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一
又
若医家之言病疰，言气转相染注也。而今之俗说，谓丂左回为考，右回为老，此乃委巷之言。且又“考老”之字，不皆从丂，“丂”音“考”，“老”从“匕”，音“化”也，假。
借者，古省文如「令者」，号令也，可借为使令【平】长者，长短也，可借为长【上】幼，诸如此类，皆可以推。至春秋之后，书多口授传受之。
者，未必皆得其人。至着于简牍，则假借文字，不能皆得其义。故经传之字，多有乖异。《诗》借“害”为“曷”之类，是也。指事、象形，其义相似。物之实形，有可
象者，则为象形，山川之类，皆是物也。事之虚无，不可图画，谓之指事。形则有形可象，事则有事可指。如上下之义，无形可象，故以丨在一上，丨在
一下指其事，故象形指事，大同而小异。会意亦虚也，无形可象，故会合其意，以字言之，止戈为武。人言必信，故曰比类合义，以见指撝形声者，实。
也，形体不相远，不可以别，故以声配之，为分异。若江河同水也，松柏同木也。江之与河，但有所在之别，其形状所异者几何？松之与柏，相去何若？
故江河同从水，松柏皆从木，有此形也。然后谐其声以别之。江河可以同谓之水，水不可同谓之江河；松柏可以同谓之木，木不可同谓之松柏。
故散言之曰，形声；总言之曰，转注。谓耆、耋、耄、寿、耇，皆老也。凡五字，试依《尔雅》之类言之：「耆、耄、耋、□、耇」也。又「耇、□、耋、耄、耆」可同谓之老，老亦可同谓。
之耆往来皆通，故曰转注，总而言之也。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象形实而指事虚；形声、会意相类，形声实而会意虚；转注则形事之别然。
立字之始，类于形声，而训释之义与假借为对。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凡六书为三耦也。又曰：「文字之义，无出《说文》，而古来学者尠。」
能师尚蔡邕，汉末硕学，而云色丝为绝，殊不知绝字系旁为刀，刀下为卪，而又况不及蔡邕乎？魏祖以合为人，一口；吴人云：无口为天，有口为吴。
曾不知吴从■〈吴，去口〉梁武书贞字为与上人取会嬉戏无顾经典矣。庾肩吾述书法，乃云土力为地，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殊不。
知随从辵安步也，而妄去之。颜元孙作《干禄字书》，欲以训世。其从孙真卿书之于石，而厘字改未为牙，冕字转冂为■〈向，去口〉邻，正体也。
而谓之讹，邻俗谬也，反谓之正，益为病矣。又国子司业张参作《五经文字》，脑字匕旁甾，转写者以匕在右，乃作■〈〈止上止下〉刂〉去■〈
巛上凶下〉不亦疏乎？又图谶兴于两汉，符命文字皆俗体相兼。
译流，成为"江"、成为"汉"，各自得名，但本源都同出于一水。又
比如医家说的"病疰"，是说气相互传染。而现在民间说的，把"丂"向左弯就是"考"，向右弯就是"老"，这是街巷俗人的说法。而且"考""老"二字，都不是从"丂"来的，"丂"音"考"，"老"从"匕"，音"化"。所谓"假
借"，古代文字简省，如"令"字，本义是号令，可以借用为"使令"【读平声】；"长"字，本义是长短，可以借用为"长幼"【读上声】，诸如此类，都可以类推。到了春秋以后，书多是口耳相传授受的，
传授的人未必都是合适的人。等到写在简牍上时，就借用了文字，未必都能得到原来的意义。所以经传中的文字，多有出入差异。《诗经》中借"害"为"曷"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指事、象形，意义相近。事物的实际形状，凡能
描摹出来的，就是象形，山川之类，都是具体的事物。事情是抽象的，不能画出来，就叫做指事。象形有形状可以描摹，指事有事理可以指明。比如"上""下"的意义，没有形状可以描摹，所以用一竖在"一"上面，一竖在
"一"下面来指明这个事理，所以象形与指事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会意也是抽象的，没有形状可以描摹，所以把意思会合起来，用字来说，"止""戈"合起来就是"武"。人说话一定要守信，所以说"比类合义，以见指撝"；形声，是实在
的，字形字体互不相远，无法区分，所以用声音来配合它，作出区分。比如"江""河"同样属水，"松""柏"同样属木。"江"和"河"，只是所指地点不同，它们的形状能有多大差别呢？"松"和"柏"，又能相差多少呢？
所以"江""河"都从"水"，"松""柏"都从"木"，是因为有这种形旁。然后再用声音来区分它们。"江""河"可以统称为"水"，"水"却不能等同于"江""河"；"松""柏"可以统称为"木"，"木"却不能等同于"松""柏"。
所以分开来说就是"形声"，合起来说就是"转注"。所谓"耆""耋""耄""寿""耇"，都是"老"的意思。共五个字，试着依照《尔雅》的体例来说："耆""耄""耋""□""耇"，又"耇""□""耋""耄""耆"可以统称为"老"，"老"也可以统称为
"耆"，来回都讲得通，所以叫做"转注"，是总括起来说的。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似，象形是实的，指事是虚的；形声、会意相类似，形声是实的，会意是虚的；转注则是与形、事都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从造字之初来看，转注类似于形声，而它训释的意义又与假借相对应。假借是一个字表示多种用法，转注是一种意义有多个字形。总之六书可以分为三对。徐锴又说："文字的意义，没有超出《说文》的，可是自古以来的学者中很少"
能真正师法它的。像蔡邕，是汉末的大学者，却说"色""丝"合起来是"绝"字，却不知道"绝"字实际上是旁边加"刀"，"刀"下面是"卪"，何况比不上蔡邕的人呢？曹操把"合"字解释为"人"下加"一""口"；吴人说：没有"口"是"天"，有"口"是"吴"，
