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六

译上面独自承担操持控制的劳苦，下面却获得享受富贵的安逸；因此内政柔和，没有狡猾强悍、图谋作乱的百姓，不必动用一点兵力，就可以安枕无事，这是它的长处。然而对外的防网疏漏，有骄横不臣的敌人；即使聚集重兵、勇将，也没有一处防备真正有用，最终免不了屈意损威来求取和好，这是它的短处。议论的人偏偏只喜欢安定和平，认为宁可有外患，也不要使内部发生变乱；考察它的功效，本来已经远远超过汉、唐了。况且靖康之变时，没有听说我国有一座城、一处邑敢于违抗命令、坐视敌人长驱深入；大家屏息等死，遭受屠杀残害，这与五代有什么不同？那么得失的计算，难道还不明白吗？只知道鉴戒五代导致动乱的原因，却不思考靖康得到祸患的原因，所以李纲请求把河南分裂为藩镇，范宗尹曾经请求把边境一面划作镇抚之地，都随即被废止、搁置。陛下遵循旧有制度，却想驱使一代人去报答君父之仇，那么形势彼此抵牾，确实没有施展力量的地方。如果顺应时势而有所增减，那么要改变、动摇的地方关系极其重大，哪里能轻易说呢？这就是法度难以改变的第四点。即使这样，这四种困难还只是精华表象罢了；计算实际情况，又有更加不可改变的事情。古代是把百姓作为兵，不是把士兵作为百姓；根据事情需要来养兵，不是养兵以等待事情；兵力聚集就寻求交战，兵力不聚集就不敢交战。如今每天给士兵的粮食钱财在一百以上，家属人口都成为负担，仰赖官府供给。这是国家力量不能供应、士兵常有饥寒之色，等于把士兵当作百姓来养。北方二十多年没有战事，士兵始终不解甲，这是养兵以等待战事。养兵照旧，和亲也照旧，这是聚集兵力却不敢交战。合营、屯厢、禁军现役士卒合计达到六十万，群校、贵将的俸禄无法计算。对外使州县空虚，对内使朝廷困乏，大概是兵力因为太多而终于变得弱小了。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一项。过去固然有因为财力不足而成为忧患的，却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惶惶急切、没有限度地搜取财物。自从漕司创制某项征敛，督抚犒劳军队，酒价涨到十倍；和买折帛法推行后，百姓承担两重赋税；免役钱开始征供后，役法败坏；盐袋钱增加后，盐利搜刮到了尽头；籽勘合、免丁、牙契等名目，无不增加钱额，州县之间更加苛细琐碎。大体说来，经总制钱是州的祸害，月桩板帐是县的祸害，而西蜀折估、青草、水脚、对减、激赏、隔槽等名目，其祸患痛苦又格外严重。天下每年收入官府的钱有八千万缗，但支出费用常常不足，大概是财物因为征收太多而终于仍然匮乏了。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二项。诛讨仇敌、修立大事，使事情不违背平日的计划，这是君主和宰相的责任；整顿纲纪条目、振兴办理小政务，使事情不失时机，这是百官众司的责任。从来没有把百官众司的责任交给吏胥而能够治理好的。如今从检正都司、六部所属，到寺监各机构，都是纲纪条目的所在。官员接受吏胥办成的结果，不能辨别能否，贿赂公开进行，关说请托彼此交易。百姓的冤屈不能伸张，事情拖延不能裁决；小政务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大概是因为不信任官员而信任吏胥，才造成了这种情形。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三项。以官员听从吏胥，名声是疲弱软弱，这是人情所要躲避的。然而却免不了这样，为什么呢？国家以法律为根本，以成例为要务。官员即使尊贵，任职的人即使贤能，然而不是依据法律就不能裁决，不依据成例就不能施行。仓促询问他，不如吏胥熟悉；暂时任职，不如吏胥任职长久；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不如吏胥了解全面。因此不得不把事情全都交还给吏胥。官员把事情交还给吏胥，那么朝廷的纲纪条目就在吏胥手中，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把人放在法律之前，就会任用人；把法律放在人之前，就会废弃人。不任用人而只任用法律，就会使官员失去职守，而吏胥得以得志。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四项。法律虽然被采用了，人虽然被废弃了，但是人才的确定品级，谁适合担任某种官职，谁不适合担任某种官职，谁适合小职，谁适合大职，其中可以任用的实际才能仍然存在。如今一旦任职，就以为人可以废弃；选择官员，却把资格作为诱饵；学习科举，挂名在考核簿籍上，按途径逐步升进，于是没有什么人不能任用，哪里还有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呢？廉耻一天天丧失，名实一天天背离，风俗大坏而不可挽救。大概不任用人而只任用法律的弊端，最终导致不任用贤能而只任用资格。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五项。这就是说，不只是前面四种精华表象的困难难以改变，后面五种实际情况尤其不可改变。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才难变，法度难变；再加上兵多却弱不可改变，财多却匮乏不可改变，不信官而信吏不可改变，不任人而任法不可改变，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改变。因此用功名来期待他们，志气反而更加懒惰；用气节来激励他们，风俗反而更加偷薄。武臣中没有能够登进并获得勇爵的，儒生有时还以被轻视为羞愧；忠信之臣不足以承接秘密防务，外廷有时又因受到疏远而疑虑。公卿大夫私下相互告语，都认为今天的形势一概无可作为，只好暂且穿好衣服、吃好食物，自己养老，抚养子女，满足于此罢了。这难道不是今天实际存在的深重祸患、正在残害那件大事的祸根吗？这种防范、习惯和牵制已经不是一时的事了；其中的利害应当讲求，虚实应当明辨，是非应当裁断，废置应当决定。如果不讲求、不明辨、不裁断、不决定，陛下的志向即使想有所作为，又凭什么独自行事呢？一代的人都被捆住手脚，堵塞耳目，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本性，哪里还知道君父之仇应当报偿，能够为陛下竭尽死力呢？所以臣说：二十六年来始终不能奋发，明诏中有所举动的，都被积累起来的所谓困难暗中阻挠，被积累起来的所谓不可行默默制止，事情就是这样。那么所谓困难，难道真的困难吗？所谓不可行，难道真的不可行吗？自古以来，确实有君主虽然处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却不能控制天下的有利形势，最终一事无成。陛下却不是这样；陛下的圣明、武略、勤勉、明察，博学而见识远大，才识独特而睿智，即使汉宣帝、汉光武、唐太宗，也都比不上。”

译讲求利害，明辨虚实，裁断是非，决定废置，都在于陛下的作为。大义如果真正树立，国是的困难就会首先改变；陛下的国是改变，士大夫议论的困难也会改变。对在内的群臣，应当召来亲自询问；对在外的群臣，应当举荐而询问；能够承担这件事的，就亲自任用；不能承担这件事的，就斥退疏远。这样人才的困难也会改变。改变国是，改变议论，改变人才，正是用来举办公共大事的。至于应当顺应时势而增减的，不过是某些具体事情，并不是轻率行动、妄自更改。这样，法度的困难也会改变。四种困难既然改变，兵力因为太多而弱小的，就可以使它减少而后变强；财物因为征收太多而匮乏的，就可以使征取减少而后变得充裕。然后使官员与吏胥彼此制约，而不是受吏胥控制；使人事与法律相互参用，而不是被法律役使；使贤能与资格并行，而不屈从于资格；这样就没有不可改变的祸患了。一年一定发生变化，三年一定建立成效，五年一定取得成功。二陵之仇一定能够报偿，原有疆土的一半一定能够收复，不会超过这个期限。臣所以认为，机会应由我们发动，而不是等待敌人乘机；时机应由我们造成，又何必等待敌人的时机呢？如果搁置不论，因循而不改变，那么我们所谓的困难就真的成为困难了；敌人难道还会有容易进攻的机会吗？我所说的不可攻，确实就是不可攻；敌人难道还会有可以乘机行动的时候吗？亶被废黜、亮死亡、斡鲁叛乱，都是他们的机会。我凭什么乘此机会呢？那是他们的时机，我又何必等待呢？所以臣认为，轻率苟且行事，习惯听信卑下的言论，拖延岁月而误了国家大事，正是这种做法。臣白天诵读，夜晚思考，审察天意，考察人事，已经十五年了。今天才得以面对陛下的圣容，开始陈述这番议论。陛下如果愿意听取，希望反复诘问辩难，以探究事情的始末；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地祖宗之灵对陛下的期望。适才又上奏开始论述其中第一点说：拥有天下这样大的国家，就必须把天下的事务都考虑周全；不能考虑天下的全部事务，很少有不发生祸患的。太祖、太宗接受天命，亲自平定了七国，完全拥有了汉、唐的天下。只是燕蓟早已归入契丹，力量还不能收复；赵保吉兄弟在西方作乱，灵夏随后陷落；耶律渐渐骄横，继迁开始自行立国，边境更加需要警备。当时主持国事的人不再深入考察事情的始末，只认为中原既然广大，道德既然充足，忧患不过是不能保卫疆土、使百姓安居罢了，难道还会对西、北两边的小小地区有所不足吗？不但不致力于讨伐这两方以确定西北疆域，反而派遣聘使、册封其首领，以重申百年盟誓；委屈己意而奉送币帛，专门用力维持和好。与这种看法相同的就是正论，不同的就是浮薄之论。当时国势强盛，南北互称兄弟，天下没有战争，安宁超过前代，便自以为已经把天下的忧虑考虑完了。然而对敌人的凭陵侮慢没有消除，祸根始终存在；小人利用其中的空隙，倡议恢复北方失地。前面的嫌隙刚刚铲除，后面的祸患随即出现；民心没有改变，而国家的防守却瓦解了。起初错误地把三镇交给别人，两河的各座城池还能够拼死固守。抵抗太原的将帅，仍然是力量耗尽后才被擒获。建炎继承帝统时，已经失去的只有河东，其他地方本来还在。大臣怯懦，不能始终日夜谋划退敌，于是到建炎二年才把河北全部丢失。绍兴元年又失去京东、京西，绍兴三年又失去五路。这并不是有叛将乱臣据地与我们抗衡，而是刘豫由女真人援助扶立起来的。等到尼雅满死去、伪齐被废，敌人掌权者厌恶战争，把数千里土地全部归还给我们。不经过战争就得到数千里土地，这是上天在诱导我们。然而乌珠一旦背弃盟约，经过苦战，所划定的界线也不过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而我们也不敢与之争辩。到金亮本人死去，北方溃乱，归附义军的百姓纷纷屯聚，京东、京西、秦凤、熙河的州县也相继收复。中原的威势差不多可以振作起来了。然而宰辅无能，接连失去防守，旧日盟约最终也勉强割让四个要郡给敌人，只使中原遗民含泪悲泣、内心怨恨，对我们彻底绝望。我们不能守住土地，那么百姓即使不叛乱，最终也会因分裂而离散；我们不能守住土地，那么土地即使曾经得到，最终也会失去。原因难道还有别的吗？起初就是考虑事情不够周全，所以祸患到了这个地步。由于考虑不周，使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天下，不是因百姓怨恨叛乱而失去，而是直接丧失了大半。把长江、浙江一带据守为南北的界形，已经六十年了。唉，这是过去的事情，不能追回来后悔了。如果将来的事情也考虑不周，天下的祸患又将比这严重得多，难道可以坐在那里讲说尧、舜和三代的旧事，洋洋自得、熙熙攘攘，却不思考中外的区别，不辨明逆顺的道理，不树立报仇雪耻的原则，只听任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而与宋、齐、梁、陈并称罢了吗？成败转瞬即变，得失反复无常，哪里有什么恒定不变的呢？考虑不周，过去的天下虽然广大却不能守住；考虑周全，那么今天的天下难道只能守住，反而还可以夺取它呢？所以以一取百，是帝王的谋虑；以一取十，是霸者强国的谋虑；以一取一，是必然成功者的谋虑。再加上思考中外的区别，辨明逆顺的道理，树立报仇雪耻的原则，又收复我们失去的土地，而不是贪图对方本来拥有的土地，这就比只求必然成功的谋虑更高明。以一取百、以一取十，显然很难；但是能够这样夺取，是因为谋虑周全。以一取一，显然容易；但是不能这样夺取，是因为谋虑不周。如今要把天下的事务全部考虑周全，然后以一取一的道理才可以看清，所以不能用空泛的言辞概括，不能用片面的说法决定，不能只拿遥远的事情来说明。其中第二点叫作“不尽”。不能把天下的事务考虑周全，最后却失掉天下的大计，这是最大的事情，不能不极力论述。古代所谓忠臣贤士，竭尽力量去实行自己所知的事情；说话务求少，行动务求多。所说的话即使粗略，实行起来一定有所报偿。因此人们不敢多说，而精于努力实行。如今世上的议论超过实际行动，大到制策，小到科举，最高不过相当于尧、舜，最低却鄙陋得如秦、汉，牵强附会、拼凑联系，都只是取法于华美辞藻罢了，并不是切合当世需要的要言。即使有精深、周密、广博的议论，力求使天下的义理不可逾越，也仍然只是空话。因为一代人的爱好风尚已经如此，难道还能把天下的事务考虑周全吗？

