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一

译上奏说：‘臣伏见朝廷正在一路聚集军队，以等待讨伐西夏；又将修筑堡寨、聚积饲草粮食，作为进攻必定取胜的计策。臣没有才能，职掌专门负责军饷运输，虽然前后多次与同职官员分条陈述情况，仰请圣上垂听，但所谈的都只是臣等作为运输军饷之职应当谈论的琐事。至于进攻讨伐的得失形势、城堡利害的实际情况、出师日期的缓急，以及民情的忧乐，这些关系到朝廷和天下大局的事情，并不是臣的职掌，此前也从未谈过。臣愚昧地认为，身在田野仍不忘君主，是臣子一贯的操守。何况臣家世代承受国家恩典，长久以来承蒙任用；如今亲眼看见事情，心中又有所怀抱，怎么能因为不属于本职便有所顾忌，反而沉默欺骗自己呢？这就是臣自信不疑而想要进言的原因。臣深切听说，去年边境战事开始时，议论者说夏人昏乱，囚禁并侮辱他们的君长，众人怨恨、亲属叛离，可以席卷而平定。朝廷大规模整治军队，各道同时进兵，所到之处都奋力作战，但敌人的巢穴却没有攻下，这就与议论者所说的情况有差距了。如今朝廷在泾原部署军队，想采取边修城、边作战的计策。臣认为，二十万精锐骑兵聚集在一处，声势浩大，敌人一定会清空田野、避开我军锋芒，并决定从其他道路侵犯边境，以牵制我军。’ 万一敌人乘虚入侵，事情就很令人忧虑了。况且泾原进兵筑城的军队，每天将要消耗粮米一万斛，所修筑的城堡不过一两座，且地点逐渐远离，军饷运输将没有办法接续。时间一久，丁夫便有逃散崩溃的忧虑。到了这个时候，形势必然迫使我们停止，难道不是辜负陛下兴兵举事的意图，也会影响远方观望者对朝廷的看法吗？何况所筑城堡处在敌境深处，若长期留在那里防守，怎么敢说能够自保？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朝廷休养民力、充实府库已经很久了。去年军队一出动，公私困弊就严重到这种地步。如今再次商议大规模用兵，民心和国力都远远比不上去年。如果今年军事行动不能成功，那么明年又将怎么办？国家的财力和百姓的力量将靠什么来接续？这就是臣所说的进攻讨伐得失的形势、城堡利害的实情。臣依据制置司的文书，计算征调开始时，各路兵马的期限都在六月。臣仔细估计，出兵一定是在初秋。去年泾原、环庆两路各自在九月出兵，到了冬季中期才逐渐返回边塞，但士卒仍然有因疾病和严寒而死伤的，十人中有四五人。如今七月出兵，正值酷暑，以二十万人的军队冒着炎热的太阳前进，有的要穿着坚固铠甲抵御敌人，有的要负重服劳役，口渴时难以供应饮水，患疟疾、痢疾的人很多，又正逢大雨时常降下的月份。’ 难道不会有连绵大雨、积水成灾的忧虑吗？臣恐怕疾病和伤残会比前一日更加严重；内外重兵，上关系国家大局，这就是臣所说的出师日期缓急的问题。臣亲眼见到去年征调民夫出境时，上等人户中有一家独自出几十名民夫的，贫穷下等人户也必须几家合出一名民夫；每名民夫的雇价甚至达到一百贯钱。各路转运司又接连征调，达到两三次；其中因严寒、饥饿而艰苦不堪的人，如果遇到敌人而遭害，死亡凋残，长久都无法恢复。如今再次登记征调百姓，他们已经熟悉事情的形势，人人必然惊惧害怕，颇有逃散的情况。大麦、小麦还在田垄中，秋季庄稼将要锄耘，此时征调正好妨碍、夺取农时。因为军事行动是国家大计，动辄都需要人力；臣等又担心朝廷以军法告诫，责令百姓赶快办理。如果人户大规模流徙，关内发生骚动，作为根本之地，事情就有可忧虑的地方。将来进言的人一定会把我们作为归罪的对象；一己之责并不值得臣爱惜自身，可是那样又把国事置于何地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民情忧乐的问题。臣深切认为，朝廷谋划大事，应当求取万全，不应当侥幸只求一时无事；出兵却没有成效，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臣曾与熟悉边境事务的老人反复详细讨论，事情实在令人寒心；而朝廷内外的臣子却妄自揣测朝廷心意，为保全自身而害怕祸患，没有人

译替陛下进言。’ 臣是什么人？只是受到忠义之心的激励，不再把职分事务当作顾虑，宁愿今天承受直言获罪的处罚，也不忍将来蒙受不进言的罪责，所以冒死把所听到的众人意见报告给陛下。

译晁补之上奏说：“臣听说杜牧说过：‘国家大事，本来不是我杜牧应当谈论的，但如果确实谈论了，就有罪。’所以他把自己的这篇文章看作罪过。如今谈论出兵安南，像臣这样的卑贱之臣轻率议论，同样有罪。若要做到仁爱、怀抱义理，统率有智谋、有信用的人，团结起来，以勇气率领他们出战；战鼓轰鸣，军阵庄严，身披坚甲，手持锐器，奋臂高呼，率领三军在前，使三军将士进退有序，如驱赶群羊，如照看婴儿，随他同去同来，却不知道将要到哪里。像这样，臣不能布置防守，手执龟策，迎着太阳计算日期，望云占风，观察星辰、候察气象，辨析雷声雨势、彩虹雾气、日月晕珥和光怪之象，依据背建向破、从孤击虚、六穷三刑、生王囚死等法则，考察祸害凶险，辨明利益吉祥，使三军将士逆着凶象便停止，顺着吉象便行动，毫不厌倦，也毫不怀疑，直到死都没有灾祸。像这样，臣不能在地上画图、用米粒标示军队，察看险要、估量平夷，左边以青色为标志，右边以白色为标志，前面设鸟旗，后面设龟旗；不能使军队避开天牢之地，不处在龙首之势，在高陵上懂得避开背山，在丘陵上懂得趋向，辨识树林低湿之地和芦苇水岸，安排一曲一直属、一急一缓的道路，使三军能够由此进入、由此返回，彼此交错悬挂而不至毁坏断绝，不失去地形的便利。若要做到这些，臣不能驾着一辆车，凭三寸之舌，不穿铠甲、不带兵器，进入贼营，向他们说明祸福、晓谕利害，使贼人拱手接受处置、屈膝请求讲和，从而不交战便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若要做到这些，臣不能挖深沟、筑高垒，清空野外粮食来等待敌人，向敌人显示我方可以使其受害，使他们想交战却无法交战；平时三季务农，一季练武，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充裕，鸡鸣狗叫彼此都能听见，使贼人不敢南下到岭外打猎，不敢向东出海捕鱼；撤除关卡，废弃驿传，使内外合为一体。像这样，臣做不到。臣有不能做到这些的才能，五岁时就失去父亲，不幸坠入荆棘泥涂之中，处在荒凉楚地和幽暗污秽的环境里，不能参与下层士人的议论，却私下仰慕平民传递言语的做法，因此禁不住怀着犬马般的心愿，想效献一条意见。虽然如此，凡是臣所说的，也不是说自己能够做到，只是把其中道理和形势是否可行说出来罢了。自从交趾犯上作乱、侵扰郡县以来，溪岭之间骚动不安，告急檄文每天都传来。陛下仁爱远方百姓，把他们像婴儿一样保护，日夜忧劳，思考如何禁止祸乱、使他们安定，臣虽不在官员行列之中，但有眼有脚，都是王臣，所以克制自己的怯懦，甘愿尝试承受斧钺诛戮之罪，谨慎地参照古代、考察今日，先论述哪些方面应当可以取胜、哪些做法不可采用，然后把愚见逐条列在后面，供办理此事的官员选择。” 《传》说：‘不要错过时机而起兵，也不要落后于时机而退缩。’又说：‘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应战，叫作应兵。以应兵作战的必胜。’陛下以父亲的道义养育四方，四方都应当如此，欢欣地把陛下当作父亲来归附，唯独交趾不守道义，竟然触犯大顺之理。陛下在心中谋划，又同卿士谋划，直到征询平民意见，设置坛场授予兵钺，响应而讨伐它；以应兵作战必胜，这是必胜的第一个道理。战争开始时，五管地区毫无准备，贼兵来到城下，城中百姓和市场都还不知道，而邕州刺史苏缄世代为儒者，不懂刀兵和劳苦，突然遭遇大变，却能奋不顾身，关闭城门登上城垒，连续苦战、周旋抵抗，以身承受贼锋；兵败后仍不屈服，鲜血染满砧几，妻子儿女和妇女一同被杀，将吏与他同死的多达几十人，远近震动，都争着要以死守节、冲锋在前。这是必胜的第二个道理。陛下即位以来，专心整治武备，设置监司、任置官员来督管军器；金属、铁器、皮革、筋、竹、胶、漆都经过百般精选，刀、矟、矛、枪，防牌、蔽橹，箭、弩、胄、铠，鼓、旗、笳、角，凡是军队所需，一切预先具备；向北增加黄河之水，使隋渠充满，向南取尽豫章的木材，用来制造船只，一艘船所载的物资相当于中原几十辆车，船首船尾相连，以此救济南方军队。这是必胜的第三个道理。” 交趾的土地不过相当于中原的一个大郡，叫嚣跳跃、逞强胡闹，不足以越过千里；疲惫困乏、贫穷空虚，也不足以支撑几年。陛下神威武略如天旋转，雷霆震动，所到之处无不惊惧，何况这样的小贼，只要用对方法制服它，舍弃五管的一座城，也足以抵挡贼人而有余，何至于喋喋不休地烦劳办理此事的官员？如今调集中原的兵力，以五分之一讨伐它，好比举起泰山压鸟卵，这是必胜的第四个道理。陛下的谋臣和策士分布在朝廷内外，遇到一件事便任命一名将领，都是考验可用之后才派遣；近几年又更改武举科目，亲自在朝廷召见考问，询问防守和谋略。