却不知道"吴"字是从"吴（去口）"来的。梁武帝把"贞"字写成"上"加"人"字，只是为了迎合流俗嬉戏取乐，完全不顾经典的原意。庾肩吾在《书品》中论述书法，竟说"土""力"合起来是"地"字；隋文帝厌恶"随"字中的"走"，就把它去掉了，却不
知道"随"字是从"辵"（表安步而行）来的，却错误地去掉了它。颜元孙撰写《干禄字书》，本想用来匡正世俗字体，他的从孙颜真卿把它书写刻在石碑上，却把"厘"字改为把"未"写成"牙"，把"冕"字的"冂"转写成"■〈向，去口〉"，这本是"邻"字的正体，
却被当作讹字；"邻"的俗体本是错的，反而被当
颜之推论之详矣。又点画之法，着自前闻。葢博物君子，援豪布墨，写其心素，规
旋矩折始，中绳墨；萧何题署，张芝章草，笔迹轻重，着在缣缃。而后之学者，弃本逐末，争求点画之妙，不测布置之由，乃至删除点画，加减随意。事
不师古可谓讹矣
又曰：「说文之学，方俗异语，而六书之内，形声居多。其会意之字，学者不了，鄙近传写，多妄加声字，所宜櫽括。」又曰：「古者以鸟迹为始，即古文。」
也书有工拙，或引笔为画，头重而尾纤，取类赋名，谓之科斗，孔子壁书、滕公墓铭是也。大篆史籀所作，所谓籀文是也，字体繁复，葢与古文并行。
秦李斯颇删籀文，谓之小篆，会稽山铭及今之篆文是也。篆复不足以给，故程邈作古隶，字画曲折点缀易成，即今之隶文。凡此五者，皆正文也。
而鸟书、虫书、刻符、殳书之类，随事立制，非文字之常也。然而愚智不同，师说或异，豪端曲折，不能不小有异同。许慎所解，解其义也。点画多少，皆
案程序，李斯小篆，随笔增减，所谓秦文字体，或与小篆为异，其中亦多云此篆文，此古文是也。又《穆天子传》《山海经》诸子所有异字，本皆篆体相。
承隶书讹谬，未始有极，既未可深考，所不取焉。五体之外，汉魏以来，悬针、倒□、偃波、垂露之类，皆字体之外饰，造者而齐萧子良、王融、庾元威之。
徒随意增益，妄施小巧，以异为博，以多为贵，其为虚诞，不言可明矣。
（臣）等谨按许慎《说文》有云：“篆作某者”，慎所列诸字皆小篆，何又别之以“篆作某”？是以学者颇或疑之，观徐锴此论可以释然矣。葢许慎
时秦文着于金石者传世尚多，凡所云篆作某者，悉指秦篆而言，不止徐铉等所列篆文笔迹相承小异之类也。又隶书相承之变，较篆益繁，若
洪适《隶释》所载汉碑之字注云：「以某为某者，指不胜屈。」是以洪适作《急就一章》云：「自《三苍》、《滂喜》亡，小学不绝如线。」字书行于世者，篇莫加于《类篇》。
韵莫善于《集韵》。所载隶古，以石刻校之，则攟摭尚多，脱略如隶法。皆以悠作悠，司马季德碑又省作悠。稽之篇韵，咸无焉。蔡伯喈奉熹平之诏，刊
鸿都之碑，晚学咸所取正，未尝一字好奇也。今之学者，事不师古，乃随手援笔，变点画，篡偏傍，以取新尚，怪为能，闲有所据，不过魏晋以后字体。
此膏肓之疾也，适之此言，诚中魏晋六朝字学之弊矣。然洪适《急就》所举诸字，如继作继，笔作□，农作农，楚作壄，宇作穻，弃作■〈去上兵下〉
秉作，秉通作，通之类，实皆汉人随手之变，与后之好奇者初无以异。驯致六朝字体杂出，未始非此等字阶之为厉。
译作正体，这就更加错误了。又，国子司业张参撰写《五经文字》，"脑"字偏旁本是"匕"旁加"甾"，转写的人把"匕"写在右边，就写成了"■〈〈止上止下〉刂〉"，去掉了"■〈
巛上凶下〉"，这不是很疏忽吗？又，图谶之说兴起于两汉，符命文字都是民间俗体夹杂的产物，颜之推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至于点画的笔法，早就流传自前人。大概是博学多识的君子，援笔挥墨，写出自己内心的真意，笔画
回旋转折自然合乎法度；萧何题写宫殿匾额，张芝创作章草，他们运笔轻重的笔迹，都记载在缣帛简牍上。而后世的学者，舍本逐末，争相追求点画的精妙，却不揣摩布局安排的道理，甚至删除点画、随意增减笔画，这种事情
不效法古人，真可以说是讹误了。"
徐锴又说："《说文》的学问，各地方言土语不同，而六书之中，形声字占多数。至于会意字，学者们不明白其中道理，浅陋地转相抄写，往往妄自增加声旁，这是应当加以规范纠正的。"又说："古人以鸟迹为造字的开端，也就是古文。"
书法也有工拙之分，有的运笔为画，笔画头重尾细，因其形状而命名，称为"科斗文"，孔子壁中书、滕公墓志铭就是这种字体。大篆是史籀所创，也就是所谓的"籀文"，字体繁复，大概与古文并行使用。
秦代李斯对籀文略加删减，称为"小篆"，会稽山刻石铭文以及现在的篆文就是。篆书又不能满足书写的需要，所以程邈创制了古隶，字画曲折简省，容易写成，就是现在的隶书。以上这五种，都是正体字。
至于鸟书、虫书、刻符、殳书这一类，是根据具体用途而制定的，并非文字的常规写法。然而人的智愚不同，师承的说法也有差异，笔端的曲折，不能不有些许出入。许慎所解释的，是解释字的意义。至于点画的多少，都
按照当时的规程。李斯的小篆，也随手有所增减，这就是所谓秦代文字的字体，或许与后来的小篆有所差异，其中也常说"此为篆文""此为古文"。又，《穆天子传》《山海经》以及诸子书中所有的异体字，本来都是承袭篆体，
隶书转写讹误已经到了极点，既然无法深入考证，所以就不采用了。这五种正体字之外，汉魏以来，悬针篆、倒□篆、偃波篆、垂露篆之类，都是字体之外的装饰，是造字之外萧子良、王融、庾元威等人
随意增添、妄自施展小巧技艺的产物，以求异为博学，以求多为可贵，这种虚妄荒诞，不必多说也很明白了。"
臣等谨按：许慎《说文》中有说"篆作某"的地方，许慎所列的各字都是小篆，为什么又要另外标注"篆作某"呢？因此学者们大多对此感到疑惑，看了徐锴这段论述就可以释然了。大概许慎
那个时代，刻在金石上流传于世的秦代文字还很多，凡是说"篆作某"的，都是指秦篆而言，不仅仅是徐铉等人所列的篆文笔迹相承而略有差异的那类字。又，隶书相承的变化，比篆书更加繁多，就像
洪适《隶释》中所记载的汉碑文字，注中说"以某为某"的，数不胜数。因此洪适作《急就一章》说："自从《三苍》《滂喜》失传后，小学（文字学）几乎断绝，仅存一线。"字书流行于世的，篇幅没有超过《类篇》的，
