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一

译明帝的悼后去世后，议论铭旌上如何书写：有人想去掉姓，只写魏；有人想两者都写。尚书令、侍中司马孚认为，按照经典的正义，两者都不应书写。凡帝王都因本国国名作为天下的国号，以便同前代区别，并不是为了选择美名来彰显自己。天称为皇天，所以帝称皇帝；地称为后土，所以后称皇后。这正是用来与天地共同使用尊大的称号，流传唯一无二的尊名，不需要再称国号来表明自己，也不必称氏族来彰显自己。因此《春秋》隐公三年经文说：‘三月庚戌，天王崩。’尊崇他而称天王，不说周王，是为了使他区别于列国的君主。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记载国名并称其名，是为了使他区别于天王。襄公十五年经文说：‘刘夏到齐国迎接王后。’不说迎接周王后姜氏，是为了使她区别于列国夫人。至于列国，就说‘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又说‘纪伯姬去世’，记载国名并称姓氏，这正是使她们区别于天王后的地方。由此考察，尊称皇帝，显赫而无二，何必再加魏字？尊称皇后，以谥号彰明，何必再加姓氏？” 主张书写魏字的人，是把天皇的尊贵等同于古代列国的君主；主张书写姓氏的人，是把天皇后的尊贵等同于古代列国的夫人。他们违背经典的大义，不同于圣人明确的制度，不是用来垂示教训于后世、作为万世不变法式的做法。于是采纳了司马孚的意见。明帝时，有司奏请追谥文昭甄皇后，派司空王朗持节到陵墓前奏告，并以太牢祭告，又另建寝庙。三公上奏说：“孝敬的道理，在于厚爱亲人；这正是四海承受教化、天地明察的根本。也就是说，活着就供养她，死后就使她的神灵显赫，诵述她来穷尽她的美德，宣扬她来彰显她的名声。如今陛下凭借圣明美善的德行，继承宏大的帝业，至孝之心深厚，通达神明。遭逢深重忧患，常常劳心谦让。先帝的神灵迁入山陵，大礼已经完备；正如先后，尚未有显赫的谥号。伏惟先后在幽微之处显著恭敬谦让，至高的德行不待言语便已彰明，教化流布邦国，德行堪比《周南》《召南》，所以能够承受神灵的嘉祥，成为大魏世代的妃后。虽早年去世，万年之后仍将永远传播盛美功烈。后妃的功德，没有谁能超过她。按照谥法：圣明闻达、周遍通晓叫作‘昭’，德行明著而有功也叫作‘昭’。‘昭’就是光明最为盛大，长久而不昏暗。应当上尊谥为文昭皇后。” 明帝青龙年间，散骑常侍王肃上疏说：“从前唐把天下禅让给虞，虞把天下禅让给夏，都是服丧三年之后，才登上天子的尊位；所以帝号没有亏损，君主之礼仍然保存。如今山阳公承顺天命，确实顺应百姓的愿望，把帝位禅让给大魏，退居宾客之位。山阳公侍奉魏，不敢不竭尽臣节；魏对待山阳公，优厚尊崇而不把他当作臣下。等到他去世，入殓的制度、车舆随从的装饰，也都与王者相同。因此远近之人归向仁德，认为这是盛美之事。况且汉代总合帝、皇的称号，称为皇帝；有单称帝的，没有单称皇的，可见皇是稍微低一等的称号。所以当高祖在位时，天下没有两个王，他的父亲还在世，却让他称皇，正说明这不构成两个王的嫌疑。何况如今是在死后追赠，完全可以称皇，以与他的谥号相配。”明帝没有采纳。东晋哀帝即位后，想尊崇章皇太妃。尚书江虨议论说：“虞舜秉有仁孝的天性，尽力履行侍奉父母的礼节。他贵为天王，富有四海，而他的父亲瞽叟却没有立锥之地，连一级爵位也没有；他孝心深厚，感到父母之恩如昊天无边，难道应当忍受父亲卑贱而不以美好尊号来显扬他吗？难道不是因为儿子不能以爵位加给父亲，义理穷尽、情意无处安置吗？《春秋》经文说：‘纪季姜归于京师。’”

译《春秋左氏传》说：“父母对于儿子，即使儿子是天王，也仍然称她为‘我的季姜’。” 这是说，儿子的尊贵不能加于父母之上。有人认为，既然儿子的尊贵不能加于父母，那么武王为什么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呢？周代这三位先王，德行与天地相配，周王业的兴起正是从他们开始。因此武王仰承先人的事业，终于奉行天命，追尊祖先，正说明不是把儿子的尊贵加于父母。按照礼制，年幼者不能给年长者作诔，卑贱者不能给尊贵者作诔；年幼卑贱的人尚且不能表彰年长尊贵者，何况敢授予他们荣耀的命令吗？汉高祖听了家令的言论，便尊崇太公。荀悦认为，孝没有比严敬父亲更大的，却以儿子的尊贵加给父母，家令的话说过头了。到了孝章皇帝时，没有给贾贵人加上尊号，而是厚赐金宝、币帛，并不是子女的孝道没有尽到，而是圣人典制不可逾越。当春秋时期，庶子继承国家，他的母亲可以成为夫人；不清楚这是直接由儿子命令母亲，还是应当告祭宗庙，奉先君之命来册命她。我私下看到诏书说，应当临朝拜授贵人为皇太妃；如今却称皇帝册命来册命贵人，这就是儿子给母亲授爵。贵人面向北方拜受，这就是母亲向儿子称臣。天尊地卑，名分和地位已经确定；母亲尊贵而儿子卑下，人伦秩序也就颠倒了。虽然想要增加贵人的尊崇，实际上却使她卑下；虽然想要彰明国家典制，实际上却废弃了它。” 况且君主的一举一动，史官都一定会记载；如果将来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以此给后世看，恐怕不合顺于礼制吧？臣私下认为，应当告祭显宗的宗庙，说明贵人仁厚贤淑到了极点，应当加以特殊礼遇，以报答她养育的恩惠；奉行先帝神灵的命令，事情并不在于贵人自身。妃后虽然是配合君主的名号，但从皇后以下，有夫人、九嫔，并没有称妃的。桓公说应当进称太夫人，并不是不合适。如果认为夫人的称号太低，可以称皇太夫人；‘皇’就是君的意思。称作君的太夫人，在名分上就顺当了。” 晋武帝太元年间，想追尊庶祖母宣太后，议论者有人认为应当配享中宗。臧焘当时任明教，议论说：“《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显贵，所以仲子、成风都称夫人。经文说‘考察仲子的宫’，如果让她配享惠庙，就没有理由另建宫庙。前汉孝文帝、孝昭帝的太后，都以儿子为称号，祭祀在寝园，不配享高祖、孝武帝的宗庙。后汉和帝的母亲称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称恭愍皇后，虽然不以儿子为称号，也是在陵寝祭祀，不配享章帝、安帝二帝的宗庙。这说明两汉虽有太后、皇后的区别，至于都不配享宗庙，其义理与《春秋》相同。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所以让薄后配享高祖庙；卫皇后被废后，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让她配享孝武帝庙。这都不是母亲因儿子显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祖、武帝二庙没有配享者罢了。汉代在陵墓旁建立寝宫，本来就是与晋代制度不同的地方。臣认为，应当远取《春秋》考仲子之宫的义理，近取两汉不配享宗庙的典制。尊号确定后，母亲无穷的感情就得到伸张；另建寝庙，则严敬祖先的义理得以彰显；以儿子为称号，又兼明母亲尊贵的由来。一举而符合三项义理，实在是贤明君王的高明做法。” 南齐武帝时，步兵校尉王慈认为朝堂上悬挂避讳榜不是古代旧制，上表说：“帝王皇后的德行，缠结交会于天地；统治人民的光明，与日月相连。