天下的年轻人和儿童无不踊跃奋发，争相试习剑术、骑马，指画形势、谈论谋略，以求功名；这种振作更新的气象，使勇气增加百倍。交趾是境外的小国，那些人杂居而带有腥臊气味，并非一向熟习兵法，也不能出奇制胜、随机应变；他们忽聚忽散，没有固定的习性，只会劫掠、袭击，同边民争夺一时的性命。这就像捕捉飞鸟逃兽，虽然它们的角、牙、爪、嘴轻快锐利，四足奋奔，却不知道人能够用机关和罗网捕获它们。这是必胜的第五个道理。虽然胜势可以说万全，但也有不宜采取之处，这件事的实际情况不能不察看。陛下正在拓展西部疆土，指着地图授予筹算，要取得熙河六城，好像探取怀中之物；敌人逃跑，不敢窥伺边境。大将领习惯于近来的功劳，士卒享受新近的赏赐，带甲十万人，乘胜向南，便可能产生轻视交趾之心。臣认为，姑且不要因为交趾弱小便说它不足虑，蜂蝎也有毒，不能轻视。” 《传》说：鸟被逼到困境就会啄人，野兽被逼到困境就会搏击，人被逼到困境就会使用欺诈。从前鲁国人与邾国人交战，鲁人轻视邾人，没有防备便抵御他们，结果邾人打败了鲁人。假如我军不知道察觉这一点，反而因交趾示弱而使我方更加骄纵，我逼迫它走到穷困境地，便会使它的奸谋有机会施展。这是形势上可能不宜采取的第一点。中原处在阴阳调和之中，土气平和适宜，所生万物也如此，所以极寒和酷热都会使人受伤生病。百越之地阴气少、阳气多，当地人的皮肤纹理和鸟兽相似，鸟兽毛少，所以天性耐热。三月到五月，春草和黄茅，山岚雾气和瘴疠之氛，上面炎热，下面积水，又有飓风鼓荡；而且当地土中多毒虫，有蚺蛇、沙虱等，经过那里而跌倒的人，仍有十分之三四会因此受害。如今让大军驻扎在这种地方，久留而不能召回，强壮的人会生病，体弱的人会死亡，哪里还有余暇争取功名利益？这是形势上可能不宜采取的第二点。古代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所以军队没有辎重就会灭亡，没有积蓄就会灭亡，没有粮食就会灭亡。臣请求拿汉代贾捐之所论述的羌军之事来验证：军队在外暴露，还不到一年，出兵没有超过千里，费用已经四十多万，大司农的钱用尽，才用少府的钱接续。如今交趾距离遥远，不仅比羌地更远，而且还要停止京畿内禁卒的事务，并调发河北、京东的戍兵五六万人去讨伐；他们兼程赶路，三个月以后才能到达。”},{

译按我的计算，每人每天吃糒粮二升，那么五万人每天的耗费就是一千石。行军三个月，每天耗费一千石，营舍还没有修完，阵势还没有部署好，十万石粮食就已经耗尽了。假使军队长期滞留而没有取得成效，那么这种耗费哪里说得尽呢？孙子说：“善于用兵的将领，务求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从敌人那里取得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取得敌人的一石秆饲料，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这就是在平地千里作战时所应采取的办法。如今从京师到交趾的路程，是平地千里的五倍来说，那么要取得多少个二十钟、二十石之后，才抵得上从贼军那里取得一份粮食呢？何况交趾的风俗又不是专靠五谷来供养人的；木实、草根，以及鱼、鳖、蚌、蜃等都可以作为食物，而且当地出产的东西足以供养当地人，他们安坐在那里等待我们。这样即使十年，也不会因缺粮而困乏。《传》说：“粮食不如敌人的，不要同敌人长期相持；长期相持，不利于远征。”按照这个道理和形势，这种做法恐怕未必可取[“取三”疑为原文讹误，具体含义不明]。平原陆地上的军队，习惯于车战，熟悉骑战；在坚实的土地上驰骋践踏，大步快跑，左转右折，进退往来，地势开阔平坦，无法设置障碍阻挡。可是让这样的军队进入东南方幽深险僻之地，前面是重重山岭，后面是重叠溪涧，左边是高大的土山，右边是深谷；遍地堆石，竹篠丛生，车辆会撞坏车轮，马匹会损伤蹄子，选择道路、估量地形，连容纳一只脚的地方都仿佛没有。纵向行军就会使首尾断绝，横向行军就会使两翼断绝；向前走不知道怎样返回，而贼军却把那里当作生死攸关的根据地。当地人像猿猴一样上下攀援于山坡险地，筋力是华人百倍，忽然跃起，突然停止；刚刚离开，等到追赶时，已经不见踪影，想要跟上他们，就像搏捉影子一样不可能。传说说：“不用当地向导，就不能得到地利。”地利，是军队的助力。所以《孟子》所记载的，也是先说地利，后说天时。但将士们平时并不了解这些，这种道理和形势恐怕未必可取[“取四”疑为原文讹误，具体含义不明]。京畿以内的禁军士卒，固然是天下选拔出来的精锐，赏罚向来可信，约束向来严明，拳术勇力也足以一当百。然而我私下计算，假如按营分别挑选，或者选了左边而遗漏右边，或者选了右边而遗漏左边，良莠参差不齐，聚合成一军，那么年轻的不是同乡，年长的也不是同舍；赏赐不能同时领取，调发也不能一同出行。即使统一用旗鼓指挥，白天作战，眼睛不能互相辨认；夜晚作战，声音不能互相辨识，那么遇到战事就很难成功。至于河北、京东的士卒，又有一半夹杂着新募军队，其中有些瘦弱憔悴、贫困穷乏，不能胜任耕作，只是徒然以饮酒为乐；这些计穷力尽的人，才起来充当士兵。一旦把他们驱赶去作战，不仅不足以抵御兵器铠甲，反而会成为祸患；而且他们出征时，都怀有忧惧不安、羁旅在外的愁情。战争靠的是勇气，士气不充足，就不能指望必胜。这方面的道理和形势，恐怕未必可取[“取五”疑为原文讹误，具体含义不明]。以上这些情况都明显易见，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能说出。可是我之所以独自不能停止，区区为国而过分忧虑，不是因为交趾果真会成为足拇趾的疾病，而是认为如果远道劳师，长期作战而不能决胜，事情将不能没有弊害，这是不可不察的。交趾实际上是古代扬州的南部边境，自三代强盛之时起，就列在荒服以外，没有受到政令治理。秦朝兼并天下后，大略平定扬粤，派被贬谪的戍卒守卫五岭，与越人杂居。到了汉代，任嚣、尉陀也曾多次凭借其地反叛。当时有闽越、东越、南越、东瓯、西瓯，统称百越；交趾是百越的边远地区。它的国都距离洛阳向南一万一千里，当地人都刺刻额头、纹身，梳着项髻，光着脚；风俗相沿，习惯用鼻子饮水，父子男女同在一条河中洗浴。如今那里背靠大海、依傍山岭，地势阻隔险峻而偏僻曲折，军队行进的道路，可以采取正面进军、出奇制胜、设伏等方式的，不止一条。汉初派王恢、韩安国攻打越地时，也是一路从豫章出发，一路从会稽出发。当时唐蒙也出使越地，越人给他吃蜀地的枸酱；唐蒙回来后，又上书请求打通夜郎，乘船沿牂柯江而行，以便出其不意地攻击越人。后来路博德任伏波将军，从桂阳出兵，沿湟水而下；按地图考察，湟水大概发源于连州。杨仆任楼船将军，从豫章出兵，沿潢浦而下；按地图考察，潢浦大概通往广州。归义越侯二人任戈船下濑将军，从零陵出兵，沿漓水而下；按地图考察，漓水大概发源于桂州。驰义侯从巴蜀发遣罪人，沿牂柯江而下；牂柯江就是唐蒙所打通、由此出兵夜郎的道路。于是，五位将军都进攻越人，越人有的投降，有的逃亡，南越被平定，设置了九郡。到了建武年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叛，马援率军平定她们。马援最初从合浦沿海行进，依着山势开辟道路，大约走了一千多里；像浪泊、禁溪、无功、居风、下隽、壶头等道路，凡是地图和记载中可以看到的，往往都是马援走过的。如今他的谋略长处已经无法知道，能够知道的，只是他出入往来的路线和死生攸关之地，大致都还存在；军队行进所要经过的道路，不可不察。臣又从今天的情况来说，后人接着前人行动，当然不必都沿用前人的旧路；但大体上，濒临湖泊以南的要害地区，朝廷应当据此分兵驻屯、轮番推进。至于明越、余杭以及海上各郡，背靠大海而没有关隘阻塞，是中原一向没有防备的地方，臣希望也略加修整防御，以防备游寇。这些话不只是为了防备交趾而说。臣又根据今天的情势推测，假使贼军能够采取狂妄的计策，本来不会超出以下三种[“三若”疑有讹误]。第一种，是联合交趾，占据关隘，守住险要，使我军疲惫；我军在绝远险要之下屯兵，长久相持，想交战又不能，引军退去，贼军又重新出现；我军回师转阵，再回头进攻，贼军又像原来一样入关据守。这样持续数年，边地百姓就没有休息的日子了，这是上策。第二种，是打开关门，设置门户，用利益误导我军，以示弱来欺骗我军，设下计谋诱使我军，边战边退；我军轻敌而不戒备，于是急忙追入，落入贼军的计策。贼军估计我军归途遥远，就派奇兵截断后路；我军前进没有所得，想退又不能，这是中策。第三种，是放弃关隘不守，击鼓出隘，冒犯突袭，迅速交战以求痛快；轻率逞勇，急于求战，分散兵力四处出击，大则劫掠城池，小则抢掠屯营。他们进入我国境内，恐怕不会太深；争夺我国的利益，恐怕也不会达到目的。我们是主军，他们是客军；他们行动轻便，我们行动沉重；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即使他们强悍，也可以被擒获，这是下策。贼军若采取上策，利益在贼军；采取中策，利害各半；采取下策，就会像鱼腐烂一样自行灭亡。臣又根据今天的情势推测，贼军一定不能采取上策，为什么呢？海外的远国，本来不是交趾的弱小力量所能依靠的；即使附近有群獠，也不是一向甘愿充当交趾的役属，何况敢于侮慢王国吗？