韵书没有比《集韵》更好的。所记载的隶古字，用石刻来校对，则搜集摭拾遗漏的还很多，脱略之处如同隶书的写法。都把"悠"写作"悠"，司马季德碑又省写作"悠"。核对字典韵书，都没有这个字。蔡邕奉汉灵帝熹平年间的诏命，刊刻
鸿都门的石经，后来的学者都以此为标准取正，未曾有一个字是标新立异的。现在的学者，做事不效法古人，随手挥笔，改变点画，篡改偏旁，以求新奇为标榜，以怪异为能事，偶有所依据，也不过是魏晋以后的字体，
这是文字学中膏肓般的痼疾啊。洪适这番话，确实说中了魏晋六朝文字学的弊病。然而洪适《急就》所列举的各字，如"继"写作"继"，"笔"写作"□"，"农"写作
也是则秦篆、汉隶巳皆与六
书之旨，颇相出入，所以六书之义，不得不衷诸许慎《说文》一书矣。
郭忠恕曰：「造字之旨，如于象形中，则止戈反正而省声生焉。至若旧本隶写，不可具举，触类而长，实繁有徒。」
（臣）等谨按忠恕作佩觿三卷，纠正讹异，如以冰为凝，以渴音竭，以贞为鼎，以■〈鼎刂〉为则之类。然其中亦有疏失，如■〈井邑〉
从邑井户经切，而以为邢口坚翻疋，即雅字而以为八分正字，则亦未尽合于六书之义也。
戴侗曰：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画竹木以为识者，所谓契也。契不足以尽变，于是象物之
形指事之状，而刻画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简牍刀笔生焉。所谓书也。象形指事，犹不足以尽变，转注会意以益之，而犹不足也。无所取之，取诸其
声而巳矣。是故各因其类而谐之。以其声，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别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谐松之声，借白以谐柏之声。水之形可象也。
而其别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以谐江之声，借可（以）谐河之声，所谓谐声也。五者犹不足以尽变，故假借以通之，而后文字之用备焉。六
书之义虽不同，皆以形声而巳矣。赵古则曰：「六书初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次三曰会意，次四曰谐声，合夫象形指」
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转注。托夫四者之中者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会意、谐声，字也。谐声字，
之纯会意字之闲【去声】也，假借转注则文字之俱也。肇于象形，滋于指事，广于会意，备于谐声。至于声，则无不谐矣。四者不足，然后假借。
以通其声，声有未合，而又转注以演其声。象形、指事一也。象形有加为指事，会意、谐声一也。会意主声为谐声，假借、转注一也。假借叶声为转注。
明乎此则六书之能事毕矣
（臣）等谨按古则，又论子母相生之义，谓母能生子，不能生因纠；许慎《说文》以句生，拘拘菐生仆■〈臣菐〉句菐为子，不能生为虚设。
然《说文》诸部次第相因，偏傍相系。若以「句菐」二字不能相生，则《说文》中之不能相生者多矣。故凡古则所论，象形、指事为文，会意、谐声为字者，义
虽可通，而未可以概六书之全指也。
吴元满曰：「文字之有六书，犹法令之有条例，否则散漫无所纪矣。故六书一曰象形，象其物而画其形，见而可知者；二曰指事，加物于形体。」
之上指而可别者，三曰会意，会合二文以成字，悟而可通者，四曰谐声，以声附意，调和成字，闻而可辨者，五曰假借，假四体借为他义之用，六曰
转注，转四体之声，注释他义之用，六者文字之体用备矣。
译"农"，"楚"写作"壄"，"宇"写作"穻"，"弃"写作"■〈去上兵下〉"，
"秉"作"秉"，"秉"又通作"通"之类，实际上都是汉人随手的变化，与后世好奇标新的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同。以致六朝字体驳杂多出，未尝不是被这类字所诱导助长的。由此可见，秦篆、汉隶其实都与六
书的宗旨颇有出入，所以六书的意义，不得不以许慎《说文》这部书为准绳了。
郭忠恕说："造字的宗旨，比如在象形之中，就产生了'止戈'合成'正'而省声的做法。至于旧本隶书的写法，不能一一列举，触类旁通，实在繁多。"
臣等谨按：郭忠恕撰《佩觿》三卷，纠正讹误异体，比如把"冰"当作"凝"，把"渴"音读作"竭"，把"贞"当作"鼎"，把"■〈鼎刂〉"当作"则"之类。然而其中也有疏漏，比如"■〈井邑〉"
字从"邑""井"，读"户经切"，他却认为是"邢"字读"口坚翻"；"疋"字即"雅"字，他却认为是"八分"正字，这些也未必完全符合六书的道理。
戴侗说：文字产生于语音。先有语音，然后用文字表现出来，意义与语音一同确立，越治理越繁复，越巧妙越滋生。所以有在竹木上刻画作为标记的，这就是所谓的"契"。契不足以穷尽变化，于是就描摹事物的
形状、指明事情的状态，用刻画的方式来配合事物的名称，于是简牍刀笔就产生了，这就是所谓的"书"。象形、指事，还不足以穷尽变化，于是又用转注、会意来补充，可还是不够。没有别的办法可取，只能取之于它的
声音罢了。所以各按其类别，用它的声音来调和。木的形状是可以描摹的，但它的种类像松、柏这些，不能全部描摹出来，所以借"公"来调和"松"的声音，借"白"来调和"柏"的声音。水的形状是可以描摹的，
但它的种类像江、河这些，不能全部描摹出来，所以借"工"来调和"江"的声音，借"可"来调和"河"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谐声"。这五种方法还不足以穷尽变化，所以又用假借来贯通，此后文字的运用才算完备。六
书的道理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形和声为根本罢了。赵古则说："六书之中，第一是象形，是文字的根本。第二是指事，是在象形基础上有所增加的。第三是会意，第四是谐声，是合并了象形和"
