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四

译古书说：‘君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记载；如果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世还有什么可以称述呢？’ 陛下应当留心省察，改正弊病而向善，以平息亿万百姓的怨恨和愿望。” 魏武帝开始制定新的科条，下达到州郡，又征收租税绵帛。长广太守何夔因为郡刚建立，而且经历战乱之后，不能立即用法令严格约束，于是上言说：“自从战乱以来，百姓失去住所，如今虽然稍稍安定，但接受教化的时间还很短。下达的新科条，都是明确刑罚、整饬法令，是一次大的教化。我所管辖的六县，疆界刚刚确定，又加上饥荒，如果一律按照科条禁令整齐办理，恐怕会有不服从教化的人。既有不服教化的人，就不得不诛杀他们；这样就不是观察民情、施行教化、顺应时势的本意了。先王区别九服的赋税，以区分远近；使用三种刑法，以平定治乱。臣愚以为，本郡应依照远方地区、新建邦国的法典；民间小事，允许长吏临时斟酌适宜办理，对上不违背法令，对下可以顺应百姓心意。等到三年以后，百姓安于本业，再用统一法令整治他们，就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了。”魏武帝采纳了他的话。晋武帝太元十三年，任命范宁为豫章太守。范宁临行前上疏说：“如今边境烽火告急，而仓库空虚。古代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天，如今的劳扰，几乎没有三天休息。甚至有人生了孩子也不再举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臣恐怕这将成为国家社稷的忧患，即使说成在柴薪上堆积火种也不足以形容。”他又说：“中原士人百姓流寓江左，年久之后已经安居乐业，应当确定他们的疆界和户籍，都按土断法处理。人的欲望没有边际，奢俭取决于形势。如今兼并土地的富室，也有很多不能自给，是因为用度没有节制，彼此争以奢华相夸耀的缘故。”“礼制规定，十九岁死称长殇，因为还没有成人。如今却以十六岁为全丁，十三岁为半丁，这是伤害天理、困苦百姓。臣认为应当二十岁为全丁，十六岁为半丁，这样人不会过早夭折，人口繁衍成长就会增加。”晋武帝多采纳并实行了他的意见。宋文帝时，司徒王弘上言说：“旧制规定，百姓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这是因为认为十三岁以上已经能够经营自己的私事和公事，所以让他们充役。但考察实际情形，仍有不尽合理之处。人的体质有强有弱，并不是都与年龄相称；而且在家中自行安排事务，只按力量所能承受的程度，不会过分困苦。转到公役上，却往往有固定的科条。清廉能干的官吏能够体察抚恤，或许可以避免这种祸患；平庸的官吏只知墨守常规，已经有劳苦繁重之处，何况遇上苛政，哪里说得尽？甚至有些人专门追求增加役额，提高应役年龄，孤远贫弱之家所受的弊害尤其深重。以至于寄居依附而无处可去，生死无人知道；为了自身急切求免而逃跑，家人远途寻找，孕妇因劳役而不能保胎；设法躲避法网，也确实由此而来。如今皇上的教化焕然一新，四方没有战事，征役多少应当随着情况增减。十五至十六岁，适宜定为半丁；十七岁定为全丁。”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会稽丰收，商旅往来比平常年份多了一倍。西陵牛埭税官按规定每日收三千五百钱，王懿认为按他所见，每天可以增加一倍，收支相抵计算，一年可增加近百万钱。浦阳南北津以及柳浦四埭，请求改由官府管理，一年在规定数额之外可增加四百多万钱。西陵戍前检税不会妨害戍守事务，其余三埭则由他自行安排亲信管理。世祖下敕给会稽郡说：‘这难道是合宜的事吗？可以访察后立即上报。’随王东中郎长史顾宪之议论说：“考察当初设置牛埭的本意，并不是苛逼船户交税，而是因为风涛迅猛险恶，人力无法迅速渡过，多次造成船只胶滞沉没，所以用来救急利物。既然公私都以此为便利，所以缴纳费用而无怨言，京师的航渡就是这种例子。后来监管的人不明白根本，只求建立自己的功劳，彼此产生法外之事：有的禁止、阻塞其他道路，有的对江上航行空行征税，有的拍打船只而加倍收费，有的即使已经尽力周旋，仍然索取钱财。凡是这些事情，类似的都不合常法；烦劳经过埭的牛，向上详细报告后得到批复，规定之外的十条也一并防止、停止。长期以来的喧嚣诉讼，这才暂时平息。”考察吴兴连年歉收，今年尤其饥荒；离开这里到丰收地区去，实在是出于饥荒紧迫。有的人运送货物去换取粮食，以救济亲属；有的人携带老弱，出卖力气来糊口。埭司却按规定征税，一点也不减免。旧的税额、新近减免的税额，尚且还没有议定增加，若在规定之外再加倍征收，将用什么办法承受？皇上慈悲，体恤隐情，开仓赈济并减免调役，而王懿却幸灾乐祸、从中牟利，使困苦更加严重。作为人却不仁，无论古今都共同憎恶。况且近来看到增设税额、设置市场的事情，前后相连；不只是新增加的没有盈利，连原来的税额也还常常欠缺。臣担心王懿这次奏请，也会与此没有不同。如果事情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获利，恐怕他会遭到责问，于是想方设法侵害百姓，使官府和商贾都怨恨。王懿禀性苛刻，已经十分明显；过去任用他时还以财物贡献为标准，好比让狼去放羊，他所要举荐的亲信，也必定是披着官冠的虎狼罢了。”

译《尚书》说：“与其有聚敛钱财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盗窃公物造成的损害还小，稍微聚敛百姓财物所造成的祸害却很大。如今国家处于雍熙之运，草木都沾受恩泽，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情，应当按照圣上意旨办理。然而掌管这一职务的人，应当选用廉洁公正者；廉洁就不会侵吞公物，公正就不会伤害百姓。臣又认为，所谓便宜之事，应当是对公家便利、对百姓适宜。臣私下看到，近来所说的便宜，并不是在不增加民力的范围内利用天时、顺应地利，往往当天看似有利，今后却对百姓不利、对公家也不便，名实相反，违背正当体制。凡属这类事情，实在应当深入察看。当时诏令把租布折价二分征收钱，车骑将军、竟陵王萧子良上启说：‘臣一个月入朝，六次登上珉陛，在广大的殿堂和众人之中，也只是勉强承受皇上容色；即使心中有所想，又哪里敢自行陈说？近来上天灾异屡次出现，地上的灾祸也接连来到，百姓中流传妖言讹说，喜欢制造喧闹议论。谷价虽然平稳，家家却饥饿不足；缣帛和丝绵虽然便宜，许多门户却赤身裸体。臣一想到这些，每每痛入心骨。三吴是江南腹地，土地如同河流的辅佐之区，各项物资多出自这里，应当加以优待减免，使它保全富足。然而守宰相继任职，只专心搜刮，围占房屋、丈量田产，按财产征课，以至于砍树、拆瓦来充抵沉重赋税，破坏百姓产业，只求一时获利。东郡使百姓服役，年限没有固定，在各地相沿办理，按照法令上缴服役。每当州台使者紧急催促，限期要求充任繁重的劳役，百姓往往已经穷困不堪；有人害怕失去严格期限，竟自残身体、丧失性命；也有人砍断手足来逃避徭役，生育的孩子不能养活，几乎成为常事。守长不致力于先使百姓富足，却只说要增加国家收入，难道会有百姓在下面贫困而国家在上面富足的道理吗？又因铸造钱币的时间已经很久，钱币大多被剪凿，江东大钱十枚中难有一枚完整。官府收取时必须有轮廓，于是花一千钱购买本钱，再加七百钱，仍然求告无门。鞭打和皮鞭接连施用，刚刚凑齐的钱就被拿去使用；既不能兼有两种钱币，又反复转卖，防止不了钱币积存。即使小民每每陷入困苦，而且钱帛各半作为制度，长久以后也听说长官强令百姓输纳钱财，向上违背旧有科条，向下纵容奸利。八属近县既在京畿，发借征调实在繁重；其他各县百姓尤其贫困，连年歉收，穿草衣、吃藿食，稍有不慎就会流亡。如今农政正在兴办，应当防备并赈济他们；如果拖欠的课税尚未上缴，允许他们申报免除。