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七

译刘挚又弹劾韩缜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圣人对于天下，只要有一件事没有安处于其本性和命分，就会忧伤地为之感痛，认为是自己造成的。一件事失去适当位置，尚且要由自己承担责任，何况百姓生命这样重大呢？所以治理百姓要先施行仁爱，后施行政令。百姓即使犯罪而触犯国家法律，圣人仍然哀怜同情，不得已才施用刑罚。凭借统治人民的权势，尚且如此重视爱护天下，何况臣子分担忧患、共同治理国家，怎么敢擅自杀人呢？祖宗仁爱天下各方，对官吏把人罗织入罪的行为，都有法令规定，故意陷害者尤其严惩。官吏即使心中有故意，也还要假借法条来定罪；这种行为已经是祖宗所不能容忍的，何况擅自杀害无辜之人呢？臣谨按：前知秦州韩缜，因饮宴到半夜才结束，指使传勍拿着蜡烛侍奉韩缜进门。韩缜看见他后发怒，第二天杖打传勍背部一百下，传勍三天后死亡。他的家人拿着血衣到朝廷申诉。起初朝廷把案件交给本路按察弹劾，韩缜便自行申辩；但他的主要说法即使过分修饰，也不能掩盖杀人的罪行。后来只听说朝廷屡次下达查核的诏旨，直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臣私下认为，韩缜和传勍虽然贵贱有别，但说到底都是各守职分、共同办事的人，都是陛下的臣子。传勍有罪吗？那么陛下自有法律，应当交给有关官署查验事实后依法处死。如今韩缜却放纵一时的愤怒，揪住传勍的头鞭打他的背部，违背情理、逾越法律，杖打到一百下而将他打死。正当太平之世，内外官员无不畏惧法令、遵守规矩，韩缜却凭借帅守之职发泄私愤，乘着恼怒蔑视法典，暴力杀害官吏，心中轻视朝廷；事情已经这样，朝廷还有什么可疑的，为何查核委曲迁延到这种地步？议论的人认为韩缜家世显贵，亲戚交游多在权势尊贵之家，内外相互依托，谁不出力相助？假如是孤立无援的普通人，敢杀害一个无罪之人吗？案件一定不会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拖延这么久，更不会延续到明堂大赦。臣又听说王韶到来后，很替韩缜声称冤枉。王韶先前因为在边地欺骗朝廷，被判降一级官；韩缜却替他掩盖事实来使他的事情成立，所以王韶极力为自己辩解，以迷惑朝廷；两人以奸利相互交易，意图在于报复韩缜。如果朝廷万一相信了这种说法，恐怕死者的冤屈不能伸张，国家的法度不能端正，这不是陛下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况且韩缜所到之处暴虐凶狠，肆意违法，残害人命、损害事物，前后并非一件。如今边疆尚未安定，如果不重重追究韩缜的罪责，不为传勍伸张冤屈，恐怕无法感发将士之心，取得他们拼死效力。伏望迅速降旨施行。” 知谏院陈襄弹劾秀州军事判官李定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任用人的方法，没有比辨别邪正并知道君子、小人的行径更重要的了。君子的道路，是喜好道义而不顾利益，所以他说话忠诚；小人的道路，是喜好利益而不顾道义，所以他说话谄佞。这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察的。臣伏见秀州军事判官李定，近来被右正言孙觉推荐，奉召赴京。李定知道天下人都认为青苗法不对，只有王安石一党坚持认为它正确。他每次到王安石门下，以及和士大夫交谈，无不极力称赞青苗法，认为这是仁政，想用来迎合王安石的心意。前些日子臣私下听说他已经被召入对答。李定口才敏捷而善于谄佞，一定能说甘美的话来取悦陛下。臣还担心制置司的臣僚喜欢他依附自己，暗中互相引荐，把他安置在要职上，从而扰乱国家大政。听说李定曾对人说，陛下已经亲口答应台谏官任用差遣之事；这即使未必属实，也恐怕陛下了解他不深，误将他提拔任用。像这样谄佞的人，不是朝廷的福分。孔子说：‘要远离谄佞之人。’荀卿说：‘谄媚欺骗我的人，就是我的祸害到来了。’据此论说，臣近来曾弹劾太常博士李南公，认为他的资历次序太浅，才小而善于谄佞，请求追还任命他为转运判官的诏命。陈襄又说，监察御史王子韶回避正道、反复无常，难以和他商议政事；李定又阿附权势、行为不正。都希望另行授予他们外任以及合适的差遣，以断绝谄佞之人侥幸求进的道路，不要损害陛下明察任用人才的声誉。陈襄又弹劾监察御史里行王子韶的奏状说：臣伏见监察御史里行王子韶，向来不是端正之士，却滥居执掌法令的官位，暗中依附大臣，秘密互通书信。臣访闻，他的兄长王子琦参与宫官的推荐，王子渊获得提举的征召，都是王子韶通过私下请托得到的。臣认为，大臣的职责专在保举任用贤能；御史的职务在于纠察惩治违法之事；如今却出卖恩惠、接受请托，和市场交易没有区别。上下都这样，公义在哪里？请求交付制置司的臣僚查问。王子渊既然是御史的兄长，不知是什么人推荐，尤其应当推究弹劾，以此端正上下之间的刑法，也让后来的进用者有所警戒。臣不敢妄自上奏请求任命。王子韶回避正道、反复无常，台中难以和他商议政事。伏望由陛下亲自裁断，另行授予差遣，或许可以澄清台宪，堵住众人的议论。陈襄又弹劾刘攽、王介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刘攽、王介在试院中愤怒争吵，被台官张戬等人弹劾，已经奉圣旨，免于查勘并缴纳赎金。朝廷虽然表示宽恩，舆论却认为处理不当。刘攽、王介都是凭文学才能被选拔，置于馆阁之中，本应修养积蓄才器，成为名臣；刘攽只是崇尚意气、凌辱他人，动辄嘲笑侮辱；王介则心胸偏狭、喜好争竞，所到之处喧哗悖乱。平日行事都这样，别人拿什么来观法？增长浮薄风气、损坏礼俗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求严加警戒惩罚，特别予以贬斥，使他们居于外地，改过自新。这不只是刘攽、王介的福分，也是朝廷忠厚的举动。” 陈襄又弹劾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的奏状说：臣访闻，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管勾都指挥使公事宋守约，性情贪婪暴虐，违背制度、行事不公，凌辱军人，无理鞭打并配役。前后私自役使士兵修建宅第和产业，每天不少于一二百人。又分派他们修筑东西窑灶，改造砖瓦，运输土木，甚至脱靴、击打、打草之类的杂役，无不是军人承担。道路上的人都怨声载道，却没有人敢说话。他处在陛下的手足之下，竟敢如此横行，难道可以容忍吗？伏望陛下根据臣所说，责问各军人员；如果查出件件属实，便剥夺他的官职，交诏狱审理，以端正法典刑罚，使今后掌管军队的臣僚不敢违法逾制。

译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状奏说：本月二十二日，接到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沈起以朝散郎身份监岳庙。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当权，开始谋求边功，和四方夷族结怨。王韶因熙河之事进用，章惇因五溪之事被任用，熊本因泸夷之事奋起，沈起、刘彝听到后便仿效他们，和交趾、蛮族结怨，战事接连、祸患相结，死亡者达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因此遭受涂炭，直到今天二广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先帝起初想杀掉这两个人来向天下谢罪，王安石等人却曲意加以庇护，使他们得以保全首领，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圣旨说，沈起所犯罪行深重，永远不再叙用；天下传诵此旨，认为极其恰当。这是先帝不可更改的话，不是今天可以凭即位恩典赦免的。沈起和刘彝各自背负天下数十万生灵的性命，即使终身废黜禁锢，仍不足以抵偿罪责。近来只因稍稍任用了刘彝，沈起便不自量力，竟敢上诉，妄想把罪过一并归给刘彝，攀援把持，企图一定达到目的。臣认为，安南之役，是沈起实际首先发动，刘彝随后承接。法律有首犯、从犯之分；刘彝在吏干和学术方面还略有可取之处，而沈起才能低劣，平日行为奸险。庆州军队叛乱时，沈起镇守永兴，刚听到流言便披甲登城，惊动三辅，几乎酿成大变；他所到之处的治理状况，人人都以为可笑。他任知杭州时，处置尤其乖谬，导致遭受灾伤的百姓死亡人数是其他郡的两倍。他还和张靓等人违法宴饮，交结私情，无所不至。朝廷任用刘彝已经不合公议，更何况沈起，绝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如今只给他一个朝散郎监岳庙的处分，实在不值得计较。臣私下哀痛先帝极其明断、不可更改的话，竟被轻易改易，实在不忍心下笔起草词文，以致四方群小暗中相互庆幸。吕惠卿、沈括一类人，也出现了可以起复任用的苗头，其为害不小。伏望圣明深切念及先帝关于沈起永不叙用的诏令，不可改易；数十万人的性命所蒙受的冤屈，也不可忽视忘却。请明白诏告有关官司，今后如果有人敢替沈起一类人请求叙用，就以所拟告词的罪名治罪。臣不敢撰写告词，谨记录上奏。苏轼又和朝请大夫、试中书舍人范百禄共同上状奏说：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吏房送来的词头，其中说知建昌军陈绎奉圣旨，差任知兖州。臣等查考，陈绎任知广州时，私自取用、索取市舶库的乳香，斤两很多；本罪极重，因为原先查勘不尽而过分减轻了他的罪行。他又在外购买活羊，寄放在屠宰行，命令供应肉食，计算亏损价钱三十七贯有余；州宅原来供奉檀木观音一尊，陈绎另造杉木胎的观音像，将原物交易入己，计算亏损官钱二贯文；属于自盗赃物一匹二丈，按例应当除名。又放纵男仆役使下禁军织造坐褥，不让他们赴教；放纵男仆和道士何德顺相互往来，陈绎曲意庇护何德顺的弟弟何迪偷税黄金四百两；事情未断便抽罚税钱；没有察觉公使库破损；还让男仆及随行助教领取供给食钱；用公使库的粮食饲养白鹇。这些属于窃盗、自首不尽赃罪；其余罪犯难以全部列举。奉敕，陈绎削去职任、降官，任知建昌军。诏词大略说：他的罪行严重到应当除名，论其赃罪已经属于自盗。臣等谨按，陈绎资性奸邪，士行鄙恶，当时所犯本来就应当除名；如今任命他知建昌军已经违背公议，哪里适合重新录用、再掌管大州？这不仅一定会招致众人非议，也恐怕使奸邪之人再次被任用，其苗头令人畏惧。上述告命，臣等不敢依例撰写词文。苏轼又和范百禄上状奏说：本月十八日，接到本省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张诚一邪恶险诈、妨害政事，有损孝行；追夺观察使、遥郡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衔，依旧任客省使，提举江州太平观，发往本任。”臣等看详，张诚一无故多年不安葬亲生母亲，既不是身在遥远任所，也不是事情和力量所不及；他贪恋宠荣而忘却亲母，为清议所弃，却仍然获得提举宫观的任命，已经使舆论惊骇。况且谏官原先说，张诚一打开父亲的棺椁，掠取财物；如果确有此事，即使把他公开处死，也不算过分；如果没有此事，也应当替张诚一辨明。由于此事关系到恶逆不道，并非寻常罪犯可以不彻底追究。如今既然查核仍没有明确结论，就应当设置专司推问审讯，彻底查清依法处理。上述告命，臣等不敢撰写词文。苏轼又和范百禄上状奏说：本月十八日，接到本省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李定身居侍从之位，却始终不说母亲是谁，厚着脸皮隐瞒心志，贪冒荣宠、自我欺骗；削去龙图阁直学士，任本官分司南京，允许在扬州居住。臣等看详，李定所犯之罪，如果起初没有人进言，那只是他自身负有大恶；如今既然进言者所说如此，朝廷查勘属实，却让这个不认母亲、不孝的人仍以通议大夫身份分司南京，这就等于朝廷也允许这类人凭此占据高位，败坏风教，危害不浅。并且查勘李定请求侍养母亲时，他的父亲已经八十九岁，按礼本来就不应批准；李定如果不请求侍养，必然招致舆论，获罪不轻，怎么可以就把侍养抵作心丧？考察礼法，必须勒令他追服丧制。上述告命，臣等不敢撰写词文。苏轼又上状奏说：本月二十八日，接到中书吏房送来的词头一道，任命正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致仕的楚建中为户部侍郎。臣私下认为，七十岁致仕，是古今通行的义理。不只是臣子有仕进、退处始终的分际，朝廷也借此维持礼义和知耻的风气。如果在已经致仕的年纪重新起用，并以越次的职位对待，就必须是国家有非常的政务，而本人有超绝世俗的才能；才能声望既然崇高，朝廷内外自然心悦诚服。近来起用文彦博，天下都注目，四方夷族也改变了态度。哪里能让平庸之才也玷污这种盛大的恩典和德举？像楚建中这样的人，决不是合适的人选。臣私下料想，任命一经传出，必定会引来众多奏议交相上呈。幸好命令还没有公布，可以追回。上述告词，臣不敢撰写，谨记录上奏。

