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四

译陈子昂

△傅奕

傅奕是相州邺县人。隋朝开皇年间，以仪曹的身份侍奉汉王杨谅。杨谅谋反时，问傅奕："如今荧惑星进入井宿，究竟会怎样？"傅奕回答说："东井是黄道所经之处，是荧惑星运行必经的舍次，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是进入地上的井里，那才是灾祸。"杨谅大怒，不久便兵败，傅奕因这番应对而免于牵连，被流放到扶风。高祖担任扶风太守时，礼遇他。等到高祖即位后，任命他为太史丞。恰逢太史令庾俭因父亲庾质进言占卜之事，触怒炀帝而死。庾俭引以为戒，以靠占卜术数做官为耻，便推荐傅奕代替自己。傅奕升任太史令后与庾俭同列，多次排挤诋毁他，庾俭却不因此怀恨。于是人们大多称赞庾俭仁厚，而称道傅奕的率直。当时国家制度刚刚草创，多沿袭隋朝旧制，傅奕认为承接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革，请求改换正朔，更改服色，变革律令，更改官名。太仆卿张道源建议说："官府文书簿册繁多总杂，容易被欺瞒，请求加以精简，用来约束官吏的奸弊。"公卿大多不以为然，唯独傅奕认为对，却被众人阻挠诋毁，未能实行。武德七年，傅奕上疏极力抨击佛教。

疏中说："西域的教法，没有君臣父子之分，用三涂六道来吓唬愚昧、欺骗庸人。追究既往的罪过，窥求将来的福报。以至于有人身陷罪大恶极之中，在狱中仍礼拜佛像、口诵梵语经文，妄图借此侥幸免罪。况且生死寿夭，本来出于自然，刑罚恩德、威严福祉都掌握在君主手中。如今那些佛教信徒假托欺骗，都说是佛在夺取天理、窃取君权。《尚书》说：'只有君王才能作福、作威、享用玉食。臣子若擅自作福、作威、享用玉食，就会危害你的家庭，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五帝三王时代没有佛法，君主贤明、臣子忠诚，国运长久。到了汉明帝才开始建立胡人的祠庙，然而当时只有来自西域的僧人自行传播他们的教义。西晋以前，不允许中原人剃发出家侍奉胡教。到了石勒、苻坚扰乱中原时，才放松了这项禁令。君主昏庸、臣子谄媚，政治暴虐、国运短促，都是崇佛所导致的。梁武帝、齐襄帝的事例，尤其值得引以为戒。从前褒姒一个女子，就能迷惑周幽王，导致其亡国，何况如今僧尼多达十万，雕刻塑造泥像，来迷惑天下人，能不导致国家灭亡吗？陛下如果让这十万人，自相婚配为夫妇，十年生产繁衍，十年教化训练，兵源与农业都能充足，能有多少好处，简直数不胜数啊！从前北齐的章仇子他曾说：'僧尼寺庙的事，在外遭到宰相大臣的诋毁，在内被嫔妃所憎恶，明里暗里遭到谗毁诽谤，最终被处死于都市。'周武帝攻入北齐后，还封赏他的坟墓，我私下认为这是贤明之举。"傅奕又呈上十二篇论说，言辞更加痛切。皇帝把傅奕的奏议交付大臣议论，有关官员中只有张道源支持他的请求。中书令萧瑀说："佛是圣人，诋毁圣人的人，无视法度，请求诛杀他。"傅奕说："按照礼法，人生在世应当先侍奉双亲，后侍奉君主，而佛却逃离父母出家，以一个匹夫的身份对抗天子，以继承父业的身份违背至亲。萧瑀又不是从空桑树中生出来的，竟然如此尊崇佛的言论。这正是所谓不孝的人没有亲情啊。"萧瑀无言以对，只是合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立的。"皇帝赞赏傅奕，这件事还未来得及施行，恰逢高祖传位而作罢。当初，武德九年太白金星运行到秦地分野，傅奕上奏说："秦王将要拥有天下。"高祖把奏章交给秦王。等到太宗即位后，召见傅奕赐食，对他说："先前你的那份奏章，几乎害了我。虽然如此，从今以后不要再有所忌讳而不把话说完。"又曾经问他："你反对佛法，是为什么？"傅奕说："佛不过是西域一个狡黠的胡人罢了，靠欺诈夷狄来神化自己，等到传入中国后，又被那些浮躁轻薄之人、善于蛊惑之徒模仿老庄之说来修饰粉饰，对国家有害而对百姓无益。"皇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异。【按《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西域僧人，擅长咒术，能让人立刻死去，又能念咒使人苏醒过来，多次试验都很灵验。傅奕请求试验一次，那僧人对他念咒竟然毫无反应。僧人自己反倒僵仆倒地，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这大概是邪不胜正的道理，或许确有其事，但新旧唐书本传都没有记载这件事，现在也就不再采录进来。】贞观十三年傅奕去世，享年八十五岁，临终遗言

