费不过是每日供应钱粮罢了。朝廷起初没有计较这一点，勤王军队已经被放散；披甲背负兵器返回的人，在道路上前后相望，也有刚到半路、不等命令便自行返回的。不知道将来防秋时，到哪里去征取军队才可以呢？’

译‘禁军的数量已经不多，民兵又不能重新发动，即使发动也一定没有人响应。秋高马肥，敌骑或许再次深入，我们将凭什么抵挡呢？’‘臣愚昧地认为，解决今天一时的急难，不如从东南取财，从西北募兵。东南的财力已经竭尽了，但臣认为迫不得已时，仍有可以征取的地方：应当诱导上户中财力有余的人出钱帮助募兵，朝廷根据钱财多寡，以相应名目酬答他们。百姓知道国家有军队，自己的家室才可以保全，那么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损害自己。’‘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的财粮作为上供，又专卖茶盐获取利益来充实京城，大概是用来供给军队日常用度、六宫和百官的费用，以及祭祀宾客的支出的。陛下生活节俭，没有玩好、宴游之乐，所以所有上供财粮和茶盐的利益，除去经常性费用外，其余一概裁减，专门用来养兵，那么也不会有不足的忧患。’‘臣愿下达命令，招募百姓出财；并且下诏委派官员，在京东、京西、陕西、河北募兵，优厚确定例定物资的数额，创设军号，编组训练，一切按照新法施行，分别隶属于将佐，驻扎各处，按时教阅。与发动东南勤王军队相比，其利弊不同有三点：东南人柔弱，不能耐受劳苦，这是第一点。’ ‘不服水土，大多容易生病死亡，这是第二点；驻扎稍久，便产生思归之心，往往逃亡溃散，这是第三点。而招募西北人作为士兵，便没有这三种忧患。经过编组训练，积累若干年，都能成为精兵。与发动乌合之众、暂时聚集又重新散去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如今河北、河东、京东、京西受到金人骚扰，不能返回本业的百姓很多，而陕西一向号称盛产士兵。希望及时派遣使者到这几路，在适合屯驻的路分募兵，修建营房，轮番驻守以护卫行在，镇抚四方，准备征讨。这时机不可错过。伏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详细斟酌施行。’ 李纲又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大军的礼法在于使用众人。军队之所以能够由少积多、联属不散，可以凭借它战胜敌人，是因为有纪律。编组便有保伍之间的联结，教阅便有战阵的制度；执掌兵器便有铠甲和五种兵器的便利；进退行动便有金鼓旌旗的节度；禁戒约束便有号令的威严；上下关系便有等级的法则。士兵和将领彼此熟悉，互相救援；逃亡溃散的人必定诛杀，骚扰并扰乱群体的人必定惩罚；立功的人必定厚赏，战死抗敌的人必定优厚抚恤。这就叫作纪律。有了纪律，军队才可以使用。’本朝军政最以严明著称，自从童贯、高俅主持军务以来，制度才开始败坏。编组保伍废弃，便没有办法相互维系；教阅战阵废弃，便没有办法学习进攻；铠甲和五种兵器根本没有经过操练；旌旗金鼓根本没有熟习；禁戒号令的威严不振，便没有办法振作士气；上下等级的法则不施行，便没有办法统一士卒之心。士兵和将领临时选取，起初彼此并不相识；彼此互相观望，起初也不相救援。卢沟溃败后，反而用金帛招集逃亡溃散者，于是逃亡溃散的人不受诛罚。浙东战役中，抢掠良民财物的全都是官军，于是骚扰、扰乱群体的人也不受惩罚。’ ‘仆役、厮卒和亲近之人都授予高爵，而立功的人却不赏；以“收身不到”为名，战死抗敌的人却不加抚恤。纪律如此，却想驱使他们抵抗强敌，难道不困难吗？因此金人再次侵犯王室时，扼守要地的军队望见敌军声势便先行溃败；攻围帝都时，救援的军队逗留迟疑而不前进。积弊发展到这个地步，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况且金人训练军队十多年，不听号令的人，小则必死，大则灭族。这种法令施行以后，威势和信用已经显著，因此反而少用刑罚，最终能够消灭契丹、凌辱中国。长期形成的威势和约束，不是一天造成的。中国的军队既失去训练，不听号令的人又不必诛杀，逃亡溃散的人反而被重新招集。这种风气形成以后，习以为常，便有多得无法诛杀的人。所以天下如此广大，却不能抵御金人，积累下来的弊病逐渐形成，也不是一天造成的。用兵，就是把士兵驱赶到死地。如果不是让他们畏惧我超过畏惧敌人，前进有求生的道路，后退却必定受诛，那么怎么能使他们在一天之内舍命效力，建立击退敌人的功劳呢？今天的办法，不如改革军政，逐步治理。编组的方法，从五人为一伍，积累到二千五百人为一军；部队将、统制官层层统辖制约，都有尺籍、伍符，可以周详掌握人员数目，进行召集指挥，人员存亡、功劳过失，不费力便可查知。’ ‘这样便能知道临阵交战时进退缓急，不用事先约定也能互相救援，于是兵伍有所联属而不会散乱。教阅的方法，把车兵、骑兵、步兵总合编为营阵，进退、坐作、分合、出入，都依照新制度，革除旧日徒具文饰的训练办法；这样，行军布阵便足以抵御铁骑。练习弓弩，不必以臂力大小为标准，而以射击准确、命中目标者为上；练习牌、枪、刀，不必以是否刺中敌人为标准，而以勇敢向前者为优胜。神臂弓、筒弩和凤凰等弓能够射到远处，应当教练他们，使技艺精熟。兜鍪、金甲，士卒多不肯穿戴，应当训练他们，使之熟习。这样，铠甲和五种兵器的利处，便可以用来自保并取胜。古代军队出征，听到鼓声便前进，听到钲声便停止，以旗帜的倒下和举起作为指示方向的号令。如今却不是这样，金鼓交相击鸣，却根本没有进退的命令；旌旗错杂，也根本没有指挥的意义。应当依照古制训练士兵的听觉和视觉。这样，金鼓旌旗的节制，便可以统一军队并面对敌人。禁戒号令虽然出于临战之时，但信用必须在事前建立，然后威势才可使人畏惧。上下等级虽然写在军法条令中，但权势不能容许有人侥幸免除，然后法令才能施行。’

译‘从部队将到统制官，都要精选并预先设置，使他们平日就在士卒中施行恩惠和威严，这样将领和士兵便彼此熟悉了。从伍、甲、部队直到六军，都要使他们前后左右交替相互援助；观望不进和动辄后退的人，必须执行军令，这样彼此便会相互救援。禁军逃亡，依照法律七天不自首归队的，必须斩首；遇敌交战、力量不能取胜而溃散，却不重新集合归还本部的，必须诛杀；由此而进一步作恶的，灭其全族，这样便可以革除逃亡溃散的弊病。禁军出征时，盗窃、赌博、斗殴，饮酒至醉，抛弃器械铠甲，藏匿妇女，胁迫夺取财物，煽动蛊惑众人的，一律执行军法，这样便可以惩治骚扰、扰乱群体的弊病。首先登城陷阵以及能够用弓弩射中贼人的，即使没有缴纳敌军首级，也要赏赐；全军取得胜利，便全军赏赐；一军虽未获胜，但其中有人亲自斩获贼人首级，或在前面射中、刺伤敌人，也分别赏赐。这样，立功的人便会受到勉励。将士战死而不是逃亡者，由保伍、将佐开具证明，优厚抚恤其家属，不得动辄以“收身不到”为名将其除名；违犯者重重依法处置。这样，战死抗敌的人便会受到勉励。这些都是今天军政中的紧急事务，应当依次施行。’ ‘然而臣前些年曾询问一名老兵，他说：“从前的禁军难以作乱，却容易活下去；今天的禁军容易作乱，却难以活下去。”臣追问其中的原因，他说：“从前法令施行，上下尊卑的分别严格，所以难以作乱；但请求供给衣粮，能够按时得到，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患，所以容易活下去。如今法令不施行，上下尊卑的分别苟且简略，所以容易作乱；但请求供给衣粮，多数不能按时得到，又有坐仓折估的办法，妻子儿女免不了受冻挨饿，所以难以活下去。”他的话极有道理。既然想要修治军政、严明纪律，就应当先留意供养士卒的人，使他们平素便得到其心，不能让他们怨恨叹息。所有修改军政应办的事项，请下诏令三省、枢密院共同条列，审议后施行。’ 李纲又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承平日久，自黄河以南都成了腹心内地，城池淤塞坍塌而不加修缮。去年春天敌骑渡过黄河，残破京畿州县，只停留在百里以内，大概是不了解中国的虚实，不敢放纵远行。敌军退去后，臣因而建议修缮京畿各县以及拱州、郑州、许州、滑州四个辅郡和洛阳、河阳的城墙，以防金人再次来犯，使我百姓有所保聚，使敌骑无处抢掠。朝廷已经下达指挥，但有言官认为这会扰民，于是又停止了。到了去年冬天敌人再次入寇，放纵军队远处抢掠，京畿四周千里以内已经没有人烟。如今京东、京西以及江淮之间的州县，往往没有城池；将来秋冬，敌人一定会更加向南放牧侵掠，怎样才能长久防守、安定治理呢？即使小县，也还藏有万户人家的房屋，粮食、货物和财物多得数不清；如果让敌人得到，他们就会凭借所取的粮食、财物，并胁迫掠取我们的百姓供自己使用，这就是所谓借兵器给寇盗、拿粮食资助盗贼。只顾惜一时的扰民，却忘记长久的利益，难道是好的策略吗？应当命令州县逐步增修城池，朝廷酌量下发度牒以供应办理。至于器械、铠甲等物，州县大多缺乏，也应当立定名目、下发样式制度，及时制造，以整治兵器、戒备意外。’ ‘这正是今天的首要事务。’ 纲又上奏说：“臣听说，不先教会百姓作战，却让他们去打仗，这就叫作抛弃他们。不曾预先训练，却让他们参战，就是抛弃百姓。古代兵民不分，平时是乡遂的百姓，有事时就是军旅中的士卒。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讲习武事，年轻时学习，年长后熟练，都成为精锐士兵；平时没有出征，出征就没有不胜的。唐代设置府卫之兵，很像古代制度，不需要养兵的费用，却能收到使用众兵的实际效果，这是良法。后世兵民既已分开，不能再合并，只有陕西沿边的弓箭手，以及近来设置的湖南刀弩手，还保留着古代的遗意。这种制度是给田一百亩，每户出一人当兵，武器铠甲等由本户自行准备，官府替他们收存，有事时发给他们。养马的人又另给田五十亩，私下自行学习武艺，官府按时检查阅视。有力量的人虽然只有一人登记在册，却置办数名私兵来相互辅助，所以弓箭手在西部边境很强盛，抵御西夏人，多依赖他们的力量；刀弩手的制度与此颇为相似，也能镇服蛮獠，使他们不敢妄动。如今东南官田最多，像所谓户绝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类，都是这样。不如一律清查整治，采用弓箭手、刀弩手的办法，参酌中等制度，招募百姓组成义勇军，把土地给他们，州郡登记他们的姓名和人数，依照新军的编制组织起来，按时训练阅兵，那么十几万人不用费太多力气就可以具备。” 假以时日，他们都能成为精锐士兵。而且他们都是本地人，没有逃亡溃散的忧患，这是最好的策略。如果符合圣意，乞请下达【疑为“旨”】给三省，安排施行。纲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祖宗曾把陕西、河北、河东的百姓登记为保甲：河北五十多万，河东二十多万，而陕西的人数不少于河北。命提举官总管他们，按时训练阅兵，大概是有意把寓兵于农作为制度。十多年来，下达指挥免除训练，这一制度于是废弃，保甲不知道军事，只徒有其名而已。靖康年间，臣曾建议，请专门派遣使者组织训练，比旧制更加详细；与其从其他路召募士兵，不如就利用这些人，这是更好的策略，但朝廷没有采纳。如今河东、河北的土地已经被金人践踏，豪杰和强壮之人大多依靠山寨互相保聚，朝廷已经设置招抚经制司来抚慰、安置和经营谋划。只有陕西保甲的名册和人数还在，可以着手办理。然而陕西百姓一向困于支移、折变，应当一律免除这些负担；登记在保甲名册上的人，依照新法编组，以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派正、副统制官总管，按时训练。有技艺精熟的人，就授予相应名目，提拔充任部队将领之类，那么几十万兵力很快就可以具备；向西可以抵御夏戎，向北可以防御金人，这不是小小的补益。” 京东西路有弓箭社，也都可以仿照这一办法推行。如果符合圣意，乞请下达【疑为“旨”】给三省，安排办理。

译纲又请求制造战船、招募水军，上疏说：“臣听说，生长在山陵的人安于山陵，生长在水边的人安于水上。南方人熟悉水性而善于潜水，他们操舟如同神助；北方人有的害怕船只而不敢登船，这是长期习惯与本性结合的结果。骑兵用于南方，并不便利；如果教南方人水战，一定可以取胜。从前曹操率数十万军队顺流袭击吴国，周瑜却率三万人在赤壁逆流迎战，借风势放火，烧毁曹军的船筏，于是大败曹操。曹操从此不敢再有窥伺江南的念头，三国鼎足的形势就此形成。后来曹丕又率大军驻扎广陵，看到长江上风涛汹涌，以及吴人兵器铠甲、旌旗的盛大，心生恐惧而退兵。晋朝拥有江左时，苻坚率百万大军驻扎淝水，谢玄却以八千人将其击破，敌众全都败逃；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晋军将要到来。因此，东南的军队如果加以养育训练，凭借地利使用，也足以守住本地。凡是沿河、沿淮、沿江的帅府和重要郡县，所有临近水流的地方，都应仿照古制制造战船：船上设置楼橹，可以施放弓弩；船下设置橹棹，可以破除风涛。颁布法式交给他们，并且招募熟悉水性的人作为水军，按时训练阅兵；悬赏激励他们击破敌船，敌军渡河时便联合掩袭，以我军平素的水战训练，攻击敌军仓促渡水之时，形势必然取胜。” 取得一次胜利，敌军一定会胆寒，再也不敢有窥伺东南的念头了。”嘉祐年间，范仲淹上奏请求在河阳设置战舰和水军来防备契丹，当时认为这个建议迂阔，没有实行。后来采用他的主张开始设置，到今天大河已经有了防备。靖康初年，金人哪里能仓促渡河呢？事先提出这个建议，似乎近于迂阔；事情发生后才筹划，就来不及了。其实这正是今天的急务。各路应当设置的战船和招募的水军，都想请专门派官员前去办理。纲又上奏说：“臣听说，使用步兵作战，不能胜过骑兵，是因为骑兵善于奔驰冲突；使用骑兵作战，不能胜过战车，是因为战车善于防护抵御。古代作战必定使用战车，所以称武王时说‘戎车三百两’，称卫文公时说‘革车三百乘’，称周宣王时说‘我的战车已经坚固’，称小白时说‘兵车的防护有六项’。