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二十

译给北宫喜谥号为贞子，赐给析朱鉏谥号为成子。

臣等谨按，此事记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杜预注说："这都是在人还没有去世时就赐予谥号。"

《谷梁传》：谥号是用来成就一个人德行名声的，在其去世治丧之时加以确定。

《论语》：子贡问道："孔文子为什么被称为'文'呢？"孔子说："他聪敏而又爱好学习，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因此被称为'文'。"

又，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文子一同被举荐升任为卫国的大夫，孔子听说后说："这样可以称得上'文'了。"

《史记》：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下制书说："我听说上古时候有称号，没有谥号；中古时候有称号，死后根据其生前的德行确定谥号。像这样，就是儿子评议父亲、臣子评议君主了，很没有道理。我不采用这种做法。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我作为始皇帝，后世按数目计算，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永远传承下去，没有穷尽。"

《白虎通·德论》：谥号是什么呢？谥的意思，是引申的意思，是引出、罗列出一个人德行的踪迹，用来劝勉人们、以此警戒人们要致力于德行修养。所以《礼记·郊特牲》说："古时候，活着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这是说活着有爵位的人，死后应当有谥号。死后才给予谥号。为什么人的德行到最终不能保持始终如一？所以要根据他一生的始终来评定，才能够了解真相。《士冠礼》说："死后才有谥号。"现在的做法，是等到下葬时才确定谥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要等众人聚会时才彰显表扬他。"黄帝"，先说"黄"后说"帝"，这是为什么呢？古时候崇尚质朴，活着与死后称呼相同，各自依照其德行，用美好的字眼放在称号的前面。黄帝开始制定法度，得道而适中，万世不改变名号，这是"黄"字自然而然的含义。后世即使是圣人，也没有能够与他相同的。后世的人德行如果与天相合，也能够称"帝"，但不能够独立制定法度，所以不能称"黄"。谥号有的用一个字，有的用两个字，这是为什么呢？崇尚文采的时代，用一个字作谥号；崇尚质朴的时代，用两个字作谥号。所以《尚书》说："高宗，是殷朝的宗庙称号。"商汤死后，后世称他为成汤，是用两个字作谥号。称号没有质朴与文采之分，谥号却有质朴与文采之分。称号是最初的名号，作为根本，所以不能够改变。周朝以后使用称号更加注重文采，认为如果他生前的号令美好，所以就有美好的谥号。所以合起来称"文王""武王"，合起来说就能使他的谥号更加彰明，用来区别善恶，用以劝勉人们行善，警戒人们作恶。"帝"，是上天的称号。之所以认为尧还有谥号，是考虑到上古时代崇尚质朴率直，死后就用他的名字作为称号罢了。为什么谥他为"尧"呢？谥号一共有七十二种。《礼记·谥法》说："辅助善行、传承圣德，称为尧；仁德圣明、道德昌盛，称为舜；慈爱恩惠、爱护百姓，称为文；刚强有力、正直不屈，称为武。"年幼夭折的人不为其作诔文，地位低贱的人不为地位尊贵的人作诔文，诸侯之间互相作诔文，这是不合乎礼制的。臣子应当从君主那里接受谥号；卿大夫年老归乡去世，为什么要有谥号呢？谥号是用来区别尊卑、彰显有德之人的。卿大夫归乡而没有过错，仍然保有俸禄爵位，所以有谥号。彰显称号，这是为什么呢？谥号效法上天，效法太阳。太阳还没有升起就已经放出光明，这效法的是大地；效法月亮，月亮已经落下，还留有余光。

臣等谨按，把黄帝、尧、舜当作谥号，是从《白虎通》开始的。《抱朴子》说："上古没有谥号，谥法是从周朝才开始的。"黄帝的谥号，大概是后人追加的，并不是当时群臣的称呼。这个说法可以用来证明班固说法的虚妄不实。

《五经通义》说："谥的意思是罗列，陈列出所行的事迹。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用来作为劝勉和警戒。"

《郑志》：赵商问道："《曲礼》说：'父亲去世后自己才突然显贵，不为父亲追加

译谥号。'但是周武王即位后，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改变他们的谥号和爵位，这是为什么呢？"郑玄回答说："周朝的基业，兴起于太王、王季二位先王，功德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积累的，这是王业的最初起点啊。凡是做人父亲的，怎么可能都是贤德的呢？如果是像夏禹、商汤那样的开国之君，那就不会追加谥号了。"

《说文解字》："谥，是一个人德行事迹的记录。字形由'言'、'兮'、'皿'组成。"

《释名》：谥，意思是拖曳。物体在后面被拖着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名声也是如此，是在死后才附加上去的。

《风俗通义》：按礼制，臣子没有为君主和父亲确定谥号的道理。所以群臣累计其功业美德，在下葬那天派太尉到南郊祭告上天而后确定谥号。

《荀氏家传》：荀爽对策说："我听说火生于木，所以它的德行是孝。汉朝的皇帝谥号都称'孝'，其含义就是取自这一点。"

臣等谨按，颜师古注《汉书》说："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遗志，所以汉朝皇帝的谥号，从惠帝以下都称'孝'。"荀爽被谶纬之书所迷惑，而用"火生于木"来解释，这实在是浅陋的说法。

《后汉书》：祭遵去世，博士范升上疏说："按照礼制，活着有爵位，死后有谥号。爵位用来区别尊卑，谥号用来彰明善恶。臣愚以为应当趁着祭遵去世的机会，评论叙述他的各种功绩，详细考察谥法，按照礼制来完成谥号的确定，用以彰显国家笃行古礼的制度，作为后世的法则。"

《通典》："魏朝刘辅等人上启议论赐谥的问题说：'古时候，活着有称号，死后就有谥号，一定要考察其生平事迹，评议其功业，然后才能确定谥号。汉朝没有遵循古礼，大臣有受宠的才赐予谥号。现在国家沿用这种做法而没有改革，我认为现在诸侯在职位上去世的，是否应该有谥号？主管此事的官员应当制定获得谥号者官秩品级的限制。'"尚书卫觊上奏说："按照旧制，诸王和列侯去世，无论年长年幼，都赐予谥号。古代有谥号，是根据其德行美恶而定，并不是用来优待他们的，另外还用来清楚地表明昭穆次序，使之不至于混乱。我认为，诸侯王以及王子、诸公侯去世，可以根据其生平事迹赐予谥号；那些列侯刚开始因功劳而受封的，可以一律赐予谥号；至于继承爵位的人……"

译就不赐予谥号。尚书赵咨。

又上奏说："凡是继承爵位的子嗣，如果对国家没有特殊的才能或功勋，以及尚未成年的成人，都不应该赐予谥号。"黄门侍郎荀攸提出意见，认为："古代的谥号，是用来记录功绩、惩戒罪恶的，所以才有桓、文、灵、厉这样的谥号。如今诸侯刚刚受封，"