兖、豫二藩虽然说是旧日重镇，但过去属于兵乱之地，多次抛弃乡土，靠近敌寇境界，下面的百姓没有安定的心志，编草结庵，不能抵御寒暑；扶老携幼聚成村落，毫无谋生之路，同样禀受人的灵性，却独独断绝了温饱。而赋税征收多少，却还与肥沃富实地区相同，臣认为凡属荒乱地区的百姓，都应加以减免。又如掌管市场，这是自古以来就难办的要务。近来承担此职的人，并不是凭才能选任，而是列举自己的重资，自许可以超过前人，增加估价以求取任用；后人又增加税额，请求接替前人。这样循环下去，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又有的相互勾连于关津要害，共同彼此呼应；乡野愚民不熟悉事务，必定遭到欺凌欺骗，不论罪过大小，都横加没收财物。凡是请求试验谷物、布帛之类的，多不是廉洁谨慎之人；不知道主管事务的人为什么还要容许这种行为。北魏孝文帝时，徐州刺史荀虎上疏说：“臣听说，先王建立不可改变的轨道，万代都承继它；圣明君主留下不可磨灭的制度，千百年都共同仰望。臣伏想陛下的道德惠及众生，恩泽与天地造化相齐，仁德所到之处，功业超过前代圣哲；远远崇尚古典，留意治理之道，革除前代君王的弊法，申明当今适宜的制度，用来确定贡赋的轻重，均衡官品秩禄的厚薄，希望使各级官员足以代替耕作而生活，使编户百姓享有剩余积蓄，这真是巍巍盛美，不可估量。”臣私下考察边地百姓，接受教化的时间还短，供给军队的物资本来就少，每户只有一个丁男。计算其征发调遣的费用，一年终了也有七匹缣帛。去年征收不足，有的人变卖田宅，抵押妻子、卖掉儿女，呻吟于道路之上，实在不忍听闻。如今淮南百姓思慕圣明教化，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十家中有九家如此；恐怕一听说赋税加重，便又产生进退两难的忧虑。这不只是损害皇上的盛大教化，也恐怕伤害他们仰慕仁义的心。况且臣所居之地与南方相连，百姓的向背去就，臣确实熟悉。尤其应当宽减赋税，以招徕尚未归附的人。至于小郡太守，只有几户人家，每户一次只需缴纳六尺绢，一年还不到一匹。既然把边防重任交给他们，难道还吝惜这点征收，以致他们必死而求取功名吗？” 如今圣上已经颁行班定的制度，并布告天下，不应当违抗触犯，以免扰乱朝廷章法。但臣只是承蒙恩私，充任藩岳之职，处在有忧患和责任的地方，怎敢不把心里话全部说出。孝明帝时，谏议大夫张普惠认为天下百姓承担的调役幅度过长、范围过广，尚书计议上奏要恢复征收绵麻，恐怕百姓劳苦不堪承受，便上疏说：“臣听说尚书上奏要恢复绵麻之调，尊奉先皇的制度，臣昼夜思量，欣喜和忧惧交集。为什么呢？听说要恢复高祖旧典，所以欣喜这是革新；担心本来可以恢复却没有恢复，所以忧惧会违背法制。臣仰想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改用重秤，是为了爱护万姓，实行轻赋。高祖知道军国需要绵麻之用，所以说，在幅度、长度之间，亿万百姓本来都应当享有绵麻的利益。因此绢税只征绵八两，布税只征麻十五斤。万姓因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改用重秤，享受轻赋的富足，并不只是涉及绵麻而已。所以他们歌舞着缴纳赋税，奔走着服役纳调。天子的信用建立在上面，亿万百姓在下面欢乐。所以《易》说：‘使百姓因喜悦而服役，百姓就会忘记劳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此以后，征收幅度逐渐加长加宽，百姓的嗟叹怨恨传遍朝廷内外。臣伏惟皇太后尚未临朝以前，陛下居谅闇之日，宰辅没有追寻根本，不知道天下怨恨绵麻之调，又不察觉绵麻幅度加宽、长度加长、秤加重、斗加大，因此应当革除其中的弊病，保留其中可保留的制度，并特意免除绵麻之调，以取悦天下百姓之心。”

译这就是所谓不按正道来取悦人，也是愚臣之所以没有感到喜悦的地方。尚书既然知道国家缺少绵、麻，却不考虑法度一旦改变会带来的后果以及百姓舆论的可畏，反而想要取消天下共同信守的大原则，抛弃已经施行的诏令，追改从前的错误，给后来留下过失，上奏请求恢复绵、麻，以充作国用。却没有想到，仓库里本来有很多绵、麻，而群官共同偷窃了它们。愚臣认为，这样做在道理上还没有考虑周全。为什么呢？如今宫人请求调拨物资制造衣物，必定要丈量、估算、称量；绢布一匹即使在尺丈上多出一分，也还不会计较它的幅宽。绵一斤即使多出一百铢，也没有听说按法律治州郡之罪。若一匹绢布幅宽过大，或一斤绵质量不好，便鞭打户主，并牵连三长。这实际上是在教百姓贪利。如今百官请求俸禄，都喜欢绢布长而宽，并且希望质地厚重，已经不再有标准限制。得到长、宽、厚、重的，便说那个州调来的绢布精良、宽阔而且长，任意发出美誉来扰乱视听；却没有听说有人嫌弃绢布太长、太宽，要求把它退还官府。这正是各部门辜负圣明的地方。现在如果一定要恢复绵、麻制度，臣认为应先让天下知道其中缘由，明确制定严禁，恢复原有幅度；新定绵、麻制度，应依照太和年间的税法办理。仓库中现有的绢布以及丝、绵，凡不符合制度的，请派一名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按照现行官定尺度和官定秤，计算其斤两、幅宽和长度，折价发给领取俸禄的人。把通常俸禄的总数合计起来，再计算俸禄的来源，用布、绵、麻供给。这样也应当足够一年的用度，使天下知道二圣爱护百姓、珍惜法令到了这种程度，那么高祖的法度便能在神龟年间中兴，光明、仁慈、诚信之德照耀传播到无穷后世，谁会不感到万幸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体察臣恳切至极的心意，下以此安慰百姓的心。唐太宗刚即位时，下诏免除关中两年的租赋，关东免除一年徭役。又有敕令说，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的，也都命令输送完毕，第二年一并折算。魏征进谏说：“臣恭敬地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天下一律免除一年徭役，老少都欢欣鼓舞，唱歌跳舞。在路上又听说有敕令：丁巳日配派的徭役，等服役期满后，折算应造的剩余物品，也命令输送完毕，等到第二年一并折算。这样一来，路上的人都失去了希望。这实在不是平等分配给万民，也不是把他们同等看作自己的七个孩子。然而百姓不容易同他们谋划事情，他们每天使用这些物资却不知道其中缘故，都认为国家后悔先前的话，德行反复无常。臣私下听说，上天所辅助的是仁德，人们所帮助的是诚信。陛下刚刚接受帝位，亿万民众都在观察您的德行，开始发布重大号令，便出现两种说法，使四方产生疑心，失去四时运行般的大诚信。即使国家有倒悬般的紧急情况，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国家安稳如泰山，却轻率地实行此事？替陛下谋划的人若从财利看，只有小小的收益；若从德义看，却有重大的损失。臣实在才智浅陋，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 武后时期，凤阁舍人崔融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有关部门请求征收关市税，条文并不限于工商之人，而是行人一律征税。臣谨按《周礼》的九种赋税，其中第七种就是关市之赋。臣私下考虑，市场上如果放任繁巧之业，关卡上如果让从事末业的游民通行，正是想要让这些人停止、受到抑制，所以才一概增加赋税。臣谨慎地斟酌古今，估量国家情况，私下认为此税不可以征收。现将理由逐条列在下面，恭请圣上裁择。”上古之时，民风淳朴未散，公田登记在册却不征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收。中世以来，浇薄之风迅速发展，桑麻生产疲敝，耕种收获辛苦，于是人人追逐财货流通，争相趋附巧诈之业，寻求走捷径的快速收益，忘记一年的长远计划，终于使田业日益荒废，仓廪没有积蓄，养蚕织布停止废弃，粗劣的衣被也缺乏，饥寒纷纷到来，动乱流离由此造成灾祸。