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三十八

译驳，耗费了长年累月的时间。这是第四重困难。

王粲说："世人称赞，伊水、洛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经学大家只有郑康成一人而已。都说前代儒者的学说多有缺漏，唯独郑氏的学说

译完备。"王粲私下感到惊异，于是寻求郑玄所学之处，得到他所注《尚书》，退而思考其中的内容……

（原文至此中断，"退思其"以下内容原文未提供，暂译至此。）

译这层意思，各种含义都已说尽了。但心中所疑仍未能解开。总共有两篇。王邵说：「魏晋时期风气浮华，古时的道统湮没废弃，历经三百年，士大夫（对此）应当感到羞耻。」

从事章句训诂之学的，只有乡野出身的儒生，自诩专精经学，却不能广博探究，只是择取其中好的加以遵从，只想着把郑康成奉为父辈、把服子慎奉为兄辈，宁可说孔圣人有误，也误以为忌讳提及郑玄、服虔的过失，若不这样，那么除了郑玄、服虔之外，其余的人都被视作仇敌了。

这是第五点。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发生变化，等到过了百年，应当会有明达睿智的君子出现，遗憾未能与我生在同一个时代。道的施行与废弃，必定各有其时机，又何必急于表现，去避近名逐利的嫌疑呢？

不久（他）请求退休，十七年后去世，追赠礼部尚书之职，谥号为「献」。

译陈贞节，颍川人。开元初年，任右拾遗。

当初，隐太子、章怀太子、懿德太子、节愍太子四位太子，都建有陵庙，分设八个官署，配置官员，安排吏卒，四时都由祠官进献祭飨。陈贞节认为这样不对，上书说："帝王依据功德制定祭祀，尚且亲属关系到尽头就要毁庙。四位太子的庙都另外立祖，对百姓没有功劳，却修建圆祠按时进献祭品。有关官员的守卫规格与列位帝王相当。金石之乐、登歌之礼，本是用来颂扬功德的。《诗经》说：『钟鼓已经陈设，一朝就用来祭飨。』如果没有功德却加以颂扬，这不就是说的舞咏之礼，难道不是超越了法度吗？请求罢去吏卒，下诏让祠官不设隶属，以符合礼典。古时候，别子成为始祖，所以才有大宗、小宗之分。如果说祭祀还不能断绝，应当允许他们各自的后代子孙来奉祀。"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广泛讨论，皇帝出行。

礼部员外郎裴子余说："四位太子都是先帝的嫡长子嗣，历代圣主念及至亲情分而为他们设立祭享。《春秋》记载『晋世子说』，将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要祭祀他的儿子，这是不祭祀的意思。又说神灵不享用非本族的祭品，君主的祭祀没有违背这个原则的，这里有庙可祭。鲁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炀公是伯禽的儿子。季氏是他的远祖，尚且不受限制。更何况天子笃厚亲情，延及旁支期亲，谁能说不应该呢？"太常博士段同说："四陵庙都是天子睦亲、延续绝嗣的表现，逝去的人得到祭祀的苹蘩，就如同活着的人得到分封的茅土。士人在古时封建子弟，难道都要有功劳吗？活着时没有被非议，死后才要授予礼制，停止祭祀的人，这该怎么说？隐太子是皇上的伯祖，服缌麻之丧；章怀太子是伯父，服朞年之丧。懿德、节愍是同辈的堂兄弟，服大功之丧，亲属关系还没有穷尽，庙不能废除。"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也附和这个说法，于是四座陵庙只减去一半吏卒，其余照旧。

陈贞节升任太常博士。玄宗要将昭成皇后附祭于睿宗庙室，又想把肃明皇后也一并升祔。陈贞节上奏说："庙必须有配享的皇后，一帝配一后，这是礼的正道。昭成皇后有太姒那样的德行，应当升祔配享睿宗；肃明皇后既然不是因儿子尊贵而得配享，应当另立别庙。周人奏夷则之乐，歌小吕之曲，用来祭享先妣。先妣就是姜嫄，因为她生了后稷，所以特地为她立庙，叫做閟宫。晋简文帝的郑宣皇后不配食于庙，在外面建宫，按时节祭享。肃明皇后应当依照周朝姜嫄、晋朝皇后的先例，将神主安放在别庙，按礼仪按时祭享。"于是留神主在仪坤庙，下诏隶属太庙，不设置官属。

陈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一同上言："睿宗对于孝和皇帝来说，是弟弟。按贺循的说法，兄弟之间不互相承继。所以殷代盘庚不排在阳甲之后，而是向上承继先君；汉光武帝不承继孝成帝，而是向上承继元帝；晋怀帝承继世祖，不承继惠帝。所以阳甲、孝成帝都另立别庙。又说如果兄弟共享一代，昭穆的位次相同，就要毁掉两座庙，因为拥有天下的人从祢庙往上，供奉七庙，尊者所统辖的范围广，所以延及远祖。如果容许兄弟同列，那么向上就要毁去祖父、父亲的庙，天子就不能完整地供奉七代先祖了。请求将中宗立为别庙，大祫祭时则合祭于太祖，供奉睿宗，承继高宗，那样祼献之礼就能永远有序了。"皇帝下诏批准。到供奉中宗时，中宗别立庙，睿宗升为第七室。

开元五年，太庙毁坏，天子把神主移出，在太极殿营造新庙，穿素服避居别处三日不上正殿，不上朝，还临幸东都。伊阙的男子孙平子上书说："近来正月，太庙毁坏，这是升祔次序颠倒二帝的验证啊。鲁文公二年，把僖公升祔在闵公之上，后来太室就毁坏了。《春秋》记载这次灾异，解释说：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兄长，却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臣子居于君主之上，这就是失礼。所以太室毁坏。况且做兄长的臣服于弟弟，尚且不可以升祔在上；弟弟曾经臣服于兄长，怎么可以升祔在上呢？陛下没有先祭祀孝和皇帝，却先祭祀太上皇，这是先臣后君。从前把兄弟顺序颠倒升祔在上，如今把弟弟排在

