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

译《尚书》说：‘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其次，君主反而轻些。’所以古代天子重视百姓，不敢侮慢鳏夫寡妇。百姓即使只是普通人，也有奸雄，也有义勇之士。伊尹、吕望，是义勇之士；陈胜，是豪杰；黄巢，是奸雄。伊尹、吕望不忍心看桀、纣治下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从耕作、垂钓中奋起，出仕辅佐商汤、周武王，放逐桀、囚禁纣，这是义勇。陈胜不能忍受秦朝百姓的劳役苦难，愤然起兵诛灭秦朝，这是豪杰。黄巢窥伺唐朝的空隙，趁百姓饥荒，聚集军队扰乱天下，这是奸雄。《尚书》说：‘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有奸雄，有豪杰，有义勇之士，难道不值得畏惧吗？因此圣人不敢侮慢鳏夫寡妇，因为不能把百姓只当作普通人看待。孟子说百姓最为尊贵、社稷次之、君主最轻，也是因为不敢凭借万乘之尊对百姓骄傲。唉！昏君庸主不知道百姓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把百姓看作草莽，把百姓看作禽兽，所以民心离散、百姓叛乱，天下国家就会倾覆。呜呼！百姓难道可以忽视吗？” 元丰七年，知沧州赵瞻请求从大名府、澶州、恩州、信安、雄州、霸州、瀛州、莫州、冀州等州全部实行盐的专卖，以增加利润，才过半年，就获得息钱十六万七千缗。哲宗即位后，监察御史王岩叟说：“河北实行新盐法已经两年，各地盐价增加了一倍，既夺取商人的利益，又提高居民的盐价，用来取得利润。听说贫困人家甚至把盐当作药。伏惟河朔是天下的根本之地，祖宗推行这种办法本来是为了施惠，愿陛下不要把损害百姓当作利益，而要把增益百姓当作利益；恢复原来的盐法，作为河北数百万百姓无穷的恩赐。”河北转运使范子奇奏请征收盐税，想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征收，并派范锷考察筹划。王岩叟又说：“臣在河北，也知道有商人自行向官府请求，愿意罢除盐专卖，甘愿缴纳加倍的税。掌管财政的人只知道从商人那里多收一倍税钱作为利益，却不知道商人将会再提高民间的卖价，把这作为祸害。” 王岩叟任右司谏时，又上奏请求安置、集合因保甲而破产的人户：“臣蒙受圣恩，获准在寒食假期中回乡扫墓，前往河阴，路过官城县孙张村，有一位老人对臣说：本村原有乡户七十多家，如今剩下的只有二十八家，都是因保甲开始训练，后来逐渐削减到这种地步。当时人人急于逃避，家中微薄财产，有的丢弃不顾，任凭官府收取；有的低价卖给别人，甘愿给人做雇工。如今虽然承蒙极大恩典，得以免除冬季训练，但家业已经破败，没有田地可以回归，不知道朝廷是否知道百姓有这样的事情？臣既然听到了，就不能不把它告诉陛下。况且恐怕府界三路中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伏望下诏告谕执政大臣，命他们谋划安置、集合流离百姓的办法，使离散的百姓早日得到安顿，以符合陛下爱护百姓的本意。” 哲宗元祐初年，知户部三司使张方平进见皇帝，皇帝问：“河北再次实行盐专卖，为什么？”皇帝说：“当初只是议定立法，并不是再次实行盐专卖。”张方平说：“周世宗专卖河北盐，犯法的人动辄处死。周世宗北伐时，父老拦在道路上哭诉，希望把盐税均摊到两税之中，同时放宽盐禁，周世宗答应了。如今两税中的盐钱，就是这件事，难道不是再次实行盐专卖吗？况且现在还没有专卖，契丹人却不断盗卖私盐；如果实行专卖，盐价上涨，契丹的盐反而会更加畅销，这就会替我们聚集怨恨，却使契丹得到好处。契丹流入的盐越来越多，除了用兵之外没有办法禁止。边境一旦因此发生冲突，所得盐利能够补偿用兵的费用吗？”皇帝大悟，说：“把这些话告诉宰相，立即停止此事。”张方平说：“法令虽然还没有正式下达，百姓已经家家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罢除，不可由有关部门自行下发。”皇帝很高兴，命张方平秘密撰写手诏下达。河朔父老相互带领，到澶州拜迎手诏，为皇帝祈福七日以报答恩德，并把诏书刻在北京。” 当时司马光上奏请求罢除散发青苗钱的白札子：“昨天四月二十六日下达指挥，命令在正月、二月发放常平仓的钱粮。臣私下担心州县多半不了解朝廷的本意，会以为朝廷又想扩大青苗钱的发放，多收利息，严格督促责罚，一切都像以前没有提举官时那样查核办理。青苗钱对百姓好处很少，危害却极大。臣民前后上书进言，已经不止一次。如今想普遍下达指挥，送到各路提点刑狱司：从今以后，常平仓的钱粮只令州县按照旧法，随时买入、卖出；青苗钱一律不再发放。原有拖欠的二分利息，全部免除；只令提点刑狱司查验各州县原先发放的本金，按现今所欠多少，分成若干期次，令其随税一并缴纳。” 右司谏苏辙说：近来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变浅而且水流滞涩，阻碍官私船只通行。东门外水磨下游的水漫流无处归泄，浸坏民田一二百里，几乎毁坏汉高祖的坟墓。幸赖陛下仁圣恻隐，亲自发布德音，命执政大臣共同商议营救。不久下诏，命京畿各县在黄河春夫之外另行调派民夫四万人，从盟河开挖，以防水患泄漏，计算一个月完成工程。然而水磨供应京城内外粮食、茶等物所需的水，只需关闭五天即可断绝；以此看来，工程劳役很大，民间每天雇用一名夫役要二百钱，一个月的费用计算为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很容易淤塞，明年又必须开挖疏浚，民间年年都免不了这笔费用。听说水磨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贯，前户部侍郎李定却以此征收利润，迷惑误导朝廷听闻，仍然把水磨保留下来。况且水磨兴建不久，以前从来没有这笔收入，国家财政有什么亏缺，竟让浅陋小人妄自吝惜，伤害百姓、辱没国家，还不以为惭愧？何况如今水患就在国都门口，却安然不认为是怪事，实在不合陛下勤勉抚恤民物的本意。水磨又使汴水水量减少，行船不便，乞请废除官办水磨，暂许百姓磨茶三个月。苏辙又请求命汴口以东的州县分别具报水匮所占田地的顷亩数目，以及每年是否免除二税；还要具报水匮可以废除还是不能废除，如果确实不能废除，应当怎样补还民田，以免引起怨恨。”

译八月辛亥日，苏辙又说：此前朝廷下令，都水监派官员查明中牟、管城等县原先被水匮浸占、压没的田地有多少，现今积水所占的有多少，退出的田地有多少。凡是退出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主人；被水占据的土地，用官田补还；没有田地可还的，就按原来的价值发给补偿。圣恩深厚，舍弃利益而给予百姓，所考虑的实在长远。然而臣听说，被水占据的土地至今没有可以相抵归还的田地，退出的田地又因为靠近水匮，受到雨水浸泡侵蚀，不能耕种。知郑州岑象求近来上奏说：自从宋用臣兴建水匮以来，原本从来没有用它灌注清汴，水流本来就充足，并不妨碍漕运。请求全部废除水匮，以便利失去产业的百姓。十月，朝廷于是罢除了水匮。” 元祐三年二月，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论差役不便的奏札说：臣伏见陛下发布德音，下达明诏，说大雪超过正常时节，暖气不能发生作用，农夫失去生业，商旅无法通行，陛下把过失归于自身；恩泽广泛流布，遍及四方。然而诏书下达的当晚，大雪仍然不停。臣身居近侍之职，实在暗自感愤，废寝忘食而叹息。退下后臣伏地思考，陛下即位以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没有一件不符合人心、顺应天意的，本应得到丰年、刑罚停止使用的报应，以及凤凰、景星出现的祥瑞；可是水灾旱灾接连为害，严寒常常成为上天的惩罚，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如此。这难道是事理本来应当如此吗？臣实在愚昧，不知道忌讳，姑且谈谈其中近似的原因，请陛下选择采纳。臣听说差役之法，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只有台谏官中几个人主张不可改变，磨砺锋芒，环顾四周，等待进言的人。因此人们害怕他们，不敢发言。近来听说疏远小臣张行竭力陈说它的弊病，谏官韩川却极力诋毁他，甚至想要把他加重编管流窜。这些人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司马光在世时，想迎合司马光的意见；等到司马光去世，又妄自猜测陛下把司马光的言论当作主张。” 却完全不知道，司马光至诚无私，本来就不求别人迎合自己；而陛下虚心无私，难道又有什么固定的主张吗？