译有大利益就必然有大害处，治理国家的人不敢独占大利而分担其大害，而要依靠人才加以防范，使害处消除。过去的帝王没有不是这样。国家由于唐末、五代的极大弊病，收拢藩镇的权力，使权力归于皇帝；一兵的名籍、一财的来源、一地的守备，都由君主亲自掌管。为了独占大利而不承受大害，于是废弃人才而只使用法令，废弃官员而只使用吏员，禁令防范细密周详，特别不同于古代，而威势和权柄也最为集中。即便如此，难道真的可以这样吗？所以人才衰弱匮乏，外部削弱、内部软弱，凭天下这么大的力量却畏惧他人，这是本朝一代的法度造成的，也有这些法度在起作用，难怪不能把天下的事务考虑周全。自赵元昊反叛、重之辽人索取关南土地以后，天下士人才开始稍稍奋发，深思远虑，提出相应的主张。然而内部陷入崇尚空谈的风气，外部习惯于法度带来的便利，始终没有找到适中的道路。不幸熙宁改法之事兴起，从此直到宣和末年、靖康初年，士大夫争论法令的新旧，辨别党派的邪正，不过是把它鼓成烈焰、涨成洪流罢了。超过这些事情之后，哪里还有闲暇议论别的？这又是熙宁、元丰以来困于世事纷更，不能把天下事务考虑周全。靖康之难到来，痛苦和愤怒达到极点，君臣上下正应深谋远虑，不分寒暑、不顾寝食的时候；可是苟且只顾眼前、忘记大耻的人，却提出南方自守南方、北方自守北方的言论，把宗庙和君父的仇恨看作身上的疥疮瘙痒，以为忍住不搔也没有害处。有人明白宣示祸福来胁迫他们，士大夫们纷纷低头奉迎敌人，所以二十多年都没有在饮食和处理文书以外思考过国家大事，更何况长远的事情呢？这又是绍兴以来被小人挟制，不能把天下事务考虑周全。陛下总揽权纲，掌握枢要，考核功效，督察勤惰，崇尚实际功用，排斥虚浮名声，在考察任用上谨慎，在升迁叙用上慎重，打破流品限制以求取人才，尊重武官以引导勇敢之士，天下很快都知道了皇上的意旨而顺从实行。然而怀有私欲、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因为无处施展而消沉退缩；背负妄作罪责的人，因为有所依托而得以回护。利益只知道谋求新的，祸害却不改变旧的；百姓已经困苦不堪了，还说这是仁政；办事的人已经疲惫不堪了，还说这是良法。国家没有卓著功业和长久常道，先前防守的士人没有奇特节操和恒常心志，风俗先已败坏，时势又日益紧迫，谁来谋划长远之计？这又是隆兴以来不能把天下事务考虑周全。是非要深入观察、长远审视，全面了解过去的过失而不加隐讳；意志坚定，力量刚强，独自去做困难的事情而不迷惑。应当做的就做，不要因为过去从未有过就不做；应当改变的就改变，不要因为现在正在沿用就不改。清除百年来积存的弊病，开辟振兴王业的大道；计算岁月中的措施，追求日新月异的成效。明确地表达慷慨激昂之意，把它看得如同饥渴一般，这样能够把天下的事务全都考虑周全吗？所以臣愿意分条列举前后的源流，防陈当今最根本的事务，使成败得失清楚明白而不混乱，用来辅助陛下的聪明见识一二。适才又上奏《亲征论》说：想要谋求当今时代切实可行的谋略，必须先平息当今时代的空泛议论。空泛议论有两种：第一种叫亲征，第二种叫待时。什么叫亲征？天下正有事情发生，君臣不能安宁，亲自投入兵革战争，经历灾伤、危险和困苦，然后取得平定，这本来是常事。太祖、太宗没有不亲自总领军务的，真宗初年也已经亲临大名。澶渊之战时，当时颇有不同的议论，传闻说王钦若请求南逃江南，陈尧叟请求逃往蜀地，寇准决定抵抗，扈从渡过黄河，六军欢欣振奋，听从命令。王达兰死于弓弩之下，契丹于是请求讲和。从此以后，君臣上下才开始把亲征当作秘策。况且契丹自岐沟以来，没有一年不得志；大名、澶渊之战时，大将拥兵闭城而不敢出战，契丹击鼓进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王达兰只是偶然战死罢了，真正促成和议的只是议定岁币的力量，难道可以说将士都不肯效命，必须等君主亲自踏入战阵才可以成功吗？假如寇准以此自我夸耀，可以说是极其没有见识。空泛之论既已形成，到了靖康年间，也有人说应当像真宗旧例那样亲征；也有人说今天敌我强弱形势不同，不能再采用亲征。建炎年间敌军深入两浙，绍兴初年赵鼎返回建康，而刘豫逃走，于是议论者真的认为过去之所以屡次失败，是因为没有亲征。一次亲征敌人就退却，因此有人把秦桧维持二十年和议归罪于他；责怪秦桧的人并不是懂得为什么不能讲和，只是心中想着亲征罢了。金亮南来时，光尧也曾出兵建康，虽然名义上说是慰劳军队，实际上也是实行亲征。因此陛下刚即位时，也曾下诏慰劳军队、亲自出征，后来因订立和约而停止。如今造成谬论的人说：长期和好，只不过是苟且偷安罢了。不把苟安当作正论的人，问他的主张，他就说亲征罢了。唉！这样谋划国家，危险极了。军队强盛可以，财力富足可以，将领有才能、能够擒敌也可以。这些都要靠界限划分清楚、纲纪端正、法度修明，以及君臣上下同心合力才能实现，难道亲征就可以做到吗？百件事情中没有一件认真讲求，却把君主推到危险的事情面前，说什么“天子所在，军队无不取胜”。读书人的空泛议论，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如果长久不能改变，利害的最终形势就无法预断。适才又上奏《息虚论》说：什么叫待时？这是如今议论者常常拿来作为说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就等待它到来；过去谋划国家本来都这样做，但如今所说的待时却只是貌似如此而实际不同。越国谋求报吴之仇时，范蠡、文种认为必定在二十年以后；但二十年以内，勾践若不能忍受愤恨而想立即决战，这两个人便竭尽死力加以劝止。到越国成功时，果然是在二十年以后，这难道不是所谓等待时机吗？可是二十年以内，越人日夜所做的一切，都是报吴的准备。因此，时机未到就不行动，时机到了就行动，于是灭掉了吴国。如果二十年以内什么也不做，却想在二十年以后等待时机，可以吗？自古以来两国敌对相争，强者修养德行、推行政事，弱者积蓄力量、运筹谋划，都有预先治理的办法，先行确定的形势。然而必须顺应时机，因势利导，能够这样才会胜利；违背时机而只求凭自己强行作为，就会失败。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待时。陛下在二十多年间，承接光尧二十多年所经历的事情，听到待时的议论而实行待时的主张，已经很熟悉了。待时的说法转变成乘机而动，这是群臣对国家大事的怠慢，却使陛下借此自我宽慰。金亮死去，北方请求降服，女真陷于动乱，这时机难道不是已经到来了吗？

译等到陛下按兵息甲，使军队休整，交往使者、互通玉帛，从乾道元年一直到今天，不知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机会可以乘呢？时机如果这样长久，等待机会又这样遥远，而始终不能乘机行动，那么过去楚、汉、隋、唐多事之时，那些奋起建立功名的人，难道都必须这样沉默无声，使少壮之年一直等到老年，最终还看不见机会吗？可见，待时的空泛议论误国误天下，已经十分明显。臣请求裁定今天的议论：时机由我们自己造成，就不可以有所等待；机会由我们自己发动，就不可以有所凭借。不作为就没有时机了，还等待什么？不发动就没有机会了，还乘什么？陛下不妨先亲自造成自己的时机，然后再亲自等待它，不要让群臣彼此依赖、彼此推诿，只是白白消磨岁月。前一个过去，后一个又来，不过如此罢了。过去治理国家的人，两国相对抗，时机由此出现；最远的不过几年，最近的甚至不到一天。他们的君臣奋起追随时机，只怕时势逼迫、来不及等待，却不怕时日遥远、无法等待。时日遥远而不可等待，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像这样的情形，并不是真有可以等待的时机，而只是姑且提出待时的说法罢了。适才又上奏《实谋论》说：什么叫谋求当今时代切实可行的谋略？如今我们的土地占天下一半，兼有三国时期吴、蜀的土地，和南北朝宋、齐、梁相比，又是财富汇聚之地。北方土地虽然相当于我们的半数，计算它的赋税收入，也不过是我们的十分之二三。土地广大，财富充足，完全足以自立。然而五六十年不能靠自己治理，却任凭敌人摆布，这是有原因的。过去所担忧的，是财物不多；如今反而被财物太多所拖累。过去所担忧的，是军队不多；如今反而被军队太多所拖累。过去所担忧的，是法度防禁宽疏；如今反而被法度太严密所拖累。过去所担忧的，是纲纪分散杂乱；如今反而被权力过于集中所拖累。姑且请让我说四件最急迫的事情：现在天下的财赋中，折合缗钱计算，茶、盐、榷货收入有二千四百万；经总制钱有一千五百万；上供、和买、折帛有一千多万；另外四川的钱引又有三千三百多万。这些是古代没有的。不仅古代没有，宣和以前也没有。这样财赋确实很多，使用起来也同样如此之多。现在大略计算户部经费，有一千五百多万，这是祖宗盛时一倍的开支。至于用六千多万供给四处屯驻的大军，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财赋因过多而成为负担，最终到了枯竭的地步。如今天下的军队，只有内地三衙的军队，名义上是宿卫京师，虽然可以议论，但还不能废除。四处屯驻的大军，为什么这样多呢？各州的厢兵、禁兵、土兵，以及各处小规模控扼地点驻扎的军队，合计兵数将近百万，也是古代所没有的。即便如此，大的方面，往往历经几十年同敌人和亲，却不敢有一天与敌人交战；小的方面，几百人的草寇、穷寇突然出现，竟然不能制伏，这也是古代从未见过的。因此军队因过多而成为负担，最终反而变弱。如今内外上下，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小罪，都先制定法令来防备。一个时代所有人的才智和思虑所能想到的范围，忽然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自以为十分奇特，可是法令本来已经把它防备好了。这就是法令过于严密。即便如此，人的才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志向不能得到伸展，昏昏然低头完全听命于法度，结果事业功效日益败坏，风俗日益崩坏，贫民更加无所申诉，奸人更加得意，这是上下共同忧虑的事情，臣不敢欺骗陛下。所以法度因过于严密而成为负担，治国之道也无法振兴。从今天起，边境犬牙交错、相距万里的地方，都由皇上亲自制定命令。一郡之内，军队由一个官员掌管，财赋由一个官员掌管。彼此监察、彼此临制，互相都有统属，各自有主管的部门。推广到一路，也还是这样。所以万里之外的事情，哪怕皱眉、伸展、动作、休息，皇上都能知道，这就是纲纪过于专一。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分割权限、划定职责，就没有可以托付任用的人，天下也就只有空泛地运转罢了。百年的忧患、一时的祸患，都由皇上独自承担，群臣不能参与。万里之外都由皇上制定命令，那么皇上固然便利；百年的忧患、一时的祸患都由皇上独自承担，那造成的害处又怎么样呢？这正是强敌所以凭陵而无人能够抵御、仇恨耻辱所以极其严重而无人能够报复的原因。因此纲纪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成为祸患，最终导致国威不能建立。陛下即使早晚思考，减少美味，远离声色，掌握权力、阐明治道，想有所作为，却始终不能有所作为，正是四件事造成的负担。那么应该怎么办？财赋因过多而成为负担，就不如减少它。因此四总领成为户部的祸害，经总制钱、折帛钱成为各州的祸害，板帐、月桩成为各县的祸害，这些都不能不改革。军队因过多而成为负担，就不如减少它。因此四处屯驻的大军耗费总领所掌的财计，厢兵、禁兵、土兵耗费各州县的财计，这些也不能不改革。法度因过于严密而成为负担，就不如使它疏简。所以军队、财赋、民政分别承担而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统管的，也不能不改革。纲纪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成为负担，就不如把权力分开。因此，四方边境没有可以交付守备的地方，外面没有城郭屏障，内部也就没有堂室可以安居；这样，处在其中不能守，出兵又不能取胜的状况，不能不改革。改革之后，就可以安慰民心，使民力得到休养，解除弊病、消除痼疾，振兴停滞的事业，弥补缺漏，那么一两年之间就可以昂首出兵北伐，收取北方的谋划也就掌握在手中了。然而如果不先把这些弊害全部清除，就不能得到它们带来的利益；弊害全部除去，利益才会显现。所以这四件事的弊害，还应当在后文逐条列举说明，使人知道：弊害已经全部查清，除害的措施确实已经实行；弊害确实去除之后，才有可以讲述的利益。因此，说明它们为什么能够带来利益，也要放在列举四害之后。