译君主之前来祭祀。从前太室毁坏，如今太庙毁坏，与《春秋》记载的正好相同，不能不加以省察。武后篡夺国政，孝和皇帝中兴唐室，有大功，让他只在内主别祠祭祀，不能在世庙中立位，已经是很微薄的待遇了。功劳不可以抛弃，君主不可以居于臣下之下，长辈不可以被轻视，况且臣子承继君主就如同儿子承继父亲。所以禹不排在鲧之前，周人不排在不窋之前，宋、郑两国不因为帝乙的缘故而改变次序，厉王即使不贤，仍然尊奉他，更何况是中兴之主呢？晋太康年间，宣帝庙地面下陷，房梁折断；又过了三年，太庙殿基下陷直到泉水。重新营造后房梁又折断，这是天意的谴责，并非一定是因为朽坏才毁坏。晋朝不承顺天意，所以导致祸乱。臣认为应当把孝和皇帝迁回原庙，何必违背礼制，向下等同于鲁国、晋国的失礼之事呢？"皇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异，下诏让有关部门重新讨论。

陈贞节与博士冯宗对此加以质疑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父为昭，子为穆，兄弟不算在其中。殷商自成汤到帝乙，共十二位君主，父子相传的世代只有六代。《易·干凿度》说：『殷代的帝乙，是第六世的壬。』这就说明兄弟不算作一代。殷人立六庙，寝庙四座，加上汤庙共六座。殷代有兄弟相继为君的四位君主，如果把他们算作各自一代，那么向上就要毁去四室，就没有祖庙祢庙了，这肯定不是这样的。古时候从祢庙推溯到祖庙，虽然庙室交替毁坏、交替迁移，但三昭三穆的数目未曾缺失。按礼制，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支子为后。又说：『做别人的后嗣的，就成为他的儿子。』没有兄弟互相作为对方后嗣的规定，所以舍弃至亲，选取远支亲属。父子相承叫做继，兄弟相承叫做及。兄弟不互相列入对方的庙室，这是很久远的礼制了。假设有兄弟承继统绪、祭告祭享，也不能称嗣子、嗣孙，而要说伯考、伯祖，那还有什么统绪可言呢？殷代十二位君主，只有三祖三宗，明确说明兄弟各自另立别庙。汉世祖列七庙，惠帝不列入其中，子孙昌盛延续；晋景帝也是文帝的兄长，绝嗣后不列入庙中。如今说晋武帝越级尊崇他的父亲，导致庙毁坏；等到晋朝灭亡，又怎么解释汉朝出祧惠帝而享国长久呢？七庙、五庙，明确区分天子、诸侯的等级。父子相继承，这是一统。昭穆按次序排列，这是重视世代相继。按礼制，兄弟相继承，不能称嗣子。这说明睿宗不是孝和皇帝的儿子，一定要向上承继高宗的，如果偏偏要把睿宗与孝和皇帝同室并列，那就成了两个穆位，这在礼制上说得通吗？礼制上说不通，却让天子旁系承继伯考，抛弃自己的至亲正统，这怎么可以呢？孝和皇帝中兴唐室，另建圆寝，百世不毁，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孙平子牵强援引僖公升祔之事作类比，实在不知道孝和皇帝升祔新寝时，圣真皇帝才刚刚附祭于庙，从来没有一天居于其上过啊。"

皇帝让宰相召孙平子与博士当面详细论辩，博士们护着先前的说法，前后矛盾抵触，孙平子引经据典条理分明地辩驳，冯宗等人无法使他屈服。苏颋偏袒博士一方，所以孙平子被贬为都城尉。但当时的儒生们都认为孙平子孤高特出，反而在礼制之争中受到排挤，官职处置不公，皇帝也知道他说得正直，长久没有决断，但最终也没有恢复中宗在庙室中的地位。

第二年，皇帝要在明堂举行大享之礼，陈贞节厌恶武后所营建的明堂，认为它不符合古代所说"木材不加雕镂，士人不用文饰"的规制，就与冯宗上言说："明堂必须正对着丙巳方位，以对应房、心二宿布政的太微上帝所居之所。武后当初用干元正寝，占据阳向的午地，这是先帝用来听政的地方，所以毁去正殿改建明堂。拆除的那天，有声音如雷鸣一般，百姓喧哗议论，认为神灵不高兴。明堂建成后，火灾随之而来，此后不修养德行，不久又重新营造，穷尽财力极尽奢华，用诡异的祈禳来消除灾变，又想要严格配享上帝，神灵怎么肯降临呢？况且明堂紧邻掖庭，人和神灵混杂扰乱，这就叫做不能推行放之四海皆准的礼制。二京上都，四方都以此为准，那么天子听政，就

译要居于便坐，无法用来向群臣显示尊严，希望把明堂恢复为干元殿，让人们认识它原来的样子，不是更好吗？"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详细讨论。刑部尚书王志愔等联名上奏认为："明堂形制怪异，不合法度，是遭遇天火烧毁之余的建筑，不适合用来举行大享之礼，请求依照旧制，恢复设置为干元正寝。正旦、冬至时，天子在此接受朝会。如果要举行大享之礼，就再寄托于圜丘。"皇帝下制说："可以。"

陈贞节年高而终。

△施敬本

施敬本，润州丹阳人。开元年间，任四门助教。玄宗将要举行封禅大典，下诏让有关部门讲求典礼仪制。旧制中，盥手、洗爵都由侍中主持。有诏令祭祀天神时，由太祝主持。施敬本上言说："周朝的制度，大宗伯之下的郁人、下士二人掌管祼祭之事。汉朝没有郁人，用近臣代替。汉代侍中地位十分卑微，籍孺、闳孺等宠幸的臣子，都担任过这个职位。汉代的郡阖从侍中升迁为步兵校尉，俸禄千石。他的职责是记录起居、执掌虎子（便器），是十分低贱的臣子，如今侍中是宰相，不能与郁人相比。祝官是向神灵传达主人心意的人，不是卑贱的职位。古代两国君主相见，卿担任上傧，何况人与天之间的沟通呢？周朝太祝设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大夫……如今相当于郎中、太常丞一类，是下士；相当于员外郎、博士一类的。汉朝太祝令，俸禄六百石。如今太祝却是下士，用下士去接通天意，用大臣去侍奉天子，轻重不成比例，不合乎礼。旧制中，谒者引导太尉登坛，谒者的地位在下面登坛，礼节隆重。汉朝尚书、御史的属官中有谒者仆射一人，俸禄六百石，佩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凡任职满一年的郎中称给事中，未满一年的称谒者。光禄勋的属官中有谒者掌管宾赞之事，人数七十，俸禄比六百石。可见古代谒者的名号与俸禄差异是有等级的，如今谒者的班位低微，只是沿袭空名，忘记了实际职事，这不是用来事奉天意的做法啊。"皇帝下诏让中书令张说引见施敬本，详细听取他的建议，所以由侍中主持祝告，谒者依照礼制轻重区别对待，用其他官员代替兼领。