而征发兵役时也一定要求出车：天子称‘万乘’，诸侯称‘千乘’，大夫称‘百乘’，都是以兵车作为制度。后世的车战，有称武刚车的，有称偏箱车的，有称鹿角车的，都与古制不同，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事。金人凭借铁骑战胜中原，其道理有三点，而不用战车就无法制服他们：步兵不足以抵挡骑兵的奔驰冲突，这是第一点；使用战车就能防御冲击，骑兵的战马也比不上战车，这是第二点；使用战车，骑兵可以在后方，估量形势便利时才出战，士卒大多不怯，见到敌人也不会立即溃散，即使敌人有长处，也不能施展，这是第三点。使用战车，士卒有所依凭，可以发挥力量；队伍有所约束，不能逃跑。这样看来，战车能够制服铁骑，是确切无疑的。”靖康年间，献上战车制作方法的人很多，只有统制官张行中的造车方法值得采用：用两根车竿和两个车轮，推动车竿车轮就转动；两根车竿之间用横木连接，设置车架来承载大型弩机。车上设置皮制篱笆来抵挡箭和石块，绘上神兽的形象，弩箭从神兽口中射出，并挖开它的眼睛来观察敌人。车下设置铠甲裙来保护士兵的脚，车前设置枪刃，两层排列，每层各四枚，上长下短；长的用来防御敌人，短的用来防御马匹。车的两旁用铁制成钩，停止时相互钩连，连接起来作为营地。车体制作简易而运转迅速，确实是抵御敌军的利器。出战的方法是：每车使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动车竿运车，一人登车观察敌情并发射弩箭，二十人手持盾牌、弓弩、长枪、斩马刀，排列在车的两旁，分成两行，每行五人。遇到敌人时，盾牌在前，弓弩在其次，枪刀又在其后。敌人在百步以内，盾牌放低，弓弩交替发射射击；敌人逼近后，弓弩手退到后面，枪刀手上前，枪用来刺人，刀用来砍马腿。敌军退却时，战车和步卒击鼓呐喊、相互连接前进，到了险要处才停止，并派骑兵从两翼追击以取胜。布阵的方法是：每军二千五百人，取其中五分之一，即五百人作为将佐、卫兵和辎重人员，其余二千人配战车八十乘。若布成方阵，四面各用战车二十乘，车辆相互连接，步卒填补在车之间；前面的车车头朝向敌人，后面的车倒着行进，左右两面的车顺向行进。敌人攻打左、右两面并袭击后方，就随着敌人所攻的方向转向应战。左、右、前、后，变化可以无穷无尽。将佐、卫兵和辎重人员都处在阵中。方阵、圆阵、曲阵、直阵，都随着地势的便利而变化。行军时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成阵，停驻时相互钩连作为营地。不必开挖沟堑、修筑营垒，是最简便而又完备牢固的办法。从前卫青征讨匈奴，用武刚车环绕自己来抵御敌人，所以能够深入敌境；马燧统帅太原军队，制造战车，外面覆盖狻猊铠甲，士兵列阵防护，所以军力冠绝天下。只有房琯使用战车时被敌人焚毁，后世议论者便认为战车不可使用。却不知道古代的兵车称为革车，外面覆盖皮革，正是为了防火。要战胜金人的铁骑，使他们不能奔驰冲突，能够持久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利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现在把图画样制以及分合阵图上呈，请皇上阅览，乞请下令交给御营司制造，在便殿教习并检验察看，以便使用；随即颁发给各帅府和重要郡县施行。

译绍兴三年，赵元镇上奏说：“臣私下考虑，太祖皇帝即位之初，采用赵普的策略，收集各道的军队，集中到京师；又从中选拔有才干、勇武的人，以充备禁卫，称为亲兵。委任皇帝亲信的大臣分别统领各军，称为三衙。这样做是为了削弱藩镇、壮大王室，以革除唐末五代的弊病。又对军队进行训练和驾驭，使各种方法都得到充分运用，于是人人都想着效力，能够使出死力。所以凡边境有警、奸雄违抗命令，皇帝军队所指之处，没有人能够抵挡；内外平安，接近二百年，也是由于这条道路。太平日子久了，军队逐渐骄惰，而三衙的任用有时又不是合适的人。自靖康以来，南北流离，军队散亡过半，于是使朝廷有将领反复的忧患，君主没有爪牙强兵的势力，这不是祖宗的深意。臣希望陛下留意三衙，选择那些忠诚勇敢、尽心守节、遇到危难不躲避、恩威并用、为众人所敬服的人，亲自阅看各军，选取其中有才干和武艺的人，扩大宿卫亲兵的行列。这样可以振兴国势、显耀天威，使强悍的将领和权臣胆寒气馁；号令一发，雷动风行，然后才可以在天下大有作为。这件事很容易办，但它所关系的利害，不是可以逐条说尽的。只希望陛下留心阅览、省察。” 元镇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说王▯的军马驻扎在城外，如今已经有到来的，在禹庙等处屯驻。臣昨天在温州时，看到▯军军马也只停留在城外，将士都说：‘同样是官军，唯独不许我们进城；既然把我们当贼对待，我们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贼呢？’▯军昨天在淮南以后，从建康经由江东前往福建，直到行在，沿途肃静，没有丝毫侵犯。如今经过明州、越州，却往往溃散闹事，虽然军情变化难以预测，但长期积累的怨愤，也由此激发。因此，养兵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严明号令、信守赏罚罢了：有功的奖赏，有罪的惩罚。至于驻屯、衣粮等事情，也应一视同仁。如果有厚薄分别的差异，必然产生怨恨、不平之心，这是情理所必然，不可不加考虑。况且军队驻在城外，既没有寨堡限制他们出入，他们践踏民田、暗中行劫掠夺，将没有什么坏事不做；这不像城内还有关卡防守。臣愚昧地请求另下睿旨【原文作“睿防”，疑为“睿旨”】，按照军队人数多少发给指示，并且让城中派人巡察驱逐；或者在空闲的官地搭盖席屋让他们居住，也胜过让他们在城外再次成为百姓的祸患，进而产生对朝廷的怨心。”元镇又论述防备秋季边患，上奏说：“臣查考韩世忠属官陈桷等人赴阙，臣立即详细询问世忠防秋的安排，从陈桷等人的谈论中，可以看出世忠的意图。陈桷说：世忠已经过了淮南，巡视察看控制要害之处；借陈桷等人来朝之机，专门请兵防守建康一带，是想让张俊分兵占据江上，与他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也正如张俊聚集军队的意图。臣认为，如果敌人不能渡江，只停留在淮甸，就应当委托世忠专门坚守通州、泰州。万一采石等处不能支撑，敌军骑兵深入，就会有无穷的祸患。即使能够保守通州、泰州，又有什么益处？如今如果就命令世忠保守建康，趁敌军骑兵尚未渡江之时，暂且应当把通州、泰州的盐利放在首位。臣的愚见是，请求告诫韩世忠，暂且在承州、楚州竭力防御；如果已经听说敌军骑兵从采石等处南侵，就命令世忠率全军返回，直趋江东，或者前往浙西的冲要之地，或从腰部截击，或从后面追袭。即使不能阻断敌军来路，也足以牵制、稍稍阻碍其南侵势头，使其不能深入。通州、泰州的盐利，全部可以不顾。”