假使司马光还健在，看到他的法令稍有弊病，也早就会改变了。臣常常见到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都说差役不便，只是因为法令已经实行，不想轻易改变，又担心台谏官争论纷纷，最终难以调和。愿陛下询问吕公著等人，命他们分别指明差役、雇役两种办法各有多少利弊。从前雇役时，中等人户每年出钱多少？如今实行差役，每年花费多少？几年实行一次？差役中的各项负担是否都可以折长补短，约略核算出数目；这样计算利弊，情况就会十分清楚。农民在官府服役，贪官狡吏从各方面侵蚀盘剥，比起雇人服役，苦乐相差十倍。又五路百姓通常都朴实笨拙，差派的夫役还必须转而雇人，熟悉此事的人尤其成为他们的祸患。费用无法计算，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监司、守令却观望不言。若不是这件事，怎么会伤害阴阳和气，达到如此地步？即使陛下责备自己、广施赦免，减少膳食、祈祷祭祀，而这件事不改变，最终恐怕也没有益处。如今侍从之中，受恩最深的没有谁比得上臣；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来说？然而臣前几年因为误定役法，与台谏官意见不同，于是被他们的同党憎恨，屡次遭到非议。”},{ 如今所说的如果不合圣意，就请求立即给予臣降职处分，以警戒妄言；如果万一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就请求留在宫中，只作为陛下的意思下达。这样或许上可以回应上天的警戒，下可以保全臣这个小臣，臣对此不胜恐惧战栗，恭候获罪处分。元祐五年二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上奏说：“臣近来拜读邸报，看到各路发生旱灾，朝廷发出两道手诏，大意说：‘难道是政治措施失当、造成灾害的事情仍然很多？上下阻塞，情实不能沟通的情况不止一件；刑罚有时不符合罪行，任用有时不当其人。’又说：‘莫非政令宽松废弛，官吏有时作害而无人知晓；赋税劳役安排不当，百姓因事务困苦而无人察觉；忠言有所阻塞而没有传达，贤才有所压抑而没有任用。’臣读到这里，感愤流泪说：‘唉！陛下即位改元至今已经五年，三次说出这样的话了。即使大禹、商汤那样的圣人，也不吝惜责备自己；但作为臣子的内心，实在不忍听到君父屡次这样说。臣思考着有什么可以稍微补益圣政，帮助实现应合天意的实际，使尧、舜的仁德，凡是说出的都能实行，内心和行动相互符合；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人感通，不再发生灾异，免得君父多次说出这样的话。臣怀着深切而孤独的忠心，只是才智和谋虑短浅，又出任外地长官，不能完全了解朝廷的得失，只能凭亲眼所见，陈述百姓的疾苦：州县官吏日夜奉行的政令，摧残百姓的生活，离散他们的父母妻子，破坏他们的产业，为国家聚集怨恨，却丝毫没有给国用增加实际帮助的。” 臣冒死进献四件事情，谨将条款列在下面：第一，臣伏见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诏书节文规定，凡现今拖欠市易钱的人户，已经登记并收没其产业；过去收取的息利以及估价出卖各种物品所得的钱，已经达到官本、没有亏失的，除已经有人承买并交割产业的以外，其余一律特别退还；不足的，准许补缴后赎回，并且不限制年限。四方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欢欣鼓舞、歌颂称赞的，都认为圣恩深厚，明察百姓隐情，实在是三王推行顺合人情的政治。不久查验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户符合上述敕条，正准备依次施行。后来忽然接到尚书户部的公文，根据苏州申报，询问什么叫折纳，什么叫籍纳。户部已经依照条文估价复核，供认并确定：把入官产业折价抵还欠钱，叫作折纳；经过三次估价仍不肯承认确定的，就按所估高价登记确定，叫作籍纳。只有籍纳的产业才允许退还。按照这种查验，竟没有一户能够符合指挥，甚至有已经退还的又被追回。于是百姓喧然到公堂申诉，说他们自从失去产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辗转流落沟壑，长期无处归宿。幸而仁圣在上，像这样明白体恤；命令最初下达时，好像获得了新生，如今有司却拘泥文书、曲解本意，又造成阻隔；即使有恩惠，也几乎等同于没有。”

译臣于是详细考察原先的情况。最初立法，本来是为了兴办市易；市易以来，过去民间一切生财养生的办法，都被收归公家。小民既然没有别的产业，不免同官府在各个环节纠缠，直到供应、运输物产，召人作保、规定期限，提高价格收取利息，赊贷周转，只求暂时解决眼前的急难。期限到了不能偿还，又要再计算一层利息和罚金。年岁越久，拖欠越多，便加以科决、监禁，甚至牵连妻子儿女。市易官吏却只顾计算功劳和赏赐，巧妙撰写文书，导致准许人户愿意以房屋产业和田土折纳还官；又分别由差官检查估价，取得承认确定的文状，办结之日便作为一个季度的期限，免除利息罚金，召人进来加价收买。人户被拘系连累时，州县督促责罚十分严急；如果有产业田土，哪里还能自己作主来检验估价、承认确定？势必要由官府办理。虽然名义上说是自愿，实际上只是空文。只有顽强狡猾的人，有时能够抗拒，以至于经过三次估价也不肯供出承认的文状。等到他们已经缴纳的，都是折价抵还欠钱，并且登记收归官府，这同籍纳有什么不同？圣恩宽大，特意立法，是为了救济以前的弊病。所谓籍纳，只是临时拟定的文字，出于偶然；有司却拘泥阻碍，妄自认为应当区别对待。” 如果果真按照苏州的申明办理，就会变成善良怕事的人反而不能得到忧恤，而原先依仗顽强狡猾、同官府争竞的人却得到恩泽，事理岂不是颠倒了吗？这不仅原有条文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实际上恐怕也不符合朝廷安抚养育穷困百姓的本意。再查验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书，人户拖欠市易官钱，把楼店房屋产业折价交官，并把收取的房租充作抵偿，没有少欠的，也允许退还；当时也没有区别折纳、籍纳。由此相互对照，事情没有什么可疑的。自此以后，苏州官吏巧诈刻薄，却把苛刻当作忠诚，曲意作出申明；户部又吝惜收支，损害仁政。伏乞陛下特别详察，不要区别折纳、籍纳，一概依照原有条文施行；这样贵在使失去产业的人都受到圣恩。” 第二，臣伏见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尚书户部奏状，根据提点两浙刑狱公事乔执中的奏请：熙宁四年以后至元丰三年以前，新法实行期间积欠的盐钱以及均摊等项由他人陪同填补的钱，如今贫困无力缴纳，且已经多次遇到赦恩；类似市易等钱，只令他们缴纳产盐场监官的本金，其余都请求免除。户部查核后，准备全部依照乔执中所奏的上述情形施行，并连同奏状奉圣旨批准。后来又接到提刑司抄录的原奏，称积欠盐钱的案件，前后官府催收仅仅到六年，催到的钱数已经不少。如今所欠的，都是下等贫困人家，无力缴纳，且已经多次遇到赦恩并经过各项处理，于是具状申奏。如今接到尚书省公文，要求详察朝廷诏令施行。本州查验上述年份，共有四百四十五户，自承接朝廷诏令以来，前后五年，才免除二十三户。臣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认为东南盐法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追究其开端，大概是从两浙流传蔓延，后来又波及江南、福建。弊病发展到最后，百姓不堪承受，所以诏令下达时，本应像救水火一样迅速。如今已经五年，百姓的疾苦仍然存在，朝廷德泽十件中还不到一件能够实行，这是为什么呢？” 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提举盐事司拘执文书而损害诏令本意，认为不是贫困的人不在免除范围内；而州县吏员又借机作奸，谋求收受贿赂，所以拖欠案件迟迟不能办结。臣仔细考察原奏的意思，本来是说积欠年久，前后官府催收到的钱数已经不少，如今所欠的都是贫困之人，既然已经多次蒙受赦恩，类似市易钱，只请求缴纳官府的本金。户部查核后，因此请求依照奏文施行，并连同奏状奉圣旨批准。也就是说，乔执中所奏的欠户既然都是贫困之人，就都应当释放了。尚书省、户部下达的文书，务求简省，只是节略了原奏，因为案件已经涉及六年；所谓如今贫困无力缴纳，并不是要求重新查验，而是说必须确实贫困才可以施行。到元祐二年，本州再次以元丰四年以后至八年皇帝登极大赦以前的盐户积欠奏请免除，省部详察后，才开始正式写明：如果确实贫困，就依照元祐元年九月已经下达的朝廷诏令施行，以此表明乔执中当时所奏，所说的就是如今贫困无力缴纳，应当一律免除。