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二十七

译朝廷所缺少的，难道就只是这一两个人吗？奖赏起不到勉励作用，就叫做'阻止善行'；惩罚起不到警戒作用，就叫做'纵容邪恶'。臣确实地位卑微，此事本非臣职责所在，臣岂是想在陛下君臣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厚此薄彼的矛盾呢？正是因为赏罚一旦有失公正，百年之内都难以恢复。如今刑罚既然没有真正施行，奖赏也难以让人信服。所以议论此事的人都说，这次出征，只是虚设赏格而没有真正兑现。这实在是因为才能平庸之人，不识大体，唯恐赏赐功勋会耗竭国库，只在意些微末小利，这就是所谓的因小失大、贻误国家大计啊。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该有的奖赏既没有施行，应得的功勋也长期被搁置拖延，年深月久，真伪混杂难辨。臣认为这是官吏不遵奉法度、怠慢之风从京师蔓延开来所致，那些虚假冒领功勋的人，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并不遥远，就在尚书省之中。然而至今没有听说过斩杀一名尚书省郎官、处死一名令史，以此昭示天下。陛下为何能明察远方，却不能明察身边呢？神州是教化的开端，文昌台（尚书省）是政令的根本，天下治乱的关键所在，臣因此冒死进言。明镜之所以能照见形貌，往事之所以能借以知晓当今。臣请借用当今的事例来作比喻：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弄法、谋取私利，被斩首于闹市；后来征讨高丽时，总管张君乂因作战不力后退，被斩于军旗之下。臣认为，虚报冒领功勋的罪过，比司马玄景更严重；薛仁贵等人兵败之罪，也比张君乂更重。再说，如果当初早点惩治薛仁贵，那么后来郭待封等将领又怎敢在其后重蹈覆辙、丧师辱国呢？慈祥的父亲往往教养出败家的儿子，严格的家庭却不会出现叛逆的奴仆——这话虽小，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如今的将领官吏，大多贪婪暴虐，所追求的只是狗马财物，没有像赵奢、吴起那样散发钱财、供养士卒的风范，以这样的风气带兵打仗，臣恐怕平定外族入侵之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指望的。再说军队行动必须依靠马匹的力量，马匹数量不足十万，就不足以与外族争胜。臣请求令天下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编户齐民，每人征收一百钱的赋税；同时放宽天下养马的禁令，让百姓能够骑乘高大的马匹，不加以数量限制，官府只登记造册总数，不许有隐瞒。这样不出三年，民间蓄养的马匹可达五十万匹，就可以下诏让各州县用所征收的赋税购买这些马匹。如果朝廷大举用兵，一朝之间就可调用。况且外族以骑兵见长，如果一律让百姓也能乘马，那么朝廷就能从中挑选良马以充实国家的军备，让民间马匹的数量逐渐耗减，这也是有利于国家的做法。"高宗认为这些建议很好，授任他为秘书省正字，在中书省当值，在仗内供职，后升任监察御史。高宗曾从容问他："外人认为朕是怎样的君主？"魏元忠回答说："如同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一样的贤君。"高宗又问："那么朕有什么遗憾之事吗？"魏元忠说："有的。王义方是当世的豪杰英才，却终老死于草野之间。议论此事的人都说陛下不能任用贤才。"高宗说："我正要重用他，却听说他已经去世了，如今想来也来不及了。"魏元忠又说："刘藏器的德行与才能相称，这是陛下所知道的，如今他已七十岁了，才做到郎中之职，臣为他叹息，而陛下却又抛弃了他。"高宗听后默然感到惭愧。第二年，又升任殿中侍御史。徐敬业起兵反叛时，朝廷下诏让魏元忠监督李孝逸的军队。到了临淮，副将雷仁智的军队战败，李孝逸畏惧敌军的锋芒。

译，未敢前进。元忠说："您身为宗室，天下的安危都系于您一身。而且天下太平已久，听闻狂妄狡诈之人暗中作乱，人人都全神贯注、竖起耳朵，等着看他们被诛杀。如今大军不前进,让远近之人都松懈了斗志。万一朝廷派别的将领来取代您,您将用什么话来推脱贻误战机、畏缩不前的罪责？"孝逸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部署进军讨伐。当时徐敬业据守下阿溪，其弟敬猷屯兵淮阴，众人都建议先攻打下阿。下阿一旦败退，淮阴自然会被攻破。如今淮阴危急,徐敬业必定前来救援，这样我军就会腹背受敌。元忠说："不是这样。敌军的精锐部队都集中防守下阿，他们的利益在于速战速决。万一我军失利，那么大事就完了。敬猷是个赌徒出身，不懂得作战，而且他的兵力单薄、容易动摇。大军兵临城下,依形势必能取胜。攻克敬猷之后，我军乘胜进击,他们那边引兵来救。"

译（接不上）也担心我若直捣江都，敌人必定会在半路截击我，我便可以用安逸之师攻打疲劳之敌，打败他们是必定的。这就好比追赶野兽，弱的先擒获。如今放弃一定能擒获的弱敌，却去追击难以对付的强敌，不是好计策。李孝逸于是率兵进攻。

淮阴的徐敬猷脱身逃走，于是进兵攻打徐敬业，平定了叛乱。回朝后，被授任司刑正，升任洛阳令。因牵连周兴的案子，被判处死罪，因平定杨、楚有功，改判流放一年多，后任御史中丞。又被来俊臣构陷，将要行刑，神色不变。

前面已死的人中，宗室子弟三十多具尸体相互堆叠。元忠回头说：“大丈夫死在这里也就是这样了。”不久敕令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马前来免其死罪，传令的声音已传到刑场，众囚犯都欢呼叫喊，只有元忠依然端坐不动。左右的人叫他起来，元忠说：“不知是否属实？”不久王隐客到了，宣读诏书，他才慢慢起身谢恩，脸色也没有改变。被流放费州，后又任中丞。一年多后，因牵连侯思止的案子，又被流放岭南。酷吏诛杀无辜的人，很多人为元忠申诉冤屈，于是下诏恢复他原来的官职。

因侍宴的机会，武后说：“你屡次遭受诽谤中伤，是为什么？”元忠回答说：“臣就像鹿一样，罗织罪名的官吏就像猎人，只是想要臣的肉做羹罢了。他们想杀掉臣来求得晋升，臣又有什么罪过呢？”圣历二年，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又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管，用以防备突厥，升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治理号称威严清明。张易之家的奴仆欺压百姓，十分横行，元忠将其鞭打致死，权贵豪强因此都畏惧敬服。不久任陇右诸军大使，用来讨伐吐蕃。又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抵御突厥。元忠统率军队持重稳当，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也从未打过败仗。