译告诫儿子要学习六经名教，说不要信奉那些妖异的胡人教法，死后应当裸葬。傅奕虽然精通术数，但曾自己说他的学问不能传授给别人，又注释了《老子》，并搜集晋、魏以来与佛教辩驳的文章，编为《高识篇》。武德年间，改革漏刻计时法，又制定十二支军队的番号，都是傅奕所确定的。

△吕才

吕才是博州清平人。贞观年间，祖孝孙增删修订乐律，与音乐家王长通、白明达互相质疑辩难，不能决断。太宗下诏让侍臣推举精通音律的人，中书令温彦博举荐吕才，说他天资聪悟超过常人，听闻见识一经接触，便能探究其中的精妙之处。侍中王珪、魏征也极力称赞吕才。吕才制作十二枚长短不同的尺八，与音律相谐合。皇帝随即召吕才入值弘文馆，参与议论乐事。皇帝曾经翻阅周武帝的《三局象经》，不能通晓，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能通晓此书，便召来询问蔡允恭。他年轻时略微通晓大概，年老后就忘记了。皇帝试着询问吕才，吕才退下后，一个晚上就弄懂了，画出图样上报。蔡允恭对照自己旧时所记的与吕才所解正相吻合，吕才由此知名，累次升迁为太常博士。皇帝担心阴阳家所流传的书籍大多荒谬伪妄浅陋，且忧虑世人越发拘泥畏惧，便命吕才与几位学识渊博的老学者删削繁琐讹误的内容，选取可用的编成五十三篇，加上旧书四十七篇，总共一百篇，下诏颁行天下。吕才在持论方面既合乎儒理又不失通俗，推究经义的根本来纠正世俗的失误，言辞旨意明白恳切，有益于当世之事，因此摘录其中三篇。

《卜宅篇》说："《诗经》称要相看住宅方位的阴阳，《尚书》说唯有洛邑之地适宜定都，占卜住宅吉凶，这由来已久了。到了近代，才有五姓之说：即宫、商、角、徵、羽，天下各姓氏都被归类配属，用来判定吉凶。然而这些说法都不合逻辑，比如张、王两姓配属商音，武、庾两姓配属羽音，这是按读音相谐附会的。至于柳姓配属宫音，赵姓配属角音，就又不是按读音了。其中有的一姓兼属两音，有的复姓，还有一些字无法归类，这直是乡野之人、巫师之说罢了。查考《堪舆经》，黄帝对天老才开始说到五姓。况且黄帝时代只有姬、姜等少数姓氏，后世被赐予族姓的越来越多，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等姓，本出自姬姓；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等姓，本出自子姓；至于因官职而得姓、因封邑而赐姓的，本源相同而末流各异，难道也能配属宫商吗？《春秋》以陈、卫、秦为水姓，齐、郑、宋为火姓，这是根据其所出的祖先、所应的星象、所居的地域，来彰显其来历渊源，并不是按宫、商、角、徵、羽来统摄归类的。"