臣本来不懂军事，更希望陛下召张俊来共同商议。如果认为可行，就请召陈桷等人当面传授这一意见，并亲自书写诏谕赐给韩世忠；不可坐视安危，安然不放在心上，最终正如议论者所预料。臣只是一个书生，承蒙陛下眷顾礼遇，得以进身至此。对此怎敢不勉力图报？臣自入夏以来，每每把防备秋季边患放在心上，但议论不一致，如何下手办理？进入七月后，刚好二位使者南归，又遇朱胜非请求离职，纷纷扰扰十多天不能确定。八月初，便有了前往川陕的命令；万里之行，既没有一人一骑，日夜筹划自救尚且无暇，因此不能专心留意朝廷的事情。如今事势已经紧迫，臣却担心陛下提拔我置于宰执之列，万一稍有差错，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责。臣已经竭力陈述诚恳心意，请求辞免这一错误的恩命；如果陛下还未怜悯准许，便请陛下广泛选拔朝廷内外忠诚可靠的人，置于两府，希望能够彼此协助，稍稍分担陛下夙夜忧劳的负担。臣将万分庆幸。” 绍兴年间，元镇任洪州知州，又上奏说：“臣查考本路江州、兴国、南康军，边临大江，土地连接光州、黄州，距离伪境很近；沿江水流曲折，所控制的地域长达千里。一旦有警，必须借助水军防守抵御。只是战船缺少，遇到缓急便无法应对。近来据探报，上游敌军侵犯，担心还会包藏不可预测的祸患。沿江制置使岳飞屯驻大军，列戍江上，也把战船缺少作为忧虑。虽然先前奉到圣旨，命江西转运司和雇、收买二百只战船以供使用，但由于本路州县屡遭兵火，随后招讨、宣抚两司的大军又经过，船只几乎被搜取殆尽。目前放眼江河，只有往来的客船。如果一概不顾船户是否情愿，强行雇买，不仅商贾不能往来，损害贸易，也不适合战斗使用。况且各时还要运输军需钱粮，也没有船只运送。本司如今估量，想筹划制造战船二百只，作为沿江控制要害的准备；再造运输钱粮的船一百只，专供本路往来使用。估计工程费用，不下十余万贯。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特地下达睿旨【原文作“睿防”，疑为“睿旨”】，就在吉州榷货务支取现钱十万贯；如果钱物仍有不足，再容许本司调剂支拨。这样或许可以趁这段时日筹办木料，立即制造，免得防秋误了大计。”

译绍兴二年，诏令内外官员陈述政事，右文殿修撰季陵应诏上奏说：“自战争兴起以来，朝廷的诰牒，如果不强行向百姓征取，就无法卖出军队所需的粮草；如果不强行从百姓那里征取，就无法供给军队。按照旧例，和买没有本钱可以支出的情况，已经很久了。新近实行和籴，能够偿付其价钱，难道不可以吗？一遇到战事兴起，事事都责令办理；有不足的，就预借下一年的赋税。虽然名义上叫和籴，实际上是强行征取；虽然名义上叫借，实际上是掠夺。兵将的衣食，不求他们得到足够的温饱，却追求丰盛精美；武器不求坚固锋利，却追求华丽美观，重视末节胜过根本，起初就没有战斗之心。敌人到来，就虚假声称退守；敌人离去，就大肆宣扬收复。遇到失败就把一千说成一百，遇到胜利就把一百说成一千。如今皇帝车驾服用的费用，已经减去了十分之七八；百官各部门的费用，已经减去了十分之五六，国家仍然没有受益，是因为军队过于冗滥。张浚的一军，由川陕供养；刘光世的一军，由淮浙供养；李纲的一军，由湖广供养。上供的物资能够送到司农寺、太府寺的，没有多少了。强兵不在于养活冗员。如今统领的家属随军同行，一听说敌人到来，就挑选精锐兵士防送，老弱家属跟随，只能办理逃跑而已。应当议论的第一件事：有人掳掠妇女，军中多有收养后发生奸乱之事；军粮不足，难道就可以免于闹事吗？应当议论的第二件事：军队到达各州军，便索求犒赏，守令害怕发生事端，只得竭力搜刮百姓来供奉他们。应当议论的第三件事：伪造名目、虚开凭券，随处批请，徒然浪费官府财物。应当议论的第四件事：有的假借关节，有的行贿受赂，把名字寄列在军籍中，图谋冒领功劳和赏赐。应当议论的第五件事：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专心研究办理，革除因循苟且的弊病，以振作士气，这样军政才能建立。绍兴四年，两浙西路安抚使沈晦经过行在，入面对皇上说：“藩帅所属的军队可以使用。如今沿江一千多里，如果让镇江、建康、太平、池州、鄂州五郡各有一二万兵，以本部的财赋换取官田来供给他们。敌人到达五郡，就用水军守江，步兵守隘口，敌人很难自行渡江。即使能够渡过，五郡联合攻击，敌人即使善战，也不可能一天攻破各城。如果围攻五郡，兵力就会分散而势力削弱；如果用偏师牵制我军主力南侵，五郡就从后面追击并拦截他们，敌人怎么敢远行？这种防御略微稳定后，三年以后再移驻江北，粮饷器械全部随军转移。又请分给我二千兵，并召募敢战士三千人，参照昭义步兵法使用，一年以后，京口就能成为强大的藩镇。”当时正因为韩世忠屯军镇江，所以没有采用这个建议。绍兴三十年，秘书丞虞允文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圣王，搜集无用的士兵，作为有用的防备，是为了巩固治国根本，在祸乱尚未显露之前预先挫败它，并在事情尚未败亡沉沦时运用智慧。我们祖宗平定天下、政治安定、功业成就之后，铠甲兵器坚固强盛，四方没有人敢侮辱违抗。在干德、天圣年间的盛时，仍然下诏要求各道军队不得被长吏役使；对疏于训练的，还制定禁令。又规定厢禁军中敢于把士兵强占为工匠的，依法论罪。大中祥符年间，又下诏规定各州本城兵及同类士兵达到五百人以上的，编组训练，升为禁军；本城兵不足的，就另行召募。唉！深谋远虑，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成文的制度都还存在。臣恭敬地思量，陛下革新军政，一切以祖宗为法，武备的严整，没有比今天更完备的了。凡是分兵屯驻、排列戍守，以等待敌人并取胜的方法，几乎没有一项策略遗漏。然而议论者仍认为，外部充实必然有内部空虚的忧患，大概是因为行营的重兵远在边境，而负责策应的精锐又必须观察时机再行动；而各州所谓的强弓弩手，也已经全部调遣出去。万一郡县之间有一个人突然作乱，难道不会给陛下增添不少夙夜忧劳吗？” 但臣私下认为，如今各郡并不是没有兵，各郡的兵也不是没有将领。且以东南来说，各郡剩余的禁军、原额厢军和土军，总数不下十几万人；可是一个监司、一个守臣或副职所占用的兵额，动辄二三百人，一个总管、一个将官各自占用的也不少于一百人，其中把士兵拿去从事技术和杂役的，像福建一路，竟有达到数百人的。如今各路将官、副将的定额是二十四员，人数也并不少。有的让文书吏员担任，有的让供使役的人担任，有的让有势力的富豪之家子弟担任，使士兵白白消耗国家的衣粮，将领徒然耗费州郡的仓廪供给，却都不适合实际使用，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如果根据在册士兵收拢编组，根据既定名额选拔将领，让他们负责训练；假以十年时间，对大军的力量也能有所帮助。否则，一路一郡之内，难道反而不足以防备其他盗贼吗？这些都是祖宗的旧章，有明确成效和重大验证，并记载于国史。