施敬本以太常博士的身份任集贤院修撰，一年后升任右补阙、秘书郎，去世。

△卢履冰

卢履冰，幽州范阳人，是元魏都官尚书卢义僖的五世孙。开元五年，官至右补阙，建议说："古时候，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一年，撤去灵位后仍心中服丧。武后开始要求同父亲一样服丧三年，这是不对的。"请求依照古礼，玄宗对此心存疑虑。又因为舅甥、嫂叔之间的服丧规定不安定，一并下令让百官讨论。

刑部郎中田再思说："懂得礼制的人家，向来意见纷争不断。依循古制不一定就对，依照当今的做法也不一定就错。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三年，高宗实际推行过，写入法令已经很久了，何必违背先帝的旨意，妨害人子的情感呢？把对亲人的爱心限制在一年的丧期内，使其与伯叔母、姑姑姊妹、嫂叔舅甥的丧服等同。太宗制定了这个制度，历经百年没有异议，不可更改。"

卢履冰因此说，上元年间，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三年的建议，后来虽然被提出但没有施行。到了垂拱年间，才开始推行。以至于有祖父母在世，而孙媳去世，却要行两年的丧服，这不能说是合适的。按礼制，女子没有独立主导之道，所以说家中不能有两个至尊。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是为了统一至尊。如今不纠正这个错误，恐怕后世还会有妇人凌驾丈夫的败乱，不可不加以省察。奏书留而未下达，卢履冰便极力陈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设立几筵服丧一年，心中哀丧则延续两年，父亲必须等三年之后才再娶，以此表达儿子的心意。圣人难道会对生身之情漠然无视吗？其实是有意于治理天下。从前武后暗中积蓄篡权的谋划，先自我尊崇抬举地位，将服丧规格升为一年而与丈夫相当，穿着斩衰之服不久便凌驾于唐朝皇室之上，由此开启了祸乱的端绪。孝和皇帝才刚刚恢复正统，韦氏又重新出来作乱，几乎使宗庙社稷灭亡，所以臣打算用这个建议来纠正夫妇之间的纲纪，不仅仅是母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议论的人有

译的说降低为母亲的丧服，并不是《诗经》所说的『罔极』之意，而且又与伯叔母、姑姑姊妹等同，况且斩衰、齐衰已经有升降的区别，那么年月长短也不容许有差异。这些都是拘泥迂腐的儒生，没有学习先王的旨意，怎么能够谈论礼制呢？所谓罔极，是指春秋祭祀之时，思念父母之情。君子有终身的忧思，何必局限于一年、两年的丧服呢？圣人对于礼制，必定建立中正的制度，使贤能与不贤能的人都能共同遵行礼法，然后才释除丧服。那些伯叔姑姑姊妹，哪里有设几筵、持丧杖的规定，哪里有三年心丧的规定呢？为母亲服齐衰，为父亲服斩衰，这是不可更易的道理。"

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论说："古代依据情感制定丧服制度，所以儿子把父亲当作天，妻子把丈夫当作天，服斩衰三年，是情感与礼制都尽到极致，因为是发自内心而立下的准则。妻子的丧期一年，情感与礼制都有所减损，是为了远避嫌疑，尊崇夫为妻纲之道。为嫡长子服三年斩衰而不因为做官而回避，是为了尊崇祖统，看重嫡传，隆重其礼，减损其情。孝道中最重大的是尊敬父亲，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要因做官而免除。齐衰而服一年，心丧三年，是情感已经充分表达而礼制有所减损。这是从尧、舜、周公、孔子以来都相同的做法，如今如果舍弃尊崇父亲、抑损其重的原则，损害尊敬父亲的义理，这能称之为礼吗？姨母兼有从母的名分，因为是母亲一方的亲属，加上舅父的服制，不能说没有道理。嫂叔之间不服丧，是为了远避嫌疑。请求依据古制作为准则。"皇帝没有答复。

当时讨论丧服制度的人各有各的看法，争论纷纷不止，到开元七年才下诏，服丧制度一律采用古制。从此以后，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有的服丧一年而行禫祭，禫祭之后就解除丧服，心丧延续三年；有的服丧一年而行禫祭，一直延续到三年才结束；有的直接服齐衰三年。后来卢履冰在任上去世。

△王仲邱

王仲邱，沂州琅琊人。祖父王师顺，在高宗朝为官，议论漕运输送之事，在当时颇有名声，最终官至司门郎中。王仲邱在开元年间，历任左补阙、内供俸、集贤修撰、起居舍人。当时典章制度参差不一，王仲邱想要综合贞观、显庆两种礼制，依据两者各有可取、都不能废弃的道理，于是上言说："贞观礼中，正月上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显庆礼中，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谷物丰收。臣认为：《诗经》说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礼制规定上辛日举行。向上帝祈求谷物，那么这个上帝就应当是昊天上帝了。郑玄说：『天的五帝轮流兴盛，为王者必定感应其中一位而兴起，所以在夏历正月祭祀所感应而生的那位帝，用祖先来配享，因此有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礼中已经采用了这种祭祀。请求借助祈谷之坛，普遍祭祀五方帝。五帝就是五行的精华，九谷的宗主。请求这两种礼制都采用贞观礼的做法。

雩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这是显庆礼的做法；祭祀昊天上帝于圆丘，臣认为雩祭上帝，是为百谷祈求及时雨。所以《月令》说大雩祭天帝，要用盛大的乐舞。郑玄解释说帝就是上帝，在圆丘祭祀，是尊崇天位。显庆礼祭祀昊天上帝，与《月令》相合，而贞观礼曾经祭祀过五方帝，请求这两种礼制都采用贞观礼的做法。