译苏轼又论述吕惠卿的奏疏说：臣听说，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张汤挟持巧诈之术，迎合皇帝的意旨，变乱货币制度，扩大刑狱，使天下人重叠着脚站立，几乎达到混乱的地步。汉武帝觉悟后诛杀张汤，天下才安定。唐德宗时期，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类，竭力劝说征伐，帮助促成暴虐的征敛，使天下人相继背叛皇帝，德宗甚至流离播迁。唐德宗觉悟后驱逐卢杞，社稷才得以保存。大概小人天性倾邪，安于不义，本性阴险狠毒，尤其喜好害人；如果不把他除掉，最终一定成为祸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具有张汤的巧辩诈术，又兼有卢杞的奸险凶恶，诡变多端，敢于违背法度，见利忘义，贪财无厌。王安石刚开始执政时，任用他为心腹。王安石是山野之人，强横傲慢而荒诞，对于吏治事务本来没有什么了解；吕惠卿指点挑剔、加以教导，帮助他成就恶行。青苗法、助役法的议论出自吕惠卿之手。韩琦首先说明青苗法的害处，先帝知道韩琦朴实忠诚，立即醒悟，想罢退王安石而施行韩琦的意见。当时执政大臣都听到了皇帝的善意，王安石惊慌失措，也多次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欣然有了可以暂时歇息的希望。吕惠卿当时只是小官，自知失去权势，便上章请求入对，竭力进献邪说，迷惑圣听，巧妙地扭转皇帝的意向。他以馆殿官身份代理内侍的职务，亲自负责传宣诏令，以此扶助王安石；又肆意作虚伪的辩解，来为难韩琦的主张，并替王安石谋划控制上下的诏令，大多使用刑狱来震动天下。从此诤臣闭口不言，有识之士丧失信心，天下人也纷纷随波而行。至于排斥打击忠良、引进邪党，吕惠卿所起的作用占十之八九。后来他又提出手实簿法，连一尺屋椽、一寸土地都查括无遗，鸡、豚、狗、彘等家畜几乎全被登记；专门使用告讦，细究到毫毛，鞭打刑罚交相施用，纸张笔墨价格飞涨，小民的怨恨痛苦超过了青苗、助役之害。又借保甲正长发放青苗钱，编结甲户赴官，不遗漏一户，上下骚动不安，于是导致河北百姓流离迁徙；即使上等富户，也有赶着车牛、携带金银，流入襄阳、邓州一带的。吕惠卿随即又兴起大狱来恐吓胁迫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一类人，仅仅保住性命而离去。他究察其中的害人之心，本来想株连牵引、污辱公卿，远不止于此；只是依靠先帝天性仁圣，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吕惠卿不能把恶行推到极点，否则安分守道的士人将一个也不能幸免。后来，吕惠卿因贪赃之罪被罢黜，于是竭力陈说边防事务，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杂用蕃汉之人；对上与冯京意见不合，对下则同蔡延庆等人竭力争辩，只有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他的主张得以施行，违背人情，扰乱边政，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西戎并没有发生变故，他却妄奏有紧急警情，擅自统领大军，进入边境，最终没有见到敌人，拖延很久才回来，耗费资粮，丢弃的兵器铠甲以数万计，任意欺骗防守，坦然自若，仿佛无人之境。又树立石碑记功，使西戎明白知道朝廷有吞并消灭灵州、夏州的意图。从此戎人怨恨反叛，边境骚动，河陇地区困竭，天下疲敝。永乐城失败时，大将徐禧本来就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荐的；他自始至终擢升任用，最终把边政交给了他。败报刚传来，就震动了宫廷，使先帝忧惧不安，最初的病情实际上就是由此引起的。边境祸端一旦发生，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等到吕惠卿调任统领河东时，大规模征发人力和牛只，在葭芦、吴堡两寨的生地上耕种；因为有重兵护卫，才敢播种，播完种就回来，不敢再去查看。到了秋收时，又调重兵防守护卫收割，收获大多是秕子和稗子，在雨中收下后立即腐烂。吕惠卿夸大数量，发文给转运司交割，妄称可以停止馈运；实际上耗费极大，却没有丝毫收益。边臣都畏惧他，没有人敢说话。这只是吕惠卿在朝廷任事的一两件事，即使把他公开处死于市朝，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险恶刻薄，简直不是人所应为；即使是闾巷中的下贱之人，也有不肯吃他剩余食物的。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有像鸟护卵那样的恩情，有如父亲和老师般的情义。当他们谋求进用时，关系牢固如一，互相提拔引荐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相当、势力相互倾轧，转眼便互相吞噬，化为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时，作为执政大臣推荐了吕惠卿；吕惠卿取得地位后，害怕王安石再次被任用，于是制造王安国、李士宁的狱案，以阻止王安石回来。王安石察觉后，一接到召命便起身赴任，两人轮番互相攻击，务求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一党说，吕惠卿让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人的钱购买田产，让舅舅郑膺请求夺取民田，让僧人文防请求夺取天竺寺僧舍。朝廷派蹇周辅审讯此事，案件将要审结时王安石罢去，此事便不再追究查办；御史台可以重新查阅。吕惠卿说王安石与人结党作奸，并揭发他的私信，其中一封写道‘不要让齐年知道’。所谓齐年，指冯京；冯京和王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当时还认为吕惠卿的罪责较轻。吕惠卿又揭发王安石另一封信，写道‘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和王安石彼此推心置腹，托付妻子儿女，平日结交，唯恐关系不够深，所以即使欺骗君主的话见于书信之中，也不再彼此怀疑。吕惠卿当时正在搜集一切事情，已经一件件记录下来，以备紧急时使用。两人一旦发生利益之争，便互相揭发，搜寻罪状不遗余力，必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是狗猪都不肯做的事，吕惠卿却做了，竟然毫不感到惭愧羞耻。天下士人见他居于高位，都侧目畏惧。君主任用人，想要他忠诚守信于己，必定要考察他是否仁爱父兄、信实于师友，然后才把政事交给他。所以栾布违抗命令而没有废弃彭城，推究他的仁心，便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为君主而忍心吃掉儿子，推究这种残忍，便会发展到弑杀君主。栾布只是没有废弃彭城的命令，所以汉高祖知道他贤能；李勣只是没有贪图李密的土地，所以唐太宗称许他的义行。两人最终都侍奉过两位君主，却都成为名臣，是因为他们保存了仁爱之心，施用于任何事情都不会失当；虽然公事和私情有所不同，但忠诚厚道并没有差别。至于吕布，侍奉丁原便杀丁原，侍奉董卓便杀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便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便反叛司马元显。他们背逆人理，为世人共同怀疑，所以吕布被曹操诛杀，刘牢之被桓氏杀死，都是因为一生反复无常，按情势看不可能容存。

译曹操、桓温都是古代的奸雄，能够驾驭英豪，什么样的人没有，但推究利害，最终也都畏惧这种人。如今朝廷选用忠诚守信的人，唯恐做得还不够，却把吕惠卿置于其中，这就像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枭鸟和鸾鸟同栖，不仅彼此势不两立，而且恶人一定会取胜。况且自去年以来，朝廷罢免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聚敛牟利，有的因为滥用兵力；凡有一件事危害百姓，都不能逃脱谴责。如今吕惠卿一人兼有众多罪恶，自己知道罪大，却想凭借调到闲散职位来免罪，天下公议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日言事官论奏奸邪之人，像邓绾、李防之流，细小过失也必定揭发，却没有涉及吕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猜忌、残忍如蝮蛇蝎子，万一再次被任用，必定因细小怨隙报复，所以言官不肯轻易发言。臣愚钝少虑，认为自己居言责之位，却与元恶之人同时在朝，反而畏惧回避、隐忍不言，是辜负朝廷；因此不顾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伏望陛下独断于圣意，略为整肃典刑；即使还不至于污辱斧钺，也应追夺削除他的官职，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让他去抵御魑魅。殿中侍御史吕陶论奏蔡确等人观望不肯同心改法的奏疏说：‘臣听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一旦辨明，王道便能成功；邪正之人混杂在朝廷，政体就不能纯正统一。这关系到天下安危、治乱，极其重大，历代君主应当慎重考察取舍。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临朝执政以来，念及祖宗积累基业的艰难，思考先帝托付的重大责任，保佑圣明的嗣君，安养百姓，铲除弊政，广施德惠，召用一两位旧臣，与他们裁定修正法度，整顿完备纲纪，以传于万世。希望皇帝陛下将来遵循并守持这些制度，那么宗庙社稷就会安稳，如同泰山的四维一样牢固。圣心所存，难道不是善美而且深远吗？然而持不同意见的大臣，不能竭尽诚心和力量来符合太皇太后的意旨，反而依违偷懒，习惯旧日状态，观望反复，彼此保持两端。推究他们的心情，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是，先帝制定的法度，怎么可以仓促改变？将来嗣皇亲自决断万机，我们这些人都会获罪。二是，国家用度极其广泛，如果不从百姓那里取得，怎么能够满足？如今一概蠲除额外收益，将来就会出现匮乏。三是，司马光年老又有病，恐怕不能完成这件事。’ 怀有这种想法的，是蔡确、韩缜、章子厚、张璪。安夀、李清臣则在其中随声附和，俯仰徘徊，窥伺势力所在而归附。你们认为先帝的法度不可仓促改变吗？