译适才又论述纲纪，其中第一点说：纲纪和法度，是一回事。法度属于细节，纲纪属于大体。古人治理国家，难道能够把一切都做得端正吗？大概有的取得了大体，有的取得了细节；即使失去其中一项，也一定能得到另一项。如果大体、细节全都失去，却想靠繁琐的文书和细小的事务来维持国家，那么国家只能静止而不能行动，容易屈服受辱而难以尊崇，这就是本朝的情形。即便如此，法度的失误还没有达到纲纪失误的程度，这却是古人最忌讳的。自尧、舜以来，外有岳牧，内有九官，统一颁行制度，发布文告以显示政教，巡狩诸侯；虽然各国不同、各家有别，却没有谁敢不相互率领来朝。治理军队如同治理刑罚，治理夷狄如同治理中原，这就是唐虞、夏、商的纲纪。到了周代，又参用宗室，依靠功臣，制度更加严密。秦代则破坏封建而实行郡县，削弱百姓，禁制将相；除天子之外没有一点权力，独尊京师而使天下畏服。当时北方胡人也开始联合成为一国，于是修筑长城来隔绝他们，加强边境军队，排斥夺取其要地，使匈奴销声匿迹、自我退避，不敢与秦抗衡。然而君主放纵暴虐太过分，臣民不能忍受命令，转眼之间便败亡，后世都认为秦的纲纪是错误的。即便如此，秦的纲纪确实有失，但它是把强盛当作过失，而不是把弱小当作过失；把疆域广大当作过失，而不是把疆域狭小当作过失。强大之势是容易造成的，秦只是不懂得怎样造成罢了，也还不能过分责怪秦。汉代沿用秦制，边境两方各自防备，内地郡县专掌刑罚和赏赐；丞相、御史虽然统摄天下，刺史、司隶虽然督察郡国，但郡守、国相都能自行掌握军队。军队就是百姓，百姓就是财赋，财赋又完全归其所治理的地方使用，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进则有人接受诛戮，退则没有人从中牵制。两汉的治理之所以独自超过后世，难道不是因为掌握得简明、控制得要害吗？当它强盛时，排斥夷狄、开拓土地达到数千里；到了衰弱时，仍然能够使单于归附臣服，难道是那些拘缩浅陋的儒生之论所能指责其失误的吗？这就是汉代的纲纪。三国分裂，虽然科条禁令严密，百姓无所适从，本来不足以称为善治；然而边方鼎立，彼此窥伺，一有失误，祸败便随之而来。它们都能在困窘、匮乏和混乱之后自立而不被动摇，难道不是因为把人分配到土地上，把军队交给将领，功劳有所期待，罪责有所归属，各自截然自主而不相互拘束吗？西晋让外部势力控制内地，造成了各胡族的叛乱；到了各征镇坚守之时，又以忠义相互奖掖激励，仍然保留着统一天下的虚声和名号。仍然成为统一天下的凭借。到了王导执掌东晋，把上流地区的权柄交给重要人物，壮大扬州的势力。石勒、苻坚都竭尽天下力量，年年作战，而晋朝最终依靠这些而在其后得以建立。北方的魏、晋、周、隋，南方的宋、齐、梁、陈，都沿用这种做法。由此可见，纲纪所在，忧患在于授任不得其人，而不在于不该授任给人；忧患在于没有土地可以分治，而不在于土地不该分治；忧患在于外敌，而不在于内部受到侵侮。这些事情已经十分明白。唐代采用周、隋府兵的办法，挑选天下百姓，集中编为强兵。内则有诸卫将军，外则有节度使、总管，四夷归附称臣，万里之外前来请命。虽然经常困于征伐，但唐朝的威势和号令又超过汉代。州郡的辖区缩小，分置的数量增多，而任用地方官、赋予其生杀权的做法，比前代都已经稍有削弱。到了唐代中期，边将权力过重，于是形成末大之患，无法抵抗；内地也都分裂成为藩镇，错杂混并，不分缓急，不辨内外。百世相承的纲纪由此丧失，最终到了五代，成为本朝引以为戒、加以惩创的依据，从此纲纪再也不能振兴。第二点说：唐代中期已经失去了纲纪，藩镇横行又延续到后来；后来藩镇也不能自行建立威令，于是士卒日益骄横。五代之乱，帝王屡次更换的原因，不是藩镇，而是士卒。即便如此，藩镇位居士卒之上，士卒又依靠藩镇来取得名义。旁观者没有看清这一点，却认为祸患完全在藩镇。艺祖想要使天下安定，认为不削弱节度使的权力，祸患就不会停止。于是开始设置通判来监视、统辖刺史，分割刺史的权柄；又命文臣暂时主持州政，使其名分似乎不正，任期似乎不长，以减轻他们的权力。监当负责管理榷税，都监总领军务，而太守孤零零地留在那里，只是管理一座空城，接受诉讼罢了。各镇都束手听命，请求朝廷指示，年老的将领退回宿卫。过去节度使造成的祸害完全消除，而四方万里之远，都尊奉京师；文书早晨下达，期限和会报在晚上送回，权力的伸缩、事情的缓急，全都掌握在朝廷。那时契丹强盛，太原尚未归服，西边又有各戎族的遗种，所以防备守卫仍然要依靠边将。到了太宗时，又逐渐把这些权力收回，虽然是边境，也和内地一样了。大概百姓长期困于唐末、五代的乱局，一天之内就能使强藩悍将退让听命，使天下安定休息，怎么能不自以为这是驾驭天下的高明谋略，从此遵行而不改变呢？即便如此，作为天下的纲纪，当然自有恒常的原则。譬如一家人的藩篱、墙垣、城墉，是用来巩固外部的；厅堂、内室、寝处，是用来保障内部安定的。巩固外部的应当坚固，使内部安定的应当柔和；如果外部也像内部一样柔弱，就不能这样做。唐代失去了这个原则，把内地变成藩镇，内外都坚硬，而君主反而不能自安。本朝反过来纠正了它的弊病，使内外都柔弱；虽然想要使自己安定，却有大大的不能安定之处。所以从端拱、雍熙以后，契丹天天侵扰，河北、山东再也没有安宁居住的地方。李继迁叛命，四方都不能解除武装休息；各将领不能奋力一战，是因为权力和任命过重，而法制又严密，从中间控制外部，使许多事情无法实行。咸平末年，真宗亲临大名，傅潜、王超因畏惧怯懦而败坏，王继忠因轻率进兵而被擒。景德初年，又亲临澶渊，幸而最终达成和议；否则按照当时的谋划，想要长久同敌人抗争，却冒着敌人进犯宫阙的危险，那种局面不用等到靖康年间就会出现。依仗敌人已经讲和，只求天下暂时无事，割让四方土地来封殖赵德明；到了治理工具方面，法令却日益严密，禁令防范和束缚日益增多，使人不能行动；又用爵禄恩意豢养群臣，使他们习惯于拘守琐细的文墨事务。于是侥幸取巧的习气盛行，志气日益消磨，节操义气日益毁坏。

译有的议论者对此加以非难，又追述太祖时期的事情：像姚内斌、董遵诲、郭进、冯继业这些人，都只守一郡，官位低、兵力少，然而太祖给他们丰厚的财物和俸禄，长期任用，责成他们建立功业，于是边境警报得以消除，而太祖能够凭借他们的力量在内部平定僭伪势力。这大概就是雄才大略，却又私下感叹后世不能做到的人，不知道这本来就是过去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当初因为惩戒五代的弊病过于严厉，削弱已经很多，防范已经很严密；这只是当时还没有去除的部分，到了后来就全部去除了。自景德以后，王旦、王钦若用歌颂功德、编纂祥瑞来表达奉承皇上的心意，认为这是守护国家的长久大计，应当百世不变，大概认为古人还没有达到，而今世独自得到了，哪里还有闲暇议论其他呢？纲纪的丧失，还只是较粗浅的一层；同时人才也被破坏，人的智慧和思虑不能自行超出绳墨约束。历来考察典籍，相关道理不是不明白完备，但从未有人能够援引过去来证明今天，只是在繁琐文书和细小事务上不断增加，使人再也无法摆脱，这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第三点说：天下的弱势，历数古人治理国家的情况，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真宗末年、仁宗初年，契丹遵守和约三十八年，赵德明也有三十年，文事安逸、武备嬉游，沉浸在太平之中，并没有看出国家的弱势。等到元昊开始叛乱，章得象等人毅然对这个小丑感到愤怒，想要把他彻底消灭，所立的主张一定要不予赦免；后来军队多次出动、多次失败，潼关以西的人没有坚定的意志，契丹于是拥兵驻在边境，借机索取周世宗过去夺取的土地，富弼再次出面调解，这才停止。于是国家的形势大为屈弱，天下人也都明白国家弱小的证据了。仁宗也慨然想要整顿治理，任用富弼、范仲淹、韩琦为两府大臣；但议论反复，施行错乱，小人又在其中争斗，三人被逐出，过去的规划和旧有习惯便再也不能打破。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三人不能循序渐进地取得治国功效，却想在短时间内成就天下大事，他们的意图过于锐进，所以才导致这种结果。唉，这三个人正是因为不能用岁月来成就大事才获罪。富弼和韩琦相继主持国政，他们对过去祸患的戒惧越来越深，而循序渐进的说法也越来越被采用。即便如此，所谓循序渐进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富弼任宰相四年，韩琦任宰相七年，他们循序渐进所成就的是什么呢？这时财用耗损匮乏，人才衰败懈怠，天下的玩忽和弊病更加严重，而士人以虚名彼此争高。于是王安石辅佐神宗，想要完全扭转这种局面；但王安石不知道祸患在于纲纪、内外、分划和任用之间的差异，却认为问题在于军队不强、财赋不多。假如王安石知道这一点，端正纲纪，明辨内外，划分职责、授予任用并责求成功，然后削减繁重的赋敛，振兴本朝学校，尊崇经术，以此更新美化天下，哪里还会有喧嚣纷争的议论？不但不能成功，反而还会有所防范吗？神宗意志坚决、想要有所作为，最终却在措施上反复失当；变法成为伤害百姓，开拓边疆成为制造事端；竭力图谋灵武，接连遭受失败，也后悔用兵没有益处，却不知道应当把弱势改变为强势，反而想凭借弱势造成强势。改变它还是顺因它，只是最初议论中的一句话不同罢了。等到他竭力实行、坚持不改，便形成党禁；再加上绍圣、崇宁年间的做法，天下遭受严重祸害。凡是青苗、保甲以及军政、财政治理，本来都是想凭弱势造成强势的措施，到宣和末年却全都荡然无存。过去弱势中尚可守住的部分，又都被废坏；而那些弱势不能扭转的部分，终于成为深入膏肓、无法医治的危重病。即使分设四总管来加强防御，委任长安、建康的守臣招募勤王军队，天下仍如冰消云散，一座城、一处池都被敌人劫持控制，号令也无法到达。当时割让土地给别人，让他们自行守卫，尚且做不到，何况能够自己守卫却还禁止别人呢？这样看来，本朝谋划的始终、本末，大概可以看清了。自从周德威失去榆关的险要，接着云中、燕山两道归于契丹，敌人进入长城以内，而黄河以北已经形成不可守的势态；治理天下的人却不按照九州图籍，概括考察四方，谋划中央，左顾右盼，以把握天下的大形势；应当使外部坚固、内部柔和，分划职责、授予任用给群臣，使众人合力，功罪各有归属，以纠正天下本来的正常形势。只因循已有的局面，遮蔽隔绝前后，却想凭君主一人的力量守住它，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天下的祸患延续二百年而始终存在的原因。现在讨论天下的事情之所以穷尽数十、数百万字也不能作出决定，正是如此。第四点说：建炎初年，李纲掌权，主张分割京东、河北，采用唐代藩镇的办法，让各地自行守卫自己的土地。各道分别设置要郡、次要郡，把兵马权交给一个人。李纲所作的安排，已经很浅陋了。他括取马匹、征敛钱财，骚扰震动天下，议论者蜂拥而起，不能继续推行，最终被逐出。于是汪伯彦、黄潜善无从施展，认为只要稍稍迁往南方，安于旧常、守住原有命令，让祈请称臣的做法能够满足需要，以苟延岁月。后来发生维扬之祸，牵连奔逃，向东直到海边，才任命张浚以四川、陕西宣抚处置的名义，建立相应体制；授予临机便宜行事权的命令也随之发出。范宗尹相继提出请求，于是江淮也分别设置镇抚使。当时盗贼充斥，伪齐挟持敌军，接连出兵向上游进攻；朝廷又设置镇抚大使，文臣、武将共同任用，各处犬牙交错、相互维系；又派执政大臣督视，以统一威望。张浚虽然狂妄疏略，最终丢失关陕，但节制各将领，保全了整个蜀地。张俊、韩世忠、岳飞也相继平定消灭各路群寇，江左因此大体安定；敌人肯议和，也同样是任用人才所取得的效果。即便如此，分划没有法则，托付任用不专一，张浚、赵鼎在事机关键处态度泛泛，想作战而不敢，请求和而又不愿，白白耗费日月，军队疲惫，粮食匮乏，上下都感到厌倦。秦桧却认为权力不可交给外部，兵权不可交给别人，于是委屈己意、低头屈服，只听从敌人的命令来成就和约；废黜、诛杀各将领，放逐名士，使兵权全部归于御前督府；收回便宜行事权，使州郡重新遵守太平时期的常制。秦桧正以自己的功劳自负，把自己比作赵普，认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没有谁能超过自己。况且祖宗留下的天下无缘无故失去大半，迁徙、劫掠之仇，百世都不能忘记。如今却把安抚平定江左当作大功，为什么呢？

