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五十四

译《春秋》对义考了第一名，殿试中乙科，起初被授予福昌主簿之职，欧阳修因他才识兼备而举荐他，制策考试列入第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地区自元昊反叛以来，百姓贫困而徭役繁重。岐下每年要向南山运送木筏，从渭水进入黄河，途经砥柱山的险处，官差们因此接连破家。苏轼查访其中的利弊，为此修订衙规，让百姓自己选择熟悉水情的水工，按时决定行止。从此危害减少了一半。治平二年，入朝担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邸时就听闻他的名声，想召他入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长远的大器，关键在于朝廷慢慢培养他，如今骤然重用他，恰恰足以拖累他。"英宗说："暂且……"

译奔走向苏轼申诉。苏轼把状纸扔在一旁不看，说：「一定不会到那种地步。」溃散的士卒听说后，稍稍安定下来。苏轼慢慢派人招引他们出来，然后将为首者处死。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城墙即将被冲毁，富人们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人都出城了，百姓就会人心动摇，我和谁一起守城呢？只要我在这里，这洪水就绝不能冲垮城墙。」把富人们赶回城内，苏轼亲自到武卫营，呼喊士卒长官说：「黄河将要毁坏城池，事情紧急了，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水，我们这些小人应当效命。」于是率领部下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起自戏马台，一直连接到城墙，两天两夜没有停止。城墙没被淹没的只剩三版高，苏轼就在堤上搭棚居住，路过家门也不进去，命官吏分段防守，终于保全了这座城。事后又请求调发来年的民夫，把旧城加筑为木岸，以防备洪水再次到来。朝廷同意了。

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又因为对百姓不便的事情不敢直言，就借诗歌来寄托讽谏。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摘取他谢表中的话语，并罗织他所作诗歌中的字句，说这是讥讽诽谤朝廷，将他逮捕押送御史台监狱，想要将他置于死地，罗织罪名折磨他很久也定不下罪，神宗唯独怜惜他，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苏轼在东坡筑室居住，自号东坡居士。神宗屡次有意重新起用他，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为重要，可以命苏轼来完成。」王珪面露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的话，就暂且用曾巩。」曾巩进呈了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于是亲手写札书把苏轼改调到汝州。苏轼还没到汝州，就上书自陈饥寒交迫，说自己在常州有田产，希望获准居住在那里。奏章呈上，得到批准。途经金陵时，拜见王安石说：「大规模用兵、大兴牢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要革除这些弊病。如今西边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屡次兴起大案，您难道没有一句话来挽救这种局面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引发的，我在朝外，怎敢多言？」苏轼说：「在朝就进言，在朝外就不进言，这只是侍奉君主的一般礼节罢了。皇帝对待您，并非用一般的礼节；您对待皇帝，又岂能用一般的礼节呢？」王安石厉声说：「那我一定要说。」又说：「人应当明白，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样才行。」苏轼开玩笑说：「如今的君子为了争取减少半年的磨勘考核年限，即使杀人也在所不辞。」王安石笑而不答。

哲宗即位后，苏轼恢复朝奉郎官职，出任登州知州。又被召为礼部郎中，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掌管枢密院，两人意见不合。章惇常常用戏谑侮辱的方式为难司马光，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当时声望很高，不可轻慢他。」章惇认为有道理，司马光因此才稍稍安定

译下来。苏轼升任起居舍人，他因为刚从忧患困顿中起复，不想骤然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辞让。蔡确说：「您在馆阁徘徊已经很久了，朝中没有人能超过您的资历。」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阁任职，年纪又比我大。」蔡确说：「林希难道理应排在您前面吗？」最终没有答应苏轼的辞让。

元祐元年，苏轼穿着七品官服入宫在延和殿侍奉，当即被赐予银绯官服，升任中书舍人。当初实行差役法，施行日久产生弊病。王安石辅佐神宗时，改为免役法。司马光担任宰相后，想要恢复差役法，特设官署，选派官员商议，苏轼也在被选之列。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法的弊端在于搜刮聚敛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财富聚集到官府，民间反而有钱荒的祸患。差役法的弊端在于百姓常常被征去官府服役，不能专心从事农业，而贪官奸吏又能借机作奸犯科。这两种弊害的轻重，大概是差不多的。」司马光说：「依你看该怎么办？」苏轼说：「法令承前而变则事情容易成功，事情逐渐推进则百姓不会惊慌。从前三代的制度，兵、农合而为一；到秦代才开始分为两途。到唐代中叶，把府兵制全部改为长期戍边的职业军人。从那以后，农民出产粮食布帛来供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感到便利。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和这很相似。您想要骤然废除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法，正如同废除职业兵制而恢复民兵一样，恐怕不容易做到。」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上陈述这些意见，司马光十分愤怒。苏轼说：「从前韩魏公在陕西征刺义勇兵，您当时身为谏官，极力谏争。韩公很不高兴，您也不顾及他的态度。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许我畅所欲言了吗？」司马光笑着不再坚持。

不久任命苏轼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任侍读，每次进讲读书讲到国家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关键之处，都一定反复开导启发，希望哲宗能有所领悟，哲宗也常常点头认同。曾经在讲读祖宗宝训时，趁机谈及当今时事，苏轼说：「如今赏罚不分明，善恶都得不到劝勉或遏止；又黄河水势正向北流，却强行让它改道向东；西夏军队侵入镇戎，杀掠数万人，主帅却不向朝廷奏报。每件事都是这样，恐怕会逐渐酿成衰败祸乱的开端。」

苏轼曾经在宫中值宿，被召入便殿奏对。宣仁太后问道：「你前年做什么官？」苏轼回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太后问：「现在做什么官？」回答：「臣如今忝任翰林学士。」太后问：「为何这么快就升到这个职位？」苏轼答：「是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的恩遇。」太后说：「不是这样。」苏轼又问：「难道是大臣的推荐论列吗？」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功绩，但也不敢从其他途径谋求进用。」太