指事的。第五是假借，第六是转注，是依托前四种而产生的。独体的叫"文"，合体的叫"字"。象形、指事，是"文"。象形是纯粹的"文"，指事是在象形上有所增加的"文"。会意、谐声，是"字"。谐声字，
是纯粹的"字"，会意字则介于两者之间【读去声】；假借、转注，则是文和字都兼有的。始于象形，滋生于指事，扩大于会意，完备于谐声。到了谐声，就没有声音不能调和的了。这四种方法还不够用，然后才用假借
来贯通声音，声音有不相合的，又用转注来演绎声音。象形、指事是一类，象形有所增加就成了指事；会意、谐声是一类，会意加上主导的声音就成了谐声；假借、转注是一类，假借协调声音就成了转注。
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六书的功用就全部完备了。"
臣等谨按：赵古则又论述"子母相生"的道理，说母字能生出子字，不能生的字就叫做"因纠"；许慎《说文》中说"句"能生出"拘""菐"，"菐"能生出"仆""■〈臣菐〉"，"句""菐"作为子字，是不能再生的，这种说法是虚设的。
然而《说文》各部之间次第相因，偏旁相互关联。如果说"句""菐"二字不能相生，那么《说文》中不能相生的字就多了。所以凡是赵古则所论"象形、指事为文，会意、谐声为字"的说法，道理
虽然讲得通，但还不能用来概括六书的全部意义。
吴元满说："文字有六书，就像法令有条例一样，否则就散漫没有纲纪了。所以六书，第一是象形，描摹事物而画出它的形状，一看就能知道的；第二是指事，把符号加在物体形状"
之上，可以指明区别的；第三是会意，会合两个字来组成一个字，一经领悟就能明白的；第四是谐声，用声音依
（臣）等谨按元满论六书，其五者皆与《说文》相合，惟论转注，以注为注释，犹专泥于言义，而未合形声偏傍以通之也。
赵宦光曰：「六书互生，有指事而形互生者，有象形而事互生者，有谐声而意互生者，有会意而声互生者，有假借而注互生者，有转注而借」。
互生者，有始于一书而五法交互相生者。大校六书之实，出之造书者；六书之名，未必出之造书者也。即或有之矣，六书剖厘分属，尤不必出之。
造书者也，若先定六书，然后造字，即非矣。
（臣）等谨按，宦光此论，实该六书之要，所以后来分类者，以某字属某门，虽有岐出，而实非相戾也。
又曰：六书虽各有属，每多错互成文。如“东”本会意，兼形；“工”本指事，兼形；“引”本象形，兼事；“丰”虫本象形，亦意；“从”支本会意，亦形；“龙”则形而加形。
二三则事，而加事；熊罴之类，形意声三法互用。至若榘字六义变体，无不赅备。必欲限于一法，则凿矣。
（臣）等谨按六书分合诸家之说，虽有不尽合一者，而要之六书大指，尤在区分偏傍部分之所属而巳是以《说文》而下诂字诸书，考古。
如汗简、通楷，如《玉篇》，无不以「某」之属皆属「某」，严其条贯者，如「喜」「同」「谷」「史」等字，皆从「口」「员」「邑」「韦」「京」之属，则皆从「口【音围】至于「石」「足」「鬲」「壴」之属，
则似口而又非口【石象山，石在厂之下，足象膝葢圆骨，在踁之上，鬲以象鼎之属，壴象豆形，食肉之器也】革还等字，则与口口皆不相侔。
矣【革中闲从白形还从睘□远等字皆从袁袁乃叀之省叀从厶变为口也】又如皙从白香从甘，至于百者，皆习之属，则皆从白【白
即自字】与白不相侔矣。又如里、留、当、男，皆从田；富、畗等字，则从高省，故似田而实非田。思、卑、畀、畏等字，则与田皆不相侔矣【思从囟，虑字。
从此卑从甲，畀从由，畏从甶。甶音敷弗切。禺字从此】又如昔旧■〈鏋，去釒〉黄等字，皆不从艹【昔作■〈〈仌仌〉上日下〉象残。
肉曰以晞之与俎同意旧从萑萑从□□工瓦切羊角也■〈鏋，去釒〉从二十为廿黄从炗炗古文光字】要迁霸覆皆不从西【要作。
□从曰象形，迁作□，从臼囟声，霸作霸，从■〈雨上革下〉月始生霸，然也。本普伯切，今以为霸王字，必驾切。覆从□，呼讶切。核字从此】农豊
等字皆不从曲【农作□，从晨囟声，豊行礼之器也，上从□】徒从等字皆不从彳【徒从辵，从土，从本，作从，从二人，或加辵】又如卖。
不从士【卖作□士，从出敖字，从此】稽不从禾【稽从禾，禾古兮切，木之曲头也】于不从方【于本乌字省作□旁，从□】朋不
从月【朋本凤字篆作□，象凤飞之形，借作朋字】诸如此类，难执楷画以律篆文。
译附于意义，协调组合成字，一听就能辨别的；第五是假借，借用四体（前四种造字法）的字形表示别的意义；第六是
转注，转用四体的字音，来注释别的意义。这六种，文字的体和用就完备了。"
臣等谨按：吴元满论六书，其中五种都与《说文》相合，只是论转注时，把"注"当作"注释"，还是拘泥于字义，而没有把它与形声偏旁贯通起来讲。
赵宦光说："六书是相互滋生的，有指事而由形旁滋生出来的，有象形而由事理滋生出来的，有谐声而由意义滋生出来的，有会意而由声音滋生出来的，有假借而由注解滋生出来的，有转注而由假借"
滋生出来的，也有从一种造字法开始而五种方法交互相生的。大体上六书的实际情况，是出于造字者的本意；六书的名称，未必是造字者所定的。即使有定名，六书的分类归属，也未必是
造字的人所划定的。如果先定下六书的分类，然后才造字，那就错了。"
臣等谨按：赵宦光这番论述，确实抓住了六书的要旨，所以后来分类的人，把某字归入某一类，虽然有出入之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
赵宦光又说：六书虽然各有所属，但常常交错混合成一个字。比如"东"字本是会意，同时也兼有象形；"工"字本是指事，同时也兼有象形；"引"字本是象形，同时也兼有指事；"丰"和"虫"字本是象形，同时也有会意；"从""支"字本是会意，同时也兼有象形；"龙"字则是象形加象形，
"二""三"则是指事加指事；"熊""罴"之类，形、意、声三种方法交互运用。至于"榘"字六种意义变化交错，无不完备。如果一定要限定于一种方法，那就太拘泥了。