后来本州和转运司又分别多次申明省部公文，文字与原奏不同；省部也已经加以分析说明，但因为原先是连同奏状一并下达的，仍依照前项奏请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日〕 所奏请的施行办法，事理十分清楚，但主管官员仍然固执坚持，直到今天还在疑惑，致使州县吏员逐户办理、逐一比较，设计构陷官司，买通邻里，又从各方面寻找指摘，肆意索取，等到满足欲求以后才作保核实，因而造成其中一百四十九户已经免除后又重新查验，一百五十六户已经申报省部、正在查验而尚未完结，二十五户已经完结而又申报监司，还有一户、两户随即申报省部。如此反复、多方留难，拖延五年之久，也就不足为怪了。伏惟仁圣陛下在上，忧虑百姓疾苦，日夜不忘；恩泽下达，本应像驿站传递命令一样迅速，如今却在中途被废止阻格，给奸吏索取财物打开了道路，反而使朝廷的恩典由州县庸吏任意取舍。省部既不加以稽查，官吏也安然不以为虑，实在不是用来仰承仁圣陛下焦劳爱民之意的办法。伏乞陛下明白发布德音，申令告诫有司，不要再查验是否符合条件；不要让贫困百姓因奸吏拘泥文书、曲解本意而无法得到朝廷的大恩。否则，或可规定凡属第三等以下人户，一律依照上述朝廷诏令施行。这样法令简易，一句话就足够了；因为户等本来已有定制，贫富明显，早晨下令，晚上就能到达，奸吏也无从动手。” 元丰四年以后直到元丰八年大赦以前拖欠盐钱的人户，也请求依照这个办法施行。

译第三，臣伏见熙宁年间，天下依照新法办理，凡是有利可图的财源，都归常平使者掌管；转运司每年的收入计划，只剩下田赋和酒税而已。当时百姓财力困窘，酒税通常都在减少。各路既然已经经费不足，上下督责更加急迫，所以酒务官吏甚至有同佣工、差役混杂做事的。州县接受官府视事的场所，有时也成为小民喧闹群饮的酒肆，又不能卖出酒，往往为了苟且逃避罪责，巧妙编造文书，诱导无知百姓，使他们陷入拖欠、破产的祸患，例如让人供认酒是自己供应的，或者借用他人的产业抵当酒钱。臣近来查验杭州，自从承接上述指挥以来，以产业抵当酒钱的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三户，钱数一十四万二千九百余贯。前后官府催逼、督促、监禁，又接着鞭打、拘押，把产业收归官府，使人离开产业，并自行收取租息；中间甚至牵连到监狱，公私都受到扰乱，人与产业一同丧失。十多年间，除已经催收到一十二万九千四百余贯、共一千零二十九户外，仍有余欠一万三千四百余贯，共四百零四户。拖延岁月已久，始终不能偿还，难道不全都是困穷无产的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二十九户〕 不久查验元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书，规定酒务留置抵押的产业，依照盐钱的例子拘收，因为盐和酒的事情属于同一体制。如今拖欠盐钱的人户，已经依据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朝廷诏令，允许缴纳产盐场监地头官的本金，其余全部免除；唯独拖欠酒钱的人至今没有依此办理，难道在拘收时说同一体制就相同，在免除时却又不同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有司不能推行朝廷的德意。臣愚昧地请求，将元丰八年皇帝登极大赦以前拖欠酒钱的人户，一律依照拖欠盐钱已经得到的朝廷诏令以及如今前项申明办理，不再查验是否贫困；或者规定从第三等以下人户施行。不仅使海边偏远地区的小民都能享受恩泽，实际上也体现了不偏不党的原则，是皇极之道。” 第四，臣伏见元丰四年，杭州应当发放和买绢二十三万一千匹，依照朝廷诏令拨给转运司钱，委派官员在余杭等县设置收买场十一处。后来从中挑出不适合进贡的绢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匹，价值五万五千余贯，却勒令各场变卖。当时钱贵物贱，一下子同时出售，既然已经声称货物质量低劣，官府又不肯收受，还必须按原价希望卖够本钱；把它们投进市场，却没有人愿意购买。于是官吏惊慌，不知所措，只得一概赊贷、借用官府权势，强行摊派给百姓。其间往往有浮浪小人和无赖子弟，假冒姓名，上下串通欺骗。原先负责购买的官吏只求得到虚假的数字，拿这些数字交给有司，以暂时缓解眼前的灾祸。后来督责严急，必须追偿，便奏请规定期限，专门委任强横的官吏。十多年间，像追捕盗贼一样催逼。除催收到四万六千余贯外，尚欠八千二百余贯，共二百八十二户，都是贫民下户，没有办法筹出钱来。至于那些假冒姓名、逃亡迁徙、不知道实际户主和相关应纳钱人的，也一直牵连至今，始终不能缴足。留下的只有簿册，供奸吏继续追查扰害，遗留的祸害至今没有停止。如今又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诏书：各处现今拖欠蚕盐、和预买、青苗钱物的案件，原本属于冒名顶替、无从催理的，或者全家逃亡、由邻里包认的，或者原本没有实际户主、摊派到相关人员的，因此多年不能了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虽然这些钱本来是请求官府出资本钱的，何况其中还有已经符合元丰八年皇帝登极大赦条件的，依照圣旨都特别免除。欢呼之声传播开来，和气充满四方。臣在这个时候才仰知圣德广大，即使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害，也不足以忧虑。然而政事有总体原则，事情有具体条文；总体原则虽然完备，具体条文却不能把一切都说尽，有些事情虽然没有明文涉及，但本意正在于此，这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理解的。臣冒昧不避僭越，私下详细考察和买之法：由官府给钱给百姓而收取绢，本来是补助耕作、收获的意思，是公私双方都有利。元丰时官吏却把绢交给百姓而收钱，而且都是已经被挑出、抛弃的绢，还要按不实的价格加倍追偿；通过赊贷、强行摊派，来苟且逃避一时失陷的责任，这就是利益全归自己，祸害全在百姓。事理和人情如何，轻重是很清楚的。圣恩怜悯体恤，应该把这件事放在优先位置。臣愚昧地认为，元丰四年退卖的布帛，既然同样以和买为名，又确实有违法害民的事实，本来就应当依照今年四月九日朝廷诏令施行；此外还望朝廷深切考虑上述弊害只是出于当时官吏的私意，并不像蚕盐、和预买、青苗那样是天下共同实行的法令。请再加以审察，发布告示予以宽免，不论有没有实际户主，不论是否属于冒名及邻里包认，也不论是否摊派到相关人员，一律特别免除；这也是衡量事物而公平施舍，符合上天的道理。” 以上四件事情，伏望圣慈特别察知臣孤独的忠心和爱君的志向，此外别无私情弊端；还请陛下再向左右大臣清楚询问，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便请求颁发诏令施行。如果以后其中有一件一事不如臣所说，臣甘愿接受欺骗君上、贻误朝政的罪责。如果又下给有司反复查验，一定是有人巧妙提出驳难，使事情无法施行；臣因此获罪，即使死上万次也没有后悔，只是痛恨仁圣的本心本来并不是这样。就像上天降下甘雨，却被事物阻隔，最终不能落到地上，这是多么令人痛惜。何况前面四件事的钱物数目虽然很多，都是空有其名，必定难以催收；徒然使胥吏小人借机作奸，凭威势和恩惠欺压平民。因此臣敢说：免除它们，是损失虚名而取得实际恩惠；不免除它们，是保留虚假的数字而承受实际祸害，利弊十分明显。伏望圣明陛下特别作出裁断，天下人就万分庆幸。臣愚昧少虑，言语粗疏，冒犯天威，伏地等待斧钺之刑。元祐七年二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时上奏说：臣听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作战了。’百姓先富裕起来，再加以教化，然后才可以作战。古代所说的善人，比圣人差得很远。如今二圣临朝执政已经八年，仁爱、孝顺、慈祥、节俭，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可是国库和仓廪日益困乏，农民日益贫困，商旅无法通行，水灾旱灾接连发生。”}],