先王鉴于这种情况，所以改变古制、顺应时势：从事根本产业的照常征收，经营末业的增加税额。关市之税，是指市场以及国门、关门的税，只征收出入的商贾，不征收来往的行人。如今如果不区别商人，反而各种人一律征税，这种做法既不效法古代法令，又陷入末代的庸俗风气，今后还仰望什么呢？堂堂盛朝，反而自取讥笑。虽然想以周代典章为法，却实际上违背了《周官》。臣知道此税不可征，这是第一点。臣谨按《易·系辞》所说：“庖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在正午设立市场，使天下的人聚集天下的货物，彼此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所需。”《汉书·地理志》也说：“财货，是帝王聚集民众、守住君位、养育万物、奉行顺应天德之道，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士、农、工、商四类人各有职业：学习以取得职位的叫士，开辟土地、种植粮食的叫农，制作技巧、造成人工器物的叫工，流通财货、贩卖货物的叫商。圣王根据能力授予事务，四类人各尽力量、接受职事。既然四类人的职业由来已久，如今又怎能随意动摇它们呢？萧何还说：“人情一旦确定，就不可再随意改变。”班固又说：“曹参任齐相时，齐国安定，人人称赞他是贤相。曹参离任时嘱咐继任的相国说：‘齐国的狱讼和市场，就托付给你了，千万不要扰乱它们。’继任相国说：‘难道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讼和市场，正是使各种人都能容身的地方。现在如果扰乱它们，奸人还能到哪里容身呢？’我因此把这件事放在首位。狱讼和市场兼容善人和恶人；如果把奸人逼到无处逃窜，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叛乱。秦人把刑罚用到极端，天下于是反叛；汉孝武帝严峻施法，刑狱案件于是繁多，这就是效果。” 老子说：“我无为而治，人民自然受到感化；我喜爱清静，人民自然归于正道。”曹参想用道来教化根本，不想扰乱末节。臣知道此税不可征，这是第二点。四海广大，九州混杂，关卡必定据守险要道路，市场必定依凭重要渡口。如果富商大贾、豪门恶少轻视死亡、重视义气，结党成群，低声怒喝便张弓，稍有触犯便拔剑，小小的失意尚且如此；一旦发生变故，必定彼此惊扰。趁着这种困窘局面，或许会导致骚动，只怕他们南逃越地、北逃燕地。这不只是使普通百姓流离逃散，也会搅乱不同的风俗。又如边疆地区，盗寇成为邻居；守戍军队常年相继。如果因征收赋税而引起猜疑，一旦人们纷纷逃散，靠什么来禁止和控制呢？求取财利虽然急切，造成的危害却更加深重。有关部门上奏，不懂得大体，只想增加国库储藏、帮助军国，却不知道军国受到的扰乱会更加严重，国库反而更加空虚。臣知道此税不可征，这是第三点。孟轲又说：古代设置关卡，是为了抵御暴乱；如今设置关卡，却是为了施行暴政。现在过关的人一律纳税，本末都被混同。再如天下各处的津渡，舟船聚集在那里，旁通巴、汉，前达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制连接河洛地区，并包淮海地区。

译大船巨舰，成千上万，往来交易，整日川流不息。如今如果在江津、河口设置税铺，就必须检查；检查就会耽误停留。这一处津渡刚通过，另一处税铺又要停下。不仅国家收不到多少税钱，反而还要遭到主管官吏索取贿赂。船有大小，装载有多有少，按货物计税，沿途处处都会长久滞留。总的说来，一天之中连十分之一的路程都走不过去。这样拥堵停滞，必然引起叹息。一旦失去利益，万商都会废弃产业；万商废业，人民就无法生活。其中或许有轻率喧闹、任性好侠的人，有自称能斩龙刺蛟的党徒，有鄱阳一带凶暴的人，也有富家强悍壮勇的人；他们平居便藏匿钱财，出门就拔剑。若再加上重税，接着施以威胁，一旦他们像困兽一样走投无路，便会劫持办事官员，到那时又用什么来安抚他们呢？臣知道此税不可征，这是第四点。五帝初年的事，无法详细考察；三王以后，则有明确记载。秦、汉相承，典章制度十分完备。至于关市之税，史籍中也有文字记载。秦始皇凭借雄图武力，却舍弃这一制度而不用；汉武帝凭借霸略英才，也废去它而不采用。为什么呢？关卡是抵御暴乱的地方，市场是聚集人的地方。征收市场税，人就会散去；征收关税，暴乱就会兴起。暴乱兴起，就会产生图谋异端的行动；人群散去，就会怀有不轨之心。人的内心无不背离善道而喜欢祸乱，容易被煽动却难以安定。一个市场不得安宁，天下市场的人心就会动摇；一个关卡不得安宁，天下关卡的人心就会动荡。何况浇薄之风长期盛行，改变法令十分困难，只想禁止末业游民、谋求小利，难道知道会因此失去深沉无为的根本，扰乱重大的伦理吗？魏、晋弱小，齐、隋鄙陋，也都是不实行这条道理的结果。臣知道此税不可征，这是第五点。如今之所以要征收关市税，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国用不足、边疆盗寇构成忧患吗？一旦实行这种办法，希望就能得到丰厚财物。然而微臣斗胆借用古人筹策来为此谋划：陛下正逢圣明时代，掌握天命，沉璧于洛水，在嵩山刻石，铸造宝鼎以穷究奸邪，坐在明堂发布政令，神圣教化广泛施行，至高德行潜移默化地贯通四方。东夷暂时惊扰，很快就平定消灭；南蛮刚一骚动，算来不久便归顺投降。西域五十多个国家，方圆一万多里，城堡清平，亭候安静。近来成为祸患的，只有两蕃。如今吐蕃请求归命，边境没有发生战事，眼下虽然还驻扎军队，久后终究会撤防。唯有默啜，苟且喘息，辜负朝廷恩德，罪恶贯盈，覆亡已迫在眉睫；征发徭役已经日渐减少，繁杂费用也已经日渐稀少。然而陛下仍然颁下明确制度，遵循淳朴原则，爱惜民力，珍惜民财。王侯旧日的封赏、妃嫔公主新定的礼制，以及各种支给裁减，都一律命令削减。这是陛下以身作则，是尧、舜的用心。况且关中、河北连续多年遭遇水旱灾害，各处百姓逃亡，如今才开始安定聚集，倘若再加重税，只怕会引起新的惊扰。何况太平日积月久，轻赋薄税实行已久，百姓深受恩惠，人人都知道安享生活。突然改变法令，必然产生许多怨恨；产生怨恨就会惊扰，惊扰就会不得安宁。内部尚且不安，对外又怎能抵御呢？文王说：‘帝王使百姓富足，霸王使土地富足。治理国家时好像财力不足，扰乱国家时却好像财力有余。’古人说：‘帝王把财富藏在天下，诸侯把财富藏在百姓，农夫把财富藏在粮仓，商贾把财富藏在箱笼。’请陛下详察。如果确实因为出兵而费用增加、国家储备十分窘迫，那时再请加倍征收商旅之税，并向平民增加征敛。这样国家可以保持富强，百姓也免受忧惧，天下幸甚。臣知道此税不可征，这是第六点。陛下留心观察四方，深思政务的根本，冒着暑热，早朝晚坐，一日两日之间，机要事务没有遗漏。无论顺应天意还是顺应人事，陛下的圣心都能秘密感应，洞察时政得失。小臣又知道什么，不过最终陈述一些盲人之言。捧着奏纸，惶恐战栗。唐中宗景龙年间，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人的封户多在河南、河北，于是暗中劝说朝廷下诏，规定两道适宜养蚕的地方，即使遭遇水旱灾害，也可以按蚕桑折算租税。黄门侍郎张廷珪说：‘两道依靠大河，地势雄伟险要，是国家的腹心之地，人员财货聚集流通，应当取得他们的欢心，怎么可以不体恤他们的灾患，反而竭尽他们的力量？如果因为适宜桑蚕而另加税，那么陇右出产的羊马、山南出产的椒漆、山地出产的铜锡铅锴、海中出产的蜃蛤鱼盐，遇到水旱也都免税，难道唯独河南、河北要排除在王法之外吗？’他希望依照贞观、永徽年间的旧例，准许折算免除。诏书准许了。肃宗时期，高适出任蜀州、彭州二州刺史。起初，太上皇向东返回，分剑南为两个节度使辖区，百姓因调度征发而疲敝，而西山三城又分列驻守。高适上疏说：‘剑南虽然名义上分为东西两川，实际上仍是一道。从邛关、黎雅直到南蛮，经过茂州向西，经过羌中、平戎等城的边界。吐蕃靠近边境的各城，都仰赖剑南供给。过去凭整个蜀地的富饶，再加上山南的补助，尚且不能举足办成；如今割出梓州、遂州等八州，专门设置为一个节度使辖区，西川却不能参与每年经费的筹划。