译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都一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来得及提拔重用你罢了。」苏轼不由得放声痛哭。宣仁太后和哲宗也跟着落泪，左右侍从都感动流涕。过了一会儿，命苏轼就坐，赐茶，撤下御前的金莲烛，派人送他回翰林院。

元祐三年，暂代主持礼部贡举考试，恰逢大雪严寒，考生坐在庭院中冻得说不出话来，苏轼放宽了考场的禁令约束，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巡查监视的内侍常常摧折侮辱考生，并且拿着含糊不清的只言片语，诬陷考生犯罪，苏轼一一上奏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去。元祐四年，苏轼因屡次议论时政而被当权者所憎恨，担心不被朝廷容纳，请求外调。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还没有出发，谏官上奏说前任宰相蔡确在安州知州任上，借郝处俊的典故作诗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商议要把他贬迁到岭南。苏轼说应从宽处置，宣仁太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有道理，却未能采用。苏轼出城赴任时，朝廷援用以前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给他龙茶、银盒，慰问赏赐十分丰厚。

到杭州后，遇上大旱，饥荒瘟疫一并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获准得到度僧的凭证，用来换取粮米，以救济饥民。第二年春天，又降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大量熬制稀粥、配制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为百姓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汇之地，因瘟疫而死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收集结余的钱款得到三千缗，又拿出自己私囊中的黄金五十两，用来建立病坊，稍稍储备钱粮，用以救治病人。

杭州本来靠近海边，地下泉水又咸又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水，修筑了六口井。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漕河，再从河中引水入农田，灌溉面积达到千顷。西湖中水生植物很多，从唐代到吴越钱氏时期，每年都要疏浚治理。宋朝建立后，废弃了这项治理，葑草淤积成为田地，湖水所剩无几了。漕河失去了水利之便，取水依靠江潮，船只在市中通行，江潮又常带来淤泥，三年就要疏浚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祸患。六口井也几乎废弃了。苏轼察看到茅山河专门承接江潮，盐桥河专门承接湖水，于是疏浚这两条河来沟通漕运，又修复清理堰闸，作为蓄泄湖水的限度。江潮从此不再涌入市中，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湖中淤积的葑田挖出来堆积，南北长达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供行人通行，并且招募人种植菱角。湖中葑草不再滋生，收取种菱的利益用来储备修湖经费，又拿出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以及请求获得一百份僧人度牒来招募役夫。长堤建成后，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州僧人净源过去居住在海滨，与来往的商船客人有交往。商船

译到达高丽，替他多方称誉。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前来朝见，因此前往拜访净源。到这时净源去世了，他的徒弟私自搭乘商船前去告知义天，义天也派他的徒弟前来祭奠，并携带高丽国母所献的两座金塔，说是要为两宫祝寿。苏轼没有接受，上奏说：「高丽已经很久没有前来朝贡，失去了朝廷丰厚的赏赐利益。他们有意重新来朝，但摸不准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厚是薄，所以借着祭奠亡僧的名义来行祝寿之礼。如果接受了却不回赐，就会使他们心生怨恨；如果接受了并厚加赏赐，正好落入他们的算计。现在应当不予理会，由州郡自行依理推辞谢绝。那些庸俗的僧人、狡猾的商人，为国家惹是生非，应当予以严厉惩处。」朝廷都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高丽的贡使果然来了。按照旧例，使者所到的吴越七州，花费两万四千多缗钱。苏轼于是命令各州酌情裁减节省开支，百姓获得了贸易往来的利益，不再有被侵扰的祸害了。

浙江的潮水从海门方向奔涌而来，声势如同雷霆，而浮山耸立在江中，和渔浦一带的群山犬牙交错，水流回旋激荡，每年冲毁公私船只不计其数。苏轼提议从石门沿山向东，开凿成漕河，引导浙江水和溪谷各处的水流二十多里，来通达浙江。又沿山修筑河岸，不到十里，到达龙山、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折抵达小岭，开凿岭道六十五丈，通达岭东的古河。再疏浚古河数里，与龙山漕河相通，用来避开浮山的险要之处，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便利，苏轼便上奏朝廷。有厌恶苏轼的人极力阻挠此事，工程因此没有完成。苏轼又进言说：「三吴地区的水，汇聚成太湖，泛溢成松江，流入大海。大海每天涨两次潮，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想要淤塞江道，而江水清澈流速快，随即将淤泥冲刷而去。海口经常保持畅通，那么吴中地区就很少发生水患。」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用篙撑行，没有用陆路纤夫拉纤的。自庆历年间以来，松江大规模修筑纤夫拉船的道路，建造长桥来堵塞江道，所以如今三吴地区多水患，苏轼想要在纤路上开凿十座桥，来加快江水的流速，但这个建议最终也没有被采纳施行。苏轼在二十年间，两次到杭州任职，对百姓有恩德，百姓家中都供有他的画像，饮食时必定祝祷，又为他修建生祠来报答他。

元祐六年，召任吏部尚书，还没到任，因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数月，又因遭到谗言诋毁而请求外调，于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在此之前，开封各县多有水患，官吏不追究原委，决开当地的陂塘湖泽，把水引注入惠民河，惠民河容纳不下，导致陈州也多发水患，官府又打算开凿邓艾沟与颍河相通，并且开凿黄堆，想把水引注到淮河。苏轼刚