三王的政治也不能避免弊病，正因为有弊病才加以改变，这样才能使百姓得利、万物受益，并保全政治体制。臣曾看到去年正月的诏书，其中说：‘愿与四海之人一起洗心革面，自新其过。’这说明先帝当时已经知道法度造成了弊病，已有意改变。如今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临制天下，顺应百姓的愿望，随着时势增减损益，大概正是为了完成先帝的志愿。况且君子用德行爱护人，小人用姑息迁就爱护人。对君主提出严格要求，叫作恭敬；说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叫作贼害。如今主张改法的大臣，使天下不再对先帝有所遗憾，这是厚待君主、用德行爱护君主，对先帝是忠诚。那些不愿改法的人，使天下对先帝有所遗憾，这是薄待君主、用姑息爱护君主。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端庄稳重而仁孝，出于天性，将来亲自处理万机，看到天下真正太平，回头考察今天的事情，是非得失及其根由，必定会认为厚待先帝、用德行爱护先帝的是正确的，薄待先帝、用姑息爱护先帝的是错误的。’ 忠于君主的是正确的，害于君主的是错误的。既然如此，主张改法的人将来会达到无罪的结果；不愿改法的人将来会达到有罪的结果，不应当私下忧虑而作过度的打算。你们认为国家用度不从百姓那里取得就不能充足吗？那么今天议论法度，并不是完全不取于民，只是担心小人依靠法度过度剥削百姓、取用过多，所以斟酌其中的原则，除去繁苛，才是‘百姓富足，君主怎会不富足’的道理。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慈爱恭俭，德性浑成，内无营造土木、游玩奢华的费用，外无干戈攻战、过度滥赏的支出，节省费用、使百姓富裕，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方法，何必一定要过度取用之后才够用呢？你们认为司马光年老多病，将不能完成此事吗？修明讲求法度，本来是为了宗庙社稷万世的谋划，并不取决于司马光是否在世。假使司马光已经去世，朝廷谋求治理的意图难道会因此中途停止吗？又何必盼望司马光早死呢？谋划国家大事却存有这样的心思，这是从前辜负先帝，今天又辜负陛下。熙宁、元丰年间，小人党羽遍布天下，急于逐利的争相聚敛钱财，急于求功的争相用兵，结下民怨，酿成边祸，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加剧。那几个人在这时，有的掌管大农，有的身处近侍，有的总领三省、计省，有的居于二府，却从未进献一句劝告、提出一件建议，只是守住俸禄和职位，苟且度过岁月。用民政来验证，弊端发展到极点，就有市易法的意图、堆垜之法的要求、江湖盐法以及京师茶禁；用军政来验证，弊端发展到极点，就有乞弟之役、夺取兰州、收复灵武以及永乐城陷落。所有这些事情，造成的民怨都很深，酿成的边祸都很大；然而都不是先帝的本意，而是大臣没有补报先帝，却反而促成了这些事情。因此臣说他们从前辜负先帝。如今太皇太后忧念百姓困苦贫穷，思考如何安定巩固国家根本，于是讲求治国之道，补救偏弊，改正法度，把它交给嗣君作为万世之福。天下人侧耳注目，每天盼望太平。那几个人在此时不能引咎改过，仍怀有先前的三种说法，观望而不愿实行；有的虽然实行，却不愿把事情彻底办完。因此，停止市易法时还保留抵当；放弃保甲法却要等到年初；罢黜江淮盐运使臣却拖延数月才实行；派遣到川蜀查按茶法的使者，则巧作推托而不愿发出。至于边境的大患、长久防御的安排，都搁置不议。等到司马光提出差役法，他们便公开说其疏略，暗中讥笑其仓促；他们的党徒又跟着附和，妄传章子厚有‘五利七难’的说法，在外面喧嚷传播，士人百姓听到后无不惊骇叹息。

译所以臣说：他们今天又辜负陛下。这几个人处心积虑，大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可能用来镇定社稷。至于他们居家时的隐秘罪恶、在朝廷中的细小过失、平素声望的低下以及仕历中的侥幸，言官已经陈述得很详细，陛下也早已知道。臣近来任台职，不敢再说。如今蔡确、章子厚已经罢免，人人都感到痛快；韩缜、张璪等人仍然尸位素餐，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天下公论的满意。伏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辨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要让邪正混杂于朝廷，罢黜韩缜等人以向天下谢罪，那么王道的成功、政体的纯正，改变起来就如同翻手一样容易。吕陶又奏请早日降下圣断、罢免韩缜、张璪的奏疏说：臣曾论奏执政大臣从前辜负先帝、今天辜负陛下，请求实行罢黜以向天下谢罪。臣官位卑微、言语轻微，不能感动圣听，尚且依赖陛下宽恕我的狂妄，没有加以斧钺诛杀。臣仰承恩遇，不敢自我停止，愿竭尽愚虑，为陛下反复陈说。因为今天的事实确实关系到朝廷的轻重、政教的纯杂以及天下的安危。伏望太皇太后以祖宗积累基业为忧，以先帝顾命托付为念，以嗣君年幼为计，广泛采纳公议，由圣心裁断并竭力实行，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所谓执政大臣，就是用道义辅佐君主，用德行庇护百姓，以诚意感通天地，以政事调和阴阳，镇抚四方夷狄，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他们的职责。用对了人、履行了职责，朝廷就尊重，政令就纯正，天下就安定；用错了人、废弃了职责，朝廷就轻弱，政令就杂乱，天下就危险。自古至今无不如此。臣不敢追述久远世代，只举唐朝的事情来证明一二。唐明皇时任用姚崇、宋璟，便取得开元之治；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便发生天宝之乱。裴度在位，老奸巨盗都为之丧气，声名传到外夷；元稹入朝辅政，诏令下达之日，朝野没有不轻视讥笑的；崔祐甫任命官吏，人们称为恰当；李义府卖官，他的门前像市场一样；任用杨绾，人心便自行感化；任命程异，舆情便十分惊骇。其他邪正的情形、治乱的原因，都记载在史册中，明白灿然，无法一一列举。大宋临御一百多年，元勋重德、高才伟望之士，成为天下所依赖的人，大多都担任过这一职位。宋太祖时，有赵普、王溥、吕余庆、刘熙古；宋太宗时，有吕端、吕防正、李昉、李至、李沆、寇准；宋真宗时，有王旦、李迪、向敏中、张知白、王曾、王晓；宋仁宗时，有吕夷简、晏殊、杜衍、韩琦、富弼、蔡齐、薛奎、范仲淹、吴育、欧阳修、明镐、吴奎、张昪、王举正、包拯、姜遵、鲁宗道、田况。像这些人，有的以经纶才干完成政务，有的以进言告诫竭尽忠诚，有的陈述台谏制度的规模，有的了解教化风俗的根本，有的通晓古今变化，有的穷尽出处进退的道理，有的可以润色皇帝的治国大业，有的能够裁决重大事务。因此，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政治，被称为太平，远远超过古代，这是因为辅佐宰相任用得人，朝廷因而尊重，政令因而纯正，百姓因而安定。今天的执政大臣与此大不相同，没有元勋厚德，不足以使人信服；没有高才伟望，不足以谋划国事。在先朝，他们闭口自守、苟且领取俸禄，从未有丝毫补益，只与小人表里相应、牢固结党，推行残害百姓、危害万物的政策，使神宗皇帝的德泽不能下达，忧愁叹息的声音传遍四海。在今天，他们暗中怀着观望之心，当面顺从、私下议论，招揽权力、建立党羽，为将来家族子孙打算，使陛下的法度不能完全修正，使安养百姓的措施也不能尽善尽美。这样一来，社稷还能依靠什么，百姓还能盼望什么？陛下如果不在此时选出其中最不像样的人罢免他，臣恐怕他们开始会欺骗，最终会轻慢，最后甚至侵犯并扰乱权力，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臣虽然疏远卑贱，早晚都为陛下忧虑。臣认为陛下正值盛年，却还在谅闇之中，怎么可以让大臣强横顽梗而不早早罢黜他们？臣私下看到韩缜，自从充任宰府以来，内外文武百官，直到闾巷村落的百姓，没有不私下议论、交相诋毁的，都认为他不配居此位。他从担任小官到成为大吏，操行乖僻，声誉日渐衰败；一旦想做什么，就任凭自己的刚愎，随后又毫无羞耻。任秦州路经略使时，每天酣醉回到房中，误以为因指使某使臣窥探他的私事，便用杖打死了他。出使河东时，每天肆意做丑事，甚至写在文书中，被边臣燕复抓住把柄，竟然称燕复为兄长，请求他庇护自己的过错。在枢密院任职时，他谄媚侍奉张诚一，以家人之礼相待；每当纵情饮酒便大笑，与张诚一关系亲密无间，想借张诚一结交宦官，这是士人舆论最为痛恨的一点。他出使河东时，实际上与北使梁允同共同议定地界，却不能援引誓书、分析曲直，大大受梁允同压制，于是割让我国境内数百里地势险要之地来诱悦敌人，使我国沿边的弓箭手、熟户等离开祖坟、桑枣之地；他们的哀号怨愤，实在令人不忍听闻。于是夺去他的官员职田，并把他安置在五台寺的寺田中；那些关系险要、控制要冲的地方，大多被对方占有。他辱没使命、使国土收缩，罪该万死。先帝志在收复幽燕，不愿泄露圣明的机密，所以对这一切都包容忍耐。后来梁允同把拓展国土的功劳归于本国，被任命为两府官员；我国也任用韩缜，以表示不疑，实际上并不是因为韩缜有足以大用的才干器识。自陛下即位以来，他才敢私自玩弄威权恩赏，广泛培植亲信党羽；差除一名官员、处理一件事情，大多不符合至公之道。郭茂恂、王钦臣在陕西任监司时，都有丑行恶声传遍一路；事情牵连到韩缜的侄子宗儒，如今韩缜替他们主张，任命郭茂恂为库部郎中、王钦臣为工部郎中，玷污清要选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王说以前任徐州知州，依附吴居厚，极力搜刮；任满调回吏部后，因为和韩缜旧日有交情，忽然被任命为省郎。言官弹劾后，他便被罢职，仍然派任密州知州。颍昌人辛雝按知县资序本来应当补任，他与韩缜同乡，于是从吏部取得知州、通判中本应由他得到的职位，把辛雝任命为光禄寺丞。宣义郎李振一向没有特别才干和功效，从未历任繁重紧要的职务，只因他的父亲李评曾与韩缜共同议定地界，便把李振作为可以治理繁剧之地的人，列入选任，派他担任雍丘县知县，因而把一县百姓弃置在一个幼稚之人手中。