中宗在东宫任检校左庶子时，张易之、张昌宗二人权势倾动朝廷。元忠曾上奏说：“臣承蒙先帝的顾念，又受陛下厚恩，如果不能尽忠，使小人在君主身边，是臣的罪过啊。”张易之等人因此怀恨，趁武后身体不适，就一起诬陷元忠与司礼丞高戬密谋挟持太子号令天下，于是将他们下狱审讯，诏令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人当廷对质，却无法决断。张昌宗于是拉张说作证，张说起初假意答应，到这时被逼迫作证。张说应当陈述实情却不肯说，武后又催促他，张说说：“臣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张易之等人急忙说：“张说与他们同谋叛逆。张说以前曾称元忠为伊尹、周公，伊尹放逐太甲，周公摄居王位，这谋反的迹象十分明显。”张说说：“张易之、张昌宗怎么会知道伊尹、周公？我才知道。伊尹、周公，历来被当作忠臣。陛下任用宰相，如果不让他学习伊尹、周公，还要他效法什么呢？况且臣难道不知道依附张易之就能立即登上宰相高位，依附元忠就会立即招致灭族之祸？只是害怕元忠蒙冤，不敢当面欺骗罢了。”武后察觉这是谗言，然而又不愿违逆张易之，所以贬元忠为高要尉。

中宗复位后，召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到十天，升任兵部尚书，晋升侍中。武后驾崩，中宗守丧期间，国家大事交由元忠裁决处理，拜任中书令，封齐国公。神龙二年，任尚书右仆射，兼知兵部尚书事，在朝中掌权用事，群臣没有人敢去拜见他。祭扫祖坟时，诏令宰相和各司长官在东门为他饯行祖道，赐给锦袍，配给千骑侍卫四人，还赏赐银子千两。元忠回到家中，对亲戚没有任何赈济施舍。等他返回时，皇帝专程驾临白马寺，迎接慰劳他。

安乐公主私下请求废黜太子，请求立自己为皇太女。皇帝就此事询问元忠，元忠说：“公主如果做了皇太女，那驸马都尉又该称什么名号呢？”公主愤怒地说：“山东人木讷刚强，哪里懂得礼法？阿母子尚且能做天子，我有什么可嫌的？”宫中称武后为“阿母子”，所以公主也这样称呼自己。元忠坚持说不可以，此事才作罢。

武三思专权用事，韦月将、高轸上书揭发他的罪

译恶，皇帝下令将二人杖打致死，此后没有人再敢进言。王同皎密谋诛杀武三思，没有成功，反而被灭族。元忠身处其间，模棱两可，没有什么建树和表态。当初，元忠担任宰相时有清正之名，天下人都倾心期望他能匡正王室。武后驾崩时，武三思假借遗诏来安抚慰谕元忠，赐给他实封百户。元忠捧着诏书，感激哽咽涕泪横流，见到的人说：“事情完了！”从此他的声誉大为下降。

陈郡人袁楚客（《通鉴》作酸枣尉）写信劝谏他说：“皇上刚刚承受天命，正要革新德政，应当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以此兴起大的教化。怎么可以安享荣宠，一味沉默不语呢！如今不早日确立太子、选择师傅来辅佐他，这是第一个过失。公主开设府署，设置僚属，这是第二个过失。推崇尊奉佛门僧人，使他们游走于权贵之门，借助权势收受贿赂，这是第三个过失。伶人优伶等卑贱之人，窃据官品职位，这是第四个过失。有司选拔进用贤才，都以财货换取权势谋求，这是第五个过失。宠幸重用宦官，几乎达到千人，成为祸乱滋长的根源，这是第六个过失。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赏赐没有限度，竞相奢侈浪费，这是第七个过失。广泛设置员外官，损耗财物、危害百姓，这是第八个过失。先朝的宫女得以自便居住宫外，出入没有禁止，往来请托谒见，这是第九个过失。旁门左道之人，蛊惑君主视听，窃取俸禄官位，这是第十个过失。凡此十种过失，如果您不加以匡正，还有谁能匡正它呢？”元忠得到这封信，更加惭愧（谨按《通鉴辑览》，御批说：元忠向来负有重望，颇能不为利害所动摇，可是从岭南被召回后，突然改变了以前的操守。捧着遗诏感激哽咽，从此名节扫地。这不仅仅是因为酸枣尉责备他十项过失，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晚年的节操能不谨慎吗）。

因为武三思大权独揽，元忠想办法要除掉他。恰逢节愍太子起兵，元忠参与了这个密谋，太子已被杀，武三思带兵逃到宫阙之下。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郭升（按：应为韦升）在永安门遇到太子的军队，太子胁迫他跟从作战，不久他被杀，议论的人分不清谁是叛逆谁是顺从。元忠公开说：“既然已经诛杀了逆贼，向天下人谢罪，即便被处以鼎镬酷刑也心甘情愿，只是皇太子已死是我的憾事。”皇帝因为他曾经有功，又是高宗、武后一向礼遇的人，就搁置不追究。宗楚客、纪处讷十分愤怒，坚决请求诛灭他全族，皇帝不听。元忠自己感到不安，上表请辞政事。等到论功封赏时，下诏让他以特进、齐国公的身份退休，每逢初一十五朝见。

宗楚客等人引荐姚廷筠任御史中丞，姚廷筠公然上奏元忠谋反的情状，因此元忠被贬为渠州司马。杨再思、李峤都附和罗织元忠的罪名，只有萧至忠主张应当申雪宽恕他。宗楚客又派杨再思与冉祖雍上奏，说元忠因为牵连叛逆之事不宜居住在内地，监察御史袁守一坚决请求将他处死，于是元忠被贬为务川尉。袁守一又弹劾说，从前天后曾经身体不适，狄仁杰请求太子监国，元忠加以阻止，这说明他的叛逆之心早已萌生。皇帝对杨再思说：“侍奉君主的人，应当一心一意，哪能有二心？皇上小病，就急忙请太子处理政事，我看不出元忠有什么过错。”

元忠到涪陵后去世，享年七十多岁。景龙四年，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睿宗下诏让他陪葬定陵，将实封一百五十户赐给他的儿子韦晃（按：应为元忠之子）。开元六年，谥号为贞。

元忠原名真，年少时以诸生身份拜见高宗。高宗慰问、遣退他时，他没有谢恩，就径直退出行仪。当时安帝（按：疑误，应指高宗或有误）目送他离去，对薛元超说：“这个人还不熟悉朝廷礼仪，但名不虚传，我看他将来一定是真正的宰相。”后来因避武后之母的名讳，改为现在的名字。