译到颍州，派官吏用水平仪测量，发现淮河的涨水比新沟水位高将近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河水反而会倒流，使颍州地区成为水患之地。苏轼向朝廷进言，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颍州郡内有惯匪尹遇等人，杀害缉捕盗贼的官吏和士兵。朝廷通缉他们的姓名，却抓不到人。苏轼召来汝阴县尉李直方说：「你如果能擒获这伙人，我一定极力向朝廷进言，请求给予优厚的赏赐。」李直方于是侦缉查知盗贼的藏身之处，分头逮捕他的同党，并亲自用手戟刺杀，擒获了尹遇。朝廷因李直方职位低微不符合规格，推辞不予赏赐。苏轼请求用自己应得的年资功劳，本可改授朝散郎官阶，转让给李直方作为奖赏，朝廷也没有听从。后来吏部认为苏轼应当升迁，用凭证核对他的考绩，苏轼说自己已经把这个恩赏许给了李直方，此事又没有得到答复。

元祐七年，调任扬州知州。过去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的法规，允许操船的人私自装载货物，征收商税时不得刁难阻留，所以操船的人往往因此富裕，所装载的漕粮大都能迅速运达，没有耽误。近年来一律禁止不许，所以船只破敝、船夫困窘，很多人盗窃所运的漕粮来度过饥寒，公家私人都受其害。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听从了。

不到一年，被召为兵部尚书，兼任侍读。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祀，苏轼担任卤簿使，引导车驾进入太庙。有赭色伞盖的牛车，以及青色伞盖的牛车十几辆，争道抢行不回避仪仗队伍。苏轼派御营巡检使去查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的车驾，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担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应当肃正朝政纲纪，不能不把这件事奏报上去。」李之纯不敢说，苏轼便在车中亲自上奏此事。哲宗派使者携带奏疏火速禀告太皇太后，第二天便下诏整肃仪仗护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得违规迎驾谒见。

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任端明殿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两个学士职位。高丽派遣使者请求赐予书籍，朝廷按照旧例一概答应。苏轼说：「汉代东平王请求赐予诸子百家的书籍以及《太史公书》，朝廷尚且不肯给予。如今高丽所请求的书籍，比这更为敏感，怎么能给予呢？」朝廷没有听从。

元祐八年，宣仁太后驾崩，哲宗开始亲政，苏轼请求外调，以两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当时国事将要发生变化，苏轼未能入宫辞行。出发以后，上书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能否上通。政治清明到极点时，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能自行上达心声；到了大乱之世，即使是近臣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陛下临朝执政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台谏官员之外，从未与其他群臣接触过。如今刚开始亲政，应当把疏通下情、清除壅塞蒙蔽作为当务之急。臣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如今正当要去戍守边地，尚且不能得到一次觐见就要出发，何况那些疏远的小臣，

译想要自行上达心声，就更难了。然而臣不敢因为不能面对陛下奏对的缘故，就不尽自己愚拙的忠诚。古代的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一定先处于隐晦之地来观察光明之处，处于静止之地来观察变动之处，这样万事万物的情实就都会呈现在眼前。陛下圣明睿智超越常人，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臣希望陛下虚心遵循事理，暂时对一切事情都不要有所举动，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弊得失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到掌握了真实情况之后，再顺应事理而有所作为。这样在有所作为之后，天下不会有遗憾，陛下也不会有后悔。臣担心急于进取、贪图私利的臣子，动辄劝说陛下轻率地做出改变，所以进献这番议论，斗胆希望陛下留意，这将是社稷宗庙的福分，天下的大幸。

定州的军政败坏松弛，各卫的士卒骄纵懒惰不受管教，军中将校侵吞士兵的粮饷赏赐，苏轼把贪污的人发配到边远恶劣之地，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的衣食稍稍充足后，便部署整顿作战训练之法，众人都畏服。有士卒以长官贪赃为由前来申诉，苏轼说：「这件事如果我亲自处理，倒是可以听你申告，但如果人人都这样，军中就要乱了。」当即判决把这名士卒发配，众人才安定下来。恰逢春天大规模检阅军队，将吏长期废弃了上下等级的区分，苏轼援引旧有典章，主帅穿着常服坐在帐中，将吏则穿军装执事听命。副总管王光祖以此为耻，声称有病不来。苏轼便叫书吏起草奏章，王光祖害怕后出来听命，检阅结束，没有一个人怠慢。

契丹与宋朝长期和好，边防的军队已经不堪使用，只有沿边的弓箭社与外敌为邻，靠作战射箭来自卫，还称得上精锐。已故宰相庞籍镇守边疆时，依据当地风俗设立法规，年深日久，法规逐渐松弛，又受到保甲法的干扰。苏轼上奏请求免除弓箭社的保甲编制，以及两税折变的额外征收摊派，没有得到答复。

绍圣初年，御史弹劾说：苏轼掌管内外制诰期间，所写的诏令文辞被认为讥讽指责先朝，于是以原来的官职出任英州知州。不久又降了一级官职，还没到任，就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居住三年后，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在昌化，即原来的儋耳之地，那里被认为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苏轼起初租赁官府的房屋居住，有关官员仍认为不可以。苏轼于是买地建造房屋，当地儋州百姓搬运砖瓦、挑运泥土来帮助他。他只和幼子苏过住在一起，以著书立说为乐。

徽宗即位后，苏轼移任廉州，又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再调往永州。经过三次大赦，恢复提举玉局观的职务，官复朝奉郎。苏轼自元祐年间以来，从未凭借年度考课来请求升迁，所以官职最终止步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与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学习作文，后来又得益于天赋，他们文章的