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认为这些是无用的兵而独自搁置，务必施行；这对朝廷内外都是幸事。” 绍兴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说：“臣查考，今天江北的义社，与建炎末年所谓的义社，情势相差很远。当时由于金人入侵，群盗又接连蜂起，百姓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逃窜，无处可以安身，只好依山傍水，修建寨栅，希望能够保聚老幼，幸免于死亡。比如一个村有五百户，其中必定有六七十户储积了粮食，可以供给其余人；贫困的人既然和父母妻子共同面对生死，也就乐意为他们效力。臣当时曾经和乡里人一起守卫无为军的胡避山寨，亲眼看到了其中的利害。试以无为一郡来说，开始建寨时不下二三十处；但日积月累之后，能够保全的只有一两处，其余不是溃散就是被攻破，甚至有彼此吞并残杀的，讲起来令人寒心。自从经历战火，江北百姓十家中只剩不到一家；绍兴以来逐渐生养繁息，又混杂了从江浙等地迁来的百姓，合计十家中也只有三四家。至于他们的疲惫困苦暂且不论，能够有些储积并施及贫弱者，五百户中实在没有三两户。平时没有战事，州县偶有征扰，他们就远远地离开。

译如今却想在紧急时登记他们的壮丁，责令他们抵御敌人，这同赶着市场上的百姓去作战有什么不同？果真可以依靠吗？如今的议论者不知道今昔情势不同，竟把它说成奇谋秘计，侥幸求取爵位赏赐，肆意巧辩，以求向上取信；只是恐怕会赶鱼入深渊、赶鸟入丛林，失去民心，其后果不是言语所能说尽的。如今控制和扼守敌人的地方，只有江北最为紧要；而登记为义社的人，无非是耕田凿井的百姓，却不问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概驱使他们服役，反而把数十年养成的将士置于无用之地。至于鄂州驻扎都统制田师中，竟想把湖北京西两路所管的保伍，仿照淮西路秘密编组；如果盗贼突然作乱，准许田师中充任乡导。这样做，显然是一定要驱使百姓充当各军的前锋。平时养兵的费用，全都出自百姓；至于调发和供应，又责令百姓办理；等到两军对阵，又以乡导为名把他们驱赶到死地。这就像代替厨师宰牲口，代替大匠砍木头；设身处地推想人情，所谓一个人的感受，就是千千万万人的感受，这种道理到底在哪里？如今朝廷认为议论者的话似乎可以听取，或者真的相信并采纳，万一因此误事，即使把议论者的肉吃了，又怎么能挽救呢？” 如今的办法，不如责令官军移驻沿边的要害之地，让他们负责防御；而责令义社负责保聚老幼、防护州县，希望双方能够同心协力，以成就恢复大业，实在是天下的幸事。” 绍兴三十二年，张浚上奏请求申明并严格执行禁止私自役使禁军的法令，说：“臣私下看到，陛下严厉告诫御前各军，不许私自役使军士，这确实是军政的要务。号令一经颁布，人心便悦服。臣仰想国家在各郡设置禁军，法令严密，供养他们、训练他们，都有既定制度，大概是要使他们防备缓急、修治守备、收敛奸宄、清除盗贼，为千里百姓造福，其用意十分深远。自从近来动乱以后，官吏玩忽因循，兵政没有实行。臣曾经仔细研究其中的弊端：守臣和兵官不务必遵守制度，不按时检阅训练，却违法调拨占用士兵，似乎理所当然；以至监司、通判、副职、属官和幕职等，凡是不应当差借禁军的地方，也巧立名目，有的以巡守为名，有的以防火为名，有的以收买军器、捕捉逃亡为名，派遣士兵服役；甚至让他们挑担、抬轿，采购物品、从事工役，广泛占用兵员，大大伤害士气，严重违背朝廷养兵的本意。臣愚昧地希望下令有关部门查举旧制：凡知州按规定可以调拨禁军负责接送之类的，不许超过定额。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州郡增加的官兵人数很多，请对超过旧定额的严加裁减；不应调拨禁军的，只许差遣厢军；然后让各地拣退老弱，招补缺额，申明队伍编制，修整武器装备，严格训练制度，谨慎执行等级军令。知州和兵官所调拨使用的人数，也应依法轮流参加训练，登记入兵籍，按时核查，委托各路帅司、宪司严格察访。胆敢像从前那样调拨占用的，一律按劾查办，依照私役禁军的法令，必须惩罚，绝不赦免。仍请枢密院经常认真委派官员秘密调查并督促施行，希望这样为百姓养兵不至于成为虚设，遇到缓急时可以依靠使用，恢复祖宗的良法，臣不胜庆幸。” 张浚又上奏说：“臣查考，各军应当编成纯枪队、纯弓队、纯弩队。枪队在前，弓队其次，弩队又在其次。弓弩手各自带刀斧，每队九十人，九队合为一部，九部组成一阵。因为弓可以射八十步，弩可以射二百多步。敌骑如果接近，先发射弩箭；枪队、弓队稍稍蹲坐，随后发射弓箭。如果敌人来到阵前，纯枪队的阵势非常强盛，可以抵挡马腿，很少有不取胜的。过去曾把这种办法下达给各军，韩世忠等人采用过。后来改动不定，名叫花装，只是徒然便于观看。臣担心弓弩数量太少，枪手又分散在各队之中，参错失序，不能击破敌人。如果符合圣意，伏请批示交付臣下达各军，遵守施行。”张浚又论述训练军队说：“士人中有喜欢说大话的，认为兵家胜负在将领而不在士兵。假如将领选得合适，即使赶市场上的百姓去作战也可以；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士兵精锐、武器锋利，又对实际作战有什么补益呢？唉！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赵歇收集刚刚聚拢的士兵，号称二十万，真正能作战的几乎没有；韩信率领刚刚取胜的士卒将他们击破。即使金人调集河北、山东的军队，没有骁勇的骑兵和锋利的铠甲，没有坚硬的弓和优良的箭，虽有尼雅满统领、伪太子辅佐，臣也知道他们很容易成为敌手。” 所以，先有精锐而训练有素的士卒，然后才可以讨论严格训练的方法；先有经过训练的军队，然后才可以讨论武器的精良；先有坚固锋利的武器，然后才可以讨论击破敌人的策略。懂得这几个道理，才差不多可以谈论军事。那些空泛地说可以赶市场上的百姓去作战的人，难道不是在误国惑听吗？” 平江府知府洪遵请求精选间谍的札子说：臣听说古人谋划对付邻国和敌国，必定有侦察敌国的办法。所谓间谍，即使圣人和智者也不会废弃。一个堂堂大国与敌国周旋，却不知道敌国当权者是谁，不知道这个人的贤能或愚昧以及意图所在，只是冒险在两军阵前较量，寄希望于偶然取胜，并不是所谓万全之策。荀息谋划攻虞国时，既知道宫之奇还在，又知道宫之奇虽进谏也不会被听从；韩信谋划攻赵国时，特别忌惮李左车的智谋，又知道他的计策不会被采用。所以他们都能决策一举而达到目的。汉高祖通过郦食其得知魏国大将是柏直、骑将是冯钦、步卒将是项他，又知道他们不能抵挡我方的韩信、灌婴、曹参。了解得详细，判断得审慎，最终成就汉朝功业，难道是偶然的吗？恭敬地思量，陛下诚信仁德昭著，上达天地；金人背弃盟约，神人共同愤怒，刚刚挑起事端便立即发生内乱。这大概是皇天后土帮助社稷长久的福佑，开启陛下恢复大业的谋划。如今正应当日夜磨炼自己，谋划用来对待敌人的办法。现在将士不担心不勇敢，粮饷不担心不能接续，臣过分考虑，私下认为我国侦察敌情的人还不够精细周详。