《禄命篇》说："汉代的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占卜算卦的人抬高别人的命禄来取悦人心，假造祸福之言来图谋别人的钱财。'王充说：'看骨相体貌，就能知道命禄；看命禄，就能知道骨相体貌。'这种禄命之书，流行已经很久了，推究其本源，本来就不是这样的。积善之家，必定有多余的福庆，难道是因为逢建禄之运才吉利的吗？积恶之家，必定有多余的祸殃，难道是遇到劫杀之运才招灾的吗？做学问的人，禄就在其中，不一定要出生正逢'建学'之运。周文王忧劳勤勉损耗寿命，最初并非因为月值空亡。长平坑杀的降卒，不都是犯了三刑。南阳多有近亲聚居的地方，不都是应了六合之运。历阳沉陷为湖，并非都不共河魁之忌。蜀郡遭遇火灾，并非灾厄都已应验殆尽。世上有人生辰同建同禄，而贵贱地位却大不相同；有人共命如同同胞，而寿命长短却分属不同等级。鲁桓公六年七月，庄公出生，按历法推算，那年是乙亥年，月建为申月，如此说来正当值禄空亡，按照这种说法应当穷困卑贱。又触犯了句绞六害，借驿马而身克驿马，三刑之说法本无为官之命，且属火命七月出生，正当病乡，按其法应为体弱矮丑之人，然而诗中形容庄公说：'仪表堂堂啊，身材颀长啊，双目炯炯有神啊，步态矫健灵活啊。'唯独按向命一说，法当长寿，可是庄公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这是第一处不应验之处。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出生，因是正月出生，故

译取名为'政'。这一年是壬寅年正月，命理背禄，按其法本无为官之运，只是碰巧得禄，且应奴婢稀少，又冲破驿马犯三刑，身又克驿马，按法推算无望为官，加之金命正月出生，本应绝命，为人应无始有终，老年才吉利，又逢建命之年出生，按法应当长寿，可是始皇帝驾崩时不过五十二岁，这是不应验之处。汉武帝在乙酉年七月七日清晨出生，按其法值禄空亡，本应无官，虽然向驿马，却相隔四辰，按法应少有为官机会，老年才吉利。可是武帝十六岁就即位，晚年户口却减耗了三分之二，这是不应验之处。北魏高祖孝文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八月，这一年是丁未年，命理背禄，加上驿马犯三刑，身又克驿马，按法本无为官之命，又出生在父亲将死之时，按法应见不到父亲，可是孝文帝却接受了他父亲显祖的禅让，礼法规定君主未满一年不得正式即位，所以天子没有父亲的，要以三老之礼侍奉。孝文帝受禅有异于常礼，亲自率领天下人来侍奉他的父亲，而这与命理之法不合，这是不应验之处的第四例。宋高祖在癸亥年三月出生，禄与命按法都值空亡，本应无官，又出生在'子墓'之中，按法应立嫡子，虽然有次子，也应当早死；然而宋高祖的长子先被弑杀，次子刘义隆却承继国祚，又出生在祖禄之下，按法应得嫡孙之财禄，可是他的孙子刘劭、刘浚，都篡逆作乱，几乎使宗庙祭祀断绝，这是第五处不应验之处。"