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帝、五官，这是显庆礼中祭祀昊天上帝于明堂的做法。臣认为郊祀用后稷配享上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先儒认为天就是感帝，把太微五帝归属于上帝，那么就归属于昊天。郑玄说『用官旅之礼祭祀上帝，祭祀五帝各有不同的文饰与礼节，不能合并为一』，所以在《孝经》中对『天』与『上帝』分别加以申述，说上帝也是天，神灵没有两个主宰，只是区分其处所来避免混同后稷。如今显庆礼祭祀上帝，符合经义，但贞观礼曾经祭祀过五方帝，请求这两种礼制都采用。"皇帝下诏批准。

王仲邱升任礼部员外郎，去世，追赠秘书少监。

△康子元 【侯行果】

康子元，越州会稽人，官至献陵令。开元初年，皇帝下诏让中书令张说举荐能治《易》《老》《庄》的人才，集贤直学士侯行果推荐康子元及平阳人敬会真，张说把这件

译事上报皇帝，皇帝因此得知他们的才学。

康子元被任命为侍读，多次升迁至秘书少监；敬会真任四门博士；不久两人都兼任集贤侍读学士。玄宗将要东行泰山封禅，张说引荐康子元同行，与徐坚、韦绦一起商定裁决封禅仪制。当初，高宗封禅时，中书令许敬宗议论说："周人崇尚气味，所以在祭祀之前先燔柴。"张说说，侯行果、康子元奏称《周官》说音乐演奏六变，天神才降临，这说明是用音乐来降神，不是靠燔柴。宋、齐以来，都是先尝祭酒后再燎柴。请求先祭祀后燔柴，依照贞观礼施行。侯行果与赵冬曦商议，认为先燎柴降神，这是很久远的礼制了。如果祭祀完毕后再燔柴，神灵就没有办法降临。康子元坚持先前的说法，说："难道要康子元独自站出来蒙受责难，来充当一个人的立场吗？"争议未能决断，张说请求由皇帝裁决。皇帝下诏依照先祭祀后燔柴的做法。

皇帝乘车从泰山返回，减少随行官员，先在东都停留。只有康子元、母煚、韦述以学士的身份随从，很久之后康子元才调任宗正少卿，因病以秘书监的身份退休，去世，追赠汴州刺史。

侯行果，上谷人，官至国子司业，侍奉皇太子读书，去世后追赠庆玉。侍讲之初，侯行果、敬会真及长乐人冯朝隐一同进讲。冯朝隐能够推究阐发老庄的深奥义理，敬会真也喜好《老子》，每次开始讲读之前，都要先熏香盥洗后才诵读。皇帝说："我想再寻求一位善解《易》的人。"没有比侯行果更贤能的了。

△赵冬曦

赵冬曦，定州彭城人，进士及第，历任左拾遗。神龙初年，上书说："古代律条千余条，隋朝时奸臣欺瞒律法，在律文中加了这样一句：『律文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出罪时列举较重的以表明轻罪的处理，入罪时列举较轻的以表明重罪的处理』，这一句话就废弃了数百条律条，从此轻重的判定就随着爱憎而变化，被判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假使贾谊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痛哭的。法律容易理解，那么百姓就不敢触犯而远离陷阱；文义深奥晦涩，那么官吏就会趁机营私、结党营私。律令格式方面，我认为应当重新审定条文，直接叙述事实，用来作为增减罪罚的准则，比照类推来衡量情理，至于『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这类条文，都应当废除不用，使愚夫愚妇都能相继远离犯罪，触犯法律的人即使身份高贵，也必定获罪。法律清明百姓就会信服，法度统一君主就会受到尊崇。"当时的人称赞他说得对。

开元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因事获罪流放岳州。被召回后，恢复官职。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一同入集贤院任修撰，不久兼管吏部官员事务，升任考功员外郎，一年后授直学士，不久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最后以国子祭酒的身份去世。

赵冬曦性格豁达不羁，不拘于世俗之事。他的兄长赵夏日，弟弟赵和璧、赵安贞、赵居贞、赵颐贞、赵汇贞都考中进士。开元时任集贤学士的人，还有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名声稍显著。【按：《唐书》此下附有尹愔的记载，没有可取的内容，现在删去】

陆坚

郑钦说

陆坚

陆坚，河南洛阳人。当初任汝州参军，因为妻兄李慈获罪被处死，牵连贬为涪州参军。后又升任通事舍人。曾有诏令让他重新出仕，派宦官前去劝谕，他没有接受。后以给事中兼学士的身份任职，善于书法，最初名叫友悌，玄宗嘉许他的刚正，改赐名为"从"。封禅泰山时，被封为建安男。皇帝对他十分厚待，将他的画像收藏在宫中，亲自撰写赞辞。最终以秘书监的身份去世，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

郑钦说

郑钦说，是后魏濮阳太守郑敬叔的八世孙。开元初年，从新津丞的身份，请求参加五经考试，考中及第，被授予巩县尉，任集贤院校理，历任右补阙、内供奉，通晓历法，博学多识。

当初，梁朝太常任昉在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的墓圹中得到一块铭文，上写道："龟卜说是土，蓍占说是水，甸服之数对应黄钟，开启了灵穴之址。埋葬在三个上庚日，坍塌遇上第七个中巳日。经过六千三百个浃辰，文数是二九，重叠三层，另加四百圯。"当时

译没有人能够解读这段铭文，任昉便把它藏了起来，告诫他的儿子们说："世世代代要携带这块铭文，去访求通晓此道的人。"任昉的五世孙任升之隐居在商洛，抄写了一份传授给郑钦说。郑钦说外出，在长乐驿得到了这块铭文，走到敷水三十里的地方才领悟说："选择墓地的人是在隐藏含义。"

葬期的年月，与先前所知墓穴坍塌的日辰相印证，甸服之数是五百，黄钟之数是十一。从大同四年往回推算，到汉建武四年，一共是五百一十一年。下葬是在三月十日庚寅日，正是三个上庚日中的一个。坍塌是在七月十二日己巳日，正是第七个中巳日。浃辰是十二日。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一共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一个月一次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数二九是十八，重叠三层是六层。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离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一共是十八万六千四百天，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

任升之感到惊讶，佩服他的智慧。郑钦说素来被李林甫所憎恶，韦坚被处死时，正打算牵连郑钦说，当时郑钦说担任殿中侍御史，因为曾经做过韦坚的判官，被贬为夜郎尉，最终在任上去世。他的儿子郑克钧任都官郎中。吐蕃围困灵州时，军粮匮乏。德宗任命郑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转运米粮堆积到边塞之下，守军因此得以安定。【按：《唐书》此下附有卢僎的记载，没有可取的内容，现在删去】