△韦安石

韦安石，京兆万年人。曾祖韦孝宽，任大司空、郧国公。祖父韦津，隋大业末年，任民部侍郎，与元文都等人留守洛阳，抵抗李密，

译在上东门交战，被李密擒获。李密失败后，又归顺洛阳。高祖向来与韦津交好，授任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陵州刺史，后去世。父亲韦琬，出仕任成州刺史。

韦安石考中明经科，调任干封尉。永昌元年，升任雍州司兵参军。苏良嗣掌权时说韦安石是大才，应当委以重任，怎么能让他白白在州县任职呢？于是向武后推荐他，提拔为膳部员外郎，升任并州司马，有良好政绩。武后亲手写敕书慰问，提升他为德州、郑州二州刺史。韦安石性情方正持重，不轻易言笑，他的政事崇尚清明严正，官吏百姓都尊敬畏服他。

久视年间，升任文昌右丞，以鸾台侍郎的身份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任太子左庶子，仍兼侍读。不久掌管纳言之事，当时张易之、张昌宗和武三思恃宠专横，韦安石多次挫辱他们。恰逢在殿中侍宴，张易之引荐蜀地商人宋霸子等人赌博，武后面前，韦安石跪下奏道：“宋霸子等是卑贱之人，不应当在殿上赌戏。”回头命左右将他们带出去，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武后因为韦安石言辞正直，改变脸色抚慰勉励他。凤阁侍郎陆元方自认为不如韦安石，退朝后对人说：“韦公真是宰相的材料。”

曾经皇帝驾临兴泰宫，商议要走近路，韦安石说：“这条路是用木板夯筑而成，不是自然坚固的道路。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要在屋檐下小心，何况是万乘之尊？怎么可以轻率地走危险的路呢？”皇帝因此调转车驾。长安二年，任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又掌管纳言，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元年，罢免政事。不久又恢复同三品，升任中书令，兼相王府长史，封郧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特进，任侍中。中宗与韦后在正月十五夜里驾临他的府第，赏赐十分丰厚。

皇帝曾经驾临安乐公主的池苑，公主请求皇帝乘坐御船，韦安石说：“乘坐轻舟，是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这不是帝王应做的事。”于是作罢。

睿宗即位后，授任韦安石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又任侍中、中书令，晋升开府仪同三司。太平公主有异图谋反的打算，想要拉拢韦安石，多次通过他的女婿唐晙邀请他，他拒绝不去。皇帝有一天召见韦安石说：“朝廷内外都倾心归附东宫，你为什么没有察觉？”韦安石回答说：“太子仁义孝顺，天下人都称赞，而且立有大功。陛下如今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计谋。”皇帝惊惧地说：“你不要说，朕知道了。”

太平公主暗中听说了这件事，便捏造谣言诬告，想要审讯韦安石，幸亏郭元振保护，才幸免于难，改任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不久罢免政事，留守东都。恰逢他的妻子薛氏怨恨婢女，将婢女鞭打致死，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被贬为蒲州刺史，又调任青州刺史。

韦安石在蒲州时，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托，被他拒绝。姜皎的弟弟姜晦任中丞，因为韦安石从前担任中宗的宰相，接受遗诏，而宗楚客、韦温、坛（按：疑为窦怀贞等人）却削减相王的辅政之权，说韦安石没有加以匡正，暗示侍御史洪子舆弹劾检举他，洪子舆以事情已经过了赦免期限为由不肯照办，监察御史郭震（按：疑误）就上奏此事，皇帝下诏将他与韦嗣立、赵彦昭等人一并贬官，韦安石被贬为汪州（按：应为沔州）别驾，姜皎又上奏说韦安石监造定陵时有贪污盗用财物之事，下诏籍没他的家产。韦安石叹息说：“只怕要我死才肯罢休。”愤懑而死，享年六十四岁。

开元十七年，追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年，加赠左仆射、郇国公，谥号文贞。有两个儿子，韦陟、韦斌。

△韦陟

韦陟字殷卿，与弟弟韦斌都秀美聪敏。神龙二年，韦安石任中书令时，韦陟才十岁，被授任温王府东阁祭酒、朝散大夫。他擅长文辞，书法有楷书法度，当时的知名人士都与他交游。开元年间守丧，因为父亲不得志而去世，他就与韦斌闭门不出八年，亲友多次前往劝导开解，他才勉强出任洛阳令。宋璟见到韦陟，感叹说：“盛大的德行、遗留的风范，都在这里了。”

多次升迁做到礼部郎中，中书令张九龄引荐他为

译舍人，与孙逖、梁陟一同掌管起草诏书，当时号称人才济济。升任礼部侍郎，韦陟在鉴别选拔人才方面尤其擅长。按旧例，主考官选拔人才，以一天内考试的成绩来评定高下，韦陟允许考生自己陈述所擅长的科目，先就其所长进行测试，然后自己再核定考核，因此没有遗漏的人才，升任吏部侍郎。

选人中很多人伪造资历，与正常选调的人相混淆，韦陟风度严正，一经查问辨析，没有不当场认罪的。每年黜退纠正数百人，被称为精明敏锐。他自认为才能地位可以坐到三公的地位，平日简慢自负，看待同僚傲慢不屑。他因道义相投的人，即使是后进的布衣之士，也以平等的礼节相待。

李林甫忌恨他，将他外放为襄阳太守，后调任河南采访使。因为判官员锡善于审查案卷，支使韦元甫擅长撰写奏章，当时号称“员推”，韦状（按：疑指韦陟本人事务）、韦陟都很倚重信任他们。不久袭封郇国公，因事获罪被贬为钟离、义阳太守。后来任河东太守，兼任本道采访使。因为仕途失意而心中怏怏不乐，颇为馈赠贿赂权贵近臣，想要自我结交。

天宝十二载，入朝到华清宫参加考核，杨国忠忌恨他的才能名望，暗示拾遗吴豸之揭发韦陟的罪状。吴豸之就弹劾他馈赠财物之事。杨国忠又让韦元甫作证，韦陟惶恐惊惧，贿赂吉温求他相救，因此二人都获罪。韦陟被贬为桂岭尉（按：《通鉴》以此为十二载之事，大概韦陟是十二载到皇帝行在，第二次被贬官，则应为第二年之事），又再贬为平乐尉。

恰逢安禄山攻陷洛阳，弟弟韦斌陷落贼中。杨国忠想要陷害韦陟与叛贼私通，暗中告诫看守的官吏，让他们逼迫韦陟忧惧而死。当地的豪杰一起劝说他：“从前张说被贬窜逐，藏匿在陈氏家中才得以幸免。如今如果诏书下达，谁敢庇护您？希望您乘小船逃走，等事情平息后再出来，不也很好吗？”韦陟感慨地说：“命该如此，我怎敢逃避刑罚？”于是坚持卧床不肯离开。