译风格浑厚包容、光芒四射，雄视百代。苏洵晚年研读《周易》，撰写《易传》，未能完成，便嘱托苏轼继承他的志愿完成此书。苏轼完成了《易传》，又撰写了《论语说》。后来居住海南时，撰写了《书传》。苏轼自从参加科举考试起，到出入宫廷担任侍从之臣，都必定以敬爱君主作为根本，忠诚的规劝、正直的议论，挺立的大节操，群臣中没有人能超过他，只是被小人所忌恨厌恶，排挤打压，不让他能够安稳地立于朝堂之上。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资政殿学士，任用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苏轼的文章放在身边，整日诵读也不知疲倦，称赞他是文章的宗师，亲自撰写文集赞语，赐给苏轼的曾孙苏峤，于是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擅长写文章。苏迈官至驾部员外郎，苏迨官至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苏过十九岁，凭借诗赋在两浙路礼部试中考取解额。等到苏轼担任兵部尚书时，苏过被任命为右承务郎。苏轼担任定武统帅，被贬为英州知州，又贬到惠州，迁往儋耳，再逐渐迁到廉州、永州，唯独苏过一直侍奉在他身边。凡是日常生活中无论昼夜寒暑所需要的一切事情，苏过一人承担各种劳务，不觉得艰难。刚到海南时，苏过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看后说：「我可以安心居住在这海岛蛮夷之地了。」于是让苏过撰写《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过把他安葬在汝州郏城的小峨眉山，于是在颍昌安家，经营了几亩湖阴水竹之地，取名叫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去世时年五十二岁。苏过起初监管太原府的税务，其次任颍昌府郾城县知县，都因触犯法令而被罢免，晚年暂代中山府通判，当时人们称他为小坡，是因为把苏轼称为大坡的缘故。他的叔父苏辙常常称赞苏过的孝行，用来训诫家族，并且说：「我兄长远居海南，唯独成就了这个儿子擅长写文章。」苏过有七个儿子，名叫钥、籍、笈、簟、篴、箾。

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与兄长苏轼一同考中进士科，又一同参加制举考试策问，苏辙在策论中极力陈说政事得失，对于宫廷内部的事情尤其说得恳切深入，他说：「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日静心思虑，是否曾经为此事担忧过呢？还是从未为此担忧过呢？臣恭读陛下的策问，陛下已经有忧虑戒惧的话了。然而臣愚昧，私下认为陛下只是说了这样的话，却并没有真正做到。从前西夏发难时，陛下白天坐立不安，夜晚不能安睡，天下人都说陛下忧虑戒惧、小心谨慎，就像周文王一样。自从西部边境停止用兵以来，陛下已经把这种忧虑戒惧之心搁置二十年了。古代的圣人，太平无事时深怀忧虑，遇到事变时却毫不恐惧。那种无事时深怀忧虑的态度，正是为了在有事时能够无所畏惧。如

译今陛下无事时不忧虑，有事时却十分恐惧，臣以为忧乐的分寸已经颠倒了。臣听说近年以来，宫中的宠妃多达上千人，歌舞饮酒，嬉笑取乐没有节制，临朝听政时听不到咨询谋议，退居便殿时也无所垂询顾问。三代衰亡之时，汉、唐末年，女色宠幸带来的祸害，陛下也是知道的。这种情况长久不加制止，各种弊病将会由此产生。对内会被迷惑所侵染，从而损伤身心、戕害本性；对外则会因私下请托谒见而扰乱朝政、危害国事。陛下不要认为在宫内好色，就不会危害宫外的政事。如今天下百姓穷困，民众怨恨困苦，而宫中的赏赐却毫无限度，只要有所欲求就给予满足，不问国库是否有余，主管财政的官员不敢争辩，大臣也不敢进谏。契丹持着国书催索岁币，急迫得如同兵火一般。国家内部有供养士人、供养军队的费用，对外又有给契丹、西夏的岁币供奉。陛下又自己另外设置一个陷阱，来消耗剩余的国力。臣担心陛下会因此招致诽谤，而民心也不会归附了。」

策论呈上后，苏辙自己认为一定会被黜落，考官司马光把他评为三等，范镇为此提出异议，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辞不逊，请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征召人才，却又因为直言而弃用他，天下人会怎么议论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在下等，授予商州军事推官之职。当时父亲苏洵被任命编修礼书，兄长苏轼担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苏辙请求留在京城奉养父亲，在京城住了三年。苏轼回朝后，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

神宗二年，苏辙上书议论政事，被召到延和殿奏对。当时王安石以执政大臣身份与陈升之一同主管三司条例司，任命苏辙作为属官。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与他议论政事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出青苗法的文书，让苏辙仔细讨论，说：「有不妥当的地方就告诉我，不要有所顾虑。」苏辙说：「把钱借贷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利息，本来是用来救济百姓的，并不是为了谋利。然而在钱财出入之际，官吏会借机作弊，即使有法令也不能禁止。钱一到百姓手中，即使是良善的百姓也难免胡乱花用；等到还钱的时候，即使是富裕的百姓也难免超过期限。这样一来，恐怕必然要动用鞭挞之刑，州县的事务就会烦扰不堪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未曾放贷给百姓。有人责怪他这样做，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财，不是国家的福气；让官吏依仗法令去督促追责百姓，也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从未放贷，但四方……」

译刚遇到丰年或荒年、物价贵贱的情况，都能及时知晓，从不错过时机，物价贱时一定收购，物价贵时一定卖出，因此天下各地没有物价过贵或过贱的弊病，哪里用得着借贷呢？刘晏所说的，其实就是常平法罢了。如今这个办法还在，只是担心没有推行罢了。您如果真能有意于百姓，把它举办推行起来，那么刘晏的功效马上就能见到了。"王安石说："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会慢慢考虑。"从此一个多月不再提这件事。青苗法议事时，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兼上奏请求度僧。

译牒发数千贯作为本钱交给陕西转运司，私自推行青苗法，春天放贷、秋天收敛，正合王安石之意，于是青苗法便得以推行。王安石因而派人到各地寻访可获利之处，朝廷内外都不敢进言反对。苏辙前去拜见陈升之。

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朝廷派使者到各路宽减赋税、抚恤百姓，他们各自急于生事邀功，回来奏报的多是难以推行的措施，天下人都笑话，如今这与那时有什么不同？」苏辙又写信给王安石，极力陈说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大怒，想要加罪于他，陈升之劝止了他。让苏辙担任河南推官，恰逢张方平出任陈州知州，征召他做教授。不久授任齐州掌书记，改任著作佐郎，调任签书南京判官。因兄长苏轼因诗获罪而受牵连，贬为筠州盐酒税监，后改任绩溪县知县。哲宗即位后，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召还，元祐元年任右司谏。