译想来他们大概有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忧虑，心中不能自安。如今臣姑且不论远处的势力，只论附近的群獠，也不能没有应对他们的办法。现在他们看见朝廷发动大军要消灭交趾，内心难道能没有介意和疑虑吗？臣独自考虑，若果真能够选派像郦食其、司马相如、陆贾、班起这一类的使者，乘驿车、持符节，用宽大政策镇抚他们，告诉他们朝廷只是要诛讨叛逆贼人，他们就会伏地请降、停止用兵了。能够跟随中原讨贼，并用反间计取得贼军首领首级的，按所获首级计算赏赐；亲自跟随出兵的，给予赏赐；本人和家属一同归附的，授予禄位；本人、家属和乡里一同归附的，给予封爵；本人、家属、乡里以及县都一同归附的，授予侯爵。即使县一级不能全部归附，也可以稍稍安定他们的心志；这样不经过交战，贼军的处境已经窘迫了。臣又推测，贼军没有其他援助，其上策不能完全施行，或许会把上策和中策夹杂使用。若他们采用上策，占据关隘、守住险要，使我军疲惫；我军虽然人数众多，却无从发挥。请以大军正面迎击，虚张声势来迷惑贼军，同时暗中选择精兵，分作三四路，从间道绝路截断他们；或者逼近其左翼，或者突袭其右翼，设置奇兵夺取胜利。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其所不守”。从前蜀国姜维据守剑阁抵御魏军，邓艾于是暗中从阴平出发，经过七百里无人之地，凿山开路，崎岖险绝；用毡裹住车轮向下滚行，士卒都攀援山崖、抓着树木，像鱼贯一样前进，最终突然降服刘禅，这就是设置奇兵。若他们把中策夹杂其中，打开关门来诱使我军前往；我军虽然人数众多，也不能贸然进入。请留下大军驻屯在后方，再让骁勇精锐假装跟随，派轻装快步、武器精利的士兵作为前锋，分散驻屯、拆分队伍，埋伏在道路两旁；不要逼近，也不要紧逼，从远处向他们挑战。偶然取胜也不要追击，不能取胜就迅速退回，丢弃金帛、遗下战鼓，拔营带领军众奔驰而去。贼军贪图我军遗弃的物资，就可以在险要处截击他们；他们仓促追来而遇到伏兵，军众一定覆灭。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引诱敌人离开原地，使敌军半数出来后再攻击”，是有利的办法。从前北戎侵犯郑国，公子突说：“让勇敢却不刚强的人去试探寇敌，并迅速退去；国君设置三重伏兵等待他们。”北戎取胜时彼此争功，失败时又互不救援；前面的士卒被俘后，后面的人一定只想不断前进，遇到伏兵便迅速奔逃跟随，结果郑军击破了戎军，这就是设置伏兵。贼军若同时采取上策和中策而没有获利，就会集合全部兵力一起出动，想靠侥幸实行下策；这本来就是中原有利的机会。请限定日期，一举将其攻取。从前魏太祖征伐关中，贼军每有一部到来，魏太祖就总是高兴地说已经击破贼军。诸将问他原因，魏太祖说：“关中道路遥远，贼军如果依靠险阻与我们相持，不用一两年不能攻下。如今他们全都来这里集合，人数虽然多，军队却没有统一的主帅，一战就可以消灭。”诸将都心悦诚服。古语说：“彼此相连的鸡不能同时栖息，可以分离而解散。”说的就是贼军人数虽多却彼此牵连的情况。这三种说法，好比弹丸不能从盘中自行飞出，大体情形就是这样。然而用兵没有固定的法则，所以要随着情况变化而应对。先前必定有减灶示弱的计策，后来的人才能据此产生增加炉灶、显示兵多的智谋，关键只在于替陛下领兵的将领如何应对。贼人如果采取下策而又失败，必将大举逃跑远遁，逃入海中、截断道路，以保全自己的巢穴。臣请求严整军队，不要追赶。有人说：‘严整军队而不追赶，凭什么在天下树立威势？’先前士卒之所以不分早晚地奔走、冒着白刃前进，是害怕不能取胜；既然有幸取胜，怎么能几乎已经举兵又放弃呢？况且贼人困窘穷迫，已经没有办法，这就像两只老鼠在洞穴中搏斗，勇敢的将领便能取胜，臣却认为不然。两鼠在洞穴中搏斗，洞内的老鼠会取胜。况且如果想在大海之间擒获贼人，形势必然要同他们一起乘船作战。假如使我们三晋、齐、鲁的士卒离开平坦开阔的陆地，改为驾楼船、斗舰，漂浮在狂涛之中，平时无事尚且会眼花心悸，何况仓促乘船出战，风吹动桅杆，一人摇动船橹，便会使我方众人惊骇，又哪里有余暇同他们较量强弱胜负？前代谈论水战，大都说越人能够潜入水中背负船只，而杜牧所传说的郑年，能够潜入海中，在海底行走五十里而不喘气。如今海上的商人也常常遇到水贼，贼人凿穿船只使其沉没。这就是中原军队不能凭此取胜的原因。因此臣请求严整军队、不要追赶，同时另行设置防线、修治装备来等待他们。况且陛下富有天下，疆域逐渐扩展到日月所照之处，山海的藏物也尽归府库，并不是因为交趾那些羸弱的安定、勾漏、靡零、曲阳、比带、稽徐、西于、龙编、朱防、封溪、望海、卑陬等不毛之地，方尺之土、寸围之地，就认为拥有得还不够；也不是因为交趾所产的生犀、驯象、古贝、文螺、琥珀、翡翠、鼊皮、鲛革、蕉纻、桂蠹以及各种奇异而不合制度、琐细至极的物品，就认为值得珍爱。实在不得已而追问它的罪过，不过是要威慑小贼，使它悔过归顺，归命中原罢了。贼人平定以后，臣请求遵循古制，重新选拔仁厚、有勇有谋、能够担任将帅的人，任命为五管诸州的刺史、太守，用岁月镇抚当地百姓；又根据当地家族中可以任用的人设置土兵，仿照保甲制度，按时训练。土兵以外，再招募防军，并从中选拔将吏。平时当地没有战事，就谨慎地养育、善加甄别他们，以便周知他们的心志。有原来身为王臣而失势、想重新显示功劳的人，聚为一队；有为战死者的兄弟、想替死者报仇的人，聚为一队；有因贫穷愤怒、将要借此实现志向的人，聚为一队；有原来做赘婿或被俘、想洗刷旧迹、扬名立业的人，聚为一队；有原来犯过罪、服过苦役、想逃脱耻辱的人，聚为一队。增加赏赐并按时慰劳他们，使他们居住在当地，服从当地风俗，适应当地水土，使用适合当地的器械，利用当地粮食；这样就能不烦劳办理此事的官员而安坐着控制当地祸患，才可以实现目的。这是百世长远之计。臣不是安南的将吏、百姓，也没有亲自同交趾接触，怎么能全面知道它的虚实、长短和利害所在？至于今天从某条道路出兵攻取某个屯寨，明天从某条道路出兵攻取某个聚落，哪条道路可以作为正兵，哪条道路可以作为奇兵，哪条道路可以设伏，这些大概都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因此臣只能凭臆测、依胸中推度而妄加议论。至于做到知己知彼，每次行动都不会陷入危险；同敌人随机变化，循环无穷；提领军队，统率众人，在九天之上行动，那是大将军的职责，不是臣所能预先知道的。臣愚昧疏远，又处在局外，不了解事情的全体，冒死陈述愚见。”

译哲宗即位后，守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革除弊政，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从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早晚勤勉不懈，把爱护百姓、安定国家作为事务。善于治病的人，必定追究病因，先攻治最急迫的病处；救治要快，去除病根要彻底。臣看今天公私财力都已耗尽，远近百姓都很疲惫，大体根源在于用兵。兵器是凶器，是天下的毒害，也是财用的蛀虫。圣人除暴定乱，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它。自唐朝中叶以来，藩镇跋扈；到了五代，群雄争斗，四海九州像瓜一样分裂、像麋鹿一样溃散，兵力彼此吞噬，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共有二百多年。太祖接受上天的明命，四处征伐不服之地，光大开启了宏伟国运。太宗继承大业，完成了这些功勋，然后大禹所治理的疆域全部归宋所有。于是收起干戈，使百姓休养生息；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年纪达到期颐，也没有见过战争；官吏遵守法度，百姓安居乐业，鸡鸣狗吠相闻，炊烟灯火彼此可望，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的极致，是自古以来少有能相比的。到神宗继承帝位，他才略雄伟、气概英明，认为幽州、蓟州、云中、朔方沦陷于契丹，灵州、夏州、河西被拓跋氏专有，交趾、日南受李氏控制，不能全部设置官吏、收取户籍赋税徭役；与汉唐疆域相比，仍然没有完全统一，深以为耻。