译两军交战时，全国知道的只是逆亮；至于他的心腹爪牙中那些合谋并力算计我国的人，似乎也没有完全察明。听说边郡各军有时派出探子回来，大多只是道听途说，不仅没有说到关键所在，而且虚实也难以辨明，几乎与不知道没有区别。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深下诏令，秘密商议，广泛招致有智谋、勇敢和机变谋略的人，深入敌境，往来出入，把凡是国家应该知道的事情，一丝一毫都报告上来。根据他们所遇到的情况，用相应的策略应对；即使胜负的形势尚未决定，敌我双方的力量态势也已经可以分析。今天御敌的装备和办法固然有比这更重要的，但没有什么比它更应优先。这其中的利害十分明白，不可不认真研究。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 高宗时，殿中侍御史章谊献上战守四策，说金人连年南侵，我方也连年奔走，大概是谋划国事的大臣误导了陛下。前些时候车驾驻跸扬州，有数十万军队，本可以一战；但侦察候望不明，金人突然到来，越过长江向东而去，这是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的过错。后来车驾移驻建康，军队得到训练，将领勇敢，凭借长江险要本来可以防守；但没有设置水军，两个宰相又意见不一，金人尚未到来，便沿海向南逃走，这是宰相吕颐浩的过错。不知道今年守战的策略将从哪里制定，执政大臣中有谁替陛下承担这件事？臣愚昧地认为：有江海，就必须依靠舟船作为战守的器具；有险要阻隔，就必须依靠郡县防守的力量；有军队将领，就必须加以驾驭和抚慰，不能成为将帅用来保全自身的资本；有粮赋，就必须漕运转输，不能让盗贼侵占使用。这四件事各自交给能臣，分路办理，重赏严罚，谁敢不尽力效命呢？” 章谊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军队的仪仗不进入国都，大概是因为边境以外的将领平时居住有壁垒来守卫自己，出行有铠甲来保护自己，平时出门就像看见敌人一样，所以临敌时不顾惜生命，这是因为平日养成训练有素。汉文帝派三位将军防备敌人，驻守灞上、棘门的军队被称为儿戏，只有细柳的军队独有‘真将军’的称号，难道是假话吗？如今强敌正在境内，士气应该振作，但身穿铠甲的人却在城阙间游荡，老妪老妇混杂践踏军营门前；统兵将领虽有临淮校旗的军法，敢死之士虽有射麋丽龟的技艺，却都没有机会表现。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分别派遣将臣，遍布驻扎在重要险要的郡县，使他们各自申明军法、熟习教令，一旦有警，老弱全部留下，精锐全部出动，听从陛下的指授，那么出战的将领一定能够取胜，守城的将领一定能够坚守。这是今天的急务，只希望陛下留神明察。” 章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十月，叛臣刘豫欺骗并率领金人，阻兵南下，不量敌我强弱，沿袭旧日的狂妄，数万军队突然聚集在淮甸，自以为投下马鞭就可以渡江，功业顷刻便可完成。陛下奋发扬威，亲自统率六军，击破敌人在边境虚张声势的谋划，摧毁敌国凭陵进犯的气势，以至于敌众叛离、亲信离散，真情显露、力量屈竭，暗中连夜逃走，听到风声鹤唳便心怀恐惧。这确实是陛下顺应天意人心、恢复中原的时日。只是臣见识浅陋，哪里足以仰助陛下广大深远的胸襟，预先参与谋划大事？然而臣听说，招徕远方的最高德行，没有超过修明文治；抵御戎狄的上策，没有先于治理自身。陛下仁恩广被，不分南北；上天的德泽覆盖降临，不分远近。所以即使敌方酋豪归附，俘虏满路，陛下一概怜悯宽容，以不处死相待；甚至有在阵前被擒获的人，也释放后送还；乡里中剪发的百姓前来归附，就让他们改着冠带，奉召入朝。这是极盛的德政。陛下本来已经在实行了。只是关于治理自身的办法，臣请求陈述。如今朝廷巡幸东南，对外凭借淮河大海，对内阻隔长江，形势不能说不壮阔。然而敌骑突然到来，竟没有藩篱般的坚固防御；敌军徘徊数月，朝廷就常常有向南渡江的忧虑。这没有别的原因，是舟船没有准备好，违背了设置险阻防御的道理。敌骑退去以后，议论者便说可以廓清中原、收复京畿。这固然是乘时进取的策略，却关系到国家安危。假如敌人果真有内部心腹之患，自救还来不及，那么陛下派一支偏师从黄河以南出发，席卷包举，哪一件事做不到？万一敌人只是军队单薄，知道困难便退去，另作以后的图谋，等到秋高气爽时再次到来，又将用什么对待他们？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什么比治理自身更优先。如今既有江海的险要，又有舟船的准备，敌人来就凭借险阻使其退回；敌人停留就因粮道不能接续而受困，军队停驻在江淮之上，被拖延数月之久，然后我方就可以实现志愿。虽然如此，知道如何自卫，防守才会牢固；知道如何使用军队，作战才会取胜。陛下如今三四位大帅所统领的军队，不能说不多了。把这些军队用于削平祸乱，大概还有余力；但金帛粮食的供奉、草料饲料的费用，使国库没有余剩，只能勉强办成军事事务。然而州郡之间，禁军仍然很多，掌兵的官员品流混杂；耗费金帛招募无用之兵，耗费仓廪供养不作战的士卒。平时依仗将领、副将，轻视州县；一听到外部警报，就任意施加祸害。自建炎以来，他们杀害长吏，占据城郭，时而服从、时而叛乱，罪恶的根源始终没有铲除。近来听说淮甸的军队在建州、处州又互相煽动。将来陛下分遣大军渡过淮河向北，安抚安置归降者，东南的将领和军队一定会决定不安定。如今的办法，应当先选择强壮勇敢的人补充行阵的缺额，淘汰冗滥人员以宽裕财赋来源，把平原地区的军队全部改作水军使用，停止请求招募军队，充实府库储备，专门供给征战的军队；让他们对外抵御强敌，对内庇护百姓，那么民力会更加稳固，财用会更加充裕，军队的气势也会更加振奋。如今计算江南的户口，百姓有一部分，登记在军籍的士兵也有一部分，往往每一户就要供养一名士兵。如今又不断招募军队，那么将来究竟怎样收拾后果？当前抵御戎狄的策略，没有什么比治理自身更优先；而治理自身的方法，没有什么比训练军队更紧急。训练军队有了制度，然后平定祸难、排除边患、查究奸恶、达到安定太平，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只希望陛下留神，这是臣最大的幸事。”}],