△啖助【赵匡，施士匄，仲子陵】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来迁居关中。学问深厚，通晓经术。天宝末年，调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期满后，隐居不出。他擅长研究《春秋》，考订三家学说的长短得失，弥补漏缺，编成《集传》，一共花了十年才完成。又归纳其中的纲要条目，写成《例统》来阐述其中的道理。

孔子编修《春秋》，是认为夏代政治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是粗野，商人承接夏代而崇尚恭敬，恭敬的弊端是崇尚鬼神，周人承接商代而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端是虚浮不实，要挽救虚浮的弊端，没有比恢复忠厚更好的了。文饰是忠厚的末流，如果把教化建立在根本之上，它的弊端还是末流性质的；如果把教化建立在末流之上，那弊端将会怎么样呢？武王、周公承接商代的弊端，是不得已才采用文饰之教的。周公去世后，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改革，所以它的弊端比夏商两代更严重。孔子哀伤地说："虞夏之道，很少招致百姓的怨恨。"商周之道则难以承受它的弊端，所以说："后代即使有兴起的人，虞帝的政治也是难以赶上的。"这大概是说唐虞的教化难以在末世推行，而夏代的忠厚之道应当变通而加以恢复，所以《春秋》用权变来辅助运用，用忠厚之道来断定礼制，依据实情而不拘泥于空名，不崇尚孤高洁行，随宜挽救乱世，因时制宜地决定进退赏罚。

古语说："商变通了夏，周变通了商，春秋变通了周。"而公羊子也说："乐于阐明尧舜之道，用来作为后来圣人的效法。"由此可知，《春秋》是用二帝三王的法度，以夏道为根本，并非只固守周代的典章制度，这是很明显的。

啖助又说，幽王、厉王时代虽然衰落，但雅乐还没有沦为风诗，到平王东迁之后，人们仍然沿袭旧有的教化，如果有善恶之事，应当用周代的法度来纠正，所以《春秋》断自平王末年，以隐公为起始，用来挽救衰薄的世风、勉励善行，挽救周朝的弊端，革除礼制的缺失。

啖助喜爱公羊、谷梁两家，认为《左氏传》解释经义多有谬误，他的书是出于孔子门人所作。而且《论语》中孔子所提到的人物，都是前代的人，像老彭、伯夷这一类，都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孔丘也以此为耻。"左丘明大概如同史佚、迟任这样的人物。而且左氏为《国语》作传，文辞缀合不成体系，叙事错乱抵触，历史不是一个人所写成的，大概是左氏收集各国的史书来解释《春秋》的，后人称《左氏》为传，附会是丘明所作，这是不对的。啖助的臆断，大多类似这样的说法。

赵匡、陆质，是他的高徒。啖助去世后，陆质与他的儿子啖异一起，收集编录啖助所

译著的《春秋集注总例》，请赵匡增补删减，陆质加以整理汇编，取名叫做《纂例》。

赵匡字伯循，河东人，历任洋州刺史。陆质所称的"赵夫子"，就是他。

大历年间，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教授门徒；施士匄以《诗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茞以《礼》，祭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都各自以自己所专攻的学问著名，而施士匄、仲子陵最为卓越出众。

施士匄，吴人，兼通《左氏春秋》，用二经教授门徒。从四门助教升任博士，任期满后应当离任，学生们联名上疏请求把他留下，一共留任了十九年，最终在任上去世，弟子们共同安葬了他。施士匄撰写了《春秋》传，没有广泛流传。后来文宗喜好经术，宰相李石因此提到施士匄的《春秋》可以一读，皇帝说："我已经看过了。这是穿凿附会之学，只是徒然制造异同之论罢了。学者就如同挖井得到甘美的泉水就够了，何必辛苦地到处寻求，然后才算有所得呢？"

仲子陵，蜀人，喜好古学，被举荐为贤良方正，擢升为太常博士，兼通大戴礼、小戴礼。有关官员请求纠正太祖东向的位次，把献、懿二祖迁走。仲子陵建议把神主藏在德明兴圣庙，他的言论典正得当。后来出现各种纷杂的异议，仲子陵又写文章反驳诸儒的诘难，诸儒无法使他屈服。过了很久，他掌管黔中地区事务，被选拔递补官职时，路过家乡时四人都以此为荣。最终官至司门员外郎。仲子陵以文章义理自娱自适，等到他去世时，家里所存的东西只有图书和几斛酒罢了。

△韦彤

韦彤，京兆人，研习礼学。德宗时任太常博士。此前，天宝年间，皇帝下诏让尚食官在初一、十五进献食物到太庙，天子派宦官侍祠，有关官员不参与其中。贞元十二年，皇帝开始下诏，初一、十五进食，让宗正、太常两个部门共同供办。于是韦彤与博士裴堪商议说："按礼制，宗庙在初一、十五不祭祀，圆寝才有这样的礼制。贞观、开元年间在礼制上，如果这样不敢改变古制。天宝年间才开始有进食的做法，大概是王玙一时兴起而增设的，没有实际用处，是燕享的器具，亵渎的膳食却掺入了神圣的祭荐，不能作为长久流传的示范。古书上说：『祭祀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圣人陈设牲牢俎豆，昆虫草木凡是可以进献的，无不齐备，用这些来祭享宗庙，交接神明，成全孝敬之心。至于洁净精美的膳食、丰富多样的珍馐美味，是可口的膳食，鲜美甘旨，称之为亵味，是用来宴请宾客、接待人情、显示慈惠的。可见祭荐与宴享，圣人把它们分为两类事物，不可以混淆。如今如果煎煮烹熟的饮食来祭享，就不再是用不同的祭品来表示敬意的本意了。况且祭祀不能过于频繁，也不能过于稀疏，要按感应时节来行祭享才符合中道。如今围寝每月两祭，不算稀疏；太庙每年五享，不算频繁。如果又在初一、十五加上进献膳食的礼节，这就失去了礼制的中道。帝王考察古制，不敢因为孝思之极而超出礼制；不敢因为肴品之多而剩下滋味。希望罢去天宝年间增设的供奉，将围寝以珍味供奉，将宗庙以礼制供奉，两方面都能得到合适的安排。"