那些凭借功劳美德而受封爵位、封地的人,即使没有官位,也应该都赐予谥号,以此记录他们的功劳,并且表彰奉行法度、能够保全爵位俸禄的人。那些斩杀敌将、拔取敌旗，凭借功劳获得爵位，而本人仍在原来职位上的人，大多类似列侯，从关内侯以下都是如此。

至于那些名号、赐爵、附庸之类的情况，不在谥号所及的范围内，都可以省去不议。如果列侯继承爵位又担任官职，地位相当于大夫以上的，如果本人不曾莅官理事，但曾经宿卫忠勤，或者是为王事而身死的，都应当加以谥号。至于其余继承爵位的人，既然没有功劳，

只是有些劳绩、小善、微功的，都不值得记录。八座商议后认为："太尉荀顗所撰定的制度，体例统一，通行论及五等列侯以上的人，凡曾经担任郡国太守、内史、郡尉、牙门将、骑督以上官职而去世的，都应当赐予谥号。"

《晋书·景帝纪》记载："魏正元二年，追谥司马景帝为武公。文帝上表辞让说：'臣亡父不敢接受丞相、相国九命之礼，亡兄不敢接受相国之位，实在是因为太祖曾经历经过这些职位的缘故。'"

译今谥与二祖同，实所祗惧。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谥文终，良谥文成，光谥宣成。必以文武为谥，请依何等就加，诏许之，谥曰忠武。

——现在的谥号和魏武帝、魏文帝两位先祖相同，实在令人惶恐。从前萧何、张良、霍光都有辅佐之功，萧何谥为文终，张良谥为文成，霍光谥为宣成。若一定要用"文""武"为谥号，请依照萧何等人的先例再加字，皇帝下诏准许，谥号定为忠武。

（臣）等谨按：魏初追谥晋宣帝为文，到这时又谥晋景帝为武，大概是与魏武帝、魏文帝二帝谥号相同，所以奏表说"谥号与二祖相同"，于是改晋宣帝谥号为宣文，晋景帝谥号为忠武。君臣同谥的忌讳，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晋书·礼志》：晋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呈报已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的谥号为景侯。有司上奏说："晋朝受命以来，历代祖宗的封号谥号，臣下没有与之相同的。所以郭奕谥为景，与晋景帝相同，不可听许，应当改谥为穆。"荀济、羊璞等人一并说："无穷的国运，名号谥号不会只有一套。如果都要互相避讳，难以周全；如果全都不避讳，又不合推崇尊上的礼制。应当依照避讳名字的先例，只避及七代祖宗即可，不涉及已经迁出宗庙的远祖。"成粲、荀武、荀茂、刘讷等人一并说，臣下与君主谥号相同，并非嫌讳。号谥，是国家的重大典制，用来激励时政、树立教化，是贯通天人之意的深远宗旨。即便是君父，按礼义也有不必尊崇之处；而对于臣子来说，有的因德行而显扬，所以能使上下都崇尚德行，不至荒废怠惰。臣希望圣朝效法尧舜，推行周代君臣同谥之礼，舍弃汉魏近世互相回避的规矩。皇帝下诏说："不论君臣，不可以谥号相同。因为郭奕谥景，与晋景帝并不相当，应当改谥为简。"

《晋书·嵇绍传》：太尉广陵公陈准去世，太常呈报谥号，嵇绍反驳说："谥号是用来使人名垂不朽的，大德之人受大号，小德之人受小号。文、武是彰显功德的谥号，灵、厉是表明昏聩蒙昧的谥号。近来主管谥号的官员迎合私情，定谥不依据本人行迹，陈准的谥号定得过分了，应当改谥为缪。"此事交付太常处理，当时虽未采纳，但朝廷对此十分忌惮。

（臣）等谨按：这是后世驳议谥号的开端。《晋中兴书》说："当时赐谥大多依据封爵，不考核德行。王导上疏说：'臣听说大德之人受大号，小德之人受小号，那么名实相符便可以了。'近代以来，只有有爵位的人才能得谥，武官牙门只要有爵位，必定得谥；乡校常伯这些没有爵位的人，一概不能得谥，这大大失去了定谥的本意。如今国家中兴创建之初，功勋德行兼备之人很多，应当深切体察前代教训，使德行藉谥号彰显，岂可局限于有爵位与否？"晋中宗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公卿即使没有爵位也可得谥，是从王导开始的。

《通典》：东晋元帝太兴三年下诏："古时赐谥，名与实相称。近来变成有爵位才能得谥，这不是圣贤的本意。"广泛商议后，有司上表说："刘毅应当得谥，用以表彰他忠诚正直、不顾己身。"追赠他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这实在是圣朝考核政绩、彰显功勋的美事。按谥号是德行的记录，封号是功业的表彰。如今刘毅功德兼备，却只有封号而没有谥号，于礼义有所欠缺。私下依《春秋》之事来看，谥号主要依据德行而不系于爵位，然而汉魏相沿以来，爵位不到列侯，就都埋没其高尚德行而不加谥号，以致朝中三公之类的贤臣，反而不如野战沙场的将士。臣希望圣朝效法《春秋》的深远制度，改革近代的旧规。

（臣）等谨按《晋书·刘毅传》："太康六年去世，随即追赠仪同三司。羽林左监王宫上疏说：'皇帝特下诏书，因刘毅忠诚正直、不顾己身，追赠位列三公之班，这实在是圣朝考核政绩、彰显功勋的美事。臣谨按：谥号是德行的记录，封号是功业的表彰。如今刘毅功德兼备，却只有封号而没有谥号，于礼义有所欠

译缺。'"云云，奏疏被搁置未获批复。那么请求为刘毅定谥，是在太康六年刘毅去世那年，并非太兴三年。杜佑把王宫的奏疏当作有司的上表，牵强附会地把它与太兴年间的诏书混为一事，是错误的。

《晋书·礼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请求定谥，博士曹耽之议论说：'夫妇的德行未必相同，不能用丈夫的谥号来谥妻子。《春秋》中妇人有谥号的例子很多，经文中没有讥讽的文字，可知按礼是可以得谥的。'"胡讷说："按礼，妇人生前依附丈夫的爵位，死后依附丈夫的谥号。《春秋》中夫人有谥号，是不再依照这一礼制了。"安平献王的李妃、琅琊武王的诸葛妃、太傅东海王的裴妃，都没有谥号。如今应当遵循旧典，比照王氏。王彪之说："妇人有谥号，是因为礼制败坏的缘故。声子得谥，服虔等儒者都认为不合礼。杜预也说：'按礼，妇人没有谥号，《春秋》没有讥讽的文字，这就是所谓不必经贬斥就自然明白的道理。'近世只有皇后才有谥号。"