译谊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安定边境、稳定国家，不过战与守两条道路罢了。这两件事都以谋略为主。守卫不用谋略，那么即使有金城汤池，也未必安全；作战不用谋略，那么即使有坚甲利兵，也未必取胜。如今国家凭借江南山川的险要，占有东南陆海的财富，列营有熊罴般勇猛的将士，又有器械戈甲的储备。然而守卫却不坚固，作战又不顺利，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不用谋略。请允许臣以近来的事说明：敌人曾渡江南下，望见风声便奔逃溃散的，往往都是官军；能够擒获敌方首领的，往往都是土豪。难道官军和土豪的勇怯有不同吗？官军迎击敌人整齐强大的阵势而使用蛮力，土豪避开敌人整齐强大的阵势而使用智谋，所以敌人常能摧毁官军的坚阵，却最终落入土豪的计谋，正是因为谋略与蛮力不同。臣希望陛下任用深谋远虑、料事在先的人才和能够谋划经国远图的大臣，以柔远之策应对敌人，审度事势制定策略，一切以谋略为主。这样就能战斗取胜、守卫牢固，金人可以制服，失去的疆土可以收复。何况削平盗贼，又有什么困难呢！” 谊又上奏说：“臣听说邵青的贼兵最近从太平州乘船，经过镇江府、江阴军，进入平江府常熟县，所到之处都抢劫掳掠。如今浙西各州县迁徙奔逃，公私上下骚乱不安。查考刘光世是浙西宣抚大使，骁将精兵，本来完全可以讨伐他们。然而不能及时擒获制服，决定是因为邵青所乘的都是船只，而刘光世统率的全是平地作战的军队。臣观察国家既然凭借长江作为险阻，却对水军丝毫不加留意。如今邵青这个小小丑类，面对光世这样的主帅，竟敢越境深入侵寇；如果有比这更大的贼寇，将用什么抵御他们？臣听说古代兵法将水军的船分为三等：船大的是阵脚船，其次是战船，最小的是传令船。布置阵势重在稳重，所以用大船；出战重在轻捷防御，所以用中等船。至于江海波涛之间，旗帜、金鼓难以指挥召集、调动进退，所以使用小船。由此看来，船只大小都可以作为防守作战的装备，不必全用大船才可以成功。朝廷可以在驻跸之地试办，姑且准备一千艘船，教给他们攻战方法，这件事也容易办理。恭请圣明特地下达睿旨，设置一名水军统帅，任用名将，作为江海防御的准备，使盗贼大概不敢轻视欺侮我们。” 臣实在极其愤懑激切。谊又上奏说：“臣查考朝廷设置州郡，原本是认为地方物产可以充作贡赋，军队可以收敛盗贼；两者并行，军粮都能充足，就是安定、富足、尊贵、荣耀的道路。如今温州军兵过多，[原文‘防倍’疑为‘远倍’或‘数倍’]祖宗旧制，浪费衣粮，损耗财用，以至于上供的常赋不能收入王府，州郡的钱帛困于供应军需。臣现在略举大概来说：本州在元祐、元丰以前，旧设厢军、禁军名额共二千零五十一人；各处巡检大多只派禁军前去守把，很少曾经招募设置。每年支出钱七千余贯、米三万二千余斛、防绢布一万余匹、绵二万余两。政和以后，创置禁军两指挥、壮城厢军一指挥；六处巡检创招士兵，九处巡检各增加二分，共计增招厢军、禁军一千七百余人。每年又支出钱一万二千六百余贯、米二万八千八百余斛、防绢布八千六百余匹、绵二万一千九百余两。这些都是往年输送朝廷的物资，以及本州供给官兵的费用。何况自从多事以来，军队不再出戍，超迁资给的人员很多，每逢招募补充，按照惯例要耗费物资和关粮半年，随后又要立即筹办。” “如果不申明处理，公私双方将日益困窘。恭请朝廷详细酌量：把本州原有额定军兵，以及政和以后增置的厢军、禁军，还有巡检属下创招、增招的士兵，凡遇逃亡缺额，一律停止招募补充；等人数与旧额相当后，便将创置、创招的军队拨并撤销。[原文‘军兮’疑为衍文或讹字]即使方便时下达指挥，也要过几年才能全部销废断绝。这样大概贡赋和常物就可以依照祖宗旧日制定的格式输送朝廷。如今仅计算一个州的费用，就已经如此；以前颇听说其他郡的钱帛也因此匮乏殆尽。恭请圣上慈悲，交付外廷详细斟酌施行。” 谊任徽猷阁直学士，又上奏说：“臣听说，军队是禁止暴乱、平息祸乱、安定百姓、使众人和睦的力量，是圣王用来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如今陛下经营天下、攘除盗贼，已经多年了，然而仍不能指挥调度、如意使用，臣恐怕统制军队的方法还没有完备。臣观察今日神武军队，集中编为五军，分别隶属诸将，其中往往有逃亡、盗贼中的残余，以及市井中只会些技艺的人混杂在队伍里，所谓正兵已经很少。至于殿班亲军，是陛下倚靠来侍卫的，不过千百人，他们射麋、丽龟的技巧，投石、拔距的勇力，都没有听说。再看统率军队的将领，举止雍容、衣带宽缓，既没有威震敌阵的声名，也没有深沉果敢、勇猛坚毅的气概，臣恐怕不足以仰副明主驾驭英杰、鞭笞敌人的意图。”臣考察古代，汉代驻守京师的军队有南北两屯，唐代护卫天子的军队有南北两衙；这些都是天子亲自统领的军队。他们预先选拔的无不是骁勇雄健之士，能够任用的无不是本地人，统率训练的无不是有智谋、有功名的将领。两军力量相当、形势相敌，内部可以消除祸乱，外部可以遏止僭越叛乱；君主独自掌握兵权，不把它交给他人，所以国家强盛而豪强暴徒服从。” “恭敬地想，圣宋祖宗设置的殿班亲军，驻处禁门以内，其中最杰出勇武的人都是天下精选。臣希望陛下斟酌前代南北禁卫的宗旨，继承并发扬本朝遴选班直的制度，制定材能、技艺、勇力的等级；从五军以及江浙、福建各地的禁军、土军、弓手中，选择年齿合适、年轻强壮、不曾犯徒刑、不曾经历败亡，而且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可以托付的人，全部作为候选。五军中选出的人，集中编为一卫；各州选出的人，集中编为一卫。每百人为一校，每千人为一将，共选取一万人，分为两卫，各选一名殿帅统领，并把总的责任交给枢密使，听从陛下的指挥。这样禁卫就会更加严整，王室的声势和力量就会大为增强。陛下可在听朝闲暇时，有时驾临便殿，有时出巡近郊，逐一阅试这些人，分别表彰、奖励、劝勉，逐渐增加俸禄，使恩惠和威严足以让他们献出死力，谁敢不听命呢？正当陛下布扬圣明武德之时，这些措施似乎不可迟缓，臣不胜区区愿望。”

译谊又论述民兵，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如今州郡守战的军队，败坏于往年投换的办法，窜改姓名，大多不是本地人，也不在尺籍伍符中，难以稽考。平时稍有不满便怒目相向、出言争执，常怀违抗命令之心；到了面对敌人时却退避，往往没有为国死难的节操。至于逃亡后聚众呼啸，焚烧、抢劫、掠夺、攻打，擅自占据州城，拘捕杀戮守将，那么军政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只有民兵这件事，应当乘时设置，以防备非常变故。如今的民兵，就是《周官》六乡的民众、齐侯节制的军队、汉朝轮番戍守的士卒、唐代府卫的军队；近世巡社，也有其遗意。古今虽然不同，但经籍仍在，法制具备，只要因时制宜，略加损益，那么东南几十个郡县的数十万民众，指日便可办成。平时居家，不需支出钱粮；调发时，也没有羁旅的忧思；熟悉本地险易，爱护防卫乡里。与招募游荡之人来充任军队相比，利弊十分明显。何况近来关陕有反复动荡的消息，东北又有可以乘机而动的便利，本应命令将领北征，以维系人心。大军接连推进，完全收复故土；披甲持戈的士卒、分掌一方军政而受钺的臣子，正在江淮以北经营。” “至于根本之地，在南方疆域，如果不借助民兵，凭什么作为防守抵御的准备呢？臣听说向朝廷献上这个主张的人很多，却一直没有得到施行。恭请陛下从圣心决断，早日赐予措施，臣将万分幸运。” 当时禁卫军薄弱，诸将各自拥兵甚重。