臣等谨按：六书的分合，各家说法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六书的大旨，尤其在于区分偏旁部首所归属的类别罢了。因此从《说文》以下解释文字的各种书籍，考察古文，
如《汗简》《通楷》，如《玉篇》，无不以"某字所属都属于某部"，严格地划定条贯。像"喜""同""谷""史"等字，都是从"口"；"员""邑""韦""京"之类，则都是从"囗"【音"围"】；至于"石""足""鬲""壴"之类，
则形似"口"而又不是"口"【"石"字象山，"石"在"厂"字之下；"足"字象膝盖圆骨，在小腿之上；"鬲"字用来象征鼎一类的器物；"壴"字象豆的形状，是盛肉的器皿】。"革""还"等字，则与"口""囗"都不相干
了【"革"字中间从"白"形，"还"从"睘"，"□"（远）等字都是从"袁"，"袁"是"叀"的省写，"叀"从"厶"变为"口"】。又如"皙"从"白"，"香"从"甘"，至于"百"字，则都属于"习"的部类，都从"白"【"白"
就是"自"字】，与"白"字不相干了。又如"里""留""当""男"，都是从"田"；"富""畗"等字，则是从"高"的省形，所以字形似"田"而实际不是"田"。"思""卑""畀""畏"等字，则与"田"都不相干了【"思"从"囟"，"虑"字
也从这个。"卑"从"甲"，"畀"从"由"，"畏"从"甶"，"甶"音"敷弗切"，"禺"字也是从这个】。又如"昔""旧""■〈鏋，去釒〉""黄"等字，都不是从"艹"的【"昔"字作"■〈〈仌仌〉上日下〉"，象征残剩的
肉用来晾晒的意思，与"俎"同意；"旧"从"萑"，"萑"从"□"，"□"读"工瓦切"，是羊角的意思；"■〈鏋，去釒〉"从"二十"为"廿"；"黄"从"炗"，"炗"是古文"光"字】。"要""迁""霸""覆"都不是从"西"的【"要"字作
"□"从"曰"，是象形字；"迁"字作"□"，从"臼"，"囟"声；"霸"字作"霸"，从"■〈雨上革下〉"，是"月始生霸"的意思，读音本是"普伯切"，现在用作霸王的"霸"字，音"必驾切"；"覆"从"□"，读"呼讶切"，"核"字也是从这个】。"农""豊"
等字都不是从"曲"的【"农"字作"□"，从"晨"，"囟"声；"豊"是行礼所用的器具，上面从"□"】。"徒""从"等字都不是从"彳"
推而广之，斯可以求制字之初意。是以析属偏旁，系别部。
分使部皆统源字，各归毋篆、隶、真、艹，一以贯之矣。至若■〈彡寻〉旁加彡【篆文寻作■〈彡寻〉从又、从口、从寸、工、彡声】■〈智于〉
右加于【智篆作■〈智于〉从白，从于，从知，古文又作□】晨星，晨夜字各不同【房星为晨，篆作曟，从晶，晶，精光也。曐从此，早晨之晨。】
篆作晨，从白从辰】美好嗜好，写亦异法【美好之好，从女从子。商书无有作好，好字篆作□，从女从丑，呼到切】是则篆溯其原，隶通其
委今之楷法，以明体适用为主，又不必斤斤执古，以绳一槩矣。
○辽金元书略
（臣）等谨按郑樵《六书略》后附古今殊文、一代殊文、诸国殊文各图，然所举诸字杂取钱刀、钟鼎古器以为依据，今惟钟鼎诸古器之文。
就其存于今者，尚可见大小二篆以前六书之概，谨附其略于后。若辽、金、元三朝，文字史家所录，未有志书法之篇，是以辽、金二代之书，实鲜征。
据今略摭数条于卷
辽史·太祖本纪》曰：神册五年正月，始制契丹大字。天赞三年九月，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
辽史·耶律庶箴传》曰：「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着于卷末。」
契丹国志》曰：辽太祖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金史·章宗本纪》曰：明昌五年正月，以叶噜古绅始制女直字，诏加封赠。
大金国志》曰：太祖天辅六年，令丞相陈王乌塔撰女直字以行。
金史·完颜希尹传》曰：希尹本名古绅■〈罒干〉都之子也。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
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穆宗第五子勖传曰：完颜希尹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
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女直小字。
（臣）等谨按金制女直字，《大金国志》在天辅六年，《金史·完颜希尹传》在天辅三年，据《通鉴》宣和元年八月，金制女直字，宋之宣和元年实。
金之天辅三年也
（臣）等又按《金史·选举志》：「大定四年，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二十年定制，试策用女直大字。」又《辽史·耶律富鲁传》：「能诵契丹大字。」
而金史诸列传中亦多有通习契丹大小字、女直大小字之语，此可见金源一代契丹字、女直字与汉字并行，然列传言有通习契丹、女直字者。
则当日未必人尽通习，可知也。辽金二史，皆出元中书右丞相托克托所修。
译的【"徒"从"辵"、从"土"，本作"从"，从二人，有的又加"辵"】。又如"卖"
不是从"士"的【"卖"字作"□士"，从"出"；"敖"字也是从这个】。"稽"不是从"禾"的【"稽"从"禾"，"禾"读"古兮切"，是树木弯曲的树梢】。"于"不是从"方"的【"于"本是"乌"字的省写，作"□"旁，从"□"】。"朋"不是
从"月"的【"朋"本是"凤"字，篆文作"□"，象征凤鸟飞翔的形状，借用作"朋"字】。诸如此类，很难用楷书的笔画来推求篆文的道理。把这个方法推广开来，就可以探求造字最初的本意了。所以分析偏旁，按部归类，
使各部都以本源字统摄，无论篆、隶、真、草，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贯通了。至于"■〈彡寻〉"旁加"彡"【篆文"寻"字作"■〈彡寻〉"，从"又"、从"口"、从"寸"、"工"，"彡"声】，"■〈智于〉"
