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

译宁宗时，江西提举袁燮上呈《便民札子》说：“臣私下认为，百姓财力的困窘，到今天已经到了极点。应当采取多种办法加以保存、体恤，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希望百姓能够稍稍得到苏息。如今各州县都有行户，官府想买什么，行户不敢不供应，而且价格低于市场价，这叫作‘官买’。设置官府、任用官吏，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百姓既没有受到恩惠，反而强行低价购买他们的货物，官府固然得利了，百姓将怎么办呢？这种不顾廉耻的行为，实在应当严加治罪；而遭受官府搜刮掠取的人，也实在值得深切怜悯。从前公仪休看见家里织帛便发怒，后来吃到自家园中种的葵菜又发怒，说：‘我已经领取俸禄，难道还要夺取园夫和织妇的利益吗？’董仲舒称赞他说：‘古代身居官位的贤人君子，都像这样，所以百姓敬重他们的品行而听从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便不会贪婪鄙陋。’今天士大夫所领取的俸禄，都是靠百姓的财力供给的。既然已经享用了百姓的财力，却没有给百姓带来补益，反而又用低价购买百姓的货物，久而久之成为风气，还安然不知惭愧。对此若不加以制止，我的百姓就会更加困苦。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忧念百姓的疾苦，下诏晓谕四方：凡官府购买货物，都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胆敢稍微压低价格的，准许百姓越级申诉，并按计算赃物定罪。” 这也是惠及百姓的一项措施。” 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也多有变故。臣来不及一一列举，只是想到百姓财力的困窘，在今天已经到了极点，却没有人和陛下一起救助他们。贤能的士大夫并不是不多，但竟没有人和陛下一起救助这些百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形势不允许。什么叫作形势不允许？要救济百姓的困穷，必须担任帅臣、漕臣或总领之后才办得到。然而这几个官职，即使是贤能的士大夫也不愿意担任，原因就在这里。既然是贤能的士大夫，却不愿担任帅、漕、总领，为什么呢？是因为外任官的权力太轻，虽想有所施展，也无法尽情发挥。因此，他们不是受到法令的束缚，就是被浮泛的言论动摇；不是受到时政方面的忌讳和厌恶，就是遭到那些在任所受到宦官防范、因而不得志者的中伤。有这四种祸患，即使贤者也只能忍耐敷衍，苟且混过几年，更何况其他人呢？况且按照人情，谁不喜欢升迁而厌恶久滞？谁不好伸展志向而以屈居为耻？谁不趋向利益而躲避祸害？如今在朝廷任职，从郎官、察官做起，一两年便可以升到卿监，再过一两年，很少有不能担任从官的。至于帅臣、漕臣，却要奔走遍历天下，不能有一天出现在朝廷；其中即使侥幸得到贴职，也只能从直阁逐步升到修撰，这就到顶了。” 而所谓修撰，又一定要先担任卿监才能得到，所以终身都不再有担任从官的希望。臣所说的喜欢升迁而厌恶久滞，是人情不愿任外职的第一个原因。如今在朝廷任职的人，如果有亲友想要进入官府谋求差遣，只要写信给帅臣、漕臣或总领，便可以安坐取得，没有不如意的。等到担任帅臣、漕臣，联合署名、撰写奏牍请求辟用属官，即使是一个属官或准备差遣之类的职位，也往往不能得到。如果平平常常地办理，不过是送到吏部审核，最终沉沦埋没；如果稍微提出过分一点的请求，往往被省部官员诘问驳回，严重的还会被列名弹劾。臣所说的喜欢伸展而以屈居为耻，是人情不愿任外职的第二个原因。如今在朝廷任职的人，从厘务职事官起，都可以凭借亲族子弟的文牒，送国子监参加补解试；至于监司和帅臣，只要不是在川广二千里以外的地方，子弟便没有收试的地方。每逢大比之年，他们无处托附，稍微知道谨慎畏惧的，大多会无故耽误一次科举；否则便用牵强巧妙的办法迁就规避，以躲过贡举条制，这才算了事。臣所说的趋利而避害，是人情不愿任外职的第三个原因。前面所说的四种祸患，是因为外任官的事权太轻，即使贤者也不愿担任；后面所说的三种情况，是因为恩数太薄，所以人人都不愿意。” 能够和陛下一起救助这些百姓的，必定是帅臣、漕臣和总领；而人们竟不愿担任这些职务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难道还怕改变现状吗？”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不如逐渐提高外任官的地位。提高外任官地位的办法，必须使帅臣、漕臣和总领都能够逐步升任从官；只有能够逐步升任从官，才可以让他们长期任职；能够长期任职，才可以要求他们建立功业。这样，帅臣、漕臣和总领才会明白地知道朝廷对他们的委任托付并不轻微；那么前面所说的四种祸患，就会依次自行消除，也就会有人替陛下尽力救助这些百姓了。” 朱熹上奏说：“臣前任充任潭州官员，兼管荆湖南路安抚司事务，私下看见本路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没有其他谋生之业，而州县每年的收入少、支出多，往往按照惯例在正常赋税之外多收加耗，并以较重的折价收钱；这样尚且收入不能抵偿支出，公私都陷入困困。近来各司察觉了这些弊端，屡次减免，务求宽缓百姓的财力，连续几年所放免的数额已经多得无法计算；然而州县起发送交上供、支应、俸给以及各种费用，仍然沿用旧额，几乎没有减少，因此官府已经狼狈不堪，难以支撑。若再有临时的赏赐、调发、支赐，或者再差遣各班换授、归正、杂流等补官人员到来，费用又增加，就更加逼迫，实在无计可施。臣近来曾与漕臣何异一起上奏，全州守臣韩邈所申请求减少添差员额的事情，便可以说明其中一端。至于其他州县，大多也类似这样。不只是官吏为了苟且逃过眼前责任，想尽办法催办，无暇替国家的百姓考虑；就是按察之官知道他们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到了这种地步，也不忍心完全按法律追究，因此没有办法揭发出来。臣私下想到，本路向东面朝廷，远在二千多里之外；而且北面防守重地湖南，安抚各峒，关系到军事形势，也不是其他道路可以相比的。” 万一百姓贫困到不能承受诛求剥削，突然聚集起来自行作乱，而盗贼和蛮猺互相牵引，一同起事，那么不知道议论此事的人将凭什么来处置。臣从到任直到离任，只有三个月，虽然来不及详细查究其中曲折，但大势如此，也不是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所以臣曾深深为此忧虑，想设法料理；只是由于仓促被召回，没有时间详细询问考察，制定统一办法上奏。如今既然蒙受赐见，臣又不敢不替陛下说一句。希望圣上慈悲，深切体察一视同仁的道理，特地下诏给本路帅臣和监司，把前日全州所申报的事理通行于各郡，一并均衡节省；对于缺乏特别严重的地方，特予大幅裁减，明确规定后奏报，请求批准施行。这样或许州可以救济所属的县，县可以宽缓本县百姓；其中如果有人不奉诏，也没有借口逃避罪责，那么偏远的百姓都能受到实际恩惠，宽大的恩德也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文书而已。臣奉命出使而无所成就，又没有及早上报，以至于到了今天，死有余罪。伏望陛下怜悯赦免，赶快谋划办理此事，那么全路百姓就幸运了。”