至于尊贵的氏族没有被直接写出，显明的事迹自然会在方册中记载；尊号、谥号最终得到宣扬，也会载入典籍。因此魏臣据此提出议论，晋君依照经典下诏。如今在朝堂榜上记载避讳字，公开悬挂，按道理并非古代旧事；这在中世徒然失去了表达恭敬的心意，也违背了严敬配偶的道理。至于表彰功臣、赞颂有功官吏，有的凭借功勋尊崇，有的通过姓氏表明。所以孔悝被铭刻于器物上，称作叔舅以作标志；子孟应合图谶，被称作题写霍氏。何况处在至尊的位置上，列出尊贵的名号，以此止息仁德无二的尊贵，谨慎对待文字而止于敬意。从前东平王去世，孝章帝巡视宫殿而洒泪；新野王去世，和熹皇后看到相似之处而流泪。感念因循旧例，尚且有如此深厚的心情，何况观看先人的美德事迹，岂能没有悲伤！如今宫禁深邃幽严，皇帝行动常常要乘车经过。如果让銮驾曲折而来观看，四时都亲临阅览，岂不是更加增添圣上的忧虑，也使皇帝内心感伤吗？臣愚以为，把空洞的文辞写在简册上，对不顾自身、尽忠职守没有益处；在朝堂上值日，难道会有损于夜晚的警惕吗？伏惟陛下保全协和万国，使群生齐同圣善，应当删去前代遗留下来的弊端制度，开启皇齐孝治的法则。” 下诏交给外朝官员详细议论。后魏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去世。太常议定谥号为‘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说：“按照礼制，谥号是对品行的记录，称号是对功绩的表彰，车服是地位的标志。因此，功业大的死者接受大的称号，品行小的死者接受小的称号。品行产生于自身，名号产生于他人。所以合上棺材以后才确定谥号，把死者生前的善恶都积累起来评定，用来劝勉和警戒后人；即使人死了，也使他的名声长存。凡有人去世，属官所在的地方立即上报；大鸿胪转告本郡大中正，由他分条列举死者的品行、功过；大中正再转报公府，由公府交给太常所属博士评议谥号，列名上报。谥号不合谥法的，博士按选举时不据实评议的罪名治罪；如果行状失实，大中正按博士失实评议的罪名治罪。自古帝王没有不殷勤郑重、慎重办理此事的，因为谥号是褒贬的实际依据。如今的行状，都出自死者家中，任凭臣子自己陈说君父的品行，不再有互相辨明是非的程序。臣子想要光大宣扬君父，只是苦于其事迹不够高、品行不够美，所以极尽辞藻，任意铺陈，再没有限度。看他们写的行状，便说周公、孔子并驾齐驱，伊尹、颜回接踵而来；考察他们议定的谥号，即使穷尽文德、武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加的。然而如今的博士与古代不同，只知道依照行状办理，而且事先还要询问死者家人的意见。” 臣子所请求的，便直接作为议案上报，完全不再斟酌取舍、商量是非，以致加给死者的称号和谥号，跟泛泛授予官阶没有区别，专门以极美的词语作为称号，再没有贬降的名目。礼官的过失，竟达到这种地步。臣查考甄司徒的行状，说他的至高德行与圣人并驾齐驱，宏大名声与大贤相提并论。‘文穆’这样的谥号，哪里足以加在他身上？只是近来按照惯例，赠官和赐谥普遍加重，像甄琛这类人，没有不再次加谥的。臣认为应当依照谥法，慈爱惠民叫作‘孝’，应当谥为孝穆公。从今以后，应明确命令太常：凡司徒的行状写成这样，言辞放纵夸张、没有节制的，都请裁量，不要听凭接受；必须根据本人实际情况议定谥号，不得过分优厚。以后如果仍然沿袭此前的过失，就交给法司依法治罪。”皇帝听从了。

译庄帝追尊兄长彭城王为孝宣皇帝，尚书令拓跋彧当面劝谏说：“陛下中兴，想要以先古为法，创制制度却不以古法为准，后世将以什么为观？遍查典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希望陛下割舍兄弟亲情，使名分和器物制度不发生差错。”皇帝没有采纳。等到神主进入宗庙，又命百官全部陪从，完全依照皇帝乘舆的仪式办理。拓跋彧上表认为：“自中古以来，直到后世，崇尚君主和亲属，褒扬功劳和美德，于是有皇的称号，却始终没有帝的名号。如今如果去掉帝，只保留皇字，考察古代义理，几乎没有可以依据的先例。唐太宗刚即位时，对侍臣说：‘按照礼制，名字只有最后一个字需要避讳。古代帝王也不在生前避讳自己的名字。所以周文王名昌，周诗说“能使他的后代昌盛”；春秋时鲁庄公名同，鲁庄公十六年的经文说“齐侯、宋公在幽地结盟”。只是近代各帝，妄自制定限制，特意命令生者避讳其名，从道理上说并不通达，应当有所改革。’于是下诏说：‘依照礼制，两个字的名字不必全都避讳。孔子名尼甫而达到圣人境界，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近世以来，曲意制定限制，两个字一并避讳，造成许多文字缺漏，任意施行，违背经典诰命。如今应当依据礼典，务求简约，仰效先哲，为后世留下法则。’ 官号、人名以及公文和私家文书中，‘世’‘及’‘民’这两个字不连读的，都不必避讳。睿宗时，改葬已故太子李重俊，有诏书加赐谥号，又下诏赦免李多祚等人的罪，议定追赠官职。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韦凑上言：“君王发布号令，一定要效法天道：对善行彰明，对恶行明辨。赏罚不能施加时，就考察品行、制定谥号，以此褒贬。臣为君子议谥，为父亲议谥，称为‘灵’或‘厉’，是不敢以私情扰乱公义。臣看到，故太子与李多祚等人拥率北军，侵犯宫禁，破门斩关，兵锋直指皇帝的车驾，骑兵驰骋紫微宫。中宗皇帝驾临玄武门，亲自晓谕他们归顺，太子却按鞍自若，督率众人不停。叛党悔悟，回兵捉拿贼人，李多祚伏诛，太子于是逃走。第二天，皇帝召见群臣，眼泪流下数行，说：‘我差一点不能再与诸位相见，那时真是太危险了。’按照臣子的礼法，经过君位前必须快步趋行；惊扰御马、踩踏马草，都要获罪。从前汉成帝还是太子时，出行尚且不敢横穿驰道；秦国将领免胄经过周都北门，王孙满便预言他一定失败。由此推论，太子在宫中举兵，悖逆已经到了极点。难道因为他杀了武三思父子就应当嘉奖他吗？如果是借用兵力讨伐叛逆，以安定君父，当然可以；但如果是趁机想要自立，那就是叛逆，又怎么可以褒奖？” 当时韦氏的叛逆还没有明确定论，从义理上说，太子与他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断绝；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道理。若不是中宗下令废黜她，那就是太子劫持父亲、废黜母亲。而且君主即使有时不像君主，臣下怎能不守臣节？父亲即使有时不像父亲，儿子怎能不守子道？晋太子申生谥为恭，汉太子刘据谥为戾。如今太子却谥为节闵，臣实在不能理解。希望让臣与议谥的人在御前当面对质；如果臣说错了，甘愿接受鼎镬之刑；借此申明大义，昭示天下。如果臣说得对，所有疑虑都应当像春冰遇日一样消解，不再有异议。如果说事情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要让后世的乱臣贼子借此作为说辞？应当改换谥号，使之符合经典礼制。李多祚等人的罪，只能说免罪，不能说雪罪。”皇帝惊然醒悟，把他引入内阁慰劳说：“确实如你所说，但事情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韦凑回答：“太子确实叛逆，不可以褒奖，请根据他的实际品行来议定谥号。”