（臣）等谨按《通典》所载王彪之的议论说："妇人如果不是随从丈夫的爵位，那么自己本无实际爵位，是以'从'为称谓的。既然以'从'为称谓，那就可知没有谥号可言。《春秋》中妇人有谥号的，是因为周末礼制败坏的缘故。"所以服虔注说："声子的谥号，不合礼。"杜氏注也说："惠公仲子的谥号，同样说明按礼妇人是没有谥号的。"泰始以来，藩国王妃没有人有谥号，直到中兴时敬后登基为后，才追加谥号。琅琊武王的诸葛妃、恭王的夏侯妃，元帝虽然抑制着深切的亲情，也没有追加谥号。如今彭城王妃不应当得谥，这一段议论比《礼志》所载更为详尽，现在一并收录。

《通典》："东晋琅琊世子未满周岁就去世，大司农上表说，琅琊世子比国君降一等，应当谥为哀愍。太常贺循说：'谥号，是用来表彰功业德行的名目。所以古时年纪未到成人、名位尚未完备的人，都不定谥。'"因此周灵王太子，虽然聪慧明智，年纪已过成童，去世时仍然没有谥号。春秋时诸侯即位那年，称"子"；过了一年才称"君"。称"子"而去世的，都没有谥号，是因为名分尚未确立。名分未成为国君，既然没有国君的谥号，当时又已被称作"子"，也就没有"子"该有的谥号，可见两者都未能具备。只有晋国的申生，因仁孝而遭遇不幸，年纪已过成人，晋人哀悼他，所以特意为他定谥，其他诸侯国没有这样的先例。到了汉代，虽然遵循这一道理，比古礼更进一步，但也没有未满周年的国君就立谥的做法。殇帝、冲帝两位皇帝，都是已满周年之后，才定下谥号。至于哀太孙、冲太孙，各自以幼龄立谥，不必依照古制。然而他们都是已经即位临朝为官，名分已正、承继重任，与各诸侯已经确定了君臣之义，尊位已经具备，事理上没有屈折之处。况且天下的名分至关重要，体现其尊贵的，也应有特殊的礼遇，所以历代都随时制定制度，才有了立谥之事。琅琊世子虽然名分上是嫡长子，生来就享有尊贵，只能说明嫡统之义，却不足以作为定谥的依据。

（臣）等谨按：卫懿侯世子早逝，谥为共伯，此事发生在《春秋》记载之前。世子得谥，并非从申生开始。贺循认为其他诸侯国没有先例，是考证有误。

又孝武帝太元四年，光禄勋王欣之上表说：追念太康年间，郭奕谥为景，有司认为与孝宗（晋景帝）的谥号相同。臣听说周朝姬姓王室盛明之时，父子可以同称一样的谥号，诸侯与周天子谥号相同，历代明哲的君王都不曾更改这一做法。应当遵循古代典章的准则，效法后世的先例。徐邈议论说："按郭奕谥为景，当年的诏书实际上并非因触犯了皇帝的谥号才改的。"又晋惠帝永平元年的诏书说："贵贱不必嫌讳谥号相同。"周公谥为文，君父同称一个名号，德行不同，谥号又怎么会不同？从今以后，都应各依礼制办理。尚书上奏说：文、武二字，都能表明品格一致，圣贤有时也会谥号相同。所以周文王经纬天

译地，孔文子不耻下问，都因此被称为"文"。远考周代典制，美好的谥号是上下通用的，近论太康年间改谥一事，也并非因忌讳谥号相同而改。近来议论的人，有的背离了尊崇的实质，这不是用来经营治理无穷国运、永远垂范后代的做法。王欣之所上表的意见，实际上符合旧典，应当如他所陈述的那样办理。皇帝下诏批准。

又太常蔡司空的谥议说："博士曹耽之等人议论说：'王谟可以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人了。'按谥法：'布德执义'称为穆。司空左长史孔严写信给王彪之说：'博士引用礼义来说明推崇高尚德行的道理，穆字确实是美谥。然而蔡公德业深重，又是先帝的师傅，担任总揽政务的职位，那就相当于副宰相，考核德行、确定谥号，理应存留实录，不可不详加考虑。'"王彪之回答说："按谥法'布德执义'称为穆，可知这个名目实在不算轻。泰始初年，张皇后、大宁庾太后都谥为穆。魏国的司空陈泰、王昶、贺循都是名士，也都谥为穆。这与蔡公的名分身份相应。朝廷中又有复谥（两字谥号）的做法，也不算过分。单称一字谥的，如安平献王司马孚、齐献王司马攸，都是单谥。近来用复谥的，并非大晋原有的旧制，一定要用复谥才算隆重。这大概是近来儒官相沿承袭的私意罢了。凡是受顾命之托、担任重要勋位的，有的身居分陕重任，有的身处宰辅要职，蔡公一向怀有谦逊淡泊之心，不应当承担这样的谥号。近来赞颂他的人之所以不用复谥，是想让他有别于其他几位，用来表明他冲淡虚怀、称述其德行之美。又东晋建国初期以及中兴之后，曾担任过师傅或总揽台省事务的人，也都不用复谥。山涛、李胤二位司徒，我的族父安丰侯（王戎），近世的贺循司空、荀顗太尉、周顗光禄，有的曾任师傅，有的曾总揽朝政，都没有用复谥。我认为这个谥号已经十分美好，不应当再翻改。按谥法条目是有限的，而应当得谥的人是无限的，又怎能要求名号德行都必须完全一致？如果远的要比照周朝的文王、武王，那么后代就不应当再重复使用这些名号了。近来比照晋朝的旧例，山涛、荀顗、周顗都谥为康，羊祜、荀勖同谥为成，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近来朱伯高谥为简，当时尚书省的批复已经说明不应当与和峤谥号相同。蔡家如今身为太常，依据上面的议论可以说道理相同，很有义理，就应当施行。蔡家本来就应当有这样的先例，依照此例，便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唐六典》注：各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的人，去世之后，由佐吏记录其行状，申报考功司。考功司审核历任经历，交太常寺拟定谥号，完毕后再申报考功司复核。在尚书都堂召集省内官员商议核定，然后奏报朝廷。赠官与本职相同事项，没有爵位的人称"子"。如果隐居田园、蕴藏德行，名声事迹显著，即使没有官爵，也可以奏请赐谥为"先生"。

《通典》：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为已故扬州大都督高阳郡公许敬宗拟定谥号为"缪"，议论说：许敬宗凭才干得到晋升，历任清要职位，却将长子遗弃在荒远边地，把幼女嫁到部落，问名纳采的礼仪，不曾在他家中听闻，却只听说他贪图财货。白玉上的这点瑕疵，已经玷污了他的清誉。易名的典制，必须依据真实的德行。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许彦伯诉说委屈，户部尚书戴至德向博士询问，王福畤回答说："从前晋朝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只因为一天饮食耗费一万钱，所以被贬谥为缪丑。何况许敬宗的忠孝比不上何曾，而他饮食男女方面的过失又超过了何曾，因此定谥为缪，并没有辜负许家。"皇帝下诏命令尚书省召集五品以上官员重新议定。礼部尚书杨思敬议论说："按谥法，'过而能改'称为恭，请谥为恭。"