于是慨然产生了征伐开拓的志向。边境的武夫窥伺小利，胆敢放出大话，只知道邀功，不顾国家祸患，争相夸耀自己剩余的勇力，自称即使卫青、霍去病复生也不过如此。那些白面书生披阅文书、按图索骥，玩味熟习旧事，却不知道随机应变，争相献上奇计防略，自称张良、陈平再生。聚敛财物的臣子搜罗财利，分析计算细微之处，以供军费，专门经营贸易，不顾残害百姓，各自陈述遗利，自称桑弘羊、刘晏再世。他们共同误导迷惑先帝，以求自身取得荣华官位。于是设置提举官，强行推行青苗法，大量征收免役钱，以聚集货币财物；又驱使田间百姓组成保甲，使他们放下农具，练习弓箭；又设置都作院，调集筋、皮、角、木材，大量制造兵器铠甲；推行保马法，使百姓卖掉耕牛，购买良马，于是农民开始忧愁困苦。把各路军队分割管理，不论边州还是内地，都设置将官统领；从知州、军统管、钤辖、都监、监押，都不得参与其事，舍弃了祖宗教阅的旧制度。各种射法仿效远方服饰和机械图样，争相制造新奇器械，早晚都要操练，很少得到休息，于是士卒开始怨叹。设置市易司，强行收购、推行取缔，坐在市中排列货物贩卖；增加商税项目和蔬菜水果税，于是商人开始贫困。”},{ 又设立赊贷之法，诱使不肖子弟借贷，导致他们家破产。又命令百姓上缴封状，抬高价格购买坊场，以致他们的子孙和邻保都被籍没。资产不能足额偿还，又增加茶盐征额，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强行摊派给百姓；百姓食用不完，就用威刑逼迫他们，导致家产破败、交输钱财。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准备运输供应。训练士兵已经很久，积累财物已经很多，然后才使用这些军队和财物。然而天下太平日久，人们已经不习惯战争，将帅愚昧怯懦，军队骄纵懒惰。再加上那些筹划军务、决定胜负的，竟是浮躁奸巧虚伪之人，不了解敌我情况，妄自行动，轻率举兵；因此军队困顿于灵武，力量疲惫，粮食耗尽，最终自行溃败而回。执持兵器的士卒、负运粮食的民夫，暴尸于塞外的将近数十万人。又在永洛修筑堡寨，却怠慢疏忽、毫无防备，放纵寇敌、引来强敌，满城的人都被杀戮，如同被割取的鱼肉。还没有足以威服敌国，中原自己先已经困乏了。先帝对此深感悔恨，厌恶那些喋喋不休的谄谀之言，思念反复荐举的贤良之士；等到颁下哀痛之诏，停止战争、使百姓富足时，却突然舍弃天下而去。这正是臣痛心疾首、泣血追悼悲伤的事情。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先帝的基业，太皇太后共同听理众政，首先告诫边地官吏不得任意出境侵掠，使朝廷内外都得到安宁。如今契丹继续保持和好，秉常前来纳贡，干德上表进章，关于征伐、开拓的议论都已经停止了。那么，设置提举官、散发青苗钱、征收免役钱、点检训练保甲、设置都作院、饲养保马、设置将官、设立市易司、收缴封状购买坊场、增加茶盐征额、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这些都成了虚设。陛下幸而下诏让臣民各自陈说疾苦，已经送到的有一千多章，没有一篇不谈到这几件事；这足以说明它们是天下共同的祸患，是众人都知道的事实，并不是臣一个人的私下言论。利弊如此明显，像日月一样清楚，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可是群臣仍然习惯于苟且求安，所以害怕改变旧制；虽然略微加以裁减，监司仍然原样存在，将官仍然全部保留，保甲仍然训练阅兵，保马仍然饲养，边州屯戍没有减少，军器制造没有停止，茶盐新征额仍然存在，差役旧法也没有恢复。因此，虽然战争停止了，公家和私人所承受的劳费仍未停止。这样因循下去而不知道改弦更张，几年以后，万一遇到水旱灾害和大饥荒，盗贼成群而起，那么它给国家造成的忧患，哪里敢全部说尽呢？臣恭愿陛下从圣意决断：凡是王安石等人所制定的新法，确实胜过旧法的就保留；其余臣民认为不如旧法便利的，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整顿改革。这些事情虽然不是一天之内就能办成的，但臣请求陛下宣谕执政大臣，命他们根据臣民所上封事，仔细讨论利害，进呈陛下审察裁决后施行。从前夏遵循禹的训诫，商采用汤的法度，周遵循文王、武王的典章；大概创业并为后世建立传统的君王，都会把谋划留给子孙，后世本来应该谨慎守护，不可丢失。如果所有措施都一概遵循旧章，只要政事都如熙宁初年那样，那么百姓万物欣欣向荣，天下太平，就再没有其他事情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革除弊政不能仓促，应当慢慢进行、逐渐推进。这同让医生治疗疾病，却说不要让疾病很快痊愈，而且不要铲除病根，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的主意，对于做医生的人来说也许很好；但对于患病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译李廌上奏《慎兵论》说：“臣听说，不能喜好战争；喜好战争的人，就是嗜好杀人的人。不能忘记战争；忘记战争的人，就是抛弃百姓的人。臣曾经推究用兵的道理：我军战胜敌军，敌军战胜我军，归根到底双方都会有所伤亡。作为百姓的父母，怎么能让百姓彼此互相伤害？难道要让无罪的百姓在中途白白丧命吗！万一以正常办法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势必要使用武力才能成功；这时也应当怀着哀怜悲痛之情使用武力。为了攻克艰难而出兵，困难一平息就停止，不可再把战争当作玩乐；这就是以杀止杀、以战争消除战争的办法。”“《司马法》说：‘不违背农时，不使百姓经历困苦，这是爱护百姓；不因丧事加重负担，不乘凶年而兴事，这是爱护百姓；冬夏不出兵，这是同时爱护各地百姓。’后世的君主，难道能忘记这些吗？争夺城池就交战，争夺土地就交战，争夺长幼名位就交战，争夺利益就交战，稍有怨忿就交战，意见不合就交战。国家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一会儿生存、一会儿灭亡，百姓并没有因此增多，大都因战争而死，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过呢！”“如今暴露在原野上的白骨，就是昔日暴露在原野上的白骨的子孙。君主应当把别人看作自己，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这样好战之心自然会平息。想到士卒的痛苦，就要想到自己的痛苦；想到士卒的创伤，就要想到自己的创伤。箭矢和石块就在前面，锋利的刀刃在左右，法令约束在后面；处于万死之中，侥幸求得一生，那种危险恐惧的心情该是怎样呢？”“他们虽然贵贱不同、地位有别，但喜悦、恐惧、爱好、厌恶之心没有两样。何况杀死一个人，就会使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中有几个人失去依靠、无所安身；有时甚至杀掉他的子孙，使他的后代从此断绝。推及爱惜万物之心，人尚且不忍心暴殄天物，何况是人呢？”“不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就正应当慎重考虑这些。所以读《无衣》这首诗，便能看到出兵作战的情状；读《扬之水》这首诗，便能看到屯戍士卒的思念；读《葛生》这首诗，便能看到战死者亲属的悲痛感情。”“等到百姓一天天减少，国家一天天削弱，力量一天天衰竭，财物一天天耗尽，这时才悲伤哀痛，那么此前的错误就太严重了。”“主父偃说：‘一心追求战胜，穷尽武力之事，从来没有不后悔的；哪里只是后悔，灾祸也会随之而来。’世代三代担任将领，道家尚且忌讳这种事，何况喜好战争的君主呢？所以灾祸没有比喜好战争更大的。喜好战争的心有两种：一是侥幸之心，二是奢侈夸大之心。”“孔子说：‘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安处于安乐之中，也不能长久安处于困厄之中；无论处于安乐还是困厄，能够安然处之确实很难。’从普通人直到天下国家，祸患逐渐形成的根源，都是有余和不足。” 有余裕就会产生奢侈夸大的心，不足就会产生侥幸求胜的心。侥幸之心造成的灾祸在自身，奢侈之心造成的灾祸在子孙。如今国家逼仄狭小而缺少长远谋划，财力窘迫而多出妄计，贪婪却没有谋略，勇猛却不讲礼义，只想在一战中试求侥幸；万一以此偿其志愿[原文至“万一”后文意有残缺或断裂]，侥幸之心就产生了。侥幸之心一产生，便不衡量自己的力量，不估量自己的德行，却要与不该交战的敌人较量。