皇帝说："这个礼制，是先帝裁定的，突然更改它，这该怎么说呢？"

朕当从容再议，是否可行，而初一、十五进食的做法最终没有废除。

后来适逢昭陵寝宫遭遇原野大火延烧，而客祭在瑶台佛寺，又因为原来的宫殿建在山上，缺乏水源，营造的人担心劳累，想要就在行宫建造寝殿，皇帝下诏让宰相百官讨论。

韦彤议论说："先王建都立邑，没有因为利益而迁移的，况且这是有原因的呢？如今因为寝殿遭火灾而迁移，加以营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神灵安于迁徙，因此建造寝殿，在礼制上是十分顺当的。而且其他陵寝都在柏城之内，随宜营造，不越出封域的范围，力量省而事易成。"皇帝听从他的建议，改变先前重新在原地建殿的决定，将寝宫还建在山顶。

韦彤去世后，武宗会昌五年，下诏京城不许群臣建造私庙。宰相李德裕等人引用韦彤先前议论的古制，说庙必须建在中门之外，

译无论吉事凶事都要向祖先禀告，因为亲近而尊崇祖先，不能自己独断专行。如今让群臣在京城之外建庙，就不能领会这个用意了。在礼制上，京城之南九坊，其中三坊叫做围外，地处荒僻，建庙没有妨碍；其余六坊属于禁地，皇帝下诏不允许。听从古制，即在允许的地方建庙。

△陈京

陈京字庆复，是陈朝宜都王陈叔明的五世孙。父亲陈兼，任右补阙、翰林学士。陈京擅长文辞，常衮很称赏他，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

德宗在奉天避难时，听说段秀实被叛贼所害，七天没有上朝。宰相认为正当多难之时，不应该阻塞了处理万机政务，天下人将会怎么说呢？陈京说："丞相的话不对。表彰大节、哀恤贤臣，是天下得以安定的原因，况且段秀实是如此卓越特异的人物呢？"皇帝说："说得好。"

回到京城后，升任左补阙。皇帝任命卢■〈木巳〉为饶州刺史，陈京与赵需、裴佾、宇文炫、卢景亮、张荐一同上劾，指出卢■〈木巳〉辅佐朝政大臣有超过时月未能得到皇帝召对的先例。百官惶恐不安，常常觉得如同兵刃架在颈上一样，陛下如果又重新任用他，那些奸邪的贼臣就会拍手称快而再次得势。皇帝不听，陈京等人争辩得更加坚决。皇帝大怒，左右的人都吓得躲避，谏言的人渐渐退却。陈京神色严正地说："赵需等人不要急着退下，即使尽力陈说不可行，也应当以死相争。"

卢■〈木巳〉于是被废除。皇帝确立皇位继承之事时，迎回太后，久久不能称心如意，且已经懒散懈怠。陈京秘密上告，派人寻访物色，以求得帝嗣。皇帝大为醒悟，终代不敢再置立异议。

当初，玄宗、肃宗先后附祭于庙室后，把献、懿二祖迁到西夹室，把太祖的神位提到东向，礼仪使于休烈议论说："献懿二祖的辈分尊于太祖，如果合祭，那么太祖的神位就不能处于正位。请求把二祖的神主藏起来，让太宗、中宗、睿宗、肃宗跟从世祖朝南向，高宗、玄宗跟从高祖朝北向。"举行禘祫大祭时，都不涉及二祖，这样过了十八年。

建中初年，正当举行大祫祭，陈京以太常博士的身份上言说："《春秋》的义理，已经毁去的庙的神主要陈列在太祖庙中，未毁的庙的神主要合祭于祖庙，没有已经毁庙的迁主不参与祭享的说法。唐朝的祀典制度与周朝不同，周朝以后稷为始封之祖，而毁庙的神主都排在后稷之下，所以太祖始终能保持东向的尊位。晋朝司马氏以高皇、太皇、征西等四位府君另立别庙，举行大禘祫祭时，就能端正太祖的位次，不需要屈从于别庙，祭祀高祖、太祖以下诸帝，是用来叙述亲属关系的。唐朝应该另为献、懿二祖立庙，举行禘祫祭时则祭祀太祖，从而端正太祖东向的位次。德明、兴圣二帝，已经有庙，那么把二祖的神主藏祔在那里。"

皇帝为此下诏让百官广泛讨论礼仪制度，派太子少师颜真卿说："如今议论的人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献、懿二祖亲属关系已远，不应当参与祫祭，应该把神主藏在西堂；一种认为二祖应该参与祫祭合食，与太祖同列于昭穆，缺去东向之位；第三种认为如果让二祖参与祫祭禘祭，那么太祖就永远不能保全他始封之祖的地位，应该把二主附祭在德明庙。虽然如此，但对人情神意都还不够满足。汉景帝既然承受天命，才刚刚被始封，就要百代不迁其位，而且又配享天帝，尊贵无与相比。到了禘祫祭祀的时候，暂且屈居昭穆之位以表达对先祖尊崇的孝心，这实在是明了神灵的心意，也是用来教化天下人行孝之道的做法。况且晋朝蔡谟等人已经有了成议，这不是没有依据的，请求在大祫祭时供奉献祖的神主居东向之位，懿祖的神主居于昭位。"

译景主居

宗庙昭穆制度重视根本尊崇顺序，是万代不变的法则。所谓祫祭合祭，其实与分别祭享是一样的。德明皇帝的神主实际上是分开祭祀，并非合祭。当时议论的人都赞同这个说法，于是又把懿祖神主迁回宗庙进行祫祭，就像颜真卿所议的那样。贞元七年，京兆府担任考功员外郎。

郎又说：“兴圣皇帝，是献祖的曾祖父，懿祖的高祖父，用曾孙的神主，去祔祭曾祖、高祖的宗庙,这在人情上是最顺当的。”皇帝下诏命尚书省会同百官、国子监的儒官，明确议定是否可行，商议一直没有定论。贞元十九年即将……

译禘祭，京又上奏说禘祭是大合祭祖宗之礼，必须尊崇太祖之位，端正昭穆次序，请求下诏让百官商议。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人请求奉献懿二主附祭于德明、兴圣庙。鸿臚卿王权申述并发挥这一主张说："周人"