当时大臣也不愿改动，最终只罢免了李多祚等人的追赠官职。德宗即位，礼仪使颜真卿请求恢复七位先帝谥号，上状说：“谨按《礼记》说：‘先王用谥号尊崇名声，以一个美德来节制称号；所以品行出于自身，而名号产生于他人，使善人受到劝勉，使恶人感到畏惧。’虞、夏质朴的制度，殷、周文饰的制度，已经达到极致；而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都只用一个字作为谥号。” 说文德，就不称武功；说武功，就不称文德，难道是圣人的德行不够优美吗？这是因为群臣只称述他们最突出的方面，所以儿子不能议论父亲，臣下不能议论君主。天子驾崩，臣下在南郊制定谥号，表明这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的。诸侯去世，太子赴告天子，表明这是从君主那里接受的。到了周室后期，朴实的制度衰微，谥号开始用两个字来加重称美；有些人把虚假的美誉当作荣耀。汉代承接战国遗留下来的风气，交错采用这些做法。君臣更改称号，事情归于恰当，稍有贬意不认为是贬，多有美称也不认为是褒。即使众多美德汇聚于一身，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魏晋以后，大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圣明的唐朝敬慎明察，取法周、汉；刚开始创业时，顺从并考察古道。高祖谥号为太武皇帝，采用汉制；太宗谥号为文皇帝，实行周道。名分端正，道理顺当，可以流传无穷。上元年间，政权掌握在宫中，混乱名号而另行制作，开始建立‘神尧文武大圣’的称号，这恐怕并不是高宗所能取得的。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柄，析分言辞而扰乱旧法，轻率议论来更改宏大谥号，于是把历代圣帝的谥号不断加长，有的增加到十一字。皇帝全都有‘大圣’之号，皇后全都有‘顺圣’之名，使议论者被当今风气迷惑，施行者不同于古代，这不是旧制。” 后来剑门下罪己诏中，叙述高祖以下历代圣帝时，都采用旧谥号；这也清楚表明玄宗已经后悔过去的错误。宝应年间，二圣山陵的谥号，有司议定时不以古制为依据，改变制度而权宜施行，舍弃古代的质朴而崇尚浮华，舍弃旧有名号而扩充新的谥号，说一个字不足以节制美德，于是增加到古制的十倍。历代圣帝的谥名，又都以字数多的作为定制；这等于废弃高祖、太宗的制度，难道能说是爱护君主吗？如今制定谥号不合古制，人人都知道；有司因循办理，却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假使当代仍然固守而不改，后人议论认为这是错误，所造成的过失难道不是很大吗？为什么呢？臣子对于君父，没有不想扩大其美好称号的。先王制定礼制，不敢过分。所以最崇高的敬意不加文饰，最完美的文饰仍以质朴为本。质朴的字数以一字为极限，尧、舜的美德已经足以彰明；文饰的字数以二字为极限，孝文帝、孝景帝的德行也已经得以显明。质朴接近古制，文饰接近后世；这正是高祖、太宗分别采用其制度，也是后代君王应当遵守的法则。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确定这种制度？这正是天皇兴起圣明君主、端正宏大谥号的原因，也是太宗留待孝顺后代、修复废弃典制的原因，更是微臣守护经典义理、崇奉圣朝的原因。”

译陛下应当奉行上天的心意，继承先太宗的志向，使子孙遵守这一法则，让万代都守持它，这是天下的大事。臣愚以为，高祖以下历代圣帝的谥号，都应当以最初的谥号作为定称。谨按旧制，应当上高祖为太武皇帝，太宗为文皇帝，高宗为天皇大帝，中宗为孝和皇帝，睿宗为真圣皇帝。这两位圣帝的谥号字数太多，超过了古制。臣愚请选取其中美好的称号加以订正。谨按谥法：秉持德行而不改变叫作‘孝’，光照四方叫作‘明’，应当上玄宗为孝明皇帝。又按谥法：圣明良善、声名周遍叫作‘宣’，应当上肃宗为孝宣皇帝。仍依照汉、魏以及本朝旧例，在尚书省议定后，奏报皇帝。文饰制度有弊，就用质朴来挽救，这是最高的敬意；名号混乱，就恢复正道，这是最高的明智；祖先创立制度，子孙继承实行，这是最高的孝道。三者都具备，然后才能建立天下的大根本，端正天下的大名号，成就天下的大事业。能够做的事就完成了。伏望陛下详细选择。” 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右件，臣奉宣圣上的旨意：往年百官请求为陛下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如今经历这场盗乱灾难，各项事情都应当改变。群臣商议想在朕原有尊号中再增加一两个字，卿应当商量此事是否稳妥可行。臣以为，陛下睿智的德行和神明的功业，参合于天、配合于地，巍巍荡荡，无法用名号完全称述。臣子的心情，总想崇饰美号，即使增加到上百字，仍恐怕不能周全称述。陛下既然超越常情，俯察至理，臣内心实在不明白，又怎敢不进言？臣私下认为，尊号的兴起，本来不是古代制度；即使施行于安定太平之日，已经有损于谦逊，何况沿用于祸乱之时，更加伤害政体。如今銮驾流离，还没有恢复；宫闱和宗庙神主受到震惊；祭祀尚且耽误；中原多有阻梗；最大的叛贼仍然存在。这正是人心归附或背离的关头，也是上天意志决定去留的时刻。陛下实在应当深切自我惩戒、奋勉努力，以收揽群臣百姓的心；痛自贬损，以答谢上天的谴责。怎么可以近从末节的意见，再增加美名？既然损害了追究过失的诚意，也必然妨害中兴大业。以臣愚昧浅陋的见识，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合宜之处，请陛下再详细思考，不要让凶恶叛贼因此感到庆幸，这是臣最大的愿望。” 陆贽又上奏说：“右件，是臣奉宣圣上的旨意，关于卿所商议的增加尊号一事。虽然从道理和政体来说十分紧要，但时运有时必须稍作改变，也不可固执拘泥而不相信。卿应当替朕再仔细思量，或许这样做也没有妨害。”臣听说：‘德行合于天的称皇，德行合于地的称帝，德行合于人的称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养育人民、治理万物，各有适宜，称为天子。’这些都是至尊的不同称号，是最完美的大名。即使想改变，也没有超过这些的。所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是自有人类以来君主德行最神圣的人，天下尊崇他们，美称也已经达到极点；而他们用作称号的，有的称皇，有的称帝，每人只用一个字，尚且没有兼用。禹、汤相继兴起，无不是大圣人，仍然自我谦抑，降格称王。嬴秦的德行衰于殷、周，却窃取伏羲、黄帝的名号，兼用皇与帝才合称皇帝。流传到后代昏庸邪僻的君主，甚至出现‘圣刘’‘天元’这样的尊号。由此可知，君主尊卑轻重不在称号。增加尊号，对美好的政德没有补益；减少名号，也不会损害德行的美好。然而减少名号有谦逊自光、考察古制的好处，增加名号却会得到自夸才能、迎合谄媚的讥讽，得失显然不相等，清楚可辨。” 何况如今时运遭逢艰难困厄，更应当畏惧反思，自我贬抑。果真要这样，就应当俯察天数，必须有所改变。与其增加美称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黜旧号来敬畏天戒。