嘉陵一带近来被夷獠困扰，虽然如今稍稍安定，但创伤还没有平复，耕种和纺织都失去产业，衣食贸易全都依靠成都。这里不能再征发徭役，也是明摆着的。能够征收赋税的，只有成都、彭州、蜀州、汉州四州而已。以四州疲敝残破的状况，承担十州的徭役，其弊端显而易见。然而谋求财利的人千方百计，从早到晚不停办理，成千上百的案件、百余件文牍，全都向百姓索取。官吏害怕受到谴责，也怕牵连邻近和保伍，于是以罚俸降职相威胁，逃亡的人便越来越多。又因为关中近来饥荒，士人流入蜀地，道路上接连不断；土地收入有尽头，而科派征敛没有边际。替蜀地谋划，不是很困难吗？再说平戎城以西的几座城，都在穷山之巅，小路隧道险峻断绝，是运送粮食、束马前行的道路，也是驻兵而没有百姓的地方。’ 从异域方面说，这些城不足以使戎狄获利；从国家方面说，也不足以扩展疆土。为什么要凭这样一点地方，使整个蜀地太平的百姓陷入困境呢？如果认为已经驻守的城池不能废弃，已经屯驻的军队不能收回，那么希望罢除东川的节度使辖区，把剑南合为一处，集中力量办理此事。否则，就不是陛下荡平关东、清除叛逆动乱的当务之急了。蜀人再次受到扰乱，就会给朝廷留下忧患。’皇帝没有采纳。德宗初年，门下侍郎杨炎痛感赋役制度败坏，于是请求实行两税法，统一赋税制度。凡各种徭役的费用、每一文钱的征敛，都先估算数额再分摊给百姓，按照收入制定支出。户籍不再区分主户、客户，以实际居住地登记；人口不再按丁、中区分，而以贫富作为差等。不定居而经商的人，在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估量所取与定居者相等，使他们不能侥幸获利。定居居民的税在秋、夏两季分两次缴纳，民间认为不便的地方予以调整。租、庸以及各种杂徭全部省除，但丁额不废止。田亩之税，按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作为标准，平均征收。夏税限于六月缴清，秋税限于十一月缴清。年终根据各户赋税的增减，考核长吏的升降，由尚书省度支总管。皇帝认为很好。

译贞元年间下诏确定两税制度，后来又遭遇厉疫、水旱，户口减少，赋役日益加重。皇帝把这件事询问宰相陆贽，陆贽于是上疏请求整顿改革其中的弊害。其中第一条论述两税的弊病，认为必须整顿改革：本朝制定法令，赋役制度有三种：第一是租，第二是调，第三是庸。古代一井之地由九夫共同耕作，中间是公田，借给他们耕种而不征税；私田收成不好，不归官吏负责，公田收成不好，不归百姓负责，事情细密复杂，难以防范检查。到了春秋时期，已经不能实行，所以国家沿用它的要旨而去掉繁琐。成年男子一人授田一百亩，只需每年缴纳租粟二石。因为这是把公田借给人耕种并收取租粮，所以称为‘租’。古代根据土地所宜来确定赋税制度，国家沿用旧制，加以简化统一；每个成年男子都按本乡土特产，每年输纳绢或绫或絁共二丈、绵三两。没有养蚕桑的地方，则输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因为是依据成年男子和户籍征取，所以称为‘调’。古代役使民力，每年不超过三日；后代事务增多，将它增加了十倍。国家斟酌物产和民力，制定中等标准，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定役二旬；如果不服役，就收取庸钱，每日折合绢三尺。因为缴纳绢来抵充庸役的价值，所以称为‘庸’。这三项制度都以先代圣贤的规模为根本，参考历代的利弊；取法久远，立意深厚，征敛财物平均，约束百姓稳固，制度简明，考虑周全。有田就有租，有家就有调，有身就有庸；天下如同一家，法制均一，即使想迁徙，也没有机会进行欺诈，所以百姓没有动摇之心，事务都有确定的制度。用它来使百姓生活富足，不必设置堤防，家业也可以长久；用它来成就政务，不必逐一查点，就能知道人多人少；用它来治理国家，法令不烦琐而教化能够施行；用它来制定赋税，百姓不困苦而上层的用度充足。三代创制，历代帝王都以此为准，虽然在损益调整的方法上略有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天下动荡，百姓纷乱，户籍图册因逃避战乱而毁坏，赋税制度因供给军队而败坏。建中初年，重新建立各种制度，办事的人知道弊端应当改革，却在所作所为上连根本也失去了；知道制度应当简约，却没有掌握要领。旧的祸患虽然减少，新的灾害又滋生，救治跛脚反而成了瘫痪，辗转加重。凡是想挽救长期弊病，都必须彻底查明造成弊病的原因。时势造成的弊病，就只治理当时的问题；法制造成的弊病，就应彻底改革法制。但又因为权衡新法、校验旧法，考虑长远而忧虑实行困难，规划大略还不够详尽，所以最终没有实行。利弊如果没有明显差别，本来就不应轻率改变；所作所为必须恰当，才能避免后悔，不能只是喜欢改革却不知道改革的道理。追溯始末，这些做法全都是用一种弊病替换另一种弊病。至于赋役旧法，那是圣祖的典章，施行了一百年，百姓认为便利。军队兴起以后，供给没有定数，趁着紧急局势不断搜刮，逐渐毁坏了常规制度，这只是时势造成的弊病，不是法制本身的弊病。时势有弊病却没有治理，法制本无弊病却被废掉。又扫除租庸调的旧规，创立两税的新制，立意已经失当，统筹安排又疏漏，竭尽耗损编户百姓，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制定法令若使百姓宽裕，没有不得到民心的；制定法令若只使财物充裕，没有不失去民心的。陛下刚接受帝位，想着达到天下太平，广泛发布恩德之音，哀痛流弊，想到征役频繁而沉重，怜悯百姓困苦贫穷，分别派遣使臣，宣扬施行惠民教化，本来应当减损上层、补益下层，节省用度、爱惜财物，遏制奢侈欲望来荡除贪婪风气，停止冗费来减轻过重征敛。可是如今却搜查郡县，考核验查簿书，把每州大历年间一年中科派钱粮数额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定额。这是把不合法的权宜命令拿来作为常规制度，把没有名目的暴虐赋税总括起来确立为长期规制；这只是务求取财，哪里谈得上体恤隐情呢？” 制定法令却不以使百姓富裕、救济困苦为根本，难道不是立意已经失当吗？财物的产生，必定依靠人的劳力；勤劳而善于劳作就会富足，笨拙而又懒惰就会贫困空乏。创立新制之初，不致力于使赋税齐平，只命令本道、各州按照旧额征税。军务兴起已久，事务常无定规，供应有繁简不同，牧守有能干与无能的差异，各地徭赋轻重相差悬殊。

译请允许臣替陛下列举其中尤其突出的六七条，百姓的困穷本来就可以由此知道了。过去缴纳一份，如今已经超过两份了。建中确定税制之初，各道已经不均等；后来有的官吏治理不当，有的兵赋过重，有的疫病造成灾害，有的遭遇水旱大灾，田地荒芜，户口减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从前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何不实行彻法呢？’ 这样下面的改变就会影响上面，不用命令也会自行实行。

译如果物品滥劣得尤其严重，以致供给使用不足，只治最初收纳官员的罪，也不要再向百姓征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国家征取赋税，要衡量人的劳力，依据土地的物产；不是劳力所能生产的就不征，不是土地所出产的就不贡。如今两税制度唯独不同于旧章，违背了依据土地物产的通行原则，效法了算缗钱的末流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钱〕 先前养蚕织绢并没有不同，所缴纳的却还想超过一倍。然而愚昧的民俗很少探究事情的实情，却喜欢炫耀异端，妄自提出阻挠的议论。