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所以《诗经·清庙》一章说："这是祭祀文王的诗。"所以不提到太王、王季。那么太王、王季以上的祖先，都附祭于后稷之庙，所以清庙才能单独祭祀文王。太王、王季受尊崇，是出于私礼。（他们）附祭于后稷庙，

不敢以私礼夺公礼。古时先王迁庙主时，是按照昭穆次序合并收藏于祖庙。献、懿二主应当附祭于兴圣庙，这样太祖就能面朝东方，得到应有的尊崇；献、懿二主归入兴圣庙，也各得其所。当时主张附祭兴圣庙的意见占十分之七八。

皇帝恍然领悟，于是决定将二祖神主迁入兴圣庙。凡是禘祫合祭一次祭享，景皇帝就面朝东方。京自从担任博士以来提出这一建议，历经二十年才得以决定。众儒者此后再无异议。皇帝赐给京绯衣银鱼。昭陵陵寝占据山上，宦

官侍从担忧运水挑担劳苦不便，请求另择地点。宰相未能反驳，京说："这是太宗的遗志，他的节俭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不可更改。"议事的人大多附和宦官的意见，皇帝说："京的意见很好。"最终没有迁移。皇帝很器重京，认为他有宰相之才，正想

任用他时正逢他患了狂病，自刺却没有死。他又指责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文，皇帝派人诘问查核，查无实据，但仍然让他从考功员外郎，再升迁为给事中，都兼任集贤殿学士。皇帝怀疑京是被

忌恨他的人中伤，多次派中使前去慰问赏赐。后来京在延英殿奏对时，皇帝晓谕想要遣退他，他惊惧沮丧地跑出殿去。被罢免为秘书少监，去世，没有儿子，以侄子韦褎为继承人。

　　△畅当

畅当，河东人。父亲畅璀，任左散骑常侍。代宗时在集贤院待制，最终官至户部尚书。畅当考进士登第，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驾崩，宫廷内外服丧期满除服后，皇太子及诸王准备

服丧三年，皇帝下诏让太常商议太子的丧服制度，畅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说："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大概是通行的丧礼。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明文规定。晋元帝的皇后驾崩时，也曾对太子的丧服有疑问，杜预曾提出建议。"

古代天子的三年丧期，在下葬之后就除服。魏朝也是以下葬为界限。皇太子与国家为一体，如果不改变除服的制度，那么东宫的臣仆也要穿着丧服出入殿省。太子于是在卒哭之后除服。贞观十年六月，

文德皇后驾崩，十一月才下葬，太子丧服的礼节，国史没有记载。到第二年正月，任命晋王为并州都督。既然已经任命官职，太子当时应该已经除服了。现在皇太子应当依照魏晋的制度，下葬之后行虞祭，虞祭之后

卒哭，卒哭之后除服，此后以心丧终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见询问："畅当等人在有丧事的人身旁小食，也未曾吃饱过。现在太子穿着丧服侍奉进膳，直到下葬，这样可以吗？"下令群臣穿齐衰三十日，公除较为合适。

畲当认为应当以此作为服丧的期限，于是请求依照宋、齐时皇后为其父母服丧三十日的做法，除服后入宫朝见就穿墨縿，回宫仍穿衰麻。右补阙穆质上疏说："父亲在世而为母亲服丧一年，这是古礼。臣认为服三年太重，只有

遵循古礼才算合乎礼制，"德宗派内常侍马钦叙对穆质说："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等事务，有关部门请求三十日除服。下葬后就释除丧服，用墨衰终丧，这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穆质又说："公除并非

古礼。古礼是进入公门时才改换丧服；现在期丧以下的人，用縿制丧服正是这个道理。太子早晚侍奉皇帝，不能与公除相比拟；用墨衰来抑制哀情，那是因为战事的缘故。现在既不监国又不�in抚军，为什么要抑制哀情呢？子女对于父母，礼制虽有不同但情感相同，太子

侍奉君父之日，就是报答母亲之日相通的，怎能忍心让他因此失去美名呢？

译"于是下诏让宰臣与有关部门重新商议。畅当等人说："礼制中有在公门脱去齐衰的规定，《开元礼》中皇后为父母服丧十二个月，按朝廷旨意则是十三日

除服；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丧五个月，按朝廷旨意则是五日除服，恐怕穿着丧服入侍会有伤至尊之意，这并非只是因为战事而抑制哀情。太子公除之后，穿墨縿上朝，回宫后穿衰麻，酌情变通制定制度，是可以的。"

宰相于是让太常卿郑叔则起草奏疏，规定下葬后卒哭，十一月行小祥，十三月行大祥，十五月行禫祭，此后入朝谒见就穿墨衣，此议被采纳施行。等到董晋接替郑叔则担任太常卿时，皇帝说："皇太子丧服期限的问题，

起初本非朕的意思，是谏官提出来的。畅当等人请求遵循魏晋旧例，这是极为正确的见解。"畅当最终以果州刺史的身份去世【按《唐书》此处以下有林蕴传，现移至韦泉传后】

　　△韦公肃

韦公肃，是隋朝仪同观城公韦约的七世孙。元和初年，任太常博士兼修撰。宪宗准备行耤田之礼，下诏让公肃草拟具体仪典。宪宗对此很满意。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的郑余庆的家庙

中有两位祖妣，对于附祭一事有疑问，向有关部门请示。公肃议论说，古代诸侯一次娶九女，所以家庙中没有两个嫡妻。自秦朝以来，有再娶的情况，前娶后继，都算嫡妻。两人合祀并无妨碍。晋朝骠骑大将军温峤的继室

有三位，都疑虑是否应并称为夫人，于是询问太学博士陈舒，陈舒说："妻子即使先去世，荣辱都随从丈夫，依礼应附祭于祖姑之庙。祖姑若有三位，就各自推及她们所生的儿子(的地位)，这些人都算是夫人。她们生前都依正礼行事，死后不能因此而贬低。"

于是就采用了陈舒的议论，况且嫡妻与继室在古代有不同的制度，在今天却没有等级差异，那么附祭配享的典礼，怎能不相同呢？卿士家中的祭祀，两位妻子同享庙祭，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古代以媵妾续娶，如今以嫡妻续娶，不应援引一次娶妻的古制作为比照，使

子孙不能同样得到荣耀祭享，那是不应有的。有人说：《春秋》记载鲁惠公的元配夫人孟子去世后，以声子续娶为继室。声子是孟子的侍女娣，不能进入惠公的宗庙。宋武公之女嫁到鲁国，生下桓公后年老而死，鲁国立庐为她奉祀，却不