译从戊申到辛巳，已经二十年了。女真人一旦说出傲慢无礼的话，传到朝廷，朝野喧扰，拍手无措，彼此惊骇，却没有办法应对；这时叶义问、汪澈才出任。自从陛下继承帝位以来，张浚总领江淮，虞允文、王炎等人相继在汉中担任宣抚，大概四五十年间，有时采用分划职责的办法，稍微把事权交给臣下。把事情托付给臣下，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终究不能废弃，这一点也已经在这里大体显现。然而不明确其所守之地，就不能任用相应的人；不能任用相应的人，就不能要求他取得功劳。内部治理没有确定，至于报仇雪耻，又和谁一起谋划呢？如今千方百计搜刮财物，竭尽东南的力量，来供给四处驻军，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军队；因为任用旧将的子弟、部曲，就决定让他们担任统帅，却不知道将领如何统率军队。官职授予和更换，全都从内廷秘密发出，承受官名义上说是机密，连大臣也听不到。各州禁兵零散细弱，只专门让各路钤辖负责教阅训练，而守臣却不能参与防备和遏制。内江空虚，沿淮的纲纪设置错乱无序。既然如此，有百姓谁来治理？有军队谁来使用？有土地谁来守卫？每年迁调、每月更易，谁能看到实际的成效？而陛下恢复扩张疆土的谋划，最终难道将只能郁郁不决、不能实行吗？天下不是可以凭个人的聪明来治理的，方略也不是可以凭个人的技巧来验证的。胜败、兴废，古今遵循的道路本来是一样的。只有本朝的议论，却想凭个人意图行事、凭个人方法验证，因此衰败疲弱到了今天，还没有人明白其中的原因。这就是臣所说的：一定要完全了解天下的弊害，然后才能充分取得天下的利益。适才又上奏《终论》，其中第一点说：如今天下最大的祸害，胶结顽固而不能解开，拘挛收缩而不能伸展，积存的旧患和弊病，臣已经全部说过了。解开它、伸展它，难道没有办法吗？陛下刚开始发布命令，必须有足以大大安慰天下人心的措施，首先一定要罢除经总制钱的一半。如今州县彼此离心、惶惶不安，不能休息；人的精力消耗殆尽，疲惫衰竭，不能再有所作为，全都是因为这种钱。罢除其中一半，使天下逐渐得到休养，然后州县的月桩、板帐也可以罢除。然后百姓承担的头子钱、零碎摊派以及勘合、牙契的数额，都可以宽减。然后罢除和买，罢除折帛；和买、折帛一旦罢除，百姓所谓不正当的征敛就全都没有了。三项措施都罢除，天下人心就会得到安慰，感到欣喜满足。那么国家的经费从哪里取得、靠什么供给呢？臣认为两年以后，分划职责已经足够，朝廷经费与今天相比必定可以削减十之五六；所罢除的收入足以抵补这些开支，而且还有余裕，但两年以前还做不到。陛下可以计算两年内所罢除的费用，共计六千万缗，全部拿出内帑和封桩库的钱来补助。内帑、封桩库本来就是用来罢减三项苛重征敛、代替户部四总领开支的；这种彰显圣德、光耀天下、更新美化观听的举动，自两汉以来还没有过。既然如此，那么乘此机会革除朝廷百年来的积弊，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用它来减少进士入官的人数可以，用它来减少任子入官的人数可以，用它来打破资格限制可以，用它来加强铨选可以，用它来废除吏胥也可以。百年以来，世人所谓会惊动众人而招致祸乱、因而战战兢兢不敢实行的事情，正如臣所说的这些弊害，如今全都可以一起施行，并不困难。这样，朝廷就清明了。然后把两淮、江南、荆湖、四川分为四镇，把现在驻扎的军队分别交给四镇统领。所谓四镇，并不是把这百多个郡的土地全部割出另立，而是在其中各自划出几个州归属，使军队、百姓和财赋都能自行支用，朝廷不再过问，其余地区仍各自隶属原有体系罢了。又专门选择合适的人，让他们各自治理一个州。所谓军队、百姓和财赋都能自行支用，就是朝廷平时设置四总领来供给军粮军需的制度，二年以后都可以不再供给他们，因为几个州的财赋已经足以养军了。这样，他们的职权专一，我们的费用也减轻了。虽然，把军队和人交给臣下，把土地交给臣下，是今日非同寻常的大事；但办理此事并不会惊动世人、扰动众众，陛下一天下令就能完成。完成以后，时间久了便可安定下来，作为常制。如果这样做，内则在一个月之内完全除去百姓所忧患、所困苦的事情，外则到两年以后，军队得到整顿，士卒奋发，可以用来决死作战，大功就可以建立了。陛下不吝惜财物，不吝惜权力，只要想到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解除胶结固滞，伸展拘挛收缩，使行动容易，使责成坚决，以建立大功而已，那么就应当减轻总制钱和买折帛钱，先慰藉天下人的心；然后把朝廷所谓繁琐严密、不可改变的法度全部改变，使一切共同通行于防碍尽除、通达明白的道路上。把江淮、川蜀的土地以及军队、百姓、财赋分给他们，以加重人臣的职责；然后把朝廷所谓专掌一方、不可分割的纲纪全部分开，使各自符合外强内柔的策略。这样做，兼取两汉的长处而不重蹈两汉的过失，以成功来检验他们，最后用礼乐来完成治理，那么三王的治道也不难达到。虽然如此，实行这件事，官制并不难，难的是士人；士人并不难，难的是百姓；百姓并不难，难的是谋划军队。这确实是当今的大事。谋划军队的难题一旦确定，天下的利益就都可以获得了。第二点是：要达到今天的治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上使朝廷宽裕，下使州县宽裕罢了。耗尽朝廷力量、使朝廷不能宽裕的，是四处驻扎的军队；耗尽州县力量、使州县不能宽裕的，是厢军、禁军、弓手和土兵。那么，用什么办法整治四处驻扎的军队，使朝廷宽裕呢？如今既然减少经总制钱，停止和买折帛钱以及蜀地的折估、青草钱，就应当从朝廷内部拿出两年的费用，供给四总领。应当任用四个人，让他们由郡守兼摄统制；召回旧日的统帅，归于宿卫；核查其中隐瞒冒领、侵吞克扣、应发给而未发足以及军人的罪过，声罪而惩治。然后让这四个人完全听凭自己的安排，而朝廷不再过问。朝廷所要过问的，只是使他们精练军队，每处不超过三四万人。我们要使用士卒的精锐，而不是同时使他们的家小富足。磨炼士卒并供养他们，是准备在死地使用他们以求取胜利；如今却为他们设置家室，这就是把军队变成百姓了。古代是百姓充当军队，如今却是军队成为百姓，难怪他们消沉懒惰、软弱不堪而无法控制。过去的议论说：“希望一人抵挡百人。”又说：“希望一人抵挡十人。”一个人怎么可能抵挡百人、十人呢？姑且做到一人抵挡一人，就是精兵了。每个人都能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实际上就已经相当于十四五万人了。使用他们时让他们决死，谁敢抵挡？女真人南下时，军中杂有奚人、契丹人、渤海人、汉儿，前期才五六万人，后来也不过十万人。