译卫泾论述应当抚恤淮河流域百姓的奏文说：臣仰思国家中兴以来，培植巩固基业，以确立国家长久发展的谋划，把淮河百姓视为根本。自高宗皇帝生养百姓、保护聚集人口，近三十年间，户口繁盛；后来又经历创伤。孝宗皇帝竭尽心力抚慰安定，慎重选择边地守臣，减免正常赋税，察看水旱灾情，唯恐百姓的财力受到损伤，所以对他们垂念施恩，比对中原内地还要深厚。这样又过了三十多年，加上当地土地肥沃，谷物丰收，因此淮河百姓富足充实，家家多有积藏。闽、粤、江、浙的百姓，往往迁来依附他们，所以边疆有如泰山一样安稳；这正是圣上思虑深远的结果。近几年屡逢饥荒歉收，百姓大多困乏贫穷，已经不能和过去的宽裕相比；可是州县之间，各种调度征发又都借机烦扰，民力日渐困乏，公私都已十分艰难。平时没有事情，百姓尚且有时不能安稳地生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又能依靠什么来巩固自己呢？臣不胜恳切地为此忧虑，甚至担心得过多，私下认为国家的根本就在这里，朝廷不可不察。去年淮河东西地区长期积水，庄稼受损，百姓很受困苦；今年春天淫雨又伤害了麦子，百姓没有粮食接续，饥民流离失所，也是无法避免的，救荒的政令实在不应迟缓。” 不知道州县官吏亲眼看见百姓的疾苦后，是否已经准备好积蓄物资，安排施行次第，有没有足以减轻陛下日夜忧劳的办法？近来襄汉地区因饥荒而发生骚扰，以至于惊动朝廷筹划救济；推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也是由于州县没有预先讲求如何慰劳、安置和聚集流民，能够以彼为鉴、察知此事，怎么可以忽视呢？何况长淮是长江的藩篱，藩篱不修整，门户又靠什么来保障？这件事在今日关系尤其重大，难道能不早作计划、预先谋划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深切思念国家根本所依恃之处，仰法二祖的深远谋略，明诏两淮帅臣、沿边郡守，务必更加关心百姓的安危疾苦；凡是从前科扰百姓的弊害，一律禁止；仍应立即下令本路漕臣及常平司，凡有遭受饥荒的州县，迅速采取措施赈济抚恤，务必使实际恩惠达到百姓，以稳固容易动摇的人心，消除尚未发生的忧患。对于历代朝廷爱养淮民的谋划，这确实是很大的补益。卫泾又论奏淮民应当抚恤及歉年伏熟、旧欠的事说：“臣听说，圣王在上，必定急切关注百姓的疾苦，勤勉地探求民间隐情并加以抚恤，因为百姓的疾苦没有办法自行上达，而其中隐伏的忧患也可能无法完全说明。臣恭敬地思念陛下仁德覆盖天下，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陛下即位之初，正逢年成歉收，哀怜忧伤都表现在脸色上，于是替百姓减轻征税、停止追讨旧欠，像古代荒政那样的措施没有一项不实行，恩德实在深厚。以臣看来，过去一年田地因水旱受损的范围不可谓不广，百姓流离、饿死的也不可谓不多；但其中本来有些地方收成丰熟，州县按惯例因灾伤替他们减免田租，同时又发布宽恤命令，使田主减轻租入。田赋减了，租入轻了，又得到赈粜、赈济的粮食，作为一边吃饭、一边喝粥的依靠，那么百姓即使处于歉年，也自然没有歉年的忧患。至于今年，虽然号称丰收，正当秋收之时，庄稼遍布田野，农夫老者都面露喜色；等到收获入场，所得反而很少，彼此相顾而失望。想要到州县申诉，田地里既没有剩余穗粒可以作为凭证；想向田主乞求怜悯，田主又以官府没有放免为由不肯答应，这还算可以。” 积水过多的田地，百姓因为贫困患病，无暇播种；如今官府却有的逼迫他们缴纳多年拖欠的伏熟税。百姓已经穷困空竭，没有地方可以筹出钱粮，豪强又一起来责令偿还。因此民情煎熬，田野间愁苦叹息，反而比往年更加严重。这正是唐代赵光奇所说的“时和年丰，百姓不乐”，本朝苏轼也有“丰年不如凶年”的说法，难道不是圣明的陛下所应急切听闻的吗？臣认为，近来陛下准许谏臣的请求，五等丁钱全都蠲免，这说明朝廷对于经常性的赋税尚且不吝惜，怎么会容许州县逼迫积水田缴纳伏熟税呢？陛下又曾采纳臣僚的奏请，规定民间借贷粮本取息不得超过五分，这说明官府对于借贷一事已经加以限制，怎么会对拖欠多年的债赋听任豪民一齐逼迫偿还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明诏州县：凡积水过多、已经检视的田地，全部予以除免，不得再令缴纳伏熟税；如果有违犯，允许监司按察弹劾上奏。对于拖欠多年的赋债，严禁豪民催逼，暂且允许停催，或者仍由官府监理；允许州县立即释放被拘系的百姓。这样或许百姓能够安乐和顺，略知丰年的喜庆，以此上称陛下体恤百姓、探求疾苦、抚恤隐情的心意。” 恭敬地希望陛下裁察。” 彭龟年请求暂时停止湖北和籴的奏疏说：臣冒昧提出愚见，仰求陛下垂听。臣查考，去年朝廷因为淮浙一带同时发生饥荒、江湖地区略有收成，于是下达和籴命令，严格禁止粮食外运，恩惠十分深厚。然而州县急于完成事务，免不了把和籴任务摊派给百姓；商人竞相逐利，又向下争购粮食。江淮两浙的帅司、仓司，直到总司、戎帅，都分派官吏，携带大量钱物，到处收购粮食。他们所派的人争先办理，轮番抬高价格，互相争夺。米价上涨，祸害波及贫民。贫民每天都要增加钱来买米，富户却更加闭仓惜售、囤积取利，于是江湖略有收成的地方，反而出现饥饿、粮食不足的百姓。臣从江西进入湖南，所到之处都苦于此事；进入湖北后，觉得更加严重。去年江陵府虽然只接受朝廷拨下的和籴米十万石，但由于湖北地域广大、人口稀少，耕种十分粗疏，播下种子却不加耕治，俗称漫撒；即使有收成，也非常微薄。每逢丰收之年，也仅够供养本境；万一粮食外流，价格必定飞涨。平常米价每石若达到两贯，已算极贵；如今米价每斗增加数百钱，涨势还没有停止。”

译正值播种耕作的时候，却使百姓困于高价买粮，无法自给，实在令人怜悯。况且本府既有补籴，又有和籴，数额已经很多，深恐设置的粮场不能一下收足，只好摊派给各县；各县又免不了摊派给百姓，上下层层相加，势必造成极大的困迫。当初确定价格时，正是秋收米价低廉的时候，只根据当时市价，每石按一贯五百文具文申报。后来各处官司和商贩竞相前来争购，米价突然上涨；官司只因事情关系朝廷，只能执行原定价格，不敢增加。逐渐到了今天，缴纳的数量仍然不足。于是百姓在米价低时领取钱，却在涨价后缴纳粮米；严重的甚至家中没有现存粮食，只好转而高价买米偿还官府，焦苦煎熬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应赶快设法解决吗？臣极其愚昧浅陋，蒙陛下托付牧养百姓的责任；臣既亲眼看见小民没有得到牧养的实际措施，难道能不仰告陛下吗？臣查考，江陵府已经向朝廷申报，请求把和籴不足的数额，等到秋收后买足，再听候准许施行。臣核查本府应当和籴米十万石，据各处申报已经买到七万石左右，尚有三万石未买，而现存的米已经承奉朝廷指挥，暂不发运。” 由此可见，淮浙也不急等这些米运到；剩余未籴的三万石如果能稍微缓一缓收购，就可以使这一方百姓得到苏息。由于如今已经是五月，若等朝廷下令以后才停止收购，恐怕来不及了。臣已经命本府暂时停止收购目前尚未收足的米数，等待朝廷批复；这样在青黄不接之际，还能留下这些米来接济百姓，使他们完成农事，臣不胜庆幸。附呈黄册：臣访闻各路监司、帅臣在湖北收购的米很多，他们收米的价格比本府和籴价每石通常高出一贯以上，所以交易比和籴更容易。臣估计本府和籴数已经达到十分之七，那么外路各司所收的米数一定超过这个数。即使现在立即停止收购，也不会误事。臣已经下令本路各州，劝谕有粮之家，在当前粮食艰难之时，先把米粮卖给百姓；如果本州县的食米已经足够，就允许把多余的米卖给外路运输贩卖的人。臣因为看见本路百姓确实缺粮，不得不权宜处置，以救眼前急难。若是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正月之间，臣也不敢这样施行，只恐从此有人诽谤说臣阻遏籴买；还希望陛下为了这一方百姓曲加明察。臣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不敢逃避。”},{ 知徽州事袁甫上奏《便民五事状》说：“臣不过是一个平庸空疏的人，丝毫没有长处，却过分承受朝廷临时选用，奉命治理新安。这实在是由于圣朝选拔人才公正，只是臣惭愧自己受到超越本分的宠任。臣想求得报答、完成职责，绝不畏惧辛劳。忽然已经任职满一年，现将五件事分条陈述。臣学问不足以窥见大体，见识不足以通达事务，只是把便利百姓作为心愿，这正是守臣的职责。臣前日忝列朝班，有幸觐见圣颜，想着要稍微辅益圣上的聪明，曾进献一条关于仁政的意见，当即得到批准，并且赐予褒奖。何况如今谋划建立保障，更应深切戒惧不要过度侵扰百姓；在本州施行的措施，既然以仁政为先，向陛下奏陈的事项，也应当把仁政作为急务。虽然条目不同，纲领却是相同的，只是希望给百姓实际的恩惠罢了。伏望圣上明察纳受，岂只是臣愚昧之人的幸运，实在也是一州百姓的幸运。” 一、臣仰知陛下忧念百姓疾苦，像切身之痛一样迫切；拯救陷于水深火热的百姓，比救援遭遇焚烧和溺水还要急迫。