志向只是徒然放大，内心只是徒然劳苦，而所求又不是正当的道路。这就像拿鸡蛋投向石头，像用手指搅动沸水，是自己招致危难；屠杀敌城，铲平其社稷，覆灭其宗族，使其后嗣断绝的事情，接连不断。孟子所说的“爬到树上去捉鱼”，必然会留下后患；用这样的行为，去求得那样的欲望，后面必然会有灾祸。这种做法，不值得向拥有天下的人讲说。至于处在安逸闲暇之中，财力丰厚、国力强盛，向四面八方观察，没有什么做不到，只是对外征伐四夷才觉得痛快，于是奢侈夸大的心就产生了。奢侈之心一产生，便喜好扩大疆土、贪图功业，而不把使百姓休养生息放在心上。穷尽兵力、滥用武力，只以没有取得征伐功绩为羞耻。自己招来忧患，使百姓困苦服役、财物受损，得到一寸却损失一尺，怨声充满天地，灾祸还殃及子孙。众仲所说“战争就像火，不加以收敛就会自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前代君王已经因此招致凶祸，后代君王应当把它作为龟鉴。古代那些喜好战争却没有功绩的君主，而且其本人也不是贤君，不值得谈论。喜好战争而又贤明并且取得功绩的，没有谁比得上汉孝武帝和唐太宗。汉孝武帝凭借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遗留下来的盛大基业，太仓中有陈陈相因而发红腐败的粮食，内府中有串钱的绳子腐朽的钱币，所以放纵心意、任性行事，玩弄兵力、炫耀武威，以经营边疆。朝廷内部有期门、羽林、孤儿、佽飞、骑士等军队，朝廷外部有六郡良家子弟和材官之士。总领节制、统率大军，有卫将军那样的才智；率领孤军深入、猛烈进攻，有霍骠骑那样的勇气。又有李广、程不识、苏建、贰师、安国、严助、李息、徐自、荀彘等人，率领偏师；杨仆、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李沮、公孙贺、公孙敖等人，统领别部。于是攻打匈奴，援救东瓯，平定南粤，诛灭昆邪，平定西羌，征伐朝鲜，讨伐大宛，设置朔方、沧海、武威、儋耳、牂牁、乐浪等二十四郡。他的功勋真是伟大啊！唐太宗凭借英雄般的神武之才，平定祸乱，奠定帝王基业。从偏将、副将和低级校尉直到登上帝位，大大小小的战争大约累计数百次，从未遭受挫败。有李勣、李靖、柴绍、卫孝节、薛万彻等人，平定突厥；有道宗、道彦、樊兴、宗叚、志元、高甑生等人，平定吐谷浑；有侯君集、薛万均等人，平定高昌；有李袭誉、李大亮等人，平定延陀；有牛进达等人，平定吐蕃；有郭孝恪等人，平定焉耆；有李子和、齐善、张士贵、张德宝、上官怀仁等人，平定各地獠族；有契苾何力、阿史那杜尔等人，平定龟兹。国家已经安定，各地盗贼也已经剿灭殆尽，但他余下的勇气和旧日的气势仍不肯安定。晚年又命马周、李勣、张俭、张亮为将，统率十六总管的军队，再次远征辽海，亲自征讨高丽。他的功勋真是伟大啊！汉武帝、唐太宗的征伐，功业超过前代，他们杀死的敌人固然多得无法计算，但士卒死亡也已经很多。所以君子说：戾太子父子的祸衅、庶人承乾兄弟的祸乱，实际上都由此而来。臣所以说，不能喜好战争，灾祸没有比喜好战争更大的。喜好战争的灾祸，如果没有立即造成近在眼前的祸患，那么谨慎用兵、重视百姓生命的人，所得到的福泽一定长久。有人说：“您谈论战争，却把喜好战争的祸患放在最前面，难道不怕惊动君主的心吗？”

译战争可以废弃吗？臣说：知道战争就应当慎重，百姓就应当爱护；战争可以暂时使用，却不可当作玩物。能够消除祸患、趋就福泽，然后才可以用兵。典籍所说“知道稼穑的艰难，才懂得安逸”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所以说：仁者爱人，厌恶伤害人的行为；义者遵循事理，厌恶扰乱法纪。把这种心意作为用兵的本意，就是仁爱的方法，又怎么可以废弃呢？太祖皇帝明白地接受昊天所授的成命，市肆不改易，兵器不沾血，就取得了天下，与汉、唐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本来就是不同的道路。五宗相继承袭帝位，以德行奉行此道；即使间或用兵，出兵也都有正当名义，从未有汉、唐那样的奢侈夸大之心，因此奠定了福泽而远离了祸患。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陛下继承大统，承接先祖伟业，可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以承受上天的恩泽。然而内部安宁时一定要戒备，处在外部安定中也一定要考虑危险，所以不能忘记战争，战争也不能完全废弃。战争虽不可忘记，却应当想到百姓生命的可贵；战争虽不可废弃，却应当想到喜好战争会遗留的灾祸，以汉、唐的奢侈夸大之心为鉴，继续发扬祖宗积累的众多福泽。所以有人说：“如今太平可以依靠，四夷没有忧患，应当毁掉兵器、销毁锋镝”，这是自取祸患的论调。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又有人说：“如今太平有余，四夷可以讨伐消灭，应当兴起军队，开辟土地。” 这是招致祸患的论调。希望陛下不要听信。臣希望陛下慎重选拔将帅，一定要选贤良之人；训练士卒和战马，一定要达到精强；谨慎设置烽候，修缮铠甲兵械，积储饲草粮食，修完整固城垒，以防备四方边境，这样并不妨碍使中原强盛。即使敌人侵犯我们的法度，我们也可以用逸待劳、以正直对付曲邪，这才是真正的天子之兵。钦宗靖康元年，兵部侍郎李纲上奏说：“臣恭敬地领受御批，看到朝廷发下给臣僚所上奏札的批示，不知是谁所陈述的意见，竟都与臣的想法暗相符合，这才知道今日并不是没有人在陛下身边，只是要靠陛下采纳他们的意见，果断实行罢了。”唐代韩愈说过：“不赦免，也不疑惑，只有天子能够明断。凡是这样的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易经》在《谦卦》上六爻说“适宜出兵”。《师卦》上六爻说，大君有命令，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说，谦卦的谦让到了极点，如果不出兵就不足以成就功业；师卦要取得成功，如果不戒备任用小人，就不足以保全治道。如今陛下对金人，使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没有不顺从的，谦让已经到了极点；然而金人却更加骄横悖逆，形势看来非用兵不能成功。依臣判断，迫不得已用兵，功业一定能够成就；但功业成就以后，陛下只需以任用小人为戒而已。臣愚昧，恭敬地希望圣上深刻考察圣人的言论，出自内心果断裁决，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这样大功一旦成就，中原数十年就可以没有强敌之患；否则，忧患还没有止境。所下发的奏札，请容臣明早来将上面的内容当面禀告圣训，臣谨此记录上奏知悉。御史中丞许翰上奏说：“臣听说敌人正在北方荒野驻营，窥伺太行一带的军队，而种师道的军队驻在黄河边尚未渡河。这会挫伤我军的锐气，向敌人显示我们的软弱，臣认为不妥。从前董卓曾说，征讨先零时，留下司马刘靖在安定屯兵，以造成声势。敌人想截断董卓的归路，稍加攻击便立即退去，就是因为安定有军队的缘故。敌人以为安定有几万人，不知道实际上只有步兵、骑兵四千人，因此可知用兵的形势关键在于依靠声援，并不一定要真的增加兵力。如今我军扼守狼车一带，而大军渡过黄河，号称十万之众，这足以震撼敌人的心志，增强各镇的士气；想战就可以及时应战，想和就容易同他们谈判。这比长期养兵不用、放纵敌人残暴，岂止强万万倍！希望陛下采纳臣的意见，下诏让大臣与种师道详细商议这样做是否便利。”然而臣屡次论及种师道，如今不能废弃不用；已经等候圣上恩准，让种师道主持河北戎事的时机，间不容发，可是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三四天，还没有听说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日〕 如今即使采用种师道的意见，恐怕也未必能使他尽心尽力，这是因为朝廷任用他不专一、信任他不坚定的缘故。还希望陛下作出睿断，早日谋划任用他。许翰又论述作战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金人退兵以来，朝廷的士大夫上面安逸、下面嬉游，只庆幸没有事端，倚仗这种情形自以为安宁；唯独臣暗中整夜不能入睡，正为此忧虑。强敌的本性贪婪无厌，而我国既向他们显示软弱，又以利益诱导他们，不过一两年，形势必然会使他们再次来犯。从所割让的三镇出发，敌骑奔驰三日，就会突骑侵犯都城，飞扬的尘土进入宫阙了。到了那时，金帛不能再取得，土地不能再割让，边境的军队不能再召集，智谋才能之士也不能再谋划，万世的变故，哪里说得尽呢！”