译这些都是徇私毁法，再也没有畏惧避忌了。翟思之所以被降为南康军知军，是因为翟思任御史时曾说韩缜收受燕复的马匹却没有按价偿付。黄履之所以从侍讲降为越州知州，是因为黄履任御史中丞时曾说韩缜的侄子宗道、宗古因亲属关系而回避，迁调不当；因此奉圣旨规定今后差除官员由三省共同进呈。这些都是报怨复仇，毫无顾忌。张璪为人柔弱奸邪、畏惧谄佞，善于窥测君主心意，随着势力所在而依附，往往利用危急时机陷害别人。熙宁初年，他被提升到条例司讲议役法，于是设置儒馆；参与谏官行列时只会唯唯诺诺，尸位素餐，没有提出任何见解，常常保持两面态度。先帝圣虑高远，看出他的反复无常，便把他斥退到外地。后来王珪出力援引他，试任知制诰兼知谏院；王珪实际上想让他处在言官道路上，以堵塞内外耳目，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扼腕愤恨。后来他任翰林学士，与舒亶共同判国子监，和舒亶深相交结，以至于牵连进大狱，张璪在其中出了力。不久，他判司农寺详定官制，便以非分身份进入执政。先帝去世、陛下即位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保佑皇帝，而张璪贪图上天之功，自称负有顾命托付的重任，建立党羽、广施恩惠，不过是为了保持宠幸、巩固俸禄。他每差除一名官员、任命一个机构，便先用书信告知有关人员，掠取功劳、收纳隐私，然后才下达任命。有一个成都路榷茶司勾当公事张同，是随州签判王经臣的外甥。张同的姐姐曾嫁给已故益王向经，张璪的姐姐又嫁给王经臣。张璪与张同本来并不是近亲，如今却彼此书信往来，比骨肉还亲密，互相交结、馈赠财物，公开行贿受贿。推究他为什么要笼络张同的心，其奸邪就可想而知。张璪侍奉先帝并非不久，难道不知道天下利害吗？他曾两次处在言官位置。难道不知道营造土木工程吗？他曾长期判将作监。难道不知道苗役法的事情与己无关吗？他曾经判司农寺。难道看不出官制弊病的根本和末节吗？他曾任详定官。难道认为刑狱罗织不是自己的责任吗？他曾因苏轼的案件想置苏轼于死地，并牵连张方平、韩维、范镇、司马光。这两个人的操行如此，政事又如此，实在不足以镇抚四夷、安定宗社。伏望陛下广泛询问众议，俯听臣的意见，早日罢免他们，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吕陶又奏请罢免国子司业黄隐的职任，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士人的大患在于随时势俯仰，爱憎好恶不公。近则毁坏廉耻，远则败坏风俗，这是礼义的罪人，太平之世所不能容忍。太学是教化的源头，用来教导劝勉四方，并为天下树立准则。一旦有不善之处，凭什么教诲别人？臣看到国子司业黄隐，平素学问浅薄，操行低劣，长期担任言官，却没有什么进言告诫，只是依附当时的执政，苟且保住职位。等到调任学校官职，又没有办法教导诸生，安排措施、发表言语，全都追逐势利。况且经义的解释，本来没有古今新旧之分，只贵在恰当。先儒的传注并不全都正确，王氏的解释也未必全都错误，有善于学习的人只须审慎选择罢了。何必尊古而贬今、轻视别人而抬高自己，务求迎合时势呢？当王安石掌权时，他的著作列入学官教材，颁布天下，浅薄之士无不推尊信奉，认为他介于孔子、孟子之间。等到王安石失去职位并去世，他们便跟着诋毁他，认为他的学说没有值得考察之处，这都是因为从未听闻大道、不能明察事理。黄隐也能够背诵记忆王安石的新义，长期推尊信奉它。有一天，听说朝廷准备讨论科举制度，以挽救学者浮浅轻薄、学问没有根基的弊病，黄隐便暗中示意太学诸生：凡是考试文章都不得再采用王氏新说，引用王氏学说的大多要被黜降。为什么取舍标准如此不一致呢？太学生听说王安石去世，想设斋致祭，以表达对老师的报答，黄隐就显露愤怒，准备按照聚众敛钱的法律惩办他们，这尤其可鄙。所谓师生关系，按照礼制有心丧之服；古人有的为老师辞官服丧，有的背土为老师筑坟，前史把这些记为美事，后世仰慕为高尚行为。这本来不必论及老师学说的是非，只是特别看重这种风俗教化。过去彭越因大恶被夷灭三族，汉高祖下诏捕捉前来收尸祭视的人栾布；有一个勇士敢于祭祀并哭悼彭越，汉高祖尚且宽恕而没有杀他，班固也认为他能够知道自己所处的道义位置，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气节值得称许。如今安石的罪恶虽然天下皆知，但师生之间的名分仍不可随意废弃；诸生为他设斋致祭，又不同于为彭越收尸的栾布，黄隐何必愤怒，立即想用法律惩罚他们呢？这恰好可以看出他不懂道义。从前有关官司想恢复声律，朝廷刚把这件事下发，召集群臣商议，黄隐却不详细了解事情始末，便把它当作定令，张榜公布在学校，说朝廷已经恢复诗赋，使学生知悉，并传播到四方；人们都疑惑不解。这又表明他急躁妄为、迎合时势到了极点。’ 太学本是道德教化的发源地，长久培养众多士人，希望他们成材；如今却让这样的人担任副职，又怎么能够培养廉耻、敦厚风俗呢？伏请早日实行罢黜，以示劝戒，不要让邪僻险恶之人长期玷累教化职务。附带说明：黄隐大多喜欢自作主张，凡是考核学生文章，往往不与祭酒、博士共同商议，心里想要徇私。从前他违反条文，错误地差补经谕，郑穆亲自察觉后上报礼部。近日定王对程试文章的高下有不同意见，黄隐便擅自提出申请，使朝廷烦劳于取舍裁决，更加显示他在取舍上不合公议，不能胜任职务。

译吕陶又奏请察究小人邪妄言论，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深居九重，尊贵如天，即使有圣明智慧，也不能周遍知道天下事务，必须把听取谏言放在首位。既然能够纳谏，臣子便可以把下情全部陈述出来，说明治乱的关键。如今陛下刚开始听政，臣充任侍从，得以参与讨论朝廷事务，敢于竭尽愚陋，稍微报答万分之一，愿陛下特别加以省察。臣伏见太皇太后保佑圣躬至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定太平。如今忽然不能继续享受四海奉养，凡是臣民无不痛心泣血，悲痛来不及挽回。她刚开始患病时，陛下忧色显现在面容上，亲自掌管药物饮食，衣不解带，向天地社稷告祷，向宗庙山川祈求；减轻刑罚、赦免罪过、释放欠税等，凡是可以祈福禳灾的事情，都尽力做到。等到病势加重，便召高氏族人子弟进入宫禁，反复叮咛抚慰，说了许多使他们安心免忧的话。已经举行大殓后，内侍有人索要酒食，礼部臣僚认为正当哀毁之时，不可做闾巷鄙俗之事，恐怕有损圣德；陛下立即采纳批奏，于是停止了他们的请求。随后又有手诏说：‘太皇太后临朝多年，抑制损减外戚，从未给予他们额外优待，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她的盛大德行，应当议定给高氏族人子弟施加恩典。’ 又担心各处办理山陵事务过于劳费，于是命令下诏给有关官司，都必须遵照遗诏的指示办理。远近臣子听到这些事情，无不感叹，都说太皇太后对于陛下有如天地般的功劳，对于社稷有万世长久的力量。陛下深知事情的始末，尊奉并报答太皇太后；一言一事都不敢违背她的心意，对上符合天心，足以享有长寿；对下符合人望，足以保全四海和宗社，这是大幸，也是天下的大幸。然而臣在这种时候，却把没有可疑之处当作可疑，把不必说的话拿来进言，罪过大到不可胜诛。所依仗的，只是陛下仁慈而喜欢纳谏、明察而能洞察事物，一定能够赦免臣私下忧虑、考虑过度的罪过。自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屏退罢黜凶邪之人，裁抑侥幸受宠者，横施的恩惠和滥赏一概革除，小人心中难免怨恨。如果万一有奸邪不正的言论，上奏惑乱圣听，说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如今陛下既已亲自处理万机，某人应该重新任用，某事应该重新施行。这是治乱的开端、安危的关键，也是君子小人消长的征兆，取决于陛下能否察觉、能否辨明。陛下如果察明是非、辨别邪正，使错误不敢胜过正确、邪恶不能伤害正道，那么君子进用、小人退去，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而安定。过去元祐初年，臣任台官，曾因奏事在帘前恭敬听到太皇太后的德音宣谕说：‘朝廷政事如果确实有害于百姓，就应当更改；其他与利害无关的事情，也不必更改。每改一件事，一定要告诉太后，是担心外面的人不知道。’臣深思这番话，那么太皇太后凡有改更，本来都不是出于私意，而是不得已之后才改变。至于章惇悖逆傲慢、无礼失节，吕惠卿奸邪回曲、危害万物，蔡确诽谤毁辱、大不敬，李定不为母亲服丧，张诚一盗取父亲墓中财物，宋用臣聚敛过度，李宪、王中正邀功而制造边事，这些都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的人。如果在先帝朝廷败露，必定免不了被流放驱逐；如果在陛下手中暴露，也应当依法正典刑。这样看来，太皇太后所改的事情，都是为了便利百姓；所驱逐的大臣，全是天下的恶人，怎么可以认为她做错了呢？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圣智，出于天性，对于是非邪正、进退可否，心中必已完全明白，哪里需要等别人进言之后才辨别？臣却不避斧钺之刑，喋喋不休地告诉陛下，也是出于不顾个人安危、忧虑宗周的心意。’ 织布的妇女以织组为本业，只关心经线和纬线；如今却不关心纬线，而忧虑周朝灭亡，确实很奇怪。愚人千虑也有一得，狂妄之人的话，明君也可以选择其中有用的。臣又听说，从前明肃太后称制时，常常把私人的恩惠偏施给亲信党羽，听断各项事务，有时甚至处理过分。等到仁宗皇帝刚亲政，臣下便有人迎合皇帝心意，议论她的过失。仁宗察知其中真伪，降诏制止他们，大略说：‘明肃太后早年承受先帝顾命，保佑年幼的皇帝，勤俭节约的风化流布四海。至于有些号令由她发出，有些政务由她酌情裁断，是因为机务实在繁多，即使日夜忙碌、没有闲暇，赏善罚恶也只能依照已经施行的命令；革除旧制、创立新制，并非孝思所能达到。如今朕已经服丧期满而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虚心希望听纳正直之言。那些没有远见、没有长远谋划、不遵循治国体制，却传达到朕的听闻之中的人，只是姑且追求宽容，往往说些琐碎之言，又带有迎合之意，应当加以告诫勉励，以警戒奸邪回曲之人。凡是明肃太后垂帘时施行、已经执行过的诏令和各项政事，不得再擅自进言。’于是天下人都说仁宗深深顾念社稷功业，兼全母子之爱，圣德广大，超越古今，记载在史册中，垂范后世，这是陛下应当效法实行的。臣愚昧地私下认为，明肃太后的政事有时确有过失，仁宗还念及她保佑自己的功劳而降诏，不容小人擅自议论；何况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九年，所施行政事都以便利百姓为目的，所驱逐的大臣也都各自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可供非议的。万一有小人狂妄进言，难道可以容忍吗？难道可以相信吗？愿陛下明白宣布黜罚，以杜绝祸端，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增厚宗社的福祉。

译元祐八年，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论邪正的札子说：臣伏见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等创立新法，先说天命不值得畏惧、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制度不值得效法，使朝廷不畏惧灾异，不顾惜众人的言论，全部改变祖宗旧政；又大量引进小人来误导先帝，使功勋旧臣被屏弃不用，正直之士相继离开。又启发引导先帝用兵开拓边疆，与敌人结怨。到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亏先帝圣明觉悟，再次罢免王安石，两次驱逐吕惠卿，直到元丰末年也不再召用他们。然而他们引进的小人已经遍布内外，无法再全部清除。比如蔡确连续制造大狱，王韶开拓熙河边疆，章惇开拓湖南边疆，沈起引导奸邪与敌寇交结，侵扰三州；朝廷前后征讨，死伤二十万人。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人发动西部战事，死伤者又有二十万人。先帝悔恨悲痛，亲自告谕辅臣说：‘安南、西部军队的死伤都不少于二十万人，朝廷不得不承担这个罪责。’又说吕惠卿可以诛杀。元丰末年，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推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李稷、陆师闵、李元辅在西川推行茶法和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推行保甲法；这些路的百姓都愁苦嗟怨，家家都想着作乱。当时人心惶惶，朝夕不能自保。幸亏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早听从众人的意见，全部废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百姓如同被解除倒悬之苦。九年之中，海内安宁，事理清楚无疑，如日月般明白；即使远至边疆，也无不共同受其恩惠。只是从前被驱逐的小人，日夜窥伺今日的事变，妄自猜想陛下并不认为修改法度是正确的。假使小人得以进入朝廷，必定先进献奸邪言论来迷惑误导陛下，其次倾害善人，最后胁迫控制群臣。万一陛下听信过度而重新任用小人，岂只是正直之士不敢立于朝廷，臣恐怕宋室从此衰落，再也不能振兴。