译有这样高尚的天资，却没有善人的辅佐成效，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臣每到一地，都访问年高有德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其中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缓的政令，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着，就像背负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僵倒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闲暇抬头振臂，去谋求一日三餐以外的生活呢！”如今那些大姓富家，从前号称无比富有的，尽都被市易务所破坏，十家中已剩不下一两家。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知州、知县，知州、知县督促吏卒，催索文书每日送到百姓家门，鞭打刑罚每日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户，也会变成贫寒人家的柴门小户。自祖宗以来，每逢颁布赦令，必定说：“凡拖欠官物而没有侵吞、欺骗、盗窃、挪用的，即使确有侵盗，只要本家和五保人都没有家产，也一并予以除免。”祖宗并非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罪的弊端，只是百姓既已穷尽，无法维持生计，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放宽追索，就会被奸吏蚕食；逼迫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机作乱的凭借。因此把积欠一概免除，天下就会心悦诚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想作乱。这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自二圣临朝以来，每每把施舍、免除积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赦令，或随事发布的指挥，也都遵从宽厚原则。如今所催收的各种欠负，十分之六七本来都是圣恩准许宽免的。但官吏刻薄，与圣意相违，玩弄文书、巧加诋毁，使这些欠负不能获得宽免。监司把催收积欠当作职业，知州、知县上受监司逼迫，下受胥吏驱使。大抵一个县若有数百上千家被监催，县里的胥徒便个个兴高采烈，每天都有所得。若一旦免除积欠，这些人就会清闲而无所得。除非有势力的人家纳赂请托，否则谁肯真正执行宽免恩令？而欠债的人都已接近寒饿，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了极点、再无可供蚕食的人，县中胥吏就教唆他们牵连无辜平民，有的说对方暗中私买、擅自买下抵押产业，有的即使不是暗中私买，也说是以不当价格购买。像这一类案件，牵连追扰，蔓延不止，从甲牵到乙，从乙牵到丙，没有穷尽。每到期限，百姓都空身到官府，有时经过三五个期限才交上一二百钱，称为“破限”。官府所得极少，胥徒却几乎没有一天不得取利。民间把这类人称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了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商人贩卖货物，按惯例没有现钱周转；若用现钱，就没有利润。必须今年索取去年卖货的钱，明年索取今年赊欠的钱，这样才能核算运行，彼此周济。如今富户已经先被摧残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贾自然无法经营。因此酒税和课利日益亏损，城市中的房屋店铺也日益空置。各路连年遭受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困于财用，按惯例不肯减免赋税，即使减免也不完全按实际灾情办理。虽然没有明文指挥，他们却用皇帝的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所以各县按例都形成拖欠。两税若只核对所欠数额，而不按实际情况检查减免，结果不过是官府毫无所得，百姓却遭受追扰鞭打之苦。近来诏令规定，凡积欠都分作十料催纳，合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可是有关部门说，只有已经依照诏令准许缓催停征的，才可以依十料办理，其余都要一并催缴。即使完全依十料分期，吏卒索取贿赂也一定不肯少收、分期收取。百姓既然没有缴足，追扰就会一直存在；即使分成一百料，也和分成一料没有区别。臣先前任杭州知州，又任颍州知州，如今任扬州知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穷困，死亡超过一半，而欠籍仍不注销。由此使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民和商贾都受困，公私一同窘迫。由此推知，天下大体都如此。臣从颍州调往扬州时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州，所到之处麻麦茂盛如云。臣每次都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脸上都有忧色，说丰年反而不如灾年：天灾流行时，百姓虽然缺粮，只要缩衣节食，还可以活下去；若逢丰年却大举催收积欠，胥徒守在门口，枷锁棍棒加在身上，那么百姓求死都不可得。说完便流下眼泪，臣也不觉流泪。又所到的城邑，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官府大举催收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说，孔子说过：“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过去我常不相信这句话，今天看来，恐怕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水旱灾害杀人，百倍于老虎；而百姓害怕催收积欠，又超过害怕水旱灾害。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收积欠的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计算，就是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又凭什么能够实现？臣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检查本州积欠作为事务；对于已有条贯规定应当除免、但官吏不肯执行的，臣便指挥本州立即予以除免。对于按道理应当除免、但条文尚无明文规定的，臣就暂且命本州停止催收办理，等待【原文“听▯”疑为“听候”】指挥。对于按道理应当除免、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收，只得分别陈述利害，请求圣上裁决。元祐五年四月，给事中范祖禹请求车驾经过之处不要拆毁百姓房屋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见，祖宗时期，执政大臣的宅第分散居住在各处；有时遇到大臣去世，车驾前往临奠，仪仗卫队都很简省，即使进入狭窄的巷道，也不拆毁百姓房屋。自熙宁初年设置东西八位之后，大臣居处靠近宫阙之门，即使前往临奠，也不再经过街巷。日前曹佾去世，二圣临幸，有司拆毁房屋，经过之处的居民不免失去居所。虽然百姓中有许多人侵占街道建屋，拆毁它们也不敢有怨言；然而因为车驾经过，比其他地方单独受到烦扰，恐怕不是陛下以仁圣之心像养育子女一样对待万民的本意。如今孙固去世，已经葬在城外宅第，街道十分遥远，臣私下担心车驾前往临奠时，有司拆毁的房屋会更多。臣愚昧地请求先行降下指挥，除非道路特别狭窄之处酌量拆除一些，不要过度拆屋，使圣驾经过的地方，百姓能够知道圣上的恩德。”