如今听说姚古等人的军队已经驻扎在京城郊外，臣切实认为陛下可以把京城以外的军事事务交给将帅裁决；如果派一名使者前去传达命令，金人便可以退下；若使者不能使他们退下，就应毫不犹豫地用兵。臣曾反复筹算：我军作战取胜，防备和福祉无穷；作战不胜，北面扼守井陉，西面截断太行，内部守住黄河，国家稳固而没有忧患。敌人已经残破疲惫，准备退回，他们的兵力一定不能夺取三镇，所以我军胜利有利，不能取胜也有利。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一个理由。敌人的欲望已经满足，将领骄傲、士卒懈怠，天气越来越炎热污浊，人马喘息出汗；趁我军正锐利时攻击他们疲惫退归的军队，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二个理由。我军人多、敌军人少，以十人抵挡一人；回头观望的人处死，转身退却的人斩首。等到威令确实贯彻，疲弱者也会奋勇，何况关陕地区久经百战的士卒，外以金帛诱励，内以愤怒羞耻激发，必定能够击破敌人。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三个理由。种师道是持重的名将，如今虽年老多病，但他的智谋策略足以依靠。议论者见他木讷少言，便以为他似乎没有谋划；这只是因为他不靠口舌攻击贼敌。过去赵括谈论兵法，连他的父亲赵奢也难以驳倒，但赵奢却说赵括领兵必定会使赵军失败。宋文帝割据江左时，听到王元谟谈论兵事，言辞飘逸，颇有伊洛之间名士的风度；等到任用他作战，却望风奔溃。听说种师道从年轻时就沉着坚毅，这大概是他的天性。披甲戴盔的武人瞪眼难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可因此就怀疑他，何况如今再有姚古相助，一定能够共同成功。这是可以决战的第四个理由。陛下仁慈圣明，确实感动了万民，以大义感动三军，人人都想着为国战死，以洗雪中原的耻辱，发泄宗庙的愤恨。天时容易失去，而人心难以收拢；陛下如今不趁此有利形势行事，后来一定会后悔。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五个理由。如今那些只求保全自身、妻子儿女的臣子，专门务求夸大敌人的声势，虚张声势恐吓劫持朝廷，只顾苟安眼前，给万世留下祸患；他们的心思也没有别的，不过是担心作战失败后，罪责归于主张作战的人，使自己受到不利。

译如今一旦主张和议，自身就能保全而没有忧患；明年盛秋时节，敌骑再次到来，他们一定会推托说“是国家的事情使敌人没有到来”，就不能把罪责归于主张和议的人了。奸邪之人各自谋求自身利益，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利呢？他们已经不是为陛下的宗庙社稷作长远考虑的人了。一次胜负，是兵家常有的形势，关键只在于观察大计如何。议论者因为姚平仲先前轻率行动而遭到小败，便认为王师不能再使用。传记说：“凡是这样的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就。”所以臣只希望陛下果断决定罢了。许翰又论三镇说：“臣恭敬地看到，王师已经出动，而朝廷的谋划尚未确定，这是令人疑惑的事情。古今大概从没有靠疑惑不决的事情取得成功的。因此朝廷的意图迷惑，将帅的心志就不一致；将帅的意志分散，士卒的士气就不锐利。果断决定而坚决实行，鬼神也会退避，这是精诚的力量。陛下要裁决今日的议论，只须究竟决定和议还是作战，最终打算如何而已。其中一些小的得失，并不是大计所系。过去汉高帝、蜀先主，都号称聪明神武，是一代英雄；考察他们用兵，失败的次数很多，然而志气越受挫越奋发，越受抑制越昂扬，这是因为大计已经在心中确定，这正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陛下如果想决定和议，希望取来太史公所记《虞卿传》，阅读其中的来往辩论，这是古代的鉴戒。如今如果丧失三镇二十州的土地，天下的形势就已经断绝。西北没有河东，陕西就不能守；没有河朔，汴京就不能作为都城。计策不过是谋划渡过长江到江南。我考察永嘉年间渡江后能够建立东晋，是因为有王导、谢安这样的英贤相继出现，扶危救倾，仅仅能够立国，而中原丘墟终于陷入邻近敌国。假使当时没有王导、谢安这样的才干，或者虽有其人却没有得到任用，那么东晋的割据恐怕也不容易实现。即使能够成为东晋，宗庙可以重新建立，社稷可以重新建置；但盗贼进入陵寝，取走一捧陵土，那将怎么办？说到这里，令人不禁流泪。陛下永远想到将来的艰难，那么今日即使再次劳累天下，也仍然是不得已。为什么呢？选择祸患，应当取较轻的。有人认为，太祖即位以来，虽然没有江南、河东、蜀地，却最终能够统一天下。臣认为这不能相比。太祖生长在战争之中，不像陛下继承帝位、守持文治；建隆年间的将士身经百战、精锐强悍，也不像如今将领平素没有培养、士卒平素没有训练。敌人在掌握之中，却放纵他们不取，使他们日益壮大，又凭什么抵挡？不能因为太祖的事例，就认为凡是坚持和议的计策，都是以国家和人民为代价的。陛下如果要决定作战，臣所陈述的五条可战理由，已经详载在前一篇奏章中。如今如果敌人不肯交还城池，那么渡河的军队就应当作战；作战就一定要有漕运的事务、接应援助的军队和扼守险要的据点，这些都应预先治理。不计较小的退却，只责求最终成功，这样将帅的志向才会一致，士卒的士气才会奋发，三镇的守军才会抱定必死之心而没有二心。如果我们因为疑虑而派遣将帅，苟且行事，那么精锐已经丧失了，还凭什么取胜？如今凡是主张和议的人，如果只求眼前无事，也未必能够得到。臣听说西北的百姓人人相互说道：“我们这些人，与其做俘虏，不如向南作盗贼而死，尚且还能成为中原的鬼。”三镇的民众发泄愤怒和怨恨，进入内地作乱劫掠，这不是小小的变故。因此姑息眼前，也未必是正确的。何况将来会有什么祸患，还不知道在哪里停留。自古用兵，也必然会有不同意见。周成王时，周公东征，百姓中只有十个人献言愿意辅佐，其他人无不反复说艰难重大。晋武帝与杜预谋划攻取江南，大臣贾充等人都竭力争辩，只有张华赞成确定大计。唐宪宗采用武元衡、裴度的谋划，准备讨伐淮西；盗贼杀死武元衡，朝廷震惊恐惧，请求罢免裴度以安抚各镇。宪宗大怒，讨伐蔡州的行动更加急迫，唐朝的威令从此重新振作。周世宗刚即位时，北汉引契丹入侵河东，世宗亲自率军抵御，宰相冯道坚决争论也不能阻止；周朝的功业从此兴盛起来。

译《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 陛下之所以疑虑，是估计众人一定会拿姚平仲先前没有功劳的事来坚持自己的主张。臣近来询问种师道，姚平仲失利的原因，种师道对臣说：“劫营的办法，不应使用大军，而应当用小规模扰乱，使敌人自行践踏混乱，然后才可以乘机攻击。况且地势进入横河之中，估量兵力又受桥梁狭窄限制，这是用利益诱使敌人出战的办法；不利于把军队投入混战。”臣因此知道种师道是有谋略的。先前的失败，在于没有任用老将而任用了骁勇之人，没有依靠有谋略的将领而依靠空谈，并不是不应该用兵。从前石晋开运年间的变故，契丹开始入侵时战败，晋军却没有穷追；冬天契丹再次大举来犯，于是攻陷都城。本朝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澶渊时，也没有穷追，最终与之和亲。开运、景德两次驱逐敌人的防守形势相同，而成败结果却不同，为什么呢？开运年间，中原正弱，却向敌人显示畏惧，所以敌人再次到来；景德年间，中原正强，却接受和议，所以敌人终于安定。如今议论者不吸取开运放纵敌人的祸患，却想采取景德年间的宽大做法，可以说是不知道时势。陛下为什么不试着让主张割地的人亲自负责几年，保证敌人不再入侵？臣知道这些议论者一定会以困难为由推辞。为国家不能保全数年的安宁，却想决定万世的防御，绝不会这样做。希望陛下下发臣的奏章，使这件事能够形成确定的议论。晁说之《出狩议》说：安居本位而众星环拱着它的，是北辰。如果一夜之间离开本位，随着众星一起流转，那么上天将没有四时了。《商诗》不是说过：“邦畿千里，是百姓所安居的地方。”开创疆域直到四海，并不是先有邦畿来安置百姓，实际上是先安定百姓，使之成为邦畿。能够安定近处千里的地方，才能够把遥远的四海划入疆域。如果近处千里不能成为我国的邦畿，那么四海也将成为他人的疆域了。《周诗》也说：“贤能之人是藩篱，军队是墙垣，大国是屏障，同宗之人是栋梁；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同宗之子弟构成城防。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孤立无援而令人畏惧。”