译所发给的品类和质量，由主管部门明确制定条例，作为永久制度；物价极低时，官府所给不增加，物价极高时，私人所得也不减少。如今所忧虑的，大概就在这里。实在应当广泛实行就山开发、殖产致富的办法，严格禁止用铜铸造器物。只要制持得当，钱币就不会缺乏。有的可以出售盐来收取钱款，有的可以专卖酒来取得资财，只要增减调节合宜，钱币就可以收聚。钱币能够收聚，当然可以把轻贱的财物收敛为贵重；钱币不缺乏，当然可以把贵重的财物散布使之轻贱。收放调节在官府，哪一样做不到？若担心没有供给，那是还不知道办法。议论者若说：自从确定两税以来，常常规定折合钱数缴纳实物，物价逐渐降低，所缴实物便逐渐增多。发放供给时，又增加虚高的估价，广泛求取剩余利润，用来充实库钱；按年计算、按月支用，仍然担心不足。如今若规定以布帛作为供纳标准，用来平衡军国资用，岂不是会有所缺失吗？回答说：自天宝以后，战争屡次兴起，法度逐渐消亡。肃宗平定滔天大灾，却急于论功行赏；先帝具有忍辱含垢的德行，却疏于纠正和惩治。由此用度十分繁多，风俗也日益衰败，公赋已经很重，额外进献又接连兴起。额外进献实行以后，私下贿赂终于不断增长，诛求搜刮日益加重，积累到大历年间，已经达到了所谓取用极其过分的程度。如今既然把这种极其过分的数额全部收取，定为两税，属于额外进献一类的征收，却又在两税数额之外另行增加了。有时因为军费供给不足，已经曾经加征；近来又折合钱价缴纳，于是所得更多了。与大历年间极其过分的数额相比，几乎又增加了一倍。又幸而年年谷物屡获丰收，战事稍稍停息，但用度仍常常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事情随着情欲而产生，费用随着事情增多，物产有一定限度而用度没有节制，这样怎么能不缺乏呢？如果能够抑制情欲，约束用度，不但可以用布帛作为税，哪怕再减轻税额，也可以做到。如果只图满足情欲，任意奢侈用度，不但实行如今的重税仍然不够，即使再增加税额，也仍然不够。土地生长万物有大致的定数，人力制造物品有一定的限度，取用有度、使用有节制，就会常常充足；取用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就会常常不足。万物生长丰歉取决于上天，物资使用多少取决于人。因此圣王制定法度，按照收入安排支出，即使遇到灾难，下面的百姓也不会困穷。治理教化衰败以后，却反过来按照支出来谋求收入，不顾及没有什么可取。鲁哀公问遇到年成饥荒、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彻法。桀耗用天下仍然不足，汤只用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却有余，这说明用度的盈亏，在于节制与不节制。不节制，即使原本充盈也必然耗尽；能够节制，即使原本空虚也终会充盈。卫文公承接国家灭亡后的残余，建立迁徙后重新发展的事业，战车不过三十乘，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但他能够穿粗布衣，戴粗帛冠，约束自己并率先垂范，疏通商业、勉励农业，最终以富强著称于典籍。汉文帝承受秦朝、项氏长期造成的创伤和弊病，继承高祖、吕后革除旧弊而事务繁多的局面，国家和百姓空虚残破，每天都无暇应付，却能够亲自实行节俭、节省用度，使政事安静、百姓休息，穿弋绨，穿皮鞋，拒绝使用骏马，停止修建露台，多次赏赐田租以厚待百姓，于是使户口繁衍，百物丰盛，甚至乡里宴饮游乐时，骑母牛的人都不能赴会；子孙长大，有的竟有几十年不认识市场。御府的钱串朽坏得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红腐得不能食用，国家在上面富足，百姓在下面安宁，生时享有长久福祉，死后留下美名，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仁德贤明，可以说是盛极了。太宗文皇帝收拾板荡局面，重新建立天下；武德年间，战车屡次出动，接着又遭遇灾荒歉收，百姓多有流离失所；贞观初年，又接连遭逢霜灾旱灾，从关辅地区一直蔓延到三河一带，米价飞涨，一斗米要换一匹缣，路途中饿死者相互枕藉。太宗大力实行节俭，抚恤养育困穷百姓，把百姓的痛苦看得如同自己受伤，慰劳安抚他们从不倦怠。百姓中有卖掉儿女的，太宗便从御府拿出金帛赎回，送还他们的家庭。严禁贪婪残暴，谨慎节制徭役赋税，放宽不急迫的用度，裁省无事可做的官员，减少皇帝车舆的规格，遣出宫女。太宗曾患气疾，百官以大内低矮潮湿为由，请求修建一座楼阁供他居住；太宗尚且担心烦劳百姓，最终也没有答应。因此上天被他的至诚感动，淳厚的教化向下施行，四方大为和谐，百谷连年丰收。贞观八年以后，一斗米降至四五钱，风俗富足、教化通行，人们懂得礼义谦让，旅行万里，有时竟不用携带粮食。所以人们直到今天谈论帝王的盛德，必定先称说太宗的圣明功业；谈论治道的崇高，也必然仰慕贞观年间的旧事。这三位君主开始经营国家时，难道不是都很艰难困窘吗？他们都因为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最终获得丰厚福祉，这就是所谓即使空虚，能够节制也终会充盈的效果。秦始皇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依靠强盛富足的基业，专力从事农业和战争，广泛招纳有才干豪杰，所以能够铲除暴虐强敌，统治天下。功业成就、志得意满后，自认为有泰山一样的安稳，贪欲炽盛，以为天下没有人能够违抗自己。于是征发闾左百姓服戍役，征收天下大半的赋税；进谏的人被说成是宣扬诽谤，体恤百姓隐忧的人被说成是收买恩德。因此征发尚未结束，国家宗庙便已经覆灭。汉武帝遇上时运清平的时代，承接汉文帝、汉景帝勤俭积累的财富，对内大兴土木，对外扩张武备，奢侈浪费没有穷尽，最终耗尽财力，大规模搜括财货，甚至征税涉及舟车，远近百姓骚动不安，几乎导致国家倾覆。

译幸赖汉武帝英姿大度，任用有才能的人，接受劝谏而不疑惑，改正过错而不吝惜，下达哀痛百姓的诏书，停止征伐造成的劳苦，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表示让百姓休养生息。国家根本动摇后重新安定，帝位危急后再次安稳。隋氏凭借北周平定北齐所留下的资财，府库充实；开皇年间，政治还崇尚清廉。当时公私都很富足，议论者把它比作汉代文帝、景帝。隋炀帝继承帝位后，肆意实行骄奢的政策，耗尽百姓，不知止息，天下怨恨反叛，以至于灭亡。这三位君主所凭借的基础，难道不是都很丰厚吗？但他们都因为放纵欲望、残害百姓，最终导致衰败丧亡，这就是所谓不节制即使充盈也必然耗尽的效果。秦始皇和隋炀帝没有醒悟，终于灭亡；汉武帝中途悔悟，因而得以保全。这是惩戒与不惩戒、觉悟与不觉悟的区别；它们在得失上相差很远，又有存亡的不同，怎么能不思考，怎么能不畏惧？如今百姓日益穷困，国家每年的用度不断增加，如果不及时节制、衡量，势必走向困窘；而议论者只忧虑财利不足，却完全不考虑国家安危能否维持。若是这样，太宗、汉文帝的德行凭什么受到称颂？秦始皇、隋炀帝的败亡又完全不足以作为鉴戒，只是一味放纵欲望。还拿什么来谋划呢？幸而当今正值太平清明，正应当谋求达到治理，却急于聚敛而忽视勤勉抚恤百姓，这本来就不是圣明时代应当说出的话。第三，论述以增加户口、增加税收、开辟田地作为长吏考核成绩，说：想要施行教化、建立制度，必须先使百姓划定区域、安居落籍。古代的君王设置井田之法来安定百姓的产业，建立五宗之制来联结亲族恩义，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又教导百姓重视族人的坟墓、敬爱桑梓，是要坚定人的意志、安定人的居所，使人人都看重故土、不肯迁徙，这样才可以实现治理。后来又用禁止离乡游荡、懒惰的法令督责他们，用户籍图册和邻里编制相互查验的方法纠察他们；虽然教导逐渐衰微，但约束制度仍然严密。历代沿袭这些做法，把它作为常规法章。政治清明时，必定谨慎设置防范；政治混乱时，必定怠慢划分疆界、整顿户籍。这种治道的兴衰，随着时代而盛衰。君主失去它，就无法驾驭天下；郡守县令失去它，就无法治理郡县。治理百姓的要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近来由于战争兴起，典章制度松弛废坏，户籍编制的纲纪无人整治，土断的条约不明确，任由百姓流动迁徙，没有人能够禁止。