陛下这样做，是为了接续百姓的生命，保养国家的命脉，作为亿万年无穷无尽的根基，可以说思虑极其深远而长久。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下达文书给本州以及监司，要求依照原先申报的情况调查休宁县的赋税事务；臣赶快称颂这道圣明的允准诏令，所减免的很多，真是盛大美好啊！深厚广大的恩泽，无论远近都一视同仁。臣不才而掌管郡府，每天都和那些欢欣感戴的百姓一同庆贺。臣恭敬地看到户部复核详议的文辞，洞察州县的实际情状，破除他们的私意，向他们显示大公之道。文辞说：‘考察反复阅读所申报的内容，可见他们只是对于上供名目愿意裁减而不吝惜；至于留在州里和送交使司的项目，仍像以前一样责令办理，这只是替自己逃避责任的谋划，似乎不是体恤国家、怜恤百姓的心意。’如今既然依据户部详议的批示，为什么不把均等施恩的原则贯彻到底呢？于是，不仅酌量减免上供的数额，也把州郡所得、原可自行使用的部分一并减免。臣捧读到这里，肃然起敬，叹服圣朝这样主持公道、勤勉体恤百姓隐忧。小小的郡县，虽然十分困窘，怎敢不把圣上的恩音昭示明白，推广仁政的声誉？臣已经按照圣上的批示，张榜于通衢大道，让深山穷谷的百姓家家都知道，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 不过臣又想到，徽州有六个县，都被称为身处沸汤，其中婺源、休宁尤其严重。如今休宁已经受到恩惠，难道唯独遗下婺源吗？何况婺源处在万山五岭之间，是各县中地域最广、百姓最强悍的地方，而财赋负担最重，比起休宁来大概又严重得多。吏部发布空缺职位，官吏因畏惧而退缩不敢前往；县佐代理县官，只求免于过失，竟指把正税改充别种税色，用新钱来掩补旧欠；既然没有其他办法，预先借取钱粮便被视为良策。才一两年间，不知有多少万户豪强富室，凭借势力不向官府缴纳租税；下等贫户则害怕官府追呼，只好多次缴纳产业税。加上连年没有遇到丰收，又屡遭火灾，学校、仓库、官署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乡里和市肆全都变成瓦砾。接手这样萧条的县邑，交给新任官员，他们修补破败、支撑倾危，废寝忘食，极其疲劳也不畏惧，仿佛醉梦刚刚醒来；既然如此，减免赋税的恩典怎么可以片刻稍有迟缓？即使减免确实是正确的，若向上级官府请求施恩，却在本州吝惜不肯施行，那仍然是没有能够克制自己的私心。私心没有克服，自己先筑起藩篱，这就先把婺源、休宁分成两个地方，却想让朝廷把它们视为一体，怎么可能呢？臣现在所说的，是以休宁为标准一体办理；即使对本州来说会使朝廷收入有所损失，也不能因此改变。只要能够使百姓获利，臣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

译平常州郡可以动用的钱，往往一向被视为自己的财物，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谁肯使自己贫乏而让别人肥富呢？这种弊俗已经形成，痼疾很难医治。在州里可以减免的，州官既不忍心完全舍弃；在上级应当削除的，也不敢申明请求。由于这种封闭吝啬的私心，执持不通，致使周遍流行、丰沛广大的恩泽被阻隔，不能下达。臣愚昧浅陋，没有其他丝毫长处，只是在公私、义利之间，粗略知道应当遵从什么、违背什么，取什么、舍什么。何况州县本来是一个整体，财赋自然应当互相通融。如今想稍微宽缓县里的负担，怎么可以只搅扰朝廷而不先从本州做起？必须先由本州除去吝惜财物的私心，再请求朝廷减免没有名目的征敛，这样困敝衰残的县邑才开始能够稍稍苏息。臣已经把婺源拖欠十六年的绢一万七千多匹、茶租折帛钱一万五千多贯、月桩板式钱六千多贯，以及婺源所有积欠，一概暂时停止催收。本州节省浮泛费用，代为收集整顿、办理起纲。只是那些凭空捏造的赋税，全部属于上供以及总所名目，定额钱数太重，虐害贫苦百姓；既然不是本州可以自行决定的，必须请求朝廷特别减免。假使没有成例可以援引，臣尚且想竭力陈请，何况已有休宁的近例；婺源的情形与休宁相同，应当都由朝廷明白下达指挥，并交由监司派官员研究办理。” 休宁既然已经先行减免，也应当把这个成例施及婺源，这样或许可以解救倒悬般的急难。因此，关于婺源应减免的事项，臣如今已经申报监司，请他们共同保明，并联名上申请求下达指挥。臣心中忧虑不能自已，所以预先在这里申诉陈述。伏望圣上慈悲，采纳并施行。” 一、臣私下考察本州起发送交上供的绢纲，多年以来，左帑退回的数量很多。臣刚到任时，前任政绩遗留下来的欠数，动辄超过一万匹；臣督促各县，昼夜不停，追捕、逮捕、榜笞，纷纷派出。又因为过去官吏巧妙地改换转移，虽然有百姓的姓名，往往却都不是原来应交的实物；如今左帑退回归还各县，各县究竟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更加虐害我们的百姓罢了。臣每次执笔发布文书，脸上都很惭愧；上下阻塞，没有办法通达。左帑严格规定期限，急迫如星火，本州害怕无法交解，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臣区区的愚见，深恐今年一万匹，明年增加一倍，不到三五年便积到数万匹，百姓所受的祸害将没有停止的时候。于是臣和百姓谋划新的办法，多方晓谕，都命令他们加意织造，可以保证整纲绢匹全部收齐。臣大致取得了百姓的信任，百姓也遵守约定。臣又考察历来揽户的弊端：他们从税户那里收取绢匹时，就抬高价格；等到向织机户购买时，却压低给价。拿着质量粗劣、疏薄、难以售出的绢，趁着纲运正急的时机，官府虽然明知他们的奸弊，却往往暗中让他们得逞，又专门挑选同类人员彼此勾结、里应外合。弊端和侥幸作弊的手段很多，百姓承受不了反复诛求，耗费的钱从哪里来呢？” 不过是减少丝线等细微费用，把它转移去填塞那些永远填不满的需求。因此真假混杂，车辆和人员纷纷聚集，表面上使税户亏损，实际上却使官府亏损，左帑被退回也就不奇怪了。臣痛切惩治这种弊端，彻底清理一番：揽户全部罢去，专拣全部改派他人。向百姓收取、由人户缴纳的钱，只收足按条例应当承担的市利和缠费，丝毫不再多取。平时之所以多取，原来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满足众人搜刮掠取的欲望。臣如今既铲除其中的蛀虫，又澄清它的源头；隶属于官场服役的人，连同供给每日饭食的费用，都由官府承担。官府所耗的较少，百姓所获的利益较多。又规定人户每年缴纳的绢钱全凭朱钞，即时发给，几乎没有拖延。微臣不敢畏惧劳苦，官吏也知道尽力办事；稍有欺骗作弊，立即严禁不容。百姓都说：‘从前官场上阻挠索取、乞求财物的弊端，如今都没有这些祸患了。’绢虽然比从前增加，百姓却自行争先缴纳，臣未曾轻易使用一杖，也没有无故追捕一个人。各县之间偶有过分苛刻的，州里都尽力实行禁止约束，普遍发放手牒，详细说明臣的心意；众目所视，哪里容得欺骗？虽然如此，臣察看本州百姓的心意，也有一些人忍受隐情而不敢说出来。假如使百姓到了不敢说话的地步，臣难道能够独自不在内心惭愧吗？” 为什么呢？因为本州向来不出产绢，远远不是升州、宣州可以相比的。考察《新安志》，国初时歙州绢每匹只重数两；后来不能完全遵守这一制度，但现行法令中仍有记载：江东一路的税绢合计都重十二两，唯独歙州因咸平二年特别诏令，只以十两为定额，并且下令仓库、官署不得退回剥取。每匹绢折钱七百三十一文。到绍兴十八年，户部发符文规定每匹估价二贯足。乾道三年，诏令说守臣缴纳绢匹扰害百姓，削夺官阶，罢免其职。贬谪文书说：‘不顾念蚕丝生产的缺乏，也不思量织机空置的困苦。’圣王的言论多么伟大，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后来议论此事的人又上奏，认为户部退回、剥取徽州绢，朝廷已经屡次下令禁止。臣深深想到历代圣主的至深用意，这难道是愚臣所能完全了解的吗？然而从这些事情看朝廷对徽州百姓的重视，便可以看出周朝的道路平坦如砥石。大概田税既然很重，物产和绢帛的负担就应当减轻。所立法令公平合理，理应世代遵守；怎么能担心流传日久，反而认为宽大是不对的？逐渐想要苛求详尽，慢慢就不是当初的本意了。如今所缴纳的税绢精细美好，确实远胜往年。虽然这样做或许能图谋逃过眼前的责任，怎么知道将来能够保全呢？