这是哀伤周厉王失去了这一道理，百姓不怀念德政，城防也毁坏了，哪里还能看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功业呢？所以国君为社稷而死，是礼制。后世有人凭自身保全一个州，以勇气守卫一座城，便被视为稀世伟大的功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学习礼制的过错。听说国君应当死于社稷，那么太王离开邠地，诗人为什么不讥刺他呢？回答说：太王离开邠地，是为了兴起周朝；当时正是商朝衰败的时代。纪侯完全离开自己的国家，《春秋》又为什么不贬斥他呢？回答说：纪侯离开自己的国家，是为了保存祭祀；当时正是周朝衰败的时代。假如处在商、周政治清明、君主盛世的时候，纪侯只会忙于携带玉帛入朝进贡，哪里还谈得上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呢？《春秋》确实没有贬斥纪侯，但对周王却有所讥刺。《尚书》说：“天王到河阳巡狩。”这是说天王本不应出外，出外便是自行与天下隔绝。天子的孝在于天下，诸侯的孝在于一国；所承担的责任不同，所受的要求也不同。汉文帝时，老上单于亲自率领十四万骑兵进入萧关，烧毁回中宫，侦察骑兵抵达雍地，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宫，可以说形势十分危急。汉文帝于是亲自穿上铠甲头盔，考虑亲自出征。后来匈奴又大举入侵，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但到了细柳，黄色车驾却屈尊停下，不能驱车进入，从未听说他轻率地外出巡狩。后来汉景帝即位，一天之内七国同时反叛，景帝命令周亚夫、窦婴率领三十六军讨伐；有张羽奋力作战，韩安国持重谋划，韩颓当功劳超过诸侯，而赵涉、剧孟、邓都尉等人为之谋划，七国王侯的首级指日可待。只是景帝的果断足以诛杀御史大夫晁错，形势足以派太常袁盎出使吴国，明察足以容许周亚夫不奉诏把梁国交给吴国，却也从未听说他轻率外出巡狩。唐明皇有始无终，昏乱淫逸、行事无道，本来不能与汉文帝、汉景帝相比；但唐朝国家的强盛也不亚于文景时期。一天，安禄山率领范阳、平卢、河东的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十五万军众反叛，攻取范阳以东的河北，攻陷东京，攻克桃林，潼关也失守。唐明皇不告知宗庙，不顾及九族，不晓谕百官，只带着几十名宫人和宦官撩起衣服逃跑，走了四十里便没有食物饮水，和征发的士卒一起挨饿受冻。第二天，军士不肯前进，他就杀了宰相，缢死妃子；仅仅走到中途，便有许多人散去。幸亏剑南运送骡纲到达，才用好话强行劝他继续前进，他也不敢说骑骡疲惫。途中他受辱于送来食物的农夫，向献酒的防守臣民诉说自己的真情，悲歌而鼻酸，像是后悔却又没有真正后悔。唐朝从此倾覆了。后来唐肃宗到岐地，唐代宗到陕地，唐德宗到奉天，都是仿效唐明皇的旧例。最后唐僖宗、唐昭宗出逃，按《春秋》的原则，也不应贬斥他们。从前安禄山刚开始反叛时，四方郡县有不服从叛贼的，都依靠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起兵。最终又依靠太子在灵武即位，来巩固天下的基业，那么百姓对于皇帝，难道不希望他留守而不出逃吗？梁武帝拘泥于追求没有益处的名声，窥伺没有实际的利益，专门把登用叛臣作为谋划；末了接纳侯景所献的十四州土地，自以为坐享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大功，却不知道他的宰相朱异收受侯景的贿赂，他的儿子萧正德又与侯景勾结谋划，长江不足以成为险阻，朱雀航、石头城和浮苴等处也不能保卫他。侯景逼迫武帝坐在殿上，白刃交错在面前，而侯景一伙只能焚烧宫室、侮辱妃嫔和君主、杀害百官，连自己的性命也不能保全。梁朝没有在侯景手中立即崩溃，只是因为武帝仍像往常一样临朝，却从未商议逃亡。苻坚的前秦，军威国势强盛，占据中原来威服各族，不是江左政权可以相比的。它凭锐利士气进攻衰弱的东晋，出动戎卒六十万、披甲战马二十七万，派遣攻下蜀汉的水军，带领幽州、冀州的陆军骑兵，军队绵延万里，齐声并进。东晋谢石的军队，不足以抵挡苻坚军队的十二分之一；谢琰、桓冲、朱序等人所率的清谈风流之士，也不足以抵挡苻融、张蚝、慕容暐、慕容垂、姚苌等如熊似虎、身经百战的将领。然而苻融的军阵逼近淝水，听从朱序的诱导一动，便奔溃而不可收拾。苻融被擒，苻坚仅凭自身逃脱，姑且走到洛阳再进入长安，却连坐席都未坐安，便又逃出五将山。

译姚苌抓住了他，把他幽禁在新平的别室中，后来他自缢而死。靳传国以此事申明义理，向尹纬询问如何怜惜人才。当时慕容垂和他的儿子慕容宝在中途反叛，燕国又因此复兴。乞伏氏父子接着在陇右反叛，秦国因此建立。句町王在河南反叛，姚苌在万年反叛，慕容冲起兵于帐下；慕容暐的变乱从防守之中突然发生，实在令人恐惧。假使苻坚收拢散兵，不离开长安，任用权翼、苻越的忠诚谋略，督促张蚝、石越、毛当、苻飞龙奋力作战，那么怎么会很快遭受五将山的耻辱和新平的灾祸，使前秦终于灭亡呢？执掌政事的人应当鉴戒汉文帝、汉景帝不出逃而使国家兴盛，唐明皇出逃而使国家衰亡，梁武帝不出逃而国家仍存，苻坚出逃而国家灭亡；只要反复权衡一番，天下的利害关系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又有古代真实事迹可以考察，臣要向执掌政事的人陈说：燕太祖文明帝慕容皝凭新建立的国家，出兵取得小胜，便激怒石虎的后赵大军；石虎率军逼近，一日之间就从赵国夺取了二十多座城。赵军将要逼近都城棘城，慕容皝害怕，想出城逃亡。他帐下的将领慕舆根劝谏说：“大王只要迈出一步，就会成就赵王的霸业，中了赵国的计策。如今国家坚守坚固的城池，形势比在外面强百倍；事情即使不成功，也不至于失去逃走的机会，为什么要一见风声就弃城离去呢？” 难道要去做注定灭亡的事情吗？玄菟太守刘佩说：“事情的安危系于一个人，大王应当自我振作，以此厚待将士，不应当自我削弱。”他的谋臣封奕说：“石虎凶暴残恶已经到了极点，鬼神都共同憎恨他，祸败到来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如今他倾尽全国兵力远道而来，攻守形势已经不同；即使戎马强盛，也无从施展。军队停留日久，内部自然会产生裂隙，只要坚守来等待他们就是了。”燕国于是依靠刘佩奋力作战，大败赵军，最终成为大国；石虎也因不义而死。这尤其是今天执掌政事的人应当知道的。所谓尼雅满、斡哩雅布，并不是石虎一类的人。他们凶暴淫乱、行事无道，甚至超过石虎。我们不可迈出一步而自我削弱，成就贼人的计策；只应坚守，以造成百倍的有利形势，等着他们被明神诛杀。何况我朝祖宗基业坚固，宗庙社稷神灵护佑，如今天子勤俭图治，本来就不是新建立的燕国可以相提并论的。臣私下也有值得忧惧之处：如今的谋臣比起封奕怎么样？如今的战将比起刘佩又怎么样？执掌政事的人不应忽视这一点。又如燕幽帝慕容暐曾多次被晋大司马桓温的军队击败。桓温乘胜到达枋头，慕容暐很害怕，和太傅慕容评谋划逃往龙城，幸亏吴王慕容垂请求出战说：“如果实在不能抵挡，逃走也还不晚。” 结果慕容垂在襄邑大败桓温，并取得晋国的寿春。这时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没有必要再向执掌政事的人陈述了。如今的谋臣一定不会成为慕容评那样的人，但我们的将领能否比得上慕容垂，又怎么样呢？执掌政事的人还应当再次思考这一点。这两件事大概都是已有的前例。光武帝当初在河北，得到邯郸、信都二郡的帮助。当时军队尚未会合，议论者多说可以凭信都的军队护送自己向西返回长安。只有邳彤说：“如果明公没有征伐的意图，那么即使是信都的军队，也难以防守。明公既然向西而去，邯郸城中的百姓不会舍弃父母、背离城主，跋涉千里护送您；他们必然会离散逃亡。”光武帝不再西行，最终依靠这两个郡统一了天下。当光武帝创业之初，尚且不肯使两个郡的民众离散逃亡，而是固守河北；执掌政事的人却认为如今历代圣主相继光大的基业，难道可以不顾京师百姓离散逃亡而固守天下吗？唉！慕容皝离开棘城，慕容暐逃往龙城，燕国虽一度兴盛却又灭亡；光武帝轻率离开河北，就不能实现中兴，汉朝也不能重新拥有天下。执掌政事的人幸望稍加思念。有的人说：“晋元帝灭亡时，保住江东而兴起帝王事业，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回答说：“晋元帝是以琅邪王的身份渡过长江而即帝位，并不是驱赶着天子的车驾向东巡行。他能够即帝位，难道只是借助江山险固吗？中原有名望德行的士人，如王导、周顗一类，都没有忘记中原的故国，彼此慷慨流泪，在荆棘之中建立宗庙罢了。