臣每每想到元丰末年人心已经离散，没想到朝廷今天又有这种情形，所以不避万死，把这些话明确告诉陛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为念，深切惩治倾覆危害国家的小人，明白告谕执政大臣：从前被驱逐的人，除已经死亡的以外，活着的都屏退废弃，永远不得再任用，那么海内没有人不能安睡了。’范祖禹又论召用内臣的札子说：臣近日听说陛下召用内臣十人，李宪的儿子也在其中；又召用数人，王中正的儿子也在其数。朝廷内外的人，直到平民百姓，无不纷纷私下议论，深以为忧。他们都说，执政大臣不能坚持己见，使陛下处在犯错的位置。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比这更严重的人被突然召用，必定会惊骇众人的听闻。如果大臣又不能坚持，那么朝廷就完全没有纲纪，公议也会被废弃。这对于圣德的损害不小。为什么呢？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如今才过一个多月，四海之人侧耳注目，还没有听说施行一项美政、访求一位贤臣，却先这样大量任用内臣，必定会让人认为陛下偏爱近习。人心一旦失去，就不能再收回；即使挨家挨户解释，也无法自我辩解。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伏望圣慈更加审慎考虑，特别赐令追改，以安定内外人心。范祖禹又上奏说：汉、唐的灭亡，都是由宦官造成的。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掌权，总领兵权，势焰震动。王中正兼管四路口，奉诏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军队因而受冻挨饿，死亡人数最多。李宪陈说再次发动战争的策略，导致永乐城防线崩溃。宋用臣兴办土木工程，没有停止的时候，连市井中的微小利益也要搜取，为国家聚敛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戮，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李宪虽然已经死了，但王中正、宋用臣还活着。如今召用内臣十人，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这两人的儿子一旦进入朝廷，王中正、宋用臣必定将再次被任用。愿陛下考虑这一点。宣仁太后去世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人们都心怀观望，在位的大臣畏惧不安，没有谁敢发言。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事，又上奏说：“陛下正要总揽各项政务，延请接见群臣，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生民忧乐的端由、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也是天命和人心离合去就的时刻，怎么能不畏惧呢！先太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中始终如一。然而小人怨恨她的也不少，他们一定会以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为借口，借机挑拨离间，这一点不可不察。先太后因天下人心发生变化而改革政事；既然改变了法令，那么制定旧法的人有罪，理当退职；又顺从众人的意见将他们驱逐。这些人都是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人所痛恨而想除去的人，哪里有什么值得憎恶的呢！只要辨析是非，坚决拒绝邪说；有人用奸邪言论迷惑圣听，就交付司法处置，严惩一人，以警戒群邪，那么事情就会平安无事了。这样的防范既误了先帝，又想误导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 祖禹又论述李之纯、蔡京的札子说：“臣听说，知成都府李之纯被授为户部侍郎，知瀛州蔡京被授为宝文阁直学士，改知成都府。臣私下认为，成都兼任两路钤辖，是方面官中最为重要的职任。自祖宗以来，尤其慎重地授予这种职任。听说李之纯宽厚简静，蜀地百姓安于他的治理，应该暂且让他任满，或者增加他的秩禄再任。如今户部虽然想得到人才，但成都远在数千里之外，关系到一方百姓的休戚安危，也不能认为是不重要的。蔡京平素依附防范奸臣蔡确，众所周知；他虽有才能，但年少气盛，不是端正厚重之人。况且按照旧例，从成都回来的人大多任执政，其次也任三司使、知开封府。朝廷正应当辨别邪正，像蔡京这样的人应当加以裁抑，不应使其升迁发展。如今让他升任远方帅臣，资历和任用更加显贵，实际上是在为日后重用他逐步铺路，实在不合适。希望暂且仍按原安排办理；如果一定要召用李之纯，请另选一人交付远方任职。”

译哲宗时，右司谏苏辙论述获罪降职的官员不应带观察、团练使名号的奏状说：“臣认为，朝廷的典章制度，是百代都应遵守的。因事情变化而改变制度，造成的祸患往往很多。祖宗时期，使相、节度使不管理京师的官署，只入朝奉请，必定改任其他官职，有的任东宫三师，有的任诸卫将军。太平兴国年间，因赵普的功勋，他从河阳回朝，只任太子少保；向拱、张永德因旧日功劳，也都任环卫官。直到今天，各道钤辖、总管因年老从防团任上退归的，也都安置在诸卫官中，这大概就是沿袭下来的制度。到明道年间，钱惟演因与章献皇后有亲属嫌疑，罢去枢密使，才以保大节度使兼任景灵宫使。治平年间，李端愿因是长公主的儿子，也以武康节度使兼任醴泉观使。恩宠一旦开了先例，从此外戚亲属凭借节度、观察使名号居住在京城而不理政事的，肩挨着肩。可是还没有见过因获罪被降黜，却带着观察、团练使名号享受厚禄、列在贬谪名册中的人。近来，李宪以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王中正以嘉州团练使提举太极宫。这两人贪污暴虐、骄横跋扈，败军失律，罪恶堆积如山，即使死了也仍有余罪。圣恩宽贷，都把他们安置在善地，却又首先扰乱国法，借给他们使臣名号。” 臣担心后世追溯破坏法制的开端，会把罪责归到今天。臣认为应当考订修正制度，追回错误施予的恩典，以保存旧典，也使罪人知道有所惩戒。苏辙任御史中丞时，又请求责罚降职李伟的札子说：“臣近来上奏请求罢除修河司，并责罚降职李伟等人，不久奉到九月二十六日的圣旨，李伟遣发到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奉到十月二日的圣旨，罢除提举修河司之职。臣认为，修河司虽然罢除了，但李伟没有被调离，这与不执行臣的请求没有区别。臣谨按李伟屡次以奸邪言论动摇朝廷，发动大规模役事。去年八月中，他独自上奏说，大河现在已经分成两股水道，然而还应当在第四铺地界再次拓宽河道，只需动用兵夫二万人，于九月开工，到十月天寒结冰时完工，借此引导河势，岂止让两股水道通行而已，还将最终成为回夺大河的计划。凡是李伟所说，大多像这样狂妄而毫无疑虑。朝廷因此信以为真，替他发兵调夫，差遣官吏，聚集梢木和茭草，使河北、京东、京西三路受到骚扰，官吏百姓因此半年不得安生。朝廷后来察觉他的说法荒谬，立即停止了这项役事。当时朝廷内外的公议，都希望朝廷立即诛杀流放他，揭明他欺骗圣上的罪行，以向天下谢罪；可是朝廷因循不决，仍像原来一样任用李伟。不久，给事中范祖禹封还制书，请求罢免李伟的差遣，朝廷仍然隐忍不办。” 四月五日，朝廷降下圣旨，命李伟的差遣等候涨水之后再听取旨意。如今涨水已经过去，朝廷内外又都认为陛下一定会责罚降职李伟，以取信于此前的命令；可是陛下反而提升他为监丞，仍提举东流。还不到几天，又罢除了修河司。朝廷之所以罢除修河司，是因为认为回河之事不可能再实行。回河既然不能再实行，那么李伟欺骗圣上、误国的罪行就清楚了。如今却把一个初任知县遣发为都水监丞，这就是让有罪之人反而得到违法的升擢，也是公议不能服气的原因。况且修河司虽然罢了，李伟却没有离职，奸邪言论随时传来，河道事务不断变更而不能确定，河北百姓没有一天能够安宁；这又是公议深为忧虑的事。况且朝廷的号令贵在一定实行。四月五日的圣旨明明指示交付有关官司办理，如今却抛弃不用，使天下人都得以私下议论，认为朝廷只是空说。这等于说，给事中如果奉行制命，等制命已经实行之后，朝廷就可以把它弃置为虚言，竟然毫不顾惜。大臣为什么要吝惜一个李伟，而轻率地招致这样的毁谤呢？臣不胜区区之诚，伏请查考前面的奏章，迅速赐令将李伟流放。李伟如果不被黜退，公议终究不会停止。”},{ 右正言刘安世论奏御药李倬不应当接受内降，请求将此事交付有司彻底查办。奏状说：“臣听说勾当内东门李倬得到内降指挥，想把启圣院的常住白地置作坟茔。朝廷已经下令有关部门办理此事，但寺中僧人纷纷到执政、台省等官署逐级陈诉，说李倬所请求的地方根本不是白地，而是种有竹木、园圃，栽植已经多年，数目超过一万株，其中房屋仅有三十间左右；他竟敢欺罔皇上，指称为白地，诞妄欺骗、强横妄为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听说陛下即位执政以来，崇尚公道，凡是内降，一概禁止，天下都拭目以待，盼望有所改变。李倬不过是小臣，在宫禁中供职，竟敢挟带私意欺罔皇上，干扰、紊乱纲纪；这种行为如果不惩治，将会扰乱政事。伏望陛下深加审察，以至公之道裁断，将他交付有司，明正李倬的罪过，这样或许可以防微杜渐，不致玷累圣德。” 安世又论奏说：“臣近来因为勾当内东门李倬得到内降指挥，想把启圣下院的常住白地置作坟茔，而众僧联名陈诉，认为李倬所请求的地方都不是白地，此事属于欺罔皇上，不能任其滋长，所以具状论奏，请求进行查问弹劾。近来听说朝廷已有诏令，收回先前下达的指挥，不再施行；但李倬挟带私意欺罔皇上的罪行，却还没有看到推究治罪。臣私下认为，赏罚的大权实际上关系到国家体统；要使天下信服，关键在于一律按至公之道办理。此事在道理上既有不安之处，实在难以闭口不言，只好再次冒昧烦扰圣听，希望陛下必能开怀采纳。臣私下认为，李倬陈请之日，假如陛下知道那里的竹林园木有数万株，活人有居室，死者有坟墓，就一定不会顺从他的私下请求，轻易降下圣旨。实在是李倬只求侥幸得到此地，迷惑圣听，以致朝廷命令下达之日，违背人情：活着的人不能安居，安葬的人不能安处其地，玷辱、连累盛德，罪责全在李倬。”

