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二

译绚字质夫，常山人，凭借祖先的荫庇任寿安主簿，调任长子县令，督促征收公家拖欠的赋税，不用鞭打刑罚就能征齐。有一年大旱，府衙派遣官吏视察灾情，所蠲免的赋税才十分之一，刘绚极力争取却没有成功，便封还了朝廷的通知，请求更改。富弼感叹道："真是个好县令啊！"元佑初年，韩维推荐他经学明达、品行端正，任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推荐他为太学博士，最终在任上去世。刘绚勤学不倦，尤其精通《春秋》。程颢常常对人说："别人求学，若说勤敏是有的，但未必能长久坚持；至于刘绚，我是毫无疑虑的【按《名臣言行录》记载：刘绚从幼年束发之时，便跟从二程受学，天性孝顺友爱，乐于行善，不被异端邪说所迷惑。谨此附录】"

△李吁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考中进士，元佑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去世。程颐认为他的才能器识可以担当大任，等到他去世后，程颐写祭文祭奠他说："自从我们兄弟倡导阐明道学以来，能使求学的人观摩效法而信从的，只有李吁和刘绚两人罢了。"

△谢良佐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同在程颐门下求学，号称"程门四先生"。考中进士【按《名臣言行录》记载：授任秦州教授，又曾任渑池县令】。建中靖国初年，在京师任官，被召见对答时触忤圣旨，外放监管西京竹木场。后因流言被牵连下诏狱，废黜为平民。谢良佐记忆学识广博，与人交谈时引用前代史事，甚至一字不差。若有事理没有讲透彻，脸上便会冒汗。他与程颐分别一年后再次前去拜见，程颐问他这一年有什么长进，他回答说："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罢了。"程颐十分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人是个能刻苦钻研、恳切求问而善于就近思考的人啊【按《名臣言行录》记载：谢良佐平生从不向人乞求什么，在书局任职时，也不去拜谒执政大臣，有人劝他去，他回答说："他们哪里能陶冶造就我，我自有天命。"这件事《宋史》没有记载，谨此附录】。"他所著的《论语说》流传于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与兄长游醇都以文才品行知名于世。程颐在京师见到他，认为他的资质可以增进大道。程颢兴办扶沟县学，招他前来求学，他于是完全抛弃了以前所学而转向理学。考中进士，调任萧山县尉【按朱熹所撰祠堂记记载，游酢刚开始做官时，县里有一桩疑难案件十年未能判决，游酢代理县事，一经审问便查清了实情并了结此案，精明干练如同经验丰富的官吏，人们都佩服他的明察。《宋史》没有记载，谨此附录】。朝中大臣推荐他的贤能，召他任太学录，升为博士。因奉养双亲不便，请求出任河阳知县。范纯仁任颍昌府知府，征辟他为府学教授。范纯仁入朝为相后，他又任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年任监察御史，历任知汉阳军，以及和州、舒州、濠州知州后去世【按《东都事略》记载：游酢所著有《中庸义》《易说》《二南义》《语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张绎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境十分贫寒，年纪已大还不懂得求学，在市集上做雇工出力谋生。有一次听到县官出行传呼的声音，心中十分羡慕，便问旁人说："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旁人说："这是读书……

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罢了。”（他）于是发愤努力求学，因文章而在乡里出名，认为应付科举考试的那套学问，不值得去钻研。他曾游历僧舍，见到一个叫道楷的僧人，将要剃发出家跟随他学佛。当时周行己在河南做官，告诫他说：“为什么舍弃圣人的学问去学佛？”日后程先生回来了，值得拜他为师；恰逢程颐从涪州归来，于是前往拜师受业。程颐赞赏他的聪颖领悟，他读《孟子》中“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句话时，感慨之间似有所得。还没来得及出仕做官便去世了。程颐曾说：“我晚年得到两位弟子，其中一位说的就是绎。”

译与尹焞（合传）

　　△苏昞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最初求学于张载，后师事二程（程颢、程颐），完成学业。元佑末年，吕大忠推荐他，从平民身份被起用为太常博士。后来因元符年间上书而被列入邪党名籍，被编管发配到饶州，死在那里。