天时与人事，按道理必然相互扶助。人既然喜好谦逊，上天也会帮助顺遂。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独自明断，下发恩德诏书，降低称号，深切自责，只守谦逊与顺应之道，一举便可获得两种美德。这样，对外可以收拢人心，对内可以顺应玄妙天运，对上可以使德行高过远古，对下可以为无穷后世垂示法则。兴起被废弃的典制，纠正旧日的过失，是最高的明智；减损虚饰，收获实际美利，是最大的智慧。前代圣人之所以永远保全宏大名号，常常成为后世称首，原因只是通达这个道理罢了。陛下为什么吝惜而不改革，反而想增加多余的称号来承受实际祸患呢？《玄元道德经》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是以卑贱为根本。’周襄王遭遇祸乱，出居郑国，告诉诸侯说：‘我没有德行，卑鄙地处在郑国境内。’《春秋》以合乎礼来记载这件事，是因为他能降低自己的称号。汉光武帝下诏，命令上书者不得称他为圣人；史官记载并称赞此事，是因为他能减损自己。臣只是地位微贱，却有幸承受陛下询问意见。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为耻，臣也以此为耻。” 因此我的诚意发自内心，不再防备顾虑什么忌讳。希望明主宽恕我的愚昧而察鉴其中的道理，只有明主才能这样做。宪宗时，国子博士韩愈请求上尊号，上表说：“臣某言：臣所管辖的国子、太学、广文、四门以及书学、算学、律学等七馆的学士沈周等二百人上状说：我们身份虽然微贱，但都是通过选拔得以充任学生，诵读六经的文章，修习先王的道术，略有知识，全都出自皇上的恩惠。天子整顿天地，出入神圣境界，经营无为的事业，游息于混元之宫；不在朝廷谋划，未在战场用兵，坐着便收复冀部，很快平定幽都。析木天街之地，星宿清明润泽；北岳医闾山，鬼神各自任职；疆域遍及天下，边界超过海外。舜有十二州，周有七百多个国家，章亥所走过的地方、禹和契所记载的地区，四面八方都如车辐聚向车毂，各自修治贡职。西戎的首领、北方胡虏的渠帅，慑于威势、惭于德行，失去根据、狼狈不堪；收拢其部落，逃往远方，前来献上羊马，千里之间络绎不绝。功业既然如此，德行又是那样。刚继承帝位，首先铲除奸邪，随着目光所及，立即使天下清平安宁；哀怜天下鳏寡，解除四海积聚的郁结；身边前后无不是俊杰贤良，大材小材都能发挥作用，没有什么需要责罚诘问的。以仁德统一天下，因此五谷年年丰收，各种祥瑞按时出现，六府三事都井然有序，百姓都歌颂赞美。

译从前女娲杀死黑龙来救济冀州，尧诛杀九婴来安定天下，流血用兵、刻苦尽力，才勉强成就那些功业；拿他们来比拟我们的君主，差距是多么遥远啊！尧在位七十多年，时时告诫、整饬、咨询、叹息，才达到太平治理；孔子那样的圣人，自己还说三年便可以有所成就。如今皇上自继位以来，年数还不到多年，却达到这样的功德，是多么迅速啊！即使用驿站传递诏命，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功业。以非同寻常的功业，却沿用平常的尊号；本来足以冠绝古代的美德，却屈从于守文的称号。臣子的诚意如果缺而不奏，天赐的称号和人们的称颂就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这也是士大夫们的过错。臣身为师长之官，若不进言，还说什么呢？考察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合于义理，也符合天人共同的愿望，众人不谋而同，并不是臣愚昧而敢于隐瞒，谨冒死将其上奏。伏乞天恩特别允许他们的诚志，命公卿大夫竭尽思虑，以经典为准绳确定尊号；由有司备办礼仪，择定日期颁布天下，臣深感荣幸。” 宪宗驾崩，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上言：“大行皇帝功业高盛，应当称祖。”穆宗把这项意见交给有关官员议论。博士王彦威上奏说：“古代开始受封的君主称太祖；从太祖以下，还要根据功德，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夏人尊颛顼为祖，尊禹为宗；商人尊契为祖，尊汤为宗；周人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魏晋以来，务求推崇美化，除始祖之外，还共同建立列祖的议论；末世扰乱典制，不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唐朝本于《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尊神尧为祖，尊太宗为宗；自高宗以后都称宗，作为既定法则。否则，太宗造成太平，玄宗平定内乱，肃宗收复两京，都是拨乱反正的功臣，却仍然不称祖。如今应当以三代制度为根本，废除魏晋以来的乱法，大行皇帝的庙号应当称宗。”皇帝下制批准。穆宗时，白居易上疏说：“臣某等言：本月二十四日，臣等已经上表章，请求为陛下上尊号。愚臣的诚意虽然恳切，但圣明的鉴察尚未改变决定。臣等仰面临天、俯身触地，不能胜任内心的大愿。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听说，大道之人对外物无所求，外物尊奉他而不推辞；最公正的人并不想求取名声，名声产生了也不推让。不推让，所以与上天的德行相合；不推辞，所以天下归心。这就是所谓顺应天意、顺应人心。伏惟皇帝陛下，继承一以贯之的德行，统治牧养万方，使当今风俗和平安定，使百姓得到富足长寿。战争已经停止，消除了七十年来形成的祸乱根源；阴阳调和，正开启千年的圣明运势。天人共同响应，天下文字和车轨统一，但宏大尊号尚未加上，盛大的典礼仍有缺失。华夏与夷狄都感到失望，史册也因此不光彩。这确实是君主的谦逊，但也是臣下的罪过。如今臣等之所以向上考察天意，向下斟酌人情，再次冒犯皇帝的圣明，重新陈述赤诚之心，是因为臣谨按《尚书》说：‘思考就产生睿智，睿智就成为圣明。’又说：‘既圣且神，既武且文。’经典说：‘圣明的君王用孝道治理天下。’这五种德行，遍观历代帝王，即使德行极其盛大，也没有谁能够全部兼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年〕 臣等恭敬地认为，陛下自登大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没有经历车马劳顿、亲自征战之劳，却坐而平定了镇冀；没有耗费遗失弓箭、箭镞的资财，却建立了平定幽燕的功业。仁德和祥之气一经熏陶，强悍桀骜之民全都受到感化，这难道不能称为睿文吗？削平天下，威震光耀八方；北方敌国请求通婚而接受诏命，西方戎人请求结盟并献纳诚款。威灵遍及四方，他们奔走而来、归附宾服，这难道不能称为神武吗？陛下凭万乘之尊、四海之富，奉养太后于长乐宫，使德化光明而功业成就，并把这些功德推及天下，足以充塞天地，这难道不能称为孝德吗？因此臣等冒死叩首，奉上尊号“睿文神武孝德”。恭请陛下暂且放下谦让尊号的小节，弘扬祖宗的大业。想到十一位先圣在天之灵，难道会忘记继承他们的志业吗？把亿万百姓视为子女，难道忍心阻绝他们的心愿吗？特请陛下裁断圣意，俯受这一美号。