译《尚书》说：“对于过错，即使大错也可以宽宥；对于故意犯罪，即使罪小也不能轻罚。” 这是说，偶然因过失而犯错，情由在于值得怜悯，即使属于大过错，也可以完全宽宥。有的人心中毫无顾忌，故意触犯法令，事情即使很小，也一定要依法处置；这正是自三代尧舜以来始终不变的道理。如今李倬妄自干犯中禁，粉饰欺骗君主，罪行确实是故意为之，情理上没有值得宽恕的地方。万一圣上宽仁，赦免他而不诛罚，臣恐怕以后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那样又将如何责问、惩治呢？伏望陛下心存铲除邪恶之意，以履霜知冰的戒惧对待此事，不要被近习之人的私情牵累，不要被众多人的言论迷惑；罢免李倬的近侍职务，将他交付有司，弹劾他诞妄欺骗的罪行，予以重罚降黜，这样或许可以使纲纪得到整顿，奸邪之人知道畏惧。” 安世又论奏说：“臣近来曾经论奏李倬挟带私意欺罔皇上，侥幸求取中旨，请求有司按察治罪。如今已经过了多日，仍没有看到施行。检照《元祐编敕》的条文：凡传宣或内降，如果涉及向官司索取某物以及官司奏请之事，即使已经得到圣旨，凡是原来没有条制依据的，也都要根据事情分别申报中书省、枢密院复奏，请旨裁定。臣私下认为，李倬的请求出于一时的处分，本来就不是常法。如果执政承受上述圣旨，就应当依条复奏；或者再次得到指挥，准许施行，也应当详细勘验，查明是否有违碍。如今李倬只求侥幸得到此地，罪行确实是欺骗君主。三省奉行此事，起初竟不加勘当，致使国家命令下达后违背人情：活着的人不能安居，安葬的人不能安处其地。究其李倬所犯，虽然没有足以赦免的理由，但也是大臣奉行法令不谨慎的过失。臣听说自祖宗以来，也有内降之事；如果人情有所不便，公议有所不安，当时辅弼大臣往往坚持不予下达，这些事都记载在信史中，可以查考。臣私下认为，人主的德性多崇尚仁恩，有人提出请求时，或许难以当面拒绝，但可以把他的奏请交付外廷办理。只要大臣守法而不予回报施行，即使私下请托很多，也不会造成祸患；因为不直接违背他的请求，足以显示主上的仁慈；而由外廷按公道裁断，又足以严肃朝廷的政令。这样，恩惠归于皇上，而法令施行于臣下。臣愚昧，愿望陛下以威严克制自己的宠爱，从近处开始治理远方，先行正治李倬的罪过，以表示没有私心；然后明白敕令三省、枢密院：今后凡遇内降指挥，都要命令勘当；如果在法律上没有违碍、对百姓没有损害，还必须复奏，得到准许后才可以施行。这样贵在使纲纪周密完备，杜绝侥幸求进。” 安世又论奏胡宗愈授任尚书右丞不当的札子说：“臣本月初八日在延和殿曾经奏陈，胡宗愈新授尚书右丞，与公议不相合。陛下仁德如天覆地载，重又考虑已经施行的任命，还想暂缓一下，慢慢观察其所作所为。臣既然承受圣谕，本来应当遵奉；但退下后反复思考，终究仍有不安。因此不顾严厉诛责，再次冒犯天听。伏望陛下留心省览。臣听说执政的职位，是天下极为慎重的选择，只有当世的贤能俊杰，才可以不按常次破格提拔。至于德行不足以超过群臣，才智不足以使士人心服的，就必须给他一定时间，按资历逐步进用。这不只是为了培养他的声望，也是为了压制侥幸求进、制止奔走竞争。臣看胡宗愈过去在先朝时，只是勉强能够修饰自己；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加以任用，不到两年，便升到中司。然而他本性奸邪反复，才智见识浅陋，自从担任风宪官以来，尤其热衷于迎合。既没有听说他对皇上有所启发辅益、推荐贤能、斥退奸邪，也没有见他提出什么兴利除害的建议。他结交邪党、欺罔皇上，使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忽然听说制命下达，提拔他居于丞辖之职，舆论哗然，无不惊骇。臣私下认为，君主的命令虽然必须施行，但如果处置合乎道理，就应当坚持而不可改变。” 只是如果任命不合众望，违背人情，关系到天下的盛衰，关系到朝廷的轻重，就应当选择最妥善的办法，何必害怕改正呢？何况辅弼大臣与国家同为一体，哪里容得奸佞之人与他们混杂在一起？臣对于胡宗愈，本来没有一日的交往，也没有丝毫怨恨；只是公论对此有所不安，所以前日蒙赐对答时，已经把内心的诚意全部说尽，而拳拳的忠心不能自已，因此再次论列此事，以报答陛下任用臣的厚意。伏望圣上更加详加询问考察，如果臣所说不虚，就请收回授予胡宗愈的新命，改授外任官职，这样或许可以使邪正有所分别，不辜负天下忠臣贤士的期望。” 安世又论奏说：“臣上月中旬曾经具奏陈述，胡宗愈授任尚书右丞，与公议不合，伏请陛下更加考察，特行罢免。如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仍没有看到施行。臣虽然非常愚昧，难道不知道违背圣意、弹劾大臣，力量微薄、言语轻浅，难免获罪吗？然而陛下不因臣不肖，使臣充任言路之官。如今有见识的人纷纷认为胡宗愈是奸邪之人，而臣却闭口沉默、模棱两可，不向陛下报告；即使侥幸免去一时违忤圣旨的罪责，天下也将责备臣失职。臣又怎么敢只为自己求安，而辜负陛下图谋任用臣下的本意呢？臣听说自古以来台谏官的论奏，常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认为是的，便依据公议赞同；公议认为非的，便依据公议加以攻击。君主之所以能够垂衣拱手、不出门户，却周知天下事情的是非、可否和取舍，是因为必须合乎义理，用来辨别邪正、裁决疑似之事，如秤衡不能被欺骗，规矩不能被歪曲，借此辨别轻重、方圆。臣考察舆论，众人都说胡宗愈才识浅近，趋向反复，贪图所得、害怕失去，背弃公义、徇从私情；臣不敢把详情全部列举，以免烦扰天听，只能大略陈述，希望能够使圣心醒悟。” 其中只要有一句涉及欺骗，臣也不敢逃避死罪。按胡宗愈出身贵族，偶然考中高等科第，几年之间逐渐升入显要行列。过去侍奉先帝时，颇有一些可以称道之处；等到陛下开始执政，首先加以提拔任用；不到两年，便升至中司。却没有听说他深思远谋、报答朝廷的厚德，只把巧言邪说作为自己谋求进身的手段。比如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想让原来不服役的贫困下等户出钱，帮助已经承担差役的上等户，不顾差役事务缓急、闲忙和种类，一律雇募弓手代替服役；他的议论荒谬，最为危害役法。听说苏辙很赞同他的说法，急忙制作公文，想要颁行各路。户部尚书李常没有加以讲求研究，便仓促命令施行；而员外郎刘昱却能够辨明是非，不肯押检签署。由于意见难以一致，此事也就中途停止。士大夫之间传播此事，无不赞美刘昱能够守住职守；但胡宗愈因为刘昱提出雇募衙前的议论，便诋毁刘昱，说户部郎官中有参与近来参详立法的人在护短，明知错误仍不肯出于公心、舍弃己见而采纳正确意见，以挽救乡户的祸患；他的用意在于依附权势，不顾义理。这是他的第一项罪过。又按胡宗愈确实娶了丁氏为妻，如今礼部员外郎丁骘是他的妻族。”

译胡宗愈既然已经担任从官，却没有见他荐举天下贤才，反而首先推荐自己的姻亲，请求破格提拔任用。古人固然有从亲属中举荐人才的，但一定会诚实地告诉君主说：‘这是臣的儿子。’如今胡宗愈特意推荐丁骘，却不据实奏明，侥幸朝廷没有察觉，窃取宠禄，使恩惠归于自己，这是第二项罪过。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时，太皇太后共同参阅、处理政务；苏轼撰写试馆职的策问题目，竟引用王莽依附元后而取得汉室政权的事情作为题目。士大夫都认为这不是适宜谈论的内容，台谏官也多次论奏，而胡宗愈不但没有弹劾，反而阻止同列，不让他们上疏，这是他的第三项罪过。李慎由是文彦博的孙女婿，当时正在谋求在京差遣，胡宗愈却立即推荐他担任本台主簿；偶然因为资格规定不合而作罢，他便顺从权贵，不顾人们的议论，这是他的第四项罪过。过去熙宁年间，胡宗愈曾任知谏院，神宗皇帝深知他的奸邪，于是亲手诏令中书省说：‘胡宗愈自从掌管言职以来，从未把朝廷的治道放在心上；凡是进见应对、论说政事，必定暗藏奸邪用意，隐含真实情形，旁引邪说，以私意托称公议，因此削去他的官职，改授通判差遣。’这份御批完整保存着，天下人都知道。”},{ 臣私下认为，熙宁时期的政事与现在虽然不同，但胡宗愈钻营取巧、迎合上意的行迹确实相同。陛下如果把上述几件事放在心中平静、公正地考察，察看他的始末，那么他奸邪反复、欺罔皇上、徇私逐利的实情就会清楚可见；这样的人实在不足以担任大臣之职，也不足以维护朝廷的威势。伏望圣上体察臣反复恳切的忠心，审慎地为天下谋划，在万机之暇，详细阅览臣这番愚昧的言论。如果臣所论各事都有依据，并非错误荒谬，就请陛下特出圣断，交付外廷施行。”}],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因为胡宗愈授任尚书右丞不合公议，已经在延和殿赐对那天当面奏陈；随后又两次具列奸邪罪状上闻。臣所说的无不是事实，屡次烦扰圣听，已经历时两个月。臣私下认为，胡宗愈的罪恶当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但陛下顾全大臣体面，务求保全任用和退处的礼数，所以特意降下答诏，让他安心居位。胡宗愈承受诏命后，竟立即出来任事，再也没有谦让退避，士大夫之间传扬此事，无不惊骇讥笑。臣看到，自古执政大臣有时受到言官攻击，大多都回到家中闭门待罪；即使朝廷派使者宣召，往往也遵奉君命，暂时到官署，不敢处理政务，随即赶回家中。推究他们内心的想法，并不是畏缩退避，实在是因为辅弼的职任与国家一体相连，进退举措，天下都在注视。如果有过错，受到清议指责，就应当主动交还印绶，退避贤者之路，哪里要等到被斥逐后才考虑离职？这是因为朝廷待大臣的礼数越厚，对他们的责任要求就越深；这样君臣之间礼体都能保全，而知耻的风气也足以激励天下。贾谊曾说：‘君上以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臣下却不能以节操行为报答君上，就不是人类了。’” 臣私下观察陛下待胡宗愈的方式，可以说已经完全符合廉耻礼义之道。考察胡宗愈报答陛下的做法，却不但没有以节操行为报答，反而贪污求进，背弃义理；明知台谏官都在弹劾他，却仍然出来任事，一如平日。近世以来，公卿大臣操行卑污、丧失廉耻，还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孔子说：‘鄙陋的人，哪里可以和他共事君主呢？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到它；已经得到后，又忧虑失去它。如果忧虑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陛下如果察看胡宗愈的行为和义理竟是这样，那么放任他无耻的心思，奸邪逐利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他还哪里足以辅佐人主、参与裁断国家政论，交给他纲辖之任、安置在朝廷重地呢？又听说御史中丞孙觉是胡宗愈的旧交，见胡宗愈改变节操，如今已经弹劾他。监察御史赵挺之、杨康国，都是胡宗愈所推荐的人。这两人虽然顾惜小节，没有明确说出胡宗愈的罪过，但听说各自都有章疏申救王觌。臣私下认为，是非的道理本来不能两立；如果知道这一边是正直的，那么曲直就在另一边，不必辨说也自然显现。如今上至朝廷士大夫，没有谁不鄙视厌恶胡宗愈；下至里巷中的平民，即使询问他们，也没有一个心悦诚服的。” 天下百姓，分别听取一个人的意见时或许愚昧，合起来听取众人的意见时却能明察神明，就是这个道理。拿这些意见来占问，也可以知道公议并不支持胡宗愈。希望陛下考察汇合众人的意见，明辨邪正，罢免胡宗愈，果断处理而不要疑虑，这实在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自四月以来已经三次论奏，胡宗愈操行卑污、丧失廉耻、贪图所得而忧虑失去、背公徇私，确实不足以辅佐人主、参与国政，请求由陛下亲自裁断，特意罢免他。如今已经两个月，还没有看到指挥。臣听说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时，租赁周家的住宅居住，每月租钱一万八千；从去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后到今年二月底，只偿付了两个月的租钱。房主三班奉职周知哲多次派人请求补交余款，胡宗愈却每次都加以辱骂，完全不给钱。周知哲于是于三月一日经官府申诉，请求派人追讨，并将胡宗愈遣离开封；官吏畏惧他的权势，不肯依法办理，反而立即把此事搁置。朝廷内外传闻此事，实在令人震惊。臣听说御史中丞的职任关系纲纪，负责检察违法、纠正百官，其官职的雄峻，没有任何职位可以相比。胡宗愈既然掌管宪台，却不能端正自己来率领下属，反而倚仗权势贪图财利，不顾义理，租住他人的房屋却不给租钱，行为毫无廉耻，辱国实在太甚。何况胡宗愈又历任显要职位，月俸十分优厚，近来还奉使大辽，并经手押送赐给亲王的礼物，所得非常丰厚；加上乡里一向称他家资高厚，本来并不缺钱，却竟敢挟持风宪之威，放纵贪鄙的行为，在京城之下横暴自如，这将凭什么给在位官员作表率、教化四方呢？” 这种事情如果还可以放过，国家的法律就废弃了。希望陛下特意降下圣旨，把周知哲所陈的文状交给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开封官吏徇情违法的罪行，也请特意降下指挥办理。