译用兵的人，是利用军队的士气。军队太多，反而会使自己困顿，士气先行衰竭罢了。臣所要过问的就是这些。还有要过问的，是改变弊政、推行新令；我希望做到既不喧哗，也不扰动，不至于使人怀疑会发生动乱。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用人罢了。各自把几个州的土地交给他们，使他们自行供养自己，剩余的州县便可以宽裕。这是两年以内能够完成的事，而在两年以后收取成效。这样，朝廷就宽裕了。那么，怎样整治厢军、禁军、弓手、土兵，使州县宽裕呢？应当先选择一二十个州交给他们，分散并安排厢军承担杂役。如今厢军全都隶属于官府，没有驻营服役的人，应当一并给他们一两年的衣粮，使他们各自养活自己的子女；这本来只是权宜供给，州里以后不再供给。又应当分散禁军。厢军可以分散，禁军一旦分散恐怕会作乱，怎么办？回答说：禁军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有禁约、管制州郡，使州郡不得私自役使他们，而且还要上教。如今不再上教，把他们分散去承担像厢军一样的杂役，他们反而会欣然庆幸。这样，禁军就可以像厢军一样分散；弓手的费用稍微减轻，土兵数量较少，不急于分散。时间久了也会逐渐减少，最终以全部分散为止。那么厢军、禁军、土兵、弓手都分散以后，靠什么守卫各地呢？从三等以上的户籍中，每户登记一人充当士兵，免除其税役。大州以二千人为限，下州以八百人为限。州县分别为他们安排处所，将校大多任用当地人。秋冬进行训练，春夏不训练。遇到警报便召集，不采用平时的常法。但凡充当士兵的，必须是住在州县四方三十里以内、离家较近的人。这是三四年以内能够完成的事，而在三四年以后收取成效。这样，州县就宽裕了。朝廷宽裕，那么一切向州县征取的名目都可以不用，只征收正常的租税。州县宽裕，那么一切向百姓征取的名目都可以不用，只征收正常的租税。而且不只是这些：朝廷宽裕，群臣便有闲暇，人才也会增多，不像现在这样匮乏；州县宽裕，百姓便有闲暇，善良之民也会增多，不像现在这样人心浅薄。上面人才多，下面良民多，军队减少而精强，费用减少而财富充足。五年以内，尤其是两年以后，汇聚军民气势，使用军队锋锐，使正义的声名广泛传播，奇特的防守策略一并出现；如果不用这些来消灭敌人，又将用来做什么呢？虽然如此，实行这件事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坚决推行。按照年月计算，应当在两年以后、五年以内见效。今天推行这件事，革除这种弊病；到了某一天，如果弊病已经革除，效果已经显现；如果没有见效，就更换负责的人，加重督促，务必推行。按日月计算，实际成效就会取得了。第三点是：臣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国门以内的事情。国门以外的事情很难议论。自陛下继承帝位以来，士大夫没有谁敢谈论国门以外的事。陛下即位以后，才开始争相把国门外的事情作为议论内容，这已经渐渐成为风气了。谈论国门外的事，既轻率空泛、范围过大，多半虚浮而缺乏要领，而国门以内的事又全都不了解，所以臣想先把国门以内的事情办完，再谈国门以外的事。如今将帅连敌人的主帅姓名都不知道，控制防御又不懂地理形势，那么针对具体事情来议论的，都是妄言。臣请求先谈女真兴起的始末。臣常常奇怪士大夫过分称誉敌人，甘心自处于屈服软弱的地位，这是什么缘故？他们称誉敌人，说阿固达、尼雅满、乌珠三人是敌人中的雄杰，都是古来未有的人物，所以本朝遭受的祸害最深；这是极其荒谬的。阿固达在自己的部落中只是豪强，延禧帝的烦扰已经超过限度，不能忍受被囚禁，于是起兵反叛，这也是常理。只是不幸延禧政治混乱，他还没有交锋，辽国就已经败亡。女真人借助自己的军队，吃着他们的粮食，取得他们遗留的兵器铠甲，趁势收取他们的土地；敌人披靡逃散，他们轻易地获得了辽国都城。难道能说阿固达的雄杰如同石勒、慕容隽一类，凭借智力武力百战，屡次失败又屡次复起，最终取得天下吗？阿固达死后，武乞迈即位，不能主持号令；斡哩雅布、尼雅满在其后分掌其事；乌珠南下江南。三名酋长奋力作战，而我们摆开阵势与之交战却又不能取胜，是什么缘故呢？从敌人开始入侵时起，我们的国土已经空虚，千里之内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了。他们浩荡而来，我们还没有同他们交战就已经失败，那么尼雅满、乌珠凭什么能够独自超过古代众多英杰，竟然这样残酷地夺取我们的中原呢？大概是因为我们上下之人没有谁肯效命，只是拱手称誉敌人，甘心屈服软弱，才到了这种地步。而且他们一定想得到的只是河北、河东。山东、河南的土地，先交给张邦昌，后来交给刘豫，再后来才归还给我们。张邦昌不敢抗拒，而我们又不能守住，只好退兵迁往维扬。刘豫被废后，土地归还我们，但我们仍不能守住，只好退兵割弃江北、淮南。他们确实看见我们不能守住，才进而取得并占据这些地方。然而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怀有不安之心。过分称誉敌人而不能守住自己，在事情刚开始时，初见敌情、惊骇听闻，仓皇纷乱，或许还会有这种议论。如今安定已经很久了，却还不停称誉敌人，为什么呢？所以称誉敌人的军队精锐，而说我们的军队疲弱；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我们的疲弱，反而称誉他的精锐呢？称誉敌人的威令严明可信，而说我们轻慢放纵；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我们的轻慢放纵，反而称誉他的威信呢？称誉敌人的谋划周密恰当，而说我们的谋划苟且简略；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我们的苟简，反而称誉他的审慎恰当呢？称誉敌人来胁迫国人，并且把这种做法作为偷取安逸、窃取俸禄的计策，这是风俗不忠的大患，却没有人知道。靖康艰难之时，只有宗泽对此愤愤不平。即使像宗泽这样议论，也还不足以同古代那些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的人相比。然而假使宗泽得到任用，二圣终究不会被掳往北方。即便真要一战，也可以战败。天下的祸患中，有最令人痛惜的：没有交战就失败，没有守卫就灭亡。这种情形，自古以来没有见过像靖康这样的。人们不追究这些问题，不谋划可以作战、可以防守的事情，反而说自古以来没有谁比三位酋长更雄豪。臣认为这种议论也是自古未有的。天地间的道理，长期郁结而不得伸展，必定是在等待陛下。尼雅满与斡哩雅布同出一族，却独自围困太原一年。攻破都城以后，把中原的辎重全部掠走，慢慢行军离去。

译乌珠生长在极北之地，连梦中都不知道江湖上的船只是什么东西。他空行而来，沿途询问渡口，到了四明才返回。假如古代的兵法全都废弃而不可使用，那么他的雄杰确实似乎可信；假如兵法仍然有效，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违背常规、违反军律，靠侥幸邀功罢了。为什么竟然称誉这种违背常规、违反军律、靠侥幸邀功的人，认为古代雄杰也没有谁能超过他呢？第四点是：请谈女真人所以能够守住所得之地的原因。阿固达、尼雅满出生在东北边远贫瘠的小地方，本来就没有平素兼并天下的志向。契丹长期安逸，政治败坏；女真突然在不顾性命的处境中起兵，多次击败辽人。杨朴于是教他们称帝、改元，直到一切制度完备；他们兼并契丹，又使燕人替他们效力。等到郭药师引导他们南下，此后便攻破都城，占据中原。从前所谓刘氏、石氏以及鲜卑、氐、羌，都曾生长在中原，奋发雄心，公开起兵窥伺天下；尼雅满、乌珠本来没有这样的志向，只是敢于决战，而两国都自己不敢同他们较量。其后，逃亡的臣子和被俘的降虏共同替他们建立国家，文书法令、制度规章参照本朝和辽朝的大略，却又繁琐复杂、互相牵制。至于聚集重兵、凭借坚城，衣食和嗜好都极其精美讲究，已经不再是北方人的本来面目了。当初我们因为二圣显明仁德的缘故，多次派使命、百般请求讲和，他们却骄横而不肯接受。郦琼叛变，带领全部人马投归刘豫。敌人疑心其中有变，而且想联合起来困住刘豫，于是很快废掉刘豫，把河南、关陕交出来，因而停止用兵。乌珠再次出兵，在顺昌、柘皋大败，这才稍稍畏惧我们，于是盟约确定。况且女真部族兼并中原，契丹又曾是他们的主宰，这种形势本来就不顺，他们内心也不服；但能够守到今天六十多年，是因为中原长期积累的怯懦、软弱而不能自我振作的气势，又没有人为天下首先倡导恢复。即使有人倡导，处在文法制度的牵制之地，也绝不能坚守城壁而决死奋战，所以才会如此。绍兴十一年以后，不只是我们一心想要讲和，女真各部也都认为和议有利。完颜亮弑杀君主和母亲，立志平定天下，迁都旧汴京，南面逼近江淮；鼓声所震动之处，水波腾涌。然而出兵不久，现任君主已经在后方自立了。正当他们改变昔日君臣关系而成为敌国，又曾公开声称要归还旧疆。范成大出使、汤邦彦出使期间，双方多次较量礼仪文辞。自从他们先前平视我军、挥袖逞勇，到如今制造嫌隙，足以激怒我们，但敌人最终仍没有行动。今年他们退回本国，传闻很多，难以作为可靠依据。然而上京萧条，随行人员死亡，思念燕地的安乐，后来又返回，这些事实不可诬赖。那么女真人失去了原来的部落和契丹的土地，以燕地为家；他们君臣上下的文法制度以及守卫国家的办法，都是以中国为准则，而且愿意讲和而不愿作战，喜欢安静而厌恶动荡。这样，他们虽然经历了六十多年的积累，却始终不是同这两个国家的人有手足肺腑般的信任关系。他们同刘氏、石氏、鲜卑、氐、羌相抗衡，不能相比，这一点很明显。既然如此，关键只在于通过一场大战战胜他们。打一场大胜仗后，敌人的军心动摇，不再留在中原，只会把燕地作为坚固的根本。我们开始时一战取胜，收复中原自然容易；等到他们最终取胜而无人能抵挡，使他们连燕地也一并得到，那就困难了。虽然如此，事情哪里有不经历困难就能成功的呢？现在姑且不谈他们最终取胜而不可抵挡的问题，只寻求一战取胜的办法。取胜的办法，就是完全革除我们的弊政，任用抱定必死决心的统帅、将领和士卒，决然冲破二百年来腐烂而不可通行的说法，真正以必死之心同敌人交战，这样就能取胜。如果像如今那些谈论兵事的人所说，出某种奇谋，摆某种阵势，任用某个人以奇策立功，难道可以依赖吗？不过是用实际胜过虚浮，用意志胜过气势，用力量胜过口舌罢了。第五点是：请谈前些日子谋划恢复失地的事情。赵鼎是个书生，自以为有学问，搜集整理古代文义的遗说，同当时士大夫共同发表尊重中原、轻视远方夷族的议论；这种说法是讲《春秋》的人曾经讲过的，不能说不美。然而，中原也不能只是一味尊重，远方夷族也不能只是一味轻视。所谓女真人，难道是靠口舌讲论、分析精微道理就能制服的吗？张浚开始任用时，年少而狂疏，恩信不足以感召士卒，智勇不足以使人信服；他使那些处境困窘、性情强硬、把性命置之度外的将领陷入困境，一举丧失关陕、四川的全部，这只是侥幸罢了。赵鼎对事机茫然，不作战也不守备；敌人来就进兵抵拒，名义上叫亲征；敌人离去就退兵安顿，名义上叫驻跸。张浚尤其没有统筹，光尧皇帝环顾四周而无所依仗。若说是孝思迫切，那么佑陵的梓宫尚未归来，显仁皇后的銮辂尚未返回；若说是谋求功业、平定天下，那么整治军队、讲习武事从未停止，而敌我双方的界限最终却始终没有确定期限。于是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在其中取得优势，坚固得不可推翻，赵鼎和张浚也都被驱逐了。到了绍兴末年，秦桧死去，敌人有所行动；隆兴初年，张浚专门以恢复失地自任，号召天下，名义上说是忠义；自我欣赏的人便和他一起响应，实际上却没有施展手脚的地方。他在淮河上游聚集军队，便沿袭范仲淹旧日的主张，想同敌方统帅往来商议以确定和约，为两国百姓请求生路；一方面又想联合北方的大姓旧家和契丹遗民，率领他们响应，以图建立大功。等到第一次攻取符离，军队溃散，人心沮丧，各种不同意见纷纷兴起。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竭力主张割让土地订盟，于是中原又一次失望了。张浚计划不能成功而败坏了国事；后来那些从敌境来归正、归朝的人散布在内地，使州县陷于困苦，又充斥铨部，至今没有根基，却上书议论政事，自称了解敌情，谋划奇策以求取差遣；而按年月计算，大体都是张浚造成的。张浚和赵鼎正是前日主张恢复者的首领，他们的方略是可以考察的。从前南北分立，南方想收复城池、让北方归还，北方想夺取土地、南下进攻；无义之人心志不安，未曾不是这样。