（臣）等谨按：杨思敬，《旧唐书》写作袁思敬，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隋朝观德王杨雄的第四子叫杨演，杨演的次子叫杨思敬，官至礼部尚书、驸马都尉，大概是娶了唐高祖之女安平公主的那位，《旧唐书》有误。

景云元年，太常拟定追赠荆州大都督舒国公韦巨源的谥号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反驳说："武三思引荐他做宰相

译，韦后依附他做亲信。他无功却受封，无德却享禄。对同族则以邪恶待正直之人，对韦安石等他人则依附邪佞之辈，杨楚客却谥他为'昭良'，恐怕不妥当。"博士李处直请求依照原议执行，当时虽然没有采纳李邕的意见，但舆论都认为他说得对。

《旧唐书》：太常博士张星为已故工部尚书宋庆礼拟谥，议论说：宋庆礼过于刚硬就容易折断，过于苛察就没有部属，他在东北边疆办事，耗费亏损无数，这就是所谓"害了自己的子民，让国家凶险"。按谥法，"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称为——礼部员外郎张九龄反驳他说："宋庆礼待人，能以苦节报效国家，作为边臣三十年如一日，人们在家中安享安乐时，他却独自安于奔波传递之苦；农事艰难之时，他又能充实军中粮仓。"没有人不佩服他劳苦操劳的事迹，而他内心从不懈怠；坚守正直的准则，而竭尽自己的力量。请求把这次议论重新交付太常，希望能够查明他平素的德行事迹，使易名的典制不至于废弃。于是谥为"敬"。

（臣）等谨按：张九龄的驳议全文载于《宋庆礼传》，《通典》所收录的关于事实与谥义的部分，都不够清楚明晰，现依据《旧唐书》摘录编辑。

《通典》：开元十八年，太常寺议请为张说定谥为"文贞"。左司郎中杨伯成反驳说："谥号，是德行的表征、事迹的记录，用来激励世风、约束名教，本不应虚设称号，而应存留真实的记录。依照张说被罢相时的制书说：'不能整肃身边细微不检点的人，颇背离了忠顺的宗旨。'又他致仕时的制书说：'德行有亏，不及古人一半，未能防范周全，未能免除瓜田李下的嫌疑，因而招致众人纷纷议论。'况且玉上有瑕疵，尚且可以磨去，人有污点，又怎能逃避责难？"谥为"文贞"，怎能算是勉励劝勉之意，请求交付太常，重新依据事迹定谥。工部侍郎张九龄又提出议论，请求依照太常原议为准，但未能决定。唐玄宗亲自撰写碑文，赐谥为"文贞"。

永泰年间，太常博士独孤及为已故凉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运拟谥为"威"，右司员外郎崔厦反驳说："郭知运蒙恩获准安葬，至今已近五十余年，如今才请求易名定谥，私下认为不合礼制。谨按《礼经》说：'礼，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又说：'过了适当的时机，就是不合礼的。'从前卫国公叔文子去世，将要安葬，他的儿子公叔戍向国君请求定谥，说：'日月有一定的时限，如今就要安葬了，请求赐予他易名的谥号。'大概是说时机不可错过。郭知运节度使去世已久，名分不再与德行相符，几十年前，他的门生故吏本应共同商议谥号，如今才提出申请，我私下认为这是有所图谋才这样做的。他的继子郭英乂，近来正逢多事之秋，屡次统领一方军政，朝廷记录他的功勋，位居显要之职，附和他的人私下不合礼制的要求、妄加的请求。况且如今割据一方的官员接踵而至，专擅征伐的将领数以百计。如果都依照此例办理，谁又能说不该请求？这样不仅使有司疲于应付文书，还恐怕使名号器物等同于草芥。虽然想要曲意成全，我私下认为不可行。又《礼经》说：'儿子在父亲去世后骤然显贵，不能替父亲拟定谥号。'如果郭知运应当得谥，却没有及时办理，那就是继子废弃了先父应有的德行表彰；如果不应当得谥，却姑且顺从他的心愿，那就是先父因为继子的缘故而被抬高尊崇。就仆射（郭英乂）而言，恐怕会招致超越礼制的讥责；就国家而言，又有损表彰善行的体制，请求交付太常寺重新议定。"独孤及回答说："礼，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其次是顺应人情。将要安葬时易名定谥，是把握时机；追念亡者、请求定谥，是顺应人情。公叔戍请求定谥，正好是在安葬之前。仔细考察《礼经》三百条、威仪三千条，从未说过已经安葬就不能追加谥号，何况三代礼制不同，不相沿袭，新的礼制规定人死后必定有谥，并没有说日月有时限之说。如今请求易名定谥的有五家，没有一家不是在安葬之后：苗太师去世已一年了，吕諲去世已四年了，卢奕去世已五年了，颜杲卿去世已八年了，都

译蒙受了恩宠，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郭知运不幸，就因过了时限而被抑制不许，如果一定要以已经安葬为限，那么八年与五十年，同样都是'迟了'，而对待的态度却完全不同，这难道说得通吗？议论中说：'儿子在父亲去世后骤然显贵，不能替父亲拟定谥号。'这是指他的父亲本无官位，而儿子却身居显贵，不应当因儿子显贵而给父亲增添荣耀。至于郭知运这样的人，身处方面重任，位列九卿，功勋卓著、名望崇高，与卫青、霍去病相当，最后的礼遇，应当比其他将领高出一等，难道还要等到依靠继子的德行才能定谥吗？如今的边疆将领，大多出身屠夫、小贩、皂隶之流，虽然逢遇风云际会，变成了王侯，但他们当中，祖父辈的爵位与郭知运相当，应当请求定谥的又能有多少呢？竟然担心名号器物等同于草芥，以此为由废弃礼制，我私下认为这是近乎诬蔑了。仔细考证典籍，参照旧有的规章，易名的礼制，请求依照原议执行。"独孤及。