这样既不以玄妙功业自居为主宰，又能使盛德有所称述，光明盛大啊，福泽后世无穷。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不只是臣等的大幸。臣等诚恳祈请到了极点。宋太宗端拱二年，翰林学士宋白上奏说：“臣等奉宰臣传达圣旨，因陛下近来下发御札，要求省去尊号，如今只称一个‘帝’字，命臣等商议。臣等刚听到圣旨，仰测圣心，知道陛下谦抑尊号的诚意和善于谦下的心意，敬畏天命，超越古人，本来就无法用言语称颂。然而‘皇帝’二字，在典章诏令中明白可见，几千几百年来沿用不改，正如天有地相配、日有月相配，天地二仪成就形象，日月两曜同放光明，不可以片刻废去。圣意认为这一称号并非出自上古，而是起于嬴秦，嫌它兼有两个字，想归为一个字。然而这一称号始于前汉，直到近朝，唯独这个尊名不能废除，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沿用已久，臣下呼称已熟。如今万世一统，四海如同一家，士马精强，蛮夷都来归服，百姓财物丰盛，是前代无可相比的。至于尊号的称呼，增加字数尚可，唯独这至尊的称号，实在难以减损。何况古今情况不同，质朴与文饰相互变迁；已经确定的制度，千年不可更改。与其改制作新制，何不因循习俗而仍旧？臣等身居内禁任职，向朝廷办理事务，凡遇讨论，从未请求免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臣等不敢轻率发言，发誓竭尽微薄之身，各自以死请求。即使泰山转动，这一志愿也不会改变。冒犯陛下，臣等甘愿接受鼎镬之刑。直集贤院王皥上奏说：“谥号，是对一个人行为的表彰。行为善良就有美谥，行为恶劣就有恶谥。臣听说由谥号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行为，用来劝善戒恶。《六典》规定，太常博士掌管为王公以下官员拟定谥号，都要考察其功德，对其作出褒贬。近来臣僚去世，虽然官品符合拟谥的资格，但他们的家人自知父子并没有什么善政，担心拟谥时斥责其谬妄乖戾，因此都不请求赐谥。臣私下认为，谥法自周公以来，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典章，本来是为了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激浊扬清，使人在死后是非分明，用来劝善惩恶。如今如果任凭他们推托逃避，那么作恶的人就会放纵意志而不悔改。请求今后不必等候家属请求赐谥，也命有司依例举行。这样，隐藏罪恶、行为不端的人就会有所顾忌和警戒。如果必须等到申报行状、请求赐谥后才拟定谥号，考察各类典籍，并没有明确的先例。只有卫公叔文子去世时，他的儿子戌请求谥号。臣认为，春秋时期礼制败坏、礼乐废缺，公叔文子去世时，有司不能明确援引旧典，所以到将要下葬时才向国君请求谥号。而且周代制度规定，太史掌管小礼，负责赐谥；小史掌管卿大夫家族的赐谥，并负责请诔文。由此可知，举行赐谥本来就是有司的职责，这是很明确的。”诏令下交有司详加审定，依从了王皥的请求。

译仁宗宝元元年，右司谏、供谏职韩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陛下的至高德行与天地相合，至大仁德超过尧舜，即使尊号有数百字，也无法完全称述。只是因为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陛下报答天地根本恩德之时，臣子无从归美于君上，所以恭敬地献上盛美的称号，以表达深切不尽的心意。近年以来，天地灾变接连发生，陛下也曾虚心接受直言，平减刑罚而降免罪责。如今举行圜丘祭祀，正应当责备自己、引咎自责，仰面答复上天的警戒。至于所要增加的尊号，希望陛下不要施恩准许。如果陛下已经有谦逊不接受的圣意，不如直接下发御札，说明并传谕宰相，详细陈述圣心，使他们停止再上表章。若要等到章表上到五次才表示推辞，那是历来接受请求的旧例，似乎不合时宜。这件事关系到典章制度，希望圣明之主深思熟虑。” 庆历四年，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奏说：“章献明肃皇后的盛烈大功，不是一项恩惠所能概括的。谥告已经告祭太庙，册文已经收藏在陵寝，不应追减。章惠皇后拥立并辅佐皇帝，使皇帝得以成长，也同样有抚养顾复之恩。因此景祐年间承受保庆之册，礼义专门在于系属皇帝为子；还须另立章穆皇后的祠庙。升祔太庙的年月已经很久，奉慈太后祔享的三室先后次序也已经确定。如果再次讨论升降，那么感情上就会有厚薄轻重之分。请依照旧制办理。”中书门下复议说：“既有成文制度在前，文考皇帝的意思是配食一体。奉事两位太后的礼制应当一视同仁。陛下的孝心，请依照礼官和学士的议案办理。”祥符年间的诏书属于章圣皇帝的特旨，已经确定了位次先后，请求圣上裁定礼数，昭示无穷后世。诏令依从所议。嘉祐四年，知制诰刘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宰臣率领文武百官到东上阁门，拜表请求增加尊号。本月十一日，奉到批答，不予批准。这实在体现了陛下谦恭退让、持守盈满、厌恶自满而喜好谦逊的心意。况且陛下自宝元以来，不再增加徽号，已经近二十多年了。谦冲退让的德行，上达于天下，为百姓所信。这正是上天保佑圣躬、使陛下享有无疆福祉，万民拥戴爱护圣政、政绩日新一日的原因。如今实在不必再稍微增加几个字，以免向人显示自满。臣愿陛下坚持高雅的心意，即使群臣十次上表，也坚决谦让而不接受，足以更加彰明多年谦逊的实际，必将大大获得天人保佑。况且陛下已有尊号‘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已经尽善尽美了。再加‘大仁’，不足以增添光彩；而称为‘至治’，又似乎有自我夸耀之嫌。如今百姓多有困苦，仓廪不充实，风俗尚未清明，贤能与不肖混杂，诉讼繁多，盗贼成群，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四夷虽然大致安定，然而本来是用重金厚利羁縻他们使之服从，并不是畏惧威势、仰慕道义，不能称为至治。这样看来，谦让而不居有其名，反而更能彰显圣德。” 如今群臣都请求增加徽号，只有臣希望陛下坚决辞谢徽号，这是臣的愿望。我们的心意其实相同，都是想尊崇君主，都是想爱护君主；然而希望陛下用圣明的思虑裁断此事，参酌美善的志意，决断施行，那么就会获得超越当世的名声，与大道相合，哪里是几个字所能尽述的呢？” 刘敞又上奏说：“臣近来上密封奏事，希望陛下坚决辞让尊号。如今已经两次奉到批答，不予批准。希望陛下就坚持这一心意，决断而不再疑虑。况且陛下不增加尊号已经二十年，谦逊冲和的德行超过前古，已被上帝记在心中，臣下也都归心。既然二十年来一直这样实行，如今却在一天之内改变，从道义上说是不可以的。推让善行、归美于君父，以尊崇君父，是臣子的常节；谦让德名、厌恶盈满，以保全天下，是圣人的至道。臣认为陛下永远坚持至道，以符合天心，一定会得到‘一谦四益’的报应。增加几个字，不足以发扬光辉，实在恐怕反而损害陛下二十年来昭著于外的美德。又从今年以来，灾异颇多：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飞蝗、洪水涌出，造成的伤害广大而深远。