《葬篇》说："经书上说，'葬'就是'藏'的意思，是不想让人看见。又说，占卜墓地吉凶而后安葬。因为朝市会变迁，难以预知；泉水岩石会崩蚀，也难以恒常，所以要靠占卜来谋划，希望不留后患，这是为了完备慎终之礼。后代关于葬事的说法出自巫师史官，有的选择年月是否便利，有的衡量墓地远近，一旦有所差失，便说灾祸将至，生者死者大多因此受到妨害禁忌，用来兜售他们的方术，附会虚妄、依托妖异，以至于有一百二十家不同的说法。《春秋》记载，天子七日而入殓、七月而下葬；诸侯五日而入殓、五月而下葬；大夫三个月，士与庶人过一个月，贵贱不同，礼数也不同。所以葬期提前，称之为'不怀念亲人'；葬期延后不葬，称之为'怠慢'。按照礼制，这说明安葬有固定的日期，不必挑选年月，这是第一点。《春秋》又记载：'丁巳日安葬鲁定公，因下雨不能下葬，到了戊午日才完成葬事。'君子对此表示赞许。按礼，占卜安葬之日要选择靠后的日子，是从月末往前推移，用以避免显得不怀念亲人。如今的葬书却认为己亥日最为凶险，仔细查考《春秋》，在己亥日下葬的，共有二十多个家族，这说明安葬不必择日，这是第二点。按照礼制，周朝崇尚赤色，办大事在早晨；商朝崇尚白色，办大事在正午；夏朝崇尚黑色，办大事在黄昏。所谓大事，指的就是丧葬之事。这只是各按各朝所崇尚的颜色行事，并不选择时辰的早晚，这是第三点。子产与子太叔安葬郑简公时，当时墓地看守人的房屋正挡在灵柩要经过的路上，如果拆毁那间房屋，就能在清晨下葬；不拆毁那间房屋，就要等到正午才能下葬。子产不想拆毁房屋，想等到正午。子太叔说：'如果等到正午下葬，恐怕会让前来会葬的诸侯大夫们长久劳顿。'这只是从人事是否可行的角度考虑，并不考虑时辰的吉凶。曾子说：'安葬途中遇到日食，就在路边停留，等到天亮再走，这是为了防备意外之事。'依照旧书的说法，安葬多选取干、艮二时，那已接近半夜。如今查考《礼记》等经传，可知安葬并不选择时辰，这是第三点。葬书认为官爵富贵、寿命长短、子孙繁衍与否，都是安葬所导致的。《易经》说：'圣人最大的珍宝叫做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呢？叫做仁。'《尚书》说：'建立功业、成就事业，才可以使国祚长久。'从未听说过舍弃人事而去责求地形风水的。臧孙氏在鲁国有后代，没听说是因为葬得吉利；若敖氏在楚国断绝了后嗣，也没听说是因为葬得凶险。由此可见安葬的吉凶之说不可信，这是第四点。如今的葬法都依据五姓来判断吉凶便利，然而古代安葬都在国都的北面，赵氏的祖坟在九原，汉朝的皇陵，有的分散在各地，又哪里有什么上利

译、下利、大墓、小墓之说呢？然而刘氏子孙的宗族本支延绵不绝，赵国后代也曾与六国诸王并列，可见安葬以五姓判定吉凶的说法不可信，这是第五点。况且人有起初卑贱而后来显贵的，有开始通泰而最终困窘的，子文担任令尹，三次上任三次被罢免；柳下惠展禽三次被士师之职罢黜。他们祖坟的位置已经固定不变，可是名位却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由此可知荣辱升降，并不取决于安葬，这是第六点。世上的人被葬事的巫师所欺骗，竟忘记了捶胸顿足、悲痛哀伤的丧礼本意，反而寄希望于侥幸得福。于是相看坟茔陇亩，指望得到官爵；选择日期时辰，图谋财利。有的说逢辰日不能哭丧，便欣然接受吊唁；有的说同族不得靠近墓穴，竟穿着吉服不去送葬亲人。这样诡诈败坏礼俗，不能作为法度，这是第七点。"皇帝又下诏让吕才绘制方域地图和教习飞骑作战阵图，屡次称合帝意，提拔他为太常丞。麟德年间，吕才以太子司更大夫的官职去世。他一生参与编修书籍及著述很多。他的儿子吕方毅，七岁时就能背诵经书，太宗听说他聪敏，召见后感到惊奇，赏赐他成束的布帛，后长期担任右卫铠曹参军。母亲去世时，他因过度悲伤而死，用布车载运随同母亲的灵柩一起安葬。通达之人郎余令用白粥、清水、鲜嫩的草料在路边祭奠他，当时的人都为此感到哀伤。