译哲宗时，右仆射范纯仁上奏陈述青苗等法，奏称：“臣本月初五日上殿奏事，蒙圣上慈恩亲自赐问。臣当时奏对还有没有讲尽的道理，现在应当再次详细陈述。臣回答圣上询问先朝青苗等法时说，先朝爱民的本意，本来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却把立法之事交给乳母办理。若乳母只想完成法令要求而没有爱护之心，婴儿一定会产生其他祸患。况且王安石所制定的法令本身就不正确，又用赏罚加以激励，因而官吏急于求功，更成为百姓的祸害。不久听到诏旨说，当时不必设立奖赏；臣当时正在陈述其他事情，没有时间详细回答，现在应当仔细陈述。大凡朝廷制定爱民的法令，不如直接显示爱民的本意。法令一旦施行，官吏就会拘泥于文字、依循表面，苟且应付命令；本意能够贯通，才会根据具体事情便利百姓，真正施行恩惠。如今陛下爱民，正如父母惦念远方的婴儿；如果不教导乳母爱护孩子的心，却专门制定喂乳、保暖、保持干燥、用药等细则让她执行，那么乳母将不顾孩子大小、肥瘦、虚实的不同，也不顾临时的饥渴、疾病、喜好等情形，一概拘守这些法令办理；婴儿必然不能适应，反而增添疾病痛苦，甚至有许多婴儿因不会说话而无辜夭折。” 这难道是父母的本心吗？不如选择好的乳母，委任她们，使她们各自尽到爱护孩子的心，按照饥渴、寒热、干湿等具体情况适当养育，这样婴儿都能自在适宜，健康强壮。如今朝廷爱护天下百姓，制定徭役补助的法令，交给监司、知州、知县执行。他们却不顾各地风俗的同异、百姓的好恶和利弊，也不顾施行的先后，一概拘守法令强迫百姓执行，那么百姓将失去耕田凿井的生活乐趣，疾苦增加而无处申诉，流亡者也会增多。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这都是拘泥于成文法令所造成的祸害。何况天下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十人中能了解百姓疾苦利害的不到一人；能够进一步按照朝廷立法的本意推行，并且符合民心的，又更少；能够合乎民意而不顾自身得失和上官喜怒，肯尽心施行的，百人中也没有一人。怎样才能使朝廷的德泽下达到基层，而百姓又不受其弊害呢？臣希望朝廷正如臣所说的乳母比喻，选拔监司、知州、知县，教导他们爱民的本意，这样就会有实际恩惠惠及百姓，不必烦劳朝廷另行立法，天下便可以安定。至于青苗等法，即使当时不设立奖赏，也免不了扰民，所以元祐初年朝廷听闻实情后加以更改，到今天人们仍认为这样便利。” 元祐八年十二月，右仆射范纯仁请求出任外官。哲宗当面对吕大防说：“纯仁有一时的声望，不应离去。你要替朕把他留下。”又派中使催促纯仁回府，并再派中使催促纯仁入宫见驾。纯仁入见后，哲宗便有了这次奏议。此前，吕大防想任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一起署名上奏拟定。纯仁说：“皇上刚刚亲自听政，谏官应当选用正直的人。杨畏奸邪倾险，不可任命。”因而不肯参与此事，于是故意争执以求避开职位。吕大防没有醒悟，最终越级升任杨畏为礼部侍郎。杨畏不久上奏，乞求讲求神宗时期的法制，以完成继承先志的事业。哲宗立即召杨畏登殿对答，从此把熙宁、元丰时期的旧人全部召回任用，实际是由杨畏引发的。当时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圣人以一人至尊的地位立于万民之上，能够牢固凝聚民心，使百姓欣然拥戴、心悦诚服，传至数百年仍不被忘记，这个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德泽流行，就像天地没有不覆盖承载的地方，像日月没有不照临的地方，像雨露没有不滋润的地方。即使幽深偏远之处，乃至最细微的人和事，也都能得到安定、温养和培育，没有遗漏。受恩惠的人，德泽浸润到肌肤，铭刻在骨髓，所以如此。所谓德泽，就是顺从百姓所希望的，除去百姓所不希望的罢了。百姓厌恶贫穷，便用富足救济他们；百姓害怕死亡，便用生路援救他们；百姓困于劳作，便用安逸使他们休息；百姓苦于暴虐，便用宽厚抚慰他们。这就是凝聚民心、使百姓永不忘怀的办法。然而要做到深入幽隐、没有遗漏，必定要详察众人所忽略的，重视众人所轻视的，然后才能做到。若只是忽略众人已经忽略的，轻视众人已经轻视的，那么天下哪里会有不被遗漏的人呢？鳏寡孤独，是众人所忽略的，文王发布政令却一定把他们放在首位；这难道不是因为即使天底下穷困的百姓得到他的恩惠，六州的风俗便都会归向他的仁德吗？” 普通男子和普通妇女，是众人所轻视的；如果有人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伊尹就认为如同自己把他推入沟中。难道不是只要一个人受到恩泽，家家户户的百姓便都会享受到利益吗？《诗经》说：“富人可以安乐了，却应哀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尚书》说：“先王以慈爱子女之心救济困穷者。”这些都是不遗漏幽远之处、能够把恩泽施行到底的道理。陛下宽厚仁慈、宽恕爱人、怜恤万物，用心无愧于尧舜；但天下百姓有的滥受刑罚，有的因没有粮食而死，有的困于沉重赋税，有的穷于积年欠债，使忧愁、怨恨、叹息的声音不得止息，和气也无法感召而来，大概是因为德泽有所遗漏，未能完全施行。并不是国家的德泽不广大，而是群臣失职，不能把它宣达引导下去。群臣之所以不能宣达，是因为他们详察显露的而忽略隐微的，重视后来发生的而轻视先前的。上面仁厚，下面却变得残害百姓；上面通达，下面却变得阻塞；上面宽厚，下面却变得刻薄。他们只知道判刑可以惩治奸人，却不察看监狱中是否有冤屈；只知道充实粮仓可以使人有饭吃，却不怜恤饿死者的尸体；只知道征取百姓财物要有制度，却不考虑凶荒之年应当怎样救济；只知道增加财富可以称富，却不哀怜应当释放的欠负。”

译法律明白写定，像权衡一样不可欺骗。郡县的案件，由使者奉命审查核实；已经定罪的案件，再由理官按法考正，由刑部详细复核，又由侍从大臣审察；诏书多次下达，申明告诫，对于拘留羁押、罪罚有疑的案件，详细情形依奏报【原文“奏□”缺一字】办理。这大概是为了防止百姓蒙受冤屈；但狱吏不能完全辨明曲直，便罗织文辞来定罪，以求符合成文法；法吏也不再辨别真假，随之照办。罪名由文书造成，刑罚便附着于罪名，即使审查核实、详细复核十分勤勉，也来不及挽救了。这就是天下百姓有人死于滥刑的原因。按照寿昌旧制，谨慎观察各年收成，在有余时收购，在不足时散发，以便利农民，并且经常平抑民间粮价。若不幸粮食归入公家，便每年收取租税以备水旱灾害，同时扩大朝廷的恩惠。这本是担心百姓被抛弃而消瘦；但有关部门却没有长远考虑，像吝惜自己的积蓄一样吝啬，竟把丰收之年说成上等年成，来阻止郡中上报灾情；还拿过去收购粮食的价格，计算今天的估价，责令不得损害公家利益。饿死者遍野，仓廪却不知道开仓；道路上尸体相望，也不谋划施粥救济。这就是天下百姓有人死于没有粮食。天灾间或发生，庄稼歉收，凡是上报灾情的地方都应免除赋税，并且写入令甲，表示不可怠慢。这本是担心百姓流亡；但郡县官吏害怕兴办救灾事务，厌恶听到灾年消息，堵塞下情而不向上报告。主管租税徭役的官员把搜刮刻剥当作功劳，只求完成每年的课额。霜雹大规模降落，旱灾蝗灾接连不断，五谷收成已经所剩无几，输纳的数额却仍有十分之七八。这就是天下百姓有人困于沉重赋税。赦令发布后，凡没有欺诈情节的拖欠，一律免除。这本是为了宽解百姓贫困；但郡县上报后，有司却搜罗相似的嫌疑，寻找文书漏洞，庆幸只要稍微不合于法，便重新发布严厉督责的命令。等到百姓被抛弃在沟壑中，确实已无法追索，才鞭打他们的子孙，给邻里加上枷锁，却还抱有追得回来的希望。此即天下百姓有人穷困于积年欠债。唉！天子如此仁圣，而百姓所受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身处九重宫阙、安坐高拱，怎能知道这些呢？作为百姓的父母，实在不忍沉默地看着这种情形。虽然如此，臣私下认为也有警戒和劝勉的方法，可以坐在朝廷而制驭万里之外，使天下百姓都受到恩赐：及时察知事情的苗头并加以惩罚责治，就能形成警戒；使利益归于专门负责的人，并以办成某事作为倡导，就能形成劝勉。祖宗的德政，实在值得效法。既然怀疑龙士元奸邪，最终又辨明他的罪行，那么天下有冤屈的案件，谁还敢不加审察呢？” 弹劾登州官吏没有把饥荒上报，朝廷便命令开仓发粮借给百姓，那么灾年中的饥民谁还敢不加以怜恤呢？所以臣说：及时察知事情的苗头并加以惩责，就能形成警戒。淳化年间的诏令规定，民田遭受严重旱灾的，免除租税而不必等待上报，那么免赋的命令谁还敢不执行呢？咸平年间的政令，查阅欠债名册，释放囚徒，并用内府金钱偿还其家属，那么赦免欠负的诏令谁还敢不施行呢？所以臣说：使利益得以专门落实，并以实际行动作出倡导，就能形成劝勉。采用祖宗警戒和劝勉的方法，把国家的德泽施加于天下，那么百姓没有不感怀的。这是陛下继承帝位后首先应办的事务，而天下至今还没有看到它。” 吕陶又上奏说：“国家的财用和百姓的衣食，全都出自农业。农业是天下的大根本，也是王道治理所看重的，不能让农民失去本业。古代丈量天下土地并授给百姓，每一夫一妇所得田地一百亩；从六乡六遂直到诸侯国中的国人，都有田可耕，所以没有贫富差别。开沟挖渠以疏导水泉之利，建造房舍以安置田野中的居所；鸡、豚、狗、猪，桑树、蔬菜、瓜果，凡是可以养生的物资，没有不具备的，所以耕作者不缺生活所需。春天耕种，夏天除草，不错过农时；田畯官员出入田间，劝勉慰劳农人的勤劳，所以没有荒废的土地。住宅不种植、田地不垦殖，便处以屋粟、里布之罚来惩治懒惰，所以没有游民。征用劳役不过三日，所以百姓不困于徭役；征取财物不过十分之一，所以不伤害百姓财力。耕作三年便有一年的储蓄，以防水旱灾害，所以没有流亡。