当时东晋的土地，南到寿春，北至彭城，东到洛阳。假如晋元帝居住在洛阳旧都，收拢中原遗留下来的英才，那么刘渊、石勒一类人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请允许臣用两件事来说明。东晋刚刚兴起时，势力很弱，却正处于争先取胜、势如破竹的时候。刘琨远远奉行朝廷的威命，没有一天不在刘渊、石勒之间作战，几乎使晋朝复兴，却最终失败。假使刘琨没有死，他就会消灭刘渊以使晋阳兴盛，杀死石勒以巩固河北，那么洛阳、长安都将归于晋国。祖逖的志向在于收复中原，是刘琨所敬畏的人。他在豫州时，百姓背负着孩子前来投奔，将士乐意为他拼死效力，敌人不敢窥伺进兵。石勒还派官吏守护祖逖母亲的坟墓，黄河以南重新归晋所有；祖逖攻取土地千里，恢复户数以万计。可惜祖逖不能亲自实现渡江北伐的志向便去世了。晋朝末年尤其衰弱，大司马桓温的军队尚且能够抵达霸上，刘裕的军队又足以进入长安。何况是在晋元帝刚刚兴起的时候呢？当初形势尚未确定，正是争先取胜、势如破竹的时候；后来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箭已射入而力尽的形势。刘琨、祖逖这两个人，晋元帝能够任用却没有任用他们，因而无法统一天下。桓温、刘裕这两个人，没有出生在晋元帝的时代，否则也会效忠辅佐晋王。执掌政事的人应当想到，琅邪王渡江时失策尚且如此，何况以天子的尊位发动江东之举呢？难道不可惜吗！古人所谓目前即可验证、天下共同知道的事情，就是臣所陈述的这些往事。在本朝，则章圣皇帝因为契丹再次进入河北，没有向西巡幸蜀地，也没有向南巡幸金陵。上面有毕士安的深谋远虑，下面有高琼竭尽忠诚，最终由寇准以果断的决策促成，不再徘徊，径直巡幸澶渊。他流传给天下的福泽，直到今天仍使人受益。这些事情即使不用晁说之的话说明，执掌政事的人也早已知道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 征伐 宋高宗建炎元年，开封尹宗泽上奏说：“臣考察河北西路的真定、怀州、卫州、浚州等地，现在有番人占据；如今他们又把番马分留在洺州，向四面修筑营寨，秘密插设鹿角，意图发动进攻。如果黄河以西的各州不能守住，那么敌人的奸计所包藏的祸心就不浅了。京师虽然有所防御准备，却不容易居守。臣因为看到上述情况，已经在本月初七日率领、押送人马从游家渡渡过黄河，防备并约集河西的忠义统制等人商议，随机筹划。如果事情确实可行，就一面招集同心协力的人，谋求收复失地，安置流离百姓，以谋求长久利益；如果敌势厚重，无法施行，就把所见利害的确情形，便宜拟定一份奏疏上奏。希望圣上体察河北是天下的根本；河北不能守住，那么干戈弓矢就难以收起。臣每每想到前些日子的失败，大概是由于将相倚仗太平局面，安然不顾忧患；早晨进一条意见，晚上又提出另一种说法，只把讲和、请求订盟作为主意。如今若再不防备袭击、不修治武备，臣私下实在忧虑。兵法说：‘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臣不顾衰弱无能，已经渡河察看地势，另行具奏报告。” 建炎三年，张浚论述自我整治的防务说：“臣冒昧提出一点管见，冒犯圣上的听闻。退下来反省自己的狂妄愚昧，实在战栗不安。臣自从国家多难以来，对于军旅之事常常私下留意。臣曾经深思熟虑，寻求取得胜利的方法，大要不出古语所说的‘上等的防御没有比自我整治更好的’。为什么呢？人心不服，就不能作战；将士彼此不熟悉，就不能作战；士卒临时拼凑，就不能作战；步兵和骑兵不能相互配合，就不能作战。具备这四种情况，却想驱使军队求战，这叫作轻率用兵。轻率用兵失败，从来没有不使国家灭亡、家室破败的。因此古代的明君贤臣知道自我整治不可忽视，一定先修养自身、端正自己，以此率领群臣；使信号和命令明确，赏罚分明；减轻赋税，亲自实行节俭；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让贤能者居于上位，不肖者居于下位。全国的人才会爱戴他如同父母，敬畏他如同神明；知道我们的君主值得归附，知道邻国是我们的仇敌。人心已经服从，然后才可以谈作战。”于是选拔将领、任命统帅，并使他们长期任职，让士卒的心有所归属；整顿、划分正规队伍，以严明纪律约束，使临时拼凑的弊病没有容身之处。储蓄财赋，疏通商贾，使精兵锐骑充满国内；这样即使有不必作战的情况，一旦作战也必定取胜。臣曾经在陛下近前恭敬应对时，多次谈到这些。大体说来，想要实现中兴的治理，不可以轻率谋划。何况兵政败坏，已经积累了许多年；朝廷的纲纪政事中有不便于民心的地方，形成的时间也很久了。风俗奢侈糜烂，士大夫的风气衰败，不经过一次大的改革，人心不会归附。陛下登基以来，兢兢业业，只把自我整治作为目标。臣虽然没有才能，也早晚奉行圣训，思考使人心服从、选择将士、治理临时拼凑的军队、招募骑兵的方法，不敢稍有懈怠。臣认为今日的事情确实可以有所作为，道理是明白的。金人侵犯中原，杀戮无辜，不知有几千万；掳掠妇女，抢劫财宝，他们名义上虽然强大，实际上容易对付。陛下只要急于自我整治，缓于急切求战，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臣之所以反复谈到这些，是因为臣私下观察行在的军队，大多是临时拼凑的，将士彼此不熟悉，步兵和骑兵也不能互相配合。臣担心掌握兵权的臣子想要谋求一时的近功，妄自兴兵，一旦遇到坚强的敌人，势必溃散。从此江浙就会多事了。希望陛下明白下诏给大臣，让他们分别把各类兵士编为一军，像京师的军队一样集中统一；京东、河北也照此办理，屯驻在险要之地，彼此犬牙交错、互相牵制。选拔善于安抚治理的人，按时供给他们衣服和粮食，以此蓄养他们，使他们不成为中原的祸患。陛下如果把陕西的军队带随车驾向西而来，及早占据有利形势，更加研究自我整治的防务，天下的事情就大体确定了。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臣承蒙陛下厚重的眷顾和知遇，已经把能说的全部说出，即使有冒犯越礼之罪，死也无处逃避。臣惶恐至极。张浚又上奏说：“臣不顾斧钺诛戮，冒昧用狂妄浅陋的言论，蒙昧地冒犯天听，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臣听说兵事是国家的大事，社稷的安危由此决定，百姓的安乐忧苦也由此分判。臣虽然愚昧平庸，但确实曾经深刻考察、反复研究，早晚思索，推究其中大要，也不过是根据人情。臣私下认为今日的形势是：金人没有争夺天下的谋略，只是他们部族坚忍，士马强盛，凭几万精锐骑兵，驱使几十万无路可归的亡命之徒，给四海造成大患罢了。如果关中的精兵先加以蓄养，然后使用，一战取胜，天下就可以收复；如果不是这样，一战失败，天下就会灭亡。为什么呢？兵家的紧要事务，不外乎比较敌我双方；把细微之处都考察比较，胜败自然就分明了。只是我国国家的名义，与敌人行事无道相比，谁更正当？我国的朝廷，与敌人伪造的官府相比，谁治理得更好？我国的人才，与敌人所任用的人相比，谁更贤能？我国的施政，与敌人的施政相比，谁更合宜？我国的将士，与敌人的将士相比，谁更勇敢？我国的士卒，与敌人的士卒相比，谁训练得更好？我国的铠甲战马，与敌人的铠甲战马相比，谁更多？我国的行军布阵，与敌人的行军布阵相比，谁更整齐？” 我国的赏罚，与敌人的赏罚相比，谁更明白？我国的法令，与敌人的法令相比，谁执行得更好？广泛考察、博采众议，处处作同类比较；这样，有些仗即使不打，一旦作战也没有不能取胜的，这就是王者之师未战先胜，因为敌我双方的条件已经预先弄清楚了。陛下想到父兄的耻辱，思念宗庙所受的侮辱，特意发布诏书，让臣承担中兴的责任；所给予的委任和知遇十分厚重，所寄托的期望也非常巨大。臣不是木石，怎么敢爱惜自身而辜负陛下的知遇呢？只是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大计，有些话不能不为陛下陈述。陛下想要乘作战胜利后的锐气，效法周宣王北征，这不只是陛下所愿意做的，也是臣所愿意做的；不只是臣所愿意做的，也是天下人所愿意做的。然而臣曾考察周宣王施政的事迹，他的安排是逐步完成的，正如《诗经》所说：‘内修政事，外使远方归服，修治车辆马匹，准备器械，在东都重新召集诸侯，又借田猎来选练车辆和徒卒。’这些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积累的。所以《鸿雁》所写的安集流离者，《采芑》所写的养育人才，《庭燎》所写的勤于政事，都是在无事之时预先施行并取得成效，因此到了用兵之际，才可以期待战胜。《六月》诗又明白说到薄伐北方、进军太原的举动，这就是直接抵达敌人的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