又为已故吏部尚书吕諲拟谥为"肃"，度支员外郎严郢反驳说："如今所议论的关于荆南施政的内容已经很详细了，然而说他在台省任职时局促拘谨、没有尽忠尽职的能力，这是抉出瑕疵而掩盖德行，不是持平公正的说法。国家的旧例，宰相的谥号，都用两个字，以彰显善行、表彰德行。以吕公而言，文才能不加害于人，武略能禁止暴行，忠贞能办成事务，忠诚能利于百姓，功业宏大、规模广远，不能一一列举。《左传》描述八元的德行说：忠肃、恭懿。如果用美好的谥号来形容他，请谥吕公为'忠肃'。"独孤及重新议论说："谨按旧有的礼仪，凡是去世的人，由其故吏依据行状向尚书省请求定谥，然后由有司考核德行确定谥号，朝廷辨明可否，应当尊重众人的议论。如今这份驳议，撰写谥号异同的说法，只是故吏一人擅自主张，恐怕会打乱庖人与祝史各司其职的分际，违背朝廷公器不可私用的告诫，也不符合唐虞时代众人共同推举的正道。谥法的作用在于惩恶劝善，不在于字数的多少。周文王讨伐崇国，周公诛灭淮夷，武功隆盛却都谥为'文'；冀缺敬慎德行，随会安定国家，忠于国家，文德优异却都谥为'武'。由此可知，善于记述的人，必定称述其大处而略去细节，所以说'文'就不再说'武'，说'武'就不再说'文'。三代以下，质朴风气消散、礼制败坏，才出现了两字的谥号，这不是古制。这种风气起源于衰败的周代，汉朝兴起后，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以文武大略辅佐汉室，成就太平，他们的事业各不相同，一个'文'字不足以记录他们的善行，于是有了文终、文成、景桓、宣成这样的谥号，虽然对礼制的破坏很严重，但仍然褒扬得当、不失其人。唐朝兴起，兼采周、汉的制度，把魏征谥为文贞，萧瑀谥为贞褊，至于杜如晦、王珪、封德彝、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都是当时显赫地以功名位居宰相的人，谥号都不过一个字，没有听说他们的子孙佐吏因为字少而感到委屈的，由此说来，两字未必就是褒扬，一字也未必就是贬低。如果褒贬果真在于字数多少，那么尧、舜、禹、汤、文、武、成、康这些谥号就要比不上周朝威烈王、慎靓王了，齐桓公、晋文公就要比不上赵武灵王、魏安厘王了，杜如晦以下诸位，有的谥成、有的谥明、有的谥懿、有的谥宪，就要比不上萧瑀的'贞褊'了。以吕諲的从政而言，威严足以防范邪恶，德行足以济助众人，所以用'肃'字来定谥，而忠诚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也如同随会、宁俞不称为'文'一样，难道一定要因此而加以重复吗？然后才算美好？魏晋时期，以贾诩的谋略、贾逵的忠诚刚强、张既的政绩才能、程昱的智勇、顾雍的周密持重、王浑的器量、刘惔的鉴识才干、庾翼的智谋方略，这八位君子，比之吕諲，在东平（吕諲曾任东平太守）之事上应当没有愧色，他们去世时都谥为'肃'，当时的人并不认为

译这是贬低，何曾计较过一字二字的高低？向上考察前代典制，向下依据当朝法令，参照礼经，并追究其往事，请求依照原议定谥。"

（臣）等谨按《晋书·王浑传》，王浑本谥为"元"，独孤及引用他作为谥"肃"的例证，大概是写文章时未曾详细考证。

大历十三年，太常拟定追赠司徒杨绾的谥号为"文贞"。比部郎中苏端反驳说："德行渊博、见闻广大称为'文'，清白自守、坚守节操称为'贞'。况且元载与司徒（杨绾）交情友善、彼此敬重极深，推许他为忠厚长者，首先举荐他担任清要之职，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等到司徒的声望渐渐高涨，元载畏惧他会威胁自己的地位，随即又察觉元载败坏纲纪、心怀二志，既然害怕引起元载的怀疑，因此对朝政的进言变得疏略简省。天下人都知道元载的恶行，而唯独他没有一句谏言，甚至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而告发不明，蒙冤获罪之时，司徒当时身居上位大臣之列，向皇帝陈奏并非难事，却不能借此机会表明心意、陈述真言，使忠贞之士的命运遭受奸狡之人的迫害，反而安然自处、悠闲度日，致使元载的祸患越滚越大直至身败名裂，竟劳烦皇上亲自防范查察，这难道是坚守节操、不隐瞒实情吗？这难道是心怀正道、不藏私毒吗？可见谥为'文贞'是不恰当的，是很明显的了。等到元载对下吝惜恩惠、对上招致怨恨，致使北方边塞戍守的士兵劳役超过应有的时限，西部边境敌寇入侵时朝廷却没有慰问灾患的恩惠。磁州、邢州那些坚守节义的将士，本应战死却又幸存下来，梁宋一带受伤的百姓，有的受冻、有的挨饿，本应搜访抚恤，这是朝廷内外急需办理的事，元载却全都断绝不办，使朝廷的恩泽不能施及百姓，被路人叹息谴责。而杨公正当皇上锐意革新之时，身处天下寄予厚望、求贤若渴的地位，本应不等一天，立即直言进谏，竟然默然无声、闭口不言、不进献谋略，只贪图每日万钱的赐食，白白承受皇上的一片眷顾之心，这难道是仁慈爱人的表现吗？既然说他不仁慈不爱人，又凭什么说他的德行是'文'？既然他心怀私意隐瞒不言，又凭什么说他是'贞'呢？古时诸侯有封国，卿大夫有家族，对上用来报答祖宗，对下用来安置子孙，这是应有的道理。杨公历任丰厚的俸禄之职，人们称他为儒学宗师，却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家族，也没有私家宗庙，竟使家中老人缺少敬奉祖先的礼仪，地位极其尊贵却没有祭祀先人的庙堂，凡是士大夫，谁不为此叹息遗憾？这又违背了大义，未能做到应有的仁德，未能合乎应有的礼义。文与贞这两个字，怎么可以随意议定？圣人设立谥法，是要秉持大公无私的道理。所以周宣王不敢偏私于自己的父亲，仍谥其为'厉'；汉宣帝不敢偏私于自己的祖先，仍谥其为'戾'。这是历代圣明君主通行不变的明确制度。从前卫国的公叔文子有为国捐躯的节操，修明班列制度的勤勉，社稷因他而不受屈辱，才配得上这个谥号。到了太宗初年，魏征有匡扶救国、正直不阿的忠诚；中宗末年，苏瓌有保国安邦、不改节操的气节，所以众多贤臣之中，谥为'文贞'的不过寥寥几位。至于燕国公张说，在先朝竭尽才能、名节昭著，尚书省认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因此而称颂他，由此说来，杨绾怎能与这些人相比德行？请求发文太常重新详细议定其他谥号，以此维护典章制度，希望使史官的笔录不违背周汉的传统，也使九泉之下杨绾的亡魂不至于愧对苏瓌、魏征这样的先贤。"另外改谥为"文简"。

（臣）等谨按《杨绾传》称，苏端是个奸邪小人，故意持不同意见，指的就是这件事。

追赠司空陈国公窦抗的谥号为"博"，追赠左卫大将军宇文士及最初谥为"恭"，黄门侍郎刘洎反驳说："宇文士及居家奢侈放纵，不应当谥为'恭'。"最终改谥为"纵"。工部尚书杨昉谥为"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济谥为"果"，广州都督谢方叔谥为"勤"。