按道理说，陛下敬畏天命，正应当深自抑损，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增加尊号？从前伊尹告诫商王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义中去寻求；有话顺合你的志意，一定要到非道义中去寻求。’如今臣的话正是违逆陛下心意的话，而群臣的请求正是顺合陛下志意的话。臣诚恳希望陛下只在道义中寻求答案。” 刘敞又上奏说：“臣两次进献愚忠，希望陛下辞谢而不接受增加的尊号，似乎还没有得到采纳。臣哪里敢阻挠众人的心意，哪里敢损害君上的美德？实在是因为臣认为，尊崇陛下的称号，不如彰明陛下的谦让；顺从臣子归美报上的心意，不如推广君父克制自己、敬畏上天的道理。这件事极其重大，在陛下自己有能力实行，不能再去询问身边的臣子。如今群臣已经上了五道表章，听从他们，便会顿时失去二十年谦逊的美德；不听从，便符合严肃恭敬、敬畏上天、守持盈满而能谦让的道义，也能使四方无法窥测圣德的深浅。臣虽然狂妄昏暗，私下却非常慎重地看待此举，不敢不再三陈述。” 仁宗时，知礼院韩维上奏说：“司徒侍中杜公，刚强庄重而不偏倚，明察果断而有决断，秉持侍奉君主的正直操守，具有保护百姓的大德。他起初任官直到退休，无论职务大小、事务繁简，都必定竭尽全力，从不苟且敷衍。任提点刑狱时，多次判决疑难诉讼，使人们不受冤屈；治理审官院时，法令明确，选拔公正官吏，直到辞职时也不接受馈赂。开封府号称难治，担任府尹的人多以果断决断、政令畅通著称；杜公居此职后，又以余力惠爱安抚百姓，京畿之地都歌颂他。在中书、枢密二府任职时，援引大义进言，有大臣的风采。对私人请托、求取恩宠，凡法律所不允许的，一概裁断罢止。听说有人有一点善行，便称扬他说唯恐来不及。至于谈论国事、辨明曲直，即使是平生交厚的朋友，也不稍有宽假。因此他进位为宰相时，天子遗憾任用他太晚；他退职养老时，士大夫又遗憾他离去太快。杜公虽居家，皇帝仍尊敬礼遇他。等到他去世后，三次提升他的官爵，直到封国为公，并赐派慰劳问候的使者，年年不断。唉，真可以说是善始善终了！”臣谨按谥法：“清白守正叫作‘正’，文德贤能且有成就叫作‘献’。”考察杜公之所以能够位居高位、享有盛名，始终尊贵荣耀而无人非议，也是因为他立身行事的根基由来已久。起初他的诸位伯父、叔父与杜公分家产时，他所得财产数以万计，却全部推辞不受，拿来给贫困的兄弟。等到富贵之后，他没有声乐歌舞和妾侍的享受，居处、衣服仍像初任官时一样。只是担忧自己修养品德、报效国家还不够，因此以此为忧。所以他的德行功业成就得如此显著。谥号定为‘正献’，不是很恰当吗？”

译韩维又上奏说：“赠太师兼侍中陈执中，幸而凭公卿子弟的身份，遇到天下太平，又因一时的言论机缘，终于达到显贵地位。皇祐末年，天子因后宫丧事询问安葬祭祀的礼制。陈执中身为上相，不能总领群司，考订厘正仪典，以答复天子的询问。明知治丧皇仪殿并不是嫔妃应有的礼制，在宫闱中追册位号也有嫌疑；建庙使用乐舞，又超过祖宗旧制。陈执中却上奏同意并实行，竟毫无惭愧畏惧，终于使圣朝的大典留下不合礼制的举动，这是不忠的大罪。闺门之内，礼法名分不明，夫人正室受到疏远冷落，自我贬抑；庶妾贱人骄悍放纵而无人管束，丑声传播，连行路之人都知道，这又是治家毫无可称之处。宰相本应秉持道义、遵循礼法来辅佐天子，端正自身、整齐家庭来作为百官的表率。陈执中不致力于此，反而闭门深居，谢绝宾客，说：‘我没有私心，我不结党。’这难道不是浅陋吗？”臣谨按谥法：“受宠而俸禄显赫叫作‘荣’，不能勤勉而成就名声叫作‘灵’。”陈执中出入将相之位，以一品官位退休，可以说是受宠而俸禄显赫；得到职位并施行政务，不是没有遇到时机，然而死时贤士大夫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可以说是不能勤勉成就名声。请合用这两条谥法，谥号定为“荣灵”。韩维又上奏说：“臣听说，尊卑、亲疏以及贤与不肖的区别，是用来确立人伦的；礼，是用来维系人伦、使其不至于败坏的工具。朝廷的职位、宗庙寝宫的制度、车服的等级、钟磬俎豆等礼器的形制，都有明确的章法。章法不明，尊卑亲疏、贤能不肖就会混乱，人伦也就败坏。因此拥有天下的人，不能不把礼放在首位。臣私下看见，国家受天命已经百年，而郊祀、宗庙的位次还有没有厘正的，朝廷礼仪还有没有尊严的，祭祀、婚丧、车服的等级还有许多不完备。之所以如此，祸患在于抛弃礼制而任凭人情。礼是用来节制人情，使一切归于正道的。如今任凭人情而废弃礼制，所以民间风俗没有知羞知耻的风气，士大夫缺少廉洁谦让的操守。礼制虽然繁多，下面却不遵行；法令禁条越来越严密，奸邪却不能胜治。大概是有应当优先办理的反而放在后面，有应当兴起的反而废弃了。恭敬地想，宋朝到了陛下这一代，比起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正应当修复兴起废坠的制度，兴建礼乐，成就一朝完整的制度。典章制度有所失误，正是臣不能默不作声的原因。”臣又听说，温成皇后去世时，陛下疑惑应当如何处置，半夜命人到宰相陈执中的府第询问，第二天便宣布发丧，其中违背礼制的大事有四项：皇仪殿，是先帝和先后的丧事曾经办理之处；即使宫禁中供使唤的人员，也知道不应在那里办理丧事，却仍在那里办理，这是第一项大不可。” 皇后，是上配天帝、下为天下之母的人，位号极其尊重，哪里容许僭越亵渎？中宫皇后在上，却在殿廷发布册命，而且用皇后的礼仪为她送葬，这是第二项大不可。乐禁之内，大祀所用的乐器应当齐备而不演奏；大祀如果不是天地日月，就是宗庙社稷，却削减压低了这种礼仪，这是第三项大不可。有殿而没有庙，不能按四时享祭，这是奉祀孝惠皇后的礼制。孝惠皇后不是太宗的正配，尚且认为这样的礼制不够，后来又建立庙宇、使用乐舞，竟使她与祖宗等同，这是第四项大不可。别庙所奉的四位皇后，章惠皇后已经很久没有设立忌日；因这件事而设立忌日的命令已经实行，幸赖陛下圣明，采纳进谏者的话而重新停止，否则这又是一项不可。臣私下思量，温成皇后虽然增加了册封的位号，实际只是陛下的后宫嫔妃。如今因为尊奉后宫而亵渎君臣名分，削减天地的祭祀，僭越祖宗的礼制。臣私下料想，这并不是陛下的本意，为什么这样说呢？臣恭敬地看见，陛下谦逊节俭、敬畏上天，侍奉神明谨慎，奉祀先祖笃厚，在日常祭祀礼仪之外还过分自我抑制，以尽孝恭之道，不应当有这样的举动。只是当时臣下没有人替陛下直言纠正，陈执中身居师长之位，竟没有一句有益的进言。” 替国家谋划事务，却竟至于亵渎君臣名分、僭越祖宗礼制，可以说是悖谬乖戾了。他活着时已经窃取陛下所给的爵位，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死后又得到美谥，以成全自己的心愿。这样陈执中始终蒙受宠幸而独自留下不合道理的名声，使后世有理由议论陛下。臣不胜愤懑，谨借其家属请求赐谥之机，责备他在大节上的过失，加赐‘荣灵’之谥。就是说他的宠禄很厚，而美好的名声并未树立。这样做的用意，是要使天下知道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侍奉君主应当依据礼法；又使那些阿谀依附、窃据职位的臣子知道：活着即使苟得一时的荣耀，死后也不能免除万世的耻辱。否则，议论一具将要腐朽的尸骨的虚名，臣何必独自做这种小事呢？