　　△尹焞

尹焞，字彦明，又字德充，世代是洛阳人。曾祖尹仲宣，有七个儿子，其中两个有名声。长子尹源，次子尹洙。尹源生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尹焞，尹焞年少时师从程颐。他曾经参加科举考试，考题涉及诛杀元佑诸臣的议论，尹焞说："唉，这样的题目还能用来求取功名吗？"不作答就走出考场，告诉程颐说："我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了。"程颐说："你还有母亲在世，要考虑赡养。"尹焞回去告诉母亲，陈母说："我只知道你要用善行奉养我，不知道你要用俸禄来奉养我。"程颐听说后说："真是贤德的母亲啊！"尹焞从此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焞跟随老师求学，与河南张绎同时。张绎以见识高超著称，尹焞以行为笃实著称。程颐去世后，尹焞在洛阳聚集门徒讲学，除了吊丧和探病，不出家门，士大夫都敬仰他。靖康初年，种师道推荐尹焞，说他的德行可以担任劝讲之职，朝廷召他到京城，他不愿留下，皇帝赐给他"和靖处士"的称号。梅执礼、吕好问、邵溥、胡安国也一同推荐他，但没有得到回音。

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尹焞全家遭害，他被打得奄奄一息又苏醒过来，门人把他抬到山谷中才幸免于难。刘豫命令伪朝的将帅赵斌以礼相聘请尹焞，尹焞不肯依从，赵斌就用武力威吓他。尹焞从商州逃奔蜀地，到阆州，在一户人家门前得到程颐《易传》中的十卦，进入吕稽（地名）中，又从女婿邢纯那里得到全本，跪拜接受。绍兴四年，他停留在涪州——这正是程颐当年读《易》的地方——开辟了三畏斋来居住，当地人都不认识他的面貌。侍读范冲举荐尹焞代替自己的职位，朝廷授予他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他以病辞谢。范冲上奏请求给他路费，派遣漕运官员奉诏到涪州，亲自迎接，绍兴六年他才启程，先写文章祭奠程颐然后上路。

此前，从崇宁年间以来，朝廷一直禁锢元佑学术，高宗渡江之后，才开始召用杨时，安排在侍从之列，又召胡安国担任给事中、中书舍人，范冲、朱震都在讲席，极力推荐尹焞。尹焞被召之后，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攻击程氏之学，请求加以排斥禁绝。尹焞到九江时，上奏说："臣僚上言说程颐的学说惑乱天下，我确实师从程颐将近二十年，学习已经专精，自信十分坚定。如果让我滥竽充数列于经筵讲席，我所讲述阐发的，不过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若舍弃我所学的，就是欺骗君父。加上我疾病缠身，衰弱不堪，无法支撑，于是就留下不再前进。"

胡安国当时奉祠居住在衡阳，上书说："想要让求学的人遵循中庸之道，效法孔孟，却又禁止他们遵从程颐的学说，这就像想进屋却不走门户一样。"朱震也以疾病为由请求离去。当时赵鼎已经罢相，张浚独自担任宰相，于是召回胡安国，让他以内祠身份兼任侍读，同时上章推荐尹焞，称赞他拒绝刘豫招揽的气节，并说他的学问修养有远超常人之处，请求命令江州地方官迅速送他到京城。尹焞又以病推辞。皇帝说："尹焞可以说是恬淡谦退了。"下诏任命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促他就职。尹焞这才在绍兴八年就职，后升为秘书少监。不久，他极力请求辞去官职。皇帝对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且不论尹焞的学问渊源，仅仅足以为后进树立楷模这一点，让他置身朝班，也是朝廷的气象所在。"于是任命尹焞为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同时仍留在经筵侍讲。后又授太常少卿，仍兼说书。不久他又称病请假，改授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当时金人派遣张通古、萧哲前来议和，尹焞上疏恳切劝谏，又写信给秦桧说："如果和议一旦达成，对方将日益强盛，我方将日益懈怠。当今的上策，不如自己修明政治。修明政治的要点，对内在于进用君子、疏远小人；对外在于奖赏必合功劳