右边加"于"【"智"字篆文作"■〈智于〉"，从"白"、从"于"、从"知"，古文又作"□"】，"晨""星"，"晨""夜"的"晨"字各不相同【房星称"晨"，篆文作"曟"，从"晶"，"晶"是精华光芒的意思，"曐"字也是从这个；早晨的"晨"，
篆文作"晨"，从"白"从"辰"】，"美好"的"好"和"嗜好"的"好"，写法也不同【"美好"的"好"，从"女"从"子"；《尚书》"无有作好"的"好"字，篆文作"□"，从"女"从"丑"，读"呼到切"】。由此可见，篆书要追溯它的本源，隶书要通晓它的
来龙去脉，现在的楷书写法，以明白字体、适合应用为主，又不必拘泥于古法，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了。
○辽金元书略
臣等谨按：郑樵《六书略》后面附有《古今殊文》《一代殊文》《诸国殊文》各图，但是所列举的各种字体，杂取钱币、刀币、钟鼎等古器物为依据，现在只有钟鼎等古器物上的文字，
就其保存到现在的来看，还可以看出大篆、小篆以前六书的大概情况，现将它的大略附录在后面。至于辽、金、元三朝，史家所记录的，还没有专门记述文字书法的篇章，因此辽、金二代的文字书法，实际上很少有资料
可以考证。现在略微摭拾几条附在本卷中。
《辽史·太祖本纪》说：神册五年正月，开始创制契丹大字。天赞三年九月，下诏磨去辟遏可汗的旧碑文，用契丹文、突厥文、汉文重新记载他的功绩。
《辽史·耶律庶箴传》说："当初，太祖创制契丹大字时，采用各部落乡里的名称，续写成一篇，附在卷末。"
《契丹国志》说：辽太祖用隶书的一半增减笔画来创制文字，共几千个。《金史·章宗本纪》说：明昌五年正月，因为叶噜古绅当初创制了女真文字，下诏加以封赠。
《大金国志》说：金太祖天辅六年，命丞相陈王乌塔撰写女真文字来推行。
《金史·完颜希尹传》说：希尹本名古绅，是■〈罒干〉都的儿子。金人当初没有文字，国势一天天强盛，与邻国交往，就借用契丹文字。太祖命希尹撰写本国文字，准备
制度，希尹就依照汉人楷书的字体，借鉴契丹文字的制度，结合本国语言，创制了女真文字【金穆宗的第五子完颜勖的传中说：完颜希尹依照契丹字创制了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
字创制完成，太祖非常高兴，下令颁布推行。此后，金熙宗也创制了女真字，与希尹所创制的字一起并行使用。希尹所撰的，叫做"女真大字"；熙宗所撰的，叫做"女真小字"。
臣等谨按：金朝创制女真字，《大金国志》记载在天辅六年，《金史·完颜希尹传》记载在天辅三年，根据《通鉴》记载宋徽宗宣和元年八月，金朝创制女真字，宋朝的宣和元年，实际上
就是金朝的天辅三年。
臣等又按《金史·选举志》说："大定四年，命令颁行用女真大小字翻译的经书，大定二十年定制，考试策论用女真大字。"又《辽史·耶
其时去辽金未远，文献尚有足征，而托克托未能裒辑制字义例着。
于史册，致使两朝制作湮没无传，则诚当时疏略之故也。
元史》帝师帕克斯巴者，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
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
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辉和尔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
文治寖兴，而字书有缺，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帕克斯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巳自今以往，凡有玺书，
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元史·世祖纪》曰：至元十二年，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十五年，诏虎符旧用辉和尔字，今易以国字。
二十一年，敕中书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辉和尔」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元史·文宗纪》曰：「至顺三年，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
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
（臣）等谨按蒙古字之制，其见于元人著述者，有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载蒙古字母，朱伯颜所载《蒙古字韵》字母，其中讹误相沿，莫从订。
正我皇上钦定《同文韵统》，综以国书合之梵筴，于蒙古字音字体，无不一以贯之。谨胪载于《皇朝六书七音二略》内，兹但就元代制字与用字之
由识其大略于此
（臣）等又按古篆殊文，其可见于今者，惟钟鼎诸器物铭，略可寻六书之源。而《钟鼎篆韵》、《汗简古文》、《四声韵》、《广金石韵府》等书，虽亦摭其
字体而未辨其所以合于六书之旨，惟宋吕大防《考古图》后有释文一卷，最有考据，今掇其要，以资订证。古文三代之书名也，书名所起，将记言。
于简策，象物形而画之，故厥初以象形为主，不取笔画之均正，又有无形可象者，然后会意、假借、形声、指事、转注之文生焉。至周之兴，尚文书必
同文其笔画稍稍均正，窃意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已有修正，故与古文多异。至秦李斯、程邈之徒，又有省改，谓之小篆，即今许氏《说文》是也。
小篆兴，而古文亡。至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书；及张苍献古《春秋左氏传》，鲁三老献古《孝经》，及郡国于山川得鼎彝之铭，而后古文复出。孔