△陈子昂

陈子昂，字伯玉，是梓州射洪人。家中世代富豪，十八岁时还不懂读书。有一天进入乡校，深有感触，痛下决心自我修身砥砺。文明初年，考中进士。当时高宗驾崩，准备将灵柩迁往长安安葬，而当时关中正逢荒年，陈子昂极力主张东都洛阳地势优越，可以营建山陵，于是上书说："我听说秦国占据咸阳，汉朝定都长安，凭借山河之险固，而天下都归服，是因为北面凭借代北、匈奴、宛地的物资之利，南面依靠巴蜀的富饶，转运关东的粮食收纳山西的储备，所以能够长驱直入、纵横天下。如今情况却不是这样，燕地、代地受匈奴逼迫，巴地、陇地遭吐蕃侵扰，秦地首尾不能兼顾，所剩下的只有三辅之地罢了。近来又遭遇荒年饥馑，百姓屡屡挨饿，从黄河以西开始，一路荒芜；沿陇山以北，更是不见青草。父兄辗转迁徙，妻子离散流离，幸赖上天悔祸，去年略有丰收，饥疲之余百姓才得以保全性命，然而流亡在外的人还未返回，田间地头无人耕种，至于蓄积粮食之事，尤其令人哀伤。陛下秉承先帝遗愿，正要长途跋涉、驾临西京。然而千乘万骑，从哪里供给呢？山陵的营造修缮，必定要征调劳役。驱使已经疲惫不堪的百姓，兴起数万人的劳役队伍；从京畿附近征调民力，督促鞭打老弱幼小的百姓，铲山运石，驱使他们去完成工程。春天耕作因此耽误，秋天收成因此绝望。饱经饥荒摧残的百姓，再次遭受艰苦。若有不堪忍受这困苦的，便会逃亡沦为盗贼，揭竿而起、呼啸作乱。这难道不值得深加考虑吗？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虞舜安葬在苍梧，大禹安葬在会稽，难道是喜爱边远夷地，而鄙弃中原吗？这是表示天子没有内外之分啊。周平王、汉光武帝都定都洛阳，而他们的陵寝宗庙却都在西边的旧土，实在是因为当时形势有所不可，所以舍弃小节而保存大局，去除祸患而求取福祉。如今洛阳附近的景山地势高峻秀丽，北面对着嵩山、邙山，右边遥望汝海，祝融氏、太昊氏的故都遗址就在这一带，这里作为皇家陵园的美好，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况且太原的粮仓储备巨万，洛口的粮食储备是天下之最。如果舍弃这些地方而不顾，倘若有鼠窃狗盗之徒，向西侵入陕郊，向东进犯虎牢关，夺取敖仓的一捧粮食，陛下又拿什么去阻止呢？"武后惊异于他的才华，在金华殿召见他，提拔他为麟台正字。垂拱初年，陈子昂逐条上奏三件利害之事，其中一条说：朝廷派出巡按天下的九道大使，本意是要申明官员的升黜赏罚、探求百姓的疾苦。我认为这个计划考虑得还不够周全。况且陛下派遣使者，是想让百姓知道天子日夜忧劳勤政，让群臣知道会依据政绩考核而任用，让奸邪凶暴之徒知道将要被铲除。既然如此，就应当选择仁厚可以体恤孤弱、明察可以振举滞留冤案、刚正可以折服强