（臣）等谨按：杜佑说，以上五人的谥号，是谥法条

译文中所没有的，是有司一时议定的。然而汉代有泗水王刘勤，王莽时有更始将军廉丹，后周有襄国公李端，都谥为"果"，与牧丘恬侯石庆，史表中写作"恪侯"。那么杜佑认为谥法所无的这些谥号，是他没有仔细考证罢了。又按《唐书·窦抗传》记载，窦抗谥为"密"，与《通典》所记不同。

《唐书》：元和年间，赐已故太子宾客于頔谥号为"忠"。起初，有司拟定的谥号是"厉"，到这时才特意改换。右丞张正甫封还了这道敕令，请求恢复原来的谥号。补阙高越上疏说："谥号，是用来惩恶劝善、澄清浊乱、彰扬清白的，是要使忠臣义士得到勉励，使乱臣贼子畏惧罪责。孔子编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垂范后世的制度尚且如此，还不能挽救世风，何况又要毁坏这样的典章法度呢？"

《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馆的惯例：凡是王公百官定谥，考功司记录行状，以及谥议，每月都要具录有无谥号一并上报。朝廷内外官员去世，已经请求定谥的，允许本家各自记录一份行状申报朝廷。

《宋史·礼志》：王公及三品以上的职事官去世，由本家记录行状，呈报尚书省考功司，转交太常礼院议定，由博士撰写谥议，考功司审核，经都省判定，召集合省官员共同参议，上报中书门下，宰臣判定核准，才记录奏报朝廷。敕令交付主管部门，随即由考功司记录并发文。安葬之前，朝廷赐予该家丧事的省官礼遇。若有不同意见的，听凭具状陈述。隐居田园、蕴藏德行、名声事迹显著的人，即使没有官爵，也可以奏请赐谥为"先生"。

太平兴国八年，下诏增加周公谥法中五十五字，美谥七十一字，共为一百字；平谥七字，共为二十字；恶谥十七字，共为三十字。其中沈约、贺琛续编增广的谥法，全部废除不用。直史馆胡旦上言："旧制，文武官员都依据功业德行的高下，各自赐予谥号。近代以来，这项制度竟成了空缺的典章。建隆年间以后，臣僚三品以上应当赐谥的有一百余人。希望命令史馆编录他们的行状，"送交礼官确定谥号，交付史馆修入国史。皇帝下诏，此后一律命令礼官依据行状确定谥号，送交考功司详细审核，转发史馆，永远作为定制。直集贤院王皞上言："谥号，是德行的表征。善行得善谥，恶行得恶谥，大概是想让人们听闻谥号就知道其德行，以此作为劝惩。《六典》规定太常寺博士掌管王公以下官员拟定谥号，都要依据其功德加以褒贬。近来臣僚去世，虽然官职应当拟谥，他们的家人自知父祖生平并无善政，担心定谥时会指出其过失，因而都不请求定谥。我私下认为，谥法自周公以来，一直是不可更改的典制，大概是用来彰显善行、贬斥恶行，澄清浊乱、彰扬清白，使人去世之后，是非分明，用来作为劝惩。如今若任凭人们回避不请，那么作恶的人就会放纵而不知悔改。请求从今以后，不必等待其家人请求，一律由有司主动举行定谥。这样一来，隐匿无德之人的行为就会有所阻遏和劝诫。若必须依据行状才能拟定谥号，考诸典籍史册，却又别无明确证据。只有卫国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公叔戍请求定谥的例子。我认为《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公叔文子去世时，有司未能明确沿用旧典，所以到了将要安葬时，才向国君请求定谥。况且周代制度中，太史掌管小丧、赐予谥号；小史掌管卿大夫之家、赐予谥号。由此可知有司应当主动举行定谥之职，是很明确的。"皇帝下诏交付有司详细议定，依照王皞所请施行。礼院又重新议论，追赠安远军节度使马怀德，因为已经安葬后才请求定谥，于是说自古以来定谥，都在安葬之前进行。唐代开元年间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将要安葬时，已经启动殡葬仪式，就在灵柩前告知所赠的谥号。没有追赠的，则设启奠之礼时，即告知谥号。已安葬之后再加谥，起于唐代，如颜杲卿、卢奕竭尽忠诚为国捐躯，朝廷当时置之未议，直到郭知运去世五十余年之后，才开始请求定谥。右司员外郎崔厦认为这不合乎彰扬善行的礼制，而太常博士独孤及却说

译新制规定人死后不一定要有谥号，又说因故未能及时行礼、后来追念请求定谥，是顺应人情的表现。独孤及本人成长于开元盛世，亲耳听闻过启奠告谥的礼仪，却说新制不一定要有谥号，岂不是自相矛盾、有意欺蒙吗？又说因故未行礼、后来追念请谥，这都违背了礼经的规定，又有什么顺应人情可言？国家赐谥，一律依照唐代法令，然而请求定谥的人家，按惯例要供给尚书省官员酒食，撰写谥议的官员又要有所馈赠，所以有的人家因此宁可放弃而不去请求。景佑四年，宋绶建议，改由官府供给酒食，后来又废除了馈赠的惯例，从此以后，安葬完毕后再请求定谥的人越来越多，年深日久，死者的官阶经历与生平事迹，士大夫们已经无从知晓，只有子孙与他的门生故吏了解，他们的用意在于虚美隐恶，而有司却据此加以定谥，这实际上是废弃了圣人的法度，而遵循唐代平庸有司的做法。皇帝下诏，从今以后得谥的人，要在安葬之前奏请，如果其家人不主动请求，那么由尚书省、太常寺共同商议确定谥号，在安葬之前行文史馆并通知其家。如果因徇私而定谥，不依据实情论定，就依照选举不实的法条处理。已经安葬之后才请求定谥的，不予定谥。

（臣）等谨按《唐六典》有隐居田园之人也可奏请赐谥的制度，宋代沿袭了这一做法，所以元佑年间谥邵雍为"康节"，政和年间谥徐积为"节孝"，二人官职都不过是学官而已。此后宁宗、理宗两朝表彰儒学，嘉定三年谥朱熹为"文"，七年谥张栻为"宣"，八年谥吕祖谦为"成"，九年谥周敦颐为"元"，十三年谥程颢为"纯"，程颐为"正"，十四年谥张载为"明"，宝庆年间谥陆九龄为"文达"，陆九渊为"文安"，淳佑年间谥罗从彦为"文质"，李侗为"文靖"，而朱熹的高足弟子黄榦则谥"文肃"，蔡沈则谥"文正"。这些都是当事人官职未曾达到应得谥号的品级而破例得谥的，宋代的谥法制度颇为滥赐。罗泌甚至称这是有辱典章的做法，然而追谥这些贤者是为了崇尚理学，那么大体上还算符合彰善贬恶的本意。