臣私下担心，今后继任的人未必都能革除两场索取财物的弊端，也未必会贴补专拣人员的日食费用，更未必能按时发给钞钱，使其没有片刻停留的祸患；如果只是让徽州百姓缴纳精美优良的物品，那么造成这种先例的罪责，就是从臣开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三十一钱〕 臣所说百姓忍气吞声而不敢说话的原因，就是这个。臣因今年夏季旱灾，向上天祈祷，曾说过：“灾祸实在是臣的罪过，百姓又有什么罪呢？”臣面对上天发出这样的话，如今又面对朝廷上奏此事，那么对于抚恤徽州百姓，哪里能够迟缓呢？伏望朝廷查照咸平、绍兴、乾道年间历次宽恤的指挥，每匹绢只以十两作为定额，仍依照旧例下达施行。府库如果收到超过上述数额的绢，请特别免除退剥。既免除退剥，整纲绢帛就都能缴纳。将来既没有被退回的忧患，徽州百姓也就有苏醒复生的希望。祖宗旧日的政风今日重新出现，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吗？况且臣所请求的，是十两的定额和禁止退剥，这些都是圣朝原有的防范。既然这种防范由朝廷颁布，难道反而可以由朝廷废除吗？何况臣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长远以后考虑。如果今年征起的绢纲，大多由臣亲自挑选并委验，确实可以充数缴纳，绝无退剥的忧虑。万一有退剥的，都是上等绢帛，百姓将乐于收回，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希望圣上察知臣出于公心，直接下令所属部门检举办理；这不但能使徽州百姓受到无穷的恩赐，也能显示圣朝效法祖宗、厚厚爱养国家根本的深意。如果朝廷还想进一步审定，就请下令本路监司取来《新安志》以及历次指挥，核实后申奏施行。

译一、臣听说常平义仓的储粮，是用来防备灾荒的。平时储存起来以备有用，遇到事情时就不会有缺乏使用物资的忧虑。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有储蓄的名义，没有储蓄的实际。臣在己卯年任职霅川，兼任本州职事时，本州常平义仓正由本路掌管。臣查阅簿籍，米只有几百斛，钱只有几百缗罢了。臣对此大为惊骇。一州的仓储，关系百姓性命，竟空竭到这种地步，遇到缓急情况怎么办？等到详细考察其中缘故，才知道本州秋苗每年收入，最多只有五万。正苗本来就很少，义仓自然不会多。至于常平坊场等钱，往往以亏欠为借口，说难以催缴，所以收入极少。但支出为什么又这样多呢？如果是胥吏、军兵以及散从直月的廪禄数目，取自常平仓，使这些支出全部出于公用，当然还不算太有害。其中有些托名差使，竟敢借机挪支；倅、监自开方便之门，州郡也跟着援引成例；其余官属都有所求取，因此纷纷扰扰，人数多得无法胜数。原本积蓄就没有多少，哪经得起这样滥费呢？臣既然知道了这个弊端，于是断绝它的根源，以身作则，一丝一毫也不妄自上取。州郡下属以及同僚，也全都按照公事裁量，不容许私下请托。日积月累，所储蓄的钱逐渐增多。起初只有四百缗，如今已经超过一万缗，几乎是从前的三十倍。任期届满那天，把账目上交仓司，旧有案卷可以复核。臣因此想到，假使天下各郡都迟一两年这样办理，都能增加到三十倍之多，那么还用担忧储蓄不足吗？还用忧虑水灾旱灾吗？只是如今做官的人，苟且求得敷衍塞责，不致力于体恤百姓。常平使者年年派官，州县属官时时复核，有的把虚假的说成真实，有的把东边指作西边，上下相互欺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哪里还谈得上有储蓄的实际呢？臣试任郡守到这里后，首先就把这件事放在最前面。但本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赋税繁重、劳役沉重，每到冬春之际，或者遇到连绵大雨之后，粮价稍微上涨，百姓粮食稍有缺乏，官府就打开仓廪，赶紧救济贫民，并不是非要等到凶年饥岁、百姓流离饿死以后，才举行平价出粜。所以百姓对官府的期望非常殷切，而官府要满足他们的期望也极为困难。众多百姓哀号，每天盼望开仓放粮，还好常平仓以外另有一座平籴仓，由漕台主管，隶属于本郡。每当想要告急，就立即飞马报申。臣到任以来，已经多次请求过了。今年夏季没有梅雨水患，百姓多因旱灾来报告，他们对官府的期待，更不是平日可比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大略计算六县之内，婺源、祁门、黟县的雨水很充足，百姓都欢呼。至于歙县、休宁、绩溪，到了仲秋以后才得到甘雨，早稻已经来不及成熟，中稻、晚稻或许还可以指望。臣愚昧地认为，除去已经丰熟的县分以外，那些遭受旱灾歉收的乡里，如果不赶紧救济困苦贫穷的人，将会看到百姓立即填尸沟壑。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对此应当怎么办？应该把常平义仓储存的米多多用来赈济和平价出粜，百姓正处在倒悬之急，这样或许可以稍稍缓解。本州严厉节省浮费，防止催促征取盈余，选派官员设置机构收掌，在浙地丰收的州县收购粮食，以补偿原有的数目；官府没有损耗，而百姓得到利益，一直到明年春天都可以接济粮食，边发放边补充，循环不绝，实在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眼看百姓饥饿，却只积存粮食而不发放，岂不是大大失去了设置仓储的本意？如果轻易捐出仓粮，只知道发放而不知道补充，又怎么能作为国家将来长远的谋划呢？臣略知应当以体恤国家的心意施行爱民的政事；既然上奏请求发放赈济，就一定会谋划补充仓储，不敢只是徒然说些空话罢了。至于减轻关市的征税、宽缓租赋的征收、权宜推行劝导富户分粮救荒等凡是能够救济灾荒的事情，臣都将尽力去做。只是常平这件事，不是臣所能专擅办理的。所请求的是由朝廷下令转运司、常平司两司，不要拘泥于常规程序，多多进行救济和平价出粜；这样对下可以满足一州百姓等待盼望的心意，对上可以扩大圣朝怜悯抚恤的仁德。伏惟圣上以睿智仁慈果断决定，赶快施行，臣不胜荣幸。一、臣据实回答，本州偏僻地处万山之间，最害怕水灾和旱灾。天晴稍久，农田就已经担忧干枯；雨稍微多些，山洪便会横流。乡里谚语说：“三日天晴便有人报告旱灾，一声雷雨便要撑船。”说的是这里容易积水、又容易干涸到了极点。因此本州农田大多依靠水利，借溪流筑堰蓄水的叫作堨，开挖田地蓄水的叫作塘。兴修工程虽然艰难，但利益很广；只要不断修治，就能灌溉很多田地，放眼数百顷的禾苗，都只靠一座塘堨的水泽。臣曾向乡里的长者询问，他们都能一一详细说出。无奈人们记得眼前而忘记长远，是人的常情；趋向省事而害怕花费，也是百姓普遍的弊病。本州土地少有低洼湿地，满眼都是高田。臣访闻往年曾经忧虑夏旱，恰好几年之内大多连遭淫雨，百姓习惯了眼前情形，以为年年都会如此，不考虑及时蓄水，只盼望雨从天降。他们难道不知道天时难以预料吗？只是修筑塘堨的费用非常巨大，徽州百姓一向贫穷，爱惜钱财如同性命；如果侥幸可以省下这笔钱，便贸然认为一年到头都没有忧患，这种愚蠢也太过分了。臣因今年季夏雨水失期，日夜祈祷祭祀，没有一处不去，痛心疾首，无地自容。臣因而想到，水利设施本有储备，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煎熬？虽然如此，水利废弛的罪责也不全在百姓。过去官府施行的办法，把塘堨作为大事：上面由常平使者掌握要领，下面由州县佐令负责具体事务。每逢农闲时就下令检查，县里绘制图籍上报州里，州里命官员亲自走遍田间小路，竖立土埄牌作为标志，集合大小保确定户名；哪座堨应当兴修，哪座塘已经淤塞，众人都看得清楚，无法加以厚诬，然后根据废弃或兴修的情况，酌情加以惩罚或劝勉。官府既然把它作为急务，百姓谁敢不勤勉？但几年来对此安然不察，问起主管者姓名便含糊难以考核，查阅旧有簿籍又散乱残缺，像这样苟且从事，实在令人长叹。然而废坠的典章时间还不久，旧有的规例仍可查寻。请求朝廷把命令下达到仓司，仓司再下达到郡佐，时时督促，处处实行。如果县道把它视为寻常事务，保甲不加以检举，就另行委派官属察访上报；怠慢法令的人一定严惩不赦。这样水利就能经常充足，农田也没有忧患。臣又曾把所听闻的乡俗加以核实，大家都说堨不能增加，塘还可以增益。但开塘费用很重，难以责令百姓承担，不如把官有田地清理出来，或者购买百姓人家的田产，多多兴修陂塘发挥水利作用，以救济没有力量的人家。