译、惩罚必合罪过，使君主的孝悌之德通达于神明，道德在勉力践行中养成，不要因贪图小聪明、拘泥小节而图谋大的功业，那就十分幸运了。"这封奏疏和书信都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尹焞坚决辞去新的任命。绍兴九年，朝廷任命他为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他又推辞，并且上奏说："臣职责在于劝讲，却没有什么阐发建树，一个月之间，接连告病，白白享受优厚俸禄，对圣明无所裨益。先圣曾说过：'能尽力任职就任职，不能的就该辞去。'这是第一条应当离去的理由。臣出身草野，误蒙召用，坚守正道的话语，都写在训词之中；而臣却贪恋恩宠荣耀，于是改变了向来的操守，使朝廷破格提拔的美举，反而落到贪图利禄、苟且求取的人身上，这是第二条应当离去的理由。近来我曾不自量分守，谈论国家大事，见识迂腐浅陋，如今已经得到印证。看我这样的庸碌愚钝，怎能担当时用？这是第三条应当离去的理由。臣自从被擢升为礼部侍郎以来，从未真正供职，因病请辞，反而获得破格提升。臣有什么功劳，能够承受这样的恩遇？这是第四条应当离去的理由。国朝的典章法度，按照礼经的规定，年满七十岁，都应当退休。如今臣的年纪已经到了，加上疾病缠身，血气已经衰弱，此时应当以贪恋禄位为戒。这是第五条应当离去的理由。臣有这五条应当离去的道理，却没有一条可以留下的理由，请求准许我告老还乡。"

皇帝任命尹焞提举江州太平观，因年老告老退休，晋升一级官阶后退休。尹焞自从进入经筵以来，就一直请求退休，朝廷总是以礼相留。等到张浚、赵鼎相继离职，秦桧当政后，见到尹焞议和的奏疏以及给自己的信，心中已经不悦，到这时便不再挽留他。绍兴十二年，尹焞去世。尹焞跟随程颐求学，为人质朴正直、宽宏刚毅，切实履行所学之道。程颐曾用"鲁钝"来称许他，并且说："我死后能够不失其正道的人，就是尹家的这个孩子。"著有《论语解》以及与门人问答的记录，流传于世。

　　△杨时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幼年时便聪颖异常，能写文章。稍长之后，潜心研习经史。熙宁九年，考中进士。被任命官职却不去赴任，而是以师礼在颍昌拜见程颢，两人相处十分投契。杨时归去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学说要向南方传播了。"四年后程颢去世，杨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这时他年纪已将近四十岁了。有一天他去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目静坐，杨时和游酢站立在一旁侍候不肯离去，等到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深了。

关西的张载曾经写作《西铭》，二程对此极为推崇佩服，杨时怀疑其中的思想近于墨家的兼爱，就与老师程颐往复辩论，听到"理一分殊"的说法后，豁然开朗，不再有疑惑。他闭门不出仕十年，很久之后，历任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知县，都有惠政。张舜民在谏院任职时推荐他，得任荆州教授。杨时安于在州县任职，从不追求显达，但德望却日益隆重，四方的士人不远千里前来跟从他求学，称他为龟山先生。

当时天下多事，有人向蔡京进言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必定要失败，应该引荐旧德老成之士安置在身边，或许还能挽回。蔡京认为有理。恰好当时有出使高丽的使者，高丽国主问龟山先生在哪里，使者回来后把这话报告上去，于是朝廷任命杨时为秘书郎，又升为著作郎。等到面见皇帝奏对时，他说："尧舜说要'允执厥中'，孟子说商汤'执中'，《洪范》说要'皇建其有极'，历代圣人，都遵循这个道理。熙宁初年，大臣借用六艺的言论来推行自己的私意，祖宗的法度几乎被更改殆尽；元佑年间接续，全部恢复祖宗旧制，熙宁的新法全部废除，到绍圣、崇宁年间，又变本加厉。凡是元佑年间的政令措施，只要写在法令条文中的，都被焚毁以消灭痕迹。从此朝廷分为两党，士大夫之间的祸患，至今没有消除。臣希望陛下明诏有关部门，把祖宗的法度条列出来，作为纲目，其中适宜于当今的就施行，应当增删的就增删，元佑、熙丰两朝的旧账姑且搁置不论，一律趋于中正而已。"