武宁军节度使郑国公、追赠太师中书令夏竦，最初谥为"文正"，知太常礼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等私下考察谥法的本意，所谓'道德博闻'称为'文'的，并非指见闻广博典雅之意。'靖共其位'称为'正'的，并非指柔弱怯懦、苟且偷安之意。大概《诗经》说：'恭敬地守住职位，正直就是与人相处之道。'如今夏竦生活奢侈没有节制，敛财贪得无厌，在内不能在家门之内约束义理，在外不能在边疆立下功效，言语与行为不符，外表与内心不一致，论他的道德，实为贪婪淫逸；论他的正直，实为邪僻不正。这些都是天下人所共同听闻的，并非臣等妄加诬陷。竟然用'文正'来定谥他，臣等愚昧鲁钝，不明白国家的大体，不知道将来要用什么谥号来对待天下真正正直的君子呢？恳请改赐夏竦别的谥号，天下人会因此感到庆幸。"于是改谥为"文庄"。

司徒岐国公、追赠太师兼侍中陈执中，仁宗时拟谥为"恭"。当时礼官韩维上奏说："陈执中凭借公卿之子的身份，生逢太平盛世，因为一句话的机缘，便得以显贵，却不能遵循礼法、秉持正道，按谥法……"（原文至此中断）

译位居一品退休，恩宠禄位显赫盛大了。得到官位、执掌政事，贤良的士大夫却没有称述他的，是因为不勤于成就名声。请求谥号为"荣灵"，皇帝下诏定谥号为"恭"。

（臣）等谨按：唐宋两代都有议定谥号、驳正谥号的制度。当时太常寺、考功司中恪守职责、不阿谀奉承的人，固然也是有的；但是非混乱的情形，比如苏端诋毁诽谤杨绾，就恰恰滋生了结党营私的风气。

助长这种风气的，只有宋代司马光上奏，夏竦的谥号、韩维议定，陈执中的谥号，持论侃侃而谈，为史家所称道。然而仁宗时谥法有不恰当的地方，不仅是给夏竦、陈执中加上了美谥，蓝纪宗谥号为"僖靖"，张

译惟吉的谥号是忠，安石全彬的谥号是恭僖，卢守懃的谥号是安恪，这些人都是宦官。石全彬虽然有平定侬智高的功劳，只要从优给予赏赐就可以了，却又不断宠信他授予使职，还加给他美好的谥号，况且其他人。

像卢守懃这类人，又有什么功劳呢？唐代宦官专横放肆到了极点，但得到谥号的，也只有杨复光、李辅国两人而已。宋代自真宗开创先例，给刘承规谥为忠肃，到仁宗时习以为常，后世沿袭这种做法，神宗

时李舜举谥忠敏，哲宗时，梁从吉谥敏恪，李宪起初谥敏恪，后改谥忠敏，徽宗时，宋用臣谥僖敏，冯世宁谥恭节，高宗时，康履谥荣节，蓝安石谥良恪。

康谞谥忠定，宦官得到谥号的一共有十几人。以先王尊崇美名的典章制度，竟然施加到宦官这类人身上，这种亵渎礼制、不合常规的做法，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这哪里够得上谈论褒善贬恶的大法呢！

《元史》旧有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在朝廷有重大节操，以及对王室有大功勋的人，可以赐予功臣称号和谥号。

太祖至元二十二年制定谥法。

臣等谨按，元代刘致议定肃奭斗的谥号时，引用谥法"好古不怠"称为"敏"；虞集议定陈文靖的谥号时，引用"仕不躁进"称为"靖"；柳贯议定姚燧的谥号时，引用"敬直慈惠"称为"文"。

考查《周书》以及苏洵等诸家的记载，都没有这些文字，怀疑这就是元代自己制定的谥法。

武宗至大二年，下诏内外百官三品以上的，允许请求谥号。凡请求谥号的，允许其家人，具列本官平日的勋劳、政绩、德行、才能，经由所在官府核实，与本家所提供的相

同，转呈吏部核查，呈报都督、都省拟定批准，命太常礼仪院查验事迹后确定谥号。若是勋戚大臣奉旨赐谥的，不在此例之列。

顺帝至元元年，下令严格执行谥法，以杜绝滥请冒领。

臣等谨按，元代赠谥的制度，史书志传记载不详，但参考纪传，则所施行的特殊典制，值得搜集辑录的不少。乐平百姓许某，则祖谋恢复德兴县，遇害，谥忠显。亳州百姓

曹彦可不肯为贼人书写旗号而死，谥节愍。这两人都是以平民百姓的身份获得谥号，是为了褒奖他们守节而死。谥处士金履祥为文安，许谦为文懿，是为了看重儒学。

谥揭傒斯为贞文先生，是为了表彰他笃实的品行。谥安南王陈益稷为忠懿，是为了表彰外藩的恭顺。追谥比干为仁显忠烈公，箕子为仁显公，是为了劝勉忠义。追谥杜甫为文贞，刘蕡为文节，是为了推崇文才。颜

子之父颜无繇追谥文裕，朱子之父朱松追谥献靖，是为了尊崇先贤的父辈。明太祖嘉奖常遇春的功勋，追谥他的曾祖父四三为庄简，祖父重五为安穆，父亲六六为靖懿王。

王世贞认为，遵循元代的制度，那么元代的制度本来就有功劳高的人追谥及于三代的先祖，这也是改换名号的一种特殊典制，只是史志记载简略残缺，无法再考证，姑且摘取可以考证的部分，来展现一代的制度。

《明会典》记载凡是议定谥号，洪武初年，都由礼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命令礼部转交翰林院拟定，再奏请皇帝旨意。凡亲王的谥号按例用一个字，郡王用两个字。弘治十五年，奏准亲王的谥号需交

巡抚、巡按等官核实，郡王的谥号需交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等核实善恶，得到确实明白的结果，具报结果并上奏，然后确定谥号。

邱浚上《举赠谥以劝忠疏》说：臣认为活着的人的祸福，产生于一时之

译间，蒙蔽众人公正的舆论，人多势众者能够胜过天理，本来可以侥幸而苟且免于公论；但事情经过长久之后是非自会有定论，天理确定之后终究能胜过人为的蒙蔽。至于人已盖

棺论定，还有人凭着偏私的心意，秉持不公正的评论，把愚昧的人说成贤良，应当受辱的人反而得到荣耀，这样就终究没有天道了。因此三代圣王，设立谥法制度，作为死后荣辱的典章，善良的人给他美好的谥号，

恶劣的人给他恶劣的谥号。孟子所说的"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更改"，可是世上的庸主嬖臣，却凭着一己的私心，掩盖天下的公论，这不仅是得罪于世间的教化，实际上也是得罪于上天。