译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听说，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时，租赁周家的住宅居住，从去年七月以后到今年二月底，只偿付了两个月的租钱。房主多次请求补交余款，胡宗愈却每次都加以辱骂，完全不给钱，以致周知哲经官府起诉。臣私下认为，御史中丞的职任关系纲纪；如今胡宗愈倚仗风宪之威，放纵贪鄙的行为，在京城之下横暴自如，将凭什么给在位官员作表率、教化四方？因此具状论奏，请求把周知哲所陈的文状交给有关部门推究。开封府官吏接受周知哲的诉状，却畏惧胡宗愈的权势，不办理此事，徇情违法的罪行，也请施行惩处。如今已经过了多日，还没有听到指挥。臣蒙陛下从众人之中提拔出来，交给臣以耳目之任，臣早晚思念此事，不能报答圣恩的万分之一。可是辅弼大臣之间竟有贪污污浊、暴虐凶狠、丧失廉耻的人，亵渎触犯朝纲，玷辱国家体统。臣虽愚昧浅陋，实在深以为耻；所以不避违逆圣旨的诛罚，再三烦扰圣听。况且胡宗愈出身于冗散小官，不到三年就做到执政，陛下待他可以说很厚重了；然而自从任中司以来，风节声誉扫地，贪图所得而忧虑失去，背公徇私，结交邪党欺骗圣上，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 如今他又租住别人的房屋却不给租钱，以致三班使臣投递文书，请求将他起遣；他的操行卑污到了这种地步，人人鄙视厌恶。陛下即使一心宽容、不加查办，又将如何面对朝廷？又将如何面对天下？臣忝列谏官，如果不能把公议上达圣听，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弥补罪责。臣深深担心同列大臣厌恶伤害同类，巧用邪说，暗中想要援救他；这样就会助长奸邪、养成恶行，将来必有罪恶蔓延而难以挽救的后悔。希望陛下亲自裁断，早日把臣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臣将不胜至愿。”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自四月以来，多次论奏胡宗愈的罪恶情状，确实不足以担当辅弼的职任，请求罢免。上月中又听说，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时租赁他人的房屋却不给租钱，以致三班使臣经官府起诉，请求命令将他起遣；开封官吏却畏惧权势，不肯依法办理。臣两次上奏请求治罪，不久御史台也已经弹劾，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多日，还没有看到指挥。期间正逢荆王突然去世，臣仰想圣慈正在深切哀悼，所以不敢继续进呈章疏，再次烦扰圣听，惶恐徘徊。如今又过了半个月，臣私下认为陛下圣明的本性洞察事理，一定能够抑制割舍无益的悲哀，从宗庙社稷长久的大计出发。因此臣才敢再次申述前面的意见，希望得到开纳允许，请陛下察看。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在朝廷，朝廷的轻重在执政。评论执政大臣才能如何并决定其进退，是人主的职责。如果朝廷之上都是当时的贤能之人，君臣共同谋议、告诫训敕，以谋求天下治理，那么善政日益增长，君子之道日益兴盛，这就是《易》卦所谓的泰。如果公卿辅相不是合适的人，奸邪朋党又互相结交勾连，以蒙蔽人主的聪明，那么恶行日益滋长，小人之道日益兴盛，这就是《易》卦所谓的否。” 自古以来，即使最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保证朝廷中没有恶人，尧时的四凶就是这样；即使极其衰败的时代，也未曾没有君子在位，商朝的三仁就是这样。圣人兴盛时，贤者众多，恶人不能胜过善人，所以即使有四凶，也有人被流放、有人被诛杀，最终没有一个得到幸免。暴君在上，谗佞阿谀之人一同进用，善人不能胜过恶人，所以即使有三仁，也有人离去、有人死亡，最终都不能被任用。这正是治乱盛衰的关键，不可不察。如今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太皇太后陛下不出宫闱，政事的大权正掌握在大臣手中，最应该推选天下贤能，以重振天下的声势。却忽然听说因错误的恩典而提升任用胡宗愈，任命文书刚传出，朝廷内外无不惊异。议论者认为，陛下即位之初，首先能够把退居闲散的司马光任用起来，授予他执政重任，天下欣然，人人都像获得新生一样，因为这符合四海一向的期望。如今胡宗愈自任侍从，随即掌管宪台，不能进贤退奸、兴利除害，反而倚仗势力作威作福，贪污徇私，公然违犯义理，丧失廉耻，本来应当流放黜退，以警戒官场中的邪恶；如今却突然提升，任他充任丞辖，忠臣义士无不失望。” 臣之所以屡次冒犯严厉的诛罚，竭力陈述公议，而奏章都被留中，是因为已经数月没有下达，致使邪正并立、曲直两存。陛下虽然力求顾全大体，想保全任用的始终，但对于知错即改、毫不吝惜，除去邪恶而不迟疑，臣恐怕还没有做到尽善。按照旧例，执政大臣受到弹劾，通常必须在家待罪。如今御史台因为胡宗愈不偿还房租一事，正在申报三省；胡宗愈却气势傲慢，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蔑视风宪，不怕人们议论。近世大臣贪婪冒进而没有廉耻的，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严重的。臣听说，里巷中的鄙夫、台省中的老吏，看到他的举止尚且暗自发笑，何况天下有见识的人呢？臣担心奸邪得志，忠贤离心，纲纪毁坏紊乱，朝廷受到污辱，既使陛下知人之明受累，又违犯《大雅》所说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戒诫。臣愚昧暗钝，不能胜过心中的愤懑，伏望圣慈特别加以省察，早日把臣前后所上的章奏交付外廷施行。”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看到御史台弹劾尚书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时不偿还房租，以及开封官吏接受周知哲的诉状却徇情违法、不办理此事。臣也曾与左司谏韩川多次具状论列，请求正治他们的罪；但奏章都被留中，尚未看到交付外廷。期间御史台又申报三省，催促办理前面的奏章。近来听说已经得到指挥，却仍不施行。臣私下认为，陛下优容执政，力求顾全大体，这样做还可以；但如果从天下公议出发，为朝廷作长远考虑，就不应这样。臣职在谏列，道义上难以沉默，只好冒犯诛责，再次申述前面的意见，请陛下察看。臣听说御史的职任关系纲纪，而御史中丞又是整肃政事的长官，本应端正自身、率领下属，以激励风俗。胡宗愈却贪婪违法，以至引发诉讼。奸邪之人正在替他说情，说：‘这不是什么大恶，哪里值得因此罢免执政？’这就是朋党之论，不可不察。如今上至公卿，下至平民，凡是略知以廉耻自守的人，哪里肯租用别人的房屋却不给租钱？何况胡宗愈身为侍从，担任宪台长官，贪鄙行为竟超过里巷平民，玷辱国家体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钱勰任职开封时，常以不畏惧强权、抵御豪强为己任；到了周知哲陈诉时，却压下不办。如果不是害怕胡宗愈的权势，轻视周知哲的柔弱，怎么会把事情毁弃得如此严重？臣私下认为，若以普通人的标准来看，这还不至于是大恶；但若按照礼义廉耻来责求大臣，那么胡宗愈的贪污污浊、钱勰的徇私，怎么能逃过官吏的议论？臣既然身在言路，亲眼看见大臣违法却不加弹劾，就是荒废职守、辜负陛下。如今胡宗愈所犯的事实明白确凿，台谏官交相上章，朝廷却置之不问。如果臣等所说是诬陷捏造，就应当把我们流放黜退，以表明胡宗愈无罪；如果臣等所论确有事实，朝廷怎么可以曲意宽容赦免，以阻挠天下的公议呢？国家设置御史六察，本来就是为了弹劾有罪之人。如今御史履行职责却不能施行，臣等应当论列而得不到答复，这样谏官御史就可以废除了。谏官御史一旦废除，祖宗的法度、朝廷的纲纪又还能指望什么呢？臣当然知道论斥大臣不是保全自身、保住俸禄的办法；但想到自己只是孤远之地的小官，蒙陛下破格提拔，常常想着竭尽全力图谋报答，哪里想到朝廷重地之中竟有胡宗愈这样的人？” 他的奸佞无耻，结交邪党欺骗圣上。臣前后章疏已经说得很详细，这并不只是他这一件不廉洁的事情。何况胡宗愈窃居执政职位以来，已经过了半年，只听到他昏庸谬误，没有任何建树，确实不足以担当辅弼的职任、加重朝廷的威势。如今邪正并立、曲直两存，臣担心忠良离心，天下失望。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为宗庙社稷作长远大计，罢免胡宗愈，查办弹劾开封官吏，使法律的施行从显贵者开始。这不只是臣微小的愿望，实在是天下的幸事。”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从四月初胡宗愈授任尚书右丞以来，曾与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赐对时，陛下询问近日差除如何；臣与韩川共同奏陈，朝廷任用人才都符合舆望，只有胡宗愈，公论认为不应当任用。臣又分条陈述胡宗愈前后的罪状，已经说得很详细。后来陛下宣谕，命令暂且观察他的作为。臣随即再次奏陈，认为朝廷设置官职，从微小到显要，本来就有等级，必须经过历次考验，明确看出他的贤能，然后才能把他提拔到众人之上，这样人们才不会有异议。胡宗愈从前在先朝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自从任御史中丞以后，风评声誉顿然减损，一向奸邪佞媚，只希望得到重用。忽然听说任命文书，众人都惊愕。执政官是陛下朝夕相与谋议天下事务的人；如果谋划建议、匡正得失，行动都合乎道理，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只要有一次差错，天下就会有人受到它的祸害。由此说来，执政职位哪里是用来试用人的地方？陛下虽然认为臣的话有道理，重视废止已经发布的命令，却没有赐予允准。此后臣等多次进呈章疏，都没有看到指挥施行。臣不是不知道进退大臣时要务求礼体周全，但胡宗愈自从被任用以来，丑恶行迹日益显露，人们的议论沸腾，无法压制，都说他德性奸邪，行事险恶而贪图小利，嘴巴足以粉饰欺诈，无耻足以任意作恶。” 臣请求略举他近来的显著事实，尽力加以论述，希望陛下留心详细阅览。臣听说御史的职任号称雄峻，上至宰相，下至百官，只要有违法失职，都可以纠察弹劾。因此祖宗制度规定，凡是现任执政曾经推荐举用的人，都不许任为台官，这是为了使他们弹劾攻击时没有顾虑，能够充分执行公议。被推荐的人尚且不能任御史，何况姻亲，怎么可以任御史呢？臣听说胡宗愈的侄女嫁给吕公著的亲孙，昨日授任御史中丞；这本是吕公著执政之日，按旧例胡宗愈应当援引成例请求回避，可是他只想讨好权势，一句话也没有自行陈述。面对圣上贪图荣宠，毁弃祖宗法度，这是第一件事。胡宗愈过去因蔡确引荐，任都司郎官，不到座位坐暖，便突然升为要近之职。蔡确与章惇后来因罪被黜退，今年春天朝廷竟按惯例恢复他们的职名；台谏官交相上章列举他们的巨大罪恶，事情才得以停止。而胡宗愈身为宪台长官，竟然不发一言，暗中结交奸豪，侥幸谋求日后利益，用心不忠，阿附私党，这是第二件事。胡宗愈既已担任从官，却没有进荐贤才来报效国家，反而首先推荐他的妻族丁骘。” 他请求让丁骘充任台省官员。臣在谏垣任职时，接连听到丁骘的议论，认为其见识庸浅，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但胡宗愈隐瞒他是自己的亲属，竟以公荐的形式推荐，侥幸朝廷没有察觉，窃取宠禄，把恩惠归于自己，挟持欺诈来欺骗君主，毫无畏惧，这是第三件事。胡宗愈曾推荐布衣方坰参加制科。臣听说方坰平素没有士人的品行，进呈的试卷文理荒疏，表现最为不堪。胡宗愈任权翰林学士时，正好负责详定，偏要成就方坰，不再回避嫌疑，竟妄将方坰的文章列为第二名。中书舍人刘攽等人不敢提出异议，但听说退朝后都有非议；这说明胡宗愈轻视同僚，徇私专断，这是第四件事。李慎由是文彦博的孙女婿，当时正在拜谒权贵，希望求得京城差遣，胡宗愈却立即推荐他任御史台主簿；奏章两次上呈，偶然因资格不合而被报请罢止。自古以来，本台自行辟举官员，从来没有敢私下任用执政亲属的，而胡宗愈意在附会权势，败坏台纲，这是第五件事。陛下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共同临朝听政，苏轼撰写试馆职的策问题目，竟引用王莽依附元后、倾覆汉室的事情作为题目；议论者无不认为苏轼所说不合宜，台谏官也曾论奏。胡宗愈不仅没有加以弹劾，反而阻止同列，不让他们上疏，背弃公义、死死维护党徒，这是第六件事。”}],