译作为将帅的人把这些人招引过来而不敢断绝关系，难道真是把这当作建立功业的实际凭据吗？如今南北虽然又形成对立的局面，但北方本来是我们的故都所在，所以南方思念北方的人少，而北方盼望归向南方的人多。大姓旧家常常想归顺，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担心我们的威势不能树立、作战不能取胜罢了。威势树立而且作战取胜，就可以使中原之士奋起，拿着木棒追赶敌人、迎接我们。然而我们真正能够恢复中原，并不专靠这一点，何况契丹遗民，难道可以诱使他们前来吗？这同童贯任用郭药师攻伐燕地、抵抗女真有什么不同呢？张浚年轻时就做将领，后来困顿失意直到白头，忠义之心却没有衰退；但他所谋划的也不过如此。光尧皇帝的圣训说张浚终究不可任用，难道不是知人之明吗？如今乡里间那些偏激的士人，志在邀功取利、求取宠幸，又拿张浚门下已经陈述过的说法，彼此修饰夸张，认为北方的事情可以防备，专门任用小吏，用土产相互馈赠，暗中询问厮养，却说自己得到敌人的机密来相互炫耀。防守淮河的臣子想借此谋求升用，便策划把亲信安插到那些轻薄浮浪之徒中间；还没有渡过淮河，就编造虚假事情，冒充通晓间谍侦察之术。这样的事情接连不断，于是恢复失地的议论竟同举子学习程文、用来应付考试一样，国家大事也就真正没有可考据的依据了。愿陛下把这些事情一扫而尽，不再保留，亲自思考并努力实行今日的实事，以实际胜过虚浮，以意志胜过气势，以力量胜过口舌。任用抱定必死决心的统帅、将领和士卒，在两年以后、五年以内责求他们建立功业，是可以的。第六点是：请谈如今应当划分谋划的事项。敌人以得到中原作为防守，而不是以防备我们作为防守。他们作战只是轻率冒进，防守只是严密驻兵。过去南北对垒的形势，他们还达不到；而我们没有形成对垒的形势，正是因为如此。然而我们既然按他们没有对垒形势的方式作战，就想仿效他们的轻率冒进；防守也想仿效他们的严密驻兵，这正是没有形成对垒之势。符离之战，就是轻率冒进。即使取得宿州、亳州、徐州，进而到了汴京郊外，又能做什么呢？他们从淮河出兵而轻率冒进，是明知我们不能抵敌；我们又为什么要仿效他们？驻扎军队，就是严密驻兵；不考虑那里是否必须防守，便在那里屯兵。把军队驻扎在没有用处的地方，又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应当进兵并设置军队的地方有四处：兴元是一处，襄阳是一处，合肥是一处，防海制置司是一处。我们应当防守并设置军队的地方有两处：建康是一处，鄂州是一处。应当进兵并且必定要进兵的地方有两处：兴元和襄阳。不一定要进兵的地方，则是合肥和防海制置司。什么叫必定要进兵？从襄阳出兵可以进取宛洛，从兴元出兵可以进取秦凤，这两处是我们必定应当有所作为、据守中州并控制关陇形势的最先要地，是古今共同的论断，绝不可改变。什么叫不一定要进兵？从淮河出兵进取亳州、宋州、大梁一带，土地分散而难以统一，而且是敌人必定争夺的地方。敌人必争的地方，我们能够抵挡，使他们不能前进，从而安定江南的人心，这功劳又多又大。海上出兵是奇险之事，是危险的道路。进兵的目的在于夺取齐地；如果关洛方面的事情成功，四方响应，朐山重新归来，便可以利用；否则就训练军队等待时机。什么叫应当防守？建康、鄂州应当防守。但治理国家必须分内外：这四处属于外部，那两处属于内部。内部不能不设置军队，都是为了安定江南。虽然如此，设置的军队不必太多；只要每个人都能发挥一个人的作用，那么合肥最多，兴元、襄阳次之，建康、鄂州又次之，制置司再次之；总共不到二十万军队，就足以充实这些地方。谋划天下的大事、成就天下的大功，不能靠攻击敌人的没有防备、出乎敌人的意料，必须有堂堂正正的阵势、整齐严明的旗帜，具备攻坚破险的力量，然后才能做到。我们凭借这些进兵，敌人也会凭借这些进兵。从前人们说敌人能做到而我们不能做到；如今不要再说敌人能做到而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能做到，敌人也能做到。把我们所能做到的全部拿出来，同敌人所能做到的相比较，长短一经对照，胜负就分明了。接连胜利一两次，就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本。天下的功业难以成就，天下的事情难以谋划。晋宋之间，在黄河南面显示威势，是平常的事。枋头、防上、滑台、虎牢、洛阳，都曾到达过，唯独没有合乎天下大势，所以南北分裂，南方土地日益削减。失去四川以后，又失去淮河流域，又失去江北，所以隋朝兼并了陈朝。绍兴十一年以前，中原的号令有时还可以接续；此后才截然断绝。绍兴末年局势溃乱，而诸将有的也曾到达那些地方；但后来连襄阳、庐州以北也再不能望见。议论的人正喧嚣着把取得中原说成稀世大事，却不知道中原即使可以取得，北方仍然不可谋取。何况连襄阳、庐州以北都不能望见，却想坐守而防卫中原呢？陛下应当抓住划分谋划的关键，慎重命令统帅，建立极其艰难而不可动摇的实际部署，用来对抗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使将士产生气势；不要务求利用敌人没有防备、出乎敌人意料的办法，来制造立论上的好看，而实际上却不能使用。这就是当今谋划事情、建立功业的起点。第七点是：大概如今所谓划分谋划，是以一地抵一地，以一地取得一地，恰好只得到一半。用四川抵挡秦地，也要夺取秦地；用荆襄抵挡韩魏，以淮河抵挡梁汴，却还没有取得梁汴。又把防海制置司作为夺取齐地的据点，而立志取得齐地。这样一来，长江以内深入吴越，旁及闽广，而我们用来立国的根本还应当在这些划分谋划之外。仅就自守而言，仍然绰绰有余；至于人口、军械、财物粮食以及我们所需的装备，也不必等到收聚经营，便可以自给。这样就不必在防守薄弱、处境艰危时奋力以小取大、以少取多，如同从前越国攻取吴国、燕国攻取齐国那样；也不像女真人对辽国和对我们那样。况且中原是我们的土地，中华是我们的名号。这就是说，除了一地抵一地、一地取一地之外，我们还有所谓容易之处。然而，我们拥有的也不是敌人没有的，我们认为容易的也不是敌人认为困难的。双方力量相等，就必须凭力量较量；即使取胜，还是有我们的困难。从宣和以前算起，以弱者自居而实行弱势政策，形势已经延续了一百二十多年。

译宣和以后，又不只是弱而已。我们的人民丧失气势、心怀恐惧，不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如今却抬头振作、奋发声势，大力整顿纲纪，想在两年以后、五年以内建立大功。天下人有的暗中讥笑，有的惊疑观望，有的怀疑，有的非难，有的阻挠；不同意见四处出现，整个局面松散而不能前进。而且人才从来没有经过充分训练，见识不足以坚定其志向，意志不足以施展其力量。这样，想减少军队，未必不会激起变故；想减少财赋，未必不会因此造成匮乏。这是必然会形成的局势，而君臣相处之间却不能安然自守，以求取得成功。虽然如此，事情确实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只在于陛下深信此道并竭力实行。过去，人们所实行的事情同他们所建立的主张还不相距太远；主张立在这里，就像射箭有靶子一样。有的靶子在百步以外，有的在五十步以外，必须先立好靶子，然后拿弓搭箭去射。因此弓箭是跟着靶子走的，靶子不是跟着弓箭走的。如今的议论，却先揣测某人不能实行、形势不可实行，然后据此建立论说，这只是把靶子拉到近处，以成全射箭者的无能罢了。自东晋王述、蔡谟开始，就有衡量时势、估量时机的议论；殷浩、诸庾多次谋划北方，桓温所做的事情和力量尤其盛大，谢安所处的时机也最为有利。然而他们都劳民动众，没有建立成就，失败的祸患随即而来。所以王述、蔡谟的议论反而胜过事实；如今偷懒怠惰、无能之人窃取他们的说法，用来疑惑扰乱当世，因此国威长久不能振作，而陛下想有所作为的志向也长久没有得到实行。所以臣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古今的变化，穷尽利害的实际情况，取得难易的真实依据，解除胶结固滞，伸展拘挛收缩，先有办法慰藉天下人的心。天下人正侧耳睁眼，惊动四顾，却不知道陛下的主张从何而来。然后确立坚定的主张，讲明划分谋划的方略，警告防范群臣，激发他们的志向和力量，最终都依从陛下的主张，如同射箭先立好靶子；不要使群臣一会儿前进、一会儿退缩，怀着欺诈、掩饰过错，来疑惑、阻挠陛下所确立的事业。譬如把靶子拉近，以成全射箭者的无能。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是关系安危兴亡的大原则，也是陛下首先应当知道的事。对这一点认识确定以后，臣虽年老而鄙陋，也可以用自己的主张为群臣倡导，承接并宣扬圣意，使它在下面畅行；赏罚可以施用，功罪可以区分，人才也就会出现。知桂阳军陈傅良拟定奏事札子说：自古帝王兴起，从来没有不因应天下的变化；无论是在草创蒙昧之初，还是在王朝衰末之后，都可以建立大功，使宏大的名号流传无穷。史籍所称创业、中兴的君主就是这样。过去外有正在强盛的敌人，内有相继叛变的将领，关河海岱之间群盗像云一样纷扰。光尧太上皇帝骑马奔波艰苦经营，抚慰平定东南，使世道困厄得到安定，使国家的命脉得以延续。遭逢的变乱之难，是自古未有的；而天命重新集中到宋朝，大概正是没有什么时机不可作为。恭敬地想，陛下有睿智神武的谋略，有宽厚仁慈、恭敬节俭的德行，有忧劳勤勉、恻隐悲悯的心意，自从继承伟大的基业以来，就把恢复失地作为自己的责任，可以说面对天地而无愧，质问鬼神也没有遗憾。然而迁延拖延、借故耽搁，至今已经二十多年。近来贤士大夫大多说时机不可作为，并把恢复失地视为忌讳；即使臣极其愚昧，也私下不能理解。况且隆兴年间掌权的大臣，虽然凭朴实忠诚最终没有成功，天下人不赞同他的才干，却赞同他的心意；乾道年间掌权的大臣，虽然凭夸大的言辞也没有成功，天下人不赞同他的心意，却赞同他的名声。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如今反而把恢复失地视为忌讳，究竟应当称它为什么名目呢？议论确定，风俗就形成；风俗形成，人心就不会奋起；人心不奋起，赏罚就不足以惩戒和劝勉，于是王业往往就这样终止了。孟子说大禹抑制洪水，周公兼并夷狄，孔子诛讨乱臣贼子，都是为了端正人心。圣贤的事业以人心为根本。靖康之祸，诸夏沉沦而人们不以为耻；君父流离播迁而人们不怨恨；天地换了位置，日月星辰和五岳的气运分裂，而人们不恐惧；这样还算有人心吗？渐渐到了今天，竟安然如同平常时候，不思念国家的耻辱，只顾私下计较恩怨，只为自己谋划；祸患在于防务废弛。如果不是陛下能够重建人伦纲常、彻底更新士气，臣恐怕这种大义会逐渐衰微、逐渐消灭，或许会留下后患。如今敌国君主年岁很高，志向不在于发动战争；他的庶子、嫡孙将来由谁继立还不知道，一旦传位之后，必定不会是今天所能看见的情形。若遇到血气方刚的君主，刚刚进用的新贵大多会制造事端；假如没有长远谋略，又发生内部争斗，战争的祸端难道能够禁止吗？即使敌人不行动，祖宗相传的天下沉沦五六十年，北方不能使人归附，南方也不能施行号令，厌恶混乱而思求治理，难道不会有这样的人吗？听道路上传闻，黄河异常决口，祸乱波及关陕；上天震怒，百姓怨恨，征兆已经显现了。一旦突然有人崛起，我们拿什么来对付他？即使敌人不行动，中原也没有突然崛起的人，按照臣过度忧虑的估计，成千上万的战车和骑兵横陈在东南，礼乐以及各种事务都近似全盛时期；但土地的形势不能取胜，民众的力量不能支撑，这难道会是子孙万世相传的帝王基业吗？恭敬地想，陛下有睿智神武的谋略，有宽厚仁慈、恭敬节俭的德行，有忧劳勤勉、恻隐悲悯的心意，本应成为中兴的盛帝、显赫的君王；如今却因为人心不奋起，以至于忧患遗留到子孙，臣实在不能理解。孟子说：“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治理它，都能够使诸侯来朝见并拥有天下；从未听说拥有千里土地却反而畏惧别人的。”这全在陛下而已，臣内心忧切不胜。