当时朝廷正谋划收复燕云地区，对内外时局，杨时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病，认为燕云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节省转运的劳苦；招募边

译民担任弓弩手，来削弱敌方常胜军的势力。又说都城四通八达，没有高山大川作为屏障，卫戍将士人人怀有异心，紧急时刻不可依靠，执政大臣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在皇帝面前力陈，君臣应当在没有战事时保持警戒，请求编纂《宣和会计录》，来全面掌握天下财物的收支数目。徽宗对此表示赞许，任命他为迩英殿说书。

听闻金人入侵，他对执政大臣说："如今的事态已经像堆积的柴薪一样危险了，应当自我奋励振作以警醒天下的视听。如果表现出怯懦的样子，萎靡不振，那么大势就完了。要害之地，应当严加防守，等到敌军逼近都城，那时防守又有什么用呢？靠近边境的州军，应当坚壁清野，不要与敌交战，使敌人自行陷入困境。如果敌人攻城略地，应当派遣援兵追袭，使他们腹背受敌，就可以制胜了。况且如今最要紧的事情，应当以收拢人心为先。人心不归附，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坚固的铠甲、锐利的兵器，也不足以依恃。免夫钱这项差役，毒害遍及全国；京城的搜刮聚敛，东南地区的花石纲，为害尤其严重。此前虽曾下诏废止，但废止的诏书墨迹未干，花石进贡的船只已经又接连不断了。如今虽然重申前令，但祸根没有铲除，谁又会相信呢？想要招致人心归附，就要除去这三件事，这正是当今最先要做的事情。"

金人围困京城时，各路勤王的军队汇集却没有统一的指挥。杨时说唐代九节度使的军队，因为不设立统帅，即使有李光弼、郭子仪那样善于用兵的将领，尚且难免遭受挫败。如今各路的乌合之众，臣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明示纪律，然后士兵才能听从指挥。他又说，童贯身为三路统帅，敌人入侵边境，他却弃军而逃，按律应当处死，罪责不可宽恕，朝廷却置之不理，所以梁方平、何灌相继逃跑，应当依照正当的刑律处置童贯，以此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童贯掌兵二十多年，屡次导致军队覆灭、将领战死，一步步酿成今日的局面。近来听说防守都城仍旧任用宦官，前车之覆，不可重蹈。奏疏呈上后，杨时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次退兵时，议论的人想要割让三镇来讲和，杨时极力陈说不可，说："河朔是朝廷的重镇要地，而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屏藩。一旦放弃它们，敌方的骑兵便可长驱直入，直贯我方的腹心地带，不出几天就能到达京城。如今听说三镇的百姓已誓死抵抗，敌人在前受阻，我方再以重兵尾随于后，事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像种师道、刘光世这样的人，都是一时的名将，刚刚到来却还没有被任用，请召见询问作战方略。"奏疏呈上后，钦宗下诏出师，但议论的人大多首鼠两端。

杨时又上疏抗争说："听说金人驻扎磁州，相州，攻破大名，肆意劫掠，没有止境。盟约的墨迹未干，就已经背弃。我们即使想专心遵守和议，也是不可能的。越过几千里之远，侵犯他国国都，这本是危险的举动。他们看到勤王的军队从四面聚集而来，也心生畏惧而撤退，并非爱惜我们而不进攻。朝廷把三镇三十州的土地割让给他们，这是在帮助敌人来攻打自己。听说肃王当初与敌方约定，到黄河就返回，如今却被挟持前往，这是最大的背弃盟约的行为，臣私下认为朝廷应当以此责问肃王一事，敌方背弃盟约的责任必须要得到肃王的说法才能确认。"

当时太原被围困数月，而姚古逗留不进，杨时上疏请求诛杀姚古以整肃军纪，选拔可以担当重任的偏裨将领来代替他，没有得到回复。李纲被罢免后，太学生们跪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留用李纲与种师道，聚集的军民有数十万人，朝廷想要防范禁止他们。吴敏请求任用杨时，以安抚太学。杨时得到召见奏对，说太学诸生忠于朝廷，没有别的用意，只需选择德高望重、行为端正的人担任正副祭酒，人心自然安定下来。钦宗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