宣仁太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要革除弊政，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都仍在职，暗中窥测朝政得失，苏辙都逐一论奏罢去他们。吕惠卿自知难免获罪，请求以宫观之职来躲避贬谪流放。苏辙详细上疏揭露他的奸邪之处，最终吕惠卿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建州。司马光因鉢担王安石雇役法的弊害，想要恢复差役法。苏辙进言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已经将近二十年，官吏百姓都不习惯了。若不彻底追究其中原委，就仓促施行，恐怕实行之后又生出别的弊端。如今州县的役钱，向来都有多年积存的富余，大约足够支用数年，暂且依旧实行雇役法，到今年年底为止，责令有关部门。」

审议差役法，趁着今年冬天定下法令，来年再让乡户承担差役。只要施行之后没有人再有异议，那么进退都方便。司马光又因王安石私自撰设《诗》《书》新义，用来考试天下士人，想要改革科举，另立新的规格。苏辙说进士考试来年秋天举行，日子已经不多了。诗赋虽是小技艺，但讲究声律对仗，也须下不少功夫。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其不能轻率变更。请求来年科场考试一切照旧，唯独经义可以兼采注疏及各家的。

论议有的可以出于己见，不专用王氏之学，同时废除律义，让应举之人知道有了定论，一心向学，以待选拔考试，然后再从容议定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格式，也不算晚。司马光当初都没能听从。

神宗因西夏内乱，用兵征讨，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处砦堡。二年夏天，西夏派使者来贺登位，使者还未出境，又派使者入境。朝廷得知他们有所请求，兰州、五砦之地，大臣们议论是弃是守，尚未决定。苏辙进言说：「先前西夏人虽然到了边境，起初并未自己说明来意，大概是想让这个议题由朝廷方面先提出，这样他们才能把这地方看得重要。朝廷深知他们的意图，隐忍而不给。他们如果集结兵马屯聚在边境上，答应了就是畏惧其兵威而给予，不再算作朝廷的恩德；不答应则边境战事一开，祸患没有终止。况且如今的形势，皇上年纪尚幼，母后垂帘听政，将帅官吏与士卒之间恩情尚未建立，一旦交兵之日，谁肯为国效命？只求圣心反复思虑，早日裁断，不要让西夏人另生猖狂之心。」于是朝廷答应归还五砦，西夏于是归顺。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朝廷议论恢复黄河故道，苏辙对吕公著说：

「黄河决口而北流，自先帝时便无法使其回归故道，如今不趁着旧河道尚未完全废弛而加以修治，却想要强行导使其回归，这样做既费力，责任也重，这等于说我们智勇气力要超过先帝了。」吕公著深以为然，于是苏辙的意见得以推行。升任户部侍郎，苏辙借着转对的机会进言说：「财赋的来源，出自四方各地，而集中于京师。所以善于治国的人，把财富藏在百姓那里，其次藏在州郡。州郡有余，那么转运司常常充足；转运司既已充足，那么户部就不至于困窘。唐代制度，天下的赋税，一部分上

译供朝廷，一部分供送使，一部分留在州里。每逢有紧急事变，皇命一下，车船相连，大事便能办成。祖宗以来，各路蓄藏的储备，还极为丰厚，因此收敛发放及」

时纵然由自己掌控利权所在，所作所为必能成功。自熙宁以来，言利的臣子不懂得理财的根本方法，想要求得国家富足，却先使转运司陷入困窘。转运司既已困窘，那么上供就接续不上，户部也因此疲惫不堪。所以内库另外储藏的钱财即便堆积如山，也会因搁置而朽坏，对国家的计算并无益处。不久又进言说：「臣依照祖宗旧制加以考察，如今户部所施行的体例已经不同，利害相差甚远，应当随事加以措置，以堵塞弊端的根源。」谨具

三项弊端上奏，其一是分出河渠案设立都水监，其二是分出胄案设立军器监，其三是分出修造案设立将作监。三监都隶属工部，那么本部所专管的事务就没剩下多少，出

纳损益的权限，都归在其他部门。前不久司马光执政，知道这样做的害处，曾让户部收回各司的利权。当时收回的，未能得其要领，至今三案仍被其他部门擅自把持。数十年以来，群臣每

因某一事情办不好，就建议另设其他部门管理，利权一经分散，用财就没有节制了。其他部门以能办事为功效，就不顾惜财物有无；户部以能拨发财物为功效，就不问事情当与不当。彼此各自经营自己的职分，其势不

再互相了解，即便让户部得到有才智的官员，最终也没有益处。能与不能都同病相怜，府库最终必定空虚。如今不早日挽救，后患必定深重。从前嘉祐年间，京师连年发生大水，大臣才设立河渠案，置都水监，而大

为不便的是，河北设了外监丞，侵夺了转运司的职权。转运司管理河务时，各郡的堤埽，埽的吏兵和储备物资，无事时就分开，有事时就合并使用。水流所向之处，各埽的人力便赶去支援，吏兵便可以合并

使用，仓储也可以合并调用，所以在兴工之日不会有横征暴敛耗费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之后再慢慢补足所缺，两方面都不妨碍。自从设了监丞依据法令责成办事之后，紧急之时，各埽不能相互调用，而转运司也承受不了

这样的弊害了。这是工部都水监成为户部之害的第一点。先帝并设六曹，按各曹分派事务，所以三司旧例大多归属工曹。名义上似乎近于正当，实际上却并非有利。从前胄案所掌管的事务，如今内则设军器监而

上属工部，外则设都作院，而上属提刑司，若朝廷想要有所兴建制作，户部却不能参与议论。据访察得知，河北一路近年来制作羊浑脱皮囊，动辄以千计。浑脱这种东西的用途，必定是军队行军渡河、没有船只时才需要它。