放任他们，就会聚集；整治他们，就会惊惧离散；他们常怀侥幸心理，不安于本业。因此赋税不统一，教令不能实行。长吏又很少能够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体察至公无私、以国事为先的心意，反复施行小恩小惠，最终诱使奸诈百姓把侵夺邻境看作才能，把招集逃亡者看作治理教化。舍弃那里而迁往这里的，便说是新近收容，可以获得宽宥；忽来忽往的，又以恢复产业为由给予优待。唯独那些安土定居、始终不迁的人，却让他们承担日益加重的征敛。这样一来，安土落籍的人常常替代游荡者服役，岂不是等于驱使他们迁徙，教导他们趋于浇薄奸讹吗？这是牧守县宰不能宽广通达、各自偏私于所属地区的过错。等到廉使奏报考课、防府考核功绩时，又只遵守常规，不考察时势变化。他们用来评定长吏才能的，大致有四项：一是户口增加，二是田野开垦，三是税钱增加，四是征收输送提前。这四项确实是官吏职事所重视的，但用法令整齐地管理百姓，时间一久没有不产生弊病的。法令禁止的地方，人们就装饰巧诈，苟且躲避法网；法令鼓励的地方，人们就制造虚假，曲意迎合条文。治理者如果不知道维持、控制以及增减取舍的适宜，巧诈虚伪便会产生，并且总是因禁令和奖励而滋长。考核官吏的法令之所以看重户口增加，难道不是因为安抚教养得当、百姓更加繁盛吗？如今有的官吏用诡诈手段诱导奸伪之事，滥用苛细法令来拆散亲族，只求增加户数，务必把它列入奖赏条款。被诱导的人将要议定减轻征税，却突然受到惊扰而离散；被拆散的人承受不了重税，也逐渐流亡。州县的破败伤残，大多由此而起。长吏相互仿效，把这些当作政绩，怎能忍心却不惩罚；百姓相互煽动，遂成风气，规避法令更加严重。不查究实际情况而只求增加户口，便有这样的弊病。之所以看重田野开垦，难道不是因为教导有方、人人乐于从事本业吗？如今有的官吏强行驱使百姓播种荒废土地，以年限作为约束，免除这类土地的地租。假如农户没有增加而开垦田地却要求扩大，新田虽然开出，旧有的熟田反而荒芜；农民为了免租，也很有些会听从命令。年限一到，土地又重新荒废，徒然增加烦劳，却没有增加收成。不估量民力而只求开辟田野，便有这样的弊病。之所以看重税钱增加，难道不是因为人口既多而且富足，百姓可以增加赋税吗？如今有的官吏使疲弱困苦的人更加沉重，竭力求取额外收入，敲骨吸髓，毁坏家产来夺取财物，只求讨好主管聚敛的官员，把它当作仕进之路，不顾百姓而只求增加税额，便有这样的弊病。之所以看重征收输送提前，难道不是因为物力充裕，人人乐于缴纳吗？如今有的官吏肆意施毒、逞威残害百姓来满足欲望，事务本有固定期限，却借机催促，不衡量时势是否适宜，只崇尚强行办成；丝还来不及织，谷还来不及舂，更何况贫困空虚的人，怎么能不奔逃离散？不体恤物力而只求提前征办，便有这样的弊病。那么，引诱人们逃亡、使人们陷入困窘，这四种弊病也起了助长作用。这是考核不能切合实际，却笼统沿袭旧做法的过错。况且户口增加、田野开垦、税钱增加、征办提前，如果不以实际事情加以验证，就无法辨别真假。若要用实际情况验证，那么租赋就必须增加；增加的租赋既然出自百姓，当然会有人受到损害。这个州增加了客户，那个郡必然减少常住人口；人口增加的地方获得奖赏而税额增加，人口减少的地方害怕获罪而税额却不降低。假如国家制定考课法，必定是为了崇尚聚敛，那这样做也就可以了；若有意使风俗富足而致力于治理，难道不是十分荒谬吗？当今的要务，在于使百姓富厚而使财利要求减少，损减上面来增益下面。下面的百姓如果获利，上面必然安定，这就是少量损失用来招致巨大收益。百姓既然富厚，财物必然充足，这就是暂时减少收入用来成就长久富足。臣愚以为，应当再次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绩办法，过去重视增加的地方，如今应当致力于减少。比如一个州中，原有应征税额，各自掌管多少百姓，又分作若干等差科役；每一等有多少户，每户缴纳多少税物，都应逐条列举。总数每隔几年向转运使司申报一次，转运使司详细复核、有所凭据后，再登记上报户部。

译如果所属地区人口更加繁盛，既定税额有余，就任凭当地依据户数平均减免；大体按照减免数额多少，作为考课等级。把所属地区的税物总数相互比较：每户减免十分之三的，列为上等考课；减免十分之二的，次一等；减免十分之一的，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亡，给现存户口加税，就按照考核比较中的降等和处罚办法办理。百姓所缴的田租，则各以去年应缴的数额直接作为定额。每年只根据征收，不再反复勘验追责。检查巡行中增加开垦的，不增加其租额；废弃耕作的，也不降低其原额。这足以诱导百姓开垦种植，并且避免妨害、夺取农事时间。事情简约而体制宽大，百姓一定乐于受到劝勉。每到确定户籍的时候，只根据各种财产进行核验评量。田租既然自有固定数额，就不应再列入两税。这样一来，官吏不会苟且敷衍，风俗会改变其浇薄浮华；不用督促考课，人们自然乐于耕作；不用防范限制，众人都能安土定居。这也是当今使百姓富足、巩固根本的重要办法，就在于陛下举而实行。第四，论述税收期限过于催迫，说：设置官府、建立国家，本来是为了养育百姓；向百姓征赋取财，是为了资助国家。明君不应加重资助国家的负担而伤害养育百姓的根本，所以必定先办好百姓的事情，借用他们闲暇的余力；先使家庭富足，再征收他们的剩余财物。成就百姓所经营的事业，体恤百姓的匮乏。借用民力必须有度，征收财物必须合时。有节度，百姓就不觉得劳苦；得到适当时机，百姓就容易供给。因此官府事务没有缺失，民力不会耗尽，公私都能保全，上下彼此爱护。古代能够得到民众拥护的，大概都是这样做的吧？法制有所亏损，便本末倒置，只知道从百姓那里取财来资助国家，不考虑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不只是徭役赋税繁多，遥遥无期地不予减免或赈贷，至于征收催迫，也不加体恤衡量。养蚕之事刚刚兴起，已经缴纳缣税；农事还没有结束，便突然征收谷租。上司责罚约束既严，下级官吏的威逼暴虐就更加急迫。有财物的人急忙出售，损失掉一半；没有现钱的人借贷缴纳，费用反而增加一倍。所缴物资的价值，只系于征收迟速，不过相差一个月或十天。把税期放宽一年，年年承接下去，迟缴没有妨害，早缴也没有益处，为什么还要急切敦促，严重伤害困顿的百姓？近来由于确定税额之初，期限约定得不够详尽周密，随即又遇到征役等许多变故，便再次命令提前限期征收。近来虽然已经宽限延长，仍然没有均衡妥善。希望委托转运使和各道观察使商议，再详细确定征税期限，上奏时各自根据当地风俗所便利的情况、时令所适宜的条件办理，务必使百姓宽舒，使他们能够筹办齐备。这就是所谓施惠而不增加耗费的事情。第五，请求把茶税钱置办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说：臣听说仁君在上，天下就没有挨饿而死的人，难道一定要亲自耕作供给他们、烧火煮食给他们吗？这是因为谋虑能够合宜，制度能够得道，使百姓处在歉收匮乏之外，在灾害发生之前预先设置防备。因此即使年成大坏，众人也不会惊惶。水旱灾害造成歉收，尧、汤也曾遭遇过；阴阳相互侵害，圣人又能如何抵御呢？尧、汤之所以值得尊崇，正在于遭遇灾患时能够救济百姓。凡是贤明的后代君主，都谨慎遵循这一点。所以《王制》记载虞、夏、殷、周四代的制度，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作紧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周官·司徒》一职也说：‘掌管乡里的储积，用来救济艰难困厄；掌管县鄙的储积，用来等待凶年荒灾。’《王制》衰微以后，混杂了权变之术。魏国采用平籴法，汉代设置常平仓，公私双方都得到利益，也相当便利。隋氏建立制度，开始创设社仓，到开皇年间结束时，百姓没有遭受饥荒。贞观初年，戴胄提出积谷备灾的建议，太宗很高兴，于是命有关部门详细制定条文制度，在各地储藏粮食，称为义仓；丰年就收取储藏，歉年就分发救济。历经高宗一朝五六十年，百姓依赖它的资助；国家形势中途艰难，这项制度也逐渐松弛。