译官吏为此加以防护管理，按时加以疏浚修治；有时遇到旱涸，就放水使其流通，这确实是大大的恩惠。臣偶然查阅旧档，见到从前绩溪县知县王柟买田一百五十多亩，开塘六十八处。县里尚且能够这样做，州里为什么反而不能做呢？伏望朝廷采纳臣的奏议，下令本路常平司，把没收入官的田产全部清理出来，用于开塘。臣也应当节制缩减浮费，以帮助兴修工程。后人继续办理，有志于民政的人又陆续接办，一定可以成功。朝廷没有丝毫费用的忧虑，民间却有世世代代无穷的利益，难道不是很合宜吗？唯愿圣上慈心开纳，臣十分庆幸。一、臣私下据实说明，本州一向多有火灾，虽然有时出于意料不到的情况，但也是因为人的防备没有做到周全。臣自从到任以来，首先把这件事作为急务：严格整治保甲图籍，选拔防虞官正副八人，都是乡里所推重的人，负责总管修治；四方角落的防火设备，则由官府多置办器具，并且命令各处自行准备，每天让兵隅官进行察看；设置潜火军卒，登记确定姓名，每十天轮班值守，并且发给官钱犒赏。所有这些也只是琐碎的日常措施罢了。只是本州依山而建，号称出产木材的地方，却没有想到深宅高堂全都用竹篱茅舍建成，一阵融风吹来，便烧得一无所有。虽然屡遭灾害，却不知道改变旧法。臣反复加以晓谕劝说，幸而百姓乐意听从；但又担心贫弱人家承担不起营造费用，于是官府发给本钱，召集陶工，开放借贷之门，放宽偿还期限。如今栋梁屋脊相接，气象焕然一新，似乎可以在灾患尚未形成时消除祸患，难道只是等灾害已经发生后才救灾吗？即便如此，仍然不够。还有所谓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众人都认为不可缓办，那就是鱼梁吗？这道鱼梁的正面承接紫阳山的山阴。阳家说：前面的山既然有高峻险拔的形势，那么映照着山的水也应当有深静回旋、绵延流动的形态。清明的光辉相互映含，火神祝融就会退避。虽然这只是阳家一家的学说，不足以深信拘泥，但五行的道理也确实有一定根据。过去草创之初，没有顾及长久使用的打算，只用木栅拦挡，用沙袋堵塞，偶尔遇到长久晴天，还可以说过得去。若遇连绵大雨突然涨水，水声如雷般怒吼，溪流湍急激荡，势头快如飞箭，便会荡然一空。臣去年捐出金钱，依照旧址重新修葺，大大胜过从前，碧绿的水波连接天际，清澈得没有边际。假使常常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大大的利益吗？只是堤防不坚固，水势容易冲毁，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想长久而不毁坏，不如用石头建造。石头胜过木头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只是不肯去做罢了。一两年来，担任官守的人大多苟且偷安，把官府钱财卷入私囊，积累数万缗还不满足；为公家做一件好事，哪怕拔出一根毫毛也不肯。难道只有石梁这一件事如此吗？臣鄙陋，不善于生财，只略知节省费用；如今大力削减浮费，预计可以得到一万五千缗钱，现在正估计工役费用，凿山取石，等到冬天水位下降以后，才可以逐步举行。有人为难说：“今年不是丰收年，百姓哀号，冬春交替之际正应当赈济抚恤，为什么还要兴办这项工程来使百姓困苦呢？” 臣回答说：“这正是救济百姓的办法。难道没有看到范仲淹治理杭州的事吗？皇祐年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的尸体横陈道路。范仲淹认为歉收之年工价最为低廉，于是下令佛寺兴办土木工程，又修缮仓廒和官吏住宅；每天依靠官府和私人救济粮食的百姓有数万人。监司弹劾他，范仲淹亲自陈述兴建的缘由，说这样做正是要发出富余的钱财来救济贫民，施行荒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一年两浙只有杭州百姓没有一个流徙的，前代贤者已经把这件事讲得很熟悉了。如今趁着小有歉收的时候兴办石梁工程，既可以在眼前救济贫民，又可以把利益恩泽留给长远以后，实在是一举两得，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做呢？伏乞圣上慈悲，准许臣所奏之事施行。” 理宗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上奏说：“本朝仁政有余，但王制还不完备。如今的两税，本来是大历年间的弊法。常赋的收入尚且已经成为祸害，何况预借呢？预借一年还没有结束，又到第二年、第三年；预借三年还没有结束，又到第四年、第五年。臣私下听说，如今的州县已经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赋税的了。以拥有百亩田地的人家计算，耗尽其世代产业，哪里足以支持数年的预借呢？赋税的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从中摆布，上下勾结作奸，公家和私人都陷于困窘。臣愚昧地认为，今日挽救弊病的办法，大端有四项：应当采纳夏侯泰初关于合并省并州郡的建议，使县令能够直接通达朝廷；采用宋文帝元嘉六年确定期限的办法，使县令能够专心致力于抚养百姓；遵循太祖把朝廷士绅派出担任县令的典制，以提高县令的权力；遵循光武帝擢用卓茂为三公的用意，以激励官吏的志气。然后替他们整顿田地疆界，明确户籍簿册，约束妄费，裁减横征，那么预借就可以革除，百姓的困苦也会得到缓解。” 洪舜俞进呈史事说：“汉高帝诏书说：‘我想大力减少赋税，但如今进献还没有规定的标准，官吏有时多征赋税来作为进献，而诸侯王尤其多，百姓对此非常痛苦。现在命令诸侯王和列侯常在十月入朝进献；各郡也按照人口数，每人每年征收六十三钱，用来供给进献的费用。’汉武帝设置最初的十七个郡，并且按照当地原有风俗治理，不征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地，就按照当地情况比照供给初设郡，那里还时常杀害官吏。汉朝派南方的官吏和士卒前往诛讨，费用都由大农供给，再用均输调配盐铁来帮助赋税，所以能够供养军队。然而军队经过的县，只是按财产临时征取来供给，使军需不至缺乏罢了，不敢说擅自征赋已经成为法令。我听说，君主先有爱民的真实心意，然后才会有施及百姓的实际恩惠。汉代诏书出自君主亲笔，其中精神、心术的细微之处，全都在诏书中表现出来。看汉高帝想大力减省过重赋税的诏书，简明严正。继而汉文帝说赈济借贷、减免租税的话，勤恳恳切；他们爱民的真实心意，都足以对天地而无愧，哪里会有百姓不能受到他们恩泽的呢？汉代的赋税有三种：口赋用来供给天子，算赋用来治理仓库、供应兵车马匹，更赋用来供给戍守边疆。这份诏书所要减省的，正是这种情况。当时又有进献赋税，郡国借进献之名加重赋税，成为百姓的祸害，所以急于减省它。”

译当楚汉之争尚未决出胜负时，起初只是征收算赋；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就想减省进献之赋。由此可见，损害财力、伤害百姓，没有比军费过重更严重的了。军费从各处大量支出，却想施行爱民的政事，实在困难。然而爱民的心意，不可以因为战争而中断。汉武帝元狩年间的诏书说，君主是心，百姓如同四肢，四肢受到伤害，心就会惊惧悲痛。汉武帝并非没有爱民的心意，只是喜欢大规模建功，把增加的负担转嫁给臣下。我曾考察司马迁《平准书》，其中论述不断聚敛财物以供养军队，前因后果大约有十多个层次，一个比一个危害深重：说“江淮之间，已经萧条了”；说“废格、阻挠、诽谤的罪名，以及穷究严办的狱法开始使用了”；说“三人言利，已经细察到秋毫”；说“吏治更加混杂，商人也多做了官”；说“渐渐设置均输，流通货物”；说“几乎全都铸造金钱”；说“公卿大夫多以谄媚求得容身”；说“杨可告发隐匿财产，法令放宽了”；说“官府有了盐铁和缗钱的积蓄，用度更加富足”；说“以株连输送罪徒、交纳财物便可补授郎官，郎官选任衰败了”。最后竟至于“没有人敢说这是擅自征赋的法令了”。这就完全背离了汉高帝想为百姓减省赋税的初衷，汉武帝反而听任官吏擅自取用，并且不是依照经常性的赋税征收。汉武帝难道不知道有百姓吗？新设置的郡刚刚建立，百姓仰着头等待供养，汉武帝担心废弃先前的功业，只求赶快办成，虽然想禁止官吏擅自征赋，也无法做到。