译横之人的官员，然后派遣他们出去。这样一来，使者的车驾还未启动，天下人便已翘首以待了。如今使者尚未出发，路上的行人却已经在指点讥笑了。这样还想要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之人，怎么可能做到呢？宰相奉行诏书，有派遣使者之名，却无真正任用使者的实效，使者派出得越多，天下受害就越深，白白让百姓在道路上奔忙迎送，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其二，说刺史、县令是政令教化的枢纽所在，陛下要广布恩德、颁下诏书，必定要依靠刺史、县令谨慎地宣示奉行，如果用人不当，诏令就会被搁置在有关部门，形同挂在墙上摆设一样。所以说宰相，是陛下的心腹；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国家的兴衰，都系于这些职位上。如今吏部选调县令，就如同选补一名小小的武官一样，只考核资历，不寻求贤良之才，如果有不按常规破格用人的，天下就会喧哗议论，因此才导致庸碌之人占据职位，教化日益衰败。想要兴致太平之治，应当革除这种弊端。其三，说天下存在危险的契机，祸福都是由此而生的：契机安定，就有福；契机躁动，就有祸。如今军旅之事造成的弊害，使得夫妻不能安居，父子不能相养，已经有五六年了。从剑南到河陇一带，从山东的青、徐、曹、汴各州，到河北的沧、瀛、赵、鄚各地，有的困于水旱灾害，有的疲于兵役瘟疫，死亡流离几乎殆尽，幸赖陛下怜悯百姓失去生业，凡是征兵戍守调发之事，一律停止，使百姓得以夫妻团聚、父子相保，这可以说是能够安定这个危险的契机了。然而我担忧将相中有贪图夷狄利益、想要扩张领土增强兵力的人，会游说陛下重新触动这个契机，契机一旦触动，祸患便会酿成。应当修明文教德化，废除严刑峻法，劝勉农耕蚕桑，以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当时吐蕃九姓部落发生叛乱，朝廷下诏令田扬名征发金山道十姓部落的军队讨伐。十姓部落的君长率领三万骑兵作战有功，随后请求入朝，武后却因为责怪他们曾经不遵从命令、擅自击破回纥，不予准许。陈子昂上疏说："国家能够制服十姓部落，是因为九姓部落强大，十姓部落慑服于中原，所以势力微弱，甘愿听命于下属官吏。如今九姓部落叛乱逃亡，北方的部族丧失了君长首领，没有了统属；回纥也已残破，大漠以北的各部族已经不再归附国家。有心叛离的人想要互相勾结、遥相呼应，唯有金山各部落还能形成合力的态势。可是有关部门却以田扬名擅自击破回纥为由，归咎于十姓部落的罪过，拒绝并遣返他们、不让他们入朝，恐怕这不是笼络戎狄的长远之策啊。十姓部落对内没有得到国家的亲近信任之恩，对外又有回纥报复的祸患，心怀不安，就像受惊的鸟、疑惧的狼一样左右张望，那么河西各部族从此就会拒绝服从朝廷的命令了。况且夷狄之间互相攻伐，本是中原的福气，如今回纥已被击破，这件事已经无可指责了；十姓部落本无罪过，又不应当断绝他们的归附之意。他们的罪过至多止于田扬名一人，处置田扬名就足以安慰他们的首领了。近来朝廷下诏在同城暂设安北都护府，那地方正当大漠以南的要道，扼制匈奴的要冲，历来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我近来听说大漠以北归附的突厥人，已经有一千多帐，前来归附的还没有停止。甘州归降的部落有四千帐，也安置在同城。如今大漠以北经历丧乱饥荒之后，百姓无所依靠，陛下开设官府加以招纳，实在是保全戎狄的仁德之举。然而同城本来没有储备物资，而归附的部落难免受寒挨饿，因而互相劫掠。如今安北都护府有官府牛羊六千头、粟麦一万斛，可是城池孤立、兵力单薄，归附的人却日益增多，如果不加以救济抚恤，抢劫盗窃之事就会日渐增多。人之常情，以求生为最紧急的事，如今眼看着有粮食牛羊可作诱饵而不予救济，他们面临死亡怎能不去做盗贼呢？盗贼一旦兴起，安北都护府就难以保全，甘州、凉州以西也将岌岌可危，日后必将成为边患，其祸患不可估量。况且夷狄历代都会出现雄杰之人与中原相抗衡，如果有人突然兴起，招集离散的部众，众人或许会归附他。这是关系国家的重大契机，不可以失去。"他又谈到河西各州的情况，说自从用兵以来，公私

译储蓄尤其令人痛心。凉州每年耗费粮食六万斛，屯田所收获的粮食不能抵偿开垦的成本。陛下想要控制河西、平定叛乱，而这个州的资源已经空虚，不能轻易调动。甘州所积存的粮食有四十万斛，观察它的山川形势，实在是河西的咽喉要地，北面正当九姓部落，南面逼近吐蕃，敌情难测，窥伺着我方边境的空隙，所以甘州地域辽阔、粮食充足，是两面受敌之地。但户口只有三千户，能作战的士兵很少，而屯田范围广阔，仓库丰盈，瓜州、肃州以西，都仰仗它供应粮饷。一旦有十天不能运送粮食，士兵就已经饥饿难耐，可见河西的命脉系于甘州一地。况且它的四十多处屯田，水泉肥沃良好，不需要等待特别的天时，每年就能收获二十万斛，只是人力短缺匮乏，还没能全部开垦出来。以前吐蕃之所以不敢向东侵扰，是因为甘州、凉州的士兵马匹强盛，足以抵御他们的入侵。如今甘州积存的粮食虽然数以万计，但兵力太少，不足以制服敌人，导致吐蕃敢于大举入侵，焚烧积存的粮食，践踏各处屯田，那么河西各州，我方将凭借什么来防守呢？应当增派屯田驻军，对外可以用来防御盗贼，对内可以用来经营农耕，取几年的收成，就可以供养百万士兵，那么天兵所到之处，还有什么求之而不得的呢？后来吐蕃果然入侵，终究成为后世最严重的边患。