开元年间，才逐渐恢复并加以整修发展。由此可知，储粮积蓄以防备灾害，是圣王的紧要事务。古语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会不富足？百姓不足，君主同谁会富足？’这就是说，君主养育百姓来成就国家，百姓拥戴君主来成就自身生活，上下相互成就，事情如同一体。然而古代所说九年、六年积蓄，大概是替天下臣民共同筹划的，绝不是只让公家仓库丰足，却不顾编户百姓。《礼记》所说‘即使遇到凶年旱灾水灾，百姓也没有面有菜色’，实在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后代丧失典籍中关于预备灾害的防范，忘记先王像爱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的心意，所储存的粮食只计算官仓，甚至让猪狗厌弃的食物供人食用，却不知道检查；沟壑中堆满人的尸骨，却不能加以救恤。下层发生动乱，灾祸延及上层，即使有公家粮食，难道能够吃得到吗？所以建立国家却不先养育百姓，国家本来就无法建立；养育百姓却不先使他们吃饱，百姓本来就无法得到养育；使百姓吃饱却不先防备灾害，粮食本来就无法保持充足。替官府备粮，百姓必然不能富足；替百姓备粮，官府必然不会穷困。因此评论德行的昏暗或光明，在于所致力的事情；致力于根本，末端自然会顺遂；致力于末端，根本和末端就会一起丧失。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怎么能不致力于此？近来因为外族侵扰成为阻碍，战争频繁兴起，施惠抚恤的办法，多有来不及办理的地方。每当遇到阴阳失调、时令失常，年成不能顺利丰收时，官府所储存的粮食，只够供给军队粮食和日常支用；一旦有所缺额，还必须再向百姓征取。百姓自己遭受灾荒，哪里还有时间得到赈救？百姓稍有不足，就借贷求取利息；百姓极度贫困，就卖掉田地房屋。幸而遇到丰年，刚刚偿还完拖欠的债务，征收所得刚刚结束，干粮已经空了，只好拿着契约、挑着袋囊，再去借贷，利息一层层计算，粮食始终不够吃。倘若接连遭遇饥荒，就会终于颠沛流离，家人彼此抛弃，骨肉分离；想卖身作奴仆，仍然没有人买，有的在街巷中乞讨，有的在道路旁上吊而死。天灾流行，各地轮番遭遇，按受灾情况计算，每年常常不少于一二十个州。以陛下把百姓视为父母的仁爱之心，如果能够垂念省察，固然足以感到悲伤怜悯；幸而现在有可以救济匮乏的办法，难道可以舍弃而不考虑吗？如今赋役已经繁重，民力已经耗尽，终年忙忙碌碌，永远没有剩余；即使考核官府聚积粮食，最终也不能办成。若要建立储蓄的根本，必定要借助官府来帮助完成。陛下如果确实能替百姓防备灾害，听取臣愚昧的建议，又不损害国家经费，就可以作为长久的谋划。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约可得到五十万贯，原来诏令要求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凶年饥荒。如今用它来储粮，正好符合先前防备灾害的意图。希望命令转运使总计各道户口多少，把每年所得的茶税钱均匀调配，各由本道巡院主管；每到谷麦成熟时，便与观察使共同筹划防备，在所辖州县就地散钱和籴，交由当地置仓收纳。

译每州命录事参军专门主管此事，并另定观察判官一人，与和籴巡院官共同办理；也以义仓为名，除赈济百姓以外，一概不得借故支用。如果当时正逢大丰收，继续收购将伤害农民，就应优厚给价，扩大收购数量；如果粮价稍贵，收购也应立即停止。收购多少，应根据年成好坏调节粮价，始终使价格适中。每遇灾荒，就用来赈济；小规模歉收，就根据情况借贷；严重饥荒，就登记奏报、分发救济，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权宜办理，务必使救济周转不绝，收聚和散发逐渐成为常规。这样，囤积钱财、收取利息的人不能耗损我们的百姓，囤积粮食以等待灾荒的人无法获得暴利，富人不至于奢侈，穷人不至于饥饿，农民不至于受损，粮价不至于昂贵，一项措施便能同时具备多种好处，怎么能不努力实行呢？等到百姓稍稍休息恢复，再逐渐劝导私人实行积粮平籴的办法；这样与社仓制度一并推行，不出十年，必定能够积满三年的储蓄。长久扩展而不停息，就可以期待天下太平，使一代百姓永远没有饥饿匮乏；这正是尧、汤所以名垂千古的原因。愿陛下遵行它、仰慕它、继承它、使之相齐；只要能够保持诚心，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第六，论述兼并之家私下征收的负担比公税还重，说：国家的纲纪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自己的专职；凡是享受俸禄的官宦之家，不得同百姓争夺利益。这是王者用来节制财力、勉励廉洁操守的办法，是古今相同、不可改变的原则。治理代代相承时，这种道理存在而不被侵犯；世道混乱时，这种制度被弃置而不能实行。道理存在，贵贱有章法，丰俭有尺度，车服、田宅都不敢僭越，即使积累了财货也无处任意使用，因此人人安守本分，很少追逐贪求；财物储藏不会过分集中，所以物资不会偏于枯竭；用度不会偏于丰厚，所以百姓不会偏于贫困。圣王能够使礼让兴盛流行，使财用平均充足，靠的就是这个道理。制度被弃置后，法度无人遵守，教化不能推行，只崇尚财货，只凭恃力量。只要财货和势力具备，就没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租税、贩卖和兼并，使百姓的产业在下层受到禁锢；供奉奉养奢华美丽，使上层尊贵程度可以比拟王者。一个门户蓄养众多百姓，让他们像同辈一样隶属服役。既然满足了嗜好欲望，便不顾宪章法令，放纵贪婪，哪里还有止境？天下的物资是有限的，富室的积聚却没有边际。供养一个人而耗费百人的资财，那么百人的食物就不得不缺乏；使一家富足而倾覆千家的产业，那么千家的生业就不得不空虚。举一反三推及各类情形，天下贫乏的人也已经很多了。所以前代最终出现风俗讹乱衰靡、百姓困穷，正是这种弊病造成的。如今这种弊病又更加严重。各种不能隐藏而容易查验的财产，没有比田宅更明显的了。臣请求暂且不论宅院，只举占有田地一事来说明。古代贤明的君王划分治理天下的土地，以百亩之地称为一夫，大概是因为授给一夫的田地不得超过百亩。这样做是想使人不荒废产业、田地没有空闲耕作，使人的劳力和田地相互适合；因此贫弱者不至于耗尽，富厚者也不至于奢侈淫逸。法令建立、事务均平，这就叫制度。如今制度松弛紊乱，疆界划分毁坏，任由人们相互吞并，再也没有田界限制。富人兼并土地多达数万亩，穷人连容身之地也没有，只好依附豪强，成为他们的私属；借他们的种子和粮食，租种他们的田地、房屋，终年服劳，没有一天休息，全部交出所借之物，仍常常担心无法偿还。有田产的人坐享租税，贫富悬殊竟到了这种地步。重重征敛、急迫催收，都比公赋严重。如今京畿之内，每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大概有每亩一石，这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租额，仍有官税的一半，这是官税的十倍。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种是农夫所从事，兼并之徒却公然从中获利；官府取一份，私人取十份，农夫怎么能有足够的粮食？公家仓廪怎么能有广泛储备？风俗怎么能不贪婪？财货怎么能不壅滞？过去治理国家的人之所以彰明制度、谨慎划定疆界，难道是徒然设置的吗？这种道理逐渐亡失，已经很久了；想要一下子修整，实际实行起来很困难。革除弊病、教化百姓，应当有一个渐进过程。希望命令百官集中议论，参考斟酌古今合宜之处，把凡是兼并占有的田地约定为条文限额，裁减租价，务必使贫苦百姓得到利益。法令贵在一定实行，不在于刻薄严酷；放宽制度以便利风俗，严格命令以惩罚违犯。稍微损减有余，逐渐优待不足；损减不会使富人失去富足，优待却可以救济穷人。这是古代安定富人、抚恤穷人的良好常法，不可以舍弃。