杨时首先进言说，三省是政事的发出之地，六部分别掌管各自的事务，如今却另外设置官属，新进用的年轻

译人未必比六部的正副长官贤能。又说蔡京当权二十多年，以继承神宗的政策为名，实际上是挟持王安石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所以推崇尊奉王安石，加封他为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的祸患，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的。他谨慎地指出：王安石挟持管仲、商鞅的权术，借用六艺经典的名义来粉饰奸邪之言，变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就已经说过它的危害，会在几十年后显现，如今的事态，果然与他所言相符。王安石的邪说不可一一列举，姑且用一两件事来说明。当年神宗曾经称赞汉文帝，因珍惜百金而不建露台，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够以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的财富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守财的说法，不是正理。"他竟不知道尧舜住的是茅草屋、土台阶，大禹说要"克俭于家"，那么耗尽天下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做法，一定不是尧舜之道。此后王黼以三公之尊领导应奉司，号称是奉承皇上，实际上是王安石带的头。他解释《凫鹥》最后一章时，说依道而守成的人，役使百姓，泰然而不骄横，主宰万物，耗费而不奢侈。这一章本是说能够持盈保泰，则神灵祖先都会安乐，而不会有后患。王安石偏偏做出这样的解释，来激发人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率浪费、妄自挥霍，把奢靡当作实际的事情来做，正是王安石带的头。请求纠正王安石学术的谬误，追夺他的王爵封号，明诏中外毁去他配享孔庙的塑像。

奏疏呈上后，王安石便被降级排除出从祀之列。谏官冯澥极力主张维护王氏之学，上疏诋毁杨时。恰逢学官之中有争论的人，皇帝有旨将学官一并罢免，杨时也因此被免去祭酒之职。

【按胡安国撰写的《杨时墓志》记载：杨时又说，绍圣初年，章惇、蔡卞当权，想要报复私怨，于是上疏诬陷宣仁太后，把大逆不道的罪名加在王珪身上，把定策拥立的功劳归于蔡确，自己也参与其中。这并非出于对蔡确的偏私，其实是他们自己因此中伤元佑年间的人罢了。如今请求陛下取来绍圣年间所修撰的《元佑时政记》查阅一遍，或可彻底昭雪王珪身为臣子却蒙受不忠之名的冤屈，追夺蔡确冒领的封赠之典，凡是不当的恩泽，都应予以改正，以消除天下郁积的怨气。皇帝于是下诏改正《宣仁圣烈皇后谤史》一事。《宋史》本传末尾记载了这件事，在此谨附记。】

杨时又说，元佑年间受到褒赏的名单中，只有司马光一人得到独特的褒扬显耀，而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靖国初年，谏官陈瓘已经得到褒扬赠官，却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佑年间的诸位大臣都依次得到平反昭雪。不久杨时四次上章请求辞去谏议大夫之职，辞去给事中的职务，请求退休，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极力辞去直学士的任命，改任徽猷阁待制。在辞别陛下时，他仍上书请求挑选将领、训练士兵，做好作战和防守的准备。

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工部侍郎，在皇帝面前奏对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把研习经典作为要务的，兼任侍读，请求编修《建炎会计录》，请求体恤勤王的军队，宽容进谏的人。他接连上章请求外调，最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不久便告老退休，以原来的官职致仕。他在乡里居住，以著书讲学为事，去世后，谥号文靖。

杨时所交往的都是天下的名士，前辈学者陈瓘、邹浩都以师礼对待杨时。等到朝廷渡江南迁之后，东南地区的学者都推崇杨时为程氏学说的正宗传人，他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学问尤其多。杨时在州县辗转任职四十七年，晚年在谏院任职仅仅九十天，他所论列的事情都切中时事，而其中最重大的，就是驳斥王安石的经学，排斥靖康年间的和议。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佑学术，以及朱熹、张栻能够得到程氏学说的正统传承，其源流脉络都出自杨时。李迪也曾努力研习经学，也曾师从程颐。