而这种物件，稍经岁月，必定要腐烂损毁。朝廷本无出兵的打算，而有关部门却在营造储备，以致公私应付调拨，白白耗财害物。若专门交由转运司管理，必定不至于此。这是工部都作院成为户部之害的

第二点。从前修造案，掌管百工之事，事情有缓有急，物资有利有害，都能自行专断处理。如今工部只以完成分内之事为务，那么事情的缓急利害又由谁来议定呢？朝廷近来因为箔场的竹箔积存已久而损坏腐烂，才下令出

卖，上下都以为妥当，指令下达不久，又因各处营造每年都有固定的用料规制，于是命令般运堆积起来以破坏出卖的计划。臣不知道将作监现存的工料有多少，一年所用又有多少，取此弃彼，未曾用到的

那一部分是否有无损坏，就作出这样的决定。户部虽然知道这样不妥，却因为这是工部的事务，不敢再进言。这是工部将作监成为户部之害的第三点。希望明诏有关部门，撤去河北外监丞，把河北河务及各

路都作院的事务都归还转运司。至于都水监、军器监、将作监三监，都兼隶户部，让户部来判定事情的可行与否，裁定物资用量的多少，而工部则负责考核工程的良劣，衡量工程进度的迟速，制令出于

一处，然后天下的贫富才可以责成户部来负责了。」哲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唯独

译都水监仍旧照旧。朝廷因吏部元丰年间所定的吏员名额，比旧额多出数倍，命苏辙酌量事务加以裁减。苏辙告知宰执，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定立名额，等待吏员

年满、转出或因事故死亡的，不再补充，直到达到定额为止，用不了十年，多余的名额自然就能裁尽。吕大防命令诸司吏员任永寿和几个省吏来主持此事，他们却违背苏辙的意见裁减吏员，反而根据个人好恶改

换各局的人员，任永寿不久便因贪赃被刺配。吕大防大致依照苏辙的意见，才把此事施行下去。苏辙代替苏轼担任翰林学士，不久暂代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归来，任御史中丞。自元祐初年革新朝政以来，到此时已有五年，元丰

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有制造邪说来动摇当朝在位者的。吕大防、刘挚为此忧虑，想要略微引用他们以平息宿怨，称之为「调停」。宣仁太后犹豫不决，苏辙当面斥责此举不妥，又上疏说：「臣近来当面论说君子

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乎不认为臣的话有错，然而天威咫尺，言辞匆促，未能说尽，臣若不再进言，还有谁能挽救这个失误呢？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君主就能受尊崇、国家就能安定；疏远君子而亲近小

人，君主就要忧虑，国家就要危殆，这是必然的道理。没听说过因为小人在外面，担心他们不高兴，反而把他们引入朝内，来给自己留下祸患的。所以臣以为小人虽然不可以让他们担当心腹重任，至于让他们去镖守四方、奔走于各种事务，倒也无

所偏废，是可以的。若竟把他们引入朝廷内部，这就好比担心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进卧室；如同虎豹想吃肉，反而把他们放到牧场上一样，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如冰炭，同处必

定相争，争斗之后，小人必定获胜，君子必定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能忍受屈辱，攻击他们也难以使其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义理，一遏阻他们就会自行引退。古语说：「一样熏草一样莸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还留有臭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先

帝聪明睿智，痛恨颓靡的风俗，将要以纲纪治理四方，与三代盛世相比隆。而臣下不能顺承其意，制造出各种法令，向上违逆天意，向下失去民心。二圣顺应百姓所愿，加以更改，上下都感到欣慰安心，那么先前

那些当权用事的臣子，如今朝廷即使不加以斥退驱逐，形势上也不能再让他们留任了。还好幸赖二圣仁慈，宽宥他们放在外地，恩德已经很厚了。而议论者却想要招他们回来，同他们一道共事，称之为「调停」。这些人如果回来，

必定要戕害正直之人，渐渐恢复旧事，以图快意私愤。人臣受祸，还不足道。臣所可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希望陛下断然出自圣心，不要让小人有一人得以进用，免得日后有噬脐之悔，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疏文呈上，宣仁太后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之人，他所说的极为切中道理，调停的说法于是停止。」（伏读《通鉴辑览》御批：「用人是致治的大纲，岂能只稍参入私意，朝廷结党的

弊端，在上位的人正应当极力加以整顿，来挽回颓败的风气。若想平息臣下的宿怨，而委曲行事以调停，那还能成什么政体？吕大防的见解迂阔谬误，不如苏辙的持论正当。」）苏辙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

今天下虽然还未大治，但祖宗的纲纪还都存在，州郡百姓大体安定。若大臣端正自身、平心处事，不生出多事邀功的念头，因应弊端而修订法令，作为安民定国的办法，那么人心自然会安定。即便有异党存在，又有谁

不会归心？只怕朝廷办事大都不够审慎周详。从前，黄河向北改流，正合乎水的本性，而治水的官员却妄自穿凿，想要引导它向东流。等到陛下派人前去查看，知道此事不可行，还是有人固执不肯听从，经过累年，回

河的事虽然罢止了，但

译减水河道仍然存在，于是使河朔地区的百姓财力都陷入困顿。如今西夏、青唐之外，都已经臣服顺从，朝廷招抚他们十分优厚，只怕失去他们的归附。而熙河的将吏却新筑了二座堡垒，来侵占他们的膏腴之地，又商议接纳赵醇忠

来夺取他们的旌节符命，功劳还未可期望获得，却已先在朝廷面前显露出来，虽然知道这样不对，最终却没有明白处置。若因此养成边境的祸端，关陕地区岂能再安居？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端正自身、平心处事，不生事邀功