御史中丞沈与求说：“汉代有南北军，唐代采用府兵，使彼此相互制约，不形成偏重之势。如今兵权不在朝廷，虽然有枢密院、三省兵房和尚书兵部，也不过是办理文书罢了。希望下诏命大臣进一步整顿兵政，协助成就中兴。”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兵制 宋高宗时期，黄次山上奏说：“臣听说制胜在于将领，不在于士兵数量；养兵在于精良，不在于人数众多。渭曲之战，西魏以府兵一万人击败并驱走高欢的二十万军队，是因为节制得当。府兵始于西魏，至唐代形成。西魏只有一百个府，唐代设置了八百多个府。按中府一千人为标准，唐兵有九十万左右，而西魏不过十万人。况且当时诸将功勋足以辅佐皇命、声望和实际地位都很重的，称为八柱国。宇文泰任总百揆，元欣优游禁宫，只有李虎、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六人各自督率两名大将军；每军各统领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统领一军，这就是二十四军。编制既明确，权柄和纲纪自然振作。将领身在行伍，名籍在朝廷，正如身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能够抵御敌人、克服艰难，谁敢轻视他们？陛下承受天命中兴，得到贤能辅佐，功勋宏大，光耀古代。然而法制仓促混乱，很没有纲纪。臣认为应当取多补少，斟酌古制以治理今日，使它像柱国统率大将军、大将军统率开府一样，把分散的兵力收拢起来，就可以清楚掌握。根据名册筹划调度，不能逃过圣明鉴察。然后选择吉日良辰，向北面对盛秋，亲自执掌军令，考察骊山大阅兵的制度，采用临淮检阅旗队的方法，激励懒惰苟安的士卒，较量勇力才能。” 军令一旦施行，士气自然加倍。敌人来送死，可以谈笑应对。傍晚传来警报，精锐军队早晨便出发，像风驰电击一样，难道还不能成功吗？过去吴汉率领突骑抵达清阳，士卒战马十分强盛，全部把名册上报幕府，不敢把兵力据为己有。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听说宰相杨绾把音乐人员裁减了五分之四。古代贤将之所以能够功名始终、与国家同享荣誉，正是因为他们的用心大都如此。陛下向来推诚相待，功臣深切体国；如今事机如此紧急，还要等待什么，为什么长久不做呢？事情成功，君臣共同荣耀；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国家将没有完整保全之地。希望陛下留意听取。” 次山又上奏说：“臣有幸因才能浅薄而再次被召见，于七月己巳日进言检阅旗队、大阅兵的办法，说：‘希望选择吉日良辰，向北面对盛秋，亲自执掌军令。’陛下嘉许恩惠，留心听取，没有遗弃臣这个容易被遗忘的人。八月甲辰日，下诏驾御六军，顺应天道向东进发。九月丙寅日，从临安出发。臣得以厕身办事人员之列，冒着霜露，备办马具，本应借此机会开阔并弘扬陛下的德意；幸而得以亲自面见陛下，敢于直陈所见。臣听说面临大难而不恐惧，是圣人的勇气。铠甲兵器不多，不是国家的灾祸；货财不积聚，也不是国家的贫困，关键只在于掌握方法、树立志向如何。唐太宗刚即位时，突厥颉利可汗倾尽全国而来，饮马于便桥。武德九年，关中饥荒，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元年，天下发生蝗灾；贞观二年，大水，百姓向东西各处就食。这也十分危急。太宗明辨善恶，意志刚毅诚信；采纳魏征仁义的言论，拒绝封伦纵横捭阖的言辞；以房玄龄、杜如晦为心腹，以李靖、李世勣为爪牙；使将领处在禁卫军中，使士兵驻扎在府。太宗对士卒说：‘我不让你们挖池筑苑，只专心于武备。天下无事时，我做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时，我做你们的将领。’他又对将帅说：‘国家的纲纪，只有赏赐与惩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不合分例的恩典，不可屡次得到；应当努力修养整饬自己，不要留下后悔。”太阿剑的柄始终掌握不失，所以天下内外没有谁敢抵挡他的锋芒。后来颉利被擒，突厥酋长带刀入宫值宿护卫，部落都穿戴汉人的衣冠；米价一斗三四钱，旅客在道路上都能取得给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施政方法得当，有志向的人做事终究能够成功。如今边塞的祸患、饥馑的灾害，与太宗时代虽处于不同世代，事情却相同。然而今年秋季已经丰收，难道对边塞之事独独不能有所作为吗？臣希望陛下亲自秉持太宗拨乱反正的用心，采纳魏征仁义的主张，以至诚养育万物，以至孝感通神明，以刚健中正树立天德；亲近贤人，远离奸佞，尊崇公义，消灭私心。如果愤怒和欲望不萌发，那么听取政事、裁决事务自然审慎，临机处置必定果断，判断敌情必定明白，简化号令，严格等级，提拔勇猛俊杰、能够擒敌的人，淘汰遣散只求保全身体、保护妻儿的人。有功应当赏赐，就连王侯之位也不吝惜；没有功劳却妄想侥幸得到的，分毫也不给。这样，便能建立起不可战胜的谋略。兵法说：‘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不可战胜取决于我方，可以战胜取决于敌方。以饱足对待饥饿，以安逸对待疲劳，以严整的治理等待敌人的混乱，使敌人受我调动而不是我受敌人调动，这些在于我方。’ “观察敌人的破绽而行动，使首尾都能舒展自如；形势如建瓴之水冲击、如破竹般顺利，所等待的是时机，这在于敌方。”凭借陛下的明察，承受太祖、仁宗遗留下来的恩泽，处在上元年间的德运和永平年间的年纪，正应当毫不疑惧地与贤士大夫共同成就这番功名。孟子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完成的责任，叫作恭敬。’今天的事情，显得格格不入、难以协调。臣不敢独自说事情容易做到；如果不用孟子的心意来期望陛下，那就是臣的罪过。希望陛下怜悯体察。吏部员外郎廖刚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天子必定有亲兵，即使总管统辖也不是没有其人，但实际由天子亲自统领，用来防备意外、增强君主威势，避免兵权旁落的悔恨。汉代有南北军，唐代有左右神策军之类，便是这样。我的祖宗鉴于五代的弊病，军政尤其严密。例如三衙、四厢所统率的军队，安排调发、关防部署都很周密。只是近来臣私下听说，任凭一人意愿行事的情况逐渐废弛、缺失。现在所依靠来防备非常变故的，只是诸将负责外部护卫的军队罢了。臣希望陛下参照考察旧制，选择精锐忠诚的士卒数万人作为亲兵，直接亲自统领。平时用来守卫，出动时常常作为中军，这是强固根本、削弱枝叶的办法，也是今日最急迫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