过了一年多，肃宗即位，起用他为吴郡太守。恰逢永王李璘起兵，委任韦陟去招降劝谕，于是授任他为御史大夫、江东节度使，与高适、来瑱在安州会合。韦陟起草文告，登坛誓师，言辞慷慨，将士都感动落泪。永王失败后，皇帝催促韦陟赶赴凤翔。

当初，季广琛跟随永王作乱，并非出于本意，韦陟上表奏请任命季广琛为历阳太守，以此安抚他。到这时，怕季广琛又有变故，就亲自前往安慰劝谕，然后才赴召。皇帝一向听闻韦陟的名声，想要倚重他做宰相，等到这时他却迁延观望，怀疑他有观望之心，只授任他为御史大夫。

恰逢杜甫上表为房琯辩护，言辞迂阔怠慢，皇帝命韦陟与崔光远、颜真卿审查此事。韦陟上奏说：“杜甫言辞虽然狂放，但没有失去谏臣的体统。”皇帝因此疏远了他。将军王去荣杀死了本县的县令，皇帝要宽恕他，韦陟又认为不可以。当时朝臣站位不整肃，殿中甚至有人相对哭泣悼念，皇帝认为韦陟不能胜任此职，用颜真卿代替他，改任他为吏部尚书。

过了很久，同宗族的人砍伐了祖坟的柏树，韦陟因没有教导管束获罪，被贬为绛州刺史。改任太常卿，吕諲入朝为相，推荐他为礼部尚书、东京留守。史思明进逼伊洛地区，李光弼建议固守河阳，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员属吏入关避难。下诏授任他为吏部尚书，就地留守永乐，他没有听从命令。到京城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追赠荆州大都督。

韦陟早年就有名望，却被李林甫、杨国忠排挤废弃。等到肃宗选择宰相，他自认为一定能被任用，因为到得晚而没有被起用，郁郁不得志，病重将死时，感叹说：“我的仕途难道就此穷尽了吗？”

他生性奢侈放纵，喜欢华丽的服饰，用马匹侍候侍女出行，阉童侍立左右，常有几十人，其排场堪比王宫公主的府第，饮食极尽讲究。他选择肥沃的土地种植谷麦，用鸟羽来挑选米粒。每次进食，看看厨房中所丢弃的食材，其价值仍不少于万钱。在公侯家中赴宴，即使菜肴极尽水陆珍馐，也未必动一下筷子。他常用五彩笺纸作书信，让侍妾主管此事，自己只署名，自称所写的“陟”字像

译五朵云彩，当时号称“郇公五云体”。

永泰元年，追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程皓建议谥号为“忠孝”，颜真卿认为“对国尽忠与奉养双亲，不能两全，不应当把两种德行合并”。谥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也驳斥纠正了这一提议。右仆射郭英乂去世时，就采用了太常寺的这个建议。

△韦斌

韦斌的父亲任宰相时，他被授任太常通事舍人，年轻时就注重仪表修养，喜好文学艺术，容貌举止严肃威重，有大臣的气度，与韦陟齐名。开元年间，薛王李业将女儿嫁给他，升任秘书丞。天宝年间，任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改任太常少卿。李林甫构陷韦坚的案子，韦斌因为同宗牵连，被贬为巴陵太守，又调任临汝太守。过了很久，被授任银青光禄大夫，位列五品。当时韦陟任河东太守，堂兄韦由任右金吾卫将军，韦绦任太子少师，四家同时列戟为荣，衣冠世族很少能与之相比。

后来安禄山攻陷洛阳，韦斌被叛贼所俘获，被授任黄门侍郎的伪职，忧愤而死。乾元元年追赠秘书监。韦斌天性质朴敦厚，每逢朝会不敢随意站立说笑。曾经在朝廷中遇上大雪，站立的人都抖动衣裾重新站立取暖，韦斌却不移动脚步，雪下得很大，几乎积到靴子也不失仪态。

他的儿子韦况年少时隐居王屋山，孔述睿称赞他。等到孔述睿以谏议大夫的身份被召，推荐韦况任右拾遗，他不肯接受。不久，朝廷以起居郎征召他，半年后就弃官离去，迁家到龙门。后又授任司封员外郎，他称病坚决推辞。元和初年，授任谏议大夫，经劝勉才到职，几个月后就请求退休，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致仕，后去世。韦况虽然出身世家显贵，但志向淡泊高远，不被名声利益所左右，当时的人都很敬重他的风范操守。

△韦叔夏

韦叔夏是韦安石的堂兄，通晓礼学，是家学传承，考中明经科，历任太常博士。高宗驾崩后，丧礼的礼制有所缺失残缺，韦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大隐、博士裴守真一起撰定丧礼制度，升任春官员外郎。武后在明堂祭祀，凡是有所沿袭改动的礼制，都是由韦叔夏、祝钦明、郭山恽等人裁定商讨的，每次提出一个议题，众人都心悦诚服。

多次升迁做到成均司业，武后又下诏，五礼的仪式器物、司礼博士有所修改变革，都必须由韦叔夏、祝钦明等人评议裁定，然后才上奏。升任春官侍郎，中宗复位后，转任太常少卿，任建立庙社使，晋升银青光禄大夫，多次加封为沛郡公、国子祭酒，去世后追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号为文。

△韦绦

韦绦，开元年间历任集贤院修撰、光禄卿，升任太常卿。唐朝建立后，礼仪文制虽然齐备，但宗庙的制度时常有缺失。到显庆年间，许敬宗建议说：“笾豆祭器以多为贵，但宗庙的数目不能超过郊祀。”请求大祀用十二，中祀用十，小祀用八；大祀、中祀的簠簋、登（祭器）、俎都用一件，小祀不用登。诏令批准（按：《唐会要》记载许敬宗此奏是在永徽二年，而《新书》认为是显庆年间，未知孰是）。

开元二十二年（《新书》在礼器服制两处的记载互相矛盾，写作二十三年，可知此处应为二十二年之误。《旧唐书·礼仪志》作二十二年，《会要》作二十三年，《通鉴》则将两件事都记在二十四年，现在采用《旧唐书》的说法），下敕说笾豆所呈献的祭品还不能齐备，应当命礼官学士共同商议后上奏。