的道理。从前嘉祐以前，百姓被差充衙前之役，民间常有破产之忧。熙宁以后，出卖坊场的收入用来雇请衙前，民间不再知道有衙前之苦。等到元祐初年，又一律恢复由官府差人收取坊场

的钱，让百姓再出衙前的费用，四方震惊，议论沸腾。不久知道此事不可行，又重新恢复雇役。去年秋天，又重新恢复差役之法。熙宁的雇役之法，三等人户都要出役钱，上等户按家产高低出钱，

没有节制，下等户从前不必承担差役，如今也要他们出钱，所以这两等人户不免有怨言。至于中等人户，从前既然本来就自己承担差役，如今又出钱不多，雇役法的施行对他们最为便利。就以京畿附近各县的中等人家来说，通常

出役钱三贯，如经过十年，也不过三十贯而已。如今差役法一旦施行，农民在官府当差，每天使用的费用即便是百钱，也算是最轻的开支了，然而一年的花费，就已经是三十六贯，两年役满，费用达到七十余贯，罢

役归家，宽乡的人能空闲三年，狭乡的人不到一年又要服役，以此相比较，差役五年的花费，是雇役的一倍。十年赋役所出，大多集中在中等人户，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因应弊端而修订法令，作为安

民定国之术的道理。这四件事情如不去解决，那些心怀异议的人，就会借此为口实，制造许多诽谤议论，等待时机而发难，用来动摇众人的听闻。恳请陛下宣示旨意，宰执办事有不当之处，就毫不犹豫地改正，法令若有不完备的地方就修订它，

不要懈怠。若民心一旦得到，那些异议自然就会消失。陛下端然拱手就能享受承平之治，岂不是很美好吗？」大臣以改正过错为羞耻，终究不肯改正。六年，苏辙拜授尚书右丞，进升为门下侍郎。当初，西夏人来庆贺登基，接连请求和解，

而且商议划定地界，朝廷答应了。商议久久未能决定，第二年，西夏人便发兵袭击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不予追究，还派使者前去赏赐策命。西夏人接受赏赐后，态度傲慢，不再入朝谢恩，第四年又再次侵犯泾原，

来庆贺坤成节，并再商议地界。朝廷因每年的岁赐给予他们，地界之事又未决定，西夏人便借边地事务多方侵求。熙河的将领范育、种谊等竟违背盟约侵筑买孤、胜如两处堡垒，西夏人立即前去平

荡它们。范育等人又想派兵接纳赵醇忠，并擅自招纳其部下千余人，朝廷拒绝而不接受。西部边境骚动不安，苏辙请求罢免范育、种谊，另外选择老将镖守熙河。宣仁太后认为有理，但大臣们仍坚持任用范育、种谊，

不听从苏辙之言。苏辙又当面上奏说：「君主与臣子处事的道理不同。臣子即便明知是非，但力所不及，也只能暂且停止。君主对于事情，不知道也就罢了，若知道而不能施行，那么事权就旁落了。」臣如今说这些话，正是想要

陛下收拢权柄，以此端正君臣的分际而已。若听从他们的所为而不逐渐加以约束，等到事情太过分了，就势必要加罪于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朝廷的美事吗？所以臣想保全大臣，并不是想要害他们。六年，

熙河奏报，西夏十万骑兵压至通远军边境，三天后退去。请求趁他们急速撤退之机，把附近的堡砦向边界迁移，趁着有利的形势前往，不必再讲信守诚信。此事下交大臣会议，苏辙说：「应当先议定方针，究竟是要用兵呢？」还是

译不

用兵呢？吕大防说：「如果应当用兵，也不得不用。」苏辙说：「凡是要用兵，先要论明道理的曲直。我方如果不占理，兵就绝对不应当用。朝廷从前与西夏商议地界，想要按照庆历年间的旧例，以彼此现今

的居住地点作中界，这个道理最为简明。西夏人若不听从朝廷，朝廷也就不必坚持固执。大概朝廷临事，常常犯先易后难的毛病，这就是所谓的先易。」不久之后又答应在不是原本所赐的城砦，依照绥州的旧例，用二十

里作为地界，十里作为堡铺，十里作为草地。约定刚刚定下，朝廷又要求两处堡砦的边界向前侵占西夏土地，一并取直。西夏人听从了，朝廷又要西夏那边再留出十里草地，西夏人也答应了。这些就是所谓的后

难。如今又想在定西地与陇诺堡之间一并取直，所侵占的西夏土地共达百数十里，陇诺是祖宗旧有的疆土，怎么能说不是原本所赐的城砦呢？这就是不占理而招致祸端的重大之处。刘挚说：「不

用兵固然是好事，但事情有必须用兵的，也不能不用。」苏辙上奏说：「西夏兵十万压至熙河边境，不在别处，专门在有争议的地方杀人，掘掉山崖，看这个意图便可以明白，这不是西夏人的罪过，都是朝廷

理不直所致，熙河的统帅擅自生事，不守信义，请查究责问他们。」后来屡次因边兵深入西夏地界，宣仁太后于是听从了苏辙的意见。当时三省任命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

还了诏书。左正言姚勔也进言反对。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苏辙上奏说：「前面任命李清臣做给谏之官，纷纷争论。如今又任用蒲宗孟，恐怕不妥。」宣仁太后说：「无奈官位空缺怎么办？」苏辙说：「尚书之位空

缺已经好几年了，何曾耽误过事情？如今任用这两个人，正与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什么不同。这三个人，从前与王珪、蔡确等人一同得势，其思想意向与如今的圣朝政治并不相合。如今尚书之位共空缺四人，若

一并任用像这四人一样的人，就会使党人互相引进，恐怕朝廷从此就不得安宁了。」此议才作罢。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两人渐渐重提熙宁、元丰年间旧事，以此来激