安国以伏生口传之书，训释壁中书，以隶定古文，然后古文稍能训读。其传于今者，有《古尚书》、《孝经》、《陈仓石鼓》及《郭氏汗简》、《夏氏集韵》等书，尚可。
译律富鲁传》说："能诵读契丹大字。"
而《金史》各列传中也多有通晓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的记载，由此可见金朝一代契丹文字、女真文字与汉文字并行使用，但列传中说有通晓契丹、女真文字的人，
说明当时未必人人都通晓，这是可以推知的。《辽史》《金史》都出自元朝中书右丞相脱脱所修撰。当时距辽金二朝还不算太远，文献还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考证，可是脱脱没能把创制文字的体例经过收录
在史书之中，导致两朝的创作湮没无闻，这实在是当时疏漏所致。
《元史》记载：帝师帕克斯巴，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他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字创成之后，献给皇帝。这种字只有一千多个，字母共四十一个，凡是通过字母相互关联组成的字，就有
"韵关"之法；凡是通过两个、三个、四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字，就有"语韵"之法，而大体上都是以谐声为宗旨的。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天下。诏书说："朕认为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语言是用来记事的，这是
古今通行的制度。我朝开创基业于北方，风俗崇尚简朴古风，来不及制定文字。凡是使用文字的场合，都借用汉字楷书和回鹘字，来表达本朝的语言。考察辽、金以及远方各国，照例各有自己的文字。如今
文治正在兴盛，而文字书写还有欠缺，对于一代的制度来说实在是不完备的，所以特命国师帕克斯巴创制蒙古新字，用来翻译一切文字，希望能够顺畅地表达语言、通达事理罢了。从今以后，凡是颁发的玺书，
都用蒙古新字书写，同时各自用本国文字附注在旁边。"
《元史·世祖纪》说：至元十二年，分设翰林院，专门掌管蒙古文字，由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持。十五年，下诏虎符旧时用回鹘字，现在改用蒙古新字。
二十一年，敕令中书省的奏章文书，都不许用回鹘字。宣布的命令札付，一律用蒙古文书写。《元史·文宗纪》说："至顺三年，命令奎章阁学士院用蒙古文字翻译《贞观政要》，
雕版印刷来赏赐百官。"
臣等谨按：蒙古字的创制，见于元代人的著述中，有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记载的蒙古字母，朱宗文所记载的《蒙古字韵》字母，其中讹误相沿，无从订
正。我皇上钦定的《同文韵统》，综合国书（满文）并结合梵文字母，对蒙古字的读音字形，无不贯通了解。谨记录在《皇朝六书七音二略》之中，这里只就元代创制文字与使用文字的
缘由，略举其大概在此。
臣等又按：古篆异体文字，能见于今天的，只有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大略可以寻求六书的本源。而《钟鼎篆韵》《汗简古文》《四声韵》《广金石韵府》等书，虽然也摭拾了这些
字体，但没有辨明它们是如何符合六书的宗旨的。只有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后面有《释文》一卷，最有考据依据，现在摘取其要点，来作为参考依据。古文是三代的书写字体的名称，这种字体名称的由来，是要把语言记录
在简策上，模仿事物的形状而描画它，所以最初是以象形为主，不追求笔画的均匀端正。又有些没有形状可以描摹的，于是会意、假借、形声、指事、转注这些造字方法就产生了。到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崇尚文治，文字必须
统一，笔画也逐渐趋于均匀端正，我私下认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创制的大篆已经对古文有所修正，所以与古文多有差异。到了秦朝，李斯、程邈等人，又加以省减改造，称为"小篆"，就是现在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字体。
小篆兴起以后，古文就消亡了。到了汉代，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得到藏在墙壁中的古书；以及张苍献上古本《春秋左氏传》，鲁地的三位老者献上古本《孝经》，以及各郡国在山川中发现鼎彝上的铭文，此后古文才又重新出现。孔
安国用伏生口授传下来的书，来训释墙壁中发现的古书，用隶书来考定古文，此后古文才逐渐能够训读。流传到现在的，有《古尚书》《孝经》《陈仓石鼓文》以及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等书，还可以
参考。但是
参考然以今所图古器铭识考其文义，不独与小篆有异，有同。在一器同是一字，而笔画多寡，偏傍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一上自下〉。
〉父敦之■〈一上自下〉字一作□，一作□。宝字一作□，一作□。蕲字一作□，一作□。叔高父簋，葢底皆有铭。其簋字一作□，一作□。晋姜鼎。
之作字一作□，一作□。其异器者，如彝、尊、寿、万等字，皆然。乃知古字笔画，非小篆所能该也。然则古文有传于今者，既可考其略，则其余或以形。