韦绦请求宗庙每室的笾豆各增加十二件，又说献酒的酒爵制度太小，几乎连一合的容量都没有，拿持十分困难，应当稍微加大一些。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商议说：“礼制，是天地生养化育之物中，凡是可以进献的，无不都包含其中。圣人知道孝子的情意深厚，而物类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为此制定节度，使物有品级，器有定数，贵贱有差等，不能逾越。《左传》说：‘享礼是用来训导恭敬俭朴，宴礼是用来表示慈爱恩惠。恭俭用来施行礼仪，慈惠用来布施政教。享礼与宴礼，尚且用不同的礼文规定，祭祀所陈设的祭品，本来就与平常不同。’况且人的嗜好，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标

译准，日常私宴的菜肴，也随时代而变迁。所以圣人用礼制统一加以约束。屈到喜欢吃菱角，屈建却不用来祭祀，认为不能以个人的私欲干犯国家的典章制度。如今如果要把甘美肥浓的食物都拿来充作祭品，倘若超过旧有的制度，那将没有穷尽的时候。即便增加了笾豆的数量，难道就能齐备了吗？如果因为现在的珍馐美味是平生所习惯的，就以为可以用来求得神明降临而不必效法古制，那么簠簋这些礼器就可以废弃，改用盘盂杯案来进献了；韶乐、濩乐可以停止演奏，改用箜篌、笙、笛来演奏了。况且自汉代以来，各陵墓都设有寝宫，每逢节令朔望，都用日常的膳食进献，这本来就可以尽到孝子的心意。至于宗庙的正式礼仪，应当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度。”

又按旧制，一升称为爵，五升称为散。按礼制，献酒给尊贵者用爵，献给卑贱者用散，这是以小示贵、以大示贱，用来表示节俭，请求依照旧制。

太子宾客崔沔说：“祭祀的典礼，起源于远古，人们所饮所食，必定先郑重进献。还没有火可以熟食的时候，就有毛血的进献；还没有酒曲酿酒的时候，就有清水的祭奠。延续到后代帝王，礼制器物逐渐完备，但是用神道来表达敬意的传统，却不敢废弃。铏、俎、笾、豆、簠、簋、尊、罍，是周人平常的饮食器具，它们的用途也通行于宴请宾客。周公制定礼仪时，就将这些器具与毛血、清水一起进献给鬼神。国家依据礼制立下规范，随时制定法度。清庙时节的祭享，礼制的膳食完备齐进，这是采用周代的制度；园陵寝宫的日常进食，随时供奉膳食，这是遵循汉代的法度。各地进贡，是为了取得远方的物产，凡是有新的物产必定进献，这是顺应时令。皇家苑囿之内，亲自耕种收获的谷物；狩猎之时，亲自射中的猎物，无不是先进献然后才食用，这都是为了尽到诚敬之心。如果做到这样，已经是极致了，还能再增加什么呢？只应当申明告诫有司，不要有所简慢懈怠，那么浓郁鲜美的食物自然都齐备了，不必再增加笾豆的数量。至于祭祀的器具，应当根据所盛的物品而定，所以大羹是古代的膳食，用登这种古代的器皿来盛放；和羹是现在的膳食，用铏这种现代的器皿来盛放，也有用古代的膳食却用现代的器皿的情况。所以毛血用盘子盛放，清水用尊来盛放，却没有用古代的器皿来盛放现代膳食的情况。古代质朴而现代讲究文饰，二者有不相称的地方。”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户部郎中杨伯成、左卫兵曹参军刘秩等人请求依照旧制施行为宜，皇帝便下诏命太常寺选择可以增加的品味适当增加一些。韦绦又请求每室增加笾豆各六件，用四季的新鲜果品珍馐来盛放，皇帝下诏批准。又下诏献酒的酒爵改用药升（按：《食货志》记载调整钟律、测量日晷、配制汤药以及冠冕制度都用小升小两，其余公私用途都用大升大两，药升就是小升，另一版本作“龠升”，是错误的）的容量，以符合古义。

开元二十三年，下诏命令对礼制服丧制度中尚未通行的地方，让礼官学士详细商议。韦绦上奏说：“外祖父母是正尊，请求将丧服等级提升到大功九个月；姨舅这一辈的亲属服丧应当同等对待，请求将舅父的丧服提升到小功五个月；堂姨、舅、亲舅母古代都没有丧服规定，希望都增加到袒免这一等级。”

于是韦述提出议论说：“从高祖到玄孙，称为九族，由近及远，依次递减轻重，于是形成五服的等级。《礼》说：‘外亲的丧服都是缌麻。’郑玄说：‘异姓的正式丧服不超过缌麻。’外祖父母是小功，是因为尊长而加重；从母（姨母）是小功，是因为名分而加重；舅甥、外孙、中表兄弟，都依照本来的缌麻服。如果按亲疏对等来说，外祖父就相当于祖父，舅父就相当于伯叔父，父母的恩情并没有不同，却唯独对外亲有所减杀，这是有原因的。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乡野之人则将父母同等看待，都邑中的士人则知道尊崇父亲，士大夫、学者则知道尊崇祖先。一家不能有两个尊长，服丧不能有两次斩衰。人们所遵奉的对象，不能有两个。为大宗承重的人

译，要降低对小宗的丧服；被人收为后嗣的人，要降低对自己父母的丧服；女子出嫁，要减轻对本宗的丧服，这都是因为所看重的是长远的宗法，所抑制的是私情。如今如果对外祖父及舅父，都提高一个等级的丧服，把堂舅及姨母都列入本服的行列，那么中表亲属与本宗亲属的丧服制度还能有多大差别呢？况且五服有依次递减的原则，出自祖父这一支的丧服，不能超过对祖父的丧服；出自曾祖这一支的丧服，不能超过对曾祖的丧服。堂姨舅是出自外曾祖这一支的，如果要为他们服丧，那么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也应当制定丧服了。外祖父母提升到大功，那么外曾祖就应是小功，外高祖就应是缌麻，如此推广下去，这就与本宗族的丧服没有区别了。而且丧服都有相互报答的原则，那么堂甥、外曾孙、侄女的儿子都应当制定丧服了。圣人难道是要薄待骨肉恩爱吗？从公义出发，就必然要在私情上有所取舍，议论有所决断，不得不这样。如果可以增加，也就可以减少。先王制定的制度，称为常理法则，一旦打乱了它的次序，怎么能够停止呢？请求依照《仪礼·丧服》来确定。”

杨仲昌又说：“魏征当初议定将舅父的丧服提高到小功五个月，虽然魏征是贤人，但是周公、孔子是圣人，用贤人的意见去改动圣人的制度，后世学者又该遵从谁呢？外祖父母提升到大功，那么难道对外孙就没有相应的报服吗？如果外孙也要以大功回报，那么本宗族的庶孙又该用什么等级呢？”