译户部侍郎王之望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金人改变谋划，希望恢复旧日友好关系，派遣使者叩关，将要来到宫阙之下。近来陕西的伪都统也张榜命令他的将士不得交战，以等待议和解决。观察他们上下的意图，和议十分迫切。大概和议不能确定，就必定会有内忧，不只是害怕我军讨伐他们罢了。国家既然以百姓为念，本来应当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他们要自新，有三件事应当慎重处理：一是端正名分，二是减少币帛聘礼，三是划定疆界。臣私下估计金人的议论，必定有两种打算：一种是想仍然采用旧仪，增加岁赂，并把河南旧地全部归还本朝；另一种是想重新请求保有侵占的疆土，各自守住旧有边境，并以契丹旧例请求作为敌国相待。这两种都不能仓促答应。女真人本来是穷荒之地的小姓，曾向我们进贡；海上之盟以契丹旧约为依据，结为兄弟。契丹灭亡后，他们便寻找事端，说宣和年间背弃盟约，靖康年间失信，劫持迁徙二帝，沦陷中原。圣主中兴，对他们怀柔优待到了极点；他们却习惯于一向的胜利，必欲兼并天下。兵力耗尽后，才开始通好。天子不计较称谓，委屈自己而权宜从事，正是因为当时强弱形势还不能抗衡。” 后来东昏、正隆年间，他们屡次订盟又屡次改变，甚至敢于倾尽国力大举出兵，直接窥伺长江。论他们背弃盟约的信用，比较宣和、靖康两次，究竟谁轻谁重，我们已经可以拿来作为言辞了。如今即位的这个人本来不为众望所归，只因懦弱平庸，才得以在正隆朝保全自己。完颜氏一族几乎被诛杀殆尽，现存的近支亲属只有葛王；他的僭越盗窃之谋起于群臣，并没有奉天受命的符瑞，也没有遏制乱局的谋略。国家威权和福祸赏罚的大权，必定掌握在有权势而强悍的人手里；内外乖离争斗，覆亡指日可待。所以即位不久，已经发生兄弟之间的变乱。看他们历代骨肉相互残杀，这难道是安定巩固的根基、长久延续的国运吗？这样看来，他们与靖康以后相比的强弱形势，相差很远。如果想通好，必须寻求恢复海上之盟，重新采用敌国相待的礼仪，然后才可以答应。名分一旦端正，岁币自然会减少。这两件事，他们必定不敢固执，唯独划定疆界的议论，恐怕要费些商量。黄河以南的土地，他们知道终究不是自己所有，或许会轻易交给我们，而另有所求。但淮河、汉水以北，人口稀少、土地广大，完全没有险要；汴京残破，只徒有虚名。即使得到这些地方，也不容易经营治理；派兵戍守，少了不足，多了又无法安置。一旦违背内心的本意，就会遭受这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已经验证过的祸患；而我们一向受其欺骗，这是前车之鉴，哪里可以保证安全？如今全天下的形势，只有陕西可以恢复。那里离敌人最远，控制关河，内部又有四川作为根本，我们已经得到陕西十多个州。如果摧毁散关、凤翔的军队，其余地方就会像草木随风倒伏一样。今天的议论，假如以黄河为界，固然是中国的福分，仍然应当深入谋划利害，以挽救日后的艰难；如果对方还要借此提出更多要求，难道能落入他们的计谋吗？他们或许降低尊号、减少币帛，像对契丹那样相待，却吝惜土地，不肯割让，那么陕西的土地决不能丢失。应当拿我们所得到的陈、蔡、唐、许、颍、嵩、洛以及其他道路的州郡两相交换。如果仍然不行，宁可稍微增加币帛，也要期望他们一定同意。唯独留下南阳，以沟通武关。我如果兼有梁、雍、荆、扬一带，凭借江汉、秦蜀的险要，平时没有战事时积聚粮食、巩固边防，即使敌人猖獗，也没有办法有所作为；如果有可乘之隙，北方也就不足以谋取了。这件事极其重大，不能用片言只语决定，必须来回交涉一两次以后才能办妥，只是稍微忍耐罢了。陕西得到以后，就在阶、成、和、凤之间设置宣抚使司，分布将帅，据守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控制关中。各地都任用当地人来保卫本郡本邑；像熙州、秦州、京兆府等要害之处，酌量派出四川军队戍守，使他们凭自己的力量保全当地，而不成为四川的负担。偶然遇到警报，就披甲出征；万一发生意外，就回师固守。进可以追逐利益，退也没有后顾之忧。安抚治理几年，形势自然壮大，不烦劳粮饷运输，也不耗费金钱。只要稍微拿出四川的丝织品，增加印造钱引，招募商人到陕西买粮，便足以办妥经费。天下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传之百世的事业。从前楚灵王穷兵黩武、残暴虐民，百姓不堪忍受，攻取陈国、蔡国，攻取不羹，又将要攻打吴国，发动了干谿之战。楚人拥立子干进入郢都，楚王驻军訾梁，后来在申亥家中上吊。子干势力微弱，也不能自立，最终被弃疾谋害。弃疾篡位以后，尚未获得安定，于是把陈、蔡、不羹的封地全部归还，楚国才安定下来。五年以后，才有能力出兵。金人今天的形势，正类似于此。臣仰望朝廷必定已经有成熟的谋划，臣狂妄鄙陋的话，哪里值得采纳？只是重大议论尚未确定，陛下又不厌弃询问谋划，所以冒昧竭尽自己微薄的愚见。惟愿陛下裁决取舍，臣就非常庆幸了。”}], 司农卿李椿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开创基业，最重要的是军队。太平百年以后，军队逐渐习于懒惰。自从南渡以来，中原流离失所的百姓起初成为群盗，后来终于被国家任用。那是因为有刘、张、韩、岳在江淮地区，有二吴在西蜀险要之地，统率驾驭有方，所以能够建立军制，抵御强敌，使国势重新振作，实在是因为任用得人。自从权臣掌权以后，挟持敌国图谋议和，诛杀有功之人，压制大将，驱逐正直之士，任用奸佞，推崇聚敛，奖赏进献，裁汰战士，使州县困苦，把这些作为巩固自己权位的手段。二十年间，军队的势力消损，士人的风气萎靡，再也没有舍身报国的人，作为长久之计，只知道逢迎权贵以求富贵的人到处都是。上天保佑宗庙社稷，权臣丧命，幸赖太上皇帝圣明，洞察奸计，洗雪冤屈，驱逐邪佞，奖赏战士，优待农民，四方万里之内，人人欢欣庆贺。各军将士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不久敌人背弃盟约，百万敌军竟无从施展威力，是因为人心没有离散。孟子认为，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天下，这件事正可说明人心是不可失去的。臣仰念陛下自即位以来，凡是发布诏令，没有一次不把爱护百姓、体恤军士作为急务，所以军民感戴圣恩，铭刻在肌肤骨髓之中，没有谁会忘记。”

译“凡是各种政事，陛下没有一次不经过圣心思虑，总归于公正，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才停止，天下本来已经十分幸运了。臣从远方来，亲眼见到一些可疑而且令人忧虑的事情，不敢沉默，请允许臣说出来：军心尚未和洽就是其中之一。国家之所以能够保卫疆土、巩固宗庙社稷，完全要仰仗各支大军。如今将领难得其才，所以没有驾驭军众的办法；士卒不能得到温饱，所以士气十分衰弱。又加上裁汰了那些身经百战的士卒，使他们离开军队，失去了父子相依的力量；寄招来的士卒多非自愿，所以不服军纪；待遇又不公平，所以旧人失望。近来鄂州大军三千人，捕捉几百名盗寇，半年之间死亡逃失过半，其中有病患寄留的，实在无可奈何；临阵战死的还算是尽力的。只是那些逃避征役、逃窜以及临敌退缩的人，面对小股盗寇尚且如此，遇到大敌又将怎样呢？臣曾经盘问派来的兵将官员，他们只说绝无旧人，都是未经战阵的新兵；至于他们没有驾驭军众的办法，自己却不知道。新招募的人每天所得不过一百钱，鄂州的粮食和日用品都很贵，遇到泥雨天气，一天所需的草鞋钱就用去收入的一半，何况随身的器械铠甲还常常需要修整，冬夏节日的费用，一个人尚且不能供给；有妻子儿女的不能温饱，是毫无疑问的。” “臣曾经同老将郭振议论此事，郭振认为，即使让旧人只拿着木棒，随军作战也胜过新人拿着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刀刃，关键只在于他们是否熟悉训练。况且离开军队的人，还带走了子弟、外甥、侄子之类的亲属，军中没有彼此保护的情谊。新招来的游荡之徒，只能充数，在教场检阅操练时，固然与别人一样；一旦遇到敌人，才知道他们不能任用，这是因为只得到他们的外表，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内心。如今各地寄招军人的名额，既然用罪罚和赏赐来约束，州郡所花费用极多，也不敢稍有推辞。有时命令军营招收，军营就要承担额外费用；有时命令保伍招收，保伍也要承担额外费用。被招来的人，多数并非心甘情愿，遣发时必须加以防范。起发三五十人，就要另派人押送；三五十人除了借领券食之外，还要多雇船只装载，以防他们在途中逃跑。若像防备罪犯、隶属军籍的人那样把他们收进军中，也同样需要防范，甚至把他们视为祸害。过去岳飞的军队纪律最严，隐然如同长城；如今却和各路的厢军、禁军没有什么区别了。解彦详等所率领的士兵，战死的不过一百多人，而逃跑的却不少于几百人。臣收到江西提刑辛弃疾的信，说：解彦详所带的两千人，如今只剩九百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臣计算，除去阵亡、患病寄留的以外，其余人都是逃跑的，不下几百人，这就是李川不得不按罪追究他的原因。这支军队还是王琪挑选派遣的人，那么其他军队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臣秘密查访各军，也大多如此，难道不会耽误国家应对缓急的用兵吗？至于待遇不公平，臣私下听说军中旧人有叹息说：‘我们从靖康、建炎年间参军，身经百战，哪里想到直到今天反而不如后来归正的人？’我们这些人被裁汰离军以后，任凭别人添差，或者连请给也得不到，任期届满以后，便有饥寒之忧。在军中的人将来离军，也不过如此。归正人却任任都能添差，三年为一任。每当朝廷优待抚恤归正从军的人时，他们也叹息说：‘我们本来是国家的赤子，只是偶然因为阻隔，多年以后才仗义归来，反而不如俘虏和仇敌，离任就能转官，特别发给路费，还供给住房，优待抚恤非常优厚，这实在是把事情颠倒了。’这就是旧人失望的原因。由这几件事看，军士的心情，大致可以预料了。臣担心内外臣僚不把实情告诉陛下，政府大臣或许还不知道；如果大臣知道了，陛下听到了，决不会忍心坐视不管，一定会有办法收拢军心。” “这就是臣所忧虑的。臣愚钝平庸而且衰老，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错误地蒙受陛下的知遇；如果有所忧虑却不进言告诉陛下，那么臣的罪过就太大了。因此臣不避冒犯、烦扰圣听，冒昧上奏。伏望陛下以睿智仁慈，不要忽视臣刚直的言论：选拔大将，让他们长期任职以驾驭军众；讲求屯田，使军士富足；裁汰人员时不要使他们离军，以保全父子相依之情；多收用军中的子弟；寄招军人不必另立名额，以收纳自愿从军的人；把军士一视同仁，以收拢他们的心。这样或许可以振奋军威、张大国势，不辜负陛下的倚仗，臣民也不再忧虑疑惧，天下幸甚。” 吏部尚书陈良祐上奏说：“陛下恢复中原的志向从未忘怀，然而议论贵在众人意见相同，这一点不可不察；广泛访求意见最终仍要归于皇帝独断，这一点不可不审慎。固然有因采用众议而兴盛的，也有因采用众议而灭亡的；固然有因独断而成功的，也有因独断而失败的。如今派遣使者，正是挑起事端的开端。万一散骑侵犯边境，那么百姓的力量会因供应运输而困顿，州郡会因征调发兵而疲惫，兵祸交结，将没有停息的时候。将帅庸碌鄙陋，大多缺乏长远谋略；面对君主和父亲，只说愿意效死，到了战阵之上，却各自只求保命。比如符离之战，未交战便自行溃败；瓜洲之战，望见敌人便惊慌逃跑，谁是可以倚仗的人呢？这就是臣不敢保证万全的原因。况且如今所求取的土地，是想得到河南；从前这些地方曾归入版图，但转眼之间又失去了。如果对方不答应，只是白白耗费往来；如果对方答应，我们一定会索取重金，经营安排还没有确定，内部根本已经空虚，对方又将随即取走这些地方。从前的四郡，取得它们已经很辛苦，尚且不能占有；如今又无故要求侵取土地，陛下以为可以凭借虚张声势使他们屈服吗？何况所求之地中还包括陵寝所在之地。从前也曾议论过这件事，看他们的答复，几乎是在相互戏弄。以上两端，都是求取事端。既然必须派遣使者，那么请求钦宗梓宫归还，尚且还说得过去；“向内看自己还不足，哪里有空暇去经营外部事务？近处的人尚且没有安抚好，怎么能够安抚远方呢？”