后来又增加口赋三十钱，到了轮台才对此后悔；幸而这种爱民的心意没有像一根细线那样彻底断绝。仁义的恩泽没有立即斩断，这大概就是汉朝国运延续四百年的根脉吧？” 牟濴上奏说：“臣已经把端正人心的主张向陛下陈述过了。臣虽然卑微如蝼蚁，但这点微薄的忠诚有些不能自已。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的根本在东南，东南的根本在百姓。既然根本所在，就不能不加以重视。臣恭敬地看见，天禧初年，王旦任宰相，薛奎任江淮发运使，王旦告诉他说：‘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了。’张士逊任江西转运使，王旦又告诉他说：‘朝廷从东南专卖获利，已经到了极点。’当时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百姓每天生活在海涵春育的恩泽之中，民力必定还没有衰竭到极点。然而王旦的话，读来仍使人凛然。拿今天与过去相比，是怎样的时势，难道还可以不深思熟虑吗？大概自从西北发生变乱，许多事情都要仰赖东南供给；把江淮的军队调往天下一半地区戍守，于是兵力分散；用东南的财物供应西北的调度，于是民力困乏。从前人们说掌管军队的人不体恤百姓，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也将不再留意百姓了。贪婪暴虐的臣子苛刻索取、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百姓的生活没有一天得到复苏；聚敛钱财的臣子剥取百姓的皮肤、榨尽百姓的骨髓，以此谋求自身进身，财利的来源已经没有一个孔穴被遗漏。虎豹盘踞在幼兽的猎场，豺狼在春日园囿中哺乳，而陛下的赤子百姓从此开始无处申诉了。”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贫困了，即使想把财富储藏在国家，也不可能做到。所以马周在贞观年间上奏说，拥有天下的君主不在于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的苦乐。今年的事情还没有坏到极点，但田野乡里已经免不了发出忧愁叹息；赋税收入本来有确定的数额，但郡县大多表现出急迫催逼的样子。圣明的君主以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为心，大臣以思念百姓为念，但恩泽不能向下流布，民情不能向上通达，难道不是有关官司的责任吗？百姓不怕死，就不能用灾祸来恐吓他们；百姓不以活着为乐，就不能用善行来劝导他们。臣担心几年之间，或许发生水旱灾荒的变故，青壮年如果不四散到各地去，就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即使有田地，没有人耕种，国家的赋税从哪里产生？军队的粮食又从哪里取得供给呢？天下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时，预先说出它固然常常被视为空话；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臣希望陛下赶快诏令几位大臣，讲求使百姓富足的办法，务必在实际政务中努力实行，不要只把它交付给空话。应当罢免那些危害百姓的官吏，改正不便于百姓的政令。有人能够替国家治理养育百姓、爱护国家根本，就应当用玺书褒奖嘉许，提拔任用。这样或许宽免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赐。平时天下无事，百姓知道生存的快乐，每天都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心，即使可以杀死、侮辱他们，也不能使他们去做坏事，那么还害怕什么夷狄呢？” 还忧虑什么盗贼呢？”《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唯愿陛下留意。李鸣复上奏说：“臣私下看见，会稽作为一个郡，赋税沉重而百姓贫困。只拿和买绢这一项来说，它的定额就相当于一路赋税的一半。虽然淳熙年间特意为它蠲免减额，绍熙年间又把它与其他地方一同均摊征收，但百姓困于供输的状况仍然存在。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定额太重。从祖宗时代起，货物轻而钱币贵重，官府把钱提前发给百姓，百姓把绢隔年缴纳，官府和百姓彼此资助，百姓也乐意替官府购买，这才叫和买。时代改变、事情变化，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消亡，价格不予补偿，凭空摊派征取，再没有所谓购买了。缴送稍微迟缓，鞭打责罚立即加上，再没有所谓和谐了。加上物价飞涨，比过去何止高出几倍？官府只是一味督促逼迫，百姓只有怨恨叹息。嘉定庚辰年，朝廷把连续多年实际催征的数额核定为固定定额，其中一半按估价征收；十四年间百姓财力稍稍宽缓。端平初年，又催征两年正色绢，仍实行三年按估价征收，之后又催征正色绢。如今侍郎赵与懽申请将各郡和买一体施行，这就难以再为会稽申辩了。然而仍有可以说的地方：朝廷对待会稽，不应当和其他郡一样。永安陵寝所在，祖宗弓剑收藏在那里，四时祭祀有固定的标准，使命往来接连不断，其他郡有这些情况吗？” 这就是第一点不同。南阳是帝王的故乡，皇亲近属居住在那里，田地连接阡陌，主管官吏不敢过问，势力倾倒乡里的豪强，庶民不敢与之争较，其他郡有这种情况吗？这是第二点不同。会稽有其他郡所没有的盛美之处，本应得到其他郡所没有的优厚照顾；如今却有其他郡所没有的骚扰，又承担其他郡所没有的供输，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独独不应当为此动心吗？臣自到任以来，士大夫的议论、百姓的陈请，无不把和买造成的沉重困扰作为诉说内容。臣伏地思考，放置不问，就会伤害百姓；推行得过于宽松，又会伤害国家。如今臣不敢请求像淳熙年间那样减免全部定额，只求能够像嘉定年间那样，有一半按估价征收，就足够了。有人说：放宽一个郡，就会有人援引成例而起事，将来拿什么拒绝他们？事实不是这样。会稽特别加以优恤，是因为它的定额太重，是因为那里有陵寝，也是因为那里是孕育圣人的地方。没有这三项理由，却动辄以成例来说，什么成例可以援引呢？淳熙十六年，诏令绍兴府和买绢中特别减免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没有听说其他郡援引这个成例。鉴湖古来没有租税，如今改变为湖田，向大农缴纳六万，这是会稽额外的产出。”

译朝廷难道只知道取用而不知道给予吗？希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明裁断，将绍兴府和买绢这一项，仍按嘉定十三年的体例，实行一半按估价征收。这样可以使怨恨叹息的气氛消散，使歌颂的声音兴起。这样一来，祖宗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欢欣喜悦。这实在是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的一项措施，不只是为一个郡设置的。贴黄：臣恭敬地看见，绍兴府和买的定额既然很重，所以百姓逃避重额而趋向轻额，其中的弊端有三种：税户改报诡名，寺观侥幸请求免除，盐亭户广泛实行包占。诡名的弊端，按理应当合并归入正户。但一提出这个名目，利益还没有看见，祸害却先出现了。做守令的，只应当在分割承受之时、发生争讼之际，随事追究，不采用归并的名目，却使归并之实得以实现，这是最为妥当的。寺观请求免除，自有正条规定；盐亭户的包占，各自也有原定数额。倘若朝廷特意赐令下达，使他们按照条文施行，依照定额考核，那么重此轻彼的弊端或许就能革除。上面有一半按估价征收的命令，下面没有偏重不均的情形，百姓或许就能稍稍得到缓解了吧？伏乞圣上明察。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进呈史事说：“汉文帝十二年，诏书说：‘引导百姓走上正道，在于致力于农业根本。