况且谥法是周公制定的，是万世共同遵守的公法；臣所说的，是天下共同的公议。陛下宠爱礼待大臣，已经到了极点，却让有司能够依据万世公法和天下公议来贬斥他，这也正是天下最公正的事情。恭请陛下幸而听取臣言，以成就天下最公正的法则，岂不是大事吗？臣充任礼官，凡是仪典有缺失，都可以参与讨论；大臣去世时，又可以执笔议谥，以美恶定谥，这些都是臣的职责。” 道义所在，臣不忍闭口不言。韩维又上奏说：“臣近来与孙抃等人讨论已故太师、侍中陈执中的谥号，意见有同有异，于是把具体情状呈报中书门下。臣原以为朝廷将再次下令有司，讨论陈执中凭什么得到‘恭’谥，然后裁决是非。突然听说已经下诏给考功，以‘恭’字定谥。臣思考此事，不胜惶恐疑惑。臣以‘荣灵’为陈执中定谥，正是要责备他废弃礼制、行为不恭，丧失做臣子的操守；朝廷却采用‘恭’这一谥法，所以臣不能不疑惑。臣听孟子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事情，叫作恭。’就是说要把难以实行的道理进献给君主，勉励他去做。孔子说：‘恭敬接近礼法，就能远离耻辱。’礼的意义，不恭敬就不能成立；但恭敬如果不合礼法，反而足以招来耻辱。《尚书》说：‘官长之间互相规劝，百工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谏；如果有人不这样做，国家自有常刑。’这说的是古代治理得当的时代，从公卿大夫直到百工，都各自按照职分进谏；不能这样做，就叫作不恭。陈执中身居宰相之位，遇到圣明君主，陛下以仁慈宽恕治理臣下，处理政务、施行政令，唯独向大臣咨询，唯独以古代训诫为准则。前代君主难以做到的事，陛下都能轻易做到，这实在是人人竭尽全力的时候。”

译然而陈执中内心怀有阿谀偏私之意，苟且援引不正当的说法，僭越亵渎大礼，尚且不能成就明主所能轻易做到的事业，怎么能说是在向陛下提出难行之道呢？中宫皇后在上，而妃嫔去世时，竟在靠近殿中的地方办理丧事、发布册命；即使宫省中供使唤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陈执中尚且达不到供使唤之人所知道的程度，怎么能说是接近礼法呢？有司提出以‘孝惠祠殿’为例，主张不享祭、不奏乐，朝廷却罢斥了这一议论，反而僭越祖宗的制度。陈执中作为百官的表率，即使不能使礼制远复古代，也应当让各部门依职进谏；他却首先自行扰乱礼制，这又是常刑所不能赦免的罪过。况且‘恭’字的谥法说：‘在职位上不懈怠。’职位是用来安置人才的，人才是用来办理事务的；如果事务没有治理好，即使衣冠修整洁净、神色言辞庄严，整天危坐而没有一点懈怠的样子，又有什么益处呢？陈执中犯有三项不恭的罪过，却反而用‘恭’作为谥号。这样一来，谥法就可以废弃，官员的职守也没有用处了。设置法令却到了可以废弃的地步，任命官员却等同于没有作用，臣愚昧，实在不知道朝廷这样处理在道义上如何适当。希望陛下赶快诏令有司，在诏令尚未执行之前，再让礼官充分陈述‘谥恭’的意义，然后连同臣的议论一起下交尚书都省，召集百官共同参议确定。臣的论议即使稍有屈曲不当，退下后甘愿伏受妄言之罪，实在没有什么遗憾。韩维又上奏说：“臣近来两次上章，论述已故太师、侍中陈执中不应谥为‘恭’，事情至今没有得到朝廷批准。臣私下听说诏令已经交给考功，有司认为这不符合通常的谥法，所以没有立即奉行。因此臣敢再次进献自己的愚见。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使人才得到任用，有五项大法：士人处在求学阶段，就教育他们；将要进用时，就辨析评论他们；已经做官，就考核功过而升降黜陟；死后，又修史书记录其善恶，制定谥号彰显其贤能与不肖。教育、奖劝、振作和警惧之道，就是这样建立的。所以士人行善，本来就是为了远离恶行；居上位的人总括人才而加以任用，这正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后世如果苟且简略，教育和辨论人才的法度已经荡然无存；修史、制谥只为充数履行职务，而不追究实际。至于升降黜陟，也不是根据成效来考察，有时任用，有时废弃，各随当时情势。在上位的人正忧虑人才难得、官职不能修举，却不知道正是教育、奖劝、振作和警惧的法度没有建立。臣请以陈执中一事说明。陈执中不讲求学问，不通达义理，却终于得到显贵，这是教育和辨论人才的制度已经废弃的证明。他身居宰相，首先扰乱国家典章，亵渎尊卑亲疏的道义，却安闲享受长寿和宠禄，以一品官位终老，这是升降黜陟制度不实行的结果。” 如今臣区区想在事情既成之后加以天下公议，同僚却不认为这样做对，朝廷也不认为这样做善，径直斥退臣的议论，丝毫不加参详考察，这又是只求充任官职而不追究实际。臣所不知道的，只剩史官了。如果史官又废弃自己的职守，那么圣人的法度就全都丧失了。如今风俗颓靡，各种职务毁坏懈怠，本应当竭力振作整肃，以消除因循苟且的弊病；现在却夺去有司的职权，使他们不能尽行自己的法度，又压退最公正的议论，使道理不能充分阐明。臣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分。恭请陛下观察圣人制定法度的本意，鉴戒后世苟简的弊病，明察当今最应急切办理的事情，使有司不失职守，使公论得以建立；这不是臣个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知太常礼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已故赠太师、中书令夏竦，因为过去曾在东宫任职，特赐谥号‘文正’。臣听《大戴礼》说：‘谥号，是行为的遗迹。行为出于自身，名声产生于他人，所以用来劝善阻恶，不可以偏私。’臣等忝列礼官，谥号有得失，职责所在就应当进言，不敢隐默。谨按令文，凡是给王公以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者赐谥，都要记录行状，申报尚书省议定，再奏闻皇帝，这是为了重视名实相符，显示至公。陛下圣德宽厚包容，如天地一般，怜悯旧臣，恩德深厚无尽。知道夏竦一生不合众望，不愿把此事交给有司，概括依据公议，又想掩盖他的短处，推举他的长处，所以在宫中决定谥号，然后向外宣布。臣等认为，仍应选择中等的谥号，使它大体与行为事实相称；即使如此，群臣也不敢有所议论。如今却谥为‘文正’，这两个字是谥号中最美的称号，不能再增加；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德，也不能兼得，何况像夏竦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当得起吗？这就是所谓名声与事实相背，谥号与行为相违，流传永久以后，拿什么作为法则呢？臣听说陛下睿智聪明，洞察细微而深远，夏竦的所作所为，难道陛下平日不知道吗？” 如果竟想凭借私人恩泽，强行加给他美谥，即使朝廷士大夫畏惧夏竦子孙身居显要仕途，不敢公开直言，四方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怎么能够掩盖呢？他们一定会说：夏竦的行为明明如此，却谥为‘文正’，这不是因为谥号是公正的器具，而只是出于天子的恩宠。这种对国家过失的讥讽评论，难道能说是小事吗？