这就是先王治理土地、安置百姓的大略，也是王道的基础。”自从阡陌制度兴起，法度大为败坏，其流弊散漫延续到千年之后，已不可重新收拾。如今普天下百姓的困苦，农民尤其严重。世上的议论者深入探究根本，竭力想要救治，因此他们的主张有两种。有人说：“古代拥有田地的人亲自耕种而获得食物，都是天子的农民。如今天下的田地大半被兼并，贫苦百姓不能占有田地作为产业。天下亲自耕种而获得食物、作为天子农民的人，十人中不过两三人；耕种田地、从富人那里取得食物而成为富人农民的人，大概有七八人。耕种富人的田地而取得食物，那么一年四时辛劳所得被兼并者夺去，也没有什么遗憾；即使亲自耕种自己的田地作为谋生手段，又往往要依靠富人供给，因此也免不了被富人夺取。这样，贫苦者常常遭受物资不足的祸害，富有者却常常享受财物有余的利益。想要人人都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使贫穷者能够自行养活自己，不如限制官吏和百姓所占有的名田不得超过若干亩，大体用十年时间使其回归我们的法制。从前占有很多土地的人，必定会逐渐有所减少；现在富有强盛的人也不再有多占土地的道理，那么贫苦者便可以取得剩余土地亲自耕种，不把收益分给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产业，这样或许农民就可以富裕了。”又有人说：“守宰的职责，在于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这一根本，使他们安定地生活。如今却轻视农事，把它当作末务，所以田地没有得到开辟，也没有加以劝导；水利长期废弃，也没有彻底研究修治和讲求水利的方法；赋税和徭役繁重，又不能做到均平统一；

译百姓流离迁徙，却没有办法招抚安置他们。这就是农民所以极度困苦的原因。不如把耕田植桑作为守宰劝课百姓的办法，责令他们加以勉励。”如果田间耕作的功业兴盛，扩大灌溉的利益，平均征税和徭役，并抚慰、聚集逃亡的百姓，那么就是称职的守宰，这样或许农业就可以安定了。臣下愚见，以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利于农业，但施行的先后次序，必定应当先限制名田，最后责成守宰。为什么呢？如今农民的弊病，大概在于贫苦者没有田地可耕，以及虽有田地但数量很少的人，都不足以养活自己，只能仰赖他人供给；因此，富有强盛者独自占有田地的利益，百姓只能承受由此带来的祸害。即使得到贤能的守宰来治理郡县，又怎么能使利益不被富有强盛者独占，使不足以自养的人不再受贫困之苦呢？所以臣认为，必须先限制田地，然后再责成守宰。然而臣又听说，制定法令来挽救弊病，如果法令不能施行，就等于没有制定；任用官员来安抚百姓，如果官员选择不当，就等于没有任用。这两件事，是朝廷应当深入考察的。所谓官吏和百姓占有田地的规定，干兴年中曾经采纳议臣的意见加以限制，如今又重新提出并载入法令，是为了向天下表明不可随意触犯。然而天下如此广大，却没有听说有超过制度而获罪的人，难道人人都害怕法律而不敢超过规定吗？” 大概是官吏不奉行法令却没有受到惩罚；官吏不奉行法令而不受惩罚，百姓超过规定而不获罪，那么天下的田地怎么能够得到限制呢？所谓劝课耕田植桑，是前代循良官吏所擅长的政务，国家也曾向群臣求取这类办法。以专门的官职劝导农业，以户口增减考核官员优劣并给予赏赐，在日历上记载他们的功过，过去大多是关于农田的主张，这些就是例子。然而仕途混浊，郡县的政务往往轻率地交付出去，使妄为之人得以混杂其中，成为百姓的祸害，那么劝课农业的职责凭什么能够施行呢？如果不申明并实行必然施行的法令，不任用必须慎重选择的官员，那么天下的农业还看不出能稍微保全其利益。陶又上奏说：“太严重了，百姓已经无法聊生！在天下太平安定的时候，本可以舒缓从容、安闲自在，享受自己的生活；但如今万事窘迫急促，常常像遭逢兵寇之难。承受着仁爱恩惠的君主本可以休养百姓，使他们生息繁衍、各遂其宜；但如今众人的心情惶恐不安，常常像遭受暴虐的政治。没有水灾、旱灾和凶年荒年的灾害，衣食本来可以充足；但百姓却不能免于流亡，甚至被遗弃在沟壑之中。没有疫病流行、疾病接连发生的祸患，和谐的声音本来可以相互应答；但怨恨、叹息、悲伤、哀嗟之声却不断从口中发出。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征取超过制度，民力耗尽、财物匮乏，因而天下多数人陷于贫困。耕田的农夫和纺织的妇女，日夜辛勤劳作于农桑之事，田地不断开辟，织机也没有停止；但粮米从未足以充饥，粗布衣服也不足以穿到年终，这都是因为赋税。赋税总共分为四类：一类是谷物，一类是帛，一类是金铁，一类是物产。其中谷物分七个品类，帛分十个品类，金铁分五个品类，物产分六个品类。按照四类、二十八个品类的区别，概括天下四海的土地，应该诏令各邦国征求取用，于是土地上出产的一点物资，没有不被督促征收租税的；各种物品的生产，也没有不被输纳其利益的。更何况还要舍弃当地所有的东西，去索取当地没有的东西，改变名目并搜刮它们，以求达到增加盈余的功效呢？” 按照户籍登记规定数额，压低物品的估价来聚集谷物和帛，这实际上就是横征暴敛，却把它称作买卖，不能以拖欠为由考核责罚。这样，百姓怎么能不陷于贫困呢？还不只是这些。天下所有的珍宝货物，从山林湖泽中开采出来的，全都有禁令限制，百姓不能取尽其中的丝毫，最终都收入官府。天下所有的盐和茶，都是百姓急需使用的东西，却全都由官府专卖，官府依靠它们获取巨大利益。天下所有的关卡和市场，都是商贩往来、各种货物交易的地方，全都设有征税计算，连毫厘也争相计较，并用刑法加以约束。天下所有的酒曲专卖，科条法令严峻细密，每年的课税还不断增加，却不知道停止。搜刮征求、聚敛财物的办法遍布四海，不论大小一概不放过，如同张开的大网，万物触网而经过，都投入其中。这样，百姓怎么能不困苦贫穷呢？国家走到这一步，也并不是喜好聚敛财利，而是经常性支出太多，财政调度常常不足。搜刮聚敛如此急迫，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却已经没有剩余。如果稍微放缓聚敛，又拿什么来救济和维持呢？年景并不是总是特别好，边境也不是总是特别安定；平时没有事情，仍把全部收入都用作支出，惶惶不安地还担心无法维持。万一不幸有水旱灾害或战争的忧患，又拿什么来供给所需呢？” 英明的君主不过是拿出内帑中的金钱来帮助负责财政的大臣，使财政供应充足，并不忍心使百姓更加困苦。至于内帑的盈余和亏空，与太祖、太宗等祖宗之时相比，臣不知道究竟怎样。然而把国土所能出产的财富与没有穷尽的国家费用放在一起讨论，也可以深谋远虑，稍微加以裁减节约。臣下愚见，以为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节省经常性支出更重要的了；然后才可以戒止聚敛；能够戒止聚敛，然后才可以宽缓百姓的力量。百姓的力量得到宽缓，王道政治才可以希望取得成效。国家的经常性支出中，有些是不可停止的，难道能够一天之内全部节省吗？大概也只能节省那些可以停止的支出，以便储备应付不可停止的支出，然后从容筹划罢了。供养百万军队，使军队编制完备并驻扎各处，粮饷不能缺少。众多官员中有冗员，贤能与庸劣并存，但俸禄和廪食不能削减。郊祀上天，庆典赏赐极为广泛，而旧有的制度不能废弃。黄河堤防屡次决溢，要防备千里范围内的灾患，积蓄的储备不能取消。强大的敌人狂妄傲慢，应当警惕好战，但每年的岁币不能断绝。这五项，是国家最大的费用，天下人都知道不能停止，本来不能一天之内加以节省，只能因循承受，慢慢筹划。至于宫廷内外不急迫的费用、不用于防备的开支，如掖庭的廪给和赏赐、宴饮私享的铺张，如百工技艺的支出、冗余食禄者的供养，如大臣因进爵而得到的赏赐、因调任他地而得到的赐予，以及另外的秘密赏赐，这些都可以在一天之内节省，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臣希望根据时势斟酌制定适宜的办法，一概削减支出，以增加财货，储备起来应付五项不可停止的事务；不要争逐锥刀般微小的利益，不要耗尽民脂民膏来向百姓征取，不要把财物视如尘土而横加赏赐、过度给予，不要靠卖爵位、卖度牒给僧人来救济灾荒和旱灾。这样百姓的力量就不会受到过度困扰，国家体制也能始终保持应有的尊严。臣又听说，从前嘉祐末年，癸酉赦令颁布以后，郡县没有财物赏赐军队，都向百姓借钱，甚至用刀剑威逼，用鞭笞棰打驱迫他们，为国家结下怨仇；而勉强借到钱的，只有陕洛郊外一带，那里的人全都像狼回头张望一样惶恐不安。后来赏赐非常丰厚，有的达到千万，有议论者说：停止给一位大臣的赏赐，便可以不用向几个郡借钱，那么使用这些钱如此容易，难道不应当想想取得这些钱是多么困难吗？”