啊，三代以前，君主的谥号需要向上天请命，臣子的谥号需要向君主请命。上天不说话，由人代替它说话；人代替上天说话，却违反了上天的道理，上天必定会诛罚他。君主不确定，而让臣子代替确定。臣子承受君主的命令，却辜负了

君主的托付，违逆天理，违背国法，虽然一时能逃脱人间的刑罚，但对上天的道理又能怎么办呢？唐宋时议定谥号，掌管在太常博士，凡是依法应当得到谥号的人，考查他的行状，撰定谥文，行文送吏部考功郎

中复核确定。本朝虽然设立了太常博士，却不掌管谥号的议定。洪武初年，只有武臣才有谥号；到永乐年间，文臣才开始得到谥号，大概是从姚广孝、胡广开始的。此后文臣武臣大多也都有谥号，然而我朝的

谥号都是出于皇恩赐予，但臣私下认为，九重宫阙之上对于臣下的贤良与否未必能完全知晓，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应当得到谥号的人，在尚未赐予之前，先下达给主管部门，让他们考定核议后上报，然后再从中赐

予。这样一来，得到谥号的人会以此为荣，不应当得到的人不会因为他的亲故的请托而得到，应当得到的人也不会因为朋党的遮蔽而得不到，国家用来激励劝勉臣子的重大法度，端正的关键就在于此，这对于世间教化的帮助，难道

是小事吗。

弘治四年，下令凡是乞求恩赐谥号的人，礼部要斟酌是否可行，务必符合公论，不许一概比照先例滥加请求。

隆庆四年题请批准，凡是冒袭王爵、奉旨改正的人，不许一概请求谥号。凡文武大臣请求谥号，也用两个字，是否给予由皇上自行裁定。若是官品不高，但侍从有功劳，或者因公殉

职而特恩赐予谥号的，不拘于常例。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请求谥号的，礼部按例上奏请示，得到旨意后施行。吏部、兵部详细核查实际事迹，礼部评定上、中、下三等，德行才业都优秀的定为

上等；德行事迹尚可称道的，定为中等；德行事迹没有可取之处的，定为下等。开列送交翰林院拟定谥号，再请示旨意。

万历元年题请批准，大臣应当得到谥号的，礼部仍要广泛咨询打听，核实名声与实情。其中有应当赐谥而尚未经题请的，以及曾经题请而尚未蒙赐谥号的，不论年代远近，允许各该地巡抚巡按及科

道官员秉公举荐奏报，礼部斟酌商议后题奏复核，补给谥号。若不是公开举荐，而是子孙自己陈情乞求补谥的，不予施行。

十二年题请批准，凡是遇到文武大臣应当得到谥号的，要详细核查该官员生平履历，必须其节操气概为朝野所共同瞻仰，功业谋略关系国家的休戚，公众评论都心悦诚服、毫无瑕疵的人，才具文请示皇上裁定。

如果德行事迹平平常常，即使官品很高，也不能一概给予谥号。

《明史》记载，万历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请求严格执行谥

译号典制，建议应当剥夺谥号的有四人：许论、黄光升、吕本、范谦；应当剥夺但改换的有一人：陈瓒；应当补给谥号的有七人：伍文定、吴悌、鲁穆、

杨继宗、邹智、杨源、陈有年。阁臣沈一贯、朱赓极力庇护吕本，不听从他的建议。不久，御史张邦俊请求让吕柟从祀孔庙，并且议论应当补谥的雍泰、魏学曾等十四人。

礼部商议了很久，一共汇总题奏先后共七十四人，被留在宫中不予批复。天启元年，才降旨允准，又增加了续请的十人，而张邦俊原来所请的九人不在其中。郭正域所请的伍文定等人，也到这时才确定。

一共八十四人，其中官职卑微而得到谥号的有：邹智、刘台、魏良弼、周天佐、杨允绳、沈炼、杨源、黄巩、杨慎、周怡、庄■〈日上永下〉、冯应京，都是因为直言进谏。孟秋、张元忭、曹

端、贺钦、陈茂烈、马理、陶望龄，都是因为学问品行；张铨因为忠义，李梦阳因为文章，鲁穆、杨继宗、张朝瑞、朱冠、傅新德、张允济，都是因为清廉的节操；杨慎谥号中的"文宪"、庄■〈日

上永下〉谥号中的"文节"，则又兼评论了他们的文学才能。天启三年，礼部尚书林尧俞进言议定谥法，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从万历四十五年到现在，蒙受抚恤而尚未得到谥号的人，由九卿台省会议，与本部斟

酌商议，皇帝认可了这个建议，但当时执行的迟速没有定准。六年，给事中彭汝枏进言说："耳目相近才能看得真切，应当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又说"三品以上的应当赐予谥号，而建文诸臣的忠义之举，陶安等

人参赞帷幄之谋，叶琛等人在军旅之中殉职，都应当补给谥号。"事情下达礼部，认为建文诸臣的事不容易轻率拟定，最终没有施行。到福王时，才依从工科给事中李清的建议，追谥开国功臣李善长等

十四人，正德年间谏臣蒋钦等十四人，天启年间惨死的诸臣左光斗等九人，而建文帝的弟弟允熥、允熞、允熙的儿子文奎，也都因为李清的疏奏而被追补谥号。

臣等谨按，《明史》所说的官职卑微而得到谥号的人，特指天启元年补谥的诸臣，而万历以前不是三品官而得到谥号的，王世贞的《明异典述》则说有三十一人：杨恭惠

信民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刘文恭锭以少詹事的身份，李文忠时勉、陈文定敬宗、邹文庄守益，以国子祭酒的身份李文通奎、刘文介俨，以太常少卿的身份，都是四品。

朱文肃善、胡文穆广、吕文懿原，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张文僖益，以侍读学士的身份；杨忠愍继盛，以兵部员外郎的身份；朱忠定复、张恭僖景明，以长史的身份，都是五品。徐文肃

善述以春坊中允的身份，王文靖汝玉以赞善的身份，王忠文袆以翰林待制的身份，刘忠愍球以侍讲的身份，罗文毅伦、舒文节芬以修撰的身份，罗文恭洪先以赞善的身份，蒋恭靖用文

以太医院判的身份，都是六品，锺恭愍同以御史的身份，是七品；陈恭愍选以布政使的身份，毛忠襄吉、周节愍宪、冯恪愍杰、许忠节逵，以按察副使的身份；岳文肃正，以知府的身份；邓恭毅颙。

以知县的身份，这些人都是地方藩臬郡邑的外任官员，虽然品级不同，但有的是禁近之臣、德行卓越，有的是镇守边疆、为国殉难，都是无愧于美好名声的人。唯独蒋用文以医术这种小技艺得到谥号，确实是格外幸运了。然而蒋用文毕竟还是位医士，方

士邵元节谥文康、荣靖，陶仲文谥荣康、惠肃，而王世贞也把他们记述为特殊典例，那就近乎亵渎典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