　　△罗从彦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人，凭借多次科举应试积累的恩荫，担任惠州博罗县主簿。听说同郡的杨时得到了河南程氏之学，他心怀仰慕，等到杨时担任萧山县令时，就徒步前往求学。杨时仔细观察他之后，高兴地说："只有罗从彦可以与他谈论道理。"从此日益亲近。杨时的

译弟子有一千多人，没有能赶得上罗从彦的。罗从彦曾经与杨时讲论《易经》，讲到乾卦九四爻时，杨时说程颐（伊川）的解说很好，罗从彦就卖掉田地前往洛阳拜见程颐，向他请教。程颐反复地解答告诉他，等他回来把情况告诉杨时，杨时说："从龟山（杨时自号）那里听到的，也已经具备这些了。"于是罗从彦就回去完成学业。

沙县的陈渊是杨时的女婿，曾经拜访罗从彦，交谈了一整天才返回，他对人说："自从我与仲素（罗从彦）交往以来，听到了从未听过的道理，他学问深奥、节操清正，堪称南方学界的领袖。"此后，罗从彦在山中修筑房舍，断绝了出仕的念头。他曾采录祖宗的历史旧事，写成《遵尧录》，靖康年间，本打算献给朝廷，恰逢国难，未能实现。

他曾经与求学的人谈论治国之道说："祖宗的法度不可荒废，祖宗的德泽不可依恃。荒废法度，就会引发变乱之事；依恃德泽，就会滋生骄纵怠惰之心。自古以来德泽最深厚的，莫过于尧舜，假使子孙可以依恃，那么尧舜必定会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法度最严明的，莫过于周朝，假使子孙能够世代守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基业，即便到今天也应当还存在。"他又说："君子在朝为官，天下就一定太平，因为君子当政，常常说出忧虑乱世的话，使君主多生忧患，从而生出为善之心，所以天下太平。小人在朝为官，天下就会大乱，因为小人当政，常常说出粉饰太平的话，使君主多生逸乐之心，从而滋生怠惰之心，所以天下大乱。"他又说："天下的变乱，不是从四方开始，而是从朝廷开始的。就好比人体元气受损，寒暑之邪就容易侵入；树木的树心受损，风雨就容易将其摧折。所以内有李林甫那样的奸臣，外面就必定会有安禄山那样的叛乱；内有卢杞那样的奸臣，外面就必定会有朱泚那样的叛变。"

他论述士人的品行说："周公、孔子的用心，是要使人明白道理。求学的人如果真能明白道理，那么周公、孔子的用心自然就能领会于心。"他又说："士人立身于朝廷，应当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不会有过失；忠厚，天下就不会有怨言。一味正直而不忠厚，就会渐渐流于苛刻；一味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他的议论醇厚端正，大致如此。朱熹说，杨龟山（杨时）在东南地区倡导道学，跟随他学习的士人很多，但能够潜心钻研、身体力行、担当重任、达到极致的，只有罗仲素一人而已。绍兴年间去世，学者们称他为豫章先生，淳佑年间被追谥为文质。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二十四岁时，听说同郡人罗从彦得到了河洛（程氏）之学，就写信拜谒他，说愿意在他门下受业，以便请教心中的疑惑。跟随罗从彦多年，学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义理。罗从彦喜好静坐，让李侗在静坐中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探求所谓的"中"，久而久之，李侗对于天下的道理，能够融会贯通，逐一消解领悟，各自条理清晰，罗从彦对此屡屡称许。

此后李侗退居乡野田舍，谢绝世俗的往来，前后四十多年，饮食有时甚至不能充足，却依然怡然自得。他侍奉双亲孝顺恭谨，二哥性情刚烈，常常冒犯他，他却总能博得二哥的欢心相待。家庭内外，和睦愉悦，肃穆有序，虽然安静得听不到人声，各种事务却都能自行料理妥当。亲戚中有贫穷不能婚嫁的，他就替他们筹划资助。与乡人相处，饮食言笑，整天都是和悦融洽的样子。

他教导后学，回答问题从不厌倦，虽然按照学生的深浅程度施教，但一定要求学生从反躬自省、自我体悟做起，所以他说："治学问道之法，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样的话，即使有一丝一毫私欲萌发，也会自然消退。"他又说："求学的人的毛病，在于没有经历过那种豁然贯通、如冰消融的境地。就像孔门弟子整日聚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又能以孔子为依归，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感悟而受到教化的人很多，只怕在融会贯通而尚未脱落窒碍之处，不是言