发哲宗的心意，恰逢朝廷举行殿试进士，李清臣撰写策题，其中便含有邪僻的说法。（伏读《通鉴辑览》御批：「邓润甫首先倡导绍述的说法，章惇、吕惠卿一党人接连复起，专门致力于攻讦司马光等人所

办的事情，甚至借出策题的机会以此互相诋毁，考试士人以此作衡量，或左袒或右袒，门户之见判然分明，纲纪又怎能清肃呢？」）苏辙进谏说：「臣看到御试的策题，历数近年来的施政，含有恢复熙宁、

元丰旧法之意，臣以为先帝以天赋的才智，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设施的种种举措，超越前代古人，其中大都是百世不可更改的。先帝在位近二十年，却终身不肯接受尊号，对宗室的恩泽仅限于免除服丧的服制之远的亲属，

减省朝廷无穷无尽的花费；役法改为雇募衙前，免去了民间破家的祸患；废黜诸科死记诵读的学问，训练各将领懒散怠惰的军队；设置寄禄之官，恢复六曹的旧制；严格重禄的法令，禁止官员私下交往请托，

私下推行浅攻的策略，用来牵制西夏；收取六色之钱，来宽减各种杂役。凡是这一类的举措，都是先帝的英明谋算，有利而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上下下都遵行不失，未曾有所失坠。至于其它的事，有的做得不当，

父亲在前面施行，儿子在后面加以补救，前后相互接续弥补，这正是圣人的孝道啊。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酿酒专卖、均输的政策，百姓不堪忍受。汉昭帝委任霍光，废除烦苛的法令，汉朝才得以安定。汉光武帝、汉显宗（明帝），

以谶纬之说为明察，用谶语来决定事情。汉章帝即位后，深深鉴戒他们的过失，代之以宽厚仁慈的政治，后世都称颂他。本朝真宗崇尚文治、偃息武事，号称太

译平，而群臣却趁着盛世编造天书的谎言，章献太后

临朝执政时听取大臣的议论，把天书藏入梓宫，以此掩灭其踪迹。等到仁宗亲政听政，就绝口不再提及此事。英宗从藩王府邸入朝继位，大臣曾创出濮王庙议之争。等到先帝继位，有人请求重提此事，也搁置不予回应。以

汉昭帝、汉章帝的贤明，与我朝仁宗、神宗的圣明相比，难道他们会薄于孝敬而轻率地改变事情吗？臣愿陛下慎重，不要轻率地改动前朝的措施。若轻易改变已经施行九年的政令，提拔任用多年不用之人，人人心怀

私愤而借先帝之名作为托词，那么败坏国事的情况就多了。」哲宗看了奏疏，认为苏辙引用汉武帝之事，是有意冒犯先朝，令人不悦，于是将苏辙贬职知汝州。过了几个月，再贬为知袁州。还未到任，又降为朝议大夫，试任少府监，分司南京，在筠

州居住。三年后，又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后又移往循州。徽宗即位后，改迁永州、岳州。不久又恢复为大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年间，蔡京执政，又将他降为朝议大

夫，罢去祠职，居住在许州，后又恢复为大中大夫，请求退休，在许州筑室居住，自号「颍滨遗老」，自作传记万余言，不再与人相见。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之职，淳熙年间追赠谥号

「文定」。苏辙性情沉静，为文简洁，汪洋澹泊，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不希望别人知晓自己。然而他那秀杰不凡的气质，终究无法掩盖，他的高妙之处几乎能与兄长苏轼相接近。他有三个儿子：苏迟、苏适、苏逊，还有族孙苏元老。

苏元老

苏元老

苏元老字子廷，擅长写文章。苏轼被贬谪居住在海南时，多次以书信往来。苏轼喜欢他治学有成，苏辙也很喜爱奖励他。苏元老考中进士，调任广都县主簿，历任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政事。

政和年间，宰相喜好开边拓土，西南地区的统帅大臣多引诱靠近边界的各部族，让他们献土归附，分设郡县，把这当作功绩，结果导致茂州蛮族叛乱。统帅衙署急忙下令招降，苏元老叹息说：「威势不足以使他们畏服，那么恩德也就不足以使他们感怀归附。」

于是写信给成都统帅周焘说：「这些蛮族在山谷间跳梁作乱，正是他们的长处，也正是我方的短处。只有施州、黔州两地的兵才能与他们抗衡，发文调数千人，让他们加倍赶路前去，胜过官军十万人。其次是若认为

要集结夔州、陕西的兵力，可先用夔州的兵引诱敌军上前，再用陕西的兵从后夹击，不到十天贼寇必定被击破。他们投降后我方接受，这样威慑与安抚兼备的道理才能实现。如今不讨伐贼寇却招他们归还，他们必定再次反叛，那就免不了再次动用兵力了。」周焘收到信后

立即召见苏元老共商此事。苏元老又筹划出攻打茂州有两条路径：正道从湿山赶往长平，要越过险岭而上，道路艰险；间道从青崖关赶往刁溪，沿江而行，道路平坦。应当让正规军驻扎在湿山，而暗中派出奇

兵袭击刁溪，与石泉的兵力合力进攻，贼寇腹背受敌，必定能够擒获。周焘都没有采用，最终因此获罪。后来的统帅到任后，按照苏元老的策略施行，蛮族的势力窘迫，才投降。苏元老被授国子博士，历任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

部考功员外郎，不久又任成都路转运副使，担任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当时梁师成正当权，自称是苏轼的外子，想要见苏元老，苏元老拒绝不予理会。有人于是弹劲苏元老是苏轼的从孙，

又倡导元祐年间的邪说，其学术议论多仿效苏轼、苏辙，不宜留在朝中，罢免为提点明道宫。苏元老叹息说：「从前颜回攀附骥尾才得以名声显扬，我如今因家世而受到牵连获罪，也算是荣耀了！」不久去世，年仅四十

七岁，有诗文流传于世。

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五十五

●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五十六。

列传

宋【六十】

○宋六十

吕大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