译中书舍人张孝祥以“谋划国事应当统一意见”为题上奏说：“臣居住乡里时，邻居中有一个富人有两个儿子。一个想坐在家里经商，一个想外出做买卖，父亲无法决定，便让他们都去做。两个儿子开始谋划时，并非不好。但那些做他们同伴的人，因为两个儿子意见不合，便各自希望对方的事业不能成功，互相诋毁、残害、抵触、倾轧。没过多久，这个家庭终于因此陷入极度困窘。又有一个贫穷人家，也有两个儿子。他们因为贫穷，便急切地共同经营谋求财产，用来奉养父母；他们衣服平均分配，节省饮食，内则防守家墙，外则抵御侮辱，从早到晚都在做这些事，只希望使家业富足而已。这个人最终积累了千金财产。富裕和贫穷，谋求成就的难易，差得实在太远了。只因他们的谋划有时统一、有时分裂，贫穷者因此富裕，富裕者因此贫穷，可见谋划不统一所造成的祸害太严重了。《尚书》说：‘惟有精诚专一。’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又说：‘我有三千臣子，只同一条心。’如果不能统一，那么天下的事情，即使小到极点也无法成功，何况要挽救艰难的时局、开创非同寻常的治理呢？臣对忧虑国家、爱护百姓的诚心无法自胜，惟愿陛下留意裁察。” 孝祥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金人不行正道，拘押我国使者，朝廷内外都同感愤怒。圣意坚定，申令整饬边防，以便完全掌握取胜的条件。像臣这样不肖之人，仿佛承受了出使的使命，感激陛下深厚的知遇，发誓一定效死报国。但臣在接受任命之初，有些事情应当替陛下说明，斗胆陈述一二。伏惟陛下神圣英武，禀受于天，永远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和太上皇付托的重大责任，兢兢业业，不敢自求闲逸，将要洗刷无穷的耻辱，恢复不共戴天的仇恨。天地都在鉴察，神灵也会信实地保佑。假如充实这份志心，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然而臣的一点愚见，只希望陛下更加致力于长远谋略，不要追求眼前的功效罢了。所谓致力于长远谋略，就是希望陛下完全摆脱拘束，清除积弊，去掉那些妨害治理的事，实行那些应当实行的事，无论起居饮食，都不忘记这一志向而已。所谓不追求眼前功效，就是希望陛下多选择将帅，激励士卒，审慎衡量力量的盈亏，反复观察四方，不因小利而行动，谋求在万全的条件下成就功业而已。从前太祖皇帝已经取得天下，但各藩镇势力强横，起初并未服从。太祖皇帝的谋划和规模已经确定，便不动声色，经过岁月磨炼，终于都归于我所有。” 臣愿陛下把太祖皇帝平定僭越叛乱的办法，作为今日恢复中原的借鉴。臣不胜幸甚和期望。” 校书郎熊克上奏说：“金人虽然讲和，却不能保证将来不变。如今应当以和平作为守备，以守备作为进攻。在和好时期，应当制定防守的办法；只要对方不能禁止，而我们又不去做，那就是我们的失策。边防准备充实以后，金人万一猖獗进犯，也一定不能在我们这里得志；他们退兵后再乘隙袭击我们，理亏的就不在我们了。况且今天的防守，最重要的是淮东。金人进犯淮西，要背负粮食随军携带，势必困难；如果进犯淮东，从清河顺流而下，运粮船很容易到达。既然如此，守卫淮河的办法，应以垦田、修筑堤堰、训练民兵为先。支援淮东的防守，没有比就近在江阴建立水军更好的办法，缓急之时可以相互响应。不过突然建立一支军队，担心会使敌人生疑，应当托言海道是商贾往来的要冲，多设夺取、劫掠之事，并设置巡检加以警戒督察。从此每年增加兵力，不出十年，便会隐然成为一支军队。中兴之时，不担心士兵不能使用，而担心将领的权力难以收回；今日的弊病，不担心将领不能驾驭，而担心军情容易动摇。过去各位大将把士卒像家人一样抚恤，自从罢免诸将兵权以后，御前主帅频繁调动，不能长久固定。凡是军中掌管权力所带来的利益，以及用来养育士卒的资财，如今都转而成为贿赂了。又削减他们剩余的供给来资助这些费用，难道不会产生怨恨吗？” 应当严厉告诫将帅，不要放纵他们搜刮剥削。”皇帝赞许他有志向。屯田员外郎林栗上密封奏事说：“前些日子的议和，确实不是良策。不过徽宗的梓宫、慈宁行殿在敌方，议和还算有理由，也仍然可以说是屈身求全。今天的议和，臣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宗庙的仇敌，却以弟侄之礼侍奉他，难道忍心让祖宗听到这件事吗？没有唐州、邓州，荆襄就有唇亡齿寒的忧患；没有泗州、淮州，淮东的防备就会直达真州、扬州，海道的防御就会遍及明州、越州。议论的人都说，和戎的财币少，养兵的费用多，却不知道讲和以后，朝廷难道能够不养兵吗？而且不只是没有好处，给他们岁币，就是害怕他们。三军的心情怎么能不懈怠松弛？归正之人的心怎么能不离散怀有二心？为今天计，应该停止派遣使者，拖延约期；等到明年春天，如果没有别的消息，再慢慢在边境上移送书信，把两国的誓言说明给他们。盟约的破坏如果出自对方，且其诚信不是出于内心，那么即使结盟也没有好处。从今以后应当守住分界，休养百姓，不烦劳使者往来，各自保全疆场的平安。难道要使疲敝的州县，用来供奉敌国使者吗？” 知处州范成大上奏防务说：“臣听说自古建立功业的人，必定有确定的谋划。谋划确定以后，就用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事情，日夜磨炼奋进去实现它，而不能把力量分散到谋划之外。所谓力量有三种：第一是时间之力，也就是珍惜每一寸光阴；第二是国家之力，也就是财物用度；第三是人的力量，也就是思虑、智慧和谋略所能达到的程度。世间事务没有穷尽，而这三种力量是有限的，怎么可以把它们分散在不急迫的地方呢？臣虽然卑微，离开国家不久，但也曾仰窥陛下神圣的谋略和规划，知道陛下将要大有作为。臣私下推想，陛下恢复古制的心愿，谋划已经确定。然而如今风俗安于享乐，期限和会期安排匆促，考究古代礼文的事情过于繁多，太平时期虚耗财力的习惯尚未革除。时间力量耗费在不急迫的事务上，国家力量消耗在不急迫的需求上，人的力量疲惫于不急迫的劳役上，这些都不是用来实现陛下谋划的办法。若不是豁然大加损益改革，恐怕免不了有志向勤苦而道路遥远的叹息。愿陛下与共同执政的大臣，治理好这三种力量，专门用在想要实现的地方。凡是谋划之外的事情，一概暂缓，等最大的愿望实现以后再恢复，也还不晚。从前越王勾践没有实现志向时，早朝晚宴一结束，如果不是谋划灭吴的事情，就不谈论其他。” 自古以来能够运用这三种力量的人，没有谁能超过越王勾践，所以功业卓著。这虽然是过去的事，却可以用来验证今天的事情。臣因此一并献给陛下，请陛下裁决。”

译当时议论政事的人主张戍守清河口，左骁卫上将军陈敏上奏说：“金兵多次从清河出动，必定先派人马从上游秘密渡河。如今如果一定要守住那里，应当先修筑楚州城池。楚州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是双方必争之地。长淮二千多里，河道通向北方的有五条：清河、汴河、涡河、颍河、蔡河；通向南方而进入长江的，只有楚州运河。北方人的船只从五河顺流而下，想要谋划渡江，如果没有楚州运河，就无法自行到达。过去周世宗从楚州北神堰开凿老鹳河，使战舰能够进入长江，南唐于是失去了两淮地区。由此说来，楚州实在是南朝的命脉，希望朝廷留意。”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经国 宋光宗绍熙四年，司农寺主簿吕祖俭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形势没有长久安定而不发生变化的道理，而治乱、安危的关键，常常隐藏在闲暇安逸、无事可做的时候。这是从古至今事理必然如此的情形，是君主不可不加以察知的。恭惟艺祖皇帝开创华夏基业以来，历代圣君相承，严肃恭敬、勤勉畏惧，不敢自以为闲暇，不敢自求安逸，因此充分取得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功效，所以天下安宁，百年没有大事。自从王安石掌权，变乱祖宗的法度，天下陷于动荡；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竭力扶持，天命和人心才重新安定牢固。章惇、蔡京又附会王安石的学说，把奸邪罪恶发展到极点，损害国家、残害百姓，酿成靖康年间最大的灾祸。经历阳九之厄，到这时大概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了。高宗皇帝单骑渡江，建立中兴大业，虽然使这种容易动荡而难以安定的局势重新平定，但国势有所屈服，大义尚未伸张，于是把这些忧患和责任交付给寿皇圣帝。寿皇为仇恨和耻辱尚未报雪而愤怒，日夜勤于治理，想要光明地报答天地与人心，却因忧劳而疲倦，又把这些忧患和责任交给陛下。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忧患和责任在身，来不及尽情享乐的时候。” 然而臣考察当今世情，君臣上下都沉溺于安逸享乐，把安居于江沱一带视为理所当然；又认为敌人与我们之间有使者往来，我们便能从中获得许多谋算和便利，渐渐忘记了事情的真实道理。竟不曾想到，自从皇帝车驾停驻于此、把行都作为都城以来，已经将近七十年；我们与敌人终究难以并立，而王业恐怕最终也难以偏安。执政任事的大臣们玩忽时日、苟且偷安，已经习惯于不加察觉；浮泛的议论日益占上风，而实际的道理却不明白；烦琐的文饰日益增多，而实际的政事却没有得到治理，于是国势不能强盛，人心容易动摇。近来如泸南传来的消息，士卒杀害主帅，几乎酿成祸乱，四方听到传闻，都十分震惊，国势日渐衰败的苗头，实在令人寒心。陛下每天临视昕朝，广泛延请臣下并兼听各方意见，难道还没有加以审察吗？这正是由于事情的真实道理，被长久安逸的形势所改变，虚浮的美誉熏染了心志，使人容易忘记警戒和畏惧；至于应当忧虑并承担责任的地方，反而认为那是迂阔迟缓、与实际不相切合，安于不去作为。臣恐怕天下的形势未必能够永远如此，倘若事变比从前稍有加剧，那么陛下的焦虑劳苦，将有无法释怀的时候了。这就是臣日夜忧虑叹息的原因，愿陛下从长远处审视、独立明察，设法掌握并维持当前的形势，不要有所轻易改变。靖康年间的变故，人与神的愤恨至今尚未消解，这大概正是当今最重大的忧患和责任。臣曾经私下根据父兄和年长旧臣传说的情况，推究这个时期发生的变故，大概比西晋永嘉年间还要惨烈。二圣被掳北上的灾祸，实在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至于宗室贵戚、六宫嫔妃和宫女死亡、被拘系的情形，他们的冤屈愤恨之气，更不是能够立即消除的。中原百姓尸横遍野，而幸存者又陷入敌人之手。没有登记在职方籍册上的土地，又占全部的三分之二。即使高宗皇帝重新建立宏大基业，但当年航海躲避敌人，先后到越州、明州、台州、温州，险阻艰难无不亲身经历，这大概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事情。陛下天性圣明，静下心来想一想，这难道真可以一朝安居便算了吗？这难道真可以放到遥远之处而忘掉吗？假如圣心真正想到这里，积累精诚，不让它受到任何间断，自强不息，与上天共同成就功业，那么志向就会坚定，大义就会彰明。所谓忧患在身，若还把它看成缓慢而不切近的事情，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事，怎么能安于不去做呢？愿陛下明发诏令，让二三位大臣共同承担这些忧患和责任，使他们清楚知道屈己同敌交往只是权宜之计，暂时驻守东南并不是长久之策；更加寻求忠诚、诚实、明智的人，安排在各级官位上，以谋划内修外攘的实际事务，共同达到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最高功效；使内外上下改变心志和想法，都知道与敌人不共戴天的道义，舍弃颓惰的旧习，去做应当做的事，而没有空闲顾及其他，那么各种志愿都会兴盛，事业自然显著，革新政治、实现善治的规模，就看陛下怎样诏令他们了。” 倘若不是这样，岁月推移，大义逐渐昏暗，繁文浮议渐渐丧失本来面目，只看见可喜的地方而不考虑可忧的地方，竟想凭江左偏安之地同敌人长期相持，那么臣心中深切的忧虑，恐怕不容易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臣世代蒙受国家恩德，却没有能力报答；所说的话狂妄而浅陋，罪当万死，惟愿陛下裁决宽赦。” 宁宗时，张浚从楚州回来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受本月十八日午时陛下亲笔作出的处分，已经恭敬领受圣训。王之望等人所说泗州利害关系，应当加以讲明。如今想先命令谨慎守卫，等到初秋，专门责成主事者，使权力归于一人。圣谕切合当前事机，臣已经遵照施行。向北设置斥候，因为马军极少，差遣人员不够。泗州一带地势平坦，担心步兵面对敌方骑兵，不能迅速退回。近来陈敏等建议，想在临淮县筑堡，屯驻步兵三百人作为斥候，这样或许在紧急时可以相互响应。臣已经审慎筹划安排。又因船只还少，确如圣上所忧，臣已经委托刘宝打造一百只，委托运使黄仁荣供应材料和工匠。臣希望陛下借宰执奏事之机传谕，命令黄仁荣一到镇江，就亲自负责供应。臣已另行具奏。以后船只办妥，分派忠勇军驾驶，自然不会缺少人手。每条船装载强弓硬弩手二十人，发射火箭，完全可以抵御敌人。伏乞陛下明察。”臣恭敬承受圣训，认为各位将领在和议成与不成之间，言语反复，这正是他们的毛病。臣立即把圣训传示给刘宝、吴超、刘光时、范荣等人，他们无不惊惧而知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