译陶又上奏说：“天下正被繁重的力役困扰，不能得到休息。力役中最使人困苦的，没有比驱使上等农户充任郡吏并服役更严重的了，以至于家产破败、财物耗尽，死于寒冷饥饿之中。这是百姓长期积累的怨恨，是太平政治中的深重弊病，也是公卿大夫共同忧虑、朝廷早已熟知的事情。从前曾经采纳议臣的意见，把它写入宪令，依据郡县的户籍，轮流征发服役，只区别先后次序，不再计算各家财产的盈余和不足。这样，强有力的人有时侥幸，弱小的人有时不幸；后来又把它改变为限制年限的制度，使富有者不能长久逃避，使贫穷者不至于频繁劳作。天下郡县都把它作为通行的法令奉行，不敢随意议论。难道朝廷宽免的恩惠只能到此为止，而抚恤救助百姓的办法就没有更进一步的吗？臣下愚见，以为还不是这样。如今普通百姓之家，只要有几十金的财产，牛羊、农具、干粮、皮衣粗布衣服，都可以登记在官府名下，用来准备服役的费用。服役将要到来时，想到费用必定会使自己陷于寒冷饥饿，他们的心情就像躲避重罪诛罚一样，处境就像抵挡强大的盗寇一样。于是便使用奸诈、刻薄、巧言、伪饰等手段，违背义理、损害教化，只求服役不要牵连到自己。因此，母子之间的亲情断绝、兄弟之间的情谊离散，往往到处都是。严重的甚至到了出家为浮图、编入军籍的地步，以一身自行陷入异类之中，希图在这个世道中获得侥幸。” 从前秦国的制度规定，一家有两个男子而不分家另立门户的，加倍征收赋税。因此，秦国百姓家中富裕而儿子强壮时，儿子就会出去分家；家中贫穷而儿子强壮时，儿子就会出去入赘。对照今天的法律，有几十金财产的人服役竟至于陷入寒冷饥饿，那么母子、兄弟之间不能亲爱，男子自身陷入异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朝廷正要讲求太平的防范措施，以敦厚风俗，而法律却有类似秦国制度的地方。英明的君主爱护百姓，超过爱护初生的婴儿，本想使他们富裕长寿，反而使他们受到力役的极大困扰，这也实在令人惋惜。可是议论者认为，宽免的恩惠、抚恤救助的办法不过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岂不是太过简略了吗？人患疾病而众人都为之惋惜，是因为他有所痛苦。得到良医为他治疗，良医一定能够察知疾病发生的根源，并努力设法去除它。患痞病，就调理他的腹部和心胸；患痱病，就增强他的手足功能；这样之后才可以逐渐痊愈。只有众人怜恤病人的心，而没有良医去除疾病的方法，又怎么能救治他的痛苦呢？知道徭役困扰百姓而想稍微宽缓它的人，他的心本来可以说是能够怜恤病患的；但如果不改革造成百姓困苦的工具和制度，最终就不能稍微减轻他们的负担。这说明去除疾病的方法确实还没有达到完善。况且，徭役之所以能够使百姓困苦，其具体原因不过有三项：第一是运输粮饷的劳苦，第二是官府钱帛仓库的支出，第三是计算、筹划和防备事务的烦杂。”}], 这三个方面造成的弊害虽同为一种，但有公私、缓急的不同，怎么能不考察根源，讨论救治办法呢？所谓运输粮饷的劳苦，是因为要使有无相通，经费不能缺少，而驿传供应不足、额外征发的士卒又无法承担。从道义上说，这不是私事；从用途上推究，也不是可以缓办的事。即使想要爱惜、看重民力，又怎么可能做到呢？至于公帑开支过盛、财计规划烦琐，则全都不是公家应当急办的事；既然不应耗费民力于此，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改革呢？天下各郡国中，官员多、士兵多的地方，朝廷曾经已经厚赐缗钱，让他们准备宴饮犒劳，又享有贸易利润，足以拿来周济了。然而妄人一旦借此取用，便不知限度，把一切图回之事交给乡吏，责令他们办得丰厚充足，以讨好权贵、博取浮名，甚至过度供养自己；他们哪里知道力役使百姓多么困苦？臣希望申明告诫法令禁条，杜绝这种不仁的态度，那么这方面的弊害大概可以革除三四成。天下各地的课税收入、经常性支出的盈亏损耗、增减轻重、多少，都要计算到大数万亿，小数不满厘毫；储藏积蓄，最为谨慎严密。从县到郡，从郡到转运财计，再到三司，上下相互约束，纲目彼此贯通，绝不可以稍有欺瞒。然而每隔旬月、每到年时，都必须把簿籍上报并交有司核对；服役本来只是如此，却一直核对到子孙仍不停止，使疲困的百姓用无法估量的费用来供给狡猾官吏无厌的索求，这对事务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希望简化条目，停止多次上报的簿籍。凡是金谷货币等部门，如果不至于需要奔走服役，可以像近年亭驿的职务一样，只让武官掌管出纳，以代替上等农民的劳苦，使狡猾官吏无所企图；这样，这方面的弊害又可以革除四五成。两个弊害既然已经革除，而造成严重困苦的因素只剩下一端，也许就可以逐渐除去疾病了。” 吕陶又上奏说：“从前圣人深切地为百姓考虑，极力怜恤百姓，俯身察看他们，就像父母对待婴儿。因此保息、休养百姓的方法，无论大小都准备周全，没有遗漏一项。让百姓处于安定之中，又能防备危险；引导他们享受快乐，又能拯救他们的忧患。没有房屋就不足以居住，所以为他们建造栋宇，以遮蔽风雨；不耕种就不足以吃饭，所以制作耒耜、锄头，以兴起田地的利益。羽毛兽皮不能长久作为衣服，所以教他们纺织，以备制成裘衣和粗布衣；生食毛血不能长久充饥，所以修治火的使用方法，以供烹饪。这些都是维持生存的工具，延续万世而不能轻易改变。又制定治理天下国家的文章、条理、法度，用来严明君臣关系，笃厚父子关系，端正夫妻关系，隆盛礼义，申明刑法，使百姓遵循、熟习、敬畏并信服，达到大定。这就是治理之道，施行于四海也不可轻易扰乱。圣人做到这一步，也已经足够了；但又哀怜百姓有疾病却无处申诉，死亡不能善终，于是辨别金石草木各类药物的性情、气味，制定阴阳、甘苦的运用方法，用来治疗疾病，使百姓不至于陷入夭折短命。把这些记载成书，学习成为医术，流传千万年，人们也依靠它得到救助。”

译这同先前那些不能轻易改变、稍有扰乱的制度一样，都是因为利益均平、功效一致。到了夏商周三代盛世，保息、休养百姓的方法，没有比周代更详尽的。周代制度设置六卿，分别统率属官，治理天下。礼、乐、刑、政等条目纷繁，足以达到太平，使万物各遂其生。又设置医师之官，掌管医疗政令；设置疾医之职，掌管万民疾病，分别加以医治。把治病的方法记录下来，连他们的俸禄饮食都规定好，难道不是深切考虑百姓、极力怜恤百姓，希望把他们提升到长寿之境，不使一个人得不到救助吗？深思《洪范》九畴，它讲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是人君治理天下的大法；把五福六极列在最后，是为了说明政教得失的验证，以及百姓生活是否幸福的实际情况。五福中有长寿、年高、安康、安宁；六极中有疾病、短命、夭折。它说圣王的治理可以把百姓纳入福境，却不能让他们归于六极。那么百姓不幸而疾病、短命、夭折，难道不是皇极治理的负累吗？所以古人称尧舜为达到极治，大概是因为没有让孩子哭泣、兄弟夭亡的百姓。唉！天下百姓不幸而不能善终的事情，并不只有一种。拿《洪范》的五福来验证，国家还没有把福泽普遍赐予百姓；拿尧舜的极治来验证，仍然还有些惭愧。怎能不讲求修治缺失的政务，想办法驱使百姓进入福境呢？”百姓不幸而死亡的原因有四种：盗贼突然出现，边境尚未安宁，有人死于战争；冤屈不能申雪，深文周纳而被定罪，有人死于刑罚；水旱灾害间或发生，田地污莱荒芜，有人死于饥荒。这三种情况，国家通常能够察知苗头，预先加以防备：诛除奸凶，修固边疆，所以可以平息战争之祸；精细核验真伪，宽免疑罪，所以可以防止刑罚滥用；充实积聚仓廪，按时开仓散发，所以可以抵御饥荒灾害。这样爱护百姓生命，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至于和气尚未显效，雨旸不能按时，而有人死于疫病，却从来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防备，难道不可惜吗？如今方圆千里的郡、拥有万户的县，却没有良医。愚昧的人听道听途说，便掌握为百姓主司生死的权力。百姓患病，有的只能束手等待死亡；因误诊误治而死亡的，处处都是。就一个郡来说，每天误治一人；放大到天下，按年月计算，便数不胜数。这就是圣人美好的利益还有未能达到之处，天下的和气也可能还没有得到感应。”}], 臣下私下思量，祖宗时期曾下诏天下设置博士，颁行医方书籍，实在是深切爱护百姓的美德。如今却把这件事略过，不当作急务，使陛下的百姓不能趋向长寿，却又没有为此作准备，臣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依臣之见，应当广泛选拔良医，来教导天下专门学习医术的人。下诏天下百姓，凡有能够学习医术的，就考核试验其技艺学问，并减免他们的赋税徭役，使邻里乡党中的人能够治病，恢复古代相互扶持的风俗。这样，百姓暗中受到朝廷的恩赐，免于不幸死亡，难道不是王道的一端、太平和谐的根本吗？保全百姓的生命，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了。臣因此不敢夸大其词、虚言粉饰。慕容彦逢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陛下考察古代训典，从京师到州县各设置居养所，用来收容鳏、寡、孤、独之人。