臣等所以早晚忧虑不安，不敢逃避获罪受诛、遭受报复的祸患，冒昧越礼妄言，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伏望陛下留心察看，改赐一个谥号，希望能够符合朝廷内外的舆论，作为万世的法则。”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因为已故赠太师、中书令夏竦被赐谥‘文正’，冒昧上奏陈述，请求改换，至今还没有得到批准。臣私下认为，凡是做臣子的，俸禄不一定要多，职位不一定要高，如果身居官位却不进言，就是应当受刑戮的人。因此臣等早晚惶恐，不敢默默无言。恭请陛下不要因为臣等卑微而忽视这些话。臣等切实考察谥法的本意，所谓‘道德博闻’叫作‘文’，并不是说见闻杂博，而是说所作所学不离于道德。所谓‘靖共其位’叫作‘正’，并不是柔弱怯懦、苟且偷安，而是《诗经》所说的‘安然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好正直’。如今夏竦奢侈没有限度，聚敛财物没有满足；对内不能在闺门之中以义制约自己，对外不能在边鄙建立功效；言语不能符合行为，外貌不能符合内心。说他的道德，就是贪婪淫乱；说他的正直，就是邪曲不正。这些都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事实，并非臣等敢于诬陷增加。陛下却用‘文正’给他作谥，臣等愚直而不通达大体，不知道今后还应当用什么谥号对待天下的正人良士。况且陛下如此厚重地追念夏竦，是因为他曾经做过东宫臣子。从前东宫臣子去世而得到谥号的并不止一人，陛下从未亲自为他们定谥，唯独夏竦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因为知道夏竦的行为不合众人心意吗？”

译陛下如果一定认为夏竦正直无疑，那么为什么不把此事交给有司，交付天下公议呢？这样看来，陛下想掩盖他的短处，恰恰只会使他的短处更加显露。陛下如果不能忘怀夏竦，不如优厚抚恤他的家属。至于谥号，是先王用来劝善阻恶的，不是用来施加恩泽的工具。议论者或许会认为谥号只是虚名，这有什么害处呢？臣请试着说明它的害处。凡国家驾驭臣下的手段，不过是祸福、荣辱罢了。行善的人活着享受福禄，死后获得荣誉；行恶的人活着遭受祸患，死后不得不面对耻辱。这样天下即使想不走向安治，又怎么可能呢？如果有不善的臣子，活着窃取俸禄职位，死后又窃取荣誉名声，那么善人不知道应当受什么劝勉，恶人不知道应当害怕什么，善恶评价颠倒，政治就无法重新振作，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虞书》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孔安国传说：‘意思是对万事的细微之处都应当戒惧。’事情刚刚出现苗头时，治理还容易；等到它已经明显，谁还能治理呢？何况天下人都知道夏竦是大奸邪，陛下即使给他谥为‘正’，也不足以掩盖夏竦的恶行，反而只会损伤国家最公正的原则。况且谥法之所以能取信于后人，是因为它褒善贬恶而不偏私；如今却因一个臣子而败坏了它。” 这样会使忠良俊杰之士害怕获得美谥，后世都对谥法产生怀疑，那么谥法还将有什么用呢？臣等所以冒犯天颜，区区不止，是因为实在珍惜国家劝善阻恶的大法，不能因循而使它亏损废弃。恭请陛下怜悯察看，稍加采纳，特依照前次奏章所陈，改赐夏竦谥号，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 谥号 宋英宗治平二年，中书省请求讨论给濮安懿王加尊号一事。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说：“臣等考察本朝尊崇奉祀尊亲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按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作皇伯，只称尊号而不称名。”宰相韩琦上奏说：“考察《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服丧；再考察令文和五服年月制度，也都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承继的父母服斩衰三年，为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这样看来，出继的儿子对于承继父母和亲生父母，都称为父母。汉宣帝、光武帝也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如今王珪等议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见到明确的依据，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的官员共同确定议论。”于是下诏召集群臣议论后上报。当时翰林学士、知太常寺范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父母是天下最尊贵的亲属。至于继承大宗，却要减轻为父母服的丧服规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宗的统系不能断绝，而父母已有嫡长子奉祀。考察丧服制度中尊卑厚薄的不同，就可以知道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也可以知道亲属称谓不能有两个不同的归属。称谓，是天下辨别关系的依据，用来区别嫌疑、明确防范，不能不谨慎。所谓‘为父母服丧’，是记载礼制者的说法，是根据当时情势而言，不能说是为伯叔服丧。” 律令也是这样。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辈，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辈，或许可以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然而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小宗的身份承接了大宗的统系。陛下既然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安懿王为皇考，这就是有两个统系、又有两个父亲，比汉代的过失还要严重，不是用来尊严宗庙的办法，也不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尔雅》说：父亲的兄弟，年长的称世父，年幼的称叔父。本朝制度，在伯叔、兄弟、子侄等称谓前加‘皇’字。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是年长的一方，那么陛下也应依照《尔雅》和本朝旧例，称皇伯而不称名，像先前的议论那样比较妥当。至于汉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