译宗愈租了周知哲的宅第，每月租金一万八千文，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二月底，一直拖欠两个月的租金，周知哲于是到官府申诉，请求派人追讨，并将宗愈驱逐出去。宗愈身居御史台长官，向来以资财丰厚著称，当然不是缺钱，却租住他人房屋而不给租金，可见他倚仗权势、贪婪污浊，不修养廉耻节操，这是第七件事。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想让过去不服役的贫困下户出钱，来帮助合并役法；又不顾上户所承担的色役有缓急、闲剧之别，一律雇募防手代替服役。他的议论荒谬，最为危害役法，而苏辙很赞成他的说法，急忙制作公文，想要颁行各路。户部尚书李常从来没有认真研究，仓促便想下令施行；员外郎刘昱却能够辨明是非，不肯签押检行。双方意见不合，事情于是中止。士大夫们无不赞赏刘昱能够守住职责，而宗愈借着上奏雇募衙前的议题，便诋毁刘昱，说户部郎官中有人近来参与审议立法，害怕暴露短处而坚持错误，不肯出于公心舍弃自己的意见、采纳正确意见，以救济乡户的祸患，实际上是想结党徇私，不顾义理，这是第八件事。臣恭敬地看到，治平年间以前，执政大臣的子弟从来不敢担任京城中显要的官职，即使有资格，也只能请求授予…… 差遣也只不过是几处清闲、次要的监当局务。只是近年以来，大臣营私害公，子弟亲戚遍布要津，与孤寒之士奔走争相求进。宗愈长期担任执法官，既不能纠察核实、揭发陈奏；等到自己将要受到重用时，首先提拔他的弟弟宗炎为开封推官，贪恋权力、趋附权势，丝毫不顾及舆论。这是第九件事。宗愈的三个姊妹都嫁给富民，后来都成了寡妇。宗愈多次让她们分割亡夫的家产，随后又诱骗劝说其中的妹妹，暗中取走她的财货，便登记到自己名下，广泛置办田产，欺骗孤儿幼子，始终不肯偿还，因此获得巨额财富，在乡里横行，唯利是图而不顾亲情。这是第十件事。仁宗朝的宰相富弼，正直方正、谨慎宽厚，能够遵守法度，御史中丞韩绛却说富弼和张茂实都怀有异谋。韩琦主持国政时，两次接受顾命，忠义正直，天下闻名；王陶却上奏说他专横跋扈。士人无论贤愚，都知道绝无此事，但富弼、韩琦二人不再自行申辩，当天便回到府第，上章待罪。这是因为事情的虚实自有公论，而大臣的体统不得不这样做。如今宗愈因为拖欠房租之事被御史台弹劾，件件都有事实根据，却意气骄横，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凌辱御史纲纪，毫不畏惧国法。近世公卿大臣，败坏廉耻、不知礼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十一件事。熙宁年间刚刚变更法令时，宗愈任谏官，却不能辨明是非、启发明主，反而窥伺意旨、逢迎附和，多持模棱两可的论调。神宗皇帝深知他的奸邪，便亲自下诏给中书说：“宗愈自从担任言职以来，从未存心补益朝廷的治道；凡是进见应对、论议政事，必定暗藏奸意，隐瞒事情真相，从旁编造邪说，以私心假托公义。因为这些罪过，降其职并授予外任差遣。”臣私下认为，先帝已经看透宗愈的本心，所以诏书中的措辞把他的情状说得十分详尽；如今细看这些话，没有一句不切中要害。这是第十二件事。臣所陈述的事情，都可以复核查验。伏望陛下将臣的这篇奏章发出，向百官公开宣示。如果宗愈确实没有这些罪恶，那么臣的奏章就是欺骗上天，应当处以重刑，以警戒诬陷之人；臣即使割断自己的舌头，也不敢再有任何辩解。如果宗愈所作所为确如臣所说，那么他就是奸邪朋党、贪鄙庸劣之人，怎么可以玷污朝廷，并参与机密政务？臣私下揣度，陛下之所以迟疑不决，莫非是认为世人都说他奸邪，却从未亲眼见过他的真实罪状吗？小人侍奉君主，哪里肯自己承认是奸邪之人呢？他们说话一定假借公正忠诚，行事一定托称廉洁，多做出可信的样子，来迷惑君主的聪明。等到日久年深，权势掌握在自己手中，上下关系牢固，党羽已经形成，于是便放纵心志、穷尽奸恶，没有什么做不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除掉他，也来不及了。唐德宗曾说：“众人都知道卢杞奸邪，朕难道不知道吗？”李勉回答说：“卢杞奸邪，天下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如今的宗愈，和这有什么不同？臣听说，识人的道理自古以来就很难掌握。尧帝时，四凶和众贤杂处朝廷，最终却没有损害尧帝的明察，是因为听到有才便任用，不敢遗漏；看到有罪便罢黜，不敢庇护。进退、任用、弃置，完全以至公为准，其中没有私心。这就是尧帝享有无穷声名、后世无法赶上的原因。愿陛下以帝尧除去四凶为法，以德宗信任卢杞为戒，改正错误不要吝惜，铲除邪恶不要迟疑，罢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义士的期望。臣的话虽然粗疏直率，但用意在于爱戴君主，惟愿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愚昧，察知臣的诚恳，早日赐下圣断，臣将万分荣幸。《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撰 去除邪恶 宋哲宗时，刘安世上奏说：臣于本月十二日和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接受赐对，呈进札子完毕，于是议论胡宗愈的事情。臣伏承陛下宣谕，认为进退大臣必须顾全体貌，这足以体现陛下优礼辅弼、慎重举措的用意。臣虽然愚昧，难道不明白这些吗？然而宗愈隐瞒自己是宰相的姻亲，窃取御史中丞这一要职，蒙蔽君主的圣德，败坏祖宗的法令，暗中勾结惇、确的奸党，妄图将来依附显贵的主轼、辙之党，公开肆意诋毁欺骗，从未振举纲纪，只听说他多有朋党依附。因此，他在一年之内便升到丞弼之位，公论惊骇，罪状日益显露，怎么可以玷污朝廷、参与机密政务？臣忝列谏官，亲眼看见这样的重大罪恶，怎敢自行废弃职守，默不作声？臣听说贾谊论道，群臣人数极多，而君主一人极少；君主所托付的财赋、器用和政务职责，都集中在群臣身上。如果君臣都没有廉耻、都只求苟且安逸，君主就会受到最大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要顾全大臣体貌而勉励他们守节。他又说，君主用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却不以节操德行报答君主，就不是人类了。朝廷任用宗愈时，臣等当即接连进言，前后台谏官的章疏多得数不清。陛下却一概压下不发，对此宽容，已经超过半年了。这样看来，陛下待大臣可谓隆重厚待。宗愈明知谏官接连上章，也亲眼看见御史台的弹劾文书，却安然居位，仿佛全不知道，那么宗愈可说是不以节操德行报答君主、顽固迟钝而极无廉耻的人了。他将凭什么回应陛下顾全大臣体貌的用意，又如何慰藉四海共同仰望的希望呢？臣已于十三日上疏，极力陈说宗愈的罪过，伏望圣慈念及天下公议，早日发出臣的奏章，交给外朝办理。安世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奏议论，胡宗愈是吕公著的姻亲；昨日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正是在吕公著执政之日。这是隐瞒宰相的私人亲属、废弃祖宗旧制，以及其他背弃公义、徇私舞弊、败坏廉耻的行为，共十二件，都有事实情状可以查核。臣私下想到，奏章已经呈给圣上阅览，早晚伸长脖子等待严惩。到现在过了半个月，没有听到威严的诏令，看来陛下已经宽恕他了。臣弹劾执政大臣的罪过，虽然已经被搁置，宗愈欺君败法的罪行却还没有公开施行，曲直并存，邪正不分。臣虽愚昧浅陋，难道敢苟且躲避触犯圣旨的责罚，而不把天下人的实情告诉陛下吗？从前圣人深居九重，认为即使竭尽自己的聪明，也仍不足以听尽天下的见闻，于是便把耳目之任交给台谏官，而台谏的进谏议论，总是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认为对的，台谏就认为对；公议认为错的，台谏就认为错。君主之所以不出宫门，四海九州之远的事情也没有能够隐瞒的，就是采用了这个办法。臣伏见陛下即位执政之初，首先从退居闲散中的司马光，将他召回并授予执政大任，天下臣民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庆贺朝廷得到了人才。等到宗愈刚被任命为尚书右丞，除了他的朋党以外，没有一个人认为他合适。臣和韩川于四月初八日在延和殿首先议论他的奸邪和无能，不足以担任辅弼之职。后来孙觉任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王觌接连议论此事，侍御史盛陶也多次弹劾；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都是宗愈荐举的人，仍然不得不说到他的罪过。陛下由此观察，也可以知道公议所厌恶的是什么。如今人们的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施行，难道陛下认为既然已经任用了宗愈，就难以立即罢免，所以排斥言官的议论，决意要维护他吗？如果是这样，陛下始终眷顾辅臣的用意固然很好；但按照圣人改过不吝、除邪勿疑的道理来讲，臣恐怕还不能说完全妥善。宗愈的罪恶，臣以前已经详细陈说，此处不再重复；但臣还有一片恳切的忠诚要告诉陛下。自四月以来，谏官议论宗愈的奏章累计几十篇，陛下一概留在宫中，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近日孙觉因病免职，杨康国因为与执政大臣有姻亲关系，被调任开封推官，盛陶又请求与李常回避亲属关系，韩川多次请求离职，赵挺之也以父母年老为由两次请求出任外职。大概孙觉等人看见陛下竭力维护宗愈，便不敢极力进言，所以纷纷引退回避，务求保全自己。臣从小官起步，错误地受到破格提拔，并不是不知道随时逢迎、随众浮沉，苟且领取俸禄、容身保位就可以无灾无患；为什么偏要自找苦吃，竭力诋毁大奸，向上冒犯圣听，向下得罪邪党？只是臣自省内在空虚浅薄，实在没有其他长处，报国之心只知道以直道事君，谋求私利的计策很笨拙，但为朝廷作长远打算却是忠诚。仰望陛下以圣明洞察臣的诚恳，臣于本月十三日所上论胡宗愈的奏章，伏乞早日赐下指挥，交付外朝施行。安世又上奏说：臣昨日十月十二日登殿奏陈，胡宗愈隐瞒宰相的私人亲属身份，窃取御史中丞这一要职，欺骗蒙蔽君主的听闻，败坏废弃祖宗法令，又徇私结党，败坏廉耻，实在不足以符合陛下顾全大臣体貌的用意，慰藉四海共同仰望的希望。此后臣又接连进呈三篇奏章，极力陈说他的罪过，至今仍未见施行。臣虽然极其愚昧，不能窥测圣上的心意，但私下曾深思陛下竭力压制众议、不予施行的原因，莫非认为宗愈被任用还不到半年，现在若突然罢免，恐怕会受到人们讥议，说陛下自信不坚定、任用人才不能始终如一吗？如果圣心万一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祖宗以来任用大臣，何尝不是考察并符合众议、采纳和观察人望？如果众人之心尚未服从，公议不赞同，宁可让诏令有反悔之嫌，也不能容小人窃据君子之器；这些都记载在信史中，可以查考。神宗皇帝时，尚书左丞蒲宗孟只因擅自修缮公宇，就被御史中丞黄履弹劾，立即下令罢免。王安礼因为闺门中的私事，被侍御史张汝贤弹劾，也随即离职。陛下即位以后，优礼辅弼，去年李清臣因为办事不够妥善，被御史中丞傅尧俞等人进言，也被调任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