诏令详尽而恳切，臣下遵照奉行，路上没有冻死饿死的人，人人都有归宿。施行政令、推行仁政，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大的呢？臣私下认为，鳏寡孤独之人虽然每天都困苦贫穷，但到了受到礼义教化之后，也都成为太平之民。臣居住在乡野之间，曾在江东溧阳县看到居养所，主管部门把房屋隔开，分成八室。要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必定先以这四类人为名目，使男女分开居住，彼此不相混杂干扰。一方百姓没有不高兴服从的。” 臣愚昧，愿望陛下以圣明的慈爱，特地下诏有关官署：凡州县居养所，都依照前面所说的规制，隔开不同房间，分别安置男女。这样不但陛下像慈父般施恩的恩泽充满内外，也使礼义教化不在困穷百姓中废弃，以此来符合陛下爱民的诚意。” 尚书右丞相梁焘上奏说：“陛下如果一定希望百姓没有困穷的忧患，不如使赋税征收宽缓公平，使徭役轻省简少。年成丰收、天下安定，就让安养百姓、使其富足的政令常常留有余力；遇到灾荒、劳苦困敝，就实行救济抚恤、使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所。臣下有请求宽待抚恤百姓的意见，就选择其中可行的施行；臣下有主张搜刮百姓的说法，一概罢止。郡县官吏另立举荐法，以杜绝私人恩情。如知州、通判、知县、县令，都实行公举，不得援引恩例请求任用，这样就能多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替陛下分忧了。《尚书》说：‘德行在于施行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又说：‘能识别人材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能使百姓安定就是仁惠。’百姓会怀念这样的政令，说明政事必定要以爱护百姓为根本。官员得到合适的人，善政就能实行；百姓喜悦，就会归心。”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仁爱百姓 宋徽宗时期，左正言任伯雨上奏说：“臣下访察得知，永泰陵工程中的役夫和士兵，自入夏以来天气渐渐炎热，逐渐因疾病和瘟疫，多有死亡。臣私下担心，聚集众人的地方难以得到医药。臣听说仁祖朝曾因河北发生瘟疫，派遣使者向各郡颁发药物；又曾因为湖南蛮猺尚未平定，士兵长期留在那里戍守，命医官院拟定药方、调制药物，派使者发给他们。祖宗爱护百姓的心意，即使相距遥远也不忘，更何况永泰陵近在京洛，事情又关系到陵寝？从今以后几个月内，暑热还会增加，工程劳役仍未结束。愿望陛下不时派遣中使颁赐药物，体恤他们的劳苦，询问他们的饮食。这样，人心就会欣喜，邪气一定消散，赴工的人乐于竭尽力量，也可以显示陛下厚待永泰陵的心意。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只请以圣意访察后下达指挥施行。” 陈瓘请求派遣使者到陕西、河北、河东、京西奉行优恤德音的奏状说：“臣下恭敬地看到，七月初八日发布的德音规定，凡河北京西路遭受水灾的居民，凡可以采取优恤的事项，都令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各司迅速逐条具奏。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恩典和宽宥遍及天下，唯独这两路偏偏规定优恤之恩，是因为各路都有水灾。如今陕西、河东自从用兵以来，又加上灾荒歉收，公私财力都已匮乏，人口财物凋敝，比水灾更加严重，而德音中优恤的条文却没有涉及陕西、河东，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可以的。至于逐条陈具优恤事项，把这件事交给安抚监司，也不过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朝廷的实际恩惠未必能到达百姓。安抚监司接到德音后，下达给各州，州再转达县，备办礼仪施行，按照惯例回复，公文往来，动辄要经过几个月；等到把事项逐条具奏，应该得到优恤的百姓早已填沟塞壑很久了。朝廷优恤的心意不是不急切，但州县办理事务却如此缓慢悠久，难道不是徒具文书形式吗？拿文书形式来当作优恤百姓的政令，却想使受灾百姓恢复原有生活，这本来就很难。何况天下各道中，三路最为重要，都有损耗伤亡，却只救济其中一路，不能说是公平。” 臣认为要公平救济各路，没有比专门派遣两位使者更好的办法：一人前往河北、京西，一人前往陕西、河东，依照治平、熙宁年间的旧例，以安抚、察访为名，把陛下即位初期朝廷施恩惠的心意传达到各道。百姓饥馑、流亡、忧愁、困苦怨恨的情状，都能够据实上报。从帅臣、监司以下，慰问他们的劳苦，并弹劾他们的欺骗谬误；事情有的紧急而应当缓办，法令有的不便而应当修改，都可以由使者专门上达。至于讲求边防、详细谋划利害，事情有时涉及机密，不是诏令所能概括的，都令使者当面禀报，遵奉圣训施行。这样，国家根本之地都能受到恩泽，人心感动喜悦，就可以召来和气，扩大陛下前日特意颁降德音的意义。谨此录奏上报。” 贴黄中说，神宗曾对近臣说：“从前西方军队中死伤的士兵不下二十万，有关官司误把无罪的人收入死罪，其责任不轻。如今无罪而使数十万人置于死地，朝廷不能不承担这个罪责。绍圣年间的边事，士兵死伤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今天朝廷怎么可以不承担这个罪责？即使频繁推行恩惠，仍不足以慰藉陕西、河东的百姓，难道可以置这两路于不顾而只救济河北、京西吗？” 仁宗时期，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说：转运使专门掌管钱谷，不参与军务。然而此前朝廷曾秘密下诏，命令他详细谋划本路利害，暗中为边防作准备。如今边境的知州、武臣不过是使、副、通判，却是通常参见、初入京的官员，也都能完全听闻机密事务，唯独臣所属的本司不能参与。臣并不是想侵扰边臣的权力，只是调度军粮军储，必须根据边事的缓急；以至于考察将领官吏，也应当知道处理事情是否适当。请从今以后允许本司参与听闻机密事务。仁宗听从了这个意见。臣认为，天下太平已经很久，北方人仍可能成为祸患，详细谋划本路利害、暗中准备边防，有备才能无患，正是今天应当留意的事。如果派遣使者前往河北，这件事可以交给他办理。” 仁宗时期，枢密副使吴奎说：“边防武备，应当选用能够筹划经营的人才。从前虽然有人提出过意见，但采纳选择时却很混乱。朝廷一时作了处置，却没有时间详细研究。如今战事已经停止，正应当审慎谋划适宜的办法，作为长久的计策。”仁宗说：“边事正应当趁有空闲时讲求研究。”于是下诏，凡是应当议论的事项，都写成条目，当面奏报后施行。臣认为，朝廷有幸处于无事状态，却因循苟且、轻视敌寇，已经几十年了。如今虽然有空闲，正是研究边防的时候。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应当留意的事。如果派遣使者前往河北，希望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 臣所说事情有的应当把紧急的放缓办理，指的是修治解池的工程；法令有的不便而应当修改，指的是钞法之类。朝廷屡次派官员考察、谋划修复解州盐池，到现在已经多年，仍没有成效。臣听说在孟明桥东、张阳泺西兴工开河，每天役使两万多人；又从云乡县界向东直到沙池，长三十多里，共分二十料，合计需要三十四万多人，役使一个月即可完工。正值陕西用兵以后，又在本路兴起这样的大工程，有思虑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仅这一件事，就应当派使者前去考察。只是听说本路近年以来盐钞制度极为弊坏，物价每天上涨，财用更加窘迫，边防军费所依靠的只有解池盐利，情势上还不能立即停止这项工程。如果先讨论钞法，如今本路各司分别占用规定年度额数的盐钞，都在钞面原价之外自行取利，与百姓争利；日积月累，钞价成倍增加，商贾难以流通，边储也就匮乏。如果严禁各司占留盐钞，钞票仍只按钞面价格招人入中，换取现钱、粮食和草料，这样商贾就会重新流通，边防军费有了储备，解池工程也因此可以暂缓一些。其中利害关系极其细密，难以只凭本路各司的说法判断，必须派使者到当地询问查究，然后才能得到利害的实际情况。” 还要一并通行考察河北沧盐、经制铁钱的利害，这些都属于法令有不便之处而应当修改的事项，怎么可以不派使者呢？” 钦宗靖康元年，宣教郎臣张九成上书说：“臣听说，制定政令、办理事务却不明白治乱的根源，不足以安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