译语所能表达的。"他又说："读书的人，知道书中所说的道理，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从自身出发去求索，那么凡是圣贤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自己尚未达到的，都可以通过努力去接近。如果只是从文字上去求索，用来充作诵说的谈资，那不流于玩物丧志的，就很少见了。"

他谈论《中庸》说："圣人这一脉相传的学问，这部书用来开导启发后学，可以说没有遗漏了。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又是这整篇书的要旨所在。如果只是死记硬背，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亲身体察，切实见到这个道理。就像颜回感叹夫子之道卓然高远，仿佛有所领悟，却又不曾离开心目之间，然后扩而充之，无所不通，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谈论中庸了。"

他谈论《春秋》说："《春秋》里的每件事，各自阐明一个道理，就像观赏山水一样，虽是同一步伐前行，山川形势却各不相同，不可拘泥于一种成法。然而之所以难以言说，是因为常人的心思，往往推测不到圣人未曾说明的深意，而圣人洒脱自如的境界，又怎能没有偏差呢？"

李侗虽然闲居乡野，看似对当世之事没有意愿参与，但忧时伤国，谈论时事，往往言辞激昂，感动他人。他曾说："如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所以人心邪僻，不堪任用，导致上下之情阻隔不通，国家因此日益衰弱；义利不分，是从王安石当权以来，人心陷溺其中，至今尚不自知，人们只知逐利而不知道义，那么君主的权势就会日渐孤立。君主应当在这方面加以留意，不然的话，就正如古语所说的'虽然仓库中有粮食，我又怎能真的享用呢'。"

当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侗是同门学友，向来敬重李侗，就派儿子朱熹跟从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了李侗学问的真传。沙县人邓迪曾经对朱松说："愿中（李侗）就像冰壶秋月一样，莹澈无瑕，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比得上的。"朱松认为这话说得很中肯。

朱熹也称赞李侗禀赋刚劲特出，气节豪迈，而修养积累到纯粹圆融的地步，不再有锋芒棱角，精纯的气质表现在面容神情之中，面色温和，言语严正，神情安定，气度和平，无论言语沉默、动静举止，都端庄从容，仿佛自然之中自有一定的法度。平日里为人处事恭谨谦和，似乎对事情没有明确的可否之见，但等到应对事情的变化时，用义理来加以裁断，却有一种斩钉截铁、不容侵犯的气概。朱熹又说，自从跟从李侗求学离开后又重新回来求教，所听到的道理更加超凡卓绝，他在学问上不断精进就是这样。

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都考中进士，在邻近的州郡担任官吏，多次请求迎养父亲。李侗归乡途中到武夷山，正逢福建路帅汪应辰派人带着书信礼物来迎接他，李侗前往拜会。到达的当天，旧病发作，随即去世。【按《名臣言行录》记载，谥号为文靖。】李信甫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后升任广东、江东路提点刑狱，因为特立独行、不容于朝廷而离职。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三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四·儒林传七

　　儒林传

　　宋【五】

　　○宋五

王当、胡安国【胡寅、胡宏、胡宁】范冲、陈旸【陈祥道】朱震。

　　王当

　　胡安国

　　范冲

　　陈旸【陈祥道】

　　朱震

　　△王当

王当，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年时喜好学习，博览古今典籍，所选取研习的唯有辅佐君王的大方略。他曾经说："三公议论治国之道，经营治理邦国、调理阴阳，安抚镇定四方，亲近抚附百姓，这些都出自同一个道理，说起来虽然重大，但施行起来却很容易。"他曾经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退居田野，感叹说："士人立身于世，如果不能施展自己的才用，就一定要通过著述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于是撰写了《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们争相传阅抄录。

元佑年间，苏辙以贤良方正科推荐他参加廷对，他慷慨陈词，不回避权贵，策论评定入第四等，被任命为龙游县尉。蔡京任成都知府时，举荐他担任学官，王当没有接受。此后蔡京担任宰相，他便不再出仕。王当致力于经学，尤其精深于《易