以上是臣上月十一日在延英殿奏对时，因谈到赋税烦重、百姓困穷，恭敬接受陛下恩旨后所奉命的事项。臣把条款奏疏详细列出上报，如今只举其中最严重的，谨慎分条陈述如下。臣听说《尚书》说：‘不要轻视民事，这是困难的；不要安于自己的职位，这是危险的。’这就是治理兴盛的道理。又说：‘那后来的继承王位者，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这就是祸乱开始的原因。凭借陛下天生的圣明睿哲，又经历更多忧患危难，早晚勤勉不懈，立志求得治理成效。往年谈到百姓时，陛下必定凄然变色动容；每每说：‘朕对于天下百姓，即使牺牲肢体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臣长期忝居近侍，屡次奉闻陛下的德音，私下认为天下百姓一定能够进入富足长寿的境地。昨日臣奏报民间疾苦，十分中才说到二三分，圣上已经非常惊疑，都认为臣所说超过了实际情形。那么，百姓的愁苦怨恨又凭什么能够上达朝廷？抚育百姓的恩德又凭什么能够向下施布？典籍所告诫的，确实都有验证；一旦有损于圣明谋略，实在值得深深惋惜。臣又听说《尚书》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的。’臣私下认为，陛下之所以对微臣的话惊疑，只是因为听得还不够熟悉罢了。这本是辅弼大臣充当股肱、耳目之任，却辜负了陛下；确实可以说，知道并不困难，还不至于深深损累圣德。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希望不要再把实行这些事情看作困难，居安思危，天下亿兆百姓就十分幸运了。谨此上奏。《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赋役 唐德宗时期，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论述度支令京兆府折纳税草并购买草料一事，上奏说：度支上奏称，因为当年税草的支用不足，各草场和籴所得又少，所以每到秋夏两季常有欠缺，请求命令京兆府折纳今年秋税，和籴草一千万束，立即让民户送入城中缴纳，每束连同车脚费折钱二十五文。这样既有利于贫困百姓，又能兼顾公家使用。希颜奉皇帝宣示裁决说：应当依从。臣等认为，处理事务的原则贵在有常规；顺应百姓的情理，尤其重在变更改革。改革如果能够恰当，尚且担心未必取信；举动如果不合适，又怎么能没有骚扰？臣等每次承受圣明旨意，常常把百姓作为忧虑之事。既然明知事情不可实行，怎么能默默不加陈述？每年储蓄聚集草料，有关部门向来有固定规制。计算税草不足，就立即开场和籴。既给出优厚价格，又赶上农民收获时节，人人乐于缴纳，事情不会劳扰。陛下追想往年的情况，难道曾经有过因为草料不足而上达圣上忧虑的吗？延龄想要夸耀自己的才能，颇为毁坏旧制，只求收取经费、增加赢余，终于使储备空虚，支用匮乏，马厩牧场告急缺料，频频烦扰圣上听闻。去年已经如此，今年夏季尤其严重，这正是不遵守旧制的过错。旧制有什么妨害，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臣等谨慎查核京兆府应征的地税草数，每年不过三百万束；其中除去留给各县馆驿以及镇军使用的，应该运入城中缴纳的只有二百三十万束而已。百姓搬运已经十分艰辛，常常逼近春季农忙，才能勉强完成。如今如果再征收一千万束，并且仍然命令一并送入城中，就等于一年之间征收三年的税草。计算增加的车脚费，又是平常的四倍；民力物力都有穷尽，索取却没有限度，造成骚动怨恨，是必然无疑的。京畿之内尚且如此，四方百姓又怎么能承受？假使当时正逢丰收，家家富足，有草可以输送，有车可以装载，但来回运输所需的路程，按道理也必须耗费很长时间；牛不能耕田，人妨碍播种，春季农事已经耽误，秋季收成又怎能期待？何况百姓之间贫富不等，收获时节丰歉也不均衡。如今忽然同时役使车牛，雇车费用必定飞涨；一并征收税草，买草价格也必定加倍提高。这就会使豪富之徒乘人急迫、借诏令谋利，使贫困之人因暴虐征敛而毁坏家产，不是所谓均节财物、平准赋税的办法。臣等又查核度支与京兆府近来雇车的估价及每车装载数量，大致每车装一百二束，每一里给脚钱三十五文，每应输送一百束，另有二束作为损耗。如今京畿各县，离城近的七八十里，远的将近二百里；假定远近相互折中，统统按一百里计算路程，那么雇车装载一百束草，完全依照官府平常的估价，仍要用钱三千五百文。也就是说，一束草仅计算搬运费用，就已经相当于三十五文；买草的本来价格还要另外增加一半，而度支竟然不加计算，自作主张，凭胸中臆测斟酌，限定为二十五文。说是加征，便是废坏法度；说是和市，便是名实相反。倘若批准这份奏议，百姓将怎样看待朝廷？难道不如由官府自行设置草场，选择便利地点收购吗？如果想少收购，就把估价定得公平，以节省费用；如果想多收购，就给出优厚价格，以招来百姓。买卖既然公平，贫富双方都便利；有余草的人趋向于增加收入、容易出售的利益，不足的人免除四处求购、支付高价租赁的费用。这同强行征收相比，当然完全不同。幸而已有旧制，足以遵循，何必舍弃容易的而采取困难的，放弃有利的而选择有害的？臣确实愚昧迟钝，看不出这样做的适宜之处。恭请告诫度支，命令依照旧例和籴；承袭过去既有固定供应，今后不得缺供；稍微加强防范，使他们知道畏惧；妄自创制却不施行，这样每年的计划必定可以避免过失违误。陛下如果认为军队和马厩中马匹牲畜逐渐增多，度支经营的草料只能供给当年使用，或者担心水旱灾害等意外，还需另行储积以作防备，如今正逢丰年，也正是储备的时机；但只要收聚有方，不应摊派征发而造成骚扰。如果度支和延龄都一并购买，延龄必定又会推辞困难，就必须加以区分，使各方面均衡妥善。希望委托京兆尹主管此事，另行和籴草五百万束，以充实储备。所和籴的草，都应随着需要选择便利地点，由官府自行设置草场；每个草场储备钱款，随即支付价格，在时价之外再稍微优厚一些。交易往来完全依照市场利益，不得让官吏催促驱赶，道路上也不得拦截邀取；只要不强迫百姓，他们自然会趋利而来。所购草料的价钱，从每年支用后留在府库的钱数中拨给；用不完的就作为储备。每收购满十万束，便上奏一次；然后使用府司的驿传车牛，并且再雇脚夫补充转运到各个草场，装载后送入苑中缴纳。若蒙圣恩准许，臣便依此宣布施行，既免除对百姓的骚扰，又不增加费用，还能资助储备，足以抵御灾荒；度支谨守固定规制，也自然不会缺少日常所需。臣等询问度支，认为这样做合宜，谨记录上奏，恭候陛下裁决。当时正值防备秋季边患、军队大规模集结，国家用度不足。李泌上奏说：自从改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和州县聚敛的钱财，大多率意作为军资；他们自己害怕违法，所以隐瞒着不敢说。请赦免他们的罪过，只命令他们革除并改正。除依法应当留给节度使、留在州里的部分以外，全部输送到京师。官府文书人员拖欠的财物，能够征收的就征收，难以征收的就释放不追究。敢有侵吞隐没的，便治罪。皇帝高兴地说：你的办法非常好，但立法太宽松，恐怕所得没有多少。李泌回答说：宽松，百姓因免罪而高兴，乐于输送，所得一定又多又快；急迫，就会争相隐瞒，若不经过审讯推究，不能得到实情。财物不能用来救济今天的急难，反而都落入奸吏手中，所得一定又少又慢。皇帝说：好。皇帝在新店打猎时，进入百姓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吗？赵光奇回答：不快乐。皇帝说：今年相当丰收，为什么还不快乐？赵光奇回答：诏令不可信。先前说两税以外全部没有其他徭役，如今不是税而进行的额外征求，几乎超过了正税。又说实行和籴，实际上却是强行收取，百姓连一文钱也没有见到。开始说所籴的粟麦在道路沿线交纳，如今却派人运送到京西行营，动辄数百里，车子毁坏，牛也累死，破产了还不能承担。愁苦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快乐可言？皇帝命令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