让她与惠公合祀而另立别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追从惠公的心志。那么其中的比照关系又如何呢？回答说：晋朝南昌府君庙中，有荀氏、辞氏两位；景帝庙中，有夏侯氏、羊氏两位。唐朝睿宗庙中，则有昭成、肃明二位皇后，所以太师颜

真卿家的祖庙中有殷氏、柳氏两位，二位夫人都得以附祭，前代事例既是如此，众儒者也没有异议。当初，睿宗忌辰之月，太常上奏，朔望日停止上朝，尚食进献素食，停止奏乐，其余日子皇帝在便殿处理政事，具备护卫仪仗，中书门下

的官员可以侍从，其它人若非奏事则不许谒见。忌日前后各三日，都不处理政务。忌日次日，百官在侧门叩首致哀慰问，此后便成为惯例。到这时，公肃上言说："按礼，忌日不举乐，但没有忌月的说法。只有晋朝

穆帝将要纳后时，因为顾虑康帝的忌月而下令商议此事，有关部门当时荀纳、王洽等人引用忌时忌岁的说法来驳斥这种顾虑，如今有关部门仍照旧禁止，在二十五月的丧期之内有所松弛，朝廷奏乐的事务随之恢复，丧期已除则礼制应当改变。

君王不应以私人的情怀超越礼制，所以在禫礼之后的一个月，哀情才逐渐消退。不应该在丧期已过之后又追加禁令，反而使礼制加重。如今太常寺，连郊庙祭祀所用的乐曲也停止练习，这就是所谓的反而加重礼制，这是对神明的不敬。有关部门完全禁止宫廷内外奏

乐，这就是所谓的无端而废止礼制，希望能依照经义裁正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皇帝下诏让中书门下，召集礼官、学官商议。众人都说："应当按照公肃所请求的办理。"皇帝批准了这个意见。公肃以高寿去世

译。

　　△许康佐

许康佐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辞科。家境贫苦，母亲年老，他请求担任知院官。有人讥笑他不择官职（而只图俸禄）。等到母亲丧期已满除服后，凡是征召任命他都不肯就任。人们这才明白他之前是为了侍奉母亲而屈就官职，因此有了名声，升

任侍御史，以中书舍人身份担任侍讲学士，与王起都受到文宗的宠信礼遇。皇帝读《春秋》读到"阍人杀死吴子余祭"一句，问"阍"是什么人？康佐因为当时宦官势力正强盛，不敢回答。皇帝笑了笑，就此罢了。后来皇帝在

蓬莱殿观书时召见李训，问他这个问题，李训回答说："古代的阍寺，就是现在的宦官。君主不亲近刑臣，认为这是招致轻死之祸的做法，孔子记载此事作为警戒。"皇帝说："朕身边亲近的刑臣太多了，怎能不忧虑呢！"从此皇帝暗中谋划翦除宦官。康

佐察觉到皇帝的意图，因此以生病为由辞职，改任兵部侍郎，后升任礼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懿【按《旧唐书》记载康佐撰有《九鼎记》四卷】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三十九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儒林传三。

　　儒林传

　　宋 【一】

　　○宋一

孙奭，王昭素，孔维，李觉，崔颐正【偓佺】李之才。

　　孙奭

　　王昭素

　　孔维

　　李觉

　　崔颐正 【崔偓佺】

　　李之才

　　△孙奭

孙奭字宗古，是博州博平人。年少时喜好学习，后迁居须城。九经科及第，任莒县主簿。他上书希望能试讲经义，升任大理评事，任国子监直讲。太宗到国子监巡视，召他讲解《尚书》。

所讲的"说命"篇很合皇帝心意，赐给他五品官服。真宗即位后，任命他为诸王府侍读【按《东都事略》记载：任诸王府直讲，校正六经正义】适逢皇帝下诏让百官轮流应对，孙奭上奏十件事，多次升迁为工部郎

中，擢升为龙图阁待制，孙奭凭经学而进用，坚守正道自处，一旦有所进言，从不曾曲意逢迎讨好。大中祥符初年，在左承天门得到天书，皇帝准备亲自迎奉，召见宰相商议。王旦等人说："这是上天赏赐的符命，

确实是盛德所感应的结果。"都再拜称贺万岁。皇帝召问孙奭，孙奭回答说："以臣愚见所闻，上天何曾说过话呢？岂会有书信呢？"四年，皇帝准备到汾阴祭祀，当时正遇大旱，京城附近郡县谷价暴涨。孙奭上疏劝谏说："先王卜卦决定出巡的时机，

每五年考察一次年岁的祥瑞。祥瑞出现就出行，不出现就增修德行然后再重新占卜。陛下刚刚完成东封泰山之事，又议论西行汾阴，恐怕不合先王谨慎重视的本意，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至于汾阴祭祀后土，此事经典中没有先例。当年汉武帝

准备封禅，先封中岳，祠祀汾阴，才开始巡幸各郡县，于是又到友山祭祀。如今陛下已经封禅完毕，又想要去汾阴祭祀，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古代设圜丘祭天、方泽祭地，用来郊祀天地，如今的南北郊

就是如此。汉初承袭秦制，只设立五畤来祭天，而后土没有祭祀。所以汉武帝才在汾阴立祠。自元帝、成帝以来，依从公卿的意见，才把汾阴的后土祭祀迁到北郊。此后的君王，大多不再祭祀汾阴。如今

陛下已经建立了北郊，却又舍弃它去远方祭祀，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西汉都城在雍地，距汾阴极近，如今陛下要经过险阻之地，轻易舍弃京城根本，去羡慕西汉的虚名，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唐朝以河东

作为王业兴起之地，所以明皇偶尔巡幸河东，因而祭祀后土。本朝的兴起，情况与唐朝不同，而陛下无缘无故想要祭祀汾阴，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近年以来，水旱灾害相继发生，陛下应当反躬自省、修养德行，

来回应天意的谴责，怎能屈从奸邪之人的意见？远劳百姓，忘记国家社稷的大计，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雷电在二月惊蛰时开始，八月收声，如果失去时序就是异常。如今冬季打雷，是异常中格外严重的，而陛下却没有察觉，

恐怕正是失去了上天的意旨，这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