今年收成不好，百姓面有饥色，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太少，官吏又没有加意办理。我农民非常困苦，官吏却不加以察看，还凭什么来劝勉他们呢？把今年租税的一半赐给他们。’” 臣听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使百姓富厚；使百姓富厚的根本，在于选择官吏。官吏任用不得其人，就只会设法使自己肥厚、使百姓贫瘠，国家的根本也就倾覆了。成周盛世，从乡大夫直到比、闾、族、党各级长官，全都是良吏。所以百姓生存而不受伤害，生活富厚而不困苦，八百年的基业稳固而长久，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三代以后，只有汉文帝最有志于百姓，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选择官吏罢了。《汉书》为循吏作传，把文帝时河南太守吴公、蜀郡太守文翁列为首位，称说他们廉洁公平而百姓受到教化；可见为官之道本来就以廉洁为根本。廉吏欲望少而容易知足，必然不会有苛刻征收、暴虐聚敛、捶打百姓肌肤、榨取百姓骨髓的事情。然而汉文帝像这样留意政务，官吏中仍有怠慢疏忽、不奉行诏命的人，所以十二年的诏书责备他们没有加意办理百姓之事，又说农民十分困苦而官吏不加察看；这一定是有人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使自己丰厚增殖，因此赐给百姓租税的一半以救济供养他们，其用意由此可见。臣观察汉、唐以后，孜孜不倦办理民政、把选择官吏放在首位的，没有谁比得上我朝孝宗皇帝。他没有一天不告诫大臣，让他们慎重选拔郡守；郡守的姓名都张贴在御屏上，早晚都加以阅览。其中有贪婪苛刻、危害百姓的，往往不等内外宪臣弹劾查办，便直接用御笔罢免。遇到水灾、旱灾、凶年、荒年的时候，尤其加意关注。凡是在灾害时期不体恤民间疾苦、征敛苛刻暴虐的，通常都不予宽贷，情节严重的甚至追究罢停。因此在乾道、淳熙年间，民众和物产富盛，田野乡里和乐安宁，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心情，可以说是盛况了。臣私下看见，今年正当农人收获有成之时，淫雨连下十多天，妨碍农业收成；两浙水涝漫延，造成的灾害尤其深重。陛下怜悯百姓，重申严禁官府在收纳租税时加收斛面，并且对于公田、民田的租税都有蠲免，圣恩所到，谁不感激戴德？然而官吏大多不善，仍旧苛刻取求，丝毫没有悔改；浙右的辅藩尤其严重【平江倪普】。大约从八九月间起，禾苗刚刚被水淹没、在泥中腐烂，百姓哀号而无处申诉的时候，官府早已下令督促征收税租，急迫得像星火燎原；而且市斛的容量是文思斛的两倍，往往要交三市斛才抵得上一文思斛，这就是从百姓那里征取五倍。许多时候还要用财物行贿送礼，以图谋升迁进取，这置百姓性命于何地？臣希望陛下严厉敕令监司，使他们督察此事；凡有剥削百姓来肥自己的，必须严惩不赦，不要让他们肆意贪暴、残害我们的百姓；精选慈惠、和易、宽厚的人，彻底洗除这种污秽憔悴、虐待百姓的政风，百姓或许就能得到救治了吧？” 金宣宗贞祐四年，尚书左丞胥鼎上言说：“河东经历兵乱之后，疲惫的百姓逐渐恢复，但壮丁已经很少，不能耕种；又加上大旱、蝗虫，而军粮供应所需的征发横杂交错，十分急迫。贫穷而无所依靠的人，都已经缺乏粮食；富户家中旧日储藏的粮食，也被盗贼抢掠。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百姓的憔悴困苦也已经十分严重了。有关官府应当奉行朝廷的德意，谋划使百姓安定聚集。然而路州帅府却派官员到辽、沁各郡搜括剩余粮食，悬赏重金诱使人互相告发。州县害怕帅府鞭打、责罚、械系，所到之处骚然不安，实在令人怜悯。如今大军已经撤去，只应当裁汰冗余士兵，节省浮费，招集流亡百姓，劝导督促农业。帅府不做这些正事，反而使受创的百姓再次遭受这种苦难，这是敌兵还没有到，自己先造成祸患。希望朝廷赶快停止这种做法。如果经费果真不足，用恩例劝导百姓输纳粮食，不是仍然胜过强行搜括吗？”又说：“霍州回牛、凤栖岭等险要之处，戍卒将近四千人。如今军队已经撤去，而农业正开始兴起，臣请求酌量留下侦察候望的兵力，其余全部遣返回乡。有警报时再征召，这既能休养民力，又能节省县官费用。万一敌兵到来，也足以抵御阻遏，这是办一件事而得到两种利益。臣冒昧以此请求。” 诏令催促施行此事。他又说：“河东两路，农民日渐减少，而戍兵越来越多，所以每年的粮食储备常常苦于接济不上。臣私下看见，潞州元帅府虽然设置了鬻爵恩例，但条目太少，还没有用尽劝诱输纳的办法，因此进献粮食的人很少。应当增加有关条目，像中都时那样，仍然允许各路宣抚司都可以出售爵位，如此或许能多得到储粮，以补充不足。” 贞祐年间，朝廷把河北军户迁到河南，宰执商议给他们田地。太常丞石抹世勣上言说：“荒闲的田地和牧马地，开始耕垦时费用应当加倍，一年之内绝不可能成熟。如果夺取百姓一向耕种的田地给他们，百姓将失去生计，而且会开启不和的端绪。何况军户大多没有耕牛，即使有耕牛，也不敢立即减少他们的廪给。他们既然南来，所舍弃的田宅已经被别人占有，一旦返回北方，能不发生争夺吗？臣切实认为，应当命令军户分批有人回去守护本业、收取晚禾，到了春天再返回，以作为固守的谋划。”适逢侍御史刘元规也说给田不便，皇上大为醒悟，于是停止了这项安排。

译兴定二年二月，资德大夫兼三司使、尚书右丞侯挚上言说：“山东、河北屡遭兵乱，遗留下来的百姓哀号，实在值得怜悯。近来朝廷派官员分赴各地抚慰辑安，恩惠很大。然而臣忝列执政，冒昧请求接着前往，宣布国家的恩德信义，使疲惫困苦的人能够稍稍苏息，这也是图谋报答国家的一种方式。”宰臣对此表示为难。不久，诏令派侯挚行省河北，兼任三司安抚事务。他出发后，又上言说：“臣近来经过黄陵岗，南岸有很多贫困的老人和妇女，自称本是河北农民，因为敌军惊扰才向南迁徙躲避；如今想返回本土，赶在春天耕种，却被河禁拦阻。臣认为，河禁本来只是为了防止从北方来的人；这些人是从南面往北回去的，哪里有容纳奸细的可能？请求命令有关官府核验属实后放他们渡河。” 元世祖还在潜邸时，召见真定府经历官张德辉询问：“农家辛苦劳作，为什么衣食还不能充足？”张德辉回答说：“农桑是天下的根本，是衣食所由产生的地方。男子耕种，女子纺织，终年勤苦劳作，把其中精好的部分交给官府，剩下粗劣的部分还要用来供养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如果治理百姓的官吏又横征暴敛，把这些也全都搜刮干净，那么百姓很少有不受冻挨饿的了。”世祖又问：“掌管军队的人和治理百姓的人，谁造成的祸害更严重？”张德辉回答说：“军队没有纪律，放纵士卒残暴，祸害固然不轻。至于治理百姓的人，按户计征、像簸箕一样横征暴敛，使天下百姓受到毒害，让祖宗的百姓如同走在水火之中，祸害尤其严重。”世祖默然，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张德辉回答说：“不如另外派遣族人中的贤能者，例如琨布哈，让他掌管军权；功勋旧臣则像欢托和这样的人，让他主管民政。这样，天下百姓都能受到恩赐。” 世祖时，赵天麟上呈治国方略说：“臣听说，南风之君舜帝挥动五弦琴，以宣示使财物富足的心意；征伐之主汉高祖封萧何为相国，称为富民侯。一个是体察大道而保持常道，一个是知道错误而悔过。所以他们得到百姓的拥戴，如同逐着膻味而来的蚂蚁，百姓往往歌唱赞颂；他们的子孙则如同天上的龙，昂昂然振作挺立。这大概就是爱民的功效。普通人的各种曲折尚且应当全都施以仁政，何况年少而没有父亲的孤儿，年老而没有儿子的独居老人，年老而没有妻子的鳏夫，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寡妇。这四类人，是上天之民中困穷而无处申诉的人。王制留下文字规定，他们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这是礼制。勾践给人粮食，小白赠送衣服，帝尧不虐待百姓，孝文帝收养救恤穷民。