皇帝亲手写敕书说：“既然议定为姨舅服小功，那么舅母就不能完全降低等级，应当服缌麻。堂姨舅应当服袒免。如果说所服的丧服不能超过本宗，那么再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定丧服，又有什么妨害呢？这都是出于亲爱亲人的用意啊。”

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上奏说：“外亲的丧服本来没有降低的先例，外甥为舅母服丧作为回报；如果丈夫的外甥都要回报，那么丈夫的姨舅也应当服丧，恐怕这样引申开来会更加疏远牵强。”皇帝下诏说：“姨舅关系亲近，从亲情上说，也可以与姑母伯父相匹配，怎么能说所引申的关系疏远呢？妇人是要顺从丈夫的，丈夫对姨舅既然已经服丧了，妻子跟随丈夫也服丧，这正是加强亲睦的表现。你们应当仔细斟酌考虑。”

裴耀卿等人上奏说：“舅母服缌麻，堂姨舅服袒免，请求依照皇帝的旨意确定。”于是从此开始，废除了各位儒者的议论，皇帝下制说：“可以。”

开元二十六年，下诏命韦绦每月奏读一篇《月令》。每逢孟月初一，在宣政殿旁设置坐榻，面朝东，摆放几案，韦绦坐着诵读，各司的官长都登上殿堂坐着聆听。一年多以后，停止了这项做法。

高宗上元三年，将要举行祫祭，议论的人有的依据《礼纬》认为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有的依据《公羊》学派认为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两家说法互相矛盾，不能决断。太学博士史璨（《新书》作史元，《会要》作史元璨）议论说：“《春秋》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享祭祀。《公羊传》说：‘这是祫祭。’三年丧期结束后，新君的第二年，应当举行祫祭；第三年，应当举行禘祭。各庙中僖公、宣公在位第八年都有禘祭的记载，那么后一次禘祭距离前一次禘祭是五年。据此推定，新君的第二年祫祭，第三年禘祭；此后每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那么第六年应当祫祭，第八年应当禘祭。昭公十一年，齐归去世。十三年，丧期结束，应当举行祫祭，恰逢平丘之会，冬天，昭公到晋国去。到十四年，才举行祫祭；十五年，举行禘祭，《左传》说的‘在武宫举行祭祀’，就是指这件事。到十八年，祫祭；二十年，禘祭；二十三年，祫祭；二十五年，禘祭。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公庙举行祭祀’就是指此事，那么禘祭之后三年再祫祭，又过二年再禘祭，这才符合礼制。”经过议论，此事最终确定。睿宗丧期结束后，在太庙举行祫祭，此后每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到开元二十七年，已经历经五次禘祭、七次祫祭。

这一年，韦绦上

译奏说：“四月刚举行了禘祭，孟冬时节又要举行祫祭，祭祀过于频繁反而显得亵渎，请求以今年夏天的禘祭作为大祭的起点。”此后二年后举行冬祫，又过三年举行夏禘，五年之内再举行一次殷祭，如此循环往复，重新开始，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按：史璨的议论，是依据郑康成的禘祫理论而立说，禘祭之后三年祫祭，再过二年禘祭，照这样推算，五年之内只有一次祫祭、一次禘祭；然而到开元年间，并没有采用史璨的建议，而是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各自单独计算年数，不相互通融计算，所以到二十七年就已经有了五次禘祭、七次祫祭。六年时，睿宗丧期结束，开始举行祫祭；七年，开始举行禘祭，推算到二十七年，应当有五次禘祭、八次祫祭，这一年夏天的禘祭已经举行过，而冬天的祫祭还没有施行，所以只有七次祫祭。从此以后，又依照韦绦的建议，禘祭之后二年举行祫祭，再过三年举行禘祭，五年之内再举行一次殷祭，这与史璨的建议相同，然而史璨的建议是前三年后二年，韦绦的建议是前二年后三年，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新唐书》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却省略删减了具体的言辞，对于其中的因革变化，全然没有说清楚，现在特地加以订正疏通）。

韦绦最终官至太子少师。

△韦抗

韦抗，是韦安石堂兄的儿子，二十岁时考中明经科，多次升迁官至吏部郎中。景云初年，任永昌县令，不用严刑而使县境安治，从前的县令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升任右御史台中丞，当地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他，朝廷没有听从，百姓于是立碑记载他的恩德。

开元三年，从太子左庶子升任益州长史，授任黄门侍郎。河曲的胡人首领康待宾反叛，皇帝下诏让他持节前往安抚，韦抗在军事谋略方面并非所长，托病拖延停留，没有等到贼人交战就返回了。不久，代替王晙任御史大夫，兼任京畿按察使，授任安州都督，多次升迁做到刑部尚书，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务。去世后，韦抗清廉俭朴，不置办产业，等到去世时，没有钱财安葬。玄宗听说后，特别赐给灵车，追赠太子少傅，谥号为贞。

△郭元振

郭震字符振，魏州贵乡人，因为字号广为人知。身高七尺，胡须美好，年少就有大志向。十六岁时，与薛稷、赵彦昭一同做太学生。家中曾经送来资费四十万钱，恰逢有个穿着丧服的人敲门，自称家中五代人都还没有安葬，希望能借些钱财来办理丧事。郭元振全部拿出送给他，也不问他的姓名。薛稷等人对此感到惊叹诧异。

十八岁时考中进士，任通泉尉。他行侠仗义、意气用事，摒弃细枝末节的小节操守。曾经私自铸钱以及掠夺贩卖辖区内的人口一千多人，用来馈赠宾客，百姓对此深感厌恶痛苦。武后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召见他想要责问他，等到与他交谈之后，认为他很奇特，索要他所写的文章。他呈上《宝剑篇》，武后阅览后大加赞赏感叹，当即授任他为右武卫铠曹参军，晋升奉宸监丞。

恰逢吐蕃请求议和，其大将论钦陵请求撤除四镇的驻军，划分十姓突厥的土地，朝廷便派郭元振充当使者前往，借机侦察敌情的虚实。回朝后，他上疏说：“臣听说利益有时会滋生祸害，祸害有时也会滋生利益。国家所忧虑的，只有吐蕃和默啜罢了。如今二者都已归附求和，这将是对中原极为有利的事情。然而……”（后文未完）