象得之如□为射□为丁□为壶□为鬲□为车之类，或以义类得之，如□为鬳□为■〈女鼎〉之类，或笔画省于小篆，如□作惟□作位之。
类或笔画多于小篆，如□作万【小篆乃迈字】□作受，□作秦，□作■〈弁阝〉之类，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如□□皆作永，□□皆作福。
□□皆作姜□□皆作姬之类，余皆文奇义密，不可强释矣。
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二
●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三《七音略一》
七音略 【一】
（臣）等谨按古音通转，其由字母而递变者，居其大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条例云：“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自魏孙炎始为《尔雅》音一。”
卷今虽不传，其散见于德明所引据者，可考而知也。《隋书·经籍志》载《婆罗门书》一卷，又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得西域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
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字母之法，权舆于此。而晋、魏以后，等韵之学日以加详。唐元和阳宁公南阳释处忠撰《元和韵谱》，列五圆图为五。
声图二方图，为九弄图。唐舍利始立三十字母。《崇文总目》载：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僧宗彦《四声等第图》一卷。横有三十六母，纵有四等，即
七音韵鉴》所由昉也。门法之立，葢以古今字音不同，执音和一法以御反切，率多乖迕，故多为之法以取之。郑志祗列韵图，不及门法，殊为疏略。
今谨列刘鉴十六摄二十四图于前，以从简括；又补门法二卷，为之图解，并考正其讹谬。后附通释一卷，俾承学之士资以考古焉。
韵图
○韵图
（臣）等谨按《郑志》本《七音韵鉴》列
译根据现在所摹绘的古代器物铭文来考证它们的字形字义，不仅与小篆有差异，也有相同之处。就是同一件器物上同一个字，笔画的多少、偏旁的位置左右上下也不统一，比如"伯■〈一上自下〉
父敦"上的"■〈一上自下〉"字，一处写作"□"，一处写作"□"；"宝"字，一处写作"□"，一处写作"□"；"蕲"字，一处写作"□"，一处写作"□"；"叔高父簋"，盖和底上都有铭文，其中"簋"字一处写作"□"，一处写作"□"；"晋姜鼎"
上的"作"字，一处写作"□"，一处写作"□"。其他器物上，像"彝""尊""寿""万"等字，也都是这样。由此可知古字的笔画，不是小篆所能完全概括的。既然如此，古文中流传到现在的字，既然大致可以考证，那么其余的字，有的可以从形
象上得到解释，比如"□"是"射"字，"□"是"丁"字，"□"是"壶"字，"□"是"鬲"字，"□"是"车"字之类；有的可以从意义类别上得到解释，比如"□"是"鬳"字，"□"是"■〈女鼎〉"字之类；有的笔画比小篆简省，比如"□"作"惟"，"□"作"位"之
类；有的笔画比小篆繁多，比如"□"作"万"【小篆是"迈"字】，"□"作"受"，"□"作"秦"，"□"作"■〈弁阝〉"之类；有的左右相反或正反不同，上下也不一样，比如"□""□"都是"永"字，"□""□"都是"福"字，
"□""□"都是"姜"字，"□""□"都是"姬"字之类。其余的字大多字形奇特、含义隐晦，不能勉强加以解释了。
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二
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三《七音略一》
七音略【一】
臣等谨按：古音的通转变化，通过字母递相变化而来的，占了大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条例中说："古人给字注音，只是采用打比方的说法，从魏代孙炎才开始撰写《尔雅音》一
卷。"这部书虽然现在已经不传了，但它散见于陆德明所引据的内容中，还是可以考证得知的。《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婆罗门书》一卷，又说："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得到西域的经书，能用十四个字母贯通一切"
字音，字数简省而含义广博，称为婆罗门书。字母的方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晋、魏以后，等韵之学一天天更加详备。唐代元和年间阳宁公南阳僧人处忠撰写《元和韵谱》，列出五圆图作为五
声图，二方图作为九弄图。唐代僧人舍利首先创立三十字母。《崇文总目》记载：僧守温撰《三十六字母图》一卷，僧宗彦撰《四声等第图》一卷。横列三十六字母，纵列四等，这就是
《七音韵鉴》所依据的来源。门法的设立，大概是因为古今字音不同，只用"音和"一种方法来运用反切，大多会出现乖误差错，所以设立了许多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郑樵的《七音略》只列出韵图，没有涉及门法，实在是过于疏略。
现在谨将刘鉴的十六摄二十四图列在前面，以便简明扼要；又补充门法二卷，为它绘图解说，并考订纠正其中的讹误。后面附通释一卷，供治学的人用来考证古音。
韵图
○韵图
臣等谨按：《郑志》原本《七音韵鉴》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