霸王之道，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国家甲子年间的诏条中有一款大意是：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的人，发给减免后的赡济口粮；有疾病的，命令官医调治，并由惠民局供给药物。如今诏令又加赐米和绢，大概广泛施行仁德、救济众人的圣意，其道理是相同的。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心意非常深重，只是下面的人不能承接宣扬，所以仍然有些没有完全做到。下层百姓的困苦，情形和原因很多；如今姑且列举百姓中无处申诉者的四类，请陛下明察。” 有的人身在谯楼戍垒、边塞异乡，俯身只有微薄一躯，却要参加各军的大规模劳役。云气蒸腾、雾气涌动，杀气森森；月色寒冷、霜露凄清，忧心暗暗悲苦。有的遭遇疫病，有的遇到伤亡，只能感叹白日沉没了光辉，掩埋在黄沙中抱持悲痛。这是第一种困苦。又有的人家境贫寒、刀兵衰弱，徭役繁多；官吏在前面督促责罚，债主在后面追讨征收，仰面无处伸展、俯身无处容足，没有办法安身。愁苦之气上升，灾异屡屡降临；有的甘愿上吊、刺杀自己，有的辗转死在异乡，遥望桑梓而永远辞别，遗恨终身，再也不能回来。这是第二种困苦。又有聋哑、跛足、残疾、侏儒，以及没有六亲可以依靠的人。皇帝所以怜悯他们，倘若遇到正直的官员和廉洁的官吏，还能承接优恤的条文；如果遇到暴虐的官吏和滥权的官员，又有谁会打开青眼加以顾念呢？他们已经辜负了皇帝的诏书，只好再去拜谒朱门；有的辗转求告而不能成功，最终只能把性命丢在沟渠之中。这是第三种困苦。又有些人内心如枭獍，性情像牛马，却穿着士人的衣冠；有时正逢家中困窘，有时遇上年成饥荒，拖着瑟瑟作响的破旧衣衫，辛苦地吃着粗劣野菜。既然没有固定产业，善良本心也完全泯灭，东西南北四处逃亡，轻易抛弃父母而躲避债役；无论冬夏、早晚，所见的只是老弱者的啼哭。”}], 霜风很快就会到来，日月也难以延长，父母无边的恩德，恍惚间仍如梦境。再加上王事不得安宁，户籍还要经常保存和核查，这将怎么办呢？这就是疲困啊。这是困苦的第四项原因。其余繁杂事务，难以一一陈述。像这样的各类事情，都是国家应当忧虑的。伏望陛下发扬父母般的慈心，拯救百姓的困苦。凡军中患病者，命令有关部门随所在之处请医士为他们治疗。凡因军役死亡士卒的遗骸，应集中安葬在一处，命大将军以下官员备办三牲之礼祭奠他们。这样或许能使下层百姓知道恩德和心意的深厚，同时也能使居上位者尽到应当实行的道理。凡残废患病而无所依靠、属于不能自行生活之列的人，所在官司若不奉行教化并周济赡养，就按违制论罪。凡百姓的父母年满六十岁以上，以及年龄虽未满六十岁但患有疾病的，子孙、弟弟、侄子不许远离；远离者按不孝、不悌之罪治罪。若已有别人抚养，确实不得已而远离的，听其自便。然后应当慎重授予名位器物以建立官制，考核官员治绩的好坏以核实实情，均平赋役以确立法令，致力于农桑以敦厚根本，督促义仓以赈济灾害，优先发展文化以改变风俗，禁止奢侈以充实财用，减轻差役赋税以优待百姓。若能这样做，那么无处申诉、无所依靠的人，十成中大概可以减少九成。其余事务只要遵照先前的诏令施行，即使想再看到困穷的人，也不可能看到了。元英宗至治年间，皇帝巡幸五台山，右丞相拜住上奏说：“自古帝王取得天下，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天下。钱粮是百姓的膏血，取取得多了，百姓困苦而国家危险；赋敛薄了，百姓富足而国家安定。”皇帝说：“卿说得很好。朕思考这件事，百姓最重要，君主次之；国家如果没有百姓，君主凭什么存在？如今治理百姓的事务，卿等应当仔细考虑、谨慎施行。”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十。明代杨士奇等撰。致力于农业。周宣王即位后，举行借田礼却不亲自耕种千亩公田。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百姓最大的事情在于农业；上帝祭祀用的黍稷由农业产生，百姓的繁衍由农业实现，各项事务的供给由农业提供，和谐协调、亲睦团结由农业兴起，财物费用的繁殖由农业开始，敦厚、庞大、纯正、坚固也由农业形成。因此，后稷担任最重要的官职。古时候，太史顺应时令察看土地。阳气厚重而积聚充盈，土气震动发作。农祥星在清晨正中，太阳和月亮到达天庙。于是土地的脉理萌发。提前九天，太史告诉后稷说：‘从今天到初吉，阳气一同上升，土壤肥力将要发动；如果不使它震动、不使它改变，使土脉充满而发生灾变，谷物就不能繁殖。’后稷把这件事告诉周王说：‘太史率领掌管阳气的官员来命令我主管此事，说：距今九天，土地将一同发动，王应当恭敬地斋戒洁身，视察农业，不要改变时令。’于是周王派司徒遍告公卿、百官和百姓，司空在借田中清理坛场，命农大夫一同告诫农民准备农具。” 提前五天，瞽人报告说和风将要到来。周王立即进入斋宫，百官和掌事人员各自斋戒三天。周王于是彻底沐浴，饮用醴酒。到了日期，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醴酒。周王灌鬯饮醴，然后出行。百官和百姓全部跟随。到了借田，后稷监督此事，膳夫、农正陈设借田礼仪，太史赞助周王，周王恭敬地依礼而行。周王耕一墢（一墢就是一耜所耕的一墢，周王没有配偶助耕，所以只用一把耜耕作），随后按等级递增三倍耕作：公耕三墢，卿耕九墢，大夫耕二十七墢；百姓最终耕完千亩。其后，后稷检查功绩，太史监督；司徒检查百姓，大师监督。事情完毕，宰夫陈设飨礼，膳宰监督，膳夫赞助周王；周王享用太牢之祭，又按等级分尝祭品，百姓吃完饭。这一天，瞽人率领乐官考察风土。王家粮仓建在借田东南方，收藏借田所得谷物，并按时分发给农民。后稷于是遍告百姓，记录农事，协调劳作，说：‘阴阳分布，震雷使闭塞之气散出；土地没有完全开垦，这属于司寇的职责。’ 于是命令各级官员按次序每日巡视：农师先行，农正第二，后稷第三，司空第四，司徒第五，大保第六，大师第七，大史第八，宗伯第九；周王则亲自率领公卿大夫大规模巡视农业。除草、收获也照此办理。百姓无不受到震动，恭敬勤勉地从事农业，修整田界，每天使用锄头，从不懈怠。因此财用不缺，百姓和睦同心。当时周王的事务只以农业为要务，官员不得借求私利而干扰农事。三季致力于农业，一季讲习武事，所以出征就有威势，防守就有财力。这样才能取悦神灵、使百姓和睦，祭祀按时进行，施舍也充足优厚。如今周天子想继承先王的事业，却放弃农业这一大功，使神灵祭祀匮乏，使百姓财力困竭，将凭什么求取福祉、役使百姓呢？周王不听。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实行俭约节制，考虑使百姓安定。当时百姓接近战国时期，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工商末业。贾谊上奏说：“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会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才会懂得荣辱。’百姓不富足而能够治理好的，自古至今从未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冻。’生产有一定时节，如果使用没有节制，物资力量必然耗尽。古代治理天下，细致周全，所以积蓄足以依靠。如今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末业，靠粮食生活的人太多，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淫逸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增长，这是天下最大的盗贼。祸害公然横行，没有人制止，大命将要倾覆，却无人振救。生产的人很少，耗费的人很多，天下的财产怎能不倾竭？汉朝建立汉室将近四十年了，公私积蓄仍然令人哀痛。农时失误而不下雨，百姓将要像狼一样回头观望，已有反叛之意；年成不好、粮食不入，甚至有人请求卖爵位、卖子女，这些话朕已经听到了。天下已经如此危急，怎么上面还不惊惧呢？世间有丰年和歉年，是上天运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