译如果考虑不周，祸患就会随之而来。钦陵想要分裂十姓的土地，撤除四镇的驻兵，这是关系动静的关键，不可轻视。如今若是直接阻遏他的意图，恐怕边境的祸患会因此兴起，一定比以前更严重，应当想办法拖延此事，借机诱导他，使他和好的愿望不断绝，那么恶意也就不会突然产生。而且祸患在外的，是十姓、四镇；祸患在内的，是甘州、凉州、瓜州、肃州。关中、陇右屯兵戍守，已经将近三十年，兵力已经困顿枯竭，倘若甘州、凉州有朝一日发生警报，怎能承受大规模的调发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先估量国内的实力来对付外敌,不消耗外部力量来损害内部,这样之后华夷都能安定,太平盛世才可保住。钦陵因为四镇靠近自己,害怕我方侵掠,这是吐蕃的要害所在。然而青海吐

译吐蕃的浑密部靠近兰州、鄯州，容易成为我朝的祸患，这也是国家的要害所在。现在应当回复钦陵说：「安西四镇本来是用来扼制西域诸蕃各部会合聚集之地，以此分散他们的兵力，使他们不能合兵东侵。现在如果放弃四镇交给你们，那么吐蕃的势力就会更加强大，容易兴兵扰动。必定不是真的没有」东侵之意，用意应当是以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归还给我朝，同时俟斤部落也归还吐蕃。这样就足以堵住钦陵的口实，而和议也不至于断绝。况且西边各国归附朝廷已经多年，论他们的情谊，怎么可以与吐蕃相提并论？现在还不明白利害，没弄清实情，就贸然把它们分割出去，恐怕也会伤害诸国的心意，这不是制驭四夷应有的稳妥策略。武后听从了这个建议。郭元振又说：「吐蕃士卒早已厌倦徭役戍守，都愿意讲和。是因为钦陵想要分裂」四镇独揽本国大权，所以还没有归顺纳款。陛下如果确实能每年派遣和亲使者，而钦陵却总是不肯听从，那么他手下的人必定怨恨，这也就是离间他们的开端。武后认为这个计策很好。过了几年，吐蕃君臣互相猜忌离心，最终杀了钦陵。而钦陵的弟弟赞婆等人前来投降，于是朝廷下诏让郭元振和河源军大使夫蒙令乡率领骑兵前往迎接，授予他主客郎中之职。过了很久，突厥、吐蕃联兵进犯凉州，朝廷任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随即派他前往。当初，凉州境内地域纵横只有四百里，敌虏一来必定逼近城下。郭元振开始在南硖口设置和戎城，在北面沙碛设置白亭军，扼守要道，于是拓展疆域一千五百里。从此凉州再无敌虏之忧。他又派甘州刺史李汉通开垦屯田，充分利用水陆之利。过去凉州的粟米一斛要卖到几千钱，到这时年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几十斛粟米，积蓄的军粮足够支用数十年，牛羊遍野。他治理凉州五年，善于安抚统御，夷人汉人都敬畏爱戴他，令行禁止，道不拾遗。河西各郡为他建立生祠、立碑颂扬他的功德。神龙年间，升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长乌质勒部落强盛，请求归附朝廷讲和。郭元振便前往他的牙帐商议事情，正遇大雨降雪，郭元振站立不动，乌质勒已经年老，多次拜伏行礼，禁不住严寒，会见结束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娑葛认为是郭元振的计谋害死了他的父亲，图谋整兵袭击郭元振。副使解琬得知此事，劝郭元振连夜逃走，郭元振不听，安然躺卧帐中，装作毫不猜疑的样子。第二天他穿着素服前往吊唁，路上遇到娑葛的兵马，娑葛没料到郭元振竟敢前来，于是不敢逼近，扬言是来迎接护卫，一直进到牙帐，举行吊唁赠礼，哭得十分悲哀，为此停留了数十天，帮助料理丧事。娑葛被他的义气所感动，又派使者献上马五千匹、骆驼二百头、牛羊十余万头。朝廷下诏任命郭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乌质勒的部将阙啜忠节与娑葛结怨交恶，屡次互相侵犯，而阙啜兵力弱小抵挡不住。郭元振上奏请求把阙啜的部众召入宿卫，迁徙他的部落安置在瓜州、沙州之间，朝廷下诏准许。阙啜于是启程，走到播仙城，遇到经略使周以悌。周以悌劝说他道：「朝廷用优厚的官职对待你，是因为你有部落兵力的缘故。现在你只身入朝，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胡人罢了，靠什么保全自己？于是教他用重金贿赂宰相，不要入朝，请求发动安西的兵力，引导吐蕃去攻打娑葛，请求立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抚十姓部落，请郭虔瓘出使拔汗那，搜集当地的铠甲战马来援助军队，这样既能报仇，部落也能得以保存。阙啜认为他说得对，就整兵进攻于阗，把坎城攻下，趁机把所得的黄金，派人从小路辗转送去，分别送给宗楚客、纪处讷，让他们参与这个谋划。郭元振得知这件事后上疏说：「往年」吐蕃侵犯边境，正是为了求取十姓、四镇之地，未能得逞，所以才罢兵。近来因为国内多有内乱，人畜疲敝患病，恐怕我朝