此后武后又谋划开凿蜀地山路，打算从雅州道剪除生羌部落，借此机会袭击吐蕃。陈子昂上书，用七条验证的理由劝谏阻止此事，说："我听说祸乱产生必定是由于怨恨积累。雅州边境的羌人，自国朝建立以来，从未有一天做过强盗，如今无罪却遭到杀戮，怨恨必定极深，怨恨深了就会像蜂群蚁群一样聚集起来，互相煽动而作乱，那么边境城邑就会连年用兵，防守不能解除，蜀地的祸患就此酿成了。东汉的衰亡败落，祸乱就是从诸羌开始的，这是第一条验证。吐蕃狡诈凶悍、抗拒朝廷诛讨已有二十多年，前些日子薛仁贵、郭待封率十万大军在大非川惨败，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李敬玄、刘审礼率领十八万大军在青海陷入困境，主帅本人也被敌人俘获，关陇一带因此空虚。如今竟想派李处一担任上将，驱使疲惫的军队去袭击难以侥幸取胜的吐蕃，这只会被贼人所耻笑，这是第二条验证。做事有的是求利反而招致祸害的，从前蜀地与中原不通，秦国用金牛、美女来引诱蜀侯，蜀侯派遣五位大力士开凿栈道、劈通褒斜谷道，来迎接秦国的赠礼。秦国随即出兵，蜀地因此并入中原，这是第三条验证。吐蕃早就贪爱蜀地的富庶，一直想图谋侵占，只是因为山路险要阻绝，才如同饿兽张口却无法咬到猎物一样无从下手。如今若撤去山中羌人的阻隔，开凿险要的山路，就会使敌寇得以趁乱奔逃、进而进攻边境，这等于是替敌人扫清道路、等着敌人来犯；把蜀地拱手送给敌人，这是第四条验证。蜀地是西南的一大都会，是国家的宝库，而且百姓富庶、粮食充裕，顺江而下，可以救济中原。如今图谋一时侥幸的利益，去对付西边的羌人，即便得到羌人的土地，也不值得耕种；即便得到羌人的财物，也不足以致富。这样反而是滥杀无辜的百姓，损害陛下的仁德，这是第五条验证。蜀地所依恃的是地势险要，蜀地所安定的是没有徭役。如今开凿蜀地的险要之地，役使蜀地的百姓，险要之地一旦打通，就便于敌寇进犯；百姓一旦被征役，就会耗费财力。我担心还没等看见羌人，奸邪盗贼已经在其中作乱了。以前，益州长史李崇真曾经谎称吐蕃侵犯松州，天子因此大举兴兵，急速转运粮饷以作防备，不到三年，巴蜀已经十分困顿，却连一个贼寇的影子都没见到，而李崇真贪污的赃款已经数以万计。如今莫非又有奸臣图谋私利，再拿讨伐生羌作为借口？这是第六条验证。蜀地的士兵懦弱，不懂兵法，一个敌兵拿着长矛，上百人都不敢抵挡。如果不能立刻击溃西部的敌寇，我担心蜀地的边境将因此守不住，而遭到羌人夷族的侵暴，这是第七条验证。国家近来废弃了安北都护府，撤走了单于都护府，放弃了龟兹，舍弃了疏勒。天下人都一致认为这是致力于仁德、不求扩张，致力于休养、不求杀伐。如今如果听从贪功之人的建议，诛杀无罪的羌人，给整个蜀地留下祸患，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当今山东正闹饥荒，关陇地区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实在是陛下应当

译安静下来、思考调和天人关系的时候，怎么可以兴动甲兵、大兴徭役，来自找祸乱呢？况且西边的军队已经失守，北边的屯戍也不利，边境百姓已经十分惊恐，如今又要兴举大军投入不可预料的战事，这只是浅陋之人才知道的争夺夷狄利益的做法，并非帝王应有的至高德行。"