译乘他们衰弊之机来攻，所以才屈心请求讲和，并非真的忘记了十姓、四镇。等国力充实富足，势必再来争夺。如今阙啜忠节不顾国家大计，竟想给吐蕃当向导，四镇的危机，恐怕就要由此开启。吐蕃一旦得志，忠节也会落入敌人掌控之中，他哪里还能再侍奉大唐呢？以往吐蕃对我朝并无恩德，尚且极力争夺十姓、四镇，如今如果为他们出力施恩，那么他们就会请求分取于阗、疏勒，不知道用什么道理去阻止他们？况且吐蕃国内诸蛮部落以及婆罗门，正相互猜忌隔阂，倘若他们请求我朝出兵相助讨伐，又不知用什么话去拒绝？所以古时贤人不愿意让夷狄忘记我朝的恩德，并非不想借助他们的兵力，而是害怕日后他们的要求没有止境，反而更多地滋生中原的祸患。臣愚以为，借用吐蕃的兵力，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又请求立阿史那献为可汗一事，他难道不是因为身为可汗子孙，才能招抚安定十姓部落」吗？只是阿史那献的父亲元庆、叔父朴、罗兄俀子以及斛瑟罗、怀道等人，都是可汗的子孙。以往曾经普遍地立过他们，想以此招抚十姓，都没能成功，不久便自行溃败。为什么呢？这些人并没有超越常人的才略威望足以感动众人，何况阿史那献又与他的父兄关系疏远呢？如果兵力充足，攻取十姓并不一定需要靠可汗的子孙。又请求让郭虔瓘去拔汗那搜刮兵力、征收战马一事，以前，郭虔瓘已经曾经和忠节擅自进入过拔汗那国，臣当时在疏勒，没听说得到一副铠甲一匹战马，反而使拔汗那心怀怨愤，侵扰边境，南面引导吐蕃，率领俀子来扰乱四镇。而且郭虔瓘以前到拔汗那国时，四面都没有援助，就如同走进空城一般，尚且还要靠引来俀子作掩护，何况如今北面有娑葛，知道郭虔瓘西行，必定引兵前来救援，拔汗那凭借坚固的城池在内抵抗，突厥在外面伺机邀击，郭虔瓘等人怎么能再像往年那样侥幸获得安全轻易得手呢？」奏疏呈上，朝廷未予理会。宗楚客等人于是建议派代理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让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事务，任命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代替郭元振统领甘州、凉州的兵力，并召吐蕃合力攻打娑葛。娑葛的使者娑腊得知宗楚客的谋划，飞马报告了娑葛。娑葛大怒，立即发兵，从安西、拨换、焉耆、疏勒各调出五千骑兵。当时阙啜正在谋划之中，恰逢与冯嘉宾会面，娑葛的兵马突然赶到，擒获了阙啜，杀了冯嘉宾，又在僻城杀了吕守素，在火烧城杀了牛师奖，于是攻陷了安西四镇，道路断绝。郭元振驻扎在疏勒水边，不敢轻举妄动。宗楚客再次上表请求让周以悌取代郭元振，并且立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在焉耆屯兵以图攻取娑葛。娑葛上表请求斩杀宗楚客，并且给郭元振写信，自称与大唐并无仇怨，而宗楚客等人收受阙啜的黄金，想加兵攻灭他，他怎能坐以待毙？郭元振把这封信上奏朝廷，宗楚客大怒，诬告郭元振心怀异志，召他回朝治罪。郭元振派儿子郭鸿从小路进京，详细奏明实情，请求留在西边安定局势，不敢回京师。于是周以悌获罪，被流放白州，朝廷重新任命郭元振代替他，并赦免了娑葛。睿宗即位后，召郭元振为太仆卿。他将要启程时，安西的酋长中有人划破脸面哭着相送。他的旌节到达玉门关，距凉州还有八百里，城中的人争相准备酒食欢迎他，都督把这件事奏报朝廷。景云二年，郭元振晋升同中书门下三品，升任吏部尚书，封馆陶县男。先天元年，任朔方军大总管，修筑丰安、定远二城，军队因此得以安稳驻扎。第二年，以兵部尚书之职再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值玄宗诛杀太平公主。睿宗驾临承天门，各宰相都逃跑躲藏到外省，只有郭元振统领兵马护卫皇帝。事情平定后，在中书省值宿了十四天才休息，进封代国公，实封四百户，赐给一个儿子官职，赏赐布帛千段，不久又兼任御史

译大夫，再度出任朔方大总管以防备突厥。还没出发，正逢玄宗在骊山讲武，皇帝对军容不整感到愤怒，把他拉到大旗下命人按坐，要斩他。刘幽求、张说跪在马前劝谏说：「郭元振有大功，即便获罪，也应当宽宥。」于是赦免死罪，流放新州。开元元年，玄宗想起他往日的功劳，起用他为饶州司马，他郁郁不得志，在路上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开元十年，追赠太子少保。郭元振年轻时虽然豪迈不拘，但等到显贵之后，生活起居俭朴，手不释卷，别人看不出他喜怒的表情。上朝回来，对亲人和颜悦色；退居室内，则庄重严肃。从唐朝开国以来一直做到宰相，而亲人俱在身边侍奉的，只有郭元振一人。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二十八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二十九，列传二十九

列传

唐【二十九】

○唐二十九

姚崇【奕　合　勖】宋璟

姚崇

宋璟

△姚崇

姚崇字元之，是陕州硖石人。父亲姚善懿，贞观年间任巂州都督。姚崇年少时倜傥不羁，崇尚气节，年长后爱好学问，出仕担任孝敬皇帝挽郎，下笔便能成文，被授予濮州司仓参军，五次升迁至夏官郎中。契丹侵扰河北时，军中文书堆积如山，姚崇处理决断如流水般畅快。武后认为他很有才能，随即任命他为侍郎。武后曾对左右说：「以前周兴、来俊臣等人多次」审理诏狱案件，朝臣互相牵连指认，全都承认谋反，朕心中怀疑他们是被冤枉的，又派近臣重新查问，都得到他们亲手所写的文书，说并未受冤，朕便没有疑问，随即批准了他们的奏报。自从俊臣等人被诛杀以后，就再也没有谋反的人了。既然如此，那么以前被判死罪的人，能没有冤屈的吗？姚崇说：「自垂拱年间以后，被告发的人大多是自己诬陷自己。当那个时候，把告发别人当作功劳，所以天下人称之为罗织罪名，比汉代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即便陛下派近臣重新审问，那些人尚且不能自保，又怎敢稍微摇一下手来违逆酷吏的心意」呢？况且被审问时若不承认，就要再遭受一次惨酷的刑罚。像张虔勖、李安静等人，都是这样。如今仰赖上天神灵，使陛下醒悟，凶恶之徒被诛灭，朝廷得以安定。从今以后，臣愿以一门百口性命担保，朝廷内外官员再没有谋反的人，恳请陛下如果再得到告发的文书，就搁置不予追究。如果日后确有谋反的实情，臣愿承担明知而不举报的罪责。」武后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一味顺从我意，反而使我陷入滥施酷刑的境地，听了你这番话，才真正合我的心意。」赐给他白银千两。圣历元年，晋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升任凤阁侍郎。长安四年，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去政务，朝廷下诏任命他为相王府长史，让他归家侍奉母亲的病。一个多月后，又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进言说自己侍奉相王，而夏官掌管兵权，并非自己爱惜性命，而是担心这样不利于相王，于是下诏改任他为春官尚书。张易之私下向姚崇有所请托，姚崇没有答应。张易之在武后面前进谗言，姚崇被降职为司仆卿，仍旧同凤阁鸾台三品。后出任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人谋划诛杀二张时，姚崇恰好从驻地返回，于是参与谋划，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后来升任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前去问安，王公大臣互相庆贺，唯独姚崇流泪。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祸患就要从这里开始了。」姚崇说：「参与讨伐叛逆之事，不足以称说是功劳。但曾侍奉太后多年，如今离别旧主而哭泣，也是做臣子应尽的最后名节。因此获罪，我甘心情愿。」不久出任亳州刺史，历任宋、常、越、许四州刺史。睿宗即位，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升中书令。玄宗还在东宫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等人分别掌管闲厩禁兵。姚崇与宋璟建议请求，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