后来武后又召见他，让他谈论为政的要务、当今不合时宜之处。陈子昂于是上奏八条建议：一、慎用刑罚；二、任用官员；三、识别贤才；四、消除疑虑；五、招纳谏言；六、鼓励奖赏；七、休止兵役；八、安抚宗室子弟。不久升任右卫胄曹参军。武后后来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陈子昂进献《周受命颂》。母亲去世，他辞官守丧，服丧期满，被提拔为右拾遗。陈子昂体弱多病，在职任上并不快乐。恰逢武攸宜征讨契丹，陈子昂随军担任参谋。军队行至渔阳，前军战败，全军震惊恐慌。武攸宜为人轻率，没有将帅的谋略。陈子昂劝谏说："陛下征发天下的兵力交付给大王统领，国家安危成败，就在此一举，怎能忽视呢！如今大王军中法度未曾建立，简直如同儿戏一般。希望大王能审察士卒的智愚，衡量他们的勇怯，估量敌我双方的多寡，用己方的长处去攻击敌方的短处，这才是雪耻之道。如果能听从我的浅见，分出麾下一万人马作为先锋，契丹这些小丑，指日可以擒获。"武攸宜因为他是个文人，谢绝不予采纳。过了几天，陈子昂又进献计策，武攸宜发怒，把他调离原职、降为军中管理文书的曹官。陈子昂知道自己与主帅意见不合，便不再进言。圣历初年，他以父亲年老为由，上表请求解官回乡侍奉父亲，朝廷下诏让他带着官职回乡奉养父亲。恰逢父亲去世，他在墓旁筑庐守孝，每每悲痛哀恸，听到的人都为之落泪。县令段简听说他家中富有，贪婪暴虐，想要加害于他。他家人送去二十万缗钱财，段简仍嫌财礼太少，便将他逮捕关进监狱。陈子昂因忧愤而死，享年四十三岁。陈子昂生性偏狭急躁，但是轻财好施，对朋友情深义重，与陆余庆、王无竞、房融、崔泰之、卢藏用、赵元最为交好。唐朝兴起之初，文章还承袭徐陵、庾信的浮华余风，陈子昂开始转变文风，趋于雅正。他最初写作《感遇诗》三十八篇，王适看了说："这个人必定会成为海内的文坛宗师。"于是请求与他结交。陈子昂所论述著作的文章，被当世人奉为楷模。他的儿子陈光与赵元子、赵少微都因文才而知名，陈光官至商州刺史，他的儿子陈易甫、陈简甫都官居御史之位。

王无竞

赵元

王无竞

王无竞，字仲列，世代居住在东莱，是宋朝太尉王弘之的远代后裔，家中财力充足，颇为负气任性、豪放不羁。他考中下笔成章科，调任栾城尉，三次升迁后任监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一次恰逢上朝时宰相宗楚客与杨再思离开班列站在一旁窃窃私语，王无竞举起手中的笏板说："朝廷礼仪崇尚恭敬，二位大臣不应当轻慢这常规典制。"宗楚客十分恼怒，把王无竞调任为太子舍人。神龙初年，他抨击权贵幸臣，被外放为苏州司马。张易之等人被诛杀后，他因为曾经与他们有过交往而获罪，被贬往广州，仇家假借朝廷诏命的名义将他杖杀了。

赵元

赵元，字贞固，是河间人。祖父赵掞，号称通儒，在隋朝时与同郡的刘焯一同被召到京城，补任黎阳尉，后迁居汲县。赵元年轻时志向远大、颇有谋略，喜好议论辩说，来到洛阳游历，士人们争相仰慕归附他，与他交往的都是官宦选调之人。他担任宜禄尉一职后，若非公事绝不多言，弹琴种药，如同隐士的操守一般。去世时享年四十九岁。他的朋友魏元忠、孟诜、宋之问、崔璩等人，一同为他议定谥号为昭夷先生。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五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六 列传十六

列传

唐【十六】

○唐十六

刘仁轨，裴行俭【裴光庭、裴稹、裴均】，娄师德。

刘仁轨

裴行俭

娄师德

△刘仁轨

刘仁轨，字正则，是汴州尉氏人。年少时家境贫贱，喜好学习。正逢乱世，不能安心从事本业。每逢一举一动，便在地上画字、对着天空比划，以此寄托所学，最终凭借博学广闻而知名。武德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瓌上疏议论政事，刘仁轨见到他的奏稿，为他修改润色，进言几句，任瓌为之惊讶诧异。他被以赤牒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